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七十年1：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综论》


 自序：告别帝制五千年

    这部拙作是作者在退休以后才执笔编写的。作为一个以历史为专业的教师，我个人自二十四岁开始在大学教授历史以来，至此已四十余年。在此将近半个世纪的教学生涯中，什九是在美国纽约的两所大学里度过去了。在哥大研究院专授两门课，整整地教了七年。一门可说是包罗经史子集、诗词歌赋的汉学概述，另一门则是包含中国近现代史的史料学。上课时往往是推着整书车“史料”进课室的。在纽约市立大学则前后教了近四十年。前二十年在市大各分校兼课，后二十年则在市大本部的市立学院作专任。其中十二年则兼亚洲学系的系主任，并负责设计和教授多种课目。在纽约市政府和联邦政府所主办的中学教师训练班中，也曾担纲教授多种课目。总之，四十年中在纽约市大所设计和教授的课目几近二十种之多。作为一个“课目设计”（courseproposal）的负责人，你纵不亲自上课，但对教学内容也必须有其彻底的掌握。加以纽约市大的学生和家长们都来自世界各地，种族、宗教和政治背景皆万般复杂。作为一个历史科目的教师，尤其是设计人，各方面可能发生的问题，都得面面顾到。日久在不知不觉中，竟会变成个无所不知，也没一项知得太多的大杂家。荒时废业，莫此为甚。

    但是笔者在这身不由己的教学环境中，却勉力地作了一项坚持：在十多种无法摆脱的课目之中，我始终坚持中国近现代史一课必须亲授；四十年未尝或缺也。由于学生背景复杂，程度参差，因此对教学史料之筛选，也不得不随时注意，每一学年的教材都按时下出版情况加以修正。因此四十年来，愚而不学，未能著作等身，却讲义连屋。回忆昔年在哥大，因职司图书管理，对国史资料曾作有系统之累集与编纂。工作虽为人作嫁，然身当其任，熟能生巧，乖材辟典，每可一索即得。友生时有咨询，其数年不解之难题，往往可一语解纷。嗣在市大因该校无中文图书设备，余尝签请纽约市府与市大当轴，拟由市立图书馆与市大图书馆合设一中文图书馆，一以方便市大教学，兼为华裔社区服务。盖市府有此经费，有此立法，而社区与学界亦皆有此需要也。为此笔者曾与市府官员及市大当轴会议无数次，终以华裔社区支持太少，政府体认不足而流产，至堪叹息。承乏一主要学府，以汉学为重心之亚洲学系而无汉学收藏为基础，则虽为巧妇亦难以为炊。所幸笔者服务哥大有年，两校近在咫尺，在研究资料上，尚可互通有无。至于日常有关汉学文史之教研，则笔者恒以一己之个人收藏为系中师生之辅助。有关资料，片纸未敢废也。积少成多，数十年来，茅庐竟成堆栈。

    然处此高科技时代，汗牛充栋之史料收藏，究非一届寒儒所能胜任。敝帚自珍，终是沧海一粟。所幸久居纽约，集天下之至善与至恶于一城，若有所需，仍可一索即得也。年前自纽约市大退休之后，为人作嫁之身，初获自由，文化出版界友好不弃而有索稿者。亦可勉力应命。昔时课室讲稿及平时涂鸦旧作，自校中运回地库，仍堆如乱山，偶自整理，抽编应命，初不意有同好之读者贤达与朋辈师友，竟颇有既严肃之股利。承师友厚爱之余，笔者本亦不敢自弃。究竟寄身象牙塔内数十年，纵系至愚，能无一得？因每于霜晨月夕，与数十箱旧稿中，略检其尚可用者，编缀成篇，多半寄至刘绍唐先生于《传记文学》中酌量选用。随意涂鸦付邮，数年来，竟至百余万言。日积月累，浸成巨帙，亦殊出所料也。笔者于六〇年代之初尝与美国出版商麦克米蓝公司订阅撰写，总揽二十世纪中国之《民国全史》英文稿成千余页（部分章节曾由李又宁教授主编之ChineseStudiesinHistory季刊披露之，见一九八八年诸期）。嗣复承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SocialScienceResearchCouncil）慷慨资助担纲主编AnnotatedBibliographyofRepublicanChina（《详注民国史资料汇编》），积稿亦数十箱，虽明知经费有限，非一人之力可竟全功，然愚公移山，古有明训，知其不可而为之，未尝气馁也。唯自哥大转业之后，所承担之新职，管理重于研究，一转百转，致前功尽弃，实非所愿也。时隔势禁，乞食异邦，无如之何，思之可悲。如今退休之后，虽已渐感老迈，然琴剑犹存，弃之可惜，摩挲旧简，终觉难安，老骥伏枥，仍思贾起余勇，终始其事而以本篇为前导。天假以年，不敢自弃也。

    电脑时代新史学的试探

    在本篇中，笔者必须向贤明读者特别交待的是，刘绍唐先生所编的《传记文学》，并不是“学报”型的杂志。笔者亦无心多写学报文章。所谓学报文章是文体不嫌枯涩，而言必有据，本师胡适之先生所谓“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九分证据不能说十分话”是也。如山师训，吾何敢违。只是觉得学术文章，不一定必须行文枯涩。言而有据，也不一定要句句加注，以自炫博学。美国文史学界因受自然科学治学方法之影响，社会科学之著述亦多诘屈聱牙，每难卒读。治史者固不必如是也。笔者在作博士生时代，对此美国时尚即深具反感，然人微言轻，在洋科场中，作老童生又何敢造反？谁知如真造反有理，实不愁造反无人也。在此行首举义旗者，不意竟为笔者在哥大所最祟拜的业师之一杰克斯巴松（DeanJacquesBarzun）也。巴氏曾任哥大教务长及文学院长多年，后以校聘讲座教授（UniversityProfessor）退休。在笔者受业期间，巴氏即不时于授课中严厉批评时士所炫耀，以注脚（footnote）做学问之美圃式繁琐史学为不当（巴氏为法裔），六〇年代时更着而为文于哥大校刊中痛论之。无奈积弊已深，纵硕学高名如巴松者亦不能移风易俗也。笔者嗣读此邦师生之汉学论文，其中每有浅薄荒谬之作有难言者，然所列注疏笺证洋洋大观焉。时为之掷卷叹息，叹洋科举中之流弊不下于中国之八股也，夫复何言?!不意近年来电脑之发展已至不可想象之程度，如今台北中央研究院已将二十五史与十三经等输入网路；大陆上甚至已将四库全书全部电脑化。笔者本人曾承台北南港中研院电子专家之辅导试检二十五史及十三经诸典籍，按钮索骥，所需史料简直多至无可招架之程度。近月由华裔谭崇仁博士等专家为美国IBM所设计之“深蓝”电脑与世界棋王科斯巴鲁夫对弈，科氏败下阵来，曾引起世界震惊。其实此事并无可惊之处。盖深蓝计算棋式之“秒速”为二亿步，所藏棋谱在万种以上，而且日新月异，永远不断地在改进之中，一人脑中智慧之累积，究有其极限。古人云以有涯随无涯殆矣。棋王败北，何足异哉，再者照目前电脑科学发展之情势度之，则下一世纪电脑之秒速将有十亿字之检索能力，直可把目前藏书铁架长逾六十英里之美国国会图书馆，全部收藏集于一机之内，置诸衣袋之中而有余，真是成何体统?!读者贤达批览拙篇，或将疑我为撰写科幻小说。朋友，非也，非也！此一幻想之成为事实，只是十年、二十年后之事耳。电脑革命如今已排山倒海，吾人身在此山中，下自觉之罢了。

    现在言归正传。若谈电脑革命对史学之影响，实在令人不忍卒言。笔者昔年每劝胡适之先生不应再搞他的《水经注》。原意是胡师今世之大思想家也，恶可因噎废食，沉迷于考据训诂之小道哉？然久有考据之“癖”的胡老师听不进去也。孰知进入今日的电脑时代，考据训诂真已成为工匠小技哉，适之先生二十年之功，今后如以电脑检索之，数星期之事耳。浪费了胡适二十年的光阴，我们的民族智慧如何浪费得起？……事实上，纵在今代电脑出现之前，美国史学界对此以注脚相尚，泛滥成灾的繁琐史学之抗拒已甚嚣尘上，论者以容忍一注可长至三百页之当今美国的八股史学实为荒谬。今后在电脑笼罩之下．那就更不足论矣。去年秋《纽约时报》对此一学术革命，曾有颇为详尽之报导。（见WilliamH.Honan.quot;FootnotesOfferingFewerInsights：ScholarsDesertanOldTraditioninaSearchforWiderAppeal.quot;TheNewYorkTimes.EDUCATION.August14,1996.p.B9.）

    有感若此，以故笔者试撰此篇时，既为顾虑一般读者对章句之不耐；同时为试探电脑时代新史学应有之取向，乃不作教科书式之撰写。一般史实之早成定案者，都以我国傅统史学中之“纪事本末体”及“大事年日志”之方式于末卷中条列之。如此，则读者可一目了然．毋须作者啰嗦也。而史实中之可议、可惊、可叹之处则于正文中详叙之，并试行减少学报气味，庶几一般读者能读而终卷也。名家之见足傅千古者，则博揽而广收之；或有不足者，则以愚者之一得而填补之。虽仅一得之愚，亦聊备一家之言，以待知音者之更多补充与佐证。至于一般注脚，除具有关键性者注明之外，一索可得者则省却之。盖专家检索，初非难事，遣兴读者亦知作者之不妄言也。聊以拙篇为新方向之实践，纵不能致，然心向往之。至恳读者随时匡正之也。

    三大阶段，两次转型

    抑有进者，笔者读史、教史、著史数十年，劳者自歌，亦每以千卢一得，自作主张，对四千年国史之诠释，一以贯之。斯即数十年来初未离口之拙论，所谓“三大阶段，舆两次转型”也。愚意自夏禹家天下以后有记录可征之国史，凡四千余年（公元前二二〇〇～公元二〇〇〇年）。四千年中，如按我民族所特有之社会型态发展之程序（typologicalapproachtosocietaldevelopment）而分析之，则四千年来我民族之社会政治型态之发展．盖可综合之为三大阶段，亦即封建、帝制与民治是也。从封建转帝制，发生于商鞅与秦皇汉武之间，历时约三百年。从帝制转民冶则发生于鸦片战争之后，吾侪及身而见之中国近现代史之阶段也。笔者鄙见认为此一转型至少亦非二百年以上难见肤功也。换言之，我民族于近代中国所受之苦难，至少需至下一世纪之中期，方可略见松动。此不学所谓两大转型也。

    今日尚主宰大陆史学界之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根据马克思主义之教条，则分国史为五段，亦即原始公社、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包括所谓“最后阶段”之共产主义社会）是也。今因大陆上两制之推行及苏联之解体，社会主义已成过街老鼠，鲜有衷心信服者矣。然不疑之处原亦有其可疑余地也。纵观近百余年来之名家史学，马派之社会发展阶段论之科学性，原末可厚非也。只是日耳曼学人太武断，每好以偏概全；而我国五四以后之启蒙文人，崇洋过当，在学术转型期中食洋不化。致将错就错。盖人类社会之发展虽有其通性，然各大民族之社会发展亦各有其特性，二者交互影响乃形成各民族史之不同型态与不同阶段也。在欧亚大陆上，我华夏民族社会发展之经验足与白种民族［包括闪米特族（SemiticPeoples））相颉颃。马派史学所总结者，实为白种民族之现象，持之以解释我民族之发展，凿柄就大不相投矣。榫头卯眼大小不同而硬接之，就死人亿万了。思之可悲！

    没奴隶社会也没资本主义

    我国古代中有奴隶（slaves），而无奴隶制（slavery），笔者在不同的拙著内曾力证之，国际汉学界亦有公论。（见《新版大英百科全书》（ThenewEncyclopaediaBritannicain30volumes）一九七七年版．第十六册．页八五八）既无奴隶社会阶段，则我国史上之封建制，实自原始公社（PrimitiveCommune）直接演变而来。其实马派史学所谓之原始公社者，即初民之部落生活（triballife）也。盖初民生活原与猴马牛羊等群居动物一尤其是猿猴一类一之社会行为，颇有相似之处。群居动物，居不离群。初民生活亦必以部落为单位，而部落生活必有其自然形成之首长，有其长幼强弱之分歧，亦有其部落间之交往，及彼此间之竞争与斗争。甚至守土之习惯与夫疆界之划分。亦为与生俱生者。近年生物学家曾发现非洲之黑猩猩（chimpanzee），各群之间亦每为争夺疆土而发生群斗，其情况竟如初民之间的部落战争。若辈虽无武器可用，然既抓且咬，爪牙并用，为族群之保疆卫土，亦每至死伤枕藉，有时甚至阖族同殉，其惨烈亦不下于我国共相残之内战也。猿猴尚且如此，而况于人乎？以故初民社会之属土习惯，及长幼强弱阶层之自然形成，实即封建之雏形也。随之，众部落之间，强凌弱、众暴寡、大吃小、尊御卑……，千年演变与进化之结果，乃形成西周时代之高级封建王朝矣。曩昔余读美洲红人史，每惊其与我国三代史之酷似也。近读十七世纪前后在美国维吉尼亚洲建国之印地安“帝国”史，尤信封建制出于部落生活之非虚。盖此邦盛时所拥疆土约为台湾之一倍，其君主保哈坦（Powhatan）属下有大小诸侯三十家。每家各有其大小不同之疆土；每家亦各拥有勇士自二十人至三百人不等也。他们君主与诸侯之间的权利义务亦均约定俗成，颇有可观。保哈坦有女甚美，后来下嫁与英人，颇有贤名。闲读此书，几疑其为《左传》之英译也。（见HelenC.Rountree,ThePowhatanIndiansofVirginia：TheirTraditionalCulture.UniversityofOklahomaPress,1989.pp.114～125.）

    关于封建社会之特征，我们可以说有两点最为重要。其一则为土地属于天子或诸侯，大贵族可以把土地“封”与小贵族，但不得买卖，百姓黎民更不得私有。其二则是居统治阶层的贵族实行世袭制，黎民百姓除却裙带关系或结帮造反之外，绝不能进入统治阶层。这一东方式的封建制度发展至公元前八世纪的西周之末，可说已登峰造极。唯物极必反，迨平王东迁（公元前七七一年）之后，它就开始滑坡以至崩溃了。能把这一从滑坡、崩溃到改制的经过，说得最简单明了的古代记述，实莫过于《汉书?地理志》里的一段记载。且抄录如下：

    周爵五等，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满为附庸，盖千八百国。而太昊、黄帝之后，唐、虞侯伯犹存，帝王图籍相踵而可知。周室既衰，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转相吞灭，数百年间，列国耗尽。至春秋时，尚有数十国，五伯迭兴，总其盟会。陵夷至于战国，天下分而为七，合从连衡，经数十年。秦遂并兼四海，以周制微弱，终为诸侯所丧，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为郡县，荡灭前圣之苗裔，靡有孓遗者矣。（见中华书局版《汉书?地理志》，第六册，页一五四二。）

    《汉书》中这节记载，历史家要在鸡蛋里找骨头，那也是找不尽的。可是作者叙述的封建崩溃的程序，那大体是言之成理的。可是郡县制之出现却非一朝一夕之功，它是经过数百年慢慢转变出来的。大体说来封建崩溃之开始是，诸侯用各种方法兼并来的土地，不再“封”与他人，而是暂时“悬而不决”或“悬而不封”。这就是“县”的起源了。在古文里，“县”、“悬”本是一字。读音亦相同。不像后世读成县去（声），悬平（声）也。县而不封，县而不决，本是个临时的办法。后来永远“县（悬）而不封”，县就变成个政治制度了。

    把郡县或州县的“县”解释成“悬”字，段玉裁（一七三五～一八一五）在他的名著《说文解字注》中也说是“县者县（悬）也”；不过他接着说是“县（悬）于郡也”，那就说错了。（见该书万有文库版第三册三十四页）笔者青年期在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历史系就读时，随顾诘刚师治商周史便曾指出段氏之误释，认为是“县者悬也。悬而未决或悬而未封”，而非“县于郡者也”。撰成《我国郡县起源考》之期终作业，嗣并收为《毕业论文》之前篇，颇承业师过奖。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益觉青年期判断之非谬。盖封建王朝末期对封地“悬而不封”，古日本及若干印欧民族国家亦有之，只是其结果不若中国竟发展成独特的郡县文官制（civilservice）之重要而已。

    郡县制之兴起与发展实为我国社会政治（sociopolitical）第一次大转型之关键所在。一转百转，迨始皇统一中国，“废封建，立郡县”，由封建制转入郡县制，全国人民生活方式（lifeways）便无一不转。“废井田，开阡陌”亦是必然之事。所谓“废井田，开阡陌”者，即是开放国有或公有土地任人民私自耕种，以增加生产也。笔者撰拙篇于抗战中期，初不知历史会重演，其后竟有废人民公社，搞包产到户等之现代化的“废井田，开阡陌”也。以故笔者不揣浅薄，亦将五十余年前之青年期旧作收入本编，以就教于方家也。

    回忆五十年代中期，笔者在哥伦比亚大学半工半读之时，曾在该校之“中国历史研究部”作编译。斯时学部主持人魏复古（KarlA.Wittfogel，1896─1988）教授之巨著《东方专制论》（OrientalDespotism：AComparativeStudyofTotalPower），正在杀青阶段（此书于一九五七年由耶鲁大学出版，近年曾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译成汉文出版），魏氏嘱余校订全稿并笺注拙见。不才曾叹其功力惊人，而其结论则因果倒置。盖魏氏修正马克斯末竟之学说，所谓“亚洲式生产方式”（AsiaticModeofProduction），并创立其一己之理论，认为“亚洲式社会”实为一种“水利社会”（hydraulicsociety）。国家为提高农业生产而兴建规模宏大之水利工程，乃导致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逐渐建立起极权专制之国家机器来。其语甚辩，而鄙意则适得其反。盖我国国家机器之完成，实在始皇帝“废封建，立郡县”，建立“职业官僚体制”（professionalbureaucracy）之后也。我国政治制度之发展，实是郡县制的国家机器建立于先，而大规模之工程（如都江堰、长城及运河等等）则建设于后也。建立都江堰这样大规模水利工程的李冰，便是秦王国的“蜀郡太守”（今日大陆上叫做“四川省委书记”）。李冰若不是利用他省委书记的权力，他的都江堰工程（约同于今日李鹏主持的三峡水坝工程），是无法施工的。以故笔者数十年来所笃信之我国“国家强于社会”之传统（始自郡县文官制之出现），为我国政治制度之最大的特点之拙见，与魏氏之说，表面上似颇为接近，而本质上固有其本末先后之异也。

    百代犹行秦法政

    这一记从秦国开始的我国史上的第一次社会政治大转型（sociopoliticaltransformation），发自商鞅（公元前三九○─前三三八年），极盛于始皇（统一中国于公元前二二一年），而完成于汉武（公元前一四○─前八七年在位）。汉初诸吕乱后，非刘不王，曾一度郡国并存，搞一国两制。迨吴楚等七国乱后（公元前一五四年），封建之“国”名存实亡，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之政制转型始正式落幕，至今未变。其它相关的转变，如重农轻商的经济制度、独崇儒术的职业官僚制、士农工商的阶级划分、婚丧礼俗的日常生活等等，一转百转走向定型。尤其是中央集权的三级文官制，自秦汉以后，晋、隋、唐、宋、元、明、清，甚至民国时期之北京政府及国民政府，均不断加强之。迨人民政府成立之后，毛氏当国对此一中央集权的三级文官制之传统，可说更是情有独钟。在他与郭沫若往来的诗词中，便颇能闻其心声。今且抄他一首七律全文如下：

    《封建论》──呈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神龙虽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犹行秦法政，《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此诗作于何年，论者不一。但在“九一三事变”之后，毛为四人帮批林批孔助阵时，重提此诗，可知其念念不忘也。总之毛氏对马列主义之了解，自始至终未脱离标语阶段，而对传统帝制之认识，则深入骨髓。毛之不幸是他把两个极端的理论都误用了。在重温传统帝王政治学时，他体会不了我国传统里“有教无类”、“改土归流”等等历史经验的重要性，强不知以为知，自以为是的乱引马列教条，创造新制度。上节曾说过周初有一千八百国，包含着无数的大小民族（时至今日全国仍有五十七族之多）。所以我国历史的经验是，族群不是由少变多，而是滚雪球式的从多变少，形成一种多文化的大民族（racialregroupingunderculturalpluralism）。这在现代美国的经验里，便叫做“民族大镕炉”（racialmeltingpot）。加以在今日交通发达，社会流动性（socialmobility）极高的时代，一国之内的少数民族怎能永远聚居于一地呢？……就以我华裔移民美国来说吧，近年来我华裔人数很快便会超过外蒙和西藏的总人口（据专家估计：下世纪，旅美华侨可能上一千万，蒙藏合计可能不到此数。华侨移民配额，大陆、台湾、香港之外，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配额里皆有华裔，有人估计，下世纪中叶，华人可能近千万云），今日在美国的所谓中国城（Chinatown，旧名唐人街），在纽约便有三座之多。我们的政治的出路实在只有落地生根和就地参政之一途。今日我们已出了一个州长，谁能说我们下一世纪不能出个总统呢？我华裔如舍此康庄大道而不由，要来搞个“中国城独立”或“中国城自治”，岂非二十一世纪一大笑话哉？大美帝国海阔天空，要我们挤在Chinatown内搞“独立”，不特我华裔有为子孙所不愿为；青年期曾在Chinatown做打工仔的老朽如愚亦不干也。其理甚明嘛！华裔之外，如人逾千万之非裔、人逾六百万之犹裔，人逾两百万之波裔，他们不搞独立，正有同病之怜也。所以美国能从十三州发展至五十州者，实我中华千年以来所搞的“改土归流”之美洲翻版也。朋友，现在台湾和菲律宾还有很多人，想参加美国的改土归流，做美国的五十一州呢！改土归流有何不好？

    民国初年的孙中山毕竟是个有世界眼光的政治家。他做临时大总统时，就反对所谓五族共和这套谬论。他主张采取美国式的民族大熔炉的哲学，而扩建一个包罗所有民族和多种文化的中华民族（见《三民主义》文言文原稿，收在台湾版《国父全集》，页一八○～一八一）。其实在大清帝国时代，朝廷改满洲和新疆为省；民国时代改内蒙为省，当政者所采取的也正是这个大熔炉的哲学。不幸到人民政府时代，毛公因受苏联制度之影响就一反其道了。他把倒退误为进步，废流反土，把原已建省的新疆、内蒙、广西又全部化为少数民族的自治区，而又只许少数民族在中央集权下，享受点象征性的自治，这样就间接鼓励了少数民族中的分裂主义者和国际间的反华分子，或明或暗地搞其分裂活动了。这种伪君子不如真小人的制度，后来也就贻患无穷。今日新疆的乱源即在此。

    【附注】在早版《毛选》中，毛泽东曾主张少数民族有权独立，后版中他们就只能“自治”了。毛自己的思想反反复覆，便十足表示他对此问题没有原则性的掌握，随意搞其黑猫白猫，而堕入中国历史上原先并没有的大汉族主义的框框，实在是很冤枉，也是很可笑的。

    在类似的情况下，毛泽东对现代的民治主义和社会主义，也认识不够。因此在现代西方文明挑战（challenge）之下，“百代犹行”的“秦法政”已不能再延续，但他老人家却偏要沾沾自喜的延续下去，其不出纰漏也，岂可得乎？朋友，我们的毛主席在中国近代转型史（我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大转型）中，原只是个转型中期的民族领袖。他个人的个性、见识、修养、训练和时代，都只能铸造他做个转型高xdx潮中的秦始皇，而不能做个完成转型的汉武帝。这就叫做形势比人强。毛泽东自视为天生圣哲，其实他和读者贤达以及在下的我一样，也只是个渺小的脊椎动物，并不能扭转他们唯物主义者曲不离口的所谓“客观实在”啊！他是时势所造的英雄；但是他这个盖世英雄却未能创造时势。夫复何言？

    我们及身而见的第二次大转型，与第一次大转型颇有不同之处。第一次转型时，由于我们内部的社会发展至某一阶段，促使我们社会政治结构非转型不可，那是主动的。第二次转型就不然了，它几乎是完全出于西人东来之后，对我们着着相逼的挑战──尤其是军事挑战。这一挑战揭开了近代中国国耻国难和社会政治大转型的序幕，于是有那个可耻的鸦片战争（一八三九──一八四二）和随它接踵而来的《中英南京条约》（一八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签订）……。鸦片战争之可耻是双方都有份的。胜者的可耻，是他武装贩毒，竟不以为耻；败者的可耻，是他颟顸腐化，政府无能，人民愚昧，偌大的帝国竟被数千个英国水兵打得一败涂地。

    战前千年不变，战后十年一变

    鸦片战争在我国历史上的重要性，长话短说，便是它推动了上述从帝制阶段向民治阶段的转型。在这两大阶段之间，它是个分水岭。战前我国的社会政治制度（毛泽东所说的秦法政）是千年未变的；战后的中国那就十年一变了，甚至变得面目全非。这一转变过程虽万般复杂，但是事后回头看去，却又阶段分明。在各阶段中，身当其冲的革命家、变法家、观察家乃至一般智者与黎民百姓，均不知其所以然也。其原因便是“身在此山中”，无法识其端倪也。但也有少数智者（像洪秀全、康有为、毛泽东等人）往往自以为是，一朝在其位，得其势，难免就强人从己而贻误苍生了。

    早朝的历史家，虽也不时回头看去，试作过历史分析。无奈这次转型，如果最后能转出个长治久安的定型来，根据中西历史中的前例，它至少需时两百年才可能有个初步的结果。因此在转型的初期和中期，如一八九八年的戊戌变法时期，和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时期，分析家对中国前途的变数，实无法掌握。盖前途歧路太多，歧路亡羊，安知羊之所之也？可是日月推移，歧路渐少，羊在何路不难追踪，中国前途的远景何似也就隐约可见了。俗语说：“女大十八变。”小女孩才变了三、五变，您怎能看出她的变形呢？可是等到她姑娘已变了十五变之后，将来她会成为怎样的一位夫人，我们也就不难预见了。这只是个时间的问题；非后之来者胜于前贤也。

    根据笔者大胆的观察，我国史上第二次社会政治大转型，实在是从割让香港之后才被迫开始的。如今香港收回了，一百五十年的苦难岁月也悄悄地溜过去了。从林则徐到今天，我民族至少也传了五代了。古语说：“五世其昌。”当年的道光皇帝也曾经说过：“久屈必有大伸，理固然也。”（见《夷务始末》道光给林则徐上谕）今日香港回归，国难结束，可能也是我国史上第二次社会政治大转型完成的开始。笔者不揣浅薄，回顾前瞻，预期我民族再有四十年，应可完成国史上第二次社会政治大转型之伟大的历史任务。国有定型，民有共识，以我国我民、我才我智之最大潜力，走入人类历史上民治主义的新时代，开我民族史今后五百年之新运。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舍我其谁？笔者毕生治史，历经国难国耻，艰苦备尝，守到天明觉夜长，终能初睹曙光，亦为之兴奋不已。谨以这部小书，野人献曝，追随读者之后，略表个人对香港回归之庆贺，至恳方家贤达，不吝教之。

    本篇之能付梓，实有赖于刘绍唐、陈宏正两先生不断的指导，以及无数老友和读者热情的鼓励有以致之，衷心铭感，匪言可宣。远流出版公司董事是王荣文兄以下诸多执事之大力协助，感激之情尤难尽述，并此致谢。

 第1章 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各阶段

    本篇原为笔者在五○年代末期所写的英文讲义，后经胡适之先生之鼓励，用中文改写，原拟送给台湾之《自由中国》发表。后因该刊迭遭困难，我们乃在海外另行筹办一个新的中文月刊，叫《海外论坛》，在纽约编辑，香港发行。此篇乃改由《海外论坛》於一九六０年出版的第一、二号连载刊出之。本稿之初撰，距今虽已四十年，沧桑几变，然今日重读之，个人思想仍前后如一，而文中所言，与四十年来的历史发展，似亦无太大的骶触。故重刊於此以就正於高明。全篇除增加一句和略改三、五个不必要的形容字之外，悉任其旧。文中所引孙中山先生的话，在《海外论坛》所载的原文中，未注明出处。今篇则增注之，以便严肃读者之查对也。（作者补志於一九九八年春节）

    我国近百年来所发生的“革命”、“维新”、“变法”、“改革”或“改良”等形形式式的运动，真是屈指难数。这些运动之发生大体说来多发乎仁人志士救国救民的愿望。为贯彻这些由愿望而发生的运动，已不知有多少先贤先烈为之而抛头颅洒热血。然时至今日这些“运动”仍然方兴未艾，吾人试一翻阅中国近代史，一眼看去，真觉这是一笔令人难解的烂帐。

    不过我们今日如回头仔细分析过去百年的史迹，则又觉这笔烂帐之中似颇有线索可循。吾人如试把“同治中兴”、“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抗战”乃至中共的席卷大陆，与夫今日正在滋长中的“民主自由”运动等等连成一气，作一个有系统的分析，我们便发现这些重要史迹不是单独发生的。相反的，它们是一个接著一个的发生，层次分明的连在一起形成一个总运动。而上述诸运动只不过是这一“总运动”的各阶段。一言以蔽之，这一个“总运动”便是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也就是近代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的“转型运动”。

    1.1	世界性的现代化运动

    须知此一“现代化运动”并非我国特有的现象，它是世界性的。简言之，便是十九世纪初，西欧工业革命之后，西方文化随其商业和武力向外发展，引起世界其他文化内部一种改革性的反应。借用汤恩比教授（ArnoldJ.Toynbee）历史哲学上的名词，那就是文化之间的“挑战和反应”（challenge-and-response）的现象。

    但是西方文化这种“挑战”，在各民族文化中所引起的“反应”却各有不同。例如宗教一项，现在对中东、印度、非洲等民族文化仍具有极大的挑战性。但在我国则已经变成我们向西方文化反挑战的最好课题。要言之，由於各民族文化本质之不同，它对现代化运动的反应之内容与特性亦各异其趣。

    1.2	我国现代化的内容与特性

    现代化运动反应在我国的内容与特性，又是些什么呢？笔者不揣浅薄，试归纳之为六大项目如后：

    一、独立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国家形式。此种国家形式是显然和我国固有的“民无二王”的世界性国家形式（universalstate）迥然有别。

    二、工业化和社会化的国民经济。我国固有的是农业的国民经济，和不平均的财富分配制度。

    三、合乎人类理性，合乎科学，并能适应工业化社会的道德标准和社会制度。我国旧道德和旧的社会制度，凡不能与此三点配合的（例如：“三纲”、盲婚、守节、宗族制度等）均在现代化运动过程中逐渐被扬弃。

    四、专精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研究。

    五、教育及其工具之普及。

    六、民主政治。亦即是一种足以保障基本人权，采用多数决定和法治的原则，用选举方式产生的政治制度。

    举此六点，我们不是说我国古代学术思想中没有这方面的学说。相反的，这六项概念都可在我国文化遗产中找到根据。但是那些根据只是少数学者的理想。它没有成为我们的立国基础。没有形成被群众接受，蔚成一时风气，而为“举国和之”的运动。

    我们更不是说所谓“西方文明”中已完成这六大项。我们是说在他们的文明中，这六项已成为主题，其整个文化的趋势是向这一方向发展的。而我国自同治中兴之后，在西方文化挑战之下，也是亦步亦趋向这一方向发展的。不过我们这一发展的原动力则是由西方文化的“挑战”所产生的罢了。

    1.3	阶段性和“一次革命”论

    正因为我们的“现代化运动”是在西方文化挑战之下发生的，我们“应战”的过程便十分艰苦。因为要现代化，我们不特要“布新”，我们还要“除旧”。对这项除旧布新工作的辛酸，知之最深者，实是孙中山先生。所以他说：“革命事业，莫难於破坏，莫易於建设。”反观我国近百年来现代化运动的史实，和各种形形色色的运动，无一而非这项“除旧布新”工作之中，“破坏”和“建设”所引起的。由於这些运动性质之不同，它们也标志出我国现代化运动中显明的“阶段性”。

    试读我国当代各大思想家和革命导师们的言论。我们便知道他们多数是只看中了这一“现代化运动”整体之中某几个阶段，或某几项课题，因而只注意某几项工作，而忽略其他各项。如早期搞“夷务”或“洋务”的人，他们只看中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船炮政策。

    但是后来亦有少数“先知先觉”，看准了今世现代化的潮流而主张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通盘的现代化。不过这些人，多为“一次革命”论者，他们主张把这“现代化”的百年大计“毕其功於一役”！

    1.4	孙中山“心灰而意冷矣”

    孙中山先生便是这样的一位。辛亥革命之后，他老人家便立了一个九年计画的“革命方略”。他说要照他的“方略”做下去，九年之内中国便变为一个通盘现代化的新兴的国家。谁知对他这方略首先不赞同的不是别人，正是他那群万死不辞的信徒，同盟会的“老同志”。因此中山先生喟然叹曰：

    ……乃於民国建元之初，予则极力主张施行革命方略，以达革命建设之目的，实行三民主义；而吾党之士多期期以为不可。经予晓喻再三，辩论再四，卒无成效。莫不谓予之理想太高，知之非艰，行之维艰也。呜呼！是岂予之理想太高哉？毋乃当时党人之知识太低耶？予於是乎不禁为之心灰意冷矣！

    何以那批老同志在为山九之时，对革命导师忽然不信任了呢？历史家感到迷惑了。胡适之说：“民国初年，民党不信任他（指中山）的计画的事，很有研究的价值。”

    其实这也不是什么费解的事。从一个角度来看，党员不信任党魁，固然是党员“知识太低”；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又何尝不是党魁没有把握住时代而脱离了群众？对现代知识有高度认识，为革命而出生入死的“党员”们知识尚且太低，则“区区庶民”又何能追随景从呢？

    1.5	不能落伍，也不可躐等

    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实是世界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之一。但是领导这伟大的革命的国民党人及其导师到临死时还要说“革命尚未成功”！自有其党派成见的共产党人则根本否定“辛亥革命”之为“革命”。他们之所以如此者，便因为他们都是一次革命论者。把中国历史看成汽车。他们要把这汽车按他们预定的路线，开往他们所预定的目的地。换言之，他们都希望把一个有三千年文化根基和特殊生活方式的老大民族，於极短期中变成他们所指定的新的文化和新的国家形式。

    但是中国近百年史告诉我们，他们的愿望都落空了。这个古老的文化是在变，并向现代化的方向亦步亦趋的在变。但它却没有听从任何人或神的指示去“摇身一变”。相反的，它是在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变。任何力量不能阻止它向前变动，任何力量也不能“揠苗助长”强迫它跳跃前进。换言之，在中国近百年的现代化运动中浮沉的任何个人或团体，不能落伍，但是也不可躐等。民国六年，随张辫帅到北京搞复辟运动的康有为，便“落伍”了。落伍到连他最忠实的学生梁启超都要骂他“厚颜”。中山先生在辛亥之前便想搞“平均地权”，那便是他老人家“躐等”了。躐等到连“同盟会老同志”也骂他“大炮”。

    1.6	各阶段及其主题

    落伍之可悲，固无论矣。勇往直前的跳跃前进何以亦发生反效果呢？史实告诉我们，中国的现代化运动，是分阶段完成的。而各阶段有各阶段的主题和若干副题。主题便是各该阶段的“当务之急”。而副题（可能是次一阶段的主题）在现阶段则往往是“不急之务”。而完成这主题与副题的方法则可能是骶触的。

    因此，集中全力完成主题，可能增加解决副题时的困难。但是忘却主题而侧重副题的，则往往为该阶段所唾弃。古人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又说：“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如果忘却主题而侧重副题，则是“本末倒置”，“不知先后”。

    所以中国近代史上，在各阶段中，凡是从事解决“当务之急”的主题的社会力量，往往是前进的、成功的。同时凡是不知先后，侧重副题，搞不急之务的，则未有不失败的。这种搞不急之务的社会力量，在此阶段必然有害！

    但是如果中国现代化运动进入次一阶段，则主题与副题，俱同时变动。以前的副题可能变成主题。前一阶段的进步的社会力量，如不能随主题之变动而进步，则这一力量必然变成阻碍中国现代化的力量。

    这种反覆变动与社会力量之兴递，在中国近代史上昭然若揭。请申其说。

    1.7	洋务和变法

    今日吾人追溯我国现代化运动的史实，从“同治中兴”到现阶段的“民主自由运动”，我们如按各运动的性质来分，大体可以分为四大阶段及若干小阶段。

    从同治元年（一八六一）总理衙门成立之日起至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之签订，可算我国现代化运动之第一阶段。这一阶段中的主题是“洋务”。因为我国经过鸦片战争及英法联军失败之教训，国人才开始认识西方文化表现在坚船利炮上的实用科学。因此自恭亲王而下，有识之士，竞谈“洋务”。这样才有同光之际的新式南北洋海军及各种路矿机器船政的建设。不管当时守旧派是如何的反对，这一时期的“洋务”建设是有相当成就的。其后张之洞在其所著《劝学篇》中所说“中国学术精微，纲常名教，以及经世**，无不毕具，但取西人制造之长，补我不逮，足矣”的一套理论，事实上便是这一时期“洋务”运动的“哲学基础”。张氏言大众之所欲言，所以他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论调，亦是风靡一时的新学说。也是当时守旧派所誓死反对到底的“以夷变夏”的“谬论”。

    但是中日战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遂逐渐被扬弃。国人进一步而谈“变法”。须知谈变法的人并没有否认西学之可以为“用”。国人至此已服服贴贴地接受了西方的实用科学，而进一步谈西方式的“变法改制”了。因此，政治性的变法改制便是乙未至辛亥这一阶段我国现代化运动的主题！

    康有为主张“君主立宪”；孙中山主张“建立民国”。他二人虽有缓进激进之不同，其变法改制的基本态度则是一致的。由於清廷的顸昏□，助成了激进派的成功，而完成了中国现代化运动中的第二阶段。

    康孙两氏除主张政治性的变法改制之外，都看到了其他方面－－社会、文化、教育、经济等之彻底改革。康氏另著有《大同书》；孙氏亦著有《三民主义》。但是这些方面的改革在当时均是“副题”，不是当务之急，因而引不起群众的反应。如同盟会誓辞“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中之最后四字，便为党内人士驳难最多之处。国内同盟会支部，有的竟干脆把这四个字删除。这种删除绝不是如共产党史家所说，为的是“保存资产阶级本身的利益”。主要的原因是这一条不是“当务之急”。它的重要性被那时的“主题”所掩蔽，引不起所谓“革命群众”的反应。

    戴季陶说：“至於从革命的思想和知识上说，许多前时代的党员，也实在固陋得可怕。从前总理在时，每次定了一个前进的方针，大家总是把它拚命向后掇！”这就是因为“前进的方针”在“前一时代”是引不起群众反应的。

    1.8	“莫难於破坏”的“五四运动”

    但是时代是前进的。“前进的方针”到后一时代，群众的反应就不同了。民国成立了八九年，国人对西方文化挑战的了解又进了一步。他们感觉到只是政治性的变法改制，仍不足以建立出一个新型的国家。因而继续要求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等的总改革。这项要求遂把中国现代化运动推入第三阶段而爆发了“五四”前后的所谓“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当时最精辟的一句口号便是：“以科学的批判的态度，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果然在“科学的批判的态度”之前，两千年来独家经理的“孔家店”内许多（我们没有说“全部”）陈货都变成无价值的废料了。此外如释迦牟尼、朱熹、王阳明，乃至晚近入口的耶稣等的“一切价值”都成了问题。

    旧有的束缚一旦掉去，中华民族的思想突然得到了空前未有的大解放。所以“五四”时代的“新文化运动”，实如孙中山所说的“革命事业，莫难於破坏”的“破坏运动”。事实上，它除在文学改良上另有辉煌成就之外，其他方面的收获亦只此而已。“五四”的大师们，掌握了“科学的批判的态度”这一项武器，把旧的东西，摧枯拉朽的毁掉了。但在这破坏的废墟上，他们建设了些什么呢？

    他们的确曾提出“科学”和“民主”两个建设性的口号。但是什么是科学，什么又是民主呢？不但当时摇旗呐喊的孩子们莫知所云；当时的领袖们也没有说出一套完整的学说以替代他们所毁掉的东西。因此“五四运动”之“立刻后果”便是思想界空前未有的“无政府状态”！

    再者，“五四”所破坏的只是旧思想。而旧思想所产生的旧的社会体系，却屹立未动。因此为竟“五四”的破坏未竟之功，为重行画出今后建设的蓝图，各项“主义”就纷纷而起了。

    1.9	拿一个主义做标准

    且看孙中山先生的说法。民国十二年十二月二日，孙中山先生在打走陈炯明、沈鸿英等军阀之后，在广州欢宴各有功革命将领时，发表一篇演说。中山说：

    民国成立到今日已经十二年了。这十二年中没有一天没有变乱。这个变乱不已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简单的说就是新旧潮流的冲突……，旧思想是妨碍进步；总是束缚人群的。我们要求人群自由，打破进步的障碍，所以不能不打破旧思想。今天要请诸君来打破旧思想究竟用什么标准呢？大略的讲便是拿一个主义做标准。

    那时相信孙中山的人当然就拿“三民主义”做标准了。不相信三民主义的人呢，自然就另搬出其他“主义”来了。因此在“五四”之后短短数年之内各有一个主义的“共产党”、“国家主义派”、“社会党”、“法西斯主义”集团、“无政府主义”集团，乃至於“实验主义”者都各立门户的应运而生。久已为党内同志所忘怀的国民党和它的三民主义，这时又活跃起来，实行改组。

    这些新兴党派，乃至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都是继“五四运动”而产生的。其性质与民国初年的“国民党”、“共和党”、“进步党”等是绝对不同的。民国初年的党是纯英美式的政党。“五四”以后的党是著重社会运动和文化改革的党。

    且看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后来又为国民党中最有影响的反共理论家戴季陶氏关于国民党改组的看法。他说：“民国八年以后（亦即“五四”以后），国内青年……渐渐觉悟起来，由清谈文化运动，进而为部分的社会运动，更进而为具体的国民革命运动。和民国六年以来党内的改组气运相衔接，而中国国民党的改组，於是乎实现了。”

    1.10	本末倒置的中共

    反看中共呢！中共在国民党容共初期，党员人数实际不过数十人。它是在国民党中寄生长大的。至北伐时代，它已变成严重的破坏“国民革命”的力量。那时它抛开了那一阶段的两个主题－－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而集中全力去搞那不急之需的“副题”－－土地革命，社会革命。把北伐军的后方哄得乌烟瘴气。有的儿子正在前方和军阀浴血作战，老子却在后方被“农民协会”戴著纸帽子在游街。当军阀和帝国主义统治区内尚歌舞升平；北伐军解放了的地方反而阶级斗争起来，共产党这一闹，一方面抵销了国民革命的力量，一方面也闹垮了国民党的党权，为军人独裁铺路。

    结果呢？共产党在国民党内被血淋淋的“清”了出去。它不服，还是继续暴动，结果是流窜了二万五千里。如果不是日本军阀侵华，中国共产党早成了历史上的名词了。幸免於死之后，还得向它曾经宣布过死刑的“新军阀”、“人民公敌”高呼万岁。其所以然者，便是他们错把“副题”当成了“主题”，不知先后。它几乎破坏了北伐，妨碍了抗战。它是那一阶段的恶势力，不折不扣的该阶段的反革命。

    1.11	抗战后的新主题

    可是抗战胜利之后，局势便全部改观了。以前国民革命的两大主题是基本上完成了。因之以前的“副题”现在却变成了“主题”。这新的“主题”便是“土地改革”和“社会改革”。这一阶段也有一个“副题”，那便是“民主人士”所搞的“民主自由”运动。关于这主题，共产党是搞这套起家的，经验丰富；关于这“副题”它也学了乖。并假扮了一副“民主自由”的面孔，把“统战”搞得有声有色。国民党完全被孤立起来。

    至於国民党呢？它本身是个革命党，但是现在却再也找不到革命的对象。它完成了前期的两大主题；而抗战后的新主题它又无法掌握。它的高级领袖们既缺乏远见，党的本身亦积重难返，负不起应付新阶段新主题的责任。因而一个有盖世功勋的革命党，这时反成了人家革命的对象。读史者有余慨矣！

    1.12	大陆上在搞些啥子？

    中共统治大陆已经十整年，它在大陆上究竟搞些啥子？“民主自由”的老口号，它已完全抛弃了。（其情形亦如国民党之抛弃“工农政策”。）因为那原是“统战”时代骗骗人的。

    至於“土地改革”和“社会改革”呢？这两点，它当真血淋淋地干了起来。但是它所做到的亦只是对旧制度的彻底破坏。以前“五四”的英雄们把我国的“旧思想”摧枯拉朽的破坏了；现在“十一”的好汉们，却把我国的“旧制度”玉石不分的摧毁了。因此我国以前的“多种重心的社会”（multi-centeredsociety）在短短数年之内一变而为中共专制；由一个“新阶级”（用南共MilovanDjilas的新名词）来统治的单纯的社会。换言之，我国旧有的“父兄”、“绅董”、“老师”、“大龙头”等等所有的安定社会的力量，通统被摧毁了，代之而起的是这一新的统治阶级的秘密警察和手枪。

    我国旧有的社会体系，虽已不合“现代化”的要求，理该改变。但是秘密警察和手枪所控制的社会，是否就合乎二十世纪，现代化的文明呢？这点似已不必多赘！

    所以我们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任务是社会性的破坏，竟“五四”的破坏未竟之功。破坏的任务终了，它本身也就完结！

