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言论界左中右境况及评价》中，我曾说“在当代中国学者中，最喜欢吴思”，实话说，吴先生的两次回应，颇令我失望。我那篇文章谈到吴思先生学术成就的四个特征，其一是“理论价值中立，可以为左中右通用，为所有研究社会问题者提供思路、提供分析工具”；现在看来，恰恰是吴先生本人，不能坚守和贯彻他自己的分析方法。下面就相关问题，答复如下：
一，我所理解的吴思理论
按我的理解，吴思先生研究历史所得出的系列创论（潜规则、血酬定律、元规则），最后都演变成对专制制度的一种诘问，可称此为“吴思难题”。它的主要内容是：在专制社会，国家权力与其官员构成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各级官吏，不过是抽象国家权力或最高执政者的代理人。二者有不同利益，存在利益冲突，最明显的表现是“权力扩张和腐败”问题：政府的利益在于“廉洁高效”，因此它始终“反腐败”。官员的利益在以权牟私（权力不用，过期作废），因此他们始终要“腐败”；作为一个阶层，他们具有自我扩张趋势。这种国家权力与其代理人的利益冲突，是专制社会最深刻的根本危机和不治之症。这不但是中国历史的症结所在，也是历史上各种中央集权式专制国家的症结所在。以今日中国权威主义政体拥有资源之多、“学习能力”之强，其它矛盾危机都可找到解决方法，唯独此一痼疾似乎至今无解。这一症结的存在，使其它矛盾不断被制造出来、危机不断被推向临界点；解决问题的能力不断被消耗。解决问题和制造问题出于同一力量、同一机制，这是专制社会的悖论。
我赞成吴思先生的上述历史分析。问题是，这样一个分析结论，在今天是否仍然成立？或者说，它在多大程度上还能成立？
二，今日中国不同于往日，历史的结论会发生变化。
吴思先生是肯定自己结论适用于当世的，肯定的理由，似乎是因为古今处于同样的“专制制度”。他说：“专制制度是恶性肿瘤。面对足以致人于死地的癌，面对已经导致几十个王朝崩溃的癌，我们的合理对策是及早治疗，而不是拖延等待。上千年的拖延等待，等来的总是流民和暴民，并没有等出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