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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正非为何重拾华为文化?

作品:任正非这个人 作者:周君藏 字数: 下载本书  举报本章节错误/更新太慢

    到了一定时候,企业家和企业就必须有一定程度的分离:企业必须形成自身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而不仅仅依赖企业家个人的品行、德性和权威。这本身也是理想型企业家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即企业家个人的理想必须升华到企业的制度建设中。或许应该说,理想型必须发展为制度型(从逻辑上说,理想型的下一个发展目标是制度型,不过目前我还无力去说这个制度型)。任正非通过《华为基本法》,部分地做到了一些,这也就是说,他个人创办华为的早期的理想主义色彩,在《华为基本法》的起草中显了像、定了影,不过还是黑白照片,不能算是彩色照片。

    也可以说,《华为基本法》是任正非的理想型的一个结晶体。但也就仅此而已。

    《华为基本法》开章明义地说:“华为的追求是在电子信息领域实现顾客的梦想,并依靠点点滴滴、锲而不舍的艰苦追求,使我们成为世界级领先企业。”世界级的目标一旦被挑明,就像打开了“潘多拉”盒子(我褒义地取用这个词,盒子代表世界级),藏在里面的“世界级生产系统”、“世界级产品质量”、“世界级研发体系”、“世界级供应链”、“世界级营销方法”、“世界级财务体系”和“世界级治理机构”等纷纷找上门来,“驱迫”理想型企业家又必须重新出发:企业里所有的一切,包括以前做过的、没做过的,做好了的、没做好的,通通都要重新再来一遍,都要按世界级这个标尺来重新衡量、重定目标。该改弦易张的改弦易张,该脱胎换骨的脱胎换骨,该由表及里的由表及里,该推陈出新的推陈出新。《华为基本法》之后,任正非的精彩,才算真正开始。

    当然我们是从逻辑上这样说的—实际上,对于任正非,重视管理和变革、重视流程和制度建设在《华为基本法》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把世界级作为目标也不是《华为基本法》颁布后才产生的想法,更不是在颁布后,就立即着手进行“大跃进”式的发展,非要“三年超英,五年赶美”。在任正非那里,事情从来不是一劳永逸地、毕其功于一役地解决,而是像素描、像雕刻,一笔一笔地、一刀一刀地、反反复复地、螺旋上升般地行进着……

    在我写完本书初稿,正不断润色、修改中时,赫然听说了华为的“奋斗者协议”:“我自愿申请加入公司的奋斗者,自愿放弃所有带薪年休假……”虽说这仍然是任正非一贯的风格,我们这些曾经的华为人不应太吃惊,然而我还是暂停了打字,把目光瞟向了窗外的蓝天。莫非这是老任在华为这个他的作品上又刻下的重重一刀?

    “奋斗者文化”是我离开华为后,任正非提出的一个新名词。对此,我似乎似曾相识,又似乎有点陌生,我感觉陌生的成分还要大些。为何任正非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艰苦奋斗?在这之前,任正非不提文化很久了,而曾经华为文化是多么的响当当。1995年,华为市场部大辞职拉开了整个华为文化的高潮,随后是连续几年轰轰烈烈的“英雄系列”、《华为基本法》、IPD、研发的“工程商人”文化等—那时,这些在我们眼里都属于华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渐渐地,任正非一度主动“放弃”了华为文化,放弃了以企业文化为由展开相关的活动。他做得如此之好,以至于公司内部的人都已经习惯了没有“文化”的日子,再也不把华为文化顺口溜似的挂在嘴上,渐渐地我们在逻辑上和实践上都认可了不说华为文化。

    现在任正非又“捡起”文化来,而且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捡起来,“自2008年5月31日~2009年4月,任正非分别在五大体系的奋斗者表彰大会上作了五次讲话”。这两三年内他连续在各种不同的场所重复地提“奋斗者文化”和艰苦奋斗,重复程度之高,已显得没新意了。而且,就我所接触了解到的,这个“奋斗者文化”与现在的华为人之间,再也没有当年我们与华为“英雄文化”之间那种生动活泼、性情自发、新境迭开的劲道,只有一种苦口婆心,只有一种分配关系,似乎这个文化搞来搞去就是为了实施新的股票、奖金和薪酬的发放方式。而为了分配的原因再提文化,在我听来,倒是有点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味道。哎,仔细想来,现在华为重提的文化,已不是原来我们所知道的那个文化,而是“奋斗者文化”,说白了就是“老板文化”,因为任正非是最大的奋斗者。是不是低调的任正非终于感到有点没人为自己说话的苦闷了呢?抑或是他终于意识到,只靠自己一个人自我批判、自己一个人在思想上艰苦奋斗,是远远不够的?

    天空没有留下痕迹,而鸟儿已飞过。当我的目光重新回到电脑屏幕,额外的感慨已经平息。我们又不是没有碰到过任正非不断带给我们新震惊的情况。我们早已熟悉这种震惊。说不定,“奋斗者文化”不过是任正非另一次“打造”行为、另一次“打造平台”而已。要知道,哪怕经过了20多年的良好发展,华为还有谜一样的外人几乎无从知晓的东西,那就是华为的股权结构和接班人问题。不知道这个可能的打造是否会是任正非的最后一次“打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