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痛（26个慰安妇的控诉）》 那年花开（自序） 十三岁的侯二毛是什么样子？那些从我身旁忽闪而过的女孩子的笑脸，总让我忍不住要去想这个问题。走在山路上，总觉得她就刚刚挎着篮子，低着头，从我的身边羞怯地跑过；恍惚中也总能看到她坐在溪边，洗衣，洗自己那一头乌黑的长发；而抬头远望时，又看见她正在对面的山坡上，放羊，唱着那支最最凄婉的歌……就这样，她的影子时时在我的眼前，挥之不去，就像所有的山村女娃那样，她穿着土布红袄，扎着又长又粗的辫子，辫梢上插着花，一朵刚刚绽放的鲜艳欲滴的山花，她爱花，就像所有的山村女孩一样，爱花，而她自己似乎就是另一朵刚刚含苞的山花。 又是开花的季节，此时，山路两边的草丛里、峭崖上开满了花，我已遥望不见60年前的那个开花季节里，13岁的候二毛那粗黑的辫子上插着的是哪种花，如今我只知道60多年前，在那个同样也是开花的季节里，13岁的候二毛，辫子上插着花的候二毛，就是从这条山路上，从这条两旁开满了花的山路上，和许多少女一起被日本兵押着，进了据点的。当年，那朵跌落在山路旁的小花，是侯二毛辫梢上插过的最后一朵花。 在据点里，13岁的侯二毛每天都要遭受日本兵的种种折磨和侮辱。 四个月后，13岁的侯二毛就被日本兵糟蹋得成一朵枯焉了的花，父亲便卖了家里的所有财产，还借了债，才把快咽气的女儿从日本兵的手里赎了回来。 这时，13岁的候二毛，肚子里怀上了日本兵的孩子。 为了赶走女儿肚里的孩子，家人用木杠在她的肚子上擀，赶驴拽着她在山路上颠……家人想尽了各种办法，候二毛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可孩子就是没有下来。母亲不想看着女儿被折磨死，就找来了村里的几位乡亲，问能不能等孩子先生出来，然后再……乡亲们说怎能让这孽种见天日？！最后，人们请了老医生，老医生的一剂烈药灌进了侯二毛的肚子里。据说，孩子在侯二毛的肚子里挣扎了两天两夜，侯二毛也挣扎了两天两夜，第三天，肚子里的孩子终于不再挣扎了，侯二毛也终于不再挣扎了，孩子终于死在了侯二毛的肚子里，侯二毛也终于死在了被她擂塌的土炕里。 村里人又请了铁匠，铁匠用一天的时间，打了三根铁钉，三根七寸长的铁钉，铁钉被一根一根钉进了侯二毛的肚里，人们一边钉着，一边念叨着，说：不能让小鬼子的孽种出来祸害人，小鬼子永世不得翻身。 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我打听过许多位老人，想找到候二毛的坟，村里也还有她的亲人，他们带着我，寻遍了村边的沟沟壑壑，60多年过去了，谁都已经说不清究竟哪一撮土里埋葬着侯二毛13岁的冤魂。那些个日日夜夜里，我总是在睡梦中，被砸向侯二毛身体的锤声惊醒，于是常常望着漆黑的夜空，整夜整夜无法入眠，就想：她还是个孩子，家里不多的粗谷杂粮应该还没来得及把她喂养成熟，她的身子一定还很单薄，皮肤很薄嫩，骨头也不坚硬，尖锐的铁钉轻易就能穿透她的腹部，还有她腹中的婴儿，可为什么那锤声仍然那么沉重，经过了60多年的隔音仍然那么扰人？每当耳边响起这锤声时，都好像有一根铁钉正在一点点穿透我的心，剧烈地疼。 当年关押过侯二毛的窑洞还在，一把锈迹斑斑的锁，锁着洞门，也锁着那段黑暗的历史，锁着那段黑暗历史里太多不为人知的秘密和那段黑暗历史里太多已为人知的恐惧。院子里长满了荒草，也蓄满了阳光，不知这些阳光当年是不是也曾洒在过侯二毛的身上？如果60多年前这里也曾有过阳光，那么洒在侯二毛身体上的阳光，一定是让她感到刀割般的疼，冰霜一样的冷。院子里的枣树挂满了枣，鲜红鲜红的枣无人采摘，落在树下的荒草间；院子里的枣树挂满了枣，鲜红鲜红的枣，当年13岁的侯二毛可曾采摘？这满地鲜红鲜红的枣，让人感觉那段历史并没走远，就在眼前。 那些施暴的日本兵，那些还活着的当年施暴的日本兵，如今他们也该都是满头白发的老人，也该有了自己的儿孙，在他们的生命同样行将走向终点的今天，在他们每每和儿孙尽享天伦的时分，他们是否会偶尔想起这个树上结满了鲜红鲜红的枣的小院子，还有院子里的那个13岁的中国女人？ 钉入侯二毛身体的铁钉,辛酸而又无奈地表达了乡亲们对日本侵略者的痛恨，可侯二毛的屈辱和仇恨的长钉该怎么钉？！其实每一个和侯二毛有着相似命运的“慰安妇”，死去的或活着的，她们的身体里都被钉入过长长的“铁钉”，死去的或许已不再疼，而活着的仍每时每刻疼得难忍。 就在侯二毛的身体被钉入铁钉的那个秋天，在与她相隔数千公里之外的南中国，另一位名叫杨阿布的姑娘正经历着与她相同的苦难：在遭受日军的多次凌辱后，杨阿布怀孕了，怀着身孕的杨阿布东跑西躲，最后不得不躲进深山里。在原始的山林里杨阿布把孩子生了出来，但不久就夭折了。为了继续逃避日军的凌辱，杨阿布就藏在深山里一个人偷偷活着。杨阿布是当地最漂亮的姑娘，日军找不到她，就对甲长说：如果不把杨阿布送到据点，就要杀了村里的所有人。为了保住全村人的性命，甲长只好带着村里人到山里将杨阿布找了回来，全村人哭着把她交给了日本兵。从此杨阿布遂沦为日本兵长期发泄性欲的工具。 但她活了下来。活了下来，不知这是她的幸运还是更大的不幸：从此，一场噩梦开始凶残地吞噬她的漫漫余生。 60多年后的一个夏日，在一场无边无际的风雨中，在距离埋葬侯二毛的那片黄土数千公里之外的一个僻静小村里，我找到了杨阿布。她就活在那个处处留着她痛苦记忆的潮湿的村庄里，活在那间壁上挂着发霉的雨迹的昏暗的小屋里，活在小屋里的那张铺着椰树叶同时也铺满了屈辱的老床上，活在60多年前的某一天里……已经瘫痪在床的杨阿布，手中握着一把刀，刀很锋利，但她仍在不停地磨着，吃饭的时候她握着这把刀，睡着的时候她握着这把刀，这些年来她永远都握着刀，谁也不能拿开，她说她夜夜都梦到日本兵来抓她，没有刀，她怕……说这话时，她的眼睛里充满了恐惧，手中的刀在身前来回地晃…… 椰林仍是那片椰林，小路仍是那条小路，茂密的椰树掩映着崎岖的小路，60年，时光从这里走远，时光又从未从这里走远，对于杨阿布来说，一切就是昨天，或者就是今天。 在当年横遭日军铁蹄践踏的城市，或者偏僻乡村，寻找。直到今天，我依然无法说出这是怎样的一次寻找，是对已然远逝的历史的某个鲜为人知的细节的擦拭？还是对正在行进的仍然无法终结的一份现实苦难的注目？在这绵长的寻找中，心里一直揣着一份无法言说的巨大苦痛。从阳光明媚的海南，到山重水叠的云南，再从黄天厚土的山西、河北，再到风轻云淡的江苏、浙江、上海……当我站在阴暗而又破败的慰安所遗址里，当我一步步迈进当年日军精心营造的坚固而又阴森的炮楼，我似乎仍然能听得到“慰安妇”当年凄惨的哭喊……一次又一次撩开被掩藏在内心最最深处的黑暗记忆，一次又一次将那些生动的名字去对应一撮撮冰凉的黄土……我努力将自己所能寻找到的历史碎片慢慢拼合，60多年的岁月虽然没能抹去那场劫难所有的印痕，但时间却也削弱了那场劫难所应有的太多残酷的色彩。 在三亚椰树掩映的海滨大道旁，当年日军的碉堡仍趴在白色的沙滩上。不时有游人站到碉堡前留影，灰色的碉堡后面是高楼鳞次栉比的三亚新城。就在三亚，还有海口，还有崖城，当年日军“慰安所”的遗址，正在一处处悄然消失在鳞次栉比的楼群背影中。碉堡上黑洞洞的枪孔沉默地盯着阳光下的每一个人，耳边只有海风吹拂椰林时的轻叹，还有海浪抚摩沙滩时的低吟。 没有太多炎热和灼痛的感觉，那个漫长的夏季，给我的只有沉重而又阴晦的潮湿，湿漉漉的潮湿。浑身内外，晴天被汗水湿透，阴天则被汗水和雨水一起湿透。而在不停的奔走中，无论天的阴晴，我的心则总是浸透在一场巨大的潮湿中，一种苦涩的泪水般的潮湿中。这种湿漉漉的感受一直延续到秋天，甚至一直延续到冬季、还有这个春天。 其实从前一年的春天开始，我就在筹划着这次采访，对这次采访的难度自认为有充分的准备，但一直到实施时，我才知道，这次采访的难度和内容远远超过了我的想象。 在我没有进行采访之前，我一直以为自己对那段历史了解得异常清楚，因为课本上我认真学过，影视片中我也都看过。而现在，我总是不停地在问自己，在我了解得异常清楚的关于那段历史的年表和诸多名词的背后，到底还隐藏些什么？除了熟知的那几部影视片中煽情而又苍白的一些场景外，对于那段历史，我到底又知道多少？ 在日军侵华期间，被逼迫成为日军性奴隶的中国妇女达20万，大部分慰安妇，在战争结束前就已遭日军杀戮，或者强奸而亡，而少数带着羞辱和痛苦含恨活着的，在经过漫长而又动荡的60多年的时光流逝后，其中又有大部分离世，今天仍然活着的已寥若晨星，而由于种种原因，大多数受害人至死都耻于向人说出自己的那段悲惨经历，那段历史究竟还能有多少细节为我们留下来？有人说，对于痛苦的记忆，回顾一次，就等于重新经历一次。这些背负着沉重凄怆的记忆活到今天的老人，都已是八十岁左右的高龄，面对她们，我常常不知道该怎样开口，不知道该怎样开口去问，去问那些总能让她们肝肠寸断的事情。真的，如果有可能，我愿永远不去叩碰那扇让她们疼痛了一辈子的记忆之门……可我，不得不去叩碰…… “追思历史，不是要让人们永远活在仇恨的边缘。一个健康而成熟的文明，仇恨始终都不应成为人们思维的中心。”50多年前，参加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敖先生说：“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导致未来的灾祸。” “慰安妇”是一个特殊的群体，这里记录了数十位“慰安妇”的悲惨经历，以及她们因为那段经历而被改变了的现在的生活。这数十位老人的悲惨经历，其实只是日军侵华期间所有“慰安妇”的一个缩影，她们的苦难，实际上也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苦难。而“慰安妇”代表的正是我们这个民族近代史上最最苦难最最血泪的那一页。 那段历史是留在每一个中国人身上的一道伤痕。 “他们（日本政府）什么时候能向我道歉？我还能等到那一天吗？”在讲述自己的苦难后，在用干枯的双手擦拭完眼角的泪水后，几乎所有的老人都会拉着我的手这样问。我不知道怎样回答她们，我也无法知道她们能否等到那一天，但我相信一定会有那一天！ 在我写这短文时，又来电话说有一位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我拿着话筒好长时间，不知该如何是好。 陈庆港 2005年5月8日 ------------------ 日本实施的慰安妇制度 日本《广辞苑》对“慰安妇”一词的解释为“随军到战地部队，安慰过官兵的女人”。而更多的学者给“慰安妇”一词作的定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迫为日本军人提供性服务、充当性奴隶的妇女，是日本军队专属的性奴隶。 慰安妇制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战时，日本政府及其军队强迫各国妇女充当日军性奴隶的制度。 日军在其占领地区普遍设立了被国家默认的合法的强奸中心——慰安所。在这一制度的奴役下，大量中国、朝鲜、东南亚和欧美各国的妇女惨遭日军的蹂躏。强征中国、朝鲜等地妇女为日军性奴隶，是日本政府和军部直接策划、各地日军具体执行实施的有组织、有计划的行为。 由于日军在战败时大量销毁档案，目前要准确计算出慰安妇的总量较为困难，但是，尽管如此，一些研究人员仍依据现有的资料，对慰安妇的数量作了推断：在亚洲日本的殖民地、占领区和本土，慰安妇的总数在40万人以上，至少有20万中国妇女先后被逼迫为日军的性奴隶，日军慰安所遍及中国20多个省，中国是日军慰安妇制度的最大受害国。 日军与慰安妇之间的关系，是数千年人类文明史上找不到第二例的男性对女性、尤其是对敌国及殖民地女性集体奴役、摧残的现象，这一现象充分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残忍和暴虐。慰安妇制度是日本军阀违反人道主义、违反两性伦理、违反战争常规的制度化了的政府犯罪行为。 日本实施的慰安妇制度是20世纪人类历史中最丑陋、最肮脏、最黑暗的一页，也是世界妇女史上最为惨痛的记录。 日军在亚洲最早设立的慰安所可以追溯到1931年，日本海军在上海指定“大一沙龙”等4家日本娱乐场所为指定慰安所。1932年3月，日本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要求从长崎派遣“慰安妇团”到上海大场等战地。此后，日军诱骗大量朝鲜妇女到中国（满州）充当性奴隶。 1937年日本侵略战争全面爆发后，尤其在南京大屠杀事件后，日军在军队中有计划配备性奴隶。经过多年的经营，日军在中国各占领地都设立了慰安所。据有关专家的调查研究结果，上海一地的慰安所就达83个，海南岛62个，南京、武汉的慰安所也分别有60多个，日军在中国占领地的慰安所数量可以千万计。随着日军在东南亚侵略战争的进行，日军在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地建立了大量军队慰安所。 以下文字是日军几所慰安所的当事人关于当年慰安所的回忆及证言。 ------------------ 01 那大慰安所 讲述人吴连生，海南三亚人，曾在日军那大慰安所做杂工。 海南岛檐县那大市（今信州市那大镇）被日本侵略军占领后，出于生计，我在那大市日军慰安所做杂工，当时21岁。慰安所“巴那个”（日语音译，即慰安所管事）差派我负责清洁卫生等杂务，目睹了日军慰安所里的情景。 1940年秋，侵琼日军开始修建那大市日军“军部”（民间俗称，即驻军机关营地）。在军部即将建成时，筹设那大市日军慰安所，首先强占赵家园三进十二间民房，设置赵家园慰安所。 1942年2月，第一批21名慰安妇被押送到赵家园慰安所。慰安妇都是年轻貌美的女孩子，年龄在16岁至18岁，大多是邻近的临高县新盈地区人，也有东部的文昌县人，个别台湾人。慰安所挂牌开张的头天，早有日军士兵通宵达旦地在门外等着。天刚拂晓，慰安所前已门庭若市，人头攒动，日军用7辆大卡车接送士兵。日兵排起长队，每人免费领到一个牌号和一个印有“突击一番”字样的卫生袋，袋内装有避孕套和清洁粉。按照“巴那个”的指挥，日兵手持牌号依次进入慰安所，这边出那边进，一批刚走一批涌入，川流不息。原定日军每人“慰安”时间为30分钟，由于等候的日军人数众多，吵吵嚷嚷急不可待，结果缩减为15分钟。为了抓紧时间加快速度，进入慰安所的日军按照预先要求，自觉戴上避孕套，完事出来自行脱下，连同卫生袋一起随手扔进大门侧角的大水桶里。由日军方派遣进行性卫生监督的日军“值日官”站在一旁逐个检查，若发现未按规定使用避孕套和清洁粉者，便上前盘问记录在案，上报所在部队长官，罚其一个月内停止“突击一番”，目的在于严防日兵患上性病，造成部队减员。开始10天，我每天挑出倒掉的避孕套、卫生袋，就有满满的4个大桶。平时，日军用过的避孕套、卫生袋也不少于两大桶。 在开始的10天里；赵家园慰安所先后接待日军3千多人次，慰安妇每人每天至少接客20人次。持续地频繁接客，使慰安妇们精疲力竭，每天都有几个人因体力不支而休克，有的甚至一天数次昏倒，下阴大量出血。记得慰安所开张的当天，有位名叫阿娇的16岁台湾姑娘，被接连而至的日兵连续摧残，子宫破裂，血流如注当场昏死过去。糟踏她的日兵出门时告诉值日官，是我们过去将她抬出来的。经过抢救打针止血苏醒后，仅过半小时，“巴那个”又强迫她继续接客。在后来正常的接客日子里，我们每天抢出一、二个慰安妇进行急救，也是家常便饭的事。 赵家园慰安所除就地接客外，还要按照日军方的要求，定期或不定期地到据点“慰问”皇军。在“慰问”期间，“巴那个”把慰安妇分成几路，每路二至三人用汽车送到日军各据点。“慰问”的路线一般是由远至近，有时亦由近至远沿途“慰问”。每个据点视日军人数多少，安排一天或半天或者一个夜晚。“慰问”的慰安妇比起在慰安所里所承受的折磨更是有加无减，她们日以继夜地接客，一天长达12个小时以上，每人每天接客多达50人次。 慰安所没有休假日，服务不分昼夜，日军随时到来，慰安妇随时接客；“慰问”则轮流摊派，在日军人数众多的突击接客日和下据点“慰问”期间，慰安妇一律不准休息，月经来潮也不例外，慰安妇如有不从，便受到严厉的处罚。慰安所开张一个多月后的一天，一位名叫好英的新盈姑娘，因一日兵逼迫她躬腰趴地接客，她没有顺从，“巴那个”听到报告后，恼羞成怒，派人揪住她的头发连抱带拖，将其捆绑在砖柱上，用抹污脏布堵住嘴巴，用辣椒盐狠狠地往她阴部抹擦。好英姑娘痛不欲生拼命挣扎，令人目不忍睹。 赵家园慰安所究竟有多少慰安妇？难以说准，时多时少，总的来讲人数不断增加，由开张时的21人增加至39人，后来多达45人。但人员变化无常很不稳定，有的来了一段时间，却突然销声匿迹，有的来了三五天后，便不见踪影了。究其原因，慰安所为迎合日军官兵喜新厌旧心理，将“老”的慰安妇转送他处，以换旧补新；或日军方将身患性病、治疗无效或身虚体衰、无力支撑的秘密处置，销尸灭迹了。有一位刚来不足一个星期的临高姑娘，名叫“报知”（临高方言，即河四），圆圆的脸蛋，年仅17岁。那天一下来了两卡车日兵，“巴那个”明知她月经来潮，身体不干净，却还逼她接客，结果染上性病，尿不出，痛得厉害。医生给她打了针，不见好转。第二天她病情恶化，下阴红肿，流淌浓血，疼得裤子都不能穿。她光着下身在铺板上翻来滚去，喊了两天两夜，慰安所里的人无不心里难受。第三天深夜，“巴那个”用汽车把她拉出去，偷偷将她活埋了。“报知”姑娘是“巴那个”叫我把她拖上车的。