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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生命与血缘

作品:闲话中国人 作者:易中天 字数: 下载本书  举报本章节错误/更新太慢

    大禹铸的那九只鼎,当然不会是什么烧饭锅,而是权柄和神器,兼有宗教和政治的双重意义,而且多半是祭祀时用的。祭祀的时候为什么要有鼎呢?因为所谓“祭祀”,说白了也就是请客吃饭,只不过那些请来吃饭的“客”,是天神、地祗和人鬼(去世的祖先)。祭这个字,下面是一个“示”,上面是“一只手拿着一块肉”。所以,祭,就是用手拿着肉给神看,——我们请您老人家吃肉了,您老人家也得表示表示吧?

    祭祀既然是请客吃饭,那么,有两样东西是不可少的。这两样东西,一是酒,二是肉。请神喝酒,倒不因为“男人不醉,不给小费;女人不醉,不给机会”,或者是希望神们喝醉了以后,便会稀里糊涂地给咱们批一大堆幸福,主要是因为酒有香味。神是虚无缥缈没有踪影的,大约也是一种“气”。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以同样是“气”的酒来敬神,就显得礼貌客气,也比较好通声气。

    酒客气,肉实在。只有酒,没有肉,就不好意思。所以肉也是少不得的。祭祀的动物叫“牺牲”。牺就是“色纯”,牲就是“体全”。牺牲主要有马、牛、羊、豕、犬、鸡,一共六种,叫“六牲”。去掉马,叫“五牲”。再去掉犬和鸡,就叫“三牲”,也叫“太牢”。不过,不必牛、羊、豕齐全,只用一牛,也可以叫“太牢”,也叫“特牛”。太牢去掉牛,叫“少牢”。同样的,不必豕、羊齐全,只用一羊,也可以叫“少牢”,也叫“特羊”。可见六牲之中,最重要的是牛与羊。因为牛重要,所以牺、牲、牢、特这几个字,皆从牛。不过牛毕竟是庞大少见之物,所以又规定非天子、诸侯或隆重祭奠而不可擅用。最常见的,也就还是羊。

    羊是一种重要的祭品。依照周礼,每月初一,诸侯们都必须杀一只活羊祭于祖庙,叫“告朔”;然后回朝听政,叫“视朔”。到了孔子的时代,“礼坏乐崩”了。诸侯们在朔日既不祭庙,又不临朝,只不过照例杀一只活羊来“虚应故事”。孔子的学生子贡(端木赐)认为内容既失,形式也不必徒有,主张不如干脆连这只羊也一并省去。然而孑L子却不能同意。在孔子看来,有那么一只半只羊在那里支撑门面,也就还多少有那么一丁点“礼”在。要是连这只羊也公然取消,可就一点儿“礼”也没有了。

    事实上,不但中国的鬼神爱吃羊肉,外国的上帝也爱吃羊肉。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有“替罪羔羊”的故事。这故事说,有一天,上帝耶和华(或真主安拉)昭示其忠实信徒亚伯拉罕(或易卜拉欣),要他将幼子以撒(或易司马仪)宰杀献祭。当那愚忠的亚伯拉罕(或易卜拉欣)真的将亲子带上神山并举起屠刀时,上帝(或真主)却用一只同样无辜的羔羊代替了那无辜的孩子。可怜羊又何罪之有,而当受此一刀?难道不正因为那肥美鲜嫩的小羊羔太好吃了吗?

    神的爱好其实不过是人的爱好。对于许多人来说,羊肉确实好吃。如果把羊和鱼放在一起烹煮,就更好了,因为那就是“鲜”。没有鱼也不要紧,单单羊肉也是美味。这美味就叫做“羞”。“羞”是一个羊字加一个“丑”字。丑,按许慎的说法,是“象手之形”;按郭沫若的说法,则是“象爪之形”。所以“羞”的本义是“进献”。但解释为进献“手抓羊肉”,大概也不会错。手抓羊肉也是一道名菜,现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仍以此肴款待贵宾,可以推想当年也是我们祖先喜爱的美食。

    烹制羊肉最便当也最原始的办法,大约是把羊架在大火上烧烤。直到现在,它也是一道名菜——“烤全羊”。写成汉字,就是“美”。这个字,有两义,其一为“美”,其二为“羔”。当年徐灏注《说文》,就曾怀疑“羔”的本义是“羊炙”。炙这个字,是火上一块肉,也就是烧烤。徐灏说:“小羊味美,为炙尤宜,因之羊子谓之羔。”这是有道理的。

