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从胡适打麻将联想到他的思想,有一段精彩的描述:

    1904年始胡适到上海生活了六年,先后在梅溪学堂、澄衷学堂及中国公学就学。他自述:“在我停留在上海的时期内,我经历过三个学校(无一个是教会学校),一个都没有毕业。”

    胡适评论道:“京剧太落伍,用一根鞭子就算是马,用两把旗子就算是车,应该用真车真马才对……”黄侃挺身而起道:“适之,适之,那要唱武松打虎怎么办?”

    温源宁这样描写胡适:“四十出头了,胡博士还显得很年轻。脸刮得挺像样,衣服穿得挺像样,他真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头发漆黑,不见二毛;前额突出,跟奥古斯都大帝相似;一双坦率的大眼;两片灵活的嘴唇,显得能言善辩;面色红润,却不是由学者的‘生活朴素,思想高超’而来,也不是由俗人的‘饮食丰美,生活放荡’而来。中等身材,十分匀称,一举一动,轻快自如。从外表看来,胡博士是由俗人变为学者,而不是由学者变为俗人。”

    《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之后,新文化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胡适也由此“暴得大名”,天下何人不识君,那个时代有个口头禅,居然是“我的朋友胡适之”。

    胡适留学归来,青春少年,声名远播,更兼风度翩翩,对女士温柔体贴,绅士风度十足。他讲课的时候,看到女生坐在窗边,寒风吹进来,他会很细心地走过去替她把窗户关上。与女孩子们在一起,他总是有说有笑,温厚机敏,幽默风趣。自然,免不了有许多女孩子苦苦追求他,写来许多神魂颠倒的情书。1926年,汤尔和赠给胡适一诗,描写的就是当年胡适周旋于红袖之间的情形:蔷花绿柳竞欢迎,一例倾心仰大名。若与随园生并世,不知多少女门生。缠头拼掷卖书钱,偶向人间作散仙。不料飞笺成铁证,两廓猪肉定无缘。

    清末民初,张元济主持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除以编撰教科书为重点外,对于一般图书则注重西方文化思想的译介,如严复译的《天演论》等思想名著。这些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血,“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术语,都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成了爱国志士的口头禅。许多人用这些名词做自己或女儿的名字,原名胡洪骍的胡适,也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中取“适”字做了自己的表字和笔名。

    民国时期,官员、文人搓麻成风,胡适在《麻将》一文中痛斥麻将的祸害。他算了一笔账,即麻将每四圈费时约二点钟,少说一点,全国每日只有100万桌麻将,每桌只打八圈,就得费400万点钟,就是损失十六万七千日的光阴,更不用说金钱的输赢、精力的消磨。他写道:“我们走遍世界,可曾看到哪一个长进的民族、文明的国家,肯这样荒时废业吗?……只有咱们这种不长进的民族以‘闲’为幸福,以‘消闲’为急务,男人以打麻将为‘消闲’,女人以打麻将为家常,老太婆以打麻将为下半生的大事业!”他把麻将与鸦片、八股、小脚列为“四大害”。

    胡适在评论中国传统戏曲时说,居然竟有人把脸谱,嗓子、台步、武把子、唱工、锣鼓、马鞭子、跑龙套,等等,当作中国戏剧的精华!

    胡适说他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方法,是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翻阅《大英百科全书》偶然发现的。

    上世纪30年代,赵元任和杨步伟去安徽旅游,游览了黄山,顺便去了歙县胡适之的老家,两人赞叹真是山清水秀之乡,杨步伟和赵元任写了一封信给适之说,你们有这种好风水的地方,所以才出了你这个人。适之回信说:“韵卿(杨步伟字韵卿),我要接吻你一百次,谢谢你。”

    1923年春天,胡适应清华大学学生所请,开列了一份共计185种“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把、《九命奇冤》也列入。梁启超对胡适说:“我便是没有读过这两部书的人,我虽自知学问浅陋,但说连国学最低限度也没有,我不服。”徐志摩看了“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后说:“惭愧!十本书里有九本是我不认识它的……我是顶佩服胡先生的,关于别的事,我狠听他(胡适)的,但如其他要我照他定的书目用功,那就好比要我生吞铁弹了。”

