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由于作家对日常生活的关注角度和重视程度的不同，文学作品中所呈现出的日常生活主题存在着一个逐渐衍变的过程，日常生活作为表现现代化进程中人反窥自身在现代文明下的欲望与精神的一种载体出现。文学对人，尤其是对于个体生存的关注确实大大地加强了。从80年代到现在，文学在日常化的表现中对人的精神的发掘表现也经历了随时代主潮而嬗变的轨迹。80年代，人追求自我精神和社会价值，但90年代以后，人的理想与精神追求却在不断丰富的日常化物质享受中渐渐磨蚀减损。
(一)1980年代：日常生活的还原和人理想精神的追求
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小说，还处于政治意识形态控制消减的时期。撇开政治权利意志对文学的控制的过程里，作家努力还原着日常生活的本真面目，同时也使得人在文学中得到了再现。将非日常生活的氛围从日常生活的头顶上完全驱散，或者将非日常生活和日常生活完全地割裂开，都是不可能的，但人们已经逐渐认识到日常生活的分量，以及它自身的特性。
1980年第1期上发表了谌容的小说，这篇小说将主人公面对工作与生活、事业与家庭的双面夹击，所感到的疲倦和无奈真实地刻绘了出来。小说中的陆文婷是一个事业心很强的女医生，手术台上的成功和事业上的成就感显然是她生命存在的最重要意义，相比之下，家庭、孩子、丈夫，这种日常生活中的家庭成员关系则成了结不开的绳结。文中不时地流露出一种伤感的情绪，在描写即将出国的刘学尧夫妇邀请陆文婷夫妇参加的聚会上，作者借刘学尧的口破解了这种情绪的由来：
刘学尧眯起眼，似醉非醉地说：“陆放翁的名句：‘位卑未敢忘忧国’呀！我是个无名医生，可我不敢忘却国家大事。我请问：谁都说中年是骨干，可他们的甘苦有谁知道？他们外有业务重担，内有家务重担；上要供养父母，下要抚育儿女。他们所以发挥骨干作用，不仅在于他们的经验，他们的才干，还在于他们忍受着生活的熬煎，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包括他们的爱人和孩子也忍受了痛苦，作出了牺牲。”……“不幸在于他们最能出成果的黄金岁月，被林彪、‘四人帮’的动乱耽误了。”刘学尧长长叹了口气说，“像你吧，几乎成了无业游民。现在，这批中年人要肩负起‘四化’的重任，不能不感到力不从心，智力、精力、体力都跟不上，这种超负荷运转，又是这一代中年的悲剧。”
一个错误的时代对整整一代人的耽误，是小说埋藏在深处的最坚硬的伤痛。但比起当时矛头直指“文革”对人的精神迫害、心灵践踏的“伤痕小说”来讲，的不同在于它并没有把陆文婷的精神重负完全归结于“文革”给知识分子所带来的创伤上，生活本身对一个人施加的压力并不比来自意识形态层面的压力轻。陆文婷在文革中并没有停下工作，相反，因为丈夫傅家杰的实验室被封，科研课题被取消，“每天八点上班，九点下班；二点上班，三点下班。他整天无所事事，把全部精力和聪明才智都用在家务上了。一日三餐他包了，还学会了做棉裤、织毛衣。这倒使陆文婷免去了后顾之忧。”特殊年代形成的家庭分工反而造就了陆文婷作为眼科医生的成功，家庭不会为哪一个人着想，而人面对家庭便意味着必须做出牺牲，如果要牺牲的不是事业，那必定就是体力甚至健康。文革结束后，既承担着病人的重托，又背负着家务重担的陆文婷被累垮了。“每天中午，不论酷暑和严寒，陆文婷往返奔波在医院和家庭之间，放下手术刀拿起切菜刀，脱下白大褂系上蓝围裙。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分秒必争的战斗。从捅开炉子，到饭菜上桌，这一切必须在五十分钟内完成。这样，园园才能按时上学，家杰才能蹬车赶回研究所，她也才能准时到医院，穿上白大褂坐在诊室里，迎接第一个病人。”
