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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鞑虏易驱,民国难建

作品:晚清七十年(五):袁世凯、孙文与辛亥革命 作者:唐德刚 字数: 下载本书  举报本章节错误/更新太慢

    还有许多历史家,尤其是若干美国汉学家,像已故的哈佛学派健将玛丽?瑞德教授(Mary C. right)。她把狭义的辛亥革命追根究底,竟发现武昌起义是“文学社”、“共进会”他们搞起来的。“同盟会”几乎没有实际参与。

    我们治革命史的,如果只从“组织”的一个角度来看它,这话原没有错。辛亥十月十日武昌首义时,同盟会和那些首义团体,的确没有直接的组织关系。但是“革命”原是在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之下,“一时俱发的群众运动”(a spontaneous mass movement)。在爆发之前,更重要的则是有一个“全国一致信服的意志”(national consensus)。此一意志,虽革命群众人人皆有,然其中总有一两个,甚或只有一个团体,为“众星所拱”,为兄弟团体所信服的,“马首是瞻”的老大。中国革命如此,美国革命、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也都是一样的。老实说,辛亥革命前后,革命群众所一致笃信不移的共同意志,只有八个字:“驱除鞑虏,建立民国。”(须知袁世凯就是抓住上四字而掠夺了革命果实,身正大位的;他也是背叛后四字而身败名裂、遗臭青史的。)而同盟会却正是这桩“共同意志”的发源地和推动者。它也是化这一意志为革命行动的“马首”。它更提供了“以美国为模范”的运作方式、抽象理论,和领袖人才。——辛亥革命期间,“同盟会”之外,其它的小革命团体,都只是一些“娃娃队”、“红卫兵”。他们造反有余;建立民国就不是他们办得了的事了。所以治辛亥革命史而忽略了“同盟会”领导的重要性,正如治黑奴解放史而低贬了林肯一样,都是二次大战后,美国繁琐史学滥觞的结果,不足取也。

    可是同盟会当时这八字灵符,宣传起来,虽有其摧枯拉朽之力;而实行起来,却有其难易之分。“驱除鞑虏”那时是最有效率的口号。它扩大了统战范围;缩小了打击目标。把大清帝国的一切罪恶,腐烂社会的一切不平,帝国主义的各项侵略,这些大黑锅,都让“鞑虏”大哥一肩背了过去。把“鞑虏”一下“驱”掉了,一个灿烂光辉的中华上国,立刻就可“恢复”了。——好不痛快哉?!

    驱除鞑虏岂难事哉?非也!现在纽约市大执鞭,当年是“正黄旗”贵族的吾友黄庚教授,便时常指着他自己的鼻子向我说:“你们(汉人)那时要驱除的鞑虏,就是我!”“我们(汉人)”那时为什么要“驱除”这样一个多才多艺的小鞑虏黄庚呢?我拍拍黄教授说:“我们不但不驱除你,还把汉家姑娘嫁给你呢!”

    所以孙中山那时要“驱除鞑虏”,只是驱除几个可怜又可嫌的满族寡妇孤儿,和十来位昏聩糊涂,连半句“满语”也不会说的满族老头子罢了。其后袁世凯歪歪嘴,不就把他们“驱除”了?——干净利落。

    可是那八字灵符的下四字“建立民国”,就不那么简单了。中山与同盟会诸公,首先即以他们自己新组织的同盟会为示范,来试验那个“三权分立”、“权力制衡”和“司法独立”的美国式的共和模式(republican mode)。

    “同盟会”于一九零五年八月二十日在东京成立时,其组织形式即分“执行”、“评议”(立法)、“司法”三部。中山由全体一致推选出任“执行部总理”,黄兴当选为“执行部庶务”,等于副总理。汪精卫则当选为“评议部议长”;邱家彦为“司法部判事长”。每部各有分属。全会干部三十余人,三权分立,煞有介事。然据曾任执行部书记的田桐回忆:“当时以秘密结社,最忌手续繁复。稽考时日,司法、评议二部,尤难实行。同人提议开三部联合会。遇有重要之事,将三部人员结合,一次议决实行。自此制行后,司法、评议二部未曾独立行使职权矣。”(见田桐lt;同盟会成立记gt;,载(《革命文献》第二辑)事实上,当一九零七年三月四日孙总理接受日人馈金离日时,如此重大事件,他们显然连会也没有开过。于此一纠纷,我们就可看出这个革命司令部内,平时会务操作的程序了。其后由“同盟会”进而改组为“国民党”而“中华革命党”而“中国国民党”。连“总理”、“总裁”二职称都变成孙、蒋二公专用的“谥法”,再没有第二个“总理”,第二个“总裁”了。三权分立云乎哉?有人或许要问:既然如此,革命不就不彻底了吗?朋友,革命原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它是分阶段前进的。每一阶段都有些进步,搞了七、八上十个阶段,“革命”就会“成功”了。用不着做急色鬼。所以当时以一个首倡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的神圣政党、国父完人,以身作则,尚且如此,欲以之托诸军阀及“八百罗汉”(民初国会议员的集体诨名),而期其有成,岂

    非缘木求鱼哉?辛亥革命过去八十年了。我们搞“建立民国”,到现在已换了几个朝代,而我们的“民国”至今还是个半调子、“四不像”,实在是没什么好奇怪的。――但是一个真正的“民国”,最后是必然要出现的。不信,等着瞧嘛!