    中国共产党嚷革命嚷了数十年，试问时至今日，除了它自己之外，革命的对象又在何处呢？

    试看中共“鸣放”期间，“右派”的反□怒潮，和现在海外和台湾的“民主自由”运动的方兴未艾，历史已明白地告诉我们现代化运动已进入另一大阶段。

    1.13	现阶段，新主题

    现阶段在大陆上争取“民主自由”的“右派”，中共只说他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敢说他是“反革命”。因为这“右派”的确是自中共内部发生的，其中坚分子多半是对“人民有功”的人。不是可以斩尽杀绝的“美蒋特务”。

    台湾呢？它现在亦为这一问题陷入极为痛苦的矛盾。它一面要打著“民主自由”的旗号以反共；一面又要压制由这一口号所产生的群众运动。

    凡此都足以说明中国现代化运动前一阶段的“副题”，现已变为此一阶段的“主题”。这一“主题”是反不掉的。它十年、八年、三十年、五十年之后必然大行於中国。中国近代史告诉我们，以前各阶段的主题都是历尽千辛万苦以后才完成的。

    世界文化史也告诉我们，文化的挑战是不能置之不理的。中国文化史亦告诉过我们，中国文化不但可以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点，而且可以发扬光大使其超过其在母文化中的程度。中国的佛教便是个例子。“民主自由”的思想和制度既然是西方文化对我国文化挑战的一个主要的课题，我们的文化绝不会冥顽不灵的相应不理。相反的，在我们没有能消化而发扬它之前，我们的文化由此一挑战所引起的震动是不会停止的。

    1.14	中共的工业化和死结

    我国文化向这一方向反应在现阶段最大的魔障便是中国共产党。它甘愿把中国文化拖进斯拉夫文化的死巷子。按中国近百年来现代化进行的程序来看，中共已经是走向古物陈列馆的路上去了。它今日之所以尚能肆无忌惮，作威作福的道理，便是因为它还抓住了一个现代化建设性的重要课题——中国的工业化。今日中共官报上唯一真能大吹特吹的只有这一点。海外侨胞对中共深恶痛绝之余，有时亦难免引中共向洋人夸耀的也是这一点。它是中共今日的“续命汤”。

    中国工业化，本是任何政权都应该做的大事。隔壁王阿狗如做了“主席”也是要实行工业化的。只是工业化的方式或有不同罢了，不过其艰苦过程则谁也不能避免。美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大企业家逼迫小企业家自杀。投资者亦闹过“黑色礼拜五”一类的丑剧。但苏联工业化过程中亦何尝不是饿死妇孺数百万，硬把粮食出口换取外汇物资呢？

    中共今日的工业化便是采取俄国式计画经济的方式，在全国人力物资之中竭泽而渔。俗语说：“要铁用，连饭锅也打掉！”这岂不是中共今天的事实？因此中共政权独裁专制，残酷暴虐愈利害，其竭泽而渔式的工业化速度也可能愈快。相反的说，中共在经济建设上其工业化的速度愈高，其在政治设施上独裁专制残酷暴虐亦愈厉。因之在中共工业化达到最高峰时，亦即其残暴的统治达到绝顶之时。换言之，在共产党制度之下，人类团体生活中“政治”和“经济”两大问题，不但不能同时解决，并且是背道而驰的。其经济问题能日趋解决，其政治问题便日趋严重。至其经济问题可能作适当解决之时，便是其独裁专制的政治制度面临崩溃之时，亦即是“自由民主”呼声最高之时。共产党徒都是经济决定论者，他们根本不相信“上层建筑”的政治问题可以成为他们的致命伤。所以其将来的结果，必然就“庞涓死於此树下”！

    中共今日所采取的便是这项自杀政策。为著高度的工业化，它把大的中国变成世界最大的奴工营。它要奴工们牺牲自由，束紧裤带，这样中国便可“十五年赶上英国”或“二十年后过好日子”。在中国长期积弱之后，这两项号召是动听的；是有高度说服性的。其魔力不下於抗战时期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但是它这项骗局至多只可维持十五年至二十年。过此人民就不特要放松裤带，而且要恢复全部自由。届时统治者是否会自动的恢复人民的自由呢？曰否！因为那是违反中共政权发展的逻辑的。君不见“百家争鸣”时统治者的面色乎？中共区内不会再有“百家争鸣”出现。要有也不是统治者自动号召的了。

    所以即使不谈外界因素，只取“以经解经”的方式分析中共政权，天安门上的好汉至多还有十五年的安稳日子好过。

    1.15	今后十五年的台湾

    或谓俄国革命迄今已四十余年，何以并未动摇。其实中俄两国未可相提并论。俄国文明本为西方文明之边缘，所以它只可在西方文化之内作畸形的发展，而不足以向西方文化实行反挑战。所以白俄在出国之后，未几即为住在国所同化。不若我辈“唐人”在海外住了几代还不能变为老番，所以中国文化不能全部苏维埃化，中国人亦不能全部赤化，此其一也。中国自那拉氏到毛泽东经过了四十年，俄国自尼古拉到列宁只有几个月，所以俄国今日缺少我们所有的三十岁到五十岁的中坚分子的民主自由的斗士，此其二。我国尚保存一个台湾没有赤化，可以作我们“民主政治的实验区”。俄国的克仑斯基及其他反共俄人，均无所凭藉，此其三。

    有此三点，则中俄之局势迥异。此三点中尤以第三点最为重要。盖共产党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均自成一个整体。要对共产党“取而代之”，则必须以一个更完美更前进的整体来代替它。这个整体不是一个空洞的什么主义或宗教。这个整体必须是经过实验的合乎中国国情的前进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新制度。

    借用实验主义者一句名言：“真理不是可以发现的，真理是不断制造出来的。”所以台湾今后十五年的工作，应该是舍弃任何教条式的主义，以“科学的实验室的方法”在政治民主、经济平等、人身自由的原则下，实验出一个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以替代共产党这一套反动的体制。如果台湾能在十五年之内，制造出一个新的真理来，到那时共产党的反动已达最高峰，那样才能水到渠成把共产党那一套，摧枯拉朽的送到北冰洋里去。

    中国文化的前途系於台湾今后十五年的发展。而这一发展的开端，便看台湾是否能抓住中国现代化运动现阶段的主题！

    1.16	最后阶段和文化反挑战

    不过，抓住现阶段的主题实非容易。在西方文化向我国挑战的过程之中，“民主自由”这一项远在清末便是我国各种“改革”或“革命”运动中主要的口号之一。但是它却始终没有变成任何阶段的“主题”。因为在以前任何阶段，事实上我国尚没有完成此项课题的政治的和社会的条件。所以这一项口号我们喊了数十年，至今日始成为现阶段的主题。这也说明它是中国现代化运动中最难的一项课题。在其他各项课题逐一完成之后，始轮到它有变成“主题”的机会。事实上，其他各项课题之完成，原亦是使它变成主题的先决条件。

    再者，在现阶段现有的主题之外，我们实在找不出什么“副题”来。所以现阶段的“民主自由运动”的内容极为单纯；阵线亦极为明朗。“五四”时代拥护“德先生”的人群复杂极了。大家同床异梦，但是却打了相同的招牌，结果上了共产党“统战”的圈套。这种现象现在是没有了。正因为它目标单纯，阵线明朗，所以它没有足为下一阶段主题的副题参杂其间。因此现阶段的“民主自由运动”，实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最后阶段。中国民族文化如能通过这一关，那便是中国现代化运动之彻底完成。到那时我们民族的新文化便可在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各方面对西方文化作一个通盘的反挑战。彼之所长我悉有之；彼之政治经济各方面之矛盾，我均可调和而化除之。夫如是，则我民族以六万万人口之众，居富强安定之大国，以政治民主、经济平等、人身自由之最完满之新制度出现於世界，其时我们纵不愿为保持世界和平之盟主及人类进化之领袖，恐亦不可得矣。

    不过目前这一关实在是我民族文化生死存亡之枢纽。斯拉夫、日耳曼、拉丁诸民族都在这一关之前了下去。我们能否平安过关，便看今后十几年中，我民族在台湾实验之结果。言念及此，不禁心向往之。

 第2章 中国国家转型论提纲

    在海外教授文史数十年。单在大学本科所授的史学课程便有“世界通史”、“世界文化史”、“亚洲史”、“中国通史”、“中国近代现代当代史”等十余种之多。在教学期中，个人对美日各时期所用各种教科书，总嫌其不合己意。有时竟随教随评之——纵是近年所用最权威的著作《剑桥中国史》，亦无例外。这种既教之、复批之的论学方式，在科举考试中，可能就构成“骂题”之谬说。伹为学若有主见，不愿人云亦云，实自觉亦无可厚非也。加以学生以及知友，亦每多好之者，这往往就是鼓励了。以致乐此不疲者数十年。因此在教学过程中，纵是全校必修科如“世界通史”、“世界文化史”，校中当权派虽强力干扰，务期统一教学，余亦每以补注方式，增抒己见。虽每犯众怒，而终不盲从也。至于自授各课，讲义则多自编：“教科书”就是附庸了。如此数十年，初不意讲义及所编之参考史料，装于纸箱中竟意高与身齐也。

    前年自海外教学岗位自动申请退休之后，海内外华裔学界及新闻媒体中之老友，每每邀请参加学术会议，或为时论索稿，乃自从校中搬回家中之英文旧讲稿及积存史料中，编译之以应宠召。初则偶一为之，不意为时既久，听众与读者之间，颇不乏同调。各方口询、函嘱，鼓励尤多。因此使一得之愚，颇思废物利用，将数十年积稿，稍加分类回译，列出系统，以就教于学术界之同行，及一般严肃的听众与读者。

    笔者不敏，学无专长，加以流落异域数十年，打工啖饭，颠沛流离，一言难尽。然。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因对数十年之所学，与殚精竭虑之思考，亦不敢过分妄自菲薄。以故在退休之后，尚思对旧稿稍作董理——古人有《日知录》、有《二十二史札记》等名作之遗规；笔者愚拙，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也。

    近年在整理旧稿中，对中国国体“转型论”，亦数十年未尝忘怀的主题之一也。忆青少年期尝随顾颉刚师治商周史，对“中国封建之蜕变”即有专篇，独抒己见而推研之；曾扩充至十余万言。除以部分为中央大学学士论文之外，余篇则拟为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之基础也——其时笔者曾考入中大历史所为研究生。

    不幸此一研究计画为战火所毁。积稿除〈中国郡县起源考?兼论封建社会之蜕变〉一篇之外，余稿泰半遗失；研究所亦未读成。——《郡县考》一文嗣曾发表于“安徽学院”（今合肥安大前身）之学报《世界月刊》第一期（一九四四）。一九七一年复承宋晞教授之介绍在台北“中国文化学院”所发行之《史学汇刊》中重刊之。

    战后笔者赴美留学，转攻欧美史。中国封建史之探讨遂中辍。然对青少年期之所习，兴趣固未减也。因此其后对美洲印第安人历史之研读，总以我国三代史（夏商周）与之互比。以后竟至坚信，不读印第安人在美洲之历史，便无法真正了解我国夏商周之古代史也。甚矣比较史学之不可废也。

    美洲印第安民族之历史，曾对马克思（包括恩格斯）主义历史学派理论之形成有其决定性之影响，而其影响之发生为时较晚，“教拳容易，改拳难”，因此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亦有其致命之冲击。——盖吾人如细读美洲红人史，尤其是近在目前，在十八、九世纪仍有明显迹象可循之北美各部落之社会发展史，则一览可知，所谓“封建社会”实直接自“部落社会”转型而来，与“奴隶社会”并无太多之直接关系也。

    盖“人类”原为“群居动物”之一种，其初民群居之“社会行为”，与群居动物如猴、狼、马、海狗，乃至鸿雁、黄蜂、蚂蚁均有相通之处。群居动物之“群”（herd）,即初民之“部落”（tribe）也。动物之群中必有长——蜂有蜂王，蚁有蚁王。猴群、狼群、雁群，乃至野马、家马（如蒙古、新疆之马群），皆各有其主。领袖群伦，初不稍让。印第安人之部落，必有其“酋长”（chief）。我华裔老祖宗乃有尧、舜、禹、汤、三皇、五帝也。

    群居动物之社会行为无进步。千百年（注意：非亿万年）初无变化。而“人为万物之灵”，其社会行为则有演变，有进化，有型态，乃至“转型”也。——因此，人类社会发展史中之所谓“封建”（feudalism）者，实自“部落生活”（triballife）直接演变而来，与“奴隶制”（slavery）无延续关系也。

    群居动物从不相互奴役，而人类历史上之奴隶制，虽无族无之，然其规模大小，时间久暂，各族则有霄壤之别。盖奴隶源于部落战争。以俘虏为奴隶终系暂时现象。把奴隶制度化，形成国际间之“奴隶贩卖”（slavetrade），而铸造出以奴工为生产重心的“奴隶社会”，究系反常现象，不可视为社会进化中之通例也。中国古代史，和近代北美洲印第安人之社会，均可反证之。详论另有钜著专书，拙篇且“提纲”一下，限于篇幅未能细析之也。

    我国史中之封建制，实始于西周（公元前一一二二～前七七一），而盛于西周。至东周则开始变质，且引一段《汉书?地理志》，以窥其大略。〈地理志〉说：

    周爵五等，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满为附庸，盖千八百国。而太昊、黄帝之后，唐、虞侯伯犹存，帝王图籍相踵而可知。周室既衰，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转相吞灭，数百年间，列国耗尽。至春秋时，尚有数十国，五伯迭兴，总其盟会。夷陵至于战国，天下分为七，合纵连衡，经数十年。秦遂并兼四海。以为周制微弱，终为诸侯所丧，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为郡县，荡灭前圣之苗裔，靡有孑遗者矣。

    《前汉书》的主要作者班固（卒于公元九十二年）是一位与耶稣同时的历史家，这番话虽大而化之，却很简单扼要。他说，在西周时期大小分为三等的五级封建小国大致有一千八百多个。经过大鱼吃小鱼，到春秋（前七七〇～前四七六）还剩数十个；到战国之末时（前四七五～前二二一）只剩七个。到始皇统一天下（公元前二二一年），他干脆“不立尺土之封”，把“封建制”完全废除，改中华政体为“郡县制”，以至于今日。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废井田，开阡陌”这段史实。

    “封建制”和“郡县制”的基本区别在哪里呢？

    最直截了当的答案，便是：在封建制下，那统治中国各地区的统治者（多时到一千八百个）都是世袭的封建主（分公侯伯子男五级）。他们属下的土地，大致都属国有。但是在郡县制之下，这些封建公侯被取消掉了，代替他们的则是一些省级和县级，有一定任期的官吏（政治学上叫做“文官制”，civilservice）。同时全国土地，也化公有为私有，人民可以自由买卖，也就是搞农村市场经济，不搞“公社”了。

    秦始皇这么一来，那就是两千多年前的中国政治社会制度的第一次大“转型”——从封建制“转”到郡县制。

    您别瞧这“转型”只牵涉到十二个字：“废封建，立郡县；废井田，开阡陌。”政治社会的转型，是一转百转的。——各项相关事物和制度的转型，例如日常家庭生活、婚丧制度、财产制度……都是激烈的、痛苦的。转变程序要历时数百年才能恢复安定。——事实上为著这十二个字的转变，秦国实自公元前第四世纪中叶“商鞅变法”开始，一直到汉武帝与昭帝之间（公元前八十六年前后）才大致安定下来。前后“转”了二三百年之久！

    自此这一秦汉模式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便一成不变地延续下来，直到蒋中正、毛泽东当政，基本上还是照旧。所以毛泽东说：“千载犹行秦法政。”这句话，大致是正确无讹的。

    可是这一秦汉模式延续到清朝末叶“鸦片战争”时期（一八三九～一八四二），就逐渐维持不下去了——在西方文明挑战之下，我们的传统制度被迫作有史以来“第二次政治社会制度大转型”。

    这第二次大转型是被迫的，也是死人如麻，极其痛苦的。这次惊涛骇浪的大转型，笔者试名之曰“历史三峡”。我们要通过这个可怕的三峡，大致也要历时两百年。自一八四〇年开始，我们能在二〇四〇年通过三峡，享受点风平浪静的清福，就算是很幸运的了。如果历史出了偏差，政治军事走火入魔，则这条“历史三峡”还会无限期地延长下去。那我民族的苦日子就过不尽了。——不过不论时间长短，“历史三峡”终必有通过之一日。这是个历史的必然。到那时“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我们在喝采声中，就可以扬帆直下，随大江东去，进入海阔天空的太平之洋了。

    以上是笔者个人积数十年治学与教学的心得，对祖国历史和国族的前景，所作的粗浅的认知和“大胆的假设”。要“小心的求证”起来，工程就浩大了。但笔者自青少年时代开始便对此一问题钻研未停，然思者一得，纵有若干自信，终难免也有自己的阿Q心情。因将此一假设，先以“提纲”方式提出以就正于方家，庶可与同道携手前进：深信吾道不孤也。

    再者，近年因退休多暇，曾应好友宠召，自纽约开始，分访华府、波士顿、三藩市及祖国各地，以同一专题作公开讲演。承听众和媒体不弃，时有报导。美国华文《世界日报》及香港《动向》月刊的资深记者，均曾对笔者粗论，颇有综合性之介绍。捧读之下，欣知执笔作家所记者，实远较笔者自述为精简而扼要。内容一览可知，不像笔者自著之啰唆失当也。谨先斩后奏，斗胆将此篇附印于后，作为补增，庶使读者对拙见更易了解。亦是自己说不清而请友好代达之微意。尚恳大会专家不吝赐教也。

 第3章 外交学步与历史转型

    我们对中国近现代目录学有兴趣的朋友们，大致都不会否认一个现象，那就是国人以汉文治国史最弱的一环，便是近代中国外交史。笔者本人甚至不知轻重大放厥辞的说过。若论在外交史上的成就，中文著作中，简直没一部可读之书。这虽是个人不学而又长个右派大嘴巴的胡言乱语，例如数十年老友王尔敏教授这本新著《晚清商约外交》便是一本极为可读之书，但在下这句信口之言，也是出自多少年在海内外教书的经验，有感而发。因为我们在外国大学里教授中国外交史（尤其是中英、中美外交史），或东亚国际关系史一类课目的参考书目（syllabus）中，有时为文化自尊心所驱使，实在想列入若干“中文著作”以光门楣，但是有时除一些史料书之外，勉强列入的中文著作，实在有违心愿。其原因就是，你把勉强选入的书目，和同一类的西文书目并列，二者之间的功力与火候，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就谈晚清外交史吧，有哪一本“中文著作”和摩尔斯那三大本的《大清帝国国际关系史》相比，不是个娃娃呢？

    再说摩尔斯的学生费正清吧，在费氏大旗之下，哈佛一校就出了数十本具体而微的类似著作，不谈观点，只从治学的功力与火候来比较，至今的“中文著作”里，还找不到几本能与他们相提并论的钜著。这样一比，我们要想剑桥学派，在晚清外交史这一行道上，不称王，不称霸，又岂可得乎？这儿还想大胆的插上一句，在这个剑桥学派里，纵是亚裔学者所持的观点，也是费正清的观点。虽然费氏逝世之后，这一观点已逐渐淡化了。

    若问，在这一行道上，中英两文的著作，距离何以如此之大呢？笔者的回答，便又要回到我个人的老“主义”上去了。首先，这是个历史转型的问题。学术转型原是社会转型的一部分；而历史学的转型，又是学术转型的一部分。外交史不用说，更是历史学的一部分，我们要知道，外交史、国际关系史这一行道里的学问，在我国的传统史学，所谓六家二体里，都未尝成过专业，尤其是所有外交家都应有若干修养的国际法这一门，它和我们整个传统法家一样，发育始终没有成熟，在中国学术史上，就像一个花苞，花未盛开，就枯萎了。何以如此呢？那就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得清的了。下节当略述之。

    再者，笔者在谈比较史学，尤其是谈比较文学和比较艺术时，总喜欢劝搞“比较学”的朋友们，比较要分“阶段”。要古代比古代，中古比中古，现代比现代，才见高下。不能囫囵吞枣说，中国音乐不如西洋音乐，中国诗歌不如西洋诗歌，或中国小说不如西方小说，……你只能说现代中国的音乐，远不如现代西方的音乐。你可千万不能说，中国唐代的音乐比不上中古时期欧洲的音乐。因此我们谈国际关系史，乃至国际法这行学问，也是一样。在传统中国，我们在这个专业里，就比西方落后了，落后到几乎没有了的程度，但是它在先秦时代的发展，却也曾大有可说，甚至还有更高的成就呢！吾人试读我国古籍中的《左传》、《国语》、《国策》，乃至《晏子》、《管子》，便知道我们的成就不在西方之下。但是在秦汉以后就不足观矣。且举几则小例子：

    3.1	我国古代国际公法的萌芽

    在春秋战国时代，我们的老外交家管仲（？～公元前六四五年），做了齐国的周恩来，以国务总理兼外交部长，帮齐桓公打天下，搞“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不正是美国今日所干的），为维持他那时的国际和平，管仲于公元前六五一年，在齐国的葵丘（今山东省临淄县），召集了一个国际会议，并签订了一件国际条约叫做（葵丘之盟）。（这项条约如签订于二十世纪，周恩来显然就要选日内瓦或万隆了。）在这件“葵丘条约”里，当时各列强，在齐国（位同今日的老美）的操纵之下，歃血为盟，宣布一致遵守所签订的各条款，这些条款当然也就变成当年的国际公法了。原条文是假当时有名无实的“周天子”之名（也就是今日联合国的安全理事会之名），向国际公布的。条约的内容是：

    毋雍泉，毋讫籴，毋易树子，毋以妾为妻，毋使妇人与国事。（见《春秋谷梁传》，僖公九年）

    这则我国古代的国际公约，大致也可叫做“五毋公约”或“五禁公约”吧！今天读起来虽觉可笑，现代女权主义者读来，尤其要怒发冲冠，但是这却是那时最合实际需要的国际条约。（请看今日联合国中由美国带头所搞的，“禁核”、“禁毒”、“禁武”（化学武器）等等三禁、五禁诸条约，就可知道其重要性也。）在公元前七世纪的黄河、淮河和长江流域，小国甚多。一河流经数国。如果上游国家筑坝蓄水，下游国家就要受旱灾了，所以不能“雍泉”（截流，筑坝，或造蓄水池）。饥荒缺粮时期，各国尤不许囤积居奇，所谓“毋讫籴”也。“毋易树子”这条也很重要。由于往古部落之间通婚的老传统，我国封建时代王族婚姻都是有国际背景的。直至今日我们还有“姻联秦晋”的成语。乖乖，秦晋都是超级强权。他两家的外甥少爷已经做了“树子”（太子），你要把他换掉，代以小老婆之子，岂不要引起图际纠纷？为着国际和平，则树子不可易也。

    3.2	小老婆决不许做大夫人

    “毋以妾为妻”，也要写入国际条约。朋友，你认为是笑话吗？非也。不但那时是事关世界和平的大事，纵在今日二奶也不能代替大奶呢！不信，您如试想美国柯林顿大总统，今日要和希拉蕊离婚，而把蒙妮卡?陆文斯基（MonicaS.Lewinsky）扶正作美国第一夫人，你看今日世界会变成个什么样子？首先华府和北京的“伙伴关系”，恐怕就很难继续了。国会内极右政团，如乘机要罢免这位好色的总统，则老美现在在波斯湾，和在咱们的海峡两岸，所发生的作用也要完全改变了。“以妾为妻”在今日尚可生若是之纰漏，况两千五百年前之柬亚大陆乎？所以他们要在国际条约上，明文规定，诸位元首可以搞三宫六院，但不能搞以二奶代大奶。

    【附注】据说彭德怀打完韩战归来，立刻就以国防部长身分，下令解散中南海文工团，他的理由是：“今天还能搞三官六院？”这就是彭张飞，不如周管仲了。须知，咱中国从君主转民主，这个“转型”还没有转干净嘛！我们的主席，至少还是半个皇帝，甚或是一个半皇帝呢！皇帝犹存，你彭老总怎能“躐等”去废除帝制政体中最重要的制度，所谓三宫六院呢？……试问哪个有权力的大男人，包括柯林顿大总统，不想搞三官六院，其不搞者，是不能也，非不为也。可怜的是猛张飞不明此转型之道。他这位可敬可爱的“彭大将军”，后来竟至不能善终，读史者悲之也。

    至于不许女人参政，在今日是很违反潮流了。可是纵在今日，也还难免要有个“但书”呢！像今日台湾的女强人吕秀莲和陈文茜，她们特立独行，宁愿牺牲婚姻和生男育女，也要搞政治。女各有志，实在是令人脱帽致敬的。但是若有女人，先要抢个强人丈夫，然后再挟丈夫令诸侯，狐假虎威，横行天下，像江青和叶群（林彪的老婆）那样，就不足为训了。甚至在女权高涨的今日美国，大有野心的希拉蕊，不能随心所欲的去搞政治，还不是国会中人讨厌她妻假夫威，来乱参国政。柯夫人今日对个好色的丈夫不嫉不妒，也是为了她自己的政治前途，而向国会内的大男人主义者忍痛牺牲呢！所以我国古代大政治家和大外交家管夷吾（仲），会要策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立法禁止“妇人与国事”，也就不难理解了。

    3.3	晏大使不入狗门

    我国古代的齐鲁地区，除出了些了不起的圣人之外，也出了些了不起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后来晏子（名婴字平仲，？～公元前五〇〇年）为齐相，也是个周恩来，以宰相兼外长，他甚至亲自出马做大使，报聘各国呢！这时齐已日衰，而楚正崛起。出使楚国，工作也不太好做，《晏子春秋》里就有一段晏子使楚，因为他和邓小平一样，是个小矮子，楚国人想羞辱他，反而被晏大使所辱的小故事，也颇足一述。先让我们来读读他的“古汉语”原文，（青年读者们，也不妨顺便练习练习，读读所谓“诸子百家”的老古董，并不太难嘛！）《晏子》原文如下：

    晏子使楚，楚人以晏子短，为小门于大门之侧，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国者，从狗门入。今臣使楚，不当从此门入。”宾者更导从大门入。见楚王，王曰：“齐无人耶？使子为使。”晏子对曰：“齐之临淄三百间．张袂成阴，挥汗成雨，比肩继踵而在，何谓无人？”王曰：“然则何为使子？”晏子对曰：“齐命使，各有所主。其贤者使使贤主，不肖者使使不肖主，婴最不肖，故宜使楚矣。”（见《晏子春秋》内篇杂下第九章）

    再以白话重说一遍——晏子出使楚国，楚国人因为他是个小矮子，乃把大门边上装了个小门，要晏大使从小门进去。大使不入，说“我出使的国家，如果是一个狗的国家，那我就从狗门进去，但是今天我是到楚国来出使，楚国人并不是狗，我也不应该从狗门进去。”招待员不得已，乃改请大使从大斗进去。楚王一看大使其貌不扬，就说“难道齐国没有人了吗？为何要派你这样的人来做大使呢？”晏子说：“敝国人可多呢！单是临淄一城，就有三百个社区。熙熙攘攘的大街之上，大家把袖子一举，便全城遮阴；大家如把头上的汗抹下来一甩，就像下雨一般。哼，怎能说没有人呢？”楚王说：“齐国既然有这么多的人，为什么把你派出来？”晏大使说：“大王有所不知。敝国派出大使是有一定规格的。最像样的一等人才，就被派到最像样的一等大国。我晏婴原是敝国最不成样子的外交官，所以才被派到楚国来，也是应该的嘛！”

    这时楚国力争上游，志在争霸，两国冷战正烈。作为驻楚特使，时时都有受辱的可能。一次楚国警总抓了个强盗，说是齐国人，楚王乃问晏大使说“齐人固善盗乎？”这就引起晏子所说出的中国文学里，那段有名的成语，叫做“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晏子说：“民生于齐，不盗；入楚则盗，是你贵国风气太坏啊！他原是齐国的良民，一到楚国就变成强盗了……”真是难为了，晏大使的好口才。

    3.4	握手风波和季辛吉的中国饭碗

    上述这些故事可能都是真的，因为在冷战之中办外交，不论古今中外都是不容易的啊！一个外交家，在执行其外交政策之外，他平时在折冲樽俎之间的急智，也需有特殊的天才呢！近在一九五四年的日内瓦会议中，周恩来总理，便曾向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伸出手来，并叫声“Goodmorning”啊！谁知杜勒斯这个老帝国主义者，竟拒不伸手。在这情况之下，周公的手如何收回？所幸周恩来应付这种场面，也有他的天才，和晏子一样，终能化险为夷，其后国际外交圈提起此事，未有不骂杜勒斯是老混帐的。后来季卒吉于一九七一年，第一次秘密访华时，就为这个“握手问题”，伤透脑筋。他深怕“万一我伸手，他（老周）不伸手，如何是好？”（见季辛吉回忆录《白宫时代》，及尼克森回忆录，一九七二年，页五五九。）

    其实，季辛吉此人，还是外交训练不够。你在来华之前，就应该把“周恩来此人”搞清楚嘛！古人说：“岂有鸩人羊叔子哉？”今世又“岂有不伸手之周恩来哉？”相反的，老周在见到季氏之前，连他在哈佛的博士论文，都查了个一清二楚呢！如此，你这个小孙行者怎能跳过周老佛爷的手掌心呢？所以周公有生之日，季辛吉始终是周门之中，为他服务的美国博士呢！季博士，老实说，也乐此不疲。至今对北京仍忠心耿耿。何也？君不闻，苏秦穷困时回家，“妻不下织，嫂不为炊”的故事吗？等到他佩了六国相印，再过家门时，“妻嫂侧目不敢仰视，俯伏侍取食（爬在地下伺候客人吃东西）”。苏秦笑问嫂嫂：“何前倨而后恭也？”嫂嫂掩面低声回答说：“还不是因为小叔今天做了大官，有钱有势嘛！”（见中华版《史记?苏秦列传》页二二六二）苏子“头悬梁，椎刺股”，苦学成名，所为何来？还不是为着今天吗？

    我们的季辛吉先生，也正是如此呢！笔者在美国教书，就是从最惨的纽约市大，夜校成人班开始的，授课时间是晚间七至十一时。一天工作之后，疲惫不堪言状。因此在这样的课室中，老师固然很惨；工读的穷学生，尤其可怜。季辛吉早年就是一个来自欧洲的小犹太难童，白天在小商店记帐，夜间在纽约市大成人班的会计专修科上学。

    那时的季辛吉，便和早年的苏秦一样，是个“妻不下织，嫂不为炊”的穷光蛋。直至二次大战后，他领了退伍军人奖学金，才从“穷人的哈佛”（纽约市大的诨名）转入富人之哈佛，去“头悬梁，椎刺股”，读其博士的。他其后风云际会，差不多都是替周恩来工作的结果。离开了中国这一行，季辛吉就不是季辛吉了。饮水思源，能不肝脑涂地？朋友，苏秦、张仪服务的对象，原是没有国界的。出生于德国的犹裔季辛吉，他能替尼克森服务，他也可替周恩来服务啊！搞外交如用兵，也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周公得之也。所以不才总欢喜说，近百年中国史上只出了两个半外交家。周恩来和李鸿章两个之外，顾维钧算是半个。而这两个半外交家，也只有顾维钧这半个，算是科班出身。李、周二公，皆出身行伍也。顾维钧虽是外交界的科班出身，也只是个洋科班，威灵顿（Wellington是顾的洋名）离家上学之后，未进过一天中国学校也。李、周二人，虽是纯国产，然如上节所述，国营企业中无此行道也。他二人搞的，可说是百分之百的天才外交和常识外交（commonsensediplomacy）。搞常识外交、天才外交，已不足取，他二人再加上各自有个无知而好权的主子，强不知以为知，横行霸道，他二人搞外交，不但要外御列强，还要内说昏君。能维持个败而不亡的局面，就很难能可贵了。悲夫！

    3.5	中国古代外交建制的转型

    以上所举的一大堆，从古到今的外交小掌故，无非是想说明：①我国古代的外交学是很不平凡的。举凡今日西方所发展的，各种涉及国际关系的概念和实践，我国古籍中，无不行行具备。专司外交的行政机关，在政府建制中的地位也至为崇高。用句现代话来说，那便是，不是首相兼外长，便是外长做首相（美国的国务卿，便是这样的）。那时搞外交的人，也是国际间的宠儿。苏秦就是一人兼六个国家的外交部长，“佩六国相印”的，这在人类的外交史上，显然也是一椿“金氏纪录”也。

    不特此也，甚至而是世纪才出现的“国际联盟”（TheLeagueofNations）和“联合国”（TheUnitedNations）组织的构想，在我们的战国时代亦已萌芽。他们那时观念中所谓“尊王攘夷”中的“王”，基本上便是列强表面上一致拥护，而事实上由几个争霸的大国所支配的国际组织，所谓“挟天子，令诸侯”是也。君不见二次大战前的“国联”之中，五十个国家被英国牵着鼻子；和今日的老美，动不动就打联合国的招陴，向世界各国颐指气使？伊拉克的海珊，现在挖了几千个洞，还是怕藏身无所；中国的江泽民，向那位好色的小总统不断陪笑睑，还不是怕他挟天子，令诸侯。今日的钱外长还不是以一侯之下万侯之上的低姿态，对霸主的波斯湾政策，微笑，鞠躬，说不。

    可是②，我国文明在秦始皇统一了东亚大陆，废封建、立郡县之后，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空前绝后的“宇宙大帝国”（UniversalEmpire），这也是蒙古种黄人所建立的东方文明的“第一次大转型”。一转百转，往古列国并存、一强称霸的世界秩序（WorldOrder）不存在了，春秋战国时代，所慢慢发展起来的外交制度，也就随之迅速转型，而面目全非了。

    【附注】在大秦帝国统一柬亚大陆之前，人类历史上只有个亚历山大所建立的马其顿帝国差可与之相比，但是亚历山大一世而斩。他也没有创造出一个宇宙帝国的规模与制度。秦之后的罗马帝国自然也是个宇宙帝国，可惜它在公元四七六年亡国之后，便永不再来。其后西方的帝国建造者，便再也没有“天无二日，民无二王”的观念了。后来日不落的大英帝国，大则大矣，然非宇宙国家也。

    3.6	只有理藩院，没有外交部

    因此在我国的历史传统里，秦汉以后的帝国时期，就只有内交而无外交之可言了。我们中央政府的建制之内，九卿六部，百制皆全，就是没个“外交部”。为应付周边少数民族所建立的小王国，历代也只设了个不同名称的“理藩院”，以司其事，但是“理藩院”只是礼部之内的一个司局级的组织，一切事务都当作“内交”来处理，而非“外交”也。例如西汉初年，中央政府与都城设在番禺（今广州）的南越王国的关系，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史》，便说那是大汉帝国的“外交关系”（foreignrelations，见该书第一卷第六章，有中文译本）笔者处理这问题则认为那是个“内交关系”，是东北张学良和南京蒋介石的关系。今日西方学者和政客，也认为北京和西藏的关系是fo-reignrelations，说是中国占领了西藏，西藏应该恢复独立，云云。

    3.7	耶鲁、哈佛合纵连横

    北京的外交当局，明知是洋人藉辞捣蛋，但诸大臣为着自卫，却只能支支吾吾，搞他个口齿不清，讲不出令人心服口服的道理来。其所以然者，第一便是，你如果以“现代观点”和“现代西方人”耍电子游戏，你就得服膺他们的游戏规则（Playtheirgameaccordingtotheirrules）。你既然不能放弃你自己传统的麻将规则，却又要打他们的沙蟹，那就枘凿不投了。有时你纵有天大的公理，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例如，你如不搞计画生育，像毛主席说的“人多好办事”，那你岂不是第三世界以毛农民为代表的愚昧无知呢？但是你如大搞其一胎制，“打”掉无数可爱的婴儿，那你岂不更是残酷野蛮，没有文化？总之在“光荣、伟大、正确”的美国国会中，你反正永远是不对的就得了。

    朋友，您说美国政客嘴尖皮厚，无理取闹的幼稚可笑。咱们光荣、伟大、正确的共产党，还不是一样的，甚或有过之呢！政治就是政治嘛！哪个政客不嘴尖皮厚？再者搞现代外交，是全国人民的事，包括担柴卖浆，甚至阻街女郎．都有其共同语言，外交家不只是政府的发言人，也是他们老百姓的发言人（英国就是如此）。至少，搞外交是个大行道、大专业，专靠周恩来、李鸿章一两个人的天才，搞他个常识外交、天才外交，总归不能抗战到底的。要打毛主席所说的“持久战”，那你就得有个永恒的、专业的ThinkTank（智囊）。二十世纪的美国外交官，差不多都出自耶鲁和哈佛的几个教室，甚至是那几个沙发之上。从西部起家的，那位唱戏的雷根不信邪，他要找几个“西部专才”，来反外交托拉斯，搞得灰头土脸之后，始知反托拉斯之不易也。朋友，托拉斯、鬼谷子，都不是好东西也。秦始皇以后，我们还不是反了两千年。不幸今日我们又回到“战国时代。（抗战期间雷海宗等几位教授就自称“战国派”，并且出了一本杂志叫《战国策》，曾被老□恨得牙痒痒的。）在旧剧重演的战国时代，再来搞他个“合纵、连横”，就要倚赖耶鲁、哈佛的ThinkTank的长期演练了。专靠毛主席英明伟大的“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难免就走投无路了。

    3.8	也谈谈西藏问题

    再回头谈谈西藏问题。笔者不学，关于西藏问题，我个人倒觉得达赖喇嘛并没有搞分裂，达赖认为他和北京的关系，仍是domesticrelations（内交关系），不幸达赖所采取的，只是历史主义的观点，和实用主义的观点；笔者则觉得，他还要加一个“后现代主义的观点”（Post-ModernistApproach），就好了。此话怎说呢？原来在“后现代阶段”（也就是下一世纪五〇年代以后吧），“兄弟民族”之间，为着互通有无，互利互保，是愈来愈团结的，而不是愈来愈分裂的。把原先团结在一起的兄弟民族，加以拆散，让他们互争互斗，好让邻居来浑水摸鱼（fishinthetroubledwater），像今日的波士尼亚，甚或伊拉克和科威特，那是帝国主义干的，也是违反世界潮流的。

    君不见目前留在欧洲的欧洲人，正在大搞其“共同市场”（CommonMarket），和“欧联”（EuropeanUnion）？欧联各国的大教授们，彼此之间要恢复用拉丁文通信呢！他们不是正在大搞其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政（军）同制，币同值，教同经吗？他们也不是正在设法恢愎“罗马共和”（RomanRepubliC）吗？“罗马帝国”（RomanEmpire）还要老一辈。（罗马帝国约同于我们的后汉；他们今天要恢复“前汉之兴隆也”）美国人现在不是正在帮助他们扩大“北约”（NATO）吗？这简直是在实行诸葛孔明的理想呢！

    再看看目前在美洲的欧洲人，所谓“欧裔美国公民”（European-Americans）和白得像一床被单似的“欧裔加拿大公民”）EuropeanCanadians，同时我们也得知道，加拿大是今日全世界，生活水平最高的国家），他们不是完全混合，成为一个崭新的、称雄世界的“英语民族”（English-SpeakingPeople，注意不是Peoples）了吗？现在北美的美、加、墨三国不也在搞三国经济共同体了吗？我们应该知道，“后现代”电脑化了的西欧和北美，他们的书同文之“文”，决不是“拉丁文”，而是“英文”呢！

    美国史上光彩辉煌的所谓民族“大熔炉”（MeltingPot），也只是对“欧裔美国公民”说的，不是对其他族裔说的呢！我们亚裔且慢在自己脸上贴金。对欧裔来说，那是百分之一百的正确，他们也是百分之一百的熔于一炉了。但是“欧裔美国（和加拿大）公民”与非欧裔的通婚率，却不到百分之一呢！因此在“后现代的世界”（WorldoftbePost-ModernEra）便会出现的一个横跨大西洋，讲英语的“纯白人民族主义”（PurewhiteNationalism）或“亚利安民族主义”（AryanNationalism）。这个新兴的亚利安民族不是二次大战前那个印欧民族主义（Indo-EuropeanNationalism）。那个老主义是有“反犹”（Anti-Semitic）属性。那也是它最后失败的致命伤。

    今后这个“亚利安民族主义”则是囊括犹太的。“归化犹裔”（AssimilatedJews）将是它组合核心之中，极重要的成员。这个不声不响的，新的民族组合，目前正在迅速成长之中。在下一世纪中叶以后，会排山倒海而来的。因此，在后现代的世界，称王称霸的，可能还是他们，除非其他所谓“有色人种”（ColouredRaces）能迅速的急起直追，团结自救，否则今日世界上的“低头之犬”（underdogs），到那时还是无抬头之日也。

    【附注】在公元四到六世纪之间，我国的五胡乱华时代，也曾有过类似的现象。五胡乱华四百年也是个柬方各民族的一次大融合，使一个古老的汉族增加了新血液，而发生了返老还童现象（renovated），乃出现了隋唐大帝国的鼎盛时代。目前这个从美、加开始的英语民族的新亚利安民族主义，正是一样的不可小视也。

    所以我们亚裔学人，如无视于这一历史上，不可避免的新发展，而跟着“欧洲中心主义者”（Eurocentrists），去胡吹什么“中国威胁论”，或自命清高，去反对什么民族主义，以及去乱搞点，什么“中国也可以说不”一类小儿科的宣传，都是“吠非其树”（Barkingupthewrongtree）也。

    朋友，他们应该反对的，不是我们那个可怜巴巴的中华民族主义，把十二亿华裔受尽百年屈辱之后，所发生的一丁点儿望治之心，看成今后的“黄祸”（YellowPeril），老爹，稍有心肝的华裔知识分子，何忍出口？在“后现代”的世界里，朋友，我们的中华民族主义，恐怕还不够资格当“黄祸”呢！替那个不声不响的，却排山倒海而来的“新亚利安世界秩序”（NewArynizedWorldOrder），做点未雨绸缪的制衡工作，才是我们在新世纪的当务之急呢；而这项工作，笔者不学，恐怕也正是我华裔不可自弃的发展方向呢！

    3.9	世界网路里国语的将来

    所以我们搞比较史学的，眼睁睁地看着白种民族之间，为着他们今后各兄弟民族的实际利益，正在由分而合，由数十种语言，而逐渐统一于英语。英语已成为今日美、加的“国语”，也将成为这个新民族（英语民族）的族语，而我们柬亚大陆，千年以上就一直是统一的蒙古种黄人，为何今日一定要搞分裂呢？达赖喇嘛这位极为聪明，会说英语，也颇有世界眼光的政治和尚，显然也看出这一世界潮流，为藏胞切身的政治，和经济的利益，也是为着他自己的政治前途，所以他只要做西藏的董建华，而不要做台湾的李登辉。这是他有历史的视野（HistoricalVision），为李登辉、许信良辈所不及也。美国政客对此则颇不甘心，硬是要强迫他搞“藏独”；硬要他从中国分裂出来，这就是华府政客的混帐了。

    达赖原不要搞独立，而北京偏偏要为渊驱鱼，硬要把和尚推入老美怀抱，口口声声给他戴顶“藏独”的帽子，这就是北京政客的糊涂了。

    平心而论，达赖这个颇有野心的政治和尚，想做个“西藏的董建华”，原未可厚非也。他在“前世”不已经做了十三次“董建华”了吗？再做一次，有何不可呢？但是和尚爷有所不知，时代不同了嘛！您如有香港那个物质和精神的基础，还可试试看。西藏今日还去古未远，奴隶制的后遗症犹在，落后贫穷，基本上还和沙漠之南的非洲差不多。那儿只能生产非洲式的土皇帝，哪能搞香港式的“特区”呢？董建华虽不比你说英语的和尚，高明到哪儿去，但是他这个庸人之子，至少会做做生意嘛！何况他底下还有个现代化的，千锤百炼的“职业官僚体系”（ProfessionalModernBureaucy），特首草包，他（她）们并不草包也。您达赖小和尚，底下有些啥子呢？诚然，您班底里的老少和尚都会“念轻”；念经不能管理“特区”也。

    这儿，我们也倒要问问，一天到晚都在策动和尚搞独立的美国政客们，你们要小和尚回西藏去念经呢？还是做“特首”呢？笔者个人无意替共产党吹嘘。只觉得达赖喇嘛和他那一伙吃荤的和尚，吃不了董特首那碗饭罢了。

    【附注】据专家统计，一九九七年的世界生活水乎是：加拿大第一，美国第四，日本第七，英国第十五，香港第二十二，中国第一百零八……见TheWorldBook，一九九八年年鉴，页二三一。西藏如变成特区，排名可能在一百二十之后也。搞啥特区呢？

    再者，美国佬和英语民族，早已把英语变成了他们的“国语”和“族语”。在将来后现代的“世界网路”（WorldWideWeb，简称WWW）里，英语很可能成为独霸世界的国际语言，至少也是五大“实用”（functional）国际语言之首，另外四个，应为华语、西语、阿拉伯语和俄语。（事实上，今日联合国中，即以此五种语言，加一法语，为通行世界的实用国际语言，可是在将来的WWW之中，法语必被英语挤掉也。）所以，由于潮流所趋，英语已经变成英、美、加、澳、纽五国的国语和正在形成中的“英语民族”的族语，而负有相同义务和责任的，我们的华语，为何不能成为国语和族语呢？

    【附注】当年毛泽东等把原有的“国语”改成“汉语”，便是个自以为是的错误政策。今日台独要以闽南语代替“国语”，也是不知“后现代”世界潮流的落伍思想。有思想的台湾同胞，千万不能上当。你如上当，将来你的单语儿孙，会恨死你的。君不见讲客家话的李光耀，也要以“华语”来统一星洲方言。那是为子孙着想呢！李光耀才是一个有思想、有历史眼光的政治家，将来会遗泽无穷。不像他本家的总统先生，那样短视。

    我们朝野双方，因此都应该在这一论断上，和今日的欧洲中心主义者，辩论辩论嘛！哪能噤若寒蝉，只听他们吹其一面之辞呢！笔者拙论，只是从纯学理和历史潮流出发，决非看重哪一个政权。深盼各界读者贤达，对拙论能有更深入的指教，而不涉及情绪，那就是抛砖引玉了。

    3.10	中国朝廷就是古代东方的联合国

    话说回头，我国的传统的外交学理和外交行政，在秦始皇以后便转向一个新的方向。它所致力的，不再以国际之间平等竞争为对象，而是一个金字塔式的宇宙国家的中央政府，对周遭无数小王国所发生的作用。我们读历史的可以肯定的说，从古代到中古、近古的亚洲，统一的“中国”之外，四周少数民族的小邦，是多不胜数的。他们各说各的方言，属国之下，亦有属国。彼此之间的部落战争（tribalwars），也是打不完的。因此一个强大而又有“仲裁特权”（arbitrationalpower）的汉、唐、宋、元、明、清的朝廷，往往却是维持他们之间和平共存的力量。

    【附注】此一小国混战的现象当时不独柬亚地区为然。非、拉二洲固无论矣，中西欧亦不能免。试看中欧的日耳曼诸小邦，以及西欧的羲大利诸小邦，都是在十九世纪末期，才归于统一的，统一之前，他们也是纷争无已时。早年的神圣罗马帝国和中古、近古的教廷，对他们的约束力，远不如帝制时代的中国朝廷也。

    换言之，那时中国朝廷在它自己的“世界秩序”之内所发生的作用，也正是今日的联合国的“安全理事会”（SecurityCouncil），和“国际仲裁法庭”（TheInternationalCourtofJustice）所发生的作用，因此那个中华帝国和它周遭无数小王国之间的国际关系，便类似今日联合国与会员国的关系。也就是先秦时代，“周天子”与诸侯关系的延续。例如西藏的喇嘛政权，到承继问题不能自己解决时，北京政府就颁发一“金瓶”，让他们去抽签。蒙古王公和喇嘛斗得不得开交时，乃由北京朝廷分别加封，来他个政教分立，只有朝廷才能说了算；也只有朝廷才能维持各地区的区域和平。

    3.11	唐太宗征高丽，邓小平惩越南

    当然，人类既是好战好杀的下等动物，在任何种的制度之下，战争都是无法避免的。中国和四邻少数民族小国，就时常打斗，有时也打得十分激烈。如唐太宗征高丽（公元六四五年），邓小平惩越南（一九七九），也都发兵数十万。我的越南学生就告诉我说，在越南的历史上，所有越南的“民族英雄”都是“抗华英雄”。我也告诉他们，历史上在印度支那半岛族群内战中，不知出了多少“民族英雄”，可能百十倍于抗华英雄，但是只有“抗华英雄”，才能名垂青史。其他英雄们的大名，你们都不知道罢了。诸生大笑称是。

    我们要知道，在汉、唐、元、明、清的强势朝代中，“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为着区域事务，或干脆为着“声威”（aggrandizement），都会发生征东、征西一类的战争的。可是在六朝和南北宋的弱势朝代里，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一旦诸侯国相互兼并，变得太强大了，它就要入主中原，建立其北魏、辽、金、元、清等大帝国，但其所建立的，宇宙大帝国的外在形式和内部结构，自秦皇汉武建制以后，两千年中却一成不变，这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千载犹行秦法政”了。这本是一种东方的“世界秩序”，有它自己的运作程序。与西式世界秩序相比，二者之间只有制度之异同，而无政治是非之可言也。

    在这一与西方完全不同的宇宙观，和宇宙政府之下运作的外交体制，自然与西方的体制是绝对的南辕北辙。但是它也是个自成体系，有效运作的制度（afunctionalsystem），一行两千年，未尝瘫痪也。只是从鸦片战争（一八三九～一八四二）之后，在西方制度的挑战之下，无法继续罢了。但是在行将到来的“后现代时期”（duringthepost-ModernEra），它的理论与实践，是否能重发余温？制衡西制，今日似乎还言之过早，然并非绝无可能也。君不见，今日美国在波斯湾，不正在大搞其“挟天子，令诸侯”的勾当？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先生，不是华府一手扶植的吗？老美今日偏不许他充分行使职擅。岂不怪哉呢?

