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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产权改革的误区

作品:陈志武说中国经济 作者:陈志武 字数: 下载本书  举报本章节错误/更新太慢

    中国的国有资产改革开始于1980年代初,和改革开放的历程基本同步。从最初的承包制、砸“三铁”,到后来的买断工龄、“从头再来”,再到国退民进、管理层收购(MBO),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改革一直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国有资产改革的必要性在哪里?如何避免改革过程中的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

    ◎记者:中国的国有资产改革已经进行了多年,您对这个领域的改革有何评价?其中的经验和教训是什么?

    陈志武:过去30年的资产财富国有,是有其积极的一面。特别是跟印度相比,中国在社会财富主要集中在国家手里的情况下,能快速调动大量资源,集中发展工业产能、建设基础设施等等。但印度则处于两边都不靠的局面,他们既没有发达的资本市场把分散私有的资源调动、汇集起来,又没有资源的国有,所以,当印度想要快速发展基础设施、加快工业产能建设时,他们调动资源的能力没法跟中国比。因此,国有制对于后发展的中国实现快速赶超,曾起到积极的作用。

    但是,到今天,国有制的民有化改革已经是不加快不行了。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我们不能总是投资建厂、修路、盖大楼,而忽视消费,现在已经是工业产能严重过剩。现在阻碍经济增长的瓶颈是消费增长不足,而不是工业投资不足。过去我们总把“生产建设”跟经济发展等同起来,现在要改了,消费也是发展经济、甚至是更重要的促进经济发展的行为。对于以前总处于温饱边缘的农业社会,生产能力低一直是经济发展的瓶颈口,那种“发展经济等于扩大生产建设”的观念是可以理解。但是,到今天,多谢工业革命,生产能力已不是问题,关键是到哪里找到更多的消费需求,以满足产能的扩张?

    所以,过去是从效率的角度谈为什么要把国企民营化,但是,到今天,我们必须从财富的国有还是民有,谁更能促进国内消费需求增长、谁更能促进经济模式转型的角度来考虑下一步改革方向的问题。

    在生产性资产是民有的社会里,老百姓可以从两种渠道分享经济增长的好处,一是通过劳动工资的上涨,另一个是通过财产升值。这就是为什么尽管美国在1998-1999年间GDP增速只有4%左右,但整个经济和社会是一片繁荣。可是,在中国只有在GDP增速超过9%,社会才能体验到繁荣,是因为中国以国有资产为主,这样,老百姓差不多只能通过工资的上涨分享经济增长的好处,而资产升值则主要由国家独享了。资产的国有使老百姓难以感受到资产升值的好处。

    因此,国有制经济往往是消费需求不足,只能靠投资刺激增长。实际上,国有经济也更偏好靠投资促增长,过去的苏联和计划经济的中国都如此。而私有经济体只要有较低的经济增长,就能带动很多的内需增长。

    十七大报告中讲到要增加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这种政策意愿很好。只不过,在国有制之下,老百姓没有获得财产性收入的产权基础。因此,民有化改革是实现十七大提出的目标的根本性一步,也是必要的一步。

    ◎记者:那么必要性表现在哪里?

    陈志武:表现在中国不能再靠投资、靠出口市场、靠扩大工业产能为进一步的增长提供动力。为了经济转型,最核心的改革之一是把国有资产的所有者落实,把全民所有制中的“所有者”请出来,让产权真正落实到具体的个人身上。也就是说,把国有产权通过“国民权益基金”股份的形式分给13亿公民,这样,让13亿公民都能通过基金股份参与国有企业的分红,并直接享受到国有资产的升值。只有在民有化改革之后,中国老百姓的消费增长才会更旺盛,国内需求的进一步增长才有了具体的财产基础。

    ◎记者:近些年国退民进式的改革,并没有造就多少有实力的民营企业,反而是国有垄断企业的实力不断增强壮大,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陈志武:原因当然很多。第一,2001年底加入tO给中国经济带来一轮高增长,不管是国企、民企、外企,都能分享到部分tO红利,因此,这些年国企的利润也在上升。可是,许多人没有看到这些年国企利润背后的这类原因,而是下结论说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对效率没影响,于是,“国退民进”停止,进而改成“第二次国有化”。第二,在行业准入、融资机会、融资成本以及监管审批框架上,多方面对民企歧视、对国企优惠。比如,像近期的宏观调控政策以控制贷款总额为具体目标,其结果是保护了国企、逼着许多民企因无法得到资金而关闭。另外,在行政、法律和司法过程中,由于国企的股东是国家,他们总能得到特殊的保护,这直接构成对民企的歧视,牺牲民企的权利。在这些环境下,民企当然无法与国企公平竞争。

    ◎记者:谈到把国有资产分给全民,很多人会想到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私有化,以及其所造成的寡头、失业增加等现象。在很多中国人的心里,私有化就是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的代名词。您对此有何评价?

