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这样困难，父亲还供我读书。我学习成绩不错，数学更好，在我们班是前一二名。高中毕业那年，我19岁。这一年，我母亲生病吐血不止，不久就去世了。我已经高中毕业，这在农村已经够用了。我那时就暗暗发誓，我一定要干出个样子让人看看。
张圭奚善于跑关系的事，工作组的人都很清楚。张圭奚第一次偷税被查后，他就飞到了北京。他想用社会上流行的送礼说情走后门的办法把这事摆平。要说北京天子脚下侯门似海，要想打听哪个官员的下落，犹如大海捞针，但张圭奚们不怕。东询问西打听，不但能知道你住哪院哪楼哪门哪号，而且还能知道你的脾气禀性有啥嗜好祖籍何方。对张圭奚来说，要想知道韩秋家一点不难，但人家韩秋家里根本不接待跑关系的客人。别说家里，就是办公室也不接待，就是你在饭店设宴也不赏光。这难不倒张圭奚。如果遇到这点事就退缩了，哪能干出今天这样的大事业？一天，韩秋出总局办事。一出门，张圭奚突然神秘地出现在身边，硬是把韩秋给堵住了。有道是官家不打笑脸客，有道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家是全国人大代表，声名赫赫，如今竟屈尊如此，韩秋也不好太驳面子，只得悉听尊便。那张圭奚另备好酒席，专门为韩秋“汇报工作”。席间彼此都心照不宣，韩秋早有应对之法，待张圭奚说到正题，韩秋就顺水推舟，说处理决定岂是她能做主的？她人微言轻，不敢造次，还是找一找领导吧。张圭奚无奈，只得怏怏而回。吃过饭，韩秋回到局里，把张圭奚的事向稽查局长作了汇报。说到张圭奚，稽查局长拿起一张名片递给韩秋说，你看是不是这个人，他已经来过我这里了。
马森与张圭奚谈话之后，专案组对他的调查也一步步深入。在马森面前，张圭奚都不打憷，更何况一般办案人员了。张圭奚还是用那句老话说，你们一来，出口退税就停止了，我有7000万元的税款不能退了。现在，我正搞工业园区，大兴土木，日耗斗金月耗千万，正是用钱之际，希望你们关怀一下我们民营企业，把7000万元税款给我退了吧！他白天去工作组活动，晚上回企业加紧布置。如果说以攻为守是第一个方案的话，第二个方案仍是沿用前例，如法炮制，即找几个虚拟人物代替。1999年，他虚拟的两个人，一个叫“郑如彬”，一个叫“林有生”，说是他们伙同外人虚开进项发票。结果，这两个乱臣贼子害怕东窗事发，在检查组来之前畏罪潜逃不知所终。这次，他又编了4个人，即两个采购员和两个仓库保管员。一个采购员叫“张振源”，一个叫“陈国雄”，一个仓库保管员叫“林有强”，一个叫“郑伟彬”。这些人的名字都由张圭奚拟就，然后让手下人写了3份报告，把所有的责任全部都推到这4个人身上。
8月、9月就这样过去了，10月、11月也风平浪静。
与其他乡镇企业家一样，张圭奚也走过一段曲折的发展历程，他在汕头看守所接受我们采访时，讲述了他是如何从一个穷孩子成为企业家的坎坷经历：
张圭奚敢这样大胆妄为，绝非出于偶然。他上一次偷骗税的数额巨大，但他依靠头上的耀眼的光环和复杂而牢靠的关系网，最后顺利过关。于是，他胆子越来越大，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行越远。
电视上的新闻节目已播完了，武警战士小心翼翼地调了一个台，立即有欢快的乐曲充满了偌大的房间。一个武警战士想给张圭奚端上一杯茶，就见张圭奚站起来，直挺挺地向电视机撞了过去……
可是，我已经有了3600万左右的资金，算是完成了我的原始积累。
潮阳市人大的一位副主任说，张圭奚老板当大之后，人变得很傲气，特别是当了全国人大代表后，作为潮阳市人大代表的他却很少来潮阳市参加会议。
消息像一声落地的惊雷，迅速向四周扩散。先是桂光集团的员工，再是谷饶镇，接着是整个潮阳市……尽管乡间邻里有人料到他一定会被抓，但还是感到惊讶。因为对谷饶镇来说，张圭奚实在太重要了！张圭奚的桂光集团养活了镇里镇外的3000多口子，他还为镇里修了一条水泥马路，他和桂光集团的存在使谷饶闻名潮汕……
2001年3月，正当张圭奚准备以全国人大代表身份到北京出席会议之时，“807”工作组对他的调查取证工作已经完成。