    总之，二次大战后的战争，如韩战、越戳（包括邓小平所打的）、波斯湾和波士尼亚之战，其性质与结束方式，与一、二次大战及战前之大小战争，均已大异其趣。近年美国所搞的挟天子令诸侯那一套，已愈来愈像咱们东方老传统，迨地球转入“后现代”或“后西方”（Post-WesternEra）时代，政客们纵横之道如何？现在虽言之尚早，然其与现在之决然不同，固不待智者而后明也。

    现在再回顾一下，看我国外交体制，从近古转近代，是怎样转过来的。

    3.12	有个外交部，没个外交政策

    鸦片战争后，古老的东方文明被迫作第二次大转型。一转百转，我们的外交建制和操作，也被卷入转型大潮，慢慢转移，从两广总督府，转入中央特设的“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到一九〇一年，吃了八国联军的败仗，才又被迫设立了两千年历史上第一个“外务部”。然后重作冯妇，再习外交。百余年来，这项转型学步的经验，是十分艰难和痛苦的。

    首先是，近百余年来的我国中央政府，虽也有个外交部（Foreignoffice），却基本上没个“外交政策”（ForeignPolicy），我们所搞的，几乎全部是被动的应付外交，或挨打外交；在国际间的外交行为，始终就未尝采取过主动。此一劣势的形成，虽亦与国势有关，所谓弱国无外交也。但是我国朝野，对此新舆行道之无知，也是个主要的因素啊！清末民初，那段血泪斑斑的挨打外交，不用谈了，纵在二次大战末期，我们已挤入“四强”之列，但是被欺被宰，还是血泪横流啊！那是技术落后、愚昧无知的结果，与“弱国外交”就没有太大的关系了。

    3.13	麻将台上四大赌客

    在二次大战末期，胜利已成定局之时，全球列强，只剩下中、美、英、苏，一桌麻将。六十年后，细谈牌经，历史家不能不说，这场麻将中的最大赢家和最高牌手，实在是老毛子史达林也。他原是个最危险的德日夹攻、英美暗算的毁灭的对象。但在二次大战前夕，他就能安排中国替他“抗战到底”，而化德日“夹攻”为纳粹“单攻”。何等高明？二次大战末期，他居然又透过雅尔达、波茨坦，不费吹灰之力，不特在欧洲囊括了所谓“苏东波”半边天下，在东亚也掌握了满、蒙、北韩，最后还在满洲暗助一小老弟入主中原。真是锦上舔花。苏联后来之解体，实在是天亡老苏，非战之罪了。

    四方城中，另一麻将客邱吉尔，也技术非凡。邱氏原意，是在欧洲缓开“第二战场”（SecondFront），务必等到德、苏两军，皆拚搏至死亡边缘之时，然后来个卞庄刺虎，以英、美主力，从东欧的黑海沿岸，抢滩登陆。如此，则约翰黄牛，不但可尽收战败纳粹之所有，同时也可把“北极熊”，赶回北极，以除后患。这着何等厉害。

    可惜邱某受制于他的“上家”罗斯福，而不能尽展所长。罗某不但有其美国传统的理想主义，他也以带病之身，受制于满脑军功，而政治木讷的窝囊将领，马歇尔和艾森豪。但是二十世纪毕竟是美国世界。在这场麻将中，也只此一家，能“不按理出牌”。赌本无限故也……朋友，人家输得起嘛！这也就是管仲能搞“九合诸侯”的道理啊！人家本钱无限，你如也想赢点小钱，你就得“摸着石头过河”，在霸主身边，狐假虎威一番。是非云乎哉？这就是罗、邱的关系了。

    这场伟大的国际牌局中，本钱既小，而牌技奇劣者，就是我们的蒋公介石了。他老人家个性倔强，颇有忠肝义瞻。一介死士也，烈士也。他搞内交，打内战，有时也有些智慧与手腕，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然终非大器。搞国际外交，没个智囊班底，他就是个一介武夫了。在二次大战之后，美、苏交恶，中国介于其间，举足轻重。运用得当，他原可“坐收两国之金”。（这是蒋公最爱阅读的《战国策》上的话。）战后毛公虽有土□九十万，声势确实不小，但是在美、苏夹缝中讨生活，仍是小筹码也。其所以能席卷大陆者，蒋氏外交无能，终以一人而与两国一党为敌，麻将技术太鲁，有以致之也。此处篇幅太短，容当另论之。

    3.14	毛比蒋还要土

    蒋去毛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吃一堑长一智，理当深识蒋之覆辙，在两强之间，釜底抽薪，而独享其渔翁之利。孰意毛之山洞外交，尤逊于蒋。他替史达林打了一场韩战，死伤数十万，且几乎吃了原子弹，事后还要向赫秃赔偿“战债”，天下事之荒唐有甚于此者乎？某次愚答大陆学生问：此债应偿否？余冒反革命、反毛泽东思想之大险，自承是资本主义的“徽州朝奉”，曰：“此债誓不偿还也。”数百师生闻言，竟为之鼓掌哄堂，亦可笑矣。

    其实“扫扫仓角子”（毛公名言）赔点小钱，小事也。何足挂齿？毛公之左右开弓，最后竟变成以两强为敌，几至美、苏合作，联合炸毁罗布泊之结果。毛氏之终能免此屈辱，无他，命大而已矣。真是天下无俊杰，使庶子成名。吾人固知，美方五角大厦之原始计昼，是单独毁减中国之核子设备（与他们今日之对付伊拉克，简直是一模一样），然以未获苏联默许而未果行。迨布里兹涅夫亦有意单独行动时，又为企图联华制苏之尼克森所峻拒，而末达所愿。两强计昼中，偶然之时差，竟免中国于浩劫，而鼓中老毛不知，还自鸣得意，岂非天意哉？余于尼克森访华之后，得机返大陆探母，从南到北之大小干部，无不歌诵“伟大毛主席的革命外交”，闻之实不胜悲楚。盖余深知该次中美关系之回旋，全出于狡猾之尼克森，一手之安排。北京之联合国席次，全系尼大总统之恩赐，毛氏得之而不脸红，还大吹其“不称霸”，亦诚厚颜之甚矣。余嗣读尼氏、季氏之回忆录，见“小媳妇”周恩来，用尽心机，内说昏君，外御强寇，以风烛残年的癌病之躯，折冲其间，“古大臣欤？”真为之拭泪也。（在九一三之前，周致尼克森每一密函，必说经毛主席及林副主席之批准，见其用心之苦也。见尼克森自传，一九七二年各节。）

    3.15	飞弹不如老爸

    周、毛既逝，尼党亦垮，小蒋短命，闽南帮篡位，中美两岸之交，从头来起。海峡南岸，新官上任，金权务实，忙不开交。而成败仰乎赵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政权基础，固未稍变也。北岸受惠开放，科技与经济齐飞，资本与社会一色，毛规邓随，对岸小朝廷不听话，开炮如仪。但是毛的十万大炮，未能打掉金门，江的几颗飞弹，又何能吓坏老爸？头轻脚重，以千斤而拨四两，宜其贻笑方家也。

    3.16	分裂外交与统一武力

    可是我国的圣贤遗训，所谓“满招损，谦受益”，于近年来海峡两岸对峙之局，真能一语道破。南岸的李老总的毛病，便是由“满”而骄，睥睨当世，而其志只在一岛，他非所知，良可慨也。其实蕞尔小岛，海隅孤悬，要冲出困境，需有不世出之大思想家与大政治家，去领袖群伦，导夫先路，不幸宝岛今日多的是急功近利的政客，共同目标，亦只限于分家独立。这与美国内战中，林肯对手方所搞的分裂外交（SecessionistDiplomacy）相似而规模不如也。林肯之所以不朽者，若辈与有功焉。

    笔者之对岛兴叹，并非说大陆上，今日已出现了什么“大政治家”也。其实□中共政客之困死于一党，亦正如台湾政客之困死于一岛，双方皆无魄力能破茧而出也。只是双方政治资本则有天渊之别罢了。毛泽东政权之最大成就，也可说是唯一的成就吧，厥为对中国大陆的“武力统一”，而“武力统一”却为中国政治运作中之第一条件。民国以来，自袁世凯而后之当权者如段祺瑞、吴佩孚、张作霖、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无不梦寐求之也，然只毛泽东一人能最后完成之，而还是功亏一篑。

    朋友，政治是最现实的东西。所以今日的北京政权，如能维持它的“武力统一”于不坠，便是百分之八十的成功。此即邓小平所谓“稳定第一”之真谛所在也。有此武力统一之基础，它和世界任何超级强权，不论为敌为友，皆可平起平坐。无此基础，则既不能为敌，更不能为友，充其量只是一变相附庸而已。为附庸则赵孟能贵之，赵孟亦能贱之也。斯即今日宝岛台湾之实际的国际地位。直言之，知犯众怒，然无人能否认此客观事实也。

    3.17	搞不过他，就同他合伙

    大陆便不然了。就近五十年来的中美关系来说，尼克森之前，中、美两国均以对方为天字第一号之世仇（archenemy），尼克森而后，渐次接近，今日两国竟变成莫逆之交，甚至变成了所谓“战略伙伴”（StrategicalPartners）。真出人意料。如今蜜月之情，奚待多言？为时不过数月之前，当华府好色之小总统向北京propose（求亲）之时，我辈台下观众，无不大惊失色。不意柯林顿能出此怪棋也。北京显亦为此突来之爱情所惊，最初曾连连否认，说只是“合作伙伴”，而非“战略伙伴”也。吾辈中美外交史课室中之老学究闻之，颇为北京之半推半就而惊奇也。美谚不云乎：“搞不过他，就同他合伙。”（Ifyoucannotlickhim,joinhim）老江原搞不过小柯嘛，现在小柯要老江入黟，为何不干？

    读者贤达，您知道啥叫“战略伙伴”吗？那就是：老美今日世界之霸主（hegemonist）也。他老人家现在要搞“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尤其是要对付伊拉克、伊朗、金正日，这窝小造反派，没个中国作“二把手”为助，则阻力处处，事倍功半。他若能拉中国“入伙”，做个“助霸”（assistanthegemonist），则一匡天下，便易如反掌矣。而今日中国这位老太太，对霸主既无篡位之心，更无篡位之力。自己如能和平稳定，于愿已足，台湾之外，又别无所求，霸主老爷，如能说服北京当“助霸”，对老美的世界霸权，实有百利无一害也。所以这位好色的小总统，就要苦苦向北京追求和亲了。北京最初的反应虽然有点脸红心眺，不知如何是好，所幸今日主持大陆外交的“江钱配”，原也是洋场出身，非老毛的山洞外交所可比。因此不出数日，他们对美国式的快速拍拖，也能快速适应，终于一拍即合了。

    朋友，同老美合伙，有啥好处呢？啊，那好处才说不完也。须知，美国老牧童（cowboy）这个腰缠万贯的大老粗，莽小子，鲁提辖，“HeMan”，做了世界的霸主了。问良心，他倒真的没有小心眼、黑良心，像英国保守党，彭肥那样，笑里藏刀，诡计多端。牧童哥直来直去，也见义勇为，惯打不平。这是他的好处，但也是他的弱点。他对比他更有钱，也有更高度文明的人，像犹太人，就很有自卑感，因此他的犹太情结极重，美国也就变成世界犹裔唯一的天堂，华府也就变成以色列的殖民地。而以色列这个国家，原是老谋深算的英国宋江，二次大战后被迫退出中东时，特意制造出来的（其手法和它被迫退出香港时，筒直一模一样）。英国这一手法的后遗症，便是把中东弄得永无安宁之日。因此中东这个大火药库，就变成美国永远甩不掉的大包袱。把老提辖变成个背了一辈子包袱的布袋和尚。可是这个包袱的轻重，就有赖于我们“江伙伴”的举足之劳了。

    3.18	枕畔之言重于“否决”

    君不见，周前美驻联合国大使李嘉森（BillRichardson），为着要向伊拉克动武，曾以“伙伴”身分专访北京乎？只要“江伙伴”一点头，则伊拉克之毒气工厂，就摇摇欲坠矣。“战略伙伴”就有这么“灵”也。钱其琛外长封“柯伙伴”之动机与目的，万般同情与支持，只觉突然动武，更会引起区域不安，恐贻后患，因以殷勤软语，劝“柯伙伴”再思之，或有和平方法，能达相同之目的也。（见一九九八年二月十五日《纽约时报》ErikEckholm的北京专访。）

    朋友，这是性爱伴侣的枕畔良言。其实际效果则远超过安理会中之正式VET0也。阿钱此一低姿态，不特李嘉森大使衷心折服，西方媒体舆政论家也一致颂扬。伊拉克的海珊大总统，对钱外长之感激涕零，岂在话下？老美这个牧童，如今除了英国之外，已变为举世所不直的“战魔”（warmonger），而在联合国犯有好战前科，并经安理会正式通缉，迄末平反的“侵略者”（aggressor），中华人民共和国，居然变成了和平女神。中、美两国今后在竞逐诺贝尔和平奖之间的距离，也就够大了吧！这一来，以后李嘉森大使还会拿台湾问题，来向阿钱要胁吗？亚、非、拉小邦更何能与北京为敌，要把“中国台北”拉入联合国呢？片语而安天下，一言而有十利，又何必千斤拨四两去搞啥飞弹呢？孟子曰：“有智不如乘势。”牧童哥曰：“搞不过他，就同他合伙。”语有雅俗，而智慧无殊也。台湾今后要在国际关系中，“造势”反击，在牧童移情别恋之后，实甚艰难，无他，本钱不足故也。与北岸竞争，应另辟蹊径才好。

    3.19	中国外交史上新的里程碑

    其实，北京在外交上之突破，不只以中美关系为然也。其收回与掌握香港之方式，已发其端。香港回收之匕鬯不惊，已属不易；回归后，对港政不染一指之表现，尤属难能。今日港、中之异议媒体，仍是读者如云，清望照旧，此种容忍雅量，余深恐民运诸子，如一旦当权，或且有所不能也。但这一治港政策，又何伤于大陆之和平稳定？何必那么瞻小如鼠呢？

    西哲有言：“制度者，机运与智慧之产儿也。”（Systemisthechildofwisdomandchance.）中国近代社会文化之转型，已臻最后阶段之机运，正迫人而来，两岸当政者，若有适当智慧（appropriatewisdom）以配合之，我民族翻身，此其时矣。大陆今日已位跻“助霸”，一国之下，万国之上，若能乘势积德行仁，拿出更大气魄，民胞物与，有教无类，台独民运，一体通吃，主持正义于列国，作第一二世界之发言人，传口碑于世界，这点是霸主老美所永远无法取代者也。对内更应广开政权，以最谦冲怀抱，容异议于两岸。中国历史发展至此，已是乔治?华盛顿呼之欲出之时，识时务者为俊杰。领导天下一家，促成华族一统，在将来“霸主”气运不继而交庄之时，我民族起而代之，亦是天降大任也。有眼光、有气魄的大政治家，盍兴乎来。

    朋友，读圣贤书，所为何事？我国古史上，五霸、七雄的次第交班，世界近代史上，法、英、美三强之相继崛起，不都是这样的吗？在科技发展一日千变的“现代后期”（LateModern）与“后现代”（Post-Modern）的世界里，三百年洋东转洋西，后现代应是季候柬风倒吹之时。对此排山倒海而来之历史任务，我民族文化，亦有当仁不让之实也。笔者今日发此狂言缪论，吾知嗤之以鼻者，正所在多有也。回忆抗战初期，笔者斯时一赤足少年也，曾亲闻冯玉祥大炮之狂言，曰：“打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为止。”其时虽小难童亦笑其狂也，谁知八年之后，竟成事实哉？天下事有非常理可以预测者。悬的以赴，有为者亦若是，有什么不可能的呢？但愿，阿弥陀佛，一帆风顺，今后两岸对立，其争也君子，不再节外生枝，功亏一篑才好。

    3.20	王尔敏式的基本功

    拙篇是应老友王尔敏教授之嘱，为他的大著《晚清商约外交》所写的序文。然在拜读王子大著之后，不禁百感潮涌。因为像他这样的专著，在欧美的已发展国家里，真触手即是，无虑数百种也，而且多是现抄现实，无待于百年之后也。回看国、共易手之初，“谁丢掉中国？”（WholoseChina？）会变成华府政客的口头禅，杜鲁门政府随即抛出“白皮书”（WhitePaper），向国内外解释：谁丢掉中国？中国自丢之也。何等快捷有力。当时也有策士，劝复职了的蒋总统，针锋相对，也发表个黑皮书以自白。但是只习惯于江湖外交和忍辱外交的蒋大总统不干也。最后他老人家决定在台北来修炼“罗斯福路”，以扬罗贬杜，亦可叹之甚矣。[其实那时蒋如真要发表一个BlackPaper，恐亦编不出来。第一，咱中国搞外交无此传统；第二，中国学术现代化，当时还未化到这个化境。官僚体制（bureaucracy）与象牙之塔（academics）还是个老王家的吹鼓手，你吹你的，我打我的，各不相涉。在此之前，蒋公曾出了一本《中国之命运》。据已故史家萧作梁教授生前告诉我，此书几个关键章节，是抄自美国作家RobertC．Norths的ChineseCommunism。余复查之果然。这就是中国近代外交学的研究，与政府的外交运作无法配合，很可悲的实际事例了。]

    前节已言之，笔者本人，为着糊口，也曾在海内外学府，教过不少堂东亚和中国外交史一类的课程，每苦于无中文参考书，以为点缀。八〇年代之初，我又为纽约市大所指派，住中国大陆作交换教授，授美国史及国际关系史诸课程，并曾得机参观大陆各地诸大学有关外交学科的教研情况和图书收藏。斯时开放未几，国内对与外交有关的出版与收藏，可说是一片沙漠，班上纵有极优秀，和肯下苦功的青年师生（我班上即有很多优秀的青年大学教师），而苦于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回忆笔者于六〇年代之初，服务哥大期间，曾由联合国文教机构及美国国务院之特颁执照，与北京有关机关，作大量图书交换。经我个人手选，由联合国负卖运输之交换图书，即包括美国国务院所出版，凡七十年末断之全套《外交档案汇编》（ForeignRelations）。窃思中、美两国不论为敌为友，和有志外交的中国青年，将来不论为学（做教师）或从政（当外交官），这部绝版书，都是不可或缺的ABC教科书，笔者当年所以费尽心血，搜得一套运往中国者，职业知识分子之职业癖，实有以致之，然亦未尝不是为两国百年之计，作“后人乘凉”之想，未尝计及个人及身而用之也。初不意八〇年代自己课室中，求知若渴之青年学者，竟然有此急需也。迨再过北京细询之，始知此部绝版书，在文革期间，竟以七分钱一斤之市价，化为废纸，当年主持交换之负卖人，亦因神经分裂，自裁而逝云。真为之惊心动魄。（关于当年中、美交换图书，笔者曾另有拙文纪其事，见拙著：《知彼知己，认识美国：序王书君着《太平洋海空战》）一文。王书于一九八七年由北京海洋出版社出版。此书在大陆为畅销书。后来亦有台湾版。）

    于此可知，官僚机构与象牙之塔，各干各的；以致外交学与外交行政，同时落伍的状况，国、共两党和蒋、毛二公，固无轩轾也，而句句发金光的毛公之落伍，且有过之。老蒋只是自作聪明，闭门造车，出门不合辙，而“赔了夫人又折兵”（以外蒙向苏联行贿压毛，以免赔保皇而扶日媚美抗俄，都是屎棋），误国误己。

    老毛则是昏庸自大，不学有术．为着一己权位，把中国搞回石器时代，则罪无可逭也。所幸老周能忍辱负重，目光深远，而运筹有方，虽经十年浩劫，仍能死而愎苏。今日大陆不特经济成长，领先世界，外交似亦步入正轨，二者皆鸦片战争以后所未尝有，实皆周某之遗泽也。经济非关本题，从近百年外交史，看今日外交，我们也可以说，从香港顺利回归之日起，百余年来的中国政府，实是第一次有了它自己的“外交政策”，而顺利执行之。近时江、钱之配，可圈可点，老朽不禁为之击节也。

    其唯一可虑者，只是北京今日所搞的，仍是李鸿章、周恩来那一派的，天才外交和常识外交也。可圈可点者，妙手偶得之也。然现代国家的外交，毕竟是一项专业。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欧美之培养外交专业人才，亦如今日大陆之培养体育明星与歌舞演员，往往都是从中、小学即已开始的。至于教研师资之培训，研究成果之累积，与夫图书设备之增置（如今日美国长春藤盟校中专设之院系科组），都非一朝一夕之功。因此一旦有国际外交问题发生，觅对策，访人才，都如探囊取物，而不致手忙脚乱也。忆曾有大陆外交系教授告诉我，“我们都是不中用的，才留在国内擦黑板；行的都出去做外交官去了呢！”

    我告诉教授，这怎么可能？外交是专业，与搞党做官不同，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君不闻讼棍如毛的美国法律界，有所谓“出庭律师”（CourtLawyer）与“研究律师”（ResearchLawyer）乎？对诉讼案件（litigation）没有彻底“研究”，何能“出庭”？大律师楼，大老板，如尼克森，都不是出庭律师。纵是大出庭律师，其背后亦必有强大的研究集团为其后盾。毛主席说得好：“没有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外交亦战场也。不知彼知己，怎能乱下雌黄？天才外交，妙手偶得，不足恃也。

    办外交和研究外交学，必须从根本做起。王尔敏教授这本《晚清商约外交》是一本极其扎实的外交学的基本著作。可惜百余年来，我国研外交学，做外交官的绣花枕头太多了。很少人愿意练这样的基本功。没基本功而奢言外交学，做外交官，就是花拳绣腿了。走上真战场，往往会误国误己的。拜读王兄大著，我希望这是三百篇之首。再有两、三百本类似的大著随之而出，我们的外交学就可以全部现代化了。我国经过严格训练的外交官，也就不会再出洋相了。

    中国现代文化大转型，已进入最后阶段。一转百转，我们的外交学转型的完成也会随之而来。希望王教授这本大著，便是这一完成的开始（beginningoftheend）。

 第4章 论中国大陆落后问题的秦汉根源

    我个人是学历史的。自一九三九年考入大学到现在已搞了半个世纪，所以也可说是个不折不扣的史学职业工作者。但是半个世纪中，我个人返回祖国大陆参加史学会议，连这一次才是第三次。我回来的目的，第一当然是学习。第二则是作点学术报告。可是我自己不免要问问自己：这大把年纪了，还要学习些什么？学无专长，又能报告些什么，我自己的回答则是，我不应该来此学习一两个专题，我所要学习的，应该是详细了解祖国大陆史学界整个的学风和情况。第二点，那我又能报告些什么呢？万里归来不容易，向济济群贤献丑，报告一点个人研究的牛角尖，沧海一粟，我想也有点辜负大会主持学长们邀请我的美意。所以我想讲点大问题、大题目。大题目是不会有结论的。胡适说“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可是求证是无止境的，今天我只想提出点“大胆假设”，以就教于祖国史学同文。

    4.1	中国史学的三大主流

    上月五日曾在纽约参加了“中国留学生历史学会”的成立大会。主持大会的同学们要我去致欢迎辞，我为慎重其事。曾预备了一篇有四十六个注脚的学术讲演，文题叫“当代中国史学的三大主流”。我个人认为，当今具有世界地位的中国史学，大致有三大主流。第一是从往古的左丘明、司马迁到今日在台湾的钱穆教授，这一脉相承的中国传统史学；第二则是在今日大陆一枝独秀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第三派则是由十九世纪的西方“汉学”，逐渐现代化和社会科学化而形成的“现代西方中国史学”。第一派在今日大陆、台湾都还有师承；第二派则为今日大陆所专有；第三派的主力还在海外，台湾也有一部分。

    我个人认为上述三派，长短互见，大家本可截长补短，融会贯通。不幸的是这三派之间，显然是隔阂甚大。简直有种各是其是、老死不相往来之势。我因而勉励“中国留学生历史学会”中出席大会的八十多名青年会员们，要争取做个贯串三派的中国现代史学的“第四主流”——后来居上通吃三家的第四个主流。

    4.2	海外史家看中国古代史

    因为第四个主流尚在成长期间可略而不论．我们但看上述三家对中国古代和中古史的看法是多么分歧。分歧固无碍于学术研究，但是各是其是、老死不相往来，就显得下正常了。——尤其是中国大陆马克思主义学派和海外现代西方史学派的学术上的“三不通”，实在大有检讨的必要。

    治中国传统史学，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通常都认为中国古代是存在着马恩列史所说的，人类社会发展必经阶段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可说无人不承认这两个社会在传统中国的绝对存在。他们所研究的、所讨论的焦点，只是两段时期之中界如何划分；以及奴隶制时期的上限，和封建社会的下限延长到什么时代的问题。

    至于研究历史的方法，马克思主义史学派也侧重“阶级分析”、“阶级斗争”这一点，其他方法多无关宏旨。

    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实质和方法究竟有多大深度，我不敢妄加断语，我之所以要请史学界朋友们注意的，则是他们这一派的论点和方法，在其他两派史学中，未引起严肃的反响。传统史学派对之不闻不问，固无论矣；重点在海外的现代西方中国史学派，也完全置之不理。

    举一浅显的例子：现在研究中国古代史比较知名的美籍华裔学者如何炳棣、余英时、许倬云诸教授，他们在各自著作中，对中国史学界曲不离口的“奴隶制度”，竟只字不提。其他洋学者自十九世纪以下，以至二十世纪八〇年代《剑桥中国史》那一派，也只轻描淡写而过之。严格说起来，也等于是只字末提。

    在大陆上谈中国古代史，不知“奴隶制度”那还了得；而在海外，竟对它只字不提。何以各走极端到如此程度呢？这就值得我们“读史者”叹息三思了。

    笔者本人不是搞古代史专业的。但是我却是个通史教师，古代史也是应该熟读的。作为一位“读史者”，我对海内外出版品的尖锐对照，不能不感到惊奇。更奇怪的则是我看到双方各是其是，对对方的观点与方法，完全漠视，甚或藐视。——这是由于文人相轻的传统心态在作祟呢；还是学术宗派主义在作怪；或是政治干扰学术有以致之呢？

    总之，海内外学术界目前仍然存在着这种互不沟通的情况。自一九七八年中共中央“三中全会”之后，海内外确已逐渐沟通开放，但是在史学界，尤其治“传统历史”（traditionalhistory），在我们读史者看来，海内外的观点、方法、理论各方面，仍然是个“三不通”。学术思想如果存在着严重的“不通”，则政治、经济，甚至军事的“相通”，都是表面性的、暂时性的。这个“文化结”不解除，政治结、经济结，乃至军事结是无法清除的。

    4.3	“寻找真理”与“证明真理”

    这个文化死结，何以结得如此牢固呢？我们读者们冷眼旁观，大致可提出数种假设来。第一是海外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牢不可破的成见。一谈到马克思主义，人们立刻便想到“政治挂帅”。他们认为在马克思主义治下，一切学术都是替政治服务的。替政治服务的学术，本末倒置，就谈不到客观研究。失去客观研究的独立性的学术，还有什么学术可言呢?所以他们就漠视了。由漠视到藐视，就置之不理了。

    第二点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派”本身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构思之前，首先便要肯定了一个“绝对”的是非。以人类古代史而谕，则“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都是个绝对的“是”；其他的说法则是个绝对的“非”。是非既然绝对化，则二十世纪的社会科学就被拉回到古希腊诡辩时代，从“寻找真理”堕入“证明真理”的框框中去了。真理既然只许证明，不许寻找，则亚里斯多德的“辩证法”便成为证明真理唯一的法宝了。中世纪的“上帝”既可由辩证法证明其存在，则上帝以下的真理就不必多说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中有许多概念，例如“阶级斗争”，便是中世纪“上帝”这一绝对真理的延续。概念既然绝对化，只容“信仰”，不许“探索”，则科学就变成了神学。以神学法则，再回头来探索历史，社会科学家就不能接受了。在历史研究逐步走向社会科学化的二十世纪后半期，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历史学就格格不入了。由格格不入而相互漠视、相互藐视。彼此各是其是，就老死不相往来了。

    这个老死不相往来的怪现象，海内外历史家都有责任。海外史家的责任是因噎废食——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武断作风的不满而加以通盘否定。大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责任则是“反解放”——在一个有四百万“解放军”保护之下的伟大国家里，事事物物（包括农工和妇女）都在追求解放的大时代中，而三十年来历史学界所追求的却是个逆流而行的“反解放”。反对历史学里的“解放运动”，那就自我封闭；自我封闭，则海内外就不易沟通，乃至老死不相往来了。

    4.4	“奴隶社会”的实证和反证

    在中国古代史的领域里，最不易解放的便是“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这两个关键性的概念。

    “奴隶社会”在古代中国是否存在？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对它的肯定是绝对的。持否定态度的社会主义史学家则被斥为“托派”；非社会主义史学家，则为“资产阶级史学家”。把这个观点肯定得牢牢的，当首推郭沫若。郭氏自他二〇年代执笔始至七〇年代病殁止，他对这一古代史的论断是笃信不移的。

    但是郭氏在现代史学上对这个概念只能提出若干不完备的“物证”——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出土的实物作证。可是这些物证并不完备。例如郭氏认为最大物证便是“人殉”。人殉绝不能证明“奴隶制”的存在。今日有待发掘的“秦始皇陵”，将来开发时可能真的会发现殉者万人的遗骸，但是始皇并不是个“奴隶主”。至于为始皇祖宗所活埋生殉的人——如《黄鸟之诗》所悼念的——也不能全是奴隶。

    至于郭氏所举的文献上的证据，如训“民”为“奴”，“屦贱踊贵”以及“奴隶的身价”等等，都嫌支离破碎。总之，零星的咬文嚼字，断难支持奴隶制的存在这样严重的结论。郭氏死后，新起的年轻学者，其功力可能在郭氏之上，但是他们的研究很多也都在“证明真理”这个原则上打转，对郭氏旧说没有作“寻找真理”的突破。

    再者，郭氏除在文献上找证据之外，他对“比较史学”上的证据，和“社会科学”上的证据，都只字未提。

    “奴隶制”是一种社会经济制度。这种社会经济制度在何种客观条件之下才能存在、才能发挥生产力？这一点我们就要从“比较史学”入手了。古埃及、古希腊和近代美洲，哪些奴隶制绝对存在和绝对不存在的特征，都值得我们比较研究。例如近代美洲的奴隶主通常由非洲贩卖黑奴。其实他们也曾试验过就地取材来役使“红奴”（土著印第安人），和贩运“黄奴”（从中国偷贩所谓“猪伃”），都没成功，其故安在呢？外族制造“黄奴”不成，黄人反可自相大规模奴役而不发生暴动和叛逃现象，就不可理解了。——我国古史上无“奴隶暴动”和叛逃的记录，而“农民暴动”则史不绝书，这一两极现象，在比较史学上又如何解释呢?

    奴隶是一种不自由的劳动者和生产者。他们是否有家室之累和仰事俯畜之责呢？如果这种牵累、这种职责，由奴隶主代负之。则在何种生产条件下，奴隶主才有何种盈余可赚呢？由奴隶生产便可只“盈”不“亏”，是为社会科学规律所不许；只“亏”不“盈”，则谁又甘作亏本交易呢？根据近代美洲的经验，近代美洲只有“棉作物”这一项才能支持奴隶制，逾此则奴隶工均为最不经济的劳力。然我国古代黄土高原上之农作物，均可发生当年美洲“棉花称王”（CottonisKing）的棉作物之经济作用耶？这些在比较史学上所存在的问题，郭氏都没有加以解决。

    还有便是利用奴工的大规模集体农场是一种“大规模生产”（massproduction）的现代企业。大规模生产要有“科学的”或“相当科学的”管理。但是在人类历史上，资本主义兴起之前，还未见过科学管理大规模生产的记录呢！总之，这些社会科学上的问题，郭沫若并没有解决。有一项问题不解决，则奴隶社会在中国的存在则始终只是个假设。奴隶生产在古代中国确有之，至现在仍有残余。但是零星的奴工，和以奴工为生产主力的“奴隶社会”就是两码子事了。

    “封建”的定义是什么？

    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另一有关键性的概念便是“封建”了。

    什么是“封建”呢，我们在五四以后所兴起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着重“中国”二字）里末找到明确的定义。但是在马克思本人当年引用这一名词时，他所视为当然的应该是中古欧洲所发生的“封建制”。这种中古欧洲式的封建制，根据西方学者的传统解释，它只是一种管理的方式，本身并非一种社会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之下，政治属从的关系只是皇帝与诸侯、诸侯与附庸的关系，政府与人民之间无直接关系。农民只附属于土地，而土地则是附庸、诸侯或（直属于）皇帝的私产。

    这种大同小异的管辖制度原发生于中古欧洲。本无确切之制，亦无确切之名。十七八世纪之间的欧洲史家乃把它们取个笼统的名字叫“feudalism”。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读欧洲历史，忽发现中国古代亦有类似的制度。这制度并且有个古老的名字叫做“封建”。封建者，封君建国也。虽然这一封君建国之制早在公元前三世纪已被秦始皇帝“废”掉了，伹是“封建”与“feudalism”音既相近，义亦相同。因而这个已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古名，就被正式借用，作为那只有二百余年的今名“feudalism”的正式译名了。所幸二者音义之间，都能巧合。

    可是在二、三〇年代里，当“中国马克思史学派”迅速发展之时，“封建”一辞便逐渐变质了。最后它竟变成了所有古老而落伍的一切坏的风俗习惯的总代名词。时至今日，在“中国马克思史学派”的辞汇中，所谓“封建”显然既非中古欧洲的“feudalism”，也不是中国古代封君建国的“封建”了。它变成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微受苏联影响而特创的一个新名词。

    为肯定这个非中非西，更无明确定义的新名词，郭沬若曾用了极大的力量，深入考据，以证明其存在，并把它和奴隶时代的分界线划于春秋战国之间。“封建时代”的下限则被延长到滑末；“半封建社会”则延长到一九四九年。

    4.5	“中央集权文官制”的形成与特性

    中国自战国而后直至“解放前夕”两千数百年，是否都应归并于“封建社会”之内呢？

    “中国传统史学派”不以为然。因为他们根据传统的“封君建国”的定义，认为中国的“封建制”早在公元三世纪已被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时废掉了。两千年来取封建而代之的是一种“郡县制”。郡县制是一种文官制度。

    “现代西方中国史学派”于此亦有同感。他们以西方中古时期的欧洲封建来比较研究，也认为中国封建制只盛于西周，而衰于春秋。至战国已开始崩溃，最后为秦始皇帝所全“废”。在中国古代，代替封建而起的制度是一种“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centralizedbureaucracy）。

    “文官制”（或官僚制）与“封建制”之别在于，文官是中央政府定期任免的公务员，而封君则是“世袭罔替”的一种私有土地财产的所有者。这些封君在不同的方式下受封之后，他们对上级主子要尽各种义务，如进贡、防边，筹饷、力役……等等。但是主子们对他们则不能随意任免或干涉他们内部的管理事务。

    秦亡汉兴之后，汉初采一国两制，“郡”、“国”并存。往古封建制曾部分回潮。七国乱后，海内王侯之国就徒拥虚名了。自兹而后，这种秦汉模式的中央集权文官制，竟沿用两千年未变。直至今日国共两党在政府组织上，都还承袭着这一古制。

    毛泽东有一句诗说。“千载犹行秦法政。”这句诗的含意大体是正确的。只是民国以后的北洋政府和国共两党，对古老的“秦制度”自加修正，却远不如大清帝国正统的“秦制度”那样完善罢了。

    从单纯的政府制度来看，中国传统的中央集权文官制经过两千多年不断的改进，到满清时代，可说是十分完善。民国以后的党人骂尽满清制度是如何腐朽，其实公正的历史家如平心静气的细加分析，在制衡分工、科举考试、官吏任免等等很多方面，国共两党的政府都不如远甚。主要的原因便是历经两千多年慢慢改进出来的制度，不是三言两语的咒骂就可以全盘否定的。要造福生民，为万世开太平，也不是一纸大纲或主义就可以制造奇迹的。

    从比较史学上看，这种中央集权文官制亦非中国所独有。英帝入侵前的印度蒙古王朝（MogulEmpire，或译蒙兀儿王朝、莫卧儿王朝）所行的也是这一制度。只是他们历史太浅，始终没有发展到中国制度那样有高度技巧的化境就是了。

    这儿笔者要加重说明的，是“中央集权文官制”与“封建制”在历史上是两个阶段，在政治作用上也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中央集权文官制”是在历史上取代“封建制”，而比封建制更高一级的政治形式。

    “封建制”是一种从“部落主义”（tribalism）演化出来的职责不分、组织松散、以封君个人为中心的一种原始性的部落制度。而“中央集权文官制”则是具有严密组织、职责分明、效率卓越、法则灿然的高级文明中的政治制度。它和落伍、原始的封建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郭沫若先生把这两个制度混为一谈是错误的。郭氏因为对比较史学和社会科学没有兴趣，就看不出两者之间的分别了。

    4.6	“重商主义”和“轻商主义”

    至于我们中国的传统中，何以在“封建制”崩溃之后，未能——如马克思所想像的——产生个“资本主义”；而却产生了这样一个“秦制度”来？并且一走两千年，至今不衰呢？

    原来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是受无数种客观和主观的因素综合支配的结果。马克思所想像的，只是其中的一面。

    人总是人。他从个体的食色开始，在团体生活中是具有马克思所说的共同面（uni．formity）的。中古欧洲的白人社会生活中曾产生过一种“封建制”；往古东亚的黄人，也曾建立过一种类似的“封建制”。可是欧洲在封建制崩溃以后，却逐渐滋长出一个“城市中产阶级”（urbanmiddleclass），从而滋生出一种“重商主义”（mercantilism）。由重商主义又导引出个“资本主义”来。

    可是古代的中国，在封建制崩溃之后，却没有产生出城市中产阶级，更没有重商主义，当然就更产生不出资本主义了。相反的，在中国却产生了一个“轻商主义”。轻商主义吓阻了滋长中的城市中产阶级。没有城市中产阶级，资本主义也就无从产生了。

    这样一件比较史学上的强烈对照，马克思只看到西方的一面而忽视了东方的一面。郭沫若则对东西之别未加理睬，便把西方白人的历史经验，凿枘不投地安装到中国历史里面去了。

    4.7	“国家强于社会”和“轻商主义”

    “轻商主义”这个辞汇不是笔者胡乱地造出来标新立异的。它是两千多年前就早已存在的历史事实。公元前四世纪商鞅变法的口号便是“强本抑末”。本就是农业，末就是工商业。“抑末”便是“轻商主义”，和做生意的人过不去。

    商君遭车裂后百余年，秦始皇受了“强本”的实惠而统一了中国。统一之后，他对轻商主义之推行更变本加厉，把天下富户尽迁于咸阳而加以管制。

    始皇死后，汉承秦制，轻商主义未稍改。至汉武当国，更把商贾打入“四民之末”，国家政策上也正式讲明了要“重农轻商”。汉武死后，国中工商界在大将军霍光翼护之下要求平反，要改变这个传统歧视工商的政策，并搞出个反抗盐鉄专卖的大辩论（内容见《盐鉄论》）。但是政府不容平反，做买卖的还是被镇压。这一压，压了两千年不许翻身。

    我们读历史的翻书至此不免掩卷一问：这些“略输文采”却威震天下的秦皇汉武们，为什么偏要对那些做小买卖的过不去呢？这个答案在比较史学上也可略寻一二。因为主张重农轻商的政治家，并不止于我们秦皇汉武和桑弘羊大夫呢！两千年后美国的开国元勋之一，后来成为民主政治圣人的杰弗逊总统，也是坚持相同主张的。我们试翻《盐铁论》的英译本，以之与杰弗逊和美国资本主义之父的汉密顿对工商政策辩论的原文相比，便发现二者之间所用的字句几乎都相同的。——桑弘羊大夫的立场，也就是杰弗逊总统的立场。虽然桑大夫比较看重国防经济这一面，而杰总统则稍偏于社会道德的另一面。

    所以从往古的中国到近代的美国，“重农轻商”的概念和政策，都是未可厚非的。问题是出在为什么古代中国这政策可一行两千年，而现代的美国杰弗逊试行之，却及身而败——美国史家曾笑杰弗逊，在对汉密顿辩论中“赢了仗，却输了战争”。

    长话短说。古代中国之所能贯彻其重农轻商政策，而今日美国反而不能者，便是桑弘羊大夫的背后有一部，具有雷霆万钧之力的中央集权的专政大机器。它可以强制执行任何“政策”!岂但是“重农轻商”？它甚至可以搞罢黜百家、独崇儒术，搞一国两制或一国一制；甚至三面红旗、人民公社……等等，亦无往而不能。国家有驾驭人民的绝对权力。驱之东则东，赶之西则西，人民无不俯首听命。一纸中央文件，便可把国家政策落实到底。

    在这种权力集中的“秦制度”里，不特中央政府有无限权力；一品大员的州牧郡守、七品小官的县令知事，乃至不入品流的干部小吏，无不对人民享有各自职权内的绝对权力。

    桑弘羊大夫所倚赖的这部国家机器，事实上是个权力金宇塔。大塔之内又有无数体积不等的小塔，上下相连，层层节制。下级服从上级，全国服从中央。在这样一个金钟罩、铁布衫的严密控制之下，几个小盐商小铁贩，只是少数釜底游魂而已，“资产阶级”云乎哉!

