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画师》 第一章 如同每个早晨一样，他往大海中心游了一百五十个划手，再以等量划手游回来，直到脚下感觉到岸边的鹅卵石。毛巾挂在被海浪卷上岸的树干上，他拿来擦干身体；再穿上汗衫和鞋子，然后沿着狭窄小径，从小海湾往上走向岗哨塔。他在那儿煮了咖啡，开始工作，为了画出理想的氛围，他加上各种蓝、灰色调的颜料。他的睡眠越来越少，老是睡睡醒醒，昨天夜里他决定以冷色调来描绘水平线的忧伤线条，水平线那里已有一道朦胧光线映出士兵们路过海岸的身影。他花了四天，以非常纯净的银白色淡笔勾勒出浪潮拍岸的波光粼粼，现在接着用上冷色调，可以让士兵笼罩在反射的光线之中。因此，他在一个小瓶罐里，把白色、蓝色和极微量的土黄色混在一起，调成一种明亮的蓝。随后，他在用来当调色板的烤箱盘上试验了两三次，再用些许黄色把之前的混合色弄浊，然后持续工作了一整个早上。最后，他将笔杆放到齿间，后退几步观察效果。现在，天空和大海和谐共存于环绕高塔内部的墙面；尽管仍有不少部分未完成，水平线却已预示出一条柔和的线条，那抹些许朦胧的线条将会凸显出四散士兵的孤寂，他们漆暗的身影溅洒着金属的闪光，正在雨中走远。 他用水和肥皂把几支画笔冲洗干净，放着晾干。从下面——峭壁脚下那边，传来一阵马达和音乐的喧闹声，声音来自每天同一时间绕行于岸边的观光游艇。安德烈斯•法格斯不需要看表，便知道时间是下午一点整。由船上扩音器里传出的女性嗓音和平常一样响起；当船艇来到小海湾前，声音似乎更亮更清楚，虽然有几株松树和灌木丛的阻隔，声音还是直接传抵塔楼。那些松树和灌木丛并不受水土流失和几处坍方的影响，依旧牢牢抓住斜坡。 “这个地方叫酋长海湾，是柏柏尔人海盗船的避风港。各位可以在峭壁上方看到一座古老的岗哨塔，那是建于十八世纪初的海防嘹望台，当北非的摩尔海盗入侵时，可以用来通知附近居民……” 那是每天同样的声音：训练有素，咬字清晰。法格斯想象那是一位年轻女子，而且显然是个当地导游，陪同观光客从绞刑岛到邪恶角，度过三个小时的航程。那艘汽艇身长二十米，彩绘着蓝白两色，通常停泊在背阴港。最近两个月来，法格斯从峭壁的高处看着游艇来回穿梭，甲板上挤满拿着照相机和摄影机的游客，扩音器传来的夏日音乐震耳欲聋，叫人难以消受。因此，当那女性嗓音打断音乐插进来说话时，着实令人感到欣慰。 “在那座被遗弃多时的岗哨塔里，住着一位知名画家，他以一幅大壁画来装饰塔楼内部墙面。非常可惜，那是私人属地，不能开放参观……” 这次女人说的是西班牙文，但是其他时候会以英文、意大利文或德文介绍。只有游客是法国人时，才会换个说法文的男声，那个夏天大概只出现了四五次。法格斯想着，不管怎样，这一季快要结束了，搭游艇的观光客会越来越少，每天的参观活动很快会变成每星期一次，当冬天吹袭的夹带灰尘的风从西边风口冷冽地灌进来，让海天都蒙上阴影时，参观活动便会中止。 他再度将注意力拉回壁画，上面已经出现新的裂痕。圆形大壁画的全貌依然只有零散的几个区块上了色，剩下的部分，则是用炭笔在白墙上勾勒出的纯粹黑色线稿。整个作品呈现出一种浩大又动荡不安的景致，没有标题，没有时代，画中的盾牌半埋在沙土里，中古世纪的钢盔上溅了血，一把突击步枪的影子倒映在十字架木桩林地上，古老的环绕城垣和现代城市的水泥玻璃大厦同时并存，时代错乱的感觉并不强烈，反而更像是在印证着什么道理。 法格斯继续作画，既仔细又有耐性。虽然他画技精湛，那却不是件优秀的作品，这他知道。他有绘画的巧手，却是个蹩脚画家，这点他也知道。事实上这些他向来都知道，但是这幅壁画并非为其他人而作，而是为了他自己。这幅画和美术天分没什么关系，却和他的回忆息息相关，和一部照相机的镜头所规范的三十年人生的视角有关。因此，他画中所有的直线和角度的取景——用取景这个字眼或其他说法都好——都以独特的僵直特色呈现出来，那种僵直感稍有立体派的味道，给予人和物有如铁丝网或护壕无法抹灭的那种轮廓。壁画的范围涵盖了岗哨塔一楼的全部墙面，那是一个约三米高、周长二十五米的连续全景，中断的地方只有两扇面对面的窄小窗户、对外的大门和通往楼上的旋梯。法格斯将楼上的空间安置为起居室：里面有个手提瓦斯炉，一个小型冰箱，一张帆布行军床，一张桌子和几张椅子，一条地毯和一个大木箱。七个月前他便住在那里，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把那里变成一个可以住人的地方：在塔楼上方以防水木材搭盖临时天花板，用混凝土做一些梁柱以强化墙壁，在窗户上加钉窗板，并清通排出峭壁外侧的茅厕水管，茅厕是在岩石上挖凿的洞，状似窄小的半层地下室。外面还有个蓄水槽，安装在木板和波浪瓦搭起的棚子上方，他把那个棚子用来当浴室和车库，放他那部每星期骑去镇上采购食物的越野摩托车。 法格斯担忧起那些裂痕。太快了，他自言自语。也太多裂痕了。这个问题并不影响这部作品的未来，却影响到作画所需的时间，打从发现那座被遗弃的塔楼而有作画的打算开始，那就是件没有未来的作品。他那样想着，不安地用指腹滑过几道裂成扇形的小裂缝，裂缝在壁画完成度最高的地方延展开来，下面的黑色和红色线条呈现出远处焚烧中的古城，以及它逆着火光的不规则多面体墙垣，好像波希、戈雅、阿特尔及其他画家曾画过的焰城：人类的手、大自然和命运，全熔化在同一地平线的岩浆里。那些并非他第一次看到的裂痕，未来也将裂得更深更长。他强化过塔楼的结构，用水泥和沙土填补墙孔，并漆上白色亚克力颜料作底漆，依然抵抗不了这座三百年建筑的沧桑，以及因为无常气候和邻近海域的盐分对它所造成的侵蚀。在某种程度上，那也是与时间的抗衡，抗衡的安静特质掩盖不住时间无情的胜利。法格斯一生中已看过够多的裂缝，他以行家一贯的宿命论下结语：尽管时间获胜，也没什么大不了。 右髋部上方肋骨处的剧烈刺痛又准时来报到了，这次没有预告，每隔八或十个小时按时发作一次。法格斯定住不动，屏住呼吸，好舒缓第一回合的抽痛；然后拿起桌上的药瓶，喝了一口水，吞下两颗药片。最近几个星期，他得吃双倍的剂量。过了一会儿，他的神色安祥多了。疼痛如果晚上来袭会更糟，尽管药片可以止痛，却会让他整夜失眠。他缓慢地浏览壁画全貌：远处是现代城市，近处是燃烧中的一个城市，从这里，逃出一群沮丧的身影，武装士兵的阴影用前缩法呈现在画面的最前端，火焰泛红的反光——那是细致画笔涂上朱砂加黄色的线条——在步枪的金属上滑过，映射出特殊的光芒，那位不幸的观众兼主角在被强迫光脚出门之前，在头颅被砍之前，套句现代用语，在头颅“飞”出去之前打开门的刹那，眼睛不安地接收步枪的光芒，喀啦，喀啦，喀啦，靴子、铁棍和步枪在夜里的喧嚣声，像乐谱上的音符那般精准。法格斯的想法是要让城市燃烧的火光延伸到海滩的灰色晨曦，晨曦同时随着海滩的雨景和背景的大海，沉落在永恒的黄昏里，而黄昏是当天夜晚或另一个相同夜晚的前兆，夜晚则如无止境的圈圈，将历史巨轮的钟摆一次次地荡到周期的最高点，只为了让它再度跌落。 “一位知名画家。”女人的声音肯定地说。那个声音总是以同样的字眼那样解释，同时，法格斯一边想象观光客将相机镜头朝向塔楼，一边思忖那个女人究竟从哪里得来那么不正确的信息，说法文的男子可从来没提起塔内的人。他想，或许那不过是让行程更添趣味的方法罢了。如果说法格斯在某个专业领域里小有名气，也绝非因为他的绘画作品。经过少年时期的最初几次尝试，绘画这件事在他剩余的专业生活里，已被抛于脑后。至少直到最近他还都认为，绘画和他透过相机取景器所捕捉到的各种情境、景色和人物相去甚远。那个充满色彩、感觉和脸孔的世界，正是成就他追求决定性瞬间影像所需的元素。影像的绝对性瞬间，有如昙花一现，同时又恒久不灭，足以解释一切。那是个隐藏的法则，整合了混沌中严峻的几何。诡异的是，自从收起照相机，再度握起画笔，找寻他从来无法借由镜头取得的景致——令人心安的景致——法格斯才觉得比较贴近他长久以来所久觅不得的东西。他现在想，不管是稻田的柔绿、市集的混杂熙攘、孩子的哭泣或战壕的泥堆，或许景致终究未曾出现在他眼前，而是在他自己的心里：在记忆本身的回头浪里，在那些罗列于记忆海岸的鬼魂里，也在绘画和色彩的缓慢、细微、反思的线条里，而那种线条得在脉搏的跳动已日趋缓慢时才画得出来；在年老又卑微的神祗及他们造成的后果，不再以仇恨或恩德打搅人类时，才画得出来。 （第一章未完，可在卓越亚马逊在线试读阅读完本章） ------------------------- 第二章 当法格斯朝着那扇面向陆地的窗户望出去，看见松林间一位陌生人正在观看塔楼。车辆只到得了半路，那意味着沿桥墩蜿蜒而来的小径得徒步走上半小时。那个时间走那段路并不容易，艳阳依旧高照，没有一丝微风可吹凉斜坡上石子的热度。好体力，他想。不然便是造访的意愿极高。法格斯身材高挑，瘦骨嶙峋，灰色短发让他看起来有点军人的气质。他拉直双臂伸了伸懒腰，在盛满水的脸盆里洗净双手，走到外头去。两个男人对望了几秒钟，周遭的灌木丛传来一阵阵单调的蝉声。陌生人一边肩上挂着背包，身着白色衬衫、牛仔裤和登山鞋，安静并好奇地望着塔楼和塔内的人，仿佛在确认那是否就是他要找寻的地方。 “早。”陌生人打招呼。 他的声音显示不出他来自哪里，画师恼怒起来。他不喜欢访客，斜坡上放置了好几张明显的警告标示，声明那是个私人属地，尽管一只狗也没有，其中一张还是写着“内有恶犬数只”。在那个地方，他总是独来独往，唯一的社交是下山到背阴港：邮局职员，他偶尔光顾的小渔人码头的酒吧服务生，贩卖食物或画具给他的店员，或是处理他从巴塞罗那汇款的银行职员。他彻底切断任何人靠近他的意图，总是以恶劣态度打发那些想越过那条防御线的人，因为他知道单纯礼貌性的回绝并无法让人打消鲁莽的念头。他藏了一把一直没机会从枪套里拿出来的连发猎枪，以便应付情急状况——这字眼包括各种令人不安的可能，尽管都不大可能发生。猎枪擦得光亮并上了油，和两盒霰弹子弹一起放在楼上的木箱里。 “这是私人属地。”画师说，态度冷漠。 陌生人听了却无动于衷，在十或十二步距离外继续专注地看着画师。他身材健硕，中等高度，蓄着麦草色长发，戴着眼镜。 “您就是摄影师？” 不舒服的感觉更加强烈了。那个人说了摄影师这几个字，而不是画家。这指的是一段过往的人生，那不可能让法格斯觉得愉悦，更别说是出自一位陌生人的口中了。那段人生和这个地点、这个时刻扯不上任何关系，至少表面说来是没关系的。 “我不认识您。”画师说，语气恼火。 “您或许不记得我，但是您一定认识我。” 访客说话的语气非常沉着，同时往前走近了一些，让彼此更容易交谈，法格斯不得不盯着他看。法格斯一生中曾看过许许多多的脸孔，大部分是透过照相机的取景器。有些脸孔他记得，其他的早已忘了。总是瞬间的一眼，快门喀嚓一声，只有偶尔被签字笔从图像目录表上圈出来的底片，才能幸免尘封归档的命运。大部分出现在那些相片里的人，都转化为无数的相似脸孔，背景是一连串不仔细回想便无法厘清前后次序的场景：塞浦路斯、越南、黎巴嫩、柬埔寨、厄立特里亚［1］、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安哥拉、莫桑比克、伊拉克、巴尔干半岛……单独的摄影活动，没有开始也没有结尾的旅途，广阔的灾难地表上被摧残的景象，彼此错乱混淆的战争，人群和尸首。不计其数的底片，其中他每一百张、每五百张、每一千张才记得一张。而那种恐怖清晰明确又从未歇止，绵延了无数世纪和历史，就像荒凉且无限延伸的两条平行线间的道路。那是概括了所有恐怖的准确图像，或许因为只存在一种恐怖，亘古不变的恐怖。 “您真的不记得我？” 陌生人看来有点沮丧，但是身上没有任何法格斯觉得熟悉的地方。欧洲人，画师一边近距离观察，一边作出判断。体魄健壮，淡色眼睛，双手厚实，左边眉毛上有一道垂直的疤痕。外表有点粗野，因为眼镜而增添了几分温和。还有那淡淡的乡音，也许是斯拉夫人，巴尔干半岛人或那附近的人。 “您拍了我一张照片。” “我这一辈子拍了许多照片。” “那张很特别。” 法格斯认栽了，将双手插入长裤口袋中，耸了耸肩。“很抱歉，”他说，“我记不起来。”对方微微露出一笑，抱着希望。 “先生，再回想一下。那张照片让您赚了笔钱。”陌生人飞快地指了指塔楼，“……或许这就归功于那张照片吧。” “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东西。” 对方的笑容更深了。嘴里上排牙齿的左侧缺了一颗前臼齿，其他的牙齿看来状况也不太好。 “那要看从什么观点来看。对某些人而言，这的确相当地大不了。” 陌生人说话的方式有点一板一眼，宛如从一本辞典里抽出来的词汇。法格斯再次努力想认出那个脸孔，但是徒劳无功。 “您那个重要的奖项，”陌生人说，“我的那张照片让您荣获国际新闻摄影奖……这您也不记得了？” 法格斯怀疑地看看访客。那张照片他记得很清楚，还有出现在上面的那些人。那些人他一个个全都记得，三个站立的德鲁兹派民兵，戴着眼罩，其中两个正倒向地面，另一个还骄傲地挺着身，还有几乎近距离枪决他们的六个隶属马龙教会的长枪党党员［2］。受害者和刽子手，乔福（Chuf)的山区。十来本杂志的封面。入行五年后，让他戴上著名战地摄影记者光环的照片。 “您那时不可能出现在那里，主角都身亡了，开枪的是黎巴嫩的长枪党党员。” 陌生人踌躇了一下，一脸茫然，视线没离开法格斯。他保持那样几秒钟，最后摇了摇头。 “我说的是另一张照片。乌科瓦（Vukovar）那张，在克罗地亚……我一直以为他们为此颁给您那个奖。” “没有。”现在法格斯重新提起兴趣仔细看着陌生人，“乌科瓦那张是另一个奖。” “也是个重要奖项吗？” “差不多。” “我，就是照片上那个士兵。” 法格斯变得非常沉静，双手插在长裤口袋里，头微微向右倾，重新检视眼前那个脸孔。而现在，如同照片显影的缓慢过程，记忆中的影像终于开始慢慢地重叠在陌生人的五官上。这时他咒骂自己的迟钝。当然，就是那双眼睛，没那么疲惫，而是更有神采，却是同一双眼睛。还有嘴唇的弧度、有道轻微凹痕的下巴、坚毅的腮帮子，在旧照片里蓄了两三天的胡须现在刚刮剃干净。他对那张脸的认识几乎完全建立在观看那张照片上，秋季某日他在原南斯拉夫的乌科瓦拍下那张照片，当时塞尔维亚的火炮和船只从多瑙河炮轰克罗地亚军队，被击溃的军队艰难地守在围城里的狭窄防御线里。郊区的战况非常紧张，法格斯和奥薇朵从隐藏在玉米田里唯一可能的小径进入。一星期后，在通往彼得罗夫齐（Petrovci)的路上,他们和一队克罗地亚军团的几名幸存者错身而过，那队军团以轻武器奋战火力强大的敌军，被击败后正在撤退。身穿五颜六色混杂军服和平民衣着的生还者零乱地走着，体力早已完全透支。他们是一群刚被征召来的克罗地亚国民军,由农民、公务员和学生组成，脸上流满汗水，张着嘴巴，迷惘的双眼疲惫不堪，武器不是挂在皮带上就是拖在地上。在敌军坦克车几乎是贴着他们的脚跟急急追赶之下，这些国民军刚跑了四公里，现在几乎像鬼魂般在映射于路面上的阳光里缓慢移动，只听得到远处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和他们脚下摩擦地面的声音。奥薇朵没拍下任何照片，她只拍景物，几乎从不拍摄人像，但是法格斯经过他们身旁时，却决定记录那种筋疲力竭的画面。他将照相机拿到脸前，在调整焦距、光圈和景框的同时，让两个脸孔经过，他透过取景器选择了第三个，几乎是巧合：一双极为空泛的淡色眼睛，疲惫得不成人样的五官，沾满汗珠的皮肤，汗水湿透了前额上又脏又乱的头发，一把老旧的AK47漫不经心地倚在右肩，一只手托着枪，手上绷带的血迹已凝为棕色。快门喀嚓一声后，法格斯继续他的路程，那就是一切发生的事。四个星期后那张照片被刊出，同时间，乌科瓦沦陷了，该城的所有捍卫者也被歼灭，而那张照片变成了战争的象征。或者，就如颁给他年度欧洲焦点摄影奖的专业评审团所下的结论，那张照片变成了所有战争中的士兵的象征。 “我的天！我以为您阵亡了。” “我的确几乎丧生。” 两人保持沉默，互相注视对方，好似没人知道该说些什么或做些什么才对。 “嗯。”法格斯终于喃喃地说，“我承认我欠你一杯。” “一杯？” “一杯什么的……酒，要是您喜欢酒的话，一杯酒。” 法格斯首度露出微笑，带点勉强，对方也回以笑容，如之前一样露出牙床上的黑洞，看起来像在思索事情。 “对。”访客下结论，“或许您欠我那一杯。” “请进。” 他们走进塔内。访客看着四周，显得非常惊讶，稳住脚的重心慢慢转圈环顾巨大的圆形壁画，同时战争画师则在堆满画笔、颜料罐和颜料管的桌子底下寻找东西，又在地上的纸箱堆里，有草图的纸堆中，楼梯、画架和用来盖鹰架的木板堆里，以及两颗一百二十瓦的灯泡中翻找。灯泡吊在附带衣架和轮子的移动架上，连接着外头的发电机，法格斯晚上工作时会用来照射壁画。“西班牙白兰地和热啤酒，”画师说，“我能招待您的都在这里，而且没有冰块，冰箱只会在我启动发电机时运作一小会儿。” 对方继续观看壁画，做了个表示无所谓的动作。对他而言，什么饮料都一样。 “我永远都认不出是您，”法格斯说，“那时候照片上的您比较瘦。” “之后我还更瘦。” “我猜那是段不好过的时光。” “的确是。” 法格斯拿着半杯满的两杯白兰地往访客那边走去，高声重复说：“对大家都是不好过的时光。”他想着在那三天之后所发生的事，靠近拍摄那张照片的地方：乌科瓦郊外的波罗沃拿歇尔捷（BorovoNaselje）的公路壕沟。他将一杯酒递给访客，喝了一口自己那杯。那个时间喝酒并不恰当。陌生人将目光自壁画移开，手上拿着酒杯，但没怎么搭理法格斯；画师突然想到，用“陌生人”来称呼对方已经不合适了。访客眼镜后的那双浅灰色眼睛，现在定神地看着画师。 “我知道您指什么……我看到那个女人丧生。” 法格斯并不容易显出惊讶，也不喜欢展露情绪，但他的脸上一定反映了某些事情，因为他再次看见访客嘴里的那个黑孔。 “那是您拍下我以后的几天。”访客继续说话，“您没注意到我在场，但是那个下午我在波罗沃拿歇尔捷的公路上。当我听到爆炸声，我以为是我的战友……经过时，我看见您跪在壕沟里，在……身边。” 他迟疑了一会儿才说出最后那几个字眼，好像在“尸体”和“身边”之间拿捏不定后，终于选择了后者。法格斯判定，那种说话方式非常怪异，带点礼貌，又有点跟不上时代的字斟句酌，老是为了用字遣词而有所停顿。现在访客终于将酒杯递到唇边，眼睛依旧注视着法格斯。两人维持了一段沉默。“很抱歉。”法格斯说，“我没认出是您。” “很正常。您那时看起来精神上受到不小的打击。” “我并不是指波罗沃拿歇尔捷的事，而是指那几天前为您拍摄的照片……您的脸是好几本杂志的封面，从那时开始，那张照片我看了好几百回。当然，现在我记起来了。知道您就是照片上的士兵以后，事情就简单多了。但是您变了不少。” “您刚刚说过了，不是吗？……不好过的时光。之后，又过了好多年。” “您怎么找到我的？” “四处寻访，”对方回答，随即转头去看壁画，“这里、那里，到处去问。法格斯先生，您是个众所周知的名人，”访客补充说道，心不在焉地以白兰地润湿嘴唇。“尽管您退隐有段时间，很多人都还记得您。我跟您保证。” “您怎么逃离那里的？” 访客给他一个奇怪的眼神，回答说：“我猜您是说乌科瓦。您拍下我两个星期后，我受伤了。不是照片里那个手伤，您看，我还留着疤痕；而是另一个更严重的伤。那时切特尼克（iks）队伍还没封锁玉米田的通道。我被疏散到奥西耶克（Osijek）的一家医院。” 访客摸了一下左侧肋骨，指出确切的部位。不是用一根指头，而是用张开的手掌，因此，法格斯推测伤势非常严重，马上点头表示领会，带着一丝怜悯。 “炮弹？” “一颗2.7毫米的子弹。” “您的运气真好。” 画师指的不是访客没有死于枪下，而是遭到枪击的当时，负伤还可以被疏送离开乌科瓦。当时塞尔维亚人也将那条小径封闭，没有任何人可以离开那座被包围的城市。而当这个城市沦陷时，所有符合战斗年龄的俘虏全被杀害身亡，甚至连伤员也从医院里被拖出来，死在枪口下，通通被埋进一个大坑洞里。 听到运气那个词，这个克罗地亚人以怪异的神情看了看法格斯，而且持续望着他好一会儿。最后他把杯子放到桌上，视线再度扫过圆形墙壁。 “很奇特的地方。但是我没看见往昔时光的回忆。” 法格斯指着壁画：火山般的灾火逆光映照着古城阴暗的岗楼，现代武器的金属反光，身着铠甲战装的军队从城墙缺口如水流奔泄而出，女人和孩童的脸孔，被吊死的人如串串果实悬挂在树上，船只在灰色水平线里走远。 “那些都是我的回忆。” “我是指照片。您是摄影师啊！” “我曾经是。” “曾经是，没错。摄影师通常会把照片挂在墙上。自己曾拍过的照片，尤其是得过重要奖项的话。您不会因为您的照片而感到羞愧，对吧？” “我已经对那些照片没兴趣了。就这样。” “当然。”访客怪异地微微一笑，“就这样。” 现在访客一边专心地看着壁画上的图像，一边皱起眉头。 “古老的战争也在您的回忆里吗？……特洛伊以及类似的地方？” 这下换成法格斯淡淡一笑。 “那就对了。类似的地方总是同一种地方。” 那句话应该是引起了对方的兴趣，因为访客安静下来，眼神停在壁画上，思索着刚刚听到的话。“同一种地方。”访客低声重复这句话。他走了几步，靠近观看细节，突然觉得很不自在。 “我不懂画。”他说。 接着他走到放在门口的背包前，拿出一个文件夹，从里边抽出一张中间对折的纸。那是杂志上撕下来的一张老旧的纸页，被反复摸过：《新闻镜头》的封面，一张十年前拍摄的照片。访客拿着封面走近桌子，挨着颜料瓶罐和画笔放下，与画师沉默地观看照片。法格斯自言自语：“这的确是一张特别的照片，冷漠、客观，完美无缺。”他曾经看过好多次，但是那些看不见的——对一位专注的观察者而言，或许是看得见的——几何线条依旧令他感到欢欣，那些线条如一张完好无瑕的网状粗布将照片支撑住：筋疲力竭的士兵的特写镜头，迷惘的眼神像是构成那条不通往任何地方的公路的部分线条，溅满炮弹麻点的废墟房子几乎变成多面体的墙面，远处的灾火浓烟如一根巴洛克黑柱垂直竖立，不见一丝微风。所有那一切，被框在照相机的取景器里，印在一张24×36mm的胶片上，与其说是精算的结果，不如说是本能所致，尽管颁发欧洲焦点摄影奖给那张照片的评审团强调：巧合是相对的。其中一位评审委员如此宣称：不仅是照片的完美，我们确信，这位摄影者的观点和视角是由丰富经验累积而成，那个影像是最终的沉淀物，一段个人、专业和艺术漫长过程的登峰造极之作。 “那时候我二十七岁。”访客说，用手掌抚平那张纸页。 访客说这话的语气平淡，不带乡愁也没有忧郁，但是法格斯并没有注意到。“艺术”那个字眼在他的脑海里萦绕着，回顾过往让他感到不适。奥薇朵有一次曾说过，“在我们这行，‘艺术’这字眼听起来总像作假，像是暂时用来缓和伤痛的热布条。”当时的她坐在一张座内已被挖空的单人沙发上让胶卷倒片，几台相机搁在膝盖上，面前是一具无头的男人尸体，而她只拍下了他的鞋子。她说：“我们缺乏道德观总比不道德来得好。你不这样认为吗？现在，请亲吻我。” “这是张好照片。”访客继续说，“我看起来很累，对吧？……我的确是累。我想就是疲惫让我的脸看起来如此具有戏剧性……是您选的标题吗？” 法格斯想，那些照片恰好是和艺术对立的东西。线条和外形的谐调，唯一的目的只是要得到问题的内在答案。这一切和美学毫无关联，和其他摄影师用来——或是他们宣称用来——在镜头和工作之前当做滤光镜的伦理，也没关系。对他而言，一切都只是在生命的难题与其附带的损失所构成的迷蒙格网里移动。他的照片就像国际象棋：其他人看到格斗、苦痛、美丽或和谐的地方，法格斯却只看其中谱出的无数谜语。他正在进行的大壁画也一样。所有他试着在那面圆形墙壁解决的问题，都与一般人所谓的艺术背道而驰。又或许实际上是有个模棱两可又毫无退路的点，其中的伦理和美学都已凋零无存，一旦跨越过那个点，艺术将会变成，或许较恰当的字眼是“再度”变成——一种冷漠又或许有效的公式，变成一种冷静观照生命的工具。 好一会儿，法格斯才发现对方正等着他的答案。他努力回想。标题，对！访客问到照片的标题。 “不是。”画师说，“那是杂志、报纸和通讯社他们自己定的标题。不是我选的。” “‘战败的脸孔’，非常恰当。法格斯先生，您还记得那天有什么其他的事吗？……关于那次战败的记忆？” 访客好奇地望着画师。或许那种好奇显得过于正经，仿佛提问是出于礼貌而非兴趣。战争画师摇摇头。 “我记得燃烧的房子和您的队伍撤离战场……其他就没什么了。” 其实不然。他还记得其他事情，但是没说出来。他记得奥薇朵沉默地走在公路对面，胸前挂着照相机，背上一个小背包，麦色的头发扎成两条辫子，牛仔裤使她的双腿更显修长，白色运动鞋让公路上被迫击炮打碎的砾石沙沙作响。他们俩渐渐靠近前线，枪炮声越来越近，她的脚步也像是更敏捷更坚定，好似在冥冥注定中，奋力地赶赴三天后在波罗沃拿歇尔捷公路上等候她的那个无法逃避之约。爬上一道让他们暴露行踪的斜坡时，山坡的曲线与危机重重的直线立刻交会，两颗流弹从他们头上飞啸而过，朝射程所及的极限飞去，法格斯看到她稍微曲身停下，像个接近猎物的狩猎人谨慎地环顾四周，然后转向他，露出会心的微笑，表情有些心不在焉，像是出了神，鼻翼扩张着，炯炯的双眼有如快要流出肾上腺素。 访客从桌上拿起杯子，握着一会儿后，又放回原处，没喝半口。 “我呢，倒是很清楚地记得你拍下我的那个时刻。” “虽然我们当时身处在不同的状况下。”访客补充说。当然，对法格斯而言，捕捉战场画面就是工作上的例行公事；但那是克罗地亚人第一次遇到那种状况，几天前他才被征召入伍，那时却与同样惊慌的战友们并着肩，双手拿着步枪面对塞尔维亚的坦克车。 “听着，我们被他们击溃了，彻彻底底地击溃。我们本来有四十八人，最后只剩十五人回来……就是您在公路上看到的那些。” “您和战友们的气色很差。” “您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像兔子般奔跑，穿过田野，在彼得罗夫齐的郊外才重新集合。我们惊慌无比，长官只好命令我们往乌科瓦撤退……就在那时候，您和那个女人与我们擦身而过，我记得看到她时我很惊讶。她是摄影师，那时我想。一位特派摄影记者。她走得很快，经过我们身旁时，好像没看到我们一样。我定神看着她，当我转过头来，您就在我面前。您对准我，或是将我放入景框，怎么说都好，拍下我……是的，喀嚓一声，您就继续往前走，一个动作、一个招呼都没有，什么都没有。我想，当您放下照相机后，已经不会再想到我，甚至不再看我。” “有可能。”法格斯承认，有点不悦。 访客随手指了指照片，然后说：“您无法想象这几年来看着照片让我想到多少事情，所有从我自己和他人身上学到的东西。由于这么深入研究我的脸，或者该说是我当时的脸，我竟然能跳出来反观自己，您了解吗？……也就是说，看照片的是另一个人。尽管事实上，我猜想，现在看照片的也是另一个人。” “但是您，”访客下结论，非常缓慢地转头面对画师，“并没怎么变。” 访客的腔调有点奇怪。法格斯用一种怀疑的眼神质问，却看到访客微微举起一只手，仿佛那个没说出口的问题不具意义。对方那动作意味着：没什么特别的事，我经过这里，想跟您打声招呼，不然您以为我来干嘛呢？ “不对。”停顿了好一会儿，访客继续说，“更准确地说，您几乎一点也没变……或许多了点灰发，脸上多了些皱纹。尽管如此，要找到您还真不容易。我走过许多地方，不停地询问。我到过您那些摄影通讯社，杂志社……我对您几乎一无所知，但是，随着我慢慢搜集线索，我知道您是位有名的摄影师，最优秀的摄影师之一，大家都这么说。您几乎都是在战场上工作，获得许多奖项……有一天您放弃了一切，失踪了。一开始我以为这和那个女人的死有关，但是后来我证实您还继续工作了几年，直到科索沃［3］和萨拉热窝事件［4］之后才退休的，不是吗？……还有非洲的某个事件之后。” “您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呢？” 无从判断访客是否在微笑。他的眼神四处飘移、冷漠无情，与嘴上友善的笑意并不搭调。 “您让我成名。我决定认识让我成名的人。” “您叫什么名字？” “这很有意思，不是吗？”那双眼睛依旧冷漠，继续凝视着法格斯，但是笑容却更开了。“您拍下一个邂逅两秒钟的士兵，一个您连名字都不知道的士兵，而那张照片却绕了世界一圈。然后您忘了这位无名小卒，又继续拍摄其他照片。其他人的名字您肯定也不知道，我猜。或许您也让他们成名，像我一样……您从事的真是一份奇特的工作。” 访客停止说话，陷入沉思，或许正想着法格斯在摄影上的独特表现。他出神地看着放在相片旁的那杯白兰地，像是注意到那杯酒的存在，便拿起来凑近唇边。 “我叫伊柏•马克维奇。” “您为什么要找我？” 对方放下杯子，用手背擦干嘴巴。 “因为我要杀您。” 