    精通“国父思想”、“孙文主义”的专家们,可能认为笔者所说的“八字”灵符,太简单化了。国父还有“五权”宪法呢!你只提了三权;国父还有“三民主义”呢!你只碰到二民。民生主义、平均地权,你就不谈了耶?

    限于篇幅,应另有专篇始能详答。简而言之,我们要知道,国父也是逊清遗老,去古末远。他老人家看中了祖宗遗教中最最可取的两大制度:“考试制度”和“御史制度”。他要把它们延续下来。于三权之外,另设“考试权”和“监察权”。殊不知这对难兄难弟,都只是“农业社会”和“中央集权”前提下的天才发明。可是在工商业发达,现代化的“多重中心的社会”(multi-centered society)里,他兄弟就无能为力了。因为在一个多重中心的现代化社会里,要“考”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就以这超级工业化的美国情况来说吧。凡是沾上要领取执照的职业,几乎无一不要考(虽然“考试”这个怪物原是中国人发明的)。且看律师、医师、建筑师、会计师、社会服务员(social aster)、水喉工、地产经纪、货车驾驶员、出租车驾驶员、电器工、电梯操纵员、私家车驾驶员……盖不下百数十种,再加上各大公司行会,亦各有其专业考试,下及垃圾夫等等……无不有其考试。一个“考试院”哪考得了那许多?所以中山所特别强调者,只是“文官考试”(高普考),专为入朝当官而参加之考试也。试问今日台港有志青年,有几个要做官?他们要在工商界当大老板呢!“考试院”派啥用场?

    至于“监察权”就更不值一提了。我国传统上的“御史”也、“言官”也、“参劾”也,都是专制政体中的看家狗(chdog)罢了。最近在台湾的蒋纬国将军为了“私藏”几十枝“打靶枪”被揭发,便弄得手忙脚乱。在他老子和哥哥当政的时代,纬国要私藏几个原子弹,于右任院长敢瞥他一眼?——在一个现代化的政府之中,发生监察作用的,不是御史大夫也,反对党也!所以在一个现代化了的政体之内,防贪防腐,三权已足。政治民主化不了,搞五权、十权亦无济于事也。设个专打苍蝇的“监察院”有屁用?

    再看看国父的“平均地权”的高论吧!中山那时谈平均地权,非搞毛泽东式的“土改”也。他的重点是亨利?乔治的“单税法”中“无劳增值、涨价归公”那一套——说浅显一点,中山先生反对现代化过程中,资本主义的“炒地皮”。伦敦地价在十九世纪涨了三千倍。不知出了多少地皮客、大富翁。其后美国和澳洲也急起直追(读者也可看看今日的香港、台北甚至厦门)。亨利?乔治老兄在纽约点出了这一点。一八九六年中山在伦敦待了八个月,也证实了这一点。孙中山是个好学深思的人,一辈子都在中西典籍(尤其是西书——毛泽东不如孙中山,就是他不读西书)中探索学理。读到乔治的《进步与贫困》之后,恍然大悟,非反对炒地皮不可。

    中山和乔治这一套,都是相当深奥的。它不是青年留学生如薛仙洲,和八股文专家胡展堂或“一夜就学会了日文”的梁启超所能轻易了解的。所以他们都曾和中山“激烈争辩”,甚至反对到底。这一套对“同盟会”、“共进会”里面的红卫兵们来说,那就更是一头雾水了。因此共进会后来颁布的“会章”,一切都以同盟会的会章为蓝本,只是把“平均地权”一条改为“平均人权”。胡汉民在《民报》上谈“六大主义”,其中之一竟然是“土地国有”。“土地国有”属于王莽和毛泽东,非孙中山也。

    中山那时所搞的如果只是简单的“分田”、“土改”,那他老人家晚年才想起的“耕者有其田”,一句话就够了。提倡“耕者有其田”,则“十代务农”的梁启超,和早年贫无立锥的胡汉民,都不会反对的。殊不知早年中山所搞的却是亨利?乔治一套的洋东西,对胡、梁等一些土老儿说来就有对牛弹琴之感了。

