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传》 一、“我是扬州人” 江苏北部有一座小城——东海，古时称为海州。城市虽然不大，历史却颇悠久，乃“古少暗代遗墟”①也。物换星移，沧海桑田，城址几经变迁，辛亥革命后，海州乃改为东海县，属徐海道。始建于光绪年间的陇海铁路，终点就在于此。公元1898年，11月22日（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十月初九日），东海县承审官朱则余的宅邸里，红烛高烧，香烟缭绕，全家上下笑逐颜开，喜气洋洋。 原来，一个宁馨儿诞生了。 这个小孩上头原有两个哥哥，叫大贵和小贵，不幸相继夭亡，因此他的出生，给全家带来了无比的欢愉，倍受宠爱。祖父朱则余，号菊坡，原籍浙江绍兴，本姓余，因承继朱氏，遂姓朱。祖母吴氏。父亲名鸿钧，字小坡，娶妻周氏。是个读书人。他对儿子有很大的期望，苏东坡有诗云：“腹有诗书气自华”。他乃为儿子取名“自华”，由于算命先生说孩子五行缺火，因给他起号曰“实秋”，这一面因“秋”字有半边“火”，一面是取“春华秋实”之意，希望儿子长大后能诗书传家，学有所成。家里人迷信，怕他不易长大，还特地替他耳朵穿孔，戴上钟形金耳环。小自华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自幼稳重安静，聪明好学。1901年，父亲朱鸿钧从东海到高邮的邵伯镇做小官，把他和母亲接到任所，住在万寿宫里。在那里，他先从父亲启蒙识字，后到一家私塾里读书。 万寿宫的院子很大，也很安静，出了门就是举世闻名的大运河，滔滔江水，向北流泻，昼夜不息。邵伯镇很小，没有什么地方好玩，小自华读完书，无聊时只独自在河边溜溜，望着静静的流水，向河里扔瓦片子，看瓦片带着串串涟漪涉水而去。有时，父亲的当差把他带到铁牛湾去玩，那就是他最开心的日子了。那儿有一条铁牛坐镇着，很是威武，小自华喜欢爬上牛背骑着，轻轻地抚摸它，享受到无限的乐趣。小镇上没有儿伴，他幼小心灵难免寂寞，还好在私塾里结识了一个长得十分瘦弱的，叫做江家振的小男孩，闲时常到他家去玩。傍晚，当流霞布满天宇，暮色开始四合时，在江家荒园里，他和小家振并排坐在一根横倒的枯树杆上，亲切地交谈着，依依不舍，留连忘返。对这个童年伙伴，自华有一种深切的感情，不幸江家振体弱多病，未成年就夭逝了。40年后当他回忆起孩童生活时，还对这个生平“第一个好朋友”，寄予深深的怀念。 光阴荏苒，在枯寂的邵伯镇度过了两年，1903年小自华六岁时光，朱小坡将家搬到了扬州。 扬州位于长江下游北部，南临大江，北踞蜀冈，河渠纵横，平畴弥望，大运河纵贯南北，与长江交叉，东流入海，是一座具有2400多年历史的有名古城。“春风十里扬州路”，“夜市千灯照碧云”，历代诗人所写的诗句，形象地描摹了当年古城繁华的景象。朱小坡先把家安置在东关街一条小巷里，后又迁至万寿街附近的安乐巷29号。房子大门朝东，进大门有两间很小的客堂，进了二门，里屋三间，对照三间，还有两侧厢房，虽不算太宽敞，也够住了。祖父菊坡公退休后也来这里定居。弟弟物华、国华，妹玉华都在这儿出生，家发越来越大了。 朱自华在扬州生活了13年，在那里渡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期。这期间，曾因父亲到江西九江做盐务官，他去过江西一年。对古城这段生活，他的感受是微妙而复杂的，大概是过于单调了吧，所以他后来曾说，他的儿时记忆只剩下“薄薄的影”，“像被大水洗了一般，寂寞到可惊程度”！它如“沙漠般展伸着”，没有“依恋回翔的余地”。