法格斯的嘴巴半张着，说不出话来。有好一会儿只听得到外头灌木丛里的蝉鸣声。法格斯合上嘴看了看四周。他的心脏缓缓跳动，失去了节奏。他发觉心脏在胸膛里躁动难安。 “为什么？”法格斯问。 他已经缓慢地移动了一下，仅是细微的几公分，并保持高度戒备。现在他在侧边，左肩对着访客。离手边最近之处是一把有刀尖的宽叶调色刀，刀柄露在大小颜料罐之间。他伸出一只手去拿刀，对方却什么话都没说，也未显示惊慌之色。 “您的问题不容易回答。”访客若有所思，看着法格斯握在手里的调色刀，“这么多年我反复思索杀您这件事，计划着每个步骤、每个细节之后，却发现事情比表面看来更复杂。” 战争画师直盯着访客，心里估算着线条、角度和体积：没有阻碍的空间、到门口的距离、两人的体格差距。他很惊讶自己并不觉得惊慌。 “真的吗？然后呢？……我觉得事情非常复杂，要是您状况良好的话。” “什么？” “要是您的脑袋没毛病，没疯。” 对方近乎是热切地点头。他口气自然地说，我了解您的顾虑。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之前，我本来以为这一切轻而易举，可以一语不发地杀了您，不须任何解释。但是时间并徙劳飞逝，人也会再三思考。我想过了，光是杀了您，我觉得不够。 “您想在这里杀了我？……现在？” “不，我就是因为这样才来和您说话的，我说过我不能只是杀了您而已。在杀您之前我们得先谈一下，我需要更了解您，让您也知道某些事情。我要让您完全了解状况……之后我才能杀了您。” 语毕，访客羞涩地看着画师，好像不确定那样解释是否礼貌，又好像不确定是否用对了语法结构。法格斯释放出压抑在胸腔内的一口气。 “您要我了解什么？” “您的照片。或者应该说：我的照片。” 两人望着法格斯右手上的调色刀。画师突然觉得荒唐至极，便把刀放回原处。当他抬起视线，在访客的双眼里读到简洁的赞同。那时战争画师莞尔一笑。 “您想过我可能会防卫吗？” 对方眨了眨眼，好像不满法格斯以为他不会想到这一点。他回答：“当然，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个机会，当然您也是。” “或者您想过我可能，”法格斯迟疑了一秒钟，因为那个字眼好像很荒谬，“逃跑？” 访客过了一会儿才回话。他抬起双手，似乎是想表明自己身上没藏任何可以用来攻击的东西，随后走到背包那儿，抽出一本破旧的摄影书。当访客再度走近时，法格斯认出那是他的一本英文版作品集《战争之眼》。对方在桌上摊开书本，放在《新闻镜头》旁边。 “我不相信您会逃跑。”访客翻阅着这本书，不在乎法格斯并没在看书而是盯着他，“先生，这几年来我一直在研究您的摄影作品，我对这些照片一清二楚，有时候我会觉得自己已经够了解您了，所以我知道您不会逃开，目前您也不会有任何行动。我们谈话时，您会一直留在这里，一天，好几天……我还不知道。您跟我一样需要答案。” 译注： ［1］厄立特里亚（Eritrea)是非洲东北部濒临红海的小国，曾为意大利属地、英国保护领土，二次大战后与埃塞俄比亚成立联邦，却被后者兼并（一九六二年）。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随即进行武装抗争，经过三十多年努力，于一九九三年在联合国监督下举行公投正式宣布独立。该国自独立建国以来，内战不断，与埃塞俄比亚的边界纠纷仍是其对外关系的重点。 ［2］黎巴嫩长枪党（成立于1936年）的前身是一支纪律严明的青年体育组织，发展成党后势力日渐壮大，成为代表黎巴嫩天主教马龙派的主要组织，并在天主教和伊斯兰教对立的内战中（1975—1990）扮演极重要角色。 [3]科索沃事件，在科索沃的二百万人口中百分之八十是信仰穆斯林教的阿尔巴尼亚族裔，由于他们要求自治，强势当局就采取种族清洗方式进行镇压，一万多人被屠杀，一百多万人被迫逃离到邻国成为难民。 [4]波黑内战，从1992年3月波黑宣布从前南斯拉夫独立开始，到1995年11月戴顿和平协议签订为止，经历了3年多的战争。战争初期是波黑塞族军队分别与波黑克族和穆族军队，波黑穆族军队与波黑克族军队之间进行。之后，屈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压力，组建了穆克联邦，战争转向波黑塞族军队与波黑穆克联邦军队之间。波黑战争造成了20至25万人的死亡，数以万计的人员受伤。战争使近220万的人离开了原居住地，近百万人成为国际难民。 从1992年5月2日至1996年2月26日，波黑首都萨拉热窝被波黑塞族军队包围了1395天。20多万人在大炮和机枪、狙击步枪的威胁下，在缺水、缺电和缺粮的情况下维持生活了3年多，有10615人被打死，其中有2000多是儿童，近5万人受伤。萨拉热窝成为人类历史上被围困时间最长的一座城市。1992年6月在波黑斯布雷布尼察地区一次种族清洗中有近8000名穆族人被杀害。1994年2月一颗炮弹落在萨拉热窝市中心的一个集贸市场，当场炸死68人，炸伤200多人，是萨拉热窝被围困中最血腥的一次惨案。为了促使交战双方实现停火，1995年7月，波黑问题国际伦敦会议通过了“大规模轰炸波黑塞族”的决议，授权多国部队对塞族采取军事行动，轰炸摧毁了塞族人的军事设施，解困了萨拉热窝，同时也留下了贫铀弹的遗患，给当地人带来了长久的危害。 ---------------------- 第三章 漆黑的圆顶穹苍下，群星环绕着北极星，非常缓慢地往左边移转。法格斯坐在塔楼门边，背靠在经历三百年风吹日晒和雨淋的石块上，他看不到海，却能看见远处邪恶角灯塔的闪烁光芒，听见浪涛在峭壁下方拍打着岩石的冲击声，在黄澄澄的下弦月光下，斜映在峭壁上的松树剪影宛如犹豫不决的自杀者。 他手上拿着一杯白兰地，访客不告而别后，他又倒了一杯。马克维奇的离去仿佛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停顿，只是两人必须要面对的那件复杂事务里按规则进行的暂缓，法格斯自己承认，现在那件事无疑是他们两人的事了。他们的对话延续到傍晚过后，当访客正在描绘一个场景时，话说到一半却停顿下来：一张铁丝网和一座到处是乱石的山冈，山上光秃秃没有植物，铁丝网像个讽刺又邪恶的景框或像张照片那般框住山冈。访客嘴边还挂着照片那个字眼，在漆黑中站起了身子；他们已谈了好一阵子，两个人影面对面坐着，四周只有窗边的月光。摸找到背包之后，访客的身影显现在敞开的门边，定住不动了一会儿，宛如在犹豫该无声离去或是得先说些什么，然后，他不紧不慢地走到通往城镇的下坡小径，法格斯也起身随之走出门外，刚好看到访客那身明亮的衬衫在松林阴影中走远。 伊柏•马克维奇——法格斯没理由怀疑访客的名字——忘了拿走那张《新闻镜头》的照片封面。这是画师点燃瓦斯提灯时发现的，当他寻找空杯想重新斟酒，却看到那页封面摊在颜料罐、脏抹布和插满画笔的瓶瓶罐罐之间。不过，很有可能不是访客忘了，而是故意留下来的，就像那本破损的《战争之眼》也被故意丢在两人谈话时访客坐的那张椅子上。对方曾说，“我需要您先了解某些事，那么最后我便能杀了您……” 战争画师想，或许是白兰地对心脏和脑袋的影响，多少减缓了那股不真实感。这场意外的拜访，这一番对谈，以及如同照片封面或他的战地作品集直接铺展开来的回忆和画面，一切好像都恰如其分地被安置于熟悉的场景里。甚至连法格斯此时倚靠的石墙背后那幅凹型宽面壁画，以及笼罩这一切的夜晚，都保留了适当的地点、角落、视角，来摆放访客像是在入迷的观众面前变戏法那般，从背包内陆续取出的东西，那时渐渐消逝的光线先将所有景物的轮廓染红，然后变得模糊，最后没入黑暗。让原摄影师惊讶的是，另一个人说出或没说出的一切，包括自己被宣告的那个死亡，不像是预言反而更像承诺，都显得跟自己身处在塔楼的事实以及那幅大壁画的工程关系密切。如果，就像艺术理论家所主张的，摄影可以做出绘画永远不该再做的事，法格斯则坚信，他在塔楼进行的工作，则是摄影有能力提示，却无法达成的事：一盘混沌的国际象棋棋局浩瀚绵延的圆形景象，那盘国际象棋代表着毫无宽宥的法则，统驭着世界与生命里邪恶的偶然；然而，到底是法则统驭偶然，还是偶然统驭法则，这种暧昧关系却并非巧合。这种观点证实了邪恶具有的几何特性、混沌的规则，以及外行人所看不见的线条和形状，那些线条和形状和他之前拍摄过的某个男人前额和眼皮上的皱纹非常相似。为了拍摄那个男人，他在一个公共墓地旁窝了一个小时之久，男人屈膝蹲着，抽着烟，揉着脸，看着自己的兄长和侄儿被挖掘出来。没人会无缘无故馈赠那种不晓得算不算特权的“特权”，让你在物体、景象或人类身上看得到那样的线条和形状。一直以来，法格斯就怀疑只有在某种行程或旅途之后才有可能办得到：例如，手握回程票前往一趟特洛伊战争。旅馆房间里一片孤寂，标示着相片，擦拭着照相机，视网膜里依稀残存着鬼魂的影像，或者晚些，回来后，面对摊放在桌上的相片，像在玩复杂的单人纸牌游戏一般，拿照片来洗牌、发牌。白发苍苍的尤里西斯双手染血，骤雨打散了冒烟城市的灰烬，那时船只也启航了。到了那时，人可以一而再、再而三观看着那一切种种，喀嚓，喀嚓，喀嚓，暗房、冲洗相片、国际新闻摄影奖、欧洲焦点摄影奖，却也可以一辈子失败。而现在，法格斯是战争画师，把他带到那座塔楼的，是一位死去的女人和一个既定的事实：没有人可以在一百二十五分之一秒内将那一切通通捕捉进底片里。 刚刚离开的男人确认了这个事实。他是墙上巨幅圆形壁画里的另外一道线条，更像是一个针对斯芬克斯［1］的沉默之提问。访客在那幅壁画上理当有个光荣的位置，一个被世界的矛盾和斡旋所指派的位置。那个世界顽固地想证实的是：混沌的确拥有无情的笔直捷径，可通往时间和空间里的精确位置，尽管动物的天生外形并不存在直线，自然界里也甚少出现直线——除了地心引力拉紧上吊者脖子上的绳索那一刹那以外。法格斯震撼不已：好个尽管。下午，伊柏•马克维奇把摄影集放在桌上后，转向圆形壁画，兴致盎然且安静地看了好久。 “所以，这就是您所看到的。”访客最后喃喃低语。 那不是问句，也不是结论。听起来像是访客在确认一个长久以来的想法。法格斯深知，要切断那幅壁画和桌上那本摄影集的关联是不可能的。摄影集不可能只是凑巧地翻在一张他早期的黑白照片上，那是在柬埔寨军队的导弹击中金边的坡士东市场后所拍下的：一个受伤的男孩从地上稍微曲身坐起，爆炸的烟雾模糊了他的双眼，他正盯着平躺在地的母亲，尸体正好对角斜躺在照相机的景框里，她的头颅被炮弹碎片炸开，鲜血在地上勾勒出多条复杂的细细长流。好几年之后，在摩加迪沙［2］面对和坡士东以及其他许多地方一模一样的场景时，奥薇朵曾这么说：“太不真实了，我们体内竟然有这么多的血，我想有五公升多吧，不过把血流光也相当容易，是吧？”更久以后，法格斯想起那些话和那些照片，当时他右眼正贴着相机取景器，在萨拉热窝的市场里，一颗爆开的塞尔维亚迫击炮弹依旧冒着烟。五公升乘以五十或六十具躯体所流的血液，为数可观，血流成了细流、螺旋状和交错的线条，鲜红色泽渐渐褪去，随着一分一秒的流逝和哀号声消失，终至凝结。孩童们望着自己的母亲，母亲们望着自己的小孩，躯体和其他躯体形成对角线、直线、平行线，而地上那些不规则的液状线条，将所有的躯体网罗在一张红色巨网里。奥薇朵说的没错，人体内的鲜血多得惊人。几个世纪以来，人类的血液不断倾溢，也永远不停止流淌。但是她人已不在那里，无法看到这种相似之处了，她自己的五公升已经流尽，就在金边市场和萨拉热窝市场之间的时空里的一个点——波罗沃拿歇尔捷公路的壕沟里。 “原来没有照相机您是这样看待事情的。”伊柏•马克维奇语气坚定地说。 他已走近墙面，一根指头扶正眼镜后，双手交叉放到背后，身体微倾看着壁画的某个部分，那里炭笔素描的强烈线条已经上了点色彩，线条以奇怪的透视法呈现一个女人的躯体，脸孔尚未定形，张开的裸露双腿挨近前景，一股鲜血流淌于大腿之间，一位半坐着的男孩剪影就在附近，转身面向女人，或他的母亲。法格斯想着，人类的演化真奇特：鱼、鳄鱼、杀人犯，总在每个演化阶段的夹缝填上自己的尸体。今日的孩子，明日的刽子手。画师才刚开始画那个男孩，就保留了那些相同的特征等着画一位士兵；士兵群在那个场景的右侧，手上拿着步枪，推搡着城里的无数的逃亡者。城市的画法是以方形窗户和锯齿状的黑色废墟为底，在远处山顶上的灾火和爆炸光芒一片红海中勾勒成形；那些古老的法兰德斯大师的技艺并非仅是令人崇拜而已。 “我不太会欣赏艺术。”马克维奇解释。 “事实上，这不是艺术。艺术需仰赖信仰才得以生存。” “那些我也不太懂。” 马克维奇保持不动，没有抽回背后的双手，非常专注地观察画中的一切，像是博物馆里安静的参观者。 “我要告诉您一个故事。”访客说，但没转过身来。 “您的故事？” “是谁的很重要吗？就是一个故事。” 然后他缓慢地转向法格斯，开始讲述故事。马克维奇说了好长一段时间，中间停顿了好几次，因为他一直在找寻最适当的字眼，想尽可能精确地叙述细节，有时他留意到自己说话的方式随着故事步入高潮而失去客观，也变得有些激动。意识到这点，马克维奇会突然停止，摇头表示歉意，请求听者谅解，短暂的沉默之后，他在同一个点重新开始，声调变得更客观、更沉稳。 诧异的战争画师全神贯注于所听到的一切，也就是这样，他更坚信那张隐藏的网确实存在，那张网网住世界，也网住世上的事件，而世上发生的事没有一件是没有前因后果的。于是，他知道了以前叫做南斯拉夫的国家里，某个小镇上有个年轻家庭：先生是农业技师，妻子负责打理家务、照顾菜园，儿子还年幼。他也重新知道以前已经知道的事：政治、宗教、旧恨、与人类粗鄙的本性所衍生的愚昧，以一场让亲朋好友和邻居互相对抗的战争来摧毁那个地方。塞尔维亚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纳粹及其克罗地亚盟友屠杀；这回他们抢先一步，归纳成四个字：种族净化。马克维奇这一家就是铁托元帅［3］的种族融合政策促成的通婚家庭之一；但是老元帅过世后，事情也变了样。丈夫是克罗地亚人，太太是塞尔维亚人，族群分裂将他们狠狠地拆散。当切特尼克民兵团开始杀害自己的邻里街坊时，妻儿运气还算不错，他们留在塞族聚居区，但丈夫却成了逃亡者，被克罗地亚国民兵组织征召入伍。 “得知母子平安让那个士兵可以安心度日啊……法格斯先生，您了解吗？当他扛着步枪，过着苦难又惊恐的战地生活时，知道家人置身安全之处让他感到安慰。您曾是这么多不幸事件中持有回程票的见证人，应该了解我指的是什么。难道不是吗？……烽火连天时，得知亲爱的人并未葬身在世界废墟的火场里的那种欣慰。” 法格斯坐在其中一张帆布椅上，手上拿着那杯白兰地，如同壁画上的人物那般沉静。他缓慢地点头。 “我了解。” “我知道您可以。至少，现在我知道了。”马克维奇继续站在壁画前，胡乱指了画里一个地方，仿佛要提及的东西就在那里。“……您拍下我几天后，当我看到您在公路上跪在那个女人的身体旁，我以为您的情形就是那样：又一具尸体，又一张照片。当然，这是一种遗憾。永远有工作伙伴过世。但是别人丧生总是比自己丧生好，我那时认为您会这样想……有多少记者在我国的战场倒下呢？” “我不知道。五十个左右。很多人。” “就是那样。这么多人中之一，只不过她是女性。某段时间我是这样认为的。现在我知道那时我错了，并非只是多一个死者罢了。” 法格斯不自在地挪动一下身子。 “您在跟我谈您自己，谈您的家庭。” 马克维奇好像准备补充些什么，却停顿下来，嘴巴微张，专注地看着他。然后视线又远绕了一圈，在壁画和白墙上的草图上游走：雨中起航的数艘船只，逃亡者，士兵和浴火的城市，火山在远处爆发，骑兵互相冲撞，中世纪的骑士们正在等候上战场的时刻，人们穿着不符合时代的服装、拿着三千年前的武器在前景互相厮杀。 “士兵的家人安然无恙，”访客继续说，“同时他正为了祖国而战，尽管对他而言，这个祖国的重要性比不上另一个真正的祖国：那个女人和小孩……实际情形是，官方祖国变成一个叫做乌科瓦的屠宰场，变成一个可怕的陷阱。”马克维奇出了一会儿神，“您能想象那种处境吗？塞尔维亚坦克车逼得非常近，我们却没有武器可以抵挡它……一个早晨，那个士兵为了活命，跟着战友们像野兔般一起狂奔。然后，生还者重新集合，气都还没喘完，您就拍下那张照片。” 又是一阵沉默。法格斯喝了一口白兰地，依然一动也不动地坐在椅子上，专注聆听。对方再度转向壁画，现在看着画中的森林，人们像串串果实般吊挂在树上。 “最近这几年，我读了很多东西。”马可维奇继续说，“报纸杂志，还有几本书，也学会了上网。以前我不喜欢阅读，但是我的人生已改变许多。某次因缘巧合，读到某项关于您的东西，引起我的兴趣，那是为了一本您最新的摄影作品集所做的专访……根据您的说法，那是个科学现象：如果一只蝴蝶在巴西或其他地方拍动翅膀，会导致世界另一端爆发一场飓风……对吗？” “差不多。那个理论叫做‘蝴蝶效应’。” 马克维奇淡淡笑了，一根指头指着法格斯表示赞同。然而，那是个奇怪的笑容，僵硬得不像是自己的。那抹笑僵在那里一会儿，露出烂牙之间的黑洞。 “奇怪的是，您竟然在那次专访中提到那个理论，因为那张照片就像蝴蝶振翅……照片流到奥西耶克的医院之前，士兵一直不知情。大家都向他道贺。他成了名人，一位克罗地亚英雄。乌科瓦刚刚沦陷，他的所有同志都死了，有的战死，有的被切特尼克民兵杀害：尼可拉、叟朗、多密斯拉夫、温科、葛鲁伯……那个葛鲁伯是他的长官。您拍照的那天，他们大家还走在一起。城市沦陷时，葛鲁伯一只脚刚被截掉，正在医院地下室。塞尔维亚人把他和其他人弄到院子里，对他拳打脚踢，然后在他头上开了一枪，再把他拖到一个公共的墓地里。” 法格斯明显发现，那抹浅笑，或那个随便怎么叫的东西，已经消失了。他的对话者的眼睛现在盯着他看，宛如真正的焦点在远处，在法格斯背后的某个地方。 “照片里的士兵，”马克维奇继续说，“运气比他的同志好。或者不好……他因为受伤而退伍，启程前往札格拉布（Zagreb）养病的途中，在一个叫奥库加尼（Ｏkui）的地方，他的好运结束了。他搭乘的公交车中了埋伏。” “公交车上的乘客是平民。”稍微停顿之后访客补充说明，“都是老弱妇孺。因此，塞尔维亚人不就地处决所有人，反而把他们带到一个由普通军队负责的审问中心，那名士兵在那里受到例行的虐待。之后，在一次次的棍打下，一个看守人认出他来。他就是那张知名照片里的士兵，乌科瓦的英雄，克罗地亚分离主义分子的代表脸孔。” “他像畜生般被折磨了六个月。然后，由于某个奇怪的理由或巧合，他们让他活下来。将他转送到靠近巴尼亚卢卡（Banja Luka）的一个俘虏集中营，在那儿过了两年半的时间。有一天，他们把他送上卡车，当他想着就要被枪杀了，却发觉自己在多瑙河的一座桥上，还听到有人说：交换俘虏，走吧！你自由了……” 马克维奇的双唇仍继续动作，但是没发出声音。四下沉寂。最后，法格斯看着对方像是吃惊一般，停下了动作，四处张望，仿佛才刚刚发现自己置身于陌生的环境里。 “您不介意我抽烟吧？”访客突然说。画师摇头回应，克罗地亚人走到背包旁，取出一包香烟。 “抽烟吗？” “我不抽烟。” 马克维奇点了一根香烟，吹灭火柴时，寻找烟灰缸丢火柴。法格斯指了指一个法国芥末酱空罐。访客拿起罐子，嘴上叼着烟，手上握着罐子，走到另一张椅子坐下，面对着法格斯。 “您觉得这个故事怎样？”访客以自然的口气问道。 “悲惨。” “并不特别悲惨。”克罗地亚人露出平和的表情，“是悲惨没错！但是还有其他更惨、更不堪的故事。故事总是相辅相成的。” 刹那间访客闭上嘴，眼神迷失在包围着他们的宽广壁画远处里。“相辅相成。”一会儿后他又重复说着，陷入沉思。访客补充说：“我是指完全被根除的家庭、在父母亲面前被杀害的子女、为了活命而被迫自相残杀的兄弟……您无法想象那个俘虏所看到的东西。痛苦、侮辱、绝望……法格斯先生，我们人类是残忍的嗜血动物，我们制造恐怖的能力没有极限。您应该知道这个事实，你拍了一辈子的残忍暴行，总是有些启示的，我猜。” “所以您想杀我？……为了报复那一切？” 马克维奇的脸上再次出现那种冷漠的笑容。 “蝴蝶效应，您刚刚说的。真是讽刺，一个这么文雅的词语。” 译注： ［1］斯芬克斯（Sphinx)，希腊神话中人头狮身的怪物，专出谜语给路人猜，若是猜错就会把人吃掉。 ［2］摩加迪沙（Mogadiscio)，旧名哈马（Xamar），是位于非洲东部偏北的印度洋海港城市。 ［3］铁托（Josipbroz Tito,1892—1980）是南斯拉夫联邦缔造者，并连任前南斯拉夫总统一职（1953—1980）。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铁托推行积极的民族平等和种族融合的政策，促成了六七十年代南斯拉夫政局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 ---------------------- 第四章 访客全神贯注地抽着刚点燃的烟，仿佛每一口都无比珍贵。法格斯这时在访客的脸上辨识出士兵或俘虏惯有的表情。他在许多战场上看过很多男人抽烟，在那儿，烟草通常是唯一的伴侣，唯一的慰藉。 “当那个男人被释放，”伊柏•马克维奇继续说，“他开始寻找妻儿的下落。三年来音信全无，您想象一下……嗯，不久后，他有消息了。那张知名的照片也曾抵达那个城镇，有人拿到那本杂志。邻居们总是乐意联手报复那种事：他们无法拥有的女朋友，某人的爷爷奶奶抢走别人爷爷奶奶的工作，大家抢着要的房子或一块地……这类一直都存在的猜忌、卑劣的事，人类之间不断发生的事。” 夕阳的光芒穿过一扇窄小窗户，水平地射入塔楼，在克罗地亚人的头上形成一圈光环，那种红类似画在墙上各处灾火的红：山丘上的焚城、远处照亮石块和枯枝的火山、映照在武器和战马铠甲上的火焰。那团火焰现在看起来好像蔓延到墙面之外，并笼罩了整个空间、零散的杂物、坐在椅子上的男人轮廓，和他夹在指间或叼在嘴上的香烟的袅袅烟雾，泛红的螺旋线条在那道红光照射下，使得墙上的诸多场景有了罕见的生气。或许，法格斯突然想着，这幅壁画并不像我以为的那么差。 “某个晚上，”马克维奇继续说，“一群切特尼克民兵出现在那个房子，里面住着塞尔维亚妻子和克罗地亚丈夫的儿子……他们一个个轮奸她，为所欲为。五岁的男孩一边捍卫母亲，一边哭闹反抗，他们用刺刀把他钉在门板上，和软木垫上的那些蝴蝶一样，您想象一下，您刚刚对我说造成那种效应的蝴蝶……然后，当他们玩腻了那女人，便割下她的胸部，砍下她的头。离开前，他们在墙上画了一个塞尔维亚十字和‘乌斯塔沙［1］老鼠！’几个字。” 一阵沉默。法格斯在笼罩着访客脸孔的泛红光芒里搜寻他的双眼，却没找着。访客讲述那件事的声音极其客观平静，宛如在念一份药品说明书。随后访客缓缓抬起一只手，烟夹在两指之间。 “用不着我告诉您，”他补充说明，“虽然女人尖叫了一整晚，却没有任何邻居开灯或到街上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 这次彼此沉默的时间更长了。法格斯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慢慢地，室内的低处角落布满了阴影。红色光芒偏离马克维奇，转移到白墙上的某处，那里的黑色炭笔草图画着一个下跪的男人，他的双手被反绑在后，面前另一个男人在他头上高举着一把剑。 “法格斯先生，请告诉我一件事……人可以变得很冷酷吗？……我的意思是，对于镜头前所发生的一切，目击者到底在不在乎。” 画师把酒杯拿到唇边。杯子是空的。 “战争，”他想了一会儿后说，“只有在拿起照相机却不受眼前景象影响时，才有可能拍出好照片……其他事得留到以后再说。” “您曾拍过像我刚刚告诉您的那种场面的照片，对吧？” “对。我是拍过几张。” “当您对焦、估算光线和忙着其他准备工作时，都想些什么呢？” 法格斯站起来找酒。他在桌上颜料罐和访客的空杯之间找到酒瓶。 “想着焦距、光线和其他该注意的事情。” “他们因此为我那张照片颁奖给您？……因为当时我也没影响到您？” 法格斯倒了半杯的白兰地。他拿着酒杯指了指已经开始罩上阴影的壁画。 “也许答案就在那里。” “对。”马克维奇微微转过身，看着周围，“我想我了解您的意思。” 法格斯在对方的杯内倒入更多白兰地，把杯子递给他。回到座位的同时，访客在两口烟之间，将酒杯拿近唇边。 “接受那种事情的存在并非认同事情就该那样发生，”画师说，“解释并非等同于麻木、痛苦……” 他在那儿打住。在访客面前说出“痛苦”那两个字，听起来并不恰当。那两个字似乎是访客专属的，法格斯没有权利使用它。然而马克维奇看起来并没有不高兴。 “痛苦，当然。”他理解地说，“痛苦……如果我介入过于私人的事情，请原谅我，但是您的照片并没有表达出太多痛苦。我的意思是，您的照片反映别人的痛苦，但我却看不到痛苦本身的痕迹……对于您看到的事，何时才不再让您觉得痛苦？” 法格斯用牙齿敲着酒杯杯沿。 “这就复杂了。一开始那是个有趣的冒险，但痛苦随后出现。像阵狂风。最后，变成无力感。我想，到后来已经没有什么会让我感到痛苦了。” “是我刚刚说的冷酷吗？” “不，我说的是认命。人尽管无法解开生命的密码，却能认识法则的存在。所以才认命。” “或不认命。”对方温和地表示相反意见。 突然，法格斯感到一种残酷的宽慰。 “您活下来了。”他说，口气粗暴，“这也是一种认命，您的认命。您说您当了三年的俘虏，是吧？……当知道家人发生的事，您并没有死于痛苦，也没有在树上上吊。现在，您人在这里，是个幸存者。” “我的确是幸存者。”马克维奇说。 “那么请您听好。每当我遇到一位幸存者，我都会问他靠着什么存活下来。” 现场再度一片沉寂。法格斯在这刻简直就要大呼痛快，不过愈发浓烈的漆黑让他无法分辨对话者的表情，他觉得真是可惜。 “那并不公平。”最后，对方说。 “或许吧。但不管公不公平，那是我的疑问。” 坐在椅子上的黑影，笼罩于映射在壁画上的最后一道夕阳红光里，思索着那句话。 “或许您说的不无道理，”访客说，“或许在他人无法生还的地方幸存下来，也算是某种卑劣。” 战争画师将酒杯拿到嘴边。又是空的。 “您说的是。”法格斯倾身把酒杯放在地上，“根据您跟我说的，您都亲身经历过。” 对方哼了一声，像是声咳嗽，或突然的冷笑。“您也是个幸存者，”他说，“法格斯先生，别人身亡的时候，您还继续呼吸着。那天我看到您跪在那女人的身旁，我觉得您表现出痛苦。” “我不知道我那时候是什么样子，没人拍下我的模样。” “但是您却拍了照。我看到您拿起相机，拍下那个女人。值得一提的是，我对您的摄影作品了若指掌，简直像是我自己拍的一样，但我从没找到那张照片……您是自己保留下来了？还是把相片销毁了？” 法格斯什么都没说，他在壁画的一片漆黑中默默不语。第一次看到奥薇朵趴在地上的身影在显影槽中慢慢显像时，他也是那般沉静。她的相机背带绕着脖子，一只动也不动的手几乎摸着脸，而小小的红色色块，沉暗的血丝，开始从耳朵滑过脸颊流下，和下方那滩更大片更鲜亮的色块混在一起。杀伤性地雷、炮弹碎片、55mm徕卡镜头、一百二十五分之一秒曝光速度、光圈5.6、黑白胶卷，那时另一架相机的爱泰康软片正在卷片构成一张不好不坏的相片，或许曝光稍嫌不足。一张法格斯从来不卖的照片，再后来他便把那张唯一的拷贝烧了。 “没错。”马克维奇没等他回应便继续说，“某种程度而言，就是如此，不是吗？……尽管痛苦非常强烈，但我们总有对它免疫的时候。或许那是您的解决之道。那张女子丧命的照片……某种方式来说，就是卑劣行为帮助您幸存了下来。” 法格斯慢慢地回神到那个地方和那场谈话中。 “别那么夸张。”他说，“您完全不懂那种感觉。” “没错，那时候我是不懂！后来我花了好多时间才懂。”对方坦承，一边捻熄他的烟。“但是我终于了解以前没注意到的事。这个地方就是个例子，如果十年前我来到这里，又没像现在这么了解您，根本不会多看这些墙壁一眼。跟您算总账之前，我只会给您时间回想我是谁。现在不一样了。这片壁画向我证实了一切，也完全解释了为什么我会出现在这里。” 话一说完，马克维奇往前倾身，好像想利用最后的光线把法格斯看个仔细。 “是这样吗？”马克维奇突然补上一句，“……您接受痛苦的存在，就够了吗？” 画师耸耸肩。“得等我完成这幅壁画才会知道，”他说。这个答案他自己听了都觉得怪，尤其两人之间还悬荡着那个荒谬的死亡威胁。对方沉默了好一会，思索着，然后说他也画自己的图画。他是这样说的：他的战争场景。他补充说，真是奇怪，看到那面墙，他竟然领悟到是什么将他带到那里。一切都该互相吻合，不是吗？以不寻常的完美模式吻合。马克维奇一点也不觉得壁画作者具有古典画风，先前他坦承过自己并不懂画，但他也像其他人一样看过许多名画，在他看来，那幅壁画有太多的棱角，画中人物的脸和手有太多棱边和直线……“那叫立体派吧？” “不完全是。