    其实亨利?乔治(一八三九~一八九七)和马克思(一八一八~一八八三)一样,都是十九世纪的理论家。乔治第一本谈“土地政策”的书是一八七一年出版的,那时资本主义的诸“大王”,都还潜龙在田,蓄势未发;只有炒地皮才一马当先。所以乔治先生以为用“单税法”解决了土地问题,其它一切社会经济问题,也都可迎刃而解了。这是他老先生一厢情愿的想法。其实“经济起飞”了,哪一项利润不是unearned increment(无劳增值)呢?要“涨价归公”,为什么只对地皮客过不去呢?这就是“民生主义”的涨价归公的办法,直到今天的台湾也实行不了的缘故。现在我们在纽约的“小台北”法拉盛,一度有华裔“地产经纪”三百家,这两年来地皮跌价,据说都纷纷改行了——这就叫做“市场经济”、“自动调节”嘛!中山早年的操心是值得理解的。但是却是个不必要的杞人忧天。

    8.3 挖掘了民族良心的“黄花冈”

    孙中山先生实在是十分伟大的。他不但在辛亥革命时代是个最前进的思想家。搞历史的人一百年后回头看,孙公仍然是我民族最高层领袖中,近百年来极少有、甚至唯一的“现代人”。毛泽东雄才大略也,可是“太土了”。这三个宇不是我们写历史的人封他的。那是他枕边人江青夫人对他的评语。君不见毛主席故宫的伟大书房里,就找不到一本洋书?君不闻,毛主席自夸把读了六遍。毛主席一辈子只会做酸溜溜的旧诗词,而一句“新”诗也不会写;毛公也一辈子末穿过西装,据说也未刷过牙。他这位土老儿居然也找到了一个当明星的老婆,实在是难能可贵了。

    中山先生是个现代人。他在辛亥革命时的思想,是“新”得过了头,也可说是“躐等”吧!其实他那“八字”真言,就足够领导一个“辛亥革命”了。其它都是多余的。

    为着“驱除鞑虏”,同盟会一成立,他们就想到要联合会党,搞武装暴动。在辛亥之前,孙中山所亲身领导的所谓“十大起义”,有八次都是同盟会在它短命的六年(一九零六~一九一一)之内发动的。一九零七年一年之内就“起义”了四次,计有“潮州起义”(五月)、“惠州起义”(六月)、“钦州起义”(九月)和“镇南关起义”(十二月);外加同年七月光复会徐锡麟的“安庆起义”。一九零八年则有“钦、廉起义”(三月),云南“河口起义”(四月);一九一零年则有“广州起义”(二月);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之前则有最惨烈的黄花冈(一作“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广州起义”(四月二十七日,阴历三月二十九日)。

    同盟会诸公为什么要不断地搞这些准备并不充分的小起义呢?而这些小起义为什么没一个能维持若干时日的呢,这就因为孙黄诸公都坚信满人政权已到了山穷水尽的末日。墙例众人推,只要他们能以有限的力量,在中国南部沿海占领一两个城市,全国各地就会一致响应;然后群策群力,就会把大清皇帝拉下马。——他们这一构想,并没有错。辛亥武昌起义之后,各省响应之热烈,不正是如此?可惜的是清末革命党人搞了十余次大小起义,竟然没一次能占领一个城池至一两个星期之上的,所以连锁反应就无从发生了。

    再者,孙、黄二公都是运动秘密会党起家的,他们过高地估计了会党的战斗能力了。其实会党只是些乌合之众,而革命党领袖如孙黄等人,筹了些极其有限的“军饷”,买了些陈旧枪炮,便驱策这些乌合之众上前线,作战卖命。而孙、黄两人又都是文人。孙逸仙是个学贯中西的洋翰林;黄克强则是个“文似东坡,字工北魏”的名秀才。二人基本上都不知兵,至少没有临阵经验。那些桀骜不训的会党分子,也不一定听他们的指挥。率领他们去“起义”,正如古人所说:“驱市人为战”。对方的清军虽说不上是什么劲旅,但至少是职业性的正规军。两相砍杀,则胜败之数,就毋待蓍龟了。所以同盟会诸子,在罗掘俱穷,运动会党,发动七次起义,都一无斩获的沮丧心情之下,最后不顾一切,干脆舍弃会党,就自己赤膊上阵了。

    最先丢掉笔杆,拿起手枪炸弹,去和满族王公拚命的高级干部,便是有美男子之称的才子汪精卫了。汪精卫其时年方二十七,由于《民报》的深入朝野,已才名满天下,连北京的深宫内院继慈禧、光绪(一九零八年死亡)执政的后妃,亦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汪原在南洋一带随孙黄二公办杂务,然自觉同盟会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非自己舍身做烈士别无他策,乃留下血书不辞而别,由倾慕他的女友陈璧君向乃母逼出八千元(此为陈璧君自报,实数犹待考),乃偕璧君及同志喻培伦、黄复生等数人辗转潜入北京,诈开“守真照相馆”,谋刺摄政王载沣。小才子怎能做职业刺客呢?事机不密,汪黄二人就被破获逮捕了。

