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难度也得改。
这是主政山西者下的最后决心。
凡是改革都得涉及到一系列的利益格局再调整，这次山西煤改当然也不例外。
把煤矿重新国有化，这看起来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实际上却是顺应了官方的意志。
有人把这次改革形象地概括为“国进民退”，事实上不是“国进”“民退”的问题，而是“国有”“民无”的问题。
当然，改革者自有改革的理由，动饭碗者自有动饭碗的动机。依王大力并不专业的头脑分析，山西即将开始的煤改所提出的改革理由并不充分。
一是煤炭资源理应国有。
主政者认为地下的资源本来就应该属于国家所有，现在只不过把属于国家的东西重新拿回来。
这个提法有些倒退，站不住脚。
试想社会主义中国的哪个东西不是属于国家所有？矿产、土地、林业、海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尔之滨莫非王臣。
照这样的逻辑推理下去，国家改革开放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包括土地包产到户、林业资源产权明晰、矿产资源有偿开采等等都可以推倒重来。
这样的话，岂不是否定了这些改革的成果？岂不是逆人心而行？
所以，以这个东西本来就是我的我现在就要拿回去的小孩子思维来进行煤改，其理由并不让人心服口服。最起码，不能让王大力这样的煤老板心服口服。
二是频发矿难，必须遏制。
但问题是国有了就没有矿难了吗？换一句话说，矿难和国有私有的关系存在必然联系吗？
国有煤矿矿难不断的事实证明，煤矿国有化未必就能减少矿难。
国家安全生产总局对2006年1月到8月全国21起一次死亡10人以上的特大煤矿事故的统计发现，国有煤矿竟然占到了百分之四十三。
可见矿难并不青睐私有，死神也不畏惧国有。
矿难与煤矿企业的规模及所有制形式之间没有直接对等的关系，国有化并不能必然减少煤矿生产事故的发生。
有不少人认为现在的矿难之所以一个接着一个，并不是因为矿难比过去增加了，而是媒体对现在矿难的曝光率比过去频繁了。
以前发生了矿难还能捂着盖着，现在不行了，一个手机短信，网站论坛上的一个帖子就能把消息迅速传播出去，也就是说媒体的监督力量增强了。
就算这样的说法有道理。那么，煤矿国有化是不是就可以更能加强媒体外部监管的力度呢？
恰好相反，现实中大型国有煤矿企业更容易利用其影响力禁止媒体报道，尤其是发生小型事故时。这样做的后果就是给人留下了小煤矿容易出矿难的印象。
煤矿在国有化之后，可能更会恶化来自媒体的外部监管。
三是污染严重。
山西这几年的污染的确很严重。
如果要回答山西以煤炭开发支撑GDP的最严重的后果是什么的话，污染恐怕是其中最合适的一个答案。
王大力一般很少呆在自己的矿区，为啥？
不是他不想呆，无论是发迹前还是发迹后，他感觉生活最充实的时候差不多都是在自己的煤场。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一看到那堆上天的煤炭，一看到为自己掘金的矿工们，他心里就感觉特别踏实。
离开了煤矿，即便是住着总统套房，搂着如花似玉的女人，他也照样睡不着。几十年了，他和那些黑金已经融为一体，难舍难分了。
离开了那些煤灰，他王大力就不是王大力了。
但是现在，特别是这两年，矿区周围多了密密麻麻的坑口以后，他一会儿都不想在矿上呆了，到处都是遮天蔽日的煤尘，污染太严重了。
在这里，上午九点能见到太阳就是好的。
放眼望去，这里的太阳都是灰黄色的，像是苏北老家不小心被腌过了的鸭蛋，黑黄黑黄。
矿区周围到处都是黑灰色，房顶、栏杆、车上、道路两旁，都是煤灰。在这个地方呆上一天，伸出手来都是黑乎乎的。
晚上睡觉前洗脸，必须接满一脸盆的开水。水少了，根本洗不干净。那用过的水，甚至可以直接当油泥烧了。