像“报知”这样半夜三更用汽车拉出去清理的，并非绝无仅有，在慰安所的第一个月里，我亲历亲见的还有两个。 赵家园慰安所的慰安妇来源，主要是日军从海南岛各地强征硬抓而来的。从语言口音上分辨，以临高县新盈地区的占多数，还有各县的，台湾妹也有，但比较少。她们大多是十七、八岁的未婚女子，也有部分十五、六岁的少女，二十一、二岁大姑娘仅有少数。慰安妇人员经常变动，她们的名字我大多难以记清。 赵家园慰安所的“巴那个”（管事）是个中年日本女人，身穿日本和服。她对外必恭必敬礼节周全，对内则心狠手毒。平时，“巴那个”要求慰安妇们身着和服接客，以营造日本故国乡情气氛。但在突击接客日，慰安所一天要接数百名日兵，为节时省事，加速进度，她则强迫慰安妇们整日赤身裸体，赤裸地躺在铺板上和“慰安椅”上，任由日兵接连不断地发泄性欲。 慰安所里的设备非常简陋，房间里没有专人床铺，只有一层离地约40公分高的木板通铺；通铺既没有专门的隔房，也没有固定的间隔，仅仅拉根绳子挂上布幕或毯子。在突击接客日，慰安所里显得太狭，行动拥挤，“巴那个”干脆连布、毯隔帘都不用，嫌其挡风碍路。在大厅和露天的庭院里则设置一排排的“慰安椅”，以满足性猎奇的日兵欲望。慰安椅设制特别，慰安妇仰躺在椅上，臀高头低，手脚失去活动自由，任由日兵变换花招地站着行淫。 慰安所里的伙食简单粗淡，一日三餐，都是大锅饭、菜。米饭粗糙，常掺有百分之三十的表米；菜食匮乏，量少缺油。为了保持慰安妇的苗条体型，“巴那个”只给她们素食，难尝荤腥。慰安所实行分饭制，由我们按慰安妇人头分派。在突击接客日，常有一盒盒丝毫未动的饭食被倒掉喂猪。“巴那个”没有给持续不断接客的慰安妇安排专门歇息进餐的时间，而疲惫不堪的慰安妇们亦早已胃口全无，根本就吃不下饭。 慰安所的管理相当严厉。为了防止性病传染，保证日军的性安全，慰安妇定期检查身体，每星期一次。若发现有性病者，马上令其停止接客隔离处理，轻者在日军卫生所打针治疗，病愈后转送别处继续使用，经三五天短期治疗无效的重患者，则被悄悄处死销尸。慰安所还规定：不准慰安妇私容日兵在慰安所过夜；不准私陪日兵外出留宿；不准与所里工作人员眉来眼去，如有违反，则严加惩罚。赵家园慰安所在那大市日军兵营范围内，慰安妇不能私出营区，否则以擅自行动或有潜逃企图罪名处治。 我在慰安所做工的那段时间里，尽管赵家园慰安所从开张时的21名慰安妇增加至45名，但还是供不应求，难以满足本地区驻军日兵的性要求，日兵为此争抢打闹的事时有发生。第二年（1941年）初，日军将那大市日军慰安所扩大，强占那大市民房李家大院三进二十间增设了李家院慰安所。李家院慰安所的“巴那个”（管事）名叫“我闯”（音），是个好酒凶狠的台湾人，40岁出头。自此，那大市日军慰安所分设两处，慰安妇人数增加到150人，大多为16岁至18岁的临高县新盈姑娘，也有当地的妇女。如周××（隐去名字）原系中共琼总第四支队第一大队炊事员，下村筹粮运米被日军俘虏，1943年6月投入慰安所，直至日本投降后，才得以解脱。 李家院慰安所的情形和慰安妇的遭遇，与赵家园慰安所大同小异。 与此同时，白马并、新州、新英、中和、光村等墟镇也相继设置日军慰安所，许多地区驻军有了发泄性欲的场所，那大市日军慰安所的紧张状况才稍有缓和。 我在那大市日军慰安所干了近两年，1943年底，我设法逃离了慰安所，日军对我擅自脱逃大为恼怒，便逮捕了我父亲吴亚老，将其押到那大市芋子顶活埋了。 ------------------ 02 新盈慰安所 讲述人宋福海，生于1927年，海南新盈人，曾在慰安所里干杂活。 1940年1月5日，日军在现在的新盈镇红民街设立了一个“慰安所”。“慰安所’原是3间民房。其中两间用木板隔开，住着4名“慰安妇”；一间管理人员居住（两个日本中年妇女）。“慰安所”的后面有3小间低矮的瓦房，一间为饭堂；一间为洗澡室；一间为杂勤人员居住。 “慰安所”里的所有人员，都作了分工安排。两个日本中年妇女直接管理4名“慰安妇”及勤杂员。“慰安妇”都是美貌姑娘，年纪都在20岁左右，其中一人为朝鲜人，一人为新加坡人，这两人都是日军在新盈登陆后才从日本司令部送来的。一人为姓屠的姑娘，是从海口送来的，一人为姓刘的姑娘是在当地抓来的。我当时仅12岁，在那里干扫地、煮开水、煮饭等杂活。 “慰安所”直属派遣队，受队长川岗领导。川岗为管好“慰安所”，制订了苛刻的规定：“慰安妇”不得随便走出“慰安所”，不准逃跑，否则，连同家属立斩；要无条件听从日军的使唤与安排，对日军不得无理；要绝对服从两个管理员的管制，否则，处以重罚；日寇官兵无论什么时候需要，都应无条件地顺从。 川岗规定每个“慰安妇”每天接待20——30人，平均每小时要接待两到三名官兵。“慰安所”的门口每天都排着长长的队。“慰安妇”们常常是通宵达旦工作。川岗曾派军医给“慰安妇”定期体检。 “慰安所”里的那个姓刘的“慰安妇”，是一户渔家的独生女，年龄十八，眉目清秀，身材也好。刘姑娘是在出门去洗衣服时，被正在巡逻的川岗抓住关进“慰安所”的，记得那天正是“慰安所”设立后的第十天。进了“慰安所”，一个日籍女管理员，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对刘姑娘宣布：从今天起，你就是一名“慰安妇”了，要严格执行制度。日本管理员刚出去，就进来了一个日本中年军人，强奸了刘姑娘。这一天，刘姑娘先后遭受了几十名日军的糟踏。第二天早上，刘姑娘躺在床上起不来，又有一个日本军官过来要她接待，于是刘姑娘就向军官说了自己身体不适，不能接待。但军官硬是不听，非要刘姑娘接待不可。刘姑娘不从，于是日本军官就毒打刘姑娘，姑娘被打得不省人事，最后还是被军官粗暴地强奸了。 “慰安所”里其余三个“慰安妇”的命运，与刘姑娘的也都一样。 ------------------ 03 石碌慰安所 讲述人何十里，文史工作人员。 1942年春，日本侵略军在石碌铁矿开办了一间“慰安所”。以香港“合记公司”为名，在香港、广州等地大批招收青年女工。先后共有300多名青年妇女被骗来石碌矿山。她们年纪最小的仅有17岁，最大的不满30岁，这些青年妇女大部分都是大学生和中学生。到矿山后不久，她们就被强迫进了“慰安所”。 “慰安所”位于石碌矿山脚下，距日本碉堡东侧的100多米处，建筑面积约300多平方米。砖木结构，瓦片盖顶，房屋模式呈J形，西南角向南设大门1个，东、北向各设小门1个。室内中间为一条约米宽的通道，两边对列隔成20多个小房间，门窗均为木质日式开敞，地板为水泥砂浆铺设。为防止慰安妇逃跑，“慰安所”四周均设警戒网，日夜都有日军巡逻，戒备森严。对逃跑被抓回来的慰安妇，有的当场被活活打死，有的被脱衣服后赤裸着身子吊在树上毒打，施加电刑、灌水等。慰安妇每人每天只供给3两多米饭，有时甚至是几块番薯。平常每人每天接客最少8次，碰到日本官兵休息的日子，多时接客竟达24次。每个星期都必须集中排队到医务室，做一次体检，以防性病传染。 石碌慰安所2名慰安妇曾因不能继续接客，便被脱光身子，吊在大树上活活毒打致死。一个叫黄玉霞的慰安妇，因不堪凌辱，乘黑夜在“慰安所”里的一棵大树上吊自尽。另一位叫娜芳姐的慰安妇，跟着10多个姐妹一起逃出苦海后，却无颜回家去见丈夫和孩子，从悬崖上纵身跳死。 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石碌铁矿“慰安所”里的300多名青年妇女，被毒打、奸淫、折磨，惨遭暴行致死和病死、饿死的就有200多人。直到1945年日军投降时，幸存下来的慰安妇只有10多个人。 ------------------ 04 金江慰安所 讲述人朱永泽，海南澄迈县人，小时家在日军慰安所旁边，曾目睹慰安所里的一些事情。 1939年冬，侵琼日军十五警备司令部派遣两个警察中队入侵澄迈县，每个中队约300余人。一个驻在金江镇；一个驻在石泽乡的石浮岭。日军每个中队设一所“慰安所”。驻金江中队“慰安所”，设在金江乐善堂旁边陈国宗的家里，全所有“慰安妇”30余人，陈国宗一家被驱逐到别处居住，楼上楼下几百平方米全部供“慰安妇”居住，四周用铁丝网团团围住，并设专人管理，关在里面的“慰安妇”是无法逃跑的，外人也无法进去；驻五浮中队的“慰安所”设在石浮岭的军部里，全所有“慰安妇”20余人，也是用铁丝网围住，派专人看守和管理。 这些“慰安妇”都是被抓来的。如：山口乡一位姓叶的农民的妻子名叫黑姑，刚生孩子不久便被抓进“慰安所”服役，丢下丈夫和孩子在家里，直到日本投降后，一家人才得到团圆。文儒乡加炳村一位农民的妻子被抓进石浮“慰安所”后，受到日兵日夜轮奸，后来染上梅毒病，才被释放回家，回家后又传染上丈夫，夫妻倾家荡产卖掉耕牛和生猪，拿钱请医诊治，才保住了生命。长相特别漂亮的，被选进军部专供指挥官玩乐，如丰盈墟有个青年姑娘名叫塔市姐，就是这样。“慰安所”里还有一条规定，就是非日籍日兵不得进所，违者从严处治。 ------------------ 05 黄流机场慰安所 讲述人钟强，海南黄流人，81岁，抗战时任过国民党152师情报参谋，1945年冬奉调到黄流机场与投降日军办接交手续，从而得知日军黄流机场“慰安所”的一些情况。 黄流机场日军慰安所称“军中乐园”，其实是随军妓院。设在黄流机场东门外围。有宿舍两间，分为两个“乐园”。第一“乐园”有慰安妇5人，第二“乐园”慰安妇有16人。第一“乐园”慰安妇专供空军军官玩乐，第二“乐园”供空军士兵享用。“慰安妇”大部分是从广州抓来的，我到黄流机场接收日军投降时仅存4人，我们给她们都安排了工作。其中一人名叫吴惠蓉（广州人），有一天她和我谈军中“乐园”情况，泪水直下，诉说道：我16岁被日军抓来，同时被抓来的约100人左右，到黄流后只剩下40多人，其中留一部分在黄流派遣队（即黄流司令部）。我们是从中挑选出来送到黄流机场的，挑我们5人为军官“乐园”慰安妇，余者为士兵“乐园”慰安妇，任由日军轮班玩弄取乐。有时月经不调，或是因病不能满足他们的兽欲，就遭殴打，有的甚至被打重伤，特别是日军喝酒后，我们更受不了，被侮辱被折磨更甚。“乐园”有哨岗日夜看守，我们完全失去人身自由。我们日夜思念自己的父母、姊妹。黄流日军派遣队慰安所的姊妹们境况也是跟我们一样，非常悲惨。吴惠蓉在海南解放前夕，随丈夫去了台湾。 ------------------ 06 “战地后勤服务队” 讲述人林帕公，海南保亭人，当年曾在保亭县城日军据点当伙夫。 日军在兵营和据点成立“战地后勤服务队”，为征战的日军官兵“服务”。日军称“战地后勤服务队”的任务是给日军官兵洗衣服、照顾伤病员和打扫营房卫生，而实际上是强迫良家妇女供日军官兵发泄性欲。“战地后勤服务队”的人员，绝大部分即地强征，从当地挑选年轻的貌美妇女编入“战地后勤服务队”。被编入“服务队”的妇女，如果逃跑，抓回来必被处死；不按规定时间服“预防丸”或不慎怀孕者，也必被凶残地剖腹杀害。 我在日军据点当伙夫期间，常被日军招去搞“快乐房”的清洁。“快乐房”是日军军妓或“战地后勤服务队”队员接待日军官兵的地方。日军县城据点共有“快乐房”三间，每间房中安放两张用稻草编成的有尺把高的床，床上铺着塑料布（当时叫树泥布），上面铺草席。两床之间隔着一块帆布。每当“快乐房”中有日军人员，我都要提一小桶温水给服务队的女人净洗下身，事后收拾用来垫下身的塑料布，将其洗净晒干备用，还要打扫用过的避孕套和丢弃的卫生纸。起初我不愿干这种污秽下贱的活，结果被“快乐房”日军管理人员狠狠地用皮带抽打得遍体鳞伤，硬逼我干，想跑是不可能的。 在“快乐房”搞清洁时，我常看到黎族姑娘乌昂扎、味冬盖、伍来春等（战地后勤服务队）妇女被迫接待日军。遭遇最惨的是杨嫣邦（音）。日军下村清剿时抓住她，把她轮奸后带回据点编入“服务队”，她体质虚弱，但仍然要时时被迫供日军奸淫。 每月中旬，日军还从三亚军部用车载来5－6名“慰安妇”到保亭各个日军据点巡回“服务”。每当有“慰安妇”到县城据点时，“快乐房”的清洁工也必由我负责。加茂、番雅、南林等日军据点都设有“战地后勤服务队”。 1944年上半年，南林据点的日军，抓来刚满17岁的黎族少女李亚茜，把她硬编入“服务队”。由于她年轻俊美，在服务队里，日军官兵个个都指名要她服务，她遭受的蹂躏折磨最甚。李亚茜逃了几次都逃不了，每次被抓回来，日军对她的摧残变本加厉。她性格倔强，把日军发给她的“预防丸”偷偷扔掉，拒绝服吃，这就引来了杀身之祸。当年下半年，日军发现她有了身孕，结果被日军绑着押到庆训村边的坡地上剖腹致死，日军还从剖开的肚子里掏出胎儿，然后随手扔掉。 凡被编入“战地后勤服务队”的姑娘没有一个能逃脱日军的魔掌。直至1945年8月底，日军投降后才得重返家里。 据了解原在县城据点服务队的10多名妇女，绝大多数不能生育，无子女，丧偶后或由亲属抚养或孤独地过“五保户”生活。 ------------------ 07 万爱花：第一个出来控诉的中国女人 万爱花，生于1929年，原籍内蒙古，4岁时被人贩子卖到山西省孟县西潘乡羊泉村李家当童养媳。1943年6月，被日军抓进进圭据点充当“慰安妇”。 从我住的宾馆打车，几乎穿越了整个太原城。在城西一条吵杂的巷口下车时，我问出租车司机知不知道这巷里的那棵树在哪？司机没有回答我，反而问：你找树干嘛？ 找树干嘛？找树是因为有人在树下等我，一个穿着红色毛线衣的人（电话里她这样告诉过我），她叫李拉弟，今年59岁，李拉弟将带着我去见另一个人——万爱花。 李拉弟是万爱花的养女，万爱花现在就和她一起过。 万爱花老人很矮，李拉弟领我回家的时候，老人来为我们开门。打开门后，老人站在门边，并示意我在前面走。穿过一个房间，我回头看时，老人就叹着气说：“难看，人不人，鬼不鬼的。”老人说的是她自己，她的身体明显的变了型。我后悔不该回头看。 “当年自从闹上日本鬼子，人们就过着不是人过的日子。鬼子杀了多少人，作践了多少妇女，点了多少房子？方圆几十里的无人区啊。在赵家庄，日本兵把婴儿扎死，挑在刺刀上转圈儿玩。玩够了扔到井里，还要一石头砸下去。卢家庄，李五小的一个姐姐，被倒吊在门扇上，一边一条腿，活扯了……”万爱花老人说：“不能就这样算了，只要我活一天，我就要争取一天，要把公道要回来。” 1992年12月9日，万爱花老人曾作为中国大陆受害妇女的代表来到日本，向世人发表证言：“1943年，人侵中国山西的日军第一军独立第四混成旅团，派遣盂县进圭据点的部队‘扫荡’羊泉，我被抓到进圭据点。”万爱花脱掉上衣，向所有在场的人展示自己身上的处处伤痕，她字字泣血，含泪控诉当年日军惨无人道的暴行，直至当场昏倒在地。这一场面通过卫星传向世界各地，日本国内也为之哗然。一位日本人在给万爱花的信中写到：“您从遥远的山西来到日本，真诚地欢迎您。您为了真正的中日友好，不畏艰难而勇敢斗争着。对此表示崇高的敬意……由于日本政府现在仍抱着对过去侵略罪行不负责任的态度，而孤立于亚洲和世界。对于日本的再生，您的奋斗我们无比感激……” 万爱花是第一个站出来控诉日军“慰安妇”暴行的中国女性。 1943年6月7日，我被扫荡的日军抓走，带到了进圭炮楼，被关进一眼窑洞，一孔农家土窑，青石码的门面，木格子窗户被砖头垒着，里面黑乎乎的，我蜷在地上铺着的草上。那年我15岁。当晚，几个日军就进窑强奸了我。之后，不分白天黑夜，日军成群结队地来糟蹋我。到后来，我一听到门响就忍不住地要呕吐。 一天我没服务好，就被日本兵踢倒，用靴子踩……双手反捆住，吊在树上。就这样，我被折磨了21天。6月28日，炮楼突然安静下来，炮楼上的日军不见了，我趁日军出发，就在半夜弄断木窗棂，逃了出来。养父在我被日军抓走时受了伤，又听说我被日军糟蹋了，连病带气已经去世了。我就先跑到邻村一户亲戚家躲了几天，回到羊泉时丈夫不要我了，把我卖给了一个叫李季贵的人。 李季贵比我大了29岁，一家三条光棍。除父亲外，还有个瞎眼拐腿的哥哥，穷的娶不起亲。李季贵给了我丈夫五六十块大洋，我就成李季贵的人了。在李寄贵的照顾下，我的身体一天天好了起来。 8月的一天，我在山洼洼里洗衣裳，忽然听到有人喊“鬼子进村了！”。我还没把衣服收进盆里，就被日本兵揪着头发提溜了起来。西烟炮楼的日军和进圭炮楼的日军包围了羊泉村。还是进圭敌人据点，还是那个院子，那孔窑。日军用皮鞭把我打得死去活来，还轮奸了我，把我提起来，摁在炕席上…… 一个月后，我的下身开始烂了。不能在这里等死，还得要想法子逃，当时我就这样想，上次被扳断的木窗棂，已经钉上了一块厚厚的木板，这次我打算从门扇逃。第29天，趁敌人去扫荡，我把木头门扇从门桩的低凹点抬高，然后趴在地上爬出了门，跑进山。 这回，我没有回家，而是连夜往外乡逃。等我的伤慢慢好了，地里秋庄稼收完的时候，才又回到了羊泉村。家里，男人正病倒在炕上，瘦得只剩一把骨头了。 这年的腊月初八早晨，我正给男人喂药。忽然，院门被几个日军踹开了，羊泉村又一次被日军包围了，我又一次被日军用绳子绑上扔到骡子背上，我第三次进了进圭据点。先是轮奸，后是打耳光、压杠子、坐老虎凳，吊在槐树上，凡是能想到的整人方法他们都在我身上用了，她死过去又活过来。大腿也折了，身子也变形了，右边这个耳朵也被撕开了…… 这一次我被关了整整50天。 最后我身上的伤口和下身止不住地出血，已不成个人样。第二年正月的一天，我昏了过去，日军就以为我死了，扒光我的衣服，把我像死狗一样拖出来扔了。 日本兵把我扔在村边的河里。1944年的冬天，天寒地冻，进圭村的乌河结着厚厚的冰。一位路过这里的老汉救了我，老汉把我抱回家，在我身边整整守了一天一夜，我活了过来。 在老汉家过了几个月。一天，有人从羊泉村捎过话来，说我男人快死了，能回去让我回去看看。我不能走路，让人把自己捆在驴背上，回了趟羊泉。男人看我回来了，就吐出一口血，咽了最后一口气。 