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尼克松在1972》 引子 关于一九五四年在曰内瓦， 杜勒斯不和周恩来握手…… 将杜勒斯不和周恩来握手的事件，作为本书的引子是再也合适不过的。 关于这个事件，至今仍在全世界广泛流传。 握手，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种标志，是人之所独具的区别于其他生物的高级精神活动。据说，它起源于远古时代部落之间的往来，友好的部落之间互相接触交换谷物、猎物，或是敌对的部落之间互相接触交换战俘，这些部落与部落之间的来往是以握手开始的。可以说，握手就是人类外交活动的起源。 现代外交史也说明，派驻在同一国家的交战国使节，在战争期间互不往来，但在第三者举行的活动中相遇时，依然彼此以礼相待，完全不理睬则是粗鲁的和无益的。 在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当时世界上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敌对的阵营，我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属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当时美国统治集团敌视新中国，坚持不承认新中国，侵略朝鲜，武装台湾。插足越南．并对我国进行经济封锁，同时阻挠我国进入联合国。当时，中美关系极端恶化，十分紧张。中美两国之间，除了在朝鲜战场上较量及在板门店谈判中有所接触，此外，别无往来。毛泽东当时一再说，我们不怕美国的封锁，我们也不急于要同美国建交，不急于进联合国，我们奉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外交政策。毛泽东还说，我们有一天把事情办好了，美国就会后悔，那时也是悔之晚矣。美国在朝鲜战场失败以后，国内涌起一股批评政府对华政策的呼声，不少人觉得美国对中国实行敌对政策是不现实的。美国著名将领布莱德雷将军认为朝鲜战争是美国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同错误的对手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可是，美国统治集团仍然执行僵硬的敌视中国的政策，致使中美之间的对立空气十分浓厚。 在一九五四年春夏举行的日内瓦会议上，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声明，美国同意中国参加日内瓦国际会议并不含有对中国的外交承认。在会议期间，盛传周恩来总理要同杜勒斯握手，被杜勒斯拒绝了。为此，杜勒斯特地给美国代表团立下了一条纪律，无论谁都不准和中国代表团的人握手。 但是，美国官员们不是铁板一块，副团长史密斯副国务卿就有自己的看法。有个美国记者曾当面问过史密斯：“你和杜勒斯同周恩来有没有什么接触？”史密斯回答得很风趣：“如果有接触的话，唯一的接触就是我们在卫生间共用过一条手巾。” 据当时担任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的王炳南回忆，当时的情景是：有一天，我们很多人聚在酒吧问里喝茶。这时，史密斯端着酒，走过来，主动找总理的翻译浦寿昌攀谈，这是没有先例的。史密斯对浦寿昌说：“你的英支讲得漂亮，地道的美国音。你是在哪儿学的？”他还赞扬了中国的古老文化，讲了许多友好的话。这在敌对的两个代表团来说是不寻常的。我们对史密斯这一举动很重视，回去后向总理作了汇报。周总理说：“好啊，既然史密斯愿意而且敢于同我们接触，那明天休息时，我也找他谈谈。”第二天休息时，当王炳南发现史密斯一个人走向柜台去喝咖啡时，便赶紧把周恩来引到那里去。史密斯这时左手拿着雪茄，看见周恩来向他走来，并要向他伸出手时，他急忙用右手去端咖啡，这样就无法握手了。他笑容可掬地和总理打招呼，客客气气聊了一阵子。讲了一些友好的话。会议结束的最后一天，又是休息时，总理正和别人聊天，史密斯微笑着主动凑上来同周总理交谈。他说：“会议即将结束，能够在这里和你认识，我感到非常荣幸和高兴。你们在这次会议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我们希望不管朝鲜也好，越南也好，都能恢复和平。”说完，他抓住总理的胳臂摇晃了几下，笑眯眯地走开了。史密斯遵守了杜勒斯定的不准与中国人握手的纪律，同时又聪明地用摇胳膊的方式表达了他对周恩来的钦佩。 关于我国外交人员在公共场合能不能跟美国人握手，也曾发生过一件事。美国驻丹麦武官在一个军事俱乐部里喝酒，他主动走过来要和我们的武官握手，当场遭到拒绝，弄得主人很尴尬，美国人也下不了台。这事汇报到周思来总理那儿，周恩来批示让外交部作了规定，第一我们不主动和美国人握手；第二如果他们主动来握手，礼尚往来，我们不要拒绝。 在周恩来总理有没有要同杜勒斯握手的问题上，国内最近有不同的意见。王炳南同志认为，这是以讹传讹。在整个日内瓦会议期间，王炳南说自己始终在周总理左右；据他认为，总理非常审慎和严谨。杜勒斯是坚决反共的头子，总理从来就没想去和他握手。 据现在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李慎之同志对笔者说，他当年也在日内瓦，在周恩来总理身边工作。当时，开会的场所通道比较窄，开了多日的会，也会有周恩来与杜勒斯在通道上相遇的时候，周恩来要与杜勒斯握手也不是不可能的；这表现了周恩来的大度、宽厚和知礼。而杜勒斯拒绝握手，只能表现了其人的粗鲁、僵化和无礼。 握手事件说明了中美两国之间隔阂之深重，关系之恶化，对立之尖锐。这就是产生我们这部作品的背景。 第01节 ●毛泽东要到密西西比河击游泳，要看艾森豪威尔总统打高尔夫球，再去医院探望一下杜勒斯先生。 六月的武汉，已经热的难耐了，下半夜才凉下来。东湖旁一个静谧的别墅的一间卧室里，在柔和的床头灯下，有一个人靠着高垫的枕头，半躺在床上把卷夜读。这是一本线装书，当他读到魏以四十余万兵马据城死守，陈庆之以精兵三千大破之，激起感情上的共鸣，忍不住执卷下床站了起身，在屋里踱了两圈，走到窗前站着。扔掉烟头，又点了一支烟吸着，遥望着星斗满天的夜空。他身材高大，魁梧，只是背有一点驼了。 他就是毛泽东。 北边的大国大兵压境，发射架上的导弹，瞄准着我国境内的要地，咄咄逼人呵！每当在这种时候，他都爱读史。这个晚上，他读的是二十四史。 这是他平生最爱读的一部书。这个版本还是刚打进京城没几年的时候购得的，是清乾隆武英殿版的二十四史大字本。读起来舒畅悦目，这是他盼之已久的一部书，几乎每年都要花时间读它。每次外出巡视，他所带的一大堆书中，都有这套书。他已经在许多册列传、纪的封面，用他那雄浑苍遒的笔迹标出传、纪的人名，书中大都作了圈点断句，有的封面的天头上还画着几个圈圈的标记。有的还有圈点勾画。还有的地方，他还细心地改正了版本中的错字。 这天晚上，他读的是二十四史第六十一卷的列传第五十一《南史·陈庆之传》。陈庆之是梁武帝时名将，受封武威将军，对魏作战，陈庆之有勇有谋，屡立战功。曾在半年之内，鏖战数十百次。魏以七万人分筑九垒抗拒，陈庆之半天之内攻下三垒，魏败退。又在十四天内连克三十二城，作战四十七次。书中对其作战过程有较详细的记载。从一千多年前叱咤风云鏖战疆场的陈庆之，联想到自己的一生经历过的无数惊心动魄、威武雄壮、艰辛卓绝的战争场面；他忍不住从窗前走至书桌边坐下，执笔在书的天头上写了“再读此传，为之神往。” 兴奋之中，他又联想起当前的现实来。他刚得到报告，五月底、六月上旬，苏联军队又在新疆边境挑衅，引起了流血的冲突，外电又报道，苏联军队在漫长的中苏边境处于一级战备状态；勃列日涅夫于六月八日在莫斯科的国际共产党会议上谴责了毛泽东，并且鼓吹建立针对中国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还有消息说，有苏联人在某种外交场合试图与台湾接触；还有苏联外交官暗示，苏联避免恶化同美国的关系，便于孤立中国…… 形势当然是严峻的。 不久前。珍宝岛的战斗打起来后，他曾经同意周恩来的提议，让陈毅、叶剑英、徐向前与聂荣臻四个老帅，每星期六在中南海紫光阁五承殿开一次国际形势座谈会，将意见上报中央供决策参考。在三月份的报告中，四个老帅对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后苏联会不会大打的分析，吸引了他的注意。四个老帅认为，苏联在边境搞点紧张局势、制造点冲突是可能的，但是要跟中国大打，目前还不可能。老帅们的理由是去年苏联入侵捷克，就动员了二十多个师五十万军队。目前苏联在我边境有四十个师号称陈兵百万。真要进犯中国打大仗，至少要有一百多个师约三百万兵力。这又谈何容易？！ 中苏两国，同以马克思为老祖宗，为什么要刀兵相见？这绝对是马克思老祖宗没有预见到的。他却很清楚，中苏两党的分歧，由来已久。 他知道，斯大林一直不相信他，把他当作“农民领袖”，从抗战开始一直到解放战争，斯大林不相信中国共产党人会夺取胜利，而讨好蒋介石。抗战时期，为了苏联本身的战略需要，斯大林只援助蒋介石，而拒绝缓助中国共产党，不考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利益。斯大林认为，在中国，只有国民党有力量，它又能得到英美两大盟国的同情和援助；而中国共产党人在贫瘠的西北黄土高原上艰苦抗战，正需要援助的时候，斯大林担心援助它会引起蒋介石和英美盟国的不满。“西安事变”发生后，苏联竟认为张学良是在“帮助瓦解中国并制造混乱”，苏联《消息报》还发了社论谴责张学良。斯大林还通过共产国际和王明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放弃独立发展，放弃争取领导权的斗争原则。他早就在党内讲过，抗战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 解放战争时期，我们的政治、军事形势都很好，正准备南下渡长江，解放全中国。斯大林对此有看法，一九四八年五月，派米高扬来到西柏坡，要求我们“停止内战”，搞“南北朝”，南北分治。南京解放前夕，苏联同国民党政府仍保持着外交关系。蒋介石在南京呆不住了，迁都广州，苏联大使罗申奉命随同蒋介石政府迁馆到广州；而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则未走，留在南京观察形势发展。苏联的作法同他们对当时的整个国际形势的错误估计有关。苏联担心中国内战会打乱雅尔塔会谈划定的势力范围，导致美国卷入，危及苏联利益。斯大林也害怕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斯大林的总出发点是要从战略上稳住美国，赢得和平建设的时间。苏联对我们能否解放全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也持悲观态度。当时，我们对国际形势的估计和是否能解放全中国的看法同苏联是有分歧的。当然，我们打赢了，苏联背靠新中国还是高兴的。 他还记得，一九四九年底，他率代表团乘专列抵莫斯科的时候，正是中午十二点正，专列一停靠月台，克里姆林宫的大钟就“当当”地敲响了。除斯大林以外的苏联最高党政军领导人，几乎全部到车站迎接。当天下午六时，斯大林率领苏共全体政治局委员会见毛泽东。他记得刚一见面，斯大林不等介绍，就走上前来握住他的手，高兴地说：“想不到你是这样的年轻和健壮。”还说过：“你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而胜利者是不受指责的。”为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他在苏联呆了很久，很费了一番力。斯大林害怕触犯雅尔塔协定，但后来还是同意签订这个条约，这是好的。往后好几年，是两党两国关系最好的时期。苏联援助一百四十三项工业项目，还派了大批顾问和专家帮助我们建设，培训我们的技术干部和接受我们的留学生、进修生。 苏共二十大以后，随着中苏大论战的开展，两党之间又有了裂痕，他和赫鲁晓夫当面争论过两次。第一次是一九五八年，赫鲁晓夫来北京强行要求在中国建立海军基地。他拒绝了，赫鲁晓夫施加了压力。他冷冰冰地回答：“你最好全部接管中国海岸。”赫鲁晓夫问他，如果真是这样，主席怎么办？他说，他将重新上山打游击。赫鲁晓夫反唇相讥：“游击战在现代世界里已经没有市场了。”他也回敬说：“如果你一定要捏住中国人的鼻子，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办法？” 第二次，一九五九年，赫鲁晓夫在戴维营结束与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会谈后，飞来北京。他要求中国释放八名在朝鲜战争期间和之后在东北俘获的美国空降特务。他回答说：“这很难做到，你知道，中国有自己的法律。”赫鲁晓夫当场就红了脸，坚持说这几个人一定要释放，因为在戴维营会谈中，赫鲁晓夫已经答应了艾森豪威尔。赫鲁晓夫碰了钉子，又接着为尼赫鲁当说客，要中国答应给尼赫鲁一片领土，说“那不过是一块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他回答说，根本的问题是印度武装有预谋地入侵中国领土，他本人以及驻西藏的边防军的领导也都没有觉察，直至边民和巡逻兵多次报告之后，中国政府才不得不发出正式抗议，采取了自卫反击步骤。此后，苏联撤退专家，撕毁协议，两国关系就恶化了，一至发展到珍宝岛战斗。 以前是笔墨战场不伤人体，现在刀枪相见他也不怕。中国革命本来就是以弱胜强、以少胜多打出来的，打垮了蒋介石王朝，又与美国军队在朝鲜作了较量，面对苏联，何惧之有？2大不了打开国门，让你进来，到时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就由不得你了…… 远处隐约传来一声鸡啼，天快亮了。他还没有睡意。他的思绪又回到了四个老帅身上。 最近，五月份的报告中，老帅们的建议更引起了他的兴趣。鉴于尼克松总统上台后，美国对外政策发生了一系列微妙的变化，陈毅提议：恢复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打开冰冻已久的中美关系。其他三位老帅也一致赞同。这项提议，在他脑中萦思已久。从法国首任驻华大使马纳克转达的尼克松的正式口讯来看，美国真的想跟中国缓和了。尼克松一定是想从越南脱身。算盘打得很精。 想到美国，他想起他的美国朋友斯诺，还有斯特朗女士。他跟斯特朗在延安窑洞里谈“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时，翻译将“纸老虎”这个词译成“Scare—crow”。他觉得不对，打断谈话，要斯特朗告诉他“scare—crow”是什么东西。斯特朗回答说，在美国“那是扎成的人形，农民把它竖在田里来吓唬乌鸦。”他说，这样译不够确切，这不是他的原意。他说：“纸老虎并不是吓唬乌鸦的死东西。它是用来吓唬孩子的。它看起来象可怕的老虎，但实际上是硬纸板作成的，一受潮就发软，一阵大雨就会把它冲掉。”他自己用英语说“纸老虎——papertiger”。 上了年纪的人经常不自主地陷入回忆之中，领袖也不能例外。他又想起来了，十年前，一九五九年三月的一天早上，他在这东湖边上又会见了斯特朗。她是跟黑人朋友杜波依斯夫妇一块儿来武昌看望他的。他跟斯特朗说起，这是自延安那次谈“纸老虎”以来，他第一次接见美国朋友。大家坐下之后，谈笑风生。他先问起岁数。那年杜波依斯九十一岁，斯特朗七十三岁，而他自己当时六十六岁。记得他开心地说：“有三代了！”斯特朗说：“只有两代半。”他挥了一下手说：“我们不讨论确切数字问题，可是，杜波依斯的年龄完全可以当我父亲了。” 他记得，他十分钦佩杜波依斯九十一岁高龄尚如此身轻体健，他说道：“连我也感到上年岁了，但我还有精力，人也健壮。我每年还能畅游长江，也在中国其他河域里畅游过，还希望多游一点。如果你们三位不反对的话，我想在密西西比河里游。但我估计另外三位——杜勒斯先生、尼克松先生、艾森豪威尔先生——可能要反对。” 他记得，杜波依斯有点严肃地回答：“正相反。这三位很可能想见到你在密酉西比河里游泳，尤其在河口附近游。” 他那时笑着回答：“真的吗？如果这样的话，我便近日内动身出发。就算是位旅游者好了。我不谈任何政治问题，只在密西西比河里游泳。如果艾森豪威尔允许的话，我倒还想看看他打高尔夫球呢。或许我再去医院探望一下杜勒斯先生。” 杜波依斯冷冰冰地说：“这可能会给杜勒斯一击。”他记得自己回答道，“这远非我去的用意，我非常希望杜勒斯先生能康复。作为美国国务卿，他对我们很有用。同时，他对美国人民、对全世界劳动人民都有用。”他是指杜勒斯作为反面教员的作用。 天已经朦朦亮了，他才又躺回床上。他把书卷搁在枕头边。当他闭上眼皮时，已经不再想一千多年前的名将陈庆之，而是想着，他能不能到密西西比河去畅游？ 他还是睡不着，忽而又想起一九五八年秋天的一个下午。也是在湖北。他的一号专列停在孝感站外，他要对中央向湖北提的年产六百亿斤粮食摸个底，邀请当地的干部与农民代表上车座谈。农民代表曼桃香是个农村小姑娘，正闹感冒打喷嚏，人家怕她传染给他，不让她进来。他知道了即说：“怕什么，少奇肝炎多年也没有传染给我。进来，小姑娘，请坐。” 她刚坐下，不料打了一个大喷嚏，喷得他满脸唾沫星子，在座的人都紧张起来，小姑娘也脸有惧色，他赶忙笑说：“不要紧，我是六十多岁的老头子，不怕死，人家说身经百战，我也是身经百战不死，你的一个喷嚏打得死我吗？你比美帝国主义厉害？比日本侵略者厉害呀？比蒋委员长厉害吗？”他这样一说，气氛缓和了。 他又问小姑娘：“你为什么感冒？” 县桃香说：“报告主席……” 他立即打断说：“不要报告。大家平起平坐，随便谈心。” 曼桃香说：“昨晚我通宵开夜车锄棉梗，天亮才通知我开座谈会。一直打喷嚏，来这之前我先吃了药的。” 他问她：“你们开夜车点灯吗？” 曼桃香答：“300瓦电灯，20盏气灯。” “你赞成开夜车吗？” “说实话不赞成，但上面要我们开夜车，我是妇联主任，不能不开。我认为开夜车划不来，花钱很多，费力很大，第二天还打不起精神，大家都不愿意。” 他又问：“你认为你所在的生产队粮食产量能达到指标么？” 小姑娘回答得很大胆：“差十万八千里。” 他又问：“那么你想如何办呢？” 曼桃香很恳切地说：“希望上面实事求是。” 她说这话很不简单，在座有的人鼓了掌。有人也汇报说，事实上老百姓有的已经开始饿饭了。 他记得他听着听着便流下泪来。他还记得他当时没有擦过脸，并且说：“不要同不让她进来的人讲打喷嚏的事。对‘皇帝’脸上打喷嚏，那还了得呵！我毛泽东是久经考验的人嘛。” 他甚至挂念着这个向他脸上打过喷嚏的曼桃香。她今天怎么样啦？日子好过吗？要是苏联人真的打进来，象曼桃香这样的人会成为最勇敢的战士的…… 第02节 ●周恩来亲自过问两名美国旅游者 误入广东海域事件 七月的北京，五点来钟，天已经大亮了。中南海西花厅四周的松柏上已有鸟雀在啁啾。周恩来这才离开办公室。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平端起两只胳膊，做了两下扩胸的动作。这年是一九六九年，他已经七十一岁了，还两肩齐平，脊梁挺直，保持着特有的风度。只是长年的劳累已经在损害着他的身体，尤其是近两年，他体重在减轻，身子更瘦削，原来饱满而略显方形的下颏已变得尖削了。此时，他神态已经十分疲惫。他服了安眠药。安眼药的剂量已经加大了。要不然，他睡不着觉。使他忧心的事太多了。尤其是上个月九日贺龙去世的消息，猛地使他的心象铅块似地往下坠。他曾调来贺龙的病历。高渗性非酮症糖尿病昏迷。这是一颗蒋介石悬赏十万块大洋要买的头颅呵！他曾问过自己的保健医生卞大夫。卞大夫说，尽管我国医学界对糖尿病还缺乏认识、还没有特别奏效的医疗手段；但是，贺老总是送进三O一医院不到六小时死去的；既然血糖那么高，患者又病了那么久，为什么不早住院治疗呢？ 安眠药起了作用。他睡着了。不一会，就发出了均匀而轻轻的鼻息声。 八点刚过，周恩来只睡了两个多小时，就被值班秘书催醒了。不催醒他，是要受到他严厉批评的。他动作迅速地起了床，穿着毛巾睡衣来到卫生间。这个卫生间，被国务院的部长们与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称为周总理的“第一办公室”。许多急件急电在这儿批阅；当天报纸的国内外重大新闻及新华社的《参考资料》，周恩来也在这儿过目…… 一份急电引起了周恩来的注意。这是公安部转来广东省公安厅的急电。昨天，也就是七月十六日，在临近香港的海面，抓到了乘游艇冲进我们领海的两个美国人。周恩来立即吩咐秘书，上午十点召集公安部、外交部的负责人来开会。 当天报刊的重大新闻：美国在肯尼迪角发射了载人登月宇宙飞船阿波罗11号，人类将在月球踏上第一个脚印；尼克松总统将于本月下旬从太平洋开始他的环球旅行，将在访问菲律宾、印度、巴基斯坦等亚洲六国之后，访问罗马尼亚；……秘书在参考资料上刊载的一则合众国际社记者特勒从伦敦发出的报道上，用红铅笔划了好些杠杠。被划上红杠杠的文字说： 从共产党重要前哨传到这里的外交方面的消 息昨天说，中苏紧张局势可能很容易瀑发成重大 的边境冲突，但是全面战争极少可能发生。据说， 北京和莫斯科的紧张局势正在向极危险的程度发 展。 伦敦外交界的消息说，据了解莫斯科政界和 军界之中的一些人士正在悄悄地主张对中国实行 先发制人的打击。 这些消息说，但是克里姆林宫居于负责的领 导地位的人已拒绝采取这种行动，因为除非莫斯 科使用核武器从而无可挽回地毁掉自己在全世界 的声名，否则这种行动将会把苏联拖入一场可能 无法自拔的游击战中去。 周恩来盯着这则报道，眼睛又扫了一遍。他记得是上个月澳大利亚的报纸最先透露出这种消息，苏联的不是职位很高的驻外武官在某种外交场合向美国同行转弯抹角地试探：要是苏联对中国的罗布泊使用原子弹的话，美国会采取什么态度。周思来觉得，不能因为西方报纸有这种报道，就完全相信；可是，他是相信在三月份中苏军队在珍宝岛交火的事件发生之后，苏联至少是很想咬中国一口的。尽管当时对于苏联试探美国的态度，还没有更直接的材料；但是，这不是笑话，在外交场合没有一句话是无所谓地谈出来的。 珍宝岛事件以来的中苏关系，确实是压在周恩来总理心中的一块大石头。一九六六年以前，中苏两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还没有导致两国军队交火。我国刚解放时，中苏边境是“有兵无防”。到六十年代初，是“有兵少防”。中苏边境长达一万二干多华里，四千多英里，当时苏军只有十二个师。大师两万，小师一万五，确实没有多少兵可防。到了一九六九年夏天，苏联在中苏边界驻军至少五十个师。新闻报导说的“陈兵百万，大兵压境”，绝非是形容词。 从一九六九年三月珍宝岛事件开始，到七月，从东面的乌苏里江、黑龙江到西面的新疆，可以说充满了火药味，每十多天，几乎就会发生一次边界冲突，局势非常紧张。苏联至少有一部分实权人士在考虑对中国进行轰炸，或是外科手术似的打击。 周恩来看罢报纸，洗漱完，只喝了一碗豆浆，连碟子上松软的馒头也没有动。 美国总统尼克松不会不利用中苏之间的紧张关系。罗杰斯国务卿已经不止一次地在讲话中“呼吁中美恢复会谈”，宣布“美国不是要改变对大陆中共的政策，而是要改变中美两国的关系，在某个时候我们即使单方面的采取措施，我们也将努力……”周恩来很欣赏曾经担任过美联社驻莫斯科记者的索尔兹伯里在《纽约时报》上所发的文章。索尔兹伯里说：“……在中苏冲突中，给尼克松一个大好的机会——使他能成为象样的历史人物的机会；当然，也存在着巨大的危险性，尼克松得下巨大的睹注。一旦中美接近，将使世界的政治形势产生结构性的变化。” 他将碗里的豆浆喝完后，霍地站了起来，边走边将两条胳膊向后伸，秘书将灰中山装上衣的两条袖管套进他的前臂。他两手轻轻伸着一抖，上衣就贴了身，紧接着他自己两手飞快地系结衣扣。 他想，对昨天在广东抓获两个乘游艇侵犯我国领海的美国人，要广东省公安厅派得力的人去搞清楚真实情况，在没有查清楚之前，不要在报纸上大肆渲染，不要随随便便给人家戴上“美国中央情报局间谍”的帽子，不要随随便便挖苦人家，住处、饮食都要安排好。我们的机构在这些年头给造反派搞乱了，简直是无法无天。他记起毛主席在几次会上都批评的一件事。 珍宝岛打起来后，苏联人也急，担心上升为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他们就打电话来。那时候，我们和克里姆林宫之间有热线联系了。据说，勃列日涅夫直接找毛泽东同志讲话。我们中央的话务员问：“你是谁呀？”回答说：“我是勃列日涅夫，请接毛泽东同志讲话。”我方话务员说：“修正主义分子！你是什么东西，能找我们伟大领袖讲话？！”话务员把人家骂了一通。电话断了。事后，中央机要局的负责人批评话务员：“你也没有经过领导，怎么能胆大包天，干这种事！” 为了防止这种意外，周恩来决定要对这两个美国人入侵领海的案子一竿子过问到底。 当时，尼克松总统为了努力促进同中国建立联系，批准了放宽对美国公民来中国旅行的限制，允许六类公民(议员、记者、教员、学者、科学家和医生、红十字会代表)到中国旅行，还允许在国外工作的美国人可以购买一百美元的中国货物。当美国方面正准备公开宣布的时候，发生了七月十六日两个美国人进入中国领海的事件。基辛格决定，把宣布推迟几天，看看中国人会不会利用这次事件掀起例行的反美浪潮。 几天过去了，中国人一直保持沉默。 七月二十一日，在尼克松即将出国作环球旅行时，美国国务院低调地宣布放宽对中国的贸易和到中国旅行的限制。 广东省公安厅在周恩来总理过问下，派了得力干部去调查。查了一个星期，把两个美国人误入领海的案子搞清楚了。这两人是暑假来香港旅游的美国大学生。船上没有窃听器，也没有发报机，不象是间谍。两人态度很好，承认误入领海，写了字据。七月二十三日，周恩来接到报告后，同意立即释放。 七月二十四，那两个美国大学生通过罗湖桥来到香港。 这就是尼克松上台后，中美双方之间的第一次奥妙而无声的对话。双方都没有跟对方说明白，双方也都没有丧失自己的尊严 第03节 尼克松去环球旅行，以寻求通往北京的渠道。他找了叶海亚总统，找了齐奥塞斯库总统。 天呐！如果说昨天他来到这里，受到五十万人的夹道欢迎的话，今天夹道欢送的罗马尼亚人足足有一百万。人们在街道两旁穿着鲜艳的民族服装，挥动着鲜花，挥动着罗美两国国旗。 尼克松总统与齐奥塞斯库总统并排乘着黑色的敞篷小车缓缓地穿过布加勒斯特的街道，驶向奥托佩尼机场。这是一九六九年八月三日。 欢呼的声浪。热诚的笑脸，有的人眼角还挂着泪花。一束束鲜花向敞篷汽车扔来。街道上陈设了好看的花坛，到处都挂着罗马尼亚与美国国旗，甚至苏军英雄纪念碑附近的大厦上也悬挂了美国国旗。 这些年来，尼克松已经访问过包括苏联在内的六十多个国家，他觉得从来没有象这次访问罗马尼亚更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布加勒斯特市民脸上突然爆发出来的那种亲热的情绪，真有点使他不可思议。 要是他真能如愿访问东方那个神秘的中国，他受到的将是什么样的欢迎？ 他昨天在跟齐奥塞斯库进行的三个小时的会谈中，就谈到了中国。他真诚地告诉齐奥塞斯库：“我想在我的任期中，改善美国同中国的关系，能否请您从中斡旋，向中国人传递我的意愿？” 齐奥塞斯库笑着打量了尼克松一眼。 尼克松又说：“美国反对苏联提出的亚洲安全体系，在亚洲建立反对中国的小集团是错误的。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的中国被错误地孤立起来，会变为一种爆炸性的力量。美国的政策是同中苏两国都建立良好的关系。” 齐奥塞斯库告诉尼克松，中国人信仰坚定，说话算数，通情达理；一九六O年六月下旬，好些朋友来布加勒斯特参加罗马尼亚党的会议，他作为乔治乌·德治的主要助手，接触过中国人。中国人给他很深的印象。 尼克松细问齐奥塞斯库。齐奥塞斯库没有详谈。只是说：“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出人意料地公开骂中国人。毛泽东派来的彭真也毫不含糊地给以回敬，顶撞了赫鲁晓夫。” 齐奥塞斯库还清楚地记得，中苏矛盾就是这样公开化激烈化的。那时候，彭真引用了一句中国有名的成语来反击，说赫鲁晓夫“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当时气氛十分紧张，作为东道国，主人见此状况很为不安，担心中国人会提前回国。主人去做了中国人的工作，那天一直谈到深夜。中国人通情达理地答应按原定的日程开完会才走。经过那一次，罗马尼亚与中国人成了好朋友。 尼克松说：“我在一九五九年七月访问苏联时，也和赫鲁晓夫顶撞过，领教过他的坏脾气。” 又有几束鲜花朝尼克松掷来，落在敞篷车的后盖上。他想，他在有的国家，被人扔过鸡蛋、西红柿，他的肩膀上曾经落过粘乎乎的蛋黄；在这个共产党国家扔来的却是鲜花。 他站在车子上，例头望了望身旁的齐奥塞斯库。这个卷发漂亮、魅力迷人而思想坚定的共产党领袖，朝他微微点头笑着。 尼克松为群众的情绪所感染，把双手高高地举起，象在美国各州竞选时面对他的选民一样。他这两天格外地兴奋。访问罗马尼亚是他这次环球旅行的最后一站。 他是七月二十四日在太平洋的大黄蜂号航空母舰上观看了“阿波罗11号”宇宙飞船壮观的溅落之后，开始他的旅行的。宇航员阿姆斯特朗、奥尔德林与柯林斯乘坐阿波罗11号完成了人类首次登月飞行，在月球的地面第一次留下了人类的脚印，取回了第一块月球的岩石。 向月球发射“阿波罗11号”，是向全世界大声地宣布的。而他这次访问亚洲六国与罗马尼亚之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却是不能张扬的。那就是，他要寻找一条打开中美关系的新渠道。可是，美联社却在一则报道中几乎泄露了天机。那则报道称：“美国官方某个不透露姓名的人士在谈到尼克松总统这次环球旅行时，透露了这样一种期望：‘这次访问，也许会打开美中之间新接触的道路……’” 幸好这句话没有引起国际舆论的关注。 尼克松在这次旅行中，要以两条渠道探索中美新接触的道路：一条就是找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另一条就是找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都与中国有着十分友好的外交关系。他要找这两国总统帮忙的想法，是他今年二月下旬，他作为美国总统第一次出访欧洲，他在法国凡尔赛的大特丽爱依宫与戴高乐总统会谈之后形成的。 他记得那天他跟戴高乐站在路易十四当年的客厅的大窗户跟前，一边看着窗外好几英亩整齐花园的美丽景色，一边谈到苏联，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接着就谈到了中国。他把和戴高乐的会谈当作那次旅行的高潮。他从谈话中发现，戴高乐的想法和他的想法不谋而合。 “我对他们的意识形态不抱任何幻想，”戴高乐说，“但是，我认为，我们不应该让他们怒气冲冲地与世隔绝。西方应该力图了解中国，同它接触，对它产生影响。” “考虑到将来，”尼克松说，“在我和苏联人进行对话的同时，我也可能需要在中国问题上为自己找个可以依靠的有利地位。不出十年，只要中国有了巨大的核进展，我们就毫无选择的余地了。极为重要的是，我们和中国的来往必须比目前增多。” 戴高乐十分赞同：“你现在承认中国，总比将来中国强大后被迫这样做来得好。” 会见戴高乐回到白宫后，尼克松很快就决定了安排这、次旅行。因为这次旅行以看“阿波罗11号”溅落开始，尼克松给这次旅行起了个代号叫“月辉”。 八月一日，他在拉合尔与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举行的秘密会谈中，就谈到中国。他说。“尽管我政府中的其他人和许多美国人完全不这样看，我还是认为，要是象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继续处于孤立状态，亚洲就不能向前进。” 叶海亚·汗说：“我很欣赏您的见地。” 尼克松又说：“中美两国对骂了二十年，相互敌视，互不来往。我想结束这种状况。” 叶海亚·汗想了想，摇摇头说：“中美两国积怨太深了！依我看，不是一两次对话就能解决的。当然，我是中美两国共同的好友，当尽力而为。” 尼克松站起来，踱了几步，转身对叶海亚·汗说：“美国决不会参加孤立中国的任何安排。你可以把我的想法在最高一级转达给中国人。” 叶海亚。汗说：“你放心。毛泽东、周思来都是有教养的、务实的、说话算数的领袖。” 在拉合尔，尽管街道上欢迎尼克松来访的人还不如插的旗帜多，尼克松对叶海亚·汗表示出来的热心与友谊还是满意的。 而在布加勒斯特，尽管事先有报告说，他将受到有礼貌。的接待，可是欢迎的规模以及群众自发的热情却完全出乎。尼克松的预料。 尼克松对齐奥塞斯库总统心怀敬意。觉得这是一位坚强的、有主见的领袖。罗马尼亚要和中国人保持良好的关系，就必须在一条很细的钢索上行走，免得苏联人象一九五六年在匈牙利和一九六八年在捷克斯洛伐克那样对罗马尼亚进行干涉。齐奥塞斯库至今一直施展着精湛的技艺在钢索上行走。 尼克松为了感谢齐奥塞斯库的厚意，在举行告别宴会之前作了特别安排，特意运来了白宫瓷器、金质餐具、玻璃杯、空军乐队甚至白衣侍者。 只有花是在布加勒斯特借的。宴会是尼克松在极为现代化的玻璃和大理石装饰的宾馆举行的。 尼克松举杯祝酒时说：“我们这次已设法尽量把我们能从美国运来的东西都运到布加勒斯特。座位牌、牛肉是从堪萨斯城运来的，豌豆是从加利福尼亚运来的。西红柿是从佛罗里达运来的。棕搁心是从夏威夷运来的。只有花没法运来。因为你无论到世界上什么地方，都找不到象布加勒斯特那样漂亮的花！” 尼克松又说：“空军乐队也是从威斯巴登用喷气飞机运来的。把空军乐队运进罗马尼亚的目的，不是使华沙条约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事条约起作用；因为，对我们来说，音乐是和平的语言，而不是战争的语言。” 齐奥塞斯库也接着说：“的确，音乐是用来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友谊、促进和平的，使音乐不必绕弯就能传到各处，这也许是件好事。我们可以把华沙条约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都变成在音乐领域里进行国际合作的工具。” 在布加勒斯特出现的热烈气氛，是尼克松这次“月辉”旅行的高潮。这才冲淡了几天前他在亚洲旅行时感受到的一种莫名的暗淡心理。他在旅行开始时，在关岛宣布了后来被称为尼克松主义的美国的新的亚洲政策，宣布美国一旦越南战争得到解决，美国将保证不再发生越南那样的事情，除非出于美国切身利益的需要，美国不再承担新的义务。他宣布的这项新政策，使他在亚洲的旅行始终笼罩着一层阴影。有的报刊公开称这是表明“美国萎缩的新政策，它说明苏联的力量在增强，美国的力量在削弱”。 尼克松和齐奥塞斯库乘坐的敞篷汽车驶到了奥托佩尼机场。欢送的声浪一阵又一阵象潮水似地扑向那架“空军一号”喷气飞机。 “空军一号”呼啸着昂首飞上天空。 尼克松是在基辛格的陪同下进行这次环球旅行的。基辛格，个头要比尼克松矮，硕大的脑袋顶在租壮的身子上，硕大的鼻梁上架着宽边黑架玳瑁眼镜，镜片后的眼睛因瞳仁小而显得眼眶大，那瞳仁时而凝视，时而转动，使人觉得这个人特别自信而又捉摸不定。他那带喉音的男中音说起英语来，明显地是德国腔。当时，在这个世界上基辛格还远不及尼克松出名。尽管此人挂着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的头衔，人们更多了解的是他写过几本什么《核时代与外交政策》之类的专门论述外交新政策的书，知道他是哈佛大学的教授、博士。 尼克松在基辛格的陪同下飞离了布加勒斯特。尼克松那颗被热烈欢送场面搞得热烘烘的心，渐渐冷静下来。根据安排，基辛格将马上动身去巴黎，表面上是向法国官员介绍尼克松出访的结果，实际上是和越南外长春水举行秘密会谈。尼克松这次旅行为基辛格和北越人的首次秘密会谈提供了极好的伪装。 尼克松在想，基辛格的秘密会谈会不会顺利？美国什么时候能从越南战争的泥潭中脱身出来呢？ 他又想，他能不能在任期内乘坐这架总统专机象飞抵布加勒斯特一样，飞抵东方古国那个神秘而又有悠久文明史的都城北京？尽管他在布加勒斯特获得了成功，他对飞往中国的期望，还是十分渺茫的。 他望着舷窗外浩瀚无垠的天空，忽而想到，从华盛顿飞越太平洋到北京，也就是那么一两天的航程，为什么我们的科学与技术手段已经能够把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送上月球，而我们要飞往大洋那边的紫禁城竟然那么难？怪不得基辛格说，要打开中国之门，其艰难程度不亚于进行一场革命 第04节 ●参加了胡志明的葬礼后，柯西金突然从河内要求路过北京，会晤周恩来—— 胡志明主席于九月三日河内时间九点四十七分因心脏病去世。 周恩来刚刚听到这个消息，定定地沉默了好一会。正在西花厅办公室里向他汇报的一个部长下面再说什么，他都没有听进心里。他手里攥着写着这个消息的字条动也不动。秘书叫部长暂停汇报。秘书给周恩来的茶杯里添上热水时，周恩来才从沉重的悲痛中苏醒过来。 周思来与胡志明的关系，不仅是中越两国两党的关系，而且个人的私交也很深。他二十来岁时在法国勤工俭学，住在巴黎城南郊意大利广场附近的戈德弗鲁旅馆，去雷诺汽车厂做工，那时就认识了从越南来勤工俭学的胡志明。在广州黄埔军校，胡志明又担任过孙中山的顾问鲍罗廷的翻译。周思来与邓颖超的婚礼，胡志明也参加了。……现在，周恩来提出要到河内去吊丧。毛泽东批准了。当时，中央考虑到中苏两国关系极端恶化的状况，决定周恩来到河内要回避苏联领导人。当时，估计苏联要派二号人物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赴河内。周恩来决定在于九月五日越南正式开始举行吊丧活动之前，就赶去河内。周恩来通知河内：他将在叶剑英、韦国清陪同下乘专机于九月四日飞抵河内，不要求越南方面任何接待，与胡志明遗体告别后，当天就飞回我国。这样，待柯西金到达河内时，周恩来就已经离开了。 专机在北京起飞，往南疾飞。周恩来望着舷窗外茫茫云海，想起四年多以前，他最后一次去莫斯科会晤苏联领导人的情景——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赫鲁晓夫突然被勃列日涅夫赶下台了。就在苏共中央作出这一决定的当天夜里，世界上所有的人对此还毫无所闻的时候，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向我党中央作了通报。也就在这天，毛主席下令进行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并取得了成功。这两条表面互不相关的爆炸性消息，一下子成为震动全世界的特大新闻。 在新形势下，为改善中苏关系，我国又作了新的努力。当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等就任新职时，我国领导人很快联名发了贺电。贺电以几年来从未有过的热情语言，对苏联新领导人以及苏联一艘宇宙飞船发射和着陆成功，表示了热烈祝贺。勃列日涅夫等人也联名向我国领导人复电致谢。 周思来还记得，为纪念十月革命四十七周年，他应邀赴苏，专机飞抵莫斯科时，苏联新任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等人，到机场迎接。他与柯西金亲切握手，接受献花，并合影留念，真好象又回到中苏友好的年代。可是，刚刚出现的一点和缓气氛很快又被破坏了。在会谈中，勃列日涅夫非常蛮横地坚持赫鲁晓夫制定的路线，还是挥指挥棒，以老子党的态度来决定问题。十一月七日晚上的招待会上，贺龙元帅与苏联崔可夫元帅同席谈话，在座的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竞对贺龙说：“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该仿效我们，将毛泽东也搞下台去。这样我们就能和好。”贺龙当场顶回了对方的恶意煽动：“我们党和你们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的话是错误的。”崔可夫元帅也对马林诺夫斯基表示：“我们并不这样看。” 贺龙马上向周恩来反映了这一情况。周恩来当即向勃列日涅夫指出，马林诺夫斯基的讲话是对中国的严重挑衅。 勃列日涅夫在了解情况后，对周思来掩饰地说：“马林诺夫斯基今天喝醉了，是酒后失言，不必介意。” 周恩来立即指出：“这不是什么酒后失言，而是酒后吐真言。” 后来，中苏两党代表团正式会谈时，周思来就此又向苏方提出了严重的抗议。直到勃列日涅夫不得不道歉。 那次，真是满怀希望而去，最后是不欢而散地归来。 周恩来在飞机上想着。今年三月珍宝岛事件之后，苏军在我边境陈兵百万，咄咄逼人，不断挑衅；上个月中旬，苏联军队还在直升飞机和数十辆坦克、装甲车掩护下入侵我国新疆铁列克提地区，侵入我国领土两公里，打死打伤我国边防人员多人。在这样的形势下，他回避苏联领导人就是一种无声的谴责。 周恩来于四日当天到达河内，在与胡志明遗体告别以后，当即起飞回国。这个行动，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关注。周恩来回到北京后，就读到了美联社华盛顿5日传来的电讯：“美国一个不愿透露姓名、地位不低的官员对周恩来避免与柯西金打交道离开河内，感到非常高兴。周恩来避免会晤柯西金，不表明中苏冲突有任何新变化，而表明冲突糟到什么程度，说明整个中苏问题已经达到没有任何伸缩的余地……” 九月八日，我国又派了一个以李先念为团长的新的代表团赴河内参加胡志明的葬礼。李先念也是尽量避免与柯西金接触。 九月十日，我国驻河内使馆发来电报说；柯西金要在回莫斯科途中路过北京，要求跟周恩来总理会晤；并说要等回话。电报发出后，柯西金已经从河内起飞，柯西金原定的飞行路线是从河内经过印度、阿富汗、中亚细亚到莫斯科。我们的回电必须转到柯西金的飞机加油的下一站。 九月十一召凌晨，在毛泽东主席的亲自主持下，中央经过认真讨论，决定还是同意周恩来总理跟柯西金会面。因为事情总有一个限度，不管人家有多少诚意，他一而再，再而三表示要来，如果我们闭门不见，就要输理了。周恩来认为，柯西金在苏联政府内部是对中国态度比较友好的，也是比较现实的。据西方披露的未经直接证实的消息说，珍宝岛事件对莫斯科产生了触电般的效应，苏联政治局害怕几百万中国人越过中苏边界的恶梦般的情景；虽然苏联在武器上占压倒优势，但是要对付人海般地大规模进攻并不容易。在政治局讨论时，国防部长安德烈·格列奇科元帅极力主张使用几百万吨级的原子弹，采取“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的计划，态度比较现实的柯西金等人不赞成这种计划，认为大量的放射性尘埃不仅会杀死千百万中国人，而且会威胁到远东的苏联公民以及同中国接壤的其他国家人民。后来，军方强硬人士又提出用有限数量的核武器进行一种“外科手术式的攻击”，来摧毁中国能力有限的核设施。但是现实派也认为太冒险了。一两颗炸弹难以消灭中国这样的国家，而人口众多，又有毛泽东游击战理论武装起来的中国人，会使苏联陷入一场没完没了的战争，其后果将和美国在越南的遭遇相似，也有可能比美国更糟。 周恩来觉得，他与柯西金进行会晤也是恰当的。尽管我们对苏联领导人不存在幻想，但是，只要人家愿意谈判，试图通过外交谈判来寻求解决中苏边境冲突以及其他争端的办法是可取的。 九月十一日，柯西金在中苏边境的塔吉克的杜尚别过了一夜之后，就乘专机往东，穿过新疆直飞北京。周恩来驱车到北京机场与柯西金会晤了将近一个小时，气氛是冷淡的。但是，也出现了一点积极因素，平时苏联领导人从来不承认我们讲过一句话是有道理的；这次，对周恩来总理坦率地阐述的有些意见，柯西金还觉得有道理。双方会谈的公报，是苏联人起草的，交给我方征求意见。 我国外交部对苏方草拟的会谈公报进行了修改，将其中一些虚饰的陈词滥调划掉了。例如，将“同志般的”修饰词删掉了，留下了“友好的”修饰词。 这个公报，外交部领导改好后，送交周思来总理审阅。周总理把“友好的”这几个字眼都划掉了，就只剩下“坦率的”。这个公报很短，按周恩来的意见排在《人民日报》第二版中间不显眼的位置，很不容易引人注意。公报全文如下—— [新华社北京十一日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今天在首都机场会见了从河内参加胡志明主席丧 礼后回国途经北京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 双方进行了坦率的谈话。 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李先念、谢富治。苏联 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卡图谢夫、亚什诺夫。 这个短短的只有三句话的公报表明，在动乱中沉睡了好几年的中国外交开始活过来了。 事后，有事实证明，周恩来会晤柯西金这件事情引起的震动很大，对大洋彼岸的美国来说，比珍宝岛事件的震动更大 第05节 ●柯西金与周恩来的会晤，把尼克松的神经触动了…… 九月十一日柯西金与周恩来在北京机场会晤，完全出乎美国人意料之外。 本来，象中苏两国首脑人物举行四年半以来第一次最高级会晤，这种意义重大的事件，按白宫惯例，都要及时报告给美国总统。可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没有搜集到任何材料。尼克松是从《华盛顿明星报》上读到这一消息的。这件事太突然了！他暴跳如雷，认为完了，他的战略构想刚刚开始实施，就完了，中苏缓和了。 尼克松马上召见了基辛格。基辛格也是刚刚看到，作为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未能预先向总统提供一些看法，基辛格感到十分尴尬。 尼克松真是十分敏感。 即使是在世界大国中肩负重任担任最高职务，他也是社会中的一个活生生的具体的人。人所具有的东西他都会有。尼克松生性腼腆，怯于社交，怯于面对陌生的人士，敏锐心细而易生疑感，内心复杂，心境孤独，对认准的事具有必定执著去完成的毅力。有这种毅力，使他在与肯尼迪竞选总统失败后，忍辱吞声，自强不息，默默地寻找时机，终于在一九六八年的大选中东山再起。这类人正因为敏感，使他具有善于准确地把握时机的直觉。这种素质，使他明智地把握住了世界形势与美国的脉搏。他说过，一个领袖人物没有权力听天由命。他觉得，只有当一位领袖的能力受到历史提供的动荡的局面复杂的环境最大限度的挑战时，其远见卓识与非凡能力才得以充分展示出来，人们才能充分衡量其伟大的程度。 尼克松在就职演说中含糊地提到新政府愿意与中国对话的新政策：“让一切国家都知道，在本政府当政时期，我们的通话线路是敞开的。我们寻求一个开放的世界——对思想开放，对货物和人员的交流开放——一个民族，不管其人口多少，都不能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中。” “愤怒的孤立”这个词组是他本人曾在一九六七年十月的《外交季刊》上写文章提到中国时用的，他写道：“……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容不得十亿最有才能的人民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之中……” 但是，中国人没有被尼克松就职演说中一个简单的和解暗示所打动。第二天，新华通讯社就大骂尼克松要实现“美帝国主义继续在全世界进行侵略扩张的狼子野心”。 在尼克松宣誓就职十二天以后，给基辛格写了一个备忘录，说：“我认为，我们应该对下述一种态度给予一切鼓励，即本政府正在试探‘重新与中国人接触的可能性’……” 这些都表明，这是美国新政府有一个走向中国的意念，还不是一种战略。 到了一九六九年三月，在那个中国叫珍宝岛、苏联叫达曼斯基岛的冻土地带爆发了冲突的枪炮声的时候，他从这动荡、分化的世界局势中敏感地把握住了战略机会。尼克松不大关心细微末节，可是善于捕捉机会，他毫不犹豫地决定走向世界外交的重大变化。 开始的时候，作为中美苏三角关系的理论，尼克松和基辛格都是赞同的；但是，他俩当时都认为，中国是一个更富侵略性的共产党国家；也都认为，更可能是北京挑起了战斗。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事件的进展，这种看法产生了动摇。基辛格在对比了中苏两边的实力以后，感到中国居于劣势，通常不会去进行无端的进攻而自招失败的。从春天到秋天，中苏边境从黑龙江到新疆，都不断发生冲突。尤其是五月份在新疆发生的敌对行动推翻了基辛格心中对谁是可能的进攻者的天秤。基辛格看了一份详细的地图，发现新疆冲突发生的地点离苏联铁路终点只有几英里，而离中国的任何一个铁路终点却有几百英里。这使基辛格认识到，中国军事指挥者不会选择这样不利的地点发动进攻。基辛格将新判断报告了尼克松，说：“如果苏联是进攻者，对美国来说则既是问题，也是机会。” 尼克松早已在思索这个问题。他说：“要是苏联对中国的全面入侵，会造成一种不堪设想的后果：它不仅会破坏地缘政治，而且也打破了世界的结构平衡。” 基辛格马上提请总统注意：“对于一个我们既没有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又没有在任何一级建立有效联系的国家来说，要为它出面抵制这种入侵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国会将怎么考虑？美国公众将会怎么考虑？” 一九六九年，美国的国家生活正处于一个特别复杂的时期。朝鲜战争曾使三十多万美国青年丧失了生命，至今在每个州的公墓中还埋葬着他们的尸骨，令人记忆犹新；越南战争又遇到了同朝鲜战争一样进退两难的局面，它已经又使美国牺牲了四万多人，这两场战争都在中国的门口进行，是为了反对共产党在全球的威胁而使美国卷入的；也不能不说是针对中国的所谓威胁的，再加上五十年代麦卡锡主义使人至今谈起共产党还噤若寒蝉。在一九六九年，共产党中国在大部分美国人心目中几乎是等于黄色的魔鬼。 在如此复杂、如此混乱的情况下，尼克松总统怎样转这个弯子？尼克松觉得，历史不会永远不变的，一个领袖没有权利听天由命。 当尼克松批准宣布放宽对中国的贸易限制和到中国的旅行限制，中国马上释放了两名美国游艇乘客。尼克松为此感到鼓舞。在他七月下旬作“月辉”旅行，在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传播了通向中国的信息。回到白宫没多少天，在八月十四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开会讨论时，尼克松以十分明了的语言说：“苏联是更具有侵略性的一方，如果听任中国在一场中苏战争中被摧毁，那是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 尼克松的话使他的内阁同僚们大吃一惊。一个美国总统宣称一个共产主义大国、一个我们与之没有任何联系的长期以来的敌人的生存，对我们具有战略利益，这的确象基辛格所说，是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一件革命性的大事。 正在尼克松授意基辛格探讨如何采取对中国对话的新行动的时候，发生了他事前一无所知的周思来与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晤的重大事件。尼克松的神经被触动了！他担心经过长期酝酿已经逐步形成的战略构想会不会由此泡汤了？ 基辛格到底是城府很深的学者，在尴尬的情绪过去后，以冷僻透彻的分析回答总统的询问：“初步看来，关于中苏首脑会见的只有三句话的联合声明是非常冷淡的。声明中没有使用描述这种会谈的标准形容词‘友好的’、‘兄弟般的’。这就意味着有严重分歧。” 尼克松那下颏突出的脸拉得很长，不无忧虑地说：“这是不是意味着他们之间的缓和？” 基辛格那镜片后的眼珠转了一圈，说：“我认为不是。在我看来，这是双方严阵以待，以准备下一个回合的斗争。” 尼克松不放心地又问：“这次会晤，依你看是哪方采取了主动行动呢？是中国？还是苏联？中国是弱者，会不会是中国人在最后一分钟提出了邀请？” 基辛格思维敏捷，马上就回答：“我看中国给予柯西金的不过是起码的礼仪待遇——没有要他离开机场，又是苏联首先宣布了这次会晤。这可能意味着是苏联采取了主动行动。” 尼克松又问：“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次会晤并不表明中苏冲突发生了任何新的根本性的变化？” 基辛格说：“我觉得程序性的协议是改变不了渊源深远的紧张关系的。这次会晤，不管是说明中国想寻求和解也好，或是说明苏联给北京的最后警告也好，有一点是很清楚的：那就是说明中苏关系在走向一个危机点。” 尼克松的情绪渐渐安定下来。他对基辛格的见地与分析是满意的。但是，石头还在他心中悬着。基辛格的分析尚需要时间来验证。 几天之后，九月十六日，伦敦《新闻晚报》登载了一篇预兆不祥的文章，证明了基辛格的分析。有一个名叫维克多，路易斯的苏联自由撰稿记者，此人被西方认为是个神秘人物，认为他很可能是苏联官方的一种代言人。路易斯在文章中写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一直在讨论一场中苏战争的可能性；”“如果战争发生，世界只会在战争爆发之后才得知它。”路易斯也提到了苏联对中国新疆罗布泊核基地进行空中袭击的可能性。他还宣称，有一个反毛的地下电台正在中国广播，这证明了反毛力量的存在。