    北京捕获的革命党刺客,竟然是文名满天下的汪精卫。消息传出,一城皆惊。汪黄大狱由肃亲王善耆亲自主审,而善耆竟是个惜才之士,他首先便被汪氏的文名仪表供词和风采所慑服。当他把汪、黄两犯“隔离审讯”时,二人皆坚称是“个人谋反,累及无辜朋友”,叩请庭上将本犯千刀万剐而将无辜者释放。据说善耆闻供大为感动,竟放下朱笔,再三叹息,口称“义士、义士”不绝。就这样他才说服摄政王载沣,把这两个罪至凌迟处死、九族同诛的“大逆犯”,轻判为“永远监禁”的。

    作者落笔至此,倒觉得载沣、善耆这些“鞑虏”贵族,颟预误国,固罪无可逭,然较诸后来国、共两党,诛锄异己,残害无辜者之凶狠毒辣,实有足多者。治史者记录善恶,可下慎哉?!

    汪精卫那时年轻冲动,激于义愤,不惜一死,曾引起全国同情,把排满革命,带向另一高潮。其实汪氏只是因其多彩多姿,而暴得大名。当时革命党人,痛恨清室误国,沮丧之余,人人皆有必死之心。其中无名烈士,其死难之惨烈,更足铭人肺腑。即以喻培伦烈士而言,喻君原为三位刺客中的漏网之鱼,原可不死,但是最后还是自求一死,做了黄花冈上的烈士。今日世人但知“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汪精卫,又有谁知道,真正引刀成一快的小四川佬喻培伦烈士呢?!

    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广州起义”,最后丛葬于黄花冈的“七十二烈士”(实数是八十六人),他们当时是人人自求一死的。这群烈士都是当时中华民族中热血沸腾的青年,他们眼见国家危亡就在旦夕之间,而人民愚昧、清吏颟顼。他们原想藉华侨之钱,凭会党之勇,以推翻满清恶政。可是起义十余次之后,才知藉华侨之钱匪易,凭会党之勇尤难。绝望之余,乃决心以一己血肉之躯,作孤注之一掷。这就是七十二烈士死难前的孤愤心情。

    他们死得太惨烈了。八十多人原是“同盟会”的骨干,他们差不多每个人都是将相之才,却被当作冲锋陷阵的小卒牺牲了。一旦集体牺牲,则同盟会之菁英斫丧殆尽;但是他们之死,也挖掘了我们民族的良心。——全国暴动已蔷势待发,清廷恶政也被推到了崩溃的边缘。

    “共进会”、“文学社”是怎样的团体?

    果然距七十二烈士之死,为时未及半年。便发生了十月十日(阴历八月十九曰)的“武昌起义”,从狭义的观点立论,这就是“辛亥革命”了。所以所谓“辛亥革命”者,便是近代中国为“驱除鞑虏、建立民国”而发动的革命运动之最后一次的“起义”。

    通过这次起义,则“驱除鞑虏、建立民国”的两大目标,便完全达到了。——因此吾人如认为“中国现代化运动”是有其“阶段性”的,则“辛亥革命”应是第一阶段,而且是完全成功的第一阶段。不过其后还有三、五个乃至七、八个“阶段”,有待突破罢了。

    可是我们如果是“一次革命论者”,认为长治久安的百年大计,可以“毕其功于一役”——国共两党的理论家,都是一次革命论者,就难怪孙中山先生要慨叹“革命尚未成功”了。共产党理论家则认为它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它不是共产党人所认可的“革命”。是耶?非耶,让我再看看这“武昌起义”是怎样搞起来的。

    长话短说。直接推动“武昌起义”的,有两个重要的革命团体:“共进会”和“文学社”。另一个团体“日知会”则作用不大。它只是个被革命人士用为盾牌的圣公会读书室的名字。那且也早在辛亥前就解散了。

    “共进会”于一九零七年成立于东京。原动议人为同盟会内黄兴以后最末一任的“庶务”刘揆一。揆一为什么于同盟会之外,再组织个共进会呢?其原因是同盟会闹分裂。光复会退盟;孙中山与汪胡等人在南洋另组同盟会气“总部”,因此原同盟会分子之留日者,不愿再隶属于老同盟会。刘揆一是倾向中山的,所以他想另组一个与同盟会性质相同的团体以为弥缝。

