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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伟大的中国人(1985)

作品:丑陋的中国人(人文版) 作者:柏杨 字数: 下载本书  举报本章节错误/更新太慢

    执笔者朱桂先生。(文载一九八五年三月十三日洛杉矶《论坛报》。四月十二日台北《自立晚报》。五月十六日香港《百姓半月刊》。)

    柏杨先生有一篇讲辞:“丑陋的中国人!”我的意见跟他相反:“伟大的中国人!”

    凡是中国人聚居的地方,诚于中,形于外,第一个表征,便是“挤、噪、脏、乱”,“挤”是为了看热闹;“噪”是为了先声夺人;“脏”是为了和光同尘;“乱”是为了自由自在。

    中国人对别人痛苦的关心,表现在看热闹上。杀头要看,死人要看,失火要看,淹水要看,大车祸更要看。别人的遭遇越凄惨,看得就越起劲,不如此,便平白丧失了享受人生幸福的大好时机。“怜我世人,忧患实多”!看着别人的悲痛,而庆幸自己幸免于难,实为人生最大的一项享受。

    十几年前,台湾纵贯全岛的南北高速公路正在修筑的时候,台北基隆之间,只有一条北基一路,有一次,在汐止国民小学前,发生了车祸,一位穿越马路的学童,被疾驶中的汽车辗死在马路当中,那辆肇事的车辆竟在众目睽睽之下,扬长而去,成千上万的目击者,居然没有一个人肯挺身而出,向警政机关提供凶手的任何线索,更不要说记下行凶车辆的牌照了。大家只一窝蜂地涌向现场去看热闹,警察先生用尽一切镇暴手段,大力防堵,群众却像潮水一样排山倒海而来,顿时把一条马路堵塞的水泄不通。人群中有一个约莫四十多岁的壮健男子,一脸的兴奋,嘴里不干不净地说着:“干那娘!又辗死人了!”兴高采烈地由人潮中挤进来,准备一睹这难得一见的精彩镜头。等到他挤进圈子里一看,突然,像触电一样,放声大哭……十几年了,我只要一闭上眼睛,脑子里仍清晰地存留着那副景象。

    几年前,台湾高速公路三义段,曾经发生过一次六七十辆大小车辆追撞的大车祸,最初的原因,只是一辆车出了车祸,过路的车子停下看热闹,以致后来的车刹车不及,互相追撞,闹了个一塌糊涂。在有中国人的地方,只要有灾难发生,总少不了一拥而上看热闹的观众,熊熊大火燃烧着屋宇,烈焰腾空,被困在火海中的灾民呼天抢地,在火场和救火队之间永远隔着一圈看热闹的人墙。深山中,矿坑发生了灾变,无数矿工被困坑底,生死存亡,只在呼吸之间。这时节,一定有许多“好心人”,不辞山高路远,长途跋涉,组成一团乱糟糟的人群,堵在矿坑口,和营救人员争路。只要有糖的地方,不管多隐密,蚂蚁都会闻风而至,火车出轨,飞机失事,大水决堤,有人自杀,枪决要犯,中国人都会像蚂蚁闻到糖一样赶来看热闹。

    二十多年前,有一个男子,一时想不开,爬到台北市馆前街某大饭店的十楼顶上,扬言要自杀。顿时招来了满坑满谷看热闹的观众,警察大人如临大敌,一面在楼下撒下了安全救护网,一面派人上楼去劝说,新闻记者端起照相机,取好镜头,准备猎取那最珍贵的一刹那,那男子却也作怪,任凭警察老爷说破了嘴,他仍坚持非自杀不可,可又不肯立刻就跳,就这样一点钟两点钟干耗着。中国人看热闹的耐心是天下第一的,抬头仰望两三小时,脖子再酸,也不肯休息片刻。眼看对面火车站前的时钟已经敲出十一点了,跳的还不肯跳,看的还不肯走,这时候,有一个提着空菜篮的主妇,嘴里嘟嚷着道:“要跳还不赶快,老娘等着看完了还要去买菜!”