这个时候，我已在潮汕地区小有名气了。那时市场经济开始复苏，我是第一批在经济大潮里游泳的人，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成功的木材商，我的知名度也越来越大。
后来我开始搞服装贸易。1991年底，我就和香港的恒生公司直接谈生意了。从1991年到1995年，我的生意越做越大，发展势头十分迅猛。1992年，我就重新建了2万平方米的厂房，有工人1000多人；到1995年，我的企业已经在汕头地区名列前茅了……
生意做大后，张圭奚渐渐变了。
张圭奚仍和以前一样大喊冤枉，他说：“这个事情我两个月前就知道了，我被手下人骗了。有两个采购员真不是东西，他俩伙同另外两个仓库保管员虚开，使我公司蒙受了巨大的精神损失。我太相信别人了，太麻痹了，太没有防范之心了，我一定汲取教训。我们集团早已就这件事情写了报告，我要亲自找工作组的领导说清楚……”
张圭奚不曾想到，他那风风光光的日子马上就要打住了。
到了1989年的时候，农村的住房模式开始发生变化，人们已不满足那种平面的功能不全的平房、四合院，而开始兴建楼房了。楼房的主体结构是钢筋水泥，对木材的需求就相应减少，木材生意便不好做了。
来工作组之前，张圭奚也不是没有一点担心的，他也怕工作组趁便把他“留下”，但细一想，你越怕抓就越会被抓，自己主动上门，就像刘邦主动鸿门赴宴，才躲过一劫一样。“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张圭奚不一定知晓这句话，但知道这个理儿。与马森谈完话后，张圭奚果然平平安安地回去了。工作组就是让他做个示范，希望通过他让更多的涉案人员回来。
谷饶镇传出爆炸性消息：“张圭奚被抓了！”
张圭奚说他的所作所为是环境使然，不是没有一定道理，但张圭奚确实也不是等闲之辈，主观上的原因不是说推就能推开的。他自己蔑视法律缺乏约束和后来的自我膨胀自以为是，以为偷骗税不算什么，不出事赚一大笔，出了事能用金钱用关系摆平，是他胆大妄为向国库连连伸手的主要原因。
多行不义必自毙。当国务院“807”工作组进驻汕头后，张圭奚法网难逃了。
我们在谷饶看到，过去红得发紫的桂光集团，已经人去楼空，繁华不再。
听说工作组上门，张圭奚先来个以攻为守，多次要求见工作组组长。吕华对马森说，他主动要找工作组，你见一下吧，给他讲讲政策。马森脑子一闪念，现在抓嫌犯是最紧要的时候，怎不用张圭奚市商会会长的特殊身份，让他动员一些出逃的人回来呢？马森将这个想法向吕华作了汇报。吕华说，这个办法好，可以试试。
一位工作人员不敢怠慢，立时就打开电视，不偏不倚，屏幕上出现的正好是广东台，而让人极度诧异的是，电视上正巧播放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关于罢免张圭奚全国人大代表资格的消息……
我讲这些话时，张圭奚老婆和另外一个手下都在场。我发现他们听了我的话脸色都不太正常。但他仍继续狡辩说，我不排除这些发票是虚开的，但确实不是我叫他们开的，我实际是一个受害者，我是无辜的。
在当地，张圭奚更是如鱼得水。在接受专案组调查期间，他向专案组长路明说了一个打通关节中的“故事”。张圭奚说：“在我们那儿，走正道没法生存，因为各个环节你都得打点，走正道你就没有打点的钱。中秋节的时候，我突然想起还没给市里的一位领导送钱，于是，立即给这位领导打电话，说过节了，去看看您，顺便给您送点茶水钱。到了约定的某饭店，这位领导从包厢里出来。我将装有20万元钱的塑料袋递过去，说给您买点茶。这位领导一看，问这是你给我的茶水钱？我说是啊。这位领导马上不高兴了，说，他妈的，你怎么这么笨！这么重的东西让我怎么拿？你怎么不把它换成美元或港币？我说，我这两天有些忙，没来得及换，就只好拿人民币了。这位领导说，真不会办事！说完，提着钱走了。”
刘兴回来向韩秋、马森报告了与张圭奚谈话的情况。马森觉得桂光集团毕竟影响太大，加之涉及桂光集团的各种骗税和虚开证据还没整齐，张圭奚案子收网的时机尚未成熟，马森把张圭奚的情况向吕华局长汇报后，吕华说：“张圭奚的事要内紧外松，继续查！”
中国桂光集团声名显赫。该集团投资达2.5亿元，生产设备2300多台套，员工近3000人。集团公司连续多年被潮阳市、汕头市和广东省政府评为“先进乡镇企业”、“最佳经济效益乡镇企业”和“广东省模范纳税户”。