    陈志武:我走过这么多个国家,看到的情况正好相反,反倒是公有制加不受制约的权力带来的社会不公最突出。俄罗斯的结局恰恰是私有化不彻底、权力不受制约所致。1992至1994年间,俄罗斯最初的私有化是政府给每个公民分发面额1万卢布的私有化券,凭证可购买企业股票或入股投资基金,也可有偿转让或出卖,数以千百万计的俄罗斯人成为了股民。这之后,因为通货膨胀,一些民众为了生计出卖了私有化券,暴富者和经理们乘机廉价收买,私有化证券向他们手中集中。但这部分的比例不是很大,而且也因为当时的俄罗斯人对有价证券还没经验,以为这些东西没有什么价值、不值钱。

    俄罗斯的私有化之所以广受诟病,问题主要出在1992-1994年私有化过程中,许多重点国企40%左右的股权继续由政府拥有,于是,之后,这些企业在本质上继续是国有控股企业,亏损仍然严重。到1996年时,这些企业财务危机又出现。

    当时,俄罗斯面临总统选举,叶利钦要连任,而此时经济形势不好,企业普遍经营不善,政府的财政收入很少。政府想的解困办法就是“以债换股”,也就是,让一些个人给国有企业贷款,同时由国有股份作为担保:如果企业在几年内不能还贷,放贷的个人就自然接手国有股份、成为企业的所有者。在实际操作上,虽然也有招投标,但内部交易严重。少数人放贷给企业后,再和企业管理者合谋造成企业的经营不善,无力还贷,从效果上迫使大量国有企业以极低的价格落到了私人手中,由此产生了一些财富寡头。这种做法有点像国内前几年搞的国企MBO。

    所以,俄罗斯出现的财富寡头不是私有化券所致,而是后来的“以债换股”、当初私有化不彻底所致。

    而捷克的情况就不同。捷克也是发行私有化券,将所有国有资产平分给国民,公民可以直接购买公有企业股份,也可以向投资基金投入私有化券,成为基金股东。基金用私有化券购买企业股份,获取投资回报,然后再向投入私有化券的公民分红。投资基金成为了企业的大股东,这样一来,就解决了企业股权过于分散的局面。捷克的私有化很彻底,没有留下国有股份,也就没有留下任何诸如“以债换股”的后遗症。在捷克,私有化后,并没造就俄罗斯那样的寡头。私有化转轨完成以后,捷克成为继波兰之后第二个经济复苏的东欧国家。

    以上可以看出,人们对私有化的恐慌和对公有制的迷恋,是没有多少事实支持的。我们知道,发达的富裕国家没有一个是靠国有制富起来的,今天世界上发达的国家都是以私有制为基础。俄罗斯的问题也不是因私有化券所致。中国目前的公有制实际上是官权所有,公有制成为少数人控制社会资源、进行权钱交易、明目张胆瓜分国有资产的借口。在这种体制下,人民名义是所有者,实际上根本无法行使所有者的权利,既没有对国有资产的使用、管理和分配的发言权和监督权,也无法从国有资产的增值中获利。到今天,还是连一份国有资产清单都没有,更不用说有经独立审计公司审计过的国有企业财务报表,给老百姓看。

    所以,我要推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私有化,而是要将国有企业“全民所有制”中的“全民”作为财产所有者的身份落实。以前,“全民所有制”中的所有者缺位,或说是虚的。现在,我们应该将国有资产股份注入一个个“国民权益基金”,或者说就把国资委改名换姓成“国民权益基金”,然后,把这些基金股份均分到13亿公民手中,让他们明确成为这些国有资产的所有者,并允许他们自由交易这些“国民权益基金”股份。