    为什么中国人爱看灾难场面呢?因为中国人的一生就是一场灾难,作一次中国人就经历一次浩劫。灾难永远是中国人的孪生兄弟,谁也免不了的,只争什么时候来,什么地点来。《道德经》上说:“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苦和乐,幸福和灾难,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他人骑马我骑驴,向前看,我不如,向后看,还有推车汉,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别人遭遇到莫大痛苦,而我侥幸逃过,看着别人的悲惨遭遇,想一想自己幸免于难之乐,这种享受在一生之中,难得遇上几回,不把握时机,充分享受,岂非罪孽?中国人一直都是悲剧的主角,一旦遇上别人上演悲剧,怎肯轻易错过?

    记得抗战的时候,在重庆朝天门江畔,冬令水浅,渡轮不能直接靠码头,必须经过一段简陋的浮桥。渡轮一靠岸,所有的乘客照例要使出中国人的传统特技,冲锋陷阵,争先恐后,拼命拥挤,有一位老太太被挤落江中,载浮载沉,岸上成千上万的人看热闹,江面上千百只大小船只也在看热闹,就是没有一个人想到要救人。这时候,人群中来了一位美军,脱掉大衣,纵身跳入江中,经过了千辛万苦,总算把那落水的老太太救了起来。那位美军完成了救人的壮举后,去找自己脱下的大衣,却已不知去向。

    洋军人只掉了一件大衣,在下的遭遇可就更惨了。三十五年前,我在台中火车站,遇见了一件影响我一生的事情,有一位单身的陌生人,突然病倒在车站门口,当时的情况非常紧急,我竟贸贸然招来一辆三轮车,把他送到医院去急救,到了医院,还没有办好手续,那位陌生人就已咽气了。医院里要我立刻把尸体搬走,以免影响他们的生意。我孤零零一个人,人生地不熟,教我把一具不知名的死者尸体搬到哪里去呢?幸而医院招来了警察,警察要我供出死者的姓名,死亡原因,还要我把尸体安顿在一个适当的地方,听候检察官来检验。折腾了一天,好容易找到了死者的家属,他们一来即提出了一个更严重的问题,说死者身上的五十块钱不见了。我又被警察抓去问口供、作笔录、找保人,一直忙了一个月,幸而祖上有德,死者家属终于讲了老实话,原来恐怕我要他们归还代垫的车钱、寄尸费,所以谎称丢了五十块钱,先“将”我一“军”,千幸!万幸!乡下人老实,只说丢了五十块钱,他们倘若说丢了五万块钱,那我岂不要坐一辈子牢。

    中国人对别人的苦难,以明目张胆、兴高采烈的看热闹的方式,寄其同情;对于别人的成就和幸福,则以讳莫如深、极端隐密、极端恶毒的嫉妒心待之。宽宏大量的中国人绝不能容忍相识的人比自己强,尤其同是苦难队伍中的难友,绝不能容忍其中任何一份子脱离苦海。所谓“见不得穷人米汤碗上起皮”。大家都穷得喝米汤熬日子,万一有人多弄了点米,米汤煮得稠了些,碗面上居然结了一层薄皮,这可不得了啦,斯可忍,孰不可忍。非把他整垮不可。大家都吃阳春面,快快乐乐,相安无事,一旦情况改变,我只能吃肉丝面,你居然大吃排骨面,那我这日子怎么能过?“己饥人饥”,便不觉其“饥”,“己溺人溺”,便不觉其“溺”,跳井也得找个垫背的。在中国人的社会里,从失败者的口中可知:成功者永远欠失败者的情。老朋友绝不能做成功者的好部属,成功者也绝不会用老朋友做部属,陈涉尽杀“伙颐”旧友,双方都有杀身致死之道。

    中国是一个没有英雄崇拜的民族,中国人崇拜的都是失败的倒楣鬼!关老爷大意失荆州才被人焚香膜拜;楚霸王因自刎乌江才被推为英雄盖世;诸葛亮鞠躬尽瘁才被尊为妙算如神;倘若关老爷守住荆州,楚霸王得了天下,诸葛亮复兴汉室,后世人是否还对他们这样崇拜,那就很难说了。对于死人,尚且如此,对于活着的,又是和自己相同出身的同类,他若胆敢向上爬,不拉下马来行吗?这种“窝里反”的精神,是中华民族几千年优秀传统之一。