    不特此也。为着贯撤政策、垂之久远，政府还要在学术思想上下功夫、找理论。庶几权力与思想相结合，双管齐下，把士农工商的阶级观念，嵌入人民灵魂深处，使其变成永恒信仰和生活方式，千年不变——这一点“略输文采”的秦皇汉武，也真的做到了。

    此一传统中国所特有的历史发展，史学家试图“概念化”之，乃名之曰：“国家强于社会”（以别于西欧、北美传统中之“社会强于国家”）。社会发展，一切听命于国家。国家是个颐指气使的老太婆；社会是个百依百顺的小媳妇——借用一句马列主义的术语，我们也可说社会型态是国家的“上层建筑”吧！明乎此，我们就可以了解桑弘羊大夫在盐铁专卖政策中的致胜之道了。

    但是我们也应该知道，桑大夫这部无山不移的国家大机器，原是用来防制工商业发展的。它是否也可反其道而行，来振兴工商业，搞经济起飞，就是另一问题了。

    4.8	“主观意志”抵销“客观实在”

    回头再看杰弗逊总统的重农轻商的政策何以行不通呢？那就是杰弗逊总统缺少了桑弘羊大夫那部国产的中央集权国家大机器。他只有一个“三权分立”的民主联邦政府。民主政府专不了政，则人民就可自由行动。人民有了自由就没命的向钱看。如此则中产阶段和重商主义就要抬头，资本主义就要出现，伟大总统的重农轻商思想就落空了。

    美国制是“英美传统”之余绪。在早期英国，乃至整个西欧，这一社会现象之发展实更为严重。马克思就呈看中这个西欧轻验，认为重商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出现是个“必然”的趋势；在唯物主义哲学上是个“客观实在”。人类对资本主义这个恶魔既不能防之于前，就只有补救于后，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主旨所在吧！

    殊不知马氏所看出的社会发展上这个“必然”是有个先决条件的。这个先决条件便是“国家”管不了社会。如果国家权力强大到上节所述秦皇汉武时代的中国，这个“必然”也就不成其为必然了。

    马克思生前足迹未逾西欧，研究范围更未及于中国。他决末想到他们唯物主义者在社会发展中所发现的“客观实在”，可以被古代中国里几个唯心主义者的“主观意志”所抵销。董仲舒、公孙弘、桑弘羊等几位儒生的七扯八拉之言，和刘彻皇帝的一纸横蛮无理的诏书，就可把山雨欲来的中国资本主义消灭于无形。

    再者，马克思死后，北美、西欧社会发展的现象，也非他始料所及。他没有想到资本主义也可以修正。劳资可以两利，不一定非斗得你死我活不可。总之，社会科学在二十世纪中发展得太快了。它不是十九世纪一些直线条的社会思想家的思想所能笼罩的。列宁笃信马克思主义，他把阶级斗争说发展到最高峰，创造了苏联模式的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师法马列、祖述秦皇汉武，把中央集权的国家大机器发展到超越秦皇汉武，远迈列宁、史达林的最高境界。一机在手，因而毛公也就可以无所不为了。

    4.9	“国家机器”是中产阶级的克星

    这部国家机器在某些方面的确是万能的。但是天下哪就真有万能机器呢？在运作方面它也有它的死角——这死角便是迫使中国“落后”的基因。

    须知我们这部无敌大机器原是为搞“重农轻商”而设计发明的。它的不断维修、不断改进，也是向相同目标前进的。既然重农轻商，防制资本主义之出现，这部机器镇压和铲除的主要目标，便是“城市中产阶级”。因此它的历史任务便是：①预防“城市中产阶级”于其出生之前；②诛锄“中产阶级”于其萌芽之期；③摧毁“中产阶段”于其成长之后。

    这样一防、一锄、一摧，搞了两千年。在这部大机器的运作之下，我们这个中华农业大帝国，就永远不会产生“城市中产阶级”了。

    对比较社会史学缺乏兴趣的朋友们或许要问，中国传统的“大地主”，岂非“中产阶级”哉？曰：非也。传统大地主者，职业官僚或候补官僚之养老院也。若辈聪明伶俐之儿孙则职业官僚青干班中之受训青年也。在学青年均为职业官僚（professionalbureaucrats，着重“职业”二字，若辈除做官之外别无谋生之术）之候补。而职业官僚则又为独裁专制帝王之鹰犬也。

    中国传统帝王一向优容，甚至鼓励大地主。第一，大地主为职业官僚告老还乡的“安全塞”（safetyvalve），亦为候补官僚储才之所。第二，中国历史上无地主造反的史例，这群面团团的富家翁，向不妨害公安。第三，中国“独子继承制”（primogeni—ture）只行之于家天下者，而不行于天下有家者。父死财分，再加个多妻制，则土地集中的祸害只是革命家想当然耳了。靠证据讲话的社会史家，对此末找出充分的证据来。中国传统的小地主通常也只是饥饿边缘的“小贫”；搞土地集中的大地主，几乎是清一色的“官僚地主”，无功名的自耕农和小地主无份也。官僚们“一代做官、三代打砖”，他们子孙形不成阶级、搞不了政治，他们不是中西比较史学上所说的“城市中产阶级”。我们的“城市中产阶级”二千年来可以说被上述那部国家大机器碾毙殆尽。现代刚一萌芽，又被肃反肃掉了。

    4.10	工业化、现代化少不了“城市中产阶级”

    我国历史上缺少个“中产阶级”，岂足惜哉？曰：不足惜也。相反的，那正是我们值得骄傲的地方。两千年来，我们这个农业大帝国光辉灿烂的文明是举世无双的，也是举世钦羡的，但是时至今朝，我们要搞经济起飞、工业化、现代化，就感到捉襟见肘、积重难返了。因为在现代世界经济史上，搞工业化、现代化真能搞到“起飞”程度的，只有一个事例——他们都是由一个城市中产阶级领头搞起来的。西欧、北美带动于先，日本踵随于后。近时崛起的“四条小龙”（新加坡、香港、南朝鲜、台湾）也不能例外。

    我们祖国大陆，地大物博，人才济济，而蒙“落后”之恶名，其主要原因似亦在此。大陆上搞现代化、工业化、富起来、翻几翻……万事俱备，就只欠“城市中产阶级”这阵“东风”。除非国内领导人能打破比较史学上尚没有的成例，搞出一个没有中产阶级的工业化、现代化来，则这阵东风似乎还是无可避免的。

    使少数人先富起来，在经济特区中搞点加工、而无强大的、自发自励的城市中产阶级崛起之远景，则这点点小市民企业，还是起来不了的。最后还不免是个“娘娘腔”，唱不了大轴戏。

    至于中国能否搞出一个“没有中产阶级”的工业化、现代化来？中国或许可以自创，但是人类历史上至今还无此事例——苏联自新经济政策以后已搞了六十年，国防工业之外，别无可颂之道。戈巴契夫检讨过去，如今连列宁的遗像也给搬掉了，而回头来搞邓氏的开放。中国以前效法苏联搞了三十多年，也觉今是而昨非，回头搞起了“个体户”来。什么是个体户呢？个体户就是“城市中产阶级”的细胞。这种细胞在秦汉时代曾一度扩张、兴风作浪，几至不可收拾。吕不韦这个个体户竟然打入秦皇的宫廷里去，自己做了相国，儿子做了始皇帝。

    汉王室为自保江山，看出经济企业上这种个体户之可怕，在武昭宣三朝，就把他们压下去了。

    但是汉大夫压个体户是有限制的。他允许个体户各个“先富起来”，但你绝不许形成个“阶级”。纵使是许你“先富起来”，你富成了“扬州盐商”，乾隆爷还是要查抄你的。所以搞点“先富起来”的个体户经济，我们已一搞两千年，始终是个娘娘腔，搞不出现代化的企业，搞不出“四条小龙”式的“经济起飞”，封日本已望麈莫及；对美国就更在想像之外了。

    这些经济上先进的国家和地区的繁荣，无一而非起自少数“先富起来”的“个体户”；个体户多了，便形成政治势力，成为“城市中产阶级”；城市中产阶级扩大成为社会上的“多数”，吸收了农村余民，也就导致农村的中产阶段化。等到一个国家上中下阶级的区分变成“枣核”形，两头小、中间大，那就变成“中产阶级专政”的局面了。

    美国今日年入十万美元的家庭不足全人口的十分之一；年入一万二千元以下的也不过百分之十三。总而言之，则美国家庭收入在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者多至全人口百分之七十七有奇。全人口“人均”收入多至一万五千元，美国就成个不折不扣的“万元户”的中产阶级专政的局面了——全民衣食足，礼义兴。社会不平，以法节之，这样便使今日美国变成世界上最大的“福利国家”（welfarestate），全国每年用于救济鳏寡孤独、贫穷失业的“救助金”，实超过其他各国，包括全部社会主义国家的总和而有余！其猫狗食人食（肉类），亦超过中印两国人食肉类的总和！

    “福利国”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二者对贫苦人民的照拂，却前者超乎后者。所以国家富强、人民康乐，以全国生产毛额的多寡为第一要务。“人均”收入提高，“分配”是次一步，也是并不太重要的次一步。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这是农业社会中全民都在饥饿线上的讲法。中国大陆过去三十年中的许多问题，都是孔夫子这句在二十世纪并不实用的话所引起来的。孔子反对法治，因为法可以使“民免而无耻”。其实他老人家所反对只是朴素的“刑法”。

    孔子又提倡礼教，认为一切社会行为要“以礼节之”；个人修身也“不如好礼”。礼事实上则是与朴素的“民法”相关之一环。孔子生在农业经济时代，一切以不成文法的“礼”来“调节”，就足够了。在一个复杂的工商业社会里，法治就不可避免了。

    所以在一个中产阶级主政的国家，与生产发展并驾齐驱的则是衣食足（经济）、礼义兴（教育文化），接着才有法治和民主。

    可是“城市中产阶级”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反动派制造出来和无产阶级对抗的。相反的，它是由于经济发展，把无产阶级逐渐提升上去的。今日家庭收入超过一般知识分子的美国产业工人（industrialworkers），早已不是无产阶级——他们是不折不扣的中产阶级的劳动者，也是美国反共的主力军。

    近三十年来“城市中产阶级”在亚洲“四条小龙”中的崛起，也是笔者这一批海外学人所亲眼见到的。不算什么稀罕。

    4.11	结论：没有求证的假设

    所以我们祖国大陆“落后”的主要问题无他，缺少一个自发自励的中产阶级故也。然则大陆上能否步台、港、南韩、新加坡后尘，扶植起一个“城市中产阶级”呢?

    不愿在中国扶植一个“中产阶级”，我们这个“秦制度”有没有他途可循呢？这两点便是笔者拙文中，不愿乱作结论的大胆假设了。

    关于前一点，国中领导阶层本有意为之，但行起来至为不易。须知大陆这个自商鞅而下一脉相承的中央绝对集权的“秦制度”，至毛泽东主席治下已登峰造极。这一制度原为锄灭中产阶级，打击工商发展而设计的。现在怎可摇身一变，于旦夕之间就成为振兴工业，扶植中产阶级的保母呢？这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安有善果？

    中产阶级的初期工业化的必要条件是减少管制、大幅开放——美国当年所谓“最好的政府，就是最不管事的政府”是也。中国这个铁桶一般的“秦制度”，管人及于床笫之私，它何时才能开放到容忍中产阶级崛起的程度？吾人不知也。大幅开放与灭退管制（de-controlorde-centralize），其以九七后之香港为试点乎？否则那个烫手山芋如何掌握？

    但是截至目前为止，中国当轴似尚无丝毫意图，来变更那个“以吏为师”的“秦制度”老传统。在这个老框框里，能否搞出个工业化、现代化来——脱胎换骨，吾为中华民族创造历史的智慧，馨香以祝之。

 第5章 中国郡县起源考（附跋）——兼论封建社会之蜕变

    斯文曾由顾师颉刚函嘱送交《文史杂志》发表。嗣以离渝匆匆，遂辱所命。兹检行箧，复得旧稿，烽烟无定恐复失之，用付刊末，亦自珍其帚云尔。

    我国地方政治的郡县实二级制。自秦代实行以来，以至今日的地方政治制度仍不脱其范畴。至于郡县制之创立也，后人咸谓秦始皇废封建置郡县，或有推源到战国以前，谓即已见其端倪者，是皆史有可征，前贤论之审矣。然于郡县之何以形成则鲜有论及者。吾人敢断言郡县制度之成立也，断非由于一二先知先觉的政治理论家事先立说创制于前，然后始有郡县者。换言之，则郡县之起源势必由于人类社会生活逐渐演变之结果，今试就其演变之程序一申论之。

    5.1	农业社会初期的人与地

    窃以封建社会之形成与夫郡县制度之确立，其必发生于土地私有观念产生之后盖可断言，盖人类既逐渐脱离游牧生活而进化至农业社会则土地始渐被重视。然方其始也，黄河流域沃野千里，而人口稀少，伹须稍加垦殖则所在皆为良田。任何部族酋长皆可择其最肥沃最至阔之土地率其人民耕之。至于划成井田亦自无不可，且由于土地之边际价值（marginalvalue）过低，人之对于土地亦不会生私有观念。各部落划地而耕彼此间无利害冲突。虽有强者亦毋须侵夺弱者土地。即或有恃强凌弱者，而被压迫者亦可迁而去之不必与之抗争。好在生存空间不发生问题；人民只要不过分懈惰则乐岁终身饱，凶年得免于死亡。

    且看“古公亶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其财物，予之。已复攻欲得地与民，民皆怒欲战。古公曰：‘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以为攻战，以吾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于岐下。”（《史记?周本纪》）古公固然是不好多事的长者，然他所以敢如是慷慨者，主要的原因还是有岐下可迁。不求闻达于当世，一样可以自耕自食，无求于人。

    土地既不会生问题，则当时部落间竞争的主要对象不在“地”而在“民”。谁能拥有大量民众，谁就能称雄当世；谁就能富甲天下。古公长者，他看穿了“民之在我与在彼何异”，而一般野心家的酋长则要努力抓得大批民众为自己部属。然当时既无国籍限制，人民又无若何笨重的不动产，耕地所在皆是，因之他们可随心所欲，任意迁徙，对于所隶部族亦无若何束缚，可去可留。如有酋长不得人民欢心，则其部属便可相率逃去。所以古公至岐下而“豳人举国复扶老携幼，尽归古公于岐下。”（见同上）薰育莫如之何。更有甚者，“旁国闻古公仁，亦多归之。”（同上）是皆可想像出来，谅非史迁臆说。因之当时部落酋长绝不敢开罪民众，相反地他为著吸取民众，反要取悦人民，因之乃有所谓“仁政”兴焉。谁能行“仁政”得到人民好感，谁就能口碑载道远近来归，谁就可富强起来。此遗风至战国时犹未全泯，粱惠王的心理便是如此。他问孟子说：“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梁惠王上》）他这是在利用“仁政”为争取民众的手段呢！

    再看“孔子过泰山侧，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孔子式而听之，使子路问之曰：‘子之哭也，亦似重有忧者。’曰：‘然，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曰：‘何为不去也？’曰：‘无苛政。’”（《礼记?檀弓》）可见在春秋时期，“去”——迁徙——的问题还甚简单，主要的还是以政治为转移。

    以故上古部落酋长，唯一自谋发展势力之道便是争取民众，而“仁政”便是争取民众的手段。部落间的竞争，也只有竞行仁政。谁行得最有成效，拥众最多，谁就可以为天子。且看三代后人，皆能说出一套他祖先如何“行仁政”的历史来。至后来子孙不肖得意忘形，失去了人民好感，因之其部属又相率亡去，其势力遂日益式微，结果由另一位仁政行得最得法的酋长，取而代之。故周武王伐纣，初会孟津时，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直至“纣杀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师疵少师强抱其乐器而奔周。”（《史记?周本纪》）众叛亲离部下逃得差不多了，于是武王一举而灭商国，代为天子。

    故行仁政是农业社会初期政治的特色。那时代才是真正的民本主义的社会，人民有绝对自由的生活，绝对自由的意志，他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各自为著他的快乐生活而操作；他们无求于人也无害于人。可想见当朝暾初上，荷锄头，唱山歌，是怎样的一个自由快乐的世界，那确是真正值得我们怀念的原始社会。流传所及，到后来儒家感世道陵夷生灵涂炭，未免益增思古之幽情，于是一开口便是尧、舜、三代，崇先圣而薄后王，尽量地恭维前人，使他们成了理想化的人物，而想复兴三代之盛。可见他们未能了解人类经济生活发展的程序，未能把握住时代，结果奔波一生也只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聊以尽心焉而巳。难道后王的本质上，就比先王坏？试看中国时宣传仁政最力的大师孟轲亦何尝不受诸侯的热烈的欢迎；然他的仁政终究行不通。老实说，至战国，“行仁政”的时代早成过去，其结果是“天下莫不与之”，或者是因此而被邻国侵灭，却大有怀疑的必要。

    5.2	土地私有与封建

    可是后来生殖日繁，耕种技术亦随之进步，由粗浅的自然播种进而发明耒；由人耕进化至牛耕。土地大量的被利用，荒地日少。因之土地的使用渐渐地感觉不自由。人民各择沃土以居，最后虽荒山大泽亦渐被利用，谁能捷足先登据有一块沃壤，简直是天之骄子。至后来虽求得一块瘦瘠亦属不易。因之人民乃据土地为不动产之一而安土重迁了。土地渐渐地感觉不敷分配，兼以地形的限制，井田制之不能再实行，亦是意料中事。

    至是但有土地便不愁没人耕种，因之野心的酋长们所愁的不是寡民而是国小。彼此间争夺对象转移至土地上去。国家遂由以人民为主体一变而以土地为主体矣。国君——也就是部落酋长，为着扩张国土，不惜剥夺人民的自由以配合他开疆拓土的野心；暴虐无道的更不惜奴役人民以供一己淫乐。盖已无需乎再取欢民众，而人民虽稍感苛政的虐待，亦不敢轻言迁徙了。自是以后遂不复再有仁政矣。

    因之土地乃渐渐地变为私有。小而言之人民私有，大而言之国君私有。土地私有的观念既成立，真正的封建制度乃继之以起。跋扈的野心家乃思侵夺他人土地以实一己私囊；或划地以封功臣亲戚，役其地人民为农奴。至周初时，己届成熟时期，周武王乃集封建之大成。《苟子?儒效篇》说：“周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太史公估计姬姓诸侯有五十五人（《史记?汉兴以来诸侯年表》），考其封土所在地，多在王畿附近的沃壤。其封异姓诸侯泰半属于不得已，其有古圣先王之后者如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殷之后于宋……等。史说是“武王追慰先圣王”，实则不过是一种弭谤用的文过饰非的手段而已。其外便是同平天下立有汗马功劳的功臣亦不得不封。然异姓诸侯所封多在边围，甚或指定某一块未经征服的土地，开一个空头支票封予之，令其自己去经营，如封齐便说：“五侯九伯，女实征之。”（《诗经?齐风》）任其自己去发展。召公奭之封于燕亦是如此。至于后来的秦则更不用说了。周人为犬戎所逐，平王东迁时对秦襄公说：“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与誓封爵之。（《史记?秦本纪》）后来秦文公逐戎，遂收周余民有之。地至歧，岐以东献之周。他们皆是独力发展而蔚成大国的。

    其另外一种异姓诸侯，即是本有其国，实力亦相当强大，周人鞭长莫及，奈何他不得，只得就其地加封之，如楚如越皆是也。天子赐楚侯胙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史记?楚世家》）楚地千里，周武王是无奈他何的。

    周之前可以想见，所有部族皆各自独立，不过以商国较强大戴为共主。其余仍各王其国，周武王伐纣犹称商国，武王至商国，商国百姓皆迎于郊，固无所谓王畿也。“溥天之下莫非王土”（《诗?小雅?北山》）是武王荡平天下以后事。周武王既把天下土地率数征服，然后重新分配始自己子孙及少数功臣亲戚，不用说那会于孟津同举大义的八百诸侯皆遭了走狗之烹。他荡平了天下诸侯，才开始大规模的封建起来。盖封建演变至是已达成熟时期，而周武王正是应运而生的跋扈英雄。他的底定天下实行大规模地封建，与秦始皇之统一天下大规模地实行郡县制同样地是一个划时代举动。他与秦始皇可说是前后媲美的两位野心家，他们是同样的自私与跋扈。可是他的子孙毕竟蒙惠不浅。世世不绝的对他们祖先歌颂不已。七庙之中文武二庙永世是神圣的。把他恭维成理想中的标准圣人，以故数百年后的儒家亦为其宣传所蒙蔽，竟以文武与尧舜同列。其实以儒家的道德观来衡量，则他与秦始皇是同样的罪人。虽然在民族发展史上他们是据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5.3	封建的渣滓——县

    周武王既削平诸侯，据天下土地为己有，当然他可任意的宰割，于是他除划出一部最上乘的土地作为王畿外；余下的率以封人，但为防诸侯的尾大不掉，封地既不能过大，又不愿多封异姓。再者为防“不能与老兵同列”的争执，资望不足者又不能滥封。结果可封之地多而有资格受封者少，因之有许多地方既非王畿又无适当的人可封。则这些待封之地暂时是悬而未决。且看当时的河东丘陵地——唐，即是悬而末决者之一。盖唐形势险要逼近王畿。在当时既无适当人选可以封唐，倒不如悬之为愈，至成王即位始封与胞弟叔虞。然则在小弱弟未受封以前，则唐不能为无政府状态。势必有人暂时负责治理其地。这种既经征服之地，将封予谁，尚是悬而未决，故曰“悬之”。是当即“悬”之起源。这在周初不过是一时受封者无适当人选，暂时悬之，终必封人，是一时权宜之计耳；演变至后世，遂成为定制，而“悬”遂为政治上的抽象名词了。

    ◎“县”字释义

    考我国用作地方政治的区划的抽象名词，其字形皆从邑。如“邦”“郡”“都”“乡”“鄙”“郊”“郭”“邻”……皆从邑为形声字。古者谓城曰邑，甲骨卜辞记有“王作邑，帝若”（《契墟书契后篇?卷下十六》）。又曰“大邑商。”《诗?大雅》曰：“既伐于崇，作邑于酆。”是皆名城曰邑，后乃泛以名地，《左传》凡称人曰大国，自称曰鄙邑；又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是皆无定称。鄙邑者即泛指敝国或鄙地也。《说文》：“邑，国也”实则泛以名地方者也。故凡地方政治的区划的抽象名词皆从邑。

    唯“县”则不然，《说文》：“县，系也。从系持县。”县即古“悬”字。本为会意字。段玉裁《说文》注曰：“自专以县为州县，则别制从心之悬挂，别其音县去悬平，古无二音也。”故与郡县之县义毫无所涉，其用作郡县之县则纯为假借字，本非用作政治上抽象名词用者。殷墟卜辞自盘庚至纣二百余年间，末见有以县字作政治上名词用者。故可断定“县”始于西周，义为“悬之”，非定制也。古人亦有释“县”义本为“悬”者。段注《说文》引《释名》曰：“县，县（悬）也；县（悬）于郡也。”是为先儒臆说。县县于郡，是秦始皇以后事，而县之制早见于春秋，断不可以县于郡而始名曰县也。或有释县为鄙者；以古者国之都为首，都之外曰鄙或曰县，县于本土之上也。是说亦嫌牵强。如楚之“实县申息”（《左传?哀公十七年》）“因县陈”（《左传?宣公十一年》），如秦之“伐邽冀戎初县之”“初县杜郑”（《史记?秦本纪》）等，是县字皆作动字，若以之与鄙字同解则未免牵强矣。

    ◎春秋时的县

    至春秋时诸侯强弱兼并，国土日广。其灭人小国惩王周封建之失不愿以之分封附庸。然疆土渐阔，则旧有统制机构渐感不灵便。因之亦师王室遗制，灭人小国则亦县之。使人暂时治理其地，各其官曰“县尹”或“县令”或“县公”或“县大夫”。悬之终不决，县长官迭相更换而县如故，日久县乃为定制矣。故春秋时之县唯大国有之。多为毁人国家而县之者，如鲁庄公十八年“楚武王克权，使斗缗尹之。”又宣公十一年“（楚庄王）遂入陈；因县陈。”昭公八年“楚公子弃疾帅师灭陈；使穿戌封为陈公。”昭公十一年“楚子灭蔡；使弃疾为蔡公。”哀公十七年“彭仲爽申俘也；（楚）文王以为令尹，实县申息。”（《左传》）是皆楚王灭人社稷而县之；以家人或俘虏为其县长官之事实。嬴秦亦复如是“（秦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县之。”“十一年初县杜郑。”（《史记?秦本纪》）亦均夷人之国而县之，其县则终不决矣。至于中原霸主的晋国，且有夺大夫之田为县者，“魏献子为政，分祁氏之田以为七县，羊舌氏之田以为二县。”（《左传?昭公二十八年》）然晋虽县之但仍可赏人；晋襄公即曾“命先茅之田赏胥臣。”（《左传?僖公三十三年》）“亦赏士伯以孤衍之县。”（《左传?宣公十五年》）后来椒举犇晋，晋侯（平公）亦“将予之县以比叔向故国。”（《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晋的县尚保有古代遗风。然后来六卿坐大，终分晋国，与此自有连带关系。

    齐亦有县，唯其区划极小，故其封与人之县动辄百十计。今可考者如“齐侯钟”（叔夷钟）铭文曰：“公曰，夷……女肇敏于戎功，余锡女厘都□麥刂，其县三百”。又如齐景公谓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予管仲与谷，其县十七，以为子孙封邑。”（《晏子春秋》）是则桓公时代齐已有县。孔子亦说管仲“人也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论语?宪问》）又如“子仲姜宝镈”（素命镈）铭文曰：“陶革叔又成荣于齐邦。侯氏锡之邑二百又九十又九邑。”是所谓邑当均指县而言也。观齐之县制已异于上三者矣。

    至吴国坐大，拟北上与中原诸侯争霸时亦已有县制。“王余祭三年，齐相庆封有罪自齐来犇吴。吴予庆封朱方之县以为奉邑，富于在齐。”（《史记?吴世家》）观此则吴之县亦可以封人也。

    综观春秋时之县，唯晋、楚、秦、齐、吴等大国有之，类多侵灭四邻小国而县之者。至于小国虽亦有兼并邻邦，然则未闻有县之者。要之盖诸侯国土渐庞大，侵灭滋多，既不愿以之分封附庸，然土地日拓，旧有中央直接统制之机构渐感不便，因之不得不另设地方长官以治之。故有县尹、县令、县公、县大夫之置，使其成为独立的地方政治单位而直属于中央。故春秋县之设立可目为中国有独立机构的地方政治的开始。至于小国地本狭促，兼并他邑稍事扩张，于统制上亦既无不便，固无烦乎效颦大国而昼蛇添足也。

    且观县之制春秋初朝已有之，然各国之县同名而异制，可知其非一国独创而他国效尤者，则县制之立其来有自矣。故可推源至西周之初，断其为封建之渣滓。百年演变，湘桂分流而诸国各异其制矣。

    释郡

    郡、县在始皇统一中国以前是显然的两回事。各自成为一政治单位，绝无联系关系。“县”之由悬演变而来前已论之甚详。至于郡则不然。《说文》：“郡从邑君声。”是形声字。似专造此字以名政治区划者，是或为适时需要而立之者。

    始皇以前之郡，似均与国防军事有关。“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史记?匈奴列传》）“魏有河西上郡，以与戎界边。”（同上）“赵武灵王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同上）“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同上）观此则秦、魏、赵、燕等国之郡似均专于防胡而置者。

    至于无胡是防之国则其郡亦专为防强邻侵袭而设者。“春申君言于楚王曰：“淮北地边秦，其事急，请以为郡。””又“复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为郡拒秦。”（《史记?楚世家》）则楚之郡专为防秦而设。

    至于吴夫差救鲁亦是“发九郡兵伐齐。”（《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可知始皇以前之郡皆与军事有关。盖郡之置多在边圉，为防邻国侵袭则须经常有边防而令大将戍之。为军事上便利计，则戍边之将领须集边地军政财大权于一身，庶几运用灵活，因时制宜。国君将沿边疆土地划出一带交付戍边军官。使其有独立机构，除听中央号令外不受任何牵制。以近代术语明之或可说是“军事特别区”。这种军事特别区即是郡的起源。郡之守即是戍边的将领，土地虽然没有直接封予他，而他却可集大权于一身，俨然是边区的一个土皇帝。在那尚没有独立机构的地方行政制度的时代，这确是值得人们重视的一个制度。如许我望文生义的话，则郡字大可视作一形声兼会意字，补充许氏之说可曰：“郡，从邑从君，君亦声。”

    郡与县之关系

    郡县既截然是两件事，但却是同样独立的政治单位。然郡总在边圉，距中央既边远，又经常有寇患。而县呢？则或减邻国县之，或夺大夫之田为之，两两相较不用说县的确是比郡好，做官的谁不想谋个安睡饱食的“县”？那烽火无常的“郡”自然是次一等,故赵鞅誓师辞曰：“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左传?哀公二年》）是非以地区大小而定高下也。

    再者郡为防边而置，非武将不能任郡守；且征战不时，则郡守更握有兵权。丢开做好官食厚禄不谈，则郡长官自然较县令尹为煊赫亦较有实权。再者开疆拓土既县敌国而别置县令尹，然烽燧未息．新立之县复在边区，为军事便利计则有时县令尹亦得受郡长官节制，且挥尘书生即可领县令尹，而郡守则非重臣夙将不能任。类多立有边功，说不定新立县即是彼汗马功劳换来，则新放来之文官的县令尹，于资望于实力既皆不能高出郡守，两两相较自然是等而下之。

    时日推移至战国之世，征战益形频繁，武将地位当然亦随之增高，渐渐地郡之地位乃驾县而上之矣。至始皇统一天下，乃明定县县于郡，遂为后来地方政治的二级制，是自然演变之结果也。

    5.4	结论

    约而言之，方西周之盛也，密侯不臣，遂灭密国，夷王一怒足醯齐哀侯。天子之势亦云盛矣。迨平王东迁，千里王畿半沦于敌；仓卒东奔，赖晋郑之辅翼，苟延残喘于成周。然曾几何时，竟至周郑交质、楚庄问鼎，王室式微而封建之纪颓矣。天王尊严转赖大国维护，跋扈诸侯亦借挟天子以自重矣。因之王政失纲，而争霸之局启；强弱悬殊，而兼并之势兴矣。小国力弱遂撇天子而仰鼻息于霸主；诸侯之势盛者，灭人宗社遂亦习以为常矣。

    然诸侯反顾自身之坐大，惩周室封建之失，得人土地，不复再以之分封附庸。拓殖日广，遂师王周遗制从而县之，县而不决遂为定制矣。且以长期征战而有立郡之制者兹已论之稔矣；故曰县者由封建蜕变而来；而郡者历年征战之结果也。至汉上诸姬已尽，陈蔡既县；而楚人北上；秦人南灭巴蜀，而东出崡关，缓冲小国既尽，列强直接冲突之局乃启。积数百年军事第一时代演变之结果，郡之地位遂驾县而上之。始皇既统一天下，彻底废除封建，乃因郡县之旧名，明定地方政治之二级制，千年以还，遂成定制焉。

    5.5	跋

    右〈中国郡县起源考〉一篇，原为笔者于民国三十年（一九四一）秋，就读国立中央大学史学系三年级，选修顾颉刚先生所授“商周史”时之期终作业也。顾师发还时，曾用朱笔作批，并附一长函，指点文中可议可取之处甚详，奖勖有加，并嘱读后将原稿寄还，“当为编入文史杂志也”云云。然其时笔者方忙于撰写一有关我国古代社会史之长篇，拟以此文为卷首，故末急于付梓。孰意全稿末竟而大学已结业，乃将积稿寄友人处，匆匆束装东返故里省亲。原冀期年再返陪都，续学于母校之历史研究所。不意返皖末几，敌军便入侵中原，大别山顿成敌后。返渝续学无望，中大同学郭秉佑君乃将寄存约十余万字之旧稿分卷寄住立煌，讵料邮件通过敌区时寄稿泰半遗失，而此篇得以幸存。嗣执教立煌安徽学院，该院院刊编辑索稿，乃以此文塞责，遂蒙编入该刊第一期。故篇前小序有“恐复失之”之语。此民国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冬事也。

    大陆变色后，笔者在美绝粮．乃向哥伦比亚大学附设之“汉史研究计画”申请编译工作以自糊，主持人盼能交出一二篇旧作为参考，欲以证明申请者“能读通中国古书也。不获已乃禀呈慈母于合肥故里，乞于旧作中剪寄一二篇，以便申请工作。初仅试投家书，未存奢望，不意慈亲竟能于中共土改劫灰中，将此篇剪寄，捧萱堂手谕，恍如天降也。

    此篇原印于战时敌后游击区，印刷校对均极粗劣，刊物更无流通之可言。笔者曾试查大陆出版之《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1833～1949》。皖院编译委员会所出之《世界月刊》虽亦列入（见页二九九），然该刊第一期则各馆均缺，始知手边所存，竟成硕果。摩娑旧简，追念三十年来家国遭际，不禁百感潮涌。因请吴章铨夫人再为抄成清稿，寄呈宋旭轩兄重行椠印，原文中除剔除两个欠通之英文字，及将当初手民误植“叔夷钟”及“素命镈”之铭文加以改正之外，余率任其旧，虽因事忙，无暇改作，亦见三十年来，流落异邦，学无寸进之可悲也。

 第6章 论帝国与民国之蜕变

    我们治“当代民国史”的史学工作者，落笔的先决条件应该是对“传统帝国史”（尤其是晚清这一段）有个本质上的了解。因为“民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从“帝国”慢慢地转变过来的。帝国是父，民国是子。不知其父，焉知其子呢？

    再者，帝国和民国的关系还不是生理学上鸡和蛋的突变关系；不是一只帝制的鸡，忽然生下一个民治的蛋来。它二者的关系，却是蚕之与蛾的关系——在本质上，在制度上是一种抽丝剥茧的蜕变关系。两朝嬗递、藕断丝连，是不可以一刀两断的。

    就以九〇年代大陆和台湾的现状来说吧：时至今日，大陆上的政治制度，可以说还是蛹在茧中、去古未远。毛泽东说：“千载犹行秦法政。”大陆上的问题，正是这个“秦制度”无法摆脱的问题。这也是一种苏联式的“革命后”（post-revolution）方向失落而回归专制的问题。

    台湾的现状呢？它这只民主白蛾是破茧起飞了。可是飞蛾都有其扑火的本性。误把烈焰当光明，万一飞翔失控，扑火自焚，也就前功尽弃了。所以宝岛今日的情况，从历史中找前例，似颇近乎德意志第三共和时期。德国当年由于仇恨加暴力曾引发过一种“排犹运动”（anti-Semitism）。国人把复兴工作中所遭遇的困难和国内外的不平现象，都迁怒到一个少数民族头上；造成一种山雨欲来的“革命前”（pre-revolution）有“恐怖主义”（terrorism）倾向的群众情绪。这种情绪最容易升级。如不能适时加以抑制，以防患于未然，其前景也是未可乐观的。

    长话短说。我们海峡两岸在民主政治上的努力，都还是在德苏两个模式中寻出路。双方距“民国”的真正目标，都还有其不同的距离呢！但是怎样的一种政治社会体制，才能算是名副其实的“民国”呢，请先了解一下“民国”的本质。

    6.1	“民国”政体的本质

    丢开繁琐的西方政治哲学不谈，且看看我们自己的现代思想家如何说法。

    孙中山先生在他的“遗嘱”上说他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他的目的是“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这篇〈总理遗嘱〉原是那位颇有文采的汪精卫执笔的。汪氏为迁就他那“必须、务须、尤须”的行文腔调，代孙先生撰遗嘱，就不免以辞害意了。中山革命之目的，不只是在追求中国在国际间的自由平等；他还要全中国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上，彼此之间也自由平等呢。

    当然从经济生活方面来说，孙先生所要求的并不是孔夫子“不患寡”，或红卫兵“反封资修”的“穷平等”。他一直强调中国人民的经济状况只是“大贫、小贫”。在大小贫之间求平等，是没有太大地意义的。孙氏所要求的是“富平等”——用目前的辞汇来诠释，那就叫做“均富”吧！要既富矣而后均之，则我国传统的农业经济（包括附属于农业经济体系之内的手工业和小城镇）就不能胜任了。简言之，要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民国”，则工业化的经济发展就是个必要条件了。

    再者，搞工业化的经济起飞，是全国人民都要动脑动手的，少数人如滥用权力，从事包办，这个经济是永远“起飞”不了的。这样就牵涉到政治体制上的民主开放了。且放下“现代”人类社会行为中所应享有的“人权”不谈，纵使只从经济建设这一项更迫切的实际专题来观察，则政治上的自由平等、民主开放也是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翻看当今“已开发国家”的进化史：未有政治封闭而经济可以“起飞”者；亦未有经济已经起飞，而政治仍继续其封闭者。这一对难兄难弟，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所以一个真正的“民国”所应具备的第二个必要条件，便是一个真正的“代议政府”（representativegovernment）所代议的全民政治：林肯所谓“民有、民治、民享”是也。在政府运作上有任何蒙混，就不是真正的“民国”了。

    有了个“民有、民治”的真民国，则民之所“享”的经济财富、教育水平、基本人权、四大自由是会与之俱来的。孙中山先生革命终生，他那个“尚未成功”的最后目标便是建立一个如上所述的真民国。

    可是一个国家纵使能完成上述的两大条件如战前的日本和德国，究竟怎样才能把它维持下去，而不致走火入魔，也是个天大的难题。古人云“创业不易、守成尤难！”正是这个意思。试看日本“明治维新”诸贤苦心孤诣所建立的代议虚君制，是多么令人神往。殊不知前辈可以“创”之，而后辈却不能“守”之。等到少数暴戾无知的“少壮军人”，藉爱国之名，以暴力干政；振臂一呼，全国景从。勇则勇矣，其后果便要吃原子弹了。再看德国：一次大战后，它忍辱负重、重建共和，多么可泣可歌！不幸少数领袖，私心自用，利用群众报复心理，化仇恨为政治力量，德意志民族就重罹洁劫了。

    日德这两个民族，在近代世界上都是最有效率、最有表现的优秀民族。但是为什么犯了如此愚昧的错误呢？我们读史者叹息深思之余，才悟解出，原来他们的犯罪之源是出自他们政党之内，狭隘的组织家压制了有远见的政治家；在他们近代文明中，偏激的理论家也挤掉了恢宏的思想家。他山之石、可以攻错，这样就使我们在中山之后，又想起了胡适之先生——孙、胡二人的思想是萧规曹随的。

    适之先生早年就反对极权。认为民主政治不能走捷径。要想以法西斯、褐衫党一类的“速效”来建国救民是缘木求鱼的。胡适晚年鼓吹“容忍重于自由”。主张凡事都得想想，是人不容我？还是我不容人呢？只是单方面的“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那就是曹操了，还有什么民主呢？所以胡先生一生倡导民主的精义所在，便是一句话：“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二次大战前的德、义、日三国，在工业经济、代议政府两方面都已具备了实行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不幸的是他们万事俱备，只欠“民主的生活方式”这一阵东风。东风不来，他们就玩火自焚了。只知他人不民主，而昧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压根儿就不民主，从而滥用自由、滥用“多数制”（majortyrule），那就误尽苍生了。

    话说至此，我们“民国”的本质也就显露出来了。本质为何？曰：“工业经济”也。非振兴实业无以富。曰：“代议政府”也。非有真正民选代议政府不足以言全民政治。曰：“民主的生活方式”也。如生活方式不民主而多“财”（money）多“力”（might），则充其量一个小小“轴心国”翻版而已，民主云乎哉？

    事实上，自“鸦片战争”（一八三九～一八四二）开始，我全国同胞、仁人志士，殚精竭虑所追求的便是这三个目标。但是一个半世纪过去了，我们在大陆上可说是一个目标也未追到，甚至愈追愈远。台湾呢？为山九仞、功亏一篑。这一篑之土是否可以平安地加上去，而不致因一根茅草便压死一只骆驼。我们写历史的人，执简在手，每晚都打开电视，只有耐性地等着瞧吧！

    6.2	“后封建”时代的中西之别

    朋友们或许要问：民国之远景既若是之单纯，何以我民族苦学猛追了百余年，死人亿万，至今仍是前途未卜呢？这问题的答案当然是千头万绪的。同时这一问题亦非中国所独有。大国如印度，小国如菲律宾和印尼——乃至今日的整个“第三世界国家”，不都有类似的困扰？不也各有其不同的原因？但是困扰中国最大的原因，显然还是个中西“文化冲突”（culturalconflict）的问题。

    须知我们的大清“帝国”是两千多年来，一脉相承，纯中国文化的产品；而“民国”则是个彻头彻尾西欧文明的延续。以古老中国的传统，一下要接上现代西方的制度，若只说是“凿枘不投”，我们还是小看了这个问题。事实却是它二者是“两极分化”、“背道而驰”，甚至是“水火不容”呢！因此要以中式“帝国”之蛹，蜕变出一个西式“民国”之蛾，其过程是痛苦不堪的。但是处此“后封建时代”（post-feudalperiod），在西方急剧发展的影响之下，我们又必须洗心革面，非变不可，这就是我们近代史上的难解之结了。

    可是中西之别，究在何处呢？这问题，答来话长。这儿且说点简化的大略。

    从比较史学着眼，可以说近两千年来世界文明之发展，大致可用东亚、西欧两大主流之演变以概其余。这两大主流本是各自发展，极少相互干扰的。两相比较，其成就盖亦在伯仲之间。可是在十七、八世纪之后，西欧文明就显然逐步领先了。当东亚文明还停滞在帝王专制、农业经济时代，西欧各国在政治上已扬弃了专制；在经济上也摆脱了以农为本而逐渐地发展出“重商主义”和“工业革命”了。

    西欧文明何以在近代突然脱缰而驰呢？其关键盖为“封建社会”崩溃之结果。笔者在诸多篇拙作里，曾一再阐述中西社会发展之过程有其“通性”，如双方封建社会之发生与成长，便是通性之一例。然中西社会之发展过程，亦有其“特性”，如西方封建社会之形成，实发生于罗马帝国崩溃之后；而中国封建社会之成长，则发生于秦汉大帝国建立之前。由于中西历史主观与客观条件之不同，而有其社会发展程序之先后；程序不同乃又导致这两个社会在近古与现代，亦有其本质之差异。

    二者本质之差异又何在乎？曰：现代西欧北美社会发展之基础在“社会重于国家”也。“国家”（state）者，社会之“上层建筑”（superstructure）也。国家之结构随社会之变动而变动。

    我国则反是，我国社会发展之基础，则“国家强于社会”也。社会为国家之“上层建筑”，其结构之型态，其荣枯之动力，悉听命于国家之颐指气使也。

    中西两社会之背道而驰，又何胡为乎而然呢？曰：双方发展中之主观与客观诸条件，均有以导致之。

    6.3	西方中产阶级之自然形成

    盖西欧于十五、六世纪封建社会崩溃之后，由于种种条件之限制（包括永远无法统一的拼音文字），他们因此也出不了一个秦始皇。其结果便形成一种小王国、小城邦纷立的局面。其小焉者大致如今日之港、澳与新加坡甚或更小。其大者亦不过如南韩、台湾或稍大，其最大者亦不过一四川耳。吾人如闭目试作遐想：当年西欧一隅之地，便有十数（甚或数十）新加坡、港、澳、台、韩，在商业上作激烈之竞争。它们的独立或半独立的政府，也被拖著勉力跟进（如近二十年之台湾与南韩）；大家一致向钱看，一个“重商主义”，当然不呼自出了。

    社会繁荣带动了教育与科技之发展，加强了“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亚当史密斯之《国富论》，也就变成现代社会科学之第一部书了，其情盖亦如今日台湾坊间之《股票指南》也。浸假一个以动产与不动产为基础而取得政治力量的“中产阶级”乃应运而生（试看今日的台湾与南韩）。大家拳脚交加地在“一院制”（unicamera）的议会之内，压制了老贵族，提高了增额平民议员；建立并加强了下院，便控制了政府。上节所述“代议政府”云云，在不断改进中，乃变成为维护此一新兴阶级集体利益之比较适当的模式了。

    所以所谓全民“代议政府”者，实为西方自由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顺水推舟，无啥深文大义的自然产品也。

    可是这么一个肤浅庸俗的洋制度，我们要把它移植到东亚大陆，何以竟如此之高不可攀和如此之难产呢？这就因为它与我们的文化传统，实在是水火不相容的了。

    6.4	中国的“宗法传统”和“家长制”

    我们那个“国家强于社会”的传统，是从我们最古老的“宗法社会”逐渐演变出来的。宗法制是个纯国货。它在其他民族的历史里，是找不到类似的制度的。

    可是“宗法社会”究竟又是个什么东西呢？简言之，它便是由我先民所特有的祖先崇拜传统，所发展出来的以父系家长（paternity）为中心的氏族制度（clan）。

    前节已言之：我们的“封建社会”之崩溃早于西方一千七百余年。可是我们在封建社会崩溃之后，却没有弄到小邦林立、大家一致要钱的程度。相反的，由于特有的主观和客观条件的驱使，我们却搞出个高度中央集权的超级大帝国来。

    为著这个“中央集权”的运作，我们又发展出一套世界历史上无与伦比的“文官制度”（civilservicesystem）。这个完整的制度，再经历朝改进，到满清初年，可说已臻至化境。它的运作之灵巧与科学化，允非国共两党后来的党官制所可望其项背。这样一个完备而合理的统治系统，再由一些思想家、政治家把我们东方哲学——儒、法、道三家的精义熔注其间，日久化民成俗，便形成了一个所谓“霸王道杂冶”的“文化整体”（culturalentity）。关于这文化整体的特性与通性，时贤与笔者于各种著作中所论已多，不应再叠床架屋。今且粗列数条，以一示其在中西文化冲突中所发生的作用。

    吾人应该提出的第一条便是我们传统“宗法社会”遗留下来的“家长制”。在传统中国的家庭里是尊卑分明、长幼有序、男女有别的。家庭成员悉听命于一位既长且尊的家长。这种家长在家庭业务的管理上，有其绝大的权力与威望；同时在道德上，他也有绝大的义务与爱心。对一个家庭的兴衰贫富，和子女儿孙的管教养卫，他都要负全部责任的。但是他不是个毫无约束的独裁者。就以家庭财产而言吧！全家成员（除已婚女儿之外）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如果协议“分家”，则“家长”也只能取其应得之一部分。可是在一般管教上，则长幼尊卑之间是没有什么“自由平等”可言的。做子女的在家长管教之下，连最起码的，现今所谓“基本人权”的“择偶自由”都是享受不到的。