整整三年，我不能走路。当时我才十七八岁，就没了月经，也挨不得男人，肋骨、跨骨都断了。为了日后有个靠，我领养了一个小闺女。我和4岁的闺女从盂县逃到阳曲，又从阳曲逃到太原，最后在太原租下一间小屋，靠做针线维持生活。 ------------------ 08 赵润梅：捆起来，放到毛驴背上 赵润梅，生于1924年，山西省盂县西烟镇南村人。1941年农历四月初二，赵润梅被到村里扫荡的日军抓进炮台，长期充当性工具。后其父亲变卖家产并多处借债，最后用200块大洋把赵润梅赎回。 赵润梅老人在炕上慢慢地解开裤带，然后拉下裤腰，露出自己的臀部，老人的臀部满是疤痕。赵润梅老人告诉我当年日军强暴她的时候，非常的野蛮，无论在什么地方，也无论地上有什么东西，他们都不管，就把自己按在地上……有时自己的身下是石子，有时自己的身下是树枝……在日本兵疯狂蹂躏后，自己的臀部、背部常常鲜血直流。 80岁的赵润梅现在和她的女儿曹金爱一家一起生活。赵润梅只有曹金爱这么一个女儿。曹金爱是赵润梅36岁时抱养的。赵润梅由于当年受了日本鬼子的摧残，终身不育。曹金爱今年45岁，有四个孩子，大儿子今年20岁，在西北工业大学上学，大女儿今年18岁，在盂县一中读高中，二女儿16岁，在西烟镇上初中，而最小的14岁儿子没有上学，曹金爱说没钱供，上不起，家里几个孩子上学，高中的一年要5000多，初中的一年要1000多，大学的一年要一万多，家里的所有收入全靠15亩地，满收入一年四、五千元钱，化肥、种子钱还不算，学费钱全都要靠贷款。 赵润梅和女儿一家人生活得很艰难。 1941年的农历四月初二，那天早上，河东的日本鬼子突然包围了村子，村里的许多人都都没有来得及跑。听说鬼子已经进村了，我的奶妈就告诉我说邻居柴银柱家有个地洞，你赶快躲到那里去，我就赶忙往邻居家跑。我是小脚，跑不快。跑到邻居家门口时，我看到邻居家的人已经被日本人杀死。我就又转身往回跑，两个日本鬼子端着刺刀枪从后面追了上来，眼看日本鬼子就追上我了，我就拼命往奶妈家跑，我三岁时母亲就去世了，是奶妈把我一手养大的。我跑到了奶妈家，日本鬼子也跟到了奶妈家，奶妈就挡住日本鬼子兵让我跑，鬼子就在奶妈的头上砍了一刀，奶妈被当场砍倒在地，奶大（养父）的脖子上也被砍了一刀，我看到奶妈奶大被砍倒，就跑不动了，这时日本兵又把刀对着我，把我抓住，当场轮奸了我。轮奸完了后，他们又把我捆了起来，然后把我放到奶妈家的毛驴背上，就这样把我驮到炮楼上去了。 奶妈被日本鬼子砍了一刀后，头上流脓流水，也没有钱医治，一年后就死了，奶大脖子上被砍了一刀，一年半以后才死了。奶大脖子上被砍的刀口口子大，吃饭的时候饭会从刀口里流出来，喝水的时候，水也会从刀口里流出来。没有办法，后来就在刀口上贴了一块鸡皮，贴了鸡皮也没有用，受了一年多的罪以后死了。 我被日本鬼子用毛驴驮到河东的炮台上以后，就被关在炮台底下的一个地洞里，圆的地洞，没有窗户，就一个人关在里面，木栅栏挡着，出不去，地上铺着木板，每天有人送饭来。 我在炮台关了四十多天，每天都要被好多日本兵强奸。 奶大那时还没有死，他变卖了家里的所以家产，又向别人借了，总共筹了200块大洋，想尽了法子才把我赎了回来。 回来的时候，是我奶大和我奶哥哥拿担架把我抬了回来，我当时已经被糟蹋得不成人样了，精神也失常了。回来后，奶姐姐整整照顾了我半年，半年以后我才能自理。 因为被日本人抓去过，就没人娶我了。一直到两年多以后，河东村的一个家境特别穷，兄弟又多的丑汉子才要了我。结婚以后六年没有生下孩子，丑汉子就不要我了，我就又回到了娘家。在娘住了一年后，家里又把我许给了第二个人，他也不想娶我，嫌我被日本鬼子抓去过，糟蹋过，名声不好，但是因为他家里穷，娶不到别的女人，所以最后他还是就娶了我。还是一直没生下孩子。 36岁的时候，抱养了一个女儿。 ------------------ 09 张仙兔：老头就哆嗦了一辈子 张仙兔，生于1925年，山西省盂县西烟镇西村人。15岁那年的大年初三，日本侵略军冲进了她的家，把她抢走。在日军的炮台上张仙兔受尽凌辱，后被家人以700大洋赎回。 在张仙兔老人给我讲述她的或是他们家的那段往事的时候，张仙兔的老伴郭昧栓都一直坐在边上，他的双手在一直不停地抖动，张仙兔说他这毛病是被日本鬼子吓出来的，当年鬼子闯进家的时候，他就这样子抖，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好过。郭昧栓大爷今年77岁，比张仙兔老人小两岁，当年妻子被日本鬼子抓去的这段经历并没有拆散他们，这一劫难反而使他们在后来漫长而多舛的人生旅途中变得更加体贴关怀。张仙兔和郭昧栓早年生有两个儿子，现在两位老人已经有了5个孙儿。张仙兔、郭昧栓如今和他们的二儿子一家生活在一起。 张仙兔老人60多年前所经历的那段往事中的许多细节，今天我们已经无法知晓，或许已永远无法知晓，但60多年前两位老人在那个日子里所经受的恐惧，我们仍能从郭昧栓大爷那双颤抖了60多年的手上感觉得出来。 当年日本鬼子的驻地就在河东村，离我们村里12里地。 当时我15岁，老头子才13岁，我们刚刚结过婚。 鬼子进村的那天，是大年初三。刚刚起床，正在扣扣子呢，日本鬼子就一头冲进了屋，进屋就搜，到处翻，还几里哇拉地嚷，就这样端着大枪，刺刀明晃晃的。家里被折腾个底朝天，他们把窗子也弄坏了，缸和罐子也砸碎了，连被子也要抱走，那是我俩结婚的被子。家里有两头骡子，也抢走了，然后就抢人。 我俩结婚刚刚一个多月，老头子那年还小，就被吓得蹲在屋角浑身哆嗦。从那时间开始，他就哆嗦了一辈子。 日本鬼子用枪尖抵着我，要我出屋，抓我去河东村。鬼子的驻地就在河东村。那天是晴天，天气很冷。 我是小脚，再加上害怕，浑身打颤，就走路走得慢，还老是跌倒，日本鬼子在村里就又抓了个人，让他把我背在背上背走的。怕的不得了。 到了河东村，一开始几天，就住在村民家里，村民家里人都被赶走了。被抓到了河东村以后，遭受日本鬼子的那个罪啊……没法说。几天以后，我又被拉到了炮台上，在炮台上日本鬼子还是整天没了命的强奸我。每天，我就哭，有人送饭来，送也不吃。房间里很黑，日本鬼子很多。 从我被抓去以后，家里人就四处借钱，最后筹足了700块银元。家里人拿着这些银元，就去赎我。 是公公把我背了回来，我已经被糟蹋得不能走了。公公把我背到了娘家。 回来后，我病了一年。父亲到处借钱，把我看病。身体被糟蹋坏了，差点死掉。 家里嘛，房子也破了，东西也都被抢光了。吃的没了、喝的没了，老头子就被公公带着，一家一家挨着过。 ------------------ 10 郭喜翠：不停地有鬼子来欺负 郭喜翠，生于1926年，山西省盂县西潘镇宋庄村人。15岁那年被日军关押充当慰安妇。两个月后，由于日军日夜折磨而致重病，被家人接回家治病。几天后，不等病愈再次被日军抓回，这样一共被抓过四次，最后被逼疯。 在郭喜翠的床头，放着一个相框，相框里放着一张一个年轻军人的照片，照片已经发黄，显然这张照片已经很多年了。 照片上的那个年轻军人叫周富玖，周富玖是郭喜翠的丈夫。郭喜翠是在12岁的时候和周富玖定下亲事的，那一年周富玖14岁。 郭喜翠15岁那年，被日本鬼子抓去了。当时，17岁的周富玖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的气愤，他发誓要为郭喜翠报仇，要杀掉抓走郭喜翠的敌人。一天夜里，周富玖偷偷地溜出了村庄，一路逃荒，离开了家乡。 后来，周富玖到了延安，参加了八路军，投入到了抗击日本侵略军的伟大洪流中，实践了自己要为郭喜翠报仇的誓言。 日本投降后，周富玖回到了家乡，把深受日本鬼子蹂躏的郭喜翠从娘家接到了他自己的家里。那时的郭喜翠已经因为长期受日本鬼子的摧残而精神崩溃，她疯了。 1962年9月，因为郭喜翠的身体一直不好，周富玖便离开了他退役后的工作地点西安，回到了村里。 郭喜翠25岁那年，周富玖和她结了婚，结婚时没有举行仪式。 周富玖和郭喜翠婚后生育了5个孩子，三儿两女。 周富玖于五年前去世。 郭喜翠现在和她的大儿子一家生活在一起。 我的娘家在西潘宋庄村。我被日本人抓去的那年15岁。当时我在东楼村姐姐家，照看孩子。 那一天进圭炮台里的日本鬼子突然包围了东楼村，当时村里的人大部分都没有来得及逃走，日本鬼子就一家一户地堵住门，然后用枪押着把村里人都集中到了村头的打谷场上，由于村里曾经住过八路军，当时日本人就杀了一些人，又抓了一些人。我和姐姐、姐夫都被抓到了据点里。 姐夫在日本鬼子的据点里被日本人杀了，姐姐后来也被放了回来，我就被日本鬼子关在了那里。 当时，我和其他几个姑娘一起被关在一孔窑里。关在窑里的时候，不许我们出来，吃饭的时候有人送，每天不停的有日本鬼子来欺负我们。 过了一些天，我们窑洞里的姑娘一个个被日本鬼子弄走了，也不知道弄到了那里。最后窑洞里就剩下我一个人了。 我在这个窑洞里被关押糟蹋了两个多月，后来我身体被糟蹋得不行了，就被人送到了姐姐家。在姐姐家疗养了许多天，身体刚刚好了一些，就又被日本鬼子抓了回去。就这样子，身体不行了就被送出来，一旦好些了，再被抓进去，反反复复一共四回。我的身体实在是越来越熬不住了，姐妹们就都对我说你快逃吧，这样子下去你会被弄死在这里的。 有一天深夜，天很黑，我开始逃，姐妹们帮助我的，先逃到东楼村姐姐家，又连夜逃往外地，在外面四处躲藏了很长时间，一直不敢回家。 后来，父亲在外面四处打听，好不容易找到了我，接我回了家。 ------------------ 11 高银娥：每天都被带出去几次 高银娥，生于1924年山西省盂县西烟镇黑石窑村人。1942年高银娥被日本人抓到河东炮台，成为日军性工具。由于遭受日军极度摧残，她终身不育。 黑石窑是个僻静的小村庄，村庄里只有十几户人家，十几户人家的房屋错错落落的排在灰蒙蒙的山坡上，一条几乎干涸的小河在坡底无精打采的躺着，村里人在自家的围墙下悠闲地晒着太阳。 高银娥家有三间房屋，还有一个不小的土墙围合起来的院子，高银娥平时很少走出这个院子，她在院子里养了几只鸡，还在院子里辟块地种了菜，她在院子里有许多事要做。 高银娥没有生养过孩子，日本鬼子剥夺了她作为女人的这个权利。 高银娥32岁时收养了一个女儿。 如今80岁的高银娥和86岁的丈夫李正义并没有和女儿一起生活。 家里的两亩地则由李正义的兄弟种着，每年他们将地里收下的一千斤土豆留给种地人作为报偿。 高银娥和丈夫李正义这些年来一直在黑石窑这个偏僻的小村庄里，过着平静而又贫苦的生活。 日本人包围了村子的那一天，是阴历四有初四。那天日本人在村里还杀了四个人，杀的都是村里的老百姓。 发现日本人来的时候，当时村里的老老少少就都在往村外跑。我就也想跑，可婆婆舍不得家里的东西，就要我收拾点家里的东西带上再跑。这时间日本兵就到了，把我和婆婆堵在了屋子里。当时家里的其他人已经都走了，只剩我和婆婆在屋里。日本兵进屋后，先是端着枪满屋翻了一遍，然后就将枪朝炕沿上一戗，张着两只手朝我扑过来，要抱我。我手里还拿着刚刚收拾的东西，就把那东西紧紧地抱在怀里。日本兵夺下我手里的东西，接着就抱住我剥我的衣服。这时门外又进来两个日本兵，他们一个冲上来帮抱着我的那个鬼子剥我衣服，一个朝我的婆婆扑了过去…… 日本人把我收拾的东西连同我人一起，用一辆小牛车拉到了河东的炮台上。 拉到炮台以后，先被关在一个黑房子里，房子里有木板床。开始的时候，房间里还有其他人，有年纪大点的妇女，也有小媳妇，十几个人。因为我是这十几个人里是最年轻的，所以每天都有日本鬼子来带我出去，每次都是带到一个土窑里，土窑里什么都没有，就像个猪圈一样，日本鬼子就在这里对我进行强奸。他们根本也不管你死活，每天我都要被带出去好几次。 后来，我就又被单独换了一处地方关了，这样一来就更遭罪了。 为了赎我回来，家里卖了五亩地，家里人用卖地得来的200块银元，还有两大篮子鸡蛋，才把我给赎了回来。 回来以后，娃娃也不生了，丈夫也就不要我了。32岁那年，黑石窑村一直娶不到媳妇的李正义娶了我，我就来到了现在的这个村里。李正义娶了我之后，多少年也还是生不出孩子，后来我们就过继了我兄弟家的一个孩子。 日本鬼子真是造孽啊。 ------------------ 12 王改荷：一枪托，牙掉了四颗 王改荷，生于1920年，山西省盂县南社乡侯党村人。24岁时，日本侵略军闯进了她的家，枪杀了她的丈夫，并强奸了她。后被关押在炮台上，成了日军性工具。 车在山间行驶着。公路两旁的山崖刀劈斧削般矗立着，似铜墙铁壁。60多年前，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就在这浩瀚的太行山脉中对日军进行着最顽强最惨烈的抵抗，日本人也因此在这里实施着最灭绝人性的统治。至今，在这里仍流传着许多关于60多年前人们抗击日寇以及日寇疯狂残害当地人民的故事。车过一个山坳时，司机指着山坳里的那个村庄说：“盖山西”就是这个村的。接着司机就为我讲述了这个叫着“盖山西”的慰安妇的凄惨故事：60多年前，就在这个村庄里，有个18岁小媳妇，由于容貌美丽，远近无人能及，乡亲们就都称她“盖山西”，以至今天没有人记得她的真实姓名。由于她的美丽在这一带很有名，有一天，日军就出兵把她家所在的这个村子包围了起来，日军把“盖山西”掳进了炮楼。当时“盖山西”已经成了家，有一儿一女，她被抓后刚刚出生一个月的女儿就被活活饿死了。和“盖山西”一起被关押在日军炮楼里的还有其他十几位妇女，日军昼夜不停地来糟蹋她们，因为在这些妇女中“盖山西”最漂亮，所以她被强奸的次数也就最多，有时一天内要遭受强奸四五十次，她身体流出的血都染红了炕头。这些被抓来的妇女很快就都被日军糟蹋得不行了，特别是“盖山西”更是快活不成了。为了不再让日军继续蹂躏自己，“盖山西”就和姐妹们悄悄约定，一起逃出炮楼去跳崖自杀。但日军看守很严，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她们手拉手刚刚出了屋，就被日军发现并抓了回来。为了防止她们再逃，日军于是就扒光了她们身上的衣服，她们也从此受到了日军更加残暴的性折磨。惨无人道的摧残终于让“盖山西”快要死了，家人就买通了炮楼里的一个伪军，让他悄悄给“盖山西”服用大量鸦片，日军误以为服用了大量鸦片的“盖山西”已经断气，就让她家人把她抬出了炮台。到了村外，家人急忙帮“盖山西”吐出鸦片，“盖山西”就又活了过来。后来日军得知“盖山西”还活着，就又派兵去抓她，为了躲避日军的抓捕，“盖山西”就逃出了山西，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盖山西”家的那个村庄离王改荷家并不很远，王改荷也几乎有着和“盖山西”相同的不幸。 王改荷老人几乎是在以最简洁的方式，向我讲了她的那段经历，叙述中没有太多的细节，但不等于她忘记了那些细节，她或许只是不想再让那些细节来伤害自己，不想再让那段经历复活过来。 日本人进门后一枪打死了我的男人，然后就扑过来强奸我，我稍一反抗，他们就朝着我的脸砸了一枪托，我的牙就掉了，掉了四颗。 就在我昏过去的时候，这些鬼子轮奸了我。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一天。那天是1944年阴历二月初三。日本鬼子把我强奸完了后，就用一头毛驴把我驮到了河东炮台，关在一个土窑洞里。 天一黑日本兵就来强奸我，多的时候一晚七八个，少的也有两三个，有时候白天也来，都是日本松春队长的兵。 那时候，我已经有了个儿子，那一年儿子才6岁，他爸爸被打死了，我又被关在炮台，可苦了孩子。一想到孩子，就忍不住要哭。 日本鬼子坏透了，糟蹋人的时候无恶不作，他们叫你怎样你就得要怎样，如果不顺从，那你就要糟罪了，不仅要打你，还不许你穿衣服。一天中午，有个鬼子来到窑里，他凶狠地强奸了我，强奸完了不肯走，还示意我光着身子跳舞给他看，我不会，更不肯，我是小脚，也没法跳，这可惹怒他，他就用他腰上的皮带抽我的屁股，我当时身上什么也没有穿，皮带抽在身上啪啪的响，抽一下就留一个印子，他像赶牲口一样的使劲抽我，我就赤身裸体的在炕上来回跳着躲避着他的皮带……他一边抽打我一边哈哈的笑着，直到他抽累了才停下来。 后来，我被这帮畜生糟蹋得眼看就要死了，日本鬼子见我不行了就准备把我扔掉，我父亲知道消息后，就走南村窜北村东挪西借了120块现大洋，把我赎了回来。 ------------------ 13 周喜香：落下了病，经常浑身抽搐 周喜香，生于1925年9月，山西省盂县西烟镇泉上村人。1944年3月16日被日军抓进据点。因遭日军强暴，致使怀孕7个月的胎儿流产，之后终生不能生育。 1941年—1945年期间，在盂县有数以百计的当地妇女被日军抓进据点，她们被关在日军 专门辟出来的几个院子里，这些院子设有岗哨，不能随便出入。抓来的妇女在这里过着非人的生活，有时一天只能吃一顿饭。这些妇女刚被抓来时，往往先由日军军官强奸，然后再被日军士兵糟蹋。她们往往一天要忍受三五个日兵的性摧残，有时一天甚至要忍受十多个日兵的轮奸。她们的身体被摧垮后，日军便通知其家人用钱或物将她们赎出，或者被残忍杀害。大部分被抓来的妇女要在据点里熬过半年到一年左右的时间，有的更长，还有的则死在了这里。 许多受害女性被抓来时都是未婚少女，有些甚至是幼女。这些女性中，多数人在日军据点期间身染重病，有的甚至精神失常，几乎所有受害的女性都因这段经历而终生苦痛。周喜香即是这样。 那天村里放哨的人说日本人又来了，全村人便开始向山里跑。村里的年轻媳妇、姑娘都把泥、黑灰摸在脸上，换穿上破衣服，把头发乱披着，想这样子被日本人抓到能不被糟蹋。 我也在脸上摸了黑灰，穿着破衣服，向山里跑。 跑到半路时，日本人追了上来，我是小脚，实在跑不快。