之所以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或许正是因为它第一次真实地道出了日常生活对人的磨损，婚姻、孩子、家庭与事业之间的矛盾冲突是其核心主题，它不像以往的小说，分不清日常生活和被赋予重大意义的革命事业之间的界限。主人公也不再是以英雄、超人、万能者形象出现，纵使陆文婷医术精湛、医德崇高，她也顶不住工作、家庭双方面带给她的过度的劳累，于是身心俱疲的陆文婷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啊！生活，你是多么艰难！”
尽管如此，作家仿佛还是给读者留下些希望。生活中的一些扣结最终还是不断地解开，经她手术的张老汉重得光明；曾经令她不快，对她的医术满腹怀疑的部长夫人秦波也承认了自己的“官僚主义”，对她表示了真诚的关心；出国的同事姜亚芬敞开心扉表达了自己不能效力祖国的遗憾；陆文婷自己最后挺了过来，康复出院。一个精神上坚强的人抵不住生活对她的躯干的摧折，而这样的生活不只是陆文婷一个人的，是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我们从文中感受到生活的分量，从陆文婷的病痛中了解到她的坚强和事业心，文章中多次出现裴多菲的诗《我愿是激流》，不仅仅是陆文婷对恋爱时代的回忆，也是她不忍丢弃的生命激情和报效祖国的理想，只不过这份激情与理想与现实中繁琐的日常生活事务相抵牾着。在为事业而奋斗的人生中取得的那份受人崇敬的精神收获，于家庭琐事面前显得毫无用处，久而久之，在这样的拉锯战中，个人的理想便会显得脆弱无力、虚无缥缈。
理想也有大小之分，相比陆文婷渴望将全部精力奉献给祖国的眼科医学，张辛欣笔下《我们这个年纪的梦》中的“她”所怀有的只是对爱情童话的梦想。这篇小说发表于1982年4期，小说中的主人公“她”是出版社的编辑，一家三口蜗居在八平方米房子里。少年时代一段朦胧的感情，成了“她”一生中童话般的爱情梦。她对生活的爱、恨、遗憾、无奈，几种情绪之间的调节全要依靠这一份所谓“青梅竹马”的感情幻想。然而生活是难以预料的，当她从自己无尽的爱情梦想中想要寻求到力量来安慰和激励自己的时候，却最终发现自己“青梅竹马”的梦中情人竟然就是自己平日里并不喜欢的同事兼邻居。难以预料的现实生活彻底粉碎了主人公的梦，她立刻向现实妥协了，小说结尾这样写道：“于是，她去淘米、洗菜、点上煤气，做一天三顿饭里最郑重其事的晚饭”。整篇小说基本上以意识流的手法来写，细腻地刻绘了一个普通女性在现实和梦想之间挣扎的心理状态，尽管她的理想算不上什么惊天动地，但那毕竟是一个人内心中对生活抱有的希冀所在。小说里四处散落着作家对于日常人际交往点滴又不乏深刻的见地：“合住一个单元的邻居关系，比两个相邻国家的关系还要紧”；“在这人挨人、人挤人的大世界，你自己的生活范围好象并没有扩大，反而缩小了”；“人跟人，最头疼的事”。小说对于一个人始终无法操控自己的生活发出了清醒的但同时也是无奈的喟叹：“似乎，一切真实的都跟幻想用翅膀划出的路线走的不是一条路。也没什么可抱怨的，只是懂得了遗憾，并习惯了在不知不觉中淡却遗憾……”
在此类的作品中，既没有重大事件，也没有特别尖锐的矛盾冲突，最贴近人基本生存需要的生活事务层面，往往会逼迫出人性深处的那种盲目、自私、冷漠、妥协的秉性，而“无事”则成为平凡、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一个极为重要的特征，就像《我们这个年纪的梦》里说的那样：“你几乎觉察不到，为一样、一样东西的捕获，为这些没完没了地盘算，每天，每天，你怀着持续的稍许紧张。只有到夫妻之间为什么事儿吵起来时，这些连成一条线的琐事才一股脑儿翻上来，卷成一大团理不清的烦乱，有时候委屈得直掉眼泪。可是，待到真要张嘴数数的时候，唉，简直没有一样是可以提出来作为郑重其事的悲剧素材的！”