    羊羔除架在火上烧烤外,还可以切碎了放进“鬲”中文火慢熬。这样做成的美味佳肴就叫“羹”。如果不放盐梅,原汁原汤,就叫“太羹”。羹字的又一写法,是一个“羔”字加一个“鬲”字,即把羊羔放进鬲中去煮。鬲(li)是古代的一种炊具,有陶制和金属制两种,圆口,三足,足中空而曲且肥大。这种足叫“袋形足”,里面能盛食物,受热面积大,受热均匀,所以能做味道很鲜美的羹。不但羊肉,其他肉类(包括鸟、鱼)也能做羹。甚至水果、蔬菜、豆类所做,只要汤浓,也叫羹,如曹植《七步诗》所云“豆在釜中泣”,做的就是“豆羹”。不过究本清源,大约还应以羊羔所制而最为正宗。

    羊肉如此可吃、好吃,当然也就有资格有理由成为奉献给上帝、神祗和祖宗们的祭品,成为请神吃饭宴席上的一道主菜。

    羊的功德还不止于此。

    羊肉可食,羊皮则可衣。衣着、穿着、着装之“着”,就是一“羊”一“目”,即可供观看之羊,大约就是羊皮大衣。羊皮做大衣是很合适的。不但穿在身上暖和,而且往地下一铺,就成了毯子,因此无论贵贱贤愚都不妨一穿,只不过贫贱者穿老羊皮,富贵者穿名贵的卡拉库尔羊羔皮(其价值甚至高于貂皮)。也可以把羊毛剪下来织毛衣,没毛的羊皮则可以用来做船。民谣有云:“甘肃省,武威县,羊皮筏子当军舰。”当然这是特例,更多的情况还是羊皮做衣羊肉做菜。这真是妙不可言。

    一道“手抓羊肉”(羞),一件“羊皮大衣”(着),便概括了饮食服饰两件大事。善哉羊也,真乃我之衣食父母!

    不过,我们的先民对这位衣食父母,似乎并不礼貌有加,反倒时时打它的主意,要把它捉来杀掉。这也怪不得咱们。那时肚子实在太饿,吃口肉又实在太难。你想那个年代是谁的天下?满世界的凶禽猛兽,猛犸象呀,剑齿虎呀,目中无人横行霸道,不被它们吃了就是好事,还敢打它们的主意?其他体大肉多的动物也不是没有,野牛啦,野猪啦,大狗熊啦,梅花鹿啦,可就凭咱们那两下子,你逮得住?顶多也就是逮个兔子,抓个老鼠,捕只鸟,钓条鱼,再弄点贝类螃蟹什么的。可那么一丁点肉,解馋都不够,更不用说让一大家子人维持温饱奔小康了。

    幸亏有羊。羊这东西,跑又跑不快,打又打不赢,体又大,肉又多,捕杀起来非常方便,还成群集队的,简直天生就是上帝赐给的美味佳肴。恩格斯早就说过,肉食是从猿到人的重要一步,而羊肉则很可能是我们先民的主要动物蛋白来源。羊以一己之躯帮助人类完成了从猿到人的伟大历史转变,简直是功德无量!正因为有此大功德,羊才成为吉祥之物,羊字才成为美善之词,——羊言为善,羊人为美,羊我为羲,示羊为祥。其实,“吉祥”二字,原本就写作“吉羊”。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更干脆说,羊,就是祥。

    羊之所以为“祥”,其功德恐怕首先在于可吃和好吃。因为有了羊就有饭吃,当然“吉祥”;没有羊就要饿肚子,当然“不祥”。反正吉祥不吉祥,就看抓不抓得住羊。

    这就要想办法。办法也很简单:抓不住就骗。羊的智商大约是比较低的,又喜欢随大流,盲从。只要你装成它的样子,它也不辨个真假,就傻乎乎地跟着你走。于是先民们便头戴羊角身披羊皮装作羊儿混入羊群,将其一举捕获或诱入某地。这就是最早的“着羊之装”。所以,至今我们还把伪装称之为“佯装”,把假装攻击称之为“佯攻”。佯装就是“装羊”,现代汉语演化为装洋、装样、装洋蒜;而那些头戴羊角身披羊皮装作羊儿混入羊群的猎人,也就是最早的“羊人”。