小时候，我家里生活特别困难。我有3个弟弟3个妹妹，我母亲经常生病，家里穷得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我13岁的时候，父亲偷偷带我去做点小本生意。我当时正在读书，可以说边读书边做生意。我卖过大米，甚至还养过马匹，把生产队的马拉回来养，为的是沤肥多挣些工分。到十四五岁的时候，家里更困难了，我父亲咬牙卖掉了自己的口粮，买来一些鸡仔回来养。鸡需要饲料，我们全家含辛茹苦省下口粮换来麸糠菜叶喂鸡，哪知道，等肥鸡快长成的时候却遭了鸡瘟，一大片肥鸡死光了，赔得血本无归。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父亲和我想起了搞木材生意。这时已是70年代，我们这里一些印尼的华侨回来安家，需要建一些平房，我们就从过去的老房子上拆一些木料卖给他们，然后换一点口粮维持生活。那些华侨回来盖房子时，我父亲也去帮他们建房子，为的就是中午去吃一顿饱饭。有时候我放学回来了，我父亲就故意让我替他干活，父亲借故走开，为的是让我吃这顿饭。那时候我正上高中，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一顿饱饭的意义可大了。但是，这个伎俩很快就被人发现了，一些人就取笑我，见我一来，他们就故意高声说：看，谁的儿子又来了。或者说，看白吃饭的人又来了……我当时臊得恨不得钻到地底下。但是，因为肚子饿得实在不行，再没脸也得把肚子填饱，只得红着脸伸手接饭吃。
桂光集团之所以走到这一步，是因为太急功近利，太无视法律，从而导致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东山马銮湾边的扬波酒店是一个环境优美的所在。张圭奚下榻在酒店的豪华套间，内有会客室、冰箱、空调、电视，还有高级卫生间，一应俱全。张圭奚对这个安排相当满意，心情自然轻松起来。刚看过房间，又到卫生间撒了一泡尿，他就忙不迭地吩咐两个陪着他的武警战士，说快点把电视打开，看看今天的新闻。
我仍旧搞木材生意，因为搞木材生意我比较熟悉。主要还是拆旧房子，把旧木料拆下来，卖给别人，赚一点点钱。后来，周边的旧房子没有了，我就到外地去，甚至去贵州、云南等地。那时刚刚改革开放不久，南方一些地方已经开始松动，我就去把那里的旧木材一车一车拉下来，重新整理后再卖给别人。那时我的生意已经开始做大了。1977年我结婚，这时我已经存下了3000元钱，而且也建了一栋平房，这在农村已经了不起了，别人已经开始刮目相看了。但我继续努力下去，逐渐扩大经营范围，我在那边租了10亩地，放置那些旧木材。这个时候，整个旧木材的生意都不错，我就趁热打铁，一直干到1985年、1986年，直到旧木材全部都收购没了，我就又搞新木材生意，还到贵州、云南、广西等山区放木排，然后在广州这边搞批发，与一些香港老板做买卖。那是一段异常艰苦的日子，烈日暴晒，蚊叮虫咬，寒风刺骨，凉雨浇心，但每天看到顺江而下的木排，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收获感和成就感。我虽然是个生意人，但我能从大量的木材需求上感受到国家的巨大变化，而我也为这种变化感到鼓舞。
张圭奚被带到了福建东山。
我当然不信他这一套。我说张圭奚，现在工作组实际上是给你机会挽救你，如果你还认识不到，那只有死路一条了。我给你说三点，请你记住。第一，虽说有一些实质性的证据尚未抓住，但你手下的马仔已经抓住了，魏俊武手下的人已经被抓住了，你究竟在没在他们公司买货，情况早晚会弄清楚的，你想隐瞒也隐瞒不住。第二，你说虚开这些事情是你手下人干的，太小儿科了。你这个桂光集团，虽说有十几家企业，但我清楚，实际上只你一人说了算。照行情，开票是要手续费的，几个亿的手续费就是几百万元。这些钱只有你张圭奚能拿得起，其他的最多能帮你传递一下。几百万的开支没有哪个员工能自己掏腰包，谁会冒着这个风险替你办这个事？这些谎言只能骗骗外行。第三，这一次非同寻常，是国家行动，你看国务院下这么大的决心，工作组下这么大的决心，你就是皇亲国戚也没人敢保你。你不如把情况实事求是说出来，虽然怎样处理是法律上的事情，但自己讲出来和迫于无奈讲出来，处理是绝对不同的。
张圭奚的狐狸尾巴就这样渐渐露了出来。
阳春三月，乍暖还寒。