有点那种味道，但不全是立体派。” “瞧，我却觉得是立体派。堆放在四处的那些书……您的概念是取自书里吗？” “您可以说我拾人牙慧，没关系。” “那是您的回答，还是别人说的？” 此刻，法格斯放声干笑起来。他和对谈者是昏暗中的两个黑影。他回答，那是一句引文，不过没什么差别。他想说的是，那些书帮他归纳了自己的想法，就像是一种工具，有如画笔、颜料之类的东西。事实上，一幅画，像那幅壁画，技术性的问题得靠效率来解决，有了工具再加上个人天分就能产生那种效率。他指出，尽管自己没有太多的天分，不过对于他想做的东西而言，并不造成阻碍。 “我无法评判您的天分。”马克维奇回答，“但是尽管有那些棱角，我还是觉得您画的东西很有意思，很有创意。其中某些场景……嗯，某些是真实的场景，我猜甚至比您的照片更真实。那当然就是您在找的东西。” 马克维奇的脸突然被照亮，他又点了一支烟。手上的火柴仍燃烧着，他起身走到壁画前，将微亮的火光靠近画里的人影。法格斯注意到画面前景的女人脸孔，被赭黄、土黄和镉红色的狂放线条分割开来，张口呼喊的嘴型用粗糙、浓密、沉静的笔触描绘，像生命般古老。那是火柴燃尽之前，留下的短暂一瞥。 “真的是这样吗？”对方问，四周再度暗了下来。 “我印象中是这样。” 两人都沉默着。马克维奇移了身，或许在找自己的座椅。黑暗给法格斯一种暂居优势的感觉，他并不想打开手电筒或手边的瓦斯提灯帮对方。他想起桌上的调色刀与楼上的猎枪。但是访客再次开口，音调听起来一派轻松，对战争画师此刻的想法毫不知情。 “尽管您拥有非常好的工具，技巧应该很复杂。法格斯先生，您以前作画吗？” “年轻时画过一点。” “那时您是画家啰？” “我曾经想当个画家。” “我曾在某份资料上读过您学的是建筑。” “为期很短。我比较喜欢画画。” 香烟的星火瞬间亮了一下。 “为什么放弃呢？……我是指绘画。” “我很早就不画了。因为我发现，每当自己想开始画一幅画，别人早已经画过了。” “所以您就改行当摄影师？” “或许吧。”法格斯在黑暗中笑着说，“一位法国诗人认为摄影是蹩脚画家的避风港。我想，以他那年代而言他说得有道理……但不可否认的是，摄影可以在分秒内看到一般人无论多仔细看也注意不到的东西。包括画家。” “三十年来您都那样认为吗？” “没那么久。很久以前我就不那样想了。” “那就是您为什么重拾画笔的原因？” “没那么快，也没那么简单。” 香烟的火光在黑暗中再度燃起。“那和战争有什么关系？”马克维奇问，“摄影或绘画仍有其他更不费力的表现手法啊。”法格斯简略地回答：“这跟一趟旅程有关。”他解释道，孩提时代，他曾在一张临摹画前度过许多时光，最后他决定到画中一游，说得更恰当些，到画中的场景里一游。那幅画是布勒哲尔的《死亡的胜利》（El triue)。 “我知道那幅画。就在您那本《临死者》里，书名有点做作，如果您不介意我这么说的话。” “我不介意。” “尽管如此，”马克维奇接着说，“您那本摄影集还是颇有意思，有创意，也发人深省。相片里，人们好像事不关己地观看挂在博物馆的所有战争画作。人们彻底的错误被您用相机捕捉到了。” 法格斯判定，这个曾是技师的克罗地亚人一点都不笨，而且相当聪明。 “有死亡，”法格斯喃喃地说，“就有希望。” “是另一句引文？” “是个不好笑的笑话。” 的确不好笑。那是奥薇朵说的笑话。圣诞节期间某天，在齐奥塞斯库［2］的秘密警察执行大屠杀以及街上爆发革命之后，她在布加勒斯特说出那句话。法格斯和她开着租来的车子从匈牙利穿过边境，发狂似的翻越喀尔巴阡山，他们轮流开了二十八个小时的车，后来在冰冻的公路上打滑，公路两旁经常出现拿着猎枪自卫的农民，他们有的用拖拉机封锁桥梁，有的则像西部电影里那样，从峭壁高处看着他们穿越公路。两三天后，当死者家属用挖土机在冰冻的墓园土地上挖洞时，法格斯观察到奥薇朵以谨慎的猎人步伐，在覆雪的十字架和墓碑之间移动，拍下用纸箱做成的简陋棺材、一排露出墓穴的尸体脚掌，以及掘墓人堆放在黑色冻土上的铁锹。一位身着丧服的可怜女人跪在一个刚铺上土的墓穴前，闭着眼低声哼唱着像祈祷文的歌。奥薇朵转身询问她的罗马尼亚翻译，“你现在住在阴暗的房子里了……”翻译说，“女人在为过世的儿子祷告。”那时法格斯看到奥薇朵慢慢地点头，一只手拂去头发和脸上的雪片后，拍下那女人的背影，一团落在溅着白雪的黑土堆上的黑色剪影。随后奥薇朵将照相机垂放胸前，看着法格斯，然后喃喃说道：有死亡，就有希望。说那句话时，她心不在焉地笑着，几近于残酷。他从未看过她那样笑。 “或许您说的没错。”马克维奇承认，“仔细想想，世界已不再想到死亡了。要是我们相信自己不会死，反而会让我们变得脆弱，而且变得更恶劣。” 法格斯首度对眼前这位奇怪的访客产生一丝兴趣。这也让他有些不安。他并非对访客的故事有兴趣，那些故事和他一辈子所拍摄的一切大同小异；他有兴趣的是那个人本身。有好一会儿，某种特殊的亲切感在那个氛围里飘荡着。 “真奇怪！”马克维奇继续说，“《死亡的胜利》是您书中唯一无关战争的画作。主题是最后的审判，我想。” “对。但是您弄错了。布勒哲尔画的是最后一场战争。” “啊！当然。我没想到。那些骷髅就像军队，还有远处的战火，甚至还有处决。” 一抹淡黄色月光微露在窗上，拱顶的矩形窗户染上一片深蓝。月光勾勒出塔内杂物的轮廓，访客衬衫的浅色色块也变得更清楚了。 “所以您决定游历一幅战争画的最好方式，就是长期待在战场上……” “可以这样说。” 马克维奇解释，“谈到地形，我不知道您是否跟我有相同的情形。在战场上，多亏地形的高低起伏，我们才得以幸存下来，而那个场景也会留下一种特殊意义，您不这样认为吗？尽管其他细节会被遗忘，你却永远忘不了踩过的土地。我是指等待敌人出现时你脚下的草坪，你在烈火中往上攀爬的山丘面貌，你躲避炮火轰炸的壕沟地面……法格斯先生，您了解我所说的吗？” “完全了解。” 克罗地亚人沉默了一阵。他捻熄香烟前，香烟亮起最后一次星火。 “有些地方，”他补充，“你会永远留在那里。” 又一段更长的停顿。透过窗户，战争画师听到海浪拍打着悬崖山脚的声音。 “某天，”马克维奇以同样的声调继续说，“在一家旅馆看电视时，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古代的人是一辈子或长时间看着相同的景色。甚至旅人也一样，因为所有的路途都很长，那会强迫人们思索路途本身的问题。然而现在，一切都讲求快速，高速公路、火车……连电视也是在短短几秒内对我们展示了好几个景象。完全没时间去反省任何事情。” “有人把那叫做不稳定地带。”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叫它。但是我知道那是什么。” 马克维奇再度沉默。他在椅子上移动着，好像要起身，却依旧坐着。或许他在找一个比较舒服的姿势。 “我有过长时间看着同一景象的经验，”他突然脱口而出，“我不能说那是运气，但是我确实有过那段时间。曾有长达两年半的时间，我眼前唯一的景象就是一张铁丝网和一座白石山。那里没有不确定性或任何类似的东西，那是实实在在的一座山，光秃秃的，没有植物，冬天会有冷风吹袭。您懂吗？……一道让铁丝网晃动的强风，铁丝网发出的那个声响回荡在我的脑海里，永远不会消逝……法格斯先生，您知道吗？……像您的那些照片。” 就在那时，他起身摸找着背包，然后离开塔楼。 译注： ［1］乌斯塔沙（Ustasha）是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与纳粹党合作的克罗地亚法西斯分子。 ［2］齐奥塞斯库（Nicolae Ceausescu，1918—1989）是罗马尼亚最高领导人（1965—1989），执政期间实施独裁统治，政治手段狠辣。一九八九年东欧剧变后，他和妻子被控以“屠杀六万人民、积蓄超过十亿美元的不当财产”等罪名，在军事审讯后被秘密枪决。 ---------------------- 第五章 过量的白兰地、过多的对话。此时战争画师喝光杯中的酒，对着远方灯塔的闪光望了最后一眼。水平旋转的光束，有如海上一颗曳光弹的余晖。望着那道光，常会让法格斯想起他的一张旧照片：摄于内战初期旅馆林立处的贝鲁特都会夜景。那是张黑白照片，爆炸的火光和曳光弹的线条勾勒出大楼的剪影。照片中战争的几何图形历历在目。法格斯在他的摄影生涯初期拍下那张照片，那时他已意识到，由于现代摄影技术的日趋完美，其客观、精准的程度经常让相片效果看起来有如造假。罗伯特•卡帕在奥马哈（Omaha）海滩拍摄的那些知名照片中，令人惊心动魄的张力得归功于暗房冲洗过程的某些疏忽。因此，现今的摄影师比照电视新闻记者和动作片摄影师那般，也会利用一些小诀窍来降低照相机的精准度，还给照相机某些缺陷，借此帮助观察者的眼睛用不一样的方式来感知影像，即所谓的模糊焦距；用绘画语言来说，就是让乔托的细腻透过马蒂斯的粗重笔触而产生变形的技巧。事实上那不是什么新技巧，委拉斯奎兹和戈雅早就使用过了；之后，不再有罪恶感的现代主义画家也那么画，那时具象绘画已发展到极致，摄影也继而忠实地复制了精准的瞬间。那样的复制对科学观察有用，但是在艺术范畴里并非永远令人满意——事实上，二十世纪的所有艺术即源自失焦。 至于贝鲁特那张照片，真是一张杰作，它表现出城内的战斗乱象，高楼大厦的轮廓在爆炸的火花和掠过夜空的闪光平行直线之间微微摇荡，跟其他照片比起来，这幅影像更能让人了解可能发生在任何都市里的灾难景象。甚至连二十五年后法格斯于长期受困的萨拉热窝所拍摄的照片，也无法达到那种完美的极致境界，那得归功于他当年的经验不足，以及使用品质较差的照相机——那时他尚未拥有一套好的专业器材。那是一张辽阔战场的夜间照片，战火四处燃烧，城市变成人神共愤所鞭笞下的多面体迷宫。他在变成废墟的喜来登饭店十一楼，将一台装有ISO400胶卷的宾得（Pentax)靠在窗框拍下那张照片，快门保持三十秒曝光，1.8的镜头。就这样，发生在那半分钟内的每个射击和爆炸，全被感光在一张35mm的单格胶片上，相片洗出后，一切看起来就像是同一个时间点发生的。甚至当法格斯在拍摄时，受到周围几起爆炸的惊吓而微微晃动了双手，反而让几栋高楼的轮廓添加几分轻微的颤动感，看起来更加真实；其真实度远胜于任何能在一秒钟内精准捕捉写真一瞬的完美现代相机，而那个瞬间或许平凡无奇。奥薇朵一直非常喜欢那张照片，或许因为里面没有人物出现，只有光的直线和建筑物的剪影。破坏性武器战胜了防御性武器，她曾这么评论，攻陷特洛伊的十年苦战，现在却缩减为三十秒的火药技术和弹道科学。 都市建筑、几何、混沌。对法格斯而言，那张照片迫切地呈现出“不稳定地带”。回想起和马克维奇的对谈，他的脸上闪过一个惊奇的表情。克罗地亚人或许缺乏理论训练，但没人能否认他敏锐的直觉和洞察力。无论从什么困境中存活下来都是很好的历练，特别是战争，那会迫使一个人回归自我，塑造出一种看待事情的观点。希腊哲学家说战争是万物之母，一点都没错。法格斯年轻时背着一套摄影器材，中途辍学的建筑系专业的某些概念依旧清晰，当亲眼目睹战争对景物所造成的改变、战争的运作逻辑、定位与隐蔽以及射击场与死角的问题，他错愕不已，一间屋子可能是避难所或致命陷阱，一条河流可能是障碍或屏障，一道战壕可能是掩体或坟场，而现代战争让这种二元现象变得更加频繁、更有可能，因为技术越先进，机动性与不稳定性也就越高。那时，他才真正了解防御工事、墙垣、斜坡、古城的观念，以及古城与现代都市计划的关系与对立：万里长城、拜占庭、斯大林格勒、萨拉热窝、曼哈顿。人类的历史。他也才注意到人为的技术让景观变得多么无常，人类总是不断根据当下的状况来更改景观、缩小景观、建设景观、破坏景观。继防御性武器和破坏性武器之后，第三代的信息化武器就此来临，奥薇朵在贝鲁特那张照片上已清楚看出这个现象。以为影像是超然无罪这种众所公认的想象已走到了末日。资讯网络、卫星和全球化的时代里，变成由指令来变更领土、改变在领土上迁徙的诸多生命。杀人只需一根指头指出目标：一座被锁定在智能型炸弹屏幕里的桥梁、在同一时刻被全球电视新闻转播的股市起落，以及拍照前不过是个无名氏的士兵照片。 战争画师走进塔楼。他点亮了一盏小瓦斯灯，双手插在口袋静止不动地站了一会儿，盯着周遭的阴暗全景。微弱的光线无法完全照亮墙上的巨大壁画，但昏暗间却凸显出画中的黑白部分、几张脸孔、武器和盔甲，背景的废墟和战火则淹没在阴暗中，火山爆发所喷出的泛红锥状熔岩，看起来就像浓烈的鲜血，下方是一群手持长矛的军队，正在平原上大举进攻。 火山、地质层、土地的形状，或许是另一种弹道科学和火药技术，但是却与那张夜间战场的照片息息相关。法格斯想，塞尚早已清楚看出来了，并非仅是用绿色来强调一个微笑，或以赭色来润饰阴影的问题，而是洞悉事物本质的方式，是结构的问题。他提起灯靠近墙面，仔细观看他刻意安排在山丘上的焚城和泛红火山之间的雷同之处，火山在画面的右边最远处，接续一片满目疮痍的旷野尽头，地面仿佛被一只强而有力的巨手摧残过。他在一座类似的火山前认识了奥薇朵•费拉拉，说得更精确一点，在一座启发他或他企图从中取得灵感画出塔楼墙上这座火山的火山前：在墨西哥国家美术馆的某个展览厅内，法格斯往左侧墙角望去，赫然发现那幅168×168公分的《帕里库亭火山爆发》（Erup del Para)。那是个容易被忽略的角落，当参观者进入厅内，通常会直接往前方或右侧那些引人注目的图画走去。在那之前，法格斯从未听过阿特尔的名字，不但对这位画家毫无所知，更不知道他对火山的迷恋、他的冰火风景画，以及他的本名赫拉多•穆利尤（Gerardo Murillo），当然也不知道他的旧情人是墨西哥最美的女人：别名娜慧•奥琳（NahuiOllin）的卡门•蒙德拉贡（dragon）。她似乎是为了一个名叫叶赫尼欧•阿卡奇诺（Eugenio Agao）的商船船长而抛弃了他，船长不仅名字像是个意大利男高音，甚至外表也像。发现阿特尔那天，法格斯并不知道这些；但是他伫立在那幅画前，吃惊地屏息凝视着那座被截断的火山三角锥体，以及沿斜坡往下奔流的红色岩浆，火光和银光照射下的荒芜陆地让场景有了深度，光线在枯枝上营造出特殊效果，火焰和羽状的黑色灰烬在繁星漠然的凝视下往右侧倾泻，晴朗的夜空若无其事地置身于这场灾难之外。那瞬间他想着，那张照片他永远拍不出来。然而，一切的一切都在那里解释清楚了：不可捉摸又冷漠无情的法则转化为体积、直线、曲线和棱角，火山岩浆像是顺着这些形同无从逃脱的轨道奔流而下，企图覆盖世界。 之后，法格斯回过神来，看向侧边，一双水汪汪的碧绿大眼睛也正看着同一幅画。随即交会出两个略带默契的礼貌性微笑，他们简短讨论了眼前这幅令人叹为观止的画作；她以为，即便是大自然也有澎湃热情，接着他们无声地淡然道别，那时眼尖的法格斯注意到女人挂在肩上的小摄影提包，随后便是各自穿梭于各展览厅的路线所交织出的另一个偶遇——就在狄亚哥•里维拉的一幅水面波光粼粼的画作之前。这次没有交谈也没有微笑，却谱出两人都没意识到的命运。稍后，法格斯离开美术馆，经过前门的骑士铜雕后，他往萨卡罗中央广场的方向走去。他看见她坐在露天咖啡座的一张桌子前，那条牛仔裤凸显出她匀称的修长双腿，摄影包放在椅子上，在阳光的照耀下，她葡萄色的眼睛更加碧绿了。她认出法格斯时露出亲切的笑容，这让他停下来谈论美术馆和两人都赞叹不已的那幅画，他并不知道这一刻正在改变自己的生命意义。后来他会这么想：我们都是那些隐藏法则的产物，法则决定巧合，从宇宙的对称性，到某人走进美术馆展览厅的那一刻。 法格斯将灯更挨近墙面，照亮画着火山的那一片区块，他仔细看了一会儿，然后走出塔外，打开发电机和卤素灯，拿起画笔和颜料开始工作。和伊柏•马克维奇对话的回响，让包围着战争画师的圆形景观有了崭新的意义。他极度小心地将未调过的深灰色慢慢涂在柱状的烟雾和灰烬上，然后，以钴蓝色和白色混合，让天空底色更富张力，他抛下顾虑，拿胭脂红加上白色，镉色、澄黄加上朱红色，以粗犷的强烈线条描绘出火焰和战栗。火山纵任熔岩流到战场尽头，像一座奥林匹斯山无视于山脚下那些蝼蚁般小兵们以长矛奋力战斗，扩展成扇形的线条此时在火山留下犁痕，山峰和山谷像是牵引着泛红岩浆的表面混沌，由澄黄和朱红色所画出的岩浆不断奔涌，像是准备让整片大地完全受孕的精液。最后法格斯放下画笔，后退几步观看效果，用另一杯白兰地蘸湿双唇之前，他扬起一抹满意的微笑。不论好坏，这座火山就某种程度而言，和阿特尔一生当中曾用心画过的那些并不一样。阿特尔的那些火山是雄伟壮丽的大自然奇迹，以及地球创造并破坏世界的蜕变奇景：是一种近于和善的东西。相比之下，法格斯已画在塔楼墙上的东西显得比较阴郁、悲惨：是面对着宇宙的几何多变性以及朱庇特的轻蔑雷电［1］而展现的无力感，这道雷电像手术刀般跟随着隐藏的河道，精准击中人类的心脏和他的生命要害。 “我们的时间不多了”，不久后她曾这样说。法格斯往后几年将会记起那句话。就如今晚，空气中弥漫着伊柏•马克维奇的烟味，法格斯静止不动地站在那幅因奥薇朵而画的壁画前，他想起了那句话：我们的时间不多了。他们认识的那天晚上，她带着淡淡的微笑，不经意地说出那句话。那是个漫长而又愉快的一天，他们一块散步、聊天，每个表情、每个句子、每个眨眼都透露出同行之间的亲切感。她年纪很轻，美得很不真实。法格斯在美术馆内不经意一瞥时发现了这一点；但是直到他们走在国家皇宫展览厅的里维拉壁画下，看到她在一群手牵手鱼贯而行的小学生中间，倚着楼梯扶手拍摄长廊的光影效果，他才证实那是一种非凡的美，匀称、轻盈，像鹿一般优雅，然而，她的眼神却不像那纯真的外表，因为她看东西的模样相当独特，头微微低下，抬起双眼，带点嘲讽和傲慢的意味。那是危险的猎人眼神，法格斯突然这样想。她是拿着摄影箭筒和两部照相机的狩猎女神戴安娜。 他们在圣多明尼加广场柱廊下嘈杂的打字摊位［2］闲逛之后，一起在附近的餐厅用餐。午后，在国家艺术中心（Palacio de BellasArtes)墙上的西凯罗斯［3］、里维拉和奥罗兹科的大壁画前，他们各自对彼此有了基本的了解。法格斯的情形很简单，或者应该说他的描述很简单：在地中海附近的矿城度过童年、荒废了作画、一架相机、透过镜头看到的世界，以及专业领域上的小名气换来了收入和社会地位。至于她，对战争一点概念也没有，只在电视上看过几个相关画面。她学的是艺术史，后来当了一小段时间的模特儿，直到她决定跳到相机镜头的另一边，为艺术、建筑和室内设计杂志工作。贵得离谱的杂志，她补充说明，一个微笑将她话里的自负全部抹去。她二十五岁，父亲是个在佛罗伦萨和罗马拥有几间重要画廊的知名意大利商人，母亲则是西班牙人。父母皆出身名门，三代以来都和画界保持着密切关系，包括法格斯后来也认识的八旬画家外婆罗拉•歇格莉。外婆是包豪斯学校［4］后期的学生，也是波纳尔［5］、毕加索、杜尚［6］、让•雷诺阿［7］等人的朋友，还曾以神学院学生的打扮，与布列松［8］在电影《游戏规则》（La Regla del Juego）中客串演出。奥薇朵非常喜爱外婆，这位老贵妇在法国南部度过晚年，整天不是关心德军进入巴黎的消息，就是注意谁是蒙帕纳斯的琦琦［9］的最后一位情人。外婆过世前不久，他们曾去探访她，那是个装潢俭朴、处处展露直线的白色小屋，花园里也呈直线整齐排列，栽种的是蔬菜而不是花草，那是她卖掉最后一幅自己和别人的画，坦荡荡地花掉最后一分钱以后的事了，还包括卖掉一部世界闻名的老雪铁龙，那部车现在放在尼斯的柯坦兹（ze）博物馆，其中一扇车门上有布拉克［10］画的灰鸟，另一扇车门有毕加索画的白色海鸥。“我的情人”，奥薇朵把法格斯介绍给外婆时淡淡地说。外婆拿了几本旧相册给他们看，包括在巴黎、蒙特卡罗、尼斯的留影，在马丁岬（）与佩姬•古根汉［11］和马克斯•恩斯特［12］共进早餐的照片，以及五岁的奥薇朵在莫金斯（Mougins)倚坐于毕加索膝上的倩影。外婆身上依稀可见照片里的迷人风采，像是从佩纳戈斯［14］的图画里走出来似的。“我是最后几个能让男人受尽煎熬的女人之一，”年迈的外婆温和地笑说，“然而，我的孙女太晚来到一个太老的世界。” 打从一开始，不光是奥薇朵的美，她的举止也深深吸引了法格斯。她说话的方式，每说完一句话后微微低头的模样，或她带着默契像是不谙世事的聆听神情，以及她那种教养良好又带点高傲的仪态，而她那温和的残酷，她太年轻又太漂亮，无法懂得不带算计的同情因谈笑风生的幽默和调皮的礼貌而显得缓和许多。法格斯也清楚了解，即使她刻意避免，依旧是个到处受人瞩目的女人：男人会在门前礼让她先过或帮她开车门，她只要望一眼，服务生就会立刻迎上前来，餐厅领班会为她保留最好的位置，旅馆经理会给她视野最棒的房间。奥薇朵对待一切事物都回以她那又亲切又嘲讽的招牌笑容，表达意见时透露出机智又高雅的幽默，更具有完全不需退让、即可马上和任何对话者平起平坐的无穷能力。甚至连餐厅和旅馆的小费，她也像是低声分享一个笑话那般偷偷塞出去。当她像个淘气的小男孩般呵呵大笑时，任何男人都乐意为了她或她的笑声而死。那些她都相当在行。她说，像我们这种有教养的人，只要说点对方感兴趣的话题，就能轻易博得别人的好感。她可以用五种不同语言的说话或沉默的方式去诱惑人，也很擅长模仿别人的声音和动作，甚至记得每个小细节，她叫得出门房、服务生和计程车司机的名字，懂得运用各种行话和腔调，被惹毛了还会优雅流利地飙几句粗话——毕竟她拥有意大利血统。她天生练就跟底层人士打成一片的本领，懂得降低他们心想革老板的命但又身不由己服侍他人的愤恨感，也懂得降低他们以宿命的尊严接受自己角色时的自卑感。女人会像姊妹般羡慕她，男人第一眼就会接纳她、认同她。如果奥薇朵是个生在世纪初的男人，法格斯可以不假思索地想象她穿着燕尾服，坐在早晨的某家巧克力店里，和她前晚受邀参加晚宴或舞会的屋主的佣人共进早餐。 第一天晚上，在墨西哥市，他也抵挡不住那种魅力。他居然身处圣安赫区的一家餐厅里，手腕撑在一张位置不错的餐桌边缘，他先前的保留态度、他的经历、他对世界的看法，在此刻通通弃守了。他穿着深蓝色外套和牛仔裤，她则穿了一件剪裁简单的紫红色套装，那合身的线条好像是直接画在她臀部和修长的腿上似的。领班过来打声招呼，“好久不见，费拉拉小姐，您父亲好吗？”下午她刚对他说过娜慧•奥琳的故事，这时他望着那双和奥琳一模一样的葡萄色眼睛。他下意识地凝视着那双眼睛，她只好稍微低下头来，从滑落到脸庞的麦色发丝间看着眼前的男人，她顿时严肃了起来，严肃的时间短促到刚好够她说那句话：“法格斯，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她没有特别指明是那个晚上或是他们剩余的人生。她第一次就这样叫他，不叫他的名字，而是姓。后来她一直都那样叫他，直到最后。三年，或几乎三年，那一千零五十个日子里，两人一直在验证着那一切和两个身体的欲望多么成正比，却和将他们分隔两地的距离平方多么成反比。有一次他们在雅典一家旅馆的莲蓬浴头下拥抱时，她提起了牛顿定律。三年到处旅行的紧凑日子，就从那个晚上开始。那时相当晚了，在加里波第广场的一家小酒馆里，只剩他们两人还在喝着酒，聊着绘画和摄影；打烊时间已经过了，服务生在一旁将椅子摆到桌上，开始扫地。法格斯看表时，她说她很讶异一个战地摄影记者，竟然无法在服务生不耐烦的白眼下无动于衷地喝酒。她擅长硬是把别人的想法顺理成章套用为自己的解读，也懂得巧妙地克服阻碍，让计划顺利进行，更深谙说谎技巧，让人以为她是故意说谎。她喜欢到处收集一些仿冒的小玩意儿，然后把那些东西丢在旅馆的垃圾桶里和机场里，或送给服务生、电话接线生和空中小姐，包括慕拉诺岛［14］的仿玻璃工艺品，布鲁塞尔的仿制蕾丝、仿古铜器，在跳蚤市场买的十八世纪袖珍摹本画，她恣意地悠游其中，用一句话或一个眼神让那种行为变得意义非凡。奥薇朵懂得彰显她所接触的人、事物的重要意义，这或许因为她像那些极少数的女人具有无懈可击的自信，将世界当成充满刺激的战场、把男人视为有益但用后可丢的补充品。 无论如何，她说的有道理。三年的时间并不长，虽然两人无法估算它的长短。在墨西哥市的第一个晚上，那时已经用矛盾和巧合角度来看待世界的法格斯想着她的名字：奥薇朵（Olvido）西班牙文的“遗忘”之意。突然间，他以瞬间捕捉照片的精准度发现，她将是他唯一无法遗忘的人。 此刻，从塔楼敞开的窗户传来悬崖山脚涨潮的浪涛声，战争画师正看着墙上的火山。那时，在肚子里的酒精、塔内的昏暗以及瓦斯灯光线的交互作用下，他看见一个影子从眼前晃过。震惊之余，他在宽广的壁画上找寻那影子的消失处。刹那之后，他甩甩头，喃喃低语，想起那句话：“你现在住在阴暗的房子里了……” 译注： ［1］朱庇特为古罗马神话中的众神之王，主宰天空中的云雨和闪电。 ［2］指的是为文盲打字写信的打字机摊位。 ［3］西凯罗斯（David Alfaro Siqueiros，1896—1974）为墨西哥壁画家和油画家，与里维拉及奥罗兹科齐名。 ［4］国立包豪斯学校（Staatliches Bauhaus）是德国一所艺术暨建筑学校（1919—1933）。由于该校对现代建筑学影响深远，包豪斯一词已然成为一种建筑流派或风格的统称，以兼重建筑造型与实用功能著称。 ［5］波纳尔（Pierre Bonnard，1867—1947）是法国先知派（Nabis）绘画大师，他透过对大自然的直接观察，展露出极具装饰性的自我风格，被视为衔接印象派与野兽派的象征主义新路线。 ［6］杜尚（Duchamp，1887-1968)是二十世纪艺术开拓者之一。他灵活运用心理与生理的新表现素材，改变艺术的形式，为现今诸多艺术技法与视觉新观点开创先锋。 ［7］让•雷诺阿（Jean Renoir，1894—1979)是法国著名电影导演、编剧和演员。他的电影作品长期不被理解，现在却成为法国三十至五十年代的代表作品，对后来新浪潮导演楚浮(FrancoisTruffaut，1932—1984)影响至深。 ［8］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1908—2004）是法国杰出摄影家，被誉为新闻摄影之父。他曾提出“决定性瞬间”概念，认为摄影应于几分之一秒的瞬间，记录下事物的内涵及表现形式，并将之带入生活中。 ［9］琦琦（Kiki，1901—1953)是近代艺术史上最著名的模特儿，当时已成为巴黎艺术中心的蒙帕纳斯(Montparnasse)区许多知名画家都曾画过她，其中奇斯林（MoiseKisling，1891—1953）更为她画过上百张肖像，其作品《蒙帕纳斯的琦琦》目前为奇美博物馆馆藏。 ［1es Braque，l882—1963)是法国画家和雕塑家，与毕加索共创立体派,对美术史的发展影响非常大。 ［11］佩姬•古根汉（Peggy Guggenheim，l898—l979），美国著名艺术收藏家，曾与画家马克斯•恩斯特结为夫妻。 ［12］法籍德裔画家马克斯•恩斯特（Max Ernst，1891—1976）是达达主义的重要人物、超写实主义的创造者，被公认为二十世纪最具原创性的艺术家之一，西班牙画家达利受他影响至深。 ［13］佩纳戈斯（Rafael de Penagos, 1889—1954)为西班牙漫画家和画家，是该国装饰艺术运动创始人，擅长将现代主义的表达语言融入于日常生活。 ［14］慕拉诺岛（Murano)位于威尼斯东北方外海，以玻璃工艺闻名。十三世纪末期，执政者担心以火冶炼的玻璃工业会把威尼斯本岛的木造房屋烧掉，便下令从事玻璃业的工匠迁至慕拉诺岛，使之成为意大利的玻璃工艺重镇。 ---------------------- 第六章 早晨，小海湾的冰冷海水让法格斯恢复清醒。如往常那样，他向大海中心游了一百五十个划手，再以等量游回，然后开始马不停蹄地工作。中断半刻钟熬煮咖啡后，他站在壁画前快速地喝下一杯，又继续全神贯注地画起马匹上的骑士。那些骑士聚集在塔楼的左侧门框附近，像是在等候时机加入火山脚下的那场战役。尽管法格斯描绘马匹那个区块的技巧性问题还没解决，三个骑兵当中，一个在前景，两个在后面，已有两个差不多完成，他们身披灰蓝和紫蓝两种冷色系的盔甲，武器的夹角和棱边则由白色、普鲁士蓝和些许红色、黄色为底色的细致笔触画得闪闪发亮。战争画师特别着墨最前景那位骑士的眼神，因为其他人的脸部都被钢盔遮住，而他的头盔面甲掀起，是唯一可以看到脸孔的骑士：他的双眼出神地盯住某处，凝视着某种观画者看不到、却可以凭直觉感受到的东西。那种空洞的眼神，是准备上战场格斗的人特有的，也总结了法格斯之前工作上的无数回忆；但是这些绘画技巧，绝大部分要归功于那位古典画派大师之手，在影响法格斯的诸多画家之中，他可算是个中翘楚，从十五世纪引导着现在这位在塔楼内作画的人：那就是保罗•乌切罗，三幅《圣罗马诺之战》（La batalla de San Romano）分别陈列于乌菲兹美术馆、英国国家艺廊和卢浮宫。