80年代初的小说，在还原现实生活和普通人的形象之时，或多或少还保留着传统文学中追求“崇高”人生价值的规范化的“理想”。当有人批评《我们这个年纪的梦》空洞、无意义时，作家专门为此作了声明：“我的本意却正是为了提醒我的同辈朋友们，正视我们所处的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的真实现状，不断摆脱我们的茫然感，面对前进着的生活，重新寻找更加切合实际的、更具有建设性的理想”。(28)这段话流露出这一代作家的创作心态和他们的价值观念，面对坚硬的生活对人的消磨与损耗，面对理想的逐渐虚无化，他们无法处之泰然，同时又感到茫然和遗憾。用作家自己在作品中的话来说就是：“也许，这是从小灌输的理想教育，青春时期的奋斗本能，与硬要人半死不活地呆着的整个状况，长期形成的一种变态心理。实实在在、琐碎忙乱地生活着，心里总残留着一点没有实现、也许永远再没有机会实现的东西，在最隐秘的角落里，与现在的自我徒然抗争，搅得人在充实、填满的生活中有时感到若有所失。”(29)
自80年代中期以来，日常生活更是被剥去了它身上残存的那一点点理想和浪漫的色彩。刘索拉、徐星、陈村等作家，更进一步地将双脚踏实在现实生活的地面上，尽可能地用日常生活化的语言剔除某种虚假、矫作的“崇高”、“浪漫”，评论家指出：“我们每每感觉到主人公坦率和天真的性格和希望摆脱任何虚假，向他们本来面目返朴归真的生命冲动。与其说他们要反叛社会——他们并不认为自己能够拯救他人——不如说是反叛自己，反叛自己身上从文化熏陶中接受和养成的自命清高，假装斯文、故作博学与好作深沉的种种虚伪心理。”(30)在他们的作品中，“古典哲学赋予历史的理性必然被超理性的过程随机性和可能性取而代之，‘崇高’赋予人的理想的自主性也被世俗生活中人的受动性取而代之。总之，人不再成为人的抽象理想，不再在身外寻找自己假定性的存在；也不存在一个彼岸世界和此岸世界的割裂对立，故而不必要为自己树立一种称为超人和英雄的目的性献身使命——人之成为人自身，成为是怎样就怎样的‘俗人’”。(31)包括学者们在评价王安忆的时，也是因为“世俗生活本身的复杂性，多样性第一次进入了她的创作”而认为这部作品是“丰富、宽阔”的。(32)
(二)日常生活对理想和重大事件的彻底消解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涌现出一批描写俗世生活的小说作家：池莉、方方、刘震云、余华等，这些描写日常生活的旗手们带着一批被称之为“新写实”的作品，以贴近普通人的日常生存状态为宗旨，面向读者重装上阵。至此，中国文学才正式将比较纯粹的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状态纳进了它所要重点关注的对象中。“新写实小说的革新意义，首先就在于使生活现象本身成为写作的对象，作品不再去刻意追问生活究竟有什么意义，而关注于人的生存处境和生存方式，及生存中感性和生理层次上更为基本的人性内容，其中强烈体现出一种中国文学过去少有的生存意识。”(33)我们从这一批作家的代表小说生产情况可以看出人的日常生活主题在这个时期文学中的重要性：1987年8月池莉的小说发表在《上海文学》第8期；1989年方方的《风景》发表在《当代作家》第3期；1989年《上海文学》第1期刊登了池莉的；池莉另一篇《太阳出世》获1989~1990年度《小说月报》第四届百花奖；1991年1月，刘震云的中篇小说发表在《小说界》第1期，这篇小说和池莉的短篇《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同获《小说月报》第五届百花奖；1992年11月刊出余华的中篇小说，获第六届百花奖；1995年12月，余华的长篇小说发表在第6期上。
我们从总体上看，可以将上述小说的共同特征归结为以下几点：