日本人追上了， 吓得不敢再走，几个日本兵用穿着皮鞋的脚踢了我几脚，我瘫在了地上。日本兵把我押到了进圭据点，当天晚上就遭8个日本兵轮奸了。 当时是1944年3月，我19岁，还怀着身孕，就这样被关在日本人据点边的一个窑洞里，每天晚上都有七八个日本兵进来强奸。肚里的孩子在7个月的时候流产了，我也得病了，站不起来。 后来，家里人凑了钱，把我赎了出来。 当时，我路都也能走了，全家人哭着找了几根棍子把我抬回家。以后我就生不了孩子了，医生说我“肚子里头坏了”。 从进圭据点被赎出之后，我就一直在村子附近的崖洞中藏着，不敢回家。 我是15岁嫁到李庄村和王二子结婚的，王二子死后，在33岁时又嫁给了李庄村的齐六子。齐六子死后，就与齐六子的女儿齐壮珍生活。 在据点的那些日子里，我落下了许多病，经常浑身抽搐，有时间会神经错乱，直到现在，吃饭都端不住碗，话也说不清楚。 几十年来，一直受着这些病的折磨。 ------------------ 14 刘面换：毛驴说：“花姑娘，好！” 刘面换，生于1927年5月29日，山西省盂县西潘乡羊泉村人。1943年的4月的一天，刘面换被日本兵用绳子捆着带进据点，一个月后被折磨得不能坐和走动，全身浮肿，被家人赎回治病。因害怕再次被抓，病好后躲到山里，一直到日军撤退。 坐落在太行山脉深处的羊泉村，静谧而安详。这个用碎石块垒砌而才成的古朴的小村庄，依山而坐，如一位皓首虬髯的老人。 刘面换坐在炕上，透过窗户，她可以看到自家的整个院子。院子的一边满是残垣断壁，这是60多年前日本人轰炸留下的废墟。刘面换一直保留着这些废墟，或者说刘面换一直没法清除掉这些废墟，它还是当年刚刚被炸时的样子，就像此时正盘腿坐在炕上的刘面换，还是坐在当年被抓时的那个位置，还是被抓走前的那个姿势。这些年来，这个院子里什么似乎都没有变化，这些年来，这个院子里什么又都已经变化，当年那个16岁的黄花闺女，如今已成身心沧桑年愈古稀的老人。 夕阳撒在碎石砌成的农舍还有村道上，给羊泉村涂了一层血样的光芒。刘面换领着我一边在村中走着，一边说着，似乎这里的每一块石头，都是一个字，或者是一声呼喊，它永远记录着那段日子。 村子脚下的小溪仍在潺潺地流着，溪水的两岸笼罩着一层雾样的暮霭。整个羊泉村就像一个巨大而又沉重的黑色记忆，60多年来刘面换就这样一直在里面走着。羊泉村就像一个巨大而仍在流血的伤口，60多年来刘面换就这样一直在这里擦拭着。 1995年，刘面换老人已正式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她要求日本政府对当年侵华日军在她身上犯下的罪行向她公开谢罪和给予赔偿。 1943年4月的一天，家里忽然闯进来四个日本兵和三个伪军，他们要我到村外边的场院上去开会，我没有出去，他们就把我胳膊反扭住，扭着就往村外走。我被抓到村口时，看见还有本村的另两位姑娘，也被抓来了。一个叫冯壮香，她在1994年去世了。另一个是本村的新媳妇刘二荷，她也在1990年去世了。 我和冯壮香、刘二荷都被日军用绳子拴着连在一起，防止我们逃跑。到进圭据点有30里地远，我们脚小走不动，日本兵就用大枪的枪托打。骂声不断，催我们快走，跟上队伍。从早上一直到中午过后才走到进圭。到了进圭日本兵带我们到一个院子里。这时，一个当地人叫他毛驴队长的日军小队长和几个日本兵来到我们面前。他让我们依次站好，毛驴队长看了一会儿，对着我一笑说：“花姑娘，好。”到了晚上，我被从屋子里带出来，说是要到毛驴队长住的地方去，他们没有直接送到毛驴队长住的地方，而是把我先带到了另一个房子，用枪指着让我脱下裤子，他们把我轮奸了之后，才将我送到毛驴小队长住的地方。我在毛驴小队长的屋子里住了一夜，毛驴小队长强奸了我好多次。那年，我刚刚15岁，忍着痛，好不容易熬到了天亮。我才被送回到关押我们的房子里。 当时我非常害怕，不知该怎么办。就在房子里一个人哭，也没有人和我说话。到了晚上晚饭刚过，就来了一个日本兵，这个日本兵又把我强奸了，这个刚刚走，后面跟着就又来了一个……。就这样，这天晚上，共来了8个日军强奸了我，我实在受不了，就大声哭，大声地喊，日本兵不让我哭也不让喊。把我的嘴用手捂住。我要挣扎，他们就打我。到了白天，也有日军到我的房子里，强奸我，不顺从，就打，举起大枪就打，把我胳膊打成重伤，不能再挣扎，不能再推他们。这条胳膊一直疼了很长时间，现在一条长一条短，不能劳动。就这样，我在一个多月以后，就不能坐也不能走动了，全身浮肿，不成人形。 我父亲在家中坐卧不宁，我父母只有我这一个儿女。就在这一个多月中，我父亲到了进圭据点8次，也见不到我。父亲更加着急，尤其听说我病重，他就越急。他找亲戚走关系，找到能靠近日本人的维持会的主事，央求日本人放我回家治病。为救我，父亲回到家中，把家中所有积蓄和值钱的东西卖掉。又把一群绵羊送给日军，日军才允许放我回家治病。 我回到家里，全身不能动弹。每天坐在炕上，全靠父母照顾，父亲四处为我请医生买药。一直到几个月以后，我的身体才有所复原。我的身体刚好，就有密探告诉了日军，日军就又来抓我，家里得知消息后，就把我藏起来，后来又躲到山里去，我不敢回村，一直到日军撤退才回来。 我20岁的时候结婚，因为受到日军糟蹋的原因，我嫁了一位死了老婆的老头，现在他已经去世多年了。 ------------------ 15 尹玉林：我过去的事没有告诉丈夫 尹玉林，生于1920年，山西省盂县西烟镇后河东村人。1941年春，尹玉林和她姐姐尹春林一起被驻河东炮台的日军抓走，姐妹俩在日军炮台上遭受摧残达两年多时间。 在村里，我告诉村里人我要寻找的那些老人的名字时，所有人往往都说村里没有这个人，最后常常是我不得已要告诉他们：这位老人曾被日本人抓到过炮台上，这时大家便都会不约而同地“哦”一声，然后就会用手一指说：唠，那就是进过日本窑子的人的家。人们说这话时，脸上的表情令人捉摸不透。在“进过日本窑子”的老人中，有些人一直隐姓埋名，也有一些是人们不再叫她们本来的名字，因为她们有了一个更让人容易记住的“进过日本窑子的”名字，这个名字，就像一把锈涩的刀，时时为她们割扯开那道伤口。因为进过日本窑子，这一经历改变了她们的一生，因为进过日本窑子，她们就不能再像正常人那样生活，她们在村里抬不起头来，甚至有老人不敢出门，至今不敢与人说话。 在这几十年里，尹玉林一直小心翼翼的在村里生活着，就在几年前，村里人甚至家里人都不知道她“进过日本窑子”的这一经历。那时她深深的埋藏着自己的这段秘密，不和人说话，不敢太多的出门。现在，尹玉林说这个秘密让自己痛苦了一生，她不想再继续埋藏它，“进过日本窑子”那不是自己罪过，制造这一罪过的人才更应该去痛苦一生。 1941年春的一天，驻在河东炮台上的日本鬼子到村里扫荡，我们家里的人没有来得及跑，就都被他们抓住了。我们一家人紧紧的挨在一起，日本鬼子用刺刀把我还有我姐姐和家人分开，然后拉到一边，当着家里人的面，他们就把我和姐姐强奸了。 日本人用刺刀逼着我和姐姐到了他们驻扎的炮台。到炮台后，我们姐妹俩个就又被更多的日本鬼子强奸了一遍。 接下来，每天都是如此。 和我们关在一起的还有其它村被抓来的姑娘。有一个才13岁的邻村小姑娘也被抓在这里，小姑娘的身子很瘦小，每天晚上小姑娘都害怕得要命。我们里面有结过婚的妇女，一到晚上就把这个小姑娘抱在怀里，躲到大炕的角落里边藏起来，让其他妇女躺到炕的边沿上。但是每天晚上日本鬼子还是照样要把那个小姑娘拉出来，一个接一个的糟蹋她。有时候白天日本鬼子也会把她拉到院子里，逼她给他们跳舞，她不会跳舞，就又逼她做各种难看的动作来取乐，小姑娘年纪小，又羞又怕，什么都不敢，日本鬼子就把她推到人群中推过来抱过去的。不到一个月，这个小姑娘就被折磨得全身浮肿，不能站起来了，连上厕所都只能爬着去，后来就连爬都不能爬了…… 我和姐姐也很快就被折磨得受不了了，我们想回家，不想被日本人弄死在这里，我们姐妹俩跑了好多次，但都被抓了回来，每次抓回来都要被毒打，连我们的父母都要受到牵连，被毒打。没有办法，最后只好任他们欺负。 在炮台上两年多时间，我们姐妹俩都患上了妇科病，很严重，下身疼痛，不能走路。后来日本鬼子看我们实在是不中用了，就让家人把我们抬回家了。 姐姐林玉香，被日本人折磨得不能生孩子，后来丈夫就不要她了。她的命比我苦，改嫁了两次。 我后来和杨二全结了婚，还生了孩子。杨二全在十几年前去世了，我过去的这段事情一直都没有告诉过他，也没法告诉他。 ------------------ 16 陈亚扁：糟蹋我的日本兵没有断过 陈亚扁，生于1927年12月，海南陵水县鸟牙峒人。1942年春被日军抓至砧板营军营长期奸污，3个月后被押往崖县藤桥慰安所成为慰安妇，直至1945年8月日军投降。 椰林越来越密，路越来越窄。在离开公路后不久，车终于停了下来。通往村里的路变成了一条只能容一人穿行的小道。同行的人告诉我，由于偏僻，几十年来鸟牙峒变化很小，60多年前日本人进村走的也是这条小道，这是进村的唯一一条路。 小道两边密密的椰林间，隐约看见搭建在其间的房屋，人们透过密密的树隙悄悄地打量着进村的人。 鸟牙峒位于海南岛的东南部。1940年9月，日军侵占了鸟牙峒，在鸟牙峒建立据点后，日军即在鸟牙峒军营中设立了“慰安所”，当时仅4000余人口的鸟牙峒，就有20多名少女被强迫抓去充当了“慰安妇”。“慰安妇”中年龄最小的仅十三岁，最大的不超过十九岁。 在村子的中心，我们来到了一排低矮的小屋前，屋前有块不大的平整场地。带我进村的人就站在屋前那块平整的场地上喊：“阿婆啊！”这时从小屋侧面的一间用椰树叶搭成的茅舍里，探出一位老人的头来。我知道这就是陈亚扁阿婆了。 老人把我们领进堂屋，屋里有些暗，潮湿。堂屋里只有一张木板床，床上铺着光洁的席。老人请我坐到床沿上，然后就赶忙转身进了房间里，不一会出来时，她一边用手扣着纽扣，一边用手抹着头发。老人换了一件干净的衣裳。 老人就坐在我对面的一张小矮凳上，同行的人用海南话告诉她我是记者，从很远的地方来看她。老人便点头，朝着说话的人，也朝着我，然后就看着我，像在期待着回答我些什么。 而事实上第一次在衬亚扁阿婆家，我什么也没有问她。我和老人面对面的坐着，这时她17岁的孙女来看她。老人拉着孙女儿的手，亲切而又平静地说着话。她们说了些什么，我听不明白，那时我只是一直在猜想老人当年被日本兵抓走时，是不是和她的孙女儿一样的美丽？老人在看着孙女儿时，不知是不是也会想起自己那段凋零的花季？ 第二次去陈亚扁阿婆家，是在一个星期之后。当时她仍请我坐在那张铺着光洁的席的木板床上，她仍到边屋里换上了那件干净的衣裳，然后仍坐在我对面的那张小矮凳上。但这次她没有看着我，而是拿过放在墙边的那个用塑料可乐瓶改造成的水烟筒，她慢慢装好烟丝，然后将烟筒堵在嘴上，点燃。老人深深地吸了一下，又长长地吐出一口白烟，说：“孩子，我就是你要找的那个慰安妇，你问吧。” 老人再次深深地吸了口烟，然后再慢慢吐出。她并不等我问，便开始了她那辛酸地叙述。 1942年，乌牙峒的春天和往年一样，在不知不觉中悄悄地到来了。门前屋后的椰树并没有和其它的季节有明显的变化，只是由于一场接一场的雨，让这个春天似乎比以往的任何一个春天都要冷些。 我出生在1927年12月16日的那天清晨，1942年那一年我刚刚15岁。因为出世的时候，浑身红润，脑儿扁平，长得非常可爱，父亲就把我取名为“亚扁”，“亚扁”在黎语中是美丽非凡的意思，父亲希望我将来能够过上好日子。我的父亲陈其义是甲长，他精明能干，为人正直，办事公道，很受乡亲尊敬；母亲善良贤淑，善于持家。我还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我排行老三。虽然家庭谈不上富有，但吃穿应酬一年四季不愁。我就在这样一个家庭中度过了自己的童年。 1942年春天的一个中午，当时，我正在家中的堂屋里编织桶裙，和我一起在家干活的还有刚过门的嫂子，和还没出嫁的姐姐，她俩在舂米，我们三个人边干活边说着话。 突然，两个日本兵闯进了家门，我们姑嫂三人被端着枪的日本兵吓得扔下了手中的活，一时不知该怎么办是好。日本兵叽哩咕噜地讲了一阵日本话，眼睛在我们姑嫂三人的身上一遍一遍来回地扫着，最后停在了我的身上。这时两个日本兵就将被吓呆的姐姐和嫂子赶到屋外，然后拉起惊慌得浑身发抖的我调戏。他们先用匕首割断系在我身上的连着纺车的缠带，接着就拼命地在我身上乱抓乱捏，最后剥光了我的衣裙，把我按倒在地上，轮奸…… 我拼命挣扎，疼得撕心裂肺地喊着，可他们不管我死活，边强奸边兴奋地狂叫。我的身体大量出血，直到我昏死过去他们才罢休。 从那以后，那两个日本兵就经常来欺负我。有时把我抓到军营中，有时就在马背上，或者在村寨外糟蹋，稍有不从就会被毒打。 后来，日本兵就干脆把我关在了军营里。和我一同被关进军营的还有同村十七岁的漂亮姑娘陈亚妹，我们被关在两间简易的木房里，由日军士兵日夜轮班看守，不准走出军营一步。我们成了固定的“慰安妇”。 每天晚上我们都要遭日本兵强奸，一个人至少陪两个，多的时候三、五个不等。 在军营里，我还见到其他20多名姊妹被抓进来，白天，她们给日本兵干杂活：洗衣、煮饭、种菜、拾柴……晚上，她们被逼着为日本兵唱歌跳舞，给日本兵挑水洗澡擦身，还要陪他们睡觉，日本兵随意糟蹋她们。我和陈亚妹，日本兵不要我俩干重活，白天我俩给日本兵做饭用的大米挑挑砂子，在院中收拾收拾房子，夜里就被他们糟蹋，有时白天也逃不掉的。 3个月后，砧板营日军奉命把我押送到了一百多里外的崖县藤桥慰安所。 在藤桥慰安所，日本人把我关在一个盒子式的木楼上，楼下还关着其他姊妹。每天晚上，都得忍受日本兵的糟蹋，遇到轮奸时至少是二、三个，多时有四、五个，人来人往整夜不断，乳房被日本兵乱抓乱捏得钻心的疼。日本兵不把我们当人看待，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用各种方法和动作对我们进行折磨，常常让人死去活来…… 由于当时我年纪小，不来月经，来糟蹋我的日本兵从没有断过。 白天夜晚，我也都能听到其他姊妹们撕心裂肺的呼救声和哭喊声，同时也听到日本兵的笑声。在藤桥慰安所的日子，我整天哭，要求他们放我回家。 后来，我的父亲通过在日伪砧板营当自警团长的亲戚陈仕连的担保，我才能够从藤桥慰安所被押回离家近些的砧板营日军军营。 我以为从藤桥慰安所回到砧板营日军军营，就可以经常与家人团聚，可是日本人就是不让我见家人的面，他们把我关在砧板营军营的一间房子里，春去冬来，衣裙破了需要添换，都只许通过看守人员递进来。日军砧板营军营离乌牙峒仅一里远，村里鸡啼狗叫牛哞声都能听到。 从不满15岁到18岁，我在日军慰安所里长达三年多，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军投降，才能够逃出来与家人团聚。 回到村里后，人们就都叫我“日本老婆”、“日本妓”，人们歧视我，看不起我，仇恨我，我只好逃到吊罗山里躲起来，过着野人一样的生活。直到解放后，人民政府把我从山里请回来，分给我土地，给了我自由。 1957年12月，我30岁的时候嫁给了卓亚黑，卓亚黑是一个原国民党士兵，人又很丑，一直娶不到媳妇，所以就要了我，结婚一年后，卓亚黑就死了。3年后，解放军退役老兵卓开春与我结了婚。我和两位丈夫，前后怀过9个孩子，但是由于身体曾经受到日本兵长期的糟蹋，一直有病，前8个孩子有的死于腹中，或早产、流产。为了能够有一个孩子，我和丈夫到处寻医问药，经过多年治疗，1964才年生下了女儿卓梅英。 我的第二个丈夫在1996年病故。 由于有过那段经历，使我常常感到愧对女儿。女儿家的生活不富裕，为了不给女儿添负担，我一直一个人过。 ------------------ 17 黄有良：那夜我哭了一个通宵 黄有良，生于1927年，海南陵水县人。从1941年起，便屡遭日本侵略军的性强暴，1942年被日军抓至藤桥慰安所，有长达四年之久的慰安妇生活。 1941年，日本侵略军占领了黄有良的家乡——陵水县田仔乡架马村。从此，这里的人们结束了世外桃园般的宁静生活。 日军为了消灭活动于田仔乡一带的中共琼崖游击队，准备开通一条从三亚藤桥至田仔的公路，称为“陆田大道”，为了修这条“陆田大道”，日军四处抓劳工，他们包围住村庄，不让任何人跑掉，然后挨家挨户搜查抓人，附近村庄里的男人几乎全被抓去当了劳工，而许多年轻的妇女则也被抓走，她们被逼迫着去干一种更灾难更屈辱的活——充当“慰安妇”。 “陆田大道”修好后，日军的魔爪就伸进了大道两旁的村寨。不久，在田仔乡架马村附近约40米的地方，日军设立了据点，美丽的架马村从那时起开始变成了一座地狱。 黄有良的苦难也就是从那时开始了。 那年我刚15岁。记得是农历十月初五的那天早上，我挑着稻笼，往村外的水田走。忽然听到一声叫“站住！”我抬头一看，只见前面不远处，站着一队日本兵，我吓得扔下稻笼，拔腿就往山里跑，后边10多个日本兵喊叫着追过来。最后我实在跑不动了，就被他们抓住了。一个日本人叽里呱啦地对我说着什么，我脑袋发胀，什么也听不懂。一个日本兵就把我抱住，在我脸上乱亲；还有日本兵就饿狼似地在我浑身上下乱摸乱捏，还剥开了我的衣服和裙子……我抓住捏我乳房的那只手，狠狠地咬了一口，被我咬的这个日本兵就拔出军刀，朝着我的头要往下劈…… 这时有一个军官模样的日本人朝着那个日本兵大叫了一声，那个日本兵就放下了刀退到了一旁。我已经被刚才发生的一切吓呆了，这个军官看了看我光着的身子，又向那些日军士兵叽哩咕噜地说了一番，然后他手一挥，日本兵便都走开了。那些日本兵走开后，这个军官就走过来搂我，还亲我。我挣脱后，又拼命逃跑，这次他们没有追过来。过了很长时间，我以为没事了，便回到田里穿好衣服，把稻谷挑回家。