一切准备就绪，张圭奚便以为稳坐钓鱼台了。
张圭奚滔滔不绝，马森细细听着。等张圭奚讲完，马森把烟蒂往烟缸上一摁，开始有效地进行还击：“你说的也没错，但你的经济发展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普宁绝大多数企业都是虚假的，工作组要打击的是虚假企业，这是一；第二，你没有产品出口，却退了税，等于侵占了国家资产；第三，你的企业过去有问题，被查处过，如今要是再犯，按照《 税收征管法 》，再犯是要从重处罚的……”
张圭奚没有想到，面前这位温文尔雅的司局级官员，说话还挺狠的，与他过招，不会有什么好处。于是，张圭奚换了话题。马森给他施加一些压力，是为以后调查铺平道路，如今目的已经达到，见张圭奚不再与其“辩论”，也就不再深究了。
韩秋指挥的一路检查人员发现，从1999年1月到2000年6月的一年半时间里，桂光集团竟新办了11家企业。这11家企业中有7家是生产企业，其中4家有进出口经营权。这些企业的法定代表人都不是张圭奚，而是他的亲戚朋友，七大姑八大姨。张圭奚为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办这么多的企业？其用意不言而喻。
张圭奚说得天花乱坠，唾液四溅。
工作组成员刘兴找到张圭奚，直截了当地说：“经过调查，桂光集团涉嫌虚开增值税发票。我以‘807’工作组的名义，希望你把事实讲清楚。否则，一切后果由你自负。”
张圭奚立时僵住了，他变成了一具雕像，很长时间，他一动不动……
不一会，马森谈到了让一些出逃涉案人员回来的事。马森给他讲了工作组的政策，如果能主动回来自首，工作组将建议司法机关从轻处罚。让他做做工作，张圭奚表示尽力而为，配合工作组的工作。
我们在汕头市检察院采访时，一位检察官说，张圭奚的架子很大，我们的检察长过去要见一见他都很费劲。
张圭奚一开始搞企业时还是一个很本分很有点子也很勤劳的人，在别人还按部就班固守成规时，他已经不甘寂寞远走他乡投入商海了。上堡村村民反映，张圭奚刚开始办企业时很能实干，企业效益也不错。但后来，张圭奚逐渐把精力放在经营关系网经营政治资本上，把企业交给他家族的人打理。他勾兑各种关系敢花大钱，这在潮阳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一位镇干部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桂光集团号称旗下有十大工厂、十大公司，其实真正属于张圭奚本人的只有桂光制衣厂，其余都是他家族中其他人和亲戚的。他的企业以‘中国’冠名名不副实，泡沫成分很大。至于他是如何打通关节，外人不得而知。反正，张圭奚长年不在厂里，都在外面跑。”
我记得韩秋当时说过，张圭奚不到最后是不会说实话的。韩处长所说的“最后”，我想就是等拿到证据，在特定的条件和特定的环境下，他才会说实话。他不到这一步是不会轻易说的。他一直认为自己身上的政治头衔是自己的保护伞，许多搞邪门歪道的人也都是这么想的。实际上他想错了。
在“807”案件中，张圭奚案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他属于二次偷骗税，而且数额惊人。
对张圭奚的调查在一步紧似一步地进行。
到底是见过世面的人，见了马森后，张圭奚表面上显得非常从容，而且来个先发制人。张圭奚用带着潮汕口音的普通话说：“你们一来，我们企业就受到影响，出口退税退不了，工人也没心思干活了，而且不是我一家企业，其他企业也是一样。说得冒昧一些，工作组影响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1998年，税务总局检查组对桂光集团进行检查，查出其下属7家企业让别人为自己虚开增值税发票10亿元，税额1.7亿元。对此，张圭奚沉痛地向检查组检讨，说全是他疏忽之过，被手下两个采购员蒙蔽了。
出生于1955年的张圭奚为谷饶镇上堡村人，1989年，创办名为上堡制衣厂的小企业；1994年，组建潮阳桂光集团有限公司；1995年，他的企业名前被冠以“中国”二字；1998年，当选全国人大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