它“很可能”产生一个领袖，这个领袖将会要求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给予“兄弟般的援助”。路易斯指出，“过去一年的事态发展证明了苏联恪守这样一个理论，即社会主义国家为了自身的利益或者那些受到威胁的国家的利益，有权干涉彼此的事务。” 这是进攻的前兆，也是试探反应的气球。这篇文章透露的信息完全证实了基辛格的论断：中苏关系已经走向一个危险点！ 尼克松看到这篇文章，反应非常敏感。他感到苏联正咄咄逼人地要实现它的统治，世界力量的平衡要打破了。他既恼怒，又焦灼。美国直接作出反应不会得到全国舆论的支持，而且可能加速他想要防止的苏联对中国的进攻。 尼克松又要召请基辛格来商讨，美国要作出更多的反应。他对这位哈佛教授的信任，与日俱增。他在内心里很欣赏自己对基辛格的赏识与任用 第06节 ●出奇制胜，尼克松重用反对过自己的基辛格…… 尼克松是一个充满着惊人的矛盾的人物。他的特点是经常能跟着形势的变化，嗅觉灵敏，以变应变，出奇制胜。有的时候，几乎每个事物的两个方面都让他占了。他是林登·约翰逊总统的越南政策的主要批评者，要求美国在越南作出更大的努力，因而获得了“鹰”派的名声；而他担任总统后却孜孜致力于使美国撤出越南。他带头反共反对承认红色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以后，他跟麦卡锡相互呼应，追究是谁“丢失了中国”，喊叫过“要是毛泽东占领了台湾，下一个目标就是加利福尼亚海岸”；而他入主白宫后却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为与中国对话进而承认中国作出了艰苦的努力。 他聘任基辛格担任自己的国家安全顾问，也是他出奇制胜的一招。基辛格与尼克松素无瓜葛，甚至反对过尼克松；尼克松还把白宫的重要职务交给基辛格，这是政治分析家们万万没有料到的。 在美国，位于波士顿坎布里奇的哈佛大学集聚着美国知识界的精华。当时，哈佛教授们瞧不起尼克松已经成为一个固定的正统观念。这个校园建筑上布满常春藤的大学，是一块具有鲜明的反尼克松色彩的天地。基辛格在哈佛的许多朋友认为，尼克松是美国政治中形象最糟糕的人物。他们认为他是个品质卑劣的投机政客，是一个一味哗众取宠、玩弄反共把戏的走私贩子。认为尼克松上台，意味美国历史上很不光彩的时期——麦卡锡主义死灰复燃。 在基辛格受尼克松聘用以前，生活在基辛格周围的人几乎都是尼克松的死对头。其中，对基辛格一生影响最深的一个人，就是顶顶有名的美国大财阀洛克菲勒。纳尔逊·洛克菲勒喜欢基辛格，十分乐于同他交往，欣赏他的聪明才智。洛克菲勒在与基辛格的交谈中，学到了许多有关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的知识与见地，把基辛格当作重要的外交政策顾问。基辛格因受到洛克菲勒的器重而十分快慰，自然十分乐意为之效劳。可是，洛克菲勒曾经两次争取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而两次都被尼克松所击败。 基辛格确信，纳尔逊·洛克菲勒本来该成为一个伟大的总统，他相信洛克菲勒完全具备果断勇敢、远见卓识这类当领袖的品质。因而，基辛格于一九六八年的大选中，对洛克菲勒当选总统的可能性估计得十分乐观，使出了全身解数为洛克菲勒的当选而奔走操劳，并且公开地发表了反对尼克松的言论。据说，在迈阿密举行的共和党代表会议上，他对代表们说过，“在所有候选人当中，尼克松当总统最危险。”说是尼克松当选将意味着共和党的完结。有的记者问到他对尼克松的评价，基辛格回答得十分干脆利落：“荒谬可笑。”当记者进一步问他，要是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他会怎么认为。基辛格回答得更明了：“那就更荒谬可笑了！” 但是，尼克松的表决机器势不可挡，第一轮投票，洛克菲勒以二百七十七票对六百九十二票败下阵来，一时全国的电视屏幕上便只剩下理查德·尼克松的面孔了。基辛格为洛克菲勒的失败伤心透了。据说他哭了。他回到曼哈顿东五十五街四百号的公寓里，埋头睡到大天亮。有记者打电话吵醒他了，他在电话中还伤心透顶地骂尼克松说：“这个家伙根本没有资格统治美国。”后来，基辛格还在好几个场合毫无顾忌地埋怨共和党所选非人，公开反对尼克松当候选人。 非洲有条远古的谚语说：对手的朋友，当然也是对手。毛泽东也有一句名言，叫做：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 尽管基辛格反对尼克松，尼克松却不反基辛格。尼克松当选总统后，思考了前几任总统执掌白宫时暴露出来的问题，打算一开始组织政府，就由白宫指导对外政策；因此，他认为国家安全顾问的人选是个关键性的问题。他考虑到赋于此项职务的重任，在决定人选时准备采取独特的挑选办法。尼克松想到了基辛格。 尼克松尽管与基辛格缺乏交往，而且还遭到其攻击反对，但是并没有影响他对这个外国血统的哈佛教授的深刻印象。他早已读过基辛格的几部著作，基辛格否定杜勒斯外交政策的新设想、有限战争理论、对谈判时代的认识、均势思想、和平结构、对世界由两极变为多极的分析……尼克松觉得基辛格的主张新鲜、独到、富于创造性，而且同尼克松自己那些对外政策的基本主张有明显的相似之处。 他跟基辛格只有过一面之缘。 那是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日，在剧作家卢斯夫人家举行的一次酒会上。那时，基辛格虽颇有名声，但在政界并无地位。基辛格十分守时，很早就来到纽约五马路九百九十三号的卢斯夫人家里。这天晚上名流荟聚、高朋满座，基辛格认识的客人不多，又不善于寒喧应酬，坐了片刻之后，就想起身告辞了。正在这时，尼克松来了。卢斯夫人马上将他俩引入一个僻静的书房，让他俩有机会交谈而相互认识。双方都觉得尴尬，寒喧应酬了几句。尼克松说他看了基辛格的第一本书《核武器和外交政策》，他从书中学到了东西，喜欢这本书，并提起为此给基辛格写过一封短信，表示钦佩。基辛格因为忘了这件事，只好尴尬地“呵、呵”表示感谢。据基辛格回忆，他俩在不大自然的气氛中说笑了几句，然后就分手了。 尼克松当选总统。基辛格当然免不了大为洛克菲勒伤心失意。一想到尼克松要当总统。基辛格就觉得不是滋味。十一月二十二日，星期五，基辛格从坎布里奇飞来纽约，同洛克菲勒进行例行的午餐约会。在他俩边吃边谈的时候，电话铃响了，是找基辛格的。一个名叫德怀特·查平，是尼克松的年轻助手，来电话请基辛格博士可否于下星期一来皮埃尔饭店与当选总统一晤？时间是上午十点。 基辛格以为，尼克松的约见无非是要听听自己谈谈对外政策而已，没有预料到这次会谈会改变后半生的生活。基辛格于十一月二十五日(星期一)上午十点，准时来到皮埃尔饭店三十九楼的尼克松的临时总部。 尼克松尽管当选了总统，他与基辛格这次会面还是尴尬的。据基辛格记载，尼克松装出轻松自在的样子，却掩饰不住内心的紧张不安；他神态腼腼腆腆，缺乏自信，动作含意模糊，语声低沉而温和，因而使气氛十分沉闷，甚至有点紧张。尼克松扼要地说明了他对外交政策的一些看法。他的见解和知识与基辛格以前对他的看法全然不同，这倒使基辛格大为惊讶。两人谈了三个多小时。这种就外交政策交换意见的方式巧妙地掩盖了这次会晤的实质：两个精明人在互相打量和摸底。在相互打量的后面包含着丰富的潜台词，对于基辛格来说，隐含着揣摩新总统是不是要给自己一个差事干？对于尼克松来说，是进行了一种奥妙的试探，看这位外交主张颇合尼克松胃口的哈佛教授是否愿在新政府里工作？据尼克松回忆，他对基辛格有着强烈的直觉感，他当场就内定了要请基辛格出任国家安全顾问。他想，由他起用基辛格，是使他感到“颇为得意之笔”，是出奇制胜的一着。 两天之后，他俩又在皮埃尔饭店见了面。这次，尼克松正式邀请基辛格出任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按捺住惊喜的情绪，犹抱琵琶半遮面，提出考虑一个星期再答复。他俩接着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谈得很投机，到该吃饭的时候了，尼克松是很少吃中饭的，基辛格是很少不吃中饭的，但是这回两人都不曾想到这顿饭。 经过深谈，基辛格对尼克松的印象也有了改变。基辛格说：“对他的优点我以前毫无所知，对于缺点却又信以为真。其实那都不是我自己的见解，我以前还没有真正认识他嘛。”在对外政策方面，基辛格觉得尼克松的素养要比一九五六年以来所见过的所有总统候选人都好。艾森豪威尔算得是战争年代的英雄——一个伟大的军人，却是个平庸的总统。史蒂文森有口才，有风度，但是比较软弱，尤其在对俄国的问题上。肯尼迪很吸引人，同样优柔寡断。至于戈德华特，他似乎一味相信军事力量在核时代也是完全该用的，不应受外交手腕的牵制。约翰逊对全球政治一窍不通。洛克菲勒虽然智力是二流的，但是对人的直觉却是头等的。 洛克菲勒是基辛格的恩人。基辛格把自己的想法向洛克菲勒作了汇报。洛克菲勒并末因为自己败在尼克松手下而心怀情绪从中作梗。洛克菲勒表现得超脱与大度：“我认为这是好事。我赞成。我向来主张基辛格为任何一个当总统的人效劳，把他的才能和点子贡献出来。我觉得当总统是非常孤独的，任何可以出一臂之力的人都应该不分党派作出贡献。” 被称誉为“洛克菲勒王冠上的大宝石”的基辛格，就这样被尼克松拿去了。当然，洛克菲勒也乐意在白宫的权力中心有他的心腹基辛格作为代言人。 尼克松聘用基辛格为国家安全顾问，同时，在无形中埋下了两道矛盾与摩擦的暗礁。其一，尼克松在任命国务卿以前首先任命基辛格执掌白宫对外政策，打破了历届新政府的任命程序，因为基辛格更接近权力中心，使后来任命的国务卿罗杰斯处于一种尴尬的地位，新闻界有评论说，“恐怕这会种下将来发生某种摩擦的根子。” 其二，一伙一直忠于尼克松的保守分子，不相信基辛格这个外来户，甚至心存不满。他们是尼克松的患难之交，忍辱负重，艰苦搏杀，为尼克松忍受过一九六O年竞选总统和一九六二年竞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的辛酸败迹，苦熬过一事无成、受人白眼的六十年代中期，好不容易捱到一九六八年才尝到了胜利的甜头。于是这个犹太口音、哈佛出身的博士竟然后来居上，凭空分享胜利果实，使他们在感情上难以接受。 至于基辛格本人，多年来致力于国际政治与外交政策的悉心研究，出了五部专著，不管学问如何高明，究竟还没有受过考验。如今在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新总统请其出山，赋以重任，基辛格当然不肯放过纵横驰骋、推动历史、改变世界的绝好机会的 第07节 ●周恩来后来对基辛格说，你如果要让我们的外交官得心脏病，就在社交场合找他们接触。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三日，在华沙波兰文化宫的一个餐厅，举行了南斯拉夫时装展览会。因为铁托总统奉行了独立的外交政策，使南斯拉夫既是东欧共产党国家，又与西方国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这个由南斯拉夫主持的展览会，就成了在华沙外交界少有的东西方外交官相聚的场合。美国驻波兰大使在这种场合，当然是个十分引人注目的角色。这天，美国驻波兰大使沃尔特·斯托塞尔在人头攒攒的人群中，看到了穿中山装的中国驻波兰临时代办雷阳，迳直朝他走去。雷阳回避了。在那几年，每逢这种场合，中国外交官一知道面对的西方外交官是美国人，就会马上中断接触。 雷阳回避了几步以后，发觉斯托塞尔还是迳直朝他走来，还加快了步子。雷阳赶紧后退，带着罗翻译，向主人告辞，走出大厅，下了一段楼梯。斯托塞尔穷追不舍，追出大厅，也来到楼梯，用波兰话喊了起来：“中国代办先生，我有话对您说。美国对同中国再次会谈十分感兴趣……” 罗翻译应了两句，望了望雷阳。雷阳不打算跟美国人谈下去，带着翻译，下了楼房，钻进小车驶回大使馆去了。 好几个眼尖的西方记者都注意到了这个小插曲。第二天就传遍了世界。 斯托塞尔急于找雷阳接触，事出有因。九月九日，斯托塞尔到白宫对总统作例行的礼节性拜会。当基辛格与他在等待见尼克松时，基辛格同他打了招呼，请他在华沙设法接触中国使节，说美国想恢复中美华沙会谈。据说，十月初，基辛格得到总统的许可，打电报给在华沙的斯托塞尔，明确指示他在最近的社交场合接触中国外交官。大约是斯托塞尔觉得没有接到自己顶头上司国务院的指示，他竟对基辛格的电报置之不理。过了几星期，基辛格又向斯托塞尔发了内容相同的指示电，斯托塞尔还是置之不理。如此又过了几星期，基辛格又发出第三封电报，到十一月下旬还是毫无动静。据说，基辛格只好告诉他：“要么你照办；要么我们就派愿意照办的人来办。” 斯托塞尔这才着急了，就发生了十二月三日他迫不急待地追雷阳的插曲。 雷阳当时一定被斯托塞尔的出格做法吓坏了。几年后，周恩来在北京对基辛格提起这件事，幽默地说：“你如果要让我们的外交官得心脏病，就在社交场合找他们接触，建议举行认真的会谈就是了。” 在“文革”动乱中的一九六九年，人们是不难理解雷阳躲避美国人接触的心理的。自从一九六六年下半年“文化革命”开始以来，“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各国反动派！”是最革命的口号。造反派砸外交部党委，封办公室的门，要“打倒陈毅”，“打倒陈(毅)姬(鹏飞)乔(冠华)”。陈老总被揪去批斗。使馆的造反派还在外国散发毛主席语录，让大使在国外下跪。各种荒唐事层出不穷，请外宾吃饭，把人家下面的普通外国人司机、伺者之类请到贵宾席上，真正的贵宾却被冷落，甚至让人家站着。……更严重的是，还搞了“三砸一烧”。砸了缅甸使馆、印尼使馆、印度使馆，冲进使馆去将人家的国旗撕烂了，把国徽往下扔；在三里屯放火烧了英国代办处，把英国记者关了起来，把死猫吊在代办处门口……担任外交官住在国外，难免要跟外国王公贵族、部长显要之类的人物打交道，免不了碰杯祝酒、应酬往来；这在造反派看来，轻的叫“三降一灭”(投降美帝、投降苏修、投降各国反动派和扑灭各国革命运动)，重的应戴上“里通外国、苏美特务”之类的帽子，连刘少奇也被打成“叛徒”，王光美也被定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战略特务”。尽管毛主席制止了造反派捣乱，从一九六八年八月底开始把外交大权交给周恩来总理掌管，但极“左”的干扰仍然没有消除。 再说，雷阳事前没有得到国内的指示，当然不敢贸然跟美国人接触对话。 在“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性的大悲剧中，周恩来也免不了在胸前佩挂着毛主席的像章，高举着那本被称为红宝书的毛泽东语录本，三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敬祝“林彪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也免不了挥动着红宝书有节奏地打拍子，指挥狂热的红卫兵小将高唱《大海航行舵手》。 但是，稍为细心的人会发观，周恩来已经好几年没有笑声了！人们没有忘记他在跟电影艺术家们一起欢庆颁发百花奖的时候，在宣布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时候，在首都机场欢迎李宗仁将军回到祖国的时候，他头往后仰．朗声大笑的时候，神态是那么兴奋，笑声是那么富于感染力。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动乱中，他体重渐渐减轻，身体渐渐消瘦，颧骨明显地凸了出来，方下巴因削瘦而显得轮廓分明，那双有名的眼睛更灵活更敏感，但是失去了往日的光泽而显得更深邃，含着深深的忧虑。 他尽管还担任国务院总理的要职，在许多重大问题面前，已经显得力不从心；他的处境，要比一般人知道的要艰难得多。江青利用二十年代由国民党特务机关伪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的抄件，妄图诬陷、打倒他。这个文件是敌人在反对自己的政敌中所用的最卑鄙、最无耻的手段。当时党中央请在上海开业的法国律师巴和，李《申报》登出了《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周少山是周恩来在党内用的别名。这个启事，既澄清了事实真相，又彻底地揭露了敌人。事实上，早在《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登出之前两个月，周恩来已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离开了上海，进入苏区。红卫兵用小报在全国到处散布：“伍豪脱党叛变，伍豪就是周恩来……”在社会上煽起了一股反周风浪。当年曾经担任党中央组织部长在上海深知“伍豪启事”全过程的康生，装聋作哑，拒不说明真相。周思来只得找来当年有关“伍豪启事”的历史资料，写信报告毛泽东。一九六八年一月廿六日，毛泽东对此报告作了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从而使江青的阴谋未能得逞。 那时，林彪成了红得发紫的第二号人物。林彪与江青把持的“中央文革小组”几乎代替了政治局。中央政治局的一个常委可以宣布打倒另一个常委，“中央文革小组”可以宣布打倒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员。周恩来无可奈何。贺龙、刘少奇、陶铸三位领导人遭受政治陷害和人身摧残，先后含冤去世。周恩来没有办法。 正因为周恩来处在国务院总理的位置上，明察国内外形势，通观全局，更为忧虑。当时，毛主席认为世界上虽然动荡得比较厉害，但一时还不会发生很大的事情，所以利用这个空隙来开展“文化大革命”。(我们今天且不论我国的邻居日本及后来被称为“亚洲四小龙”的南朝鲜、台湾、香港与新加坡怎么利用了世界上这个动荡的空隙来创造了经济的奇迹而起飞)到“文化大革命”的第三个年头，即一九六九年，我国国民经济遭到了严重破坏。不少企业处于停产闹革命的状况。铁路运输处于半失控状态。军队装备落后，训练素质十分低下。国防部曾被造反派当作敌人的堡垒来冲击。我军难得的一批富于战争经验的将帅们，被批、被斗、被关。而中苏边境发生了珍宝岛冲突。苏军大兵压境，中苏两国的战争几乎一触即发。国家危如累卵。周恩来的确是忧心如焚！他仍然忍辱负重，苦撑危局，力挽狂澜。 一九六九年五月初，法国首任驻华大使艾蒂安·马纳。克到任，在会见周恩来时，马纳克说奉戴高乐总统指示将尼克松总统的口信转给中国最高级的领导人。内容说，三月底戴高乐到华盛顿参加前总统艾森豪威尔的葬礼时，尼克松正式请法国总统把美国有意改善同中国关系的口信捎给中国领导人。 周恩来听了这个口信，是心存怀疑的。他没有忘记尼克松过去多次发表的反对中国的言论，因而怀疑这是一个圈套。可是，他对于促进中美关系的解决还是很感兴趣的，他坦率地告诉马纳克，台湾问题是障碍之所在。马纳克是对亚洲问题深有研究的外交家，认为需要将台湾问题放到历史的角度去看，这不只是一个“归谁所有”的法律问题，而且是一个容易动感情的、难于处理的政治问题，不大可能魔杖一挥就消失的。马纳克觉得，台湾问题的解决将是在道路的尽头，而不是在开头。马纳克的现实主义观点，引起了周恩来的注意。 不久，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两国领导人亦分别将信息传了过来。十一月间，巴基斯坦渠道又传来了一些更具体的信息。为了表明美国同中国打开关系是有诚意的，美国政府打算采取一个象征性的步骤。自从一九五O年朝鲜战争爆发以后，有两艘美国驱逐舰奉命在台湾海峡巡逻，以表明美国对蒋介石是承担了义务的。美国政府决定撤走这两艘驱逐舰。同时说，这只是作为一种诚意，不表明美国对台湾不承担防御的义务，撤走两艘驱逐舰的目的，是表明美国愿意同中国缓和，通过谈判解决两国关系问题。 十二月三日，雷阳将斯托塞尔要与他接触的情况电告国内。周恩来看了忍不住笑了，同时批评外交部领导的工作做得不够细，情况发生了变化后，对驻东欧使馆的人员与美国人接触，应该有一个内部通报。让外事人员在精神上有所准备。周恩来很爱护地批评了这件事。因为中美双方怒目相视二十年了，要改变这个习惯，也确实不易。外交部只好采取办法补救，发了电报给雷阳，告诉他邀请美国大使到中国使馆来做客、谈天。 十二月六日，周恩来在上报毛主席后，又亲自过问，释放了自从二月十六日因游艇误入广东海面而一直被拘留的另外两个美国人鲍德温和唐纳德女士。(这同七月份释放的两个美国游客无关。)这两个美国人，问题比较复杂，游艇里设备很多，也有无线电通讯设备，审理很费时间。全面审查结果，间谍的嫌疑很小，误入的可能很大。根据事实，亦配合当时的政治气氛，释放了这两个美国人。周恩来亦通知巴基斯坦渠道转告美国领导人，说中国释放这两个美国人就是对停止两艘驱逐舰巡逻的答复。 事后，基辛格称赞周恩来是杰出的外交家，把双方之间这一阶段的相互探询，称为“与中国人跳的一场错综复杂的小步舞”。双方安排得如此微妙，既没有任何接触，又保持了各自的风度与尊严，以至任何一方都无需显出主动的样子，以至双方现存的关系都没有受到妨碍。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一日，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被邀请去中国大使馆作客。 这是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在中美接触中美国人第一次接到这种邀请。在此以前，举行了一百三十四次中美华沙会谈，双方商定是中国人不到美国使馆，美国人不到中国使馆，要谈得到中立地区。 斯托塞尔接到邀请后大吃一惊，答复说，他将高兴地、小心地从后门进入中国大使馆。雷阳答复他说，这种安排是不必要的，完全可以走正门。斯托塞尔揣测，这可能是为了免得让苏联情报人员漏掉这一机会。 斯托塞尔真的乘着小车驶到中国使馆大门口，堂堂正正地从正门进去了，并在“融洽”的气氛中会见了一周前被他吓的直回避的雷阳代办 第08节 ●从“两个半战争”到“一个半战争”；美国战略理论的重大调整。 在尼克松执掌白宫以前，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都是在白宫地下室办公。那里离开地面有三十多级台阶，到总统办公室要走五十多米远，可见国家安全委员会没有引起总统的重视。尼克松不同于他的前任，一上台就要基辛格考虑如何改革这个机构，使它发挥重大作用，成为制订对外政策的一个首脑组织。办公室也从地下搬到了地上，在白宫一楼紧挨着尼克松的椭圆形总统办公室，安排了一间宽敞明亮而华丽的房间。办公室有法国式的落地长窗，雪白锃亮的地板，油漆一新的办公桌椅。基辛格的办公桌上，有直通尼克松的电话，还摆有一架镶有尼克松照片的相框。相片上写着尼克松对基辛格的题词：“赠给亨利·基辛格：善进良策，献身尔职，逾于所司，永志不渝。你的朋友理查德·尼克松”。屋里边还设有一个遥控中心，从磁带数据箱到联结世界各地的直线电话，—应俱全。守卫办公室的安全人员，几乎要比美国肯尼迪角警卫阿波罗登月火箭发射台的人还多。基辛格就在这关系到美国安全的神经中枢，指挥部署，调度一切，主持着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日常工作。 尼克松每天要和基辛格通两、三次电话，会见九十分钟。通常是在上午九、十点之间，两人就二十四小时之内的情况碰头二十到四十分钟，若有要事，可能在这一天还要再见几次面。尼克松从来没有找不到基辛格的时候。 美国《生活》杂志曾经发表文章描述过国家安全委员会开会的情况：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们来到了白宫的内阁会议室等待尼克松。他们是国务卿罗杰斯、国防部长莱尔德、紧急计划局长乔治·林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穆勒、中央情报局长赫尔姆斯，还有副总统阿格纽。有时还要根据会议的性质，还吸收有关军政部门的高级助手列席会议，以便随时提供咨询。 一会儿，会议室与总统办公室连接的右边房门打开了，一个人走了进来。此人不是尼克松总统，而是基辛格。基辛格一边态度随便地用姓名的爱称向在座的各个军政要员打招呼，一边从容地在总统左边的椅子上就座。基辛格手里拿着一个夹着文件的黑夹子。夹子的厚度，预示着今天会议时间的长短。基辛格夹子里文件只有一个副本，它正摆在总统座位前的桌面上。那是谁都不能伸手去翻阅的。只有基辛格一个人知道总统今天想些什么，要在会议上讲些什么。总统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法定主席，会议怎么开，要作出什么决定，当天早上他已经找基辛格商量好了。 传来轻微的脚步声。一个助手提醒大家说：“先生们，总统来了。” 尼克松胸有成竹地从右边门里走进来，在当中主席的位置上就坐，例行公事地瞄了所有的与会者一眼。这时，与会者都稍为有点紧张，只有基辛格是例外，在令人莫测高深地微微笑着。 尼克松宣布开会了。他简单扼要地讲明今天开会的内容；然后，头微微朝左边一扬： “亨利，你把可供选择的方案给我们谈一谈吧！” 基辛格首先清了清嗓子，清楚沉着的声调，简要地讲明早就准备好了的方案。 尼克松仰身背靠座椅，微笑地听着他当天已经批阅过的内容。基辛格好象又回到哈佛讲坛上，不过听讲的已不是学生，而是美国内阁的成员及其高级助手。基辛格抑扬顿挫地讲着，时而强调一下重点，时而解释一下不好懂的字眼，时而另外翻开一些本子，旁征博引。 这是一九六九年十月间的一次会议。基辛格首先回顾了美国现有的被称为“两个半战争”的战略理论。根据这个理论，美国军队要准备打“两个半战争”：“一个”是保卫欧洲，抵抗苏联的进攻；“另一个”是抵抗中国对东南亚或朝鲜的进攻；还有“半个”战争是对付别处的不测事件，例如中东冲突。“两个半战争”计划是基于五十年代针对铁板一块的共产党阵营的政治现实而制定的，而与今天的政治现实不相符合了。中国苏联两个共产党巨人已经出现了分裂，中国人与苏联人同时发动战争的现实前景并不存在。美国必须抛弃那种固执地认为共产党是一块铁板的思想，而且美国的军事政策并不认为中国是一个主要的威胁。基辛格认为，即使美国战略理论的转变从没有得到北京的承认，美国仍然必须进行自己的调整。 为此，基辛格的班子提出了“一个半战争”的战略新理论。根据这个新战略，美国在和平时期保持这样的部队，它足以同时对付在欧洲或亚洲发生的一次共产党大规模进攻；援助盟国对付亚洲的非中国的威胁，或者应付其他地方发生的紧急事态。 讨论开始了。当然，免不了也会有分歧与争执；但是，与会者对基辛格所讲的不会有任何严重的话难。除非得到总统事前暗示或以言词、表情作出的表示，否则，谁也不会提出什么意见，因为谁也经不起在重大问题上站到“错误”的一边去。 尼克松在会上也会问一些问题，不过他提问的方式就明白无误地告诉别人他需什么样的回答。尼克松显然感到十分满意。因为基辛格切合他的意图对战略理论的调整，表明了美国外交政策已经产生了一个质的转变：美国将根据敌手对美国采取的行动，而不是象以前那样根据它们的意识形态，来对待他们 第09节 ●周恩来说，中美会谈多次尽管没有实质性的成果，但是要回 了一个钱学森也是值得的。 一九七0年元月二十日，中断了两年整的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又举行了。而且，破天荒地在中国大使馆进行会谈。令人觉得意味深长的是，当天中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罗伯特·麦克洛斯基在例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会谈将在“中共大使馆”举行。可是，几个小时以后，麦克洛斯基又奉白宫的指示，出来修正他的说法。他宣称，会谈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举行。敏感的外交界人士当然注意到，这是新中国自一九四九年成立以来，美国官方发言人首次用这个正式名称。麦克洛斯基反复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三次。 至此以前，中美大使级会谈延续了十五年，会谈了一百三十四次，被人称为“时间之长、次数之多、争论之激烈，为近代国际关系史上罕见的外交谈判”。 新中国成立以后，美国当时感到“失掉了中国”，而对我国进行军事包围与经济封锁。中美两国从此处于相互敌视的状态。两国之间，除了在朝鲜战场上较量和在板门店谈判中有接触，再就是伍修权率领代表团去纽约联大控诉美国，此外，别无来往。 朝鲜战争以后，美国有一桩心事要和中国交涉，即美国的一批在朝鲜战场上被俘的军人和在中国犯了罪的人员还关押在中国。这促使美国政府既想要求遣回那些在华人员，又不愿同我国直接接触，以免造成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既成事实。美国想通过当时已与中国建立了代办级关系的英国来办理这些事。 周恩来总理是在一九五四年五月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得到这个消息的。他明智而果断地抓住了这个机会，在日内瓦近郊的驻地召集我国代表团连夜开会研究对策。周恩来认为我们不应该拒绝和美国接触；在中美关系如此紧张，美国对华政策如此敌对和僵硬的条件下，我们可以抓住美国急于要求在华人员获释的愿望，开辟中美接触的渠道。 之后，通过英国代办杜维廉的安排，中美两国代表将就两国侨民问题举行初步会谈。会谈一共举行了四次。这样，在中、苏、美、英、法五大国代表举行的谋求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上，意外地在中美两国之间的巨大鸿沟上架设了一座中美官员接触的桥梁。尽管日内瓦会议期间这四次会谈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但是，它开辟了中美两国接触的渠道。接触一开始，就连态度很僵硬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也不愿再关死大门了。中国也愿意留一条门缝，便于在没有正式外交途径的情况下打开一条表达意见的通道。 三个月以后，即一九五五年八月一日，中美大使级会谈正式在日内瓦举行。以后，又将会谈地点改到华沙，成为中美大使级华沙会谈。 断断续续地举行了十五个年头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在基辛格看来，“会谈的重大意义似乎就在于，它是不能取得任何一项重大成就的时间最长的会谈。”会谈进行了一百三十四次，全都毫无结果。他认为在反反复复讨论的台湾问题，归还债务问题，收回资产问题，在押人员获释问题，记者互访问题，贸易前景问题……；在这些周而复始的讨论与争执中，台湾问题一直是会谈的主题。而这个主题已经陷入了“怪圈”之中：只要中美敌对状态继续存在，要解决问题是不可能设想的；而只要台湾问题一天不解决，敌对状态也就不会结束。 在中国方面，周恩来却不是这样认为的。周思来不止一次地说过，中美会谈多次尽管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但我们要回了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件事来说，会谈也是值得的，有价值的。 ——五十年代刚开始时，在美国工作的钱学森博士，由于发表了时速一万英里的火箭已成为可能的“惊人火箭理论”，一下子成为世界闻名的新闻人物。新中国成立的喜讯使他萌发了强烈的愿望：回祖国去，为新中国贡献自己的一切。对于他要求回国的郑重声明，美国五角大楼的军方人士叫嚷：“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让他离开美国！……那些对我们来说至为宝贵的情况，他知道得太多了。无论到哪里，他都值五个师！”他被当作“毛的间谍”，被联邦调查局逮捕，后经保释出来，仍被移民局限令不准他离开洛杉矶。他实际上被软禁了。 一九五五年六月，钱学森在一封家书中夹带了一封写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的短信，请求党和人民政府帮助他早日归国。陈叔通很快就将此信送交周恩来。周总理阅信后非常重视，随即通过外交信使将此信送给在波兰的王炳南大使。八月一日，在日内瓦举行的中美双方大使级会谈中，中方代表王炳南按周思来总理的部署，首先通知美国：“中国政府在七月三十一日按照中国的法律程序，决定提前释放阿诺德等十一名美国飞行员。”并希望，“中国政府所采取的这个措施，将对我们的会谈起有利的影响。” 当时王炳南的想法是先谈后放人，但是周总理部署的先放人后谈的方针，经实践检验，十分成功。放人的消息宣布以后，使国际舆论很快认识到中国对中美会谈是怀有诚意的，也是积极的，人们的感情很快地倾向于中国。连美国记者都禁不住慨叹：“呵！中国人又抢去了主动。” 会谈中，王炳南向美方代表约翰逊大使递交了美国在华的侨民名单，并要求美方尽快取消对包括钱学森在内的中国侨民的扣留。 八月二日第二次会谈时，美方一再声称，美国国务院已在当年取消了过去扣留中国留学生的法令，并保证所有被扣留在美国的技术人员都已得到通知可以自由离境；并说，问题是他们愿不愿意回中国，没有证据表明旅居在美国的中国人想回去。王炳南当即亮出钱学森的信件予以驳斥。约翰逊在事实面前，无言以对。 八月四日，钱学森接到了美国移民局允许他离境的通知，长达五年的禁令终于解除了。被西方称誉为“中国导弹之父”的钱学森，终于回到了祖国。 另外，中美大使级会谈，对于我国观察与了解美国也起了一定作用。六十年代，台湾蒋介石集团趁大陆连续遭受天灾人祸，掀起一股反攻大陆的浪潮，台湾海峡战云密布，形势十分紧张。当时得到情报表明，蒋介石正在大量购进新式武器，并改装了飞机，增加装油量，使之能来往于台湾大陆之间。蒋介石还宣布延长服兵役时间，士兵一律不准离开营房，随时待命。官兵的鞋上腰带上都印上了“光复大陆”的字样。据说他们还从日本大量购买血浆。…… 一九六二年五月，周恩来总理找正在国内休假的王炳南大使谈话。周恩来说，蒋介石认为目前是进犯大陆的好时机，在外中共与苏联不和，在内有严重的自然灾害，真是千载难逢，蒋介石是下决心要大干—场了。周恩来让王炳南去找罗瑞卿总参谋长了解军事情况。罗瑞卿告诉王炳南，现在不是打不打的问题，而是怎样打的问题，是拒敌于大陆之外，还是诱敌深入，军内正在讨论。局势确实十分严重。六月初，周恩来又紧急找王炳南谈话，他让王炳南立即中断休假，返回华沙。周恩来嘱咐说，经中央认真研究，认为蒋介石反攻大陆决心很大，但还是存在着一些困难，关键问题要看美国的态度如何，要争取让美国来制止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军事行动。周总理指示王炳南，要尽快通过会谈，找机会了解美国的态度。 于是，王炳南迅速赶回华沙，在与美国大使卡伯特的会谈中提请美国政府注意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王炳南强调说，美国政府完全清楚蒋介石集团准备窜犯大陆沿海地区的情况，这种准备工作正是在美国的支持、鼓励和配合下进行的。最后王炳南正告美国方面，蒋介石窜犯大陆之日，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台湾之时。 卡伯特大使很爽快地说，在目前情况下，美国决不会支持蒋介石发动对中国大陆的进攻。蒋介石对美国承担了义务，未经美国同意，蒋介石不得对中国大陆发动进攻。他说，我向贵大使保证，我们绝不要一场世界大战，我们要尽一切力量来防止这种事情。此后，卡伯特反复重复了这个保证。在会谈结束时，卡伯特甚至说，如果蒋介石硬要行动，我们两家联合起来制止他。 美国的态度已经很清楚，这正是我国急于要知道的。这个重要情况将直接关系到党中央对福建前线战略部署的制定。送走卡伯特，王炳南刻不容缓地把卡伯特谈话内容报告了国内。 如今，第一百三十五次中美大使级会谈除了地点是第一次在中国大使馆举行之外，在程序上，在内容上，几乎没有什么新变化。斯托塞尔拿出一份事前在华盛顿经过充分准备、逐字推敲的发言稿，照本宣科地读了一遍。雷阳代办也同样拿出一份得到国内批准的稿子，象往常一样照念。 当周恩来在北京读到斯托塞尔的正式发言稿时，从文中所堆砌的一大堆陈词滥调，敏锐地从两句不那么显眼的话中，发现了一点新信息：发言中申明美国不谋求“参加针对中国的与苏联共同主宰世界的谋划”，与“美国准备考虑派一个代表到北京去同你们的官员直接讨论问题，或接受你们的政府代表到华盛顿，来更全面地探讨我今天的发言中提到的任何问题，或我们同意讨论的其他问题。” 基辛格在华盛顿接到中国临时代办雷阳的发言稿，也从中国人惯常用的词句中发现了两句颇有新意而又相当含蓄的话： “我们愿意考虑和讨论美国政府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的任何意见和建议，从而切实有助于缓和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并从根本上改善中美两国的关系。这些会谈可继续在大使一级进行，也可以在更高一级进行或通过双方同意的其它渠道进行。” 基辛格看罢暗自而笑： 在相隔一万二干英里的两国首都拟定的两篇正式发言，实际上用两国各自惯用的语言提出了同样的建议。可见，两国领导人在一代人的时间里第一次开始彼此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而不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待对方。 基辛格想到这儿，赶快拿起直通总统办公室的专用电话 第10节 ●苏联的神经被触痛了。华沙会谈恢复后的第二天，多勃雷宁要基辛格介绍情况。 一九七O年元月二十一日，也就是中美大使级的第一百三十五次会谈举行以后的第二天，基辛格刚刚跟尼克松总统碰过头，很为昨天的华沙会谈而鼓舞。尼克松觉得，这次该由他本人发出信号了。尼克松决定将在二月份向国会提出的外交政策特别报告中，发出新的信号。他已经嘱咐这个报告的有关中国的部分，由基辛格来起草，要讲几句中听的、让中国人获得好感的话，要透露美国“尽力采取同北京改善实际关系的步骤”。基辛格的头脑中已经涌现出诸如“伟大而生气勃勃的人民”、“勤劳、勇敢而有天赋有教养的人民”之类的形容词，用之以形容大洋彼岸的中国。 基辛格刚刚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不久，苏联驻美国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就出现了。这位身材高大、器宇轩昂的苏联大使跟基辛格保持着一系列的机密往来，这一往来后来被称为“后门渠道”，又被称为“多勃雷宁——基辛格渠道”。它是处理莫斯科与华盛顿之间极为敏感的问题的一种手段。 多勃雷宁刚刚坐下寒喧了两句，就坦率地向基辛格提出：请给他介绍昨天中美华沙会谈的情况。多勃雷宁凝视着基辛格，说：“我特别注意到了你们国务院发言人宣布这次会谈时，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字眼。这可是从未有过的事。” 基辛格感觉到他眼镜射出的睿智、关切的目光包含着忐忑不安。尽管基辛格极为自信，却也还十分钦佩多勃雷宁，认为他是苏联第一流的美国问题专家，他富于想象力，温文尔雅，具有开展高级外交所必不可少的品格，即不管到什么地方，在什么社交场合，都能控制感情，反应敏锐，谈笑自若，应酬自如。基辛格觉得他是一个能以炉火纯青的技巧活跃在华盛顿上层社会的能人。他具有侃侃而谈，以其超人的智慧去说服人的魅力。基辛格了解过他的履历，他在大学里学的是历史，又获得过航空工程师的职称，战时在造飞机的工厂干过，年轻时在莫斯科就有“美国通”的雅号。基辛格利用他与苏联高层首脑的关系向克里姆林宫转达美方的观点，而依靠自己驻莫斯科的外交官的时候却不多。 现在，基辛格听着多勃雷宁的要求，产生了一种下棋获胜者的优越感。基辛格想起多勃雷宁善于利用美国人的弱点去巧妙地耍弄美国人。有一次，多勃雷宁在一次社交场合引用了威尔·罗杰斯的话：“美国在战争中从来没有失败过，而在会议上从来没有得胜过。”他在众多的各国外交官面前博得了笑声。 昨天华沙会谈的成果使基辛格有了机会，以半开玩笑的方式回答多勃雷宁：“大使先生，难道你不认为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么？” 多勃雷宁老练地用笑声来掩盖了自己的尴尬。笑罢，便说：“我希望美国不是在考虑利用中国作为一种军事威胁。” 基辛格笑着提醒他：“大使先生，我记得去年尼克松总统当面向你表明过，美国在中国问题上已经采取或者正在采取的任何行动都不想使苏联为难。另一方面，中国和美国双方都不能容忍互相为敌的形势发展下去，就象美国不想永久与苏联为敌一样。我也再次说明，中美两国的接触，并最后在外交方面采取行动，这不是针对苏联的。” 基辛格望着多勃雷宁仍然不太放心的神态，本来想告诉他，昨天会谈的情况很简单，无非是每个大使念了一篇预先写好的发言稿；但又一想，他倒并末因为莫斯科在任何问题上从未开恩向美国介绍过情况而犹豫不决，竟然理所当然地来打听中美会谈情况。基辛格笑了笑，把话题换了： “大使，你夫人伊利娜主持的晚会给人很深刻的印象……” 看着多勃雷宁心不在焉地应酬着答话的样子，基辛格不无幸灾乐祸地想，北京已经成为触发苏联人“神经痛”的地方。 基辛格接着马上联想起最近流传的一个典型的笑话—— 勃列日涅夫给尼克松打热线电话说：“听说你有一台新式的超级电脑，能预言二OOO年将要发生的事情。” 尼克松当然自豪地回答：“是呵，总书记阁下，我们美国有这种玩艺儿。” “嗯。总统先生，你能不能告诉我那时的苏共政治局委员的姓名呢？” 沉默了颇长一段时间。 “呵哈！”勃列日涅夫讥笑地叫了起来，“你的电脑不怎么先进嘛！” “不。不对。总书记阁下，”尼克松认真地回答说，“电脑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但是我不认得。这些姓名都是中文的。” 基辛格想，对于苏联人来说，这并非笑话。中美接近必定会触发一场地缘政治革命。要是昨天华沙会谈的成果得以实现，一个美国使节访问北京所造成的冲击力，将不亚于一颗百万吨级的原子弹爆炸，将使克里姆林宫够苦恼的 第11节 ●华沙会谈又天折了。毛泽东又声讨“美帝”。尼克松气得暴跳如雷。基辛格笑得意味深长…… 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里，他在处理当天的事务之前，站在那明亮的长方格子玻璃窗前，欣赏着窗外玫瑰园里盛开的鲜花，茂密的郁金香，清丽的葡萄风信子花……使他胸中回响起一段乐曲的旋律。那是他今早起床时，在林肯起居室。放的拉赫马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的唱片。音乐那明朗的情绪，稍带东方色彩而节奏活跃的主旋律此时似乎在玫瑰园里充盈弥漫。 他在那一面以鹰为标志的总统旗帜与另一面星条旗之间的总统转椅坐下，批阅起办公桌上的报告与文件来，他看到那份毛泽东的“五·二O声明”。也就是昨天，这位中共领袖在***城楼上挥手对着广场上近百万发疯了似的革命群众，发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 他下颏都气得扭歪了，脾气变得特别坏。刚才听音乐与看花时的愉悦心情烟消云散。尼克松没有象往常那样，将自己的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召来，对事态作分析；他已经气急败坏地抓起电话颁布命令： “凡是在越南用不着的第七舰队的舰只全部开进台湾海峡。挫掉毛那种好战的锐气。我要他们知道，我们不是在虚张声势，恐吓他们……” 他已经气得不象往常一样要求各部门进行联合研究，不要求作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而直接下达命令了： “我不想要什么长篇大论的文件。不要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我要你打电话传达，这是总司令的命令。你可以告诉莱尔德(当时的国防部长)。事情已经无可挽回。我要舰只在二十四小时内到达台湾海峡。” 尽管尼克松大发脾气，他的下属们倒是十分清醒的。毛泽东无非是在***上又象往常一样大骂“美帝”，这已经是家常便饭了，并没有产生异常的攻击美国军舰或是杀害美国人生命，也没有进犯美国盟友台湾，并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的威胁美国安全的行动。而且，尼克松的亲信们已经追随他多年，熟知他的性格与脾气，早已认识到，象这类命令如果不在二十四小时内执行是会更有利于国家利益的。 这件事表明了这位偏爱外交事务的美国总统的两种心态：一是焦急，急于打开与中国的关系从而在东南亚脱身与制约苏联；二是说明他把握不定。连基辛格也感觉到，每当尼克松说“无可挽回”的时候，正突出地表明了他的把握不正。 二十年来形成的疑心是不容易克服的。尼克松暴跳如雷，是由多方面复杂的因素积累至“五·二O声明”的导火线上爆发。除了表明中美长期敌对而形成的疑心，及尼克松本人复杂而矛盾的内心性格，还表明了尼克松对国内因内部扯皮而耽误了华沙会谈的日期十分恼怒。 本来，一九七O年二月二十日在美国大使馆举行的第一百二十六次大使级华沙会谈中，中国代办雷阳作了一次非常奥妙和委婉的发言，表示中国方面愿意接受美国派一个使节去北京的建议。尼克松受到鼓舞，感到似乎快要突破了。 随着，尼克松又于二月二十二日收到了叶海亚总统托巴基斯坦驻华盛顿大使希拉利转来的一封信。信中，叶海亚有把握地告诉尼克松，美国近几个月来所采取的行动已在一定的程度上“打动”了中国人。叶海亚还说，中国人现在不象以前那么担心美国与苏联勾结了；但是，要是美国把中国愿意同其进行实质性对话归结于中国实力的虚弱和对苏联的惧怕，将会引起北京十分敏感的反应。叶海亚还说，中国人“认为扩大越南战争的可能性已经不那么大了。他们认为中美交战的可能现在已经变得很小了”。他们“愿意同美国进行一场涉及两国一切分歧的实质性对话”。还指出，“谈判将是严峻的和艰难的”。 尼克松读了叶海亚的信十分高兴，感到中美接近的前景良好，觉得毛泽东和周思来不是他以前想象的怒气冲天、头脑僵硬的领导人。他感到通往北京的道路已经打开，只要美国准备巧妙地往下走的话。他当即授命基辛格复信给叶海亚，对报界的揣测虽然无法控制，但是白宫将审慎地避免发表任何可能怀疑中国的动机或实力的评论。还通过叶海亚向北京建议，开辟一条比华沙会谈更适于秘密交换意见的渠道，或是直接通向白宫的渠道。不久，传来的回音是中国拒绝了。看来，只好依靠华沙会谈。 下一次华沙会谈该是第一百三十七次了。面临中国接受美国要派使节去北京的建议的情况，尼克松觉得恼怒的是，美国政府内部的扯皮再次表面化了。基辛格已经向尼克松提出，在下一次华沙会谈中，美国不能仅仅用大家所喜爱的那些常规议程项目(台湾问题、资产问题、权利要求、囚犯问题、记者互访、如此等等)来回避问题了，哪怕是用最巧妙的笔法来拟定给斯托塞尔大使的指示也不能掩盖美国必须回答中国人邀请去北京这个现实。 可是，美国国务院的官员们认为，讨论了十五年的那些双边问题还未取得进展就去北京岂不暗含有向中国人让步的意思？况且会使美国的盟国发生误解，更不消说要引起莫斯科的敌意了。国务院东亚司的官员与专家主张要中国人对美国所关心的主要亚洲问题作出让步，作为美方代表赴北京的代价。这些官员们更担心派使节去北京这件事可能要由白宫执掌，国务院就插不上手了，因而对之进行顽强的抵制。 这场官场争斗是针锋相对的。基辛格向尼克松表明，同现在使中国人感到不安的主要题比较，双边问题是次要的。只有非常担心苏联的意图才能说明为什么中国人愿意坐下来跟一个以前被自己称为头号敌人的国家会谈。罗杰斯国务卿却担心，中国人可能使美方在北京陷入旷日持久的屈辱性谈判中而不能自拔。双方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中激烈地争论。 基辛格说，中国人根本不可能想要使我们受辱。只有肯定中国人是在谋求减少他们的敌人才能说得通为什么北京会发出邀请。光是开始会谈就会使国际关系发生革命性的变化。 意见的分歧和官场的争斗使基辛格和国务卿罗杰斯结下了宿怨。这已经是人人皆知了。基辛格给人的印象是狂妄自大，自命不凡，甚至公开对人抱怨说：“罗杰斯真蠢！罗杰斯对全世界来说是个危险人物！罗杰斯是外行！对外交一点都不懂！” 罗杰斯为人挺有涵养，对基辛格的抱怨，大都有礼貌地保持沉默。如果基辛格在公开场合把他说得太不象话了，他才会给尼克松的白宫办公厅主任雷尔德曼打电话。但是，罗杰斯越是克制自己，基辛格也就越是抱怨得厉害。这真给尼克松带来很大的压力。尤其是基辛格更没有少告罗杰斯的状。基辛格经常在尼克松面前充满情绪地长篇大论指责罗杰斯。开始的时候，尼克松容忍了这种指责，他从大处着眼，很欣赏基辛格的学识和才干，特别是其在外交政策上的主张很对他的胃口；于是，他认为容忍这种指责是聘任基辛格当顾问必须付出的代价。但是，时间一长，尼克松就觉得基辛格太过份了。他私下向霍尔德曼抱怨，基辛格总是让总统浪费大量时间，来听其对罗杰斯提出一些上不了纲的埋怨话。 这次，在对待中美华沙会谈中爆发的基辛格与罗杰斯之间的扯皮，使尼克松考虑过用大调动的方法来解决这两个人之间的问题。他想过要把罗杰斯提升到最高法院去，让同基辛格合得来的埃利奥特·理查森担任国务卿。这个想法，他没有马上付诸实现，他也并不认为罗杰斯是个窝囊废。他的内心十分矛盾。 于是，扯皮现象又延续了下来。 三月十日，罗杰斯在向总统提出的备忘录中概述了国务院的意见，建议三月十九日为举行第一百三十七次华沙大使级会谈的日子。基辛格看了这份备忘录，怒气冲冲地对尼克松说，国务院显然存心在开会日期上搞拖延，如果除去总统考虑问题要用的两天时间，那么，中国人不可能在接到通知后那么短的七天时间内准备好去参加会谈。基辛格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国务院建议的议程也使会谈不可能有成果。议程是，中国人只有在台湾问题、贸易问题、释放犯人等双边问题上让步以后，美方才可以万无一失地去讨论仅仅是派更高级的使节去北京的方式问题。基辛格又在尼克松耳边抱怨起来，说罗杰斯正在破坏总统在外交政策方面所作的努力。 原先打算在三月十九日举行华沙会谈的日期就在扯皮中给耽误了。 基辛格在三月二十日给国务院发了一个备忘录，建议立即举行华沙会谈，并主张给斯托塞尔大使的指示要反映总统对更高级会谈的积极态度；美方还应该接受雷阳的暗示，即一般的远东问题也可以讨论，而不仅限于传统的中美双边问题。国务院回复说，最早也要到四月八日才能把“经审批”的发言稿拟好。尼克松同意了这个方案。 北京在答复中建议四月十五日开会。可是，美国国务院又提出，台湾“中华民国”行政院副院长、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定于四月二十二日访问华盛顿，因而在访问前两个星期或访问后十天内举行华沙会谈是不明智的，建议四月三十日或以后的任何一个时间举行华沙会谈。 信息传给中国人以后，过了二十来天都没有答复。尼克松曾经耽心地问基辛格，是不是中国人又后退了。基辛格苦涩地一笑，答道：“显然，中国人被我们的拖延激怒了。”整整过了四个星期之后，四月二十八日，华沙才传来中国人的答复，提议五月二十日举行第一百三十七次会谈。尼克松马上批准同意了。基辛格意味深长地对尼克松说：“在目前，在周恩来支持西哈努克在北京建立了流亡政府与解放军，而我军与南越军队正开进鹦鹉嘴，要踏上柬埔寨领土。在这时，中国还同意进一步会谈，安排头号帝国主义的代表进北京，这已经很不寻常了。” 直至五月十八日，美军采取进入柬埔寨的作战行动已将近三个星期的时候，中国政府授命新华通讯社发表了一个简要的声明：鉴于美国政府悍然出兵入侵柬埔寨，“中国政府认为按原定五月二十日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第一百三十七次会议已不适宜。今后何时举行，将通过双方联络人员另行商定。” 尼克松曾请基辛格分析这个声明。基辛格乐观地认为，中国人认为“不合适”的只是举行会谈的日期，而不是举行会谈这一事实。中国人在声明中还提出了继续会谈的程序。基辛格对尼克松宽慰地说：“总统，这样反而好些。我们开起会来免不了要对骂一通，在柬埔寨的问题他们非严厉谴责我们不可。” 尼克松刚刚放下心来，想不到就又接到了毛泽东谴责美国“入侵柬埔寨”的“五·二0声明”。尼克松当时的反应真可以用“气急败坏，暴跳如雷”来形容。 基辛格很快就给尼克松送去一份自己对毛泽东声明的分析—— 实质上，……那是一篇非常空洞的声明。 声明的中心论点是：小国能够打败大国，河内看来 必定从中得不到什么安慰。它没有提出什么威胁， 没有承担什么义务，对你没有进行人身攻击，在有 争议的双边问题上避免表态。 从策略上，毛的声明是要达到这么几个目的： ——利用你在柬埔寨的行动大事宣传。 ——以毛的个人威信加强中国人对西哈努克 的支持。 它尖锐地指出，已有二十个(别的)国家承认西哈 努克(莫斯科没有承认西哈努克，而且始终不承 认他)。 尼克松经基辛格分析以后再浏览了一遍毛泽东的声明，这才觉得把其中慷慨激昂的词语去掉以后，露出了非常谨慎的实质。尼克松这才豁然开朗，省悟到他要在台湾海峡重新部署力量并非良策，而只会把事情搞糟。毛泽东是留着不少口子以待恢复两国互相接近的长征；在盛怒之下把这些口子都堵死是一点好处也没有的。 他觉得自己更离不开这个哈佛教授了。他拿起了电话，想邀基辛格周末去斯坎比岛度假 第12节 ●毛泽东为什么让美国作家斯诺上***与他站在一起？ 