    中国人对于强大的外人,一向讲究和平,尤其对凶悍的外人,纵令骑到头上来,拉屎撒尿,也宽宏大量,坦然受之。唯独对自己人,眼睛里揉不进一粒沙子,心胸里容不下半句闲话,使拐子、打闷棍、下毒药、放冷箭,这些窝里反的伎俩,无所不用其极。尤其捏词匿名告密,更是中国人冠绝古今、独步天下的绝技。中国人就有这个癖好,不管是什么形式的政权,只要手握生杀予夺的权柄,便像吸毒犯染上毒瘾一样,热烈地爱好告密,盲目地听从告密。据说商鞅有“诬告反坐”之法,什么都保存下来的中国人,就只这一点没保存下来。老友长弓先生,能写能画能刻,为人古道热肠,心直口快。北洋政府时代,被人告密,以“革命党”罪名,判处死刑;还没有来得及执行,北伐就成功了。满洲国时代,又被告密为“重庆份子”,再判处死刑;只差一天,日本人就投降了,否则必死无疑。中共占据东北,又被告密为“汉奸”及“国特”双重身份,第三度判处死刑,后来交换俘虏,给换了回来。来到台湾,又被告密为“匪谍”,判处七年有期徒刑,如今长弓先生已经八十二岁了,不知道还会不会再戴上别的帽子。

    一个中国人,聪明才智,能力干劲起来,都是一等一的,可是驾驭十亿中国人,却和赶绵羊一样容易,你只要让他们同样地吃苦,同样地受气,那他们准能吃别人所不能吃的苦,受别人所不能受的气。比赛吃苦受罪,含垢忍辱,中国人一定得冠军。他们也只会这些,此外便只有被人用皮鞭在后面抽着,聚集成千上万像蚂蚁一样的奴工蚁,修长城、挖运河。千万不能试图改善他们的生活,最聪明的办法,耐心倾听他们的诉苦,做出一副如同身受的同情状,这样就已足够了。

    中国人“打破锅大家都没有饭吃”的事,人人会做;“大家拾柴火焰高”的事,却觉得划不来。

    电影院上映孤儿寡妇穷途潦倒的悲惨镜头,满座观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此起彼落,满场尽是唏嘘声,好像银幕上演的就是观众身受的一样,此时的中国人,把“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同情心,发挥到了极致。电影演完散场了,走出场外,就在路边躺着残废的儿童、衰病的老人,哀哀求乞,还红着眼睛的那些好心人士,却昂然而过,视若无睹。这就是中国人,生活在两个世界,永远有着双重人格。一个是理想的世界,充满了仁义道德,人人都讲究忠孝节义;一个是现实世界,充满了战争饥饿痛苦死亡,人与人之间拚杀得你死我活,唐尧虞舜当不得一个烧饼。诗云子曰,下不了锅,煮不了饭,修齐治平是别人家的事,肚子饿了只有自家知道。

    中国到底是个古老民族,有五千年历史文化,也有五千年困苦生活的实际经验。古圣先贤给我们留下一套做人应该如何的理论,五千年艰苦生活磨练出一套要如何作才能活下去的宝贵经验。理论上应该这样做才算正常,事实上必须那样做才有活命的希望,“理想”和“现实”永远相反,既不能放弃理想,又不能不顾及现实。于是只有分别生活在理想和现实两个世界中,一身具备了双重人格。理想世界中的中国人,讲道德,说仁义,具备了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一切美德;现实世界的中国人,一直在饥饿线上挣扎,在生死边缘徘徊,人生第一件大事无过于保命,尔虞我诈,苟且偷生,只要能够保命,没有什么事不能干的。理想世界的做人道理,是说给别人听的,现实世界的作为,是自己实践的。所以你永远不能从中国人语言中猜出他的意向,他说他最讨厌客套,你可不能有丝毫随便;他说他今天不想讲话,那你就非请他讲话不可。要只是这样,那也简单,我们给他来个反其道而行,不就可以吗?斯又不然,中国人讲话,有的时候是反话,有的时候又是当真的,你就是他肚子里的蛔虫,也无法了解他的真正意向。