谁知道这个军官竟悄悄地跟在我的身后，一直来到了我家里。这时他就一把将我拦住，把我抱进卧房，然后按在床上，撕开裙子，强奸了我。 下午，我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母亲，母亲伤心地哭了一场。我的母亲双目失明，我们一家3口人，全靠父亲一个人干活维持全家生活，家境十分贫寒。那天晚上，因为害怕日本兵再来，我就躲到邻居家住。那一夜我哭了一个通宵。 第二天那个军官又带着几名士兵来到了我家。他走进卧房找不到我，就让我父母手脚着地趴着，对我的父母拳打脚踢，父母被打得昏倒在地上，躲在别人家里的我，听说父母被日本兵打昏过去了，就只好回家。 见我回来了，那个叫“九壮”的军官就又强行把我拉到房里，将我脱得赤条条的，玩弄，最后把我按在床上，强奸。 “九壮”他们以后夜夜来我家。为了不让父母再被毒打，我只好任凭他们对自己糟蹋。 1942年4月的一天，“九壮”带了几名日本兵开着军车来到我家，把我押上车，送到藤桥，关进了警戒森严的军营当“慰安妇”。 和我一起被抓来的妇女都被关在一个大的房间里，比我们先抓来的妇女被关在另一个房间里。房间里有床，有被，有席子，有蚊账，房间门口都有哨兵把守，不准我们随便走动。白天，勤务兵安排我们做杂工，如扫地、洗衣服等，夜间逼迫我们陪日本兵睡觉，经常受到几名日军轮流糟蹋，还强迫你做各种动作，直到他们满足为止，根本不把我们当人看待。 我的一位同伴，名叫陈有红，几名日本兵要轮奸她，她死也不从，便遭了毒打，最后也还是被强暴了，日本兵把她糟蹋得子宫破裂，血哗哗流，止不住，两天后她便死了。还有一位姑娘，抓来的当夜就被几名日本兵轮奸，她受不了了，就咬断了舌头，后来自杀身亡了。 在慰安所里，我们不停地被轮奸，日子很难熬。当时暗中想过许多办法，想逃走，但日军看得很严，逃不出去。有一位姐妹趁天黑出门方便时逃走了，结果又被抓了回来，日本兵把她打得死去活来，然后又把她禁闭了起来。以后，我们就不敢再有逃走的念头了。 1944年6月中旬的一天，我们村里的黄文昌冒死来到了藤桥日军营部找我，见到乡亲，我心里既高兴又难过。开始由于旁边站着日本兵，我们谁都不敢说话。 等日本兵走了，黄文昌才悄悄地对我说：“你父亲死了，快回家吧！”听到这个消息，我就大哭了起来，不顾一切地去找日军军官，要求回家给父亲送葬。起初日军军官不理睬，我和黄文昌就跪在地上向他们苦苦哀求，最后他们才终于同意我回家。 傍晚，黄文昌带着我从藤桥抄小路走，深夜一点才回到家。一进家门，见到父亲没有死，还在，我和父亲抱头痛哭。原来这是父亲和黄文昌为了帮我从日本人手里逃出来想出的计策。 鸡叫头遍的时候，父亲和黄文昌拿着锄头粪箕，悄悄的在村边的荒坡上堆了一个假坟。然后，我们一家就连夜逃往他乡了。 据说，我们逃走后不久，日本兵到村里来抓给我，村里人就对他们说我因为父亲死了太伤心自杀了。日本兵查看了那座假坟后，也信以为真，便回藤桥去了。 1945年，日军投降了，我回到了家乡。 ------------------ 18 陈金玉：我心里的屈气还没出 陈金玉，生于1925年，海南省保亭县南茂场北懒下村人。1941年被日军抓去当劳工，之后被编入“战地后勤服务队”，成为日军性奴隶。1945年6月逃出日军营地，一直藏身于荒野中，直到日军投降。 从保亭县城到加茂镇的北懒下村，其实并不很远，但却需要走很长的时间。 在村里找到陈金玉老人那两间低矮的小屋时，她刚刚从地里回来，坐在自己的小屋门前。陈金玉老人那两间低矮小屋的门前放着一口棺材，这口棺材是她为自己准备的，是在老伴去世的那一年和老伴的棺材一起打好的。陈金玉的老伴是在10年前去世的，她说老伴是自己这凄苦人生中最护着她的人。日本投降以后，刚刚从日军的魔窟中走出不久的陈金玉，经人介绍嫁给了一位当长工的农民，婚后两人感情一直很好，他们相濡以沫相互携持共同度过了近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并养育大了五位儿女。 10多年了，陈金玉的棺材就一直放在自己那两间小屋的门前，老人望着棺材说：想起自己经历过的那么多屈辱和至今自己仍在承受着的冤屈，有时就真想早些躺进去。 陈金玉老人穿着自己编织的筒裙，赤着脚，脚面上刚才在地里时被藤条拉开了一条口子，见口子上的血止不住，老人就跛着腿到屋后的草丛里采了一片叶，然后把叶沾上唾液贴在脚面的血口上。 老人就坐在她自己的棺材旁，这使她的讲述注定有了许多凄楚的味道。 因为没有油漆，又经十多年的风雨侵蚀，棺材看上去就像是一截有点腐烂的原木，陈金玉不时地用手去抚摸它，“它在这等了我十年了，可我心里的屈气还没出，我进去也不能瞑目。”老人就这样开始了她的那段屈辱生活的回忆。 1941年初，日本人在我们这建据点的时候，我才16岁。当时日本人把我抓去当劳工。开始时，我被派去种水稻，种蔬菜，不久就被编入了“战地后勤服务队”，那时我根本不知道“战地后勤服务队”是干什么的，只觉得当了队员比其他劳工要轻松一些。进了“战地后勤服务队”后，我就被安排去抓烟草虫。这时天天都有日军监工在监视着我们。在我当了服务队队员后的第七天，我和其他姐妹正在吃午饭，日本兵来到了我们住的工棚，叽里呱啦说了一阵子后，翻译就对我说：皇军叫你现在去他的房间，有事找你。当时我非常害怕，但又不敢不去，就跟着他们去。我一进房间，门就被乓的一声关上了，我当时就被吓得叫了一声，结果便挨了一个嘴巴子。日军比划着要我脱掉裙子，我不肯，他就扑上来把我扒了……那是我第一次被强奸，我疼得叫起来，日本人就不许我叫，还打我嘴巴。 被强奸后，我很害怕，就趁监工不注意的时候，逃回了家。刚刚逃到家，就被日本人发现了，他们把我从家里抓了回来。抓回来后，日本兵把一把军刀倒插在地上，要我在军刀上面弯下腰手脚着地，军刀的刀尖刚好抵在我的肚子上。撑了一会儿，我就感觉撑不住了，但是一撑不住就会被刀尖戳死，所以我就咬着牙死命地撑。这时，日本人还用棒子在你的腰上打。后来我实在不行了，就向他们求饶。 从那以后，我就天天都要被日本人强奸。就连来月经的时候也从来没有被放过。实在受不住了，就又想逃。 有一天下午，我和姐妹们一起到加茂河洗澡，我就偷偷潜水过河南，爬上对岸就跑，结果又被岗楼上的日本哨兵发现了。这次被抓回来后，先是一顿毒打，之后被拉到操场上，要我四肢着地，像牛一样爬。 当时正在下大雨，身上刚刚被打出了很多伤口，雨水一淋钻心地疼，我没有爬几步，就趴在泥水里，不能动弹了。当时多亏了姐妹们通过翻译官向日本人苦苦哀求，我才保住了命。以后，日本人看得更严了。 1945年6月，有一天日本人显得很慌乱，他们持着枪进进出出的，像是发生了什么事。这时我便趁天黑游过加茂河，逃回了家。我刚一到家，日本人就又追了过来，我当时被吓坏了，想这一次被抓住，就活不成了。我就跑到了保长家，保长就对我说快往山上跑，到山里躲起来。我逃的时候，远远的都能听到追我的日本兵在对保长大声叫。 我在大山里躲了两了多月。有一天，家里人找到我说“哑客”（当年当地人对日本人的称呼，意思是不能和他说话的人）下海了。我就小心地从小路摸回家，村里人都说日军据点里已经没有人了。 日本人走了后，我就嫁给了自己的男人。因为当初我一直不吃日本人发的“预防丸”，所以我还能生下孩子。 ------------------ 19 林亚金：他们来弄得满身是血 林亚金，生于1926年，海南保亭县南林乡什号村人。43年10月被日军抓去，在多个日军据点间辗转充当性工具，因被蹂躏至病得以回家。后又多次遭日军集体轮奸。 我曾经三次犹豫过放弃对林亚金的寻访。 林亚金所在的什号村很偏远，从保亭县城到什号村不通车，也不通路，在最大的地图上也找不到它的名子。花了一两天的时间，我在小县城里四处打听去什号的路径，人们大都不知道这个小村子，偶尔有人知道，也都说那里不好去，也不好找。我有些不相信，就这么小的一个县，那么大的一个村庄能不好找到哪里去？于是我决定去租车，自己直接去找。在这个不大的县城里，出租车的生意并不好做，出租车的人也都很热情，但当我说要去什号村时，他们便都不再理会我，在我的再三追问下，就有人真诚地告诉我：伤车，那里真的不通路，去不成。这时，我第一次有了放弃去什号村的想法。 第二天一早，我决定还是要去什号村。以正常租金的两点五倍，我终于租到了车。而这时，天却开始下起了雨来。路很泥泞，车总是陷到泥坑里，走不了多远我就要下来推一次车，红色的泥浆和雨水将衣服裱得铅一样沉，路两旁的杂草树枝狠狠抽打着我和车身。什号真的并不好找，路很乱，蛛网似的四处延伸，我们在树林里，在有着茂密植被的山野中盲目地穿行。司机常常会突然停下车，扭头问我：还往前走吗？这时，我第二次想放弃去什号村。 在一阵犹豫之后，我还是要去什号村，而这时司机也作出了他的决定，他不再前行。司机把我带到附近的一个村庄里，找了一位熟悉路线的村民，让这位村民用摩托车载我继续去什号村。 什号村终于找到了，就在一条宽阔而又湍急的河流的那一边。沿着河边上下绕了很长的时间，也没有找到通往河对岸的桥。雨还在下，河水还在往上涨。摩托车驾驶员说：回吧。这时，我第三次有了放弃去什号村的想法。 我无法不去什号村。看我要过河，摩托车驾驶员先是拼命阻止，见我决心已定，他就到树林里折了根树枝给我，要我拄着它一探水深。在岸上摩托车驾驶员的手舞足蹈大喊大叫的指导下，我终于渡过了河，走进了什号村，找到了林亚金老人。 下面是林亚金老人的讲述。 那是1943年10月的一天，我和谭亚銮、谭亚隆还有李亚伦4个姑娘一起，正在稻田里收割水稻，突然听到邻村方向响起了密密麻麻的枪声，我们害怕被子弹打中，就趴在稻田里，探着头朝邻村方向看，一点都不知道这个时候背后有一队日本兵在悄悄围过来。 当天，我们4个姑娘被日本兵押着，翻过了一座山，到了崖县一个叫什漏的村里。 到什漏村后，我们4个人就被分开关在4间茅草屋里。村里的人都在日本人到之前逃走了，留下的都是空屋。 日本兵四五人一伙，找我们一个一个地问话，问我们抗日游击队在哪里。我们实在不知道，看着日本兵那么凶，就都害怕得哭了起来。 记得问我话的4个日本兵中，有一个翻译。他们问完话走了，把我一个人锁在了屋里。第一个晚上就这样过去了。 第二天傍晚，来了另外4个日本兵，其中也有个翻译。几句问话后翻译就退出去了，听翻译说这三个日本人是当官的。这天晚上，我就被这3个当官的轮奸了。这三个日本人都不是人，痛得我使劲地喊，他们见我痛得直喊，就煽我的嘴巴，不让我喊，就这样一直捱到他们倦了才停下来。 从那以后，每夜都有日本兵来找我，每次3至5人不等。轮奸时，往往是一个强奸，其他的在一边看，还笑。天天如此。每天三顿饭，有伙夫送来，每顿一个饭团和半条鱼，有时是一小块猪肉，但我由于天天被糟蹋得浑身酸疼，饭也吃不下。 白天被关起来，大小便都不自由，夜里被糟蹋，弄得人死去活来的。我想逃跑，但跑不了。茅屋外面，有木板搭成的岗楼，有几个当兵的轮流着站岗。在什漏村过了10天，我们被送到了南林日军据点，关进一间铁皮盖的房子里。 南林日军据点离家里不过两三里路，远远的都能看得见我们的村子。离家这么近也不能回家，父母也不知我的死活，就这样在这里每天被三五个日本兵轮流糟蹋。那时常常想到过死，又一想父母可怜，无人照顾。 在南林日军据点关了不久，他们就又把我重新押回什漏日军据点，和来时一样，有6个日本兵押送，前面3人，后面3人，怕我逃跑。 回到什漏日军据点，还是单独关在一间房子里，不过破例可以走出屋子。据点边上驻有一个中队伪军，中队长是当地黎族人。因为是同乡人，我壮起胆子认他为大哥，恳求他救我出去。我向他诉说自己的非人遭遇。我说，这不是人生活的地方，日军每晚都来轮奸我，连月经时也不放过，只叫我洗一洗下身，擦干了他们又来强奸，弄得满身经血。 一个多月后，我生病了，皮肤发黄，浑身浮肿。伪军中队长见我可怜，就叫我认他干爹，趁便给我帮忙。他向日军求情，说我生了病，家中母亲也病危，需要回家探望，顺便也好看医生吃药治疗。日军见我焦黄的样子，已失去兴趣，这才同意放我回家。回到家，才知父亲真的生病了，而且病情严重。不久父亲去世，剩下母亲和我，母亲让我到什丁姐夫家吃草药治疗。两个多月后，身体逐渐好转，那已经是1944年初夏了。 因母亲体弱多病，家中贫困无法生活，我就到罗朋（崖县境内）村去，给一家人打工。这家主人是农民，没有儿女，我给他们干农活，有饭吃，还有点钱为母亲治病。大概有半个月吧，有一天，这个村来了4个日本兵，是罗朋据点的，他们发现我，就硬拉我上山去砍扫把，我担心挨打，只得跟他们上山。行前那个翻译被日军支走，3个日军押着我上山，由于语言不通。只用手比划。谁知到了山上，他们并不让我砍扫把，他们拽住我，粗暴地乱捏我的胸部，痛得我直叫。日本士兵全不顾我痛苦反抗，就将我按在地上，扯破衣服把我轮奸了。我没有办法，只能大哭一场。我将白天的遭遇告诉主人，她也很担心，劝告我早点离开此地，不然，那些禽兽还会来找麻烦的。于是我只好回家了。 不久，弟弟庆安生病，在县城住院医治，我去探望。路上必须要经过一个日军哨所，快走近哨所的时候遇到了3个日军士兵，这时正好周围又没行人，他们拦住我，叽哩呱啦，动手动脚，虽然我听不懂，但心里明白，今天又要遭殃了。眼看无人求助，我转身往回跑，但跑不过日本兵。他们把我拖到路边的山坳轮奸。本来我的身体已经很虚弱，再也承受不了他们这般糟蹋，于是我大声哭喊，拼命挣扎，希望有人来救。恰好一位农民老伯下地看水，路过此地听到呼救声，扛着锄头就赶过来。此时日军发泄完毕，弃下我溜进哨所去了。老伯见我衣服被撕烂，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一边不绝地骂着畜牲，一边扶起我，叫我跟他回村里。我双腿麻木，已是走不动了。老伯就把我背到他的家。直到第二天我的感觉才好了些，却再也不敢去县城了，回家后，我再也不敢出门了。 听别人说，和我一起被抓到什漏日军据点的谭亚銮、谭亚隆、李亚伦也受尽折磨，直到日军投降后她们才回南林老家。当时因我生病不能去看望她们，只听乡亲说她们3人个个皮肤蜡黄、全身浮肿，在家服药治病。1946年春夏之间，她们都先后死了。 1951年初，我嫁到罗葵什号村。 “文革”那些年，因我曾当过“日本娼”，被批斗，不能参加贫下中农召开的会。 ------------------ 20 杨阿布：我跑了村里人会遭殃 杨阿布，生于1920年，海南保亭县保城人。1940年春起屡遭日军强奸并怀孕， 1941年10月生下一男婴，不久夭折。1942年被迫当劳工其间，遭日军扣留，成为日军长期发泄兽欲的工具，只至1945年秋，日军投降后才得以回家。 家人都去干活了，杨阿布的小屋里便只剩下她和我两个人。这时老人紧紧地盯着我，就像我不在时她便紧紧盯着门外的椰树林时那样。我坐在离她有四米远的另一张床上，这是她丈夫睡觉的地方。 她就这样一动不动地认真地盯着我看，看了很长一段时间后，突然地将自己的双手伸向前面，在空中不停地挥舞着、抓着，嘴里说着我听不明白的话。老人的耳朵已经听不见声音，所以她的嘴里发出的声音特别大。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就非常紧张地走近老人。老人看着我，更加使劲地挥舞着双手，向前抓着，嘴里也发出更大的嚷嚷声。她似乎是在向我描述一件极其恐怖的事情。 老人不止一次地对着我重复这样的动作和声音。在这间黑暗而又充满着一股霉味的窄小房间里，我有点毛骨悚然。 老人的儿子回来后，我便立刻有些夸张地向他报告这件事情。老人的儿子听了我的报告，并没有什么反映，他说妈妈那是在向你讲述她的梦，她告诉你在梦里有许多日本兵来抓她，她对家里的所有人都讲过这个梦。 老人的儿子还告诉我，因为害怕这梦，老人就不敢睡觉，后来她就要求儿子给她一把刀。儿子没有办法，就真的给了她一把刀。每天睡觉之前，老人都要使劲地磨这把刀，只有手里握着锋利的刀，她才能睡觉。 我和老人说话，要经过老人的儿子来翻译，这很麻烦，甚至绝对残忍。老人由于耳聋，说话的声音很大，而我的每个问题，老人的儿子都要用喊叫的形式才能转达给老人，这使得他们母子俩看上去像是在吵架。 下面是老人的讲述。 日军飞机轰炸保亭县城后的第二年春天，大批的日军占领了保亭县。有不少村民外出逃难，到南圣等地去了。我的家人和没法逃跑的村民留下当了顺民。 日军侵占县城后，马上在各地建立据点，驻扎部队。一个月后的一天，日军巡逻队5名骑兵来到村里，当时我正在家里和同村的一个姐妹在织筒裙。日军进村后，骑马乱闯，两个日军突然闯进我家，看见只有我们两人，一个日军抓住我的伙伴，拉出去了，另一个翻译的日军，将我紧紧抱住，捏我的胸部。我又痛又非常害怕，拼命挣脱往外跑。他追出村边，捡石头扔中我的腰，我痛得跑不动了，他就把我拖到村边的山里，把我强奸了。 由于缺粮，几天后我去毛弄村姑妈家讨玉米。谁知回家时，在田边，又遇 上巡逻归来的那5名日军骑兵，那个翻译也在里面。他认出我，下马拦住去路 不让我走。硬把我抱到田边背角处，再次强奸了我。 后来，我到村前地里挖番茨。快到中午，突然又来了6个日军骑兵，有一个从背后走向我，他把我拉到村前小河边的树丛中，光天白日他们一起把我强奸了。 因为我会唱歌，村中女孩出嫁都喜欢请我去。有一次，村里一个姑娘要出嫁，她是我平时的好友，请我去了。婚礼结束，我回家路过县维持会，遇上几个日军，他们把我拉到维持会一间小房中，轮奸。维持会长知道此事也不敢出声。 由于多次被糟蹋，那时我总觉得身体不好受，浑身酸软。 不久我怀孕了，为了逃避日军，我怀着大肚子东跑西躲，有时躲进山寮里，有时到远亲家藏一段时间。1941年10月，我把小孩生了出来，是个男孩，但不久就死了。 后来我家搬到什东村居住。什东村甲长是族里大哥，叫杨老浪，胆小怕事。