    据共进会成立宣言:共者共同也;“进”者“有进无退”也。所以它也是许多小革命团体的“共同”组织。宗旨与同盟会完全一致。只是把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至于会旗,他们就不用孙中山坚持的“青天白日”了;改用“锥角交错”的十八星旗。中国那时有“十八行省”,每省一颗星,显然亦以美国“星条旗”为模范也。新会既立,一时颇得人心。各省英雄纷纷加入,如川人张百祥(百祥与哥老会有渊源,故被选为第一任总理)、熊克武、喻培伦,鄂人居正、孙武,湘人焦达峰、覃振,浙人傅亦增、陶成章……等等,均是一时之选。东京之会既立,旋即移师武汉,俨然是长江中上游的革命重心。虽然共进会与同盟会之间并无直接关系,然又“共进会亦戴同盟会总理为总理,以示不与同盟会分别门户,独成系统也。”(见蔡济民、吴醒亚合著《辛亥武汉首义实录》)如果此言可信,则本篇前引美国史家玛丽?瑞德之言,就不攻自破了。

    武昌首义时,第二个主要团体“文学社”,则是个青年军人的组合。原名“振武学社”。盖清末行新政,练“新军”,袁世凯的“北洋六镇”之外,以湖北张之洞所练的“鄂军”最有成绩。袁世凯狡猾而专横,他的六镇之内不用有革命倾向的留日学生。张之洞则较开朗,他不但大批保送优秀青年留日,并且重用留日归国学生以扩展新政、新军。不幸的是,在任何腐败的独裁政权之内从事改革开放,都是自掘坟墓(且看今日苏联)。因为有旧政权的克制,改革开放便不可能顺利开展。一旦改革不能尽如人意,则改革运动中的大批“新”人,就必然要走向叛逆之途。——这就是辛亥年间,新建鄂军之内,其所以革命党成百成千的道理,而文学社则是他们的秘密组织。文学社成立于辛亥之初,社员遍布鄂军诸标(即现今之“团”)及工程营、辎重营、炮兵队等单位。所以他们一旦搞起“起义”来,就同孙黄在华南所策动的不一样了。在南方他们多半是以“乌合之众”对抗“正规军”;在湖北他们要“起义”,那就是“正规军叛变”了。搞军队叛变的效率,较之搞会党暴动。自然就事半功倍。

    不过“文学社”里的小革命家,却有个美中不足——他们之间,有兵无将(这和同盟会内有将无兵的情况,恰相反)。“文学社”的首任社长蒋翊武(湖南澧县人),也不过是鄂军混成协第四十三标三营里的一个小士兵。后升正副目(正副班长)。其它列名史册的辛亥功臣熊秉坤等人也都是小兵。所以他们一旦造起反来,局面搞大了,却有有兵无将之苦——后来情急智生,竟强迫一个反革命的旅长(混成协的协统)黎元洪来领导革命。辛亥之夏,四川“路案”骤起,清廷要调鄂军入川弹压,而众兵丁不愿离鄂。“文学社”与“共进会”乃暗通声气,终于联合造反。十月十日武昌城内一声炮响。二百六十八年的大清帝国就摇摇欲坠了。

    辛亥革命,尤其是“武昌起义”的故事,史家所记盖不下千百万言。笔者个人在海峡两岸的“近代史研究所”暨老友章开沅、谢文孙诸教授鼎助之下,所收中西日文书目便有数千种之多。允为“民国史”中各专题之最。按题翻阅起来,岂人一辈子所能了?

    可是武昌起义的实际情形,亦不妨以三数百言一笔带过:“武昌起义”是清末革命党人所发动的最后的、也是唯一的一次武装暴动,而能占领城池至一星期以上者。它也是如孙黄诸公所逆料的,一旦站稳脚根,则全国各地便会作连锁的响应(cion)。从湖南、陕西、江西(十月二十二、二十三日)开始,时未逾月,全国便有十三省宣布独立,而策动独立的主要分子往往不是革命党,而是各该省内,由立宪(保皇)党所掌握的民意机关——“咨议局”。这一来,那些无用的满族王公应付不了,清廷乃召回已被摒斥的袁世凯来撑持危局,而袁氏则养寇自重——一面“进剿”,一面又与革命党人私通款曲。他向武汉三镇反攻,也只取二城,留个武昌给黎元洪、黄舆这一架两头马车去慢慢拖延。

