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n class="center">黄隆炽（中国驻印军新一军教导总队）
1944年，在我的软磨硬缠下，哥哥、姐姐（那时我父母早已仙逝）勉强答应了我跟着三位堂叔去从军的请求。其实我心里早作好瞒着兄姐参军的打算，能得到他们的首肯，自然高兴万分。
从军生涯也还顺利，到印度之后我很满意自己当上了一名步兵。在所有的兵种中，步兵上战场面对面打日本鬼子的可能性最大，也最解恨！但那时战争已倾向结束了，根本没有上战场的机会。日本投降后，虽则满心欢喜，却也留下了不少遗憾：没能亲手治一治这傲气十足的小日本！
机会很快来了，就在我们进驻广东后不久，谭营长和李连长把我同龙排副一起叫到了连部，给了一个任务——押解日俘修建新一军印缅阵亡将士公墓。我和龙排副会意地交换了一下眼神，掩不住内心的喜悦。李连长没理会我们的小动作，继续说：“龙排副负责同我方的场地工程技术人员的联系工作，至于小黄，你就负责押解日俘劳动和整个场地的警卫工作。”我俩站得笔直，兴奋地向连长和营长行了个军礼：“是！”谭营长训道：“别高兴得太早，千万注意军容、军纪。在日俘的面前既要不虐待他们，也要有胜利者的威仪！”心里装着连长和营长的话，我俩领着队伍进驻东山公墓的工地。
驻地选在了东山街口的一座还没完工的楼房里（二楼用于居住，一楼就做警卫点），街口直通墓地，大约离那里200米。整个墓地占地10公顷左右，坐落在广州沙河镇白云山石头岗，背靠一座圆锥型的小山。山前就是一座青色大理石纪念碑，正面雕上了孙立人将军的题词“新一军印缅将士纪念碑”。四条大理石柱直冲云天，从四面看去都是象征胜利的“V”字型。这四根大石柱还代表着新一年的军训：义、勇、忠、诚。而这四个字中又包含了四维：礼、义、廉、耻，以及八德：忠孝、仁爱、仗义、和平、仁义、武德、智仁、勇的全部要求。当时公墓主体工程已大致完成了，日俘的工作也就还剩下挖地、抬土、运泥、填路等。
接收日俘的第一天早上，我们这个班的战友特地把自己打扮了一番。战士们都是经过挑选的，年轻、体质好，装备起来威风凛凛。吃过早饭，我们早早地到驻地门前等日俘的到来。
八点整，一名矮个子日本士官带着两百多名战俘来到我们的面前，整好队之后就向我们敬礼，然后开始报告。那时候没有翻译，双方交流全靠写（日本人都懂汉字）。他们的口头报告我自是一句也听不懂，但我们都挺直了腰身。曾经不可一世的日本鬼子就在我们的面前，随时听候我们的调遣。我脑中闪过大轰炸时，日机在成都上空盘旋的情景，大喊一声：“出发！”两名战士跑步上前端枪做前导，中间夹着日俘，另有两名战友断后，其余的就留在驻地值勤。我也跟着进入墓地，看着工程人员分配当天工作。
日俘的劳动量其实很大，每天中午在一个半小时的休息时间里他们吃起自己带的盒饭时都是狼吞虎咽的。我们的心里也不好受，想起大轰炸时的盐市口、顺城街等满街的死人，我就觉得他们特别可恨！可是他们也是人，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愚弄、逼迫了他们，才使他们犯下罪行。经过商量，我们每天还给他们烧上几桶开水，供他们解渴，日俘很是感激。
恨是无法抹去的。日本人奸淫我们的姐妹，杀害我们的骨肉同胞，有时甚至放狼狗咬死他们。但我们不是帝国主义，不会用野蛮的方式来对待那些哪怕已经犯下了滔天大罪的日本军人。
我们的战士从不打骂日俘，但日俘劳动时根本不敢偷懒。他们的士官和小队的军曹，稍有不合意轻则怒骂，重则殴打，抓到什么就用什么打。被打的人不但不敢回嘴，还得端端正正地站好，任他打骂，口里还得不断“嗨！嗨！”地答应着。
一天中午，我正吃午饭，日俘士官来到驻地向我例行报告情况，进门先是一个恭恭敬敬的军礼（中日两国的军礼都是右手上举中指齐眉，但日军行礼手较平，中方军礼手较立。日俘这时行的是中式的军礼）。我把饭菜推到一边，示意他坐下，然后拿出一叠白纸，随手从上衣口袋里抽出一枝漂亮的笔来。（这是我在缅甸时从一位美国军人手里买来的，叫“爱威儿夏克”，是一枝名笔）。日俘士官一见这枝笔就“啊呀，啊呀”地叫了起来，不断竖起大拇指对我笑。我写到“什么事？”他接过笔写了一些当天的劳动状况，以及同技术人员的接触情况，又感谢起我们来，说我们待人特别好。他见我没吭声，又写自己本是一名高中生，遣返回国后还是要读书的。他看着我继续写道：“你真有学问啊，简直叫我吃惊。我见过不少的中国军人，只有你最有学问，也最有风度。”他又指指我的笔写了“漂亮”这个词，还看了看饭桌上的菜饭写出“酒肉饭饱”四个字。
自从接手战俘以来，我就感觉到他们对我们的阿谀奉承，而我也确实看不惯他们的士官不把手下的兵当人的做法。一直苦于没有机会教训他一下，正好他提到这一点，我提笔就在纸上写道：
“中国有句老话‘酒肉饭饱，无所事事’，这是骂人的话，你知道吗？我们人道地对待你们，也希望你们人道地对待你们自己人！”
他接过纸，看了好一会儿。明白意思后，立马站了起来，低下头，口中不断“嗨！嗨！”。从此他再也没有对我巴结讨好说奉承话，见了我们的士兵只是立正低下头，口中叫着“嗨！嗨！”。但日俘中，士官和军曹打骂士兵的现象少了。
1945年底，在我们和日俘相处了两个多月后，公墓的土木工程基本完成了，上级命令将日俘遣返回国。
日俘工作的最后那天下午，我们让他们提前收工，回去准备一下东西，明日好离去。这是最后一次相处了。我们班上的其余11个人都衣装整齐地端枪站在我身后。日俘士官把两百余人集齐站在我们的面前，一起向我们行了一个军礼。
我胡乱地用中国式的日本话要他们回国后好好工作和学习，不要再侵略他国和欺辱别国的人民。听我讲完之后，士官出列说了一连串日语，大意是感谢我们的照顾。而我只听懂了最后一句：“谢谢关照！谢谢关照！”日俘们又一起大声说了一句“谢谢关照！”之后，集体行了个军礼。我们也还了他们一个军礼，这个军礼包含了多少意义，中国的军人用大度的胸怀包容了他们多少罪行！
日俘开始走了，不少人不断向我们招手，我们12个人笔挺地立着。两个多月来我们从未打骂过他们。他们曾用狼狗、细菌和酷刑来对待我们的兄弟姐妹、骨肉乡亲，而我们从未将这些野蛮残酷的方式加诸他们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