一九七O年十月一日，***广场举行盛大的国庆节庆祝活动。广场早已人山人海，喧声如潮。那个时代红卫兵军装的绿色与标语口号旗帜的红色，构成了***广场的主色。 周恩来总理已经到了好一会，按名单能够上***城楼的国家领导人们已经陆续来到。叶剑英来了。林彪和叶群也来了。黄永胜、李作鹏、吴法宪和邱会作四员大将也从电梯门里走出来，只是神色不象数月前那样大模大样。***城楼上那个专供领导人使用的电梯一次接一次地升上来，送上这些举足轻重的角色。 当埃德加·斯诺带着夫人洛易斯·惠勒·斯诺走出电梯时，周恩来快步迎了上去。 “斯诺先生，欢迎您。”周恩来伸手跟斯诺握手。 “我真是第一个应邀上***城楼的美国人么？”斯诺问着，棕色的眼睛透露出兴奋的光。 洛易斯更是充满了好奇心，喜悦地四处打量。***城楼雄浑庄严的建筑造型，富于东方古典的艺术美，使她目不暇接。***屋顶四个垂脊，均装饰有一个仙人和九个走兽：龙、凤、狮子、麒麟、天马、海马、狎鱼、獬，这些雕塑，在阳光下璀璨夺目，使城楼增添了神奇色彩。 “毛主席让我请您来的。您是中国人民真诚的朋友。”周恩来热情地说。 斯诺流露出发自肺腑的激动：“二十四年前我穿过封锁线去找红军，遇见的第一个共产党领导人就是您。您当时用英语跟我讲话，使我很吃惊。” 周恩来说：“我还记得我替您草拟了九十二天旅程，还找了一匹马让您骑去保安找毛主席。” 斯诺望了望眼前的周恩来，该是七十二岁了。当年在陕北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时，周恩来还没满四十岁，个子清瘦，骨胳小而结实，下额上蓄着又黑又茂密的胡子，又大又深的眼睛富于热情，一笑就露出洁白的牙齿，具有领袖的自信与迷人的魅力。现在，颧骨凸了出来，两颊凹了进去，眼窝很深，斯诺敏锐地感觉出那深邃而机敏的眼神中包含的忧虑与坚毅。斯诺觉得自己常为周恩来的魅力所吸引，说：“您安排我见毛主席，采访红军，当时对西方新闻界来说是‘独一无二’的。今天，让我上***——” 周恩来马上将话接了过来：“在中美两国相互隔绝的情况下，您三次访问新中国，今天还上***参加我们国庆盛典，对一个美国人来说，这是一件独一无二的事。” 斯诺兴奋地说：“我又有独家新闻了！” 斯诺当年闯到陕北写了将红军介绍给全世界的《西行漫记》，是独家新闻。可是，斯诺在此时，还并没有完全意识到周恩来请其上***的独家新闻的重要含义。斯诺此时想得更多、更关心的是这个国家正在进行的那场“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六年秋天，“文化革命”的序幕拉开的时候，斯诺充满了对中国形势的焦虑。内战已经结束，革命者已经取得了政权，但是国家经受了长期动乱的浩劫，被弄得穷困不堪，又面临外国的层层封锁，这个以勤劳勇敢而著称于世界的伟大的民族，正应该为了自己的生存与振兴要克服意想不到的困难，去逾越那些旧社会留下的无穷无尽的障碍，为什么革命者内部又要开展你死我活的斗争？当斯诺从西方的报道中得知一批他景仰的革命家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彭德怀等竟然受到冲击和批斗的时候，他心焦如焚。他对友人说：“从这里所能得到的消息来看，中国最近发生的事件是很难加以理解的。人们只能凭着超感官的感觉来进行工作，而我的这种感觉又不太灵敏。” 斯诺很想再次来华访问，曾用口头与书面的形式反映过自己的愿望。他却一直被拒而不纳。他当然不知道，在中国外交部大院的大字报里，有人将他的名字与“美国中央情报局派往中国的间谍”连在一起。 一九六八年春天，斯诺在给住在北京的友人爱泼斯坦写信说：“我已经认识到某些有权有势的人显然不是我的朋友。有几位我所信得过的知己对我说，那些主管这些事情的当权者们，已经不再把我看成中国的朋友了……。但是，无论如何，我对中国的态度和言行，都是有目共睹，没有什么不可以告人的。不管那里的少数当权派是不是把我看做中国的朋友，但毫无疑问的是，外部世界(反动派除外)都认为我对中国是友好的，而且可以肯定，人们的这种看法还会继续下去的。要是我改变态度，那才不配称为中国的朋友呢。我并不是那种在政治观点上看风使舵、反复无常的作家……” 他言辞显出十分痛心，在精神上蒙受的深沉伤痛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一如既往，襟怀坦白，心直口快，从自己内心深处诚恳地表现出了他的尊严和信念。 中国并没有忘记斯诺。周恩来在动乱中经主席批准又主持外交工作不久，就同意斯诺再次来华访问。斯诺是在一九七O年八月十四日到达中国的，周思来还同意他和夫人洛易斯·惠勒一起来访问。 电梯又一次升上***城楼。电梯门开了。一个身材魁伟高大、背脊微驼的人在女秘书的陪同下走了出来。毛主席来了。 周恩来领着斯诺夫妇迎向毛主席。斯诺觉得毛主席似乎比在陕西窑洞的时代更为高大、丰腴。衬着金光璀璨、庄严雄伟的***城楼，毛主席身上焕发的非凡的气质，确实使他在刹那间感觉到这是一个至高无上的领袖。 三十四年前在陕北保安第一次见到毛泽东，那时毛泽东面容瘦削，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鼻梁很高，颧骨突出，双眼炯炯有神；他第一个印象就觉得毛泽东象林肯。 满脸笑眯眯的林彪在招呼毛主席。 周恩来将斯诺夫妇领到毛泽东跟前： “主席，您看，谁来了？” 毛泽东一看见斯诺，十分高兴：“斯诺先生，老天保佑你，我们又见面了。” 斯诺夫妇跟毛泽东亲热地握手。斯诺觉得毛泽东的幽默感不减当年。周恩来又向斯诺介绍林彪：“这是林彪副主席。” 斯诺跟林彪握手：“林彪将军，好久没有见面了。我们是在延安见过的。” 林彪总是笑：“斯诺先生是毛主席的朋友，当然也是我的朋友。好朋友。” ***广场上的高音喇叭群响起了《东方红》乐曲，广场上旗浪起伏，人海沸腾。“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呼声震天动地，响彻云霄。 毛泽东伸出手去，执住斯诺一只手，领着斯诺夫妇朝栏杆前走去。毛泽东领着斯诺夫妇来到***城楼正当中的栏杆边。广场上的人海，群众狂热到极点。人群上空，汽球拖挂着一幅巨大的标语：“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领袖、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还有一幅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的大标语。 毛泽东欣喜陶醉地举起右手臂向群众挥动。群众欣喜若狂。 斯诺在北京住了多年。他第一次到北京时只有二十七岁，住在煤渣胡同二十一号的一个四合院里的时候，就来***城楼下观瞻过。那时，他曾经想象过明清的皇帝们在城楼上大驾光临、大展龙颜，举行领诏、大婚、祭路、祭旗、出征以及献俘等大典的情景，想象过万杆黄旗飘飞、万民长跪叩头的景况。他当时当然没有想象过有朝一日自己能在***城楼上站在革命领袖人物身边聆听三呼万岁。他身边的毛泽东，就是那个富于农民的幽默感的革命家。尽管当年这个人穿着打补丁的皱巴巴的布衣服，在窑洞里请他去吃夹红辣椒的馒头或是贺子珍做的酸梅，跟他一起打扑克，一边用手搓着脖子上的污垢，一边叫着佯装自己有大牌，有时还毫不在乎地当着他的脸，松开裤腰带伸手进去抓虱子。毛泽东还讲过这样的话：“如果你身上还没有长虱子，那你还没有理解中国。”当时，他就觉得这个人身上有一种掌握命运的力量。这种力量不是什么昙花一现的东西，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活力。你觉得这个人身上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其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对农民的迫切要求所作的综合和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这些使毛泽东成为一个伟大非凡的人物。 周恩来对第二天《人民日报》的版面作了精心安排。毛泽东与斯诺夫妇在***庆祝国庆典礼上的照片，发表在《人民日报》头版的显著位置。照片经过了特别处理，只有毛泽东、斯诺夫妇与站在身后的翻译四个人，他们身后或是身旁别的人物的身影已经被技术处理了。这张毛泽东跟美国人斯诺在***上的照片，应该被当作周恩来向美国发出的含蓄而饶有深义的信息，想不到竟被尼克松和其精于分析的顾问基辛格忽略了。 事后，基辛格在回忆录里写道，毛泽东和周恩来“不幸对我们敏锐地观察事物的能力估计过高。他们传过来的信息是那么拐弯抹角，以致我们这些粗心大意的西方人完全不了解其中的真意。十月一日，中国国庆节那天，周恩来把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和他的妻子领到***城楼上站在毛旁边检阅一年一度的国庆节游行，而且照了相。这是史无前例的；哪一个美国人也没有享受过那么大的荣誉。这位高深莫测的主席是想传达点什么。斯诺自己后来谈论这一事件时指出：‘凡是中国领导人公开做的事情都是有目的的。’事情过后我才终于理解到，毛是想以此作为象征，表示现在他亲自掌握对美关系；但是，这在当时真是一种远见卓识。我们在关键时刻理解不到他的真意。事情做得过分微妙反而达不到通信联络的目的。” 第13节 ●在通讯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中美两国首脑却通过巴基斯坦渠道用古老的方式传递信件…… 基辛格曾经形容，如果说毛泽东让斯诺上***是拿着一把轻剑来传递信息的话，尼克松却举着一柄大锤来传达他自己的信息。就在斯诺上***的前两天，即九月二十七日，尼克松在对美国《时代》周刊记者发表谈话，重点谈了刚结束不久的约旦危机。尼克松有意识地在谈话中插进了，一段关于中国在世界上的作用和他自己在这里面的作用的寓意很深的话： “……也许在五年时间里，或甚至十年时间里还不可能起这种作用。但是，在二十年内，它应当能起这种作用，否则的话，世界就会处于致命的危险境地。如果说在我去世之前，有什么事情要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不能去，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去。” 接着，在十月间尼克松又亲自作了进一步的努力去开拓巴基斯坦渠道和罗马尼亚渠道。十月下旬，有好些国家的首脑人物到纽约来参加联合国成立二十五周年的庆祝活动。十月二十四日，三十一位国家首脑或政府领导人应尼克松的邀年请来参加白宫的宴会。叶海亚·汗总统与齐奥塞斯库总统也在其中。十月二十五日，尼克讼在椭圆办公室里和即将访问北京的叶海亚·汗会晤，他告诉叶海亚，美国已经决定设法使对华关系正常化，而要求叶海亚作为中间人提供帮助。 叶海亚说：“我们当然要尽力帮忙的。不过你一定知道这将是十分闲难的。我去年说过，中美两国积怨太深，宿仇不容易成为新交。事情会进行得很慢，并且你要有遭受挫折的精神准备。” 第二天，十月二十六日，尼克松在白供南草坪上热情接待齐奥塞斯库，欢迎齐奥塞斯库对美国进行为期两周的国事访问，作为一年前尼克松访问布加勒斯特的回访。当天下午，两位总统会谈时讨论了中国问题，据说，甚至深入地讨论了中国问题的许多方面，其中包括派高级使节秘密访问北京，还提到了使节可能的人选。也讨论了台湾问题。据罗马尼亚人私下声称，尼克松告诉齐奥塞斯库说．就尼克松个人来说，台湾问题不是一个国际问题，而是一个国内问题，要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最好是用和平的方式解决。这等于说，华盛顿已经赞同了北京关于台湾问题的观点，因为二十年来，美国一贯坚持说台湾不是中国的一个省，而是一个同美国友好的“独立国家”。尽管事后基辛格说这段话“完全不确”，那么，认为尼克松在敏感的台湾问题上表达了美国有可能转变立场的某种暗示，似乎是合乎逻辑的。 当天晚上，尼克松在为齐奥塞斯库举行的白宫晚宴上，在祝酒词中给北京发出了公开的信号：“有这样的时刻，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找不到合适的渠道同另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进行联系。然而，正如今天早些时候我对总统阁下说的，他所处的地位足独一无二的。他领导的政府既同美国保持良好的关系，又同苏联保持良好的关系，也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良好的关系，这是世界上罕见的。” 美国现任总统在白宫的公开场合下把北京政府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破天荒头一次：使用这一名称实际上意味着一项重大的决策。在这种敏感的外交语言中，它用一定方式表达了对大陆中共政权存在的承认。 当时在场的大多数新闻记者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用语的重要性。但是却引起了当时在场的苏联大使多勃雷宁的不安。白宫的宴会结束后，多勃雷宁打电话给基辛格，要求他解释这个用语的含义。 基辛格富于幽默感地回答说，这没有什么特殊意义，难道俄国人不是把中国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吗？ 十一月十三日，在北京访问的叶海亚总统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十二月中旬，罗马尼亚副总理格奥尔基·勒杜列斯库访问中国时，受到了周恩来的接见。尼克松的信由这两个渠道传到了中国。他们得到的回答是令人鼓舞的，但还比较含糊。 叶海亚回到伊斯兰堡后，委托外交国务秘书舒尔坦亲自负责美中联系的渠道。舒尔坦曾担任过五年驻北京大使，对周恩来有很深厚的感情。为了最大限度地保密，巴基斯坦渠道的工作过程是这样的：毛泽东周恩来给尼克松基辛格的信息是由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张彤亲自交给舒尔坦，再由舒尔坦用外交邮袋交给巴基斯坦驻华盛顿大使希拉里，由希拉里亲自送给在白宫的基辛格。美国方面的信息也照此办理。 十二月九日，希拉里来到白宫基辛格的办公室里，拿出一个信封。大约是为了保密和万一遇到意外时留有否认的余地，信件不署名，也没有任何抬头，全部内容都是用笔写在一张印有蓝杠杠的白纸上。希拉里说，他没有被授权可以把这个文件给白宫留下来，只是被允许由他谈给基辛格听。他慢慢念，基辛格把全部内容记下来。信中说，“为了讨论撤出中因领土台湾问题，尼克松总统的一位特使将会在北京受到最热忱的欢迎。”“美国通过各种渠道发出的许多其他信息都已收到，但是，一个国家首脑通过另一个国家首脑向一个国家首脑提出建议还是第一次。美国知道巴基斯坦是中国的真实可靠的朋友，因此，我们十分重视这个信息。” 基辛格事后才意识到，一个以古宗教为立国之本的国家的杰出的举止文雅的代言人口念一个富有战斗精神的亚洲革命国家领导人的信息，而由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领导人的一个代表把它记下来，这是多么不和谐；而且在已经具有无线电及卫星通讯手段的今天，竟然采用十九世纪的那种外交方式——由一名信使传递、宣读手写的照会。希拉里带来的信息，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基辛格觉得，这是二十年来两国之间第一次认真的、心平气和的写信。 基辛格经尼克松批准，草拟了回信，与此相对应，亦交给希拉里。美国的回信是用打字机打的，用的是静电印刷术复制的信笺，上端不印什么字样，没有写签名，也没有打上美国政府的水印图案。回信告诉毛泽东、周恩来，美国准备在北京举行高级会谈以讨论“包括台湾问题在内的，存在于中华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之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通过巴基斯坦渠道相互交换信件的办法，成了一种程序，一直进行了好几个月 第14节 ●毛泽东和斯诺谈心，并捎话给尼克松：我愿跟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 中南海。南海昔日碧波粼粼的水面已经结了冰。晶莹洁白的冰面将岸边丰泽园那道婉蜒的红墙衬得更红。墙内四合院中那七棵古柏的枝头依然苍绿。 一九七O年十二月十八日上午，在北屋西头的书房里，毛泽东和老朋友斯诺坐在沙发里谈得正酣。书房的四边都摆满了高大的书架，架上摆满了书，有中文书，也有外文书，许多书籍中插有写着注释的纸条。大写字台上高高地堆着书刊和手稿。给斯诺的印象，这儿更象一位大作家的工作室。 毛泽东一边吸烟，一边和斯诺交谈。烟吸得很厉害，间或有一两声咳嗽。斯诺关切地说： “主席已经吸了几十年烟了。” 毛泽东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水润喉，说；“医生劝我戒烟。我戒过。戒不掉。” “我这次旧地重游，还去了保安一趟。”斯诺说。 “我们是老朋友了，我对你不讲假话，我看你也不讲假话的。”毛泽东仍是十分坦诚。 “是呵。我第一次到保安，还担心村里的农民要‘共我的产’，分掉我带去的东西。当我离开的时候，感觉好象不是回家，而是离家了。”斯诺说的很真诚。 毛泽东笑了：“怪不得麦卡锡把你当作‘赤匪’。” “我给儿子起了个名字叫‘西安’，表示对红军的祝愿和怀念，就更象‘赤匪’了。”斯诺又说。 毛泽东问：“我听讲，前两年你想来，有人反对？” “我写过信来要求的。”斯诺答。 “在一九六七年和一九六八年这两年中，反对你到中国来的那些官们是一帮极左分子，他们在一段时间内还夺过外交部的权。但是这些人都早被清除出去了。”毛泽东说。 斯诺说：“我记得，一九六五年元月，你同我谈话时，曾说过中国确有个人崇拜—一” 毛泽东说：“那时的情况是需要更多的个人崇拜。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份了，搞了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讨嫌！在过去几年中，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这个必要了。” 毛泽东在谈到个人崇拜时，是动了点情绪的。他很明白这一点，只有他自己才了解这一切。他让斯诺上***看到了个人崇拜，看到了他作为领油的绝对权威及无上优越，看到了他在亿万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他的手臂在***城楼上一挥动，人们的情感就会象波浪一样翻腾，甚至不惜在他的指引下去赴汤蹈火。他的声音从中南海的书房里发出来，亿万人民会怀着虔诚的激情当作必须绝对服从、甚至超越了法律的最高指示。可是，他的内心却是十分孤独的。在中南海红墙内丰泽园的书屋里，他已经很难单独同什么人促膝谈心，交流感情，没有任何人可以跟他讨论，没有任何人可以跟他辩解，他的副统帅也说得很明白，只要是他的话，“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他的内心活动，只有同象斯诺那样的异国朋友，才能披露一点儿。他的心是痛苦的，孤独的。 历史往往会惊人地重复。一九六五年，毛泽东对斯诺谈要搞点个人崇拜，是为了让刘少奇下台；这次，讲“四个伟大”讨嫌，尽管斯诺还没有理解其深意，可是历史学家在今天可以据此断定，毛泽东已经觉察了林彪一伙的用心了。他又在考虑林彪是不是“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 在这年三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提出了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会上大家同意了。可是，四月分林彪又提出设国家主席，并虚伪地建议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毛泽东在林的报告上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此后半年内，他讲了六次不设国家主席，他不担任国家主席。人家就是不听。林彪还是强调不设国家主席，国家就没有个头。他警觉了，还说“一句顶一万句”呐，狗屁！八、九月间，庐山会议上，林彪不打招呼，突然在会上抛出反对所谓有人否定毛主席是天才的讲话。陈伯达接着抢先作了吹捧林彪、坚持设国家主席的发言，打乱了议程，引起庐山的一场混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他识破了这伙人的阴谋，严厉地批评了陈伯达。 “四个伟大”是林彪的发明。毛泽东对斯诺讲“四个伟大讨嫌”，等于点名说林彪“讨嫌”。他富于政治斗争经验，需要时就搞个人崇拜，不需要时就反对个人崇拜。 山南海北，海阔天空，毛泽东和斯诺谈锋极盛。午饭时分，两人在北屋中间的起居室里，共进午餐，湘菜的辣味和茅台酒的芬芳，使谈话更热烈起来。他说： “中美会谈，十五年谈了—百二十六次。” “名符其实的马拉松会谈。”斯诺说。 “我不感兴趣了。尼克松也不感兴趣了。要当面谈。”他说。 “主席愿见他么？”斯诺问。 “目前中美两国之间的问题，要跟尼克松解决。我愿跟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他爽快地说。 “我看吵架难免，也不要紧。”斯诺说。 他幽默地伸出一个指头，对着斯诺：“他如果想到北京来，你就捎个信，叫他悄悄地，不要公开，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来嘛。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也行。我看我不会吵架。批评是要批评他的。” 这次谈话长达五个小时，直至午后一点。他已经很久没有对象来进行敞开肺腑的谈话了，一谈就是五个小时，几乎是他晚年与人交谈时间最长的一次 第15节 ●在尼克松为即将面临的外交突破而受到鼓舞时，华盛顿掀起了一股倒基辛格之风。 基辛格身体壮实，精力充沛，才华过人，工作，拼命，纵横捭阖，开拓性强，韬略出众，受聘于白宫两年来，确实成了美国第二号炙手可热的权势人物。尼克松对基辛格愈是宠信重用，基辛格愈是大权在握。加上他自负傲慢，目空一切，威风张扬，独断专行，引起了不少人的不满，加剧了白宫内外的权势之争，使基辛格同国务院、国会、五角大楼的关系十分紧张，尼克松在白宫的亲信们也对他怀恨在心，甚至在他自己主持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班子里，也使不少人难以忍受而离职他去。在美国朝野，关于基辛格的传闻颇多，无人不知。 他在野时，横议朝政，把过去的美国外交首脑贬得分文不值；他掌权时，唯我独尊，将白宫内外的同僚视为无能庸人。据说，他以“白宫的灵魂”自居，自夸“要是没有我这个部门，总统简直是光杆司令”。 据说，他“对任何人的最高评价就是拿来与他自己相比较”。他有一次这样形容过在任的副国务卿理查森，“我认为他在每一个重要方面都是象我一样棒的人。” 又据说，在只有坏消息时，他在记者招待会上不断提到总统；可是，在有好事时，他就很少提到尼克松了。 国务院的官员们对基辛格独揽外交大权的霸道行径愤懑至极。他们在没有事先得到国家安全顾问同意的情况下不敢采取决定性的行动。而基辛格将重要信息透露给苏联政府首脑时，他竟把美国驻苏使馆排除在外。美国国务院的所在地叫福吉博顿，在英文词义中，“福吉”是多雾，“博顿”是底层；人们就将“福吉博顿”作为比喻，暗示罗杰斯的国务院在美国外交政策上的影响，就象处于多雾的底层一样虚无缥缈。 一九七一年三月间，激化了的矛盾导致了华盛顿掀起一股倒基辛格之风。这股风，首先是由密苏里州的民主党参议员、杜鲁门时期的空军部长赛明顿刮起来的。赛明顿将基辛格比作俄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宠臣拉斯普京，说基辛格“除头衔以外在一切方面都是国务卿”。赛明顿说政府患了所谓“基辛格病”，要求国会设法进行干预，并且主张对白宫这个“小国务院”每年二百三十万美元的经费拨款重新进行审议。尽管对基辛格的攻击来自民主党人，尼克松政府内阁的高级官员们都在心中暗自叫好。 一九七一年三月八日，白宫的高级工作人员应邀出席在布莱尔大厦举行的宴会，让白宫中的公共关系专家劝告大家在同新闻界和公众的接触中，多讲一些关于总统的故事，以反映出总统旺盛的精力、敏锐的洞察力、深厚的感情、聪睿和宽厚的胸怀等等。 在宴会上，敏感的基辛格神色极为阴郁。他将总统的国内事务顾问约翰·埃利希曼拉到门厅旁边的林肯厅。他关上了门。 基辛格严肃地说：“约翰，你一直是我的好朋友。我想让你知道，我打算明天上午告诉总统，我准备立即辞职。” 埃利希曼问：“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 “我要回哈佛去。”他阴沉地说。 “到底什么原因？” “当然是罗杰斯。他根本什么都不懂，又在破坏总统的外交政策。我不能容忍他这样做。” 埃利希曼劝基辛格晚上睡觉时再考虑一下这个决定，准备第二天上午腾出时间再谈谈。 基辛格已经使用了辞职作为威胁的武器。 其实，所谓“基辛格病”的根子在尼克松身上。基辛格与罗杰斯交恶，根子也在尼克松身上。 说起来，罗杰斯同尼克松的关系，实在要比基辛格同尼克松的关系深远和密切。罗杰斯同尼克松有着几十年的深交，可以称为是尼克松的密友和亲信。早在—九四二年太平洋战争时，年轻律师尼克松应征服役担任海军军官，当年八月，在罗得岛匡塞特角的海军军官学校受训，罗杰斯与他同班接受军训。罗杰斯也是律师。这两个年轻的律师就结下了友谊。之后，尼克松被派到靠近新喀里多尼亚岛的南太平洋战斗空运指挥部工作，罗杰斯则调往太平洋舰队，都参加过对日作战。战后，尼克松当了国会议员，罗杰斯在纽约地方法院作检察长，两人结成“莫逆之交”。一九五二年，罗杰斯帮助尼克松竞选副总统。罗杰斯后来出任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司法部副部长与部长时，同尼克松友谊更深了。尼克松遇事总要同罗杰斯商量。两人时常碰头；无话不谈。尼克松当总统以前经历了所谓“六次危机”，其中有四次是同罗杰斯一起度过的。 尼克松看中罗杰斯来作国务卿，除了罗杰斯跟他有多年私交，可以完全信赖之外，主要是他考虑需要一个能够顺手驾驭，为他忠诚地执行政策的人。罗杰斯只担任过美国出席二十一届联大代表团的国际法顾问，外交经验不多；但是常年的律师生涯使罗杰斯头脑冷静，思路清晰，精于谈判。尼克松对任用罗杰斯，作过这样的解释：“我们已经进入谈判的时代，我需要世界上最好的谈判者作国务卿。我曾在危机中多次观察罗杰斯，他性格冷静，判断力强，是个出色的谈判者。我可以用他对付世界上的任何人。”。 事与愿违，罗杰斯在美国外交上不但不是一个决策者，而且也不是一个重大谈判的主持者。与苏联搞缓和，与中国改善关系，与越南进行秘密谈判，在这些重大问题上，罗杰斯都几乎插不上手；只是因为基辛格是犹太人，尼克松觉得不便让他与阿拉伯领导人接触，才让罗杰斯去解决中东停火问题。尼克松既然把外交大权从国务院转移到白宫，对基辛格委以全权重任，形成一个以白宫为核心的尼——基外交主轴，罗杰斯和国务院只好退居二等角色。即使尼克松并非有意冷落罗杰斯，也势所必然地要更多地在外交上倚重于基辛格。 其实，尼克松与基辛格并不亲密，彼此的关系只是客客气气的，属于公事往来，相互守礼。对于基辛格的毛病，尼克松看在眼里，有时顶多在自己的亲信面前抱怨一两句。在尼克松看来，基辛格这个足智多谋的哈佛教授，显然要比亲信至交罗杰斯更为重要。基辛格可以为尼克松热衷于搞的一系列创新外交提供一套完整的理论基础。把意识形态撇在一边，把实用主义置于道义原则之上，在全球实行讲求实效；这些新想法很对尼克松胃口。在外交风范上两人都热衷于唯我独尊，不信任官僚机构，酷爱保密；喜欢事先不透露意向，而一家伙端出既成事实，突如其来，出奇制胜。 尼克松执政以后所优先考虑的同苏联搞缓和及打开通向中国大门的美国外交政策，在一九六九年与一九七O年，经过艰辛的努力已经奠定了基础，在一九七一年，也就是他上台第三个年头，有种种迹象可以预期美国在朋友和敌人的关系中出现大转化。尼克松在二月二十五日对国会作的外交政策报告中，用长达二百二十五页的篇幅作了描绘。在这份报告中，他告诉北京，美国准备采取什么行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要求充当世界上欠发达地区的领导。但是，为了使那样的要求取信于人并行之有效，共产党中国必须实行开放，同外部世界接触。双方都需要结束大陆中国同外界现实的隔绝，从而结束同变化脱节的状态……” 在美国的官方文件中对中国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式名称，这还是第一次。 不久前，罗马尼亚驻美国大使科梅利·博丹来白宫宣读了一封周恩来的信件，除了重复说欢迎派一位美国特使到北京谈判，还透露了一个全新的信息。这个信息说，尼克松总统既已访问过布加勒斯特和贝尔格莱德，那么他在北京也会受到欢迎的。 这个信息使尼克松受到鼓舞。它预示在不太长的时间，就会有惊人的突破。他指示国务院采取措施，尽快宣布取消对于使用美国护照去大陆中国旅行的一切限制。 正在这时，华盛顿刮起了倒基风。基辛格也以辞职相威胁，几次喊着要回哈佛去。尼克松执政头两年对外交政策的调整，尽管是他本人提出并亲自掌握的，可是也渗透着基辛格的心血与智慧，与基辛格满腔热情地执行是分不开的。 尼克松当然不愿前功尽弃。他出来给基辛格撑腰了。至少是在他的默许下，基辛格本人给白宫办公厅主任霍尔德曼发出的一份最后通牒说：“必须停止对基辛格的一切直接或间接的攻击。攻击亨利·基辛格就是攻击总统。” 尼克松还通过新闻秘书齐格勒对参议员赛明顿进行了批驳。把赛明顿的攻击说成是“混淆视听，完全不正确的和不公平的”。齐格勒以和事佬的安抚口吻表白说，“尼克松对国务卿相国务卿的判断有最大的信任。” 在尼克松撑腰下，基辛格更是飞扬跋扈，无所顾忌了 第16节 ●毛泽东为什么在刚刚圈阅了不问意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之后，只一天工夫，又改变了决定？ 一九七一年四月六日深夜。也可以说是四月七日凌晨了。中南海丰泽园北屋西头的书房里还亮着灯。柔和的台灯光洒在大写字台桌面上，已经用得光滑发亮的镇纸下压着一份请示报告。这是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联合打来的关于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 报告上，周恩来已经写了“拟同意”三个字，又在旁边用铅笔添上了一段话：“可留下他们的通信地址，但对其首席代表在直接接触中应表明，我们巾国人民坚决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阴谋活动。” 报告是四月三日打的。此时，在日本名古屋，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正在紧张地进行着。 一天前，他已经在看过后JH笔圈阅，把报告批了下去。秘书已经对外交部与体委作了传达：主席已经同意了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当时，名古屋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已经接近了尾声，各个单项的决赛或半决赛正在进行。四月六日下午四点半，住在藤久观光旅馆的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已经接到了国内的指示：“……可以告诉美国队现在访华的时机还不成熟，相信今后会有机会。可留下他们的通信地址。但对其首席代表在直接接触中应表明，我们中国人民坚决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阴谋活动。”指示还说，由于同样的原因，加拿大队领队沃尔登女士的美国籍女友不宜在此次来华。 接到了国内的明确指示，代表团负责人赵正洪和宋中作了商量，决定立即通知沃尔登和女友纽伯格女士。至于美国队访华的事，他们只是口头表达过愿望而从来没有正式提出过要求，也不必为此专门前去告知，等到在哪儿相遇时打一声招呼即可。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事已经作罢，划句号了。 可是，毛泽东还将这份报告留在他的写字台上，并没有让秘书拿走归档。这件事，还是他思维的焦点。夜深人静，他特别容易进入心理学说的脑细胞兴奋状态。这已经是战争年代、戎马生涯中养成的习惯了。长年在夜深守着电台，收听各部队、各地区的汇报，根据情况的发展变化，又绞尽脑汁，运筹帷幄，作出新的部署。久而久之，成了习惯，胜利后进了京城，也经常夜深工作或是开会决策国家大事。 他的思绪在活跃着。二十天前，周恩来亲笔写来报告，请示派我国乒乓球代表团赴日本参加世界锦标赛问题，鉴于西哈努克的柬埔寨王国政府向我提出不承认朗诺集团有权派球队去名古屋参加乒乓球比赛，提议驱逐他们，周思来写报告提出我国乒乓球队在名古屋比赛的方针。 他批示了，照办。我队应去，要准备死几个人，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比赛快要结束了。看来，尽管有日本右翼反动势力进行捣乱，死人的事并没有发生。想不到却发生了美国乒乓球队表示想来华访问的事。他跟斯诺说过，寄希望于美国人民。 今天已经是四月七日了。这是三十一届锦标赛的最后一天，所有的冠军都在今天决出来，发奖，闭幕。想来中国访问的美国乒乓球队，已经到了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已经近在咫尺了。他从今天下午，不，应该说是昨天下午了，昨天下午送来的“大参考”上，登载的各国通讯社从日本发出的电讯稿，纷纷报道我们的世界冠军跟美国乒乓球员、嬉皮士科恩交朋友的消息。十九岁的格伦·科恩，洛杉矾圣莫尼卡的一个大学生。他说，中国人让他从一个练习馆搭车到锦标赛体育馆去，大轿车上有二十多名中国运动员。世界冠军庄则栋对他很友好，他接受了庄送的一件礼物。一件漂亮的中国山水织锦。他甚至同庄照了相。他也拍了一些中国选手练球的、打球的纪录片。这个科恩还讲，如果他们邀请我去中国，我愿去。他还回赠了一件带有和平标志的短袖衫给庄则栋，别上了美国代表团的纪念章。庄则栋接受了。他说，中国运动员非常友好…… 一个中国运动员与一个美国运动员的来往，竟然引起西方新闻界如此关注，纷纷花了篇幅详加报道。连正在莫斯科召开的苏联共产党二十四次代表大会的新闻都比不上这两个运动员交往的新闻引人注目。 毛泽东看着“大参考”，思考着。 周思来在午夜前来过。又谈起过巴基斯坦渠道和罗马尼亚渠道传来的信息。还谈起了美国国务院三月十五日宣布取消对持美国护照去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的一切限制，并说今后只要有正当目的，均可到中国访问。白宫新闻发言人在情况介绍会上提请大家注意这个决定，说：“我们希望对方会有互惠的行动，但我们不会因为无此行动而裹足不前。”联系到二月底尼克松在对外政策报告中表示“准备与北京对话”，称“美国准备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大家庭中起建设性的作用”，周恩来感到，种种迹象表明中美关系已经进入了一个关键的转折关头；周恩来并不认为不同意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是正确的。美国人想到中国来，已经是明摆着的事实，这在一年以前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不但是总统说想来，就是乒乓球队也想来，中国将作出什么反应？ 首先该让谁到中国，让尼克松总统？让那个犹太教授基辛格？还是让这伙已经到了门口的球员？ 毛泽东面临决策。 周恩来还汇报了外交部和体委的头头讨论邀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分歧。多数同志认为，主席和斯诺讲过，欢迎尼克松到北京，有问题需要跟他解决；现在让美国乒乓球队打头阵未必有利。少数几位同志持相反意见，认为现在未必不是时候，要是邀请美国队访华，有利于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势头。主席也说过，有时真理往往在少树人手中。周思来说，打那个报告是老一套，是按老规矩办事，根本看不到当前情况的变化。当然，这是指外交部，体委不能怪它，它不懂外交。外交部应该掌握好这个大局。时机难逢，稍纵即逝。 毛泽东深思着，沉默了。周恩来告辞了。 让美国乒乓球队打头阵有何不可？它将为尼克松或是他的特使来北京创造一个良好的气氛。这是打开中美关系的局面的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他丝毫没有睡意，就象烽火岁月的时候沉浸在大战前夕的兴奋之中一样。四月的北京天已经亮得早了。屋外有呼呼的风声。天边已经渗出几抹宣纸一般的白色。他毅然作出决定，要秘书转告周恩来，立即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这时，他才想到该睡觉了。他回到东头的卧室，躺在那张摆满书的木板床上。刚才决策引起的兴奋渐渐消掉了。一种近几年常有的孤寂感又蓦然地袭入心头。江青搬去钓鱼台了。儿孙们搬出了中南海，有了自己的家。只剩他，住在这一圈高大的红墙里面。他们为什么不常来看我？要常来看我呵。 他教过她们吟诗谈赋，“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他跟她们打扑克，开玩笑。李敏从苏联回来，中文讲不好，满口俄语腔，夏天还穿件小背心晒日光浴。他戏谑地称她是我们家的小外国人。还有那个寄养在老百姓家里那个小毛哥哥，为什么一直就找不到？ 他为什么要禁不住回想起这些富于情趣的天伦之乐？ 人家把他奉为神。他还是世间的人 第17节 ●中国人邀请美国球队访华，把美国惊呆了，把世界轰动了，基辛格这才感到面对的是一个外交巨擘。 中国人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这把美国惊呆了。把世界轰动了。成了举世瞩目的重大事件。 四月七日，上午十点半，美国乒乓球队的副领队拉福德·哈里森遇到中国代表团的负责人宋中。宋中向哈里森转达了正式邀请。惊喜的哈里森当即从下榻的皇宫饭店往东京美国驻日使馆打电话，询问有关护照问题。美国驻日大使阿明·迈耶不在，接电话的使馆官员威廉·坎宁听说后当场表示，建议哈里森接受邀请。因为大使馆已经接到通知，国务院已经宣布总统决定取消了对持美国护照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的一切限制。坎宁根据自己的理解，美国政府希望和中国改善关系，当然可以建议美国球队接受中国方面的邀请。 坎宁打罢电话迅速找到了迈耶大使汇报。迈耶觉得事关重大，应该告诉华盛顿，这样可以给华盛顿一个机会，对建议中的访华旅行可以给予鼓励或者加以阻止。大使馆给美国国务院发了一份加急电报。 此时，东京正午刚过，华盛顿已是午夜。接到电报的罗杰斯国务卿不敢怠慢，署上了意见当即送往白宫。意见写道：“虽然我们还无法断定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邀请的用意起码有一部分是作为回答美国最近采取的主动行动的一种姿态。” 尼克松看了电报，喜出望外，马上批准美国乒乓球队接受邀请。中国人的主动行动以他意想不到的方式进行着。这个行动包含了什么样的信息？美国应该作出什么样的反应？ 尼克松连夜将内阁成员召来，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会议。在开会的人员到来之前，尼克松嘱咐基辛格作一下准备，让基辛格在会上就对华新政策作一个概述。尼克松也没有忘记嘱咐，关于与中国在秘密渠道的信件来往及美国的作法不能透露，只能让必须知道的人知道。 基辛格读了电报，也受到震撼。他的感受更为深沉、复杂。他这个学富五车，以高傲自信著称的人，都不能不惊叹中国人行动的高明。如果说，从一九六九、一九七O年中美两国的外交小步舞使地觉得对手也是懂外交的话，中国人今天这一着使他觉得对手不凡。他隐隐约约地感到他面对的是一个外交巨擘。他在这一场复杂的外交围棋赛中遇到了一个高手。那些庸俗肤浅之辈导演不出那样的外交杰作来。他不由地产生与之较量一番的兴奋。 等一会，他将奉总统之命阐述美国的对华新政策。要知道，两年多以前，也就是一九六九年底，他受聘来到白宫以前，并不是一个中国通。关于中国的知识，无论是基本知识还是对细微变化的鉴别能力，他都等于零。他连筷子都不会用。 他读过几本毛泽东的哲学和军事著作。在他一九五七年出版的成名作《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中，摘引过毛泽东的一些警句；但是，书中对“中苏战略思想”的分析，还是套用了杜勒斯的冷战观点，把中苏当作“铁板一块”的。一九六四年十月，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这把基辛格吓了一跳。 他感到中国就要怒气冲冲地对全世界进行侵略了。而一九六六年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基辛格看来简直是无法无天，不可思议，八亿中国人简直是疯了。中苏分歧公开化以后，他开始同情苏联人，认为中国人更好斗，更富于侵略性。 在尼克松的督促下。在接触与处理中国问题的具体过程中，基辛格的观点开始逐渐转变。到一九六九年八月，随着对中苏边境冲突的分析，他才觉得俄国人进攻中国的可能性大大超过中国人进攻俄国的可能性。他这才意识到，过去认为中国人头脑发昏，缺乏理智，竟准备去进攻力量强于自己的苏联，那是看错了。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也未曾扩张版图，侵略他国。经好几次微妙的来回，他领悟了中国人的信息微妙，往往言辞激烈，而行动沉着。他从中感到，对手是善于分析国际形势的行家，深谙均势之道，做得各种力量处于经常变动状态，必须随着情况的变化而不断进行调整…… 基辛格改变观点虽说晚了点，却对新中国有他独到的认识。他向往着飞往中国，——在乒乓球队访华之后，作为总统特使飞往中国。他预感到这个日子在迫近。使他感到得意的是，他得到的消息中，中国的官员已经在向外国驻北京的使节打听他基辛格了。据说，他们对这位哈佛大学教授怀有敬意，他们看过他的书，他们放出风来：“愿意见见基辛格。同这位高手较量较量……” 内阁会议室里灯火通亮，该到会的成员都连夜赶来了。国家安全委贝会特别会议就要开始。基辛格收拾好了文件，走进了会议室。 他刚刚慢条斯理、胸有成竹地坐下，放下文件夹子，尼克松已经从连接总统椭圆办公室的那个门走进来。总统的气色显得格外好 第18节 ●美国嬉皮土科恩诘难周恩来，反而使周恩来赢得来自大洋那边加州一个母亲送予的一束深红色的玫瑰…… 驻北京的绝大多数西方外交官都期望着能够见一见这个久负盛名、魅力迷人的总理。可是，他们来到北京好些年了，都还未能实现这个愿望。只有个别人因为特殊的背景而获得周恩来的接见，例如法国驻华大使艾蒂安·马纳克。四月十四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亲自接见了美国乒乓球队的全体成员与随团记者。这真使驻京的西方外交官们羡慕死了。为此，连在京的加拿大、英国、哥伦比亚、尼日利亚四国乒乓球代表团成员也一块同时获得接见。明眼人一看就明白，借用中国一句老成语，这叫“陪太子读书”。 这天下午二点半，周恩来面带微笑地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会见乒乓球代表团。随团采访的美联社驻东京记者罗德里克在周恩来来到美国代表团坐席跟前时，想了一个花招，以一种弯膝半蹲的姿势，有意识引起周恩来注意。罗德里克曾在四十年代访问延安时，见过周恩来。 周恩来素以有惊人的记忆力著称，他马上认出了罗德里克，走过去首先跟罗德里克握手：“这不是罗德里克先生么？我们好久没见面了。” 两人紧紧地握手。五十六岁的罗德里克因为周恩来相隔多年了还认得出自己，十分感动，紧握着周总理的手直摇。周总理盯着他：“我记得你在一九四六年访问延安时，还是个青年。” “我在富丽辉煌的大会堂见到总理，想起在延安窑洞里、在油灯下跟总理促膝夜谈，感慨万千。你们伟大的国家伟大的革命前进了。” “你是历史的见证人哟。” 周恩来与美国代表团成员一一握手后，坐在斯廷霍文团长旁边的沙发上，作了讲话：“你们作为前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访问的第一个美国代表团，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尽管中国和美国目前还没有外交关系，我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会得到两国大多数人民的赞成与支持。” 美国代表团的成员们热烈地鼓掌。美国乒乓球代表团确实是被当作前来打开中美友好关系之门的外交使节而得到特别接待与隆重欢迎的。 有关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的所有具体安排，都在周恩来直接掌握之中。其中比较重要的安排与做法，都由周恩来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有关美国代表团在华活动的消息发布，《人民日报》的版面安排，《参考消息》的报道篇幅，都由周恩来掌握。甚至连美国客人下榻的宾馆，用餐的方式，周恩来也亲自过问。 旅游、比赛、看戏，所有的日程也都是周恩来最后决定的。中国的国宝博物馆故宫，在“文化革命”中关闭了几年。周恩来这次批示：“故宫可在十四日开放参观。”重新开放的故宫，首先接待美国客人。周恩来十分关注比赛，再次提到：“我们都胜不好，要让他们赢一点，还要教他们。”连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拟好的中美乒乓球友谊比赛的实况转播稿，周恩来也亲自过目，加以修改。 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实际上获得的，是打开中美友好之门的外交特使的礼遇。他们这几天的切身感受当然更使掌声特别热烈。 周恩来问大家：“你们住的怎么样？习惯中国菜的口味么？还有没有什么问题要提？” 科恩倏地站了起来，他穿了件西装，没打领带，仍是长发披肩。科恩略为欠欠身子，大声地说：“总理先生，我想知道您对美国嬉皮士的看法。” 斯廷霍文事前叮嘱过这个格外活跃的科恩，要科恩不要随便拿问题打扰周总理。这时，斯廷霍文焦急地朝科恩打手势，仍阻挡不住。 大厅里静静的，人们都关心地望着周恩来。 周恩来客气地微笑着打量了科恩一眼，瞄了瞄那蓬松飘垂的长发，说：“看样子，你也是个嬉皮士罗。” 周恩来继而把眼光转向大家：“世界的青年们对现状不满，正在寻求真理。在思想发生变比的过程中，在这种变化成型以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事物。这些变化也会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是可以容许的。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曾经为寻求真理尝试过各种各样的途径。” 科恩正是大学二年级学生，学的是历史和政治学。他原以为在这个最革命的国家，听它的总理评价嬉皮土，一定会听到那种“资产阶级的”、“颓废的”、“没落的生活方式”之类的训词，结果，出人意料。周恩来并没有用革命的大道理训人，还表示出十分理解当代青年的思想。科恩不由自主地为周恩来所折服，钦佩而信服地听着。 周恩来又将眼光转向科恩：“要是经过自己做了以后，发现这样做不正确，那就应该改变。你说是么？” 科恩耸耸肩，友好而诚恳地笑着点了点头。 周恩来略略停顿，又补充了一句：“这是我的意见。只是一个建议而已。” 周恩来这番话，在第二天，几乎被所有的世界大报与通讯社报道。四月十六日，科恩的母亲从美国加州威斯沃德托人通过香港，将一束深红色的玫瑰花送给周恩来总理，感谢周恩来对她的儿子讲了一番语重心长的话。 事后，基辛格评论说：“这整个事情是周恩来的代表作。跟中国人的所有举动一样，它有许多层意义；描画得光彩夺目的表面是最不重要的部分。对这些美国青年的邀请的最明显的意义是：它象征着中国已承担了和美国改善关系的义务；而更深一层的意义是：它保证——比通过任何渠道发出的外交信息都更有份量——现在肯定将被邀请的使节将来踏上的是友好国家的国土。”“由于这些选手不可能代表某一种政治倾向，这做法更加具有吸引力。这样中国就可以在根本不可能刺激美国评论界的情况下表明它的真意。”“在中国内部，这有助于使党政干部适应方针上即将发生的革命性变化。” 被称“乒乓外交”的这段历史，充分展现出了周恩来外交艺术的智慧与才华，被誉为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第19节 ●派谁去北京呢？尼克松说：一个能够进出巴黎而不被人发现的人，也一定能够进出北京而不让人觉察…… 在广大美国人看来，有新闻价值的只不过是美国一个乒乓球队出人意料地接受邀请，去封闭已久的铁幕中国访问，受到了盛情接待，并且得以使美国球员及记者向公众传达他们对“文化革命”中的中革的感受。 充分理解周恩来乒乓外交举动的全部含义的，在美国只有两个人。一个就是尼克松，另一个就是基辛格。因为只有他俩才知道北京和华盛顿之间来往的全部信息。尤其是从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两条渠道传来的秘密信件，只有他俩了解。 尼克松以他几十年来锻炼出来的特有的政治敏锐，预感到中美两国之间即将有某个重大事件发生。他感到兴奋，受到鼓舞。美国乒乓球队是四月十日上午从香港穿过罗湖桥到达中国境内，当天傍晚乘飞机抵达北京的。尼克松很快就得到了消息。第二天四月十一日是星期天，又是复活节。十分注重家庭生活的尼克松夫人与帕特及两个女儿特里西亚与朱莉在一起。还有两个女儿的未婚夫埃德·考克斯与戴维·艾森豪威尔。尼克松还用大钢琴弹了一支曲子。当全家围坐在西大厅沙发上的时候，讲起了女儿的婚事，还谈到蜜月旅行。特里西亚和考克斯再过两个月就要结婚了。他们征询尼克松的意见，蜜月旅行应该上哪儿？如果你是我们，你会去哪个国家？ 尼克松仰靠在椅背上，还在想着现在美国乒乓球队今天在中国该怎么样度过的。他想了一会，然后说：“应该去的地方是亚洲。我希望你们在一生中某个时候，最好是早些而不是晚些，能够到中国去，去看看那里的大城、那里的人民、那里的一切。” 尼克松希望他们能去，其实是他自己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去。 四月十二日，台湾驻华盛顿的“大使”周书楷由陈纳德夫人陈香梅女士陌同来白宫向尼克松辞行，他就要卸任回台湾去了。周书楷以一种悲凉而复杂的心情，谈到了美国乒乓球队对大陆的访问，对尼克松说：“要采取冷静的态度，对任何这种姿态都不要寄予太大的希望。” 尼克松转开话题，称赞周书楷在华盛顿给人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请代问委员长和蒋夫人好。 周书楷无可奈何地刚刚告辞。尼克松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就批准了基辛格在三月二十五日(也就是名古屋乒乓球大赛之前)向总统提交的备忘录，这个备忘录规定要在近期采取五项对华政策新措施，以大幅度取消存在已久的对华贸易禁运。 四月十三日，尼克松把采取对华政策新措施的决定通知了政府各部门。 四月十四日，周恩来接见美国乒乓球队的谈话传到华盛顿时，正好是美国东海岸的早晨。尼克松找基辛格、罗杰斯作了研究，认为美国该作出反应了。 中午，尼克松总统通过白宫新闻秘书齐格勒宣布，总统决定采取五项对华政策新措施。齐格勒公开承认乒乓球事件对这次宣布的时机是有影响的。这五项新措施是： ——美国准备迅速发给从中国到美国来访问 的个人或团体的签证。 一一允许中国使用美元。 ——取消对供应前往中国或来自中国的船只 和飞机的燃料的限制。 ——准许挂外国旗帜的美国船只好靠在中国 港口。 四月十六日，尼克松在会见美国报纸主编协会的成员。时，仍然处于因为乒乓球队访华引起的兴奋状况之中。他喜悦难奈，大谈特谈他使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的长远目标，使美中两国关系正常化，使中国大陆“结束与世界大家庭隔绝的状态”。还把在复活节对女儿特里西亚和她的未婚夫说的话公开出来，称中国是度蜜月的好地方。他自己也希望去。 