    原来当黎元洪被拖出作革命军的“都督”之后不久,黄兴亦赶到武昌(十月二十八日),并被推举为革命军战时总司令。如此令出两府,便隐约的引起黄黎、湘鄂两派的分歧。黄兴苦战经月,终致两汉皆失,武昌垂危,黄氏终为鄂派孙武(民间误传为孙文之弟)等所排斥,悄然解职遁返上海(十一月二十七日)。然克强虽去,全国革命形势已如火燎原。越日南京光复(十二月二日),各省遣沪代表复举黄舆为革命军大元帅,以黎元洪副之,拟组临时政府奠都南京,而鄂方拥黎者则坚主黎正黄副。相持不下,严然成为十余年后“宁汉分立”之前奏。而此时革命军的旗帜,鄂方所用者为共进会的“十八星?锥角旗”;宁方所用者,则为自制象征五族共和的“五色旗”。而广东光复时(十一月九日)所用者又为“青天白日旗”。一军三旗,亦见革命党人错综复杂之组织关系也。然斯时民国未建、鞑虏犹存;黎黄双方为自解计,竟分电袁世凯。袁如倒戈反清,当公举之为民国大总统。斯时归国途中的孙中山亦有相同的表示——遵奠定清末民初,安定中国“非袁不可”之局(“非袁不可”四字为新出狱的汪精卫所发明)。

    但是在袁氏遵约倒戈之前,总得有一番和谈,以终止此南北对峙之局。这样一来,则南方这个支离破碎、一军三旗的纷乱场面也得有个整体的规画,和一个总负责人。黎黄二公既相持不下,则声望原在二公之上的孙文,就呼之欲出了。时局发展至此,袁氏亦觉时机成熟,由前敌将领段祺瑞等四十二人,一封联街通电(民元一月二十五日),六岁的宣统皇帝就遵命退位了。

    当国内革命运动闹得如火如荼之时,孙中山先生在做什么呢?香港那时不许他入境:日本亦作有礼貌的挡驾。中山活动的地区,只限于南洋。后来南洋荷属、法属、英属诸殖民地,为着向清廷讨价,对他亦不表欢迎,弄得中山无处存身。以致在民国前二、三年间(一九一另~一九一二)他连绕地球二匝。全部时间都用在旅途之上了。

    中山旅行之目的何在呢?他是在寻觅有钱有势之欧美人士,同时也想加强他在美加一带同盟会的基层组织,为计划中的“起义”而筹饷。

    中山对欧美当局寄存希望最大的原是法国。他在一九零五年夏应中国留欧学生之请,路过巴黎时,被汤芗铭等所窃走的文件之中,便有一封法国当局把他介绍给安南总督的信件。法国驻安南的殖民地官员,当时窥伺中国之不暇,何厚于孙文?显然的这些帝国主义者是想利用孙文:而孙文饥不择食也想利用他们。

    后来同盟会成立了,中山席不暇暖,便于是年十月自日本专程经过西贡,赶往马赛、巴黎。舟过吴淞口,并与专程来访的法国在华驻屯军参谋长作最机密的往还(简直是一种“合符将兵”的方式)。其后中山并派专精英语人员,偕同法国军官,前后凡三人,前往与法国殖民地安南接壤的广西、贵州、四川三省,作实地调查。法人此举用意何在,就发人深思了。后来秘件泄露,清廷据以抗议。法国驻华公使亦为之吃惊,乃行文巴黎问询。法政府居然要其驻华公使,不必管闲事。中国政府亦无如之何(有关此事件的中国资料散见政府档案及私人杂著,包括《国父年谱》;法文原始史料亦不难查证也)。

    一九零九年五月,中山作“第四次环球之行”时,亦自新加坡径赴马赛转巴黎,在巴黎住了一个多月。他到巴黎的目的,据说是“竭力运动一法国资本家,借款千万”。其主要牵线人则为前任法国安南总督。据说是“将有成议,不意法政潮忽起,法阁遽改组……此人(资本家)迟疑。因其非得政府之许可,断不肯在国外投巨资,事遂不谐。”(《国父年谱》卷上,页二六五;亦见中山于一九零九年十月二十九日发自伦敦的lt;将赴美洲致各同志函gt;,载《国父全书》页四一九。)

    据吾友吴相湘、蒋永敬诸先生之考据,辛亥之前中山在世界各地所捐之款,总数尚不及五十万。何来此法国千万富商?所以此一“资本家”很可能便是法国政府自己;而法国政府投此“巨资”,意欲何为?而中山要吸引法国投此巨资,“条件”又为何?均史无明文。盖同盟会当年与西方诸帝国主义所办的秘密“外交”,均由中山独任之。黄兴、汪胡等人因不通西语,亦不谙西情,均不知仔细也。

    中山先生此时虽病急乱求医,四处筹款,但所得则极其有限。东西帝国主义都想利用他,但是又不信任他。中山当时在美洲华侨界的最大靠山厥为“洪门致公堂”,而致公堂也是雷声大雨点小,口惠而实不至。据中山先生于一九一零年(宣统二年庚戌正月二十日?阳历三月一日)lt;致美洲同志赵公璧函gt;,他的第九次起义之失败,实因缺款五千,而“波士顿致公室担任五千,所寄不过一千九百余元。纽约致公室许担任者,一文末寄……”。