    我国传统儒家论政，多半都是“国、家”并提的，先要能“齐家”，然后才能谈到“治国”。家就是个小国；国就是个大家。所以国王、皇帝便是个特大家庭的太上家长；老百姓都是“子民”。不特此也，大皇帝底下的各级官吏也都是大大小小的家长。县长知事叫做“父母官”，刺史郡守叫做“‘牧’民之吏”。依次类推，则皇帝便是最大的活祖宗。所以“祖国”这个现代化的名词，在古代则叫做“君父之邦”。君父一体，是最应受到子民们尊敬和服从的。所以孟老夫子骂人时也说：“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因而传统中国政治社会的结构便是从“父亲”这个小权威开始，形成一个小小的“权力金字塔”。然后重重叠叠上瑶台，大小金字塔层层配套，直至皇帝。皇帝所操纵的“国家机器”（statemachine）便是个最大的权力金字塔。万岁爷是集全国“管教养卫”之权责于一身的。“教”在中古西方社会是由教堂分担的。做中国皇帝则是“作之君、作之师”，管教一把抓。政治二权都是自上而下的。中央政府承担一切责任；也行使一切权力。斯之谓“国家强于社会”，与现在西方民主国家“社会强于国家”，恰是个反面。今试把这两个不同的模式中“国家”和个体“公民”（citizen）之间的关系，图解如下：

    6.5	“集权”并不是“极权”

    可是在传统中国里，政治结构虽然高度中央集权（见图甲）——用时下术语来说，便叫做“下级服从上级、全国服从中央”。但是“集权”（centralization）并不是“极权”（totalpower或totalitarianism）。在这个“层层节制”的统治系统里，各级政府如都能按理出牌，也颇能收“垂拱而治”之效。纵使最高层出了一位荒淫无道的“暴君”（despot），他想透过层层金字塔，一竿到底，奴役全国人民，亦殊不易。因为暴君之出现，他第一步必须破坏他自己的法统。法统既失，则统治机器失灵，在那交通和资讯都相当原始的硕大帝国之内，搞其“东方暴君主义”（orientaldespotism），亦势所不能。

    事实上，在两千多年的中国政治史上，除秦始皇、毛泽东二人之外，也找不到第三位二世而斩的“东方暴君”。因此生于这个权力金字塔底层的黎民百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天高皇帝远，亦颇能自得其“乞丐民主”（beggardemocracy）之乐。但是“乞丐”们的“基本人权”、“自由平等”又向哪厢去找呢？这些现代的概念，朋友！原都是现代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玩艺嘛！在那并无“资产阶级”存在的帝制中国，那些罔顾人权、剥夺自由的制度和风俗习惯如君权、父权、夫权、盲婚制、多妻制等等，原都是我们“固有道德”所认可的嘛！生为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有谁又觉得“天下有不是之父母”呢？诗人胡适说得好：“不觉不自由，也就自由了。”这和今日老美公民“不觉太自由，只道自由好”，正是一个铜元的两面嘛！事实上，“无节制自由”之为害，实远甚于“健康的不自由”啊（著重健康二宇）！身在庐山中的游客，哪能识其全貌呢！

    因此从比较史学上看，我们这个宗法遗规的“家长制”，在中世纪的世界上，不特是个“可行的制度”，甚或是个“较好的制度”呢！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俾斯麦时代的德国所行的“父道主义”（paternalism），不也是一样吗？腓特烈大帝说：“我为人民谋福利，可不一定要人民知道啊！”这与我们孔夫子的政治哲学，不正是不谋而合吗？我们的家长制一直延续到今天，初不因历次革命而有所改变。事实上台湾今日所存在的问题，可能就是因为缺少了一位大家长呢！可是李登辉总统今日的作风，似乎就有意重建这制度。

    正因为我们孔孟之道的政治模式，健康长寿，比较合情合理。我民族安于此生活方式已二千余年，一旦要以夷变夏，本末倒置，其艰难万分、痛苦不堪，自是意料中事。但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变夏从夷呢？那就是中世纪毕竟是中世纪；那个时代的“较好制度”，延至今日已大部分不适用，我们现在要另辟蹊径，就不得不从洋西化、改弦更张了。

    6.6	“健康的个人主义”

    在现代的民主国家里，社会的基础是建立在一个公民的“健康的个人主义”之上的（“健康”一辞是胡适之先生为中文读者特地加上去的，以免误解）。个体公民与各级政府之间，与夫各级政府彼此之间的关系，都是双边契约的关系（见图乙），政府不再是家长。它是听命于人民的“服务机构”（serviceagency），官员是“公仆”（publicservant）。这一来，它和我们的传统的家长制，就完全背道而驰了。

    但是这一洋制度未必就比我们的土家长制更好。它若行得其道如今日的英语国家，则政府便是为民服务的机构；权力若被滥用，则全国国民，都会变成独夫专政的个体对象。卢梭说：“暴君之前，人人平等。”（Beforeadespoteveryoneisequal.）就是指的此一情况。到那时，天既不高、皇帝也不远，那就民无噍类矣。上节所述战前的德意日加上个史达林的俄国，战后的毛泽东和他的红卫兵，就是这个画虎不成的洋制度走火入魔的结果。九〇年代的台湾从家长制蜕变到一个“社会重于国家”的洋制度方向来，希望它的年轻的政治领袖们相忍为国。不要也画虎不成，迷失方向才好。

    以上所说的宗法社会传统下的“家长制”只是我们帝国时代，至今还没有完全“蜕变”掉的特征之一。但是这一特征并不是孤立地存在的。它是和我国所特有的农业经济制度相互配合运作的。它二者原是一对“暹罗连体兄弟”（Siamesetwins）。彼此同生共死，是分割不开的。事实上中共今日在大陆上的政经失调，便是在这两个弟兄之间想舍其兄而留其弟，所以就矛盾百出了。

    6.7	重农轻商的后遗症

    不过话说回头，我们原有的以农立国的经济制度，也并不是甚么坏制度。相反的，它原是在人类历史上经过精心设计，一行两千年而有实际效验的“较好制度”（bettersystem）呢！须知中国封建时代，原和欧洲一样，土地是属于国有的。可是在封建制崩溃之后，欧洲的经济便迅速地走上了“重商主义”（mercantilism）。而我们却缓缓地走上“重农主义”。

    “重商主义”原是在社会强于国家的客观条件之下，不受人类意志控制而自然成长的。它的确是一种（如马克思所想像的）“客观实在”（objectivereality）的产品。

    可是我们“重农主义”，却是从头到尾的一种“主观设计”（subjectiveplanning）的制度。更具体地说，它是在国家强于社会的情况之下，由政府主动从事“土改”的结果，是主观意志制造的。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废井田、开阡陌”便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土改”。政府为了解放农村个体户的生产力，乃把公田（井田）制给废掉了。改农业为私营——这正是近年来邓小平毁弃毛制土改的主要内容。

    秦以后，土地变成了商品，可以由人民自由买卖。此一农村自由经济制度，在中国一行两千年，没有太大的质变。一直到公元一九四九年，中共政权成立之后，才被毛泽东倒转了。

    【附注】毛泽东土改，改私田为公田，也是主观意志的产品。在制度上说，实在是恢复先秦的封建生产制，所以终于行不通。王莽也就是搞封建生产制，所谓“复井田”，把脑袋搞掉的。

    以主观意志来建立土地制度，古代儒法两家原是一致的。汉承秦制之后，儒家的政权，把法家原有的“重农轻商”的政策，继续推到最高峰。商人阶级受到政府严重的歧视。我国这种与西方反其道而行的“轻商主义”，其后竟深入人心，历两千年而未稍改。商人既被一个强大的政府镇压了，那个作为现代经济发展的主力军的“城市中产阶级”（urbanmiddleclass）在中国历史上也就不能出现了。缺少个城市中产阶级，中国也就出不了“重商主义”和“产业革命”（IndustrialRevolution）。没有产业革命和与之俱来的“大规模生产”（massproduction），那我们就只好安贫乐道，维持个半饥半饱的农业大帝国，永不想发财致富了。全国人民都生存在大贫小贫的边缘，如果再加上人口失控像晚清那样，那就真的一穷二白了——所幸我国人口过剩的现象，只发生在清朝乾隆以后。

    以上所述便是我国晚清时代，从古老传统中承继下来的政经实况。这一实际情况，也是传统的政经制度作天衣无缝的配合所制造出来的。但是从人类文明累积的总成绩来看，这种体制原没有太多的不好。相反的，我们那独步世界的中世纪文明，便是这项政经体制孕育出来的。

    且看那些在十七、八世纪来华传教，目击我国康雍乾盛世的耶稣会士；且看那位在十八、九世纪之间名闻天下的民主圣人杰弗逊；且看那位在二十世纪中叶，作为罗斯福农业“新政”智囊的华莱士等等，他们比较中西，对我国传统小农制的社会生活，无不推崇备至。晚近的科学史权威的李约瑟，对于我们中世纪科技与社会的成就，也捧得天高……我们自己的往圣先哲，唱戏抱屁股，自捧自的言论，那就更不用说了。纵迟至今日，李登辉总统还不是在为“回归固有文明”而呼吁吗？遑论当年。

    可是既然有如此优秀的传统，为什么在晚清时代——那时的“固有文明”不是比现在还多一点吗？——我们却表现得那样窝囊呢？结果招致“新青年”们，一致喊打，几乎把“固有文明”全盘否定了。而晚近四十年，我们又为什么表现的如此暴戾无知，还要麻烦“民主女神”老人家，跨海东来，普渡众生呢？

    对此，我们的综合答覆，要点盖有数端。其一便是前节所述的中西文化冲突的问题。“中古”或许是我们的；“现代”却绝对是人家的。请翻翻我们今日的中小学教科书；想想我们日常的衣食住行，有百分之几是属于我们“固有文明”的呢？——老兄，都是洋货嘛！

    一句话归总，我们传统的政治经济制度（不论好坏），是不能适应现代西化的需要。适应不了，它就会变成我们求新的包袱，现代化的绊脚石了。好汉专说当年勇，那就十分窝囊了。且看我们的洪秀全天王，他陛下一面要保留固有文明中的多妻制，一面又要奉行只许有一个老婆的基督教，所以就被罗孝全牧师杯葛了，以致身死国灭。

    6.8	传统国家机器的周期性

    再者，纵使一个古老民族，它有勇气卸下传统的包袱来求新求变，它还要有个有效率的行政机器来推动此事。不幸的是我们在清末的那部国家大机器，也已到了锈烂不堪，应该报废的程度了——它负荷不起这个天降大任。

    科学家告诉我们，任何群居动物的团体组合，生灭盛衰之间都有其周期性。这反应在传统历史上，史家则叫他做“治乱、分合”；阴阳家则叫它作“气数”；西方汉学家则名之曰“朝代循环”（dynasticcycles）。但是不管称谓如何，我们那部“中央集权文官制”加“农业经济”的国家大机器，亦有其不随人类意志转移的运作周期性。西汉以后历朝的政治史实就警告我们，这部大机器的有效运作期不可能超过两百年。（以世界标准来看，两百年一个周期，不算最长，也算够长的了。）过此时限，就是报废换新的时候了。

    满族的统治者于公元一**四年入主中国，到一八四二年〈南京条约〉签订之时，已满一周期。到此时它那部仿汉改良重建的统治大机器，也已到了锈烂报废之时，不堪任重致远了。

    吾人试闭目沉思，如“鸦片战争”等国耻国难，均发生于康雍乾三朝鼎盛之时，其结果又将如何呢？这也是我们国运使然吧！这些国难国耻，却发生在“欧洲扩张主义”（Europeanexpansionism）的极盛时期（根据他们的周期），也正值我大清帝国国运周期衰竭开始之时。在这盛衰对峙之间，则清廷造化如何，也就无待蓍龟了。

    所以我国近代史家每喜诟病清室涉外官吏为如何颟顸，如何庸愚，而在下读史数十年，则不以为然也。

    设以清季“科甲出身”之林（则徐）、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沈（葆桢）乃至恭王奕訢等，比诸后来国、共、民、青、民盟、民进诸党之高干，优劣之间，岂待区区执简人之饶舌哉？只是大清帝国气数将终，统治机器报废之周期已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国之不国岂能厚责于机车驾驶人员和维修技工耶！

    6.9	“西化”、“现代化”与“阶段性”

    综合本篇以上各节之阐述，一言以蔽之，我们大概可以说，一部中国近代史便是一部“传统中国”向“现代西方”转变的“转变史”（historyoftransformation）。这一转变的过程，早期的史家，名之曰“西化”。目前的学人则改呼为“现代化”。其实这两个概念的疆界实在不易划分，不过人类毕竟是个有“历史感观”（senseofhistory）的动物。历史往往也是解释概念之争的最佳工具。

    就以吾人现代生活中的刷牙为例吧！“刷牙”这项卫生习惯，是从西方传来的。它在十九世纪的中国，大概可以叫做“西化”或“洋化”了。可是刷牙在今日中国都市生活中却变成不可或缺之一部分，那我们就只能把它列入“现代化”的范畴了。据说毛泽东就没有刷牙的习惯。这大概由于他年轻时农村背景和叛逆个性所造成的。青年的毛泽东反对“崇洋媚外”，所以就拒绝这“西化”的习惯了（毛氏也一辈子未穿过“西服”）。所以当他老年住入都市，生活就不够“现代化”而被老婆骂成“太土”了。

    毛泽东的私生活，小事也。但是，朋友，见微知著嘛！这项社会学上的“微观法则”却能替我们解决无数大问题呢！

    可是不论“西化”也好，“现代化”也好，我们近代史上这项转变，几乎是十年一变，层次分明的。它存在著浓厚的“阶段性”。我们如从社会经济史的观点，试一回看鸦片战争前传统中国的历史，那就几乎千年未变了。

    从一本千年未变的“静的历史”，忽然接上一本十年一变的“动的历史”，则近代中国之动荡也就可想而知了。不过我们这项动荡并不是杂乱无章的。它是从“西化”进入“现代化”，按部就班，层次分明的。

    前文已言之，我们的固有文明原是自给、自足、自满的“三自”文明。它在“现代”阶段忽然大动特动起来，实在是“鸦片战争”开始的。在这次战争中我们吃了洋人的苦头，所以才搞起“洋务”来（那时叫做“夷务”）。我们对付外族的老办法一向是“以夷制夷”。鸦片战争时，我们被夷人的坚船利炮所打败。战后痛定思痛，我们第一个“夷务专家”的魏源（林则徐的幕僚）乃想到要“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了（见魏著《海国图志》序）。这就就开始了我们“科技现代化”的第一步——也就是今日邓小平所要搞的“四化”之一。

    老实说，我们在前一个世纪的新派人物把“四化”搞得确是有声有色。九〇年代中期，李鸿章的“北洋海军”竟是世界七大海军之一，远驾于新起的日本海军之上。不幸甲午一战，马脚全露。有识之士自此再也不搞“四化”了，因为他们知道，大清帝国的根本问题不在四化而在第五化——“政治现代化”。康有为、梁启超因而搞起了“君主立宪”。他师徒二人认为连皇帝也要“西化”一下。他们的广东同乡孙中山则认为要搞政治现代化就得彻底的搞。他主张“建立民国”，干脆把皇帝搞掉，来选个“伯理玺天德”。

    康梁失败了。孙先生成功了，并且当选了中华五千年史上第一个“伯理玺天德”。但是孙伯理玺天德并没有解决问题，随他而来的则是军阀混战、夷狄交侵。国政民生反远不如大清帝国之晚年也。这样乃又惹出另一批“有识之士”胡适之等来重行考虑了。

    胡适之他们认为科技（坚船利炮）余事也，政治经济亦余事也。重要是我们整个文化体系害了绝症，非彻底脱胎换骨不为功。这就是他们“全盘西化论”的理论基础了。要丢掉全部“固有文化”而推动“全盘西化”，这样他们也就把“西化”运动推展到最高峰了。可是从魏源到胡适这一“转变”过程是节节升高、层次分明，“阶段性”是十分浓厚的。

    “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虽然是属于另一大时代了，其变化之轨迹，阶段分明，基本上是与前期无异的。

    总之，我们这部苦难而光辉的中国近代史，在全民族合力推动之下，时时在变、处处在变。其进度虽然难免迂回曲折、颠颠倒倒，但是其摸摸索索，终于要找到一个安全而满意的出口则一。出口云何，一个长治久安、名实相符，如篇前所言之民国也。语云：“穷则变、变则通。”所以只要我们不停地摸索，最后必有大道可“通”。照近年来海峡两岸的局势来看，这个“通”的日子，似乎并不太远了，我们等著瞧吧！

 第7章 论帝国主义与晚清外患

    在上篇谈“帝国与民国之蜕变”的拙著里，笔者曾不揣浅薄、斗胆地说过，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来看，我们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史，几乎是千年未变；而鸦片战后，则几乎十年一变。何以在社会经济方面，我们的传统历史是“静如处女”，现代又“动如脱兔”呢？恕我要言不繁，这个两千年未有之变局，实是西方东来的“帝国主义”推动的结果。

    “帝国主义”（Imperialism）又是个什么东西呢？这一问题对我们这一辈二十世纪上半纪出生的华裔男女，还需要解释吗？那一部血淋淋的“帝国主义侵华史”，便是我们一辈子实际生活经验的主要部分，别提也罢，提起来，我们会怒脉贲张、咬牙切齿的。

    以上这份民族感受，是任何人所不能否认的。这是我们亲身体验出来的，有什么好否定的呢？因此我国一般史家和国共两党的官方，都会肯定“帝国主义”是近代中国的万恶之源。马列派的史学家，更会把它概念化一番说：帝国主义何以是万恶之源呢？因为它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万恶之源的上面，还有一个总源的“资本主义”。

    可是这些说法，却不为很多西方汉学权威所接受。他们之间有许多极有火候的历史家，甚至是最有权威的泰山北斗，如创立当今剑桥学派的开山宗师费正清教授等，却认为“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它只是由于革命党人（包括国共两党）不断的宣传，而嵌于我民族心理上的一种幻觉，——虽然他们也并不否认日本人对中国的侵略却是一宗不折不扣的“帝国主义”。

    日本人呢？在他们战败之初，倒颇有些忏悔心态。可是近年来，他们就逐渐地把他们在中国大陆赤裸裸的奸掳焚杀说成“进出中国”了。只是日本人这批“进出论者”引经据典的功力，无法与西方的“幻觉论者”相提并论罢了。

    朋友，时间是可伯的。以感情写历史，也是靠不住的。君不见二十世纪后半纪（尤其是近三十年）才出生的中青年男女，他们对“南京大屠杀”、对“佳木斯细菌试验所”等等的情感反应，就不会像他们父执辈那样椎胸泣血了。君不见，抗战期间站在不同阵地的一些华裔同胞，他们对日本战犯不也有颇为不同的量刑心理……再过些年，纵是华裔大学生恐怕也要靠历史百科全书，才能粗知“帝国主义”的定义了。

    写历史的目的是为保存某一段历史的真相。传之后世，警惕将来。历史家应该实事求是、心平气和。他不应为某一时代的喜怒哀乐所局限而笔端常带感情。所以像“帝国主义”这样的议论未定之辞（debatablesubject），就应该辞简义赅的去搜搜它的根，再作论断。

    7.1	“扩张主义”与“帝国主义”

    若谈“帝国主义”的根源，我们就不能不上溯到历史上的“扩张主义”（Expansionism）。扩张主义是个洋名词。我们文化中的同义字大致可说是“强凌弱、众暴寡”。它是“人性”（humannature）中绝对存在的一面；也是最丑恶的一面。它也是“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Darwinism）所揭露的“人类社会行为”（socialbehavior），甚至“动物社会行为”（animalsocialbehavior）中经科学家证实的“客观实在”。

    人类历史上“扩张主义”之动机是多方面的。它包括疆土、经济、政治、宗教、文化、虚荣、色欲、嫉妒乃至日常的衣食住行、七情六欲。其中任何一面、多面或全面，都可引起群居人类向外扩张的社会行为。若论其在历史中有记录的荦荦大者，则我们“汉人”，原来也是这一行的老祖宗。我们早期对“其心必异”的“非我族类”之“扩张”行为，也是天人共愤的——可是我们的圣贤史家帝王将相，不也把这些最不光荣的对外侵略，开疆拓土、犁庭扫穴，说成王化远播等等最光荣的民族史迹吗？民族史家们（包括区区小我在内），又何尝说过这些都是民族之耻呢？

    就以我们对付匈奴族为例吧！

    匈奴族是我们汉族扩张主义者最早的，有明显史料可稽的受害者。其族本名曰“匈”（Hun），“匈牙利”（Hungary）之匈也。“奴”字可能就是我们汉族扩张主义者把它加上去的。正如日本人的老祖宗本自名曰“倭”（Wa），它那个倒楣“倭奴”的“奴”宇，也可能是我们汉人给他们加上去的。早期的欧洲史家和汉学家，对Huns是否就是Hsiung-nu颇存疑虑，就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个“nu”字，可能就是我们中国“种族主义者”（racist）所玩的花样。

    匈民族被我们的侵略大将卫青、霍去病、窦宪等人，给“扩张”出去了。他们抛弃祖宗庐墓、君父故土，逃难逃到中亚和东欧。在那儿，他们又把当地土著“扩张”得七零八落。终于在四、五世纪之间把整个欧洲弄得天翻地覆；最后弄出个史无前例的“民族大迁移”（TheGreatMigration）来。没有民族大迁移，哪有中古和现代的欧洲呢？所以历史家如果说，只有现代的欧人东侵才具有“史无前例”的影响，那就昧于古史了。

    四、五世纪时欧洲，为什么闹得那样天翻地覆呢？曰：“中国扩张主义”西进之后果也。“中国扩张主义”为何物也？威尔斯（H.G.Wells）教授所谓“ChineseImperialism”也。所以“扩张主义”和“帝国主义”，大致可以说是“同义字”。至于十三世纪的蒙古西侵，也可说是“ChineseImperialism”，因斯时的东方政治哲学尚无国际平等之概念（equalityofnations），蒙古人所服膺者仍是儒家传统之宇宙国家（universalstate）。彼以少数边疆民族入主中原，建立元朝，其性质正如满族之建立清朝，亦天下共主之一朝而已。

    所以现代西方的“帝国主义”，盖亦起源于近代欧洲的“扩张主义”。这一点，任何国家、任何派别的历史学者，大致都可完全同意的。

    可是本为中国扩张主义的“受害者”（victims）的欧洲民族，何以于近代，忽然大肆“扩张”起来呢？而近代欧洲扩张主义又是个什么性质呢？为著一般中文读者的方便起见，我们最好还是把中西史籍对比著看，将这桩史实，简单地从头叙述一遍，再及其他。

    7.2	封建末期的解放运动

    笔者于前章曾略言之：中西“封建制”（Feudalism）之崩溃，时间上虽相去一千七百余年，在性质上与形式上则颇为相似。中国在封建末季的“战国时代”，王纲解纽、五霸争雄；结果导致百家争鸣、诸子蜂起。终于孕育出一个学术思想、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生活……等等彻头彻尾的“解放运动”——它也是我东方文明最光辉灿烂的一段史实。可惜这个光辉灿烂的运动，最后竟以最惨痛的“焚书坑儒”的方式结束了。自此以后，我民族的智慧，就被帝王将相和儒教圣贤，牵著鼻子，一牵两千年。所以汤恩比大师说，中国文明自此便一蹶不振了。

    且看西方呢，古希腊、古罗马的文明原也是辉煌灿烂的。不幸他们于四、五世纪之间，为“民族大迁移”所腰击，竟被诸蛮族入侵（亦如我国史上的“五胡乱华”），弄得四分五裂。可是这些西方蛮族，一面虽毁坏了罗马文明，另一面却又自身“罗马化”——其情亦如我国的五胡汉化。值此扰攘期间，那原为罗马时代旁门左道的“基督教会”乃乘虚而入。其情况亦如佛教大盛于我国南北朝之间也。经过数百年之混乱，整个欧洲终于被基督教所征服而形成一个庞大的“基督世界”（Christendom）。（在东方，佛教便没有这项福气了。）

    在这个基督世界里，那些流窜蛮族（今日欧洲白人的祖先）逐渐定居。其罗马化、基督化了的酋长们也就逐渐地落实他们部落的统治而变为（与我国春秋战国时代类似的）封建诸侯了。他们各自霸占土地、豢养农奴、组织庄园，不断地增进生产以自肥。而与他们平行发展的“基督教会”除霸占土地之外，还兴办教育、建筑教堂、规范文化、包办上帝以自尊。这样使形成了他们“政”（state）、“教”（church）两头大的“中世纪文明”（medievalcivilization）了。

    因此，就中世纪文明的本质而言，无封建诸侯与封建生产制，则蛮族社会便无法安定，原始农业便无法增产。无教会与上帝，则诸蛮族各“拜”其“拜”，小拜拜拜大拜拜，亦不成其为宗教、不成其为文化。所以封建诸侯与教会司铎在中世纪亦各有其文化任务与历史功勋。双方配合适度，亦可使庶民乐岁终身饱、凶年得免于死亡。安居乐业、弦歌处处，煦煦然，固亦有三代之遗风焉。已故吾师中古史权威之艾文斯（AustinP.Evans）教授，总以中古社会生活为人类社会生活之理想境界，良非虚奖。君不见马丁路德乎。路氏对教会腐败，虽恨不得与之偕亡，而对封建诸侯则颇能曲谅，亦自有其卓见也。

    但是历史毕竟是随时间移动的。所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封建制、庄园制、基尔特制，虽俱有其历史任务，然任务完成，时移势异；时势变而制度不变，它们就成为进化的绊脚石，历史的反革命了。此吾友严家其先生于最近神游罗马参观“异端法庭”（InquisitionCourt或HolyOffice）之后，便与其誓不两立，亦职是之故也。

    中世纪封建文明，以善自培植而达于饱和状态，一个“解放运动”（如中国古代之“百家争鸣、诸子蜂起”）就应运而生了。可是中西封建社会之崩溃却同源而殊途。我国的“诸子蜂起”，终以诸子同坑而结束。欧洲则因为出不了一个秦始皇，收束不了这个“处士横议”的局面，因此现代欧洲为反抗“政”、“教”两大桎梏的“解放运动”就像一窠蜂子，向四处爆炸了。其出现方式如“宗教改革”、“商业革命”、“方言文学”、违反教义的科技探讨、规复原本为基督徒所不悦的“罗马法”之研究与施行等等……总之一个广义的“文艺复兴运动”，乃如野火之燎原，一发而不可收拾。欧洲的天地太小了，它们火花四射，很快地就烧遍五大洲。它们结束了欧洲的“大黑暗时代”，便把人类的文明自“中古”推入“现代”。因此一部三百年的“现代世界通史”，就变成一部“欧洲的扩张主义”的历史了。

    7.3	“扩张主义”的“两面性”

    所以现代欧洲的向外扩张是有其善恶的两面性。其“善”的一面，则笼罩由西欧开始的“现代文明”各方面（variousaspects）的向外传播。其形而上各方面或可概括之为“德先生”（民主和相关的观念）；其形而下者，便是“赛先生”（科学）了。

    而“扩张主义”的“恶”的一面，则是欧西白种民族国家利用其先进科技成果，向落后地区奸掳焚杀，作其赤裸裸的掠夺、侵略和侮辱。

    因此，这一现代的欧西扩张主义，其“善”的一面的博播，虽非其原来的“动机”，然其“结果”则不无可取。例如上文所举有关我们日常生活的小例子“刷牙”。无“西风东渐”，让我们“洋化”一番，我们早起不刷牙、岂不难过乎哉？这一点我们就要拜侵略者之赐了。

    可是这一类“原本无心”的“牙刷主义”的传播，终抵不掉他们那“存心作恶”的炮打火烧、走私贩毒、“华人与狗”等等罪恶行为。这“恶”的一面，就是不折不扣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Colonialism）了。

    所以我们如果要讨论那些来自西方，本质上大同小异的什么“扩张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那我们就得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它。我们如只为感情所驱使，而把“帝国主义”看成近代中国的“万恶之源”，这多少也有乖史实。因为它在枪杆、鸦片之外也还有些好东西。君不见，我们今天搞得轰轰烈烈的什么民主、人权、妇女解放……等等，不都与“帝国主义”同船光临的吗？否则我们还不是在搞那个倒楣的“三从……（原书缺第171页）

    其纵深蜕变的程序的。此一时可作其大恶，彼一时为其本身利害之需要，或亦有若干善果，凡此都不可一概而论，或以偏概全也。

    现代西方帝国主义之通性为何呢？简单地说来，则是：滥用暴力，追求暴利，不择手段，绝情寡义。这条通例可以说是自一四九三年西、葡两国经教皇敕令（PapalEdict）中分地球开始，到一九四五年二次大战后日本投降为止，通用于四百五十余年之间所有的帝国主义而不会有太大的偏差。

    在十五、六世纪之间，西葡两国开始向海外扩张时，就是滥用暴力、追求暴利的。当时的受害者便是中南美洲的印第安人和非洲沿海的黑人。西班牙人为掠夺土人，寻找金银，曾有“吃人肉”的可怕纪录。葡萄牙人在非洲沿海，绑架土生黑人，贩卖为奴。其行为又岂止“绝情寡义”而已哉？迨达伽马（VascodaGamma）于一四九七年绕过好望角，直航印度两年后归来，获暴利六十倍，真是羡煞西欧朝野。

    西、葡两国是西欧扩张主义的始作俑者。但是地球毕竟太大，两邦实在太小。两国向相反方向发展，主宰了三大洋（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终于一五二一年由麦哲伦之绕地球航行而会师于东南亚时，已负荷太重。其后当地土著及东南亚华侨，虽受祸弥深——一六〇二年西班牙人曾于菲律宾之大仑山（SanPablodelMonte）一举屠杀华侨两万四千余人；一六三一年于加拉巴（Calamba）再杀我华裔两万有奇——然其对中国大陆本土则始终末敢过分觊觎。葡萄牙人虽于一五五七年（明嘉靖三十六年），潜入澳门建小货栈，并于台澎外海瞻望宝岛而惊其“福尔摩莎”（Formosa，葡语“秀美”也）。然限于国力，亦无法强占。

    迨荷兰人于一六〇二年（明万历三十年）组织荷兰“东印度公司”（DutchEastIndiaCompany）同“东印度群岛”（今之印尼）发展时，曾一度乘机占领台湾之一角，然终于一六六〇年（清顺治十七年）为郑成功所逐。

    所以上述一二个海权小邦，虽曾于十六至十八世纪之间，把整个东南亚（亦多为中国之旧藩属）弄得天翻地覆、海啸山崩，但是他们却始终未敢侵掠中国大陆，因此我大陆上明清两朝自郑和七航（一四〇五～一四三三）收帆之后，便龟缩神州，睡其呼呼之大觉。对大门之外的西洋海盗，毫无所知，亦未加闻问。如西班牙所操纵，以华裔海员为基础，独占亚美两洲的太平洋直达航运二百五十年之“马尼拉邮船”（MalilaGalleon，1565～1815），我国官书竟无片纸记录，酣睡之沉，亦可惊矣！

    我国明清两代朝野，黄粱一梦四百年（一四三三～一八三九），迨鸦片成患，西来毒贩欺人，一觉醒来，已景物全非矣！

    7.4	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毒枭”

    若论欧西各国东向扩张之先后，英国实在出道甚晚．但是英国却是世界近代史上最全面、最耐久，最能因时制宜、随机应变，不拘一格、花样繁多而后来居上的帝国主义。事实上，一部晚清中国外交史．便是一部“中英外交史”。俄、法、日附庸而已；美国则英之尾闾也。

    英人作有计画之东侵盖始于一六〇〇年英国“东印度公司”（EastIndiaCompany,England）之创立。该公司为一私营之商业组织。然盎格鲁?萨克逊民族所特有的和衷合作、窝里不反的民族精神，竟能使该公司拥有政治权力与英国之国家武力相配合，全面向外扩张。其第一目标盖为印度之“蒙古王朝”（MogulEmpire，或译蒙兀儿王朝、莫卧儿王朝）也。蒙古王朝斯时已弱点毕露，治下诸侯林立，内讧不已，乃予英国之东印度公司以可乘之机。其时入侵印度除已式微之葡萄牙人之外，原有英法二强。然两雄相争，法人终非敌手。笔者今犹忆及数十年前在大陆上初中时，老师教世界历史课，曾大谈“英国小将克乃武（RobertClive）大败法国老帅杜普雷（Dupleix）”之历史故事；有声有色，至今不忘。杜普雷于一七五七年被克乃武逐出印度。印度乃为英国所独吞，一吞二百年，至二次大战后始恢复独立。

    英人东侵之第二主要目标厥为中国。然其时正值我国乾隆盛世。中央权力方浓，沿海诸省亦无懈可击。中英交往乃限于国际间之贸易。唯英国此时尚处于工业革命前期，钟表、呢绒等少数制造品之外，无太多商品足资供应，而我国之丝、茶、瓷器则可无限外销。因此中英贸易初期，英方“逆差”殊甚，全凭金银硬币，以为挹注。

    不幸我国之“顺差”贸易，不数稔便迅速逆转。至一七七三年（乾隆三十八年），东印度公司取得鸦片专卖权（monopoly）之后，我国顺差瞬即变为逆差，以至一泻如注，不可收拾。

    鸦片原产于南洋、印度、波斯、土耳其等地而以印度为最佳最伙。明季列为藩属“贡品”。盖鸦片原为极有效之药物也，清初南方沿海始见“竹管啖烟”之陋习，盖亦传自海外，鸦片遂成为毒品矣。

    顺康之间（一六四四～一七二二）满族入主未久，朝气蓬勃；而中土于大乱之后，人口大减，物阜民殷。政府亦能下级服从上级，全国服从北京；朝廷政令颇能一竿到底。烟毒初现，政府即申严禁之令，故亦不足为大患。不期嘉道之际（一七九六～一八五〇），清朝之盛世已邈，衰竭之周期将届，朝政不纲，地方官吏之贪污腐化尤不可遏，鸦片禁令乃渐成具文。

    其尤不可抗拒者，则为大英帝国挟其吞噬印度之余威，官商一体，揖帆东来，载其印度之高级鸦片，在我沿海作武装走私。其囤集走私鸦片之趸船，有时竟泊于广州城郊之黄埔！“滥用暴力，追求暴利”莫此为甚。年前笔者游黄埔，导游者告诉我：“此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黄埔军官学校’之故址也。”我也告诉他“比军校更早一百年，此亦英国人走私贩毒，鸦片堆栈之故址也。”导游愕然。

    近年来曾有中西历史学家，坚持“鸦片战争非为鸦片而战”之学说。他们认为“鸦片”只是一种商品，由英商运抵南中国外海伶汀洋中之小岛。其销行中国内地则全由中国本身极有效率之走私商人接运之，非英人之责任也。此一学说，真是历史学界的奇谈怪论。

    笔者定居纽约市四十余年，对本市贩毒掌故可说了如指掌。所知个体毒贩，大至亿万富翁之毒枭，小至当街兜售“白面”之八、九岁儿童，可说“阅人多矣”。以美国今且缉毒机关之有效，科学方法之新颖——偶读其官方缉毒报告，直如科幻小说，然终不能禁。驷至每下愈况，全世界之最大都市，今竟为毒犯所征服。目前联邦政府于国内束手无策之情况下，只有乞助于友邦，冀图直捣“金三角”之老巢，亦来见有若何效果。噫嘻呼，缉毒之难，岂踞坐皮椅，于象牙之塔内放言高论的教授先生，所能知其万一？！

    区区读史之余，每作遐想：设有超级帝国主义，以激光炮、原子弹诸武器为后盾，强运千吨今日最精纯之“中国白粉”（ChinaWhite），泊舟于纽约港内之“艾丽丝小岛”（EllisIsland）以供应市内之大小毒贩，则伟大之纽约市将成何世界？美国又成何国家？华府白宫对此超级毒枭之反应又何如哉？此不正是当年道光爷陛下的中国吗？！

    明乎此，吾人当知十九世纪之英国便是人类历史上，若是之空前绝后的最大毒枭也！明乎此，则鸦片商品论者，也就很难自圆其说了。

    7.5	“鸦片战争”与“茶叶战争”

    有的学者可能还要辩论说：鸦片之为害一事也。鸦片之沦为中英战争之导火线，则又另一事也。以逊清政府当年之颟顸愚昧（ignorance）、闭关自守（seclusion）、反商（anti-commercialism）、排外（anti-foreignism），纵无鸦片，则其他任何一“片”——麦片、米片、溺片、尿片——亦均可为“麦片战争”……“溺片战争”之导火线，岂独鸦片已也？中英之战势在必发，非鸦片之过也。

    此言实昧于历史事实之又一胡说。

    有关“鸦片战争，一八三九～一八四二”之中西史籍无虑数百种。今日史家对战争之经过，盖均已耳熟能详，不须争辩。拙作限于篇幅，亦无法重叙史实（注释上再略叙之）。然该次战争之基本性质，有待研讨之处则正多也。

    须知“鸦片”为当年中英战争中，英方无可代替之“商品”也——其获利之丰（读者试看今日之毒贩便知），天下无双；其有助于当年英国国库之收入（nationalrevenue），亦不可或缺；其有助于英伦之繁荣、“国民所得”之增长，与夫绅士淑女生活水准之提高，也出乎想像——试看伦敦、香港等地十九世纪所建，今日仍巍然兀立之高楼大厦，有几座与鸦片无关？（君知否？这类建筑，纽约与波斯顿，间亦有之。英人垄断了印度高等鸦片；波斯、土耳其产之次等货，美商营之也。）

    总之，“鸦片贸易”（opiumtrade）为当年英伦朝野，国脉民命，生计攸关，不可或缺之国际贸易。女皇与国会，均不惜为之一战。可是英国国会档案不昭示乎，英国议员之反对战争者，岂非所在多有？此则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小史之见也。英国与美国一样，毕竟是个有言论自由的民主国家嘛！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国会之内还不是有人反对对日宣战！

    所以我们敢断言：“鸦片战争中英双方皆为鸦片而战也。”否则它就不叫“鸦片战争”了。一七七六年开始的“美国独立战争”，是由中国的乌龙茶叶引起的。该战争非为茶叶而战，因此它就不叫“茶叶战争”了。

    然则十九世纪中叶中英之战是否像一些中外史家所述，不论“鸦片”、“溺片”都“非战不可”呢？

    答曰：唯唯否否。何也？日：若无林文忠公“入即正法，船货归官”的铁腕政策，则“鸦片战争”便不会爆发！盖清廷至此，禁烟已百余年。然鸦片之祸，愈禁愈炽；鸦片贸易愈禁愈大。“鸦片战争”原为鸦片而战嘛！如鸦片之禁令始终只是一纸具文，则英国又何必发动什么鸦片战争呢？无奈鸦片之祸，至道光中叶已至不可收拾之程度。世界上任何有自主权的国家，为著一己生存，都非禁不可。

    吾人今日如试一重读一八三八年（清道光十八年）鸿胪寺卿黄爵滋奏〈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一折的原文，则知正当进出口商人经营所获，“较之鸦片之利，不敌数十分之一。故夷人之著意，不在彼而在此。”又说到罚轻瘾重，吸毒者“刻不可缓……查旧例：吸食鸦片者，罪仅枷杖。其不指出与贩者，罪杖一百，徙三年。然皆系活罪。断瘾之苦，甚于枷杖与徙。故甘犯明刑，不肯断绝。若罪以死论，是临刑之惨急，更苦于断瘾之苟延。臣知其情愿绝瘾而死于家，必不愿受刑而死于市……”（见黄著《黄少司寇奏疏》）。这种叙述之真切，以今日纽约毒祸与之相印证，都是符契相合的。至于那禁烟名句说，烟如不禁，则将来“不唯无可筹之饷，亦且无可用之兵”。中国如衰败到那步田地，则“鸦片战争”就没有“非打不可”之必要了。这一个境界却正是英国这个大毒枭，在鸦片战前所企盼的中国啊！出乎他们意料的则是道光皇帝竟然派出一个有为有守、而敢作敢为的林则徐。林某既然真的要禁起烟来，真的meansbusiness，则这场战争才真的就“非打不可”了。一战四年，中国大败亏输，落得个“五口通商”、“割让香港”的结果，在本篇正文上，就不必细述了。

    “鸦片战争”之战与不战之权，操之于大英帝国的首相与国会。林钦差被动应变而已。他如要认真地禁烟，不管贵钦差是林则徐、张则徐，都要挨打了。是耶？非耶？

    7.6	从“印度第二”到经济第一

    英国在清末和中国一共打了三仗——一次是“全仗”（“鸦片战争”，一八三九～一八四二），两次是和其他列强合伙来打的“半仗”（“第二次鸦片战争”，亦名“英法联军”，一八五八～一八六〇；和“八国联军”，一九〇〇～一九〇一，史家也称之为“拳乱”、“义和拳”，扶清灭洋之乱也）。

    前段已言之，英国是当今世界上最能随机应变、十项全能的帝国主义，所以它对我们所打的三次战争的性质和方式也大有不同。

    曾两任英国首相（一八六八，一八七四～一八八〇）的迪斯瑞理伯爵（EarlBenjaminDisraeli，1804～1881）曾有名言曰：“大英帝国无永恒敌人，亦无永恒朋友，却有永恒利益。”所以上述三次侵华之战，虽方式不同、性质各异，其为大英帝国的“永恒利益”而战则一也。

    概括地说来，中英鸦片之战，英国的目标和方式都是以它侵入印度的历史为模式的。远在乾隆五十七年（一七九二），英王乔治三世遣马尔尼尼伯爵（EarlGeorgeMacartney，1737～1806）使华时，彼即深知清军火器之落后，在军事上非英国之敌手。鸦片战前，英人非但洞悉清军之不足敌，而清政之窳劣，尤为英方所睥睨。因此纵鸦片一项之入侵，便可不战而屈人之兵，把中国变成“印度第二”。西方老辈汉学家阅拙作或将诬为过甚其辞。其实英人之臣服印度又岂有若何通盘计画哉？若辈只是乘势入侵，得寸进尺，终于造成既成事实罢了。其侵华也亦然。鸦片战后，则司马昭之心亦为其血浓于水的自己白种伙伴所共识。

    〈中美望厦条约〉（一八四四）缔结之后，第一任美国驻华公使义华业（CommisionerAlexanderH.Everett）于一八四六年十月抵广州履新，目击英人在华之不择手段，对中国主权恣意侵越，便认为英人有计画要把中国变成“第二印度”而忧心忡忡。义氏并专书呈报美国国务卿及总统，吁请华府联合欧洲其他列强尤其是法俄二国，加以制止。（义华业呈美国务院之报告原件现存美国“国家档案局”。于一八四七年四月十日，发于澳门。）其后历任美使所见皆然。其唯一例外则为第五任美使伯驾（PeterParker）。

    伯驾原为美国传教士，鸦片战前即与鸦片贩有亲密往还。战后为急求深入内地自由传教，而支持英国之积极侵华政策。迨伯驾以六任美使馆代办而升为第五任公使时，竟吁请华府“占领台湾”，始为布肯南总统（JamesBuchanan）所撤职。

    但是英国毕竟是个有修养的帝国主义。鸦片战后不久英政府便深知独吞中国之不易。盖中国为一高度中央集权之统一大帝国，颇难分而治之如英人之御印度也。再者，鸦片战后俄法美诸强亦接踵而至。对弱大中国群起而蚕食之；各分其一杯羹固为势所必至，而一强鲸吞则为时已晚矣。因此在“太平军”金田起义（一八五〇）之后，英国对华政策乃有极显著之改变。

    在此期中，英人已不再作印度模式之企图。而改采联合法美两国以武力胁迫清政府在不平等条约之下，作沿海与内陆之全面开放。斯时法美诸强虽亦尾随英人插足东亚大陆，然其经济力量与英商相比则微乎其微。英政府如能策动列强共逼清廷作全面开放，则实收其利者，仍只是大英帝国一国而已。英国之此项邀请，美政府因疑其动机，不愿加入，而法国则欣然入彀，此即为英法联军于一八六〇年攻陷北京之全盘经纬。

    北京既陷、圆明园被烧，而清帝咸丰亦死于承德，导致宫廷政变，寡妇垂帘。清室至此对西方帝国主义已完全失去抵抗能力。对列强的予取予求，简直是百依百顺。因此清政府于天津、北京两地与列强所签诸条约，可说均是据英人所要求之条件为基础的一边倒的城下之盟。强者恣意索取，弱者俯首听命——斯即西方今日一些史家所谓促成中国加入“世界社团”、采行“条约体制”之实际经过也。

    在此“条约体制”下，清廷随后签了一连串的条约，不特把中国重要沿海港口，遵命全部开放，外人在内河航行、筑路开磺、传教办学、租地居留亦一概有其条约保护。英人监督我海关、代办邮电亦均一概落实，而〈中英北京条约〉（一八六〇）中最狠毒之一附款，则为“贩卖鸦片为合法贸易”。

    〈中英南京条约〉（一八四二）中，鸦片走私被厮混过关，未提一字。然〈中美望厦条约〉（一八四四），则明订鸦片为“违禁品”（contraband），贸易为走私，美商不得参与。一八五八年中美天津续约，美使列卫廉（WilliamB.Reed）原拟重续此条，然为英使额尔金（LordElgin）所骀，乃将此条删除，遂使英人未卖一辞竟将鸦片贸易合法化矣。（见列卫廉一八五八年六月二十三日发自天津对美国国务院之二十三号报告。原件存美国“国家档案局”。）

    既经合法化，“鸦片”这项“商品”在中国进口乃逐年增多，清季竟占全中国外贸总额百分之六十以上；而当时中国进出口贸易之运输，几乎亦由英商总揽承包。英帝国主义之对华发展，至此亦可谓登峰造极矣。