    这实际上是实现真正的“全民所有制”,让每个人都成为有产者。这是民有化。

    中国今天要搞民有化,相对要比当初俄罗斯、捷克的条件成熟很多。俄罗斯、捷克的老百姓当时对股票、债券、基金股份的价值完全没有认识,也没有任何实际操作经验。我1986年在国防科技大学工作,当时学校强制教师每月买国库券,工资的一部分直接以国库券的形式发放。我当时对有价证券毫无认识,认为它没有价值,等同废纸,所以随手就给了别人。我当时对国库券的认识和态度大概和俄罗斯、捷克的人们对私有化券的认识和态度差不多。但现在,中国的情况不同了,中国老百姓全民炒股,基金账户有一亿多,大家对股票、基金等有价证券的认识已经比较充分,市场监管的问题虽然很多,但监管架构已经具备,也有近18年的经验。要搞民有化,中国人比当初的俄罗斯人、东欧人有经验得多,至少不会出现拿民有化基金股份换酒喝的情况。

    ◎记者:目前中国如果进行大规模的民有化,其中的腐败和权钱交易是肯定的,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政治改革和私有化是否存在先后的问题?

    陈志武:在一个缺乏对权力进行民主监督的社会里,才更需要民有化,让缺乏制约的权力没有腐败的资产基础。因为民有化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可以在政治上起到制约权力的效果。国有制让人民从属于权力,这一点在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波普的《开发社会及其敌人》等书中均有详尽论述。而民有制则有利于权力制约体系的建立,因为大部分人有了财产特别是资产性财富后,会增加中产阶级的规模,人们实现自己财产价值的愿望会更强烈,权利意识会增强,会更理直气壮地对权力进行监督和质疑。因此,在目前政治体制改革难有根本突破的前提下,进行民有化改革或许能从另一个角度提升中国的民主。

    ◎记者:罗马俱乐部在几年前曾经出过一本书《私有化的局限》,认为私有化是件好事,但有局限,推行私有化要趋利避害。在您看来,私有化的边界和局限是什么?是不是私有化的程度越高就越好?

    陈志武:对一个国家,私有和公有的边界到底应该在哪里,取决于以下因素:

    首先是这个国家的制度架构,是否有宪政民主?司法是否独立?这些方面的实现程度越高,对公有制的支持程度就越高,因国有制带来的委托代理成本会越低,公有制的边界就越宽些。只有当公民对国有资产的占有、使用、处置拥有充分的监督权力时,委托代理成本才可能降低。这就对政治的民主化程度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苏联和东欧的历史已经证明,在没有宪政民主和司法独立的情况下,所谓的公有制到底会是什么东西。

    其次是人口的多少。新加坡、瑞典、丹麦这样的小国可以搞公有制,因为这些社会的人口才几百万,同质化程度很高,使管理者和人民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相对较低,减少委托代理过程中的道德风险。而像中国这样有13亿人口的大国,国企资产管理的复杂程度超过人们的想像,委托代理成本远胜过公有制能带来的任何好处。当然,一个办法是建立庞大的官僚体系来管理13亿人的公有资产,但官僚体制人数多,在信息和资源上占有优势后,不仅道德风险会出奇地高,而且让老百姓在博弈中处于劣势。所以,中国如果在社区、镇、县这个层面搞公有制,也许有些可行性,但在全国范围内,要实现成功的公有制几乎不可能。

    再次是跟一国的发达程度、发展阶段有关。前面讲到过,在中国需要高速工业化、需要建立庞大的基础设施网络时期,经济靠投资驱动,那时,国有经济的比重可以高些,这有利于资源的集中投资,有利于快速工业化。但是,一旦工业化发展成熟、甚至出现产能过剩,国有资产比重太高,反而会切断经济增长对社会能产生的财富效应、阻碍国内居民消费的增长,不利于经济模式从投资驱动到消费驱动的转型。因此,工业化了的社会里,国有经济的比重必须降低,其边界应该变窄,否则,会阻碍进一步的发展。

    ◎记者:金融、石油、国防等行业的民有化还会牵涉到国家安全和产油国战略的问题,但不进行民有化又难以提高效率,这个矛盾怎么解决?