    所以近代史书如邓泽如所著《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史迹》中所罗列的十万八万之数,都是“认捐”的数目,或事后夸大之辞,不是实际的收入。这实在不是“致公室”诸公悭吝,而是中山的革命原是个无底洞,钞票是填不满的。加以当年华侨小区之中,既无“王安”,亦无“包玉刚”。大家都是打工仔,在美国lt;排华法案gt;欺压之下,做点洗衣店、餐馆的苦力劳动;终年所得,勉却饥寒。在一身难保之下,支持革命,已尽其所能了。过分捐献,大多力不从心。因此中山先生在辛亥七十二烈士死难之后,他实在已罗掘俱穷,甚至自身也衣食难周。

    同年十月“武昌起义”爆发,中山时年四十六,正值壮年。据党史所载,他那时正北美“致公总堂”支持之下,组织个“筹饷局”,到处巡回讲演革命,筹募军饷。但据一些私人记述。中山此时日常生活都很难维持。武昌起义期间,他正在科罗拉多州典华城(Denver,亦译但维尔或敦复)一家卢姓唐餐馆中打工,当“企枱”(粤语茶房)。他原先对“武昌暴动”的消息,并未有太强烈的反应。因为同样的起义他已领导过十次了,何况这次的发动者和他并无直接关系呢!可是一天他正手捧餐盘自厨房出来为客人上茶时,忽然有一同事向他大叫一声说:“老孙,你有份『电报』。”说着,那同事便把那份来电丢到“老孙”的餐盘中去。中山拆阅来电,不禁喜出望外。原来那电报(显然是黄兴打来的)是要他立刻束装回国。因为革命情势发展迅速,“中华民国”可能即将成立;一旦成立了,则首任“大总统”,实非君莫属也。——果然,两个多月以后,企枱老孙就真的做起中华民国的首任“临时大总统”了。

    笔者写出上段孙中山先生的轶事,朋友们骤读之下,可能认为是稗官野史。其实这故事的真实性相当高。因为把这份电报丢到中山餐盘内的那位“企枱”,和这家餐馆的主人卢瑞连君,据说在二次大战期间,都还健在美国。卢君的长子卢琪新君曾任国民党中央社“驻美京特派员”,与笔者老友,名记者龚选舞君曾长期同事并为好友。卢的次子卢琪沃君,曾任“青年归主教会”的牧师,也是交游广阔之士。他们卢家与孙公为世交好友和同乡同志,可能还是至戚。中山先生当年在他们餐馆中帮忙作企枱,原不是什么秘密。只是在那清末民初劳工并不神圣的中国社会,如传说孙总统曾在美国当茶房,恐怕会引起国内守旧分子不必要的误会,所以孙公讳言之。卢家父子为亲者讳,除向至亲好友,作为革命掌故笑谈之外,亦未多为外人道。

    笔者在八十年后的今天,写出中山先生当年这段小轶事,正是要宣扬一代圣贤的伟大之处。不才在美求学期间亦尝打工有年。今日台港大陆在美的清寒留学生,有几个没打过工?——在美打工,何损于孙国父的日月之明?相反的,孙公的打工正可说明先贤缔造“民国”的艰难,足为后世子孙追念耳。

    中山于一九一一年十月中旬离开科州回国,便道访华府、伦敦、巴黎,想举点外债,以度艰难,却分文无着。可是中山是当时革命党人中,唯一可以结交异国贤豪、华侨巨富的最高领袖。一旦自海外归来,中外各报皆盛传他携有巨款回国来主持革命。当他于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偕胡汉民抵上海时,各界皆以巨款相期相问。中山答曰:“我没有一文钱。带回来的只是革命的精神!”——我们后辈打工仔固知我们靠打工维生的前辈,一文不名也。至于“革命精神”之充沛,也倒是一样的。

    中山这次自海外归来。可说是“适得其时”(perfect thing)。他是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上海上岸,十二月二十九日全国十七省代表在南京开“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选举会”(每省一票)。他就以十六票的绝对多数,当选了“中华民国”的第一任“临时大总统”。

    一九一二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文在南京就职。改元、易服,使用阳历。中国历史上三千年的帝王专制,和最后二百六十八年的满族入主,同时结束。中华民国也就正式诞生了。

    辛亥革命如今整整八十年了。八十年回头看去,“辛亥革命”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对这段历史,我们的执政党——国共二党的党史家,各有官方的解释。

    国民党官方的解释是根据“总理遗教”,叫做“革命尚未成功”。“革命”怎样才算“成功”呢?曰:“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全部实现,才叫做成功。如此说来,则“辛亥革命”只是个流产革命,因为它的果实被袁世凯等军阀官僚所窃取;被党内叛徒所断送,所以国民党要继续革命,二次、三次到无数次。不达目的,不能罢休。果然在北伐完成之后,国民党就取得了政权,建立了五院政府,应该是实行“三民主义”的时候了。谁知这次革命果实,又被共产党半路窃去,所以国民党还要继续革命下去,要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建设中国。不达目的,则革命永远不能罢休……