    由此可见,“羊人”本是“佯装”,是一种狩猎技术。当这种技术获得成功并屡试不爽时,原始先民们便连自己也迷惑起来,以为羊皮羊角与真羊之间真有什么联系。而我们之所以能有那么多羊肉可吃,则是我们身披羊皮头戴羊角之故。于是,他们便把“佯装”、“装羊”的行为固定化、规范化和程式化,并赋予它新的内容而成为“仪式”。这样一来,“狩猎技术”就变成了“狩猎巫术”,“佯装”也就变成了某些人——巫师和祭司的专利和职业。

    巫师和祭司们的任务,是头戴羊角身披羊皮施行巫法,或敬神、媚神、贿神,以企求上苍多赐羊肉给我们吃。这些人当然不是一般的人,而是“大人”,故于文字上,不能写作“亻”(侧身而立之人),而应写作“大”(正面而立之人)。他们作为“羊人”,也不能写作“佯”,而应写作“美”。其之所以“美”,并非面目姣好(其实狞厉可怖),而因为他能使我们多吃羊肉。顺便说一句,“多”是两块肉加在一起。吃一块肉,又加一块肉,便是“多”。正是为了“多”,先民才需要“美”的“羊人”。如果羊肉不美,佯装何益?如果羊儿不肥,冠羊何为?只因“羊人”能使我“多”,故在他人看来就是“美”。对他自己而言,冠羊则是“仪”。仪之本字为“羲”,即一个“羊”字加一个“我”字。冠羊之事,在人(他人)为美,在我(自己)为仪(儀)。而这“仪”又是一种义务,因此也是“义”。

    这位头戴羊角身披羊皮的巫师或祭司,是在人神之间进行种种交易的“经纪人”。他的任务之一,便是“代神立言”。神祗之言当然都是吉祥的,或被希望为吉祥的。吉言也就是“羊言”,即“善”(善言)。善的字形,原本是上面一个“羊”,下面两个“言”字。许慎说:“善,吉也。从言,从羊。此与羲、美同意。”当然和羲、美同意的。因为它原本就是“羊人”所说之“吉言”啊!

    于是,羊,不起眼的羊,默默奉献的羊,被捕捉宰割的羊,被“食其肉、寝其皮”的羊,就这样地既被人推上了祭坛,又被人推上了神坛。

    这一点都不神圣,但事实就是这样:在远古时代,伟大的神圣的,往往就是可吃的和被吃的。因为被吃,所以理应受到回报(祭祀)。同理,但凡被请来吃的,神也好,人也好,也往往同时要“被吃”,——或者曾经吃过,或者预备要吃。曾经吃过就现在回报,预备要吃就提前回报,反正从来就没有白吃的,也不能白吃。如果是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受人一食,则很可能还要报之以生命。

    比如韩信。

    韩信是一个挨过饿的人。韩信少时家贫,常常到南昌亭长家去混饭。亭长的老婆显然并不欢迎他,便一大清早就把饭提前做好,在床上就吃光了。韩信再来时,当然没有吃的,一怒之下,便跑到河边去钓鱼。一个在河边拍絮的大娘(漂母)见他饥饿,便把自己的饭分给他吃,天天如此,直到漂絮工作结束。所以后来韩信封了楚王,衣锦还乡时,第一件事就是去报答那位漂母。

    正是出于同样的原因,韩信在楚汉之争的最后关头便不肯背叛刘邦。因为他念念不忘刘邦“解衣衣我,推食食我”之恩。韩信说:“吾闻之,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岂可向利背义乎!”所谓“死人之事”,就是“以必死的精神为他人办事”,“为他人之事不惜献出生命”的意思。一饭之恩,竟大如此。

    其实,不仅韩信,只要是稍微感受过一点饥饿之苦的人,都会产生相同的感情。的确,挨过饿的人都知道食品的宝贵,死亡的危险往往是最好的教员。因此,在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深层,便积淀着这样一个观念:食物是生命之源。提供食物,即赋予生命。