日军说我长得美，几次下村找不到，就命令甲长把我亲自送到扎奈，日军威胁说如果不把我送去，就要杀村里人。甲长害怕极了，只好把我找回来带去扎奈交给日军。 在扎奈劳工队，日常劳动是插秧、耕地、锄草和收割。 在扎奈的日军不让我回家。白天或晚上，他们三五成群来检查工作，只要他们看中的姑娘，就被糟蹋，轮奸。有个姑娘被拉去几次，不久就想法逃跑了。我不能跑，我怕我跑了村里人会遭殃，就只好忍受下去，被糟蹋的次数也最多，有时一天二次，多则四五次。 在扎奈期间，起初是几个常见到的日军找我。时间长了，日军的脸孔常常变换，但不管是什么样子的，都是动作粗野，拼命发泄，完了就走。我从未拿到任何钱和物，但“预防丸”是少不了要我吃的，日本人每次都看我吃完才走开。像我一样遭罪的还有几位姐妹。 我们不能回家，有时家人请保甲长求情，日军才允许回家探望父母，不过时间很短。 1945年秋，日军投降，我才回到家乡，后来嫁到什曼村。 由于被日本兵糟蹋，我身体坏了，腹部和下身时常疼痛，几十年吃药不少，总也不好，还丧失了生育能力。 ------------------ 21 蒲阿白：我被抓走，家人不知道 蒲阿白，生于1915年，海南省三亚市凤凰镇人。1941年被日军抓去，当日即遭多名日军强奸，并被关押。一年后被转移至司令部，直到日军投降。在被关押期间怀孕，生下一女孩，女孩15岁时受伤致病，后在井旁打水时病发，落井死亡。 找到蒲阿白时，是在凤凰镇的一个菜市场上。 蒲阿白坐在一个已经收滩了的肉滩旁，面前摆着一匾子槟榔。菜市场里很安静，也很闷热，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腥臭味道。中午1点了，菜市场上已经很少有卖菜的人，而买菜的人根本就没有。 老人始终沉默着，嘴里嚼着槟榔。 带着我来的是老人的村里人，他小心翼翼地问她：阿婆，年轻的时候你被日本人抓去过是吗？ 老人沉默着嚼着槟榔，没有回答。鲜红的槟榔汁从她的嘴角溢出来，她用手去擦了一下。 我们和老人一起沉默着坐在无人的菜市场里。过了很久，村里人又一次轻轻地说：阿婆，村里人都知道，这几十年来你忍着天大的憋屈，难道你真的就想这样忍一辈子吗？阿婆，说出来吧。 鲜红的槟榔汁再次从蒲阿白的嘴角流了出来，老人抬起手来，但她没有去擦嘴角，而是拭了一下眼睛。 老人沉默着收拾起了槟榔滩。弓着背，拄着杖，领我们去一处地方。 老人来到了一处离海滩不远的沙地上，沙地上长满了荒草，在荒草与荒草之间，是一个个隆起的小沙丘，昏黄的夕阳照在这一个个小沙丘上，显出丝丝凄凉。这里是墓地，老人那个早逝的孩子就埋葬在这里。 老人蹲在地上，用手在每一个小沙丘前的石头上摸着，她已经辩不清自己的孩子到底躺在那一个小沙丘里，她只记得孩子的墓前有她放着的一块石头，可现在每一个墓前都有一块几乎相同的石头。老人用手摸着石头，就像抚摸自己孩子的脸，她能辩别得出这其中哪个是自己的孩子来。 就这样，老人在她孩子的墓地里，第一次向别人讲出了自己的那段往事。 我当时正在村里的池塘边洗衣服，日本兵就过来了。他们就不让我洗衣服，把我洗的衣服扔到水塘里。要我跟他们走。 日本人边推带打就把我带走了，家里都还不知道。 当时同村有一位姐妹和我一样被抓去了，她叫江娜日（音）。 抓去的是一个有许多人干工的地方，先进了日本人住的房子里。 当天就被日本兵强奸了，强奸的时候有三四个日本兵一起。完了就被关了起来。 被关的那些天，还是天天被强奸。当时就很害怕。 直到许多天以后，不关了，被放出来了，但不能回家，只能在日本兵的兵营里为日本兵做“服务”，白天为他们洗衣服、打扫卫生，晚上供他们强奸。 就这样子干了一年左右。 后来我被转到了一个新的地方，那个地方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子，只记得是在山里，是个打石头开山洞的地方，那里有司令部，还有情报部。住的房子是用杉树搞起来的，然后用油漆刷成绿色。 我一个人住一个房间，每天晚上都有日本人来。 就是在这里期间，我怀孕了，日本人投降后四个月，孩子出世了，是个女孩子。她真不该来这个世界的。 我带着孩子生活了两年。两年后，和同一个村里的人陈文辉结了婚。 女儿长到15岁时，有一次被同龄的一个孩子打了，那个孩子说她是鬼子的种，就打了，得了后遗症，走路都是拐拐的。有一次她去井边打水，病就发作了，掉到井里死掉了。她就埋在这里了。 ------------------ 22 林爱兰：把我吊到屋顶上用棍打 林爱兰，生于1925年，海南省临高县南宝县人。18岁时被日军抓去充当慰安妇女，因不堪日军蹂躏，曾逃回家中，后被抓回，母亲被日军杀死。日军投降后，回到村里，后改名流落他乡。 在村里，人们都叫林爱兰阿黄，没有人知道她还有个名字叫林爱兰。 和林爱兰一起生活的是她的女儿林宝香。林宝香今年只有16岁，刚刚在南宝乡初级中学毕业。林宝香没有上高中，她说家里没有钱，另外妈妈岁数大了，身体又不好，也要人照顾。考高中的时候林宝香没有去临高县城考试，她怕考上了不去上，伤心会厉害一些，所以干脆就没去。 林宝香不是林爱兰的亲女儿，林宝香是16年前林爱兰在乡医院里拣来的。林爱兰自己不能生孩子。 16岁的林宝香是个漂亮而又懂事的孩子，她说自己小时候很奇怪母亲怎么就会这么老，常常问母亲这是为什么？后来懂事了，就不问了。 因为早年身体受过伤害，现在林爱兰已经不能走动了，在房间里全靠一把椅子挪来挪去，还有靠林宝香抱过来抱过去。林宝香的个子很小，挪动林爱兰的时候，很吃力。 林爱兰和林宝香母女俩的生活现在靠政府每月补助的108元钱生活，要省吃俭用才够用。 林爱兰几乎从来都不向人说起自己的过去，她60多年前的那段经历女儿林宝香也并不太清楚，林宝香只是隐约能感觉到妈妈的这一生似乎很坎坷。 这是林爱兰第一次当着女儿林宝香说出自己的过去。 1943年2月的一天，我到邻村走亲戚。回来的时候，遇上了一队日本兵，他们就把我抓去了。那一年，我18岁。那天村里和我一起被抓去的有4个人。 日本兵把我带到兵营里，兵营里这时已经有许多姑娘被抓来了，都是附近乡村里的。日本兵把我们分开成两组，我和其他几个姐妹先被带到了一个住处，另一组的姐妹就不知道被他们带到了那里。晚上我们就睡在地铺上，每人有一条毯子。当天半夜，就进来一群日本兵，他们把我们按在地铺上，剥去衣服进行强奸。有的姑娘一连被好几个日本兵强奸。我就紧紧抓住裤带不放，一个日本兵就举起军刀要砍我的手，我只好放开了手，另一个日本兵就趁机剥下了我的裤子。后来，我还是反抗，就被另一个日本兵用什么东西刺穿了我的大腿，我疼得昏了过去。 第二天，我被姐妹救醒，发现自己赤身裸体躺着，就痛哭了一场。 被抓去几十天以后，有一天我和另外两姐妹找准了空，就逃了出来。可是哪里能逃得了啊，不到一天，又被他们从家里抓了回去，抓我的时候，母亲就被日本兵活活打死了……是我害了母亲。抓回去后，日本人就打我们，把我们吊到房顶上用棍打，往死里打啊。 这次被抓去后，我就被送到了加来。当时日本人正在加来修建机场。 那时，日本人抓了很多人去加来，被抓来的人他们在加来当牛做马，白天干的是牛活，晚上住在烂草棚里，四周围还围着铁丝网，出不去，也进不来，连大小便都只能在自己住的棚子边，就像个活地狱。 修加来机场时，到底死了多少人，谁也说不清楚，有病死的，有饿死的，也有累死的。 在加来，我们住在木板做成的房子里，天天都有许多日本兵来玩弄，经常痛得两眼发黑，呕吐，但又不敢挣扎，只能咬紧牙，忍。 这些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我是在日本人投降后才自由的。来到这个村里时，我改了名字。和我一起被抓的姐妹都已死了。 ------------------ 23 谭玉莲：这一辈子受尽了屈辱 谭玉莲，生于1925年，海南省保亭县南林峒人，1942年日军侵占南林峒时，她和同村的其他几位姑娘一起被日军押送到据点，成为“战地后勤服务队员”，受到难以忍受的凌辱，直到日军投降。 日军投降，意味着谭玉莲屈辱的“慰安妇”生活的终结，但并不意味着谭玉莲从此就走上了正常的生活轨道，事实上那段恶魔般的日月，整整影响着谭玉莲的一生。 结束了凄惨的“慰安妇”生活几年之后，谭玉莲有了自己的家庭，而这个家庭从一开始似乎就注定要充满太多的悲苦。婚后，谭玉莲先后怀过或生育过多个孩子，但都因为那段特殊的经历在她身上造成的伤害而未能使这些孩子成活。只到多年以后，谭玉莲才实现了一个女人做母亲的愿望。 “文革”时，因为曾经当过 “日本娼”（当地人对她们这些曾被日本侵略军抓去过的女人的称呼），谭玉莲被批斗、罚跪、拔头发、掌脸，再一次饱尝屈辱。许多和她一样当年被逼迫成为“日本娼”的人，也大都在“文革”中又一次经受了非人的屈辱，而谭玉莲在下面讲到的那位当年和她一起被日军抓去，并且又一起熬过了长达几年的日军性奴生活的谭亚细，则在大会上被挂牌、游村、批斗后，屈辱死去。 这一辈子受尽了屈辱，老人说有生之年最大的愿望是想为自己讨回清白。 见到谭玉莲时，老人正在儿子家看病，还是那段经历，使她的身体有了太多的创伤，谭玉莲不得不一把一把地吞药。平时老人都是自己生活，病得不行时，便来儿子家，她自己没有看病的钱。 我记得，日军占领了南林峒后，就在这建了据点，还修了三亚到南林峒的公路。三亚到南林峒的公路修通后，日军又要修另一条连接三亚的公路。这条路从南林峒的庆训村开始，翻越山岭到一直到三亚。那时日军就在附近各村征集劳工，我是第一批被征集的劳工。 当劳工的第一天，在工地上砍山开路时，我就被日军挑选了出来，还告诉我不准回家。同我一起被挑中的还有谭玉莲、李亚迈、谭亚细几位姑娘。当时日军安排我们住的茅屋就在离他们据点很近的一条河边。我们每天把生盐晒成粉装袋，或煮酒，然后送进据点供日军使用。 当劳工的第二天，4个日本兵叫我们4位姑娘跟他们去打斑鸠。我们也就只好跟着。进山后，我跟着的那个日军，叫我钻进草丛中寻找被他打中的斑鸠，他就站在我背后，在一个石洞边他就突然把我抱住，双手使劲地抓我的身体。我吓坏了，一边拼命反抗，一边喊救命。日本兵见我这样就打我耳光，我当时被打得头昏眼花，就不敢叫了……被他强奸后，我下身非常疼，哭又不敢出声，就悄悄流眼泪。其他3位姐妹情况也跟我一样。 我们4人白天晒盐、煮酒，还要为日军洗衣服，搞卫生。我们住的茅屋里没有床，就在木板地面上4人一起睡。晚上，日军要求我们随叫随到，如果不服从，就要受惩罚，将她锁在屋里，一关5天。被叫去的姑娘按指定到他们住的房子里，随便他们糟蹋，不许叫，不许喊，不许反抗，不然就挨打。常要我去的是个留仁丹胡子的日军，听翻译说他是队长。这个队长很凶，稍不顺意就要打人。有一次，有个日本兵说我不听话，我就被禁闭了5天，刚一放出来仁丹胡子就来找我，完了又说我哭喊反抗了，我就又被关了7天。这7天里每天由伙夫送饭，每次一口盅稀粥，没有筷子，也没有菜，仁丹胡子还是不停来强奸我。 1944年春，日军在大村扩建据点，我和谭亚细、李亚迈、谭玉莲被押送到了大村据点。在大村据点日军要我们砍山、锄草、扫地、洗衣服、搞日军住宅卫生，还要被他们强奸。 大村据点有日军30多个，南林峒据点约有100个，南林峒据点的山下还有个日军兵工厂，据说生产武器弹药，日军也曾押着我们4个姐妹去过。有一次，日本兵上山检查修路，要我们4个人给他们背水壶。走到山上的一处小山沟里的时候，日军就抱住我们先乱摸，后就强奸，我们都得顺从，不然就要遭毒打。 我们住在大村据点差不多将近一年，直到日军投降。 ------------------ 24 邓玉民：我哭，不敢说出实情 邓玉民，生于1926年，海南省保亭县响水镇什齐村人，苗族。1943年，在她16岁时遭日军强奸，后被迫成为日军的性工具，直至日军投降。 1939年2月14日，日军侵占了海南岛南部重镇三亚。同年4月，驻扎在三亚的日军第六防备队开始对三亚附近地域进行扫荡，同时向藤桥、陵水等沿海地区进犯。4月底，藤桥、陵水先后被日军占领，并建立了据点。 日军侵占海南岛南部后，便在这些地区开采铁矿，采矿需要大批劳工，日军除了从其他占领区整批整批抓来劳工外，又把魔爪伸向保亭、陵水、崖县及三亚的其他毗邻地区。 1940年5月15日凌晨，驻三亚日军派出多架飞机，对保亭境内进行轮番轰炸、扫射；第二天日军地面部队进攻保亭县城，并占领了县城。此后，日军先后在保亭境内建立了多处据点，同时强征大批劳工，并从劳工中挑选出年轻貌美的女性编入日军“战地后勤服务队”，充当日军的性工具。当年仅在保亭境内被日军抓去充当“战地后勤服务队”的黎、苗族妇女就有20人。50多年过去了，这些妇女大多数已先后病故，至今幸存的只有几位，邓玉民即是其中的一位。 下面是邓玉民讲述的自己60多年前被迫成为日军性工具的经历。 1943年秋天，我和姐姐当了日本人的劳工，劈山开路，种植烟草和水稻。 一天，日军监工看我们几个年轻姑娘长得好看，就指着我们对翻译叽里咕噜说了些什么。当天傍晚，我和几个姐妹就被翻译叫了过去，要我们搬到粮食仓库那边去往，工作是筛米和装袋。 搬来的第二天，翻译把我带到日军长官住房。那个长官翻译称他松木先生，松木说我长得漂亮，要和我交朋友。我听不懂他的话，经翻译对我说了，我也不明白他的意图，就点点头表示同意了。当时我刚过16岁，而松木看样子有40多岁了。那天傍晚，翻译官又来找我，说松木先生叫我去。虽然我心里非常害怕，但我也不敢不去。翻译官把我带到松木的房间后，吱吱咕咕地说了些什么就走了。松木就拉我坐在他身边，才一坐下，他就把我抱到了怀里，我们苗族姑娘穿的是包襟长衣，没有纽扣，他抱住我，就用手在我的胸和下身乱摸乱捏。我很害怕，就拼命地反抗，但没有用，很快他就把我扒光强奸了我。第一次被强奸，很痛，回来后姐妹们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只是哭，也不敢说出实情。 这之后，松木就天天要我到他房间里去，强奸我。有时白天，有时晚上。他每月都强迫我服几粒丸，说是预防病的。和我在一起的几个姑娘，她们也都和我一样。 两个多月后的一天，翻译官又把我带到了松木的住处，刚进门，就看到两个日军军官站在里面，松木不在。我想退出房间，但那两个军官却把门关上了，我想叫，他们就掌我的嘴巴。这两个日军军官把我轮奸了。 事过不几天，翻译官又找我，要我去松木的住处，我就说不去。翻译官就说，如果我不去，日军就会把我杀死，同时还要杀死我的姐姐和其他苗族人。这样，我就只好还是跟他去，去了松木就强奸，有时他还让别的日军轮奸我，我想逃出据点躲到山里，但又怕被日军抓住，被他们打死。 1945年8月底，据点里的日军官兵、日东公司里的日本人都手忙脚乱搬运东西，一车车运走。劳工没有人管了，胆大的劳工背起行李往外走，也没有人过问。这时才知道日军投降了。 我是建国后才嫁人的。 ------------------ 25 蔡爱花：父母亲的眼睛都哭瞎了 蔡爱花，生于1926年，海南省澄迈县中兴镇人。15岁被日军抓去充当慰安妇，后逃出，一直藏身于深山中，直至日军投降。 1939年冬，侵略海南岛的日军占领了澄迈县。日军所到之处，除了实行“三光政策”外，还疯狂强奸妇女，发现稍有姿色的妇女便将其抓到军部里充当慰安妇。当时日军在澄迈有几个中队，每个中队都设有一所“慰安所”，每个“慰安所”有慰安妇30人左右，“慰安所”四周用铁丝网团团围住，并设专人管理，关在“慰安所”里的慰安妇无法逃跑，外人也无法进人。“慰安所”里的慰安妇都是从附近村庄里抓来的。 据一位当年家住慰安所旁边的老人回忆：每到星期六的晚上和星期天，成群的日本兵就带着罐头和酒，大摇大摆地走进慰安所，一边拉着慰安妇的手大吃大喝，一边肆意对其侮辱。因为慰安妇人数不多，往往一个慰安妇要接几个甚至十几个日本兵。当时，日本人往往会把本地籍的慰安妇调往外县“服务”，而在澄迈“服役”的慰安妇多数是外县的。因为她们与外人接触的机会特别少，所以外面人都不知道她们的籍贯和名字。1945年日军投降后，这些慰安妇才得以回家，现在她们中多数人已离开人世，即使少数还活着的，但往往已不知其下落。蔡爱花就是这些目前少数还活着的慰安妇中的一位。 那天我正在晒谷场上晒谷子，和我大哥。 是十月份。 日本兵在晒谷场上看到我时，就用手抓住我的头发，姑娘啊，姑娘啊地叫。他们抓着我的头发把我提了起来，只有脚尖着地。 当时，我很害怕。 日本兵要我和我哥哥一起跟他们走，他们用刺刀指着我们。 就在附近的伯父也被日本兵抓了。 我们跟着日本兵走，哥哥和伯父每人挑着一担谷子。这时村里又有几个人被抓了。 就这样日本兵押着我们去了军部。当时日军在这一带共有4个军部，一个军部有200到300个日本兵，总部在福来。从我们家里到福来要走一个多小时。 到了军部后，哥哥和伯父就被放了回来，我被关了起来。 哥哥和伯父还没有走远，日本兵就开始对我进行强奸。哥哥和伯父听到我被强奸时的哭喊声，就发狠地说等日本兵少一点的时候，就找一些人来，把日本人的肉割下来吃。 那时我才15岁，三四个日本兵轮流对我进行强奸。 当时关我的地方是用木板钉成的一个房间，房间里还有其他和我一样被抓来的五六个姑娘，不许我们出来，有人送饭到房间。 第一次我被关了一个多星期，每天都有两三个或四五个日本兵来强奸，不同意就被打，用手打脸，……现在讲起这些事，心里太难受…… 一个星期之后，家里人挑着稻谷去把我赎了回来。日本人的马吃稻谷。 赎回来不久，日本兵就又到我们家来把我抓走了。 这次日本兵来强奸我的时候，我反抗了，他们就用刺刀指着我喉咙要杀了我。我害怕了，就不敢再反抗。 家里，父亲和母亲的眼睛都哭瞎了。 后来村长就让我哥哥再挑稻谷去日军军部，把我再次赎了回来。 因为日军一定还要来抓人的，所以我这次回来后就跑到了深山里，躲了起来，这一躲就一直躲到日本人投降。 ------------------ 26 王志凤：来了日本兵，我没处躲 王志凤，生于1928年，海南省澄迈县中兴镇土垄村人。16岁被日军队抓去军部，并被关押。在关押期间遭受日军非人的性摧残。 王志凤家的老屋很暗，而屋外的阳光又异常的灿烂，明晃晃的，甚至有些刺眼。老屋里的昏暗与屋外阳光因为缺少了过渡，而在门口形成了一道分明的界限。 进屋很长时间后眼睛才适应屋内的昏暗，才能看清屋里的人和摆设。在从门口地面上反射起来的光的照映下，在老屋黑色的背景中，王志凤满足头的白发如一根根银丝发着光，目光也特别的明亮。 老屋的墙上很斑驳，屋角结着蛛网。因为屋里充满了王志凤的咳嗽声，所以老屋在陈旧中就又显出浓浓的衰弱来。 王志凤老人的身材很瘦小，在老屋强大而又沉重的阴暗中，就觉得更加的单薄。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的父母就丢下了我和我的两个弟弟去逝了。我和我的两个弟弟三个人相依为命的生活。 我被日本人抓去的那一年，我16岁，是在美万村被抓的，我的外祖母家在美万村。那天，我从外祖母家回来，就在回来的路上被日本人抓了。当时，路上只有我一个人，我的手上还拿着两套衣服，那衣服是外祖母家分给我们姐弟三人的。看到前面来了很多日本兵的时候，我已经没处躲了。他们用绳子把我绑住，牵着我随他们回了大云军部。 由于父母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逝了，所以我被日本人抓去了也没有人去领。 当时我是家里的老大，我不抓起来以后，家里还有两个弟弟，一个五岁，一个三岁，我放心不下，可又没有办法，也不知道他们的情况会怎么样。我就怕他们会被饿死，我就整天哭。日本兵见我整天哭，就打我，后来当作日本人的面我就不敢哭，只在没有日本兵糟蹋自己的时候偷偷地哭。 和我一起关着的有30多人，都是被抓来的年轻姑娘。我们住的地方四周围用铁丝网围住，有专人看管，关在里面的人无法出来。 我们这些人中，有几名特别漂亮的姑娘，被军官看上了，她们就住到了别处，专供几个军官玩弄。 直到后来，我才知道我的两个弟弟没有被饿死，他们被外祖母接去抚养了。 当年我们家住的那个村子很小，人们都知道我被日本人抓去过，一直没有人娶我。后来，就请了人介绍，嫁到了这里。我的丈夫名字叫钟玉安，当时他的父母都老了，家里又穷，多少年了他也一直娶不起媳妇。 我和钟玉安生了两个儿子，还有一个女儿。 ------------------ 27 李美金：晚上，日本兵往进挤 李美金，生于1927年，海南省澄迈县中兴镇土垄村人。15岁时被日军抓走，在日军军部充当“慰安妇”。 找到李美金家的时候，李美金不在家，村里人说她一早就出去拣胶泥了。我准备到胶林里去找她，人们告诉我李美金去拣胶泥的那片胶林离村里很远，另外胶林那么大，也很难找得到她。一直等到夕阳快下山的时候，李美金才挑着胶泥回到村里来。 土垄是个异常偏僻的小村庄。解放后，李美金在自己21岁那年嫁给了一个叫张梦勇的土垄村男人。李美金和张梦勇婚后生有6个孩子，三儿三女。现在李美金和丈夫张梦勇仍自己生活，生活费用主要是靠李美今拣胶泥所得。 日本人一进村就点火烧房子，这时村子里的人就都没命似的往村外面跑，往山里跑。 我跟着家里人也跑到山里去了，和许多村民一起在山里边躲了一天。人在山上又饿又冷，还担心着自己家里的屋和东西。后来有人说日本人已经走了，人们就都一下子相信了，纷纷开始回村。 人们回到村里时才发现日本人根本就没有走，我看到几个日本兵正在我们家里杀我妈妈养的那头猪。这样回村的人就都被日本人给抓住了。 日本人把村子里的所有猪都杀了后，就让村里人把猪肉全部挑到军部去。日本人抓住我以后，就带着我和他们一起回到了军部，和我一起被日本人抓到军部去的还有村里的另两位姑娘。 到了军部，我被关在一间房子里，房子里什么都没有，没有被子，也没有床，人就躺在地板上。当时被抓去的姑娘每个人都是被关在一个单独的房子里。 天黑了，日本兵就开始往房间里面挤……人很多，乱得很，当时我非常害怕。日本兵把我折磨得很厉害，个个连撕带咬的，像狗一样朝你扑过来……他们折磨我时我就觉得很疼，天亮了才发现自己的身体上都是血。 那时候，我就特别害怕天黑，天一黑我就要受罪，天一黑日本兵就都变成了野兽，一群疯狂了的野兽。每次受了这些野兽的罪以后，就特别想能回家，但是我们根本无法离开军部回家，日本人看得很紧。军部离我家比较远，要走几个小时的路才能走到，那时我就常常想：我到底还能不能再重新回到家里。 当时邻村里有一对夫妻，也被日本人抓到军部干苦工，因为日本人不给水喝，丈夫就被活活渴死了，后来运他尸体出来的时候，我趁着混乱，躲在运尸体的人群里偷偷溜出了军部。 ------------------ 28 林石姑：糟蹋，就跳河想死掉 林石姑，生于1920年，海南省陵水县光坡镇港坡村人。19岁那年被日军抓走，关押在军部，关押期间胳臂被打断。因不堪日军侮辱，曾几次自杀。 港坡村在陵水县东部，是个黎汉杂居的村寨，港坡河绕村而过，流入大海。村子的东边有个山岭，村里人都叫它“苦气岭”，苦气岭上树木不多，灌木丛生，山脚一直延伸到浩瀚的南海。 当年日军占领了陵水县城后，港坡村村民为了防止日军突袭，曾派人爬上苦气岭白天黑夜地了望，而每到晚上，村民们则都躲到苦气岭藏身。1939年7月，陵水县城里的日军曾两次出兵包围了港坡村，但都被村民及时发现，村里人得以逃生。 1939年农历七月十九，晚上9点，陵水县城的日军队400多人，再次包围了港坡村，日军见村中无人，便围住了村民藏身的苦气岭。这时，苦气岭上1000多港坡村村民已在露水下入睡，他们并不知道死亡已经来悄悄来到身边。 一位村民被刺杀时凄厉的惨叫声，终于撕开了这场屠杀的帷幔。天色微明时，山上的村民已被日军围杀过半，通往山上的小路上铺满了被刺刀刺死的村民的尸体。天亮时，日军把所有村民驱赶到一处山凹里，指挥官一声令下，400多端着刺刀的日军冲向了手无寸铁的村民……惨无人道的屠杀一直持续到中午，杀死村民310多人。日军撤走前，又涌进村子抢走了村民家里的财物和牲畜，最后有一把火烧了村庄。 如今的港坡村，已是一个人口稠密的村镇，连着陵水县城公路穿村而过，公路两旁，是一排排村民们新建的房屋，村里一派繁忙景象。现在，苦气岭成了港坡村的集体墓地，今天的村里人常常会到岭上来祭奠那些惨死在日本侵略者刺刀下的村民的亡灵。 林石姑逃过了那场屠杀，但她并没能逃过厄运。在那场屠杀后不久，林石姑即被日军抓进了军部。 由于一提起往事就忍不住要哭泣，所以85岁的林石姑几乎无法进行讲述…… ……他们把我抓到了岭上，就是陵水的红岭，日本人就住在岭上…… ……在岭上军部的走廊里遇到了日军的一个队长，队长一边看我一边高兴地哇蛙啦啦说了些什么，翻译官告诉我：队长说你很漂亮，他很喜欢你。这时我就很害怕，就撒腿跑，可两个日本兵立即跟了上来，抓住了我，然后他们就把我拖进了一间洗澡房，刚才在走廊里遇到的那个队长已经等在洗澡房里了。在洗澡房里，那个队长逼我为他脱衣服，给他擦香皂洗身子。后来，队长又命令我也脱衣服，洗身子，我就挣脱开想跑出房间，但房门已经被锁上了。队长就冲上来，把我抱住， 扒了我的衣裳，又把我往房内的床上推。见我拼命反抗，最后队长就取出了一把军刀，他把军刀搁在我的脖子上，我就被他吓住了，只得随他玩弄自己…… ……开始的一段时间，一直都是这个队长一个人强奸我，不几天，队长又有了新的姑娘，我就每天要被许多日本兵强奸。我不肯，他们就打我，用枪把子打…… ……那时我才19岁，在村里没有人不夸我长得漂亮…… ……来月经的时候他们也要糟蹋你，一不顺从就要打你，他们要你怎么样你就得怎么样，违抗不得…… ……过的不是人的日子，好多次都想死掉，一次准备跳河死掉，可又被人拽住了，不让死…… ……记得有个日本兵名字叫“斗田”，……把我的胳膊打断了…… ------------------ 29 卓天妹：当年过得不是人的日子 卓天妹，生于1924年，海南省陵水县祖关镇宿风村人。卓天妹18岁被关押进日军祖关军部，在那里遭受日军性摧残达三年时间。 1992年初，有关研究人员在日本防务厅的秘密档案中发现一份1938年7月发布的绝密令，绝密令中写道：“为能有效地降低日本驻海外士兵强奸事件的发生率，以减少被占领国人民对日军巡逻队的报复行动，各部队应迅速建立一个能使日本士兵在作战空暇时，在性方面可以得以充分满足的机构。”日本侵略军队根据这一指令，在各占领区迅速建立了所谓的性服务管理结构，并在被侵略国家肆无忌惮地强征青年女性充当日军性工具。 在日军占领海南岛后，海南无数妇女即遭到日军的强奸、有组织的轮奸，甚至被日军以各种形式毫无人性的奸杀。人类战争史上最肮脏、最无耻的军妓制度，也在侵略海南岛的日军部队中普遍实行，海南各地被抓逼充当日军慰安妇的年轻妇女，与从韩国、朝鲜、菲律宾、日本诱骗而来的妇女一样，在参加“战地后勤服务队”的名义下，在遍及海南各地的日军驻地慰安所里惨遭蹂躏。1942年，18岁的卓天妹被日军以去修公路的名义抓走，关押在日军军部，被日军充当性工具达三年时间，她的身心受到了极大地摧残。卓天妹说虽然过去60多年了，但那段经历却无论如何也无法忘掉。 解放后，卓天妹和同村的村民陈文义结婚，婚后生了4个女儿，一个儿子。丈夫陈文义于四年前去逝，现在卓天妹和儿子陈道红一家生活在一起。由于卓天妹老人的身体较好，现在每天仍在干活：煮饭、喂猪、到山上去打猪草料。 18岁那年，日本人到高子村抓人去修公路，我们家住在高子村，那年我母亲去逝了，三个姐姐也都嫁出去了，家里只有我和父亲。当时我父亲的岁数实在是太大了，根本不能去修公路，我就被日本人抓去了。 日本人把我抓去后，并没有让我去修公路，而是把我押到了位于祖关的军部里。在祖关的军部里，我和其他被抓来的姐妹们白天为日本人干各种杂活，晚上被他们糟蹋。 被关在这里的其他姑娘都和我一样，她们也是附近各村被抓来的，年龄都在十七八岁到二十四五岁左右，其中有几个是黎族姑娘，只有三个是汉族妇女。我当时18岁，长得又漂亮，因此天天都要遭到很多日本兵的欺负。 3个月后我被转移到了另外一个日军据点，在那里也被关押了几个月。这个日军据点里有很多年龄很小的姑娘，这些小姑娘一般只有十三四岁，她们受的糟蹋我都不敢看，经常是七八个日军轮奸她们。这个据点看守很严，谁也别想跑出去。日本兵经常喝酒，一个个喝得醉醺醺的，然后就来糟蹋人。一天晚上，几个带着枪的日本兵，喝得醉醺醺地到我这里来，其中一个手中拿着长枪的日本兵嘴巴叽哩哇啦的不知道在喊些什么，我一点都听不懂，另外几个就一齐向我扑过来，他们七手八脚的把我按住，撕我的衣服，在我的身上发疯般地乱抓乱捏，然后他们就争抢着强奸我……我被他们折磨了很长很长时间，我全身发抖，冒着冷汗，想哭也哭不出声来…… 我被日军抓去关在军部里回不了家，有三年时间。 没有人知道，我们当时过的日子不像是人过的日子。 ------------------ 30 郑金女：那时我还小，疼得直叫 郑金女，生于1928年，海南省陵水县祖关镇弄清村人。12岁那年在田里插秧时被日军抓到祖关军部，充当“慰安妇”。 据村里的一些老人回忆，当年日军在祖关附近设有许多据点，一般日军据点有三四幢营 房，营房中有地洞，营房有铁丝网和壕沟围着，每个据点一般有兵力25人左右，设有一曹、二曹和通译官各一人。据点有战马两到三匹，轻重机枪各一挺，短枪三支，步枪20多支配有刺刀。这些据点的日军为了满足性欲，都会强迫当地青年妇女到据点里去充当“慰安妇”，“慰安妇”分为长期和短期两类，场所一般也就在据点营房内，“慰安妇”里有长期专为一曹和二曹服务的。临时性的“慰安妇”由各村轮流提供，如果哪个村敢违抗，日军就威胁要杀死全村人和烧光全村房屋。这样每天就都会有五、六名青年妇女被强制到附近日军的据点里，白天这些妇女为日军干杂务，夜晚供他们发泄兽欲。但即使这样还不够，日军仍要到处淫掠，当年年仅12岁的郑金女就是被日军强抓到据点的。 我一抬头，就看见好几个日本兵站在离我不远的前方，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时候来的。 见我发现了他们，他们就叽哩哇啦的乱嚷，用枪对着我，示意我走过去，到他们那去。 我当时小，很害怕，不知道怎么是好。日本兵把枪弄得哗哗响，我就从田里朝他们走过去。 到了他们面前，日本兵就围着我，叽哩哇啦的，用枪拥着我往路上赶。家里人上来求他们放过我，被他们用刺刀逼了回去。 本兵用枪指着我，推推搡搡着把我带走了。 刚刚走离开村子不远，日本人就把我推进了路边的树林里，他们在那里强奸了我。那时我还小，疼得叫，日本人就不许我叫，捂我的嘴巴，还打。我就咬着牙，不敢出声，日本兵一个一个来强奸我。 好不容易等到他们一个一个发泄完了，我以为可以回家了，但他们还不放过我，把我拉起来，继续押着走。一路上我一球一拐地，血顺着腿往下流。 抓到祖关军部后，我就被关进了一间屋子。当天晚上，有四五个日本兵来强奸了我，后来由于我身体流血厉害，才停止了。 第二天我就起不来了。家里人来找我，日本人也不让见。 我在关我的那间小屋里躺了很多天，这期间每天还是不停的有日本兵来，那时候我还小，一见人来就哭，身体疼得厉害…… 日本兵糟蹋人从来不管你的死活。 ------------------ 31 很痛，现在还痛 李秀梅法庭证词 时间：1996年7月19日上午11时； 地点：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民事103号大法庭。 审判长：现在开庭，请向各位翻译清楚。证人李秀梅，您年龄多大？ 李秀梅：69岁。 审判长：小时候父母是做什么的？ 李秀梅：务农。 审判长：你有过遭到日军欺侮的经历吗？ 李秀梅：有的，是在15岁的时候。 审判长：15岁时，你和谁生活？ 李秀梅：和父母、哥哥四人生活。 审判长：有没有兄长以外的兄弟姐妹？ 李秀梅：有个姐姐，那时还没有结婚。 审判长：15岁时，你怎样生活的？ 李秀梅：帮家里做农活。 审判长：15岁时，生理开始变化了吗？ 李秀梅：没有。 审判长：15岁时，有过性体验吗？ 李秀梅：没有。 审判长：15岁时，被日军欺侮是什么时候？ 李秀梅：阴历八月，傍晚。 审判长：当时，你在哪里？ 李秀梅：在炕上坐着，和母亲正在做鞋。 审判长：当时怎么啦？ 李秀梅：日军进来了。 审判长：日军有几人？ 李秀梅：4人。 审判长：日军拿着什么？ 李秀梅：刺刀。 审判长：日军进屋做了什么？ 李秀梅：拽我，母亲要拉我，母亲被他们打耳光，我立刻被拽走，嘴巴上塞上毛巾，我哭不出来。然后，双手被绳子捆住，驮在驴背上拉走了。 审判长：是日军拉着走的吗？ 李秀梅：是用驴拉到进圭村的。 审判长：拉走时，日军怎么做的？ 李秀梅：我手腕被绳捆着，驮在驴上，左边一个人，右边一个人，我跑不了。 审判长：毛巾怎么样？ 李秀梅：我想拿下毛巾但不能，到了后来拿下来了。 审判长：在进圭村的什么地方？ 李秀梅：在进圭村的窑洞里，一个小屋，有个小窗户，关在那里。 审判长：窗洞用什么造的？ 李秀梅：用石头砌的。 审判长：那里只有你一个人吗，有别人吗？ 李秀梅：有两个人。 审判长：和这两个人说些什么没有？ 李秀梅：说这么欺侮人，今后怎么好哇。 审判长：你一直在窑洞里吗？ 李秀梅：当晚，被拉到炮楼。 审判长：炮楼在哪里？ 李秀梅：我被拉进日本兵住屋里。 审判长：炮楼的屋里有谁？ 李秀梅：日本兵，个子矮，圆脸，白脸堂五官端正的人。 审判长：在炮楼里，你被怎么啦？ 李秀梅：我被强奸了。 审判长：之前，被怎么啦？ 李秀梅：又吻我，又摸我身体。 审判长：那个日本人怎样脱的衣服？ 李秀梅：比划着，要我脱衣服。我过于害怕，自己脱了衣服。 审判长：被强奸时，感到疼痛吗？ 李秀梅：痛极了，我从未有过性体验，出了大量的血。 审判长：当时，你什么心情？ 李秀梅：我极其愤怒，又没有办法，只有哭。 审判长：最初被强奸的夜里，你睡着了吗？ 李秀梅：睡不着。 审判长：你怎样感觉？ 李秀梅：我很害怕，想只要活着就行。 审判长：从第二天开始你在哪里？ 李秀梅：第二天在窑洞里。 审判长：你被关进窑洞时可以自由出外吗？ 李秀梅：不能自由到外面去。 审判长：去厕所怎么办？ 李秀梅：有日本兵时，看守跟着可以去厕所。日本兵不在时，我住在屋子被锁上。 审判长：你遇到的日本兵中，最厉害的是谁？ 李秀梅：糟蹋我的日本兵都坏，其中最坏的是个红脸。 审判长：“红脸”是什么样的人？ 李秀梅：胖胖的，大脑袋，个子很矮，脸盘很大。 审判长：所谓“红脸”最厉害是怎样厉害法？ 李秀梅：他经常糟蹋我，施暴也跟别的日本兵不一样。 审判长：性交方法和别人有不一样的地方吗？ 李秀梅：在我腰下放东西垫高。 审判长：垫高有疼痛或不合适的感觉吗？ 李秀梅：很痛，现在还隐隐作痛。 审判长：窑洞有被子吗？ 李秀梅：没有，有麻袋。 审判长：吃的怎么样？ 李秀梅：吃的和他们一样，苞米，土豆，小米等，一天一顿或两顿，没有看守时整天吃不上。 审判长：饮水怎么办？ 李秀梅：给我。 审判长：日本兵冬天给生火吗？ 李秀梅：靠中国看守和我们自己生火，日本人不给生火。 审判长：在窑洞里5个月，每天都做什么事？ 李秀梅：我被拉来窑洞时，先不用说了。到了窑洞，有时日本兵一个接一个来强奸。 审判长：多次被强奸，身体有不适吗？ 李秀梅：就是现在，到了冬天，腿动弹不了。夏天头疼，我每天都吃药。 审判长：你回家之后，和被带走时相比，生活有什么变化？ 李秀梅：母亲死了。 审判长：怎么死的？ 李秀梅：我被关起来后，母亲为了把我要回来，向亲戚借了600元钱，交给了日本兵。即使这样也没有把我要回来。（哭声，律师劝止）钱花没了，母亲上吊自杀了。她是因日本兵而自杀的。