那样的选择并非巧合。与弗朗西斯卡齐名的乌切罗，在当时曾是绘画界里最优秀的几何学家，他如工程师般解决问题的智慧，至今仍令专家们叹为观止。法格斯这整幅圆形大壁画到处充斥着佛罗伦萨人乌切罗的影子，因为当初他放弃摄影转而投入战争绘画的念头，就是站在乌菲兹美术馆的那幅画前冒出来的。那天他和奥薇朵•费拉拉在展览厅里，当时厅内很幸运地有五分钟的时间空无一人，两人对那幅木板画的绝妙构图、透视法和高明的前缩技法赞叹不已，那是描绘佛罗伦萨和西耶那（Siena）之战的三幅画之一，战事发生在一四三二年七月一日亚诺河河道旁的圣罗马诺谷地。那时奥薇朵提醒法格斯注意观察长矛的水平线条终结于被击垮的骑士身上，而倒地马匹旁的那些断矛，就像一张交织于地面上的网，主画景里那群格斗中的官兵们，被巧妙地安置在那片仿效透视技法画出来的地板上，一直延伸到底部的林木原野。奥薇朵自从孩童时期便拥有很好的鉴赏能力，一种看穿一幅画的本能，就像有人天生便看得懂一张地图、一本书或一个人的心思。她突然说：“这幅画好像你的一张照片，一场以抽象的几何技法解析出来的悲剧。法格斯，你看那些弓弩的弧弓！注意看那些像是穿透图画的长矛参差交错，盔甲上的圆形钢片打乱了景深层次，头盔和铠甲也呈现出立体感。二十世纪最具革命性的艺术家会再度遵奉这位画家为大师，绝对不是巧合，不是吗？连他都无法想象自己会那么具有现代感，或将具有现代感。就像你一样，你也不知道你的照片极有现代感。问题是乌切罗拥有画笔和透视技法，而你却只有一部相机。当然，那就有所限制了。长期以来，由于相机的普及和过度操作，相片早就不及言语的价值了，但那不是你的错，并非你看事情的方法失去价值，而是你使用的工具。照片已经太多了，你不觉得吗？这世上充斥着该死的照片哪！”听到那些话后，法格斯转身看着她，从厅内右侧窗户照进来的光线映出她的侧影。“或许有一天我会画一幅战争题材的画”，他想这么告诉她，但是没说出来。奥薇朵不久后离开了这个世界，她并不知道法格斯画下那幅壁画，除了其他原因，也是为了她。那一刻，奥薇朵入神地看着乌切罗的画，她长长的脖子与挽起的秀发，仿佛一座精雕细凿的雕像。她看着互相厮杀而身亡的士兵，看着中间马匹头上、位于画面消失点的那条狗，正全速追猎着野兔。那时他问：“那你呢？告诉我你会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奥薇朵静默了好一会儿没回话，最后将视线移开图画，斜着眼看他。“我没有任何问题，”她终于开口，“我是富裕家庭出身的女孩，没有责任也没有复杂的情结。我已经不再为服装设计师、时尚杂志或广告搔首弄姿，也不再为嫁给富豪的贵妇才看的杂志拍摄富丽堂皇的室内装潢。我纯粹是个游走于灾难的旅人，而且乐在其中，相机只是个让我还感觉活着的借口，就像每个人都脚踏实地的那些纯真年代一样。我曾想过要写一本或拍一部电影，主题是某位圣堂骑士的战亡友人，或是某个铁汉柔情的日本武士，或者某个贪杯如哥萨克人的苏俄伯爵，在蒙特卡罗像个罪犯般豪赌，最后却沦落到巴黎的餐厅当门房。但是我缺乏那种天分，所以我观察，我拍照。而目前，你是我的护照，是带领我穿越像那幅战争画景的手。至于我们这行里大家常挂在嘴边的决定性瞬间影像——包括你，虽然你从来没说出口——能不能捕捉到对我来说都没差别。你知道，即使没有装底片，我还是会喀嚓、喀嚓、喀嚓地拍个不停。你一定懂。但是法格斯，你的情况不同。你的双眼极尽防卫之能事，想以上帝的法则或武器，向他要求解释。你的双眼濒临深渊边缘，选择在天堂末日而不是创世纪之初深入天堂。但是，仅靠一张卑微的照片，你是永远办不到的。” “这个地方叫酋长海湾，是柏柏尔人海盗船的避风港……”女人的讲话声、引擎的轰鸣声和观光游艇上的音乐声准时从海上传来。法格斯停下手边工作，走到外面，谨慎地看了四周一眼。下午一点钟，伊柏•马克维奇还没回来，他这样想着，随后走进棚子清洗手臂、上半身和脸。回到塔楼内，他犹豫着该不该煮点什么东西来吃。奇怪的访客在他脑子里挥之不去，他整晚都在想着那个克罗地亚人；早上他工作时，不由自主地想在墙上找个地方把访客给画进去。先把杀人的意图撇到一边，马克维奇也有权利成为壁画的一部分。但是画师拥有的信息还不够。“我要让您了解，”克罗地亚人曾这样说，“您像我一样需要一些答案。” 反复思考之后，他爬到高塔顶楼，从木箱底层拿出一把包着油布的雷明顿870式霰弹枪和两盒子弹。那是一把可以自动上膛的连发猎枪，但他从没使用过。确认过扳机还能正常运作，他装上五发子弹，迅速拉开其中一发的保险栓，铿锵一声，倏地勾起一段回忆：在索马里的布罗布地（BuloBurti)，奥薇朵双眼蒙着手巾，坐在一群民兵当中摸黑拆装一把AK47。如同士兵的战争，摄影师的战争也一向是小规模的军事行动，其他时间则被烦躁和等待填满。那次就是那种情况，大家正等待攻打敌军阵地的那一天到来，奥薇朵却被一些年轻新兵的操练吸引住。法格斯解释，他们蒙眼练习，以防枪支在夜间战斗时卡壳，而必须摸黑修理。那时，奥薇朵走近新兵和他们的教官，要求他们教她枪支的分解组装要领。十五分钟后，她盘腿坐在地上，一群全副武装的士兵围成一圈，抽着烟看她，一位又黑又瘦的民兵手上拿着法格斯的手表计时。她让人蒙上手巾，没有失误和犹豫，精准地将一把突击步枪拆解又再组装，重复了好几次，她将零件整齐排放在一件披风上，然后一个个摸起来装上，随后拉了枪机，喀啦！喀啦！脸上带着胜利的微笑，一副乐在其中的模样。下午剩余的时间她继续练习，法格斯则安静地在一旁看着她，在记忆里烙下那一幕：手巾蒙住眼睛，头发绑成两条辫子，汗湿了衬衫，因专注而紧蹙的额头上淌着汗水。一会儿后，武器又被拆解，奥薇朵摸索每个零件的外形时，猜出法格斯也在场，她没把眼上的手巾拿下，便说：“在今天之前，我从没想象过这些东西可以这么美，如此地光亮、做工精巧、散发着金属光泽。触觉在零件身上发现了视觉看不到的优点。你听，零件以奇妙的噼啪声依序卡紧。这东西既美丽又危险，对吧？最近三四十年来，这些外形奇特的零件曾试着改变世界，但是没成功。全球贫民所使用的廉价武器，这种被大量生产的步枪，它们的内部零件如今却在我昂贵的牛仔裤上被一一拆解。超现实主义的艺术家一定会迷上这种‘现成物’。法格斯，你不觉得吗？我自忖他们会怎样称呼一把被解体的步枪，‘丧失的良机’？‘马克思的葬礼’？‘这不是武器的武器’？‘战争离去，诗歌归来’？我刚刚想到，卡拉什尼科夫［1］先生的签名价值并不会低于穆特［2］先生的签名，说不定还要高一些；或许，二十世纪的艺术代表作并不是杜尚的尿壶，而是这一整组拆下来的零件。‘防锈膜金属的幻灭’，我想我比较喜欢这个名字。我不知道AK47是否会在某个现代艺术馆里占有一席之地，但是应该列为馆藏才对，就像这样，以零件展示在众人面前。像这一把，一旦零件一一拆下被摊在一件沾了油污的军用披风上，一切都是无用的美啊！没错。麻烦帮我绑紧手巾，松掉了。我可不想作弊。我用脖子上的照相机、一本来自文明世界的护照和口袋里的回程机票作的弊已经够多了。我是个为人宽容的技师，你不也清楚这点？‘组装、拆解又组装一把无用步枪的女人’。没错！我想到了，我觉得那才是最贴切的标题。法格斯，你别想偷拍我，我听到你相机袋窸窸窣窣的声音了。真正的现代艺术应该如昙花一现，否则就配不上这个名号。” 战争画师给猎枪上了保险栓，把枪放回原处。然后找来一件干净衬衫套上，衬衫皱皱巴巴的，因为他把衣服晾在太阳底下，没再用熨斗烫过。他从棚子里推出摩托车，戴上墨镜，从松林间的蜿蜒泥路，轰隆作响地下坡往城镇骑去。那天艳阳高照、热气逼人，他撑起车架停车时，南方吹来阵阵微风，却不足以缓和码头的闷热。他有一会儿望向港口信号灯所在的堤岸外，赞叹着蔚蓝的大海，褐色和绿色的渔网堆在渔船的系船柱旁，那时渔船正在海上辛勤作业。在十六世纪古城垣和另一个年代里守护着港湾和背阴港居民的小堡垒下方码头上，停泊了十多条船，船桅上的帆索被风吹得叮叮作响。山丘上约有二十间刷上石灰的房子，环绕着一座狭窄阴暗的教堂土黄色钟楼，那是哥德式的堡垒，窗户有如射孔，当年叛徒和海盗上岸侵袭时，教堂曾被用来当做居民的避难所。有了陡峭山势的屏障，让城镇免于四周的城市开发计划：城镇坐落在群山之间，维持着适当的规模。观光发展区以西南方两公里处为起点，往邪恶角方向延伸，旅馆占据了沙滩。夜晚时，啃食着山坡的社区灯火，将盖满小屋的群山照得灯火通明。 观光汽艇停靠在码头边，船上空无一人。法格斯往周围望了一眼，海滩延伸到港口之后更远的地方，有零星几个人从海滩散步折返，另一些人则在渔人码头的酒吧遮篷下用餐。他试图从这些人当中认出女导游，但是见到的女人没有一个符合他想象中的那一位。标示着汽艇航线、别墅出售和汽车承租的办公室也已经打烊。说来他只花了一点时间在寻找女导游那件事上，他真正感兴趣的是另一个人，虽然也没看到那个人的踪影。伊柏•马克维奇不在露天咖啡座上，也不在后面那些狭窄的白色街道上——那里有法格斯订购画笔和颜料的化工用品店、食品店和纪念品摊贩——他在街上随意地逛了一会儿，却专注地看着四周。经过当地小型赌场前，有个玩赌的退休老人向他打招呼，他回了礼，不过没停下来。虽然他只和必要或不可避免的人打交道，但他在背阴港却人人知晓，也享有某种程度的礼遇。大家都传闻他是个有点古怪、孤僻的艺术家，但是买东西会准时付款，入乡随俗，也经常请人喝啤酒或咖啡，更不会骚扰镇上的女人。 他走进五金店，订了四瓶氧化铬绿和天然土黄这两种快用完的颜料，打算拿来完成壁画里的地面。地面是利用墙上水泥和砂土抹成的不规则面为底，然后在上头一层一层地以粗头画笔画出层叠的效果，环绕着两个男人扭在一起厮杀的场景，一个跌在另一个身上，凶残地以匕首刺杀对方，层层青色加了一点胭脂红笔触画出的阴影，冷却了两人强烈前缩法的生动色彩，那抹胭脂红的效果是来自于远处焚城和火山交织而出的光芒。战争画师花了许多时间和心思处理那个细节，那部分有着对戈雅的《棍棒决斗》（Duelo a garrotazos）的模糊联想：两个男人互相厮斗，膝盖以下陷在沙堆中，成为所有内战画作中最残酷的代表作品；相较之下，毕加索的《格尔尼卡》（Guernica）不过是磨炼个人风格的习作。奥薇朵说过，尽管事实上画中那两个人物并没什么大不了，但真正的厉害之处是画面的右手边，你不觉得吗？年迈的戈雅先生，他的现代感强烈到骇人的地步。不管怎样，法格斯自己深知，他画的这个场景，除了戈雅画过以外，还有好几幅作品都有表现，像同样陈列在普拉多美术馆的卡杜乔那幅《弗勒侣斯的胜利》（La victoria de Fleurus），画中描绘一个西班牙士兵同时被死在他剑下的法国士兵执剑刺穿，还有特别是墨西哥瓜达拉哈拉的卡巴聂斯（as）孤儿院天花板上奥罗兹科的壁画：身覆钢甲的征服者覆盖在伤痕累累的阿兹特克战士上方，盔甲的多面体呈现出浓烈的未来主义色彩，钢铁与血肉的融合，犹如预示了一个新种族。几年前，法格斯想都没想过要作画，却在以为自己永远不可能再尝试拿起画笔时，直盯着那幅巨大壁画长达半小时之久。他面朝天花板，在奥薇朵旁边躺在一张长凳上，直到将所有细节烙印在脑海里。“我曾看过这种东西，”他突然开口，声音在壁画拱顶中回荡着，“这种东西我曾拍过好几次，却从来无法拍出一张可以如此精准表达这种氛围的照片。注意看那些脸孔，那些杀了人然后自己也死去的人，他们眼花缭乱地盲目抱着敌人。这就是我们这个迷宫世界的历史。”奥薇朵定神看着壁画，然后将一只手放在他手上，沉默了好一会儿，直到最后她才说：“当我用匕首刺杀你的那天，法格斯，我也要这样拥抱你；当你全副武装地进入我身体或对我施暴时，我会在你身上盔甲的缝隙间寻找你。”而现在，他在塔楼内的墙上为那一切保留了一个空间，将那一切放在回忆与影像的调色盘上调和，战争画师试着重现的，不是奥罗兹科骇人的壁画，而是好久以前在奥薇朵身旁观看那幅画时，那些话语和她双手的触感在他的内心和记忆里烙印下的感觉。他想，表面上看似互不相干的东西，如绘画、言语、记忆和恐惧，彼此之间的关系真是既微妙又怪异。酒醉或驽钝的天上诸神——这解释挺好的——或是残酷的偶然因为突发奇想而随意抛撒在世界上的一切混沌，突然像被一个关键密码精确地归纳厘清，变成一整套的精确比例，而那个密码是一个意料外的影像，一个碰巧被说出来的字眼、一种感觉，一幅他和过世了十年的女人一起观赏过、现在想起来又重新画出的画。现在，他用的是不同于当年观画时的人生历练和视野来阐释并丰富那幅画。 经过背阴港的旅馆时，法格斯迟疑了片刻并陷入沉思，双手插在口袋里，头转向一边，同一条街的更远处还有一家旅社，他脑中不断回想着最直接的崭新记忆：伊柏•马克维奇。最后他决定走进旅馆。柜台人员亲切地招呼他。“很抱歉，没这个人，没有那位先生的住房记录，至少没人用那个名字，也没人符合那个长相特征。”十分钟后另一家旅社的女负责人也这样说。法格斯走回街上，映照在白墙上的刺眼光线让他眯起眼睛。他戴上太阳镜，回到港口。画师并不想向警察局求助。当地的分局有五个警员和一个局长；他们偶尔在海岸巡逻时，总是开着一部黑白吉普车来到塔楼附近，战争画师会请他们喝杯啤酒。此外，局长的太太在闲暇时间也画画，法格斯就曾在局长办公室里看过她的一幅油画——有鹿群和朱砂色天空的蹩脚夕阳风景画——有一天他去办事，局长还骄傲地指给他看。这一切都确保了某种友善关系，要请他们调查马克维奇并不难。但是或许他想太多了。克罗地亚人除了莫名其妙地宣告杀人意图之外，并没有做出任何需要动用到警力的事。 在艳阳下散步让法格斯满身大汗，湿透了衬衫。他走到一家位于渔人码头的酒吧餐厅，在遮蓬处坐下。他斜靠在椅子上，双腿在桌下伸展，点了一杯啤酒。他很喜欢那个有着绝佳视野的露天咖啡座，可以把介于堤岸信号灯和岩石之间的大海尽收眼底。每当下山购买画具或粮食，黄昏时刻他酷爱坐在那里，看着岸边被染红的海水，以及一艘艘陆续返港卸货的渔船剪影，和尾随船后成群的喧闹海鸥。某几个黄昏，法格斯会留在那儿点一锅炖饭，配上一瓶红酒当做晚餐，看着大海渐渐暗去，这时，堤岸上的绿色信号灯和远方邪恶角灯塔断续的白色闪光也已经亮起。 法格斯把服务生端来的啤酒拿到唇边，一口喝了半杯。放下杯子时，他注意到右手指甲缝间残留的镉红色颜料，像极了血。塔楼圆形墙面上的那幅壁画，再度占满他的思绪。好久以前，在一个被轰炸的城市——那是萨拉热窝，虽然也可以是贝鲁特、金边、西贡或任何其他城市——法格斯的指甲和衬衫持续三天都沾着血。那是被一颗迫击炮炸死的男孩的血；送医过程中，男孩的血一滴一滴地流尽，死在法格斯怀里。因为没有水可以清洗，也没有替换衣物，连着三天法格斯的衬衫、相机和指甲都沾着男孩的血。那个男孩或是他遗留在战争画师脑海里的记忆，经常和其他战地、其他男孩混在一起，现在则在塔楼大壁画的某处，被冷色系的铅灰色线条勾勒出来：一个把头枕在石头上的小小仰躺身影。那个技巧的灵感也得归功于乌切罗，但这次不是大师的战争画，而是一幅在波隆纳圣马丁教堂刚被发现的壁画：《朝圣》（La Adorain~o），画面下方位于母骡、公牛和好几个因岁月侵蚀而缺了头的人物中间，圣婴闭着眼躺着，他以近乎死尸的沉静预示着任何一幅圣殇图里被折磨致死的基督，令专注的观赏者不寒而栗。 当法格斯抠除指间残留的颜料时，一个黑影映在桌上。他抬头，看见了伊柏•马克维奇。 译注： ［1］卡拉什尼科夫（Kalashnikov，1919—），二十世纪苏联著名的枪械设计师。他于一九四七年完成设计的AK47自动突击步枪两年后投入大批量生产，成为苏联红军的制式冲锋枪，并成为最广泛使用的步枪之一。 ［2］一九一七年杜尚受邀为独立艺术家协会展评审，同时以一只签上穆特（R.Mutt)等字的尿壶匿名参展，但该作品因非由艺术家本人制作而被拒参展，激起艺术界热烈辩论这种大量生产的“现成物”可否视为艺术。 ---------------------- 第七章 服务生端来啤酒时，马克维奇望着杯子一会儿，没碰它。然后一根指头顺着起雾的玻璃杯垂直滑下，看着水滴慢慢滑落至桌上，形成潮湿的圆形水印。最后，克罗地亚人还是没碰啤酒，从放在椅子旁的背包里取出一包香烟，点了一支。他倾身护着手掌间的火柴，抬起眼看着法格斯的同时，大海的微风吹散了手指间的烟雾。 “我以为您渴了。”法格斯说。 “我是渴了。” 他丢掉熄灭的火柴，再度望着啤酒杯，最后，缓慢地拿起杯子往唇边送。动作途中他停了下来，仿佛想说些什么，但像是改变了心意。喝了一口啤酒，将杯子放回桌上后，他这才吸了两口烟，对着法格斯微笑。他阴郁的眼睛动也不动地直盯着战争画师，或许认真说来，那只是嘴唇在笑。 “在战俘营里，”克罗地亚人语气平淡地说，“可以学到一种东西，那就是等待。当然，人一开始会没有耐性，就是您能想象到的恐惧、不确定感……没错，最初几个星期并不好过，而且最脆弱的人在那个时候就消失了，他们因无法忍受漫长的等待而死去，另一些人则选择自杀。我总觉得因为绝望而自杀并不好，尤其还抱着让刽子手迟早得到报应的一线希望时……我想，当人了解大限已至而安然死去，又是另一回事了。您不觉得吗？” 法格斯一语不发地看着他。马克维奇用一根指头把眼镜扶正，头晃了一下，接着说，“糟糕的是，渴望复仇或纯粹希望能幸存下来，都可能变成一种陷阱。” “没错，”马克维奇深思了一会儿，继续补充说，“我认为最糟的就是希望。您昨天也暗示过，虽然或许您所说的并不是同一件事……人们相信那是一场会立刻消失的错误，甚至告诉自己那情况不可能持续太久。但是时间过去了，它仍持续进行着，并且还有一段时间一切都停滞不动。日子不再可数，希望也随之消逝……那个时候人就变成一个真正的俘虏，换句话说，就是专职的俘虏，一个有耐性的俘虏。” 战争画师现在望着港口外围大海的蓝色线条，然后他耸耸肩。 “您已经不再是俘虏了。”法格斯说，“而且您的啤酒快变成温啤酒了。” 一阵沉默。法格斯再次将视线放在马克维奇身上时，对方几乎是以谨慎的神情在污浊的眼镜镜片后观察着他。 “法格斯先生，您也像是个有耐性的人。” 战争画师没回话。马克维奇吸了一口烟，让清风吹走微张双唇间的烟雾，然后甩了甩头。 “您那幅画真奇特。我向您保证，那真是惊人之举……麻烦告诉我一件事，您拍摄过那么多场战争、革命……而您目前的工作是作概述，还是下结论呢？……我的意思是，您纯粹是在复制您看过的东西，还是试图解释它……为您自己解释它。” 法格斯做了一个不怎么友善的表情。 “您可以随时回到塔楼去看个清楚，然后自己决定那到底是什么。” 马克维奇摸摸长满胡子的下巴，好像在思考那个提议的利弊。胡须和肮脏的眼镜并非他身上唯一邋遢的地方，他脸泛油光，还穿着前一天的衣服。衬衫皱巴巴的，领口也磨破了。战争画师思忖着他究竟是在哪里过夜。 “非常感谢，我会去的。明天就去，如果不会打扰到您的话。” 克罗地亚人食指放在拇指下，把几乎抽尽的香烟弹到远处，定神地看着烟头在地上冒烟。然后喝了一点啤酒，用手背擦干嘴。“请允许我再问个问题，”他说，“您已经知道为什么人类会凌虐并屠杀自己的同类了吗？……那三十年的摄影生涯里，您找到答案了吗？” 法格斯笑了出来，一种意兴阑珊的短促干笑。 “那用不着三十年。只要稍加留意，任何人都可以证实那是怎么一回事……人类的凌虐和屠杀皆是出于本性，因为他喜欢。” “如哲学家所说的，人像狼一般对待同类？” “别侮辱狼群。狼是可敬的杀手，它们杀戮是为了生存。” 马克维奇低下头，宛如深思着那个问题。然后再次看着战争画师。 “那么依您看来，是什么原因让人类乐于进行凌虐和屠杀呢？” “人类的智慧吧，我猜。” “真有意思！” “客观、单纯的残忍并不是残忍。真正的残忍需要算计。智慧，像我刚刚说的……您看虎鲸就知道了。” “虎鲸怎么了？” 于是法格斯向他解释虎鲸是怎么一回事。他说那些头脑先进的海底掠夺者，凭借清晰的声纳系统在复杂的环境里彼此沟通并进行活动，详细讲解了虎鲸是如何靠近海滩捕捉小海豹。随后小海豹被它们像玩皮球一般抛甩至空中，互相传来传去。虎鲸会先让海豹逃到海滩边界，然后再追捕那些受虐者，等它们玩腻了，会丢下全身脱臼、身负重伤的猎物，要是饥饿的话，便吞下猎物果腹。法格斯说，这些并不是他在电视上看到或是从其他地方听来的，而是福克兰群岛战争期间，他在南极一处海滩拍摄到的实况。那些虎鲸真像人类啊！ “我不知道是否听懂您的意思。您是说越聪明的动物，可能越是残酷？……意思是一只黑猩猩比一条蛇更残酷吗？” “我对黑猩猩和蛇都一无所知，甚至对虎鲸也不了解。只是看到它们让我有所感触，就这样。我猜，它们可能有自己的动机，是为了游戏与训练。但是它们残酷本性却让我联想到人类同样的手段。也许虎鲸并没意识到那种残酷，只是在履行自然的法则，或许人类也是一样，只是忠于他聪明天性的那个骇人对称。” 马克维奇眨了眨眼睛，听得目瞪口呆。 “对称？” “对。科学家会将它定义为整体的稳定属性，尽管其中也存在着转化。”看着马克维奇的表情，法格斯停顿一下，耸了耸肩，“……用另一种方式说，就是外表会骗人，其实紊乱中隐藏着某种秩序，我想。那是一种包含了紊乱的秩序；也就是对称和与其对应的事物。” 对方抓了抓下巴，微微摇着头。 “我想我听不懂。” “嗯，昨天您说您认识我，还知道我的照片和那一切。” 马克维奇再次眨眼，缓慢地摘下眼镜，专心看着镜片，宛如刚刚才发现镜片的透光度不佳。他从口袋里取出一张面巾纸开始擦拭镜片，神态若有所思。 “我知道了。”几秒钟后克罗地亚人说，“您是说邪恶之人无法不邪恶。” “我是说我们都是邪恶的，而且我们无法避免这个事实，这就是游戏规则。我们凌驾万物的智慧让我们的残酷更精湛、更诱人……人类是天生的掠夺者，像绝大多数的动物一般。成为掠夺者是人类无法抑制的冲动，用科学术语来说，那是人类的稳定属性。但是我们不同于其他动物，精密复杂的智慧不断将我们往前推，去掠夺财富、奢华、女人、男人、欢愉、荣誉……那股冲动让我们充满妒忌、挫折和怨恨。让我们成为现在这副邪恶的德行。” 画师语毕，克罗地亚人什么都没说，这时他已经再度戴上眼镜。看了法格斯一会儿后，转身面向堤岸，保持那个姿势看着海景。 “战争之前我常打猎。”马克维奇突然说，“我喜欢在清晨和邻居到野外去。在黎明中步行，您知道的，带着猎枪。砰！砰！” 他继续望着大海，眼睛因为渔人码头附近的反射波光而眯了起来。 “谁想得到我后来也会在战场上开枪呢？”他补充说，脸上表情扭曲。 然后他低头点燃另一支烟。法格斯注意到他右手的疤痕，接着看到他前额上有道更深的垂直疤痕。一边的眉毛被从中截断，毫无疑问，那是利刃劈砍的。相片里并没有那道疤痕，马克维奇谈到乌科瓦的伤口时也没提起。或许那是战俘营所留下的痕迹吧。他曾提过折磨，像动物般，这是他用的字眼。它像动物般被折磨，他是这样说的，用的是第三人称。 “我不知道人们到底是看到黎明或夕阳的哪一种美。”马克维奇突然说，“对一个曾经上过战场的人，黎明是朦胧天空的象征，不明确的象征，对即将发生的事有所畏惧的象征……黄昏则是阴影将至的威胁，是黑暗，是感到恐惧的心。漫无止境的等待，在战壕中冻个半死，脸紧贴着枪托……” 马克维奇的记忆好似支撑着这个论述，自己肯定地点着头，叼在嘴上的烟因而晃动。 “法格斯先生，您曾有过不可数算的恐惧吗？” “不可数算，如您所说的。有。” 画师的似笑非笑好像让马克维奇感到不舒服。 “‘不可数算’那个词怎么了？” “没什么，那是正确说法，不要紧。不可数算就是无法计算次数。” 克罗地亚人专注地解读画师的表情，试图找寻其中暗藏的讽刺。最后他好像稍微放松了些，于是吸了一口烟。 “之前我想要告诉您，”他和着一口烟雾说，“在一场黎明的进攻之前，我呕吐了。纯粹因为恐惧。我用一张纸擦净嘴巴，然后随手一丢，纸像一小片浅色污渍挂在树丛上。我杵在那儿看着那张纸，同时天也渐渐亮了……现在，每次想到恐惧，我就会记起那张挂在树丛上的纸。” 他再次用食指扶正眼镜，在椅子上找个更舒适的姿势，并且心不在焉地四处观望，犹如在风景里找寻什么有趣的东西。 “对称，您说的。”他又说话了，“有可能。还有塔楼的那幅画……真的令我感到讶异。我觉得是惊讶。不过，或许并不如我觉得的那么惊讶。” 现在他再度望着画师，显得有所疑虑。 “您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每个猎人都会被他的猎物烙下印记。十年来我一直在追寻您的行踪，在猎捕您。” 法格斯直凛凛地望着他的眼睛，不发一语，震慑于那句话的精准度，猎人、猎物、烙下印记。奥薇朵几乎是用同样的字眼说过那些话。第一次海湾战争后的春季某天，他们看见一群小朋友在卢浮宫前，排着队坐在地上等候入场，阴暗的天空飘着细雨，老师在孩子之间走动。法格斯说，他们看起来好像伊拉克战俘。奥薇朵望着他，觉得很有意思，随后靠过去在他脸上烙下一记亲吻，一个又响又重的吻，然后她说有些猎物会在猎人身上烙下一辈子的印记。没错，有些气象学家望着天空，只能看到等压线。 “虎鲸、黑猩猩和蛇。”马克维奇喃喃低语，“……您真的以那种角度看待这一切吗？” 法格斯继续回想，同一天奥薇朵还写了一首诗，她那方面的表现并不出色，如同当个摄影师她也一样不出色，她太专注于消耗生命了，像是两头燃烧的蜡烛。她毕竟不是搞创作的人。要不是她追求紧凑的生命体验，要不是她在保有个人记忆和文化的同时，需要在规矩的极限边缘游走，又假设她活得够久，足以赶上自己阔步追随的影子，奥薇朵一定会是个耀眼的绘画史学家、杰出的大学教授，或传承家族传统成为出色的画廊负责人。特别是她天赋异禀，具有深刻的艺术洞察力，一种明了任何艺术形式的非凡眼光，那是犀利的分析能力，也是在众多平庸的劣质作品之间发现佳作时所展现的公正又洗练的品味。她说，在以前，艺术是唯一能让正义获得胜利的故事，不管得耗上多久时间，最后那些伟大的艺术家终究是赢家；而现在，她就不确定是那样了。那是奥薇朵在一家咖啡厅的餐巾纸上随意写下的几行诗句，法格斯保存了好长一段时间，后来不知道丢到哪儿去了，他想不起来，如同他也想不起那上面写的字句，内容大概是关于一群坐在雨下的孩童，而这场雨，也正在别处下着，淋在躺在远处墓穴中永远走不到老年，也走不到任何地方的孩童上方。他只记得前面两行： “孩童静静坐在博物馆前/博物馆（反常地）完整无缺……” 他甩开回忆，专注在马克维奇身上。克罗地亚人又问了一次，“您真的以那种角度看待这一切吗？”他用坚定的口吻问道，“虎鲸等等之事。”法格斯做了个模棱两可的表情。 “残酷那东西就在这里，在皮肤底下，”他终于说话了，“在我们的基因里……只有人类逐渐形成的法则、文化和不断接续的文明糖衣，比如社会习俗、法令或对惩罚的畏惧，才会让人类控制住自己的残酷天性。” 对方专注聆听，冒烟的香烟叼在唇间。眼睛再次眯起。 “那上帝呢？……法格斯先生，您有信仰吗？” “嘿，老兄，别惹我。” 法格斯微微转身。那个姿势可以看到坐在露天咖啡座或是在码头旁散步的人们。那些人的皮肤晒成古铜色，穿着短裤，跟他们的小孩和狗在一起。 “看看他们。在不吃力的情况下，他们在可能的范围内保持着高度文明。有些人点东西吃时，甚至还会说‘抱歉，麻烦您……’但是，如果把他们放到一个密闭空间，夺去他们的基本所需，您将会看到他们互相残杀。” 马克维奇也看着他们，心服口服。 “我曾经看过您说的那种情形。”他表示赞同，“只是为了一块面包，或一支烟。更何况是继续生存下去。” “所以您也像我一样明白，当灾难使人类回到他所初生的混沌里，所有那些文明的糖衣就破碎了，人类会再度回归本性，或是变回他惯常的模样：不折不扣的混蛋。” 马克维奇专心看着夹在拇指和食指间的烟蒂，然后像上一支那样把烟蒂弹得远远的。烟蒂掉在同样的地方。 “法格斯先生，您不是个有怜悯心的人。” “我不是。但您这么说挺特别的。” “那么在您看来，是什么东西庇护着我们呢？……是像您之前暗指的文化？……还是艺术？” “我不知道，我不认为是艺术。” 马克维奇看起来有点失落，因此法格斯想了一下那个问题。 “我猜，”法格斯补充说明，“根本没有东西可以改变人类的天性。不然就是没有东西可以永远控制住它。” 法格斯又继续想了一下。一个外形姣好的年轻女子在观光游艇售票亭附近走动。他想，也许是她，那位经常提起知名塔楼画家的随船导游。后来女子径自走远。 “或许是回忆。在某种程度上，回忆是坚忍尊严的形式，是观看事情的完美线条时、接受游戏规则的存在时所展现的真知灼见。” 他看见马克维奇笑了，好像这次终于可以理解对话者话中的隐喻。 “对称。”克罗地亚人满意地说。 “没错。一位英国诗人写下的‘惊人的对称’［1］，是指老虎的纹路。” “太扯了吧！您是说诗人？” “对。一切的对称都包含着残酷，他指的是这个意思。” 马克维奇皱起眉头。 “怎么可能接受对称的存在呢？” “通过可以观察对称的几何学。还有表现几何图形的绘画作品。” 