    席丰履厚，圆颅方趾，大英帝国之臣民，当时真是傲视万邦，睥睨全球。那亿万个贫穷肮脏、面黄肌瘦、愚昧无知的鸦片鬼“约翰?支那曼”（JohnChinamen），仰视豪华幽雅的上海“外滩公园”，也就不能与狗同入了。

    朋友，这便是满清末季，以英国为轴心的“西方帝国主义”侵华之大略及其严重后果之实况。虽然当前中西汉学界皆另有说辞，但是史料俱在。等到大家都可利用相同史料来发掘历史事实时，是非终必大白。林肯总就说得好：“你可骗所有人民于一时；骗部分人民于永远；但你不能永远欺骗全体人民。”这正是公正历史家的信条。

    因此当〈中英北京条约〉签订之后，英人对华之愿望可说已全部达成。大英帝国虽手下留情，在政治上没有沦中国为第二印度，但却取的把中国打成大英殖民地的一切经济权利。可是中国毕竟还未成为殖民地。诸强蜂拥而来，则大英帝国如何保持其在华的既得利益，怎样维持“现状”（statusquo）更从而推进之，就变成其后一阶段英国对华政策的重心了。

    7.7	英帝政策的蜕变与法帝的“非洲模式”

    长话短说。自一八六〇年的〈北京和约〉到一九〇一年，结束“八国联军”的〈辛丑条约〉之签订的四十年间，大英帝国对华政策的纵深发展，竟逐渐从一个面目狰狞、吸血吮髓的母夜叉，变成一个捍卫中国“主权独立、领土完整”的强有力的保母了。虽然在此期间它还是强夺了缅甸（一八八五）、“租”占了威海卫与九龙（一八九八），但是较之俄法日之贪婪横暴，则真是“盗亦有道”了。九十年后又有谁知道，那原先囤集鸦片、包庇走私的小岛香港，竟然变成百万人民捍卫民主人权的圣地；原先面目可憎的帝国主义之鹰犬，如今却变成港人折槛攀辕、望碑堕泪的循吏贤宰呢？我们对英语民族的政治修养，和统治艺术，真要脱帽致敬。这也是他们帝国主义幻觉论者最强有力的理论根据吧？！

    英国对华政策之演变当然都是以“大英帝国的永恒利益”为出发点。但是不论进退，它都能发而中节，正如丘吉尔所说：“杀人也要杀得客客气气的嘛！”不像其他帝国主义，尤其是俄国与日本那样的恶劣作风。

    再说说法国。法帝国主义在清末中国所扮演的角色，原是个百分之百的“殖民主义”。它的模式便是瓜分后的非洲模式之延续。在十九世纪的非洲，欧洲各帝国主义国家，分别建立其殖民地。分据之后，彼此壁垒森严，互下相让、势同敌国。一旦欧洲本土有矛盾，则非洲亦矛盾随之。此即法人强占安南（一八八五）及广州湾（一八九八）之后，向广西、云贵延伸之意图也。其后德人之占领胶州湾，据青岛（一八九八），以山东为“势力范围”（sphereofinfluence）亦属此类。

    至于俄国，其入侵中国之方式与性质，则又为另一型态。

    7.8	疆土帝国主义的俄罗斯

    前节已言之“欧洲扩张主义”原是人类历史在“现代阶段”（TheModenEra）的时代现象。欧洲扩张主义者之向东发展原有海陆二途。上面诸节所述原是以西葡两国作急先锋，以英美两国压阵的“海上帝国主义”；而取道陆路东侵的帝国主义，就只有俄罗斯一国了。

    以基辅（Kiev）为中心的中古时期的俄国，原是一个以斯拉夫民族为主体的，极其落后的北欧小国。一三四〇年（南宋嘉熙四年）基辅为蒙古远征军所破。其后沦为蒙古帝国之附庸凡二百四十年。至一四八〇年（明成化十六年）始摆脱蒙古统治，恢复独立。然在此二百四十年蒙古统治期中，此一原为不东不西之小国，却学到一些既东且西的统治技术。其尤要者则为蒙古治下之极权政府也。因此俄国恢复独立后的第一位沙皇“恐怖伊凡”（IvanTheTerrible），即为当时世界上凶残至手刃太子的最恐怖的统治者。俄民斯时亦因久受蒙古之恐怖统治，一旦恢复独立，也就追随其恐怖的统治者，作最恐怖的扩张主义之反弹。其西方因受阻于强有力而更开化的西欧诸强，俄帝就只有疯狂地向东推进了。斯拉夫原为北欧之一弱小民族也。孰知一旦野性爆发，不数十年竟翻过亚欧交界之乌拉山（UralMountains）而成为中亚与西伯利亚（Siberia）之第一号煞星了。Siberia者即鲜卑利亚之转音，我国西北边陲内外少数民族之故乡也。这些“少数民族”原即是一些逐水草而居，随季节迁移，每年南北转徙千余公里的游牧民族。本身虽极骠悍，若无大单于为之统一，则亦各不相属；甚至彼此忌嫉，予入侵者以可乘之机，各个击破。

    俄人东侵时，其武力虽不过数百人至数千人，然其拥有现代火器，以故“各个击破”之实力极强。而俄人扩张之时其残酷程度可能在西欧各海盗国家之上。其杀人灭族、奸掳焚掠，甚至烧烤人肉佐膳，亦时留记录，有案可稽。笔者族叔唐盛镐博士精通俄语，彼自俄国革命后所公开之沙俄档案中，翻阅有关史料，读之真骇人听闻，不堪想像。所以沙俄东侵百余年，鲜卑利亚真被它杀成一片血海。所幸于十七、八世纪时，中国清室崛起，而康雍干三朝（一六六二～一七九五）本身固亦为一强大之陆上帝国主义也。以故于十七世纪之末，俄军东侵至外兴安岭之西麓时，乃为强大清军所遏阻。一战之下，陆军挫败，乃有中俄〈尼布楚条约〉（清康熙二十八年，公元一六八九）之签订。该条约之主款厥为两强以外兴安岭为界，划疆而治。俄人之陆路东侵至此乃告一大段落；双方相安无事者凡一百七十年。直至一八六〇年（咸丰十年），英法联军攻破北京，俄人乃撕掉〈尼布楚条约〉，进占我东北，强据我海参崴，改名俄属“镇东港”（俄语Vladivostok，即镇东二字之组合也），从此为患北方，至今未已。

    然俄国自沙俄迄苏俄俱为生产落后之国家，在清朝与中国贸易，除大量皮毛之外，亦无太多进口货物，故其对华贸易兴趣不大，而所重者领土也。所以俄帝于晚清末叶为一单纯的土地帝国主义（territorialimperialism），较之英国之十项全能，逊色多矣。但是在英法联军之役，彼竟能趁火打劫，不卖一弹而尽占我东北，并及外兴安岭以东之整个西伯利亚；且乘势穿越白令海峡而尽占阿拉斯加（Alaska），与自加拿大东来之大英帝国主义短兵相接。俄人自知不能守，乃贿通美国参众两院，以七百二十万美元之廉价（约五分钱一顷）售与内战后之美国，然其以非法武力强占我之东北全境却寸土不还。

    余读咸同两朝之《筹办夷务始末》，见满清疆吏向北京朝廷之告急文书，纵在英法联军推向北京炮声正浓之时，其篇章亦以来自盛京（今沈阳）为最，足见俄帝趁火打劫之急切也。

    俄国对华疆土之兼并，自彼得大帝（PeterTheGreat，统治俄罗斯四十三年，一六八二～一七二五）至史达林（统治苏俄三十年，一九二四～一九五三），初无稍变。东起海参崴、西迄伊犁，两国疆界绵长五千哩，俄人总是虎视眈眈，伺隙而动。其志在兼并整个满蒙与新疆，证据斑斑。我国近代史家每举唐鲁岛梁海、江东六十四屯、与伊犁等小区为例，真是小看了北部邻家。北邻之大志固在中国长城以北之整个满蒙与新疆也。

    此种帝俄对中国之侵略远景，受祸最大者固为大清帝国，然清廷至此如能保住北京禁城，已属难能，对边疆、对藩属也就顾不得许多了。俄帝窥边、清室无能，乃鼓励了东邻日本之入寇。

    7.9	日本的“欧罗巴社会”

    日本在近代东方之崛起，是历史上一个奇迹。其崛起后竟能踵随欧美诸强，侵掠中国，成为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黄色帝国主义，而其凶残则较诸白色帝国尤有过之，此理殊不易解。

    再者，日本文明原为大陆上汉族文化向外扩展之边缘，而此边缘文化于近百年中竟能反噬其母体，其母体文明又表现得若斯之颟顸不可救，则尤使史家茫然也。

    胡为乎而然呢？在诸多解说中或以社会型态说较为可信，且为读者试释之。盖古日本文明原甚落后，隋唐以后，僧侣学子群访长安，日本社会制度才开始汉化。然汉唐文物典章如中央集权文官制、考试制度、征兵制度、家族制度……均未必适合岛居小国。日久变质乃与中土原制各行其是。如中国之文官制、征兵制，原均为代替世袭制而设计者，日本试行之，中央集权未成型，反而助长诸侯世袭，军人职业化，而架空了中央，所谓藩幕是也。说者以日本明治维新前之社会结构，实与西欧封建末期之社会结构，极为相似；而此一相同之结构则为欧洲“产业革命”（IndustrialRevolutioan）之温床也。日本既有此温床，蓄势待发，因此一经与西欧接触，符节相合，一个东方产业革命乃应运而生矣。此一“欧罗巴社会结构”说，颇能道其契机，故为读者述之。至于我国传统社会之结构则为单纯的“亚洲式社会”（Asiaticsociety），故与欧式经济发展，殊嫌凿枘不投。笔者于上篇曾详释之。幸读者贤达审阅而惠教焉。

    日本既以社会型态之偶合，盆之以明治时代之开国精神，心物两健，不旋踵乃崛起为侵华最后起之帝国主义矣。甲午（一八九四～一八九五）“中日之战”后，割我台湾，奴役朝鲜，进窥南满，中国之外患遂益形复杂，而英国在东亚大陆上之“维持现状”政策，也就更难“维持”了。

    7.10	所谓“势力范围”的因因果果

    我们如把满清末季英国对华政策再稍作回溯，便知英国这一“纵深发展”的政策，盖有三个不同性质的阶段（不像俄日两国的侵华政策前后不变，一竿到底也）。

    其第一阶段便是统治印度之后，乃把中国看作印度第二。此一阶段之发展，以一八四二年〈南京条约〉之签订及其后数年为巅峰。在此阶段中，英国对美法俄诸强均嫉视殊甚，而其他列强亦以牙还牙，视为公敌。此亦欧洲纠纷在亚洲之余绪也。

    第二阶段则自一八五八年“亚罗船事件”（TheArrowIncident），掀起“第二次鸦片战争”始，直到一八九八年“义和拳”之蠢动而告终。在此四十年中，英国在华与诸列强之关系则为政治妥协、经济领先，甚或独占（如鸦片、如航运）。以故在此阶段中“维持现状”实为英国对华政策之中心思想。然此一思想至一八九八年终成泡影。盖此时大清帝国“气数已尽”，举国瘫痪、振作无力；而欧美诸强之扩张主义却如日中天。——原本隔洋观火的美国，竟于此年无意中击败西班牙而取得了菲律宾，一夕之间竟也变成远东的贪婪一霸。巧的是笔者那位欢喜搞“以夷制夷”的贵同乡李鸿章，秘密与沙俄勾结以抗日本，亦于此年把旅顺、大连二港租给了俄国。俄帝得此二港囊括了满蒙，便野心勃勃地把长城以北的中国领土宣布为俄国的“势力范围”，不容他国染指了。俄国此举侵犯中国主权问题不大，可是它也侵犯了英国的经济利益，弄得英国在中国长城以北，路不能修、矿不能采、鸦片也不能卖，损失不赀，那就玆事体大了。

    更巧的则是我们一向好勇斗狠以“响马”闻名全国的山东老乡，也于这时打毁了一座德国教堂。好个借口，德国一下便冲入胶州湾，占领了青岛，宣布山东省为德国“势力范围”。德法邻居，法国岂肯后人，也一下霸占了广州湾，西南中国也就变成法国的“势力范围”。福建面临台湾，日本也就当仁不让了。

    这样一来，原以整个中国为其势力范围的英国，不免慌了手脚。它赶紧占了九龙，以巩固其香港老巢；再一步使拿下威海卫以对抗沙俄。但是威海卫在“德国势力范围”之内，为联德防俄，它又不敢冒犯德国，否认其在山东的“势力范围”。它自己也想宣布长江流域为“英国势力范围”，但是长江流域早已华洋杂居，有范无围。并且比起中国全境也范围太小，损失太大，心有不甘。所以一八九八年的英国真惶惶如丧家之犬，不知如何是好。最后忽然灵机一动，找出个办法，便是干脆不承认“势力范围”这一概念的存在。但是它自己势力范围之内的利益，又不容他人侵犯。矛盾重重如阿是好呢？幸好英国政客都有优良的“巴厘满训练”（Parlimentariantraining），长于言辞，精于辩论。因此殖民大臣张伯伦（JosephChamberlain）乃有其面不红耳不赤，一针见血的精擘之论曰：“势力范围，从未承认；利益范围，从未否认。”（Sphereofinfluence,Wehaveneveradmitted;sphereofinterest,wehadneverdinied.）

    因此英国为维持自己的“利益范围”，则必须打破其他列强的“势力范围”。这一原则既定，长于辞令的政客乃把它取个名字叫做“门户开放”政策（OpendoorPolicy）。所以九十年前英美两国在中国所搞的“门户开放”和邓小平在目前所搞的“门户开放”，就大异其趣了。老邓的门户开放是因毛泽东“闭门造车”搞得民穷财尽，才不得已来个开门请客，迎接外资外援。而九十年前的“门户开放”，则几乎与中国政府无关。中国想管，洋人也不理会。他们的门户开放是不许侵华的各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势力范围，搞非洲式的瓜分运动，所以中国在此均势条件下，也不无小惠。至少可免于作真正的殖民地。

    可是英国当时要提出“门户开放”，多少有点心虚脸红。心虚者，它对它自己在华的殖民地如香港、九龙，它自己在华的势力范围如西藏，开放不开放呢？脸红者，设英国主动送出〈门户开放照会〉（OpenDoorNotes），收文者如此反问，脸红否耶？！

    所以“门户开放”这个世界近代史上有名的故事。其发动者实为英国，而英国政客不愿，也无此厚脸皮执行之，这样他就想打老美的主意了。美国外交家自开国以来便一直是志大堰夸、行动敏捷、满腹理想而从不老谋深算。加以此时美国在华也没有“势力范围”，更可不负责任。放言高论。因此一经伦敦策动，麦金莱总统（PresidentWilliamMckinley）与国务卿海约翰（JohnHay）便欣然同意，并一肩扛过。自此这项英国对华政策就变成美国的对华政策了。它为英国利益服务而英国还要装模作样，对这项“美国政策”，吞吞吐吐的作有条件之保留呢！笔者走笔至此，不禁喟然有感。我想中国的外交家，尤其是邓小平以下大陆上那些老八路，真要多读点英国史，才配上枱来打点国际麻将啊！

    以上所述英国这几招漂亮的手法，便是它在晚清对华政策的第三个阶段了。

    7.11	海约翰搞“门户开放”的闹剧

    海约翰自承担了“门户开放”这宗天降大任，他便认真的草拟了一篇〈门户开放照会〉，于一八九九年春正式有技巧的先后分送各列强。这照会强调三项要点：一、中国领土完整（territorialintegrity）；二、主权独立（statesovereignty）；三、列强利益均沾（equalopportunity）。这项照会发出去之后，有关列强不久也就批准了，或有条件的批准了，而使此一历史事件，永垂后世。虽然它并没有正面解决任何问题。原因是建议人却也是违议人（如英国），执法者竟也是犯法者（如美国）。英美尚且如此，其他列强的口是心非就更无论矣。

    美国为什么要执法犯法呢？盖海约翰承担大任之初，只知道美国本身在中国并无势力范围，所以心雄嘴硬也。但海氏初未想到，在美国占领菲律宾之后，自己也变成肮脏自私的帝国主义之一了。他如以门户开放三原则为借口，不许那后起之秀，雄心勃勃的日本向朝鲜和满南侵略，则日本小鬼就要南下马尼拉了。言念及此不觉涔涔汗下。为著保护菲律宾，白宫主人把心一横乃与日本再签两造密约，便把整个门户开放运动出卖了。因此这位“门户开放”先生，在历史上虽然大名鼎鼎，但是自始至终只是一场闹剧而已，未成气候。再加上一个昏瞆无知的叶赫那拉老太太，在此紧要关头，幽囚了儿皇帝之外，又搞出一幕更荒唐的闹剧什么“刀枪不入”、“扶清灭洋”的义和团来，事态就更不堪设想了。四年之后，日俄两个帝国主义竟集重兵数十万，在我东北大打其“日俄战争”来。这一打则什么“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利益均沾”，便啥也没有了，门户开放主义也就寿终正寝了。

    不过天下事总是有其两面性。门户开放虽然失败了，它在列强之中却反应出一个列强“均势”（balanceofpower）的局面。任何强权在诸强相互牵制之下，为非作歹，都要三思而后行。满清政权就仰仗这点均势，又多活了十年。否则，如中国真的被列强瓜分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也就搞不起来了！

 第8章 论“转型期”与“启蒙后”

    人类是动物之一种。

    按“社会行为”来分类，则动物又可分为群居动物和非群居动物两大类。

    像黄蜂、蚂蚁、鸿雁、企鹅、鸽子、海狗，乃至马牛羊和狼犬等等皆为群居。它们必须生活在一起。个体是不愿离群独居的，除非是被迫被诱而失去了自由意志。

    至于其他动物如狮虎、豹子、熊猫，乃至鹞鹰和龟鳌等等，则是非群居动物。它们多半是单干户，除交配之外，是各不相顾的。这是现代动物学上，研究“动物社会行为”所发现的很有趣而不易理解的现象。

    人类则是属于前一类的群居动物。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没有任何个人是可以真正地离群索居的。

    既然群居，则群居动物就分群而居。这在初民的社会生活上，便叫做部落生活。

    8.1	初民部落生活的特征

    但是人类毕竟是“万物之灵”。他灵的地方是他会利用经验来改善生活。生活的改善也不只是个体，它也包括整个的部落。所以在初民的部落之间，他们也就有优劣强弱之分。

    再者人类也是群居动物中，在社会行为上比较下流，可能也是最下流的一种。他们残酷自私、好杀好战好货，也无限制的好色。他们不但个体之间如此；团体之间也是如此。不但人兽之间如此，人人之间也是如此。不但异族之间如此；同族之间也是如此。原始宗教劝民为善，也是劝人如此行为的。

    因此现代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都发现，初民之间的部落战争是打不完的。部落之间不但没有和平共存的习惯，也没有和平共存的观念。强凌弱、众暴寡，是他们价值观念的基础，也是生存方式最重要的一部分。战争既然打不完，则彼此之间就必有胜负之分。有胜负之分，也就有了统治与被统治之别。这样发展下去就发生了不同型类的奴隶制度；再进一步，不同型类的封建制度，也就出现了。

    以上是初民社会中所发生的大同小异的现象。因为人总归都是群居动物之一种。人的“社会行为”是有其通性的，所以他们早期的社会生活方式，是有其类似之处。

    但是人毕竟是“异于禽兽”。在他经验累积愈多愈复杂的长期过程中，“性相近、习相远”，由于自然环境和文化传统之不同，他们的社会发展起来也就渐渐的南辕北辙，不是一个模式所能概括得了的了。

    8.2	“国家强于社会”的东方模式之形成

    试看我国古代社会的形式与发展，就有其特殊的模式，为其他文明所未尝有。

    我国在西周时代所形成的封建制，便是那个蒙古族中，武力较强、人口较多的姬姓部落以武力强加于其他落后部落的结果。文武周公强迫这些小部落奉周室正朔，服从周室规定的封建等级，向姬姓王室服兵役、劳役、贡献财货，甚或去掉其原有酋长，改奉“姬姓诸侯”为本部落的领导。——总之它是以半独立部落主义，作为当时政治社会的基层结构的。但是这个结构历时数百年，经千万场部落战争，彼此兼并的结果，到战国时代（公元前四〇三～前二五六）就无法积蓄了。迨秦始皇削平群雄，把东亚大陆统一成为一个强大的帝国，这种以部落主义为基础的封建制度，就彻底崩溃了。

    为著适应新时代的新需要，秦人乃根据他们原有的比较有效、更有进步意义的“秦制度”，从事一个全国性的改革开放和变法改制。这就是我们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上所说的“废封建、立郡县；废井田、开阡陌”了。前者是政洽改制，后者是经济开放，化公为私，根据供需规律，提高农业生产。

    这是我们中国——不是，是我们东方，政治经济制度的大奠基；也是我们东方民族，第一次社会生活的大“转型”——从一个高等群居动物的“部落主义”（tribalism），转上一个以自由农业生产为主的经济制度；和中央集权，而以高度科学化的文官制度为骨干的，天无二日、民无二王的宇宙帝国（universalempire）的政治制度。

    在这个新制度和新的生活方式之下，它继续不断的统一了千百个还生活在部落主义方式下的“少数民族”。把他们通统纳入一个“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的混合民族“大熔炉”中，去称兄道弟，共拜祖宗；同其安乐，也共其患难。各民族之间的畛域终于渐次消灭，而至于天衣无缝。

    这项诸民族不断融合，文化不断成长，而生活方式和政治经济制度却一成不变的观念与实践，竟历两千年而未稍衰。两百多年前雍正皇帝对西南少数民族实行“改土归流”，还不是“废封建、立郡县”的延续？两周之前，台湾刚选出的六位“山胞立法委员”，不也是这项民族融合的最新事例？

    民国初年在“五色国旗”——每色代表一族——之下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先生，反对“五族共和”这个概念，就是因为这个概念不符史实。纵然时至今日，中国境内还有“少数民族”五十个以上，则秦汉时代的数目不是十倍百倍而有余？“五族共和”哪能概括得了呢？

    所以“中国”不是像英法德义或爱尔兰、乌克兰那样单纯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汉人”（洋人口中的Chinese）也不专指某一特定民族。“汉”原是个地理名词，后来发展成一个朝代的名称而已。正如“亚美利加”原是一个人的名字，后来变成西半球两个大陆的名字；最后竟变为拥有数百种民族的“美国人”（Americans）所专用的共名。当年东亚大陆上的“汉人”正和今日北美大陆上的“美国人”一样，它并不代表某个特定的民族；它是千百种民族大融合之后的一个共名。只因融合日久，它终于使用一种共同语文，形成了今日所谓“汉语民族”。正如二次大战前后，那位十分自豪的邱吉尔所强调的“英语人民”（English-speakingpeople）一样，是个“书同文”的文化现象。只是到目前为止，那些黑白分明的“英语人民”，还没有真正地融合成一个“英语民族”罢了。

    我的老朋友张绥教授最近证明今日中国境内并没有个“犹太民族”。但是张教授也不否认犹太民族早日移民中国的历史。只是时历千年，犹太民族己与汉语民族融合得天衣无缝罢了。——这可能是三千年犹太移民史中极少有的例外。在一般情况之下，犹太人是绝少为土著民族所同化的。不过秦陵兵马俑不早就说明，远在两千年前，我们的国防军已经是一支不同民族的混合部队了吗？

    因此在两千年前，由汉语民族所推动的那一次社会“转型”运勤，原是一种自发性的、起自社会内部，而具有世界规模的社会模式大转型。推动这一转型的主观、客观、必然和偶然的千百种基因，是说不尽的。它和发生在西欧、北非、中东、南亚，结果完全不同的其他民族社会的转型程序一样，不是起于某一单纯的社会，或某种特殊的基因，而单线发展出来的一种所谓“历史的必然”。

    更具体一点的说，这次东方民族社会的大转型，是起于公元前四世纪中叶的“商鞅变法”，而完成于公元前二世纪末由汉武帝所落实的“盐铁专卖”。由这次转型，从封建社会转变到“国家强于社会”这一特殊模式的“宇宙帝国”，其后竟变成一种“定型”。一延两千余年，没有发生基本上的改变！——在这两千余年中，朝代兴亡、民族分合、文化盛衰、英雄起伏，生产升降、商业胀缩……千变万化，更是说不胜说。但是换人不换马，运行于这个定型之中的政治经济的组织原则，社会各阶层成员的生活方式，一般知识分子的思维逻辑、伦理与价值观念的社会基础等等，却稳如泰山，丝毫未动。根基既然屹立不移，则社会的上层建筑纵有剧烈的变动，也万变不离其宗。

    8.3	从“千年不变”到“十年一变”

    再把范围缩小来说。那约束人民社会行为的“三纲五常”，不但丝毫未动，就小到如“父母之命”的婚姻制度、嫡庶同居的多妻习俗、“守孝三年”的丧葬旧礼、“三考取士”的科举考试、之乎也者的晦涩文言、五言七言的旧体诗歌、载歌载舞的表演艺术、水墨为主的传统国画、千篇一律的宗教雕塑……乃至于痛苦呻吟的裹脚缠足，哪一项不是千年不变呢？

    生活方式不变，并不是说社会没有进步。其实两千年来，就科技发展来说，至少有一千年是“东风压倒西风”的。中国的“四大发明”不用说了，就是内外科医术、制瓷、缫丝、造船等，直至现代前期，中国都是领先世界的。但是科技之进步与生活方式之变化是互为表里的。从常理推测，或根据白种民族的历史经验，则科技进化必然会导致生产力的递增；生产力的不断上涨，势必要引起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动。从而产生出“资本主义”。但是在那国家强于社会的传统中国里，这种社会自然进化的力量，却克服不了本社会中已经制度化而早巳根深蒂固的社会惰性。这一惰性也就限制了科技在促进生产力方面的发展。相反的，它却发生了抑制生产力的反作用，而迁就其一成不变的传统生活方式。

    换言之，人工制造的社会惰性，为自然发展的社会生产力设限；自然发展的社会生产力有了极限，则生产力就不能促进社会本身作性质上的变化。如此一来，则社会发展的程序，也就就地打转，两千年不变。资本主义也就永远出不来了。

    但是话说回头，“不变”又有什么不好呢？因此我们的哲学家、思想家、宗教家、政治家，都没有觉得不变有什么不好。相反的，大家对现状不满，却认为是今不如古，变坏了的结果。把乌托邦、理想国，建立于四千多年前的尧舜时代，大家就里应外合地搞出一套完整的东方文化的体系来。——这个文化体系与“西方文明”、“中东文明”、“印度文明”、非拉的土著文明是截然有别的。他们分别发展，各具特性，不是任何单纯的社会模型或发展公式可以概括得了的。

    可是我们这个就地打转、千年不变的社会发展的模式，在十九世纪中叶，突遭冲击。既经冲击，我们这个“静如处子”的古老社会，忽然就“动如脱兔”的变了起来——简直是十年一变。一变则面目全非。女大十八变，一百五十年来，我们那个千年不变之习，一下就变了至少十五变。清末民初的古代不去谈了，就看蒋毛二公逝世后的最近二十年，海峡两岸各自在政治社会上的性质变化，就何止三变？

    慢说“三变”，就是一变——如台湾的“言论自由”和大陆上的“一国两制”，在传统中国都是一千年也变不出来的花样啊！读者可能不以为意，因为你“身在此山中”。我们搞历史的一翻历史书，就大惊失色了。

    两岸今天还在变啊！大陆上要变出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台湾要变出个“没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穷则变、变则通。变“通”了，则可以维持五十年一百年，甚至两千年不再变了。这就是所谓“定型”。变而未通，就只好继续变了。历史原是没有底的嘛！时间反正多的是。——但是生为“华裔”，我们总希望这个“通”和“定型”早日到来。

    8.4	“突破”与“转型”的规律

    反过来再问一句：中国历史原是千年不变的嘛！为什么一旦变起来，便十年一变，变得没个底呢？简单的说来，就是个“瓶颈”的问题了。文化和社会的发展都会发生瓶颈淤塞的现象。瓶颈一旦淤塞，则文化和社会的发展，就要像上节所述，只能就地打转，盘旋不进。永远冲不出瓶颈，则只有老死、横死或老而不死，带病延年，慢慢拖下去。

    这项冲出瓶颈的程序，在哲学上叫做“突破”，在史学和社会学上则叫做“转型”——由某种社会模式转入另一种社会模式，以图继续向前发展。可是不论“突破”也好，“转型”也好，二者都有“穷则变”的规律。换言之，也就是一宗文化或一个社会，当其面临崩溃，滑坡至山穷水尽之时，人心思变，它就变。相反的则是一个欣欣向荣的社会，或一个居高临下、傲视四方、自满自足的文明，它也不会庸人自扰，主动的去求变。把这一历史现象概念化一下，也可说是衰世文化就要变；优势文化则不变。

    变也有“量变”、“质变”之别。量变则是“改良”；质变则是“改制”。改制亦有文改、武改之别。文改则为“变法”；武改则为“革命”。革命亦有“毕其功于一役”的“一次革命论”；也有积小革命为大革命的“多次革命论”，也就是孙中山所说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大家慢慢革下去。

    试看今日美国。美国是以都市为灵魂的现代化国家。可是它今日的灵魂已变成匪窟、毒区、妓寨和相公堂（同性妓院）。它这个堕胎国家的社会，已被个人主义的滥用而频临崩溃的边缘。它如果不能实行一项彻底的“变法改制”，它这个“瓶颈”便永无突破之一日。但是美国佬如今忙于捍卫他们的“美国生活方式”（TheAmericanWayofLife）之不暇。他们的嬉皮大总统正为著“中国的人权问题”、前南斯拉夫境内和中东北非等地的“部落问题”忙得不可开交。他们怎会想到那些朝朝寒食、夜夜春宵的“美国生活”也急需搞个“变法改制”呢？我们这些外国来的旁观者清的教授老爷，偶在课室之内讲讲笑话，鼓吹变法改制，说得黑白学生起立鼓掌、欢腾一片，而我们的美国土生上司们，还以为你在危言耸听、鼓动学潮，要加以杯葛呢！本来嘛！一个正处于巅峰状况的优势文明，怎会想到它的灯红酒绿之间也已经暗藏杀机呢？美国今日之变不了法、改不了制的瓶颈，正和我国两千年不变的道理如出一辙。

    8.5	“汉族中心主义”与婆媳循环

    两千年来，我们的朝代嬗递、农民暴动，中原板荡、夷狄交侵，老百姓惨不忍言呢！但是我们这个“文化”却始终没有丧失它那自高自大、自满自足、居高临下、傲视四夷的崇高地位。——再用一个文化学上的术语来帮肋解释，这就叫做“汉族中心主义”（Sinocentrism）。我们这个滚雪球式不断扩大的“汉语民族”，常常被“四夷”、“五胡”打得灰溜溜，有时甚至血流成河、尸横遍野；我们皇帝对异族的统治者叫爸爸叫哥哥。被人家活捉去了，也不惜忍辱偷生，穿起女服务生的制服，向外族主子“青衣行酒”。

    但是奇怪，我们这个“汉族中心主义”却始终没有动摇过。君不见当十三世纪边疆少数民族的蒙古人入侵中原时，他们不是搞一蒙古二色目，把“汉人”打成三等公民？更不见他们把一向“以天下为己任”的汉族臭老九，排班在“妓女”之下，“乞丐”之上（所谓“八娼九儒十丐”）。但是曾几何时，元朝大皇帝不也要开科取士。满口文武周公的臭老九，不还是“四民之首”？

    总之，我们传统“中国”凌驾“四夷”的中心主义的观念，盖远在商周时代即已萌芽，至秦汉大一统之后而变本加厉。自此以后汉家制度在东方人的观念中就成为天下的通制。——什么君臣父子、贫富贵贱、男尊女卑、士农工商等等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人人视为当然。不用说明君贤相、公卿大夫不想去变动它，纵是被压迫阶级出身的私盐贩黄巢、小和尚朱元璋、贫下中农李自成、张献忠也不要去改变它。——满腹怨恨的媳妇，只想去做婆婆；做了婆婆，再去虐待媳妇。因此我们传统社会的发展，便在婆媳之间作恶性循环，兜了两千年的圈子！

    或问：婆媳之间为什么不能搞点“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保障人权”呢？

    答曰：这些文明概念，基本上与群居动物社会行为的通性是不符合的。杰弗逊说：“人人生而平等。”其实婴儿呱呱坠地，智愚两分、强弱互见，有什么生而平等呢？

    8.6	“自由平等”是社会力量平衡的结果

    平等是一种首见于西方社会发展经验中，两种社会力量相争而互不相下，结果和平共存、平等相处的结果。有平等才有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它们都是先有此社会经验而概念化始随之而来的。（笔者曾另有专篇详论之，此处不再多赘。）

    我国通俗笑话书上有一首打油诗嘲笑欢喜在墙上写诗的诗人。诗曰：“满墙都是屁，为何墙不倒？两边都有屁，所以撑住了！”

    所以所谓“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等这些现代文明的精髓，都不是什么神圣先知的告诫，或圣主明君的恩赐。它们是西方社会发展过程中，偶然出现的“两个屁撑住了”的结果。——而两千年来，我们“汉族中心主义”所发展出来这个“国家强于社会”的模式，则始终是个“一边倒”的模式。只是“一边墙有屁”，则一座平等之墙就永远不能出现，社会永远不能“转型”；宇宙观也就永远不能“突破”了。但是在我们这个古老的模式里，媳妇终有做婆婆之一日。小和尚也可做皇帝；牧牛儿也未始不可点状元……，社会也不无公平合理之处。胡适曰：不觉不自由，也就自由了。大家心安理得，也就无意求变了。

    马克思认为社会的发展是生产的社会关系变动的结果，至理明言也。但是马氏的老师黑格尔则认为群众的集体意志，也足以决定群众的集体行为。把他们师徒二人的智慧交互为用，则历史家对我们“汉族中心主义”两千年不变的认识，虽不中，亦不远矣。

    8.7	“十年一变”是“转型”的阶梯

    以上各节是说明我们东方“汉族中心主义”的宇宙观，何以数千年无法“突破”（breakthrough）；“国家强于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何以两千年没有“转型”（patternchange）？

    以下则要说明，我国“千年不变”的老制度，何以在十九世纪中期，也就是“鸦片战争”（一八三九～一八四二）以后，忽然来它个“十年一变”？

    君不见鸦片战后，不及十年（一八五〇），便出了个儒释道三妖通吃的洪秀全；再十年之后在政制上又冒出个两千年未尝有的外交部（总理衙门）；其后接踵而来便是李鸿章的洋兵洋操、康有为的君主立宪、义和团的扶清灭洋（一九〇〇）、孙中山的建立民国（一九一一）和胡适的全盘西化（一九一九）。差不多都是十年一变。而每一变都是传统中国千年也变不出的新花样。

    再看我们“五四”（一九一九）以后出生的这个“老辈”——打我们记事时起，不是每十年一个不同的中国？且看二九（国民党的统一和内战）、三九（抗战）、四九（人民中国建国）、五九（大跃进）、六九（林四文革）、七九（三中全会）、八九（六四）、九九（？）。——也不是十年一变，而且每一变都面目全非；每一变还不都是老中国千年也变不出的新花样？

    古语云：“宁为太平犬，不作乱世人。”笔者这一代便是不幸地生于这段人不如狗的乱世。跟着时代翻了七八个觔斗，被翻得家破人亡，还不知伊于胡底？幸存海内，哪家没有一本“难念的经”，偷生海外做“美国人”做“台湾人”，日子也不那么好过。

    痛定思痛，生为现时代的中国人，何以一寒至此呢？一言以蔽之，我们是不幸地生在中华民族史上第二个“转型期”中，而“十年一变”正是转型的阶梯啊！社会转型是痛苦的，是长期的——尤其是这个第二次转型。它不是自发的、渐进的。它是西方帝国主义欺逼之下，突发的剧烈的民族运动和社会运动。吾人亲身卷入这场浩劫，竟能幸存。套句四川话，也应该自庆“命大”了。

    8.8	“定型”和帝国主义的关系

    但是我们社会这个“第二次转型”，要转出个什么样的“定型”来呢？

    那样我们就得搜搜那些压迫我们转型的西方帝国主义的老根。笔者不学，不想效颦先贤再写一本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只是数十年来在多民族的大学课室里所说的话，而为各民族青年所能欣然接受者，再以汉语简述之，以就教于海内贤达耳。

    原来也以部落生活为基础的古代白人社会，最初在罗马共和，尤其是与我们东汉同时的罗马帝国的幅员之下，也有逐渐统一的趋势。不幸罗马帝国本身就始终没有摆脱部落的传统。西罗马帝国便是内亡于藩镇跋扈；外亡于蛮族入侵。西罗马既亡，西欧为蛮族（今英法德义人之祖宗）所盘踞，而此诸多蛮族虽终为天主教廷所统一，在精神生活上渐渐趋向于“行同伦”，但在政治组织上却四分五裂。直至九世纪以后，这些原始部落始逐渐进入略同于我国春秋时代的封建制。由封建时代他们也很快的进入一个相互兼并的战国时代。由于国际间的激烈竞争、生产力之不断增长，和中小城市之迅速出现，他们在战国末期也出现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现象，这在西洋史上便叫做“文艺复兴”（一三〇〇～一六〇〇）了。

    凡此种种，中古的欧洲和先秦的中国，在社会发展的程序上，都有其维妙维肖的相似之处；只是西欧较东亚要晚了一千五百余年就是了。

    可是在“封建后”（post-feudalism）的发展中，东西双方就完全南辕北辙了。在东方，我们形成了一个“国家强于社会”的大帝国。在这个模式里我们迂回了两千余年，未能突破，已如上述。在封建后的欧洲则出现了无数个“民族国家”——燕赵韩魏齐楚秦平等竞争的局面，而他们的民族王国之间，却始终出不了一个秦始皇来削平群雄、统一欧洲。

    就在这诸多民族国家竞争最激烈的时候，他们的航海技术也有了迅速的突破，使达伽马于一四九八年绕过了好望角直航印度，打开对东南亚的通路。哥伦布于一四九二年也发现了美洲。不旋踵之间，原先那些不见经传的欧洲海盗小国，一个个都变成向海外无限殖民、无限掠夺的大殖民帝国，吸血吮髓的赤裸裸的帝国主义。

    亚非拉的无限财宝，无限的良田沃壤，迅速的养肥了欧洲，刺激了生产，引起了工业革命，壮大了城市，也培养了迅速成长的城市中产阶级。它对上要架空王室、排斥教会、夺取政权、解放思想、争取自由。对中层的自己伙件，则要搞民主法治、公平竞争、按理出牌。对下层工农，则恩威兼施、禁止造反。……迅速地一个“社会强于国家”的模式，便在西欧各国出现了。资本主义也就随之而来。以此为基础的“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的宇宙观，也就囊括了世界。凡与这一宇宙观抵触的一切事事物物，不是“野蛮”（barbarian），就是“异端”（heresy或paganism）。非其种者，锄而去之。在这场疾风暴雨之下，这个地球就是“欧洲扩张主义”（Europeanexpansionism）的天下了。

    也就在这场疾风暴雨之下，古老中国的大门被英国的鸦片毒贩所冲开。那宗老弱无力而昏聩自大的“汉族中心主义”，就和来势汹汹而新兴的“欧洲中心主义”短兵相接了。

    8.9	向“欧洲中心主义”逐步让位

    众所周知的，中西文化一经接触，我们那经历两千年无劲敌的“汉族中心主义”就被摧枯拉朽了。因此一八四二年以后的中国近代史，便是一部“汉族中心主义”向“欧洲中心主义”的不断让位史。——也就是由传统中国的社会模式，向现代欧洲的社会模式让位的“转型史”。

    有许多现代史家，为顾全我民族的尊严（其实只是面子），乃把这段历史美其名曰“中国现代化运动史”。其实“五四”以前的中国现代化运动与西化运动本是一个铜元的两面。“西化”就是“现代化”啊！

    在这历时八十年的“西化”过程中，我们首先向西方让位的是以“船炮”开始的科技西化。魏源（一七九四～一八五六）所说的“师夷之长技”之谓也。在这项科技现代化的过程中，做得最起劲，工作最有成绩，失败也最惨的，要算是李鸿章（一八二二～一九〇一）和他的“北洋海军”了。

    可是纵在北洋海军全军覆没（一八九四）之前，通洋务、有学识、有眼光的中国知识分子，已看出科技现代化而没有政治现代化相配合是徒劳无功的。这群人中之佼佼者，要算是张之洞（一八三七～一九〇九）和康有为（一八五八～一九二七）了。但是张之洞毕竟是个做事谨慎而畏首畏尾的老官僚。他虽早已看出“西艺（科技）非要、西政为要”，他却不愿挺身而出，大力谋求政治改革。可是比张小二十一岁的康有为远在一八八八年就不顾一切，直接向皇帝写信，呼吁变法改制了。

    早年的孙中山（一八六六～一九二五）虽然也是个改良派（reformist），但是早在戊戌变法前四年（一八九四），他就已经看出旧瓶不能装新酒。要搞政治改革，就得“驱除鞑虏、建立民国”，推翻满清专制，彻头彻尾，重新来过。

    在清末这三位政改专家是一个比一个激烈的；一个比一个彻底的。也可说是“汉族中心主义”向“欧洲中心主义”让步，愈让愈多。到孙中山名下，简直就变成政治制度全盘西化，彻底转型了。

    但是他们三位先哲却拖著一条共同的尾巴——他们都不愿和这个古老的“汉族中心主义”一刀两断；而偏要婆婆妈妈地来个藕断丝连。

    张之洞搞的是“中学为体”，不必谈了。康有为鼓吹的分明是个英国模式的“君主立宪”，他却偏要搬出传统的“今文经学”作陪衬，以表示他所致力的“变法改制”，是“为往圣继绝学”，不是以夷变夏。

    孙中山本是领导我们搞政治全盘西化的华盛顿，但是他老来也偏要自认是“承继文武周公的道统”。什么是文武周公的道统呢？三纲五常？君臣父子？男尊女卑？贵贱有别？士农工商？子分嫡庶？婚有妻妾？……这样承继下去，哪还有什么“民国”呢？

    凡此并不是表示我们老一辈的思想家的“思想”不彻底。天下并没有什么“彻底的思想家”；甚至没个一思便不再思的思想家。尤其是政治思想家，他们都是他们自己时代的发言人。在上述三位老辈的时代里，我们的社会，我们“汉族中心主义”的宇宙观，对西方模式的让步还没有让到最后阶段。衰势文化对优势文化的让步，原是步步为营的，能不让就不让。它不被逼到山穷水尽、渣滓全销、无懈可击之时，它这个“对立面”只有被摧枯拉朽的份儿。它是作不出有效的反弹的。

    8.10	“对立”、“统一”和“阶段性”

    且套用一句黑格尔和恩格斯辩证法上的术语，一个“正”（统一，thesis）向一个“反”（对立面，antithesis）加压力，这个“反”只有到无懈可击之时，它才能发出有效的反弹，与“正”重行组合以产生一个“新的统一”（合，synthesis）来。

    再举个最具体的例子。在清末提倡西学最为激进的思想家康有为，他本人便有妻妾六人。有妻有妾在“汉族中心主义”和孔孟道统之中，都是名正言顺的。但是在一个优势文化的“欧洲中心主义”挑战之下，这位新人物就是个行同禽兽的异端和蛮族了。孙中山后来便在这项西俗挑战之下让步到底。也只有让步到底，我们今日才能向爱滋横行的西方社会，在性道德和婚姻制度上，作出有效的反弹，而再来个东风压倒西风。——此是后话。

    所以过去一百五十年我国的社会转型运动——不管你叫它“西化”也好，“现代化”也好——它都显示出清晰的“阶段性”，它从科技改革开始，进步到政治体制的改制；再从君主立宪的构想，通过“辛亥革命”落实到议会政府的实习。每一阶段都有或大或小、或明或暗的进步（也可说是对“欧洲中心主义”作更多更大的让步）。当然也有表面上或大或小的逆流，使人感觉到“民国不如大清”。

    不过这些十年一变的小阶段都是过渡性的。既然是遇渡性的，没有永恒或较长时期存在的属性，则每一阶段的发展就必然以失败结束。这也就说明了近一百五十年来，我国出了无数个“失败英雄”的基本原因。但是这种带有明显阶段性和进步性的失败，也正是成为引发和推动次一阶段发展的基因。如此生生不息，一阶段一阶段地向前推移。穷则变、变则通，终于推入其“最后阶段”，百川汇海，发展出一个百年，甚或千年不变的“定型”来。只有在那个“虽百世可知也”的“定型”形成以后，中国文明才能恢复它已失去的“优势”；才能有效地向现有的西方文明作“反弹”，而推动全人类的历史进入其“超西方时代”（ThePostWesternEra）。

    笔者作此妄语，是否是“国学大师”式的自豪自信，认为中国文明是世界之最哉？非也。只是我们东方社会这次“转型”己转了一百五十年。一百五十年的经验已替我们累积足够的数据（data）。就根据既有的数据，把“过去”看清楚，一个社会科学家不需有太多的“数学矩阵分析”（mathematicmatricalanalysis）的训练，也可据以推算“未来”，用不著像陈抟（？～九八九）、邵雍（一〇一一～一〇七七）那样去寻找超自然的象数了。

    8.11	从全盘西化到如何西化

    要言之，我国近一百五十年的“西化”（现代化）过程里，一九一九年发生的“五四运动”应该是个分水岭。五四之前我们的现代化运动的重点是“汉族中心主义”向“欧洲中心主义”被迫让位的问题。迨“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发生了，我们这个“让位”过程已在文化上一让到底——是所谓“打倒孔家店”也；是所谓“全盘西化”也。所以五四之后，已经不是应否西化的问题，而是如何西化和选择那样西化的问题了。“新文化运动”原是个“启蒙运动”，则继之而来的便是“启蒙后”的问题了。