    北平乃人文荟萃之地。餐馆食谱上多有以名人名字命名的名菜,如赵先生肉、张先生豆腐、马先生汤、胡博士鱼等等。中山公园长美轩的马先生汤为马叙伦首创,又称“三白汤”,味极鲜美。王府井承华园的胡博士鱼为胡适所创,其法为鲤鱼切丁,加三鲜细料熬成鱼羹。至于张先生豆腐和赵先生肉,也是京师名菜,却已失其详征,只知道“张先生”必是跟北大有密切关系的人,且是南方人。

    胡适的名作《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都只有上卷,人送雅号“半卷博士”。

    骂归骂,胡适也不是视麻将为洪水猛兽坚决不碰。梁实秋就曾看到过胡适搓麻的情景:“有一年在上海,胡适、潘光旦、罗隆基、饶子离几位在一品香饭店开了房间,硬木桌上打牌,滑溜溜的,震天价响。”梁实秋还记得那次胡适“麻运”不佳,最后输个精光,因为带的现金不够,只好开出一张三十多元的支票,在当时不算小数目。

    胡适在介绍自己的事业时,只介绍文学是他的“娱乐”,哲学是他的“职业”,历史是他的“训练”,政治是他的“兴趣”,却从未说过教育是他的“什么”。

    胡适的“朋友”遍天下,连美国人也不能幸免。珍珠港事变前,芝加哥大学教授史密斯当选众议员。时任驻美大使的胡适与此君曾有一饭之缘,得知消息后,便请他来中国驻美大使馆用晚餐。史议员在赴宴的路上突然想起:还不知道主人叫什么名字呢,这可如何是好?但转念一想,只需按“大使”、“阁下”这样称呼,定没错。宴会散后,胡大使送客时免不了“欢迎到敝国旅游”这样的客气话。“中国我是一定要去观光的,”史议员肯定地说,“我到贵国观光,第一个要拜访的便是我的朋友胡适之博士,大使先生,胡适博士现在在什么地方呀?”胡大使听后哈哈大笑,说:“胡适就站在你的对面呵。”宾主相拥大笑,尽欢而散。看来“我的朋友胡适之”在美国也是行得通的。

    (注:也有研究者说此诗是胡适为恋人曹珮声所写)

    其实“只要颜色不同,就打掉再说”,又岂只胡家这位女客。在胡氏有生之年里,各党派、各学派、各宗师……哪一个不是只要颜色不同,就打掉再说呢?!胸有成竹,取舍分明,所以他们没有胡适之那样博学多才,他们也就没有胡适之那样手忙脚乱了!

    胡适喜欢吃肥猪肉,每次《独立评论》同仁开会前的聚餐,与会者都把肥肉搛给他,让他一个人吃得津津有味。

    晚年胡适谈到齐白石的时候,胡适放低声音笑着对秘书胡颂平说:“这位齐老先生78岁还生儿子;良怜之后,还有好几个子女呢!”

    胡适见宴会席上有家乡名菜狮子头,大为欢喜。即说:“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这两句话是圣人最近人情的话,全世界两千年的哲人中,没有第二个人说过这样的话。

    胡适在说到王国维与罗振玉时,其语言与常人无异:“静安先生的样子真难看,不修边幅,再有小辫子,又不大会说话,所以很少出门,但他真用功。罗振玉就不同,身材高大,人又漂亮,又会说话,说起话来又有丰采。真漂亮!”

    有感咬不开,捶不碎的核儿,

    关不住核儿里的一点生意;

    百尺的宫墙,

    千年的礼教,

    锁不住一个少年的心!

    胡适在家乡念过九年私塾,在这里他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学生逃学,先生抓着便打,越打越逃”,原因是“老师收入太少,一个学生每年才交两块银元,老师生活困难,当然没精力认真去教,学生只有念死书,背死书。这样自然很苦,不愿去学,更谈不上去用功学习了”。胡适的母亲为他多交学费,才使两位先生认真为他讲书。

    胡适在美国留学时,他的导师杜威曾让其博士论文没有通过。两年后,他亲临中国,看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胡适的博士论文)在学术界的声势,才自愧有眼不识泰山。后来他颇以有胡适这样的学生而骄傲。