这下我可糊涂了，对方深锁的眉头再度流露出这个意思。 “您是从哪里得知那些的？” 法格斯用双手做了翻页的动作。他说：“阅读、拍照。我想，还有观察、发问。一切都在那儿。”他补充说，“不同的是，有些人会留意，有些人不会。”克罗地亚人继续专心地聆听。 “我又糊涂了，”他抱怨道，“您的观点很古怪，”他停下来，表情狐疑，“……法格斯先生，您现在为什么微笑？” “为了‘古怪’这字眼。没什么，您用词的方式蛮有趣的。” “我和您不同，我是个粗人。最近几年我这里、那里到处看书，但是离文化素养高还差得远。” “我不是那个意思。刚好相反。您用的一些词汇并不太常见，很有意思，很有深度。” “我书念得不多，”那个克罗地亚人说，“我只受过完整的技师训练。但是在战俘营里我常和一个有学问的人来往，他是一位音乐家。您应该可以想象，那段时间我们经常聊天。我学到东西，您知道的东西。”重复过“东西”之后，马克维奇出神了几秒钟，好像突然联想到什么事。他补充说：“我也认识了一个人，他在被轰炸的家园底下活埋长达十一个小时之久，瓦砾堆压得他动弹不得，只能直视眼前的一样东西，一把坏掉的剃须刀。您想象一下：十一个小时动弹不得，眼前摆着那东西。仔细想想，情形有点像我跟树丛上的纸，或是我和您拍我的那张照片。因此，那个人了解有关坏掉的剃须刀的一切，以及那些刀子可使人联想到的任何想法。听着他描述剃刀的那一切，我也全都了解了。 “离开战俘营之后，我得知失去所有家人，便去旅行了一阵子，也读了一些书……我有个很好的动机，就是您。如果要了解那个曾以一张照片毁了我一生的人，就得具备某些知识才行，而那是战争前的那个技师永远做不到的。音乐家和看剃刀的人无意间帮我开了几扇门。后来我获得知识时，还不了解那些门在往后的用途会这么大。” 他停下来，身体往前倾并望着四周，手掌心放在大腿上，好像要站起身来。但他却依然静止不动地坐着。 “我不断阅读，并在旧报纸、网络上寻找你的消息，我和认识您的人谈话……您变成我那把坏掉的剃须刀。” 他的双眼紧紧盯着法格斯，仿佛两把崭新的剃刀。 译注： ［1］指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 1757—1827）的诗篇《虎》（The Tiger）第一段：“老虎，老虎，如焰火般璀灿/点燃森林夜色/什么不朽的手或眼/能塑造你一身惊人的对称？”（“Tiger，tiger，burning bright /Ihe night/What immortal hａｎｄ or eye /e thy fearful symmetry？”） ---------------------- 第八章 法格斯从来不用纯黑色。那个颜色会留下黑洞，如同墙上留着子弹弹孔或炮弹窟窿一般。他酷爱把猪肝色混合深灰色或普鲁士蓝，甚至加点红色，以这种间接方式调出黑色，另外，与其使用调色盘，他宁可在画作上调色，有时候是用手指直接在大片画面上搓搓抹抹，直到混出理想中的色调，那灰烬般的暗沉色感掺杂着浅色调色差，使调出来的颜色更加丰富鲜明、立体饱满。战争画师想，在某种程度上，那就像拍摄黑人的皮肤时加开一格光圈。如果光靠照相机的曝光表来按快门，人体会变成厚厚的一团色块，一种平面的黑，毫无浓淡对比，有如照片上的一个黑洞。 当他用一根指头在墙上涂抹颜料——阴影的黑、战火浓烟的黑、等不到黎明的夜色之黑，他想起二十五年前曾在沙里河（Chari）岸边拍到的黑人肤色。那张照片也收录于伊柏•马克维奇留在椅子上的那本摄影集里，那的确是一张黑白佳作，甚至当时在好几本国际杂志上还占了跨页。恩贾梅纳（N"Djamena）郊外的一场战斗之后，十来个受伤的查德叛民双手被捆绑丢在河边等着让鳄鱼生吞活剥，法格斯下榻的旅馆就在那附近，旅馆的窗户被枪弹击破，墙上到处是弹孔，看起来像是以冷黑色画上去的笔触。他用半小时的时间将他们一一拍下，估算着光圈和景深，以及沙土和因汗水而发亮的黑皮肤之间的光影对比。在沾着苍蝇的黝黑肤色上，更凸显出惊慌盯看镜头的眼白部位。湿气造成的闷热令人难耐，法格斯极小心地移动，观察着瘫倒在地上的那些俘虏，他一步一步慢慢走动，衬衫早已被汗水湿透，除了尽量在每个动作上节省体力，还偶尔停下来张大嘴巴呼吸着沉重又湿热的空气，其中有弥漫着肮脏的河水和瘫倒在旁的躯体味道——生肉。此前，他从不觉得非洲人的身体闻起来那么像生肉。他倾身看着其中一人，那俨然是肉贩砧板上待人吞咽的活肉。他将相机镜头靠近那个伤者脸部时，伤者惊恐地抬高被捆绑的双手半遮掩着脸，那时眼白显得更突出了。就在那时，法格斯加开一格光圈，将焦距对准面前格外睁大的双眼，按下快门，捕捉那个只有具有精准技巧才能构成的影像：伤患身上由黑色和灰色铺陈而出的各种立体厚度，前景被捆绑的肮脏双手呈现出掌心和指甲最明亮的色调，双手的影子映在脸孔下半部，上半部则被阳光照得黑亮，汗涔涔的皮肤，苍蝇、淡色沙粒沾在一边脸颊上。照片正中央，瞪大的双眼透露出极度的恐惧，两个白杏仁中间的乌黑眼珠盯着镜头，盯着法格斯，盯着即将看到那张照片的成千上万观者。而后面的背景，如同摄影者目光所及的尽头，则是那一切黑色和灰色的总和：那个人的头部阴影映在沙土上，尽管背景略微失焦，沙土上依旧可以隐约看到鳄鱼脚爪和尾巴爬行过的痕迹，真可谓残酷的偶然和大自然的神来之笔。法格斯已经拍下十九张照片，一个戴着太阳镜的哨兵拿着步枪走近，左边镜片上还贴着标签，挥着手要他别再拍了。法格斯理所当然地做了一个请求通融的表情，心里却不抱任何期待，哨兵则露出一口白牙和齿龈，以傲慢的笑容回应他，随后把步枪换肩背上，走回阴影处的岗哨里。那时法格斯头也不回地走回旅馆，把一卷卷底片倒带，用签字笔标上记号，放到一个厚信封袋内，打算次日投递到法国航空的某个航班。夕阳西下时，法格斯在旅馆空荡荡的游泳池畔露台上吃晚餐，沉浸在一把吉他、一架电风琴和那晚已经拿了钱要和他上床的一个黑人女歌手的乐声里，却听到俘虏被鳄鱼拖到河里的哀号声。他在盘子上留下完整的半熟肉片，甚至没动刀去切它。 不久之后，在马德里一家餐厅里，他对一个朋友提起那件事。他问道：“我必须知道那是否是游戏的一部分，其中是否有什么科学根据可以解释所有那些在太阳下躺着，等候被处置的理性肉体，是否有什么隐藏在生命或世界里的法则。我必须知道我的照片是否确实是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那个朋友是个年轻科学家，头脑很好，是两家研究院的院士，也是科普书籍的畅销作者。他的朋友开始说话，“亚里士多德……”法格斯打断他的话，他说：“该死！别搬出亚里士多德那一套给我听，我是指真正的生命和死亡，那种埋在瓦砾堆下的腐尸味，弥漫在河岸边的死亡气味。”他的朋友沉默地望着他三秒钟，继续冷静地说：“亚里士多德从不局限于陈述发生的事情，而是寻找原因。这位希腊哲学家说，‘我们想了解自己，就必须了解宇宙；而想了解宇宙，就必须了解我们自己。’但是自从亚里士多德以来，世事万般变迁，人类脱离大自然后，面对一旁伺机而出的恐怖，已经失去了自我慰藉的能力。我们越是追根问底，一切就越没意义，我们也就觉得越没依靠。你仔细想想，由于哥德尔那个扫兴的定理［1］，甚至已经不可能在我们唯一深信是可靠的数学里找到庇护了。但是注意！尽管观察的结果无法给予我们慰藉，观察的动作本身却可以，我指的是那种分析的、科学的，甚至是美学的观察动作。先撇开戈德尔不谈，那动作有如具备准确性、清晰性和必然性的数学程序，给予那些熟知并掌控程序的人知性的慰藉。那些程序是止痛药吧，我想。如此，我们回归到一个有点毁坏、却仍然管用的亚里士多德原则：理解，同时，还包括为了理解所付出的努力，都拯救了我们，或至少给了我们慰藉，因为理解将荒谬的恐怖转化为安详的法则。” 他们一边谈论一边用餐，法格斯适时提出问题，安静地听着回答，像是对教授的讲解兴致高昂的学生。那时候他还不知道，朋友的这席话改变了——或者更精确地说，某个程度上“补充了”他的世界观，他向来以为，相机镜头才是认识世界的唯一通道。最后，朋友那席话将不相关的直觉和影像，全放置在一盘囊括了世界、理性和生命，条理井然的巨大国际象棋盘上。他的朋友说，的确很难接受宇宙缺乏情感的事实，但冷血无情就是宇宙的本质啊！昔日的科学家把宇宙视为谜，类似上帝所创造的象形文字，是个有正确密码即可解开的谜。这就意味着某种程度上你说的不无道理，因为要是我们将“上帝”这个字眼换成“隐藏法则系统概念”，以上的观念仍然管用，尽管要定义那个观念并不容易。懂吗？那就像哥德巴赫的猜想［2］：我们无法证明我们知道的一些事。古典科学也知道世界存在着与非线性系统相关的问题，我指的是不规则、武断或紊乱的演化体系——却因为分析过程遇到数学方面的困难，而无法理解那些问题。而现在，随着观察能力的提升，我们在大自然当中发现越来越多的表面混沌。我们了解真正的法则不可能是线性，已达半个世纪之久。几百年来，科学用来让我们安心的那些便捷系统里，初始条件的细微改变并不会影响结果；但是在混沌系统里，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当然，那可以运用在你那些战争上面，也可以运用在大自然和生活本身，像是地震、细菌、刺激、思绪等。我们总是与周遭的混乱景象有着互动关系，但混沌系统的确是受到定律或规则的支配，此外，有些规则甚至是由例外或表面的偶然所构成，可以用归纳于古典数学里的定律来解释。老兄，在你付账之前，我来为这次谈话下个结论：混沌之中存在着秩序，尽管看起来并非如此。 墙上那道裂痕不过是诸多裂痕之一，也是混沌的一部分。虽然法格斯已经在岗哨塔的圆形墙上涂过厚厚的水泥和沙土，填补这些裂痕，但这几周下来，那道最大的裂缝还是延伸了好几厘米，已经威胁到画着黑烟和山顶焚城之间已上色的部分。那片火海背景前的城楼，已经形成漆黑的几何逆光图形，战争画师在火焰外围涂上英国红，中间则以胭脂红加上一点黄色，把那片火海描绘得栩栩如生，这得归功于他多年的战地摄影经验。而那道裂痕的曲折发展，那个非线性系统，法格斯的科学家朋友应该会这么说——也符合隐藏的法则，一种无法预知其进展、却又显而易见的动力。他曾经试图抢救那道裂痕，用亚克力树脂混合大理石粉，用调色刀填平它，再重新上色，但情况并没有好转，裂痕仍毫不让步地慢慢向前进。法格斯用抹布和水清理手指上灰色和蓝色的颜料时，认命地看着墙上的裂缝，他安慰自己，那毕竟是密码的一部分，是混沌的曲折和隐藏其中的意义，这令他想起大自然本身也有澎湃热情。好一会儿，他用这个观点研究着那道裂痕的走向：它的起点在壁画的最高处边界，一路往下散成扇形或贝形，再裂成其他更小的裂痕，主裂痕继续往下凿刻，在飘雨的清晨天空里辟出一条路，延伸到船只启航的海滩，往两座城市间的宽广空间里裂去。远处的现代城市，几乎像是布勒哲尔画笔下依然安睡的巴别塔，殊不知那个清晨将是自己的末日；而燃烧中的旧城已经清醒，成群的难民从城内逃出，跑到壁画下方最前端，惊恐万分的妇孺行走于铁丝围篱和反射着未来主义金属光芒的士兵之间，犹如探询斯芬克斯般，试图在士兵眼里找寻自己的命运。法格斯察觉，那道裂痕竟像是两座城市间走向不明的雷光闪电，但他知道那不过是表面的不明确，在壁画、亚克力树脂和水泥下，潜藏着一个残酷又无法回避的法则，终将会把远处那些慵懒躺在黎明浓雾的钢铁玻璃塔楼变成类似山丘的火海景象；他知道那道裂痕的某处，正埋伏着一只木马，以及低空飞行的飞机，正往沉睡的特洛伊城里的双子大楼飞去。 当他流露出以摄影解释世界的企图时，奥薇朵曾经取笑过他。那时法格斯还没钻研那个问题的裂痕和崎岖波折，但是已经活在直觉里，好似有一群恼人的蚊子在他耳边嗡嗡作响。奥薇朵沉默地观察他一会儿后突然笑着说：“你拍摄人像时，一直在寻找即将杀死他们的直线和曲线；你拍物件时，一直寻找着物件开始毁坏的棱角，你猎捕的是预言中的尸体和废墟的前身。有时候我觉得你是以那种悲凉又猛烈的绝望在跟我做爱，因为当你抱着我时，你感受到的是某天我将变成的尸体，或是我俩未来的尸体。法格斯，你在这行撑不了多久的，你已不再是寡言的瘦弱士兵。你还不知道，但是你已经染上终究会阻止你工作的病毒。当你有一天脸贴着相机从取景器望出去，你将只看到线条、体积和宇宙的法则。我希望到时候我已经不在你身边，因为你会自闭得令人无法忍受，像一个赤手在空中挥舞的禅学射箭手［3］。如果我还和你在一起，我会弃你而去。再见了。我保证。我讨厌提问的士兵，更厌恶得到答案的士兵。如果我喜欢你，是喜欢你沉默中的沉默，那和你那些冷漠又完美的照片很像。我无法忍受嘈杂的沉默，你懂吗？……有一回我听说，或是读到，对事实过度分析最后会摧毁观念……还是反过来呢？是观念摧毁事实？” 她在一个玻璃酒杯后笑着那样说，当时他们人在威尼斯，也是两人在一起的最后一个除夕夜。她为了看格拉希宫（Grassi）的超现实主义展，坚持回到她童年曾度过好几个除夕的威尼斯。她请求着，“我要你带我到那个魔鬼城市里最好的旅馆，夜晚和我漫步在荒凉的街道上，因为只有那些日子才可能看到那种景象：天气冷到会让背包客冻死在长椅上，所有的人都关在旅馆里，街上只看得到贡多拉船在运河上静静地摇荡着，凶手街看起来比任何时刻都更狭窄、更阴暗，圣马可广场那四座石雕人像似乎彼此靠得更近，犹如隐藏着别人所不知道的秘密。年轻时，我总是戴着围巾和羊毛帽溜出来散步，听着自己脚步的回音声，猫咪也从阴暗的柱廊间看着我。我好久没回到那个城市了，现在我渴望再回去，法格斯，和你一起去。我要你帮我找回那个小女孩的身影，回到旅馆时，你再用针线无声又耐心地把她缝回我的脚后跟，然后开着窗和我做爱，湖水的寒气将使你拱起背脊，我的指甲将嵌进你的背，直到你流血，直到我忘了你，忘了威尼斯，忘了所有过往的我，以及等候我的一切。” 现在法格斯想起那些话，想起那几天走在覆盖白雪的狭窄街道上的她，滑溜的地面，灰绿色河水拍打着有如铺上白色毯子的贡多拉船，酷寒和雨雪，窝在咖啡厅里的日本游客，锦缎铺饰百年阶梯的旅馆大厅，以巨大荒谬圣诞树装饰的大厅枝形吊灯，走出来和奥薇朵寒暄的经理和老更夫依旧如十年或十五年前喊着“费拉拉小姐”，可眺望圣乔治岛及右边晨雾里隐现的海关和大运河口的客房早餐。圣西尔韦斯特之夜［4］，两人为了晚餐盛装打扮，但是餐厅里挤满了吵闹的美国人和跟金发女郎混在一起的斯拉夫黑手党，于是他们拿起大衣，在雪白的寒街上散步，走到浮木码头的一家意大利小吃馆。他西装笔挺，她则佩戴珍珠项链，穿着一件像是绕着她的身体飘荡的轻巧黑色套装。他们配着白酒吃了意大利面和比萨，随后散步到海关尽头，十二点整互相拥吻，也冷得直打哆嗦，那时一大片烟火在究玳卡岛（Ginelecca）上空发出巨响，把天空装点得五彩缤纷，然后他们手牵手走在荒无人烟的街道上，慢慢地返回旅馆。此后，对法格斯而言，威尼斯永远是那个奇妙夜晚的画面：因雾气而扩散的灯光和飘落在运河上的苍白雪花，淹过白色石阶的水在石板路上扩展成柔顺的波浪，他们看到一艘贡多拉船经过桥下，船夫低声吟唱，两名身上落满白雪的旅客则静止不动。他还想起奥薇朵脸上的水滴，回房途中她滑过楼梯扶手的左手，木质地板的嘎吱声，勾到一边高跟鞋跟的地毯，她经过一面大镜子时侧目自揽，走廊墙壁上的版画，房里窗户透射进来的泛黄微光。在房间的大床前，两人脱下淋湿的大衣后，他缓缓地将她的套装撩高到臀上，她则坚定并不动声色地在昏暗中紧盯着他的双眼，光线微微映着她的半边脸，美得像一场梦。那一刻，法格斯心中感到欣喜，那是一种既安详又野蛮的欢愉，他庆幸没在任何危险中死去；不然，那晚他就不会在那里剥去奥薇朵的臀上衣物，也不会看到她慢慢后退，躺在平整如新的床上，透过滑落在脸上被雪沾湿的头发凝视着他。她带点顺从又极为挑逗地慢慢张开双腿，裙子已往上撩到腰间，而他，依旧衣衫整齐，跪在她面前，将被寒夜冻僵的嘴唇靠近那双完美又修长的大腿交会深处，他心爱女人那片盛美的温肉柔缓地颤动着，在他的唇舌接触下甜美地湿润起来。 战争画师激动不安，以手指划过墙上那道裂痕冰冷粗糙的边缘。他突然想起，沙地上动物爬行痕迹旁边的生肉。恐怖总是窥伺着一切，索求着什一税和实物税，准备以混沌的战刀砍杀欧几里德［5］。所有的战争与和平里都有振翅翩飞的蝴蝶。每一刻都是可能和不可能结合而成的混合体，是大爆炸［6］发生后的十四秒到三分钟之间的开氏温度［7］。三十亿度的第一刹那之初就预见的裂痕混合体，那一刹那是创造人类又毁灭人类的一连串精准巧合的开端。如奥林匹斯山中醺醉的诸神在对弈中抛掷命运的骰子，一颗只有十公里直径的飘泊陨星击中地球，把超过二十五千克重的动物全部歼灭；把道路清空让给当时胆怯的小型哺乳类动物，六千五百万年后，它们成为智人［8］、游戏人、屠猎人…… 在每张照片和每座威尼斯里皆可预见的特洛伊战争；对肚子里装满铜器的木马群的敬意；在街上为佛罗伦萨艺术大师们鼓掌，或以同样的热情在萨伏那洛拉［9］的火堆里，烧毁大师们的作品。这是奥薇朵那晚在海关尽头，对近百年或近三千年的历史所下的总论，她看着运河口另一边聚集在圣马可广场上的群众，爆竹和鞭炮轰隆作响，人们喧哗地庆贺新年，却不知道新的一年能带给他们什么。她哆嗦着喃喃低语：“现在已经没有所谓的野蛮人，大家全部杂混在文明的罗马帝国内了，或许，被遗落在外面的是我们俩。要我告诉你为什么我们今晚会在一起吗？因为你知道我现在戴的是真的珍珠项链，并非你注意看过这些珍珠，而是你了解我，懂吗？……法格斯，这个世界简直无趣到让我吓着了。我厌恶所有的笨蛋都自诩为人道主义的一员，所有的弱者都拿正义来当挡箭牌，我厌恶所有的艺术家对着邀请他们的商人或评论家陪笑或唾弃，这两者根本没什么差别。当我父母亲帮我受洗命名，因小小的疏忽而取错名字了。现今，要在独眼巨人的山洞里存活，必须叫做‘无人’［10］。没错，我想我很快就需要另一剂特效药，你那些美丽又洁净的战争的其中一场。” 战争画师决定让裂痕保持原状，毕竟那是这幅壁画的一部分，像所有其他东西一样，像威尼斯，像奥薇朵的珍珠项链，像法格斯自己，像伊柏•马克维奇。这时，克罗地亚人的身影逆光出现在塔楼门口，画师没发觉他的到来。 译注： ［1］数学家哥德尔（Kurt Go¨del，1906—1978)，于一九三一年提出“不完备定理”，说明了任何系统的必然不完备的本质。由于没有任何系统可以完整自我阐述，因此必然需要上层“元（meta)系统”的存在，才能完整描述出自己的存在。 ［2］德国数学家哥德巴赫（Goldbach，1690—1764），于一七四二年提出著名的猜想，假设任何大偶数可以表示成两个质数之和，至今此命题既未被推翻，但也没人能证明。 ［3］即射箭的人、射的靶及射箭之事全部合而为一。 ［4］圣西尔韦斯特（Sare）日即十二月三十一日。 ［5］混沌是几何的对立概念。此处引用比喻法，解释恐怖借由紊乱的混沌摧毁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德（Euclid）的传统几何。 ［6］根据天体物理学，宇宙在距今约137亿年前由一个密度极大且温度极高的原点爆炸演变而来，形成时最初一段时间所经历的剧烈变化称为“大爆炸（The Big Bang）”。 ［7］开氏温度（Kelvin）即绝对温度，以K为符号。摄氏温度0℃相当于开氏温度273.15Ｋ。 ［8］智人（Homo Sapiens）是人类在生物学分类中的学名，荷兰著名文化史家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在“智人”“制造人”（Homo Faber)的概念之外，提出了“游戏人”（Homo Ludens)之说。作者在此嘲讽人类暴力天性又加上“屠猎人”（Homo ocoisor）。 ［9］萨伏那洛拉（Savonarola，1452—1498）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宗教改革者，曾命令佛罗伦萨市民烧毁自己的奢侈物品，被他列为淫秽的诗歌和艺术作品也难逃火灾。 ［10］荷马史诗中，奥德赛与随从误闯独眼巨人的山洞，却机智地以“无人”（Nadie）自称，并赠给独眼巨人烈酒。独眼巨人喝醉后沉睡，奥德赛等人毁掉他唯一的眼睛。洞外其他巨人问及何人伤他时，巨人回答“无人”，同伴因故没介入相救，奥德赛等人得以脱逃。 ---------------------- 第十五章 翌日，法格斯下山到镇上去。他把摩托车停在一条没有阴影的狭窄街道上，面前一大排房屋白墙的刺眼景致让他眯起眼睛，那一片片墙面如阶梯般往山坡下延伸而去，直达港口那面古老城垣的赭黄色石墙。他先走进银行取钱，接着前往订购颜料的五金店，付清最后一笔未付的账款。之后，他慢慢走到渔人码头，伫立了好一会儿，默默望着码头那些停泊在成堆渔网旁的船只。当背后镇公所的时钟敲了十二声钟响，他走到最近的餐厅酒吧，在阳篷下坐下来；那家餐厅不仅拥有海港入口区的最佳视野，也可以饱览被风吹皱的一大片海水，绵延的海水一直延伸到邪恶角的灰色海岸线。他点了一杯啤酒，动也不动地坐在那儿，看着大海和观光游艇固定停靠的空旷海堤，并想着马克维奇和他自己。想着马克维奇前一天临走时所说的那几句话。“您该下山到镇上去了，去认识那个女人。您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去认识那个女人。法格斯几乎没察觉到自己竟然歪起嘴微微一笑。塔楼内的圆形大壁画不需要再画上女人了，因为所有的女人都已入画：大腿沾满鲜血被强暴的女人、刽子手步枪下犹如惊慌羊群般挤成一团的女人、以垂死神情看着观画者的非洲脸孔女人、在画面前景张着嘴发出无声呐喊的惊恐女人，还有奥薇朵•费拉拉，她就在整幅壁画的所有角落和线条里，若没有她的存在，法格斯根本不可能发现并画出那幅景致。就如同她也出现在壁画制高点所构筑的那座红色、黑色和棕色的火山里，那个点聚合了所有的线条、所有的景象，以及生命中残酷规则支配的偶然里所有繁复又无情的经纬关系，而这些规则就像太阳神阿波罗箭筒里那些伤人利箭的射程那般笔直。当阿波罗身处特洛伊战役，拉紧杀人弓箭移动时，那把弓箭犹如法格斯在所有事物上惯常看到的种种曲线、夹角和直线的致命结合——它宛若暗夜，遵守着命运三女神手中那张无法逃避的死亡之网。 “我懂你要找寻的是什么了。”有一回他们在科威特，那时伊拉克军队刚刚离开，奥薇朵这么说。两人前一天才和美军装甲部队一起进入这个弃城，他们在希尔顿饭店空无一人的接待柜台随便抓了一把钥匙，便跑到五楼。那里没有电源，窗户没有玻璃，水从破损的水管不断渗出沿着地板顺着楼梯往下流。他们扯下覆满石油燃烧灰烬的床罩，疲累地伴随着起火油井的景色和战争尾声的隆隆炮响入睡。半夜他们醒来后，奥薇朵身上套了一件法格斯的衬衫，手持相机探身至窗外，望着那座城市，以坚定的口气说：“我终于懂了，我不仅用亲吻、眼神和好长的一段时间才弄清楚是怎么一回事，还观察着以猎人般的警觉行走于灾难中的你，那么值得信赖，对自己的所为与不为总是充满自信，像个沉默寡言的老兵。我发现你在行动之前会先用双眼为每张照片做好准备，十分之一秒内评估眼前的景象是否值得拍下。你别笑，真的是这样；我发誓！当你抱紧我时，我能感受到你在我的腹中爆裂开来，也能感受到你在我体内深处终于松懈下来，那才是你生命中唯一抛下防备的时刻，而我也从中了解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们是如此契合，所以我能看到你所看到的东西。我还观察到你拍照前后都会思考，但是按快门那一刹那从不思考，因为你知道如果一经思考，便绝对无法按下快门。我唯一的疑问是，我这可怕的解读是否得归因于一种传染病，类似一种病毒或无法治愈的怪病。我是否已经染上了战争病，或者战争病已经在我体内，而你只不过是个触发的媒介或目击者。你和我外婆真是绝配啊！包豪斯的女孩和禅学神射手！这事情有点像我外婆在花园里栽种得整整齐齐的花椰菜和莴苣，那就叫‘完形法则’：一种只有在整体时才可能被形容的复杂结构，它若处于分散状态就无法形容了。不是这样吗？但是你有个问题，法格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没有任何一张照片可以达成你的企图啊，我就比较实际了，只限于收集破碎的小环节。希腊罗马文化的遗迹被愚蠢的浪漫派文人发现，接着又被更愚蠢的艺术家再度画出，我拍摄的便是以这些古典遗迹为前身的废墟。然而，我所追寻的并非过往的芳香，也不渴望学习和记忆，我只渴望放开束缚。用你那种变态的术语来说，那些杳无人烟的地方、毁损的机械和破碎的物品，是从世界的脑海中一闪而过的火光，是为我指点方向的数学公式。我不企图解决问题、了解问题或是承担问题。我拍照不过是通往目的地的部分旅程：那是我抵达时才认得出来的地方。你的情况不一样，你一辈子都在那个地方，而且你生来便猜测你人已在那里了；但是我不认为你能用照片证实你在那里。评论家和大众曾有多少次评判那些照片是美的呢？还记得切•格瓦拉吗？摄影师弗列帝•阿尔博塔［1］把他的遗体拍得跟基督一样美，或是萨尔加多［2］拍摄的平民之美，赫瓦希欧•桑切斯［3］拍摄的肢残儿童之美，你拍摄的那个非洲女人的垂死之美，维胥尼亚［4］拍摄的波兰贫民窟之美，尼恩［5］为每个即将被柬埔寨军队处决的囚犯——其中还包括儿童——所拍摄的六千张照片之美。所有我们知道即将死亡的美丽人物之美，不，亲爱的。你看过柯达胶片那个老广告吗？‘您只管按下快门，剩下的我们来搞定！’在恐怖被当做艺术来贩卖的世界里，在艺术与生俱来就企盼被拍摄的世界里，在与苦难图像共存却没有丝毫良心或慈悲心的世界里，战争照片一点用处也没有啊！剩下的，世界会搞定：照相机快门一响，世界就把照片据为己有了。喀嚓，哟呼，谢谢，再见。没错，照片是至少比电视那有如过眼云烟的影像更具影响力，不像电视画面没任何提示便飘然而去。但尽管如此还是不够。你想达成的，可能只有绘画才有机会办到，但是必须是一种远离大众、远离他们的解读的绘画。透过相机镜头，不可能看得到绘画独有的焦点、取景和视角，尽管我不认为有画家曾经表达出那种东西。戈雅吗？或许吧。从现实移植到画布和从视觉移植到画布是不一样的，你懂吗？以模仿或阐释生活来复制生活的面貌是一回事：享乐、美、恐怖、痛苦和其他类似的东西。那只不过是眼光独到、技巧和才能的问题。然而，遵从视网膜的命运又是另一回事了，那是用冷漠的线条来描绘出恐怖啊。”她仍然站在窗边，光溜溜的身子裹在法格斯的衬衫下，看着笼罩城市的蘑菇云，时而稍微举起照相机像是要拍照，却又马上放下相机。“你该画的是一个行凶的景象，让人领悟出画里刽子手的诞生并不该被视为好事。但是我们等着瞧，看哪个家伙看得到那个行凶景象，并把它画下来。” 法格斯喝了一口女服务生刚端来的啤酒，借酒浇灭了回忆。然后他朝东方看去，那边的海堤遮蔽了大海。一阵遥远的引擎声从防波堤的另一边慢慢靠近，随即看到一根红白相间的烟囱沿着防波堤往海港入口的信号灯处移动。一会儿后，观光游艇穿越海湾人口，开往露天咖啡座附近的码头靠岸。一个船员快速又精确地操作后，随即跳上地面把绳索固定在系船柱上，并架好舷梯，大约有二十来个游客陆续下船。战争画师好奇地注意观察，在观光客散去的同时，他试着辨认出通过扩音器说话的女人。最后只剩下少数几个人，其中有个年轻的女人特别显眼，金发、高挑、健美、和颜悦色，正往游客询问中心的办公室方向走去。她身穿一件让黝黑肤色显得更亮眼的白色亚麻套装，脚踩一双皮质凉鞋，背着一个斜背大包包，看起来有点疲惫。法格斯看见她打开办公室的门走了进去。他则继续坐在那儿，看着观光客沿着码头走远，他们正以海港和出海口后方的那片开阔的大海为背景，在渔夫的渔网以及船只旁，拍下离开前的几张照片或录下几个镜头。 观光客。民众。回忆又再次涌进脑海。“剩下的我们来搞定！”奥薇朵提过的柯达胶片广告是这么说的。那个联想让法格斯莞尔不禁，有好一阵子他不断地尝试以摄影达成目标。如果摄影是最终的意图，应该会是个混合或令人不满的公式；不过那是针对他脑海里渐渐成形的计划所做的一种预备，一种事前热身动作和训练方法，一种让眼力更加敏锐的方式，使他以不同的观点去看待摄影和绘画。自从波罗沃拿歇尔捷公路壕沟事件将法格斯的生命推往另一个方向，他通过连续两年在波斯尼亚、卢安达和狮子山等地的紧凑工作，将那个事件的副作用控制在合理范围内，随后便放下战地摄影记者工作。经过一段长时间累积的过程之后，这个决定终于初具雏形：波特曼港的撕裂土地，科威特上空的浓黑云层，远处燃烧的杜布罗夫尼克和奥薇朵染上红光的躯体，接着在萨拉热窝假日饭店没有玻璃的房间里，好几个寒冷寂寥的夜晚，面对着爆炸和烽火所映照出的城市几何图案全景，这一切都以它不可避免的众多汇集直线，引导着法格斯走向那个审判厅。