    “全盘西化”之初次提出是惊世骇俗、全国哗然的，但是它也是势如破竹，当者披靡。读者今日可能尚有不服的。但是阁下与我都不妨对镜自窥，你我除掉黑眼球、黄皮肤之外，我们上自网球帽，分装发；下及洋袜、皮鞋，我们身上还有哪一点没有“西化”？西化原是个生活方式。试问我们自早晨起床，刷牙漱口，上班上学，到晚上看电视、穿睡衣上床；除掉拿筷子吃饭之外，我们的传统生活方式，还剩下几两？西化是个价值观念，是一种文化心态和教育内涵。读者试思，我们从九年国教到四年大学，我们学了一身本领，有几项本领是来自传统国故？有几项不是来自西方？我们连中国语文的教学，都彻底西化了。

    朋友，吾日三省吾身——我们的生活和思想，至今还有几项没有西化？呜呼哀哉，我们都早已“全盘西化”了。只是其来者渐，我们都不知不觉罢了——这种全盘西化的过程，只是五四以后的一代，才心服口服的啊！但是站在五四这个分水岭上，左手承先、右手启后来推动这项全盘西化的“启蒙大师”，我们就不能不公推胡适为首了。

    8.12	胡适的两大“突破”

    胡适（一八九一～一九六二）在这一阶段中的贡献，盖可归纳之为两大“突破”：

    第一，他突破了孔孟和儒家在“汉族中心主义”中所制造的瓶颈，而使“独崇儒术”恢复到先秦时代，群经与诸子平等的地位。这也就是把董仲舒以后，二千年来“被扭转的历史再扭转过来”。是一种文艺复古、文艺复原的文化运动。须知欧洲“文艺复兴”（Renaissance）的原义就是文艺冲开中世纪教会所制造的枷锁，而复希腊罗马之古啊！不破不立。现代的欧洲文明之崛起，“文艺复兴”实在是第一炮。胡适所领导的“中国文艺复兴”（TheChineseRenaissance），高唱“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在现代中国所发生的作用，也正是如此。

    第二，胡适更进而突破了“汉族中心主义”这项自我束缚的民族文化的瓶颈，而代之以“欧洲中心主义”的宇宙观。要中国民族文化的领导地位干脆让给洋人，以夷变夏。这是一桩放开小我，提高理智，极其大胆的“启蒙运动”（TheEnlightenment）；也是那原先发自十八世纪巴黎的欧洲启蒙运动之延续。欧洲的启蒙运动是文艺复兴末期，科学知识大跃进的结果。在新兴的科学（尤其是物理学、天文学、生物学和人类学）光彩照耀之下，那原先的“造物主”（Creator）上帝的权威，整个动摇了。

    可是上帝是今日所谓“西方文明”的总根；是白种民族安身立命不可一日或缺的精神源泉。上帝一旦不见了，则整个社会都要惶惶如丧家之狗，如何得了呢？所以他们在十八世纪这个所谓“理智时代”（TheAgeofReason），要把上帝、大自然和人类文明中新近才被解放出来的“理智”（reason）作个适当时安排。三造和平共存，相安无事，一个史无前例、光彩辉煌的近代西方文明，就在历史上出现了。

    胡适所领导的中国启蒙运动，也正是如此。它不是受科学发展的影响，而是受西方优势文明挑战的结果。在占绝对优势的西方文明挑战之下，我们那至高无上的孔老夫子的权威，也整个动摇了。

    孔二先生那个孔家老店，搞垄断贸易，已搞了两千多年，把我们消费者压惨了，所以胡适要率领红卫兵“打倒孔家店”。朋友，你纵使是国学大师，你说孔家店不该打倒？你纵是神学大师，在新兴的“进化论”的科学论证之前，你还要坚持“人是上帝造的”？

    不破不立。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不把孔家店打个稀巴烂，新的思想便无法生根。新的西方学理，就引不进来。

    “胡老师，本位文化真的就一无是处？”他的不疑处有疑的学生不免要怀疑一下。

    “哪个民族，能丢得掉他们的本位文化？”

    真的，十八世纪的欧洲丢不掉“上帝”；二十世纪的中国能丢掉孔子？把孔家老店要不顾一切彻底的破坏掉？孙中山不也说过“破坏难于建设”吗？打倒孔家店，只是个反托拉斯的运动，并不是要毁灭孔子。

    果然，旧文化、旧思想，落荒而去。

    新文化、新思想，就随著新的文化传播工具（语体文）排山倒海而来！

    去岁余访沈阳“帅府”，见壁上斗大金字，歌颂张少帅是“千古功臣”。这就是《汉书》上所说的“曲突徙薪者无恩泽；焦头烂额者为上客”的标准例子了。焦头烂额的张学良，怎能比得上曲突徒薪的胡适之呢？

    若论共产主义在中国之兴起，“千古功臣”应该是毛泽东的老师胡适之啊！

    8.13	水清无大鱼

    可是胡适对他自己在文化发展上所作出的成绩，和历史发展中所负的责任，却一辈子也未弄清楚。他一会儿西化，一会儿现代化，一会儿又是世界化。说了数十年，说得不知所云。

    记得四十年前，余尝把大陆上批胡之作，一篇篇地携往胡氏公寓，灯下与老师共读之，其乐融融。那些批胡之作虽多半都是“打差文章”，但亦不乏真知灼见的杰作。那时我尚年轻，遇有可诵者，我即以老师不牵鼻子之矛，以攻老师被牵鼻子之盾，和他认真辩难。适之先生为笔者所亲炙的最有容忍风度的前辈。但是他也是一位有七情六欲的老先生；我们师徒所见亦每有不同，而我学习的态度又十分认真——不被说服，即不愿苟同。所以有时老师也有几分恼火。他不喜欢一个学生，为一个有真知灼见的批胡者助阵嘛——这也是胡师很可爱而不矫情的地方。

    本来嘛！一位开创宗派和山门的思想家、哲学家和宗教家像孔子、老子、墨子、释迦、苏格拉底、耶稣、穆罕默德、马克思、杜威等等，他们成佛作祖，往往都是无意间得之；甚或出诸百分之百的偶然。他们生前也往往不知道自己“一辈子在搞些什么”？这句话就是适之先生亲口告诉我的“夫子自道”。老实说，这也是我这位弟子在“夫子自道”中，所发现的百分之百的真理。

    耶稣这个小犹太牧羊仔，生前哪知道他死后合搞出个那么伟大的宗教来；两千年后他的生日派对，还那样风光？穆罕默德根本是个文盲，造反有理，当了皇帝。但是他又怎知道他那些文盲之言，后来竟成为穆斯林文化的总根呢？

    以上所说的是宗教。再看比宗教更有力量的马克思。马老在一八八三年入土之前，就抵死不承认他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今日世界上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年老了，动不动就说他要去见马克思。真要见了马克思，可要当心老马的拐杖呢！

    总之，成佛作祖的思想家、宗教家，都是圣之时者也。他们是站在各自时代的尖端的智者和贤者。按照时代的需要，以言教身教来推动或逆转他存身的社会发展。但是他们思想和信仰的成长的程序都是复杂的；他们思想的效验与影响亦有赖于历史前进中的长期实证，因此水清无大鱼，人类历史上任何宗教和文化的巨人，其思想体系都是朦胧难辨的。他一旦捐馆，弟子信徒和新仇旧怨，就各是其是，各非所非。因此儒分为八，墨别为三，佛有十宗，回有两派，耶有百种，马有千家了。

    胡适这位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也跳不出此一通例，因此当他在逐渐向历史海洋下沉的今日，他的思想体系、学术贡献、影响大小、功过何在，也早就言人人殊了。

    而今而后，批胡者固早有百家之先例；而研胡继胡者，各觅师承，也寻之不尽了。

    8.14	“一国两制”和“半盘西化”

    再者任何思想家都是主观的；都具有强烈的排他性。不患不知人，患不己知也。因此他对他自己思想的历史背景很难有客观的认识；他对他自己加于将来社会的影响，也绝对不能逆料。——胡适也是如此！

    举个切实的例子来说吧：胡适言必称杜威，称了一辈子，为什么结果在中国反搞出个列宁来了呢？这是他所不能逆料，也不能提出合理解释的地方。但却是我们今日要提出的“启蒙后”（Post-Enlightenment）的问题了。

    须知我国历史上第二次社会大转型（从中世纪的东方农业社会的型态，转向现代西方工商业的社会型态），实始于一八四二年〈南京条约〉之签订。但是你可知道〈南京条约〉签订后的六年，一八四八年，欧洲又出了个〈共产党宣言〉（TheComunistManifesto）？

    〈共产党宣言〉意味著什么呢？〈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是“欧洲中心主义”分裂的开始。远在文艺复兴的初年（一三〇〇以后）和宗教改革的高xdx潮（一五二〇），欧洲的文化与思想，区域性已十分显著。在十九世纪中期欧洲中心主义开始分裂时，多少也是按老区域划线的。

    不幸的是当欧洲文明日趋分裂之时，也正是我们中国西化运动逐渐加深之日。结果呢，就在我们决定搞全盘西化之时（一九一九的五四运动），也正是他们彻底分裂之日（一九一七的十月革命）。

    试问我们搞“全盘西化”的启蒙大师们（胡适和陈独秀都是），现在“西化”一分为二，你们也只能搞“半盘西化”了，你搞哪一半呢？

    胡适选择了杜威。

    陈独秀选择了列宁。

    两位老友分道扬镳，《新青年》也就变质了，“启蒙后”中国也就一分为二，“一国两制”了。——一国两制是从一洲两制开始的。

    所以“一国两制”不是邓小平发明的呢！它是胡、陈二公根据“一洲两制”首先搞起的。只是胡、陈的模式是个你死我活的模式：“既生瑜、何生亮”的模式。邓公的模式则是个和平共存，“你死我做和尚”的模式罢了。

    朋友，不是瞎说吧！七十年来的中国悲喜剧，便是列宁的“半盘西化”和杜威的“半盘西化”在中国斗争的结果。一九四九年列宁把杜威打败了。这项胜利的代价，据中国之友的史诺先生所作的最低估计是人头六千万颗啊！其后三十年发生在大陆上各项政治运动，还不是解放前“一国两制”斗争的延续？只是到一九七八年“三中全会”之后，邓公才把这桩“扭转了的历史，再扭转回来”。

    胡适之和陈独秀搞一国两制，一分为二，分了七十年。如今在邓氏指导之下地下相逢，又可以合二为一，再办其启蒙后的《新青年》了。

    8.15	也是“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

    近十五年来，海峡两岸社会转型的速度是惊人的啊！按我们在海外所能读到的数据，十五年前从零开始，大陆上的私营企业中，个体户今已增至一千四百万单位；集体户亦有六百万之多。其他如外贸的发展和总生产的累积，人均收入的提高，都是史无前例的。

    笔者在资本主义国家教授资本主义历史，前后凡四十年，如今翻翻陈旧的教科书，对比一下手头崭新的数据，我还没有发现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曾经有过像今日大陆上经济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呢！我应该告诉我的学生们，这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呢？还是“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呢？按社会科学的定义，它应该是后者。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远景来看，则二者都无不可。

    但是如此发展下去，中国就不姓“社”了吗？非也。君不见美国在十九世纪末季的“镀金时代”（TheGildedAge）搞了一段很短的金权政治之后，一进入本世纪，它的资本主义就开始修正了？二次大战后，美国已吸收了社会主义国家许多主要的优良制度，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福利国家。美国将来的问题是在社会道德之崩溃，和法律制度之瓶颈。它自动调节的经济制度，无膏肓之疾也。

    所以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发展，大陆经济如不节外生枝，则问题不大，而且顺利发展，必能合二为一，融社资于一制；拉平沿海与宝岛的差距，而引导两岸的政治合流。

    台湾今日“金权政治”的发展，原是一百年前美国“镀金”的模式。等到黄金不能左右选票时，它就会烟消云散。

    因此今日海峡两岸的前途多半仍决定在大陆。大陆如经济与政治平衡发展，则一百五十年来的“转型运动”，很快就会合二为一，进入“最后阶段”。制度出现“定型”，则百年盛世，东风压倒西风，也是预料中事，不算是什么奇迹了。

    不过，将来社会的定型，今日在地平线上虽已颇见端倪，但是历史发展毕竟因素繁多，中途转向，再兜几十年的圈子，也不算意外。只是当前两岸掌舵者能多一分远见，少一分私心，则最后十里应该不难渡过。只是行百里者半九十，翻车多在家门前，究不应掉以轻心罢了。

    8.16	“启蒙后”的显学

    本篇之作的原始动机，是为吾友欧阳哲生教授的大著《胡适思想研究》，写篇序文。如今下笔万言，未提欧阳一宇，岂非离题千里哉？笔者之所以如此做者，正是看中吾之小友这篇论文的重要性，所以才不愿草率下笔，敷衍了事。

    我个人觉得，胡适思想研究，今日在海峡两岸既已逐渐解禁，按照压力愈大、弹力愈大的力学通则，它今后必成显学无疑！杜甫大师说得好：“汝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胡适是中国文化史上照耀古今的巨星，岂是暗探特务所能禁绝得了的。

    但是“胡适研究”这门显学，在下世纪的发展，又有个什么样的趋势呢？

    记得往年胡公与在下共读海峡两岸之反胡文学时（那时在大陆上叫做“反动学术”；台湾叫做“毒素思想”），胡氏未写过只字反驳，但是也未放过一字不看。他看后篇篇都有意见。只是当时没有袖珍录音机，我没有把话录下就是了。大体说来，他对那比较有深度的文章的概括批评，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胡适是位很全面的通人兼专家。他的专家的火候往往为各专业的专家所不能及。所以各行专家如只从本行专业的角度来批胡，那往往就是以管窥豹、见其一斑。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就为通人所笑，认为不值一驳了。

    最糟的还是胡适死后，他的遗嘱执行人年老怕事，任人乱挑学术大梁、妄下雌黄，不特使佛面蒙尘，也把个活生生的博士班导师，糟蹋成“春香闹学”里的学究，实太可惜。

    这些都是文化史上的不幸，今后不会再发生了。可是新兴的胡学又将何择何从？

    有一次在他公寓里，我记得胡氏兴致甚好，向我大谈民国政治。他表示对“民初国会”之失败深为惋惜。因为那些议员“都是了不起的人才”。他又对国民党没听他话去“一分为二”，表示遗憾。否则中国当时不就有两党制了吗？

    听后，我嬉皮笑脸的反驳他说：“胡老师呀！您提倡的抽象学理，无一不对；您所作的具体建议，则无一不错。”

    胡公闻言颇为光火，大骂我“胡说、胡说”。但他还是留我晚餐，餐后还和我这位学生清客聊到半夜。

    我当时所说的虽是冒犯座师的一句戏言，但是四十年后反刍之，则觉学生之言，未始没有三分哲理。盖“抽象学理”每多出于智慧，可于参禅打坐中求之；而“具体建议”若无长期“实验”安知疗效。这原是“实验主义”之精义嘛！

    至若“多谈问题，少谈主义”之实验主义的抽象学理，岂非“黑猫白猫”哉？微黑猫白猫，焉有今日一千四百万之个体户？

    余访大陆城乡，闻工农传语，今日之“万元户”只算“贫农”；小康者以十万元起码也。今岁春节，举国爆竹喧天、锣鼓动地，恭禧发财，万众欢腾，真是黑猫白猫不出，如苍生何？但是黑猫宗，实胡学之正宗也。邓子之徒或有异言曰：吾党“有中国特色之社会主义”也，与胡适河有？曰：无伤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不是“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两者究有什么区别？申韩法家岂非儒生荀卿之徒？儒法既是一家；国共又何分轩轾。分久必合，此其时矣。

    以上所说的实是石破天惊的胡学回潮的大事，然究系有质无名。可是有实有名的胡适研究亦已在大陆每一地区崭露头角，而这一新阵容竟以青少年为主。盖大陆上老一辈的胡学家已所余无几，而五四以后出生的中生代知识分子，则成长于一个“大陆不知胡适，台湾不知鲁迅”的沙漠时代。他们虽经恶补，亦难知三昧。盖胡周二人在此时期都被曲解。去其脸谱，重识真面目，至不易也。可是出生于胡适死后（一九六二）的这个新生代的中国知青，就不同了。他们有自由意志、安定环境和求知的欲望和训练。他们如今阵容之大，排山倒海而来的声势之猛，真使老辈瞠目结舌。一个新的中国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正山雨欲来。一种很快就要向西方倒流的东方新文化，正在起步。此非笔者哗众取宠；实是在大洋三岸兜了几十转的实际心得！试看大陆上的社会科学院一处即有研究人员六千人。生活虽苦，个个都在孜孜不倦，埋头钻研。统治者如停止文字狱，对学术自由不加干扰（现在差不多已是如此），让他们各自成家，那还得了！我辈偷生海隅，老大徒伤悲的陈腐高知，面对此一阵容，真有滴水被卷入钱塘巨浪之感。——这也是我对我的小友欧阳哲生博士特别看重的道理之一。

    8.17	吾友欧阳哲生博士

    欧阳还是一位年未而立的青年，但是他这本优秀的博士读文已使他超迁而升任至少三十七岁始能担任的副教授。前年在两岸胡学论文竞赛中，竟然在胡学老巢的台北也压倒群雄，高挂榜首。我们算是有缘，在海外一次胡适思想研讨会上不期而遇。读其文、执其手、观其人、听其言；一表青年俨然又是一位小胡适。

    哲生要我替他行将出版的博士论文写篇序。我虽是个无事忙，也自觉不能不从命。哲生是他们这一代（胡适逝世后才出生的这一代），以自由意志而研究胡适，我所认识的第一人。他这本书也是他们这一代扎扎实实的第一本书。作者今后至少还有六十年的著作时间。十本八本更有分量的专著会接踵而来。在他背后，我也知道更会有几百几千和他类似的青年学者，相率出现。在他们推动之下，胡适学将有一番光辉灿烂的新天地。对他这本处女作作锦上添花的推崇或吹毛求疵的批评，都是不必要的。重要是他这第一本书，在这个启蒙后胡适学中所占的位置。因而我不想写一篇无关痛痒的序文。我想趁此机缘来谈谈我们这一辈对胡适的看法——胡适的出现是有个什么样的时代和文化的背景；在这一时代和文化的背景之中，他又起了些什么作用，把中国文明又推向另一个新时代。

    胡适是个很全面的人。各人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去观察他，他是“横看成岭侧成峰”的。我只是提出我的看法以就教于方家，尤其希望青年的这一代的朋友们能对拙见有所匡正，那就是抛砖引玉了。

 第9章 胡适的大方向和小框框

    任何思想家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他的出现是有其时间和空间的背景的。胡适当然不能例外。所以我们要研究胡适，首先就是检讨他在“中国”（空间）这个特殊的“历史”（时间）长河里的位置；然后才能讨论他在这段历史河流中所发生的作用。

    9.1	李鸿章的惊叹，汤恩比的茫然

    李鸿章以前曾说过，他所处的那段清末的时代，是中国“二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也”。为什么现代中国之“变局”为“二千年来所未有”呢？我们试为李言作注，大致可以这样说：我国自秦汉而后，二千余年的历史之中，我们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经济运作的方式，乃至文化的内涵和价值标准的厘定，一脉相承，实在没有太大的变动。可是这个一成不变的国家组织和社会型态，相沿至满清末季，忽然大“变”特“变”起来。这一“变局”，震撼了首当其冲的国家决策人李鸿章，所以他才认识到此一“变局”为中国二千年来所未有。至于这一“变局”之发生，究竟是个什么性质呢？这一点不但我们的李中堂不懂，连那位被学界恭维为史学泰斗的汤恩比大师，也为之茫然。

    汤恩比说，中国文明自秦汉以后就“僵化”了，停滞不前了，没进步了。为什么停滞不前？汤氏就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甚至胡说一通了。至于李鸿章，他一不通马克思主义，二不懂现代社会科学，说不出所以然来，就更为傻眼了。

    9.2	中国历史上两大“转型期”

    再追根问一句，清末这个“变局”，究竟是个什么性质呢？说穿了，这个“变”原是一种社会“转型”的变动，而这个“转型”之变，在中国近两千年来的历史上，只发生过两次——一次发生在古代的公元前二、三世纪，另一次便发生在李鸿章和我们所生活的现代了。

    发生在我国古代的社会转型期，实始于东周之末，而终于秦皇汉武之世。一“转”数百年，才又产生出另一“定型”来。一“定”两千年，直至清末，才又开始作第二次的“转型”。李中堂不明此道，才为之惊叹不置。

    要知道第二次是如何的“转”法，我们得先看看第一次是怎样变动的。

    那发生在古代的第一个“转型”，转变了些什么呢？长话短说，主要的有下列三项：

    一曰废封建、立郡县也。“封建制”是初民“部落主义”的滥觞。“郡县制”则是更高一级的，中央集权的大帝国中的文官制度——清代中叶中央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施行“改土归流”的政策，便是这一转型的零星的延续。清末大臣且有主张把属国朝鲜“郡县化”，事实上也属于这一类。今日北京的人民政府，对西藏内蒙的政策，也是变相的“废封建、立郡县”。

    由封建到郡县的“转型”原是人类政治管理上的一大进步。

    二曰废井田、开阡陌。井田是土地公有制或国有制。“开阡陌”则是开放国有土地，任民买卖。化土地公有为私有。此一演变早见于东周之初。至秦孝公时，始为商鞅所落实。商君之后，一沿两千年，至二十世纪五〇年代，始为毛君土改所逆转。王莽当年亦尝试行类似的逆转土改。土改未成却把自己的脑袋搞掉。

    土地公有和土地私有，孰优孰劣？大家去见仁见智吧！

    三曰由百家争鸣，转变为独崇一术。秦始皇所独崇的是法家；汉武帝所独崇的即是儒家。哲学不同，独祟则一也。至于处士横议、百家争鸣，和罢黜百家、独崇一术之间的是非优劣，吾不愿主观地评论之。此地只说明这个“转型”的事实罢了。

    我国古代的国家和社会就为这三椿小事而“转型”。一转敷百年，死人千万，才转出个大一统帝国制度，这个中国特有的“定型”来。此一固定的型态一延两千年未变。到清末才再度转型，面对此二千年所未有之变局，李鸿章就为之张目结舌了。

    第二次“转型”要转出些什么来？

    我国古代的第一次“转型期”，大致延长了三百年，才转出一个农业大帝国的“定型”来。根据这个定型，我们再作第二次“转型”，又能转出个什么样的“定型”来呢？将来的“定型”大致也不会超出三项主要原则。这三项应该是：

    第一，化君权为民权也。这一转变，李鸿章不及见，而我们今日则看得很清楚。因为这一政治权力的蜕变是层次分明的。从满清大皇帝、老太后，传子传妻的绝对权力，通过袁蒋毛三公掌权的不同形式，直到邓小平今日的“垂帘听政”，到李登辉的三权互制。如今己转了八十年。可怜的“转型期”中的中国老百姓，虽然被他们“转”得死去活来，但是君权递减的现象，还是很明显的。何时才能“转”出个民权的定型来，今日虽尚未可期，但是趋势倒是很值得乐观的。

    第二，化农业经济为工商业经济也。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生产方式是前一期的定型。今后的生产方式，当以工商业为主流。社会经济一变，则百事随之而变。自李鸿章开路矿造洋船之后，我国经济向工业化变动，已有百年以上的历史，而成绩不著。时至今日，此一社会“转型”在台湾已立竿见影；而大陆还在摸索之中。中国大陆上的经济今天基本上还未脱离以农为主，则其党政制度便无法摆脱中古的老套。何时始能定型，吾不知也。历史家只是看戏的，不是演戏的。所以只有等到大轴戏落幕，才能写戏评。

    【附注】本篇落笔于一九九一年，预料大陆经济也会“起飞”，初不知其起飞若是之速也。（作者补注于一九九八年一月二十四）

    第三，在文化发展上化控制思想为开放思想也。文化的发展原是与社会经济制度同步转变的。社会经济发展至某种程度，文化亦作等位的变动。吾人翻阅世界史，未见有文化领先而经济落后者；亦未见有经济落后而文化超越者。因此经济起飞，则思想必然开放；思想开放，则经济亦会随之起飞。鸡之与蛋、蛋之与鸡，无法辨其先后也。这便是我们当前文化转型之内涵与远景。

    在我国二千年历史之中的“第二个转型期”内，我们就为这三桩小事，“转”了一百多年，死人亿万，至今还未转出个“定型”来——虽然这定型的出现可能就在目前。

    9.3	处士横议中的“胡适学”

    读者们批阅拙篇，可能要掩卷一间：足下写了这一大篇，究竟舆“胡适”何关呢？

    答曰：这本是胡适这位思想家的“时间”与“空间”的背景。他就在这样的背景里，看出了问题也想出了答案。可是根据这同一背景，看出了问题、想出了答案的现代中国的思想家并不只胡适一人。远一点的有魏源、王韬、容闳、洪秀全、洪仁玕、张之洞、李鸿章等等。近一点的有康有为、粱启超、孙文、陈独秀、李大钊……乃至自夸为“没有我民族就要减亡，文化就要遭殃”的粱漱溟；自认为“伟大导师”的毛泽东和黑猫白猫的实验主义哲学家邓小平……小一辈方露头角的还有魏京生、严家其、包遵信、苏晓康、刘宾雁等等。他们都是聪明人或自作聪明人；他们对“第二次转型期”内，中国发展之前途与方向，以至将来定型下来的永恒模式，都有各自的看法与主张。严家其就肯定的说，那个未来的定型是个“联邦制”。处士横议、百家争鸣，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莫衷一是。胡适之先生事实上只是这些七嘴八舌的公婆之一而已。但是他却是本篇所讨论的唯一的对象。

    “胡适学”如今已再度成为显学。以后更要发扬光大。将来“注疏家”的作品，可能要敦十百倍于胡适本人的著作。笔者不学，早已不想追随时贤，重入注疏之林。只是个人曾一度追随胡师整理其“自传”。在先生生前，余即已把他光辉的一生，分为前后两大段。三十年来拙见未改，既承盛会之中老友不弃，谨再就原论补充之，以就教于通人。

    9.4	几句疯话，暴得大名

    胡适活了七十二岁。在他四十以前的前半生中。他是个“暴得大名”的青年（甚至是中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启蒙大师。他没有枪杆、没有政权，但是年未而立便把当今世界上一个影响人口最多的，最全面、最古老的文明砸得七零八落；砸得天下喝采，砸得全民族的下一代鼓掌称快。

    青年胡适究竟“启”了些什么“蒙”呢？让我们三言两语带过：曰“打倒孔家店”也；曰“全盘西化”也；曰“废除文言、使语文一致”也；甚至“废除汉字，用罗马拼音”也……

    这些话出诸一位二十七、八岁的青年之口，在中国三千年的历史之中，任何一个时代里都是罪足砍头、甚至诛九族的疯话！可是在二十世纪的初季，胡适竟靠这些疯话而“暴得大名”，享誉国际；出了一辈子锋头，至死不衰，何也？一言以蔽之，青年胡适是在替他青年期那个时代说话！他是那个时代的文化发言人，所以能一唱百和。可是胡适的青年期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时代呢？读者如不惮烦，且让我们为这一时代精神的发展，再来搜搜根。

    9.5	李鸿章的“四个现代化”

    前段已言之，我国三千年历史上，只发生过两个社会转型期，而这两个转型期的形成，却有性质上的不同。那发生在古代的“第一个转型期”是“自发的”、“主动的”——它是我国自己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舆外族无关。

    但是发生在我们现代的“第二个转型期”则是“他发的”、“被动的”。我们原对我们自己的政治制度、社会型态、生活方式十分满意。我们原不要“转型”，而我们终于转型。实在是外族强迫的结果。

    外族怎样强迫我们呢？说来极简单。在鸦片战争（一八三九～一八四二）以后，西方帝国主义不断地侵略我们，我们不停的打败仗、割地赔款。要对付外夷，就要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这样我们就出了第一个夷务专家魏源。他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换言之，就是要向洋人学习科技。用目前的语言来说，就是“四个现代化”。

    魏源之后，把魏源思想进一步发展的便是张之洞一黟人所倡导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再用句目前的语言，那就是“四个现代化”（用），加“一个坚持”——“坚持孔孟之道”（体）。

    把这项体用之学发展到最高峰的，还是我的老乡李鸿章。在甲午之前，李鸿章所搞出的一些“坛坛罐罐”（借用邓小平语），像强大的“北洋海军”，真是煞有介事。谁知李氏这写坛坛罐罐罐被日本小鬼几炮便打得精光。

    9.6	魏京生、康有为、孙中山

    甲午战后，搞“四化”的人泄气了。他们知道光是发展“科技”，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光是发展科技，科技也搞不上去。中国问题之真解决，还得靠“第五个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因此一时之间，全国的进步分子，都变成了魏京生。而魏京生主义者又分为文武二派。文派主张缓进，搞英国式的“君主立宪”。他们的领袖便是康有为。武派主张激进，搞美国革命式的“建立民国”。他们的领袖便是孙中山。辛亥革命一声炮响，两派合流，就真把个民国建立起来了。

    可是魏京生的“第五个现代化”，在民国初年还是彻底的失败了——失败到“民国不如大清”、“袁世凯不如光绪爷”……军阀横行。

    我们搞了半个世纪的“四化”（科技现代化），救不了国。再搞二十年的“政治现代化”，还是救不了国，并且愈来愈糟，何以如此呢？全国的上下阶层均不得其解，忿激之余，便激出个胡适和胡适的时代了。七十年过去了，同样的失败，在大陆上又激出个“河殇派”来。

    9.7	“西化”的最后阶段：“全盘西化”

    胡适（乃至今日的“河殇派”）认为只有两位西方老头“赛先生”（科学）和“德先生”（民主）才能救中国（这两位老头的中国名字是陈独秀取的）。但是中国为什么出不了自己的赛先生和德先生呢？那是我们民族文化里有其内在的死桔。我们民族文化害了癌症，已面临死亡了。“中国不亡、实无天理”（胡适语）。与其天要其死，不如人促其亡。“中国文化”这个病老头既然非死下可，那就把他病榻上的氧气管抽掉，让他早日死去。老头死了，孔家店打烂了，然后子孙们脱胎换骨——“全盘西化”！

    这就是胡适青年期，那个“五四”前后的时代的时代精神；它也是中国近代“转型期”中，一阶段按一阶段，循序而来的“西化运勤”的最后阶段。说“疯话”时青年胡适，便是这一阶段的发言人。他在他本阶段所起的“启蒙”作用，和魏源、张之洞、康有为及（早期的）孙中山在其各自的阶段中所发生的作用并无两样。

    9.8	科技现代化只有一个，政治现代化花样繁多

    “西化”这个东西，在魏源时代叫做“通夷务”；李鸿章时代叫做“办洋务”。张之洞叫“习西学”；胡著叫“西化”。二次大战后改名“现代化”。在现在大陆上叫做“向先进国家学习”或“向国际水平看齐”等等，其实都是一样的货色，只是时间有先后，学习分量有多寡而已。

    魏源的通“夷务”（正如邓小平的搞“四化”）指的是单纯科技。张之洞所倡导的只是“半个西化”。上述魏、康、孙三公所坚持的则是“政治西化”。至于二〇年代进入中国的共产主义，和三〇年代进入中国的法西斯，也都是“西化”，或可名之日：“偏激的西化”。搞“人权”、搞“民权”原都是西化的一部分。毛泽东否定“人权”这个概念说，没有“天赋人权”，只有“人赋人权”，或可叫做“欠通的西化”。

    所以搞“西化”（现名“现代化”）也是分门别类、花样繁多的。当然我们如专搞“科技现代化”或“四个现代化”，那么“四化”或“现代化”就只有一个。但是我们进化到政治、经济、社会、伦理各部门来，那么花色就谈不完了。盖“西化”者始自“西方”也，而“西方”并不是个整体。笔者即尝为“西方”学生授“西方文化史”。在其各民族文化传统之间，别其异同。如希伯来之异于亚利安也，盎格鲁?萨克逊之异于日耳曼也；拉丁之异于条顿也……如此，再回看我国近百年来的“西化运动”又何择何从哉？

    9.9	孙中山权“变”，胡适不“变”

    就以孙中山先生来说吧。孙公在辛亥之前，搞的全是美国模式。二次革命之后乃渐次主张独裁，最后干脆“以俄为师”。粗浅的看来，中山先生是因为搞革命受了挫折和刺激，为求速效乃舍弃温和的美国方式，改采激烈的俄国办法。但是更深刻的看法，则是中山所采取的办法，实在是从盎格鲁?萨克逊的民族文化传统，跳到斯拉夫和日耳曼的民族传统里去。

    须知文艺复舆以后四百年来的欧洲和南北美的历史，原是一部白种民族的春秋战国史，时历数百年，民族数十种，大小百余战（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强凌弱、众暴寡，五霸七雄兼并的结果，最后最大的胜利者不是“虎狼之秦”，而是比较温和有礼的盎格鲁?萨克逊。邱吉尔扩大之为“英语民族”。

    英语民族为什么能建立一个“日不没”的帝国主义大帝国，和一个“超发展”的民主合众国呢？卑之无甚高论，实在是因为他们善于解决自己内部的问题。他们搞“等富贵，均贫贱”，用不著“阶级斗争”。他们搞“攘外安内”也不需要“西安事变”。他们要把讨厌的最高领袖赶出唐宁街或白宫也用不著“三大决战”和“苦挞打”。爱国青年也毋需打什么“红旗”或穿什么“褐衫”或“蓝衣”。他们的政治领袖也大半都是些混沌水、和稀泥的庸才。但是搞搞混沌水、和和稀泥，不但能解决自己内部的问题，还能向外扩张，克敌致胜，建立空前未有的殖民地大帝国。——他们这套本事，不但我们自高自大的黄帝子孙学不到，连和他们同文同种的拉丁、日耳曼、斯拉夫诸大民族也望尘莫及。

    英语民族的国度里的富强康乐，和灿烂的文化，当初不但降服了胡适，也降服了孙中山。所以五四时代胡适所倡导的“全盘西化”（后又修正为“充分西化”），更正确的说，应该是“全盘英美化”或“充分英美化”。哲学家约翰?杜戚的“实验主义”原是“英美传统”经验的概念化。所以胡适之就做了杜学东传的一世祖而终身不渝。

    “二次革命”（一九一三）前的孙中山原来也是服膺全盘英美化的。可是孙先生是个搞行动的革命家。他要和袁世凯争政权、抢总统。为追求政治上立竿见影的效果，“孙文主义”就发生修正从权之变了。——他从一个比较高级耐久而缺少特效的英美传统，转变到有特效不能持久的德义俄的偏激传统里去。——孙中山栽培了共产党。

    可是在过去四百年的“春秋战国”里，英美传统却是最后的战胜者。二次大战后，德义日三个战败国，均以政从“英美化”而复兴。君不见在九〇年代的世界里，东欧各国乃至共产主义的“祖国”苏联，不也都英美化了哉！

    9.10	臭烘烘和香扑扑

    胡适思想最大的特点便是它永远不变。适之老师言必称美国，也一辈子未改过口。

    他四十岁以前是一位最有影响力的青年“启蒙大师”，他启蒙的实效便是介绍美国——介绍美国的哲学思想、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

    他终身治学是“围绕著方法二字打转”。他整理“国故”和“再造文明”的“方法”，也只是美国大学研究院里写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的“方法”。

    四十以后的胡适是咱们中华民族的“自由男神”。他这个男神和站在美国纽约港口的“自由女神”，虽然性别不同、肤色有异，二者的形象和功能却完全相同。

    可是近百年来的中国却是摇摆不定，甚至十年一变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因而“美国”这个百年不变的抽象名词，在中国也就时香时臭；因而代表“美国”这个抽象名词的另一个抽象名词“胡适”也就香臭随之。

    五四时代的胡适是芬芳扑鼻，三〇年代的胡适则“臭名昭彰”（这是他最得意的共产门生，现在有心做和尚的千家驹先生对老师的评语）。的确，这时他的殖民地都全部独立了。文学界、思想界为“左联”所篡夺；政治界为蒋廷黻、蒋中正、张学良所遗弃。胡适变成了孤家寡人，“阳春教授”。四〇年代他又时香时臭。五〇年代也就是笔者做他的小道僮的时代，他真是一灰到底——右边骂他思想有“毒素”；左边骂他是“买办学者”。——永远笑嘻嘻的白面书生胡适之，却永不认错，死而后已。

    9.11	国民党容忍“异党”，共产党“一分为二”

    胡适死后，“胡适的幽灵”（胡老师生前的自挽辞）时隐时现，其遭遇和生前还是一样的——一个思想家，升华到“胡适”的阶层，也就无所谓“生死”了。——国民党为着“异党”问题，竟然把胡老师的第一号大信徒雷震逼死了。又谁知现时现报，目前却被个不讲理的异党逼得走投无路，连老夫人携点细软出国，也要被异党奚落得尴尬无比呢？——早知如此又何必当初呢？

    最可笑可叹的却是共产党。“我的学生毛泽东”背叛了老师之后，把老师和老少同学们“脱裤子、割尾巴”割了敦十年。谁知毛死之后，尸骨末寒，胡适的幽灵便把他的贵党一分为二。胡老师当年要把可教的国民党一分为二，我曾当面笑他是“子之迂也”。谁知他剖国未成，如今却把个不可教的共产党一劈为二，劈得如此干净利落！

    胡适的幽灵，不但把中共一分为二，它竟然把邓小平也砍他个“三七分”——邓公小平今日是“七分胡适，三分列宁”。“三分列宁”为的是政权也，面子也，饭碗也，愚下也。“七分胡适”者，时势也，真理也，现代化也，前途也。

    邓公如此，该党亦然。

    吾人但见许家屯、千家驹、严家其、苏晓康……流落海外，走投无路。但诸公只冰山之一角也。三分僵死派，要融化这七分冰山，我知其骆驼钻针眼也。——这就是日耳曼、拉丁、斯拉夫诸民族，在政治上斗不过盎格鲁?萨克逊的关键所在了——他们不能以和平的方法解决内部的问题。

    “党外有党，党内有派”，毛公早言之。而共产党内乃至中国国内，以胡适、列宁为界，一分为二，分得如此干净利落，实出我辈台下看戏人意料之外也。

    至于他们双方如何继续纠缠下去，那就骑驴子看话本，走著瞧吧。好戏多著呢！

    9.12	大方向和水的方向

    列宁之余威，吾知之矣。但是胡适的幽灵，竟有如此力量，则非始料所及也。

    其实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原为现时代的时代精神而已，何可归功于一人。只是胡适之是这项外来思想，最有力的启蒙大师。五四以后，大师小师之间也只有他一人，不计毁誉、不论成败而坚持到底。时至今日“胡适”与“自由民主”，已一而二、二而一的分不开了。“胡适”这个具体的人名，已足以代替“自由民主”这个“抽象”的概念，所以他才有足与列宁相抗衡的力量，足以左右中国的将来。

    胡先生告诉我，中国传统思想中他最信服的是老子。老子比孔子更“老”。他是孔子的老师。孔子的思想是受老子影响的——我的朋友成中英教授，运用西方逻辑推理治中国思想史，也是如此说的。胡先生说，他的思想成熟期，是在康乃尔大学时代。某天早晨他在校园内的铁索桥上，俯视绮色佳大峡谷，见到山岩被水冲刷成溪的迹象，而对老子以“至柔克至刚”的哲理顿有所悟。

    事实上胡适的思想也就是山峡中的流水。它迂回、它漩绕、它停滞、它钻隙……不论经过何种阻扰，它是永远地流下去。溪流冲石，千年万年，岩石总会消蚀成一个大峡谷来。——这便是胡适的大方向；一个潮流的方向；中国前途的方向。

    胡先生最喜读的一首宋诗，大体是：千岩不许一泉奔，拦得溪声处处喧，等到后头山脚尽，悠然流水出前村。这实是有自信心的夫子自况，也是胡适思想终能风靡全国的道理。

    9.13	疮痍满目的小框框

    当然天下原无十全的圣人。我们尾随适之老师顺流而下，但并不是说适之先生所有的教条都是金科玉律。胡适和孙中山先生一样，他跻身圣贤的条件，是他的宗师形象和学术思想的大方向。大宗师如谈起具体的小问题来，他往往也和其他的学者一样是疮痍满目的。

    胡适以二十来岁的青年，一日自海外归国，便大讲其五千年文明的优劣而要以一厢情愿的思想改造之，如禁读文言、毁灭方块宇等等，未免是瞻大妄为。至于他的什么“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方法”也只是拾乾嘉之余慧，为社会科学前期的辅助技术而已，谈不到是什么真正的“治学方法”。不过这些都是若干无关宏旨的小框框，瑕不掩瑜。笔者对这些小框框所论已多，不想重复。烘云托月，还希望后来的注疏家去继续发挥吧！尚感读者贤达，不吝教之。

    *为纪念适之先生百龄冥诞而作

 第10章 中国近现代史的拓荒者郭廷以先生

    10.1	教我做research的启蒙师

    在海内外大中学里教授文史学科，简直就教了一辈子。行有余力则以撰文；以中英两文著书写稿，至今也在千万言以上。不知老之已至，还在不断涂鸦。引句时髦话，说我自己是个“职业史学工作者”（professionalhistorian），大致也不算过分。毕竟搞了一辈子嘛。

    俗话说：“家有黄金万两，不如一技随身。”我这个“职业”史学工作者，如果啖饭维生，也有“一技随身”的话，想来想去，这个“一技”，就应该是英语里的research了。

    research这个英文单字，近日几乎成为现代学人的口头禅。小至在学术上情窦初开的大一大二的在学青年；老至白发盈头的国学大师，大家忙个不停，都是在“做research”。但是research究竟是什么通义，翻译成汉语，可不大容易。

    我个人最初对这一辞汇发现翻译上的困难，那还是大学一、二年级的事。那时我阅读“西洋通史”班上的英语教科书，学会了这个辞。但是翻查所有的英汉辞典，都把这个辞译成“研究”、“探索”……一类的意思。其实“研究”、“探索”等等，均不能涵盖这个research的英文单字。

    “research”是个很具体的治学的法则与程序；而“研究”（正确英译应为study）则是空泛的抽象名词。正如我们日常口语常说的，对某件事物要研究、研究。意思是探索、探索，讨论、讨论。这就不是research了。

    research是近代西方科学兴起以后的研究法则和研究程序的总名称。这种法则和程序，在我国传统学术里有一些与它有关的零星名词，如“考据”、“训诂”、“由约及博”（演绎）、“由博返约”（归纳）等等，而没个涵盖一切的总名称。

    所以“做research”的完整程序，就要包括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就要包括傅斯年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如今时近二十一世纪，胡、傅之说已早嫌不足。在当前的“行为科学”里，还有个“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的程序。然后再找出，大至宇宙发展，小至社会里的酒色财气等等运行的“规律”（laworrules）。严格的说起来，这一整套的法则和运作的程序，才叫做research。聪明的胡适把这一套简化成“科学实验室的方法”；这也就是他宣传一辈子的现代化的“治学方法”。虽然以偏概全，也不太离谱。

    适之先生说，他学会这套“治学方法”，是他在康奈尔大学读书时，翻阅《大英百科全书》，无意中翻到的。以后就受用了一辈子。

    顾颉刚先生说，他学会这套“治学方法”，是看胡适的《水浒传考证》，看出来的。

    郭廷以先生学会这套“方法”，显然是在清华大学读研究院时，受了蒋廷黻和罗家伦两人的影响。罗是清华校长；蒋是历史系主任。他两位对郭老师都是最赏识的。蒋是哥大的博士，与胡适一个山门出来的。罗则是胡的学生，讴歌胡适一辈子。

    我自己开始学“做research”，则是在大学二年级，上郭廷以老师中国近代史一课，逐渐摸索出来的。那时我已知道这套治学方法和程序叫做“做research”。但是怎样翻译成中文呢？我就苦思不得其解了。

    原来在比较文化学上，两种语言的互译，一般都是具体翻译易，而抽象翻译难。例如我国道德观念里的“仁”、“义”二字，尤其是“义”这个辞，在英语里就无法直译。《三国演义》上说关云长“义薄云天”。这个“义薄云天”简直就无法翻译。因为在西方的道德范畴里，没有“义”这个概念。因此英文里就没有这个同义字了。要把“义薄云天”这宗汉语道德观念，译成英文，你就得噜噜苏苏，转弯抹角，讲它一大片了。

    research这个西方概念，也没个汉语同义字，因为我们原先没这套东西。我学了这套东西，是在郭老师课堂里摸索出来的。至于怎样摸索的，那还得从头说起。

    10.2	《万有文库》没啥好书

    那时是抗战中期最艰苦的岁月。一九三九年夏季，我在熔全国“流亡学生”于一炉的“国立（第八）中学”毕业。接著参加科举考试，竟然考进了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历史系。战时中学毕业生参加“全国统考”，能考入顶尖的中央大学，那真比满清“乡试”中，考个举人还要难。

    我以一个十九岁来自沦陷区的流亡学生，穿著草鞋短裤，千里步行，翻山涉水，在敌机狂炸声中，跑到了重庆。头发已两月未剃，初生的小胡须，已在腮上唇边，四处萌芽。加以经年不知肉味，两条腿瘦成两枝泥稀稀的竹竿。那副尊容，今日回思，仍觉可笑。就这样，我跨入了沙坪坝，那全国青年心目中最崇高尊贵的“国立中央大学”；真是板儿进了大观园。

    那时全国统考，只考“笔试”，未考“口试”。我考入中大时，首先还要在形式上补考个口试。我乃到历史系办公室的门外去排队候试。当那位助教唤我进去时，我看那上面坐著一位面目森严，戴著一副黑框大眼镜的“教授”。我向这“教授”鞠个躬。他头也不点一下，只是把手一指，叫我在他公案前的小凳子上坐下。他稍看一下我的文件，两眼向我一瞪，问道：