    胡适在陈存仁家中,常时喜欢讲笑话,谈小脚,谈辫子,谈打麻雀。他常提起他的太太江冬秀女士。他说,他太太虽是小脚,但早年就解除束缚了,他称她是“改组派”。关于他自己的辫子,在考取官费留学那年(宣统二年),他还是拖着辫子上船的。至于打麻雀,他的太太最欢喜,他自认是怕老婆会的会长,所以非但不反对,而且常常在案牍疲劳之后,也参加打几圈。

    胡适的博士头衔大多名过于实,其哥伦比亚哲学博士文凭,也是迟至1927年才正式拿到手。饶是如此,也令同参与新文化运动的刘半农大受刺激。刘经过数年苦读后,在国立巴黎大学获得语言学博士学位,并当选巴黎语言学会会员。从此,他在人前自称“国家博士”,以与其他博士相区别。

    “一次在背后看他打麻将,我忽有所悟。胡氏抓了一手杂牌,连呼‘不成气候,不成气候!’,可是‘好张子’却不断地来,他东拼西凑,手忙脚乱,结果还是和不了牌。原来胡适之这位启蒙大师就是这样东拼西凑,手忙脚乱。再看他下家,那位女士慢条斯理,运筹帷幄,指挥若定。她正在摸‘清一色’,所以不管‘好张子,坏张子’,只要颜色不同,就打掉再说!”

    相对于胡适的胜少败多,胡夫人在方城战中可谓每战皆捷,这让平生不信鬼神的胡适,“小心求证”出“麻将里头有鬼”,亦不失为一趣闻。

    一次,胡适谈及北方早婚的人还声情并茂地朗诵了一首北方民谣:新娘年纪二十一,新郎还只一十一。两人一道去抬水,一头高来一头低。要不是公婆待我好,一脚踢他井里去。

    有一次,胡适和新月派诗人聚会,对闻一多说:“你们湖北有三杰,一文一武一名伶,文人就是你,武人是黎元洪,名伶是谭鑫培。”闻一多笑道:“你们安徽也有三杰,也是一文一武一名伶,文人自然是你,武人是段祺瑞,名伶是梅兰芳。”

    胡适有天请罗隆基、潘光旦等到上海徽州馆尝家乡口味,一进门,老板见到他满脸笑容,对着厨房大吼一声。他们都听不懂,胡适解释这是徽州话,是在喊:“绩溪老倌,多加油啊!”多加油即是特别优待老乡之意,果然那餐油水特别足。后来梁实秋回忆说,有两个菜印象特别深,一是划水鱼,即红烧青鱼尾,鲜嫩无比;一是生炒蝴蝶面,即什锦炒生面片,非常别致,缺点是味太咸,油太大。

    胡适因创作和提倡白话诗,被称为“新诗的老祖宗”。海内作新诗者均以能得胡适的评论而荣幸,以致后来以名噪诗坛的郭沫若,以一直得不到胡适的评论为憾。1923年,两人在一次欢宴上见面,当胡适在酒酣耳热中说起他曾想要评,并取读了五日时,郭沫若大喜,竟抱住胡适,和他接吻。

    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了《大清皇帝辞位后之优待条件》,末代皇帝溥仪因此得以深居宫中,继续着他的“皇帝”生活。在洋师傅庄士敦的调教下,红墙内的小皇帝对外界的一切新事物都充满了好奇:眼镜、电话、自行车。同时,他也了解了国内外的政治文化形势,知道了“新文化运动”(他称之为“白话文运动”),也就“认识”了胡适,读过《尝试集》,也读过《文存》。皇宫装了电话后,溥仪想起了胡适博士,很想听听洋博士是用什么腔调说话,溥仪在紫禁城里打电话约来了慕名已久的胡适,对胡适说:他对民国的优待条件并不在乎,只想多读点书,做一个“有为的青年”。胡适恭维道:“皇上真是开明!前途有望!”见面后,胡适对寂寞的溥仪心生怜悯,在6月6日的日记里写了一首诗:

    20世纪20年代上海泥城桥开了一间叫“四而楼”的酒馆,很多人都不明白“四而”的意思,就去请教当时任上海公学校长的胡适。胡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只好亲自前往四而楼小酌,寻机向主人探问究竟。主人说,楼名取自的“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只不过图个一本万利的彩头。胡几欲晕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