    母亲,就是这样一个生命的赋予者。

    几乎所有人一生下来,就是母亲给吃的,先是吃奶,后是吃饭。这个过程往往要延续很长一段时间,直到那孩子长大成人。因此,在一般人心目中,母亲最亲,同时也最伟大、最神圣、最值得崇敬和感激。实际上,娘亲娘亲,不亲在生,而亲在养。一个呱呱落地的婴儿,哪里可能知道自己是谁生的?也不会有什么“血缘”之类的观念。那他怎么认识妈妈的呢?还不是吃奶时认下的。如果他的生母并不喂奶,就很可能和奶妈更亲。甚至“贵为天子”(如明熹宗天启皇帝朱由校),也如此。中国民间许多地方都把母亲的乳房叫做“妈妈”,把吃奶叫做“吃妈妈”。这就等于说,母亲就是乳汁,就是哺育者。所以,但凡对我们有哺育之恩的,也就同时具有母亲的性质,可以也应该被看作母亲,如乳母、养母。再广义一点,如母校、母亲河。总之,有奶便是娘。

    有奶便是娘,这话似乎不中听,却很实在。因为给我们吃的,就是给我们生命。这又显然是只有神才做得到的事。所以母亲就是天,就是神。事实上世界各民族最早创造出来的神,差不多都是母亲神。欧洲是这样,中国也是这样。这些母亲神的偶像都有着隆起的肚皮(意味生育)和硕大的乳房(意味哺育)。红山文化遗址甚至还出土了一大批乳房。这么多这么大的乳房,当然不是为了表示性感,而是为了吃。或者说,为了生存,为了获得和维持生命。这是不能不感恩戴德的。谁要是不感激,那就是没良心。不但要受谴责,而且要遭报应,也许再也没有吃的。

    于是,乳房们和有着硕大的乳房的女人们,就这样走上了神坛。这里体现的正是这样一种观念:被吃的也应该是被感激和被崇拜的,可吃的也必然是伟大的和神圣的。反过来也一样,伟大神圣的,也一定是可吃的。国家是伟大神圣的(同时又是我们的母亲),所以是可“吃”(吃皇粮)的,而且吃起来丝毫用不着“不好意思”。上帝和神也是伟大神圣的,所以也是可“吃”的。古埃及人吃神王奥西利斯身上长出的麦芽,基督徒则吃象征着耶稣血肉的葡萄酒和面饼。这一圣餐仪式表达的大概正是这样一个观念:只有那些给了我们食物的,才真正是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主。或者说,谁给我们吃的,我们就把谁看作天、看作神、看作上帝。

    但这还不是母亲的全部文化意义。

    母亲是个体生命的赋予者,也是血缘关系的缔造者。

    中国人是很看重血缘关系的。在中国人看来,只有血缘,才最亲密、最稳定和最靠得住。谁都知道“是亲三分向”,血总是要浓于水,自家人也总是比外人可靠。这样,中国人在和别人打交道时,就总是要千方百计把非血缘关系变成血缘关系。拜把子啦,认干亲啦,要不就是把明明不是血缘关系的说成是血缘关系,比如父母官、子弟兵、父老乡亲、兄弟单位等,似乎非如此便不能建立和发展自己的人际关系。

    血缘关系中,最亲的是母子。中国传统礼教虽然规定父亲的地位最高,但在中国人内心深处,最爱的却是母亲。从“慈母手中线”,到“妈妈的吻”,最美的赞歌总是献给母亲;从“孟母择邻”到“岳母刺字”,子女的成长也总是归功于母亲。就连认干亲,中国人也习惯于认“干妈”,而不是认“教父”。反正“世上只有妈妈好”。有没有唱“世上只有爸爸好”的呢?没有。歌颂父亲的文学名作好像只有朱自清先生的,但那父亲却怎么看怎么像母亲。

    中国传统社会的家庭,也几乎都是以母亲为中心。比如自己的家叫“娘家”,丈夫的家叫“婆家”。“娘家”不能叫做“爹家”,“婆家”也不能叫做“公家”,反正没当爹的什么事。虽然说“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但一个人如果当真没家教,也只会被骂作“没娘养的”。事实上,中国的母亲也确实了不起。她不但管吃管穿管教育,还管救命。中国的小说中常有这样的情节:一个人,惹了事,闯了祸,小命难保了,要讨饶,便会搬出老娘救驾,道是:“家中还有七旬老母”,往往也能奏效,如中李逵之放过李鬼。因为爱母之心,人皆有之,不看爹面看娘面,只好放他一马,以免让那老娘伤心。

