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说: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胡适常说:狮子与虎永远是独来独往,只有狐狸与狗才成群结队。

    胡适说:有什么话,就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写。

    胡适说:“麻将里头有鬼。”又说:不是一部好的小说,因为书里没有一个PLOt(有头有尾的故事)。

    黎元洪曾颁发勋章给胡适。胡是在报刊上登启事:“4月5日的《益世报》上登出新颁发的大批勋章,内有:‘胡适给予三等嘉勋章、勋位’的,如果这个胡适是我,还是请政府收了回去吧。”

    1920年9月中旬,胡适在北大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讲,说到新文化运动、共产主义时说:“我自己是赌咒不干的,我也不希望你们北大同学加入。”

    对于文学改良,胡适最初是不够自信的,他写信给陈独秀说:“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绝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陈独秀则毫不客气地回复道:“改良文学之声,已起于国中,赞成反对者各居其半。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其故何哉,盖以吾国文化,倘已至文言一致地步,则以国语为文,达意状物,岂非天经地义,尚有何种疑义必待讨论乎?”

    但是多年之后,面对文学革命的累累硕果,两人的表现却又别有不同。陈独秀说:“常有人说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搞出来的,其实这是我们的不虞之誉。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适之等若在30年前提倡白话文,只需章行严(士钊)一篇文章便驳得烟消灰灭。此时章行严的崇论宏议有谁肯听?”胡适则当仁不让地说:“如果没有胡适、陈独秀之流的话,运用白话文进行文学创作至少要推迟二三十年。”

    1948年10月20日,胡适应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的邀请,在浙大体育馆演讲《自由主义》。这是胡适在大陆的最后一次演讲。胡适这次讲演没有留下记录稿,但竺可桢日记记下了大致内容:胡适“述自由主义为中国之固有产物,以《吕氏春秋》为证,并引王安石白话诗。述浙江余姚明代三位大师阳明、梨洲、舜水均为提倡自由主义。述东汉王充(仲任)之自由主义。但以为中国之自由主义缺乏了政治之自由,且少容忍之精神,故自由终不达到,而人民亦无由解放云云。”

    1949年3月27日下午,胡适演讲《中国文化里的自由传统》,胡适再一次说自由不是舶来品,他以中国古代传统中的谏官御史、史官制度作为例证,并把孔子、老子、孟子都称为自由主义者,认为王充的《论衡》从帝国时代就开辟了自由批评的传统,在范缜、韩愈、王阳明身上他都读出了自由主义精神。他甚至把孔子的“有教无类”及科举制度解释为“教育的平等”。他说:“假如有一天我们都失去了自由,到那时候每个人才真正会觉得自由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

    1949年2月15日,胡适在上海和老同学竺可桢见面,在谈话中,胡适表达了对国共和谈的看法,竺可桢在日记中说:“适之对于中共与中央和谈之成功甚悲观,但谓北京之解放未始非福。渠不久将赴美国,或将赴台湾一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