    陈志武:金融、石油、国防等行业掌握在私人手里会危及国家安全,我看不出来。从中国目前的情况看,这些行业由国有企业垄断反而更不安全。拿石油业的情况来看,因为垄断的日子太好过,相关企业根本没有动力进行技术创新,也没有动力寻找替代能源,从长远讲,这使未来的国计民生更不安全了。在人类历史上,懒惰、不思进取所造成的损失远大于任何的有形损失,只不过人们看不到而已。

    在工程机械行业,三一重工、中联重科都是民有、民营企业,这些企业的所有者都是私人,他们有威胁国家安全吗?反倒是他们这些企业的不断创新,使中国工程机械业的国际竞争力越来越势不可挡。

    在美国,国防这样和国家安全直接相关的产业,也完全掌握在私人企业手中。美国的国防采购,从战斗机到爱国者导弹,都是由政府向波音、洛克希德?马丁等私人企业采购的,甚至在伊拉克打仗的,都有私人保安公司承包许多本来由军队做的战务。没听说过这些企业有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情况。私人企业在利益驱动下,效率更高,更好管理,这一点哪个行业都是如此。

    ◎记者:近几个月,中国经济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心的变化。在此背景之下,推进民有化改革有何意义和迫切性?

    陈志武:近期,中国经济出现了产能过剩、出口偏紧等不利情况,多项经济指标增速放缓,大家都担心经济出问题。但事实上,今年的经济增长率虽然达不到两位数,但预计仍在8%以上,这仍然是很高的增长,但为什么大家这么紧张呢?这是因为老百姓感受到的GDP增长和实际的GDP增长是两回事,后者到了老百姓那里是要打折的,老百姓没办法同等程度上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

    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是生产性增长,过分依赖工业、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资,大部分社会财富掌握在国家手里,民众没有多少资产性收入,主要或说完全靠工资生活。在国有制之下,民间不拥有太多资产,老百姓的资产性收入缺乏,其消费需求当然被压制,经济再增长也产生不出太多的财富效应,这是一种畸形的资源配置结构。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生产已经不是问题,但造出来的东西由谁来买,这才是增长的瓶颈所在。以前中国造的东西卖给别的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但近期由于次贷危机等原因导致外部订单减少,内需不足的问题就显得尤为突出。而且即便没有次贷危机,由于世界大多数人已经用上了中国商品,以后要大幅扩展会很难。所以,中国经济从外向型向内需型转变已经迫在眉睫,而要实现这种转变,就必须改变目前的所有制结构,把国有经济中属于每个人的那部分产权分给个人,让大家同等程度地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

    ◎记者:今年以来,您多次提到了民有化的重要性。那么在操作层面,在如何将国有资产民有化的具体做法上,您有何设想?

    陈志武:我设想的人均一份的改革模式,公平、透明,可以最大限度地杜绝权钱交易。具体做法是:由150家左右的央企组成国家层面的国民权益基金,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也各自成立基于当地国企产权的国民权益基金,包括各辖区的国有资产。这样全国就有32个国民权益基金同时存在。然后,给全体国民每人同等份额的国民权益券,由国民自愿决定愿花多少价钱、去购买哪个国民权益基金的股份。当然,可能或有很多人选择买全国、广东、上海等发达地区的公民权益基金股份,那么这些地方国民权益基金的股价就会上涨。这样就会形成竞争的局面,价格低的国民权益基金就会想方设法提高经营水平和效益。

    2006年底,国有企业净资产总值约13万亿元,人均大概一万元,如果按目前GDP的增速10%计,每人每年就有财产性收益1000元,一个三口之家就会增加3000元左右的现金流,这对拉动内需肯定有很大的帮助。

    ◎记者:到目前为止,人们对您设想的反应如何?您认为自己的设想有无可能变成现实?

    陈志武:反应很好。关键是,人们终于看到,老百姓过去基本只有工资这条单一渠道分享经济发展的好处,现在是通过民有化改革、放开资产升值这条分享经济增长好处的渠道的时候了,这是从根本上解放民间消费的改革;另外,许多朋友也认识到,国有制经济必然靠投资、靠出口驱动增长,而如果要依赖国内居民消费驱动增长,就必须先把资产产权民有化,因为资产的国有从根本上抑制居民消费。看到体制的这些影响后,民有化改革只是时机的选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