    比母亲次一点的,则是兄弟。兄弟也很亲。按照中国人的说法,兄弟是手和脚的关系(手足)。尽管说“亲兄弟明算账”,祸起萧墙的事也时有发生,兄弟仍被认为是同辈男子问之最亲密者(女性则为姐妹)。所以,一个人要想和别人拉关系套近乎,最便当的办法就是称兄道弟。中国社会各阶层,称谓各不相同,如官场称“大人”,商界称“老板”,儒林称“先生”,江湖称“大侠”,唯独“兄弟”,放之四海而皆准,什么人都可以用来称呼自己的朋友,或称呼自己,甚至用来称呼各自所属的群体,比如“兄弟单位”。就连初通汉语的老外都知道一见面就叫一声:嗨,哥们!

    再次就是乡亲了。乡亲乡亲,老乡也是很亲的。“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一个中国人,如果背井离乡,外出谋生,所能依靠的,往往是老乡;伸出救援之手的,也往往是老乡。所以,全国各地,都有“同乡会”一类的民间组织。某些时候,某些地方,还有专门的“会馆”,专一为老乡们提供保护和支援。中国大陆一些单位甚至还有这样不成文的规矩,一个人,犯了错误,如果是因为要帮老乡的忙,而且错误又不太大(比如开后门),便多半能得到谅解。因为人人都有老乡,都要给老乡开点方便之门,否则便没法做人。老乡,可以说是非血缘关系中最亲的一种。

    那么,母子、兄弟、乡亲,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说得白了,就是“吃”的关系。母子关系是“吃与被吃”的关系,兄弟、乡亲则是“同吃”(共食)的关系。母这个字,《说文》谓“像乳子也”,也就是“喂奶的人”;《仓颉》篇云:“其中有两点者,像人乳形”,也就是“有奶的人”。无论甲骨文,金文,都无不是一个有着硕大乳房的女人形象。这可真是“有奶便是娘”了。

    其实喂奶一事看似寻常,意义却很重大。因为婴儿无奶便不能存活,也不能成长,可以说是“命之所系”;而母亲哺育儿女,则是直接将自己的生命赋予下一代,可以说是“命之所付”。这实在是一件了不起的事,理应得到回报;而赡养老母,也就天经地义,否则便禽兽不如。所以,当一个人提出“家中尚有七旬老母”时,也就只好饶他一条狗命。不放了他,连自己都不是人了,行吗?

    甚至第二种最基本的人际关系——兄弟姐妹,也是靠母亲的哺乳建立起来的。什么是兄弟?说穿了,就是同吃一个娘的奶长大的人。两个人,无论是否一娘所生,只要同吃一母之乳,便是兄弟(如奶兄弟)。再广义一点,只要有着同一物质食粮或精神食粮之来源者,比如同一老师或师父教出来的学生或徒弟,也是兄弟(如师兄弟)。显然,这里便隐含着一个文化学的原理:吃同一种食物的人可以看作是有血缘关系的。因为食物是生命之源,而最早的食物是乳汁。乳汁既然是生命之所系,其他食物当然也是。吃同一个娘的奶的人是兄弟,吃同一种食物的人当然也是。

    乡亲便正是因为吃同一种食物而亲的。所谓乡亲,就是“喝同一条河水”的人,或“吃同一口井水”的人。“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故乡人为什么亲呢?秘密就在于那家乡水。那河,是母亲河;那水,是母亲的乳汁。我们赞美长江、黄河,不就是说“你用甘甜的乳汁,哺育各族儿女”吗?

    事实上,水也是生命之源。科学研究证明,水较之食物,更为生命所需;考古学也证明,原始人类几乎大都伴水而居。“君住江之头,我住江之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一江水。”既然共饮一水,则生命之源相同,自然会有不同一般的感情。所以,同乡之间,即便并无血缘,也有亲缘,故谓之“乡亲”;而离开自己的家乡,则叫做“离乡背井”。井,是被看作生命源头的;乡,则是生命源头之所在。

    其实,“乡”这个字,本义就是共餐、共食。乡字繁体写作“绑”,与“飨”是同一个字。它的甲骨文字形,是当中一个盛放食物的簋(饭桶),一边一个跪坐的人,共同面对当中那只饭桶。整个字形,便表示两人相向对坐、共食一簋的情况。在远古,能如此共食者,八成是亲人。不同家庭,也同家族;不同家族,也同氏族。后来,范围扩大了。凡共食一簋者,即为“乡”。当然,在古代,能共食者,一般也都相距不远,来往很方便的,故能相邻、相亲、相友相助、相保相宾。所以杨宽先生说:“乡邑的‘乡’不仅由于‘相亲’,实是取义于‘共食’。”因此“是用来指自己那些共同饮食的氏族聚落的”(《古史新探》)。