    中国共产党对“辛亥革命”的解释,则更为简单明暸。他们认为辛亥革命只是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共产党革命的目的,是打倒反动的资产阶级,所以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基本上也是反动的和假冒为善的。算不得是个革命。因此这个资产阶级革命所制造出来的“中华民国”,也只是反动阶级所控制的一个“朝代”。一部“中华民国史”也只是一部“断代史”。真正的“人民中国”还是从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的。

    其实从“党史”的观点来解释“国史”,是不容易立足的。因为每个“政党”,尤其“革命政党”,都有它极其主观和排他性极强的意蒂牢结。首先肯定了一个意蒂牢结,然后再谈历史,这就不是“以马拖车”,而是“以车拖马”了。抽象的说,这就叫做“以论带史”,甚或“以论代史”。

    历史是条长江大河,永远向前流动。搞历史的人,随着潮流前进,然后回头追本穷源去看看,哪儿是青海源头?哪儿是金沙江、三峡?哪儿是“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然后才能恍然大悟——原来如此!

    我们如果昧于极其客观发展的历史事实,而在想象中制造一条随自己意志发展的历史,甚至对未发生的历史发展,也根据自己的意志,加以指派,这就叫做“实行某某主义”;主义实行得了,那是“客观”与“主观”的“巧合”。客观与主观如果不能巧合,甚或抵触,那往往就要出大毛病——轻者误民误国;重者就伏尸亿万,万劫不复了。古人常说什么“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一个大大小小的独夫,在一位智者的眼光中,本是下难辨认的。

    再回头看看“辛亥革命”吧!

    辛亥革命所完成的两大任务:驱除鞑虏,建立民国。前者是没什么可说的。重点是在后者。

    什么是“建立民国”呢?简单的说,就是“把君权换成民权”。君权是“中古”的制度;民权是“现代”的制度。在政治上把“中古的制度”换成“现代的制度”,用个抽象的名诃,便叫做“政治现代化”。“政治现代化”不是任何国家所独有,它是世界历史上的共同现象。而各国又因为历史和社会等等条件的不同,其政治现代化的程序,亦有长短、缓急、迟早、逆流、顺流……之不同。

    具体说来,把“君权”换成“民权”,以美国为最早!美国摆脱英皇于一七七六年。建立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民国”(republic)。但是美国建国不是一蹴而几的。他们“英语民族”自有其特殊的“英美政治传统”(tical tradition)。大体说来英语民族成功地约束王权,盖始于“光荣革命”(一六八九)。自光荣革命到美国革命,他们大致挣扎了八十余年,才“建立”了一个说英语的“民国”。

    法兰西民族,从君权完全换成民权,自法国大革命(一七八九)到第三共和之确立(一八七五),大致也挣扎了八十余年。

    俄国的情况也大致差不多。苏俄自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开始,中经列宁、斯大林将近四十年的独裁专制——远甚于沙皇的独裁专制,到最近的政变流产,和戈尔巴乔夫自联共主席逊位,也搞了七十四年。要进步到真正的民主共和,恐怕也要在八十年之上。

    日本自一八六八年明治维新开始。历经军阀起伏专政,直到一九四五年战败,也挣扎了八十余年,始搞出点民治的雏型来。

    比诸世界先进的民治国家,老实说,咱们中国人向现代民权政治进展,也不算太坏。我们自辛亥革命搞起,至今也已八十年了。八十年中我们出了一个只在位八十三天的袁皇帝。一九一七年宣统爷也回来搞了几天。其外蒋、毛二公也各做了几十年的皇帝,但是二公毕竟不敢搞“黄袍加身”。最近《纽约时报》也把邓公小平封为the Emperor of China。说句公道话,“小平您好!”比蒋、毛二公毕竟要民主多了,虽然他也搞出“天安门事件”的一大败笔。但是我国近代史上,从君权到民权的转型浪潮,正如今夏(一九九一)百年一遇的洪水……。朋友,对付这场洪水,君不见官家只能“炸堤”,哪能“筑堤”呢?“社会科学”还是应该多学点才好!

    我们搞“炸堤泄洪”大致也要搞它八、九十年。这时限是民主先进国家一致遵守的通例嘛!――所以我们的成绩,不算太坏!

    那么,“辛亥革命”在我们这“从君主到民主”的百年“转型期”中,算个什么呢?

    曰:广义的“辛亥革命”(一八九零~一九一二),是我国历史上从君主到民主这个转型期的“开始”。

    狭义的“辛亥革命”(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曰至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则是这个“开始的结束”(the End of a Beginning)。如此而已。请读者诸位指教。

    * 一九九一年九月一日脱稿于北美新泽西州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卷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