1、人物出身平凡，要么身陷平庸琐碎的家庭生活之中，要么受困于缺乏活力、满天是非的单位人际关系里。从印家厚、小林、庄建非、赵胜天到许三观，这些人物没有什么远大理想，只是为生计和家庭的和睦平静而辛苦地奔忙、烦恼。
2、人物关系主要以夫妻关系为核心，由家庭成员向外辐射：岳父母、公婆、邻居，最远也只到同事、领导；在这样的日常人际交往中，往往矛盾停留在日常琐碎的事情上，即便是冲突，也超不出夫妻吵嘴、同事之间闹别扭的范围。
3、小说的结局都是一致地平淡，尽管为了达到生活中的某种平衡，小说主人公或多或少做出了牺牲或者妥协，但是他们的精神状态最终还是回归到生活的平实、朴素中去，以稳定的节奏向人生的旅途深处迈步，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人与人的矛盾冲突源于生活，最终将化解于生活，在永远不停地运转下去的日常生活巨轮面前，普通人只有顺应其规律和有策略地进行斡旋，方可全身而退。
4、小说中极少重大事件，即使有，也通过生活之手化解了它的严重性。池莉、方方、刘震云的笔下，无非是两口子吵吵架、为孩子的事情烦恼、与父母、兄弟姐妹、街坊邻居闹闹矛盾，事情再大还不至于饥寒交迫、露宿街头。“斗争”在这些小说里俨然成为家庭矛盾的夸张表现，而与敌我矛盾决然无关。
5、所有人物都表现为“被动生活”的状态，不是人在创造生活，而是人被生活拖着向前走。大众化的生活方式、思维理念，是在一个人出生之前就既定存在的。上学、工作、恋爱、结婚、生子，没钱不行，没关系不行，没有能屈能伸的弹性性格也不行。这种被动的存活状态直接导致人物精神世界的平庸、疲软、空乏和卑微，阿Q式精神胜利法在现实生活里仍然大有作为，主人公只有学会“知足”，抱有“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心态，才能享受世俗的快乐。对小林来讲：“如果收拾完大白菜，老婆能用微波炉再给他烤点鸡，让他喝瓶啤酒，他就没有什么不满足的了”；对于印家厚而言：“饭桌上是红烧豆腐和氽元汤；还有一盘绿油油的白菜和一碟橙红透明的五香萝卜条。儿子单独吃一碗鸡蛋蒸瘦肉。这一切就足够足够了啊！”。
理想，到了现实中国的中年人那里已然成了一个很不现实的词，因为每天要对付的这个世界已经令人们身心俱疲了。上海诗人王小龙1982年的诗《纪念》中这样写道：“假如我要从第二天起成为好学生/闹钟准会在半夜停止跳动/我老老实实地去当挣钱的工人/谁知有一天又被叫去指挥唱歌/我想做一个好丈夫/可是红肠总是卖完。”无独有偶，刘震云的开篇就是从买豆腐写起。作为个体的心愿或者生活抉择意向在现实生活面前总是会显得渺小和微薄，“小林的世界是房子、孩子、蜂窝煤和保姆、老家来人。所以对热闹的世界充耳不闻”“什么宏图大志，什么事业理想，狗屁，那是年轻时候的事，大家都这么混，不也活了一辈子？”所以本来挺有些诗意的小林妻小李，嫁作人妇之后也变成了偷水的妇女，为了上班乘车和孩子入托的事放弃了“骨气”。作家方方曾经在一篇散文中对大多现代人的理想有这么一段总结：“理想这个字眼，在过去光芒四射，神圣无比，在今天却似乎已成为一种可笑。过去空谈理想，距我们的生活何其遥远，遥远得有如天边那一缕若有若无的云，没有人知道自己的这份理想是否有可能实现。直到有一天，人们突然发现，理想太空太大，也就跟没理想一样。于是，人们便把放在天边的目光渐渐地收了回来，一直收到了自己的鼻子底下。理想也就日益地微缩到了眼前。对金钱和名利的追逐以及满足一己之私利的愿望，很轻易地变成了许多人毕生的追求，也就是理想。要说的是，理想太微小了，其实也跟没有理想一样。”
