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承认了作为一九五七年“右派”核心的“章罗同盟”是不存在的，既然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右派分子”是错划的，那么，发动“反右派运动”还有必要么？
那时，中国正在上上下下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既然实践表明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右派分子”是错划的，那就证明“反右派运动”是错误的。
人们不由得对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本身，提出了怀疑。有人力主，要像彻底否定“文革”那样彻底否定“反右派运动”。
对此，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作出了回答。
一九八零年一月十六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作了《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邓小平说：
当时不反击这种思想是不行的，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是随着运动的发展，扩大化了，打击面宽了，打击的分量也太重。大批的人确实处理得不适当，太重，他们多年受了委屈，不能为人民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不但是他们个人的损失，也是整个国家的损失。所以，给右派分子全部摘掉帽子，改正对其中大多数人的处理，并给他们分配适当的工作，就是一件很必要的、重大的政治措施。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一九五七年不存在反对社会主义的思潮，或者对这种思潮不应该反击。总之，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本身没有错，问题是扩大化了。①
一九八零年二月二十九日，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作《坚持党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讲话时，对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运动”也作了自我批评。他说：
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②
中共中央于一九八零年六月十一日发出《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爱国人士中的右派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通知》。
《通知》指出：
一段时间以来，党内外有一些同志由于看到改正面很大，因而对反右派斗争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这是错误的。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应该离开当时的历史背景。当时确实存在资产阶级右派向党猖狂进攻的严重事实，我们坚决给以反击，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不进行反击，不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全国就要陷于政治上思想上的大混乱，我们就不可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
《通知》对“反右派斗争”的教训作了这样的总结：
反右派斗争的主要教训在于对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把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当作了敌我矛盾，以致造成扩大化的错误。今后全党对于某一时期出现的重大思想动向和社会思潮，一定要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冷静地、细致地加以分析，查明来龙去脉，作出符合客观实际的判断。问题发生在什么范畴，什么领域，就应当在这个范畴和领域内解决，而不要任意扩大，更不能“一刀切”，发动带全局性的政治运动。一定要注意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如果矛盾的性质一时未能分清，要先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决不要把犯这样那样错误的人，轻易定为敌我矛盾。
中共中央统战部的《关于爱国人士中的右派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共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报告了关于二十七名上层爱国人士的右派复查情况。
报告从一九五八年初被划为右派的九十六名着名爱国人士中，选出二十七名影响最大的进行复查，予以改正的为二十二名。即：
章乃器、陈铭枢、黄绍竑、龙云、曾昭抡、吴景超、浦熙修、刘王立明、沈志远、彭一湖、毕鸣岐、黄琪翔、张云川、谢雪红、王造时、费孝通、钱伟长、黄药眠、陶大镛、徐铸成、马哲民、潘大逵。
不予改正、维持原案的五名：
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
报告的第二部分是关于“章罗同盟”问题。尽管“章罗同盟”一案是毛泽东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中亲自定下的，报告还是予以否定。报告说，当时章伯钧与罗隆基并不存在联盟，但有呼应。
报告的第三部分，是关于召开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座谈会，以统一对反右派斗争的认识问题。
报告中所列五名不予改正、维持原案的右派，是为了证实在一九五七年确实存在着右派，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
在这五名不予改正的右派中，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乃是人们所料之中。但是，列上彭文应、陈仁炳，未免令人费解。这可能是基于以下考虑：
一、应有上海方面的代表人物；
二、彭、陈当时就被称为“章罗同盟”在上海的“首要分子”；
三、彭文应至死不认错，被看作“态度顽固”；
四、陈仁炳当时还活着，似乎在五名之中应该有一名活着的不予改正的右派。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一日，由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党的决议形式对“反右派运动”作了正式的结论：
这一年（引者注：指一九五七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对于“反右派运动”的“不幸的后果”，其实毛泽东也有所察觉，只是毛泽东所说的“不幸的后果”不同罢了。
那是一九六二年四月九日毛泽东在第十八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讲话，颇有所感地说：
“右派猖狂进攻，不得不反，你不反怎么办呀？但是带来一个缺点，就是人家不敢讲话了。”
确实，从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运动”之后，作为“不幸的后果”，那就是毛泽东的“一言堂”。这“一言堂”以至发展到“一句顶一万句”，开始了那更为不幸的“文化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