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隆基在一九六五年底的突然去世，据李健生对笔者说，那消息曾使章伯钧一连几天双眉紧锁，长时间的呆坐。
章伯钧似乎想得很多，想得很远。
在家里，章伯钧变得沉默寡言。他难得说几句话，话却很深刻。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笔者在北京采访了章伯钧的次女章诒和。据她回忆，章伯钧当时曾对她说：
“一九五七年，我的本意是希望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探索如何实现民主政治的问题。”
“我从未说过‘轮流坐庄’这句话，那是别人在批判我的时候，把意思加以引伸。后来就成了我的话，加以批判。”
“归根结底一句话，我没有野心！”
当他看到报上登载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良久，他说了一句话：“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马上要开始了！”
果真，被他不幸而言中——十年浩劫开始了！
“大右派”首当其冲。一个在郊区的中学——八一中学，那里的红卫兵干脆占领了章伯钧的家，作为“红卫兵总部”。
章伯钧被隔离审查。夫人成天忙着为红卫兵烧开水。
再也没有联络委员来联络，再也没有聚餐，无法跟老朋友聊天。心中的苦闷积在心中，苦闷在心中积累，他渐渐吃不下饭，人越来越瘦。
抑郁是癌症的催化剂。一九六九年早春，他终于支持不住了。可是，“大右派”属于“地、富、反、坏、右”的那个“右”。属于“五类分子”之一，怎能住院？
夫人李健生在这危难之际，想起了周恩来总理。她写了一封给周恩来的信，跑到中南海后门，央求传达室把这封信马上交周恩来。李健生急得哭了。
警卫见了，连忙安慰道：“老太太，你别哭，我们一定负责转交周总理。”
第二天，周恩来总理就通知人民医院，立即让章伯钧住院治疗。周总理指示：以后不论甚么“牛鬼蛇神”，生了病，一定要给予及时治疗，不得歧视。
住院一查，已经晚了：胃癌，晚期。
女儿章诒和来看他，忍不住热泪纵横，他却说：“别哭，爸爸很快就会好的。”
癌症使他再也没有回天之力。
一九六九年六月十七日，章伯钧在“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中离世，终年七十三岁。
他的次女章诒和在四川工作，被说成替父亲“翻案”，判处二十年徒刑！
后来，她坐了十年牢——从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九年。她的孩子是在牢里出生的。
和罗隆基一样，章伯钧在一九八零年也被列入中央级五名未予改正的“右派分子”名单。
同样，中共后来采取了委婉的措施，为章伯钧恢复政治名誉。
一九八三年初，在北京为“文革”中受迫害而死的章伯钧举行了追悼会。会后，章伯钧的骨灰盒不寻常地被送入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
她的夫人李健生，由全国政协委员升为常委。
一九八四年，北京又破例为章伯钧九十诞辰举行座谈会——这一“模式”后来被用在罗隆基、彭文应、陈仁炳身上，但章伯钧是第一个。
当时的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杨静仁在会上致词，对章伯钧作出颇高的评价：
“章伯钧先生是一位着名的爱国主义民主战士和政治活动家。”
“纵观章伯钧先生的全部历史和工作，他是爱国的、进步的，为我们国家和民族做了好事，是值得我们纪念的。”
同样，杨静仁的讲话，也是代表着中共对章伯钧的评价。
章伯钧夫人李健生于一九九零年五月三十一日去世。女儿章诒和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悼念母亲：
储安平在“反右派运动”后的命运也是非常悲惨。妻子跟他离婚了，然后又跟另一个男人结婚，而且住在储家南屋。本来，离婚、结婚之类，并非了不起的大事，并且只要手续正规，那是无可厚非的。然而，天天看见南屋，储安平的心境是极端痛苦的。
全国政协安排他下放劳动，他求之不得。他在长城脚下放羊。虽然他很想在那里长住，与草为伴，与羊为伍，但领导上还是要他回城了。他依旧爱羊。他在小院里养起羊来。一天，他捧着一个铁罐，去敲章伯钧的门。原来，那罐里满满的装着羊奶。他对章伯钧说：“羊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这羊是我亲手养的，这奶是我亲手挤的。羊奶有营养，你收下吧！”
储安平有很多藏书。养羊之余，他埋头于看书。羊与书，陪伴着他度过那些寂寞的日子。
在长城脚下放羊时，他结识了下放劳动的李汝苍老先生。回城之后，李汝苍成为惟一的经常跟他来往的朋友。
“文革”风云骤起，储安平成为红卫兵折磨的对象。任意打骂。人身侮辱，无所不为。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群红卫兵又来敲门，要批斗“大右派”。储安平从后院翻墙出逃。
他逃到李汝苍家，塞进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
他走了！从此，人们再也没有见到他。
那时候，北京的北海、颐和园，天天有死尸漂起。可是，未能确认哪一具死尸是储安平。
他走了！从此，在人世间消逝。
他晚年的惟一挚友李汝苍老先生，也是“右派分子”，经不起红卫兵七斗八斗，生命之火终于熄灭。于是，关于储安平的“走”的详细情况，已不得而知……
储安平毕竟是“头面人物”。为了查清他的死，一个专案小组工作了两年，也未能查出个结果来。
一九六九年，康生嘟囔了这么一句话：
“储安平，大右派，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