日常生活的平庸、琐碎可以将人的理想完全粉碎，也可能因为它的随意性、不可预知性使得人感到生活多艰、命运多舛。2001年陈武的小说《拉车人车小民的日常生活》，以残酷的车祸结束了对生活怀着微薄的幸福渴望的主人公的生命，车小民，这个以替人拉板车为生的打工农民，他的快乐只不过是能够有点闲钱给孩子和生病的老婆买包油糖果子。生活是严峻的，甚至，没有什么会比生活更严峻。这种严峻不仅仅令我们同情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的命运，更让人反思我们在生活中精神上丢失了些什么。作家敏锐地发现了这一问题，严肃地指出：“当我们站在街头，看到前不见头、后不见尾、表情木然、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自行车人流时，我们似乎看到生活像一个宏大的虎口在吞噬我们”，“生活是严峻的，那严峻不是要你上刀山下火海，……严峻的是那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日常生活琐事”，而“每一件事情面临的每一件困难都比刀山火海还令人发怵。因为每一件事情都得与人打交道。刀山火海并不可怕，我们有能力像愚公移山一样搬掉它，像精卫填海一样填平它。但是我们怕人”。(34)生活带来的这种严峻对每个人来讲都是无可逃脱的。人在完成自己的生命历程这一时间过程中，必须面对自己所在的这个世界，因为“人降生于一个独立与他而存在的世界中。这世界对他表现为既成事实；但是，正是在这一世界中他必须维持自己，考验自己的生存性。……由于他生活于持续变化的社会所要求的易变的关联中，他必须发展在必要处‘变速’的能力，以适应一系列社会框框中的任何一种变化。他终生的日常存在是同世界的锐利的‘锋刃’所进行的搏斗。”(35)
即便是与反映城市日常生活的创作颇为不同的余华，在塑造农村普通人的形象时，也会用一种距离感来消解时代变化过程中实践的历史重要性。这种距离感的造就不仅来自作家的语言，用客观和平淡甚至调侃来降低苦难带来的哀感，而是来自于日常生活比较稳固而坚定的进行方式与时代激变之间的反差，以及作家对生活的深刻理解。中的福贵经历了时代变迁带给他的重重磨难之后，他依旧只是个立于田间地头的农民，解放战争、文革，仅仅成为一个人生命历程中的波折，除了带来失去亲人的伤痛外似乎并没有更大的意义，他必须经历那个时代的非日常生活带给自己日常生活的诸多影响，身不由己，但也并不会因此而成为振臂高呼、一呼百应的英雄或者洞穿世界本质的哲人。小说中那些来自意识形态层面、精神层面的各种击打和磨砺，也不是作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某种潜在动力出现，而只是叫人领会：活着是多么的艰难。“活着”，这个词本身，足以消解其他一切事件的所谓崇高性、严重性。
非日常生活之间对日常生活渗透和影响，很大一部分是通过个体所从事的工作来完成的。按照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工作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它本身是特定类型的日常活动，另一方面，工作的过程是超越日常生活的社会的和类本质的活动。在日常生活和非日常生活相互渗透的体系之中，个体从事的工作和所属的单位，成为两类生活的主要承接与过渡层面，是两者相互施加影响的核心中介。不仅如此，对于个体而言，工作本身也带来巨大的消耗，“‘消耗’也在日常工作态势中起着作用：工作不仅是必须从事之事，不仅是我们为了存活而从事之事，它也必须在给定时期内每日每时有规律地得以履行，这对我们的力量和能力都具有腐蚀和损耗的作用。”(36)“日常活动的所有其他样式正是以工作为中心和重心。……大多数惯例必然与工作相关，人的大部分关系是在工作中并为工作所凝固；婚姻的缔结着眼于工作，而孩子的养育则是为了继续这一工作；道德以工作为中心，甚至绝大多数节假日也以某种方式与工作相联”(37)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表现普通人生活的小说中，将中国式的“工作”与个人日常生活的关系，特别是解放以来的集体所有制和计划经济下的分配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旧体制的遗留与新体制带来的冲击对国人日常生活的影响方面，展示得淋漓尽致。刘震云的《单位》、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作品。