    老张和老王是老朋友,老张的大儿子结婚,没有给老王下帖子,这下老王可抓住理了。事后碰见老张,气势汹汹地兴师问罪:

    “你瞧不起人,是不是?怎么儿子结婚也不通知一声。”

    “小孩子的事,不敢劳动大驾。”

    “什么话?咱们是什么交情,怎么能不通知一声。”

    “对不起!对不起!下礼拜天,老二结婚,无论如何一定请赏光!”

    “啊!唉!”

    于是老王到处宣扬老张接连借儿子结婚为由,大打抽丰!还偷偷向人事行政局密告老张违犯公教人员十大革新规定。

    中国的先哲把人抬得太高了,对人的要求也太苛刻了,他们订了许多行为规范,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所能完全遵守的,也不是现实社会中所能行得通的。倘若谁要一板一眼照着那些规则去作,不被人当作傻瓜,也必自取灭亡。而且他们还一口咬定:“不为圣贤,便作禽兽!”圣贤只有庙里泥塑木雕的神像才能作得到,禽兽跟人到底有些分别。人是人!虽然有做圣贤的倾向,但毕竟不是圣贤,人也有做禽兽的倾向,可也不就是禽兽,人是有七情六欲的动物,人生第一件大事是要活命,几千年艰苦的生活把中国人磨练得乖巧多了。什么是最高原则,什么是最大理想,保持活命便是最大理想。中国人都希望人人急公好义,济弱扶倾,以天下事为自己份内事,起码能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仗义执言,主持公道。可是几千年来的实际教训,告诉人们,千万不能好管闲事,好管闲事的结果,重则殒命,轻则也惹来一身麻烦。要想活命的唯一方法,就是要学乌龟,得缩头时且缩头。“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业可养身须着己,事非干己莫劳心”。除非活得不耐烦了,才去作什么荆轲、聂政。

    在十字路口,一个骑摩托车的骑士被撞倒在马路中央,鲜血直流,危急万分,肇事者已逃得无影无踪,过往车辆,都绕道而行,绝尘而去,谁也不愿惹麻烦,突然有一位好心的计程车司机,路过这里,忍不住一时冲动,竟然停下来,把伤者抱上车,急送医院,并代缴保证金,总算救回了一条命。等到伤者从鬼门关被救转回来后,反咬一口,诬赖他的救命恩人就是撞伤他的凶手,理由很简单,要不是他撞的,彼此素昧平生,为什么平白无故把一个血淋淋的垂死伤者抱上自己的车,送往医院,还代缴医药费呢?法官也相信这个理由充分,于是那位好心的司机,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恶报,卖了车子补偿自己救人的过失,还被判坐牢半年。

    下雨天,公共汽车上挤满了乘客,车窗又关得密不透风,这时候,一个小混混儿在车上狂吸香烟,烟雾呛得满车乘客,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咳嗽得喘不过气来,可就没有人敢劝告那位吸烟者不要吸烟。在中国,只要一件事侵犯到两个人以上的权利时,绝对不会有人挺身而出,提出抗议。“受害的又不是我一个人,别人都能忍受,我又何必强出头,得罪人呢?”中国人比赛忍耐的功夫,是谁也比不上的。

    对于自己权利受到侵犯,只要别人也一同受害,中国人总是忍气吞声,退一步海阔天空,绝不肯傻里傻气,自己得罪人,让别人去占便宜;对自己权利无关的事情,中国人最会明哲保身,置身事外,作一个看热闹的旁观者,绝不会淌浑水。好手岂可逗臭狗屎,你说他冷血吗?不冷血,他怎能长命百岁!