    这下子我们清楚了:母子是“吃与被吃”(食)的关系,兄弟、乡亲则是“同吃”(共食)的关系。或者说,兄弟是吃同一个娘的奶长大的人,乡亲则是吃同一口井的水长大的人。所以,只要是“同吃一锅饭”的人,比如部队里的战友,单位上的同事,就多多少少有些兄弟情分。道理也很简单:食物是生命之源。吃了同一种食物,也就有了同一种生命之源,能不是兄弟不是哥们吗?

    显然,兄弟也好,乡亲也好,人际关系也好,人神关系也好,都是“食与共食”的关系。同理,真血缘关系也好,假血缘关系也好,准血缘关系也好,类血缘关系也好,也都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吃同一食物”。也就是说,任何人,无论他们之间是否相识,或真有血缘,一旦在一起吃了同一种食物,就会被视为有着同一生命来源,因而有可能成为“自己人”,被看作“兄弟”。直到现在,沙漠中的阿拉伯人仍有这样的习俗:无论是谁,只要与贝都因人一起进餐,哪怕只吃一口食物或喝一口牛奶,就不必害怕被视为敌人了。

    可以作为反证的一个事实,是在许多民族中都有这样的习俗:复仇者绝不和自己的仇敌共食。大仲马的《基度山伯爵》中就有这样的描写。因为一旦共食,便成了“哥们”,则下一步的复仇,岂非“手足相残”,又如何下得了手?当然,一对敌人或两个敌对集团如果要“讲和”,则最好的办法亦莫过于在一起大吃一顿。只要对方端起了你的酒杯,八成就会化干戈为玉帛。因为酒杯一端,即成“兄弟”。兄弟之间,还有什么不好商量的呢?还有什么仇怨不可消除的呢?所以,许多民族都有这样的文化心理:如果你能大吃他们的手抓羊肉,痛饮他们的杂粮米酒,则几乎立即就会视你为知心朋友,受到最热烈的欢迎和最亲切的招待。相反,如果文质彬彬,浅尝辄止,甚或自带干粮,便会被视为极不友好的表示,也就必定会受到冷遇,甚至敌视。可以说,亲与疏,敌与友,竟全在于共食与否。

    甚至真正的兄弟,如果长期不共食,关系也可能疏远。所以,在中国,分出去的儿子,嫁出去的女儿,总会回到“娘家”,与父母兄弟姐妹共食。这个家之所以称为“娘家”而非“爹家”,就因为它是以食物的主要提供者——母亲为中心的。这时,母亲便会为子女们准备和制作他们爱吃的饭菜,并笑眯眯乐呵呵地看着他们吃下去。这实际上是在重申母亲的角色——“食物或日生命之源的提供者”。同样的,兄弟姐妹们也在重申自己的角色——“吃同一母亲的奶长大的孩子”。因此,大多数情况下,母亲总是亲自下厨,至少也要亲自安排、主持、指挥。在这种家宴上,如果邀请某一外人共食,则是很高的待遇,也是很不见外的表示。这个外人,便被视为“家里人”,视为“兄弟”,成为这家人的“铁哥儿们”。

    所以,家宴,便历来是中国诸多宴会中最重要也最具真情的一种。尤其是大年三十晚上的那一次家宴,几乎无论在哪一个家庭,都是一件大事。这时,分散在各地的家人,都要千方百计赶回去吃“团圆饭”,弄得我国的交通每到春节前后便格外繁忙。政府必须全力以赴,来安排处理“春运”事宜,以保证家家户户都团团圆圆。

    说起来,所谓“年夜”,也不过就是一个夜晚罢了;而只要能团圆,又何必拘泥于哪一天?但这一回的家宴就是特别重要,因为它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对前一年已然存在的血缘关系,是肯定和确认;对后一年将要延续的血缘关系,则是预约和重申。不难想像,在北风凛冽大雪纷飞的除夕之夜,一家人团团围定一张圆桌,举筷共食,举杯共饮,亲亲热热地吃上一顿好饭,那真是其情也切切,其乐也融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