那场战争进行到一半的某个冬季早晨，在审判厅里有个名叫波里斯拉夫•赫拉克（BorislavHerak)的塞尔维亚人，他出生于波斯尼亚，也曾是波伊卡(Boica)种族净化分队的成员，之前还在肉铺里学过杀猪，他以冷酷的口吻详述自己除了大规模屠杀行动之外的三十二起个人谋杀事件，其中包括了学生或家庭主妇在内的十六个女性受害者。他从变成塞尔维亚军队慰安场所的汕吉(Sanjak)监狱旅馆里把她们拖出来先奸后杀，像他的战友们对待另外上百个女人那样。在法庭和记者面前，赫拉克以恰当的手势与表情讲述谋杀一个二十岁年轻女子的过程。“我命令她脱掉衣服，她却大吼大叫，当我再次殴打她，她才脱掉衣服。我先强暴她，再丢给我的伙伴们轮奸，然后我们用车子把她带到如奇山，我在她头上开了一枪，把她丢到灌木丛里。”法格斯在相机取景器里框取赫拉克的脸孔，那是个不起眼的平凡脸孔，一种在非战争期间会被当做可怜男人的脸孔。他慢慢地放下相机，没按下快门，因为他相信世上没有任何一张照片可以表现或解释出那种东西，甚至连当时电视摄像机所录下的影像或声音也办不到。地质并没有道德可言，奥薇朵谈到别的事情时曾说过，尽管谈的或许是同一件事：绝无可能拍下宇宙慵懒的呵欠。就这样，法格斯以那种方式走到三十年战地摄影生涯的尽头。那三十年的惯性运作依旧维持了一段时间，把他带往其他的战争场景，但是那时他已经对镜头呈现的东西失去所剩无几的信心，失去昔日驱使他把指头放在快门和对焦与光圈旋环的希望。然而，奥薇朵从来无法得知她和那一切的关系有多密切。随后法格斯花了很长一段时间跑遍美术馆，拍摄战争图画，照片中还包括了观画的民众；那是一系列奇怪的作品，他自己慢慢地发觉其中的意图。他取得博物馆的拍摄许可证，带着没有闪光灯和脚架的徕卡相机、35mm的镜头和适合以自然光和低速拍摄的彩色底片，执行详尽的研究与纪录工作，昔日的战地摄影师从包括欧洲和美洲在内的十九家博物馆的一长串清单里，挑选出六十二幅战争绘画，他在每一幅画前站上好几天，拍摄图画以及在画前驻足的人、零散或团体的参观者、学生和艺术讲解员，也拍下展览厅空荡无人的时刻，或是参观民众多到几乎看不到作品的时刻。他就这样进行了四年之久，从不断取舍照片，到收编二十三张照片作为最后一系列作品。从《马德里一八○八年五月二日》(El 2 de mayo de 1808 en Madrid)里男人持刀刺杀埃及雇佣兵时的疯狂眼神——那双眼睛在普拉多美术馆歌厅里万头攒动的人群之间几乎看不到——到布勒哲尔昏暗的《疯女梅格》（Mad Meg)，照片里一边是手持长剑的抢匪；另一边是安特卫普市梅耶博物馆几乎没有人的展览厅里一个正在观画的学生。他最后一本问世的摄影集《临死者》，则是这一切工作成果之大成，呈现出从人类到恐怖这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那本摄影集里的世界，唯一合乎逻辑的笑容，是古代大师们在画布和画板上刻画的骷髅头的笑容。而当二十三张照片都准备好了，他清楚自己也准备好了。那时，他永远放下照相机，补习年轻时没学到的绘画技巧，并开始找寻合适的作画地点。 观光游艇上的女人走出办公室，朝露天咖啡座走来，正要前往停车场。法格斯注意到她停下来和港口的警卫说话，也向服务生打招呼。她的笑容甜美，看起来很健谈，金色的长发挽成一条马尾，虽然稍显丰腴，还是颇具魅力。当她从战争画师的桌前经过时，他注视着她的眼睛。蓝色眼睛，带着笑意。 “早。”他说。 女人凝视着他，一开始是诧异，然后是好奇。她大约三十岁吧，法格斯估算着。她回了句早，要继续往前走，却又犹疑地停了下来。 “我们认识吗？”她问。 “我认得您。”法格斯已经站起来，“至少我认得您的声音。每天十二点整都会听到您的声音。” 她专注地看着他，被搞糊涂了。她几乎和他一样高。法格斯指了指游艇和酋长海湾方向的海岸。几秒过后，她微笑的嘴角拉长了。 “当然啰！”她说，“您就是塔楼里的画师。” “‘一位知名画家，他以一幅大壁画装饰塔楼内部墙面……’我想跟您说声感谢，尤其是‘知名’和‘装饰’这两个词。总之，您的声音非常好听。” 女人笑了出来。法格斯察觉到从她身上沁出的轻微汗味，一种属于大海和阳光的汗水。他想，流汗是她工作的一部分，毕竟她从早上十点就得开始忙着招呼游客。 “希望没有造成您的困扰。”她说，“如果有的话，真的是很抱歉……不过，我们实在没有什么当地的名人好拿来跟游客炫耀…… “别担心。那条路很长，又是上坡路，很不好走，几乎不会有人上山到那儿去。” 法格斯邀请她一起入座。她坐了下来，向服务生点了一杯可口可乐，随后点燃一根香烟，开始向法格斯谈起工作上的一些细节。她来自半岛内地的某个城市，在旅游旺季时负责处理背阴港的办公室业务，冬季则接一些领事馆、大使馆、法院和移民局的翻译工作。名叫卡门•耶尔斯肯，离过婚，有个五岁的女儿。 “您是德国裔吗？” “荷兰裔。但我从小就住在西班牙。” 他们聊了十五或二十分钟。那是一段没什么主题的礼貌性谈话，除了长久以来他每天早上听到的声音是属于那个女人的这个事实以外，其他的对法格斯都没太大意义。因此，他让她侃侃而谈，自己则保持相对的沉默，只穿插问了一些得体的问题，但无论如何，还是无法避免那段谈话最后落在他和塔楼内的作品上。卡门•耶尔斯肯解释：“镇里的人都在说那是件原创作品，一幅您画了将近一年并且覆盖整个内部墙壁的巨大壁画。相当有意思，很可惜那幅画不开放参观，不过我了解您希望大家能让您安静工作。”她再次好奇地观察他，“不过尽管如此，我还是希望哪天可以亲眼看到那幅画。” 法格斯犹豫了两秒钟。对自己说，这有什么不妥呢？对方那么和蔼可亲，她的同胞林布兰［6］会毫不犹豫地把她画成一位肤质温润、胸前适度裸露的资产阶级妇女。绑马尾辫让她额头和太阳穴旁的头发显得紧绷、平坦，和肤色形成优美的对比。战争画师几乎忘了身旁有女人是什么感觉。马克维奇的影像快速地闪过他的脑子里。“您剩下的时间不多了，”那个克罗地亚人曾这么说。“您该下山到镇上去了。”那是马克维奇给他的一段反省时间，一种两人最后对话前的休战期。战争画师凝视着自己面前那双蓝色眼睛。习惯观察的他，在那双眼睛里感受到一丝兴致勃勃的光芒。他将右手放在桌上，并确认她的视线也随着他的手部动作而移动。 “从明天起我有事情要忙，但是今天下午或许有可能……如果您愿意上山到我那儿，就可以看到塔楼壁画。不过车子只到得了半路，剩余的路途必须靠步行。” 卡门•耶尔斯肯迟疑了四秒钟才回话。“好的，我很乐意上山。五点过后方便吗？游客中心那个时间关门。” “五点是个理想的时间。”法格斯回答。 女人站起来，他也跟着站起来，握了她伸过来的手。一个热切又率直的握手力度。他注意到那双蓝色眼睛里持续闪耀着兴致高昂的光芒。 “好，五点。”她复述道。 她渐渐走远的同时，法格斯仔细地观察她，金发，白色套装在丰臀和晒得黝黑的腿上摆动着。然后他又坐下来点了一杯啤酒，猜疑地打量着周围，唯恐看到马克维奇正躲在附近笑得合不拢嘴。 他继续望着大海以及邪恶角附近的海岸线，同时，卡门•耶尔斯肯也在他的思绪里缓慢地消失。太阳开始偏斜，强烈的光线赋予物体一种别具美感的精确亮度，有如透明颜料，不是让色彩变浓，而是把色调淡化得格外清透。他陷入回忆里，一边自言自语，美，是可用来描绘景观的诸多词汇之一；但也只是其中之一。过去，他也曾两度在奥薇朵身旁思索过那个话题。美丽的景色并非永远意味着光线和生命，也不是意味下午五点以后的未来，更不是人类凭盲目的乐观所定下的任何时间之后的未来。法格斯又想起伊柏•马克维奇，嘴角微微地露出短暂的残酷表情。他和奥薇朵在伦敦泰德画廊（Tate Gallery）里泰纳的几幅水彩画前谈起那个话题：晨曦中圣彼得堡教堂（Saello）附近的威尼斯，或是从欧洲旅馆看到的威尼斯，可以是十九世纪中叶一位英国画家的眼睛所看到的一种田园诗意景色，也可能是黎明之美和恐怖的造型表征之间的模糊界线，水彩画和它朦胧的色调最能表现出那种意境。宇宙多样性的调色盘，亦即恐怖本身令人迷惑的彩色幽灵，将那种造型表象交付给任何站在恰当地点的观察者随意浏览。云朵的线条可能在早晨的东方海平线上恣意延伸，像是宣告着充满光线和形状的崭新的一天；但也可能像是被陆地的微风吹走的烟雾，扫过一座荒城的死亡气味。“战争的味道”，奥薇朵经常摸着身上的衣服，带着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容说，“这个味道将随我一起死去。”同样地，清晨第一道曙光勾勒出圣马可教堂的钟楼的红、橙、黄等光焰，对于先前已被其他相似的火焰震慑的视网膜而言，那更接近于炮击的飞逝光芒，而比较不像“黑夜过后就是白天和美丽”这种舒缓的优美箴言。在战争画师的经验里，那个箴言并非永远正确，有些黑夜结束后就不再有黎明，最后的漆黑就是一切的终点，而有些白日却是由阴暗的色彩涂抹出来的。 法格斯又喝了一口啤酒，望着消失在远处海面上的纤细灰线。那些威尼斯风景水彩画在他的记忆里也牵连着不同的情境。其中一个情境和前南斯拉夫杜比察（Dubica）郊区某个秋天清晨的朦胧曙光有关，当时他和奥薇朵跟一群士兵正等着要一起穿越萨瓦河。他们冷得不停地发抖，和一百九十四个天亮时就要进入战场的克罗地亚人在一间废弃的厂房里过夜。一开始，奥薇朵受到男性对一个自愿深入战场的女性惯有的尊重对待。那时，还看得到惯常的尊重。在手电筒的照射下，士兵们好奇地看着她。从他们带着惊讶的笑容和低声的交谈，可以看出他们正想着：她在这里做什么。他们找了一处还算舒适的角落让她安顿下来，几个年轻人从自己的粮食中拿出一罐菠萝罐头给她。然后，随着时间流逝，士兵们慢慢恢复个人的孤立状态，恢复全神贯注的缄默，人在与命运做关键交锋前的那种缄默。他们其中大约有三十个人根本还算是小孩子，年龄约从十五岁到十七岁，全都随着学校一位老师一起刚入伍，此时纷纷围绕在他身旁。老师是个刚晋升为军官的二十八岁年轻人，尽管孩子们身上都佩带着钢盔、武器及塞满弹药和手榴弹的军用腰带，他还是像几个星期前一样，以老师的姿态在他们之间走动着，那些男孩的父母亲恳求他务必要像在学校里那样照顾他们。他从几个男孩之间走到另一些男孩那边，低声沉稳地说话，确认他们的装备，递给年纪较大的男孩香烟和几口水果烧酒，或是用签字笔在知道自己血型的人的衬衫、钢盔或手背上写下血型。法格斯和奥薇朵整晚紧靠在一起互相取暖，尽管寒冷阻碍了睡眠，他们还是没开口说话，并且感觉到闭合的眼皮上时而有手电筒的光束闪照过来。终于，黎明的第一道曙光从厂房天花板的洞孔和破掉的玻璃窗照了进来；在那鬼魅般的昏暗中，士兵们开始起身走到外面去，朝着勾勒出他们轮廓的灰蒙蒙光线走去，就像是威尼斯水彩画中的剪影。一百来个男人和男孩打量着四周，像狗一般先嗅嗅空气，才往一条弥漫着雾气的浅灰色地平线前进，那雾气看起来像是飘浮在地面上，其实是从附近河流升起的湿气，在犹豫不决的清晨中，把一片更暗沉、更阴郁、更不规则的色块抹掉了。那色块是桥梁的直线与裂成怪异夹角的桥面的组合，士兵们必须利用萨瓦河上被炸毁桥梁的破瓦残砾来渡河，随后在两座小山丘之间越过一条长长的陡坡，去袭击位于山头另一边的杜比察。法格斯和奥薇朵搓揉着因寒冷而僵硬的四肢，和其他人一起走向河流，由于光线不足无法拍照，相机依旧收在包里。那时她说：“好像泰纳的画，你记得吗？曙光里的那些阴影。但是那个该死的英国人忘了把寒冷画上去了。”随后她拉紧外套的领子，把照相机提袋挂在背上之后，朝法格斯笑了笑。她突然在怪异的微笑中以忧郁的语气说：“别的战争永远不会像这场一样。”她在他脸颊上亲吻，用更低沉的音调重复了“永远不会”那几个字，然后跟随在士兵后面开始前行。那时，帷幕一般的浓雾覆盖着河岸，仿佛悬浮其上的那些人影之间，开始发出枪支打开保险栓时的插销撞击声，原本是单独的一声，然后两三声，最后四周纷纷齐响。天空朝东的方向，隐约泛着橘黄色的金亮色调，那时，他们踏进水深及腰的河中，多亏晚上拉好的那些绳索，才能踩在桥梁的瓦砾上涉水而过。到了对岸时，他们开始在两座山丘之间上坡时，腰部以下全部湿透了，脚丫子在靴子里唧唧地挤着水，灰蓝色的光线亮度也开始足以让法格斯用全开的光圈拍摄分成小组的士兵们，光圈1.4，快门速度六十分之一秒。士兵们跟在几位军官后面，有些人往右，有些则往左，朝着山顶上坡而行，不同的人各有不同的表情，顽强、空虚、勇敢、紧绷、狐疑、变色、谨慎、惊吓、不安、沉静、冷漠……总之，在水彩画家可能认定为美妙绝伦的光线下，那些都是人类面临同样考验时可能会做出的表情。那种光线仿佛是提早报到的裹尸布，在极为细腻的微妙色调中，笼罩着即将赴死的人。法格斯看着奥薇朵，她在士兵群里走在他左边四五米处，湿透的牛仔裤紧贴着腿，军装剪裁的黑色外套扣子高扣至脖子，辫子尾端用松紧发带绑好，相机仍收在背上的提袋里，仿佛拍照是她脑子里最后才会想到的事情，是那个美得暧昧又可怕的清晨里她所不需要的借口。而当斜坡上方和两座山丘的另一头开始响起轰隆的枪炮巨响时，这一头行进中的士兵们纷纷咬紧牙根、握紧手上的武器，越靠近山顶，身体就弯得越低。这时，奥薇朵开始环顾四周，以冷酷又强烈的好奇心望着身旁的几张脸孔，犹如在寻找缄默的答案，去回应只能在像那样不真实的黎明里、在一幅宇宙水彩画的颜料之间才能解决的问题。那幅水彩画里，每个剪影都是卑微的线条，包括她自己的。那时，迫击炮弹就在山顶后方开始爆炸，一位军官回头看着奥薇朵，对她说停，停，用强硬的手势指示她留在原地，那是男人转身去穿越自己的生命线之前，保护女人的最后本能反应。她完全遵照他的指示，马上屈身跪了下来，照相机还在包里，眼睛盯着继续前进的士兵们，盯着带领学生朝山上渐渐走远的学校老师。在早晨那种朦胧的光线下，那些男孩们低下头来，苍白的脸孔泛着惊愕的神情。她跪着待在那里。这时候，法格斯也停了下来，随着落在山丘上的光线调整快门速度和光圈大小，爆炸产生的烟雾现在以夹带漫天灰尘的金黄色光环笼罩着山丘。他也开始拍摄从山顶折返的前几个人，或是被战友搀扶下山的伤兵，他们有的在地上留着断断续续绵延的红色血迹，有的瘸着腿、包着绷带，有的身上沾满泥土和鲜血或被爆炸碎片击伤，也有些是一脸惊恐的失明伤兵，双手掩着脸跌跌撞撞地冲下山来。奥薇朵继续跪在原地，法格斯则站起来往上坡跑了几步，立刻弯下身体，再朝上跑一小段路，目的是想近距离清楚对焦学校老师的侧脸，此刻老师已被两个男孩搀扶下来，双脚在湿软的草地上留下两道沟纹，牙床骨则被炮弹炸掉了半边。在他们后面，还有更多的男孩下山而来，有的痛哭、有的哀号、有的沉默、有的受了伤、有的安然无恙、有的独自归来、有的没带武器，有的带回来满身鲜血的其他同伴，带回来更多的腥红血迹。法格斯回卷第三卷底片时，再次往奥薇朵的方向看去，她终于拿出相机，转身背对那个场景，拍下铅灰色河水奔流的河床上无人的坍塌桥梁，也就是那条早被他们抛在后方两岸间的危险路段；对奥薇朵而言，仿佛那里面才有关键的影像，才能解释她去那里寻找的东西，而不是在那些被击溃从山上撤退的人身上。法格斯因此了解到她就要达成目标了，而且不会在他身边久留，因为时间也有自己古老的规则。一种根据“前”和“后”的移动算术平均（arithmetient)，特别是“后”。“一位摄影师从不属于他看起来所属的团体”，她喜欢反复从法格斯嘴里听到这句话。直到当时，尽管发生了这么多事，他仍怀抱着可笑的梦想，希望随着时间流逝，她会完全地属于他，他可以每天早晨都能看到她睡眼惺忪的模样，感受她一天天慢慢老去的躯体，或共度一同回忆过往的安详晚年。但是那天清晨，看到她将沾满泥土的脸庞转向桥梁，慢慢地拿起相机寻找他们抛在后头的危险路段画面——那个移动算术平均将他们带到人们即将丧生的河岸，那张算术“前”的照片同时，法格斯也朝“后”望去，只看到自己的未来和孤单一人的过去没什么两样。就那样，他知道他们不会一起老去，她会走向其他地方和其他人的怀抱。他记得不止一次听过她那样说，男人，总以为自己是某个女人的情人，事实上却只是她的见证人。“移动算术平均”。那时，法格斯害怕回到正在“前”和“后”的字眼里窥伺的孤寂，但是他更怕奥薇朵在最后那场战争里存活下来。 译注： ［1］弗列帝•阿尔博塔（Freddy Alborta，1932—2005），玻利维亚摄影师，曾于一九六七年拍下玻利维亚军方处决革命斗士切•格瓦拉（Che Guevara）后所展示的遗体，该图片传遍全球，成为他的代表作品。 ［2］萨尔加多（Sebasti?o Salgado，1944—），巴西著名的纪录照片摄影师。他对画面要求严格，其影像处理无懈可击，以一系列经典的苦难题材作品震撼人心。 ［3］赫瓦希欧•桑切斯（GervasioS?nchez，1959—），西班牙战地摄影记者，尤以一九九五年至今陆续拍摄的“地雷受害者”系列闻名。 ［4］维胥尼亚（Roman Vishniac，1897—1990），俄国摄影师，以二次大战“犹太人大屠杀”之前所拍摄的东欧犹太人文化而闻名。 ［5］尼恩（NhemEin，1961—），柬埔寨红色高棉政权的首席摄影师。出生于贫农之家,十岁加入红色高棉，接受短期的摄影、电影、制图工作训练后，十六岁起在集中营里为死囚拍照，拍照死囚数量高达上千人。 ［6］林布兰（Rembrandt Van Rijn）17世纪大师级荷兰画家，作品为油画和蚀刻版画，以《杜尔普博士的解剖课》奠定肖像画名家的地位，另有代表作《夜巡》等杰作。 ---------------------- 第十六章 法格斯在镇上没看见伊柏•马克维奇，返回塔楼的路上也没见到。他把摩托车停放在棚子旁，狐疑地四处张望。小松林、峭壁边缘，以及往下延伸到小海湾和岩滩的斜坡石头上，丝毫没有克罗地亚人的踪迹。下午已经开始偏斜的太阳，将战争画师静止不动的影子投射在地上，他还没决定要不要走进塔楼。昔日的工作经验，磨炼出他在危机四伏的战地里移动的能力，他知道此刻可得留心双脚踩踏的位置。他再次环视周遭，不放过任何风吹草动。因为马克维奇前一天已警告过他，他已经非常接近那条漆黑的死亡线了。 塔楼内有一股烟味，烟蒂熄灭的味道。这有点诡异，因为窗户是开着的！而且法格斯出门前才把访客用来当烟灰缸的芥末酱罐子洗干净。这一点非常确定，他看着罐子里的三根烟蒂，困惑地得到这个结论。随即靠近闻了闻，皱起了眉头，烟蒂刚被捻熄不久。警告信号在他脑海里瞬间响起。战争画师小心翼翼地移动着步伐，仿佛马克维奇可能正躲在某处。这不合常理啊，当他谨慎地爬上旋转梯时想着，这也不像马克维奇的作风。然而，他到了楼上确定塔楼里没有别人时，心情才平静下来。他坐在行军床上，找寻四周还有没有其他马克维奇留下的踪迹。肯定没错，当他在镇上时，马克维奇曾经来过。脑中突然闪过的念头让他立刻从床上起身，打开底层藏着猎枪的木箱。枪不见了，子弹盒也不见了。马克维奇不仅恣意打探，还采取了预防措施，甚至毫不掩饰。 这次的疼痛感倒是没背叛他，来袭时还算轻微。随后，疼痛感渐渐加深，预先对他警告了即将来临的刺痛，就某个角度来看，它是忠心的。伴随疼痛或它的前兆而来的，还有一种适度的漠然。更是见鬼了，下楼梯时他想着。凡事都有好坏两面，不论是一条街道，一道战壕或一次疼痛皆然。那股刺痛本身，使他必须忍受某些事，却也让他对其他事释怀。此刻，马克维奇不过是现实风景里的某个元素罢了。那是先后次序的问题，时间和期限的问题。当真正的剧痛终于到来，一阵抽搐使法格斯的腰部麻木僵硬，他早已从盒子里取出两颗药片，喝一杯水吞下，剩下的就只有等待了。他蹲下来靠着墙面，而在他头部的正后方，是一只狗正在啃咬尸体的炭笔线稿。法格斯咬紧牙根，耐心等候，这时刺痛达到最高点，随即渐渐散开、减弱，直到消失。他的眼神这时望向对面壁画，紧盯着门口左侧的赫克托耳出征前正和安卓玛卡［1］道别的图案。他想起奥薇朵在罗马时说过的一句意大利文：别出声，歇息吧，吟唱在此结束（Tacieriposa：qui sispego)。 他的头部缓缓地动了一下，并在紧咬的齿间低声重复着那句话，视线仍然停在壁画上。别出声，歇息吧，吟唱在此结束。那是阿尔贝多•希里科［2］某首诗的第一句，奥薇朵很喜欢那首诗。她首次提到这行诗句的地点非常贴切，当时他们两人正好在罗马参观乔治•希里科的故居，阿尔贝多正是这位画家的胞兄。他们在西班牙广场上散步；距离通往山上圣三一教堂的阶梯还剩下几步路时，奥薇朵停在三十一号门牌、一幢已变成私人住宅的古老宫殿前，望着四楼和五楼的窗户说：“小时候父亲常带我来这里拜访老乔治先生和伊莎贝拉。我们上去看看吧！”画家的故居目前由一个基金会接管，尚未变为博物馆，但是门房完全理解奥薇朵的笑容和小费，他们有半小时的时间可以在里面逗留。头上高挑的天花板泛着湿气留下的斑痕，脚下的木质地板发出嘎嘎声响，小推车里放着沾满灰尘的渣酿白兰地和基安蒂红酒，客厅的墙上有几幅静物画，还有一架希里科花了好几个小时观看无声影像的电视机。奥薇朵望着静物画喃喃低语：无言的生命。在希里科新古典主义阶段的画作里，叫人心神不宁的无脸假人模型的影子延伸到黄、赭、灰的沉郁色彩之间，那些色彩构成的虚无空间逐渐缩小，仿佛随着时间的消失，画家已经开始害怕自己画出的荒谬及虚无所引起的颤抖。他有一幅一九五八年完成的画，复制了四十四年前他曾在《命运之谜》（El ealidad）里画过的那只红手套，不过，有时候会伪造自己作品日期的艺术家所署下的时间实在令人怀疑。奥薇朵在屋内若有所思地观看一九五八年的那幅画，并以意大利文喃喃念着“别出声，歇息吧，吟唱在此结束”那行诗。“你的生命之歌在此结束。你的昔日哀歌在此结束。”然后，她以极度悲伤的眼神看着法格斯，并在那片如鬼魅般照亮房子的罗马白色阳光之中，告诉他这里以前并不是这样，以前客厅还有其他的家具和古代画家的画作，而且楼上的画室里，也摆放着希里科早期画中的机器人或假人模型，孩童时期的她，最怕那些阴森森的高大假人。奥薇朵边说边肯定地点点头，还补充说：“真的，法格斯。那时父亲带我来过这里，我们通常会在附近的哈斯勒饭店过夜，但是看过假人的那晚，我总是无法入睡，每当我闭上眼睛，脑海就会浮现出那些假人模型的冷笑，或许是这个缘故，我才那么讨厌‘小木偶’的故事吧。”语毕，奥薇朵离开画布，还停下来入神地看着四周。她突然说：“有两幅希里科的画非常特别，你一定知道，也许你应该知道；因为其中一幅《离别的忧郁》（Melaida）很像你的照片，到处都是量尺、框架和工具。你知道我说的是哪一幅吗？你一定知道，就是伦敦泰德美术馆那幅，而另一幅是《抵达之谜》（Enigma de la llegada)。很精彩的两幅画，不是吗？”她相当认真地说着，并伸出一只手亲昵地摸了摸法格斯的脸庞，没再补充任何话。然后独自游览那些房间，法格斯则跟在后面看着她，跟踪着一位小女孩的身影，那女孩曾拉着父亲的手在屋内到处走动，然后经过一个静静坐在无声电视机前的怪老头面前。 疼痛感消失后，止痛药如往常般遗留下和缓的清醒感。法格斯站起来，眼睛仍然盯着赫克托耳和安卓玛卡。他这个姿势维持了几秒钟，然后走近桌子准备起画笔和颜料，开始画面。画师从阴暗处画到光亮处，此刻阳光从敞开的大门洒在地面上，缓缓前行的金黄色矩形强光照亮了塔楼内部。从门口投射进来的阳光正好照在画面左后方那座火山爆发的遥远泛红光线上，而一旁的山下，则是以长矛拼杀或等候进入格斗战场的骑士们。在壁画的底层和上方，蓝与灰的层次和加强距离效果的泛白透明颜料同时把那个区块的色调变得更冷了，使得现代城市的钢骨玻璃帷幕大楼在那两种光线之间更显得突出。那是一座崭新的特洛伊城，城市的前方，特洛伊国王普赖姆的儿子和媳妇以真人比例在画中的前景道别。战争画师含糊地低语着：“泪涔涔的你，某个穿着青铜盔甲的希腊阿该亚人将会带你一起远走。”为了画那个场景，法格斯简直陷入了痴迷的地步，先是直接到阿雷素（Arezzo）的圣方济教堂观摩，然后在所有找得到的书本里，仔细研究弗朗西斯卡画在教堂正殿右上方的《亚当之死》（La muerte de Adán）旁的两位年轻男女的肖像。如同乌切罗的图画，那些十五世纪的壁画与法格斯的塔楼壁画有着密切关联，尤其是《君士坦丁之梦》（El sueino)——他画赫克托耳的武器时，灵感隐约来自其中一位哨兵以及《希拉克略之战》（Batalla de Heraclio)和《君士坦丁战胜马克森提》（Victoria de osobreMajencio）。法格斯从弗朗西斯卡画中的年轻女子身上得到启发，画出安卓玛卡的形貌，她怀里抱着小男孩，裸露出一边肩膀和乳房，由混乱的几何图案勾勒出的衣服皱褶像是她刚从床上起身，尤其是她那迷失在战士肩膀后方的悲伤眼神，好像在浏览着圆形壁画中从战场到逃离焚城的难民，仿佛她能够事先在其他女人身上看出自己即将成为征服者的战利品。而在她面前，骇人的赫克托耳拿着步枪以及难分古今的武器装备，穿戴着钢盔以及介于中古世纪和未来主义派的灰色棱角盔甲——哪儿学，就哪儿卖，法格斯再次无情地剽窃了壁画画家奥罗兹科和里维拉的手法，他举起一只金属臂铠，往小男孩那边伸去，让男孩吓得躲入母亲怀里。在地上，由三个不完整的影子组合而成的一整块阴影，就像预言一般令人费解。 法格斯齿间叼着画笔，退后几步观察成果。“不错。”他满意地自言自语。午后的阳光也补足了剩余的部分。法格斯将画笔洗好晾干，选了另一支较宽的画笔，直接在墙上调色修饰赫克托耳的脸部，为了强化脸部下方的前缩透视效果；他把白色和蓝色涂在土黄色上，让肩颈上的钢盔阴影变得更加暗沉，战士坚定的刚烈气息也相对更加浓烈，他身上的冷色调与妻子身上和脸上渐渐和缓变化的暖色调形成强烈的对比，那种人类不得不向生命规则低头的姿态，僵硬得好像只有在军事讽刺漫画里才会出现。“我说嘛，没有男人躲得过自己的命运。”法格斯又低声咕哝了起来，他自己比谁都清楚这一点。而且，他最早期的一张战争照片与那个画面息息相关：普赖姆的儿子和媳妇跳脱了中学里的古希腊文翻译课程，照片中的那些人拥有真实的脸孔、声音和泪水，而且以精确的对称方式，在一连串不可能的偶然下，也说着荷马的语言。在真实生活里，法格斯第一次听到安卓玛卡放声痛哭是在尼科西亚［3］，那时法格斯才二十三岁。那天战争刚开始，布满天空的土耳其军队降落伞在城里从空而降，同时，广播呼叫着新兵火速到军营报到，法格斯这时候拍下当地数百个男人狂奔到新兵中心之前和妻子道别的景象，后来全世界有一半的媒体头版都用了他的其中一张照片：清晨水平光线照射下，一个表情僵硬的希腊男人身上各种色调对比鲜明，他胡子未刮，以全速把衬衫随便塞入长裤里，正与妻儿相拥道别，同时，另一个五官相似，也许是他兄弟的男人，在一旁拉着他的手臂，催促他赶快动身。第二个场景中，有一辆车门敞开的车子，远处有一道乌黑的烟柱，还有一位留着白色大八字胡的老人拿着猎枪瞄向天空，白费力气地对着土耳其轰炸机连开了好几枪。 卡门•耶尔斯肯于五点十五分出现。法格斯听见她到来的声响。他清洗双手，穿上衬衫后，出去迎接客人。卡门对眼前的景色赞叹不已，并往海湾上的悬崖探身，以便从高处眺望观光游艇每天经过的地方。她的头发放下来，穿着一身长至脚踝的伊比萨岛细肩带套装，脚上仍是早上那双凉鞋。她说：“这真是个又安静又优美的好地方。”然后微微一笑，“好让人忌妒啊，”她补充说，“至少有点忌妒，住在这里真是独一无二的感受。”战争画师想着“独一无二”这字眼的含意，并回答：“没错，可能吧。”法格斯看着大海，然后再看她；他确认卡门正用早上在咖啡座时的好奇目光观察着他，也注意到她在眼睛和嘴唇上了点妆。他若有所思地将视线移向小松林里，并暗忖伊柏•马克维奇现在到底人在哪里，然后引领卡门•耶尔斯肯进入塔楼内。当眼睛适应了室内的光线后，她杵在壁画前，为眼前的景象大为震惊。 “这跟我想象中很不一样。” 法格斯没问她想象中是什么样子，只是耐心等着。卡门将袒露的双臂抱在胸前，轻轻地搓着手臂，仿佛塔楼或壁画让她感到凉意。过了一会儿后她说：“虽然我不太懂画，但我觉得这幅画真不简单，好令人震撼，我是说真的，太震撼了！这幅画有名字吗？” “没有。” 战争画师没再说话。她则默默地沿着圆形墙面走动，观察着每个细节。她在大腿沾满血迹的女人以及在地上以匕首互相刺杀的男人前面停了好一会儿。显然燃烧中的城市也引起了她的注意，因为仔细看了古城很长一段时间后，她才转身面对法格斯，脸色看起来有点茫然。 “您就是这样看的吗？” “您是指？” “怎么说呢，我指的是任何事情……您所画的东西……” “这不过是一幅壁画。这里只是一幢拿故事当装饰品的老建筑物。” “我觉得这不仅是一个历史场景。除了古老的气息，还具有现代感，仿佛是……” 她的话突然打住，并寻找适当的字眼。法格斯等着，看着卡门敞开的领口，少了内衣束缚的丰腴胸脯晒得黝黑，双肩上的细肩带要支撑那袭套装似乎显得有些单薄。 “恐怖。”她最后说出这两个字。 法格斯微微笑着。 “不是恐怖。”他说，“那就只是人生，某部分的人生。” 此时她眼中的蓝色瞳孔显得格外专注。卡门•耶尔斯肯凝视着他的双眼和嘴唇，企图从中找出对墙上那幅景象的解释。 “我想，您应该有个……”她突然说，“奇怪的人生。” 战争画师这次在心里窃笑着。没错，就是如此。即便伊柏•马克维奇和法格斯这类人的双眼曾目睹那么多骇人的震撼场景，对一般的观画者而言，那根本无关痛痒，那就是从未亲临战场的人看到壁画时的感觉。法格斯看着墙上画到一半的水泥玻璃大楼，他更正想法，或者更正确的说法是，那是误以为自己不在战场的那些人的感觉。 “我的人生不会比您或任何人的更奇怪。” 她诧异地思索着那句话，摇了摇头，好像在拒绝一个无法接受的说法。 “我从来没看过画里那种东西。” “没看过的东西，并不代表不存在。” 女人微张着嘴，眼睛依然带着笑意，表情却有点茫然。法格斯注意到那件棉质宽松套装可以修饰她稍嫌宽大的臀部。 “您一直以来都是画家吗？” “不是。” “您以前从事什么行业？” “摄影。” 卡门问：“是哪种摄影？”法格斯指了指依旧放在桌上画具之间的《战争之眼》。她翻了几页，惊讶地抬起视线。 “是您拍的照片？” “对。” 卡门继续翻阅作品集。最后她慢慢地合上书，低头思索着。“现在我懂了，”她说。然后环视壁画一圈，定神地看着法格斯，带着质问意味。 “我所画的，”法格斯说，“是我无法拍摄下来的照片。” 这时她已经走向墙面，站在逃亡队伍最前面一景的女人旁边，士兵冰冷的眼神看着那个女人表情扭曲地张嘴尖叫。 “您知道吗？您身上有种东西我并不喜欢。” 法格斯谨慎地莞尔一笑。 “我想我知道您指的是什么。” “那就是我不喜欢的地方。就因为您知道我指的是什么。” 她瞪直着眼凝视着他，眼睛看起来已经不带笑意。一会儿后她再次转过身看着壁画。 “这画里充满邪恶意味……” 她看着男孩在被强暴的母亲身旁哭泣的画面。法格斯突然想到，那是一幅角色颠倒的圣殇。之前他从来没想到那点，甚至画那个场景时也没想到。也许需要有个女人、有个有血有肉的真人在场，才能让画面具有完整的意义。就像有一次在普拉多美术馆魏登的《卸下圣体》（Desto)前面，他身旁有个参观者突然心脏病发，在拥挤的观众、医生、前来处理尸体的护理人员、担架和氧气筒之间，那幅画和展览厅意外地别具意义，犹如沃尔夫•福斯特尔［4］的一种“偶发概念”。 “别误会我的意思，我不是讨厌您。”卡门•耶尔斯肯解释，“事实完全相反，我觉得您是个很有意思的人，而且是个英俊的男人，如果您容许我这样说的话……您的年纪多大了？……五十岁？” 法格斯没回话，画在墙面上的图像完全吸引住他的注意力，凭直觉感受到的对称突然变得扎实牢固。仿佛那是一张工整的格线纸，上面标示着每一道画笔线条、他记忆里的每一个时刻，以及实际上的每一个夹角。男孩的表情暗示着监视逃亡者的那个刽子手士兵的容貌。瘫躺在地的母亲的身影在逃亡人群中不断重复着，直到无限远。“你脑子里的东西真是该死。”他这样想着。卡门•耶尔斯肯并没有错，那是幅把邪恶当作画景的作品。文绉绉地把邪恶称为极至恐怖的人，只不过是把显而易见的单纯说成哲理罢了。 “您在港口为什么跟我说话呢？” 法格斯费劲地将自己拉回现实。那女人站在他面前，套装细肩带下裸露着双肩。他突然发现她有种特别的气味，一种熟悉却几乎被遗忘的气味，健康强壮女人的气味。 “我已经说过，我每天同一个时间都会听到您的声音。而且，您是个漂亮的女人。如果这样说不会冒犯您的话。” 突然一阵沉默。她移开眼睛，再度望着壁画，但是这次她的思绪却像是停在别的地方。然后她看着战争画师的双手，神态有些犹豫不决，好像正在期待某句话或某种反应。但是法格斯仍不发一语，杵在那儿。女人稍微挪动了身子，似乎觉得不太自在。 “感谢您让我看这部作品。” “是我该感谢您的光临。” “我可以再来吗？” “当然。” 卡门•耶尔斯肯朝门口走去，停在门槛看了看四周。她说：“这一切都非常奇怪！就像您本人一样。”然后又转身面对着他，外面的光线勾勒出她的身影，那双蓝眼睛看着法格斯。若有机会，他会以普鲁士蓝调上白色让那双眼睛的颜色更淡些。法格斯知道如果他再向前一步，伸手让古铜色肩膀上的细肩带滑落，套装将会毫无阻力地掉在她脚下，外头的光线会把她裸露的躯体染成金黄色。他突然感到一阵轻微的颤抖，稍纵即逝。每件事有它该发生的时候，他对自己说。而那不是时候，不可能是时候。他移开目光，看着地面，轻轻地耸了耸肩。他内心讶异地想着，事实上，要让事情保持原状一点也不难，也不费劲了。因此他走过女人身边，步出塔楼，等她也跟过来。经过时轻碰到她，法格斯直觉地感受到她的茫然无措。女人慢慢地走出来，若有所思地看着他，走到他身边时，女人露出一抹笑容，微张的嘴想说什么却没有说出来。那时，法格斯陪她走到小径的起点，握了一下她伸过来的手，站在那里看着她渐渐走远。消失在松林间的下坡路之前，卡门•耶尔斯肯还回头往后看了两次。 法格斯回到塔楼时，太阳已经往邪恶角缓缓沉落得更低了，从门口照进来的光线把对面墙上的白色底漆染成泛黄色调，东边窗户下方介于布勒哲尔和戈雅画风的那些炭笔人物草图，就在现代眼睛看到的残暴边界，在爆发中的火山脚下秩序井然地延伸下去：以火绳枪枪托把受伤者置于死地的士兵、掠夺死者财物的男人、啃咬着尸体的饿狗、处决的场面、当成刑具的滚轮、像果实般吊在树上的躯体。那是理智无法掌控的邪恶，以及有如出自于人类本能的邪恶。战争画师看着那一个画景，突然呆住了。卡门•耶尔斯肯刚刚以局外人清醒的直觉说出：充满邪恶。就是那个字眼，此时那四个字在法格斯的记忆里盘旋着。他拿起画笔，继续进行那个部分，并斜眼盯着“邪恶”，它已化身为士兵以及地上母亲旁边那男孩的眼神。那张令人不安的童稚脸孔，并非画师凭空想象，那张脸孔不仅曾确实存在于时间和空间里，也有影像证据，就在桌上那本摄影集的第四十二页。那是法格斯最简单也最恐怖的照片之一，一个微笑的男孩，一座空荡荡的足球场。但是，从来没有发生过像那次那么可怕的战争灾难。 那件事发生在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界有争议的边界线上，还不到乌科瓦。那个乡镇叫德拉哥瓦奇（Dragovac），镇上有一间东正教教堂，一间天主教教堂，一栋乡政府办公室和一座综合体育场。一个安静的乡下地方。即使巴尔干半岛的冲突扫荡过那里，却不见表面上的喧扰，唯一看得到的痕迹，是以前天主教教堂矗立的位置，现在已被夷为平地。除此之外没有一间燃烧过的房舍，没有废墟，也没有打斗或枪战过的痕迹。镇民专心于农事，几乎看不到士兵。如果没有一个细节卡在中间，这一切简直有如田园生活般安宁：谣传有一场屠杀，让德拉哥瓦奇在一夕之间消失了一百多个克罗地亚人。那里只剩下塞尔维亚人。因此，法格斯和奥薇朵拿到南斯拉夫军队的通行证，开车沿着弗尔巴斯河岸旁的公路行驶。他们早晨抵达德拉哥瓦奇，那时几乎所有的居民都在田里工作。两人把车停在乡公所前，便开始到处走动，途中没受到任何人的打扰，既没有遭到敌意，也没有获得帮助，人们不是闪躲他们的问题，就是保持缄默。没有人知道任何关于克罗地亚人的事情，没有人看到克罗地亚人，没有人记得他们。在天主教教堂平地上发生了唯一的插曲，那时两名戴着绣有塞尔维亚老鹰帽子的民兵向他们要证件，并警告他们不准拍照。Verboten。禁止拍照。一开始法格斯感到非常不安，因为民兵把音发成verbluten，而这个字的意思是流血致死［5］。后来他想，其实根本没错，或许那正是民兵想说的字眼。多亏奥薇朵一个适时的微笑，附带几根香烟和几句闲聊让气氛缓和下来。民兵也不知道克罗地亚人的下落。法格斯最后说：“没事了，我们走吧！”他们回到车上，正要离开乡镇时，刚好经过综合体育场。在那里看不到任何生灵。他突然有种奇怪的感觉，便停下车。他们坐在车内，法格斯双手握住方向盘，奥薇朵的照相机包放在膝上。两人对望了一下，然后，不发一语地下车徒步。除了远处一棵枯树旁有个小男孩正看着他们之外，什么人都没有。空气中飘浮着某种不祥的气息，鸦雀无声的灰色水泥建筑物是那么阴暗，空荡无人，甚至连鸟儿也不在那上空飞翔。当他们走过入口的拱门，来到一片没有草地的足球场，被翻过的泥土带着怪异的色泽，奥薇朵停下脚步，打了个冷战。她低声说：“他们全部都在这里。”就在那时，小男孩朝他们的方向走来。他一直跟着他们，此时在运动场的阶梯上就近坐下。他应该有八或十岁，削瘦，金发，眼睛的颜色非常淡。一个塞尔维亚小男孩，一把粗糙的木制手枪塞在短裤腰带上。那时，他们两人都没说话，男孩笑了笑。“你们在找克罗地亚人吗？”男孩以学校教的蹩脚英文问话。然后没等他们回答又笑得更开了。“在镇上你们一个克罗地亚人都找不到喔，”他开玩笑地说，“一个也没有。这里没有也不曾有过克罗地亚人。”那时奥薇朵又打了一个冷战，宛如有一阵冷风吹过。她喃喃低语，“那个小男孩像我们一样清楚真相。”但是法格斯摇着头说：“他比我们更清楚，而且他喜欢。”然后举起相机对准男孩的脸孔：男孩的眼睛冷如冰霜，带着一抹无情、邪恶的笑容。 译注： ［1］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特洛伊王子赫克托耳（Héctor)抛下爱妻安卓玛卡(Andrómaca)与幼儿投入十年特洛伊战争，且接受希腊将领阿喀琉斯的挑战而家破人亡，失去家园、丈夫及小孩的特洛伊女人因而沦为希腊人的取乐对象。 ［2］阿尔贝多•希里科（Alberto de Chirico，1891—1952)为意大利作家兼画家，也是形而上绘画艺术运动的成员。他的胞弟是著名画家乔治•希里科（Gio de Chirico，1888—1978)，以强调暧昧气氛的画作而成为超现实主义的先导。 ［3］尼科西亚（Nicosia)为塞浦路斯(Cyprus)首都。境内的希腊裔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多居住在南部地区；而土耳其裔人民则占据北部，一九七四年宣布独立建国，双方因此冲突不断。 ［4］沃尔夫•福斯特尔（Wolf Vostell,1932—1989)，世界知名的德国雕塑家兼画家，也是摄影艺术、环境雕塑及偶发概念的先驱之一。 ［5］Verboteen皆为德文。 ---------------------- 第十七章 “希望我这么做不会让您不舒服。”伊柏•马克维奇说。 马克维奇坐在楼梯上，双手交叉放在膝上，西边窗户照进来的红光笼罩着他。他像往常一样温和有礼，态度几近于殷切。 “我认为，我们之间加上猎枪就太多余了。猎枪会让情况失衡……不知道您懂不懂我的意思。” 法格斯耸耸肩，没有回话。事实上，他的内心颇感诧异，自己竟然对马克维奇刚刚说的话无动于衷。他把画笔清洗干净，用嘴含了一下笔尖，把笔放着晾干。然后确认所有的颜料瓶罐都拧紧了，才将视线转向马克维奇。 “我以为您会光明磊落地玩这场游戏。” “没错，到可能的限度。”马克维奇的双眼在眼镜镜片后方眨了眨，犹如刚刚听到的话让他有点难堪，“我只是想确定双方都坦荡荡的。” “我无法想象自己用这双毫无寸铁的手掐死您。我老了，没办法那样做……” “法格斯先生，您说得太夸张了。” 战争画师忍不住做了一个鬼脸，或许那是微笑。他甩甩头，走了几步，整理完绘画工具，再度站在马克维奇面前。马克维奇在十五分钟前出现，刚刮过胡子，白衬衫熨得平平整整。他进入塔楼前先敲了门，一踏进塔内，便往壁画前凝视了好长一段时间，再以同样长的时间直盯着法格斯看。“自从上一次离开这儿之后，您又画了不少东西，”马克维奇说，“门旁的人像，树上的吊死者和其他人物，您还真是拼了命工作。您瞧！”他指着赫克托耳和安卓玛卡，“这一对特别醒目的夫妻，勾起了我和太太道别的情景。很有意思，不是吗？生命真是出人意料，当时我因为害怕战死沙场而哭，结果丧命的却是她和小孩，我反而好端端地在这里。”马克维奇若有所思地重复着“我反而好端端地在这里”那句话，定神地看着法格斯刚刚放在桌上的那三截烟蒂。马克维奇全神贯注地瞧了好一会儿，然后摸了摸鼻子。他说：“没错，今天早上您下山到镇上去时，我擅自闯了进来。我只是想进来瞧一眼。那时我仔细欣赏了您的作品好一会儿，有些事情我必须独自面对这幅画思考才行。坦白说，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幅好画，不过的确是一幅发人深省的画，它诉说了不少关于您的事，还有我的事。后来我的某些行为确实冒失了点，看了您的东西。我在楼上发现了猎枪和子弹，在离开之前，我把那些东西全部丢到山崖下了。” 法格斯已经把东西整理完毕，站在依然坐在楼梯上的马克维奇面前。画师以平静且刻意的动作，从桌子的抽屉里取出一把刀，放在画具之间。那是一把刀身有点生锈的大潜水刀，相当具有威胁性。而这一切，马克维奇都看在眼里。 “记忆的缺点，”马克维奇最后说，“就是可以把一个人变成先知。您说是吗？……甚至可以预知自己的未来。” 说那些话时，他的语气颇令人费解，好像在等待某种赞同，或一个有默契的回应。后来他取出一包香烟，放了一根在嘴上。 “法格斯先生，您可曾想象过一只发狂的鼹鼠是什么样子？” 他低头点烟，突然静止不动地看着打火机，又把打火机放在手指间把玩着，最后收回口袋里。 “我离开集中营后，得知我太太和孩子惨遭不测，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只被埋在地下的发狂的鼹鼠，毫无目标地往四面八方奋力扒土。直到想起了您，我才看到一线光芒，恢复了理智。” 他友善地凝望着法格斯，仿佛内心充满了感激。画师则摇着头。 “我想，您的理智值得商榷。” “别那样说。我理智到连自己都很惊讶。多亏您为我的人生所做的事，我才能察觉我们每个人在这幅画里面所扮演的角色。事实上，我非常感激您，真的。” 第41节：战争画师(41) 他又吸了好几口烟，陷入一阵沉思，然后站起来走近壁画。他说：“我还学到了其他东西，例如当事情已成为事实，便无法改变，也无法挽救，剩下的就只有忏悔，为它付出代价了。我希望您也学习到这点。” “请告诉我……为什么把这个女人画成光头？她已经被施暴了这还不够吗？她大腿上的鲜血和目睹这幕惨状的小男孩还不够吗？” 马克维奇似乎非常在意那件事，着实显得相当不安。法格斯慢慢地走近他，与他并肩看着画。战争画师说：“我想是职业病吧，是摄影师的直觉反应。头上光秃秃的女人，总令人联想到被强暴的女人。您看过法国解放运动的老照片吗？……照片里几乎不可能看见暴力。如果暴力必须解释，那么图像就失去功能了，企图将暴力画出来，也是类似的情况。光头的女人看起来比较有戏剧效果，可以有更大的想象空间。” 马克维奇想了想，然后点头表示同意。他说：“您说的有道理，戏剧效果。”他正弯着身子近距离观察墙上的图像，手上的烟雾徐徐上升，让他眯起了眼睛。 “那个女人身上有种令人不安的特质。”马克维奇解释，“或许是她的……我不晓得该怎么说，兽性吗？她看起来不太像人，如果您允许我这样说。裸露的大腿、肚子。在她身上，兽性多于人性。”马克维奇以重新升起的敬佩态度看着法格斯。“这并非巧合，对吧？不是您没画好吧！” 法格斯做了一个模棱两可的动作。 “我不是个优秀的画家，但是或许您说的没错。屈服于任何暴行的人，会被暴行变成一种物品，变成一块动物的肉……我想您会同意我的说法。” “根据我的经验，我同意。” 马克维奇沿着圆形墙面走动，西沉的光线在某些地方变暗，在另一些地方转红。他停下来看着那个男人用棍棒结束了垂死者的生命。地上那具躯体几乎连草图都没有，只不过是一些灰色和赭黄色的线条组合罢了。还有一张不成形的脸孔。 “有人说，”马克维奇问道，“打人、折磨人、杀人的人，都会变成没有理智的动物。您对这点有什么看法？您觉得没有人可以一边思考一边施暴吗？” 法格斯沉思了一秒钟，或者看起来像是在沉思。 “那是可以并行的。”他说，“杀人和思考。” “就像您那位狙击手吗？……那位步枪艺术家。” “对，例如他的情形。” “有一次我读到，屠杀行为中并不需要任何聪明才智。” “说那句话的人一定是搞不清楚状况。” 马克维奇点着头，我也那么认为。 “怎么样？您想过这几天下来我对您说过的事情吗？……我是指您是否认为自己是这幅画的共谋或参与者。……您认为有人可以边思考边拍照吗？” “我认为您的话太多了。我开始遗憾失去那把猎枪了。” “您还有那把刀子啊！” “那不一样。” 此刻马克维奇真的高兴得开怀大笑，真诚直率地大笑。他把那支烟抽到底，在芥末罐里捻熄后，又呵呵大笑起来。然后看着壁画好一会儿，最后指着还放在桌上的《战争之眼》。他说：“您有两张照片具有相当高的知名度，就在这本摄影集里。在非洲拍的照片，好几个人用棍棒殴打一个男人，然后在您的镜头前，他们乱刀砍死那个人。您知道我是指哪两张吧？” “当然知道。在狮子山的自由城被杀害的人。一张照片是死亡之前，另一张是死亡后。” 马克维奇再次神情满意地表示赞同。“这有意思，”他说，“如果拿那两张照片和我在电视上看到报道战地摄影记者的那几个画面做比较的话。”马克维奇不知道法格斯是否知道，他作为摄影师也出现在那则报道中，出现在那次事件中被录下来的一段电视画面里。至于那两张照片，第一张可以看到他们怎么用棍子殴打受害者，怎么用刀子砍杀那个人，第二张则可以看到受害者血淋淋地躺在地上，满身是刀痕。然而，那时从更远处拍摄的电视镜头里，法格斯也出现了，他正在拍第一张照片，然后突然跪下，请求他们别杀那个人。法格斯的姿势就像在祷告，或是哀求。 战争画师歪了一下嘴。 “最后我没能说服他们。” 那件事也不算是什么最好的回忆。如果所有的战争都是通往地狱之路，那么非洲便是捷径。喀嚓，喀嚓。砍刀砍在肉身和骨头的那种劈裂声，既无法拍下来，也无法画出来。某些声音本身就很完美，还带有色彩，好比小提琴的中长音是柔和的绿色，晚风是深蓝色，雨水敲打在窗户上是灰色……但是那个劈裂声却无法在调色盘里调出来，那声音的轮廓就像塞尚画里的色彩景深，消失不见了。 “您的确没能说服他们。”马克维奇专心地看着他，“但我承认您那样做令我相当惊讶，我一直以为您只是个冷漠的旁观者。” “那就是您的答案了。有时候拍照和思考是可以并行的。” “不管怎样，您还是继续拍照。您为死在脚下的男人拍下第二张照片……介于两张照片的时间里，您可想过或许他们是因为您在那里才杀了那个人呢？您可想过他们痛下毒手是为了让您拍下来？” 战争画师没回话。他当然想过，甚至怀疑确实就是如此。现在他知道没有任何照片是死的或被动的，每张照片都会对周遭和景框里的人造成影响，都会对被镜头夺走人生的每个马克维奇造成影响。因此，奥薇朵只拍摄景物，从来不拍人。她身为被拍摄者的时间，已经多到可以让她懂得何谓危险，何谓责任。所以当他们一起游走于战地时，能够置身事外的是她，而非法格斯。 “您认为跪个十秒钟就可以得到救赎吗？”马克维奇语气坚定地问道。 法格斯慢慢地回到现实：塔楼、他身边看着壁画的男人，以及马克维奇谈论的那些照片。思考了一会儿后，他耸耸肩。 “我的照相机也曾阻止过一些事情的发生……” 马克维奇满脸怀疑地咋了下舌，然后像是思索了一下，再做了一个更正之前咋舌声的表情。最后他做了结论，或许法格斯并没有因为阻止某些事情发生而感到骄傲，所以，他可能也不会为那些没有阻止的事情感到遗憾。例如，他想到法格斯曾在黎巴嫩拍摄过那群攻击坦克车的小孩。 战争画师一脸讶异地看着马克维奇，想必那家伙的事前功课做得相当好。“我说过您是我坏掉的剃刀。”马克维奇用一根指头触碰着额头，“我曾有过不少时间……您还记得那张照片吗？” 法格斯记得。在贝鲁特的郊外，四个非常年轻的巴勒斯坦人跑到户外，让他拍下他们用火箭筒（RPG）攻击一辆以色列梅卡瓦(Merkava)坦克车的情形。那辆坦克车像一头慵懒的怪兽缓缓地旋转炮塔，发射一枚炮弹，炸死了其中三人。全世界的报纸头版都写着：大卫对抗歌利亚……诸如此类的字眼。一个男孩肩上扛着火箭筒，在飞扬的尘土中挺直腰杆独自面对坦克车，茫然地看着三个丧生的伙伴。法格斯知道，如果他当时没有拿着照相机出现在那里，那件事就永远不会发生，或者不会以那种方式发生。看来，马克维奇心里也是这么想。战争画师思忖着马克维奇究竟是花了多少时间研究他的每一张照片。 “您知道我现在怎么想吗？”马克维奇说，“拍摄人物也等于是对他们施暴，鞭打他们。把他们抽离常态，又或许是把他们送回常态，这一点我不太确定……也强迫他们面对原本不在他们计划里的事情，有时候是迫使他们看见自己，迫使他们以从来没用过的方式认清自己。甚至，有时候可能是强迫他们死亡。” “现在过度夸张的是您。事情没那么复杂……” 那双灰色眼睛在镜片后眯了起来。 “您这么认为吗？” “当然。照相机的影响微乎其微。生命和它的规则早就存在在那儿了，如果不是那些男孩，如果不是您，就会是任何另一个人……您好像是一只把自己看得太重要的蚂蚁，人们脚下踩的是哪只蚂蚁都没差别啊。从蚂蚁来看，那永远都像是上帝的鞋子，但是杀死蚂蚁的是几何，踩在国际象棋精准棋盘上的是‘偶然’的步伐……” “现在我了解您的意思了。”马克维奇狠狠地看了他一眼。“这样想会让您比较心安，对吧？” “当然。事情是无法要求任何人负责的。不可能去某处，然后为了正义特地去打烂某人的脸……而且，请记住我是怎么拍照的，我没使用长镜头，而是35mm镜头，从人的头部高度拍摄。那意味着当坦克战车轰炸时，我离那些男孩相当近。而且，我是站着的。” 两人又陷入一阵沉默。此刻，马克维奇仔细看着壁画里搁浅在海滩上的几艘船只以及在雨中驶离的另几艘。无数个微小人物正逃离燃烧中的城市，朝空船的方向跑去。灾火和雨水，两者之间对峙的张力使大自然有了活力，也帮生命打开了通道，灾火的温暖色调因寒冷的钢制多面体形状而变得更柔和。战胜者、船只和战士形成的那条轴线与被征服者的那条轴线的不同处，在于角度和透视问题，两条轴线的顶点在城市交合，一条对角线通向被强暴的女人和小男孩，另一条对角线则铺陈出逃亡者的队伍。然而，一切却如此安宁。观画者的目光首先会落在赫克托耳和安卓玛卡身上，自然而然地穿越漠然火山下拼杀的骑士而滑落在战场上，浏览过战争带来的浩劫后，视线最后会停在死去的男孩和活着的男孩身上，这个存活下来的受害者，也将是未来残害他自己的刽子手，只有身亡的小孩不会是明日的刽子手。不管战争多么残暴，它的灾难还是放在第二层画幕上，与周遭的色彩和形式融合；观画者的眼神会停留在等候战斗的战士眼睛上，停留在铁甲士兵身上，停留在带领着逃亡队伍的女人身上，停留在瘫躺在地的女人腿上。最后，视线会在火山那儿塑出一个三角形，而火山正好等距地矗立在左边的燃烧城市和另一个在浓雾中醒来的城市之间，这座刚醒来的城市并不知道这天将是它的末日。 这件作品的构图很好，至少法格斯这么觉得。就像音乐之于听觉，那幅画的构图也让眼睛不慌不忙地看向该看的地方。那个以线条和形状组成的架构牵引着观者，把他由显而易见之处带往隐匿的地方，无论是人物或已精炼为具体实象的谜团，这种种象征都干净利落地嵌入这个架构之中，把一切掌控在合理范围内。于是，这架构抑止了伤害、哀号与暴行，也驳斥了表面的混沌。在法格斯内心的调色盘里，那幅壁画拥有一个蓝色圆圈的重量，一个黄色三角的戏剧性，一条黑线的无情。因为——奥薇朵有一次曾这么说，尽管那肯定是她引用某人的话，“一只苹果可能比一个拉奥孔［1］还来得可怕”。或者一双鞋，后来她补充说明，那时他们在莫桑比克马普托（Maputo）的一条街道上，看着一个男人拄着两根拐杖靠在墙上，将他唯一的一只鞋擦亮。她说：“你回想一下，阿特热［2］那些令人不安的巴黎街景照片，整齐排列在橱窗上的旧鞋，正希望渺茫地等待着它们的主人归来。或是纳粹集中营里那些堆积如山的鞋的照片。” “真奇怪！”马克维奇说，“我一直以为画家是在美化世界，把丑陋的东西变得更好看些。” 法格斯没回话。那时他想着，这一切得看观画者看画时脑子里有什么东西，或是艺术家把什么东西放在观画者的脑子里。鞋子或是苹果，甚至是这些苹果之中最无害的一只，都可能让人联想到一座迷宫，阿里亚德娜［3］的线索就像条毛毛虫般缠绕在里面。 “法格斯先生，您知道我怎么想吗？您太谦虚了。毕竟，您或许是个非常优秀的画家。” 此刻马克维奇在原地转过身去，专注地看着窗户、大门和楼上，像是在把那一切画到心里的一张地图上，而那是他最后的巡礼。 “我相信，任何走入这座塔楼的人，尽管不知道我们所知道的事情，也会感受到某种不安。”他突然殷切有礼地看着法格斯，“……刚来过这里的那个女人觉得怎样？” 两个男人互相对望了好一会儿，最后战争画师微微一笑。 “某种程度的不安吧，我猜。但她用的字眼是邪恶、恐怖……” “看吧？我就是那个意思。不过，您并非如您所说的是个差劲的画家。尽管有这么多的夹角，这么多的直线，这么多的影子……” 第44节：战争画师(44) 马克维奇举起双手，指了指一整圈壁画，然后让双手在身体两侧垂下。 “圆形，就像个陷阱。”马克维奇皱起眉头，“一个捕捉发狂鼹鼠的陷阱。” 然后他亲切地看着法格斯，在眼镜镜片后方的浅灰色眼珠让那股亲切感变得有些讽刺或冰冷。战争画师反复思考着冰冷和亲切这两个字眼的含意，试着把脑海当做调色盘，在上面调和那些字眼。最后法格斯放弃了，但是那道目光仍然在他面前，既冰冷，又亲切。那时克罗地亚人低声说道：“从某个方面来说，我为您感到骄傲。” “什么？” “我说我为您感到骄傲。” 一片沉寂。马克维奇仍以相同的方式凝视着法格斯。 “法格斯先生，我希望您也能为我感到骄傲。” 战争画师一手摸着自己的后颈。用“不知所措”来形容此刻的他还不够准确，事实上他完全了解对方的意思，让他感到惊愕的是自己的感觉。 “您为了找到我，真是费了一番功夫。那是一条漫漫长路。”画师终于承认。 “就像您的路途一样漫长。” 马克维奇现在看着壁画。他补充说：“我想该说的都说得差不多了，除非您想跟我谈谈最后那张照片。” “什么照片？” “您在波罗沃拿歇尔捷公路上拍下的那张女子死亡的照片。” 法格斯无动于衷地看着他。 “我们到此为止吧，”法格斯说，“您该走了……” 马克维奇的头微微一偏，像是在确认自己有没有听错，确认一切是否井然有序，一切是否都各就各位。然后缓慢地点着头，摘下眼镜用衬衫的衣摆擦拭，再戴上去。 “您说的对。够了。” 那听起来像是提前来临的思念，战争画师想。已经习惯彼此存在的两个男人，此刻就要离别了。法格斯内心有点惊讶自己竟然感到一种怪异的安宁。事情自有它的时间和步调，该来的时候自然会来。画师自忖了一会儿，如果马克维奇少了他，少了嵌在脑子里的那把坏掉的剃刀，以后要怎么办。无论如何，那都不关他的事了。 马克维奇缓缓地往门口移动，几乎不太情愿。他停在那里，举起手用法格斯的打火机点燃另一支烟，然后指了指壁画。 “画家先生，不急，慢慢来。也许您还可以……我不知道，有些部分您还没画完。”他转身望着壁旁的小松林，“……我会在外头等着。您有一整晚的时间，您觉得这样可以吗？……直到黎明。” “可以。” 黄昏非常低矮的光线从松林那边照射过来，把马克维奇包围在一种泛红的大气里，大气似乎和画在壁画上的光线交融在一块儿。法格斯看到他露出忧郁的笑容，嘴上叼着烟，以最后一道长久的目光和壁画道别。 “很可惜您无法画完。尽管，如果我的理解没错，或许事情本该如此。” 译注： ［1］希腊神话里，拉奥孔(Lao）为特洛伊城阿波罗守护神的祭师，曾诚实预言木马屠城的诡计，后被不愿面对事实的众神派出巨蛇咬死。 ［2］阿特热（Eugeger，1857—1927）为法国摄影师，因拍摄的巴黎和巴黎人而使他成为二十世纪影响最深远的摄影家之一。 ［3］指阿里亚德娜（Ariadna）的线球故事。根据希腊神话，提修斯在杀死凶猛的半人半牛怪物后，借由那条线才得以从迷宫深处逃脱。 ---------------------- 第十八章 一片影子包含的所有颜色，可经由转化变成那片影子的单一色调。而眼前这片影子的红，是用黄色、胭脂红和一点点的深黄，再添加些许蓝，所调出来类似鲜血的颜色，接近于鞋下沾着的泥土的颜色，碎砖块的颜色，如地毯般铺在地上的碎玻璃映照着附近灾火的颜色，遍布着起火油井的地平线颜色，在不可能却极写实的图画背景逆光黑影中爆炸开来的城市颜色。总而言之，那是这座火山的影子，或更像是它所照亮的那些物体的影子。那是它两侧对立山峰的投影：观者仰望的火山口从倨傲的致命山尖掌控着三角形顶点，散发的光芒为两侧山峰镶上了轮廓，也将周围染成一片均匀的红。 塔楼内，只听见外面发电机运转的轰隆声和画笔刷过墙面的沙沙声。战争画师在聚光灯下狂热地作画。他停顿了片刻，将暗沉的胭脂红、焦褐色和极少的普鲁士蓝混成一种暖色调的黑，随即涂在墙面，刻意强调出山峰上有如红赭色雷电的锯齿状裂缝边缘。然后他后退了几步，以手触摸脸部时，蓄着胡子的下巴沾上了颜料。画师观察着成果，焦躁地朝壁画上的阴暗处看过去。吊在树上的躯体、两支军队中那支在平地上冲锋陷阵的军队、大门右侧的几艘船只和现代城市的某个部分，都是还没上色的炭笔草图。一个晚上的时间并不充裕。