    不管什么时候,作中国人永远是一种灾难。五千年来,中国人一直在饥饿线上挣扎,一直在鬼门关前徘徊,“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廪实而后知礼节”。当生死存亡在呼吸之间时,那容你雍容揖让,当你四五天没有东西吃,饿得两眼发黑,什么狗肉不能吃、牛肉不能吃,连人肉也照吃不误。中国圣人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这是天下最糊涂的两句话,“寡”了,怎么能均?一个苹果分给一万人吃,你怎么个平均法?“贫”了,又怎么能安?一个人五六天点滴没有入口,他如何能揖让而升,退而等死?“不患寡而患不均”,是教大家一样忍饥受苦,“不患贫而患不安”,是要求每个中国人驯服地由饥饿线上向鬼门关迈进。富足的人不一定慷慨,但贫穷和吝啬一定是孪生子,贫穷和吝啬又是培育“自私”的温床。中国人“自私”不“自私”,我不知道。一九四九年,有一家公营工厂中的一个小职员,皮鞋底穿洞了,想找块皮子来补,他看中了马达上带动机器的那条两丈多长的大皮带,趁着夜晚停工的时候,偷偷地剪下两尺来,皮鞋是补好了,可是工厂的机器整个停工了。那时节那种皮带尚需由外国进口,他老兄这一剪,害得整个工厂停顿了两个多月。小职员没受过好教育,补皮鞋又是本身急需的事情,当然情有可原。大学教授该受过教育吧!有一年,某教授团参观一个机关,看见人家花园的一个凉亭上,紫藤花开得很美丽,那种紫藤只有一根主干由地面长起,爬到亭顶上,才分散出许多细枝,在整个亭顶搭成一个凉篷,有一位教授看见了,非常喜爱,趁众人不注意的时候,拿出钢剪,喀嚓一声,在主干上拦腰剪下一段,拿回自己家里去栽培。中国人为了自己的方便、自己的利益,为公众带来了多大的灾祸,都在所不惜。堤防是几千万人生命财产攸关的东西,有人仅只为了几毛钱,不惜把蛇笼上的铁丝剪下来当废铁卖,一旦洪水爆发,造成几千几万人死亡,几亿几兆财产损失,那是“你家的事,与我何关”。一九五九年八七水灾,便是铁证。各位总还记得,若干年前,某机关标售过损坏兽用盘尼西林,某代表标得后,改装为人用盘尼西林出售,一时因注射而致死者,接踵不断,后来也还是不了了之。现在市面上不是还有很多医院里的回笼塑胶注射针出售吗?一部价值几千万美元的机器是公众的,我把它上面的一枝钢管敲下来作手杖,虽然值不得几十元,但那是我自己的,不明乎此,即不配为中国人。

    幸而各公共场所都改用自动门,使中国人少了一个丢人现眼的机会。在过去流行弹簧门的时候,只要是中国人通过,一脚踢开门,大步跨进去,也不向后看一眼,猛然放手,让门打到后面跟来人的鼻子上,这就是中国人的德性。

    现在台湾有钱了,也开放观光旅游了,中国人又多了一个表现优良传统的机会,供应观光客的餐饮,多采自助餐方式,中国人虽然口口声声说“吃亏是福”,事实上,却是最怕吃亏。取用食物时,不管酸甜苦辣,也不估计一下自己的胃口有多大。看见东西就往盘子里装,满盘子堆的东西足可撑死一头大象,可是实际吃的还比不上别人多,白白糟蹋了满盘子的东西。

    “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中国人把自己的国家当作旅馆,只将就着住一宿,从不做长久打算。凡事急功近利,得过且过。“官不修衙”,是为不让别人捡现成便宜;“少不种核桃”,因为核桃要十几年才能结实。中国人修房子所用的材料,都是土木,砖瓦已是很耐久的建材了,遑论铁石,中国虽有几千年历史,却很少有几百年的建筑,洋人虽只有几百年历史,却到处都是比它的历史还古老的建筑。外国的许多教堂,从设计到完工,大都经历一两百年。中国的一般庙宇,一两百年之内,不知已历经多少次浩劫。