    “你在中学里读过些什么书？”我一下就被问慌了。想不出在中学里读过些什么“书”。只是记得战前我校有一部崭新的《万有文库》。我们师生爱惜它，借阅时，都用手帕包著看，以免污染。所以我情急智生说：

    “读过《万有文库》。”

    “《万有文库》？”教授说：“《万有文库》里，没什么好书！”

    “……”我情急智不生，不知如何作答。

    “还读过些什么？”教授又追问一句。

    “还读过《史记菁华录》。”我恭敬作答。其实那不是在“中学里读的”；是在私塾里读的。姑且举出来搪塞一下。教授闻言还是面无表情。

    “还有呢？”教授又问一句。

    “还读过《资治通鉴》。”我忽然想起那是在“中学时期”读的；虽然不是在“中学里面读的”。

    “哪一段？”教授又问。

    “都读过，只漏掉一本。”我诚实地回答。因为我家那部《通鉴》丢掉一本。

    “好啦。”教授手一挥。那助教就招呼我可以退出了。

    我站起来又向教授鞠个躬，然后缓步退出门外。结束了这场紧张的口试。在门外，我悄悄地问一位似乎更年长一点的同学：这位教授叫什么名字。

    “他是郭廷以教授！”他老腔老气的回答我一声。

    抹抹我头角的冷汗。乖乖，今日想来，犹有余悸。

    十多年后，郭廷以老师在我纽约的公寓里吃稀饭——他那时长途飞行劳顿，时差又作祟。有点发烧，在我家休息。后来精神好转时我戏说此一故事。

    郭老师居然还完全记得我们那一小段对话。并解释给我新婚的妻子听，为什么《万有文库》里没有好书。——郭老师的记忆力是天下无双的。他能说出我同班同学每一个人的名字。

    口试完毕我就到柏溪分校去报到入学了。

    柏溪是中大一年级新生所在地。郭老师那时是大牌教授，大牌教授是不教一年级的，所以我就选不到他的课了。只记得他有一次专程来柏溪向我们新生讲演训话，面目还是如许森严，戴的还是那副黑框大眼镜。拄了一枝大手杖，坐滑竿而来。十分庄严肃穆。至于他那次训了些什么话，我已完全记不得了。

    大二，我们就选入沙坪坝了。“中国近代史”是大二必修课。我就正式作了郭老师课堂里的学生了。

    10.3	定远军舰四炮齐发

    那时沙坪中大，师生两造的阵容都十分整齐。学生个个都是乡试出身的举人，不用说了。教授阵容也十分坚强。但是中大毕竟是继承明朝国子监：民初两江、东南的国学传统。讲起历史来，内容既高且深又大，真是天马行空。

    我记得缪凤林老师曾把二十五史“圈点”三遍。胸若渊博，口若悬河。动不动就来一套“汉唐明之往史可证”。他老人家还写了一套长逾千言的白话诗，印发我们诵读。也是开口闭口汉唐明不断的。

    金毓黻老师授我们“宋辽金史”，也是一挥千里的。我记得他老人家讲到王安石变法时，把变法条款，一条条写在黑板上，然后逐条评论说：这条很好！那条不好。这时我们在大二，已有几分“胡迷”倾向，对金老师那样传统史学中“赞论式”的史评，已大为存疑。但是在班上师威咫尺，谁也不敢问一声。

    沈刚伯老师那时授我们“西洋通史”。他老人家上堂，只大褂一袭、粉笔一枝，其外别无长物，但讲起希腊罗马来，却一泻如注。在沈老师堂上，我们向不记笔记，大家只是跟随他那口湖北调，前仰后合，欢声雷动。

    在这群天马行空的教授阵容里，郭廷以老师倒别具一格。我记得他上堂时，总是抱著大宗讲义和参考书，另加拐杖一枝。他面目森严地讲起课来更是一章一节，有板有眼，一丝不苟的讲下去。他老人家手既不舞、脚也不蹈；声音亦无阴阳顿挫。他有条有理的口述下去，我们记笔记的，也就头也不抬，眉也不皱，奋笔疾书，他讲啥、我记啥。只要你记得快，笔记并不难记，因其章节分明也。日子久了，功夫到家，老师咳个嗽，我们也可照样记下，不爽丝毫。一学期下来，厚厚的一本笔记，便是一本很详尽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

    我特别记得他讲甲午战争，黄海之役那一段。老师说：“……刘步蟾忽然下令开炮，定远舰上四炮齐发，把天桥震断，丁汝昌被摔下桥去，受了重伤……”他讲得像背书一样，声调既无节奏，内容似乎也平淡无奇，但这桩故事，我们记笔记的人听来，可说是惊心动魄。尤其是上一课堂才听的“汉唐明”一锅煮；下一堂课，则是“四炮齐发”——二者之间的“史学”距离，未免太大了。

    听中国传统史学听惯了，对汉唐明一锅煮，不觉稀奇；但是在“四炮齐发”之后的结果如何？就有“且听下回分解”的迫不及待的求知欲了。

    郭老师讲这节课时，不但念出他讲义上的正文，并在黑板上写出他的小注和中西文参考书。我们急于要听下回分解的人，就真的去翻阅参考书了。——中文参考书阅览之不足，为著求知欲，也是为著时髦，也就真的去碰碰洋书了——老师不是说过，开炮的原是洋炮手？原始故事，也出自洋书？

    10.4	洋书中竟有新天地

    我个人那时便是郭师班中几个好奇者之一。尤其是我的祖先曾当过淮军，到过台湾，到过高丽。对他们当年的故事，我自幼即耳熟能详，但永远是一知半解。这一下好了，在郭老师班上愈陷愈深，兴趣愈浓，我就真的跑到松林坡顶的图书馆中，想借阅那些洋书了。谁知这些洋书自南京装箱运至重庆后，迄未开箱。当那个图书馆员拿到我的“借书条”，口中喃喃自语说“尚未开箱、尚未开箱”时，图书馆范（？）馆长适自他身边走过。他便把我的借书条顺手递给范馆长。馆长见条，未加考虑便说“开箱、开箱”!——这倒使我这个并不认真的借书者感到过意不去。我并不那么认真要读此书。劳师动众，私衷何敢？

    后来我才知道这原是出于罗家伦校长的条论。他说在空袭无常的时代，珍贵图书，能不开箱，便不开箱。但若有师生要借阅，则务必开箱。——这小事也可看出有功中大的罗校长的学术眼光与气魄。为我这位大二的小萝卜头，无意中的要求，大学图书馆竟为我劈锁开箱，把两本大洋书让我借出。——书既已出箱，我就不得不借，既借了，纵使看不懂，心理上也不得不看——真是大错错已成，追悔莫及。

    这是我治中国史征引西书的破题儿第一遭。书看得似懂非懂，但是郭老师讲义上那许多故事，却都被我找到了。并且还找到一些郭师未引用的故事。真是别有天地，眼界大开。因而我把我课堂上所记的笔记，也大事补充了一番，并注明出处，真是得意非凡。

    这时我有一位中学历史老师刘次辰先生，他刚从国立第八中学升入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作讲师。该院新成立，图书设备全缺。刘老师苦无教科书可用。他知道我在沙坪坝，乃专程访我取经。他看到我那本中国近代史笔记，竟如获至宝。他借去之后乃将练习簿拆散，叫他班上学生每人各抄敷页，拼起来，便成为一本厚厚的中国近代史讲义了。此后他隔周必至。我那两学期的笔记，也就变成他现炒现卖的教科书了。

    刘老师抄得得意之余，曾力劝我将此册笔记出版，他保证有销路。但是这是郭廷以老师的讲义，我何能据为己有加以出版呢？！不过刘老师对我的鼓励，倒启发出我另外一种灵感——我自己为何不能另起炉灶，自著其书呢？！既有这样的灵感，我也想找个好题目来“上穷碧落下黄泉，勤手动脚找材料”，自著其书了。——这一个构想与筹画，也就是我个人“学做research”的开始，而这个起步，则是自郭廷以老师的“中国近代史”班上得到启发的。

    10.5	从海军史到郡县考

    说做就做。我真的选了个海军史的题目作期终作业，“动手动脚找材料”的写了起来。

    我在试撰中国海军史时，遇到很多困难，我想只有郭老师可以指导解决。不幸在当年大陆上受高等教育的旧传统里，师生的距离太远，学生对老师是可望而不可及。有“学”而无“问”。我们自己在做些什么研究，老师全不知道。我们也不敢告诉他们；更不敢间他们。——十余年后，我个人教读海外，我看到外国大学里，师生融融乐乐、不分彼此、打成一片的情形，才了解到我们旧传统里“程门立雪”那一套师生关系，太可恨了。——那是学术界被官僚作风所污染，不能自拔的结果。我国民主政治搞下起来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这种官僚传统，演化为入党做官，变成党僚作风在作祟。

    就以胡适之先生来说吧！适之先生在美国和我们这些后辈学生真有说有笑，有问难、有辩论，亲如家人。可是我看池后来在南港，却被他的“秘书”、“副官”、“部下”、“学生”们，“先生”长、“先生”短的捧成个官僚。蒋老总统在“官邸”之内，被内侍称“先生L而不名。胡适之先生在他的南港“官邸”之内，也被他的秘书、副官称先生而下名——“院长”本是“特任官”嘛！我看他在南港由副官和秘书们，捧着个小本子，终日低声下气的跟在屁股后面写“起居注”，把“胡院长”捧成个“蒋总统”。这哪是“胡适”呢？这是对适之老师莫大的侮辱！但是适之先生是位最通情达理之人，最能随俗。他对“捧”他的人，有时也破格爱护，屈予优容——这是“人情”，而胡适则是个最有人情味的人。他最民主、最平凡，但是环境硬要强迫他“做官”，他也可做总统！

    后来我在大陆上也参加过若干次学术会议。我看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和我们一道挤大巴士、吃大锅饭的平民作风，倒颇像“胡适”，令我这位“归国华侨”，内心肃然起敬。而回到台湾的胡适，反被副官们捧得不像“胡适”，也真是天大怪事。

    话说回头，那时我虽然未敢去找郭老师，而郭师对我们倒颇为关心。一次我和数学友嬉笑于松林大道之上，忽见老师手拄巨杖自坡顶施施而下。我们赶紧收起笑声，肃立道旁让路。老师走近了，忽然停下，用手杖指指我，说：“唐德刚你那篇文章写得不错，嗯。”他说得我好脸红，无言苦笑以对。老师走了，我们就嘻嘻哈哈的跑掉了——这要在美国，我们就和老师一齐嘻嘻哈哈了。郭老师本来就很严肃，再加上个严肃的师生传统，使我们见到他正如小鬼见阎王一般。他说了一句话就走了。我们立刻开溜，溜著好轻松。

    郭老师的一句评，当然对我也是个大鼓励，因为在课堂上，批评其他名作家是习以为常的。海军史的尝试是我写长篇的处女作。其时我与那《海军整建月刊》的主编通信频频，都是用老腔老氧的文言文写的，使他把我误认为“中大教授”。我想去函更正，但是我系中一些臭皮匠好友，一致认为“犯不著”。因此做了一阵假教授，真是可鄙之极。

    附带说一句。那时中大二、三年级学生为大后方报刊写专栏是成筐成篓的，没啥稀奇。好友庞曾濂（史系三年级）那时竟在重庆《大公报》上写“星期论文”，郑士镕（政治系二年级）我们叫他“郑状元”。他以〈三民主义宪政论〉一文，荣膺当时教育部主办“全国大专学生论文竞赛”的首奖。“状元”是当时陈立夫部长亲“点”的。庞、郑二人那时都享誉全国，文名借甚；所论也都掷地有声。——我那点灰溜溜的假教授论文，在沙坪学友中是上不得枱盘的。我和牙祭好友都相约保密。

    庞、郑两兄今日皆定居纽约。我们几位白头宫男，偶尔相聚，戏谈沙坪往事，还是欢笑不绝的。

    我那部处女作俊来写得半途而废。主要的原因是“书到用时方恨少”，尤其是洋书。第二则是那位主编希望我“倒写”；我不习惯。那时美日在太平洋上的海空鏖战正烈。主编要我以当前大战为借鉴，先自“将来”写起。——事隔五十多年了，想不到他那时对我的指派，今日竟由我的学生和朋友王书君教授，一肩挑起来了。书君近在哥大荣任“访问学者”，他的两本有关二次大战海空战钜著，正畅销两岸，真可喜可慰也。

    另一个改变我写作计画的原因，是research经验多了，在其他课程的期终作业里也可尽量发挥。我选贺昌群老师的“南北朝史”和“秦汉史”，秦汉史的期终作业，我就把它通俗化一下发表了。稿费是够三个臭皮匠，吃一顿“小金刚”（沙坪坝上香味四溢的小餐馆）。

    大三时，我选修顾颉刚先生的“商周史”，也把期终作业写成〈中国郡县起源考〉。曾蒙顾老师用朱笔作长批，说什么“有眼光、有裁断”，大大奖励一番。前年顾师百年冥诞，各界盛大纪念。我忽然也收到一份请东，便道去苏州参加。我问顾潮学妹如何找到我的名字。她说她们正替顾师编年谱，查看顾师日记，发现了我的名字，“还有分数呢！”——半个世纪未碰“商周史”了，真愧对名师。但是这篇短短的期终作业后来在“安徽学院”（今日安大前身）的学报上发表了，史系主任李则纲教授和中文系主任朱清华教授都批览了。它竟变成我进入安大教书的敲门砖。后来我进哥大，它也帮我在哥大的“中国历史研究部”找了一份工作，因为它证明了我可读中国古书。

    最可笑的是，它又把我介绍成“小门生”的身分，去替胡适老师写自传。替胡老师写自传（写传记或年谱是另一回事），不深入古籍，胡老师是不要的。这一点我想罗尔纲先生一定知道。——一篇短短的期终作业，混了这么多碗饭吃，真如胡老师所说的：“社会对一个人的报酬，实远大于一个人对社会的贡献。”然追根究底，我这项“一技随身”，实启蒙于郭廷以老师“中国近代史”那一课。

    做会了research，兴趣也广泛了，学不主一，东掐掐、西抹抹，结果一事无成，连郭老师所启蒙的一本简明中国海军史，也没有缴卷，真愧对数十年来的良师益友。老大徒伤悲，悔恨无已。“我被聪明误一生”，但愿后辈青年学子，毋步老朽后尘。

    10.6	纽约接机以后

    一九四三年我在中大毕业后，曾考取中大历史研究所作研究生。无奈离家日久，返乡省亲心切。其时家乡敌军已退走，川皖之间尚有安全的陆路可通，我就还乡了。翌年汤恩伯打败仗，河南陷敌，我又得机入“安徽学院”作讲师，中大便没再复学。一九四八年赴美留学；四九年大陆政权易手，回忆沙坪师友，就如同隔世了。

    谁知在五〇年代中期某月日，我忽然收到一封发自台湾的国际邮笺，字迹好熟悉。一看原来是郭廷以老师寄来的，真喜出望外。信中他说即将访问纽约，并写出班机时刻，盼我能接机，余事面详。我接书真十分兴奋。届时乃开了我那百元老爷车赶往“荒怠机场”（IdewildAirport，后改名甘乃迪国际机场）接机。那时荒怠机场名副其实，还是一片荒野。四周芦苇高过人头。汽车自芦苇夹道中，缓缓开入机场。但是地虽荒僻而接机者仍是人头济济。我站在鐡栏之外，见百码之外的机上旅客循梯而下。接机人群均摇手欢迎。郭老师刚出机门，还在梯上时，我就认出了。——那倒不因为他是中国旅客的缘故，而是因为他那熟悉的体形和动作，虽然他已不用手杖；蓝布大褂也改成了西装。我虽然举手大摇，我想他是不会认识我的。他有学生千百人，相别十余年。他何能认出我呢？当他走近了，我正预备自报姓名时，老师竟抢先破容一笑说：“德刚，你来啦。”我接过他的手提包，握手相迎（仍然不敢用西式拥抱），师生都高舆无比！

    那是郭老师第一次访问美国。人地生疏，一切由我安排。我做他的随员，他的秘书，他的代表，他的翻译，和他的司机。到处奔走洽谈，日夜不停。

    郭廷以教授那时正忙著组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筹备处”。五〇年代的台湾仍有其“文化沙漠”之名；经济上也一穷二白。郭师美国之行的目的，第一是向福特及其他基金会，申请补助，第二是想舆美东诸名大学挂钩。——那时美国的“名”大学，都还在美东呢！

    天下事最难的是伸手向人要钱！次难的是订立不平等条约。人家荣华富贵，你一穷二白，攀起亲来，门不当、户不对嘛！纵使贵人好见，而贵人之下的与你说相同语言的“二爷”、“马弁”等人的脸色有时是直如秋霜、如破鞋，令人出而哇之。

    郭老师原本是一位寡言鲜笑的严肃学者，为著中国近代史而向一些不值一顾的假学者、烂政客，强作笑容，低声下气，我这位老师的道童、随员、小和尚、汽车夫、樊哙……每为之怒不可忍，衷心尤为之恻然。——然郭老师有传教士精神，为著“近史所”这个baby，他任劳任怨，筚路蓝缕，一锹一铲地为它奠基，真令人感动，也令人悲伤。——这是他第一次的美东之行。

    其后郭老师又数度访美，一次并偕一青年随员李念萱兄同来。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近史所已逐渐成型。当我于一九六二年接管哥大中文图书馆时，郭师曾看中了我馆珍贵的“复本书”（duplicates）。我也签请哥大备案，送了他七大木箱之多，并为他承担运费。郭师如获至宝，连说：“这样我们图书馆就有基础了。”那时书市不大，基本参考书和政府档案如北京政府公报，都早已绝迹也。

    郭廷以老师原是位纯学者，寡言鲜笑，应付复杂的政治环境，原非其所长。在他“拜拜”成长期中，他这保母是焦头烂额的。——笔者那时也被无辜地卷入哥大的校围政治，在数个政客互斗之间，也额烂头焦，不能自拔。

    我们沙坪老师生偶尔聚会，也只能相濡以沫——人生曲曲弯弯水，世事重重叠叠山，我们师生两造的辛酸过程，可说彼此都终始其事。郭师向我求援和诉苦信件，我相信还可找出不少封来，虽然一大半都给我丢了——何从说起呢？！

    郭师后来在纽约逝世时，张朋园教授和我，可能是他仅有的两个“老学生”去给他送葬了。

    他是我做research的启蒙老师；也是我平生为老师送葬的唯一的一个人。

    师生遇合有绿，谨撰此篇略表追思之忱。

 第11章 中国近代目录学的先驱袁同礼先生

    袁同礼（守和）先生是二次大战后侨居美国的诸多华裔学人中，对笔者有深远影响的前辈之一。他生于清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乙未。生肖属羊。这年龄正在我父母之间——先父属猴（一八九六），先母属马（一八九四）。袁公属羊，正是马猴之间，所以我一直把他看成父执辈。中国的传统习俗，也使我对他老人家“执礼甚恭”。

    袁氏是位谦谦君子。虽然在任何一面，他都是我的长辈，但他向不以长辈自居；对我们这些晚辈（尤其是同行），他一视同仁，以朋友相处，所以也可说是“忘年之交”。但是从我的立场看他，则永远是“亦师亦友”的。——在早期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上，袁氏手著的许多目录学著作，都是我长置案头、随手翻查的重要参考书，至今未废。而袁公不懈的研究工作，有时也找上我作研究助理。例如在查对胡适之先生在哥大得博士的年份，袁公最后用“一九一七（一九二七）”，就是根据我的口述报告。

    袁同礼先生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中的一位重要人物，历史上是排有他一定的席次的。但是在这则短篇里，我不愿多提他传记上的细节——因为袁氏已有几篇颇为详尽的小传，如：吴光清的《袁守和先生传略》，李书华的《追忆袁守和先生》，和秦贤次为刘绍唐主编的《民国人物小传》第二册所写的更详细的〈袁同礼（一八九五～一九六五）〉的传记。在英文著作里，则哥伦比亚大学所出版的《民国名人传》第四册（BiographicalDicitionaryofRepublicanChina,EditedbyHowardL.Boormanamp;RichardC.Howard.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71.Vol.4），那就兼顾中西，更为翔实了。——所以在拙篇里我只想谈谈守和先生在“中国近代文化转型史”中，所发生的作用、他的贡献，和他在文化转型中的地位。

    11.1	先谈谈“转型”

    在不同的拙著里，个人一再提出，一部“中国近代史”（当然包括画蛇添足的什么“现代史”和“当代史”），便是一部“中国现代化运动史”；也就是一部“中国近代（社会文化）转型史”。“现代化运动”这一名词，毋需解释，也解释不尽。——“转型”则是任何一个有高度成就的民族文化，必定有其固万社会文化的特殊“型态”，如西方的基督数国家，中东的回教国家，和南亚的印度，都是有其特殊型态的。

    可是近五百年来西方基督教国家的社会文化的发展，只有其“现代化”的程序，而没有“转型”的问题，尤其没有“转型”的痛苦。因为现代化运动在西方是一种发自内部的自然进展（naturalcourseofinternaldevelopment），而我们中国和其他亚非拉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运动，则是发轫于外界（尤其是西方）的挑战和压力（Westernchalengeandpressure）。

    因此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只有其范围大小，和时间缓急的问题，而没有社会文化“转型”（transformation）的问题。

    我们和其他亚非拉国家就不然了。我们的现代化运动，发轫于“被迫向西方学习”，也就是“师夷之长技”。既然向“西方学习”，因此我们的“现代化运动”就多了个“西化运动”的阶段。“西化”就是由东方式转成西方式（简称“西式”或“洋式”）——从三家村的“土私塾”到大小城市中的“洋学堂”；从“父母之命”到“自由恋爱”……等等的转变，这就是所谓“转型”了。——须知“土私塾”这一教育制度，和“父母之命”这一婚姻制度，在中国历史上至少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这种教育和婚姻制度，就是我们固有文化型态的一部分，这种千年不变的“型”态，一下要“转”成“洋式”或“西式”的“洋学堂”和“（西式的）自由恋爱”，是十分困难的，和十分痛苦的。——就以婚姻“转型”来说吧！我们“但见新人笑，那闻旧人哭”呢？——这个例子，这种哭声，纵在今日，仍是触手可指，海峡两岸皆然。这只是“社会文化”转型的困难和痛苦的千万个例子之一罢了。

    11.2	各行各业，各有启蒙之人

    以上所举只是两个特殊例子。其实近百余年来，一转百转——文物制度、风俗习惯、生活方式、语言文字、文艺思潮、学术研究……无一不是从千年不变，到大变特变——弃旧从新，舍柬就西的。胡适等人当年提倡“全盘西化”，被人骂惨了。其实我们今日回头看看，从我们本身开始，从头到脚（上有西式分装头，下有大英洋皮鞋），从早到晚（早起刷牙刮须，晚上如厕熄灯上床），岂不是早已“全盘西化”了，有什么稀奇呢！——大陆农村太落后，等到他们也像我们生活在都市的人，全盘西化了，也就不再落后了。

    以上所说的，只是我们升斗小民的日常生活。其实国家大政、典章制度、学术文化……，无一不然也。——只是这种典章制度、学术文化中，各行各业都有其先知先觉的带头人，这就是我们所谓“开风气”的大师了。

    且举几个领导我们转型的巨人来看看：

    ?领导我们作政治转型的是康有为、孙文（中山）；

    ?领导我们作军事转型的是李鸿章、袁世凯、蒋百里、蒋介石（中正）、毛泽东；

    ?领导我们搞外交转型的是李鸿章、顾维钧、周恩来；

    ?领导我们作哲学思想转型的是胡适、陈独秀；

    ?领导我们作语言文学转型的是胡适、周树人（鲁迅）；

    ?领导我们作教育道德转型的是蔡元培、张伯苓、胡适；

    ?领导我们作建筑学转型的是梁思成、贝聿铭；

    ?领导我们作图书管理学和目录学转型的是袁同礼、蒋复璁；

    ?领导我们作……（其他转型的至少还可举出百人）

    换言之，近百余年来，我国各行各业，皆有其各自的“转型运动”——通过“西化”的阶段，到达“现代化”的结果。“现代化”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其后自有其自然前进发展的规律。在这各行各业的转型运动中也各有其“启蒙大师”。我个人试拟上列诸人为例，就是说明，袁同礼在近代中国，是位领导我们搞现代图书管理学和现代目录学的带头人和启蒙大师——这便是他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中的“座位”。

    11.3	传统目录学现代化的领导者

    “目录学”原是我们中国的国宝。在传统中国能“博极群书”，能“由博返约”才是大学者。只通一经的一通百下通，在汉以后，就下能算是大儒了。所以目录学实是众学之源。

    搞图书分类学和图书管理学，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汉代的“七略”、隋唐的“四部”（经史子集）分类法，都是独步全球的。到乾隆修《四库全书》（舆美国革命同时），我们四库一部，足敌全球其他各国所有图书之总和。真是欹欤盛哉。不幸近两百年来，西方突飞猛进，我们就落伍了。

    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法，一搞雨千年不变，也实在是太保守了。再者“孔家店”这个托拉斯，一下就把持了“四库”的四分之一（经部），也太霸道了。等到胡适出现，搞反托拉斯法，把“经、子”拉平之后，因而我国传统的藏书楼，便天下大乱了——两千年传统，毁于一旦，如何是好？

    文化转型是一转百转的。孔家的托拉斯既倒，下面的百货商店通统都得改装重建。因此才有新式图书馆之出现，和新的图书馆学会之成立。主其事者都是名震一时的学者文人如梁启超和蔡元培等人。对他们说来，“老式的”、“传统的”图书管理方法和老式的“四部分类法”是不能再沿用了。他们要改用“新式的”、“洋式的”、“西式的”方法。但是梁举人和蔡进士这种小脚放大的旧式新文人，知道啥洋式、西式呢？——在新的建制里，他们不能不顶个头街，至于实际工作，老进士、老举人就一团漆黑了。这样，那新自美国留学归来，享有图书管理学位，和实际（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作经验的青年学者袁同礼就脱颖而出了。

    11.4	从北京到台北

    关于袁氏详细学历经历，读者可参阅上引三博。这儿只想一提那与时代有关键性的若干要点。袁氏一九一六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外文系，与傅斯年、沈雁冰（茅盾）同班，是新文化运动中的新青年。一九二〇年留学入纽约哥大。一九二二年毕业于哥大本科，再入纽约州大前身之州立图书馆专科学校。一九二三年毕业，并入美国国会图书馆实习，再赴欧洲考察实习一年。一九二四年归国任广东岭南大学图书馆长，一九二五年改任北京大学目录学教授兼图书馆长。同时近代中国新式（西式）的图书馆学会开蛤出现；一九二六年（民国十五年）“北京图书馆”正式成立。——中国敬老尊贤的旧传统，规定了必须由一些有名的高官、耆宿挂名作“首长”，而这些新式建设的筹备、建立和实际管理，即由一个“内行”的青年袁同礼，一肩挑之。“外行”老人，对他是言听计从的。因此近代中国才第一次有新式（西式）图书馆之出现。——以上还是军阀时代。迨国民党完成北伐，袁氏乃于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一月，由副馆长升任馆长。——这就是今日闻名世界的全球十大图书馆之一的“北京圆书馆”的前身，而袁同礼则是它的奠基者和最早的实际负卖人。该馆其后时历三朝，名称敷易，然其“现代化”管理之确立实始自袁氏，而慢慢普及全国的。

    有人或许要问：袁氏之前北京大学图书馆不是还有个最有名的馆长，毛泽东的上司李大钊吗？答曰：李大钊是搞新闻出身的。他是个革命家、思想家、学者敦授。他对《隋书?经籍志》、《四库总目》、《四库提要〉等传统目录学，可能如数家珍（这也不容易啊！），可是对西式目录学，和现代图书管理学，他就是一窍不通的老学究了！

    现代“图书管理学”（libraryscience）和现代“商业管理学”（businessadministration）一样，是一桩学理结合实际，极其深奥的现时代的管理科学。在这一行道里，所谓“服务工业”（serviceindustry），它今日已进入“超工业时代”（Post-IndustrialAge）。吃这行皈的，纵在袁同礼时代，外行已经不能领导内行了。

    在袁同礼时代的中国，有高度现代化训练的“职业图书管理人员”（professionallibrarians）原已不多，而有眼光、有魄力，又能突出单纯“技术人员”（technocrat）的境界，更有机缘能进入本行最高行政阶层而一展所长的，袁氏之外，实难找第二人了。——在上选诸人中，我特提出蒋复璁先生。余游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时访“国立中央图书馆”，亦见前贤苦心孤诣之遗规。台湾今日如少此一馆，则今日台湾又成什么个岛呢？——缅怀先贤瑜亮，实有余慨。

    11.5	引进“服务观念”和服务科技

    但是话说回头，袁公对我国的目录学、图书管理学，乃至资讯学的具体贡献，又在何处呢？

    答曰：胡适之先生以前不是强调，他推动新文化运动的方法和目的，是引进西方学理，来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吗？适之先生是位启蒙大师和思想家，他只能讲一些抽象理论。至于怎样化“抽象理论”为“具体事实”，那就千头万绪，要靠各行各业的实行家，来采取实际行动了。上述袁蒋二公就是他们那一行里的始作俑者的实行家、带头人。长话短说，我们也下妨试加归纳如后：

    第一是“观念转型”。因为吾国吾民在三千年的专制传统的浸淫之下，早把国营事业都办成大小下同的“衙门”。高级领导全是“官”，低级工作人员全是“吏”。连工友杂役，都是些“骑在人民头上的皂隶”．——此风至今不衰。君不见北京王府井大街上，国营百货商店中的男女售货员，他们哪里是对顾客服务呢？他们只是一群对老百姓颐指气使的传统衙门中的小衙役、小“皂隶”而已。这是我们的文化传统，怪不得他们。一位北京老教授叹息地告诉我说：“要把我们的bureaucracy（衙门），转变成西方的servicyagency（服务机构），大致还需要三二十年。”——老友的估计，我真完全同意。所以不才也常说，我国近代史上转型期的“历史三峡”，可能要延长两百年（一八四二-二〇四二），我们大致才能安全出峡。袁同礼、蒋复璁的时代，当然仍在峡中，但是他们却是致力于转型的带头人。所以国立图书馆实是我国近代史上，首先突出的国人自己主持的“国营服务企业”。

    【附注】其他如邮局、海关、铁道等都是先由洋人代属奠基的。美国的国营服务企业如国家公园和公立图书馆等等，其服务之周到是举世无双的。相形之下，我们还有一段长路好走呢！

    第二是“引进西方学理和制度”。袁氏终身事业始于美国“国会图书馆”（目前世界上最先进最完备的圆书馆），也终于美国国会图书馆。而把先进的“国会图书馆编目学”（L.C.system）等精密制度，引进中国的也是他。

    第三是“引进并突破西方先进技术”。在近代中国的图书和档案管理这门学问中，首先引进照相技术，和根据西方学理，实行中文索引和编目的，恐怕也是从袁氏主持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开始的。——北伐期间，时任总司令部机要科科长的陈立夫先生，为掌握堆积如山的机要文电，他也“发明”了一套“分类”和“索引”系统，颇为总司令蒋公所激赏，而大有功于革命。其实陈氏以矿治工程师，大材小用，而去发明“分类”、“索引”、“引得”（index的汉语音译）一类的雕虫小技者，实是革命期中，军事与学街完全脱钩的关系。他那时如引用一两位有现代训练的，搞“图书档案管理”的专业技术人员，又何需自己去“发明”呢？

    当年设在北平的“燕京大学”，对“引得学”也颇为突出。但是“燕京”毕竟不是中国人自办的学堂。

    “国立北平图书馆”当年所引进的科技，如缩微胶卷（microfilm）等等都是很原始的。它远不如后来的“缩微胶片”（microfiche）。和今日的“电子计算机”（俗称“电脑”）相比，是不可以道里计的。——但是现代化总得有个带头人。袁同礼先生便是推动这一行道现代化的启蒙领袖。

    11.6	历史三峡中的龙舟竞赛

    近代中国的“转型运动”，是个长逾两百年的艰苦历程——它要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军备西化”，通过“经济西化”、“政治西化”、“学术西化”、“社会风俗西化”（如自由恋爱、体育活勤等）、“生活西化”……到“全盘西化”，到“修正西化”（所谓“有中国特色”等等），到“超西化”，到“独立现代化”，到“领导全球现代化”（如今日美国）的“文化翻身”——引句酸溜溜的亚圣之言，曰：从“变于夷者也”，回头到“以夏变夷”，也就是世界文化上的所谓“华化”、“汉化”（Sinicization或Sinificaon），一连串“三百年洋东转洋西”的世界文明大转型。——在这穜银河倒流、宇宙变色的文化大运转中，我民族菁英，参预其间，正不知有几百几千的风云人物，和几万、几十万和几百万的“无名英雄”，卷入运作呢！——孙中山、胡适之辈，只是这一波涛汹涌的大潮流中，少数知名而幸运的弄潮儿罢了。——“时势造英雄”就绝不是“英雄造时势”所可比于万一的。“时势”是客观形成的“历史三峡”中的惊涛骇浪，“英雄”则只是一些随波逐流的，主观的梢公、舵手和弄潮水手而已。他们顺流而下，成名的英雄之外，还有千千万万的无名英雄，操著各式各样的大小船只，蜂拥争先。浪卷船翻，惊险莫名。——说句老实话，在通过这个历史三峡的龙舟竞赛中，康有为、孙中山、袁世凯、胡适之、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等等，都是些摇旗呐喊，出尽锋头的英雄或狗熊。——知道潮流，熟谙水性，在这场接力竞赛中，有惊无险的大艄公，都是“英雄”；那些枉顾潮流，不谙水性，而翻了船，灭了顶，便是七分英雄、三分“狗熊”，或七分狗熊、三分英雄了（所谓三七开）。或许干脆就是狗熊，算不得英雄。

    与这些英雄、狗熊，一道蜂拥而下的，千千万万的“无名英雄”，各行各业的无名英雄——他们才是这场现代化运动的“主流”。他们言忠信、行笃敬地默默耕耘，把我们这个古老的文明，慢慢地推向现代化。——群众才是英雄。那些出画锋头，摇旗呐喊的风云人物，往往只是一些副作用大于正作用的狗熊。没有他们，我们的日子好过多了。

    袁同礼先生虽然在他的本行之内，并非没没无闻之辈，但是在中国近代史中，他实质上，也是那千千万万的“无名英雄”之一啊！

    百年国史回头看，毛泽东在我国现代化运动中所造成的灾害，便是把我国族中，时历数十年始慢慢培养出来的、有科学训练的专业领袖（象袁同礼这样的人），诛锄殆尽。——袁同礼是幸运地逃出了暴君的魔掌而吹箫海外，那些没有离开大陆的“袁同礼”们，就被老毛一批一批地杀掉了。——一个暴君，强不知以为知。在孤独的老年变态心理之下，乱杀贤良，是多么可怕？！

    11.7	西文汉学书目的重要性

    袁氏离开大陆之后，俗语说：“家有良田万顷，不如一技随身。”他又以他的专业训练，回到他当年从事“实习”的美国“国会图书馆”，当一名最起码的中文编目员。他所以屈就这个小职位的道理，据他向我说，第一是养家活口，第二是为了将来的养老金，以保晚年。谁知袁公辛辛苦苦地做了十多年，六十五岁退休之后，未期年他自己就过去了。——虽然养老金所领无多，但是美国退休制是十分优越的。他的遗属还是会继续领取一部分的。

    袁同礼是位突出的目录学家。但是在他早年返国服公期间却无暇著述，可是在被迫流亡美时期，公余之暇，反而编印了大量不朽之作，有时还惹出些可笑的是非。

    在他那多至十余穜的晚年著述中，有数项至今还为学人日常之参考。晚近之作还无法代替的，或永远不能代替的，例如：

    《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目》（一九五七年出版）

    《研究中国的西学书目》（ChinainWesternLiterature：AContinuationofCordiersBibliothecaSinica,NewHaven：FarEasternPublications,YaleUniversity,1958.）

    《一九〇五至一九六〇年间中国留美学生博士题名录及博士论文索引》（AGuidetoDoctoralDissertationsbyChineseStudentsinAmerica,1905～1960.Washington,1961.）

    《一九一六至一九六一年间中国留英与留北爱尔兰博士题目录及博士论文索引》（DoctoralDissertationsbyChineseStudentsinGreatBritainandNorthernIreland,1916～1961.N.P.1963.）

    《一九〇七至一九六二年间欧洲大陆中国留学生博士题名录及博士论文索引》（AGuidetoDoctoralDissertationsbyChineseStudentsinContinentalEurope,1907～1962.Washington,1964.）

    【附注】（一）上选五书，除第一本之外，其余四本均无中文书名。本篇中的汉文书目，为笔者代译。（二）《留美博士论文录》有李志钟博士的“续编”（一九六七）。最近的论文还应有再续篇。在本书中袁公把在下和薛君度博士对调了。他把我分入“政治门”，薛分入“历史门”。其实我二人应各自归还建制。附此更正一下。

    笔者更附带说明一下，西方人研究中国，自元代的马可波罗，到明末清初的耶稣会士，到晚近的“汉学家”和“中国学家”，如李约瑟，乃至今日还在大放厥辞的杭廷顿教授。他们对中国研究的成果，都是中国学人，以及中国朝野所不应忽视的。尤其是今日当权的政治家、外交家和政论家，如不知这些研究中国的洋专家的著作，那就等于瞎了一只眼，不可能说出行道话来。——搞政洽的人自己搞不了，就得组织个情报室、资料室，找些专才来帮著搞。美国“国会图书馆”（LibraryofCongress，简写LC）所以由国会主持，就因为那主持美国联邦大政的千把个官僚政客，需要一个联合资料室的缘故。它是为服务官僚开始的而渐及于学界。

    例如某些小政客，一时心血来潮，要找个“西藏问题”来扬扬名、捣捣蛋。他本来连西藏在中国的东北或西南都下知道，可是只要招呼助理把电脑一揪，则LC万部资料立现眼前。只要摘要而听之，一夕之间，他便是个不大下小的西藏专家了。若再通过那无孔不入的电子资讯网（Internet），一个百人专家团，立刻就可排出堂堂之阵，阵阵之旗；隔洋叫嚣，北京的江大人就头大如斗了。——搞搞“西藏问题”的资讯，则“北京图书馆”和台北“中央图书馆”，来个国共合作．恐怕还搞不过一所LC呢！

    今日如起袁公于地下，他固不知电脑为何物，但是今日中国如也要来个Internet，那就还得从袁氏那个出发点搞起啊！——因此袁氏那本ChinainWesternLiterature笔者至今仍长置案头，不可一日废也。

    11.8	过五关斩六将的“博士论文”

    至于袁氏那几本博士题名录，也不妨稍作说明。学士题名是我们中国文明的老花招。唐朝的各科新进士，有所谓“雁塔题名”。明、清雨朝六百年考出了两万多名“进士”。他们在“金榜题名”之后，还有正式刻板印刷的各科“进士题名录”。——吾友何炳棣教授，就是参透这万名进士出身的社会背景，而扬名国际的。

    但是我国古老的“进士题名录”（注意，这在世界历史中，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啊！）所著重的只是进士爷的“出身”。至于这些“天子门生”的“进士论文”，就无啥足取了。可是在我们这一科举考试制度，经耶稣会士传入西方之后，它就花样翻新的“现代化”起来了。其后再由欧入美，它就变成误尽苍生的今日美园的洋科举了。

    一九〇六年（清光绪三十二年）我们中国的土科举被迫停止。消息一出，当时数十万秀才、敷百万童生真如丧考妣——没个出身，没了前程，如何是好？殊不知天无绝人之路，洋科举竟应运而生，得了个洋科名，其风光且远甚于土科名呢！

    今日名垂史册的名儒硕彦如顾维钧、胡适、马寅初……等等，都是早期洋科甲出身的佼伎者。没个洋进士头街，顾维钧就见不到袁世凯，胡适搞不了新文化，马寅初也当下了北大校长。——但是在学街上说，这些洋进士题名的重点，就不在出身，而在博士论文了。

    读者知否，今日世界上千万个博士爷，少说点，大致有百分之九十吧（当然也包括小可自己在内），都是一书博士。一辈于只写一本差强人意的书，以后就靠它老人家赏饭吃——吃它一辈子。这本书十九就是他的“博士论文”。何以如此呢，诸位，这就是“人性”嘛！人都是有奴性的，不鞭打，便不做工。或做而偷懒。《三字经》上说：“教不严，师之惰。”唱戏的梅兰芳、马连良。也都知道“严师出高徒”。屁股下打烂，是唱不出好戏的。凭天才，哼两句，那就是票友了。票友唱戏，照理是出钱请人去听的。——博士爷原都是科班出身的。一旦得了博士，没人打屁股，就变成票友了。此“一书博士”之所以然也。人生苦短，一瞥眼，就靠一本书，吃一辈子。悲夫！

    但是话说回头，读者可千万别瞧不起博士爷的“一书”，尤其是举世驰名的名大学的博士爷的一书。因为那一书，往往是他呕心沥血、皮开肉绽的心血结晶。也往往是他钻营十年的小牛角尖中最堪一读的专著。——大题目如胡适的《先秦名学史》（增补为《中国古代哲学史》），足开一代文运。小题目如顾维钧的《外侨在华的法律地位》，也是该专题的唯一著作。再如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及其对中国社会政治发展之影响》。今日学人不谈五四则罢；若谈五四，则必自周郎开始。

    以上只是文科。再看理工科，那就更为实际了。每篇博士论文，都是解决一个科学上的现实问题。如钱学森的《压缩流体运动与喷射推进诸问题》，便是今日搞流体力学和太空工程起步的专论。其外如蒋彦士（一九四二?明尼苏达）和李登辉（一九六八?康乃尔）在农业研究上的专论，都是启台湾农业现代化之先河，光辉灿烂，功不可没的（这儿所谈是纯学术性的，与二公的政治行为无涉也）。

    笔者个人治学的经验和习惯便是凡涉及某项专题，我第一要找的参考书，便是与各该项有关的名大学的博士论文。因为这些论文，都是一些博士级专才，呕心沥血，过五关斩六将的力作，非同凡响，不是一般瞎扯淡之文。专家可信得过也。——忆七〇年代之初，余首返大陆探母，见祖国农业改革之彻底失败，而想一探台湾土改与农改之奥秘，曾得机访问蒋彦士君一谈（余知其为明尼苏达四二级之农学博士也）。承蒋公不弃，赠我整箱“农复会”出版品，至今珍藏之。其后偶尔谬论农村问题，手边参考资料，信其可用也。

    农业如此，其他各科，无不皆然。——个人甘苦推广及于学生，因凡有硕士、博士研究生问道及余者（尤其是亚裔学生）。我总要该生先看看与他（她）专题有关的“博士论文”。——人家如已做过，你要重作之，那就要青出于蓝了。不能胜于蓝，为避免有抄袭之嫌，那就要换个题目了。这第一步的审查工作，得其窍者，半小时之功力耳。案头有袁同礼、李志钟之参考书，一索可得也。进读全文，则北美主要图书馆，和台北“中央图书馆”（汉学研究中心），均有全套庋藏也。

    余即知有研究生穷数年之功，做出些血汗结晶，始发现此专题早有人做过。他不能后来居上，就被误为抄袭了。——这些都是“教不严、师之惰”的结果。余亦知有些在大陆上的科学实验，颇足矜夸。殊不料所得结果，美国早在战后即已“解密”（de-classified）矣。

    笔者举这些小例子，无非想说明，袁某在中国带头搞资讯现代化的重要性及其历史意义罢了。

    11.9	孙中山、毛泽东的“登月计画”

    其实更值得吾人注意的，还是这种看来初无深文大义（也是毛泽东绝对瞧不起）的东西，往往影响千万国民的生命财产。

    六〇年代美国为在太空工程上超赶苏联，要搞个嫦娥奔月的计画。为解决太空人登月的一切难题，“太空总署”（NASA）与各大学和工商业研究机构，先后订了八千多个“副合同”（subcontract）。每个小合同解决一项难题。八千难题有一个不解决，太空人就上下了月球；而每一个难题之解决，事实上都是一篇或大或小的“博士论文”。等到八千本博士论文全都通过，八千项难题通统解决，美国太空人阿姆斯壮，才能以“小小的一步”踏上月球！

    自然科学如此；社会科学就不然哉？！

    事实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毛泽东的“民主专政论”之中，都各有不同的“登月计画”。

    孙中山的“登月计画”叫做“涨价归公”。

    毛泽东的“登月计画”叫做“吃大锅饭”。

    孙中山先生当年周游世界，眼看伦敦、纽约等地炒地皮的奸商，日进万金，吃喝嫖赌。他老人家火了，因而“发明”了一套“民生主义”。信誓旦旦，一朝革命成功，他一定要搞个“涨价归公”，封杀所有奸商。孙公真勇已哉！果然他的革命成功了。蒋家父子誓死实行“国父遗教”，搞了六十二年，也未搞出个“涨价归公”来。最近李登辉总统再接再厉，又宣布他坚决信仰“三民主义”——但是就是不搞“涨价归公”。

    朋友，岂蒋家父子、李氏伉俪，对主义信仰，口是心非哉？非也！原来国父的“涨价归公”，也是一椿“登月计画”也。它需写八千本博士论文；解决八千项难题，始有登月之望。他老人家一本博士论文也未发表，只来个“想当然耳”，如何能搞嫦娥奔月呢？！

    毛主席更糟。他要全国老百姓，都来吃大锅饭。大锅饭煮了就吃。其易也，直如“抬头望月”。但是其难也，则如“涨价归公”。不写八千本博士论文，解决八千项难题，而硬要为人民服务，强迫人民食之，就要饿死两千五百万人了。

    读过英雄豪杰的传记，回头再看看像袁同礼那样的无名英雄们是多么可爱啊！他们死得多么可惜啊！（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十七日于北美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