日本兵太损了，妈妈，妈妈（哭声大起来，两三名律师上来劝止，怎么也止不住，休庭10分钟）。 审判长：“红脸”队长怎么做的？ 李秀梅：要强奸我，我拒绝了！ 审判长：为什么？ 李秀梅：我拒绝了，红脸队长就打我！ 审判长：用什么打的？ 李秀梅：皮带。 审判长：被皮带打后又怎么啦？ 李秀梅：被打后，我跑出来了。他追到外面，又把我拽回来。 审判长：皮带打在什么地方？ 李秀梅：皮带打在右眼上，因其影响，我右眼看不见了。 审判长：之后，你跑出来，“红脸”追过去是吗？ 李秀梅：他拽住我左腿，我疼得厉害，怕是骨折了。疼得受不了，我咬了“红脸”手腕，于是“红脸”踢我屁股下面，我立刻倒下了。 审判长：倒下后，“红脸”怎么做的？ 李秀梅：用棍棒打我的头。 审判长：棍棒在哪里？ 李秀梅：扔到院子里，我被打得感到自己似乎死了，昏了过去。 审判长：出血了吗？ 李秀梅：出血了。现在还头痛，吃药。脸也受其影响，成了现在这样。 审判长：现在考虑被“红脸”施暴的事，你怎么认为？ 李秀梅：我恨他。 审判长：其后，你怎样回的家？ 李秀梅：我伤势很严重，一位与日本人做联络的中国看守，把我运到一家大叔、大婶两人住的屋外厨房里，那人去告诉我哥哥说：你妹子被糟蹋得不成样子了。哥哥来了也吓坏了。哥哥为了不引起日本人注意，连夜搞来个箱子把我运回家。 审判长：之后，你结婚了吗？ 李秀梅：结了。 审判长：结婚后，你说过被日本兵欺侮过的事吗？ 李秀梅：没有。 审判长：现在，你和谁住在一起？ 李秀梅：和丈夫。 审判长：现在生活怎么过的？ 李秀梅：一直受孩子和亲戚钱物接济，现在也身不由己。 审判长：被“红脸”打的伤，现在还有吗？ 李秀梅：有两个坑，脑子也不清晰，有时心情很坏。 审判长：眼睛怎样？ 李秀梅：看不见了。 审判长：手腕怎样？ 李秀梅：骨折了，是被拽的。 审判长：现在，左右手腕形状怎样？ 李秀梅：不一样。 审判长：被踢的痕迹还有吗？ 李秀梅：有。 审判长：你身体何处有伤？ 李秀梅：腋下有。 审判长：后背有吗？ 李秀梅：有。 审判长：你腿怎么样？ 李秀梅：痛的不能动弹，左右腿长度不一样。 审判长：眼睛和腿不好，日常生活不方便吗？ 李秀梅：这50年来，眼睛看不见，腿也不听使唤，相当不便。 审判长：你对日军和日本怎样看？ 李秀梅：我的家，包括母亲都被日本兵害惨 了，我要他们为此谢罪和赔偿。 （主要询问仅此，李秀梅退庭。） ------------------ 32 片段……断片……（幸存者自述） “几个日军把母亲叫到他们的住处，二话没说就粗暴地剥光了她的衣服，按在床上轮奸，不管母亲怎么呼叫和反抗都没有用。此后几乎每天母亲都被日军拉去强奸，不分白天黑夜。一天母亲借口解手逃出了日军据点，没跑半里地，母亲就被日军抓了回来。日军将母亲拖进房间，撕掉衣服，按在床上继续糟蹋，母亲便在一个日军的肩上咬了一口。日军找来绳子将母亲的双手反缚住，拖到据点旁边的大树下，捆在树上，抽出军刀乱戳母亲的下身，并用刀将母亲的乳房割下来，还在伤口上撒盐巴。最后他们又搬来干柴堆在母亲身边，淋上汽油，就这样母亲被活活烧成了一堆白骨……” “日军屠杀了礼合乡西村80名村民，其中年轻妇女都是被剥光衣裤当众强奸后，用竹签、柴头插入阴部害死。其余村庄被抓的妇女，也同样遭到了奸杀……” “……李林氏不从，几个日兵冲上去, 把她按在石板上，撕开她的衣裳，也不管她的女儿如何哭喊，你争我抢，一齐上前强暴李林氏。最后李林氏5岁的女儿也被强奸当场死亡……” “有4名老妇，被日军士兵的皮靴踢死，有4名青年妇女，被日军士兵剥光衣服轮奸，奸后从阴道刺死。其中村民温学义的女儿被5名日军轮奸，造成阴道撕裂当场死亡。村民温家丰的妻子生孩子还未满月，她被奸杀后，日军将刺刀刺进婴儿腹部挑起来玩，又将婴儿的头割下抛到远处，5天后亲人才找到婴儿头。” “在山心村强奸临高年时，日军还强迫他丈夫、兄长站在一旁看……” “1943年12月23日，日本兵把我们10个年轻的妇女拉到村边西头的荔枝树荫下，用刺刀逼着剥去我们全身衣服。我们先后被几个日本兵按在地上，从小到大一个一个地轮流强奸。我们10名妇女之中，最小年纪的是韦好盈，当年12月刚满14岁，还是一个小女孩啊！日本兵见她长得白净幼嫩，身子又苗条，就拿她作第一个来轮奸，四个日本兵把她强行按倒，她不断挣扎，日本兵施暴时，她更哭喊得厉害，十个指头在地面上刨了两个深深的坑，她当场就昏过去了，下身大量出血。头一个日本兵干完退下去，第二个来不及抹净血渍又接上干。被五个日本兵轮奸完后，韦好盈已直挺挺地躺在地上，奄奄一息。日本兵烦她惨叫扫兴，就用刺刀把她活活捅捣死了，死后她的十个指头还扎在地里。第二个被轮奸的女子是韦敬园，她当时也只有15岁，发育快，有一对大乳房。日本兵轮奸她时，她用牙咬了一个日本兵的嘴唇，日本兵接三连四把她轮奸完毕，就用指挥刀一刀一刀的慢慢把她的两个乳房整个的割下来，分别挂在日本兵的枪口刀尖上，还哈哈大笑。韦敬园在血泊里翻滚着，成个血人儿，过了半个时辰，日本兵才用刺刀把她刺死。十个女子之中，最大年纪的是我，当年18岁，日本兵轮奸我们10个女子时把我排在最后， 4个日本兵把我按在地上，5名日本兵把我轮奸后，就用刺刀朝我身上连刺四刀。由于我转身躲避，刀伤不致要害之处，加上我在刀下假装死亡，躺着一动也不动，日本兵看我血肉模糊，以为我真的被刺死了，也就走了。黄昏时我从昏迷中醒过来，整个荔枝树下，血染满地，密密麻麻的红头苍蝇附在精光赤裸的9名小妹的尸体上，荔枝树叶有时会落在这些尸体上，苍蝇便嗡的一声飞起来，然后又很快聚下去。我爬进村边的草丛里，抓来身边的“飞机草”（一种绿肥草，其叶捣烂可作轻度外伤止血）嚼烂敷住伤口。我躺在草丛里，整整两天一夜，直到第二天傍晚，迷迷糊糊中听到远处轻声的呼叫声，我听出是丈夫寻找我来了。这时，我才敢低声呻吟起来。天黑，丈夫顺着呻吟声才在草丛里找到我。” “我21岁的大妈林玉梅和23岁的大伯母，当时都怀有身孕，她俩逃到村后坡坎上时被抓住，日本兵把她们身上的衣服撕掉轮奸完，就用军刀割下她们的乳房，痛得她们在地上打滚，最后才开枪打死了她们……” “日本兵在民旗村把大富人家王照荣17岁的女儿王环娃轮奸了。几天后，日本兵再把王环娃拖入树林，按住双手双脚，用木桩插入她的下身，活活糟蹋死了，她至死还瞪着双眼……” “日本兵用刺刀挑开屋角的柴禾，发现了躲在柴堆角里的赵欢兰，他们就把她拉出来，掀开她衣服，浑身上下乱摸，然后提手捉脚将她放倒在地糟蹋。5个日本兵把赵欢兰轮奸完以后仍然不肯放走她，又把她带到村前的大树下。大树下聚集着许多日军，这些日军就地又将赵欢男轮奸了一遍，奸完了他们把赵欢兰从地上拖起来，捆绑到一根大木柱上，然后一个日军一手抓住她的乳头，一手用刀在乳房上从上往下一拉，赵欢兰的一只乳房就被割下来拿在手上，日本兵趁赵欢兰张口呼叫时，一下子将割下来的乳房塞进她的嘴巴……” “日军在一间破草房中，发现80多岁双眼失明的徐氏，便将她拉到门外，把她的黑裤脱了，强迫她蹲下，用树枝和竹子刺她的阴部。徐氏一声声叫，日军就一阵阵笑，直到徐氏被虐待死。” “日军把她的衣服剥光轮奸，还用干茅草点火烧阴毛，被烧的皮肤上凸起一个个大泡；最后用军刀割掉她的两个乳房，并用军刀从阴道口扎进腹腔，致使大小肠从刺破的阴道流出，沾在两腿之间；日军还在她的胃部切开一个大口，用一枝小竹笋从刀口插进胃里；然后用一条藤套住脖子,吊在大路旁的海棠树上……” “下田村蔡家柏的两位媳妇和3 岁的孙女，遇上龙发据点的日军，日军先用刺刀切开女孩的腹腔，将尸体丢在野草丛中；又把两位媳妇的衣服剥光，用布堵住嘴巴，按倒在田畦上进行轮奸，最后用刺刀刺烂阴部，割掉乳房，曝尸荒野。” “……青年妇女陈环兴怀孕临盆，无法逃跑，被蜂拥而上的日兵团团围住轮奸，当场被摧残得昏过去。日军离开时用刺刀剖开她的腹部，血淋淋的婴儿掉在地上，还慢慢蠕动……” “日军押着抓到的几十个村民关进潘氏祖祠，从中挑出4名年轻貌美的妇女，当着她们父母、叔伯、兄弟姐妹的面，剥光她们的衣服，轮流奸淫，最后将她们刺死……” “1943年10月的一天，日军在各村被强征来修建公路的民工中，看到大村的高玉桂年轻漂亮，便派人叫高玉桂到军部为他们做饭。高玉桂被带入军部后，一名军官便要对她强奸，高玉桂极力反抗，跑了。日军非常恼火，当天下午太阳快要落山时，日军就集中修路的300多名民工排队坐着，日军翻译宫先问：“高玉桂逃跑到哪里去了？你们谁知道？”民工回答说：“我们不知道。”日军听后更加发怒，就从人群中抓出12个人,多数是老年和幼年，我也在其出，用绳子一个连着一个捆起来。然后日军将被捆绑的12人押到坡地上，跪在那。这时，日军军官抓起一把大砍刀向一位十五六岁的小孩砍去，只见血喷出很远，头掉到地上。其他日军也挥动钢刀，朝其他被捆人的头砍去。被捆绑着的民工一个个相继掉了头。我被连砍带刺了3刀，其中一刀从背部刺通胸部。当时我只有12岁，身体瘦小，又十分害怕，便伏在一位妇女身前，看见日军举刀的时候，我已害怕得晕倒了。等我苏醒过来时，太阳已落山了。我解开捆在手上的绳子，发现那位妇女已被砍断头，身躯压在我身上，血浸湿了我全身。我用手推开她的尸体，沿着小路往家里爬，爬了不远就昏倒了。第二天村里人发现了我，将我抬回了家。高玉桂逃跑后，杀了 12位民工，日军还不肯罢休，他们强迫大村的甲长两天内将高玉桂送到日本军部，否则就要烧毁全村房屋，杀光全村人。村中父老召集村民商讨，无奈之下，只好将高玉桂送回军部，以保全村安全。全村还按人头捐钱给高玉桂的丈夫王家鹏另行娶妻。当日上午，甲长带高玉桂上路时，全村人都悲痛流泪。甲长把高玉桂送到日本军部后，日军立即用绳子将她捆起来，绑在太阳底下晒，不给饭吃，不给水喝。到了黄昏，日军就把她拖到军部外面，拴在一棵树上，将她毙掉了。” “1942年7月16日那天，日军窜入千家村，3名日兵，将72岁的老大娘符莲苦的衣服扒光，强行轮奸，老人被奸死在地上。” “1942年10月26日，村里一对新人正在举行婚礼，5个日军突然闯来，持枪驱逐参加婚宴的家人、亲戚和村民，抓住新娘便肆意轮奸，新郎被堵在门外……” “1941年4月的一天……日军进村后把来不及疏散的250多名村民，不管男女老少统统捉来集中在村边的大草坪上，四周架好机关枪准备集体大屠杀，在枪杀前，日军命令村民不分男女不管老幼，一律脱光衣服，男女分开，面对面站成两排，互相对看，日军则站在一旁哈哈大笑。谁不照他们说的去做就遭到毒打、砍杀。日军对赤身裸体的青年妇女肆意侮辱，有的妇女被当场拉出强奸。刘向荣妻子张土妹因反抗，而被日军用刺刀活活捅死。林炳章妻子因为闭起双眼，被日军抓出当众用树枝条抽打赤裸裸的身体直至死去。张建华面对着自己刚过门不久的儿媳的裸体转脸过去，被日军抓出来罚跪在地上，用枪把子打得头破血流，躺在地上动弹不得……还有难说得出口的……” “农历7月15日，……亚初姑娘走到村口时，正遇着一队日本兵从村里走出来，日本兵见她漂亮，就把她围起来，先是调戏，后来强行将她拖到就近的农屋，扒光衣裙，一丝不挂地绑在竹床上，从军官到士兵轮流糟蹋。亚初姑娘拼命挣扎，大喊救命。她的父母以及一些乡亲们闻声赶来向这些日本官兵求情，可遭到了殴打，乡亲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亚初姑娘受侮辱。日本兵在轮奸亚初姑娘时，还抓住村里的村民符目昌，强迫他挑水以洗姑娘的阴部秽物，奸一次，洗一次。开始，亚初姑娘大声反抗，后来声音越来越小，再后来就什么声音也没有了。日本兵泄完兽欲后，便走了，亚初姑娘的父亲急忙冲进屋里救女儿，只见亚初姑娘七窍流血静静地躺在床上，已气绝身亡。村里的男女老少看到这样的情景，都流下了眼泪。” ------------------ 33 我要他们低头认罪 刘面换法庭证言 时间：1996年7月19日上午11时； 地点：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民事103号大法庭。 审判长：你到日本法院想说些什么？ 刘面换：我是作为中国人的战争被害者到这里有话要讲，我要让日本的年轻人听听日本军队干了些什么坏事，想在这个法院打坏蛋！ 审判长：你怎样知道来了日军？ 刘面换：服装和帽子不同，立刻知道。 审判长：你几岁了，来了日军？ 刘面换：满15岁。 审判长：日军来时，是什么时间？ 刘面换：早饭时候。 审判长：来到什么地方？ 刘面换：羊泉村我的家。 审判长：（甲八号证：出示证明）这是什么？ 刘面换：这是被烧的家，四月份烧的，之后，日军来了，我被抓走。 审判长：当时，谁在？ 刘面换：有父母，还有汗奸林士德和二鬼子、三鬼子三个人。 审判长：当时你在哪儿？ 刘面换：我在炕上。 审判长：那三个人做些么？ 刘面换：说让出去开会，我没出去，被其中一人林士德连拽带打，拖到院子又打。父母都被赶到外面去了。 审判长：其他，有谁在场？ 刘面换：聚来很多村里人。 审判长：当时汉奸有多少人？ 刘面换：有20来人。 审判长：（出示甲八号证之三照片）有抓你去的地方吗？ 刘面换：在下面部分。 审判长：被抓走的人中有年轻女性吗？ 刘面换：有。 审判长：其中有认识你的吗？ 刘面换：都是我们村的人，我们村有三人，被抓走的总共有五人。 审判长：你们村的另两个女性呢？ 刘面换：刘二荷，冯壮香。 审判长：有会吗？（指开会） 刘面换：没有，对我们说去进圭村，就把我们抓走了。 审判长：怎样抓走的？ 刘面换：被一帮人推搡着，拖着，我坐着不起来，被硬拽扯着，抓我胸襟，我说不去。就连拉带打。 审判长：（出示甲八号证之五照片）这是什么？ 刘面换：这是被抓走时途经的路。这个门是我被打的地方，我忌讳的地方，说不去就用枪托打在肩头，想起过去的事情就非常辛酸（开始哭泣，律师劝止）。 审判长：日军什么程度狠狠打你？ 刘面换：打得骨折，我还是不去。于是用绳子绑住，套在脖子上，两手捆住。然后，用刺刀顶着，没办法我只好跟着走。 审判长：当时，他们说些什么？ 刘面换：说杀了你！就这么脖子上栓着绳子，被抓走了。 审判长：进圭村是什么地方？ 刘面换：有很多日军的地方。 审判长：之后，怎样了？ 刘面换：三人一起被赶进一家农屋，后来我被带到窑洞去了。带去的途中，在院子遇见“毛驴”队长，“毛驴”队长说声好可爱，就去别处去了，我想这下我回不去了。于是，我被带到窑洞去了。 审判长：你一直被关在窑洞里吗？ 刘面换：是的，晚上，我被“毛驴”队长叫去了。 审判长：去炮楼再怎样走？ 刘面换：是梯子再下来就到了屋子。 审判长：出窑洞出来了吗？ 刘面换：上着锁，又有看守，出不去，出去只有上厕所时。 审判长：（出示甲八号证之十二照片）窑洞用什么造的？ 刘面换：石头砌的，像个石头垒起来的洞。 审判长：进了窑洞时，发生了什么事？ 刘面换：到窑洞时是下午，我被带我来的林士德强奸了。我烦他吻我，他就打我。叫我脱衣服，并要硬脱，我大声喊，他就把布塞进我嘴里。然后，我被他强奸了。被林士德强奸后，又被两个汉奸和三个日军强奸了。 审判长：你反抗了吗？ 刘面换：是的，但是被刺刀逼着强奸的（哭起来，律师劝止），我肩膀很疼，动不了。直被打得骨折，我不愿想起它，肩膀疼了一辈子。（哭喊，渴了，律师递过来水壶） 审判长：那天夜里怎么了？ 刘面换：被“毛驴”队长叫去了，由林士德带走，去了炮楼。林士德冲“毛驴”队长行了个礼就出去了。“毛驴”队长说“脱”，我说“不”。他就灭了灯，拿出刀，开始解衣服扣子，把刀贴近我脖子。我想这下我死了，回不了家，见不到父母了。之后，被他强奸了。被强奸后，我站起来穿上衣服，但没能回窑洞。过一会，“毛驴”队长说“脱”，又把我强奸了，那晚强奸了三次。其后，有人接我回了窑洞，在窑洞又被林士德强奸了，计强奸了10次，我动不了。 审判长：用枪托砸的痛法？ 刘面换：现在还疼，当时更疼。 审判长：打那天以后，每天怎么的？ 刘面换：有40来天被关在进圭村，每天有五人到八人强奸，几乎都是日本兵。夜里每晚在炮楼被“毛驴”队长强奸。 审判长：身体有何变化？ 刘面换：身体浮肿动不了，连上厕所都得爬着去。 审判长：吃的是什么？ 刘面换：小米，苞米粥，一天两顿。 审判长：你后来怎样了？ 刘面换：过40天，看守和我的亲戚取得联系，“这么下去得给整死”。由亲戚和父亲联系。父亲拿着亲戚给的100元，来领我，我是爬在家里准备的驴背上回的家。日本兵还要抓我走，家人就把我藏在地窖，说“看病去了”，日本兵这才死心回去了，约好等我好了就回去。 审判长：你说不成个人样儿是怎么回事？ 刘面换：脸浮肿，身体也肿了，走不动，枪托打，脚踢的伤处现在还痛几乎都拐着走，右腿被踢得不听使唤。 审判长：你怎么看的医生？ 刘面换：医生每天都来，过了6个月后，拿到处方药吃。 审判长：是什么病？ 刘面换：身体浮肿和子宫糜烂。 审判长：子宫糜烂的症状？ 刘面换：医生摸摸肚子和腰，就知道了。 审判长：来窑洞之前身体怎样？ 刘面换：什么毛病都没有，到窑洞后才疼起来。 审判长：治病花了多长时间？ 刘面换：一年半左右。 审判长：别的还有什么感觉不好的地方，一个一个说出来。 刘面换：右手长，左肩突出，右肩凹陷，右手不能再长了，左手不能随意拿东西，疼痛一直有，右腿一迈就疼。脑后一枕枕头就痛。从15岁开始一直每天吃止痛药。 审判长：其后你的生活怎样了？ 刘面换：生活很穷，没有帮助，和一个结过婚的男人一起过。 审判长：丈夫是做什么的？ 刘面换：务农，我帮不上，家务也指望不上我。 审判长：最后有什么要讲的？ 刘面换：我被日本人蹂躏，受到很大摧残，这才来到这里，我要他们低头谢罪，我已活不了几岁（年），我不说谎。 （要询问就此，刘面换退庭。） 陈庆港《26个慰安妇的控诉：血痛》 的支持。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