可是，他的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却对一群记者说，他不同意同北京的关系正常化的政策。阿格纽还说，在美国乒乓球队受到邀请的那天晚上召开的国家安全会议上，他就提出过反对意见，认为同中国搞关系会危害美国利益，肯定会破坏美国同台湾的关系。阿格纽说，他的乒乓球打得不错。他又说，美国随行记者对乒乓球队访华的报道糟透了，是在为共产党中国宣传。最使他恼火的是美联社罗德里克的报道。他大叫接受邀请，让乒乓球队访华是上当了，是个错误。阿格纽的谈话在四月二十日的《纽约时报》披露了出来。 尼克松看了报大为恼火，担心影响中美对话的进程。他命令助手霍尔德曼要阿格纽以后不要再谈论中国问题。白宫新闻秘书齐格勒有意识地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总统和副总统在美中关系问题上的观点尤其一致。” 阿格纽不再作声了。 乒乓外交过去之后，四月二十一日，尼克松在白宫特别接见了刚从中国回来的美国乒乓球队领队斯廷霍文。他向斯廷霍文保证，对于美国乒协邀请中国乒乓球队访美之事，他一定给予合作。斯廷霍文走后，尼克松独自坐在办公室里，内心又泛起一股不安的情绪。每当重大事件即将来临的时候，尼克松的心情总是很矛盾。阿格纽的反对态度使他产生事情会变糟的预感，同时他又满怀希望。他期望着突破给自己带来的一切。他相信自己在推动历史前进。入主白宫以来，他曾经反复思考过：一个有建树的领袖人物应该具备的最重要特征是什么？是美德么？美德不是使伟大领袖高于其他人的因素。有人品德很佳，但是不那么成功。智力的异彩也不是确定领袖人物的特色。伟大领袖当然必须聪明过人，具有透彻的分析能力和深刻的思想；但是，领袖不须象一般教授一样依照自己的价值观来看待世界，创立学说。他经历过六次危机，遭遇过一败涂地的窘境，他终于从失败的深渊攀上了权力的顶峰。他的经历告诉他，伟大领袖最需要深谋远虑，要果断，要能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要敢于冒险，铤而走险。他觉得，现在周思来发出了信号，这就是时机。他甚至担心中国人会在最后的时刻后退。这几天，他忽然产生了一个十分大胆的想法；省掉先派总统使节这个阶段。既然乒乓球队已经起了为他探路的作用；下一步，他为什么不直接由自己出面飞去北京呢？！当然，他也考虑到总统的使节出使北京将会产生莫大的轰动；而使自己接着的中国之行为之减色。 尼克松忐忑不安，拿不定主意。他找基辛格来商量。基辛格对中国人已经有了新的认识，他们与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与学识是有千年的文明史作为背景的；美国人太缺乏与中国人打交道的经验了。基辛格劝告总统：“我们现在还没有得到中国人的直接邀请，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总统前往中国访问，未免太危险了。要是吵崩了；在国内外将会产生多大的影响？现在形势往好的方向发展，我觉得总统不必操之过急。” 尼克松觉得也对，微微点头，说：“我是担心时间一长，中国人会变卦，又上***来一个革命声明，我们就前功尽弃了。” 基辛格胸有成竹：“我倒不怀疑中国会变卦，会后退，这是全球力量的格局决定的，也是中国的国家利益所决定的。” 尼克松稍稍宽下心来，还是决定按原计划进行。可是，他的焦虑着急的心情有增无减。四月二十七日上午，他和基辛格碰头的时候，决定直接去和中国人接洽，派一名信使到巴黎去，通过法国的关系把正式建议传达给中国驻法国大使黄镇。之所以选择巴黎，是因为中国人对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渠道保持缄默已经时间很长了，是不是有可能北京对这两个渠道都不信任。 发往巴黎的信正在途中。四月二十七日这天下午，巴基斯坦驻美大使希拉里前来白宫，带来了周恩来通过叶海亚总统捎来的新的口信。口信说，中国人现在对于作为达成和解的直接会谈感兴趣，因此“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在北京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的一位特使(例如基辛格先生)，或者美国国务卿，甚或美国总统本人，以进行直接会晤和商谈。” 周恩来口信的新内容是说公开接待美国去北京的使者。这是尼克松觉得难于接受的。他认为，为了使这个主动行动能有成功的机会，必须完全保密，直到为总统的访问所作的最后安排达成协议为止。如果事先透露风声，保守的反对派就可能在国会里进行动员，破坏全部工作。 这个口信，又使尼克松欣喜不已。他花了两三天时间与基辛格讨论派谁去北京参加初步会谈。开始认为美国在巴黎的谈判代表戴维·布鲁斯最合适，一想到中国人不愿意和越南谈判问题搅在一起，就排除了布鲁斯。又考虑到国务卿罗杰斯，基辛格觉得罗杰斯几乎没有办法秘密前往中国。最后，尼克松决定基辛格去。基辛格推托说，他象罗杰斯一样目标太大。 尼克松笑着说：“我相信一个能够进出巴黎而不被人发现的人，也——定能够进出北京而不让人觉察。” 基辛格十分高兴。他后来曾经开玩笑：“理查德·尼克松真有胆量：他派我—个人去，到时无法同国内联系，他不怕我把阿拉斯加卖掉呵！” 尼克松觉得，也只有基辛格可派。此次秘密访华，没有经过官僚机构审批的正常手续提供的证件，便授权派出使节；如果使节此行失败，必定会给他造成一场政治灾难，对美国也会是一场国际灾难。基辛格到底是他的安全事务顾问啊。 要有所建树，就要果断，要敢于冒巨大的风险。他在心里说。否则就会退回到另一轮长期的试探和摸索阶段。 正因为与中国人的信息联系只有尼克松和基辛格知道，国务院等官僚机构被甩在一旁不知底细。事物总有它另外一面。保守秘密就导致了混乱。明确归国务院管的对华政策的一个方面是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当时，国务院估计到，美国反对接纳中国的主张在联合国所得到的支持愈来愈少；因此，国务院设计出了既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又不驱逐台湾的“双重代表权”方案。这种方案，对台湾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都是不可接受的。只有在国内批评尼克松的对华政策的人才认为它是可以接受的。国务院写了备忘录要总统批准。 尼克松正为乒乓外交受到鼓舞，不想在这个触痛神经而又无法解决的问题上危害对华新政策的还不牢靠的开端，就干脆把它搁了下来，表了一个态：“今年七月中旬以前，我不对这个问题作任何决定。” 罗杰斯国务卿当然不知道，尼克松要派基辛格在七月以前访问北京。 国务院这个“双重代表权”尚未正式抛出，影响还不大。当时，发生了另一件事几乎捅了大漏子。 四月底提前出版的《生活》杂志报道了毛泽东跟斯诺在北京的那次谈话内容。几家通讯社抢先几天预发了斯诺这篇文章的摘要。毛泽东对斯诺的谈话，不仅在美国，而且在国际上又引起了很大反响，成为许多报纸、通讯社的头条新闻。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法国、日本等国的大报都发了消息。四月二十九日，罗杰斯国务卿在伦敦出席东南亚条约组织的部长级会议时，在电视上发表谈话，宣称，埃德加·斯诺在《生活》杂志上报道的毛泽东邀请尼克松去访问是“随随便便地提出的”。他认为，那不是“当真的邀请”。他还说，中国对许多方面都是“扩张主义的”、“相当偏激”。 这就使问题复杂化了。尼克松当晚得知罗杰斯的谈话有如听到晴天霹雷，好半天才冷静下来，只好于当天亲自出来举行记者招待会，做一些纠正工作，在谈话中用和解的语气提到他可能访问中国。有一段话简直是讲给北京听的：“我希望，事实上是预期，在某个时间以某种身份访问大陆中国，以什么身份出访我还拿不定主意。” 第20节 ●周恩来已经在准备跟基辛格较量。毛泽东同意成立一个对美工作小组，由叶剑英负责。 小轿车行驶在北京西郊的大道上。司机把车子开得很平稳。周恩来的心还是觉得直往下坠，感到苦涩和沉重。 刚才李四光的追悼会上，他动了感情。中国有几个李四光？世界上又有几个李四光？为什么在李四光的追悼会上不给致悼词？李四光为地质学作过重大贡献，名震中外。李四光一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不顾生命危险，冲破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层层阻挠与无耻威胁，毅然从英国回归祖国。他记得那也是五月份，是一九五O年的五月，李四光终于胜利回到北京。他和李四光热烈拥抱、紧紧握手；他还记得李四光眼角噙着的泪花。他更记得在最困难的时候，北京街头汽车没有油而驮着大大的煤气包的时候，李四光忧心如焚，废寝忘食，为国家寻找大油田作贡献……这样的人去世了怎么能不致悼词？ 他狠狠地批评他派去科学院的联络员。为什么不向我汇报？！怎么能够同意这样开追悼会？！他们怎么能够这样做？太“左”了！ 刚才在追悼会上，周恩来非常激动，连说话的声音都有点颤抖。他不理会人家的规定，当场念了李四光的女儿李林写给他的信。念罢信，又亲自致悼词，高度评价了李四光在科学上的卓越成就和对国家对人民的贡献。 周恩来坐在车后座上，把头仰靠在沙发背上。他太累了。他尽管合上了眼皮，却没有打盹、入睡。他抑制住悲愤，又在思索着将要跟尼克松派来的特使会谈的事。 尽管周恩来在给美国的回音中，主张我们准备接待尼克松总统派基辛格或是罗杰斯的。名字列了这两个。我们正等待着美方的答复。可是，他判断着尼克松很可能会派基辛格。据说基辛格是个谈判高手，很有学问，观点也新。周恩来在心里准备跟基辛格较量。主席已经同意建立一个对美工作小组，早做好准备。由叶剑英负责。解放战争时，在美国协调下于北平举行国共谈判时，叶帅就跟美国人打过交道。 周恩来反复思考着对美工作小组成员名单。思考着挑谁作自己的助手。伍修权么？伍修权在抗美援朝时就跟董老率代表团赴纽约出席联大特别会议，跟美国人较量过。但是，伍修权处境艰难，人家管得很死，不容易调。用乔冠华也行。乔冠华跟着周恩来多次跟美国人打交道。可惜冠华肺结核病严重，已经住院治疗。用陈毅陈老总更好！陈毅在前年举行的四老帅座谈会上就曾在险恶的政治形势下，斗胆提出过打开中美关系的提议。痛心呵，陈老总已被发现晚期癌症，正在想方设法治疗抢救。他还想到了黄华，在延安交际处接待美军观察组时，给美国人很深的印象。还有章文晋，也是跟周恩来搞外事工作多年了，在重庆的复杂环境里锻炼过来的…… 又有一个人的身影闪过他的脑际。熊向晖。熊向晖已经调到总参谋部工作，还可以调来。前年，珍宝岛反击战以后，他曾请示主席同意，派熊向晖去参加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老帅的国标形势座谈会。熊向晖又在美国读过书，能说很地道的美国英语，反应敏锐，头脑很灵。周思来还想起十一年前，他让熊向晖陪同英国著名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在我国访问的轶事来。 蒙哥马利元帅对新中国很友好，一九六一年九月来华访问。周总理让熊向晖以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的名义，陪蒙哥马利去外地访问。在洛阳，有一天晚饭后，蒙哥马利到街上散步，走过一个小剧场，闯了进去，正演着豫剧《穆桂英挂帅》，翻译向蒙哥马利简介了剧情。幕间休息时，蒙哥马利就走了。回到宾馆时说，这出戏不好，怎么让女人当元帅。熊向晖说，这是中国的民间传奇，群众很爱看。蒙哥马利说，爱看女人当元帅的男人不是真正的男人，爱看女人当元帅的女人不是真正的女人。熊向晖说，中国红军就有女战士，现在解放军有位女少将。蒙哥马利说，他对红军，解放军一向很敬佩，不知道还有女少将，这有损解放军的声誉。熊向晖说，英国的女王也是女的，按照你们的体制，女王是英国国家元首和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蒙哥马利不吭声了。 周恩来听了熊向晖的汇报，严肃地批评说，你讲得太过分了。你说这是民间传奇就够了。人家有看法，何必驳他。蒙哥马利是与我们友好的。你搞了这些年外交工作，还不晓得求同存异？弄得人家无话可说，就算你胜利了？鲁迅讲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引伸一下，讽刺和挖苦决不是我们的外交。 熊向晖也勇于接受批评，给周恩来很好的印象。熊向晖成熟多了，又年富力强。周恩来想，要让他来作自己的助理。 小轿车驶到公主坟的十字路口时，司机骤然刹住车。周恩来感觉到车子停了，睁开眼，只见前面一溜亮晶晶的小车从南往北急驰而过，打头的是三辆黑本茨，好不威风；能乘本茨的角色绝不是等闲之辈。公主坟南边是两大总部，西边是海军大院，东边是空军大院。这溜车子都是白牌，有空军代号。无疑是空军大院驶出来的。周恩来早已得知副统帅林彪的儿子也被称为“天才”而委以重任，当了作战部副部长，空军要听这个小“天才”的。据说此位公子部长近来很活跃，南来北往，十分频繁。大约是这位公子出行吧。 那一溜小车威风凛凛地过去了，周思来的车子才开动，向东行驶，沿着西长安街前行。周恩来的思路又回到外交上来。 在一九六七至一九六九这三年中，要是我们没有受到极“左”的干扰，中国在国际上是会有很多作为的。早在一九六五年，中央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概括了“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九个字。六十年代下半期，世界形势确实处于动荡、分化、改组的大变化之中，中国这么大个国家不应该是个旁观者。使周思来深感不幸的是，由于这几年极“左”的破坏，使我们在外交上是一个旁观者，外交处于瘫痪状况。 从一九六九年秋天周恩来与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谈开始，沉睡多年的外交又开始活过来了。最近半年来，又有七个国家与我国建交，比过去七年还多。在周恩来的亲自掌握下，正在同奥地利、秘鲁、喀麦隆、黎巴嫩讨论建交问题，还在探索与英国、日本改善关系，最重要的是他眼前面临与尼克松派来的使节对话，商讨改善中国和美国关系的一系列问题。上个月的乒乓外交，使我国赢得了主动。他在想着，要写几条要点，跟对美工作小组的同志讲一次话。 他正在思考着的时候，车子已经驶进了中南海 第21节 ●基辛格在加利福尼亚的棕榈泉秘密约见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法兰，精心安排本世纪最神秘的外交飞行…… 加利福尼亚州，阳光下的金色之州。从面积来说是美国第三大州，仅次于阿拉斯加和得克萨斯。而它的力量和财富，却是首屈一指的。它的高速公路车水马龙，它的空中走廊是世界上最繁忙的。西方与东方的移民象潮水一样涌到这个州来。人们既在它的土地上疯狂地竞争，又在它宜人的气候下享受阳光和闲暇的生活。许多人晒得黑黑的，许多人金发碧眼，许多人衣着时髦，充满自信。高速公路两边的田野上遍布着没完没了的盒子似的私人住宅。东边是起伏逶迤的内华达山脉。 尼克松就是担任总统的第一个加利福尼亚人。当选总统后，在这里的圣克利门蒂设置了“西部白宫”。基辛格也在附近的棕榈泉，搞了一幢私人住宅。五月上旬，尼克松总统批准了基辛格去休假。基辛格就飞到棕榈泉的私人住宅里躲了起来。名义上是“休假”，实际上是甩开日常工作、避开新闻界的耳目，积极准备去中国访问的工作。 基辛格从华盛顿带来了一大包关于中国的各种书籍，关于中国的哲学、历史、艺术和文化的书籍，还有他的助手们为他准备的一大本一大本的关于中国的资料。据说，他的助手们经手整理过的有关中国的材料，已达上吨重，可见工作量之大。既要研究中国，又要保密。有一次，他要中央情报局给他搞一份关于周恩来生平的详细材料，但稍一转念，他马上扩大范围，要求把所有具有世界影响的领导人的传记都送来，假装说：“供我参考之用。”他巧妙地向各方面的中国问题专家求教，但绝不吐露自己的真意。专家们十分赞赏他的求知欲，以为是他无非是想了解关于中国问题的各种新见解而已。在公开场合，他大谈越南问题、俄国问题、欧洲问题；在背地里，他孜孜不倦地钻研中国问题。为了不露真相，他常常故意施放烟雾，讲一些反话让人无法揣测。一次，《纽约时报》登载了一则简讯，推测说，如果中美建交，基辛格会到中国去。白宫里有个不知内情的人拿这则消息同基辛格打翅。基辛格莞尔一笑，答道：准是国务院里“我的一个崇拜者”认为北京“大概就是他能想出的把我打发到离华盛顿最远的地方吧”。 他避开耳目众多、天线如云的华盛顿来到西海岸边的休假地，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秘密安排经过巴基斯坦的与中国代表会晤的具体计划。 五月三日，他曾经通过秘密渠道向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约瑟夫·法兰传去了一个信息： “为了只有总统和我知道的非常敏感的原因，总统希望你找点个人的……借口，立即返回美国，以便你能和我会谈。我们的会谈必须完全保密。会谈的性质，除总统、你和我自己以外，不得向任何人透露……。我意识到这个信息会给你带来困难。但是，我确信你会认识到，总统重视我们的会谈，这是压倒一切的考虑。我们会谈的题目不要求你作任何准备。” 法兰反复揣摩了这个口信，十分乐于从命。 法兰大使向国务院请了一个假，说回国办点“私事”，就按基辛格约的地点，飞往洛杉矶来了。他在横越重洋的飞机上，还是猜想了一番。是印巴关系问题么？不，不至于那么急，那么神秘。或是越南战争问题，不象，没有必要为越战问题找驻巴基斯坦大使。是不是苏联和巴基斯坦关系问题？更不象……既然基辛格不要求他作任何准备，那可能是他意想不到的问题。如果在美国只有总统、基辛格和他三个人知道的事，肯定只能是国家的高度机密。神秘的使命激起他内心的兴奋与躁动。 五月七日上午，班机抵达洛杉肌。有一位法兰不认识的中年男子迎上来接他。此人自称是基辛格博士的朋友，奉基辛格的委托专程来接法兰。法兰于是没出机场，就被领上一架私人小飞机，不久就飞到了洛杉肌附近的棕榈泉。基辛格在棕榈泉的私人住宅里等他。基辛格笑着十分满意地跟法兰握手：“你好，大使先生，总统也会感谢你的到来。我们谈完后，马上送你回洛杉矶飞机场。” 法兰更是惊愕了。基辛格狡黠地一笑：“你到棕榈泉来过是根本无案可查的事。你明白么？” 谈话马上就开始了。基辛格首先将尼克松总统的决策及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一切通过巴基斯坦渠道传递的来往信息，全部告诉了法兰大使。法兰吃惊不小，想不到他所住的那个国家已经为美国与中国做了那么多事情，他连蛛丝马迹都不觉察。他惊诧地问；“你是打算通过伊斯兰堡去见中国人？” “是的。我要与中国的使节谈判。我见中国人的技术安排要通过你来做。事前我已经了解过你的情况，档案材料表明你为人忠诚可靠，办事扎实能干。总统也批准了要你来安排。”基辛格满怀希望而又郑重其事地盯着法兰说，“要绝对保密，除你之外不能让其他人知道。” “我在国务院的上司为什么不能知道？”法兰探询地问。他担心将来会受到上司的责难。 “你不用担心以后上司怪罪。有总统和我呐！这是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之所以要保密，是为了避免由于许多涉及到很复杂的很敏感的问题的材料经过太多人手有可能泄露而造成误解。” 法兰因为得到总统和顾问的信任而感到喜悦，也觉得责任重大。他沉默了片刻，说： “我明白了。” “你可以利用你的工作人员去深入考察一下一些安排是否切实可行，只要不告诉他们这些安排的真正目的。”基辛格说。“我的想法是在巴基斯坦或在中国华南的一个方便的飞机场和中国代表会晤。” 法兰建议说：“会谈还是在中国进行为好。让中国人偷听比让巴基斯坦人偷听好一些。反正中国人要做记录的。” 基辛格那眼镜片后的眼珠转了一圈：“你认为我去中国好一点？” 法兰点点头：“嗯。” 基辛格说出了自己酝酿已久的具体计划： “我将从华盛顿出发作一次‘了解情况’的出访。我将访问西贡、曼谷、新德里、伊斯兰堡和巴黎。我的飞机上不带新闻记者。我在预定停留的地方都不举行新闻发布会，但是都举行了解情况的会议。这样，等我经过一个星期到达伊斯兰堡时，记者们从我身上采访新闻的兴趣已经不大了。记者厌烦之时，就是我成功之日。”说罢，基辛格哈哈大笑，“你觉得怎样？” 法兰说：“常驻伊斯兰堡的只有一名美国记者。我看问题不大。” “那样，我将于星期五上午到达巴基斯坦，由你出面张扬一下，安排我一整天的活动，既在大使馆也在巴基斯坦政府露面。如果叶海亚总统同意，他可以请我到某一个合适的幽静的地方度周末，比如说开伯尔山口或是某一个别墅。我将让我的飞机停在飞机场一个显眼的地方。然后，我将乘一架预先停放在机场的飞机到中国去。在我不露面不超过三十六小时以后，我将引人注目地重新露面，然后往西飞往巴黎。你看，我计划中的这一切能办得到么？” “你三十六小时之内能回来么？”法兰问。 “我想是能回来的。”基辛格说。 法兰充满信心地说：“能办得到。” 基辛格说：“那么，你一回到伊斯兰堡就马上和叶海亚总统联系。我会把你所担负的任务通知希拉里的。我希望你在我呆在巴基斯坦的时候管束住使馆的人员，不要让他们来找我的麻烦，并使人觉得我真的一直在巴基斯坦。” 谈罢话，基辛格将法兰送至屋外。基辛格那个朋友已经笑眯眯地等在院子里。基辛格跟法兰握别的时候，又一次笑着提醒他：“你记住，你到棕榈泉这儿来过的事是无案可查的。我不知道。我的朋友也不知道。” 那个朋友朝他诙谐地双手一摊，耸了一下肩膀。 送走法兰以后，基辛格心情特别好，处在一种亢奋的心理期待之中。法兰给他的印象很佳。基辛格相信自己的计划会得到落实。他不肯歇一歇，就执笔草拟发给周恩来的回信。当然，这封信也是上没有抬头、下没有签字的。信中说：“……为了结尼克松总统的访问作准备，为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建立可靠的联系，尼克松总统建议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和周思来总理或另一位适当的中国高级官员进行初步的秘密会谈。基辛格博士准备在中国国土上参加这样的会谈，地点最好是在巴基斯坦方便的飞行距离内，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 “我们建议，基辛格博士此行的具体细节，包括地点、停留的时间多长、通信联络以及类似的问题通过叶海亚·汗总统作为居间人进行讨论。为保密起见，务必不用其他渠道。同时，不言而喻，基辛格博士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级官员的第一次会谈要绝对保密。” 五月九日，基辛格在棕搁泉休假结束回到华盛顿。第二天尼克松看罢给周恩来的回信后批准照发 第22节 ●毛家湾的主人感到毛泽东张开的网已经越收越紧，并对周恩来怀恨在心，说：哼，跟美国人勾搭要栽跟斗的…… 六月中旬的一天，住在钓鱼台的江青给毛家湾的女主人叶群来了电话。江青说，她几天前给林副主席拍的那张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照片扩印出来了，效果很好，林彪读毛主席书的神态很专注、生动，她准备给这幅照片用“孜孜不倦”的标题，要在《人民画报》作封面发表。叶群以十分谦恭的语调感谢江青的帮助和关心，心里十分感动，说这张照片也要安排在《解放军画报》的封面上用。 外面的风声越来越紧，作为中国第二号人物的林彪，越来越感到有一张无形的网，对他越收越紧。他所住的毛家湾，围墙高大、青砖到顶，围墙的四角，有全副武装的警卫战士二十四小时站岗，真可谓戒备森严了。林彪还是感到了不安全。现在是一个关键的时刻，江青出面来支持他，突出他，他当然是十分感谢的。 要说林彪对江青最近给他拍照的特意安排十分感激，那是有缘故的。“文化革命”搞起来后，住在钓鱼台十一号楼的江青与毛家湾保持着热线联系。在一九七O年夏天的庐山会议上，陈伯达在“称天才”的问题上阴谋败露，叶群和林彪那“四大金刚”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的表演也受到严厉的批判；林彪精心策划的用和平手段抢班夺权的阴谋，很快就被毛泽东识破与戳穿了。虽然会上没有对林彪进行公开批判，但是毛泽东在讲话时说了咐林还是要保”。这也是“不点名的点名”，使林彪休然而惊，感到自己的地位在动摇。 在庐山开的九届三中全会以后，毛泽东和林彪的关系变得紧张了。林彪多少年来苦思焦虑为的是那个最高权利；毛泽东戳穿他们的阴谋后，就是不给权。国家主席也不设了。林彪不得不重新考虑夺取最高权利的方式，他对吴法宪授意说：“搞文的不行，搞武的行。”九月七日，林彪、叶群离开庐山，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一起下山为林彪送行。在九江机场的飞机上，由叶群导演，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把林彪拥坐在中间合影留念。同时，还拟定了稳住吴法宪，保住林彪、黄永胜的策略。叶群就私下对吴法宪说：“你沉着一些……，还有林彪、黄永胜嘛，只要不牵扯他们两人。大锅里有饭，小锅里好办。” 一九七O年十月，林立果看了日本电影《山本五十六》、《啊，海军》，受到感染，对用武力夺权充满了野心，不由得说出：“我们也是联合舰队，我们也要有江田岛精神。”于是，将自己的所谓“调研小组”改名为“联合舰队”，并用英语ander(即司令官)的谐音，给自己取了个代号叫“康曼德”。其他重要成员也取了代号，并将代号报告了林彪、叶群，还增加了人数。 一九七O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在吴法宪的书面检查上批示：“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第二天，十月十五日，毛泽东在叶群的书面检讨上批评叶群“九大胜利了，当上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十一月三日，毛泽东又对黄永胜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接着，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会见斯诺时说“什么‘四个伟大’，讨厌！”还将这个讲话批给全党阅。 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在党中央华北会议上，就陈伯达问题作了长篇讲话，并宣布党中央对北京军区进行改组。 这就使林彪更为惊惶。三月二十一日，林立果的“联合舰队”在上海巨鹿路某密室召开秘密会议，研究对策，议定争取“和平过渡”，作好“武装起义”的准备，“舰队”骨干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周宇驰说，如果“和平过渡”不可能就“提前接班”，“把毛主席软禁起来谈判，也可以把毛主席害了，再嫁祸于人”。商量好马上做两件事，一件事是成立“教导队”；另一件事便是根据林彪的意思，定出武装起义的计划来。按照林立果说的“我看就叫‘571’，‘571’是武装起义的谐音。”把武装起义计划定名为“571工程”。 正当他们为“571工程”的最终实施进行各种准备时，毛泽东又两次批评中央军委办事组不争主动，一错再错，根本不批陈；毛泽东于四月份派李先念同志参加中央军委办事组。四月十五日，举行有中央、地方和部队负责人参加的“批陈(伯达)整风汇报会”。林彪顿觉摸不着头脑，更是惊恐不安。当天下午，在北戴河的林彪叫叶群打电话给吴法宪，要黄永胜、吴法宪每日通报一次会议情况。会上有人揭发了吴法宪在庐山的活动，还讨论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书面检讨。四月十九日，林彪与叶群赶忙坐飞机赶回北京。 林彪还看到被批“二月逆流”打下去的老帅老将们，又活跃起来了。毛泽东把调查陈伯达历史和家庭情况的任务当面交给了周恩来和叶剑英。毛泽东又让李先念参加军委办事组。毛泽东还责问为什么不给陈毅看文件，恢复了让陈毅看外交部文件的权利，盛传陈毅即将复出。 林彪对周恩来更是怀恨。周思来受到毛泽东器重，主持批陈整风，与林彪的一伙人针锋相对。林彪已经感觉到毛泽东张开的网已经越收越紧。尽管北京六月天暑气已经很重，林彪却感到寒栗。 他刚刚独自吃过晚饭。吃的是麦片稀粥，煮黄豆及素白菜，倒是十分简朴。他吃饭时和饭后半小时，规定不和任何人讲话，担心出汗。他患的怪毛病叫“神经性毛孔扩张症”，就是不能出汗。他不愿见人，或是不愿出席某个会议，就常常借口“出汗了”，也就是说“病犯了”的意思。 叶群接到江青的电话时，林彪刚吃罢饭。叶群没有马上来通报。大约过了半小时，林彪端坐在卧室靠东墙的扶手沙发上，沐浴在一种他喜欢的幽暗的灯光下，光秃秃的脑袋搁在沙发背上，眼睛半闭半睁。秘书在给他用清晰而和缓的声音讲中央即将召开工作会议的通知，讲周恩来同志即将在会上吹风，介绍中美即将举行会谈。他听着，心里十分反感，我们怎么能跟美帝国主义搞在一起？！关于召开六月中旬的吹风会，他记得周恩来在五月二十九日写过一个报告，写给毛泽东和他的，汇报中美之间接触的情况及即将准备的会谈，周恩来建议要召开一个吹风会，让中央各部委、各大军区的负责人参加，做转弯子的工作。转什么弯子？！他虽然不同意，还是得批示同意。毛泽东决定要干的事，哪个人敢不同意？！ 叶群这时走进卧室来了，报告了江青的电话，讲照片拍得很好，要用作《人民画报》封面。叶群示意秘书可以走了。秘书退出林彪卧室之后，叶群问：“一0一，吹风会你去参加么？” 林彪没有吭声。 叶群发泄不满地唠叨道：“吹什么风？转什么弯子，还不是周恩来大出风头。庐山会议以来，他真神气哟！要跟美国人勾勾搭搭——” 林彪还是没有吭声。 “你倒说话呀？” “噢，什么？”林彪这才从沙发上抬起头来。 “我问你去不去参加吹风会，我好回话。”叶群说。 “那，露一下面也好。跟各大军区的头头见见面。”林彪停了片刻，又冒出一句。“哼，周恩来跟美国人打交道，要吃亏的，栽跟斗的。” 林彪说罢，咳了一声，站了起来，双手背在身后，在卧室里踱步。叶群知道，林彪这时的心情很不好 第23节 ●周恩来的复信来了。基辛格如释重负，欣喜异常，认为这是二次大战后美国总统所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 华盛顿的国际机场。涂有巴基斯坦航空公司标志的喷气客机呼啸着在机场降落。这是六月二日下午黄昏时分。机场的灯火与客机的标志灯相映成趣。一个外交官模样的巴基斯坦信使跟乘客一块下了飞机。信使携着外交邮袋出示了免检证件，先走出了候机大厅。一位巴基斯坦驻美人员迎着信使，两人从大厅走到门外，上了插有巴基斯坦国旗的小车。车子沿着波托马克河岸飞驰，在夜色中隐约可见华盛顿纪念塔高耸入云。车子驰向巴基斯坦驻美使馆。 巴基斯坦驻美大使希拉里已经在两天前从使馆接到的，电讯中简略地知道这个信息的内容。阿迦·希拉里出身于巴基斯坦的名门望族，长期担任公职，很能干。正巧，希拉里的一个兄弟这时也担任着驻中国大使。希拉里本人与基辛格很好还另有一层原因，希拉里的妹妹在五十年代是基辛格在哈佛大学的学生，她对于女权的主张曾经给基辛格很深的印象。希拉里是一个精细的、思虑周到的人，觉得两天前收到的简单的信息十分鼓舞人心，也马上转述给基辛格了。基辛格十分兴奋，盼望着还在路途上的信使赶快到达。 那两天，基辛格哪儿也不敢去，回绝了好几次十分有意义的社交活动的邀请。 希拉里一接到周恩来的答复信，急忙地驾车赶去白宫。 这是用打字机打了两页的信。同样是没有称呼，也没有署名。基辛格从希拉里手中接过这两页纸的时候，紧张得手都有点儿发颤。他也无形中受了尼克松情绪的感染，担心中国人在关键的时候后退。他急急地先扫了一眼—— “……在研究了尼克松总统的三次口信后，毛 泽东主席表示，他欢迎尼克松来访，并期待着届时 同总统阁下直接对话。周恩来总理欢迎基辛格博 士先行来访，进行秘密会谈，为尼克松总统访华进 行准备并作必要的安排。他可以从伊斯兰堡直接 飞往中国一个不向公众开放的飞机场。他可以乘 巴基斯坦的波音飞机，或在必要时从中国派去接 送他的一架中国专机。周恩来总理热烈地期待着 在最近的将来在中国同基辛格博士会晤。” 基辛格如释重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喜悦的心情简直是难以形容。他送走了希拉里，赶忙走到正厅去通知尼克松总统。厅里灯火辉煌，杯盏声夹杂着欢声笑语。尼克松正在宴请尼加拉瓜总统安纳斯塔西奥·索摩查。基辛格告诉站在国宴厅外的随从武官，务必请总统尽快出来见他。基辛格兴奋而焦急地在厅廊里来回踱着。 大约九点半钟，总统出来了。基辛格忍不住告诉总统：“来了！来了！周恩来的复信来了！” 总统将基辛格领到林肯厅，接过那两页打字的信件，读了起来。尼克松也禁不住眉笑眼开。看着总统把信读完，基辛格笑呵呵地说： “我看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总统所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 两人兴奋地畅谈起来，谈到了两人辛苦多时共同起草的基辛格准备同周恩来会谈的第一次发言稿，谈到了在会谈中如何灵活处理，以免陷于被动，谈到了已经准备好的基辛格可以代表总统接受的十种不同的公报草案。 两人谈兴正盛，零时已过，全无睡意。 尼克松站了起来，特别兴奋地说：“亨利，你等一会儿。虽说我们俩都有晚上不喝酒的习惯，今晚破例了。” 尼克松起身出厅门，沿着走廊走至二楼另一头的家庭小厨房。他在一个橱柜里找到一瓶没有开过的名牌陈年库瓦西埃白兰地。他把它夹在腋下，又从玻璃橱里拿了两只大矮脚杯，高兴地走回林肯厅。 在总统去拿酒的时候，基辛格独自在林肯厅里想起尼克松不止在一个场合说过的话：许多领导人最难接受的事情，就是授权别人替自己办事。基辛格这时觉得总统提出过免掉派特使先行的这个环节，还是可以理解的，就是夹杂了个人的杂念也无可厚非。总统最后还是同意由他去打前站，充分表现了总统的理智与难能可贵。 尼克松回来了，斟了两杯白兰地，兴冲冲举起杯对基辛格说：“亨利，我们喝这杯酒不是为了祝贺我们个人的成功，是为了祝贺我们能够收到这封信和享受今晚难忘时刻的我们这届政府的政策。让我们为今后的世世代代干杯，他们可能会由于我们所采取的行动而有过和平生活的更好机会。” 基辛格意味深长地说：“我想起了几百年前从西方击中国的马可·波罗。” 尼克松灵机一动，说：“我们把你的中国之行起个代号，就叫‘波罗行动’。” 基辛格刹那间又感到沉重：“现代比马可·波罗时代强多了。隔洲隔洋可以直接通话。可是，我去到中国却不能向您请示。您不怕我在北京将阿拉斯加卖了？！” 尼克松淡然一笑：“到那几天，我会睡不着的。要是完成使命，就用一个电码单词Eureka从北京给我发报。” “Eureka，”基辛格重复了一遍，“发现。马可·波罗发现了中国，我能发现什么？” “和平？”尼克松回答，“亨利，再干一杯。为这次重大的秘密行动。” 两人碰了杯。一向孤僻寡言的尼克松，这晚话特别多：“你看……” 尼克松桌上摆着研究中国的材料。毛泽东和斯诺在***城楼上的合影。《生活》杂志于一九七一年四月三十日发表的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 尼克松指着照片说：“毛泽东请一个美国人上***站在他身边。这就是一个象征。是传达给我的信息。我怎么没想到？” 基辛格羡慕地说：“中国人太精细微妙了，到底经历了几千年文明的熏陶。” 尼克松慨叹：“我们真是太粗疏！人家毛泽东早在去年就讲了，我‘作为总统去也行，作为旅游者去也行’……博士，他为什么又讲‘双方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呐？” 基辛格托着腮陷入沉思。夜更深了。四周静寂无声，听得见两人的呼吸声。 尼克松纳闷地问：“如果谈不成，我去北京又有什么意义？” 基辛格很快就思路大开，脸上喜悦的表情好象小孩考了一个满分：“我悟出来了！毛泽东这个人真不简单，他用他的语言讲出中美两国接触这件事本身的意义，它会改变世界的格局。就是‘谈不成’也是有意义的。” 尼克松兴趣盎然：“也就是说，连毛泽东也认为世界不再是两极，将要变成三极了。” “毛泽东有句诗，叫‘小小环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基辛格又分析起来，“此人气魄很大，是从大的全球战略上考虑问题的。 白宫的夜景特别迷人。明亮的灯光沐浴着这座朴素而壮丽的欧洲乡村别墅式建筑，更显得洁白如玉。白宫的主人为即将会见大洋彼岸那个文明古国的紫禁城里的领袖而兴奋不已 第24节 ●钓鱼台，这个往曰十分寂静的乾隆皇帝的旧行宫忙碌起来了。周恩来亲自掌握的工作小组住进了四号楼。 在那时候，不只是北京，在全国几乎所有的城镇，都醒目地张贴着“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各国反动派！”、“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这些标语表明美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不共戴天的仇敌。在军队或是民兵的靶场，打靶的目标往往被画成尼克松的漫画像，长而歪斜的光下领，长而斜翘的鼻子，靶心就是尼克松画像的胸门。不少子弹射穿他的胸膛，不少刺刀戳穿他的躯体。不少文艺节目中，尼克松是高鼻子被描白了的丑角，戴着写有USA的高礼帽，在怒不可遏的工农兵演员的声讨声中，手脚发颤，满地打滚。那个时候，大凡跟美国有关系的人(这个关系包括有亲戚在美国、自己在美国留过学、或者在美国逗留过、与美国人有通信往来、甚至英语说得好)都被视为“特嫌”(即特务嫌疑)而受到敌视与审查。还有的人因为好。奇心强或是求知欲旺而用短波收音机收听过美国之音的广播节目，就被当作“收听敌台广播”论罪，轻的监督劳动或是下放改造，重的关进监狱，判以徒刑。 那个时候，对美国的认识，必须统一在一种规范化的标准里。那就是，美国是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外强中干，不打不倒，一打就倒。美国帝国主义是最凶恶的敌人，是垂死的、没落的、腐朽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后阶段。他们死到临头了，就要拼命挣扎，与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为敌。不允许有除此之外的别的认识。如果有，那就是阶级敌人炮制出来蛊惑人心的异端邪说。 那个时候，如果有某个智商高的人预测未来，说中国要和美国友好，说要欢迎尼克松来华访问，“作为总统来也行，作为旅游者来也行”；那么，此人肯定会被当作“疯狂的阶级敌人”来打倒，要全党共诛之，全民共讨之。 但是，这些话只有由毛泽东来说，才另当别论。毛泽东是全国人民最信赖的伟大领袖。他的革命坚定性是不容任何人置疑的。他说的就是真理，就是不理解也要执行。所谓不理解就是因为你水平太低，理解不了领袖的思想。 毛泽东几十年的经历无愧地证明他是最革命的无产阶级领袖。尼克松几十年的经历同样无愧地证明他是最反共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历史的发展使这两个处于所谓最革命的极端与最反动的极端的人物要作友好的会晤。 为使这个转变不致于过于突然，而使中国广大人民心理承受不了，周恩来首先通过乒乓外交而先下了一场毛毛雨。尽管《人民日报》以精心安排的极有限的篇幅、极不显眼的位置报道了美国乒乓选手的活动，广大中国人以吃惊的眼光在注视着，它激起的心理波澜很快就使人们适应了、接受了——中美两国人民是要友好相处的。对于尼克松来访的吹风与转弯子，就要艰难得多。尼克松到底是美帝国主义的“反动头子”呵。好在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强调的个人崇拜也有它的好处，只要说清楚是毛主席的英明决定与战略决策，亿万人民是会在执行中理解它的。毛泽东说的就是真理。 为接待尼克松与基辛格访华而成立的工作小组，在毛泽东批准后，在周恩来亲自领导下成立起来了。 尼克松是总统，来北京当然得住国宾馆钓鱼台。尼克松总统当然是下榻于钓鱼台最高级的十八号楼，平时接待国家元首的楼。工作小组按周恩来的指示也住进了钓鱼台四号楼。工作小组的成员由周恩来亲自选定，报毛泽东批准。主要成员有叶剑英、姬鹏飞、黄华、熊向晖、章文晋、王海容、唐闻生、冀朝铸等。工作小组的纪律很严，不准记录，不准泄密，不准对任何人谈论。在基辛格第一次访华之前，住进了钓鱼台也不准回家。对于会谈中将涉及的所有能想到的问题，工作小组的同志们都作了讨论、搜集了资料、准备了多种方案。 周恩来经常亲自参加一些具体的讨论，并亲自检查警卫部署相接待工作，制定了安全保密、周到有礼、万元一失的方针。 十分有戏剧性的是钓鱼台也是当时“中央文革”的大本营，江青住在十一楼，张春桥、姚文元住在十六楼 第25节 ●洛德就要启程随基辛格去秘密访问自己妻子的祖国，尽管有严格的规定，他还是以十分高超的语言技巧泄了密。 一九七一年七月一日这天，温斯顿·洛德在家里收拾行装。他的中国血统的妻子贝蒂(她的中国名字叫包柏漪)在一旁帮忙。就在这天晚上，洛德就要作为基辛格的主要助手跟随基辛格开始那酝酿已久的秘密访华之行。他这个时刻，真是既兴奋，又苦恼；兴奋的是这次神秘的旅行事关重大，而且富于冒险的色彩，就象它的代号“波罗行动”一样，使人联想起数百年前意大利人马可·波罗的探险行动。苦恼的是，他要去的是贝蒂的祖国，要是能告诉贝蒂，她会多么高兴呵，但是国家安全委员会作了规定，使他不能违反规定告诉妻子。洛德十分爱他的妻子，好几次都几乎将秘密告诉她。只是严格的纪律使他终于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 洛德和贝蒂的结合，用得着中国语言中“缘份”这个词。那是一九六O年，洛德在耶鲁大学毕业后到马萨诸塞州萨默维尔市的弗莱彻法律及外交学院攻读硕士学位。班上就有这个富于魅力的中国姑娘。一次，洛德的在联合国工作的母亲邀请这个班的学生去纽约参观联合国大厦，晚上还在家里招待大家吃晚饭。洛德的父亲是美国纺织业的巨子，也为这个中国姑娘的魅力所吸引。后来，他鼓励洛德：“温斯顿，你怎么不和这位姑娘约会呀？”这样，俩人就开始来往了。一九六三年，在台湾驻美国“使馆”举行了婚礼。在他俩准备结婚时，洛德曾经受到警告：如果他与这位中国血统的姑娘结合，他将不能再接触有关中国的事务。在两种选择面前，爱神占了上风。后来，基辛格到白宫出任尼克松的顾问看中了洛德，禁锢才被解除。 昨天晚上，洛德和贝蒂一块在客厅看电视。在新闻节目中播出了白宫发言人齐格勒在新闻发布会上发出的一项简短的公告： “……尼克松总统即将派他的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基辛格博士于七月一日至五日到越南南方执行了解情况的任务。随后，基辛格博士一行将到巴黎去和美国驻法大使戴维·布鲁斯进行磋商。在去巴黎途中，基辛格将去泰国、印度和巴基斯坦与官员会谈……” 洛德听了齐格勒按计划对即将进行的访华秘密之行作了这番轻描淡写的掩饰说明，不由讪然一笑。 敏感的贝蒂早已注意到丈夫最近行动有些异常，还诧异他近来常向她打听中国的知识。贝蒂瞄了丈夫一眼，有意识地说：“温斯顿，我觉得你们这趟旅行，并不象刚才齐格勒描绘的那么平淡。” “是么？”洛德装着若无其事，嘴角泛出一种无可奈何而又神秘的笑。 今天晚上他要启程了。贝蒂帮他收拾行装。洛德的确内心泛起一股异常的波澜，望着贝蒂，欲言又止，想说不说。 贝蒂问：“我凭直觉，女人的直觉，觉得你们好象要去干什么大事。” “你真的感觉到了么？” “能告诉我么？亲爱的。” “遗憾的是，不能。”洛德深情而抱歉地望了望妻子，摇了摇头，“这事要是成功，你将会特别高兴。也许你很快就会明白，这将是本世纪最重大的事件之一。” “祝你们走运！”她不再迫问，抱吻了他。 洛德提着皮包走到房门口，又回过头来，放下皮包，走到窗边，意味深长而又充满感情地推开窗子。他说：“贝蒂，你看。PeepingJack(偷看的小伙子)。” 贝蒂一望窗外，只有楼房、绿树、蓝天。根本没人偷看。她急了：“他在哪儿？” 洛德又抱吻了她一次，提起皮包出门而去。 贝蒂凝视着窗外，好一会儿，才领悟了： “Peeping，北平……我的天，他们是去北京！” 她自知失口说出了国家机密，赶忙用手掩住口。她的眼睛因为兴奋而发出亮光 第26节 ●基辛格秘密访华动身那天，台湾驻美“大使”沈剑虹登门求见。基辛格说，这是他平生经历的十分痛苦的一次会晤。 一九七一年七月一日，就在基辛格晚上就要启程去秘密访问北京的时候，他正为即将来临的行动不安地憧憬着。尽管他充满着信心，又觉得心中无底。也不知是鬼使神差、上帝的安排，还是命中注定要使他的行动充满戏剧性，台湾驻美“大使”沈剑虹先生来到白宫，要求与基辛格会晤。 事后，基辛格将他与沈剑虹的这次会晤，当作他“平生经历的十分痛苦的一次会晤”。 具有绅士风度、外表精明干练的沈剑虹走进办公室与他握手时，他眼中闪过一丝痛苦的光。他很快就恢复常态装作乐哈哈地与沈剑虹说起话来。 “你好。博士先生，听说你晚上就要出发去访问亚洲。”沈剑虹明明知道齐格勒宣布基辛格要访问的是“东南亚”，而有意识在说话中扩大为“亚洲”，包含了他没有表示访问台湾而使沈剑虹遗憾。 “是呵，我是奉总统之命到东南亚去了解情况的。”敏感的基辛格听出对方用词的微妙含义，而特意重复谎言作解释，表情有点不自然。 “今年联合国代表大会的形势更为严峻，我觉得我们两国更应该协调行动。”沈剑虹说。 “当然，当然。”基辛格意识到自己在敷衍对方，煞是痛苦，“要密切合作，保持一致。” “但是，有消息说，贵国国务院准备了接纳北京的‘双重代表权’提案。”沈剑虹抓住要害，单刀直入，“蒋总统对此是深为关切，坚决反对的。” “沈先生，这是严酷的现实呵，”基辛格无可奈何地说，“连日本最近也表示要甩开我们，重新考虑在联大对中国的立场了。” 沈剑虹摇摇头：“可悲。甚是可悲。你们对共产主义太软弱了。” 身为台湾驻美“大使”的沈剑虹，出使华盛顿快八年了，经历了从肯尼迪、约翰逊到尼克松三朝总统。从尼克松入主白宫后美国的外交态势，沈剑虹已经感觉到，美国要改变历史了。今年四月下旬，蒋介石派蒋经国“应邀”来美访问，虽然受到美国隆重的接待，可是，正巧刚刚发生了周恩来搞的震惊世界的乒乓外交，沈剑虹已经觉得，尼克松对蒋经国来访的接待，可能“是尼克松向他在中华民国的友人”一种“道别”的方式。 沈剑虹十分关注着，四月二十一日，尼克松接见了刚刚访问中国归来的美国乒协主席斯廷霍文。四月二十二日，蒋经国和基辛格举行单独密谈。事后沈细虹问他，基辛格是否带给他任何重要信息，“他只笑笑，未发一言。”尼克松与蒋经国正式会晤时，“尼克松很有礼貌的倾听，但是未作任何承诺。” 蒋经国访美，在美国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倒是蒋经国在曼哈顿闹区的布拉萨酒店正门前遇刺引入注目。正当蒋经国从酒店门前的铺红地毯的台阶进入正门时，闻出两名“台独分子”，其中一个凶手举枪就射，被便衣警探擒住右腕，使子弹偏高射出，蒋经国方逃此大劫。蒋经国遇刺不遂的事件，反而变成紧跟着乒乓外交而哄动于世的热门新闻。这确实使沈剑虹闷闷不乐。 沈剑虹这次会晤基辛格，本意是商量在下届联大表决中国代表权问题时，如何保住台湾的席位，可是谈话并不如意，使他顿生感触，慨叹美国对共产主义太软弱了。 基辛格听了责难，并不恼火，反而不无同情地说：“沈先生，尼克松总统对此亦深有同感，十分苦恼。” 沈剑虹焦急而略含温怒地说：“贵国要是抛出‘双重代表权’提案欢迎中共进来，岂不是等于给急于讨好中共的国家打开了闸门？！” 基辛格虽然对沈剑虹印象不坏，此时亦很难聚精会神地跟其详细讨论这件事，只得安抚地说：“沈先生的感情及贵国的境况，我深表理解。我想，改天我们还可以在联合国大会的程序性的问题上再想一点办法。” 沈剑虹只好心绪不佳地告辞了。 基辛格启程的这一天，他还和尼克松总统会晤了三次，最后一遍重新审查那些为出访准备的文件。尼克松沉浸在激动中，神色中也透露出遗憾；大约是遗憾这次未能自己亲自去北京。基辛格想，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实现突破带来的喜悦与成功会使所有的人兴奋，更何况总统本人就是决策的制定者。尼克松最后一次浏览那代号叫“波罗”的厚厚一大册黑皮书，最后签了字，交给了基辛格。 一直到夜间，在林肯厅，尼克松和基辛格还花了很多时间在讨论未来与中国以及与苏联举行最高级会谈的先后次序。 基辛格还是再次把自己的担心向总统强调出来：“如果宣布在莫斯科举行美苏最高级会谈，那么与中国的对话就可能障碍重重；如果我们的对华外交过于活跃，又可能使我们的对苏政策受挫。” 尼克松说：“看来，苏联人对于原来暂定的在一九七一年九月举行莫斯科最高级会谈并不诚心，他们只是想利用我们的谈判和缓和的政策，用最高级会谈作诱饵来使我们作更多的让步。” 基辛格告诉尼克松，半个月前他和多勃雷宁在戴维营谈话，给他的印象是多勃雷宁认为美方急于谈判，缺乏耐心，可以利用。基辛格说：“他们根本不知道我们手里拿着什么牌。” 尼克松有点得意地说：“我才不忙于马上跟苏联举行最高级会谈；不然的话，我们的对华政策很难有进展。” 基辛格也有点幸灾乐祸地说：“莫斯科自己拖延时间倒替我们解决了难题。我曾经设想，如果我突然告诉他，一个月以后我会在什么地方出现，真不知道多勃雷宁会作什么反应。” 尼克松沉默了一会儿，决然地说：“亨利，不管莫斯科怎么反应，同中国的最高级会谈要首先举行。这次希望都寄托在你这次出访了；我打算先飞去北京，然后再飞往莫斯科。” 基辛格望着灯光照着的尼克松那张下颏突出的脸，及那双因兴奋而转得比往常要快的眼睛；他心中还是对总统生出一些敬意。总统作出访问北京的这些决定，既没有同行政部门商量，又没有同国会商量，一旦出了差错，将完全处于无法为自己辩护的困境。总统还是十分果敢地独自作出了这些决定。基辛格问： “决要起飞了，总统还有什么话要说么？” 尼克松提出：“我已经说过几次了，亨利，我还是想把你这次会谈地点改在北京以外的地方。” 基辛格当然领会总统言外之意，委婉地答： “当然，首先出现在北京的美国代表，最好应该是总统本人。可是，中国人的回信是邀我们在北京谈。” 尼克松满脸不悦，又说：“那么，你必须说服中国人，在我访华之前，他们不要接待我们在政治上的反对派。听说，民主党有人也想要访华。” 基辛格说：“总统，我可以说服。但是我担心中国人不是随人左右的人。” 尼克松此时心情十分复杂，望了望窗外的草坪与灯火，说：“我又兴奋又迷悯，感到我俩象是沿着喜玛拉雅山的悬崖探索前行，随时都会粉身碎骨。” “很难担保我这次秘密之行不会泄露。”基辛格也忧虑。 尼克松感着眉头问：“万一走漏消息怎么办？” 基辛格略作思索，说：“只好由白宫发表一个简单的声明，我拟好了词‘基辛格博士应中国人的请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会晤。在基辛格回来并向总统汇报以后将发表一个声明’。” “管用么？”尼克松问。 “这样一个平淡无奇的声明能否平息一场暴风雨，我是不抱任何幻想的。”基辛格说。 尼克松用显得沉重却很坚决的声音说： “要创造历史，总是要付出代价的。亨利，我还是祝你一帆风顺。” 在晚上八点钟左右，基辛格一行乘飞机离开了安德鲁斯空军基地 第27节 ●叶海亚总统亲自安排了世界现代外交史上最有名的一次遁身术，为 这个复杂而冒险的计划绞尽了脑汁…… 叶海亚·汗总统长得魁梧、剽悍，英武的鼻梁下有一绺漂亮的胡子。他说话干脆，笑声爽朗，具有粗犷、豪爽的军人气质。 一九七一年七月七日晚间，叶海亚总统在金碧辉煌、富于伊斯兰风格的总统府宴会厅设宴，招待执行接待基辛格的秘密任务的中国朋友。我国外交部的代表章文晋、王海容、唐闻生、唐龙彬和执行领航任务的领队徐柏龄、领航员刘志义、随机报务员王今亮，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张彤，应邀出席宴会。巴基斯坦出席作陪的有陆军参谋长哈莱德将军、外交秘书舒尔坦，以及国务秘书、安全委员会主席等军政要员。由总统出面设宴招待这几位由周思来总理派来的执行特别使命的人员，在外交礼仪上已经是破格了，属于很高的礼遇款待。叶海亚总统待人热情友好，十分健谈，风趣地按伊斯兰教的风俗，以真主的名义向客人祝福。宴会上，叶海亚总统高度赞扬了毛泽东主席、周思来总理为发展中美关系所表现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的伟大气魄。叶海亚总统是中国人的朋友，也是美国人的朋友，他为自己能得到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信任，为发展中美两国友好关系而传递信息、安排会晤感到荣耀，不辞劳苦，十分热情。 在叶海亚的亲自安排下，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张彤被特别允许自由出入总统府。张彤将中国领导人的信件直接转给叶海亚总统。叶海亚亲自记下要点。然后放进总统专用信封，经双层密封后由信使携往美国，交给巴基斯坦驻美国大使希拉里。希拉里无权启封，必须亲自当面交给尼克松或基辛格。 当不久前确定了基辛格将由伊斯兰堡秘密飞往北京后，叶海亚又亲自安排、亲自过问具体计划，指定由外交国务秘书(相当于外交部长)舒尔坦·汗具体负责。计划之中的每一个细节，叶海亚都要过问与推敲。叶海亚不但提供了巴航的波音七O七专机供秘密飞行使用，还委派他所信任的专用的飞机驾驶员来驾驶飞机。在一切准备就绪以后，尼克松仍不免对前途末测而惴惴不安。