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
要是我有心给自己定做一个戒指,我就会选这样一句话刻在我的戒指上:“任何事情都不会过去”。我相信任何事情都不会不留痕迹地过去,我们所走的最小的一步路都会影响现在的和将来的生活。
我所经历的一切并没有白白地过去。我的巨大的不幸和我的耐性感动了市民们的心,现在他们不再叫我小利钱,不再嘲笑我,每当我走过市场,他们也不再往我身上泼水了。对于我做工人这件事,他们已经习惯,看到我这个贵族提着油漆桶,安装玻璃,他们也觉得没什么可奇怪的了。他们倒是乐意给我活儿干,我已经被人看做高明的工匠和继萝卜之后的最好的包工头了。萝卜虽然已经复原,虽然仍旧不搭脚手架就能够油漆钟楼的圆顶,可是已经没有力量再管工人的事了。现在我就代替他在城里奔波,找活儿干。我雇来工人,付清工资,然后解雇他们,我也以高额的利息向人借债。现在我做了包工头,才明白为什么不得不为了一个小钱的活在全城奔走三天,寻找铺房顶的工人。大家对我很客气,对我称呼“您”了。在我做工的房子里,房主人请我喝茶,打发人来问我,要不要在他们那儿吃饭。孩子们和姑娘们常常走过来,带着好奇和忧虑的神情瞧着我。
有一天我在省长的花园里做工,把那儿的一座凉亭漆成大理石的颜色。省长出来散步,信步走进凉亭,由于闲着没事,就跟我攀谈起来。我提醒他说,从前有一回他怎样请我到他那儿去听训。他朝我端详了一会儿,然后把嘴张成字母“O”的形状,两手一摊,说:“我记不得了!”
我老了,变得沉默,阴郁,严厉,很少发笑。据说我变得象萝卜了,而且跟他一样常常说些无益的训诫的话,弄得工人们感到厌烦。
我原先的妻子玛丽雅·维克托罗芙娜如今在国外生活。
她父亲,那个工程师,在我国东部的某个地方修建铁路,在那儿购置产业。布拉果沃医师也在国外。杜别奇尼亚又转到切普拉科娃太太手里,她从工程师那儿打了八折把它买回来了。
莫伊塞已经戴上圆顶礼帽。他常常坐着轻便马车进城办事,在银行旁边停下来。据说他已买下一份被抵押的田产,而且经常在银行里打听关于杜别奇尼亚的情况,那份田产他也打算买下来。可怜的伊凡·切普拉科夫在城里闲荡了很久,什么事也不干,光是喝酒。我本来打算要他来干我们这一行,有一个时期他跟我们一块儿油漆房顶,安装玻璃,甚至干得挺有兴趣,并且象真正的油漆工人那样偷干性油,要赏钱,酗酒;可是这工作很快就使他腻烦,他想家,就回到杜别奇尼亚去了,后来工人们告诉我说,有一天晚上,他曾经唆使他们跟他一起去弄死莫伊塞,抢劫将军夫人的财产。
父亲老多了,背也驼了,每到傍晚就在自己家门附近散步。我没有到他那儿去过。
普罗科菲在霍乱流行时期用胡椒酒和焦油给小店主治病赚钱。我在报纸上看到,他坐在自己的肉铺里,数落医生们的不是,因而被官府用树条抽打了一顿。他的伙计尼科尔卡害霍乱死了。卡尔波芙娜还活着,仍旧爱她的普罗科菲,怕他。她每次看见我,总要悲伤地摇头,叹口气说:“你这个孩子算是完了!”
在工作日,我总是一天到晚地忙。到了假日,遇上好天气,我就抱着我的小甥女(姐姐指望生个男孩,可是却生了个女孩)慢慢地走往墓园。到了那儿,我站着或者坐着,久久地望着那个我所珍爱的坟墓,告诉小女孩说,那里面躺着她的妈妈。
有时候我在墓地上碰见安纽达·布拉果沃。我们打个招呼,默默地站在那儿,或者谈到克列奥帕特拉,谈到她的女儿,谈到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是多么悲苦。后来我们走出墓园,沉默地走着。她放慢了脚步,这是故意的,为的是要跟我并排多走一会儿。那个小女孩快活,幸福,由于阳光太亮而眯起眼睛,她笑着,对她伸出手去,我们就站住,逗这个可爱的小女孩玩一 阵。
等到进了城,安纽达·布拉果沃就心神不定,满脸通红,跟我告别,一个人继续走路了。她稳重而严峻。……路上的行人看见她,再也不会想到,她刚才跟我并排走过路,甚至还逗过小女孩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