去矿区的路上，煤灰甚至可以没过王大力的脚跟。
路边的庄稼地更是灰黑一片，所有的庄稼都披上了一层黑衣。
地里连一个活物都找不到，以前这里还有野兔子出没，现在连一只蚂蚱都没有了。
它们已经无法在这里生存。
住在这里的人，一大早打开窗户就闻得到刺鼻的煤烟味。
尽管如此，矿区周围的老百姓仍然很感激王大力这样的煤老板，“因为有他们在，我们才有钱赚！”他们说。
矿区路上，运煤的车辆一辆接着一辆，都是快要报废的车和没有任何牌照的车。这些车被当地人称为黑车，正是这些黑车在从事煤炭运输。
为了获取最大利益，王大力这样的煤老板都愿意用这种车搞运输，把挖出的煤运出去。
这些黑车大部分是早已经报废的圆头解放卡车。
这些“上了岁数”的汽车，车身油漆斑驳脱落，“一磕一磕”地在盘山公路上缓慢前行。
王大力有时候会突发奇想：如果有一天要拍电影，这些卡车甚至可以直接拉去拍解放战争的电影场面。
细心的人还会发现，在加长重型运煤拖挂卡车队伍中，许多车没有任何牌照，而挂牌的车里，有近三分之一挂的是外地牌照。
这个显然是为了逃避养路费。
挂外地的牌子可以少缴不少过路钱，山西的养路费比内蒙古等外省份高得多得多。
像王大力这样熟悉行情的煤老板，都采取这种瞒天过海的手法省钱。
省钱的另外一个法子就是超载，这在煤炭运输行业，几乎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在通往矿区的山间公路上，到处都是装满了煤炭的加长重型运煤拖挂卡车，缓慢前行。
为了多装煤，很多卡车都进行了改装，一般都用的是特制钢板，再把车箱加高许多。超载的重量往往是核定载重的一半或者一倍。
这些超载的重车下坡时，一段路开过以后刹车片有时候就会因为过热而失灵。
很多重型卡车都用水管一路向刹车片滴水降温，无论是晴天还是雨天，矿区下山的路都湿漉漉的。
超载的卡车一踩刹车，随着“噗嗤噗嗤”的刹车声，轮胎间就会冒起一阵阵水汽，迅速向四周弥漫。
因为超载和路况不佳，公路两旁，掉了许多煤渣，附近有许多农民专门在路边以铲煤渣赚钱为生。
一般来讲，两个人搭伙，一天至少能铲三四吨，依照现在煤渣行情，一吨煤渣就能卖60元，对于农民来说，这一天的收入已经是很可观了。
这就是当地人为什么要感谢煤老板的原因。
他们的生活逻辑很简单：谁给他们带来挣钱的机会他们就感谢谁，在生活的压力下，哪管什么污染不污染。
长期在矿区生活的人，脸色都呈现出灰黑色，吐出的都是带着煤渣子煤味的浓痰。
在这些人身上，经常会得一些莫名其妙的怪病，说完蛋了就完蛋了。这也是王大力不愿呆在矿区的一个原因。
据说有一家医院曾经解剖过一位矿工的尸体，他的心肺几乎都是黑色的，那黑色绝不是劣质烟叶所致，而是煤灰煤尘。
由此，污染当然可以作为改革者的最好理由。
但污染也是不分国有民有的，在不解决根本问题之前，在矿区，污染是一个无法克服的顽疾。
在山西，想实现绿色GDP真是比登天还难。
但在王大力看来，改革最根本的原因还不是这些。最根本的是改革可以转移矿难的责任，保住某些官员头上的乌纱。
自从中央出台官员行政问责制以来，每遇矿难山西必有一批官员下马。
正如王秘书在给王大力面授机宜时所说的那样，本来做得好好的官员，悠哉乐哉地指点江山之际，突然运气不佳碰到矿难，说下来就下来了，这搁谁都会感觉有点冤。
这次煤改，如果顺利，可以成功地把矿难的责任转嫁给国有企业，撤职可以，你撤企业老总好了，我做我的官。
对这些官员来说，煤改更大的好处是在转嫁责任的同时，还可以保住不断上升的GDP。
对他们来说，国有企业就有这一点好处，国有国有，你有我有。
这真是至理名言。
王大力明白，不管这次改革成功与否，不管最终的改革方案何时出台，自己的煤矿早晚都会被“大树”兼并。
王大力决心赶紧落实王秘书的建议，利用文件还未正式出台的这段时间，抓紧提高出煤产量，把该赚到的钱赚到手，大捞最后的一笔黑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