尼克松甚至要求叶海亚“帮人帮到底，送佛送到西”，要叶海亚在基辛格访华期间前往北京，以便万一会谈出现僵局时，叶海亚能从中斡旋。但是，由于这个时候东巴基斯坦要求独立，发生战争，形势十分危急，叶海亚确实爱莫能助，无法离开。 我方的人员在离开北京前，都是由周恩来总理亲自交给任务，嘱咐绝对保密、周到有礼等注意事项。七月三日，周恩来派出我国的伊尔十八型专机将徐柏龄、刘志义和王今亮三人秘密送到巴基斯坦首都拉瓦尔品第。为了不引起外界猜疑，那架专机立即飞回北京。徐柏龄等三人在戒备森严的军用停机坪下了飞机。巴方已经做好准备，未经任何检查手续，便在恰克拉拉基地司令陪同下，乘坐我国驻巴大使的汽车直接驶往我国大使馆。七月四日，我领航小组同巴方飞行员在我大使馆晤面，周密地研究了试航计划。我方人员详细地向巴航飞行员介绍了飞行航线，导航设备和机场情况。七月六日，巴航派出一架波音七。七专机，由巴航飞行员驾驶试航北京，在我方人员领航下安全地在北京南苑军用机场降落。 这时，根据周恩来总理的安排，我国外交部的代表章文晋、王海容、唐闻生、唐龙彬四人已经在南苑机场等侯。飞机加油后，立即飞回拉瓦尔品第，顺利地完成了试航任务。 宴会间，当叶海亚总统得知徐柏龄曾经多次为周恩来总理驾过专机时，风趣地说：“倘若周总理访问欧洲途经巴基斯坦，我们一定热情邀情他来巴基斯坦访问。他要是不来，我就命令所有歼击机起飞拦截，将周总理座机迫降在伊斯兰堡。你可以报告周总理，我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巴基斯坦人民想念他。” 这个军人出身的总统，以他特有的方式表达了他对周恩来总理的热爱与倾慕。 当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的消息正式公布以后，不少西方报刊说叶海亚总统通过安排基辛格秘密访华而得到了多少好处；这纯属揣测与编造。叶海亚亲自安排了这次现代外交史上最有名的遁身术，为这个复杂而冒险的计划绞尽了脑汁，却并没有对中国或美国要求任何报答 第28节 ●基辛格按计划要装病．想不到真的肚子疼了。他说，我这个凡人竟然如此放肆，天神决意要惩罚我一下。” 一架波音707飞机在太平洋上空飞行。 机舱里挤满了各种电子设备。一眼就看出，这不是客机，是一架军用战术指挥飞机。座椅并不舒服。基辛格带的随行人员有助手温斯顿·洛德，年纪轻，笔头快，博学多才；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中国问题专家约翰·霍尔德里奇，职业外交官，会讲中国话，曾在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和东南亚其他地方工作过；亚洲问题专家理查德·斯迈泽，公认是国务院主要的日本问题专家；还有特工人员约翰·雷迪和加里·麦克劳德。长得块头很大的霍尔德里奇挤在机舱里很不舒服，不满地抱怨：“窝囊！怎么坐这样的一架破飞机。哪象代表美国去执行使命，倒象是去丛林里空投间谍。” 斯迈泽嘟哝：“就是这架飞机，还是好不容易从战术空军司令部调来的。” “国务院的家伙对我们就是看不顺眼，”洛德也在慨叹，“总统要了两架飞机去圣克利门蒂，这无可非议。阿格纽要一架飞机去非洲闲逛。莱尔德不早不晚也在这时要飞机去视察防务……” 基辛格幽默地插话：“这是上帝考验我们，让我们坐很不重要的飞机，去作很重要的旅行。” 在整个行程中，基辛格都与华盛顿保持着机密的电讯往来。为了迷惑人而保密，联系都用化名，把基辛格叫“首长”，把中国人叫“主人”。 基辛格在巴基斯坦停留与转飞北京的安排，都是通过中央情报局的保密电讯由驻巴大使法兰跟叶海亚总统精心策划的。为了使基辛格在巴基斯坦摆脱到处会遇到的高级官员礼节性的拜访，需要叶海亚表面上邀请基辛格到一个山间别墅进行秘密会谈。这样做，基辛格在巴基斯坦的停留时间就不得不定为七十二小时。而按照公布的行程表，基辛格在巴基斯坦只停留四十八小时，大致相当于他在印度的停留时间。当时，东巴基斯坦正发生战乱，大批孟加拉难民涌入印度。按国际惯例，在巴基斯坦比在印度多逗留一天就会被理解为偏袒巴基斯坦，从而引起新德里，引起美国官方机构、新闻机构、尤其是国会的反应。那样做叶海亚就得两天不露面，这就有从巴基斯坦方面泄露机密的风险。 怎么办呢？ 为了避免上述的种种麻烦，基辛格只好自己想办法，准备到达伊斯兰堡后装病称肚痛；还需要装得越痛越厉害。这样，叶海亚总统就在晚宴上出面邀请他到位于穆里北边群山中的纳蒂亚加利总统别墅去休养。以此为借口，基辛格就能在巴基斯坦多停一天，而使他有两天时间，可以实现秘密访问北京的计划。这样做，也还有难题要解决。那就是，基辛格“病”了，怎么能够阻止大使馆的医生尽责赶来给他治病？又怎能限制那些经过多年外交训练的大使馆人员不去看望基辛格而听候指示呢？ 精明强干的法兰大使还是想出了办法。法兰准备在基辛格到达之前，将他的几个要员设法打发离开。法兰把自己的计划用密电汇报说：准备让医生出差，不在伊斯兰堡。护士就不难对付了；让副大使去欧洲休假，让美国开发署长回国探亲。让那些敏感的人土尽可能都不在。事后，基辛格回忆道，“在长期卓越的外交史上，一位大使因总统的代表来访而把他的全部要员赶出城去，居然引以为自豪，而且他还因为很有办法而受到华盛顿表扬，这是破天荒第一次。” 基辛格乘那架军用飞机两天后到达西贡，同阮文绍总统和邦克大使晤谈。在西贡，那些蜂群一样的记者无不紧盯着基辛格的一举一动。《纽约时报》头版报道了他的活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每晚电视新闻”节目里播送了他同该公司评论员沃尔特·克朗凯特的长篇谈话。他力图缓和将来秘密访华消息公布之后即将造成的冲击，在谈到乒乓外交和美国放宽贸易限制的时候，阐释了美国决定试图接近中国，主要是出于强调全球均势的需要。七月四日，他到达曼谷，那里的记者不多，渲染也少；他对记者们微微一笑，一言不发；有关他的新闻没有登上报纸的头版。七月六日，他飞抵新德里，机场外面出现了反美示威，骚乱者扔了鸡蛋、西红柿，迫使基辛格从边门溜出飞机场。《纽约时报》把这条消息登在第四十二页上。每逢报界对他冷落，会使他挹郁不安，而这次却是正中下怀。他希望到了伊斯兰堡不再为新闻界所注意。他在德里会见了英迪拉·甘地总理，斯·辛格外长，拉姆国防部长。七月七日晚间，在新德里宾馆，洛德拿着几份材料，兴冲冲走进基辛格的卧房，喊着：“博士，博士。” 洛德没见着基辛格的身影。从盟洗室里传出基辛格懊丧的声音：“温斯顿，我在这儿。明天要装拉肚子，今天就来真格的啦！真糟糕！”传出抽水马桶冲水的声音。 基辛格走出盟洗室，自我解嘲地说：“我这个凡人，如此放肆地讲假话，上帝要惩罚我了。” 洛德也急了：“天报应，弄假成真了。明日你到伊斯兰堡还拉肚子，波罗计划岂不吹了？” 基辛格苦苦一笑：“只好咬咬牙，强顶过去。” 七月八日，星期四，基辛格飞到了巴基斯坦新建的首都伊斯兰堡。巴基斯坦外交国务秘书舒尔坦和美国驻巴大使法兰在机场迎接。水泥的停机坪被炎热的太阳晒得热气缕缕烤人。机场上只有几个记者在转悠。巴基斯坦采取了严格的保安措施，使巴基斯坦和外国记者无法找基辛格谈话。记者们隔着保安人员眼看基辛格朝他们打着无话可说的手势，也就无精打彩地缩进机场大厅躲太阳去了。 基辛格揩着汗，钻进了舒尔坦的“皇冠”轿车。一溜小车驶出拉瓦尔品第机场，开向伊斯兰堡城区。 车内，舒尔坦低声而郑重告诉基辛格：“请放心，一切都按计划准备好了。” 基辛格微微抬起右手挥了挥表示感谢，说：“我既兴奋，又感到茫然，愿伊斯兰的真主保佑我成功。” 舒尔坦真诚地说：“你放心。中国人是讲信用的，讲话算数。我在北京当大使住了好几年，打过不少交道，他们给我印象很深。” 基辛格的车队招人眼目地穿行在伊斯兰堡街头。基辛格完全按照预定的计划行事。他在法兰大使的官邸与使馆留下来的人员共进午餐。与叶海亚总统会晤。叶海亚总统很高兴。他俩并坐在大沙发上，叶海亚得意地低声说：“我今天亲自检查了一遍准备工作，每一个环节都落实了。嘿嘿，博士先生，我本人就最喜欢冒险，想不到你这个哈佛教授也有这个嗜好。” “我也不喜欢平淡无奇。”基辛格笑着说，“巨大的成功往往是给承担巨大风险的奋斗者的报酬。” “我真羡慕你这次秘密之行。要是我俩现在能换一下位置就好了。”叶海亚说。 “我不换。我可不愿接管东巴那些麻烦事。”基辛格又说。 黄昏时分，叶海亚总统在基辛格下榻的政府宾馆举行宴会，并在宴会中开始执行计划。先由舒尔坦十分遗憾地告诉大家，尊贵的客人“偶染不适，肚子疼了”。接着，叶海亚总统便煞有其事地站起来高声宣布：“我原定在现在这个美好的时刻举行盛大国宴，为我们尊敬的客人基辛格博士洗尘。因为博士先生偶感不适，身体欠佳，只好抱歉改期。” 宴席上的宾客及主人们纷纷议论起来。有的说他准是得了“德里痢疾”，有的说来去匆匆的旅行者常常是会得病的。也有的人暗暗揣测基辛格是不是要潜往东巴，去帮助叶海亚排解战乱危机。谁都没有想到他要去中国。 叶海亚表情严肃认真继续说：“伊斯兰堡天气太热，会影响客人复原，我安排他到北边群山里的纳蒂亚加利总统别墅去休养。希望他尽快康复。” 基辛格也按计划演戏，装着神态迟疑地表示不同意：“感谢总统好意。这事太麻烦了。” 叶海亚又马上异常恳切地说：“博士先生，在一个穆斯林国家里，要由主人的意志而不是由客人的意志来决定的。” 基辛格随行的特工人员并不知道这是在演戏，信以为真。他们按照白宫的规定，派了一个同事连夜赶往纳蒂亚加利，先行去了解情况。到半夜十二点钟左右，这位先行的特工人员打电话回来，报告他已勘察过纳蒂亚加利的宾馆，认为不宜于居住。基辛格获知后，毫无办法，只好要求巴基斯坦方面把这位倒霉的特工人员扣留在纳蒂亚加利，直到基辛格从北京回来。 基辛格参加叶海亚的宴会以后回到宾馆的住房，已经是夜里十一点钟。离第二天规定起床的时间还有四个半小时。可是，基辛格辗转反侧不能成寐。这个自信心特别强的人，第一次感到前途凶吉难卜。他想象不到明天在北京会遇到什么情况，他跟总统两个人花了多少心血准备的几乎有十个方案明天顶不顶用？到一个他从未去过的首都执行如此重大的任务，而且又与国内完全断绝了联系，他开始感到有些没把握了。这也是他任职以来的第一次。 下午的时候，叶海亚告诉过他。中国不仅派了三个人来领航，将共同操作飞机，还派了一个四个人的高级代表团作陪。这些人都住在中国大使馆。叶海亚还告诉他，由于美国坚持保密，很伤了中国人的自尊心；中国人可能希望把全部情况公布出来。回想起叶海亚说的这些话，他心里更是空洞洞的没有底。他对中国人尽管作了诸多研究，还是感到那是纸上的材料，他对他们还是不知深浅、莫测高低 第29节 ●基辛格出发前戴上墨镜与大沿帽，以防被人认出，还是被一记者认了出来。美国特工人员见了中国人，如临大敌…… 七月九日凌晨三点半，舒尔坦和法兰都按计划来到基辛格下榻的政府宾馆。一夜没睡好的基辛格也起床了。吃罢早餐，四点钟，基辛格一行在舒尔坦的陪同下乘坐巴基斯坦的军用车前往查克拉拉军用机场。出门前，为了防止偶然过路的行人将基辛格认出来，法兰大使对基辛格说：“不行。你这副模样，大家太熟悉了，得变一下。” 基辛格只好戴上一顶大沿帽和一副墨镜。舒尔坦打量了一下经过化装的基辛格，笑着说：“确实不容易认出你是基辛格了。” 基辛格走得太匆忙，连洗换的衬衣都忘了收拾带走。但他没有忘记给总统发电报。 基辛格一行乘坐的车子悄悄地驶出了伊斯兰堡。这正是人们睡意正甜的时候，一路上行人不多。 基辛格和舒尔坦坐在一辆车子里，舒尔坦想对基辛格说几句祝福的话，望见基辛格陷入沉思，默不作声，也就作罢。 他们的车子驶到机场，被特许驶入停机坪。基辛格乘来的那架飞机停在机场的民航区。在它的后面，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的那架经过试航的飞机停在军用区等侯。 这时，伦敦《每日电讯报》驻巴基斯坦的特约记者贝格正好在机场。贝格曾在巴基斯坦外交部任职，多年前已脱离外交界。基辛格一行人从小车里出来，走向舷梯登上飞机时，贝格还是一眼就认出了经过化装的基辛格。 飞机的发动机已经开动，发出了平稳的嗡嗡响声。 贝格大吃一惊。确实是基辛格胖胖的身影。贝格凑近在场的机场负责人，问： “那不是基辛格么？” “是他。”机场负责人随口而答，无意中泄露了天机。 “他去哪儿？”贝格又问。 “中国。”对方答。 贝格大为惊诧，问：“他去那儿干吗？” “我不知道。”机场负责人走了。 贝格无意中得到这一重大新闻，喜出望外，扭头就走。据说，贝格当即赶去向伦敦的报社发了一条急电—— 据本报驻伊斯兰堡特约记者贝格报道：记者 在拉瓦尔品第机场获悉，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事 务特别助理基辛格博士一行人已于七月九日凌晨 四时乘坐一架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的波音707 飞机飞往中国。 据说，这件事后来在伦敦舰队街传为新闻界的美谈。《每日电讯报》的值班编辑拿起那篇稿子，看了一下，放下来。耸人听闻的消息，使他吃惊得不敢置信。他念罢稿子，看了又看，终于摇摇头，骂道：“妈的，贝格这头蠢猪，准是喝醉了。基辛格哪能到中国去，他不要命了？荒唐！” 这个糊涂编辑竟将这篇可以轰动世界的稿子插在废稿签上。 舒尔坦领着基辛格一行六人登上了飞机。该机组的人员都站在舱门内迎候。舒尔坦把基辛格介绍给机组，郑重其事地说：“我奉叶海亚总统之命告诉你们，你们机组十分有幸光荣地参与了一项有利于世界和平的秘密使命。乘这架飞机飞往中国的是美国总统的特使基辛格先生。” 机组人员表示欢迎基辛格。 舒尔坦又叮嘱：“你们必须遵守保密的诺言，在向报界发表官方公告前，不能向任何人泄露。愿真主保佑你们。” 舒尔坦又陪着基辛格走进客舱。四名中国外交人员与三个中国领航人员已经等在里面。舒尔坦为基辛格与中国人作了介绍。由于是头次见面，基辛格与中国人之间，都显得陌生与拘束。握手是礼仪性的。 舒尔坦走后，基辛格手下的人员也都进了座舱。特工人员雷迪和麦克劳德拎着装满机密文件的大皮箱进来，一望见黄皮肤、穿被称为“毛式制服”的中国人，大惊失色，马上作出强烈反应，如临大敌。 雷迪十分紧张地问洛德：“跟中国人，去北京？，坐的不是美国飞机？又没有先遣人员，没有安全措施，这怎么行？！” 洛德笑着告诉他俩：“这是奉尼克松总统之命采取的特别行动。” 雷迪和麦克劳德一边放置皮包，一边虎视眈眈地盯着这几个中国人。这样，机舱内气氛更为拘谨。 基辛格不愧为一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家，他用风趣的语言驱散了拘谨的气氛。他说：“我这次去中国很秘密，谁都不知道，早上起床的时候我连警卫都没告诉。一会儿，他找不到主人会急坏的，以为被人绑架走了！不过不要紧；巴基斯坦人会告诉他，说我到总统府去了。今天上午的巴基斯坦报纸会登载我有胃病需要休息的消息。谁都不会想到我到中国去了！” 他的话引起了一阵笑声，客舱里的气氛顿时轻松了。飞机已经加速昂首飞上了天空。 基辛格对他第一次见到的中国人印象很深，在他的回忆录里作过饶有意味的描述。穿毛式制服的章文晋看起来象中世纪宗教绘画中的“红衣主教，他严肃而大方、聪明而不外露。他运用英语的能力令人敬佩。”“翻译唐闻生——那个难对付的南希·唐。她生于布鲁克林，因而讲一口十分漂亮的美国英语。我常跟她开玩笑说，因为她是在美国出生的，她不会象我一样受到宪法的限制不能当总统。这个前途对她似乎没有什么吸引力；她既聪明又活泼，很长一段时间掩盖了她的狂热的意识形态信仰。她认为自己不仅是一个翻译；有好几次她当着我们的面毫不犹豫地与周恩来争论。” 至于王海容，“她也是外交部的一位官员。据说她是毛泽东的侄女或侄孙女；她是一个腼腆文雅的人，看起来象一只很容易受惊的鹿一样。” 在基辛格离开伊斯兰堡以后，为了执行掩护计划，以假乱真，一队没有基辛格在内的迎送基辛格的车队，在摩托车队的护送下，于当天上午八点，浩浩荡荡地驶出政府宾馆。车头上都插着美巴两国国旗，在伊斯兰堡引人注目地招摇过市，驶往五十英里外的纳蒂亚加利。为首的一辆车里坐着美国驻巴大使法兰和巴基斯坦外交国务秘书舒尔坦。 纳蒂亚加利这个地方到处是山间小别墅，有僻静曲折的车路相通，确实是执行掩护计划的合适场所。舒尔坦还假戏真作，去请了一位巴基斯坦医生来别墅诊治一个病人。这位医生事先经过舒尔坦反复了解、询问，断定他分辨不出基辛格和其他白种人以后才请来的。人家问他：“你见过基辛格吗？”他回答说：“没有。”又问：“那么你一定在报上见过他的照片吧？”答称：“没有见过。”从纳蒂亚加利出来后，这位医生以为他是在给基辛格看病，其实他看的是一个确实害了“德里痢疾”的特工人员。 叶海亚总统为了不露破绽，还授意组织了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国防部长以及二十来个其他政府官员陆续不断地从伊斯兰堡坐车到纳蒂亚加利探望这个泱泱大国的贵宾。舒尔坦则在客厅里装着十分抱歉地将他们一一挡驾，请他们喝咖啡，推说基辛格正在休息，不便打扰。 七月十日上午九点，在基辛格到北京将近二十四小时的时候，他留在伊斯兰堡的助手霍尔珀林又按计划从纳蒂亚加利打电话到城里，称基辛格在别墅要多休息一天，取消一切约会。霍尔珀林还打电话给停在机场那架美国飞机的驾驶员，要求他发电通知飞行计划作必要的改动。 此时，在美国圣克利门蒂西部白宫的尼克松总统，除了在七月九日凌晨收到一封电报称“出发情况良好”以后，就再也没有基辛格的音讯。基辛格一进入中国，就无法与总统保持联系。对尼克松来说，等待显然是一件更加折磨人的事情。尼克松好几个晚上都为此睡不着觉。这场秘密外交基本上是按中国的条件进行：是美国特使去北京，而不是周恩来到华盛顿。这是中国按允许外国使节拜会中国朝廷的古老规矩发出邀请。一六五一年，第一个到中国的俄国大使因不肯给顺治皇帝磕头，乃被拒绝接见，并被立即遣送回国。一八一六年，英国大使阿姆斯特勋爵拒绝给嘉庆皇帘磕头也受到同样对待。当然，这次，尼克松没有派基辛格去磕头，——甚至也不是政治上的磕头。周恩来会不会为了十七年前在日内瓦受到杜勒斯国务卿拒绝握手的藐视而向美国人施行报复呐？ 第30节 ●尼克松七月六曰在堪萨斯城发表关于“五极中心”的演说，由周恩来在会谈中端出来，基辛格不免尴尬…… 当飞机飞越冰雪皑皑的喜玛拉雅山的时候，旭日东升，曙光初照，银白的雪峰巍然高耸，映衬着被映得一片通红的天空，景色格外壮观迷人。那个对基辛格来说具有神秘色彩的东方大国就在眼前，他肩负重任，又觉得吉凶未卜，由此产生一种异乎寻常的力量，使他觉得回到了童年时代才有的那种天真烂漫的情景，好象每一天都在经历一场宝贵的冒险，使人的生命富有意义。 当中国人告诉他们飞机正在飞越中巴边界的时候，斯迈泽正好被基辛格叫到后舱去商谈工作，就剩下洛德一人独自坐在比其他美国乘客都更靠前的位置，对洛德来说，这次中国之行另有一层值得兴奋之处，这是他妻子贝蒂出生的祖国。所以，一听说下面就是中国边境，洛德自豪而欣喜地喊了起来：“我是第一个进入中国国境的美国官员，我比你们领先五码！” 在飞机上，美国人与中国人围着一张桌子闲谈，礼貌周全，态度友好，气氛和谐；在两千四百英里的航程中，在四小时四十五分钟的飞行时间里，大家谈的范围很宽广，也很随便。从窗外的景色谈到日内瓦会议杜勒斯为什么不和周思来握手，从乒乓外交谈到巴基斯坦渠道和热情友好的叶海亚总统，从中国人讲的标准美国英语到基辛格为什么不能当美国总统……闲谈的气氛使基辛格觉得，“好象我们两国之间没有一天断绝过联系一样。还只是在昨天，我们两国一公开谈到对方，就是一顿痛骂，这已经是家常便饭，可是现在却一点也没有这样的气氛。” 七月九日，星期五，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十五分，飞机在北京郊区的南苑军用机场降落。前来迎接的有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即将出使加拿大的黄华，外交部礼宾司长韩叙，还有读过哈佛大学化学专业的翻译冀朝铸，人们特意介绍，在国庆节的***上，是他曾经同毛泽东及斯诺站在一起。这时，中美双方官员的表情是严肃的、拘谨的，气氛是冷峻的；握手，也是例行公事的礼貌性的。 按中美双方原来商定，这次基辛格秘密访华，不安排新闻摄影。经过周恩来总理指示，也通过与基辛格商量，我方安排了一个摄影师拍摄基辛格秘密访华的资料影片，均供保存。当时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牟森，有幸地将基辛格的访华活动，拍摄了下来。牟森也就是从南苑机场基辛格下飞机开始工作。 从基辛格当时在南苑机场的表情来看，忧虑是很重的，玳瑁宽边眼镜后的脸膛肌肉紧缩，没有一丝笑容。 叶剑英陪同基辛格乘坐大红旗轿车进城，基辛格被当作贵宾，安排住在钓鱼台国宾馆六号楼。楼外假山玲珑，小径曲折，流水潺潺，是一个漂亮的大花园，园林布局基本为乾隆皇帝时的原貌。 六号楼里的屏风古色古香，瓷瓶典雅古朴。下榻住定后，盥洗换衣服。基辛格将洗换衬衣忘在伊斯兰堡，不免大为着急。洛德英俊苗条，衬衣不合基辛格穿；他只好向身材高大的霍尔德里奇借几件白衬衣。基辛格抖开借来的衬衣在身上比试，太长太宽，还标着“台湾制造”的商标。 “哟，台湾产的。”基辛格只好笑着打趣，“真不吉利！我就是担心台湾问题要使会谈卡壳。” 洛德在一旁说：“头儿，你太紧张了。” 基辛格穿上霍尔德里奇的宽大衬衣，照着镜子，显得好象没有脖子。他只好折短袖子，结上领带。 到北京后的第一顿饭，是叶剑英举行的盛宴。菜式之繁富，制作之精美，数量之丰盛．使基辛格大为吃惊。这个德国犹太移民的后裔，来到美国，中学毕业的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当一个会计了。就是成为哈佛教授，乃至进入白宫成为美国第二号权势人物，也没有见过如此丰盛精美的宴席，白宫大厨师亨利·哈勒花了好几天准备的重要国宴，与现在这个宴席相比也显得逊色。白宫的有名的器皿陈列室里，收藏着历任总统用过的名贵的瓷器，有一个盘子中间的图案是一只小鸡盯着西红柿上的小虫子，想要啄而食之；这是海斯总统夫人给客人准备的盘于，这个图案使人看了吃不下东西。据说海斯夫人就是不希望客人吃得很多。可是中国主人频频给美国客人挟菜，客人吃得越多，越高兴，主人才觉得满意。看来，在这个古老的国度里，吃的历史也源远流长，吃的哲学也根深蒂固。主人要表现自己的富有与大方，使客人也可以显示自己的权势与尊贵。 基辛格吃到酣畅之时，大为感慨地开玩笑说：“大约数千年前，有位贵宾吃不饱，俄了肚子，使主人受到指责；自此之后，贵国就决心待客从丰，以免重蹈复辙。” 饭后稍歇。周恩来总理将于下午四时半到来。基辛格等人相互招呼着，到客厅门口迎候。 他们在屏风前相挨着排成一行，垂手站立，表情僵硬，紧张而拘束，连话都不说了。对中国的神秘感使他们即将会见中国领袖人物时手足失措。 小车驶到小楼门口。周恩来下车走来，潇洒庄重，行动敏捷。基辛格在回忆录里这样描绘的：“他脸容瘦削，颇带憔悴，但神采奕奕，双目炯炯，他的目光既坚毅又安详，既谨慎又满怀信心。他身穿一套剪裁精致的灰色毛式制服，显得简单朴素，却甚为优美。他举止娴雅庄重，他使举座注目的不是魁伟的身躯(像毛泽东或戴高乐那样)，而是他那外弛内张的神情、钢铁般的自制力，就象是一根绞紧了的弹簧一样。他似乎令人觉得轻松自如，但小心观察就知并不尽然。” 基辛格在楼门口迎接他，还没等周恩来走到跟前，就特意地把手伸了出去，动作还是有点僵硬。 周思来立即会意地微笑了，伸出那只不能扳直而有点弓屈的右手和基辛格握手，友好地说：“这是中美两国高级官员二十几年来第一次握手。” 基辛格也说：“遗憾的是这还是一次不能马上公开的握手。要不全世界都要震惊。” 紧接着，基辛格将自己的随员介绍给周恩来。 “约翰·霍尔德里奇。”基辛格指着大高个。 周恩来握着雷尔德里奇的手，说：“我知道，你会讲北京话，还会讲广东话。广东话连我都讲不好。你在香港学的吧？” 基辛格介绍斯迈泽：“理查德·斯迈泽。” 周恩来握着斯迈泽的手，说：“我读过你在《外交季刊》上发表的关于日本的论文，希望你也写一篇关于中国的。” 洛德没等周恩来开口就自报姓名：“温斯顿·洛德。” 周恩来握着洛德的手摇晃：“小伙子。好年轻。我们该是半个亲戚。我知道你的妻子是中国人，在写。我愿意读到她的书，欢迎她回来访问。” 周恩来也跟特工人员雷迪和麦克劳德开玩笑：“你们可要小心哟，我们的茅台酒会醉人的。你们喝醉了，是不是回去要受处分的？” 基辛格一行紧张、拘束的神态很快就消失了。他们为周恩来的魅力所倾倒。 楼内的会议室里，中美双方随着周恩来的到来开始了会谈。隔着一张铺着绿台布的长桌，周思来与基辛格相对地坐在大藤椅里。在周恩来两旁的是叶剑英、黄华和章文晋，还有熊向晖、王海容、唐闻生和冀朝铸。在基辛格两旁的是霍尔德里奇、斯迈泽和洛德。特工人员雷迪和麦克劳德虎视眈眈地站在窗旁，还随身带着两只沉重的装满了机密文件的箱子。他俩特别忠于职守，既不想把总统特使丢给那些不明底细的中国人不管，也不愿意装盛着美国国家机密的箱子脱离自己的视线。后来，中方有关人员觉得他俩如此等着太累，也不值得，就劝说他俩回到所住房间去休息。他俩也觉得基辛格似乎很安全，只好提着那两只沉甸甸的机密箱子，离开了会议室，回到住房去。 洛德将那本熬了许多心血准备的材料汇编摆在基辛格的前面。周恩来只掏出一张纸放在茶杯边，可以望见纸上写着几行字。大约是讨论的提要。 基辛格先是十分谨慎地打开材料汇编的厚皮封面，按事先准备的密密麻麻的讲话稿，干巴巴地念了起来—— “从一七八四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从纽 约港起航，穿过大西洋，绕过好望角，于八月二十 八日到达中国广州的黄埔港，揭开了中美关系的 序幕……” 基辛格从中美关系的历史谈起，一直讲到这次会晤。周恩来、叶剑英等很有耐心地听着。连基辛格也觉得这么念太枯燥，只好将开场白念完—— “所以，尼克松总统希望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 回到国际大家庭来，起到它应有的建设性的作用。 为此，总统期望访问中国……” 这个在哈佛大学磨练过口才的教授，不愿再念，干脆撇开材料汇编，显露其口才，随便地说起来：“已经有许多人访问过这个具有几千年文明的美丽的国土了，对我们来说，却是一个神秘的国土。” 周恩来摆了摆手，说：“你会发觉，它并不神秘。你熟悉之后，它就不会象过去那样神秘了。” 基辛格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造成了我们两个大国的对立与隔绝。” 周恩来说：“两国之间的分歧是巨大的。例如，台湾问题就是两国关系紧张的根源。博士先生，我们终于坐下来了，就可以相互阐述自己的观点，让对方有充分的了解。” 基辛格与助手们交换了一下眼光。从目光的交流可以感觉到，他们长久以来为台湾问题担心，一会谈就吵架敲桌子而吵崩——这块压在心上的石头卸落了一半。 周恩来又说：“我是大致同意尼克松总统七月六日在堪萨斯城演讲的观点。总统讲到当今世界存在‘五极’，也就是五种力量中心……” “堪萨斯城？五极？”基辛格愕然了，迷惑地反问。尼克松关于世界力量变化的说法，他是知道的，尼克松和他在一块多次地商量过，认为世界从五十年代的两极，即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及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民主国家，发展到六十年代后期，随着中苏分歧的公开化，世界力量实际上形成了中、美、苏三极了，也就是“大三角”的说法，尼克松总统也不止一次地在公开场合的讲话讲到“三角关系”的理论。现在，在基辛格出发谈判以后，在七月六日，尼克松又正式地在公开的场合发展到“五极”理论；事前，并没有给他打招呼，就是七月七、八日他到伊斯兰堡，尼克松还打来过电讯，三番五次地讲在出发前就讲过不知多少遍的话：公报中不要署名；在尼克松之前其他政治家不许去中国。就是在他起飞飞往北京之前几小时，尼克松还通过机密渠道告诉基辛格，要他记住：公共关系专家们认为七月十五日华盛顿时间下午十点三十分是总统发表公告的最合适的时机。为什么总统偏偏忘了提醒他，在七月六日总统已经对全世界作了“五极中心”理论的讲话。尼克松的“五极中心”观点，现在在会谈中由周恩来提出来。这一下子就使基辛格处于不利的境地，因为这件事及演说内容，他都一无所知。 洛德敏感地看了基辛格一眼。他在暗暗为自己的上司着急。 周恩来敏锐地感觉到了，问：“你们是不是在路上没有看到总统的讲话？” 基辛格被周恩来触中痛处，显得尴尬发窘，只好点点头。 周恩来却真诚地为对方介绍尼克松的观点，说：“尼克松总统声明，本届政府‘务必首先采取步骤，结束大陆中国与世界社会隔绝的状态。’他预见到世界上将出现‘五个超级经济大国’美国、西欧、日本、苏联和中国，它们之间的关系将决定当代和平的结构。我们赞同你们总统的观点，却不赞同给中国戴上‘超级大国’的帽子，也不参与大国的这场比赛。” 周恩来无意利用对方不利地位的真诚态度，使基辛格松了一口气，说：“总理同意我们总统的观点，我很高兴。尽管我们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却也能寻到一致的地方。” 基辛格对周恩来的信任与敬佩，就在无形中开始形成。中美双方由二十多年来彼此隔绝无知而开始相互了解。双方既有严重的分歧，也有目标一致的地方，这使会谈从第一轮开始就有了意义。周恩来和基辛格主要是把时间花在那些能增进相互了解的看不见摸不着的务虚问题上。那种谈笑风生的气氛，那些深入透彻的内容，使会谈象两位教授之间一场政治哲学对话一样。两个人在思想意识上是敌人，但各自陈述对世界事务的观点，态度之坦率，即使在盟友之间也是很少能做到的；这很使基辛格吃惊；而谈话内容之深刻，更使他觉得他面对的是一个伟人。 第一天的会谈在晚上十一时二十分结束，并没有解决任何事情，甚至没有讨论到那一个必须作出决定的问题，即尼克松总统来华访问的问题。双方在这天的会谈中都表现得好象若无其事，似乎这是一个很容易解决的附带问题。 实质上会谈是很严峻的。周恩来走后，基辛格沉静下来，望着楼外的夜色，树丛中的灯光，他感到有点紧迫与沉重，按秘密访问计划，他在北京的时间被限制铁定为四十八小时。如果伊斯兰堡的掩护工作做得好而没有引起怀疑，他必须在后天，也就是七月十一日在巴基斯坦重新出现。只剩明天一天了。他只能前进不能后退 第31节 ●为什么毛泽东不急于听周恩来汇报基辛格来访的要事，首先向熊向晖询问“参谋总长”黄永胜的检讨情况？ 周恩来总理在同基辛格结束了第一轮会谈以后，带领中方人员离开了六号楼，走到工作小组所住的四号楼。他立即让王海容打电话联系，问什么时间去毛主席那里汇报。王海容问谁去汇报，总理说让她和唐闻生同他自己三个人去。电话很快就打通了。王海容对总理说：主席让现在就去，还让熊向晖也去。周恩来吩咐王海容和唐闻生先走一步。他收拾了公文包，服了药，便与熊向晖一起上了车。 熊向晖的女儿熊蕾，对当晚向毛泽东汇报的情景，曾在一篇文章中作过详细而生动的记述。引用如下—— 周总理的轿车驶出国宾馆，开往中南海。已经 是午夜时分，街上静寂无人。周总理默默沉思着， 熊向晖则在心中迅速地筛选最近的国际大事，推 断基辛格的秘密访问一旦公开，可能引起什么样 的国际反响。他满有把握地认为，毛主席找他去， 是要了解国际形势。 轿车在中南海毛泽东住地门口停下。周总理 带着熊向晖快步走进毛主席的会客室兼书房。主 席身穿浴衣，站在屋子当中。总理握了握主席的 手，说：“这样晚，主席还没休息呵。”毛主席 说：“我不困。”熊向晖跟着握住老人家伸出的 手，说：“主席好！” 毛主席笑容满面地说：“马马虎虎。” 会客室中，七张单人沙发摆成一个半圆，每两 张中间放着一个茶几。毛主席在居中的一张沙发 上坐下，总理和熊向晖分坐在他两旁。王海容坐到 熊向晖旁边，唐闻生则坐在毛主席沙发背后立灯 下的一张椅子上。立灯关着，室内光线很柔和。 周总理告诉主席基辛格到了，准备汇报他提 出的问题。 不想毛主席却摆了摆手，说：“那个不忙。” 他转向熊向晖，开始了一场出人意外的谈话。 毛主席从茶几上拿起一只深褐色的小雪茄， 唐闻生帮他点燃。他深深吸了一口，仍然满面笑容 地问：“你现在还讲不讲‘卫生’啊？” 王海容对熊向晖解释说：“主席是问你还抽不 抽烟。”她又转向主席说：“老熊是个‘烟鬼’。” 毛主席轻松地说：“他怎么成了‘老熊’了。”听 熊向晖说他已经五十二岁了，就说：“还不老嘛。” 然后指指茶几上放着的小雪茄，说：“现在医生不 让我抽香烟，只让我抽这个。他们都讲‘卫生’，你 不讲，你就抽吧。我也不‘孤立’了。” 熊向晖点燃一只小雪茄，以为这样的寒暄可 以结束了。然后，毛主席却继续提出一些在他看来 是“寒暄”性的问题：“你在总参×部当副部长？”他 回答：“是。” 毛主席深深地吸了一口雪茄，操着浓重的湖 南乡音问：“那个‘参谋总长’姓甚名谁呀？”熊向晖 一面回答“黄永胜”，一面感到不可思议：怎么提出 这样的问题？而且把“总参谋长”说成“参谋总 长”？ 毛主席又问：“你同黄永胜熟悉不熟悉呀？” 答：“到总参以后，在会上认识了黄总长，没有 单独接触过。黄总长提到过我。” 问：“他是怎么提到你的呀？” 答：“今年四月，黄总长在总参批陈(伯达)整 风小结会上说，主席对他讲，总参有篇批陈发言有 水平，但主席没有具体讲是哪一篇。黄总长估计， 可能是江钟的，也可能是熊向晖的。” 毛主席说：“我指的是你的那一篇。你读过一 些马列的书。” 熊向晖以为谈到这里，毛主席就该听周总理 的汇报了。不料老人家似乎忘记了这件事，抽着小 雪茄，继续悠哉游哉地同他“漫谈”。 主席问：“在那个小结会上，黄永胜还讲了什 么？” 熊向晖感到，说得过于简单，恐怕招致更多的 问题。为了节省时间，以便总理及时汇报，他这次 回答得比较详细：小结是王新亭副总长念的。吴法 宪副总长作了补充，说总参批陈整风搞得很好，自 从黄总长主持总参以来，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 各方面工作都取得很大成绩。主席和林副主席对 黄总长是满意的，各大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 对黄总长是尊敬的。黄总长很谦虚，说他毛泽东思 想红旗举得还不够高，比林副主席差得远，在工作 中还有些官僚主义。 听到这里，毛主席“哦”了一声，又问：“他们没 有讲庐山的问题？” 熊向晖回答：“讲了，是在批陈整风动员会上 讲的。吴副总长说，总参同陈伯达没有来往。黄总 长说，他是在庐山会议开始以后才到了庐山，当时 主席已经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揭露了陈伯达。 黄总长说，他不认识陈伯达，原来只知道陈伯达是 个理论家、秀才。如果不是主席、林副主席指出来， 他也看不出陈伯达搞的‘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 有什么问题，也可能上当受骗。以后要坚决按照主 席和林副主席的指示，多读一些马列的书。” 毛主席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又抽了一只雪 茄，用缓慢的语调问：“庐山的事，他们就讲这些？” 熊向晖回答：“主要就是这些。” ……主席沉默了一会儿，深深地吸了一口烟， 突然伸出左掌，用右手一个一个按下左手的手指， 问熊向晖：“黄永胜和他那个军委办事组——吴法 先、李作鹏、邱会作，还有叶群，他们在庐山搞鬼， 黄永胜讲了没有？”熊向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 朵。这都是当时几乎不可一世的人物呀！他怔了 一下，回答：“没有听黄总长讲过。” 毛主席又问他有没有看过黄永胜等人的检 讨、听过这事的传达，熊向晖都只能回答“没有”， 因为他毫不知情。毛主席意味深长地看着熊向晖， 问：“你嗅出点什么没有？” 大半年来，熊向晖除了批陈，一直埋头于国际 问题的研究。他虽然对那些趁“文革”之机扶摇直 上的政治暴发户很反感，但由于黄永胜等人对庐 山会议的情况严密封锁，他看不出任何他们地位 动摇的迹象。因此，他对主席这个问题的回答，依 然是“没有”。 毛主席转过身来，问总理：“那五个人的检讨， 发给总参没有？” 周总理说：“发了，总参和军委一共发了六十 多份。” 那是应该发到熊向晖这一级干部的。而他竟 毫不知情。这说明了什么？ 毛主席又吸了口雪茄，沉思了片刻，用左手拍 了一下茶几，突然提高了声调，说：“他们的检讨是 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 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 室内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他们的后台”是谁 呢？难道是林彪？ 过了一会儿，大概是想缓和一下气氛吧，周总 理委婉地说：“我过去也犯过错误，一经主席提醒、 批评，总是努力改。这次黄永胜他们犯了错误，主 席对他们进行了，批评教育，他们作了检讨，以后也 会在实践中改正的。” 毛主席摇摇头，说：“那个不同。你犯错误是阳 谋，他们是阴谋。实践证明，他们的检讨是假的，是 阴谋。连熊向晖这样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不是阴 谋？我历来主张，党内允许有公开的反对派，绝不 允许暗藏的反对派。黄永胜他们搞阴谋，搞分裂， 他们是暗藏的反对派。搞阴谋，搞分裂，就是搞修 正主义。真正搞马克思主义的人，就要讲团结，就 要光明正大。黄永胜他们光明正大吗？完全不是。 总而言之，庐山的事，根本没有完。” 停了停，毛主席的情绪松弛下来，又问熊向晖 有秘书没有，写报告．起草文件是否亲自动手。听 说他是自己动手时，毛主席说：“那好。我这里的文 件，就是一个秘书管。她的任务就是收收发发。文 件来了，我自己挑选重要的看。需要提点意见的， 我自己动手写，从来不让秘书代劳。共产党员一要 动手，二要动口。动手动口，就是要动脑筋。现在 一些大官、小官，自己不动手，不动口，不动脑筋， 什么事都靠秘书，听说连科长都有秘书，搞成‘秘 书专政’。有的人让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办公室主 任，这不是共产党的作风，是国民党的作风。” 熊向晖听了，心里又是一动：让自己的老婆当 自己的办公室主任的，不是林彪吗？ 直到此刻，毛主席才结束了同熊向晖的“寒 暄”，听取周总理关于同基辛格第一轮会谈的汇 报。熊向晖看了看表，已是十日凌晨一点零五分 了。毛主席谈“题外话”，竟谈了将近一个钟头。 本来基辛格作为尼克松总统的特使，秘密来北京访问，只能在北京作四十八个小时逗留。这对中国领导人来说，确实是一件十分重要的大事。第一轮会谈结束后，周恩来马上到毛泽东那儿汇报，以听取毛泽东的指示。毛主席却将基辛格来访的事搁在一边，首先要熊向睬汇报“参谋总长”黄永胜的检讨情况，而且询问得十分具体，十分仔细。毛泽东以其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及高度敏锐的政治嗅觉，从熊向晖的汇报中，觉察到林彪身边那几个人物并没有真正认错，觉察到他们正在搞阴谋。毛泽东警觉到可能出现的危险，毅然采取部署，于八月十四日离开北京，去巡视大江南北，作了一次带有神秘色彩的访问。毛泽东一路向各地党政军负责人讲庐山的那场斗争，讲“三要三不要”原则，即：要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这一切，极大地刺激着林彪一伙的神经。他们加紧了反革命政变的部署。这已是后话。 周恩来开始汇报跟基辛格的会谈：“今天第一轮，大家见了面，互相认识。互相了解对方的基本观点。开始他们比较紧张，谈到了台湾问题，为此准备了很多材料。” 毛泽东插话说：“我看，台湾问题事小，世界的局势事大。台湾问题拖一百年再谈也可以，先谈世界格局的大问题……” 周恩来作了一个多小时的汇报。待周恩来等人离开毛主席住地时，已经两点多了 第32节 ●巴基斯坦外交国务秘书舒尔坦说，基辛格去的时候忧心忡忡，回来时喜气洋洋，前后相比简直象两个人…… 七月十日早晨。基辛格和助手们正准备吃在中国的第一顿早餐。宾馆服务员端着托盘将早餐送进来。托盘还捎了一份英文稿子。服务员将稿子交给基辛格，说：“基辛格先生，这是周总理托我交给你的。” 基辛格拿起稿子一看，这就是尼克松总统七月六日在堪萨斯城演讲的英文稿。原来，这是美国中西部新闻宣传机构的高级人员们集会，请内阁成员和白宫助理人员报告国内政策，尼克松总统在会上作了这篇事先末草拟讲稿的即席演说。在稿子旁边周恩来写了一行小字—— 阅后送还，仅此一份。 在早餐桌上，基辛格让助手们传阅。 霍尔德里奇抱怨说：“总统将世界‘三极论’升为‘五极论’，这样重要的讲话，事先不跟我们打招呼。” “搞得我们昨天好尴尬！我们总统的观点，要让谈判对手来转达。”斯迈泽也满腹牢骚。 洛德翻看着说：“中国怎么连一台复印机也没有？！看了还要送还。周恩来倒是很真诚。” 基辛格十分感动地说：“我看换了赫鲁晓夫，早就借此搞小动作了。” 吃罢早餐，由黄华陪同去参观故宫。故宫又称紫禁城，是中国明清两朝的皇宫，已有五百六十五年的历史，住过二十四个皇帝。在“文化革命”中关闭了起来，因为接待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而获准开放。这天也是仅供基辛格一行六个美国人参观。最有意思的是，雷迪和麦克劳德两个特工人员也参加游览故宫，可是没有忘记他俩的重要责任，是拎着那两只装满机密文件的箱子来游览的。黄华礼貌周到，大方，即将赴加拿大出任大使。基辛格得知黄华是个多次跟美国人打交道的重要外交官，在燕京大学学的英语，是得力的学生领袖。在延安时接待过斯诺，还接待过当时包瑞德上校率领的美军观察组，还是五十年代在朝鲜板门店谈判的重要代表。基辛格与黄华一边参观，一边交谈。 “总统跟我不止一次地设想我们会谈的情景，以为你们会大声拍桌子叫喊着打倒美帝，勒令我们立即滚出台湾、滚出日本、滚出东南亚，不然就不能坐下来谈判。”基辛格说。 黄华听了哈哈大笑：“真的么？” 洛德说：“我证明，博士的话是真的。” 金碧辉煌的宫殿。玲珑雅致的庄园。苍劲古遒的柏树。美丽的大理石雕刻。逼真的青铜狮子，使美国人惊叹不已。全国文物局王冶秋局长还带领他们参观了近几年的出土文物，有马踏飞燕，金楼玉衣等。 大家在青铜狮子前合影留念。走热了，都只穿衬衫。基辛格穿的衬衫尺寸不合，又宽又大，基辛格用手整理了一下衬领。黄华望了他一眼，感到奇怪。基辛格脸上露出神秘莫测的笑，说：“我们在紫禁城里照相，‘台湾’却和我贴得那么近……” 美国人都哈哈大笑。黄华诧异，不知是何缘故。斯迈泽朝黄华耳语：“他忘了带衬衫，穿了霍尔德里奇带来的台湾产的衬衫。” 黄华一看基辛格穿大衬衫的狼狈相，笑得很开心。 下午四点，周恩来与基辛格的会谈继续举行。地点轮换至周恩来办公的人民大会堂。这一轮会谈的气氛，与七月九日的第一轮很不相同。双方寒喧之后，各方介绍自己的观点，因为分歧十分严重，气氛变得紧张起来。在台湾问题，越南问题，世界形势问题，日本问题，亚洲问题等一系列问题上，双方的观点是尖锐对立的。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缓和了一下态度，说：我们如不先吃，烤鸭就要凉了。 饭后，周思来态度和蔼地建议，尼克松总统可于一九七二年夏天来访问。基辛格说，一九七二年夏天离总统大选的日子太近，可能引起误会。周恩来就建议改为一九七二年春天。基辛格赞同这个日子，不过，他说总统访问必须经过周密的准备，包括会谈议程、参观项目、新闻和电视报道，而且还得派出官员和电视技术人员先遣小组，以确保安全和报道工作顺利进行。周恩来同意进行讨论，建议在晚间十点以后再会晤，起草关于这次基辛格访华的联合公告。 当晚下半夜，周思来总理指派黄华与基辛格讨论这个公告。周恩来并率领熊向晖等人再次向毛泽东主席汇报第二轮会谈的情况。毛泽东批准了联合公告的基本草案，准备在七月十一日上午与基辛格进行最后的讨论。 可是，基辛格等人过于敏感，因为在北京逗留已经一天半即三十六个小时了，还有十二个小时，就得飞回巴基斯坦。可是，联合公告还没有落实，他们又无法与外界联系。基辛格觉得很痛苦，十分焦躁不安，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不知道能否签订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联合公告。他与助手们由于担心有人偷听，就在半夜走到楼外的花园中，在散步中商量对策。 七月十一日，上午九时四十分又重新开始会谈。黄华提出的联合公告草案，由于设身处地考虑了对方的观点，基本上为基辛格所接受了。双方同时发表公告的时间，也采纳了美方提出的时间七月十五日。 周恩来在起草公告工作完成之后来到。周恩来又与基辛格讨论了今后联系的地点，双方都赞同定在巴黎，由尼克松总统信任的美国驻法国武官沃尔特斯将军与中国驻法国大使黄镇接头。接着，周恩来还提议：有时，我们不妨继续利用巴基斯坦这个渠道，中国有句老话，不能过河拆桥。 基辛格此行的最后一次午餐是十分愉快的。紧张的气氛烟消云散。叶剑英在送行的宴席上也露出了笑容。 基辛格与助手们兴高采烈地乘着那架巴航飞机飞回巴基斯坦，除了带回双方认可的联合公告，还带回了中国人送的中国菜，毛泽东著作英文版及这次访问的照相集。 飞机在下午一点顺利飞抵伊斯兰堡。舒尔坦在机场迎接。舒尔坦后来说，基辛格去的时候忧心仲钟，回来时喜气洋洋，前后相比简直象两个人。 基辛格在舒尔坦陪同下，乘车兜了一个圈子经过纳蒂亚加利所在的穆里路，又大事张扬地回到伊斯兰堡城里，看起来似乎是基辛格恢复了健康从山间别墅回来了。 当晚，他即转乘自己的那架飞机，飞往巴黎。在机上，给尼克松发了预定的代号，报告访华成功。他们挤在挺拥挤的机舱里，兴奋地回忆这几天的经历。基辛格最年轻的助手洛德，当时当然没有预料到，十几年后由他出任美国驻中国大使，并说了一番很有感情的话：“今天，在太平洋上空每个月都有数以千计的个人和数以百计的代表团穿梭往来，还有成千上万人在对方的国家里学习、教书和工作。今天，贸易、投资和经济合作的其他形式多种多样。今天，我们广泛进行磋商，经常举行高级领导人和工作人员互访……。而当年，我们两国却相互隔绝，互不来往。我有幸跟随基辛格博士乘了一架飞机，探险似地神秘地飞过太平洋来访问北京。” 第33节 ●“七．一五”公告发表。全美国都发愣了。全世界都吃惊了。几乎所有的电波都在载送这个消息…… 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五日。 这一天，加利福尼亚海岸天气晴朗，阳光明媚。太平洋面上早晨常有的薄雾，已经在阳光下消融了。一阵又一阵的海浪扑打着婉蜒的沙滩和陡立的峭壁。一个身材高瘦、肩头稍微抠楼的身影漫步在峭壁的边缘。他的步履轻快而有力。他的外表仍是照往常一样冷静，沉着。他仰脸让海风吹拂。只有非常了解他的人才能从他焕发的神态与闪烁不定的眼光看出他内心沉浸在巨大的欢乐与憧憬之中。 他就是尼克松。 这几天，他在这圣克利门蒂西部白宫，都是沉浸在兴奋喜悦与焦急不安所交织的心情中。 七月十三日天还没亮他就醒了。七点刚过，他走出自己居住的那幢宁谧恬静的西班牙式别墅，走出那围着白色高墙与嵯峨柏树的墙院，来到直升飞机起落场。他站在那儿等了一会，天空中才传来螺旋桨的声音。基辛格在埃尔托罗海军陆战队的空军基地换乘的直升飞机飞抵了圣克利门蒂。飞旋的螺旋桨掀起了气流。尼克松兴奋而又焦急，没等飞机停定就想走过去，被他的男仆桑切斯扯住了。 飞机停定后，红光满面的基辛格出现在舱门里，兴高采烈地挥着手跳下飞机。成功者的喜悦洋溢在脸上。基辛格朝总统快步走去。尼克松也迎了上来。握手，拥抱。 “怎么样？”尽管有旁人在场，尼克松还是忍不住问。 基辛格说：“他们周到极了！客气极了！” “看你满脸红彤彤，都胖了。”尼克松心情也特别好。 “我长了五磅。给我们的待遇好得不得了。住在皇帝钓鱼的行宫里。根本不象我们事前担心的要磕头。”基辛格陶醉在成功之中。 尼克松哈哈大笑：“是么？” “每餐十二道菜，丰盛极了！他们太讲礼貌了！” 附近有的敏感而不知内情者听了，好奇地问：“博士，你说的‘他们’是谁呀？” 这一问，倒提醒了尼克松与基辛格。目前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的事，在美国只有他俩和手下几下助手知道，就连国务卿罗杰斯也是几天前知道的。尼克松特意在基辛格启程之后，将罗杰斯请到圣克利门蒂，说基辛格飞到伊斯兰堡后，正巧中国人请他去访问，他就飞去了。 尼克松给基辛格打了一个眼色。基辛格会意地赶忙做了个鬼脸，说：“我、我什么都没说。你问总统。” 尼克松也做了个鬼脸：“亨利什么都没说。” 等那人走开后，尼克松又低声问：“谈得怎么样？” 基辛格也悄声答：“非常实在，非常明确，双方都不说空话……我们真荒唐，怎么能设想周恩来会狠狠敲桌子大骂呐？！” 尼克松立即把基辛格带入他住的那幢西班牙式别墅最高层的小书房里，让基辛格把事情经过向他详细汇报。从尼克松的小书房望出去，可以看到浩瀚的太平洋。使他俩都不禁联想起大洋彼岸那数干海里之外的中国。 他们还兴奋地谈到，随着总统访华的宣布，这一惊人之举，将使美国一下子夺得了政治上和外交上的主动权，在战略上将胜过苏联一步，对越南战争也会产生深刻影响，美国人民将会看到，他们的政府是能够采取有胆略的和平行动的。他俩也讨论了不可避免地使盟友日本和台湾产生不快。 尼克松感到入主白宫不能只是意味着要享受国家最高元首的地位，而主要是意味担承了无比重大的责任。是的，他以他多年政治风云中锻炼出的敏锐看到了机会。看到了世界力量的分化与重构，看到了世界结构要在动荡中走向新的均衡。可是，他深深感到，机会从来不会自动地转化为现实，领袖人物的崇高责任就是抓住机会，创造历史。他开始品尝到创造历史的喜悦了。当基辛格谈到日本和台湾会有不愉快的反应时，尼克松说：“创造性的外交政策总是没有平坦的道路可走的。我们要积极地以进取的姿态去控制事态的发展，而不是消极地等待事件的来临。” 霍尔德曼赶到小书房来了，他最关心的随总统访华的随行人员的数字，随行记者的数字，以及电视、广播的方式和范围。 罗杰斯也赶来了。总统让他在发布重要讲话之前通知有关的外国政府。 七月十四日，尼克松让基辛格与洛德为他准备一篇同公告一起发表的讲话。将两年半的策划、工作和期待最后凝聚为四百个字。 七月十五日，它将以一个世界的转折点记入世界外交史。它将象加利福尼亚的阳光一样焕发金色的光辉。尼克松站在太平洋东海岸的峭壁上心潮起伏不平。在太平洋的西岸，等一会在下午七点(华盛顿时间下午十点)，中国人又将是怎么宣布这个公告呢？毛泽东会不会站到***上对他的国家宣布这个消息？尼克松之所以授意基辛格选择这个时刻，这是美国电视广播的黄金时间。霍尔德曼告诉过他，几乎三分之二的美国人把电视视为他们的主要信息来源，几乎一半的美国人对电视的信任胜过对其他信息源的信任。所以，尼克松总统比任何前任的总统更喜欢利用电视向公众发布讲话。 为了松弛一下高度兴奋的情绪，尼克松从峭壁上回来，又去游泳池游泳。他仰面漂浮在水面上，紧张的心绪在碧波中得到了缓和。 太平洋时间下午两点四十五分，西部白宫按总统指示发出了一个通知，说五个小时以后总统要发表一篇“事关国家大局的重要的”简短公告。傍晚，尼克松和基辛格乘直升飞机飞往洛杉矶。尼克松于下午七点前进入设在伯班克的全国广播公司的播音室。记者早已闻讯蜂涌而至，特工人员早已控制了现场。记者们从未见过他那样高兴和乐呵呵的样子。还差几秒钟就要到七点的时候，总统愉快地问道： “伙计们，准备好了么？” 七点正，电视摄像机的镜头对准了尼克松。 “晚上好！”总统开始讲话了。 “我要求占用今晚这段时间，是为了宣布我们为了建立世界持久和平而作的努力中的一件大事。 正如我在过去三年中多次指出的那样，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七亿五千万人民的参加，是不可能有稳定而持久的和平的。正因为如此，我在好几个方面采取主动行动，为两国之间的比较正常的关系敞开门户。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我派遣我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在他最近的环球旅行中前往北京，以便同周恩来总理会谈。我现在宣读的公告将同时在北京和美国发表： 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 助理基辛格博士，于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至十一 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 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一九七二年五月 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 受了这一邀请。 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 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尼克松刚念完《公告》，电视镜头马上转向在场的评论员。这些人都怔住了，荧光屏上显现出他们目瞪口呆、大为吃惊的神态。 全美国都发愣了！全世界都吃惊了！几乎所有的电波都在载送这个消息，几乎所有的语言都在谈论这个消息。 尼克松心中象受到一股股暖流的冲击。他喜气洋洋，好象过节一样。他离开电视台，来到佩林诺餐厅，缓步走过餐厅时，尽情地频频与人握手，接受祝贺。尼克松一反往常的腼腆表情，得意洋洋地拉着基辛格，向人介绍说： “他就是已经到过北京的那个人……” 不少人高声表示：“总统去中国，我们也要去……” 有人说：“哎，你怎么就变了？你昨天还说要去台湾出差。” “不。我今天不想去台湾了。要去北京，基辛格博士，你要帮忙呀。” 人们用掌声欢迎尼克松。一个青年问他： “总统先生，你刚才打了一记非常漂亮的球。您是否感到它的意义？” 