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的能力,再加上这样的品格,司马光居然熟视无睹。他的眼光在哪里?他巨大的史学知识在哪里?说到这一点,更让人无语的事还在后面。
免役法废除之后,青苗法、将官法迎刃而解,司马光在国内举世无敌,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了。可是他非但没有感到快乐,反而唉声叹气。他苦闷啊,对身边的人说了一句话——“西夏未服,吾死不瞑目。”
此言一出,新、旧两党人士都有深深共鸣,从太宗时起到神宗一生,都被西夏拖得筋疲力尽,这是大宋近百年的无解毒瘤了,司马相公终于要对它动手了!
但是怎样操作呢?四位皇帝无数能臣都搞不定的事,司马光会有什么好办法?事实胜于雄辩,司马光给出的答案惊天动地,事先谁也想不出来。
之所以会和西夏人恶化到现在的地步,都是王安石惹的祸,那么解决的办法也简单。把熙宁、元丰年间历次战争所得到的好处都还给西夏人不就得了嘛。比如米脂、浮图等四座城寨,恢复与西夏的榷场继续做买卖,至于每年的赏赐当然更不能少了,一切都以仁宗、英宗时代的待遇看齐……
这样的开价让西夏人疯了,宋朝人很怪耶!这是真的吗?!前后的反差实在太大了。接下来他们就看到了宋朝人的诚意。四座城真的还回来了,赏赐什么的也全数送来,至于回报,宋朝只要求西夏像从前一样称臣,每年写点格式标准的拜年信。
西夏人实在过意不去了,想了想,这样吧,我们也厚道些,把永乐城之战中抓到的几百个俘虏还给宋朝吧。如此这般,司马光终于安心了,拿着西夏人送来的称臣报表,他向全国宣布,西夏被我们征服了——!!
兴奋之余,司马光意犹未尽,他想起来王安石当政时期,好像还打下了一大片土地,现在叫什么熙河路。做人要诚实,要还一起还,把这个也还给西夏吧。
这时有人终于忍不住了,拿张地图给他看。告诉他你要死快死,别再说胡话了。看清楚喽,这片地原来是吐蕃人的,跟西夏人没关系。再看看地理位置,真要还给西夏,宋朝就被合围了!
啊,这样吗?
司马光勉强提起精神看了看,那好吧,熙河就留着吧。
以上的事件单纯地来看,已经让人忍无可忍;如果结合起历史来讨论,才会明白司马光此举有多么的险恶自私。
他是历史大宗师,远在夏、商、周时期的历史都如数家珍,那么中唐时期的事情会不知道吗?说来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大悲哀,历史,一直是中国人所自豪的位面,可是曾有位外国人一句话就把中国人在这方面的自豪抹杀了。
黑格尔,他说中国古代是没有历史的,每一个朝代都只是单纯地重复,甚至发生的事件都不断地雷同。远不如欧洲,有原始、奴隶、封建等社会形式,进化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
作为中国人,我乍一看,第一时间也很愤怒,觉得被蔑视了。可是仔细审视,变得无语。就比如司马光割让西北四城的行为,在中唐时就发生过。
唐朝党争最激烈的时候,分为两派——牛党、李党。在唐文宗时代,牛党党魁叫牛僧孺,李党党魁是李德裕。两党互相排挤,在公元830年左右,牛僧孺是首相,李德裕被贬到西川边疆站岗。西川与吐蕃接壤,岷山的西北有座维州城,很多年前被吐蕃人夺走。
这时吐蕃的守将悉怛谋仰慕李德裕,带着全家,把维州城打包一起投降了。李德裕喜出望外,上报朝廷,结果让牛僧孺非常不爽。
你的成就是我的失败,要怎样搞点破坏呢?牛僧孺选择从懦弱昏庸的唐文宗下手。他说为了一个城池和吐蕃人交恶,小心对方出兵,从蔚茹川,直入平凉阪,不到三天就可到达咸阳桥,只怕京城都守不过来,得到一个维州算得了什么呢?
文宗害怕了,命令把悉怛谋交还吐蕃,把维州城也送回去。结果悉怛谋全家被吐蕃人虐杀在唐朝边境上,从那以后,再没有吐蕃人敢于向唐朝归降。
牛僧孺把党争放在国家利益之上,事情过去才200多年,以司马光的学识这是最基本的小儿科,可他明知故犯,重复这种罪恶,为的是什么呢?
大家自己去想吧。
如果以为他真的是为了宋帝国的安宁,宁可花钱消灾才这么做,呵呵,很快西边的局势就会扇到他的脸。可是,那一点都不妨碍《宋史》在他的个人列传中写出这样一句来——“……中国相司马矣,毋轻生事、开边隙。”
西夏,甚至辽国人都告诫自己的边将:宋朝由司马光做首相了,你们千万要小心,别去惹事!
别说在元祐时期西夏变得再次嚣张起来,退一万步,就算真的安宁了,也是人家手懒。想要的都白送过来了,还需要再动刀子去抢吗?
挣扎着做完这些,司马光终于快挂了,全部的精力都扔了出去,全部的心愿也都达成,他自己都感觉没有再不死的理由。可是在七月时,他突然间回光返照,从病床上跳了起来,钻进轿子往皇宫里赶。
紧急通报,有人在高太后那儿提议重新启动青苗法!
这还了得,我还没死呢就有人敢唱反调,必须掐死这个出头鸟。等他赶到皇宫里时,肇事者还没来得及跑,被他堵了个正着。
范纯仁,他站在高太后面前还在解释现状,阐述理由。司马光进来,没看任何人,直接对高太后说,是哪个奸邪劝陛下重施这个邪法?!