法格斯试着不去想这件事，而是继续进行工作。火山已经完成了，或几乎算是完成，预定该上色的面积也完成了四分之三。 他选了一支中型的圆形画笔，在烤盘干净的一角快速地调合白色、黄色、些许胭脂红和一点点的蓝。随后，他再次走近墙壁，用刚刚调出的颜色将火山坡面的其中一条裂缝延伸出来，赋予它道路、小径的形状，并直接在墙上混合多种灰色和蓝色，凸显出小径的两侧轮廓。由于没有时间仔细描绘细节，那条宽粗的线条反而给予道路一种奇特的外貌，看起来如同一条死路。它从火山的裂缝延伸出来，并终止于白色底漆中。那并不在法格斯的计划当中，也没有先画出的草图，然而，效果却出奇地好。那种效果引进了一条新的轴线，一种意料不到的可能，一种特殊的串联关系从这座火山通向挂在墨西哥国家美术馆墙上的另一座火山，通向法格斯第一次看到那幅画时，和他眼神交会的那双绿色眼睛，通向当时在美术馆里原地不动的他，看着奥薇朵•费拉拉走入他的生命。那是一条笔直的道路，就像子弹的射线那么具有威胁性，穿越画在墙面上的景观，掉落在巴尔干半岛某个地点。 见鬼了！战争画师惊讶地停下来，从桌上拿起放在《战争之眼》上的杯子，喝了一口冷咖啡，思索着火山和道路的问题。已经没有时间再多画点什么了，他自言自语。壁画上的每个部分，在画上去之前都经过仔细的安排，这个突如其来的变数并不在预料之中，但是他确信那条道路与画中意境吻合，仿佛从一开始就为它预留好位置。战争画师饮尽咖啡，同时确认这些无法预期的种种可能，正从他的脑海里、他凝视着壁画的双眼里、他沾满颜料的双手和湿润的画笔里泉涌而出。那些隐藏的细微可能，或许一直都存在其中。奇怪的是，潜入墙上未进行部分的那些新线条，或者是单单那个尚未进行的部分，反而让其余已完成的部分看起来更有形、更有力；就像从指间滑落而消逝的一把沙土，或许更能贴切地呈现出“沙”这个字的造型概念。 法格斯再次隐约感到从内脏渐渐传来的疼痛。他在原地静止了两秒，小心地等候，确认那是剧痛的预兆时，因为自己知道疼痛所不知道的事而心怀鬼胎地对自己莞尔一笑。不管怎样，那个夜晚法格斯并不打算给疼痛任何机会，实在没时间与它周旋到底了。因此，他马上拦截疼痛感，仓促地吞下两颗药片，喝了一口白兰地。他把酒瓶放在桌上的瓶瓶罐罐和画笔之间，最后，迟疑了一会儿，再次拿起酒瓶，直接从瓶口灌下第二口。然后走到门外倚靠在墙上，感受陆地吹来的清凉晚风，等着药片发挥作用。他望着星星和远处照射出峭壁轮廓的灯塔闪光。某个时刻，那一大片阴暗的松林下飞舞的萤火虫发出的点点亮光之中，他觉得似乎看到一支烟的红色星火也在其中闪着亮光。 当最后几次疼痛的冲击感消失后，法格斯再度进入塔楼，胃里溶解的止痛药让他微微感到化学成分带来的清醒效果。他已准备继续作画，再一次观察未完成的部分时，竟然看到某种以前未曾看过的东西。他惊愕地发现，那里隐约暗藏着一幅不一样的作品，一幅违背常理、更大胆的作品。那片留白的不完整和虚无更加证实了存在本身。他被那个直觉打动了，随即丢下画笔，没去清洗或晾干，直接让画笔保持原状，为了达到效果，他试着把右手大拇指沾满调色盘上的混合颜料，顺着刚画上去的道路涂涂抹抹，将它画成一条无情的河流，延伸出几条沟渠，再勾勒出线条和几道难以一眼看出的岸边水波。他继续徒手作画，不再使用画笔，此时好几根手指上已经沾了白色、蓝色、黄色，再加一点白色，调出各种独特颜色，包括接近晨光照射草地的绿色，类似被炮弹肆虐过的柏油路的灰色，以及被房屋失火浓烟笼罩的天空的污浊蓝色。还有像他脑海里那一幕那个女人的双眼所呈现的水漾绿色。那是个难忘的画面，紧贴着修长双腿的牛仔裤，撒哈拉卡其色上衣，松紧发带绑成的两条金发辫子，背上的相机包，胸前的一架照相机。奥薇朵•费拉拉正走在波罗沃拿歇尔捷公路上。 就在那天早上天亮整理行李时，奥薇朵说了一句话。前一晚为了躲开塞尔维亚迫击炮的攻击，他们窝在乌科瓦主要街道旁看似安全的庭院柱廊下过夜。塞尔维亚人对近郊轰炸了一整晚，红色的火光将附近大楼的破碎屋顶照亮了好几回，但接下来就是持续三个小时的平静。这两位摄影师在黎明时分站起身来，清晨的第一道光芒如同灰白的透明颜料笼罩着一切，就在那时，奥薇朵环顾四周，看着那些空荡房屋的墙壁以及碎了满地的砖瓦和玻璃，她并没有看着法格斯说话，而像是自言自语高声表达出一种她正沉陷其中的思绪。观点远不及想象力来得重要，她说。然后沉默地看着那条阴暗的街道，手上照相机机身的背盖打开，底片装到一半。喀啦一声，她关上背盖，马达转动卷片声随即响起，她心不在焉地对法格斯微笑，仿佛那时占据她脑子的一切都非常遥远。那些人，她突然补上一句，席里柯［1］和罗丹说的有道理：只有艺术家才是真诚的，摄影是骗人的。 那天早上稍晚，奥薇朵行走在被炮弹打得坑坑洼洼的公路上，她的白色运动鞋把地上的砾石踩得喀喀作响，走在另一边的法格斯听着那声音，他把双手放在两架照相机上，注意观察眼前的地面和交叉路口的动静，他们必须穿越那片空旷地区前往波罗沃拿歇尔捷。一群克罗地亚士兵走在他们前面，另一群则跟在后头。远处响起自动武器的枪击声，一阵爆炸的闷响和近处一间失火房子屋顶木头燃烧的噼啪声互相呼应。整条公路都布满迫击炮的星状弹痕，路中央还躺了一个前一天被击中身亡的塞尔维亚军人，他的衣服被炮弹碎片划破，全身覆满了灰色尘土，微睁的双眼和张开的嘴巴也被土盖住，身上所有口袋都被翻了出来，鞋子已经不见了。他身旁散落了掠夺者不屑带走的一些物品：一顶刻有红星的绿色钢盔、一只打开的皮夹、几张证件、一串钥匙、一支圆珠笔和一条皱巴巴的手帕。法格斯一边靠近尸体，一边思考着能否拍下以起火房屋为背景的照片。因此，他以一百二十五之一秒的快门速度和5.6的光圈估算光线，提前准备好那架尼康F3，一走到尸体旁边，便跪在地上停顿片刻，随即把尸体纳入景框。那具尸体的双脚开成V字形，没了鞋子的脚从袜子破洞中露出一根趾头，双臂交叉成十字，杂物则散落在臂膀旁，左侧的起火房屋和公路形成另一个夹角。没办法拍下来的是苍蝇的嗡嗡声和现场的味道，苍蝇的确赢得了每一场战役。这些让他想起许多其他的味道和嗡叫声，在萨布拉（Sabra）和夏蒂拉（Chatila）那些肿胀身躯上的苍蝇和臭味［2］，在圣萨尔瓦多（San Salvador）某座垃圾场里被铁丝捆绑的那些手［3］，在科卢韦齐（Kolwezi）推土机推扫着卡车上倒下来的尸体［4］：嗡嗡嗡。有人说过，一位优秀的摄影师可以拍好任何东西，但是法格斯知道说那句话的人根本未曾亲临战场。危险或罪过都是不可能拍下来的。子弹炸开头颅的声音；一个刚刚赢得七支香烟的男人笑声，赌的是刚被他用刺刀开膛的女人，肚子里的胎儿是男是女；至于没穿鞋的塞尔维亚人尸体，或许作家可以找到某些字眼来形容，譬如形容苍蝇，可以用嗡嗡嗡嗡嗡嗡，而味道，就另当别论了。满身灰尘的死者那种直接了当的孤寂也是另一回事，因为没有人会去拍拭尸体上的尘土。法格斯想起来：只有艺术家是真诚的。他告诉自己，或许那是真的，而摄影也可能是真诚的，最初当它还很单纯且未臻完美的时候，照相机只能拍静态的物体，在古老的感光板上，城市拍起来都很像荒无人烟的景象，人类和动物也不过是一闪而过的线条，鬼魅般的模糊痕迹更像极了后来那张广岛照片里的留痕，那是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在广岛拍下的照片：墙上遗留下被原子弹爆炸瓦解前的一个人和一座阶梯的两片影子。 法格斯放下照相机时，看见奥薇朵为了不走入他的镜头而在公路另一边停下来，而且正盯着他看。那时他站起身来，穿越公路走向奥薇朵，他一边走一边确认她仿佛仔细研究着他的每个动作、神情和外表那般，并没把视线从他身上移开。最后那几天，他好几次发现奥薇朵都是那样看着他，从一开始的偷瞄，到后来直盯着猛瞧，好像试图在记忆里烙下一切和他有关的东西，烙下那段即将结束的怪异长途旅程的所有画面，那段她口袋里有回程票的旅程。法格斯走着，感到一股无尽的悲伤与寒冷。为了掩饰这种情绪，他看了看周围：士兵们往交叉路口和起火的房屋那边走远了，那里的天空晴朗无云，太阳还没走到不适合拍照的高度，阳光把奥薇朵的影子投射在公路散乱的砾石上，砾石的错落起伏使她的轮廓变了形。刹那间，法格斯考虑要不要拍下她边缘模糊的影子，但是他没拍。就在那时，她看到地上有一本褪色的破笔记本。那本蓝色的小学笔记本摊开在草上，其中几页已被撕下。她握着照相机，往前走了两步取景，又往左踏了一步，踩到了地雷…… 法格斯看着自己沾了红色颜料的双手，然后望向环绕着他的壁画。画中所有的形状一和颜色接触后都会变样。此刻墙上那些空白的部分和未上色的炭笔草图，对他而言都不再空洞。在聚光灯的强光照射下，只有在观画者的眼中才能正确整合的色彩、空间和体积，似乎如印象派图画那般，全在他脑海里融为一体。壁画中已完成的人物和景观是如此真实，如此真诚，一如那些只有草图的人物和景观，一如墙面上那些预示的形状、细腻的笔触，以及刚由手指涂抹在已上色的人物或白色空间上的那些颜料未干的粗犷线条。他再度想起，只有艺术家是真诚的。那是一条长远的道路。那儿有一种隐藏的经纬关系，一种像滚轮般永无止息自转的神奇视角，永不停歇地穿梭在壁画的圆圈里，将所有的元素一一纳入其中，让一切互相产生关联：在雨中启航的船只，山丘上正在燃烧的城市，逃亡者，士兵，被强暴的女人和刽子手男孩，垂死的男人，吊死者像果实串串垂挂的树林，平地上的战役，前景拿着刀子互相厮杀的男人，即将进场搏斗的骑士，在钢铁、水泥和玻璃大厦间沉睡的高傲城市。不管是肉眼所看见的世界或心里所能感受的无垠大自然，他想画的全都画进来了：布勒哲尔、戈雅、乌切罗、阿特尔，以及所有安排了法格斯的目光和双手的其他画家，不仅让他表达出一生中透过相机取景器进入他眼底柏拉图洞穴里的东西——底片和洗出来的相片在捕捉真相的过程里，毕竟扮演的只是配角，最后也终于在几何的公式中结合，并得到合理的解释，那个公式的开端与终了的结果汇集成支配一切的三角图案，也就是那座黑、棕、灰和红色的火山。它是密码的象征，既缺乏情感，对称关系也严厉苛刻，此时不断扩张着岩浆隙线，有如一张蜘蛛网般网住宇宙的暗号，网住支撑着那一切的老旧塔楼墙面上的裂缝，网住很快就要从窗户溜进来的晨曦，网住战争画师完成壁画时，在外面等候的那个男人。 只剩一件事未了。那件事突然像是再明显不过，他这时扬起嘴角，要是奥薇朵•费拉拉在那儿，一定会为了那件事而开怀大笑。他想象她的一头金发往后仰，以水汪汪的绿色眼睛嘲弄地看着他。“法格斯，观点远不及想象力来得重要。照片都是骗人的，只有艺术家……” 他走到桌边，拿起刊登伊柏•马克维奇照片的杂志封面，图中那个金发年轻人，脸上冒着汗珠，空洞的双眼和疲惫的表情，看起来和在峭壁旁等候的男人大不相同。洛伦兹［5］的蝴蝶和毁坏的剃刀聚集在那张相片里，那个影像被铭刻在胶片上的那一刻，对自身衍生出来又延续到现在的结果毫不知情，没人料得到最后法格斯会在海岸边的古老塔楼看着那张照片。他想起来，真相即在事物本身，不在我们身上，但是真相需要我们才能显露出来。他想，奥薇朵要是此刻看到他手上拿着那本杂志的封面，在堆了满桌子的画具、颜料管、瓶瓶罐罐和书本之间翻找着东西，一定会笑个不停。他记起她曾趴在一张地毯上，连续好几个小时不断裁剪照片，照片里唯一活着的，是像一闪而过的鬼魂般消失的人类所留下的模糊踪影。对了！当然少不得拼贴画和“发现艺术”。最后他找到一大瓶几乎是全新的亮彩亚克力颜料，拿起一支粗厚的干净画笔，把封面的背面涂满，然后转身回到墙边，寻找适当的位置。他在火山和信心满满的现代城市之间选择了一块依然空白的空间，将那一张封面仔细地平贴在稍微有点凹凹凸凸的墙面上。然后，后退观察效果，视线持续停在墙面上，手则在一旁摸找着白兰地酒瓶。双手上开始干掉的颜料让指头感到发麻，他用手指抓紧酒瓶，把瓶口凑到嘴边猛灌了好大一口，呛得掉出眼泪来。现在就对了，他自言自语，现在一切都各就各位了。随后，他左手拿着好几支纯色的颜料管，再次走近壁画，开始以粗厚的线条上色，先是曲线，然后是奔放的直线。他在未干的颜料上加上另一个颜料，把手指头当做调色刀在墙上涂抹着色彩，直到以赭、黄和红色画出的不规则框架让伊柏•马克维奇的照片融入在整个画面中，和墙面及壁画的其他部分合而为一，他最后画上一条如同鬼影的阴暗绵长线条完成那个框架，未来当壁画毁损而使黏上去的那张封面消失不见时，那条线依旧注定得留在那里。 战争画师把颜料管留在地上，在脸盆里洗了手，心情显得相当轻松、突然觉得自己就像一个空空的胡桃壳。他慢慢地擦干双手，思索着那种情形。在接近旅途的尾声才看到自己被画在壁画上，这种感觉很奇特。最后，他把抹布丢在桌上，找着药盒，马上往嘴里塞进两颗药片，再配一口白兰地吞下，好避免疼痛在不该来的时候再度出现。然后他拿起一把刀子，塞在皮带后面，突然想着，那就像整装准备出门应战，刹那间他停住不动，淡然一笑。奥薇朵在前往一个危险的地区之前，总是喜欢在旅馆里安静地打包行李的同时，享受着离开前的时光和那种等待中的紧张感。她会检查照相机和底片，把一些必要的东西塞进口袋，把急救箱、地图、水、便条纸、签字笔、阿斯匹林放进背包里。她只携带可以带在身上而且不会妨碍走路、跑步或存活的东西，并且在关上门之前丢下多余的东西。“我真像个过家家的小女孩，”有一次她这么说，“我准备好要去当另一个人，法格斯，你不觉得吗？或者什么人也不当。不管怎样，每次我都会把旧皮丢在后头，就像一条疲惫的蛇。” 关掉聚光灯、走向外面的夜色之前，战争画师看了作品最后一眼。他想，当阳光从东边的窗户照射进来，像每天那样将它特有的金黄色调映照在墙上被画出来的光影效果时，那样看起来会更好。届时，随着阳光在墙面上的游移，城市的焰火会显得更艳红，火山会转为更暗沉，雨丝会变得更灰白。虽然这不算是一幅杰出作品，他冷静地自言自语，缓缓地晃了晃头，思索着那个问题。一点也算不上杰作。伊柏•马克维奇和卡门•耶尔斯肯曾经称之为“奇怪的作品”，所有那些夹角……法格斯出神地微笑，想着奥薇朵•费拉拉会怎么说，要是塔楼依然矗立，未来观看这幅壁画的人又会怎么想。 最后他想，虽然这不是一幅好画，但却完美无瑕。 译注： ［1］席里柯（Theericault，1791—1824）为法国首批浪漫派画家之一。他尝试不再草拟精细的草稿，而由模特儿依简易草图摆姿势，便直接在画布上作画。其作品《梅杜莎之筏》（LaMeduse）不仅是法国浪漫派绘画的代表作，更是欧洲浪漫潮流的里程碑。 ［2］指一九八二年发生的萨布拉、夏蒂拉大屠杀（Sabra andChatila Massacre），当时的以色列国防部长沙龙（Ariel Sharon）宣称黎巴嫩贝鲁特地区有恐怖分子，以色列军队按照指令，派长枪党民兵进入贝鲁特西南部夏蒂拉、萨布拉，大肆屠杀巴勒斯坦难民营的居民。 ［3］圣萨尔瓦多为中美洲国家萨尔瓦多首府。一九八○年萨尔瓦多政府军和游击队发生内战，冲突长达十二年，人民因此流离失所或丧命。 ［4］指一九七七年，前苏联、古巴派雇佣军自安哥拉猛攻入加丹加，萨伊军措手不及，雇佣军乘胜包围了非洲第三、萨伊第一的大铜钴矿城市科卢韦齐（Kolwezi），并对当地白人进行了大规模屠杀。 ［5］洛伦兹（Edward Norton Lorenz，1917—2008）为美国数学家和气象学家，也是“混沌理论”的先驱者。他于一九六三年分析该理论的“蝴蝶效应”，指出渺小不起眼的事件或现象，在纷扰不可测的混沌中，却可能扮演极具影响性的关键角色。 ---------------------- 第十九章 法格斯用钥匙把门锁上，在依然星辰满布的天空下，缓缓走向远方灯塔光束断断续续映照的松林黑色剪影。此刻万籁俱寂，连柔和的陆风也停歇了。法格斯只听到自己的脚步声、灌木丛里的蝉鸣声，以及海浪拍打着岩岸的声音，那听起来像是人类沉闷的喘息。走近小松林时，他停了下来，在萤火虫游移飞舞的小光点之间静止不动。此刻他觉得心情平静，思绪宁谧，意念和缓，没有疑虑，也没有疼痛。在止痛药的作用下，他的心脏精准无比地规律跳动着。即使灯塔光束照亮了马克维奇的衬衫，树下的人影突然在近处现身，他的心脏依旧稳稳地跳动着。 “您来早了，”克罗地亚人说，“还有一个小时才天亮。” “我并不需要更多时间。您说的对。” “我不懂。” “我的画其实早就快完成了，而我却不知道。” 他们保持沉默。一会儿过后，马克维奇的昏暗轮廓才微微地移动，灯塔的下一道光芒闪过他坐在石块上的身影。战争画师则在近处蹲下身子。 “法格斯先生，您带着武器吗？” “算得上是。” “那么，别太靠近。” 又是一片漫长的安静。马克维奇似乎隐约笑着，几乎没发出声音，但那或许是峭壁下传来的浪涛声。 “我该认为您对那幅壁画已经满意了吗？” 法格斯在黑暗中耸了耸肩。 “我想是的。”他甩了甩头，“不，我确定。那幅画已呈现出它该有的本质。” 马克维奇什么都没说。萤火虫的小光点在他们动也不动的影子间飞舞着。 “如果不是您，我不会看到那个点。”战争画师继续说，“我可能会继续画上几天、几星期，直到填满整面墙。却会离那一刻越来越远……那个精准点。” “很高兴我对您有帮助。” “不只是如此，您也让我看到以前没看到的东西。” 一阵停顿。也许马克维奇正在思索刚刚听到的话。法格斯稍微移动了位置，倚着一棵松树的树干坐了下来。他望着灯塔的光束，望着背阴港后面那片山坡上，宛如闪亮壁毯节节攀升的住宅区，也望着满天星斗延伸到水平线尽头的黑色穹苍。 “我真的在画里了？”马克维奇突然问起。 他的关切好像是真的，发自内心。法格斯淡淡地笑在心里。 “我已经说过了。您、我……我们所有人都在画中。” 马克维奇过了一会儿才开口。 “对称，是吧？” “没错。” “所有画上去的线条和交角。” “对。” 马克维奇点燃一支烟。法格斯借着打火机的火光，看到马克维奇前倾的身影和受火焰炫光刺激而眯起的双眼。那是个好时机，法格斯想。五秒钟的刺眼时间够他拔出刀子，然后结束掉这一切了。他老练地估算着角度、体积和距离，并且冷冷地计划着最有利的靠近方式和让一切各得其所的步骤。法格斯的生命走到这一步，已经非常清楚拍摄一张照片的动作——棋盘上的那种机械式的芭蕾舞步，不是把猎人带近猎物，便是把猎物带近猎人——和杀一个人的动作，就技术性层面来说，两者差异微乎其微。但是他打消那个念头，继续慵懒地倚着树干，背上因沾到树脂而弄得黏糊糊的。他荒谬地想着，马克维奇竟然糟蹋了他最后一件干净的衬衫。 “法格斯先生，您有没有什么结论？……电影里，总是有人在结束前把事情做个总结。” 战争画师看着烟头静止不动的火光。萤火虫在四周来去飞舞，金色的闪光瞬间消逝。他想着，萤火虫幼虫吃的是活蜗牛的内脏。客观的残酷事实，萤火虫、虎鲸、人类，这几百万年以来，事情并没有改变多少。 “结论就在那里，”法格斯指了指一团漆黑的塔楼，随即意识到马克维奇看不见他的动作，“全都画在墙上。” “您因对我所做的事而产生的愧疚，也画上去了吗？” 那句话让法格斯相当恼火。 “我没对您做任何事。”法格斯粗暴地反驳，“我不需要为任何事愧疚。我还以为您了解这一点。” “我了解。蝴蝶的翅膀并没有罪，不是吗？……没有人有罪。” “正好完全相反。我们大家都有罪，您和我，您的太太和小孩。那头怪兽在棋盘上支配着我们，我们大家都是它的一部分……” 再度一片静寂。最后马克维奇轻微的笑声响起，这次不是下面浪涛冲击石块的声音了。 “发狂的鼹鼠。”马克维奇指出。 “没错。”法格斯也不自然地笑了起来，“前几天您解释得很清楚……当一切越是显而易见，似乎就越没有意义。” “所以，没有出路了？” “至少有抚慰功能的存在。奔跑离开的俘虏以为重获自由了，但是却惨遭射杀……您了解我的意思吗？” “我想我了解。” “有时候那就够了。纯粹是尽力去了解事情，努力瞥见奇特的密码……在某种程度上而言，一场悲剧反而比闹剧更能让人平静，您说是吗？……救急的止痛药也一样，幸运的话，止痛药可以让人得过且过，如果用药得当，还可以让人一路走到终点。” “譬如说？” “譬如头脑清晰、骄傲、文化……大笑……我不晓得，诸如此类的东西。” “损坏的剃刀呢？” “也算。” 烟头的红光一闪。 “爱情呢？” “甚至爱情也是。” “尽管爱情像其他东西一样会结束或消失？” “对。” 烟头间歇亮了三次之后，马克维奇又开口说话。 “法格斯先生，我想我现在弄清楚了。” 东边远处大海上，就在绞刑岛显露漆黑山峰之处，开始隐约显现曙光最浅色调的线条，加深了依旧黑漆的海水和天空之间的对比。战争画师感到凉意，不假思索地摸了摸插在背后腰带上的刀柄。 “我们该结束这件事了。”他低声说。 马克维奇好像没有听到这句话一样，他熄灭香烟，又点了一支。打火机的火焰让他的面容看起来削瘦憔悴，让双颊显得深陷，也加深了镜片后内凹的眼框阴影。 “您为什么拍那个死去的女人？” 听到那句话，法格斯的第一个情绪是更加恼怒。不过，那是一股温和的怒气。那是马克维奇第二次问那个问题了。 “那不干您的事。” 马克维奇好像在思索着那到底和他相干不相干。 “在某种程度上算是我的事吧……”马克维奇说，“您再想想看，或许您同意我的说法。” 法格斯想了一下。最后在内心对自己说，或许他说的没错。 “因为我必须告诉您，”马克维奇继续说，“当时事情令人诧异……我和伙伴们走在公路上时听见那声巨响，有些人前去一探究竟。但是我们身处战斗区域，长官命令我们必须继续前进。有人说，死了一个女人。那时我认出来是您和她，因为三天前我们逃离彼得罗夫齐的时候，您拍了我一张照片……虽然我无法看清楚那个女人，但是我知道是同一位。当我走近经过，看到您举起相机，拍下照片。” 一阵沉寂，烟头的火光亮起。法格斯看着那个红点，像极了溅洒在奥薇朵身上无数个更为暗沉的液态红点，当时她动也不动，脸色苍白，肌肤也像是过度曝光般突然转白。她趴在壕沟里，右手在肚子附近的照相机旁露了出来，戴着手表的左手臂曲弯，掌心在脸颊旁边朝上张开，小球形的金耳环镶在耳垂上，从耳朵里流出的一道鲜血沾到一边辫子，沿着脸颊流到脖子和嘴巴，以及半睁的眼睛四周，她的眼睛定神地看着草地和被翻搅过的泥土碎块，一洼鲜血在土地上蔓延开来。他背着相机跪在她身旁，地雷在近处的爆裂声让他震耳欲聋、茫然惶惑，女人的撒哈拉上衣和牛仔裤在接触地面的身体部位渐渐被染成暗红，同时，法格斯伸出双手，先是压住她鲜血汩汩流出的伤口，再拍拍没有生息的脖子，慎重地察看已经不可能再度跳动的脉搏。 “您爱她吗？”马克维奇问。 法格斯朝东方望去。没有一丝微风，浅淡的水平线也更清楚了。那处的星光慢慢减弱下来，水平线也跟着转变成各种蓝灰色调。 “也许您因为爱她才拍下那张照片……不是吗？为了让事情回归到它原本的状态。” 战争画师保持沉默。在暗房里，他眼前显影槽中的影像轮廓和阴影渐渐地显影，犹如此刻晨曦时分他面前那条远处隐约看得见的微细水平线。你现在住在阴暗的房子里了，他想起这句话。他透过镜头看到死去的奥薇朵，随着他把焦距旋环从无穷大转到1.6，她的躯体从一开始的模糊，变成无比清晰。取景器里呈现的是彩色影像，但是法格斯的主要记忆，却是相纸上慢慢成形的灰色色阶，以及暗房红光下透过化学作用的缓慢显影。时间或他脑海中所保存的其他一切，全与那个记忆交互重叠着。他已毁掉那张唯一洗出的拷贝，胶片还静静地躺在好几公里长的胶卷档案坟墓里。在显影槽的药水底下，耳垂上的小球形金耳环是最后显像出来的东西。卡戎应该感到满意才对。 “我看到了地雷。”法格斯说。 他继续看着水平线的蓝灰色线条。最后他转向马克维奇时，灯塔的闪光刹那间勾勒出马克维奇的身影。 “您的意思是，”马克维奇追问道，“在她踩到地雷前，您已经看到地雷了？” “对，或者说得更正确些，我猜测那边会有地雷。” “但您什么都没说吗？” “我迟疑了三秒钟。只不过是那样三秒钟，她就要离去了，您懂吗？……她已经渐渐弃我而去。我突然想知道已经到了什么程度……我不知道怎么解释那种情形。以哪一种方式离去并不是由我决定。或许，几何可以稍微解释这件事。” 马克维奇非常平静地听着。要不是他的烟头冒出的火光，或是灯塔的光束规律地照出他的身影，法格斯会以为他并不在那儿。 “她向前走了两步。”画师继续说，“不多不少就两步。她想拍地上的东西，一本小学生的笔记本……我注意到壕沟里的杂草竖立在那儿，又直又长，没人碰过，也没人踩过。” 马克维奇发出咋舌声。他非常熟悉被踩过和没被踩过的草。 “我懂了……”他喃喃低语，“永远不能相信没被踩过的杂草。” “我当时以为……她可能会停在原地。您了解吗？” 马克维奇看起来非常了解。 “但是她又移动了一下……”他说。 “她又移动了一下，”法格斯再说一次，“就如国际象棋棋盘上的一颗棋子。她这次往左踏出一步，只有一步。” “而您正看着所有那些线条和景框……安静又着迷。” 那真是个精确的字眼，战争画师深感赞同。惊慑。结束最后一个移位之前，她拿起相机拍照。只有短短的三秒钟，几乎无法察觉的瞬间。换句话说，混沌和它的法则终于逮到机会了。当时他想三秒钟够了，才开口要叫她别动，就在那一瞬间，爆出一阵火光，奥薇朵便脸部朝着地面倒下了。 “您记得她最后说的话吗？……之前她没看您或对您说什么吗？” “没有。她独自步行前进，要走过去拍照，然后踩到地雷。就这样。她当时离我有点距离，并没发觉我看着她，也没有察觉自己正踏上死亡之路。” 马克维奇的烟抽完了，萤火虫也消失了，塔楼坚实的轮廓在天空从黑转为暗蓝的地方渐渐清晰了起来。 “她就要离去了。”法格斯语气坚定地说着。 他听到马克维奇移动的声音，地面的摩擦声音，灌木丛间的窸窸窣窣声。法格斯轻触刀柄，但是他的手只碰触着刀柄，没去握它。突然他觉得非常疲惫，简直可以倒头就睡。他想，总归一句话，该发生的事从四亿五千万年前就一直在发生了，就像生命和宇宙本身一样稀松平常，对大家而言都太晚了，他想。尤其对他而言。 马克维奇的声音听起来很低沉，像是在沉思。那不是在对话，而像是高声地表达一个想法。灯塔的光束再次勾勒出他的轮廓。他已经微微站起身来。 “法格斯先生，来找您的时候，我以为我要杀的是一个活人。” 战争画师把头靠在树上，在黑暗中睁大双眼，安静地等待。他想起其他无数个清晨里，他如往常般在凌晨熟练地打包行李，关上门之前他会站在门边，瞧上最后一眼，以确认房间里的东西都干净整齐。他坐上计程车前往机场，穿梭在沉睡都市杳无人烟的街道上，不知道是否会再回来。 “那么您必须，”法格斯低声说着，“将就现有的东西做个了断。” 他的头仍然靠在树干上，安静不动，同时，由灰色渐渐转为金黄和澄黄的光芒，也在水平线上变得更清晰了，塔楼的黑色剪影在早晨第一道曙光中被勾勒出来，而周遭的一切，如树木、灌木丛和岩石，也都慢慢具体成形。就在一阵陆上微风再度往峭壁吹来时，远方灯塔的光束熄灭了，峭壁那边的大海风平浪静，海浪卷动着石块的声响也歇息了。那时，法格斯终于朝马克维奇的位置望过去，只看到地上被踩扁的五六支烟蒂。 战争画师仍然以同样的姿势在那儿坐了好长一段时间，直到太阳的红色火球越过绞刑岛旁边的海平线，最初几道平行的光芒照热他的皮肤，让他眯起了眼睛。那时他站起来，拍打粘在长裤上的松针，目光慢慢地环顾着周围。海鸥一边尖叫一边飞绕着塔楼，东方那道泛红光线把塔楼的石块染成一片金黄。在水平线的对面，高低起伏的海岸在清晨朦胧的海雾中渐渐呈现出清晰的轮廓，各种地形的隆起处如透视法般铺陈分明，显露出各种不同的灰色调，从最暗最近的灰，到最远最模糊的灰，如古老的画作一般。 好美的日子，他气定神闲地想着。 他从狭窄陡峭的卵石小径走下山去，来到依旧阴暗的海边，望着如一大片水银般平静膨胀的大海，上升的光线开始在远处将大海变成蓝色。他脱下鞋子和衬衫，然后涉水而行，光溜溜的脚丫踩入岸边的圆石里。海水相当冰冷，如同每天早晨惯常的来回各一百五十个划手之前的寒意。凉爽的氛围让他的肌肉充满活力，让他的头脑变得清醒。他回到岸上，在放着衬衫和鞋子的那根干枯苍白的树干上，留下塔楼的钥匙、口袋里的几枚硬币和仍然塞在腰带后侧的刀子。太阳从峭壁探身出来，光线穿过松树的枝干，斜照在那片小海滩上，那时他仰天一望，顿时眼花缭乱，然后微微一笑。那时，他觉得肋骨边有点不适，再度预示着疼痛的来临，刺痛在索要自己的权利了。知道是疼痛后，他甩了甩头，出神地想着，并自言自语，这次，来得太慢了。 返回水中之前，他拿起摆在干枯树干上的一枚硬币，放到舌头下方。然后在海水浸到腰部时，看着他刚刚留在岸边石头上的湿脚印如何消逝不见，就像总算完工的壁画上所有的画痕，将在早晨的阳光下慢慢曝晒干涸，终至消失。 刺痛感再度来临时，战争画师几乎没有察觉。他精力充沛地专注划着水，以快速的节奏和精准的几何动线朝海中央游去，笔直的线条正好将小海湾的半圆切成两半。他感受到嘴里给卡戎的铜板混着盐巴的味道，此刻他心里想着，不知道三百个划手之后会有什么…… 二○○五年十二月于纳巴达（Navata)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