尼克松眨了眨眼睛，自信地说：“只有历史才能说明它确实意味着什么。” 他和基辛格在餐厅的庆祝晚宴上吃了蟹腿肉，喝了——瓶一九六一年酿的法国红葡萄酒。 这天深夜，尼克松和基辛格喝得脸红红的，乘直升飞机回到圣克利门蒂。国务卿罗杰斯向尼克松汇报，电报已经开始象潮水一样涌来，大部分是赞扬的贺电，也有批评的，还有提建议、提要求的。可是，尼克松最关心的是日本和台湾的反应。在他开始宣布公告前一个小时，罗杰斯用事先准备好的情况介绍，通知盟友，首先从日本开始，然后是台湾…… 罗杰斯汇报，日本驻美的大使牛场听了，没有发表评论，肯定是觉得我们对不起盟友；台湾的沈剑虹“大使”当场作了反应，谴责总统的决定，斥之为“不光彩的交易”。还说，“不应该未经磋商、不打招呼就背着朋友和盟国干出这种事来。” 尼克松不以为然地说：“你要给他解释，我们没有抛弃老朋友，没有嘛。我们和台湾的防御条约不是还有效么！我还准备批准卖给台湾一批新式战斗机。” 罗杰斯又说：“总统，台湾方面对我们上月向他们提出的‘双重代表权’的征询，不作答复。怎么办？” 尼克松渐渐从刚才成功的陶醉中冷静下来，有点烦：“你看怎么办？” 罗杰斯说：“国务院认为不能迟于八月上旬正式提出‘双重代表权’，向新闻界公布。请总统批准。我们要拼命保住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我们脸上才有光。” 基辛格插进来说：“我有点担心，这个‘双重代表权’打开了欢迎北京进联大的闸门，给急于讨好北京的国家找到借口。到头来，我们控制不住——这等于自己制造失败。” 罗杰斯瞟了基辛格那还泛着酒意的红脸，冷冷地说：“我们有些事，不早就在制造失败么？”这话是含蓄地指责基辛格搞秘密访华。他感觉到自己作为国务卿，对这件大事在事前竟被瞒住而十分不快；但是，国务卿能控制自己，没有随便发作，此时才发泄了一点不满。 尼克松内心极度矛盾，心情马上变得十分沮丧了 第34节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来信表示反对我国的对美政策，戴墨镜的李作鹏竟忘了掩饰自己，说这封信写得多么好呵—— 这是一双戴墨镜的眼睛。黑黑的墨镜片遮掩了他眼睛的神态，使他能够透过墨镜用眼光去探究华国锋态度的细微变化。那是一九七一年九月四日。那时候，华国锋是湖南省第一把手，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党政军的主要负责人。戴墨镜穿灰布海军装的李作鹏陪同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吴振宇大将率领的代表团南下，参观了毛泽东故居韶山之后，在长沙蓉园会见华国锋等湖南省负责人。尽管华国．锋作为主人主要是跟朝鲜客人说话寒喧；当然，对于身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参谋长、海军第一政委的李作鹏也没有怠慢。也不知道是李作鹏过于神经质，杯弓蛇影，疑心生暗鬼，抑或是华国锋对李作鹏的态度，从语调、从眼神、从握手的轻重中反映出一种不易觉察的微妙变化；数月前，毛泽东已经在南巡中跟华国锋打过招呼，作了一番讲话，矛头显然是针对林彪及其四大金刚与夫人叶群的。 李作鹏心里有鬼。他这段日子，整日心惊胆战，惶惶不可终日，深感如临深渊。在庐山会议上，林彪带头大讲天才问题，他也卖力地在小组会上宣讲由陈伯达选编的、经过林彪审定的马恩列斯“称天才”的材料，呼应地叫着全会要学习林彪的讲话。庐山会议后，他装出样子写检讨，按叶群的布置写，小心翼翼地避免触及主帅林彪；随着批陈整风的深入，他恐惧倍增，又怕林彪为了“舍车保帅”，将他和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抛出去。他既敷衍着企图用虚掩的检讨混过关，又觉得末日即将来临，毛骨悚然，坐卧不安。 这年春节的年三十晚，李作鹏的大女儿结婚，林彪让叶群与林立果登门祝贺，送了礼，照了合影。叶群还当着来祝贺的人说：“李政委是林总最信得过的人，你们要爱护他，支持他。李政委将来要担负更重要的职务。”李作鹏当然是明白这些话里的含义，碍着人多，当面没有说话。等叶群走时，他送至小车旁，才握着叶群的手，小声却坚定地说：“请转告林副主席，李作鹏在任何情况下都忠于他！”叶群说：“林总早就说过，他与你们四个人的关系，用原子弹也炸不开……” 毛泽东觉察到林彪一伙还在搞阴谋以后，意识到可能出现的危险，于八月十四日离开北京，乘着“一号专列”去南方巡视。毛泽东的南巡行动，使林彪更为惊惶。李作鹏当然也警觉了。他们得到一些蛛丝马迹，风闻毛泽东在南巡中多次对一些省头讲话，据说内容十分重大，而且不得向北京传。李作鹏就更象惊弓之鸟了。 毛泽东到底讲了些什么？ 九月五日，李作鹏陪同吴振宇等从长沙到达武汉。下飞机后，他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找武汉军区政委刘丰打听毛泽东在武汉谈话的内容。当天陪同参观，没有机会。 九月六日一大早，他就约刘丰到他所住的军区东湖招待所来密谈。刘丰也是受到林彪恩惠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暴发户”，是林彪将他从军区空军司令员提升为武汉军区政委的。 “老刘，主席到武汉都谈了些什么？”李作鹏见到刘丰，劈头就问。 尽管毛泽东打过招呼，不能向北京传。刘丰知道李作鹏代表谁来问的，刘丰也就讲了。他讲：毛主席八月十六日，十七日，二十五日和二十七日在武汉先后找刘丰、王新、刘建勋及华国锋谈了话；毛泽东讲了我们党五十年来的历次路线斗争；讲到庐山会议搞突然袭击讲天才，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有人急于想当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毛泽东不赞成用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秘书、办公室主任。不赞同林彪提出的“天才”。因此，“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陈伯达后面还有人。”还不指名地点了林立果：“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有什么好处？” 李作鹏仿佛被雷电击中，全身都麻木了，好一会才能强作镇定。他的心都冰凉了。庐山会谈上作过决定，陈伯达的问题到此结束。但是，并没有完。庐山会议后，他和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叶群都作了检讨，毛泽东还要往后追，当然，必然追到林彪头上了。一九七一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的经毛泽东阅过的文章，文章中号召“全党要警惕‘现在正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并号召“全党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认识“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指出“坏人总是伪装自己，搞阴谋，耍两面派。但是他们既然要干坏事，就不能不暴露。”从这篇文章到毛泽东南巡的讲话，使他更明了，末日即将来临。 李作鹏将刘丰送走以后，转回到自己的住房时，觉得背脊发凉。原来刚才出了一身冷汗湿了内衣。在陪同吴振宇大将等朝鲜宾客飞回北京的飞机上，他六神无主，惶恐不安。好在他戴着墨镜，可以对旁人掩饰。 他尽管戴了墨镜，也有不善于掩饰的时候。不久前，当基辛格秘密访华及尼克松即将访华公告公布以后，政治局开会讨论。周恩来在公告发布前亲自去平壤及河内做了工作，通了气，所以朝鲜、越南反应还正常。可是，被誉为鸥洲的一盏社会主义明灯的阿尔巴尼亚却反应十分强烈。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给我党中央政治局写了一封信，表示反对。李作鹏知道林彪对于周思来搞跟美国改善关系的政策是十分不满的，现在政治局讨论阿尔巴尼亚的来信，他觉得时机来了，就在会上公然称赞阿尔巴尼亚同志的信写得多么好呵，是一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但是，他发言过后，林彪、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及叶群等，并不站出来支持他的观点。 李作鹏在飞机上联想到自己的那次发言，表明了他对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对美政策的反对，没有掩饰好，现在后悔也没有用了。 上午十一时，飞机飞抵北京。朝鲜客人到宾馆休息，李作鹏坐着红旗轿车直接回家。回到家里，赶紧给黄永胜挂了个电话，说：下午与朝鲜军事代表团会谈时，请他提前去，有要事相告。放下电话后，李作鹏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对走进屋来看他的老婆颓丧而悲伤地说：“照张相吧，要不，以后照不了啦。” 第35节 ●周恩来对符浩说，你到巴黎后，将林彪叛逃的事，转告黄镇大使，并告诉中央已决定逮捕黄、吴、李、邱等人，只告诉他一个人。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下午，外交部办公大楼里，人们进进出出，一如往常工作，没有任何异常现象，但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当时，我是部核心小组成员，办公厅主任)，已知道林彪和叶群等人乘一架三叉戟飞机于零点三十二分由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朝西北方向逃跑，目标很可能是某个外国。周恩来总理迅即指示外交部，要密切注意外电报道，并研究和提出在各种可能的情况下的交涉或应对方案。 十三日上午获悉，当日凌晨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以东三百公里的温都尔汗地区有爆炸声，随之火光冲天的消息。 十四日上午，外交部党组在会议室开会，会议是在党组组长、代理部长姬鹏飞同志主持下进行的。内容是进一步落实周总理昨天的指示。会议的气氛有一种严峻感，不象以往我们的会议是在活跃和有点幽默的气氛中进行的，但大家都很镇定，会开得有条不紊、从容不迫，对林彪出逃作了四种估计： 一，由林彪出面公开发表叛国声明； 二，由林彪或其他人通过外国广播或报纸发表讲话； 三，林彪及其追随者暂不露面，也不立接发表谈话，由外国通讯社客观报道林彪等已到达集国某地； 四，暂不发表消息，以观国内动静。 会议还详细讨论了在各种情况下对外交涉以及如何表态的问题。 时间过得真快，中午十二点的钟声已经敲过，但会议还没有散的意思。这时，紧闭的房间被突然推开，值班秘书忘了平时的礼节，快步径直奔向鹏飞同志。鹏飞同志以他那特有的冷静和沉着接过一份手抄特急报告。我们的目光注视着他脸上的表情，都急于想知道报告的内容。从每个人的脸上都可以看出，这应是一份极不寻常的“特急件”。随着他目光离开文件，脸上绽出了笑容，用一种异常的语调向大家说道：“机毁人亡，绝好的下场。”接着把报告读了一遍。大致内容是：今日上午八时半，蒙古副外长额尔登约见许文益大使，通知有一架中国喷气式军用飞机于凌晨二时三十分左右坠毁在蒙肯特省贝尔赫县境内，机上共有九人，全部死亡，并向我提出抗议。以及许大使已向对方提出要求到现场调查等。顷刻间，会议的气氛活跃了许多，韩念龙同志从鹏飞同志手里接过报告，逐字逐句仔细看了一遍，因为他分管对蒙外交。 会议当然不能结束。一个最紧迫的事，就是要把这份报告迅速送给毛主席和周总理看，这也是他们总切等待的消息。鹏飞同志立即要王海容同志打电话到主席和总理办公室，但得到的回答是，主席和总理自前天夜里起，一直没有合过眼，刚刚服过安眠药入睡，总理按习惯要四个钟头以后才能醒来。主席和总理办公室的同志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党组决定，要立即派人把报告送给主席和总理看，否则就是失职。同时，再一次和两个办公室的秘书通电话，强调送去一份特急和特别重要的文件，一定要把主席和总理叫醒。 下午两点过后，我刚刚回到办公室，从抽屉中找出一包苏打饼干，权作是午餐。还没吃两口，鹏飞同志就叫我去他的办公室。正巧他也在吃饼干，我也就不客气地不请自拿了。他边吃边告诉我，总理来电话说，他刚从主席处回来，对外交部的同志迅速把报告送到并叫醒他们感到满意。总理特别对我驻蒙古大使馆，在不了解实际情况下，为了使国内尽快知道有一架我机在蒙古境内失事，当机立断，启用已经封闭两年之久的专用电话线，以最快的速度把报告传回来表示满意。接着讲到总理交办的几件事，要我立即去办。 总理的指示分三点：一，将今天收到的我驻蒙古大使馆的报告用三号铅字打印十八份，下午六时由符浩亲自送到人民大会堂北门内，交中办王良恩副主任；二，从现在起，指定专人译办我驻蒙古使馆来的电报，由符浩亲自密封后送总理亲启； 三，今天的报告，凡经办和知道的人都要打招呼，要绝对保密。 下午五点五十八分，我提前两分钟按指定入处走进大会堂北门，一眼就看见王良恩站偏东一边的走廊等侯。我们来不及寒暄，他迎上来便说：“你来得很准时。”我回答说，“你好象已等了一会。”他又说：“参加政治局会议的人已到齐，董老也来了，就等你送的文件了。”他特别提到董老，我明白他的意思，因为董老年事已高，一般不出席会议。 回家吃过晚饭后，因昨夜几乎没有睡觉，便想利用这个时间小憩一会儿，但实在太兴奋了，怎么可能睡得着。我便信步来到同院乔冠华同志家里。…… 我们围绕着“林彪叛逃，机毁人亡”的主题谈了起来。他拿出一瓶未启封的茅台，我们边谈边仗，兴致达到了高潮。我突然想起了一位唐人的诗句，脱口诵出：“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乔公听后，沉思了一会，突然将满杯茅台一饮而尽，对我说道：“贾宝玉不是说述旧不如编新吗？我把这首诗略加改动，你看新意如何。”他又斟满了一杯，端在手中，站起身，用他那苏北口音吟了起来，吟毕又一饮而尽。真是豪兴冲天。后来郭沫若同志看到了他的这首新“塞上曲”后，曾挥毫将此诗书成条幅并加赞语赠给乔公：“月黑雁飞高，林彪夜遁逃。无需轻骑逐，大火自焚烧。巧合无间，妙不可言。嘱题小幅一轴，欣然命笔，以示奇文共欣赏，好事相与祝也。冠华同志座右，望常拍案惊奇。” 以上这段文字，引自当时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符浩同志在最近写的回忆录《“九·一三事件”补白》。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周思来便不辞辛劳地操劳着一切。他在九月十三日产早，亲自给各大军区和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打电话、打招呼、布置任务，并随时将情况报告毛泽东。周恩来还根据我国驻蒙古使馆带回的文件和现场拍摄的照片，召集民航及空军有关负责人研究了林彪出逃的飞机是怎样坠毁的。他还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指示原定要出国访问的中国政府代表团按原计划出国访问，并嘱咐继续通过巴黎渠道保持与尼克松、基辛格的联系。 九月二十六日晚，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里，仍按原计划出国访问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全体成员正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准备情况并听取指示。符浩作为代表团的成员，离周恩来坐得很近，灯光下，他发现周总理半个月来明显地消瘦了，但清癯的面孔上却有一种喜悦和轻松的表情。他告别周思来快要走出北门时，一位服务员从后面追上来对他说：“符浩同志，总理请你去西大厅。” 他一怔，顾不得多想，便疾步走回西大厅。 大厅里只有周恩来一人。周恩来看他站在那里等候指示，便摆手示意让他坐下。周思来好象在思考着什么。周恩来望着他，想了一会，对他说：“你明天一早就要动身去巴黎，有关林彪叛逃的事，见到黄镇同志时，把情况告诉他。”周恩来顿了一下，语气更加郑重地接着讲道：“中央已决定逮捕黄、吴、李、邱等人。这些也告诉他。”并叮嘱说，只告诉黄镇一个人。 九月二十九日，符浩随中国政府代表团到达巴黎。当晚，他就前往纳伊区城堡街的我国驻法大使官邸。他与黄镇大使说笑寒喧一番后，暗示道，奉总理之命有要事转达。黄镇微笑着悠然领他走出屋门，来到花园里。黄镇拿着打开的小半导体收音机踱到花园的草地上，一边漫步，一边谈了起来。符浩带来的消息，使黄镇格外兴奋与激动，连眼睛都闪着亮光。他俩情绪相互感染，长时间沉浸在喜悦之中。 不知不觉夜已深了，黄镇突然一拍符浩的肩膀，提高嗓子对他说：“走。老符，让我们喝一杯，庆祝一下！” 回到房间里，黄镇打开了所有的灯，满屋灯火璀璨。黄镇找出一瓶茅台，斟满两个精致的刻花高脚杯。黄镇告诉符浩，这瓶酒已珍藏多年。杯中的酒液已变成一种淡淡的琥珀色。一股清芳的香气迅即在整个屋子里扩散。 符浩事后回忆道，这是他平生所喝过的最美的酒 第36节 ●一架中国飞机坠毁在蒙古。中国所有的领导人好几天都没露面。所有机场关闭。尼克松担心有变…… 基辛格的大办公桌上摆着美国中央情报局送来的关于中国近况的最新报告—— 九月十二日，一架中国喷气式飞机在蒙古境内坠毁。蒙古人民共和国抗议这架中国军用飞机侵入蒙古领空。 九月中旬以来，已经有五天时间中国所有的领导人都没有在公共场合露面；既没有在报纸上露脸，也没有在电视中出现。 在最近这五天，机场关闭了，所有的军用飞机、民用飞机都没有起飞。 有种种迹象表明，大陆的军队处于“一级战备”状况。 九月二十日，一年一度的庆祝中国革命胜利的“十·一”国庆游行活动宣布取消了…… 基辛格近日接到这些报告，十分担心。从报告的材料揣测，中国国内发生了一件十分重大的事情。他随时将这些情况向尼克松总统汇报。 “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尼克松顿时忧虑重重，心往下沉。为与中国打开关系，苦心策划了两年，难道又要出意外？总统深知一个国家的政策往往会随着领导人的更迭而会有不同程度的变化，对“铁幕”后的国家来说，更是如此。 “我们没有第一手的材料。”基辛格也十分发愁，“我们无法进行更深的分析。” 尼克松情绪受到影响，那几天很容易动怒，担心跟北京刚刚有了一个好的开头，就又有变。他俩当然不知道，被称为中国第二号人物的林彪元帅，中央军委副主度，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一年多以前刚被中国共产党九大制定的党章定为毛泽东的继承人和接班人，这个红极一时的人物于九月十三日凌晨，带着夫人叶群及亲信等八男一女，乘坐256号三叉戟飞机越出中国北部边境，坠毁在蒙古温都尔汗地区。机上人员全部死亡。这就是有名的“九·一三”事件。 接着，九月二十一日，美国驻巴黎武官沃尔特斯将军与中国驻巴黎大使黄镇作了接触，安排总统访华及基辛格第二次访华的联系工作还在进行。这件事，才使得尼克松基辛格不安的情绪有所缓和。据沃尔特斯将军报告，黄镇的态度照样很爽快，这表明安排总统访华的事没有中断。 九月二十三日，尼克松对底特律经济俱乐部发表演说称，他并不认为，中国突然发生的政治动荡会影响他去大陆旅行的计划。 再经过巴黎渠道的双方磋商，到十月初，中国方面答复同意美方在十月五日公布基辛格第二次访华的日程。尼克松与基辛格这才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在此之前，国务卿罗杰斯得到消息，到白宫来找基辛格。 “博士，我得到消息说，过几天要宣布你十月份又要去访问中国。”罗杰斯说。 “是啊。我去为总统访华作准备。主要是讨论双方的联合公报。”基辛格说。 “你知道么？十月下旬联大将就中国代表权问题进行表决。”罗杰斯提醒基辛格。 “我知道，那是一场后卫战。”基辛格爱看足球，用后卫战这个词准确地表明了美国已经处于在对手进攻态势下的防卫了。这意味着，大门有可能被攻破。 “表决的时候，你在中国。我们的盟友怎么看呢？”罗杰斯有点急，“我觉得，这对我们的战略会起干扰作用。” 基辛格淡然一笑：“我不认为我访问北京会对联大表决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罗杰斯内心已经动怒了，语气仍然保持平和：“你去北京这件事等于说美国承认中国是一支世界性的力量，对表决很不利。” 基辛格善于争辩：“另一方面也表明我们反对联合国驱逐台湾，我们仍然能够同北京保持事务性的关系……” 尼克松总统曾经分工，在美国对华行动方面，基本上由基辛格经管；但是，中国在联大的代表权问题是唯一由国务院主管的事；罗杰斯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说：“你的访问就不能与联大的表决错开，往后推么？” 基辛格并不退让：“日期是中美两国商定的，单方面推迟访问会使本来就脆弱的关系造成危机。” “我要找总统。”罗杰斯不服气。 “我看你找总统也没用，这是‘七·一五’公告定下来的事。”基辛格不以为然地说。 基辛格望着罗杰斯愤然不悦地离去，只好耸了耸肩膀。他对国务院的政策是十分怀疑的。当然，他理解国务院提出“双重代表权”方案的积极性。国务院一定从未忘五十年代对它的指责。在麦卡锡主义盛行的年代，他们被斥为在对华问题上“对共产主义太软”，很有一些杰出的外交官在这个问题上毁了前程。基辛格对中国问题研究得越深，越觉得国务院中很多人过分夸大了亲蒋介石的“院外援华集团”的势力。他觉得，现在处于一种不同往常的情况下，“双重代表权”问题虽然能使自由派和保守派人士都感到高兴。自由派高兴是因为他们会把这一行动看作是使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的一条途径，而保守派高兴则是由于这是以某种形式保持台湾席位的一种努力。可是，北京和台北都对“双重代表权”提议不买账。他觉得这是一种既笨拙而又自我拆台的政策。接纳北京的新主张增加了北京的支持者，但由于北京拒绝这个“双重代表权”提案，这些新增加的支持者就会支持阿尔巴尼亚驱逐台北的提案，而不是支持美国所主张的保持台北席位的提案。基辛格倒是认为，美国该一直坚持原来的反对接纳北京的立场，即使这样做注定要失败。他已经意识到，无论采取什么立场总归要失败的。坚持原来的立场而失败将要体面一点。 他充满信心地估计罗杰斯找尼克松，也改变不了他十月份第二次访问北京。这次中国方面建议他取道阿拉斯加飞往上海再转北京。周恩来想得真周到。他已经在向往跟周恩来的第二次会晤了 第37节 ●美国驻法武官沃尔特斯将军的秘密使命；半夜营救基辛格；你告诉他们，这件事涉及一个女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法国大使馆在巴黎市中心的乔治五世大街上。这儿地处闹市，引人注目。大使官邱在市郊纳伊区城堡街，这是一处诺曼第庄园式宽敞而富丽的建筑；住宅四周是花园，花园周围有高墙，临街的一面还钉有金属板栅栏以防路人窥视。纳伊区有好些国家的外交公寓。美国使节的公寓也在这儿，离中国人的住所不远。 按照基辛格第一次访华时双方商定，在巴黎由美国武官沃尔特斯将军与中国驻法大使黄镇建立联系渠道。为了避免招人眼目，双方决定不在闹市区的大使馆来往，而在郊区的寓所进行接触。好在俩人住处相隔不远，可以以步代车。步行可以不致于被人察觉。因为所有外国使馆人员的汽车都有带着CD字样的牌照，并根据不同国家分别用数字以示区别。CD45代表英国，CD6代表美国。要是沃尔特斯将乘坐带有cD6牌号的汽车在中国使节住宅附近出现显然会引起人们的注意，这就使接触复杂化了。沃尔特斯去找中国人时，有时步行，有时把汽车停在离大使住宅较远的地方，先从汽车反光镜里看看或者干脆回过头去看看，反复确证后面是否有人跟踪。尼克松和基辛格明确地叮嘱过沃尔特斯要谨慎从事，否则会影响全局的计划。 这是十月上旬的一天，基辛格第二次访华的日期已经公布了。沃尔特斯正在看黄昏播出的电视新闻节目，中国人打来电话，请他晚上十点到黄镇大使住宅去见面。他心里想，中国人喜欢晚上接触，当然是便于保密。所以，沃尔特斯走到城堡区中国使节住宅时，还是特意回头看了几次，确认没人跟踪以后，才朝那道已经十分熟悉的大门走去，迅速地推开大门。那个姓魏的年轻翻译已经等候在门后。用英语低声打过招呼，就朝客厅走去。 沃尔特斯对这个宽敞的大厅也已经十分熟悉；墙上是中国画，家具是中国式的。每次都端上中国花茶，还有中国葡萄酒和茅台酒。还有荔枝、枣汤和杏子罐头等。他特别喜欢滋味鲜美的杏子罐头。为了礼尚往来，他也回送些美国钢笔、自动铅笔之类的小礼物。他这个晚上带了几盒美国糖果来。经过多次接触来往，黄镇大使和他之间相处已经十分随便。他刚刚坐下，黄镇乐呵呵说起来： “将军，你看，我们两国之间信件来往竟通过我们两个军人来进行，真是有趣。中国的信息尽管通过我这个军人来传递，但是，中国是十分爱好和平的。” 沃尔特斯也说：“大使先生，一旦你进一步了解美国，你也会觉得我们的国家也是爱好和平的。” 寒喧过后，沃尔特斯提供了基辛格飞往中国的座机从关岛起飞后的无线电呼号，还和黄镇讨论了座机到达上海后一系列细节问题，诸如机场详细情况，地面供电情况，冲洗飞机设备，登机舷梯，以及中国负责的保卫工作等等。 谈话之间，中国人象往常一样，热情地礼貌周全地上菜摆酒，边吃边聊。黄镇豪爽坦率，给沃尔特斯很深的印象。俩人象朋友似地一边饮着茅台酒，一边聊天。沃尔特斯一边半推半就地饮着这甘酵的美酒，一边说着自己要驾驶汽车，醉酒开车会被拘留的。这一晚，他兴致很高，讲了一个关于俄国人酗酒的故事—— 有一次，赫鲁晓夫访问美国，他对艾森豪威尔总统说看到许多美国人酗酒。艾森豪威尔对此感到吃惊，他并不认为美国的酗酒者比别的国家多。赫鲁晓夫坚持自己的观点。于是，艾森豪威尔从办公桌抽屉里拿出一支手枪递给赫鲁晓夫说：“如果你遇到酗酒的醉鬼，我允许你向他开枪。”赫鲁晓夫把手枪装在口袋里，来到了纽约。他在苏联驻联合国使馆过夜，第二天一大早起来在纽约街头到处溜达。他在帕克路和八号街口碰到一个醉鬼，就向这个醉鬼开了一枪。然后，在麦迪逊路和八十二号街口向另一个醉鬼开了第二枪。到列克星顿路和八十四号街口又向第三个醉鬼开了枪。第二天，纽约各报都在头版用大字标题刊登消息称：“三个苏联外交官神秘地遭到暗杀。” 黄镇听了哈哈大笑，忍不住伸手拍了拍沃尔特斯的背部，称赞美国人的幽默感。黄镇说：“我作为军人，爱跟军人打交道。军人讲话不喜欢转弯抹角。” 沃尔特斯也说：“我一九五O年到过朝鲜战场，六十年代也去过越南战场；我们过去是对手，当年怎么也不会想到今晚同坐在巴黎喝酒讲笑话。” 他俩在一起聊的话题很广泛，但是经常会回到军队生活中来，沃尔特斯知道黄镇经历过三十年代有名的长征，身经百战，因而十分敬重黄镇。他也没有想到，几年之后，黄镇会成为第一任中国驻美大使。当时，他俩扯起各自的军人生涯，谈起军人在美国生活中的作用，个人收入，甚至谈到将军退休的年限和待遇。这天，黄镇谈起基辛格来，说：“我也很喜欢跟基辛格打交道，他谈话坦率，直接了当，也相当幽默。据说，他也在部队呆过？” 沃尔特斯说：“是的，他参军后被派去欧洲，是二次大战尾声时候。” “他是什么军衔？”黄镇问。 “大战期间他是普通的士兵，但是他爱跟别人说自己是预备役上尉。”沃尔特斯说。 黄镇说：“呵！如果是这样，我们都是将军，他应该向我们敬礼。” 沃尔特斯说：“他可能向你敬礼，但遗憾的是他不会向我敬礼。” “为什么？”黄镇挺认真地问。 “在美国，军人在政治上没有地位，不能竞选公职，而且在参加政治集会时不能穿军服。还有一条法律规定，在最近十年内曾在军界任职的人不能当国防部长。这是不合理，也是不公平的。” 黄镇听了觉得迷惑不解，问：“你是否能陪同基辛格访华？” 沃尔持斯摇了格头：“我对此事还一无所闻。” 黄镇说：“我曾向我国政府的领导人谈起过你，你是为打开中美关系之门出过力的人。” 沃尔特斯走出中国人住处的大门，已是半夜。城堡街已经十分寂静，只是偶尔有几个行人。他一边走一边观察，没有发现异常情况。他一直担心，他多次与中国大使接触的事会被苏联人、中央情报局或联邦调查局发现，他们会怀疑一个美国将军到共产党中国的使馆去干什么。幸好这种事情并没有发生。 每次见面之前都先用电话联系，而且约定了在电话里不谈论具体内容，都只用代号称呼对方。在使馆里只有他的女秘书南希·乌莱特知道这件事。就是美国驻法国大使迪克·沃森也不知道沃尔特斯的秘密使命。他对自己肩负的使命有很神圣的责任感，使命的神秘色彩也使他乐于去干。他不但自己去会晤黄镇大使，还安排了几次基辛格与黄镇的会谈。 当时，基辛格常来巴黎与黄镇或黎德寿进行秘密谈判。这种谈判连美国国务卿和国防部长都不知道。基辛格常乘总统的专机“空军一号”来巴黎。基辛格一般只带两个助手，他这一行人出国的名单是不通过正常渠道的。开始进行这种秘密旅行时，基辛格向沃尔特斯提出，他进入法国是否不让法国人知道。沃尔特斯认为这不大可能。法国有高度熟练的情报机构，他们只要觉察到沃尔特斯的活动或中国人、越南人的活动，就会发现基辛格在巴黎。沃尔特斯认为，只有直接去找蓬皮杜总统，将秘密会谈之事告诉他，并要求他把这件事高度保密在法国情报机构的上层范围之内，这样才可以避免走漏风声。蓬皮杜总统果然给予了全面的协助。 特别有戏剧性的是基辛格的座机出了故障的那次飞行。沃尔持斯接到通知，基辛格将于黄昏时分秘密飞抵法国中部的布尔日机场，让他到那里去迎接；可是，当天下午五点，沃尔特斯又接到电报，说飞机发生故障，有可能改变着陆地点，不能确定在哪里着陆。如果基辛格在别的机场着陆，他在机场露脸必然引人注目，将导致秘密会谈泄露于世。华盛顿很焦急，沃尔特斯也恼火，他只有一个人，照顾不到西欧所有的机场。晚上八点接到消息，说飞机将在西德境内的法兰克福机场着陆，该机场有为飞机发生制动和减速装置故障而准备的拦网设备。可是，法兰克福机场很热闹，基辛格可能会被人认出来。沃尔特斯心急如焚，只好去求助蓬皮杜总统。蓬皮杜慷慨地同意动用自己的神秘式20飞机去接基辛格。 神秘式20飞机的驾驶员是法国空军上校考尔德伦。神秘式20飞机降落在法兰克福机场后，停在为美国空军准备的停机场内。沃尔特斯刚下飞机，基辛格的座机就着陆了。座机刚停稳，沃尔特斯就马上命令熄灭探照灯。灯灭后，座机舱门打开，放下梯子，沃尔特斯上去将没精打彩的基辛格接到神秘式20飞机上去。飞机马上起飞了。在飞向巴黎途中，考尔德伦上校将沃尔特斯叫到驾驶舱，问：“将军，我怎么向德国人交代呢？他们知道这是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的专机，也知道这架飞机深更半夜飞入德国领空，在法兰克福着陆，而且既无飞行许可证；又没有飞行计划。我们滑进为美国军用飞机准备的地段，并且只在地面停留了九分钟，又立刻飞回巴黎。明天德国人必然会问我，我这是在干什么。那时我该怎么说好呢？” 沃尔特斯经他这一提，也给难住了。沃尔特斯想了一会儿，想出了一个主意：“告诉他们，这件事涉及一个女人。德国人会相信法国人是爱干这种事的，因而不会张扬出去。” 考尔德伦上校还是发愁：“如果蓬皮杜夫人发现这件事，又该怎么办？” 沃尔特斯说：“考尔德伦上校，要是蓬皮杜夫人谈及此事，你就告诉她事实真相，说这是基辛格。她不会泄密的。” 当晚，基辛格被沃尔特斯带回纳伊区的寓所，并让他住在自己的卧室里，他的助手睡在客房，沃尔特斯自己睡在起居室的沙发上。 据说，第二天德国驻法使馆的空军武官果然到办公室去拜会考尔德伦上校，一进门就要求说明昨晚飞行的目的。 事后，沃尔特斯很感兴趣地问：“上校，你怎么说的呢？” “我把咱们商量的告诉他了。”考尔德伦上校面带笑容地说，“这件事涉及一个女人。” “他们对这个回答满意吗？有没有提出其它问题？”沃尔特斯说。 “他们提了一个问题，”上校笑得更厉害了，“德国武官问：这个女人是不是德国人？” 基辛格在巴黎的秘密访问对沃尔特斯来说确实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但是完成任务也确实使他感到很快慰。他以后成了中国驻美第一任大使黄镇的朋友。他曾很有感触地说，“我们曾经象来自不同的星球的居民，但最后终于建立了联系。”待尼克松访华后，他觉得毛泽东有一段话比他说的话更深刻、更漂亮。毛泽东对尼克松说，“我是世界上头号共产党人，而你是世界上头号反共分子，历史把我们带到一起来了。” 第38节 ●基辛格第二次访华。毛泽东不同意美方提出的公报初稿。周恩来高明地提出了中国的方案。 基辛格第二次北京之行取代号为“勃罗二号”。尽管取了代号，也已经不是秘密之行了。基辛格在十月十六日离开华盛顿。这次是乘坐“空军一号”总统座机，比上一次舒适多了。飞机按照总统访问预定的路线试飞，中途在夏威夷和关岛停留，这样可以使总统一行在到达中国时不致由于时差和高速飞行的不适而过分疲劳。十月二十二日到达中国，先在上海稍事停留。当日午间飞抵北京。尽管这次访问是公开宣布的，是“为尼克松总统访华作基本的安排”，但是，接待人员与来欢迎的官员基本上与上次一样。基辛格仍然住在钓鱼台的六号楼。 气氛也跟基辛格第一次来的时候一样，刚开始是拘谨的，待周思来出现时，气氛就开始缓和了。当天下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基辛格一行全体人员，在会议室门口合影留念，请大家坐下来喝绿茶，并且对美方每一个人都说几句欢迎的话。周思来还设宴欢迎，在祝酒词中提到上次基辛格讲过的话——把中国称为神秘的国土，他称赞基辛格“勇敢地秘密访问了中国这个所谓‘神秘的国土’。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现在是基辛格博士第二次访问这个国土，它不应该再被认为是‘神秘’的了。” 周思来又把上次的话题重新端出来，这使人感到好象会谈从未中断过。基辛格觉得周思来有一种非常高超非常巧妙的谈判技巧，使头脑迟钝的西方人，要过；会儿才能理解。 宴会结束时，周恩来在宴会厅内绕行一圈，同每一个人握手碰杯，包括随行的下级人员、秘书和机组成员。这就奠定了以后几天礼貌周到、热情友好的基调。因为尼克松授权基辛格此行代表他来谈判他访问的公报。基辛格班子起草的公报初稿是经过尼克松看过并批准的。这份公报初稿是按照国际上老一套的惯例起草的，它强调两国那些模糊不清的共同点，同时用空洞的概括性的、陈词滥调来掩盖两国间的分歧；基辛格的助手们绞尽脑汁想出一些词句来明白地暗示双方有很多共同点，而实际上却没有那么多。助手们自以为这个初稿是十分高明的。刚到北京的当晚，基辛格把这份公报初稿交给周恩来。当晚还议定了尼克松访华的日期，基辛格提出了两个日期供周恩来选择：二月二十；日和三月十六日。周恩来选定了前一个日期。还讨论了总统访华的几个具体问题。 基辛格没有料到，这次访问北京最富戏剧化的就是讨论公报草案了。十月二十三日，基辛格一行人轻松地在主人陪同下去尼克松将要参观的地方游览，上午去长城和明陵，下午去颐和园。十月二十四日，在约定会谈的时间周恩来来到钓鱼台。会谈一开始，周恩来就明确地说：“毛主席已经看了你们拟的公报草案，明确地表示不同意。这样的方案我们是不能接受的。” 基辛格没有马上说话，与助手们交换了眼光，显出不悦。他本来想用一种轻松谈笑的口气开始这次谈判的，遇到周恩来口气坚定的表态，他的口气也转向坚定：“我们初稿的含义是说，和平是我们双方的目的。” “和平是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得到的。”周恩来说。“你们的初稿是伪装观点一致。我们认为公报必须摆明双方根本性的分歧。” 基辛格并不退让：“我尊重总理的信仰，但把那些一贯正确的教条写在公报里是不合适的。” 霍尔德里奇很不服气：“我方拟的公报初稿，难道就一无是处？” 周恩来严肃而心平气和地说：“你们也承认，中美双方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如果我们用外交语宫掩盖了这些分歧，用公报来伪装观点一致，今后怎么解决问题呢？” 斯迈泽说：“我们起草的公报，采用的是国际通用的惯例。” 周恩来说：“我觉得这类公报往往是放空炮。” 基辛格说：“我们不回避双方的分歧；签公报又有什么用？列出双方不同的观点，岂不等于告诉全世界，中美双方在吵架么？！” 基辛格对于周思来的谈判方式是感到震惊，也十分钦佩的。基辛格代表美国已经经历了多次谈判，包括跟苏联人、越南人的谈判，还没有碰到过周思来这样的对手。其他的谈判者急于想显示自己高明或者哗众取宠，有时采用一种“色拉米”香肠式的办法：他们象切香肠一样，把他们的让步切成小片，切得越薄越好，而每作一点点让步，拖的时间越长越好。这种办法给人以虚假的印象，好象是很强硬。由于双方都不知道哪是最后的一片香肠，因而双方都想等着瞧，这样就进一步拖长了谈判的时间。由于双方消磨了过多的时间、精力，都志在必得，压力也就不可避免地越来越大；这样也就很容易使谈判者走火，超出慎重的界限。上次讨论“七·一五”公告时中国人是这么做的；这次，中国人还是这样做。那就是尽可能确定一项合理解决办法的性质，一步就跨到那里，然后坚持立场不变。这样作，一开始就接触实质问题，又显出谈判者的真诚。这位被称誉为世界超级谈判大师的基辛格，在他后来写的回忆录承认他在别的谈判中，也经常采用中国人教给他的这种办法。他写道—— 只要有可能，我在后来同别人进行的一些谈 判中总是尽量采用这种办法——有人把这种办法 斥之为“先发制人的让步”。事实上，尽管开头的让 步似乎大一些，但与那种“色拉米”香肠式的办法 相比，几乎可以肯定，总的让步还是比较小的。这 种一步跨到一个合理立场的战略明确无误地摆出 了无可改变的立场；这样做更容易维护自己的立 场，而那种旷日持久、零敲碎打的细小步伐所积累 起来的效果却是不容易维护的，在那样的过程中 总是会掩盖问题的实质。 此时，周恩来胸有成竹地说：“我们两国打过仗，敌对和隔绝了二十多年了。对于如何管理国家、如何跟外界打交道，我们有自己的观点。”周恩来微笑着扫了大家一眼，说，“现在该吃烤鸭了。我们将在下午提出一个公报的初稿。” 毛泽东与周恩来鉴于中美双方分歧如此之巨大，已经拟定了会谈公报的有关方针，在尼克松总统访华时，争取双方发一个公报，也做了谈不成不发公报的准备。这段历史证明，正因为毛泽东同意了这个方针，使我国在这次谈判中一开始就从根本上立于主动的地位，保持了自己的尊严，坚持了自己的立场。周恩来特地让担任总理助理的熊向晖参照抗战胜利后国共谈判的公报样式，草拟一个我方提出的公报初稿，将中美双方的观点并列。 在吃了一顿烤鸭之后，周恩来向美方交出了我方草拟。的公报草案。周恩来笑着说：“公报由双方各自阐述不同的立场观点。我方已经列了我们的观点。下面留下了一些空白面由你们阐述你们的观点。然后双方再进行讨论。” 基辛格当即看了，大为惊诧。他的助手们看了，面面相觑；在美国人看来，中国人交出的公报初稿的构思是前所未有的。它以十分鲜明的词句阐述了中国对一系列问题的立场。从中可以看出，在台湾问题上中国人是寸步不让的。基辛格沉默了一会，对周恩来说：“总理先生，这样的方案，我看，在国际上和美国国内都是无法接受的。” 谈判僵持着，没有进展。脸色都很严肃，气氛比较沉闷。 周恩来语调并不高，却说得很实在：“漂亮的外交辞令掩盖分歧的典型公报，往往是祸根。既不解决问题，又会导致更深的矛盾。” 基辛格脑筋转得很快，口气有所松动：“我们不能光是列举不同的观点，而是必须向着未来有所前进；” 周恩来敏锐抓住基辛格的话头，说：“公开地摆明分歧，就是解决问题的开始，也是通向未来的第一步。博士，你说是么？你们不妨再考虑一下。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好吗？” 休会的时候，基辛格和助手们来到楼附近的花园里一边散步一边讨论。离开住房说话当然是为了保密。天早已经黑了，柱灯在树丛中透亮。北京的秋夜透着凉意。 “按中国人的方案，在总统访问结束时，双方在公报上一一列举那些严重的分歧。”斯迈泽说、 “这种公报是外交史上前所未有，闻所末闻的。”霍尔德里奇说，“观点是那么针锋相对，总统来访还有什么意义？” 洛德说：“从周恩来的口气来看，中国人是不会再后退了。” 他们都骤然感到心情沉重。 沉默。沉重的沉默。秋虫的呜叫听得特别清晰。远处似乎传来蒸汽火车头长鸣的汽笛声。 洛德有点沮丧：“我们花了多少心血搞的初稿，等于扔进了垃圾堆。” 大家都望着基辛格。基辛格时而低垂脑袋，时而仰望深远的天空，来回地蹬着步子，皮鞋声响得很重。他的眼镜片偶而在夜光中闪亮。去停在北京机场的“空军一号”座机上用电讯请示尼克松总统么？不。他想着又摇摇头。总统已经授权他在北京可以拍板。他的思路善于逆转。他转而一想，禁不住随着思路脱口而出：“公开地摆明分歧，难道不会使双方的盟国与朋友放心么？这说明他们的利益得到了保护。还会使各方面的人确信公报是真诚的。” 年轻的洛德也马上开窍了：“对了，正因为我们公开承认存在的分歧，我们那一致的部分才显得难能可贵与真实可信。” 基辛格豁然开朗，嘴角露出了笑容：“也许用这种独出心裁的方式，能够解决我们的难题。这就是中国方案妙的地方。” 十五年后的一九八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晚上，现在已想任美国驻中国大使的温斯顿·洛德先生，在上海为纪念中美“上海公报”发表十五周年的聚会上深有感触地回忆起当年的情景，说“那时。美方的草案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如果只说美方对此‘感到关切’，那是典型的外交辞令，没有道出实情。须知再过两天，我们就要回华盛顿了，在这短短的两天里，我们要重起炉灶，构筑尼克松总统的访问基础。” 洛德还说，“我们当时看到，总理的观点是可能的。如果采用我们那种做法，只会使美中两国的公众坠入五里雾中，使两国各自的盟国感到气馁。采用中国人的做法才会使各方面的人确信我们表述的观点是发自内心的。正因为我们坦率承认存在的分歧，我们一致的观点才显得真实可信。” 休会片刻之后，基辛格告诉周恩来，美方愿意接受他的初稿的基本做法。在接受中方提的初稿的基础上，基辛格提出了一些补充，说：“公报中表述不同观点的文字必须互相适应。我觉得，中国的某些提法表达方式过于僵硬，而难以接受，对于你们报纸上常用的那种火药味很浓的提法，那种好象是审判我们或是凌辱美国总统的文字，总统是不会在这样的文件上签字的。” 周恩来很高兴。基辛格答应第二天(也就是二十五日)上午提出美方的草案。 谈判告一段落之后，夜已经相当深了，基辛格和洛德回到住处后没有休息。先由洛德马不停蹄地改写中方的草案，基辛格先睡觉。三小时后，也就是凌晨三点，洛德把基辛格叫醒，接着进行修改。洛德才去睡一会儿觉。他们觉得表明中国立场的那部分文字过于僵化，而努力修改得温和一些；他们也特别选择温和的措词来表达美国的观点。 基辛格刚刚动笔修改了一会儿，天就已经亮了 第39节 ●台湾问题使会谈陷入僵局。周恩来说，中国关于台湾的立场不会变。基辛格说，美国不会抛弃老朋友。 十月二十五日，由基辛格提出经美方修改的公报草案之后，双方又开始了会谈。周恩来很快就将美方修改的草案细看了一遍，马上提出了问题：“博士，你们熬了一个通宵，将我们的一个主要观点删掉了。” 基辛格的眼珠在镜片后转了一下：“哦、哦……是吗？” 周恩来严肃地说：“坚持支持世界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革命斗争——这是我们对世界形势的一个基本观点。” 基辛格十分激动地说：“如果总统签署同意有这个观点的公报，岂不等于要我们的总统受到屈辱。这将在美国引起很大的，麻烦。” 周恩来浓黑的眉毛抖了一下：“哦？” 基辛格又说：“是的。所以我们需要删掉这些话。作为交换，我同意在美国观点部分也对等地删掉几句话，不使中国方面吃亏。” 周恩来盯着基辛格，严厉地一挥手：“不。博士，我们不是在做交易，你完全用不着讨价还价。你只需叫我同意，告诉我在中国观点部分所用的词句确有令你为难之处就可以了。” 这件事很使基辛格感动。他觉得，周思来很真诚，从来不在小地方讨价还价。事后，他在回忆录里写着：“我不久就发觉，和周恩来谈判的最好方式，是提出一个合理的主张，详加说明，然后坚持到底。我有时甚至把内部文件拿给他看，使他了解我们为什么达成这个结论。周恩来也采取这样的方式。企图在谈判中多占便宜，那是徒然自寻烦恼。” 周恩来也注意到在对列两方的不同观点之后，方案中还列了好几条双方共同的立场。他说：“博士，我们虽有巨大的分歧，也有一些共同的观点，特别是关心霸权，都表示不谋求霸权，都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霸权的努力。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关于台湾问题的讨论，一下子就使会谈陷入了僵局。这是一个对双方来说都属于极端敏感的问题。双方都做了充分的准备。 周恩来一开始就摆明立场：“台湾问题是中美两国之间的老问题了。华沙会谈十五年也一直僵持在台湾问题上。我必须申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的政府；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美国军队必须撤出台湾。这三条立场，是不变的。” 基辛格也提高嗓门，亮明观点：“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不能在开始我们之间的新关系时背弃我们的老朋友。我们绝不能放弃对台湾的义务，我们决不会与台湾断交。” “什么样的复杂原因？什么样的义务？这真是天方夜谭。”周恩来也略为提高了声调。 室内的谈判气氛骤然紧张起来。 基辛格申辩地说：“如果我们背弃老朋友，不但别的朋友不信任我们，你们中国人也不会尊重我们。” 周思来停顿了片刻调节情绪，又说：“台湾是中国领土。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这是你们历届政府都承认的。而现在，是哪国的军队占领着台湾？是你们美利坚合众国。中国人有句俗话，‘解铃还需系铃人’。如果说有什么复杂原因，那也是你们美国政府一手造成的。你们不但对这一现实没有任何改变，而且还继续从各方面封锁、孤立我们。” 基辛格又申辩说：“我今天坐在这里，不就是说明我们在改变么？！” 周恩来越说越冷峻：“现在我还要重申：台湾问题，关系到一个国家的主权。在这一点上，不容置疑。” 谈判陷入僵局。双方都挺严肃地对望着。 周恩来稍作停顿来加强语气：“博士先生，如果贵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坚持过去的立场，那么，我们不得不对你们总统访华的诚意表示怀疑。” 基辛格有点着急：“总理先生，我希望你们能了解我国的国情，因为这将牵扯到我们两院以及两党的问题。我们将失去盟友。我们的总统希望在他第二任时彻底决定这个问题。” 周恩来语气缓和下来：“我理解尼克松总统为此作出的努力。但请问，你们怕失去的是一些什么样的朋友？是一些腐朽的，即将垮台的‘老朋友’。你们为了照顾这些老朋友，势必使自己陷入被动而脱不了身。这一点，你们总统不是在堪萨斯城的演说中已经提到了吗？世界正在发生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总不能让中国人民再受损害了吧？” 基辛格无言以对。只好转动着铅笔。 周恩来这时豁达地说：“毛主席说，台湾问题可以拖一百年，是表明我们有耐心；毛主席的意思同时也包含了不能让台湾问题妨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这些不都表朗了我们的诚意么？而你们的诚意又何在？” 基辛格终于说：“总理先生，会谈的公报是必须有助于打开一条新的道路。总统也是这个意思。” 周恩来严肃地拿起美方修改的稿子文本晃了晃，说：“博士先生，你们在台湾问题上的观点，甚至措词，都是二十几年来常用的。这就不如你所说，有助于打开一条新的道路。” 基辛格一听说毛泽东讲台湾事小，世界事大，讲台湾问题可以拖一百年，使他更觉得这是有世纪眼光的巨人的话。他不得不佩服周恩来，佩服毛泽东。他手里不停池转动着铅笔，用眼睛打量着周恩来。 二十五日这天，会谈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台湾问题上，针锋相对，各不相让，这是讨论公报文本中最困难的一个问题。基辛格还是强调：“美国不能抛弃老朋友。” 周恩来反驳说：“什么老朋友？台湾问题不是朋友之间的问题，是美国军队进驻台湾而分裂我们国家的问题。朋友之间的道义问题不能代替主权国家的领土完整问题。” 基辛格意识周恩来已经不会再作退让，也意识到明天离开北京的时候，这个关键问题没有一个大约的结果，将使他处于十分不利的境地飞回华盛顿。他佣头看了一眼洛德，使了一个眼色，将洛德扯离座位，两人到会议厅另一侧的角落去商议。 基辛格与洛德在厅角落里嘀咕了好一会儿，才回到谈判桌上来。基辛格坐回沙发，端起杯子喝了一口茶，原来绷紧的脸已经放松了。他说：“我决定换一种方式表达美国的观点。” 基辛格略作停顿，说：“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怎么样？” 周恩来将这句话重复了一遍，脸上也绽开了笑容，称赞地说：“博士到底是博士，这可是一项奥妙的发明。”周恩来又接着说，“这句话的基本意思我方可以接受，只是个别词句还需要推敲。比如，应该用‘省’，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更准确。不用部分。” 基辛格说：“‘部分’比‘省’通用，‘部分’是对整体而言。” 周恩来说：“‘省’比‘部分’准确，省是行政上对政府的归属。” “英语没有多大的差别。”基辛格说。 “汉语却有质的差异。”周思来雍容大度地说，“我看僵局有望打破，至于尚未解决的句子及措词，等总统访华时，还可以继续讨论，会找到一个解决办法的。” 基宰格事后回忆这段话产生经过时说，我认为我所做过的和说过的任何事情，都没有比这个模棱两可的提法使用恩来印象更深刻的了。按照这个提法，我们双方在将近十年内都可以对付过去。说句公道话，这个提法我是摘自国务院为谈判所准备的一个文件，那次谈判在五十年代流产了。 这个提法是洛德先生寻找出来，提供给基辛格的。可以说，洛德也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第40节 ●命运在周恩来和基辛格之间开了一个玩笑；基辛格在谈判桌上说这次中国进不了联合国的时候，联大已经通过恢复中国席位。 十月二十六日上午九时，周恩来总理把基辛格送至钓鱼台的楼门口，在他上车前对基辛格用英语说：“博士，欢迎你很快回来共享会谈的愉快；”这是周恩来第一次用英语对基辛格说话，这说明总理的心情十分愉快。 这一天，天还没全亮，只有四点多钟，中美双方又继续在钓鱼台里讨论公报，修饰文字了。这就是以后震惊世界的上海公报。在基辛格临离开钓鱼台之前，双方就公报的主要内容达成了协议。公报鲜明的、有些地方是十分尖锐对立的分歧更加突出了共同的立场：双方对反霸的关切，双方承诺使两国关系正常化。只有关于美国与台湾有防御关系的那一段还未作决定，但是双方的立场已经接近了，准备留待基辛格陪同尼克松再来的时候，进行讨论。 在由钓鱼合驶往机场的红旗轿车里，乔冠华与基辛格在对话。当然，车内的对话已经不是严肃的会谈，而是轻松却有内容的聊天。 “博士，你看今年这届联大我国能恢复席位么？”乔冠华问，“我得到消息，现在这个时候，联大正在对恢复我国席位进行表决。” 基辛格不假思索地一笑，说：“我估计你们今年还进不了联大。” 乔冠华狡黠地眨了眨眼：“你估计我们什么时候能进去？” 基辛格扶了一下眼镜：“估计明年还差不多。待尼克松总统访华以后，你们就能进去了。” 乔冠华仰脸哈哈大笑，笑声十分豪爽：“我看不见得吧？” 就在刚才基辛格快要离开钓鱼台的财候，周恩来瞅空低声告诉乔冠华，联大表决结果已经传来，赞成接纳中国、驱逐台湾的阿尔巴尼亚提案已经以压倒多数获得通过。表决结果是七十六票赞成，二十五票反对，十七票弃权。周总理为了不使基辛格难受，没有将这个消息告诉他。 这次联大表决结果，也是出乎我国领导人意料之外。我们也估计在一年或两年之后才能恢复在联大的席位。我们还没有一点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在十月二十四日，基辛格在会谈中间及周恩来对美国“双重代表权”提案的观点时，周恩来说：“对中国来说，台湾的地位比联合国的资格重要得多。中国不会按照‘双重代表权’的方案进入联合国。中国人有的是耐心，还可以继续等待。” 基辛格乘坐的“空军一号”专机刚刚从北京起飞。电讯员就给基辛格送来电讯稿。基辛格一看，大为惊讶，将电讯稿递给助手们传看。 电讯稿上打着—— 联大刚才已以七十六票对三十五票通过接纳 中国，并驱逐台湾。 基辛格双手捧着头，好一会才抬起头来，表情复杂地说：“我说过，光是中美接近就会使国际形势产生革命性的变化——连我自己对此也认识不足。” 基辛格说罢，苦笑了一下。 洛德望着舷窗外的云诲，慨叹着：“周恩来太厉害了！让我们否定了自己的方案，接受了他们的方案，而且高高兴兴，心悦诚服……” 霍尔德里奇对洛德说：“我在香港工作的时候，就听人说，要是蒋介石得了周恩来，被赶到台湾岛上去的就不是蒋，家王朝。” 基辛格想不到他担心的事到来得怎么这么快！他的心茫然地往下坠着，显得格外沉重。刚才离开钓鱼台时的欣喜心情已消失殆尽。他的心情变得有点苦涩。阿尔巴尼亚提案以压倒多数通过了。美国的双重代表权和把安理会席位给北京的提案，他的政府花了很大的力量去制订和提倡，却根本没有得到表决的机会。