    中国人对于暂时寄住的天地大旅馆,一点也不爱惜,从不为后来的旅客设想,这也是太穷的缘故,穷到随时随地都濒临饿死边缘,根本就来不及再想别的事情。中国人对于天地间人类资以为生的东西,大都采用杀鸡取卵、竭泽而鱼的手法,但求目前应急,无暇作养羊剪毛的长期打算。凡是中国人居住过的地方,土地被滥垦、森林被滥伐、鸟兽被滥猎、渔虾被滥捕,本来可以供养万物的土地,都被中国人撕剥得赤裸裸底,成为万里黄沙。在《禹贡》九州中“厥田上上”的雍州,如今却“有水不见舟,十山九秃头”。东北以及台湾所以富庶,是因为这两块土地中国人得到最晚,自然资源,还没有完全破坏净尽。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一点都不错,人应该追求正义,也应该追求利益。“义”和“利”本来是并行不悖的,甚至相辅相成的。可是中国有些圣人却一口咬定“义”和“利”是互相冲突的,互不相容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硬是要人口是心非,说什么见义忘利,说人么不求成功,口头上天天打高空、说大话,实际生活上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在义和团教育中长大的这几代中国人,一开口就说“由于西方功利主义的弥漫,才使得中国人道德沦丧”。事实正好相反,世界上最重实利的莫过于中国人,中国人无论做什么事,首先第一个考虑的问题:“它有什么用处?”牛顿没有发现地心吸力以前,大便落到茅坑里,发现地心吸力之后,大便还是落到茅坑里,并不是没有发现地心吸力之前,大便会满天飞。所以中国人中永不会有牛顿那种大笨蛋。伽利略发现了自由落体原理,在中国人看来,那也只是玩物丧志,并没有实用价值,贤者所不为。

    中国人拜菩萨,菩萨保佑他中爱国奖券头奖,他就演戏酬谢,若不能保佑他中奖,去他的泥塑木偶。只要有好处,中国人什么神都信,要是没有好处,什么神都不信,基于实利主义的观点,中国人没有宗教热狂,没有殉教的圣徒,也不会发生宗教战争。

    中国人更没有爱得要死要活的爱情故事,中国人讲“中庸”,讲“克制”,讲适可而止。说穿了,还是以实利为出发点。不肯让热情奔放,更不肯执着于某一点,凡事都摆在利害的天平上秤一秤,算一算划算不划算。

    “何必呢?”是中国人向一切恶势力屈服时的最高指导原则。你被别人整了冤大头,坑惨了,闹了个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你要报仇,你要讨回公道。你的朋友一定劝你:“何必呢?事已至此,你就是冤屈得伸、大仇得报,但是死者不能复生,散者不能复聚,对你又有什么用处呢?”“何必呢?”“又有什么用处呢?”就是这两句话,使中国社会永远没有正义,使中国人永远不能坚持原则。

    在实利主义的支配下,一些冒险犯难的事业,在中国人看来,都是疯子在发疯。“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世界上许多冒险的事业,像高空跳伞、冲下瀑布、驾车冲火墙……那么二百五、半吊子的事情,真正中国人是不会干的。因为它除了找寻刺激而外,没有实际的利益。

    中国人开会时绝不肯正确说出自己的意见,会议后绝不肯放弃自己的意见。跟中国人讲道理那只是白费。事前征询意见,人人没有意见;事情决定之后,人人都有意见。总而言之一句话,中国人永远不可能团结一条心,中国人永远不会主动去守规则,所以有中国人的地方一定就会乱。中国人永远不去想别人的感受,永远不顾别人的死活,自己说话的时候,希望全世界都听得见,自己在讲话时以为全世界的人都在听,所以要声震屋瓦,先声夺人,只要有两个中国人在一起就要吵死人;中国人所到之处,没有不脏的。全世界有十亿以上的中国人,那能不挤?噪、挤、脏、乱之外,再加上“爱看热闹”却又“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满口仁义却又自私自利,一方面高举“民胞物与”的大纛,却又天天在窝里反。

    总之,中国人真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伟大得令人无法理解她在地球上怎么能生存五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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