范纯仁立即闪到了一边,一个字都不敢说了。奸邪,这顶帽子压过来,他的终生就得被定性,连他父亲都得被追贬。
司马光又成功了,哪怕奄奄一息,他都震慑全朝。可是天下的形势怎么办呢?要知道范纯仁并不是新党,他不会没事申请雷劈。他是看到了危险的现状,因为国库又开始空虚了。
青苗法、方田均税法被废,在原有的法令下,土地、农民又被地主们霸占,国家的利益重新缩水,这样的实际问题谁来解决?这些司马光不管,他只管废,兴什么,关我毛事?
这是他一生最后的真实写照,有一句他列传里流传天下的名句可以佐证。什么责任、什么危险,在他那里都能忽略掉。
当他废法最起劲时,“以母改子”改得最爽时,有人曾经提醒他。这时否定宋神宗,小心哲宗长大了会为父亲出头,那时再翻天覆地一次,宋朝可怎么好?
司马光爱理不理——“天若祚宋,必无此事。”老天爷如果保佑宋朝,这种事自然不会发生。你奶奶的,你自己做的事,要上天给你擦屁股,你当你是九天神猪的孙子啊,有仙缘?
司马光死在宋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九月一日,享年68岁。他的葬礼规格是超高的,赠太师、温国公,一品礼服、银绢7000两,谥文正,以皇帝的名义赏了块石碑,上面刻着“忠清粹德”。
另外,高太后带着小哲宗亲临现场致哀,她本人还当众哭了几声。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王安石死时,以荆公之名望地位,居然去世时一无神道碑、二无行状、三无墓志铭,治丧时只有一个弟弟在场。
至于之后的追赠、苏东坡的制文,是一个让人玩味的讽刺。那居然是王安石平生大敌司马光说了一句话,宋朝当局才赏了下来。
——“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但性不晓事而喜遂非,致忠直疏远谗佞辐辏,败坏百度以致此。今方矫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光意以谓朝廷特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
这些话除了开头稍微肯定了一下王安石的人品之外,没有一处不是在骂人。
翻译成普通话就是,王安石这人的本质还是不错的,可是性格有问题还很笨,要命的是还特别喜欢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由于这种本质,他把忠贞纯洁的人都赶走了,弄得满朝廷都是些小人。现在我刚刚要改变他的过失,可他却突然死了。我料到他死之后肯定会有很多的反复小人打击他,借此进入我们光明伟大的旧党队伍。所以我认为,朝廷应该给他些优厚的抚恤名分,以免助长浮浅刻薄的风气。
我的翻译有错吗?
如果没错,大家应该明白,他哪有半分对王安石的认同,仅有的一点点善意,也是为了所谓的朝廷风气。好了,回头说司马光。
他终于死了,对他,我是有话要说的。他的人品、作为,在前面已经就事论事、夹叙夹议地说过了,现在我要讨论的是他的成就。
在此,我很想知道百度主机的所在地,很想拥抱一下它的主控者。万能的百度中关于司马光的记录头一句话是多么的精确啊。
司马光,北宋时期著名的史学家、散文家。
这是事实,司马光除了历史知识、文字能力之外,用我们东北话来说,他就是门山炮。政绩和人品不再多说了,现在看他的主项、历史。
史学界有句话,叫“千古两司马”,即西汉司马迁、北宋司马光。这两人不仅都姓司马,两人的著作也大体相当。
《史记》、。
基本上这是公论了,可是我一直很不认同。我不会因为我写的是宋朝,就把宋朝的人物无限上纲,好去满足读者们的追星欲望。这两位司马先生是太不相同了,简直是两个极端,连带着两人的著作也截然相反,从性质到目的,都水火不相容。
司马迁是敢讲真话的人,因为李陵事件,他说了句公道话,结果被汉武帝下狱,为了能活着出来完成《史记》,他忍痛接受了宫刑。这是多么大的牺牲,是多么执著的追求!
看司马光,他的政治生涯在元祐出山之前,一直都只尽百分之八十的力,从来不会把自己扔进斗争的漩涡,忘我投入地工作。直到高太后掌权之后,有了百分之百的安全保障,才施尽辣手。
他是多么的聪明、多么的谨慎……
看两本书的修撰过程。《史记》是司马迁的个人成就,他出狱之后虽然还有西汉的官职,可是不再是修史的太史令了,写《史记》是秘密地进行,写完之后也没打算上交皇帝,而是要藏于名山,以待后世。
不同,它的作用是教皇帝怎样治理天下,可以说是皇帝科班的教科书。在写这部书时,司马光有丰厚的俸禄,有精英班底,写成之后呈交宋神宗,得到了大笔赏赐。
最重要的一点,是两者修史、治史的心灵差别。
《史记》是光明、公正、博大、坚贞的,司马迁虽然在身体上失去了男性的功能,可他始终是个不屈不挠保持自我的汉子。他写书时敢于说真话,指出历代皇帝权贵的错误,连当朝的汉武帝都一视同仁。更有甚者,他把西汉王朝创立时的死敌项羽提高到了帝王的身份,和刘邦一样享有“本纪”的待遇。
反观,开篇从周朝开始,结稿在五代末年,他本人生活在宋朝立国将近百余年的时代了,可半点宋朝的事都不提。
多么的明智,绝不惹半点的麻烦。这又是多么的懦弱啊,这本书的本质不是教人怎么当皇帝吗?那么本朝前几位皇帝的得失是最重要的内容,居然为了自己的安危彻底忽略。
如果在生存的前提下,司马光也许没错。可是就不要侮辱司马迁了,两者根本不是一个等级的人物。一个连真话都不敢讲、两面三刀一辈子的人,根本不配谈历史创作。
毕竟,历史最基本也最重大的意义就在于——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