美国从来没有这么惨重地失败过。这要怪谁呢？一批和美国友好的国家一方面不愿同美国对立，另一方面讨好强大的中国又对他们有利。当美国对北京采取敌对态度的时候，他们害怕投票赞成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会受到惩罚。现在我们自己要跟中国和解，他们就不再怕美国的惩罚了。基辛格怀着无可奈何的心情在思索着。 电讯员又送来电讯稿，白宫要他在回国途中在阿拉斯加停留，以免在联合国表决的这一天回到华盛顿。基辛格立刻就品味出这份电讯的含义：实际上是说他的北京之行要对美国在联大的失败负责。他回想起上个月底即将公布第二次北京之行前夕，罗杰斯和他的争论。毫无疑问，他判断得出，这一定是罗杰斯施加了压力，白宫才叫他在阿拉斯加停留的。 停就停吧。秋末的阿拉斯加已经十分寒冷。基辛格及其助手们心情都十分颓丧。一个个都沉默着。 他们的总统尼克松今天更为颓丧、恼怒。联大表决的时候，尼克松坐在白宫书房的沙发上看电视。他神情专注地直盯着电视机，有个不知趣的工作人员要进来请示工作被他挥手示意赶了出去。电视机播出联合国宽敞的、蓝色和金黄色的大厅里挤满了代表和观众。大厅里气氛紧张，十分安静。 当电动记数牌上的灯光表明美国的提案被击败，阿尔巴尼亚的提案获得通过时，大厅马上沸腾起来，有人大声发笑，有人唱歌，喊叫，拍桌子，还有人踏着节奏跳起舞来，那些黑人代表特别欢乐，坦桑尼亚的代表竟穿着毛式制服。中国被接纳进联合国是值得欢呼的，他们以自己的行动击败了不可一世的美国也是值得欢呼的。美国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丢脸。 尼克松气得脑门筋都鼓了起来，下颏扭得更歪。他粗暴地敲了一下沙发扶手，跳起来，跑过去，将电视机关了。刚才被赶出去的那人走了进来。尼克松十分恼火地对他吼道：“太不象话！太失礼了！我感到十分震惊！在一个国际讲坛上的表现如此恶劣，它可能非常严重地损害美国对联合国的支持……” 基辛格一行从阿拉斯加飞回华盛顿，降落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的一个偏僻的角落。天低云暗，机场上冷冷清清，没有记者，没有摄影师，只有个别工作人员来迎接。跟三个多月之前，基辛格第一次赴北京归来相比，那次总统亲自热烈地在圣克利门蒂西部白宫的机场迎接；这次就显得太冷落了。基辛格乘坐的“空军一号”飞机抵达以后，这一行人本来还怀有几分英雄载誉归来的情绪，一下飞机，就被一股莫名其妙的冷风刮走了。基辛格还联想到，“七·一五”公告以后，自己名声大震，声望日高，已经有种种迹象表明，总统对此显示出不安，有一家报纸还瞎凑热闹，说基辛格的名望已经超过了总统，这无异于给本来已经不安与恼火的总统火上加油。 走下舷梯后，扑面的冷风使洛德伸手把外衣的领口紧了紧。霍尔德里奇则脸色阴沉地对基辛格说：“看来，他们将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美国的失败归罪于我们去北京的访问。” 基辛格嘴角泛出一丝苦涩的笑。他继而又想，北京取得联合国的席位，这到底是不可逆转的历史的决定，只不过比预料来得早一些罢了。中国的哲学中就说过有所得必有所失的哲理，打开了神秘的中国之门已经是难能可贵的成功了。他想，尽管尼克松可能脾气乖戾、气量狭小，他也不致于拿即将到手的胜利或者他的外交政策的关键因素来冒风险的 第41节 ●毛泽东给周恩来打电话：马上组团去纽约，让“乔老爷”作团长，这是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 十月二十六日上午，我方人员在叶剑英的带领下将基辛格一行送到机场。在机场，我方人员都已经得悉我国已经恢复联大席位的喜讯，人们眉宇、神态都露出了异样的喜悦。只是客人们心不细，没有感觉到异常，只是以为中国人今天特别高兴是因为公报文本的构架已经基本上定了下来，大约中国人因为公报基本上采用了中国提出的方案才显得特别高兴吧！ 基辛格的飞机启动了，驶向跑道时，叶剑英抑制不住兴奋说开了：“基辛格上飞机得知了联大的消息，不知道他作何感想？！” 我方的人员尽管已经连续工作了多日，没有得到正常的休息，可是一点儿也不显出疲倦。大家为联大传来的喜讯兴奋不已，在从机场回城的路上议论不止。议论的核心是：既然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已经恢复了，我们去不去？参加不参加？本来，周思来总理已经通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总理办公的地方讨论联大问题。大家已经忍不住或者议论，或者思考。每个人都心潮翻滚。 周恩来总理因为要在当日基辛格于凌晨四点起床之前拿出经过我方再次修改的公报文本，也没有睡觉。两方在基辛格上机之前又对文本进行讨论。将近九点钟的时候，秘书已经将刚刚得到的联大通过接纳中国的消息，马上通知了周恩来。周思来的脸上充盈着笑，这时，他特别高兴，还抑制不住第一次用英语跟基辛格道别。自从“文化革命”开展以来，已经好几年没有看见周思来总理这么高兴过。 周恩来稍事休息以后，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外交部党组及有关人员讨论联大问题。主要是讨论派不派人出席正在纽约召开的二十六届联大？国民党的代表已经带着他的三个顾问悄悄地收拾文件包离开了联大会场，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联大的席位已经空出来了，我们去不去？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已经发来电报，请我国派代表团去出席联大，我们去不去？ 在当时的特定情景下，“左”的阴云还笼罩在中国土地上。那时，对联合国这个机构的认识也不能不带上“左”的色彩。当时，一般人认为联合国大会是资产阶级讲坛，是受美苏两大国操纵的，认为这不是民主的讲坛，不能真正为受压迫民族与受压迫人民讲话的。当时，外交部党组经过商量，决定不去，准备回一个电报给吴丹秘书长，感谢他的邀请，我们也很高兴，并说早就应该恢复我国在联大的合法席位；但是，中国决定目前不派代表团去参加。 当天下午，正在大会堂讨论去不去的时候。毛主席给周总理来电话，询问此事。周恩来汇报了讨论的情况，及外交部党组的意见。毛泽东明确指示：“要去。为什么不去？马上就组团去。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我国今年有两大胜利，一个是林彪倒台，另一个就是恢复联大席位。” 周恩来说：“我们刚才曾经考虑先让熊向晖带人去摸一摸情况。” 毛泽东说：“派一个代表团去联大，让乔老爷作团长，熊向晖可以作代表或是副团长。开完了大会还可以回来。” 当时，我国没有估计到进入联合国来得那么快，没有估计到第三世界的力量与美国的失控；对出席联大，当时确实没有一点准备。那时，外交部国际司由最冷清的司于一夜之间变得特别重要了。 “乔老爷”就是乔冠华。经毛泽东明确指示与点将，代表团的组团工作在高度紧张、繁忙中进行。这是中国第一次到联大向全世界亮相，组团工作由周恩来亲自主持，代表团人员都报经毛泽东主席亲自审定。还经毛主席同意，委派高梁同志带领一支由五人组成的先遣队赶去纽约打前站。当高梁率领先遣队到达美国时，引起的轰动与关注，就好象外星来客一样，西方各大报都在头版显著位置加以报道。 乔冠华连续数夜赶写在联合国大会的第一篇发言稿。他一边喝茅台酒，一边凝思挥毫写就，最后送毛泽东、周恩来审定。乔冠华书写这篇发言稿，特别感到扬眉吐气，为之振奋。他在一九五一年，曾经跟伍修权一块代表中国去纽约参加联大；那是当时美国操纵的联大指责我们侵略，伍修权、乔冠华是代表中国去控诉的。这次，事隔二十年，乔冠华又去联大，是以常任理事国代表团团长身分去对全世界发言的。他的声音将是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声音。 乔冠华离京前夕，当时还在患病的陈毅设家宴为他饯行，驻法国大使黄镇也来作陪、祝贺。陈老总为乔冠华饯行，表示他对中国外交打开了新局面的热烈祝贺和由衷的高兴。陈老总和乔冠华在外交部共事多年，尤其是“文化革命”这几年患难与共，使他俩感情笃深。 开始“文革”动乱的时候，造反派高喊“打倒陈、姬、乔”。到一九七一年的时候，姬鹏飞、乔冠华已经恢复了工作。陈毅受到林彪的迫害，处境还十分艰难。但是陈老总尽管身处逆境，仍然关注国际形势的新动向与中国的外交工作。林彪曾经一度剥夺了陈毅看外交部文件及新华社《参考资料》(即“大内参”)的权利，也阻挡不住陈老总对党、国家和人民的一片赤诚之心；一九六九年在老帅讨论国际形势的座谈会上，陈老总顶着“左”的压力，不顾个人安危，向中央．提出过打开中美关系的提议。在一九七一年四月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期间，毛泽东听说有人还不准陈毅看外交部文件，指示要让陈老总看文件。当时，外交部大楼里盛传陈老总即将重新恢复外交部长的工作，这反映大家的心情：盼望陈老总能在我们外交有新起步的时候回来主持工作。 一九七一年七月，基辛格第一次访华时，思肠癌的陈毅与思肺结核的乔冠华都住在301医院治疗。他俩在医院里推心置腹，不仅畅谈了国际形势的新变化，也谈论了许多关于林彪的话；那时，林彪还在台上。九月初，乔冠华病愈出院。“九·一三”那天，周思来将乔冠华与《人民日报》社崔奇找去准备写关于“九·一三”事件的声明。乔冠华首先想到了为林彪迫害得最苦的陈毅，他特地到301医院，面露喜色地俏声告诉陈毅：“老总，你不是讲‘好有好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末到’么？我今天特地来告诉你，报应到了！到了！因为有纪律，我还不能明说。先让你高兴高兴！” 陈毅盯着乔冠华。从乔冠华脸上流露出的从来未有过的喜悦神态，陈老总猜出了五、六成，惊喜地问：“真的么？” 乔冠华只是笑说：“我只能让你高兴，我还不能回答。” 陈毅受到乔冠华情绪的感染，也笑得很开心。 过了几天，中央将“九·一三”事件正式通知了陈毅。乔冠华又特地赶到医院，将那首改唐人诗的新“塞上曲“月黑雁飞高，林彪夜遁逃……”吟给陈老总听。陈老总听罢，连声叹绝，两人相对放声大笑。以致使不知内幕的值班护士感到惑然。 在陈毅的家宴上，张茜为即将飞赴纽约的乔冠华开了茅台，当时已道癌细胞深深地侵蚀肌体的陈毅遵医嘱不能饮酒，为了庆贺进入联大与林彪倒台两大胜利，陈毅还是和乔冠华频频干杯 第42节 ●基辛格说，中国在两干多年来曾经多次受到夷狄入侵，但是从来没有碰到过总统的先遣人员—— 在基辛格第二次访华的时候，基辛格曾经幽默地对周恩来谈起尼克松总统访华的先遣人员。他说，中国在两千多年来曾经多次受到夷狄入侵，但是从来没有碰到过总统的先遣人员。中国方面对于美国总统访华的访问团人数、先遣人员、技术人员及随团记者的人数，按经过压缩的“不能再少的最低限度方案”，也觉得多得使人几乎不可理解。基辛格只好无可奈何地自嘲：“尽管中国早在两千年前就发明了官僚制度，但是看来还得了解这些前所未闻的官僚主义做法。” 为了安排尼克松总统访华的行政事务与后勤工作等问题，美国派了一个以黑格为首的先遣队先期来华打前站，于一九七二年元月三日到达北京。黑格叫亚历山大·黑格，是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带来了十八个先遣人员，先分口进行会谈，分别谈判解决总统来访的有关礼宾、安全、接待、住房、电视转播、记者访问等具体安排。 最有意思的是关于保卫工作的谈判。美国方面负责保卫工作的头头大出洋相，他竟然要求把总统访问的地方；都开出一份捣乱分子的名单。按美国的保卫规定，所谓捣乱分子就是指共产党及其同情者；如果要问中国有多少共产党及其同情者，那会得到一个令人不安的答案：不会少于八亿人。中国方面还安排尼克松总统在中国国内访问坐中国飞机及红旗轿车，这些都不符合美国总统访问的安全规定，两方争执不休。最后由尼克松答应同意中国的安排。 在尼克松访华期间，随行的大批记者将通过通讯卫星播发电视、图片、电讯等，需要中国政府给予方便。关于此事的谈判由熊向晖与随黑格来华的白宫发言人齐格勒进行。熊向晖按周恩来总理指示，请美方帮助租用一个卫星。齐格勒估计租金可能需一百万美元，他建议中国政府不必花钱租用，只要在北京、上海、杭州修建地面站，费用由美国承担。熊向晖向周恩来总理汇报，总理说：不要一听一百万美元就想缩头。这不是花多少钱的问题，这是涉及我国主权的问题。不能有丝毫含糊。总理叫熊向晖告诉齐格勒：第一，请他负责为中国政府租用一颗通讯卫星，租用期是北京时间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上午一时至二月二十八日二十四时；第二，在租用期间，这颗卫星的所有权属于中国政府，美国方面必须事先向中国政府申请使用权，中国将予同意。中国向使用者收取使用费；第三，租用费和使用费都要合理，不做冤大头。 齐格勒听后很惊讶：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谈判对手。我完全接受中国政府提出的前两点办法。租用费一定很合理。可以设想，这两项费用之间会划个“等号”。我很佩服你们的精明，我更佩服你们处处注意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尊严。齐格勒完全同意基辛格的看法：周恩来总理是世界上罕见的令人衷心敬佩的伟大的政治家和外交家。 元月六日的晚上，周恩来与黑格举行正式会谈。在此之前，元月四日，周恩来接见黑格一行的时候，黑格在讲话中流露出一种帝国主义观念，引起了周恩来的警觉与关注。黑格跟周恩来讲，美国方面关心中国的生存能力(Viability)，所以我们双方有共同点，可以共同对付苏联。周恩来六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与黑格会谈，重点就是要解决他这个思想，总理觉得黑格这种思想在美国有典型性，总理具有针对性地使尼克松来之前就不能抱有美国是来保护中国的思想，等于通过解决黑格的观点，给美国方面一个重要信息，中美谈判是要建立在乎等的基础之上的，而不是让你来保护我。为此，周恩来事前找了几个英文翻译，要他们将这个“生存能力”(viability)的确切含义告诉他；然后，他自己也查了有关的外文资料。在六日晚上的谈判中，周恩来说：“今天，我要请教一下黑格先生，你为什么在前天的讲话中使用象Viability这样的字眼”？” 黑格不以为然地说：“我的意思是苏联在贵国的北部边境摆着五十个正规师，百万大军，威胁着你们的……生存，美国是不能坐视不管的。那是霸权的表现。” “我们反对霸权主义，反对任何国家在任何地区称霸的努力，这是中国政府一贯的立场，”周思来平静而威严地说着，“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存，不需要任何国家或集团来保护。” 黑格这才有点紧张，辩解说，“我是对贵国的安全表示关心。” 这时，周恩来出示了翻译准备的好几份资料，严正地说：“我们查阅了包括美国出版的辞书在内的好些辞典。vi-ability是生存能力，来源于胎儿或婴儿的生活或生存能力。请看——” 周恩来提高了声调：“为什么我们这样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的生存能力，要你们美国政府来关心呢？美国人在世界上就是习惯到处充当保护人。我要直率地说，这是一种帝国主义观念的反映，也是一种大国沙文主义观念的反映。我们是不能接受的。” 黑格自觉理亏，满脸通红：“我实在没想到这个词包含有这个意思。很抱歉，总理先生，我可以收回我说的那句话。” 周恩来正在跟黑格谈判的时候，陈毅去世了。秘书决定暂时不要告诉周总理。谈判结束时，已经是夜里十二点。周总理已经很累了，送走黑格以后，服务员给他端上稀粥和小笼包子，秘书给他递上了药片与开水。周恩来望了秘书一眼。秘书努力掩饰着因陈毅去世而带来的紧张与沉重的心情。周思来服了药。秘书想让他休息一觉，然后再告诉他陈老总去世的消息。 黑格受到周恩来的批评却并没有生气。从人民大会堂出来，乘车穿过西长安街驶往下榻的民族饭店的时候，他心悦诚服地对翻译章含之说：“久闻周恩来总理大名，今晚听他一番谈话使我佩服之至。” 元月七日，黑格一行离开北京飞往上海。他们要按预定的尼克松总统的访问路线，事先走一遍，落实打前站的各项工作。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举行的欢迎宴会上，革委会副主任徐景贤讲话祝酒。初次来中国的黑格不懂中国的礼节，不知道他作为客人也要站起来讲话。他没有致答词。其实这是美国人的粗疏，并不是有意的。当天晚上，徐景贤、冯国柱等上海要员大为恼火，觉得黑格瞧不起上海领导人，半夜三更将从北京陪同黑格来的章文晋、章含之叫到他们的办公室，说要整黑格。北京去的同志作了解释，他们不相信，还是要整他。 第二天，在黑格去参观上海工业展览会的途中，华盛顿方面发表了一个关于“两个中国”的不大友好的讲话的消息传到了上海。徐景贤等人大惊小怪，说黑格昨晚的恶劣态度就是因为华盛顿方面发表了不友好的讲话。他们将章含之叫了出去，说要跟黑格谈话，要指出这个问题。章含之要他们搞清楚黑格到底知道不知道华盛顿方面的讲话。衙门凭想当然认为黑格一定知道。他们决定在参观途中把黑格叫出来，向黑格提出抗议。黑格出来后既吃惊，也惶惑，申辩说他实在不知道昨天在华盛顿有什么讲话。上海那帮人将黑格训了一顿，提了抗议。然后，这帮人又打电话到杭州，告诉杭州接待要“降温”，说黑格此人很坏，完全是一副帝国主义的嘴脸。黑格一行到了杭州，到处碰到冷面孔。因为尼克松要乘船游览西湖，尽管眼下是一月中旬，天气酷冷，黑格也要上船游西湖。黑格乘的游艇上什么吃的也没有，就有一杯清茶。据说原来已经在船上准备了点心水果，也因为上海来的“降温”电话而撤了下来。浙江的领导人一个个板着脸孔不搭理黑格。黑格十分惊诧不安，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加上当时是数九寒天，气候也冷，湖面冷风横吹。黑格在北京被周总理批评了，也可能以为在北京得罪了中国总理，这样在上海、杭州就被报之以颜色了。很容易造成这种误会。但是，黑格知道尼克松访华是件大事，他不敢随便得罪中国人，只好忍气吞声。章文晋、章含之等几个同志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对中央的方针及周总理维护中美刚刚开始关系的一番苦心，稍微懂得多一点，看不惯杭州的做法，担心影响大局。章文晋就打电话向周总理作了汇报。 黑格离开杭州前一天的晚上，中国方面有关人员在杭州饭店会议厅里开会，为对待黑格一行人的接待问题争执起来，北京来的同志说要按中央的方针办事，杭州的同志说对帝国主义不能讲客气，会议开得很紧张，双方争执不下。 正在这个时候，周恩来总理从北京打来了长途电话，叫北京带队的章文晋、于桑接电话。电话打了一个钟头。周恩来得知上海的情况后立即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授权周总理批评这种不顾中美关系大局的作法，说黑格到了上海，要给他“加温”。周总理还说，毛主席关照美国人爱吃糖，每个人送十斤糖。 说起毛主席知道美国人爱吃糖是有来由的。基辛格一行第一次秘密访华的时候，有关会谈及美国人的各种情况都需每天向毛主席作汇报。当时，住在钓鱼台国宾馆的美国人客房里都摆了水果糖，第二天收拾房间时发现这些糖果都“不见”了，于是，不断添加。毛泽东就得到了美国人爱吃糖的印象。 周总理打来电话以后，杭州饭店会议厅里的会议内容变了，从刚才争执不休变为讨论执行周总理指示，然后连夜打电话到上海要“加温”。 第二天，黑格一行从上海过境飞回美国，不再在上海市内停留。上海那帮人一听毛主席过问这件事、总理批评这件事，也紧张了。一直不露面的王洪文也亲自出动了。这帮人全跑到虹桥机场，举行盛宴。排着队逐次给黑格面带笑容地敬酒。这又把黑格搞得莫名其妙，不知为什么一夜之间又发生了变化。黑格请教当翻译的章含之：你可得告诉我，指点我，什么时候该讲话，我实在弄不懂中国的礼貌，不知什么时候把人得罪了。在上海简直把他搞糊涂了。最后临上飞机的时候，又送给他们每人一盒十斤重的糖。那个漂亮的缎面大糖盒，是连夜叫工厂赶做的。糖盒送到美国人手中的时候，粘缎面的浆糊都还没有干透。每个美国人走上舷梯的时候都乐呵呵地抱着一只大糖盒 第43节 ●马尔罗对尼克松说，你将会晤的毛泽东是一个命运奇特的人，他正在演出自己一生中的最后一幕…… 自从一九七一年四月周恩来导演了乒乓外交，宣布中美关系的大门打开了以后，尼克松加紧了访问中国的准备工作。中国问题成了尼克松大脑思维的一个大热点。几乎每天，他都要跟基辛格在一起研讨一下有关美中关系的种种问题。使得基辛格感叹地说，我不知道哪个总统的出访有过这么细致的计划，也不知道哪个总统本人做过如此认真的准备。 一本本厚厚的参考资料摆在他的办公桌上，摆在他的书房里。这些材料是由基辛格指导下的班子耗尽心血编辑出来的，收录了有关总统访华的主要目标以及有关已和中方商定的议程中各项议题的文章。这些文章估计了中国在各个议题项目中可能采取的立场，以及总统可以应对的论据。还有基辛格两次访华与周思来的谈话记录。也有中央情报局专门提供的毛泽东和周思来的档案材料，包括经历、性格、思想、为人、爱好、著作摘要等等，其中包括不少珍贵的照片。还有西方中国问题学者写的文章和专著书籍中的节录，这些学者包括埃德加·斯诺、罗斯·特里尔、费正清、斯图尔特·施拉姆和安德烈·马尔罗等。向来不太注重细小方面的尼克松，竟然极其细致地阅读了所有的参考资料，在许多他认为重要的地方都认真划了线。他甚至把意大利著名的导演安东尼奥尼拍的长纪录片《中国》也找来看了两遍。 法国大作家马尔罗的名著《反回忆录》有不少关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在本世纪二十、三十年代革命活动的描写，引起了尼克松极为浓厚的兴趣，觉得很有价值。为此，尼克松在出访中国的前几天，还特地请这位年事已高的法国名人来白宫作客。 马尔罗被当作总统的贵宾，请到白宫椭圆办公室同总统谈话。马尔罗年已七十，华发斑斑，仍然思路敏捷，言语精辟。他从三十年代以来，断断续续和毛泽东、周恩来保持着联系，还作为法国政府的文化部长访问过新中国。 “你几年以前会不会想到毛泽东或者周恩来会同意会见一位美国总统？”尼克松问。 马尔罗回答：“我早就觉得这种会晤是不可避免的。” “即使有越南战争也不妨碍这种会晤么？”尼克松又问。 “呵，是的，是这样。”马尔罗说，“中苏之间的友谊曾经是晴空万里，但是分裂也是必然的，这就导致中美和解势在必行，总统阁下要访问中国，在我看来并不奇怪。戴高乐将军本来要在他活着的时候访问北京，会见毛泽东，想不到只成为一种遗愿。戴高乐去世的时候，毛泽东发去唁电，称戴高乐将军是伟人，这在中国人来说，也并不奇怪，因为据我了解，他们并不信仰任何思想体系。” 尼克松十分感兴趣地问：“中国人高声宣布信仰共产主义。你不认为是这样的么？” 马尔罗笑了，说：“斯大林认为毛泽东信仰的是‘民族共产主义’，我看也有一点道理。其实，我认为中国人实际上并不信仰任何思想体系；他们首先信仰的是中国。” 尼克松又问：“你还没有回答我刚才的提问：越南战争会不会妨碍中美和解？” 马尔罗说：“总统阁下，据我所知，美国正要从越南脱身，当然这是一个明智的政策，这说明美国在越南的作用如今已经不是实质性问题。而中国呐，在历史上，中国与越南的宿怨太深了。我看，越南战争不会构成中美接近的障碍。我还觉得，中国人的行动是它国内需要的反映。” 尼克松端详着眼前这个德高望重的法国老人，十分佩服他敏锐的洞察力和精明的理解力，佩服他有着惊人的直觉。尼克松又问：“为什么说中国人的行动是它国内需要的反映？” 马尔罗说：“我认为，中国邀请你去访问说明它需要美国的经济援助。中国人对你访华的评价将取决于你能否提出一项援助中国的新马歇尔计划。” 马尔罗的这一点分析，就显得过时了。尼克松想起，基辛格两次访华回来都对毛泽东的自力更生的思想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但是，尼克松出于对高龄客人的尊重，没有提出来反驳。尼克松换了一个角度问： “你能给我讲讲对毛泽东的印象么？” 马尔罗望着窗外的玫瑰园，似乎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然后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 “五年前，我见到毛的时候，毛担心一件事：美国人或者俄国人用十颗原子弹就可以破坏中国的工业中心，使中国倒退五十年，而在此期间他自己会死去。他对我讲，‘当我有六颗原子弹时，就没有人能够轰炸我的城市了’。我不懂毛这句话的意思。毛接着又讲，‘美国人永远不会对我们扔原子弹。’这话我也不懂，不过我给你复述一遍，因为一个人不懂的话才往往是最重要的话。” 尼克松津津有味地听着，时而“哦、哦”地应着。 马尔罗又说：“总统阁下，你将面对的是一个巨人，不过是一个面临死亡的巨人。我上次看到他时他告诉我，‘我们没有继承人’。你知道毛第一次见到你时会有什么想法？他会想，‘他比我年轻得多！’” 晚上，尼克松设宴招待马尔罗，在进餐时话题还是毛泽东。他请教马尔罗怎么跟毛泽东谈话。 “你将会晤的是一个命运奇特的人，他相信他正在演出自己一生中的最后一幕。你可能以为他是在对你说话，但实际上他将是在对死神讲话……总统，你去中国跑一趟是值得的。” “那么，毛身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尼克松又问。 马尔罗说：“正象毛自己所说的，他没有继承人。你知道他的这话是指什么说的么？他的意思是，据他看来，伟大的领袖人物——丘吉尔、甘地、戴高乐——是世界上不会再出现的那种医治人类创伤的历史事件的产物。从这个意义来说，他认为他没有继承人。有一次我还问过他是不是把自己看作是中国最后几个伟大皇帝的继承人。毛说，‘当然我是他们的继承人。’总统阁下，你是在理性范围内行事的，但毛却不是。他带有一点巫师的味道。他脑子里有个幻像。这个幻像迷住了他。” “许多伟人都有这种神秘的气氛。”尼克松说，“象林肯就是那样。他在遇刺那天对内阁成员谈到前一天夜里作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在一艘‘难以形容的怪船’上，以极大的速度驶向飘渺的彼岸。安德烈，我们不知道那个海岸在哪里，也不知道情况怎样，但我们必须避开浅滩，设法达到那里。” 马尔罗会意一笑，说：“你说起避开浅滩到达彼岸，我感到毛也持有同样的看法。即使你和他都知道存在着浅滩，你们谁也不知道彼岸有些什么东西。然而，毛知道他的港口是死神。” 晚宴后喝加啡的时候，马尔罗被谈话的内容和咖啡因刺激得十分兴奋，对尼克松说：“你即将尝试本世纪最重大的事业之一。我联想到十六世纪的那些探险家，他们出去寻找一个具体的目的地，但往往发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地方。总统，你要做的事情很可能得到出乎意料的完全不同的结果。” 那晚谈话结束时，尼克松亲自走出门外送马尔罗上车。他俩站在白宫北廊台阶上，夜空渺远，星光灿烂。尽管深冬的夜风料峭，马尔罗在告别后没有马上上车，他又回转身来对尼克松说：“我不是戴高乐，但我知道要是戴高乐在这里他会说些什么。他会说，‘所有理解你正在着手进行的事业的人都向你致敬！’” 第44节 ●乐团在人民大会堂练习演奏美国乐曲《美丽的阿美利加》《草堆里的火鸡》。“首长”认为这是为美帝唱赞美曲。 用管弦乐演奏的美国歌曲《美丽的阿美利加》的旋律，回旋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样板戏和语录歌占领着中国广袤大地的那些年月，贝多芬、柴可夫斯基、施特劳斯、瓦格纳、门德尔松等的旋律几乎被扫荡一空，大部分外国歌曲也几乎销声匿迹，只有在山高皇帝远的山村旷野里，还有一些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在吟唱或是弹奏，以使灵魂取得一些寄托。 这支美国歌曲欢悦、悠扬、动听，富于感染力，给大会堂东大厅带来一股新鲜的气息。大会堂的工作人员经过东大厅，都忍不住要驻足听一会儿。在东大厅舞台下角的管弦乐队，队排得十分整齐，演奏得十分起劲。奏样板戏的曲子奏厌了，所以这时练得特别有劲。 周恩来总理走过这里，也站在一旁聆听。乐队练习至间歇时，周恩来走上前去，问候大家：“乐团的同志们都辛苦了。怎么样？有困难么？这是尼克松就职总统时选择的曲子，你们一定要演奏好呵！还要多预备几支曲子。我告诉你们，尼克松的音乐修养比较高，钢琴弹得很好。” 乐团的领导到周恩来身边作汇报：“总理，刘庆棠部长说，‘首长’有意见，认为这是为美帝国、主义唱赞美曲。” “噢。”周恩来略微皱起眉，坐了下来，不以为然地说，“我记得这是一首赞美美国风光的曲子嘛。不要太‘左’了。” “首长”就是江青。周恩来又想起不久前刘庆棠提起“首长”的另一件事。在黑格一行来打前站时，周恩来让熊向晖召集我国宣传口有关负责人开会，讨论电视转播的事情。美国和许多国家的亿万电视观众渴望通过电视转播，看到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况。尼克松总统本人对此也极为重视。周总理让熊向晖抓好此事。在宣传口的讨论会上，文化部长于会泳抢先发言，他说：“我们绝不能在中国土地上向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为尼克松进行电．视宣传。这是‘首长’的意见。” 熊向晖向周恩来总理作了汇报。周总理十分气愤，说：“岂有此理！过去美国政府一直敌视中国，现在美国总统要来中国访问，这是历史性的转变、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亿万人民通过电视看到尼克松访华的情况，就会引起思考，增加对中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这是为尼克松宣传，还是为新中国宣传？” 周恩来想到这里，为了给乐团领导做好工作，回头对随行的翻译说：“这首《美丽的阿美利加》，你给我背诵一下，还记得么？” 这首曲子又奏了起来，翻译伴着乐曲，将歌词用英语背诵了一遍。 周恩来专注地听着，对乐团领导说：“这歌词不错嘛。我们选择这个曲子，也是向美国人民表示我们对他们的尊重嘛。我看很好，可以演奏。” 周恩来扭头问主持礼宾司工作的同志：“还有什么事情要商量的？” “北京动物园的同志来了。”礼宾司的同志说着，向总理介绍一个五十开外的男同志。 “噢。”周恩来起身，与动物园的领导握手，“请坐。向美国赠送熊猫的事情怎么样？有什么困难？” 礼宾司的同志代为回答：“动物园已经将这项工作落实了。” 周恩来说：“在这方面我是外行。现在我国熊猫的分布情况怎么样？我国的地理气候和美国的地理气候有哪些共同的地方？有哪些差异？这对熊猫生长有什么影响？请你写份报告，详细地介绍一下。好吗？” 周恩来回头问秘书：“你把美国的消息给他看了吗？” 北京动物园的领导说：“我们已经看了。”说着还拿出报纸来。 周恩来接过报纸，浏览着，说：“美国人民希望尼克松总统能为他们带回一只熊猫。这也是美国人民对我们的请求。我们当然应该满足他们的要求。这也是友谊的表示。” 周恩来站起身，与身旁的同志握别，走出东大厅，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坐了下来，摊开待批的文件和报告，拿起一支铅笔，秘书在一旁正要对待批的材料作一些解释，周总理双目凝视着前方，并没有看材料，象是想起了什么事情，目光透着忧虑。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林彪自取灭亡以后，毛主席病了一场，卧在病榻之上，怎能与即将来访的尼克松会晤呢？周恩来此刻十分关心着毛泽东的病情。这天早上，毛泽东的办公室曾传来消息：说毛主席的身体有了好转。现在又过去十二个小时了，是不是更有好转？ 周恩来转头嘱咐秘书，打电话到毛主席的办公室询问主席身体情况 第45节 ●长长的舷女梯为什么只有总统和夫人俩人走下来？机场上没有红地毯，没有雀跃的群众，***广场也空荡荡…… 一九七二年二月十七日，尼克松总统在同国会的领袖们进行简短的告别会见以后，来到停在白宫草坪上的直升飞机前面。这一天，天气严寒，冷风刺骨。他引用了乘“阿波罗十一号”宇宙飞船登上月球的第一批人在月球的纪念碑上留下的话：“我们是为了谋求全人类的和平而来的。”他用这句话作为他访华旅行的开端。 中美两国隔着太平洋遥遥相望，相距一万二千英里。在时差上，中国的北京时间比华盛顿时间早十三个小时。特别重视电视的神奇作用的尼克松已经下令对电视转播作了精心的计划安排。每天上午的活动可以在晚上电视的黄金时间传到美国，晚上的活动又可以在早晨的电视上作实况转播。因而．特意安排到达北京的时间是二十一日上午十一点三十分，也即是美国东部标准时间星期日晚上十点三十分，正是电视观众最多的时刻。 为到达北京这一历史性的时刻，尼克松和办公厅主任霍尔德曼早已决定：当电视摄像机拍摄尼克松走下舷梯第一次和周恩来见面与握手时，为了突出这个镜头的重要，镜头里美方应该只有总统单独—个人。他要纠正—九五四年杜勒斯拒绝同周恩来握手的失礼行为；此时，不能有其他美国人在电视镜头中出现而分散观众的注意力。就连罗杰斯和基辛格这样的人物。也被告诫要留在飞机上，直到总统与周恩来握手结束。但是，霍尔德曼还是不放心，还特别委派一名强壮高大的副官待总统一走出机舱就挡住飞机的通道。 二月二十一日，北京也是天气阴冷。尼克松乘坐的“空军一号”专机飞到北京上空时，正巧太阳冲出了厚积的云层照射到大地上。尼克松从舷窗向外眺望，田野是一片灰黄，小村镇就象他看过的图画里中世纪的村镇一样。 十一点二十七分，飞机平稳地停定在候机楼前。舱门开了，尼克松和穿红外衣的夫人走了出来。他觉得，机场的欢迎是冷调子的，没有欢呼雀跃的群众，没有迎接国家元首的红地毯。只有一面美国国旗，和一面五星红旗并排在机场上空飘扬。但是，三百五十人组成的仪仗队却给人很深的印象。 尼克松事后在回忆录里是这么记述这一历史时刻的—— 周恩来站在舷梯脚前，在寒风中不戴帽子。厚 厚的大衣也掩盖不住他的瘦弱。 我们下梯走到快一半时他开始鼓掌。我略停 一下，也按中国的习惯鼓掌相报。 我知道。1954年在日内瓦会议时福斯特·杜 勒斯拒绝同周握手，使他深受侮辱。因此，我走完 梯级时决心伸出我的手，一边向他走去。当我们的 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我被介绍给所有中国官员，然后站在周的左 边，其时军乐队演奏两国国歌。在共产党中国心脏 的刮风的跑道上，《星条旗歌》在我听来从来没有 这么激动人心。 当年拍下的纪录影片确实表明，穿大衣的尼克松与其穿红大衣的夫人帕特两人走出舱门以后，身后不再有人跟随出来，不象往常国家首脑来访时常见的，代表团成员及随员们会尾随着元首沿舷梯鱼贯而下。长长的舷梯只有尼克松与夫人两人迈步走下来，仿佛偌大的“空军一号”专机只载着他们俩人。待离地面还有三、四级台阶，尼克松已经微笑着伸出他的手，周恩来那只手也伸了出来。俩人紧紧地握着手，轻轻地摇晃着，足足有一分多钟。周恩来说： “总统先生，你把手伸过了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二十五年没有交往了呵。” 待尼克松和周恩来的历史性握手圆满结束，随着通讯卫星向全世界实况播出，这时，罗杰斯、基辛格、霍尔德曼等代表团成员，才获准涌出机舱，走下舷梯。 军乐队奏起了《星条旗歌》和《义勇军进行曲》。 周恩来陪同尼克松检阅仪仗队。仪仗队的士兵一个个身材高大健壮，衣着笔挺，精神抖擞。周恩来和尼克松在长长的威武的队列前踏着节奏鲜明的步伐走过时，每个士兵都神态昂扬地微微转动着头，行着注目礼，使人觉得庄严、肃穆、兴奋。 周思来和尼克松同乘一辆防弹红旗高级轿车进城。当车队驶至长安大街时，尼克松心里还满以为真正的欢迎仪式可能在***广场等待着举行。尼克松在白宫作访华准备时，观看过***前人山人海向毛泽东欢呼的纪录片镜头，给他留有极深的印象。他在飞机上曾经想过，要是他受到***广场上人山人海的欢迎，那么，盛况将不亚于他在贝尔格莱德和布加勒斯特受到的接待。可是，车队通过***广场时，广阔的广场空无一人，据说许多行人被挡在横街小巷里。尼克松的希望落了空。他的心情有点黯然。他注意到连大街也是空的。 这时周恩来，——将***广场的主要建筑指给尼克松看：“这是***城楼，毛主席在这里会见群众。那是人民大会党，人民代表开会的地方……” 尼克松“哦、哦”应着，看着宙外。他是觉得有点冷淡；但是，外表没有明显地流露出他内心的感觉。 尼克松下榻在钓雨台国宾馆。周恩来来的夫人邓额超在宾馆等候。尼克松与基辛格及白宫来的工作人员住在十八号楼；罗杰斯和国务院的人员住在不远处的一幢稍小的六号楼，基辛格前两次来访时在这幢楼住过。尼克松从住处的安排体察出周恩来很熟悉美国国情，知道美国行政机构内部奇怪的相互制约和平衡。到达宾馆后，大家在会客厅摆成大圆圈的沙发上就坐，周恩来在叶剑英、姬鹏飞、乔冠华等官员的陪同下，一一招呼了美国代表团的每一个成员，他在寒喧中还经常开几个玩笑，显出自信与轻松。让尼克松第一次亲自领略了周恩来的风度。 在吃丰盛的午宴时，尼克松表现出他使用筷子的熟练技巧，这是他大半年来着意苦练的结果。 午宴结束后，尼克松一行人各自回住房去盟洗。刚一会儿，周恩来来找基辛格。他俩在会客室刚见面，周恩来不象往常一样先开开玩笑，直接说：“毛主席想会见总统，请你也一同去。” 尽管毛泽东要会见尼克松，这是有所准备的；基辛格却没有料到安排得那么快，他内心还是很高兴，却控制住没有明显流露出来。他想到周恩来没有提到请罗杰斯国务卿一块去，他就不打算问，他想到的是自己能干的助手洛德，便问：“我能否带助手洛德去作记录？” 周恩来点头同意了，语气有点急：“主席已经请了总统，主席想很快就和总统见面。” 基辛格知道毛泽东和他所蔑视的历代皇帝一样深居简出，神秘莫测。据说，没有人能事先和他约定见面的时间，他的召见都是突如其来的。因而，基辛格马上去请尼克松。那时，尼克松正想洗一个淋浴 第46节 ●毛泽东和尼克松的历史性会晤，在幽默、戏谑与玩笑的气氛中进行；毛泽东诙谐随意地驾驭着整个会晤。 毛泽东和尼克松。 一个是最革命的左派，一个是最反动的右派； 一个是世界上人口最多、潜力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导师，一个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首脑； 他们曾经用极端的语言，相互敌视，相互对骂。隔绝对峙了二十多年互不来往。他们的意识形态是相互对立的，他们的思想信仰是备不相容的，他们的价值观念是绝不一致的，他们的文化背景是各不相同的。 毛泽东和尼克松走到一起来了，这就说明这个世界已经变了。说明一个旧的时代过去了，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开放，理解，沟通，发展，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以高级种经活动区别于动物的人类应该不断地比以前理智，尽管地球上不同的果家不同的种族不同的人群之间，仍然存在着历史造成的十分深刻的信仰冲突和思想鸿沟，但是，历史也证明了，目前和将来谁也不能用战争消灭谁，给别人掘墓也要毁坏自己生存的家园。自从爱因斯坦发现相对论以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地球只是一个小小的村落；真正的世界是宇宙。尽管人类还存在着敌视和对抗，但是一种生存的全球观念会使不同信仰的人们意识到，失去理智的疯狂会毁坏人类共同生存的这个球体。 以今天的现代意识来重新审视十五年前毛泽东和尼克松走到一块来的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就会认识到这是一个超世纪的事件。尽管毛泽东和尼克松这两位先驱者，以惊人的胆略打开冰冻二十多年之久的中美关系之门，离不开当时历史的因素。但是，毛泽东和尼克松会晤打开中美关系之门的事件，随着岁月的流逝，益发显示出其所包含的意义与价值，已超越了时空，超越了意识形态，超出了当时历史与现实因素的一般含义。就是今天，我们也难说清楚它的深远意义。 高级红旗轿车穿过西长安街，驶进有两个解敌军士兵站岗的新华门，绕过红墙，经过安静无人的甬道，驶至丰泽园。尼克松与基辛格在周思来的陪同下走进这个四合院，穿过一条宽的过道，绕过一张乒乓球桌，进入了毛主席的书房。 基辛格对毛主席书房的描述，要比斯诺更为细致： ……这是一间中等大小的房间。四周墙边的 书架上摆满了文稿，桌上、地下也堆着书，这房间 看上去更象是一位学者的隐居处，而不象是世界 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全能领导人的会客室。房间 的一个角落里摆有一张简易的木床。我们第一眼 看见的是一排摆成半圆形的沙发，都有棕色的布 套，犹如一个俭省的中产阶级家庭因为家具太贵、 更换不起而着意加以保护一样。每两张沙发之间 有一张铺着白布的V字形茶几，正好填补两张沙 发扶手间的三角形空隙。毛泽东身旁的茶几上总 堆着书，只剩下一个放茉莉花茶茶杯的地方。沙发 的后面有两盏落地灯，圆形的灯罩大得出奇。在毛 泽东座位的右前方是一个痰盂。来访者一进入房 间，毛泽东就从沙发上站起来；在我最后两次见他 时，他需要两个护理人员搀扶，但他总是要站起来 欢迎客人的。 毛泽东站起来，微笑着望着尼克松，眼光锐利，神态略带嘲讽。他说话已经有点困难，他并不避讳说：“我说话不大利索了。” 他患了支气管炎与。肺气肿，经常喘息，咳嗽，吐痰，所以他的脚边摆着大痰盂。他的病是他长期大量吸烟所致。他曾经遵医嘱努力戒烟，但是戒不掉。 他朝尼克松伸出手，尼克松也朝他伸出手。来自两个世界的头面人物紧紧地握手了。尼克松将左手也搭了上去握着。毛主席也将左手搭上去握着。俩人都笑了，两个人的四只手相叠在一起握了好一会，大大超过了正常礼节的握手时间。是不是他俩都想将二十多年由于相互敌视而失去的握手机会都弥补回来呢？ 毛主席也和基辛格握手，上下打量着基辛格，还用下颏点了点头，说：“哦，你就是那个有名的博士基辛格。” 基辛格笑着说：“我很高兴见到主席。” 基辛格感觉到，除了戴高乐以外，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人象他具有如此高度集中、不加掩饰的意志力。他成了凌驾整个房间的中心，而这不是靠多数国家里那种用排场使领导人显出几分威严的办法，而是因为他身上发出一种几乎可以感觉得到的压倒一切的魄力。这个身旁有一名女护士协助他站稳的高大魁梧的人，他的存在本身就是意志、力量和权力的巨大作用的见证。 毛泽东很随便地谈起话来。他对尼克松说： “你认为我是可以同你谈哲学的人么？哲学可是个难题呀。”他开玩笑地摆了摆手，把脸转向基辛格，“对这个难题，我没有什么有意思的话可讲，可能应该请基辛格博士谈一谈。” 尼克松对于这次具有重大象征意义的会见，在自己的回忆录里有生动而详细的记述—— 他身体的虚弱是很明显的；我进去时，他要秘 书扶他起来。他抱歉地对我说‘他已不能很好地讲 话。’周后来把这一点说成是患了支气管炎的缘故， 不过我认为这实际上是中风造成的后果。他的皮 肤没有皱纹，不过灰黄的肤色看上去却几乎象蜡 黄色的。他的面部是慈祥的，不过缺乏表情。他的 双目是冷漠的，不过还可发出锐利的目光。他的双 手好象不曾衰老，也不僵硬，而且还很柔软。不过， 年岁影响了他的精力。中国人只安排我们会晤十 玉分钟。毛完全被讨论吸引住了，因而延长到一个 小时，我注意到周在频频地看表，因为毛已开始疲 乏了。 为了把我们第一次的会晤记录下来，几名中 国摄影记者赶在我们前头涌进会场。我们都坐在 长方形房间的一头围成半圆的软沙发上。当摄影 记者还在忙碌的时候，我们彼此先寒喧了一会。基 辛格提到，他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曾经指定他班上 的学生研读毛泽东的著作。毛用典型的谦虚口吻 说，“我写的这些东西算不了什么，没有什么可学 的。”我说，“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 整个世界。”可是毛回答说，“我没有能够改变世 界，只是改变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 尽管毛说话有些困难，他的思绪显然象闪电 一样敏捷。“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委员长可不喜欢 这个。”他说，同时挥动了一下手，这个手势可能指 我们的会谈，也可能包括整个中国，“他叫我们共 匪。最近他有一个讲话，你看过没有？” 我说：“蒋介石称主席为匪，不知道主席叫他 什么？” 当我提的问题翻译出来时，毛发笑了，但回答 问题的是周恩来。“一般地说，我们叫他们‘蒋 帮’，”他说，“有时在报上我们叫他匪，他反过来也 叫我们匪。总之，我们互相对骂。” 毛说，“其实，我们同他的交情比你们同他的 交情长得多。” 毛谈到基辛格巧妙地把他的第一次北京之行 严守秘密的事。“他不象一个特工人员，”我说，“但 只有他能够在行动不自由的情况下去巴黎十二 次，来北京一次，而没人知道——除非可能有两三 个漂亮的姑娘。” “她们不知道，”基辛格插嘴说，“我是利用她 们作掩护的。” “在巴黎吗？”毛装作不相信的样子问。 “凡是能用漂亮的姑娘作掩护的，一定是有史 以来最伟大的外交家。”我说。 “这么说，你们常常利用你们的姑娘罗？”毛问 道。 “他的姑娘，不是我的，”我回答，“如果我用姑 娘作掩护，麻烦可就大了。” “特别是在大选的时候，”周说，这时毛同我们 一起哈哈大笑。 谈到我们的总统选举时，毛说他必须老实告 诉我，如果民主党人获胜，中国人就会同他们打交 道。 “这个我懂得，”我说，“我们希望我们不会使 你们遇到这个问题。” “上次选举时，我投了你一票。”毛爽朗地笑着 说。 当主席说他投了我的票的时候，我回答：“你 是在两害之中取其轻的。” “我喜欢右派。”毛显然开心地接口说，“人家 说你们共和党是右派，说希思首相也是右派。” “还有戴高乐。”我补充了一句。 毛马上接口说，“戴高乐另当别论。”接着他又 说，“人家还说西德的基督教民主党是右派。这些 右派当权，我比较高兴。”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看到，美国的左派只能 夸夸其谈的事，右派却能做到，至少目前是如此。” 我说。 谈话转到我们这次会晤的历史背景，毛说， “是巴基斯坦前总统把尼克松介绍给我们的。当 时，我们驻巴基斯坦的大使不同意我们同你接触。 他说，尼克松总统跟约翰逊总统一样坏。可是，叶 海亚总统说，‘这两个人不能同日而语’。他说，一 个象强盗——他是指约翰逊。我不知道他怎么会 有这个印象，不过我们不大喜欢从杜鲁门到约翰 逊你们几位前任总统；中间有八年是共和党任总 统。不过在那段时间，你们大概也没有把问题想 通。” “主席先生，”我说，“我知道，多年来我对人民 共和国的态度是主席和总理全然不能同意的。把 我们带到一起来的，是认识到世界上出现了新的 形势；在我们这方面还认识到，事关紧要的不是一 个国家内部的政治哲学。重要的是它对世界其他 部分和对我们的政策。” 我同毛的会见，主要谈到我们之间有发展潜 力的新关系的他所谓的“哲学”方面，但我还笼统 地提出了双方将要讨论的重大实质性问题。我说， 我们应该审查我们的政策，决定这些政策应该怎 样发展，以便同整个世界打交道，并处理朝鲜、越 南和台湾等眼前的问题。 我接着说，“例如，我们应该问问自己——当 然这也只能在这间屋子里谈谈——为什么苏联人 在面对你们的边境上部署的兵力比面对西欧的边 境上部署的还要多？我们必须问问自己，日本的前 途如何？我知道我们双方对日本问题是意见不一 致的，但是，从中国的观点来看，日本是保持中立 并且完全没有国防好呢，还是和美国有某种共同 防御关系好呢？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决不能留下 真空，因为真空是会有人来填补的。例如周总理 已经指出，美国在‘到处伸手’，苏联也在‘到处伸 手’。问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面临的危险究竟来 自何方？是美国的侵略，还是苏联的侵略？这些问 题都不好解答，但是我们必须讨论这些问题。” 毛很活跃，紧紧抓住谈话中的每一个细微含 义，但我看得出他很疲劳了。周越来越频繁地看手 表，于是我决定设法结束这次会谈。 “主席先生，在结束的时候，我想说明我们知 道你和总理邀请我们来这里是冒了很大风险的。 这对我们来说也是很不容易作出的决定。但是，我 读过你的一些言论，知道你善于掌握时机，懂得 ‘只争朝夕’。” 听到译员译出他自己诗词中的话，毛露出了 笑容。 我接着说，“我还想说明一点，就个人来讲 ——总理先生，我这也是对你说的——你们不了 解我。既然不了解我，你们就不信任我。你们会发 现，我绝不说我做不到的事。我做的要比我说的 多。我要在这个基础上同主席，当然也要同总理， 进行坦率的会谈。” 毛用手指看基辛格说道，“‘只争朝夕’。我觉 得，总的说来，我这种人说话象放空炮！”周哈哈大 笑，显然我们免不了又要听另一番贬低自己的话 了。“比如这样的话：‘全世界团结起来，打倒帝国 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建立社会主义！’” “象我这种人，”我说，“还有匪帮。” 毛探身向前，微笑着说，“你，作为个人，也许 不在被打倒之列。”接着，他指向基辛格说，“他们 说，这个人也不属于被打倒之列。如果你们都被打 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 “主席先生，”我说，“我们大家都熟悉你的生 平。你出生于一个很穷的家庭，结果登上了世界人 口最多的国家，一个伟大国家的最高地位。我也出 生于一个很穷的家庭，登上了一个很伟大的国家 的最高地位。历史把我们带到一起来了。我们具 有不同的哲学，然而都脚踏实地来自人民，问题是 我们能不能实现一个突破，这个突破将不仅有利 于中国和美国，而且有利于今后多年的全世界。我 们就是为了这个而来的。” 在我们告辞的时候，毛说，“你那本《六次危 机》写得不错。” 我微笑着摇摇头，朝周恩来说，“他读的书太 多了。” 毛陪我们走到门口。他拖着脚步慢慢地走。他 说他身体一直不好。 “不过你气色很好。”我回答说。 他微微耸了耸肩说，“表面现象是骗人的。” 这一次会晤进行了六十五分钟，其中翻译还占去了一半时间。毛泽东有一种非凡的幽默感。他永远是谈话的中心，在他的引导下，这一次历史性的重要会晤，是在漫不经心的一种戏谑、玩笑的气氛中进行的，轻松的俏皮话使人觉得是几个经常来往的熟人在聊天，一些十分严肃的原则性的主题在毛泽东诙谐随意的谈吐之中暗示出来。基辛格后来把这次谈话比喻作瓦格纳歌剧的序曲，需要加以发展才能显示出它们的含义。 我们必须对上面所引述的尼克松回忆录稍作一点补充，使它更为完整。在谈到美国的总统选举，谈到尼克松在政治上的反对派的时候，毛主席又很随便地说： “在我们国内，有一伙反动分子反对我们和你们搞好关系。结果，他们乘飞机逃到国外去了。” 为了让尼克松听出这是指林彪，周恩来插话说：“后来，这架飞机在蒙古温都尔汗的沙漠里坠毁了。” 当尼克松在列举一系列需要共同关注的国家和地区、就国际问题谈论具体细节时，毛主席又摆了摆手，指着周恩来说道： “这些问题不是在我这里谈的问题。这些问题应该同周总理去谈。我谈哲学问题。” 半个多月以后，当基辛格在白宫他那安静的办公室里，细心琢磨毛泽东和尼克松谈话的纪录时，他发现毛泽东在谈话中实际上已经勾划出了上海公报的内容。他注意到，公报里的每一个段落，在毛泽东和尼克松的谈话里都有相应的一句话。怪不得在那以后的一个星期的谈判中，所有的中方人员，特别是周恩来总理，都反复地引述毛泽东谈话中的主要内容。 在毛泽东会晤尼克松后的几小时之内，中国就向外国新闻界提供了面带微笑的毛泽东和咧着嘴笑的尼克松会见的新闻照片和电影。这种作法表明，毛泽东本人很快赞扬了尼克松的访问 第47节 ●茅台酒。大熊猫。尼克松为周恩来脱大衣。逆境是一个好教员。我唯一的希望是胜利的次数比失败的次数多一次…… 在中国人的宴会上，无休止的祝酒是必不可少的一项重要内容。招待尼克松、基辛格这样的贵宾用的茅台酒据说已贮存三十年以上。将那古雅的小口白陶瓷酒罐一打开，一股待殊的芳香悠悠溢出，沁向四周。香味浓郁而不干焦，飘香历久不散。敞杯不饮或开瓶不盖，芳香总是持久不散，就算饮后空杯，也留香不绝。这纯净透明、醇馥幽郁的茅台酒液，将尼克松总统迷住了。基辛格说，不用它来做飞机燃料，就是因为它太易燃了。尼克松回到华盛顿以后，得意地向他的女儿特里西娅表演这酒的厉害。这是在人民大会堂的宴会上，主人向他表演过的。主人用的是碟子，尼克松在白宫表演用的是碗。他把一瓶茅台倒在碗里，点着了火。岂知蓝色的火焰跳跃着，竟不熄灭，他大为骇然；碗炸开了，吐着火苗的茅台酒流满了桌面。基辛格曾经幽默地提到此事，“美国第一家庭的成员奋勇协力，慌忙救火，才把火扑灭，防止了一场国家的悲剧。否则的话，尼克松政府会自作自受地提前收场，比实际发生的会更早些。” 茅台酒早在一九一五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已扬名四海了，但是，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星期一的晚间，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宴上，电视摄像机拍下了周恩来与尼克松满脸喜悦地用茅台干杯的镜头，并向全世界播送，更使茅台酒伴随着这个历史性的“干杯”而名震世界。