我们在作品中不难看到，工作中面临的等级制度、分配原则直接影响到一个人的生活情绪，小林在单位中因为分梨这样一件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差点儿把他和周围那么几个人之间的同事关系搞砸。小说通过分梨、会餐、打扫卫生、吵架、揭发等发生在单位日常的鸡毛蒜皮的小事，深刻地反映出没有背景和职权的普通小职员在赖以生存的工作中所处的尴尬境地。小林渴望“入党”和“提升”显然与崇高无缘，只是为了改善个人住房和工资待遇，在此现实目的之下，瞅准小事，想法设法搞好同事关系，投领导所好，争取支持的一票至关重要。在计划经济体制的事业单位，因为缺乏民主和公平竞争，以公家名义对一个人的评价往往不是遵循公正合理的评价原则，而是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情交往规则混为一谈：不论水平、论资历；不论才华，论背景；不论能力，论人际关系。个人的意志、能力在这样一张关系网中毫无用武之地，所谓精英知识分子最终被现实改造成普通小市民，得学会算计和钻营。中购买贮冬大白菜这个细节，深刻反映了计划经济体制下配给制对人们的日常生活选择权造成的制约，家中成堆的大白菜往往来不及吃就烂掉，但是为了便宜，为了能够报销，本来已经决定坚决不卖大白菜的小林最后还是买回五百斤“爱国菜”。别说在“个体和私营经济作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式成为宪法内容之前，就是在此之后，中国的个体户社会地位仍远不及像小林这样饿不死、富不了的国家单位职员高，小林的同学“小李白”曾经也是高校中才华横溢的骄子，步入现实生活后几经波折最后靠摆摊卖鸭子生活，这种凭借自己切实的劳动养活自己的人，并不被人瞧得起，当小林扯下面子帮忙去卖鸭子挣“外汇”的时候，他感觉自己这样抛头露脸地挣钱像做了“娼妓”一样。尽管因为挣到了钱，小林褪去了些“羞涩”，但他还是向领导撒了谎，他不愿意丢掉自己的“铁饭碗”。
刘震云在小说中，还对中国社会结构中隐藏的权力对个人生活的绝对支配力量，进行了深入地挖掘。这种权力甚至不仅仅表现在单位的同事关系之中，已经深深渗入到生活的各种角落。里抄水表的老头是有权的，可以在小林面前摆架子；幼儿园的老师是有权的，决定孩子能否入托、能否玩得开心；领导的权力自然决定小林妻子的调动问题，而领导的小姨子搬了家，上班不方便，单位这才开通一班通勤车；甚至小林家的保姆，都是比小林有地位的，保姆不能吃剩菜，小林夫妇得吃。权力关系的相互制约也使得小林找到了心理的平衡，当他拿出架子帮抄水表的瘸老头解决了一个批文之后，心安理得地接受了一台微波炉的“贿赂”，小说写道：“小林吃着白薯也很高兴。这时也得到一个启示，看来改变生活也不是没有可能，只要加入其中就行了。”世俗的权力运作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无法抗拒的，因为它在生活的每个点上都有可能发生，“个人是受制于这个权力网络的复杂制约的，不可能有真正主动或自主的存在”(38)而当公平、民主、法制的制度体系不健全不完善的时候，这样的权力关系网必然会导致腐败的滋生蔓延。