尼克松对于这种干杯的动作不是十分熟练，在举着酒杯与周恩来碰杯的一刹那，举杯的那只胳膊还要往上一耸。 在这具有象征意义的“干杯”之前，周恩来总理站起来致了祝酒词，说道，“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两国人民一向是友好的。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两国人民之间的来往中断了二十多年。现在经过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友好往来的大门终于打开了。” 尼克松也站起来回答总理的祝酒词： “就在这个时刻，通过电讯的奇迹，看到和听到我们讲话的人民比在整个世界历史上看到任何其他如此的场合的人民都要多。不过，我们在这里讲的话，人民不会长久记住。人们在这里做的事却能改变世界……。如果我们两个民族是敌人的话，那么我们共同居住的这个世界的前途确实是黑暗了。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找到进行合作的共同点，那么争取世界和平的机会就会无限地增加……”他还在结尾时引用毛主席的诗词，“毛主席写过，‘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现在就是只争朝夕的时候了……” 双方祝酒后，周思来举着杯到每一宴席去绕圈子，向美国官方代表团人员逐一敬酒。这时，军乐队奏起了《美丽的阿美利加》；要知道，军乐队所属的这支军队在二十年前同美国打过仗。在场的美国人与大洋彼岸的美国电视观众，都是深为感动的。尼克松总统居然可以引用毛泽东的诗句来阐述美国的外交政策，这对世界各国的电视观众来说，也是闻所未闻的。世界确实发生了改变！ 宴会厅里，主宾席的大圆桌可以坐二十人。尼克松及夫人、基辛格都由周恩来陪同坐在这里。桌上摆着在中国堪称登峰造极的美味佳看，还摆有特制的熊猫牌雪茄烟，精制的烟盒画着可爱的熊猫。周恩来对尼克松夫人帕特称赞：“总统和你都能熟练地用筷子。” 帕特笑着说：“为了来中国，我们在白宫都学着用筷子呐。” 周恩来指着摆放在桌上的熊猫牌香烟盒对帕特说：“我想送给你这个。” 帕特大为吃惊：“你说……烟么？” 周恩来笑了，向帕特解释说： “不，不是烟，我说的是熊猫。我们要送给你们两只熊猫。” “哦！”帕特惊喜地对尼克松说，“理查特，周恩来总理说送给我们两只熊猫！真的熊猫！” 这个镜头通过通讯卫星传到美国，正好是在早晨的新闻节目中播出。这天，在美国的街头，家庭里，办公楼内，企业里，人们都在议论着周恩来送熊猫。《纽约时报》评论说，“周恩来真是摸透了美国人的心思。”《华盛顿邮报》评论，“周恩来通过可爱的熊猫一下子就把美国人的心征服了。” 后来，尼克松也决定送两只北部寒冷地区生长的麝香牛给中国。 尼克松在北京度过五天，经历了紧张的秘密谈判、游览和出席公众活动。在同毛泽东会见以后，在参加当晚的国宴之前，尼克松同周恩来举行了第一次会谈。两人在京会谈了四次。 对于要发表的联合公报，尼克松说：“象这样一次举世瞩目的首脑会议，通常的做法是，开几天会，经过讨论，发现意见的分歧，然后发表一篇含糊其辞的公报，把问题全部遮盖起来。” “如果我们那样做，就会不仅欺骗人民，而且欺骗自己。”周恩来说。 尼克松说：“我们的会谈受到全世界的注目，并且会对我们在太平洋地区乃至全世界的朋友产生持续多年的影响。对这样的会谈，如果我们也象通常那样做，那将是不负责任的。” 尼克松用自己的语言，赞同了周恩来在十月间提出的关于联合公报的构想，周恩来兴奋起来了，说：“正象你今天下午对毛主席说的，我们今天握了手。可是，杜勒斯当年不想这样做。” 尼克松说：“据说你也不同意和他握手呵！” 周思来说：“不一定，我本来是会握手的。” “那好，让我们握手吧！”尼克松说。 于是，隔着谈判的长条桌，两人又握了一次手。周恩来扫视了长条桌对面的美国代表团成员，眼光停留在尼克松最年轻的助手德怀特·查平身上，惊讶地说：“查平先生很年轻哟，我没有记错，你只有三十一岁，看上去甚至还要年轻；你们的副国务卿格林先生也不老。我们的领导人当中，老年人太多了。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向你们学习。” 查平和格林都笑了。 尼克松感叹地说：“其实我大概比你们还要老，我只有十个月的生命，充其量也只有四年零十个月。”尼克松是指他的本届总统任期还有十个月，即使在今年大选中连任，也还能当四年零十个月的总统，他指的是政治生命。 周恩来说：“但你比我年轻多了。你还可以等十年。我等不了十年啦。总统先生也许还会第三次当选。” “这是违反美国宪法的。”基辛格插话说。 “所以现在对于我来说，这是比你们更关键的时刻。”尼克松说，“在通常的意义上你们比我年纪大。尽管我比毛泽东几乎小四分之一世纪，我是把这次访问当作我能为中美关系出力的最后一次机会来看待的。” 周恩来笑了：“等四年，你还可以竞选嘛。你的年龄准许你这样做。但是，对于中国现在的领导人来说，这是做不到的。所以，我希望你这次能够多认识一些我们的年轻人。” “总理先生，”尼克松回答，“美国的前任总统象英国国王一样，责任大，但没有权。我指的是卸了职的总统。” 周思来说：“可是你的经历在历史上是少见的。你两次担任副总统，接着在选举中失败，后来却又赢了一次。这在历史上是少见的。” 在飞往杭州之前，驱车前往北京机场的时候，他俩又谈起了这个话题。 周恩来说：“我常常觉得，逆境是一个好教员。” 尼克松感触地说：“在选举中失败真是比打仗受伤还要痛苦。后者伤的是身体，前者伤的是精神。” 周思来说：“我们当年的长征，就是战胜逆境走向胜利，新中国就是从逆境中建立起来的。” 尼克松对逆境的话题兴致很高，又说：“我发现从失败中学到的东西比胜利中学到的东西还要多；可是，我唯一的希望是一生中胜利的次数比失败的次数多一次。” 周恩来听了哈哈大笑，说：“我是希望总统在今年的大选中能够取得胜利。” 尼克松望着窗外楼房、树木，说： “我想起了戴高乐，他在野那几年是有助于砥砺他的性格的一个因素。他重返政坛以后认为毕生一帆风顺的人不会有坚强的性格。” 在周恩来和尼克松的会谈中，尼克松不仅对周恩来思想的高度敏锐、谈判的高超艺术十分钦佩，也对他处于七十几岁的高龄仍能保持旺盛的精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尼克松注意到，会谈进行到一半，秘书会定时给周恩来送来几粒白色的小药片。可是，随着下午会谈时间越来越长和译员低声地讲个不停，双方的一些年轻人开始合眼皮、打磕睡，然而会场中最年长的周恩来在四小时会谈中自始自终都保持着机警和全神贯注的神态。为了提神，周恩来偶而也点上一支香烟，吸上一口之后，就将烟卷搁在烟缸里让它自燃而尽。 尼克松说：“总理先生，我真佩服你的精力这样旺盛。我感到，年龄并不是指一个人活了多少年，而是指他在那些年里经历了多少事。” “一个人参与大事就能保持活跃和年轻。”周恩来说这话的时候也不无忧虑。“留给我们这辈人的时间已经不长了，而要做的事还那么多。” 在周恩来乘车去钓鱼台拜会尼克松的时候，尼克松、罗杰斯、基辛格等人，在楼厅门口迎接。握手之后，尼克松满脸笑容地走到周恩来身后，主动为周恩来伸手脱掉了呢子大衣。周恩来也笑着。——这个镜头被电视记者摄下后，霍尔德曼安排在电视转播中连续好几次播放。美国电视观众十分赞赏尼克松表示出的热情举动。好些大报在头版刊登这幅脱大衣的照片。有家报纸评论说：“在美国人民对周恩来表示极大的好感时，尼克松为周恩来脱大衣，等于发表了一篇极为动人的竞选演说……” 当今拥有现代化的通讯设备，使得尼克松总统即使来到中国访问，仍旧掌握着政府的工作、管理着大洋那边的美国。尼克松也挑选了一件象征性的大事来显示他作为总统的权力。在这次访问北京期间，曾经计划由尼克松当着全体记者的面签署一项法案，规定为解决西海岸码头工人罢工进行仲裁；然后，让尼克松把签署过法案的钢笔送给周恩来。基辛格将此汁划征询周恩来意见。 周恩来盯着基辛格，委婉地表示拒绝，说： “我当然感谢你们的邀请，但是，我不愿意参与贵国的这种事务。接受这支钢笔会不会给人一种干涉美国内政的印象。” 周恩来又立即友好地建议说：“如果尼克松总统一定要送给我钢笔，可以在你们回到华盛顿之后另外送一支，我将会乐于接受的。” 这项由尼克松公开签署法案仲裁国内罢工事件的事，就作罢了。周恩来在同作风怪异的美国人打交道时表现出的分寸感，使得以细致见长的基辛格也十分折服。尼克松也觉得，周恩来不仅有中国文化孕育的细密，而且还有一位世界外交家的广泛的经验 第48节 ●尼克松访华的种种感受：关于周思来，关于叶剑英，关于江青，关于长城，关于体育比赛…… 我们发现中国人看起来比较容易相处，原因之一是他们一点也不骄傲自负。他们和苏联人不同，苏联人一本正经地坚持他们所有的东西都是世界上最大的和最好的。中国人几乎念念不忘自我批评，常常向人请教怎样改进自己。甚至连江青也不例外，当我对她说她的芭蕾舞给我多么深刻的印象时，她也说，“我高兴地知道你觉得它还可以，但是请你讲一讲有哪些地方要改进。”周不断地提到他们需要了解和克服自己的缺点，我就不禁想到赫鲁晓夫怎样吹牛皮说大话，和他相比中国人的态度要健康得多。我当然知道，这只是他们的一种态度，他们有意作出决定要这样来看待自己，事实上他们绝对相信自己的文化和哲学极端优越，认为总有一天要胜过我们和其他所有人的文化和哲学。 然而，我发现自己对这些严肃和具有献身精神的人发生了好感。 上面这段文字，摘引自尼克松访问中国时所作的回忆。这是一种十分真实的感受的记录。他第一次访问中国，种种感受和印象冲击着他，使他上床后久久不能入睡。屋外天快亮了，他干脆起来洗一个热水澡，再回到床上，点着主人提供的雪茄烟吸着，一面记下他在访问中所经历的重要事件和感受。 叶剑英元帅陪同他去长城游览。他觉得叶帅“是一个有巨大内在力量的极其可爱的人”。正好前一天纷纷扬扬地下了，大雪。雪后的八达岭，是一片银装素裹的冰雪世界，城墙的砖面上也都积了雪，使逶迤的巨龙似的长城仿佛用雪线勾画而出，风光更加壮丽。 叶帅指着长城的景色说：“毛主席有一句很有气魄和哲理的诗，‘不到长城非好汉’。” 尼克松赞叹着说：“这的确是一座伟大的建筑，人类的奇迹。”他望着前边重重叠叠的城垛城堞，又说，“我们今天到了长城，成为主席说的‘好汉’了；但是，今天是爬不到顶峰了。” 叶帅笑着说：“我们不是已经在北京进行着顶峰会谈嘛。” 尼克松夫人帕特听了，笑着表示不满：“为什么毛主席写诗只讲‘好汉’，不讲‘好女’呢？我们妇女不是也到了长城么？” 尼克松和叶帅听了都哈哈大笑。 叶帅笑罢又说：“我们都要到长城。全世界的男人女人，黑人白人，东方人西方人，都要共同达到一个人类和平友谊的长城。” 尼克松说：“我看过卫星拍下的长城照片。它是地球的标志，应该是人类和平的标志。” 尼克松站在长城上，眺望着身前这个壮丽的冰雪世界，心情格外舒畅。他想起这两年多来的苦心操劳与策划，象是经历了一番中国人说的那种长征，如今终于到了长城，果然是风光无限。他想，现在正是美国的黄昏，全美国都会在电视的黄金时间里看到他站在中国的长城之上。 他也想到了周恩来。他从心里佩服周恩来的非凡。昨天下大雪的时候，霍尔德曼曾经跟他嘀咕，乘车走几十英里路上山安不安全。今天车队驶出城外，看到公路两旁的山上一片雪白，唯有柏油公路乌黑发亮，象一条乌黑的大蛇婉蜒上山。他和随行人员都大为吃惊；天呐，一夜之间，中国人怎么能把这几十英里公路上的雪全扫了。中国人民没有扫雪机，怎么扫得那么快？那么干净？当他听说昨天在会谈时，周恩来发觉下雪，就抽空出来作了扫雪的布置。他觉得这在散漫自在的美国人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它表现出中国人的整体性、纪律、献身精神和巨大的潜力，这是绝不能低估的，他甚至联想到，“今后几十年内要努力搞好同中国的关系，否则我们总有一天要面对世界历史上最可怕的强大敌人。” 晚上，周恩来请尼克松和帕特去体育馆观看体操和乒乓球表演，更使尼克松加强了这种印象。他在日记中写道： 体操表演丰富多彩，蔚为壮观，和昨天晚上的 芭蕾舞一样，自始至终贯串了一种巨大的献身精 神和专一的目的性。 他们搬出体育器械的方式和高举红旗的入场 式显示了惊人的力量。男女运动员的外表，当然还 有那精彩的乒兵球表演，不仅给人以持久的印象， 而且还给人以不祥的预感。 亨利的警告无比正确，随着岁月的推移，不仅 我们而且我国人民都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才能 同中国人民的巨大能力、干劲和纪律性相匹敌。 当然还得介绍一下尼克松访华中的江青。经过政治局批准，在安排尼克松夫妇观看革命样板戏《红色娘子军》的时候，让江青出面一次跟周恩来一块陪同看演出。 尼克松在回忆录里对江青的印象作过如下记述—— 我从事先为我们准备的参考资料中得知，江 青在意识形态上是个狂热分子，她曾经竭力反对 我的这次访问。她有过变化曲折的和互相矛盾的 经历，从早年充当有抱负的女演员到一九六六年 “文化革命”中领导激进势力。好多年来，她作为毛 的妻子已经是有名无实，但这个名在中国是再响 亮没有了，她正是充分利用了这个名来经营一个 拥护她个人的帮派的。…… 在我们等待听前奏曲的时候，江青向我谈起 她读过的一些美国作家的作品。她说她喜欢看 《藏》，也看过这部电影。她提列约翰·斯坦贝克， 并问我她所喜欢的另一个作家杰克·伦敦为什么 要自杀。我记不清了，但是我告诉她好象是酒精中 毒。她问起沃尔特·李普曼，说她读过他的一些文 毒。 毛泽东、周恩来和我所遇到的其他男人具有 的那种随随便便的幽默感和热情，江青一点都没 有。我注意到，替我们当译员的几个年轻妇女，以 及在中国的一周逗留中遇到的其他几个妇女也具 有同样的特点。我觉得参加革命运动的妇女要比 男子缺乏风趣，对主义的信仰要比男子更专心致 志。事实上，江青说话带刺，咄咄逼人，令人很不愉 快。那天晚上她一度把头转向我，用一种挑衅的语 气问道，“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到中国来？”当时，芭 蕾舞的演出正在进行。我没有搭理她。 原来我并不特别想看这出芭蕾舞，但我看了 几分钟后。它那令人眼花缭扎的精湛表演艺术和 技巧给了我深刻的印象。江青在试图创造一出有 意要使观众既感到乐趣又受到鼓舞的宣传我方面 无疑是成功的。结果是一个兼有歌剧、小歌剧、音 乐喜剧、古典芭蕾舞、现代舞剧和体操等因素的大 杂烩。 舞剧的情节涉及一个中国年轻妇女如何在革 命成功前领导乡亲们起来推翻一个恶霸地主。在 感情上和戏剧艺术上，这出戏比较肤浅和矫揉造 作。正象我在日记中所记的，这个舞剧在许多方面 使我联想起一九五九年在列宁格勒看过的舞剧 《斯巴达克思》，情节的结尾经过改变，使奴隶取得 了胜利。 二月二十五日晚上，尼克松访华离京前夕，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答谢宴会，没有安排江青参加。宴会定在晚上七点开始，周恩来六点半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等候尼克松来邀请。那天晚上，政治局没有安排江青参加宴会活动；可是，在六点三十分刚过，江青突然来到人民大会堂拜会尼克松夫妇。江青是毛泽东的妻子，尼克松当然不便推托。宴会早就该开始了，江青却不以为然。尼克松频频看手表，显然已有点不耐烦了。江青这才站了起来，表示对不起，说她没有空参加宴会而告辞了。周恩来在新疆厅白白地等了好些时间。 周恩来无与伦比的品格，在这次尼克松访华中给他留下了鲜明的印象。他还说，他和毛泽东会晤的时间太短，又过于正式，使他对毛泽东只能有一个肤浅的印象。可是他说，他和周恩来举行过许多小时的正式会谈和社交场合的交谈，所以他能看到周恩来的才华和朝气 第49节 ●在尼克松、罗杰斯一行参观游览的时候，基辛格和乔冠华躲在钓鱼台的一幢楼里讨论台湾问题。 基辛格这次没有参加任何参观游览活动。他在上两次访华时已经看过这些名胜了。他曾风趣地开玩笑说，他是被细心的中国人用作试验的豚鼠，来试验时间安排和保卫措施，并看看这些外行的美国人在中国历史奇迹面前作一些什么反应。他在这些时间里同乔冠华躲在钓鱼台的宾馆里逐字逐句地研究公报的每一句话。 尼克松访华进程中的会谈分三个层次进行。罗杰斯国务卿和姬鹏飞外长是一个层次，具体商讨促进双边贸易和人员往来，也就是华沙会谈多年来的问题。尼克松和周恩来之间的会谈又是一个层次，这是两国首脑的总会谈。第三个层次是基辛格与中国副外长乔冠华起草公报的会谈。这第三个层次的会谈是最为艰难的会谈。 而台湾问题又是第三个层次会谈中最棘手的问题。尽管不少有争议的问题的措词大部分在十月份的会谈中已经基本解决，而且公报的构思已经肯定了；但是，关于台湾问题的双方措辞，分歧还是巨大的，针锋相对的。分歧虽然很大，解决台湾问题的基调却是两方同意的，那就是把最终解决留待未来，而这种未来将由公报建立的关系以及公报谈判的方式加以开拓。他们俩人的会谈被当时的人们称为“基乔会谈”。 基乔会谈的第一天，二月二十二日，俩人逐行审查公报现存草案，肯定已经达成协议的部分；然后，两方各自阐述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第二天，主要由基辛格介绍美国准备在莫斯科最高级会谈中达成的协议。 第三天，二月二十四日，基乔之间开始了关于台湾问题的实质性谈判。两人针锋相对，争吵激烈；俩人都有学者风度，谈判风格又各不相同，基辛格辩辞逻辑性强，富于哲理，一腔带露国口音的英语很难翻译；而乔冠华在雄辩之中思路清高，思辩性强，原则当中豪爽豁达。 乔冠华提出的中国方案，美国观点是“美国希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将逐步减少并最终从台湾激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基辛格拒绝了这个方案，说：“我希望你们能理解我们的立场，我们把撤军说成是一个目标。即使这样，我们仍然坚持撤军跟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和缓和整个亚洲紧张局势联系起来。” “但是，这个前提，必须是美国无条件的撤军。”乔冠华坚持说。 “这样做会破坏整个关系，美国公众舆论决不会答应的。”基辛格当然也不相让。 每到这个时刻，双方相持不下，都会把扯紧的弦放松，开一两句玩笑来冲淡紧张气氛，用友好的态度把巨大的决心掩盖起来，不致使个人关系过分紧张。两人的谈判艺术都接近炉火纯青。 这时，乔冠华果然松了弦，说： “博士，你是出生在德国，我是在德国获得的学位。从这点上，我们应该有共同的地方。可是，在哲学上，我喜欢黑格尔，你喜欢康德；这也许是我们不能取得一致的原因吧！” 乔冠华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四十年代跟美国人打过交道，朝鲜战争期间也参加过与美国入交锋的板门店停战谈判，他谙熟谈判艺术，善于掌握节奏；该犀利时，锋锐芒利，寸土不让；该徐缓时，和风细雨，开朗豪爽。数月以前，他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二十六届联合国代表大会，风度迷人地坐进刚刚恢复的中国席位时，在世界各国代表的注目中，敞怀朗声大笑，表现了新中国进入国际讲坛的豪情。纽约某大报为此专门写了一篇评论，题为《乔的笑》。基辛格与乔冠华在谈判桌上相互交锋论战，也相互洞察了解，两人竟成了好友，经常往来。 第四天，二月二十五日，这天上午尼克松参观故宫，当他看到两千年前死去的一位王爷穿的金缕玉衣时，说：“穿上这玩意儿就不好到处走动了。”当他看到一个皇帝为避免听到进谏意见而戴的耳塞时，开玩笑地说：“给我搞一副吧。” 这时基乔谈判，俩人还是不着急，随随便便漫谈着交换意见，仍是各执己见。好象谈判根本没有最后时限，好象明天不须飞去杭州，后天也无须在上海发表公报。其实，这都是在用共同的办法向对方施加压力。到了下午，在乔冠华向周恩来汇报、基辛格向尼克松汇报之后，俩人再碰头，双方都提出了新方案，作了让步。乔冠华提出，只要提到全部撤出驻台的美军，中国就不再反对美方表示关心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基辛格提出，把全部撤军这个最终目标和美方在此期间逐步撤出军队这两个问题分开，以前是两点包括在一个句子里的。 乔冠华表示出了兴趣，提出修改个别词汇。他说，最好提和平解决的“前景”，而不要用“前提”。他说：“用‘前景’，含义更积极些，显示出是双方的意见；而用‘前提’听上去是华盛顿单方面强加的东西。” 基辛格也同意了，开玩笑说：“我看台湾命运不会取决于如此微妙的意思上的差别。” 基乔会谈在这时已经取得了突破，周恩来进来参加了半小时谈判。尼克松了解到中国人不喜欢搞小动作，喜欢诚挚坦率，他就坦率地在与周恩来的会谈中摆出了自己的难处。他说：“如果公报在台湾问题上措词过于强硬，势必会在美国国内造成困难。我将受到国内各种各样亲台湾、反尼克松、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院外集团和既得利益集团的交叉火力的拼命攻击。整个的对华主动行动就有可能成为两党之间的争议问题。到时候，如果我不论是否由于这个具体问题而落选，我的继任就可能无法继续发展华盛顿和北京的关系。” 周恩来了解了基乔会谈的突破以后，表示可以考虑美方经过修正的论点。周恩来请示了毛泽东，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尼克松也同意接受中方经过修正的论点。基乔在当晚尼克松的答谢宴会后，于十点半再次会晤。这次谈判十分顺利，只花了十五分钟就解决台湾问题的措词问题，行文如下—— 双方回顾了中美两国之间长期存在的严重争 端。中国方面重申自己的立场：台湾问题是阻碍中 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 省，早已归还祖国；解决台湾是中国内政，别国无 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 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台一 中”、“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 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 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 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 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主场不提出异议。它 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 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 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 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 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午夜，毛泽东批准了关于台湾问题的这一段。尼克松也批准了这一段。 接着，基乔两人继续会晤，把关于贸易和交流的部分加以扩充，把公报重新逐行研究了一遍，至深夜两点，也就是第五天的凌晨两点，公报文本落实了，大功终于告成。这几天以来，基辛格、乔冠华几乎没有睡觉。他俩都觉得如释重负，压力一消失，这才突然意识到疲倦、劳累和磕睡，可是心情格外轻松和畅快。 第五天，二月二十六日，在飞往杭州以前，尼克松与周思来在机场审阅了公报。尼克松是乘坐中国的“伊尔一18”涡轮螺旋桨飞机飞往杭州的。总统自己的“波音七O七”专机也跟着起飞。在起飞之前，公报的打印工作刚结束。 想不到因为公报问题，美国方面又横生波澜，把尼克松都几乎气疯了！ 第50节 ●大功告成之后又生波澜，美方又提出修改公报。毛泽东说，任何要修改台湾部分的企图都会影响明天发表公报的可能性。 公报大功告成，使尼克松在杭州心情特别轻松愉快，他一想到翌日到上海后就向全世界发布这个公报就觉得兴奋。尽管二月底天气明，并不是游览季节，他还是喜欢这个风景最美丽的城市。他就下榻在毛泽东在杭州度假住的刘庄宾馆里。他觉得宾馆有一股霉味，但极其整洁，这古代宫殿式的建筑也极其精美。他和夫人帕特一致认为在杭州逗留的日子是这次旅行中最愉快的一段时间。 柳技拂水，湖波荡漾。他看到自己所送的加利福尼亚红杉树已经在湖边的小山中成活，喜盈盈地笑着，拉着周恩来在红杉树下合影，让记者们一窝蜂抢拍镜头。 基辛格也兴致勃勃，心情特别好，在北京日夜闷头谈判，为公报中的观点与措辞绞尽了脑汁；如今，公报已定案，他也参加了在西湖的游览。 大家走上九曲桥，来到“花港观鱼”的景致边赏玩。中方有两个女工作人员要赶到周总理身边去，在九曲桥上急步小跑，穿过人群。当她俩奔过基辛格身边时，赏心悦目的基辛格开起玩笑来：“哟！那么多漂亮的中国女子在追我，哈哈……” 其中一个女的红着脸，也开玩笑地回敬： “博士，你别看花了眼，那要掉下湖去喂鱼的。” 对话激起九曲桥上一片笑声。连正乐津津的撕着面包片扔下湖喂鱼的尼克松，听说以后，也放声大笑。 真是好事多磨。美国方面又节外生枝了。 在去杭州的飞机上，美国国务院的专家们拿到了公报。他们看后，一路上喃咕这份公报不理想。他们的不满是大有原因的。这次由罗杰斯国务卿带来中国的，都是一些职业外交家；对于草拟公报的过程他们一点都没有参加，对此本来就很有看法。没有参加谈判的人不熟悉谈判所经历的艰难，往往在心中自己立了一个理想的公报文本，并拿它们同手头的打印文本进行对比；那样一来，意见就多了。到达杭州以后，罗杰斯对尼克松说公报不够圆满而交给总统一份材料，材料中列举了国务院的专家们对公报的一大堆意见，要进行修改。例如，对“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这句话提出了异议。说这话太绝对了，或许有一些中国人不这样认为呢。建议将“所有中国人”改为“中国人”。另一条建议是要去掉“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句中的“立场”二字。诸如此类的重要修改处，竟到了十五处之多。 在刘庄宾馆尼克松套房的客厅，尼克松穿着睡衣，走来走去，气得脸色都变了。他认识到自己在政治上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他要有所作为而采取了对华主动的行动，但那些保守派支持者对访华的反应已经搞得他够紧张的了。他害怕这些右派会攻击公报。他预见到，关于国务院对美国所作的让步不满的传闻，很可能成为导火线。他也知道，在已经通知中国人说他同意公报之后，又要求重新讨论，出尔反尔，说话不算数，中国人将怎么看待他这个总统。他除了气愤之外，感到特别痛苦的是，要解释这些修改建议的重要性简直是不可能的。 晚宴开始之前，他把基辛格找来商量。 基辛格也心情阴郁，坐在沙发上阴沉着脸说话：“罗杰斯他们提出修改的地方那么多，几乎等于推翻了重搞。他旧讲你向中国让了步……” “我批准了，毛泽东的政治局也批准了，我们又单方面提出修改，我们还有没有脸？！”尼克松近乎在吼叫。 “你也知道，全世界都已经等着明天在上海发公报。”基辛格忿忿地说。 “看我不回去把国务院那帮家伙都收拾了！”尼克松火极了，“我哪能带一个分裂的代表团回国？天呐！” “总统，要紧的是明天发布公报。”基辛格说。 尼克松沉默了好一会，铁青着脸来回走动。突然，他转身对基辛格说：“亨利，宴会之后你再找乔谈一谈。” “真难启齿呵！”基辛格脸有难色，还是应允了。 当晚。杭州宴会的南方菜特别精美，嗜好美食的基辛格却没能好好品味，他在心里嘀咕着宴会之后怎么跟乔冠华谈话。 晚上十点二十分，乔冠华和基辛格举行会晤。乔冠华因为辛苦几天搞完了公报，心情也很好，宴会上喝得很痛快，脸上泛着红光，脸带笑容地坐下来谈话。 基辛格将精心琢磨了好一会的话说了出来： “乔先生，在正常情况下，总统一拍板，公报就算妥了。但是这一次，如果我们仅仅宣布一些正式的主张，还未达到我们的全部目的；我们需要动员公众舆论来支持我们的方针……” 乔冠华用有点挖苦的口气开玩笑说：“博士，这个‘公众舆论’成了你们的法宝了，动不动都拿出来用。” 基辛格委婉地说：“如果乔先生能够进行合作使我们的国务院觉得自己也作了贡献，这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你拐了一个大弯子，是想说贵国国务院对已经通过的公报文本有意见，要修改，是么？”乔冠华爽脆地说， “是的。是这个意思。”基辛格坦率地说。 乔冠华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尖锐地回答说： “双方已经走得够远了，而且中国为了照康美国的愿望已经作出了很多让步，听说尼克松总统接受了公报，昨晚，我们政治局已经批准了公报。现在离预定发表公报的时间不到二十四小时了，怎么来得及重新讨论呢？” “我们总统确有为难的地方，乔先生，”基辛格知道中国人注重实际，他唯一的希望在于坦率，于是，将尼克松的为难境地简述了一番，诚恳地说，“希望你们能认真考虑。” 乔冠华暂停了晤谈，去找周恩来总理请示。 周思来正在给上海方面打电话，询问上海方面接待工作的情况。周思来放下电话后，乔冠华立即作了汇报。 周恩来太累了。尼克松访华期间，最忙的人就是周总理，尼克松访华的一切活动安排，都是周思来亲自掌管，所有的会谈讨论都由他亲自过问，还每天安排随时向毛泽东请示、汇报。他几乎没有睡过觉。顶多能够合眼皮休息个把钟头。 他听着乔冠华的汇报。他瘦削的脸在柔和的灯光下棱角显得更为分明，只是眼睛还很灵，很亮。他很不在行地点燃一支烟，吸了一口，就摆在烟灰缸沿。 乔冠华汇报完关切地说：“总理，你太困了。” “你说说你的看法。”周思来轻轻地将烟喷吐出嘴唇。 “他们内部不统一，又要我们作让步，我们已经作了很多让步了。他们美国人自己的矛盾，让他们自己消化吧。”乔冠华说。 周恩来的眼睛望了一下窗外，西湖岸边的灯光闪闪烁烁。今天晚宴之前，给罗杰斯那一班人当翻译的章含之找他作了汇报，说她了解到国务卿罗杰斯及其手下的专家们对已经达成协议的公报大发牢骚，还听说到上海后他们要闹一番。周思来一直在考虑这件事。他对美国国情作过研究，对尼克松执政以来白宫与国务院的矛盾是有所了解的；他由此联想到，按职务，罗杰斯该排在基辛格前面，毛主席会见尼克松时，罗杰斯没能去，难怪人家有意见。他还考虑，明天到了上海，要特地去看望罗杰斯，补一下课。 周恩来望着乔冠华，说： “冠华，公报的意义不仅仅在它的文字，而在于它背后无可估量的含义。你想一想，公报把两个曾经极端敌对的国家带到一起来了。两国之间有些问题推迟一个时期解决也无妨。公报将使我们国家，使世界产生多大的变化，是你和我在今天都无法估量的。” 乔冠华顿时领会了总理的含义，微笑说： “总理，我明白了。” 周总理又说：“我们也不能放弃应该坚持的原则，这个事，要请示主席。” 周恩来当即拿起了红色的直通电话。 毛泽东听了汇报，想了片刻，口气十分坚决地回答说：“你可以告诉尼克松，除了台湾部分我们不能同意修改之外，其它部分可以商量。”主席停顿了一会，又严厉地加上一句话，“任何要修改台湾部分的企图都会影响明天发表公报的可能性。” 于是，基辛格与乔冠华在刘庄宾馆又开了一次夜车。凌晨二时，另一个“最后”草案终于完成了，当然，吸收了罗杰斯的专家们的一部分意见。草案再次提交双方首脑正式批准。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上海公报 第51节 ●尼克松说，周恩来是本世纪罕见的一个伟人，但是，他生活在巨人的阴影中，他总是小心翼翼地让聚光灯照在毛泽东身上…… 上海，在旧中国曾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是中国最现代的城市，西人叫它是中国最西方化的城市。这是尼克松访华的最后一站。 尼克松总统一行下榻于著名的锦江饭店里。在上海这幢最现代化的宾馆楼里，尼克松夫妇被安排住在十五层，基辛格住在十四层，罗杰斯、格林和其他国务院官员住在十三层。 二月二十七日，到达上海不久，周思来总理特地去看望罗杰斯国务卿及其助手们。他走进大厅，走进了电梯。电梯迅疾往上升。头顶的电梯标志牌上，“13”处亮着红灯。 周恩来望着标志灯，恍然大悟似地说：“怎么能安排他们住第13层？13呀！西方人最忌讳13……” 标志灯熄灭了，电梯门开了。 周恩来带着翻译走进罗杰斯的套间，听见谈“13”的声音戛然而止。罗杰斯手下的官员们正在房间里说话，大约是在发牢骚生气，一个个面有愠色。见周总理来了，罗杰斯朝他们示意，他们一个个只好客气地装出笑，极不自然。 周思来伸出手，说：“罗杰斯先生，你好！” “总理先生，你好。”罗杰斯跟周总理握手。 周思来逐一地与国务院的官员握手之后，在罗杰斯身旁的沙发上泰然自若地坐了下来，说：“国务卿先生，我受毛泽东主席委托，来看望你和各位先生。这次中美两国打开大门，是得到罗杰斯先生主持的国务院大力支持的。这几年来，国务院做了大量的工作。我尤其记得，当我们邀请贵国乒乓球队访华时，贵国驻日本使馆就英明地开了绿灯，说明你们的外交官很有见地……” 周恩来的话缓和了室内的紧张气氛。 “总理先生也是很英明的。我真佩服你想出邀请我国乒乓球队的招，太漂亮了！一下子就将两国疏远的距离拉近了。”罗杰斯笑着说。 “有个很抱歉的事，我们疏忽了，没有想到西方风俗对‘13’的避讳。”周恩来转而风趣地说，“我们中国有个寓言，一个人怕鬼的时候，越想越可伯；等他心里不怕鬼了，到处上门找鬼，鬼也就不见了……西方的‘13’就象中国的‘鬼’。” 众人哈哈大笑，周恩来也跟着笑。 周思来走后，罗杰斯手下的官员们的气也消了大半。中国有句俗话，不看僧面看佛面。他们主要是对基辛格有意见，对尼克松的某些做法有意见。如今周恩来代表毛泽东来看望，他们不但不便再发作，而且对周恩来这个人，十分帧倒。后来，罗杰斯成了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多次来中国访问。至今还对我国人民抱着友好的感情，这些都是从对周恩来的钦佩开始的。 当天下午，尼克松趁着基辛格为举行一次特别的记者招待会而在作准备的时候，参观了上海工业展览会。走进展览馆大厅，他的眼睛盯着几位共产主义领袖的大幅画像时，嘴里念道：“这是马克思，这是思格斯，这是列宁，这是斯大林。” “对，你都认识。”周恩来说。 “一共四个。” “对。” “那个恩格斯，我们在美国不大见到他的照片。” 尼克松在参观各种工业设备，他还伸手去按电钮，新式机床运转起来。他对周恩来说： “我们按电钮，必须是为了建设，而不是为了毁灭。” 周恩来哈哈大笑。四周的气氛十分热烈。 尼克松兴致来了，又对周恩来说：“一九五九年夏天，我作为副总统在莫斯科陪同赫鲁晓夫参观美日展览会，在洗衣机前，他同我争吵谁的火箭厉害些，我讲比火箭没有意义，战争爆发谁都当不了赢家。” 周恩来笑得更大声，笑罢说：“我知道，这就是有名的‘厨房辩论’，它使你出了名。” 尼克松笑了，说：“我想不是坏名声。”他想了想，又半开玩笑地说，“总理先生，你不应该全信报纸上说我的坏话，我也不会全信报纸上说你的坏话。” 周恩来收住笑，对尼克松说：“我信奉毛主席说的一句有名的话，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下午五时，向新闻界公布了中美两国的《联合公报》。因为在上海发布，当时两国还没有外交关系，大家就称它为“上海公报”。 此后，下午五点五十分，基辛格和助理国务卿格林在上海展览馆的宴会厅举行记者招待会。为给台湾方面及美国国内的反对派以“安慰”，基辛格煞有介事地在会上申明美国同台湾的防御条约并不变动，以表示“没有抛弃老朋友”。可是，这种形式主义的说明并没有引起记者们的兴趣；上海公报对世界的震动与冲击，使基辛格的解释黯然失色。 值得提到的是，基辛格在记者招待会上透露了：毛泽东自始至终密切掌握着谈判的整个进程。 这天是星期天，在上海为尼克松举行了最后的宴会。尼克松显得兴高采烈，茅台酒使他脸上的笑都泛着红光。他洋洋自得，喜不自禁地举起酒杯；斟上茅台，走到麦克风面前，作了在这次访问中从没有过的即席讲话：“……联合公报将成为明天全世界的头条新闻。但是我们在公报中说的话不如我们在今后的几年要做的事那么重要。我们要建造一座跨越一万六干英里和二十二年敌对情绪的桥梁，可以说，公报是搭起了这座通向未来的桥梁……” 人们沉浸在欢乐中，为总统的话鼓掌。 尼克松又随酒兴所至说：“上海这个城市，曾经饱受外国侵占之苦，我们再也不允许上海，及全中国以至全也界所有象上海一样的城市，再受外国侵占之苦了。我们绝不答应！” 基辛格那玳瑁眼镜架后的眼珠转了一下，脸上掠过一丝忧虑，总统一定是太高兴了，他忘了周恩来批评黑格说的关心中国“生存能力”的事，又将这种意思讲了出来。基辛格瞥了周恩来一眼。周恩来严肃地坐着，面无表情。 尼克松又兴奋地说：“美国人民，要和中国人民一起，将世界牢牢地掌握在手中。” 这是一句十分敏感的话，要是往常，挑剔的记者们会马上抓住话柄大作文章，说总统在鼓吹“中美”联合“主宰”世界了。常为尼克松准备发言稿的基辛格十分但心。幸好记者们特殊的神经也被茅台酒麻醉了，他们竟没有什么反应。 尼克松更为踌躇满志地说：“我们访问中国这一周，是改变世界的一周。” 周恩来默默地望着，当全场热烈鼓掌时，他也随着拍了两下。 二月二十八日早上，周恩来将尼克松一行送至虹桥机场停着的总统专机舷梯旁。 尼克松在跟周恩来握过手以后，在登上舷梯前，转过身来跟翻译唐闻生握手。他握着她的手，喜盈盈地说：“在这最后的场合，请允许我对我的‘中国之声’唐小姐表示赞赏。我听她翻译，她把每个字都翻得很清晰很正确。” 唐闻生感到很窘，站着不开口。周恩来鼓励她翻出来。她红着脸，结结巴巴地将话翻了出来。这是她第一次翻得不流畅。 尼克松与夫人帕特最后上了舷梯，在机舱门口回身挥手。 漆着蓝、白、银三色的总统专机飞离了上海。尼克松还沉浸在欢乐的情绪中。 夫人帕特对他说：“周恩来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尼克松也说：“是的，他是一个伟人，本世纪罕见的伟人。我感到惋惜的是，他生活在巨大的阴影之中，他总是小心谨慎地让舞台的聚光灯照射在毛泽东身上。” 轻松的情绪过去了，又一层忧虑涌上他心头。多年来国际事务的经验使他意识到他的中国之行是一个巨大的成功。他知道他赢得了一场真正的外交上的胜利。成功似乎比失败更使尼克松感到不安。他好象担心自己没有受到充分的评价，并被这个念头折磨着。临离开上海的晚上，他几乎没有睡觉。他睡不着，熬过了这令人精疲力竭的一周之后，公报也发表了，他竟然没有一丝谁意。凌晨三点钟了，他还把基辛格和已经入睡的霍尔德曼叫去他的房间谈话，倾述檀这段时间来的紧张和兴奋，以及他在完成一件大事时往往伴随产生的隐忧。 在往东飞行的专机里，机舱格外安静，使得他的隐忧显得更沉重。他那经过多年磨难的政治头脑使他意识到，如果记者们的第一批新闻报道决定了公众的情绪，不知道他回去后会碰到什么情况？实际上，在后来，他的对华行动得到了美国两党和美国公众的一致肯定。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在历史上的地位正在日益提高，人们认为打开中国之门是他最伟大的功绩。在他因“水门事件”辞职以后，基辛格曾对他说：“历史将比现在更公正地看待你。” 可是，在这从上海飞回华盛顿的专机上，他将头靠在椅背上，忧虑与疲乏使他脸色发青。 帕特见他脸色不佳，忙问：“你怎么啦？累了？还是不舒服？我叫大夫吧……” 尼克松挥手阻止帕特，说：“我是为飞机着陆后担忧，谁知道是凶是吉？” 第52节 ●毛泽东说，是尼克松改变了世界么？我看还是世界改变了他周恩来送走尼克松之后，也于当天搭乘那架“伊尔一18”专机离开上海，飞往北京。随行的记者们也搭乘总理的专机回京。 上海公报发布以后，西方新闻界发表了种种评价。法新社说“改变世界的一周”应该是“改变尼克松的一周”；《底特律自由新闻报》说，“他们得到台湾；我们得到蛋卷儿”；《费城公报》，“尼克松飞回美国，在台湾问题上让步”。也有不少肯定的报道：《费城问询报》说，“从短期看，尼克松付出的代价比得到的多；但从长远看，他也许获得了远比付出代价更有价值的东西”；《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说，“尼克松总统所同意的就是他早已决定要做的事”…… 飞机上的我国记者都在谈论着外国记者的反应，这是我国记者第一次接触那么多外国的记者。 周总理操劳了一个星期，也没有借飞行机会在前舱休息。他来到后舱看望记者们。 新华社记者问：“总理，有个美国记者报道尼克松访华的结果，用乒乓球的比数来比喻，中国对美国，二十一比二。可以报道么？” 周总理听了哈哈一笑，问：“是哪个记者？” “美联社记者卡洛。” 周总理摆了摆手：“人家可以那么写，我们不能那么说。公报只是一个起点，我们要学会把眼光看到未来。” 有记者问：“总理，外电评论，这次是你导演的外交杰作。” 周总理严肃地说：“不。不能那么说。这是主席的英明，主席的功劳。这次乒乓外交我就没看准，是主席决定的。打开中美关系还是靠主席的英明决策。到底主席是主席，我们是我们。” 周恩来回到北京后，当即驱车前往中南海，到丰泽园向毛泽东汇报。 毛泽东穿着睡衣，躺在木板床上。床上里侧摆满了书，毛泽东的头靠在垫得很高的枕头上。 走到床边的周恩来问：“主席，你困么？” “不困，你说吧。” “尼克松很高兴地走了。他说这一周改变了世界。”周恩来汇报说。 “哦？！是他改变了世界？哈哈。”毛泽东伸手拿起一支雪茄，秘书给他点上火。他深深地吸了一口，将烟喷出来，说，“我看还是世界改变了他。要不，他隔海骂了我们好多年，为什么又要飞到北京来？” 周恩来又说：“尼克松临走时还一再表示，希望能在美国与我们再次相会。他们国务院提出了一个邀请我们访美的名单。” 毛泽东说：“那青天白日旗不落，我们怎么去？公报是发表了，路还长哪！我和你，怕都看不到那一天啦。” 周恩来默然无语地看着毛泽东。 毛泽东有点喘，咳了两声。女秘书为他拍了几下背。他缓过气来，又深吸了一口烟，盯着手中的雪茄烟卷，自嘲地说： “还说改变世界哪，我几次要改变吸烟的习惯，都改不了。” 一九八八年五月十五日， 于北影仿清楼写毕 后记 历史发展到今天，生存的全球观念已经把地球上人类的命运更加紧密地连结在一起。中国，已经不再是过去的中国，在世界上已经不再孤立地存在。当我们从闭关锁国、夜郎自大中醒来而环视外部的世界，就不能不为社会整体水平如此落后的状况而震撼，就会产生强烈的历史的使命感与民族命运的沉重感。要改革，要开放，要和平，要发展，已经成为中国人民的心声。日益开放的中国不能偏离世界文明的大道。虽然现实中人类还存在着敌意与对抗，不同国家不同人群之间也存在着深刻的理想冲突，存在着社会制度的差异；可是，至今谁也不能不考虑，给别人掘墓也要危及自己的生存；这个事实，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识。大家都共同生活在一个星球之上，社会变革的进程已经不可逆转。开放，理解，沟通，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改革开放已经成为我国的治国大计。以今天改革开放的现代意识来重新审视十六年前，中美两国之间打开关系之门，发表震惊中外的“中美上海公报”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就会倍感亲切，使人回味无穷。尽管毛泽东、周恩来、尼克松、与基辛格四位先驱者，以惊人的胆略打开冰冻二十多年之久的中美关系之门，离不开当时历史的特定条件。但是，打开中美关系之门这个世纪性的事件，随着岁月的流逝，益发显示出其所包合的意义与价值，已超越丁时空，超越了意识形态，超出了当时历史的规定性和功利性的一般含义。就是今天，也很难说请楚它的深远意义。毛泽东、周恩来这一英明之举，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掀开了中华民族历史新的一页；并为当今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 正因为作者意识到这个题材的份量，才没有畏惧其很大的难度，决心把它作为献给改革开放的时代、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的礼物而进行创作的。 本书在创作过程中，得到了当年外交部、国家体委等部门的一些当事者和知情者的指点与帮助；得到外交界一些前辈的热心指导；得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领导和有关同志的指点和帮助；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专门研究中美关系的高级专家的指教和帮助；得到曾经在周总理身边工作的好些同志的热情帮助；还得到电影界有关领导与前辈及北京电影制片厂的积极支持，在此谨表示衷心的谢意。 也因为这个题材的难度实在大大，涉及面实在太深太广，恐怕错漏疏谬之处在所难免，作者诚心祈望海内外热心的朋友给予指正。 一九八八年五月十八日，北京 采访材料目录 ○1987年元月14日、8月11日，两次采访庄则栋； ○1987年元月12日，采访李富荣； ○1987年8月5日，采访王炳南及其夫人； ○1987年8月7日，采访拍摄过基辛格访华、尼克松访华纪录影片的优秀摄影师牟森； ○1987年8月14日，采访《乒乓外交始末》一书的作者钱江； ○1987年8月17日、9月5日，及1988年元月25日，三次采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高文谦； ○1987年8月20日，采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美国研究所所长李慎之； ○1987年8月20日、27日，采访美国研究所副所长资中筠； ○1987年8月22日，采访冀朝铸； ○1987年8月25日、9月1日、11月15日、11月20日，四次采访章含之； ○1987年8月25日，采访宋中； ○1987年9月9日，采访熊向晖； ○1987年9月14日、11月20日，两次采访中共中共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组的吴瑞章、高文谦、陈浩等； ○1987年9月17日，采访熊蕾； ○1987年11月19日，采访新华社高级记者彭迪、钱明； ○1988年元月26日，采访水华导演钱大庸、赵（左禾右皋）华； ○1988年元月21日，作者在北影的责任编辑林锡琪处采访王海容； ○1987年11月23日，采访浦寿昌 参考书籍及资料目录 ○1981年9月23日，乔冠华谈“文化大革命”以来周恩来总理在外交斗争中的贡献和一些情况， ○1981年10月6日，乔冠华谈1969年至1972年打开中美关系； ○1981年11月25日，乔冠华谈建国初期的外交工作； ○《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版； ○《毛泽东的几次湖北之行》文章，作者梅白，载于《春秋》杂志，1988年第1期； ○《历史的注脚》文章，作者熊蕾，发表于《新观察》杂志，1986年； ○《九一三事件补白》文章，作者符浩，载于《党的文献》杂志 ○《学习继承周恩来总理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长篇文章，作者为“周总理身边部分工作人员”，发表于《人民日报》1988年2月12日； ○《周总理安排的绝密航行》文章，作者徐柏龄，发表于《人民日报》1988年2月； ○《尼克松与美国的对外关系》文章，作者钱大庸，发表于《国际问题研究》1983年第3期(总第9期)； ○《斯诺文集》(1—4卷)，新华出版社出版，1984年8月版； ○《纪念埃德加·斯诺》，新华出版社出版，1984年8月版； ○《她心灵中的正义：安娜·路易丝·斯特朗的一生》[美]特雷西·斯特朗与海伦娜·凯莎合著，新华出版社出版，1986年版； ○《中美会谈九年》，王灼南著，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1985年3月版； ○《美军观察组在延安》，[美]包瑞德著，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2月版； ○《伍修权回忆录》，选自《党史资料》； ○《周恩来传略》，方钜成、姜桂侬著，人民出版社出版，1986年9月版； ○《怀念周恩来》，人民出版社出版，1986年1月版； ○《周恩来一生》，南新宙著，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1987年7月版； ○《周恩来书信选》，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1988年元月版； ○《不尽的思念》，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1987年12月版；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严家其等著，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1986年版； ○《历史在这里沉思》(三卷)，华夏出版社出版，1986年8月版； ○《建国三十三年》，金春明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87年4月版； ○《“文化大革命”论析》金春明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85年2月版； ○《使美八年纪要》，沈剑虹著，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 ○《蒋介石传》，[西德]施罗曼与费德林斯坦合著，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尼克松回忆录》，商务印书馆出版，1978年12月版； ○《领导者》，尼克松著，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1983年10月版； ○《真正的和平》，尼克松著，新华出版社出版，1985年10月版； ○《白宫岁月一基辛格回忆录》，(1—4卷)，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1980年11月版； ○《动乱年代》，(1—3卷)，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1984年版； ○《基子格》(上、下)[美]，卡尔布兄弟著；三联书店出版，1975年3月版； ○《基辛格评传》，陈有为著，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1984年3月版； ○《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资中筠著，重庆出版社出版，1987年6月版； ○《缓慢的解冻——中美关系打开之前十几年间美国对华舆论的转变过程》，资中筠著，发表于《美国研究》1987年第2期； ○《中美关系二百年》，新华出版社出版，1984年3月版； ○《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对华政策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1984年5月版； ○《黑格回忆录》，时事出版社出版，1985年6月版； ○《二十世纪的领袖们》，[日]岸信介著，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1986年10月版； ○《秘密使命》，[美]沃尔特斯著，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1980年7月版； ○《与莫斯科决裂》，[苏]舍甫琴柯著，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1986年1月版； ○《同床异梦——纷纭世事二十年，(1962—1981)》，[法]安德烈·方丹著，新华出版社出版，1986年8月版； ○《和平的幻想——尼克松外交内幕》(上、下)，[美]肖尔茨著，商务印书馆出版，1982年1月版； ○《二十世纪的美国与中国》，[美]迈克尔·谢勒著，三联书店出版，1985年2月版； ○《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年》，[美]迈克尔·谢勒著，商务印书馆出版，1982年7月版； ○《白宫秘闻》，[美]比尔·加利口述，玛丽·埃伦·里斯整理，新华出版社出版，1982年3月版； ○《权力的见证》，[美]埃利希曼著，新华出版社出版，1985年7月版； ○《忠于信仰——一位美国总统的回忆录》[美]吉米·卡特著，新华出版社出版，1985年7月版。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