从印家厚对“精英梦”的难以实现心存不甘，到小林的甘做普通市民，每个人物身上都有着难以消除的卑微感，不同的是，80年代的小人物们还在为消除自己的卑微作最后的挣扎，而90年代初的小人物们已经承认了卑微，适应了卑微，不仅如此，小人物们还要尽量保持乐观，还要在平淡的人生中寻找和品味那一丝一屡的快乐。这种“快乐”的产生不仅证明了芸芸众生与生俱来的生命力量，证明了最质朴的底层人生存本身所蕴含的耐力、毅力，同时这“快乐”更包含了小人物的无奈与辛酸。不是理想不重要，而是整个社会所提供的生存机制中存在太多的倾斜度，多数人难以得到更为公平、公正的实现自我理想的机会。所以“理想”贬值了、降格了，变为只要能够“活着”就证明了个体的存在。尽管所有上述以真实的日常生活为题材的小说作品，其叙事态度或者语言风格总是充斥着“喜剧”的因子，但其间作家的批判态度仍然可见，刘震云的小说在此方面表现得十分突出，作家说“我们拥有世界，但这个世界原来就是复杂得千言万语都说不清的日常身边琐事。它成了我们判断世界的标准，也成了我们赖以生存和进行生存证明的标志。这些日常生活琐事锻炼着我们的毅力、耐心和吃苦精神。记得有些文人爱说：感谢生活。这让我们生活起来更加感到沉重。生活一番还得想办法感谢。生活固然使我们一天天成熟，但它也使我们一天天变老、变假，一天天远离‘我们’自身。成熟固然意味着收获，但对于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说，成熟不也意味着遗忘和丧失吗？”(39)
相较之下，池莉的小说则显示出更多的乐观情绪。从1987年的开始，到80年代末的、《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越来越从“磨损与丧失”的不安走向了“因卑微而感到压抑”的精神的松绑。90年代末《猜猜菜谱和砒霜是做什么用的》，有一种近似于荒诞的故事结局，人们在跳水救人不幸牺牲的郭伟的遗物中找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两件东西：菜谱和砒霜，前者传达出对生活的热爱；后者却是直逼死亡的物什。小说写道：“郭伟就是不要众人的理解。他至死都在拒绝平庸。有了菜谱和砒霜阻隔大众对于他个人世界的接近，想必郭伟烈士因此可以九泉瞑目了。”表达了成天在药房里配制清肺止咳糖浆、板蓝根的药剂师郭伟对爱情的渴望、追求和对平庸生活的拒绝。池莉2000年以来的、等作品，使我们不难看到，作家从《冷》中的公交车司机燕华写到了中的来双杨，从浸润在“安稳”的体制之下的小职员的平淡生活，写到了以个人才干抗衡社会人际变化和经济新秩序形成时期的复杂，池莉笔下的武汉小市民已经逐步学会了在市场经济起步的阶段如何运用自己的智慧与勤恳，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有学者这样评价她的作品：“正是通过肯定这些人物的人生追求及其在事业和爱情方面所获得的成功，池莉充分地肯定了我们这个充满物欲的时代的世俗生活，以及人们对于世俗的生活幸福的积极追求。正因为如此，所以池莉的这些作品中的人物总是充满着一种勃勃生气，池莉的这些作品中的生活总是充满着一种诱人的光彩。”(40)同样赞美小人物的打拼精神的作家还有刘恒。他的小说发表在1997年《北京文学》第10期上，当90年代将近尾声的时候，刘恒在这篇貌似城市平民喜剧的作品中包藏了多少“普通人活着不易”的感叹和对正直善良的普通人的敬意！难忘小说结尾里写的那几句话：“张大民恍惚看到父亲和四民在云影里若隐若现，老的问日子好过吗？小的问孩子可爱的孩子幸福吗？待要端详却又飘然不见了。日子好过极了！孩子幸福极了！有我在，有我顶天立地的张大民在，生活怎么能不幸福呢！”张大民身上那种吃苦耐劳、智慧幽默、勤劳善良的品德是集中了传统中国文化的精髓和现代人的勇气与精神的，这正是作家从日常生活对人的锻造中捡到的金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