①但是，“青灯有味是儿时”，在漫长而曲折的人生旅途上，儿时毕竟是首发的“驿站”，那里的一切都是“有味”的。 在“忆之路”上，愈走得远，愈是有味；因苦味渐已蒸散而甜味却还留着的缘故。最近的地方是“儿时”，在那里只有一味极淡极淡的甜；所以许多人都惦记着那里。这“忆之路”是颇长的，也是世界上一条大路。②童年毕竟对一个人的个性形成和品格的确立，都有着莫大的影响。人们都会对它切记不忘。 朱小坡对儿女教育甚严，一到扬州惟恐自华学业荒疏，即把他送到私塾接受传统的教育，读经籍、古文和诗词。不久，就让他进入初等小学，但没有读到毕业。这期间，朱小坡又送他到一所私塾从戴子秋先生学做古文，后来他曾说：“我的国文是跟他老人家做通了的。”①还到过扬州知名的老教师李佑青先生那里听课。李老师很喜欢这个眉目清秀的孩子，对他很照顾，虽是临时来听，却让他坐在前排。 放学回来，晚饭过后，朱小坡一面吃着花生、豆腐干下烧酒，一面低吟着儿子写的一篇篇作文，看到文章尾后有好评，字句边上有肥圈评点，就点头称是，欣然饮酒。且给坐在旁边的儿子几粒花生米，或一块豆腐干。若是文章字句圈去太多，尾后有责备的评语，便要埋怨儿子，甚至动起气来，把文章投在火炉里烧掉，小自华这时就忍不住哭了起来。这几年的古文教育给他的古典文学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也诱发了他对文学的爱好。 朱小坡对子女严厉但也慈爱，在寒冷冬天的晚上，为了使孩子们身子温暖，便在屋子里点起洋灯，烧了一锅豆腐，让儿子们围坐在桌子边，他觑着眼睛，从氤氲着热气的锅里，夹起白煮豆腐，放在孩子们的酱油碟里。室外天寒地冻，室内温暖如春，溢满天伦之乐。 着同学们调皮捣蛋。一年春天，他跟着一群同学到城外一个寺里去白吃桃子，理由是一些中学生都看白戏，小学生为什么不能白吃桃子？十几个小孩子浩浩荡荡地出城，一到寺里便气势汹汹地呵斥道人，领他们到桃园去。道人踌躇着说：“现在桃树刚刚开花呢。”小孩子们不相信，闯到园里，果然是花正开着，由是都丧了气，一怒之下，把花都折了，叫嚷道：“没有桃子，得沏茶喝”。结果是喝了一肚子的茶水回去。 高等小学毕业后，朱自华考入了江苏省两淮中学（后改名为江苏省立第八中学），他个子不高，坐在第一排第一座。在教师们的眼中，这个脸儿圆圆、身子结实的孩子，有点少年老成，不苟言笑，学习认真，做事踏实，从不缺课。平时喜欢看，对文学有浓厚兴趣，颇有志向，曾自命为“文学家”。由于品行与学业俱优，毕业时，校方曾授予品学兼优的奖状。当时有一位同学不服气，认为学校不公，感到朱自华不及自己，但教师们都认为这位学生虽然各科成绩均优，但英华外露，不如自华老实浑厚。 “广陵富佳丽，隋季此为京”。扬州在历史上曾享有“淮左名都”的盛誉。山灵水秀，风物宜人，峰峦秀叠，园榭相连，“九里楼台牵翡翠”，令人目不暇接，美不胜收。自古以来人才荟萃，文化发达，历代诗人如李白、杜甫、苏东坡、欧阳修等均曾流连于此，寻幽探胜，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瑰丽诗章。扬州也是一个英雄城，在抵抗异族侵略战争的历史上，曾谱写下无数辉煌的篇章，留下许多可歌可泣的文物古迹。古城的绮丽风光和浓郁的崇尚文化的风气，于无形中陶冶着少年朱自华的性情。养成他和平中正的品性和向往自然美的情趣。 朱家在扬州是个客籍，没有亲戚故旧，朱小坡在江西做事多年，远离家庭，1912年菊坡公又故世了。人口日多，生计渐艰，家道一日不如一日了，因此他们的家与当地乡绅望族毫无往来。在《说扬州》一文中，他回忆说：他们的雅事，如访胜、吟诗、赌酒、书画名家、烹调佳味，我那时全没有份，也全不在行。 由于没有身世显赫的靠山，也无举足轻重的社会关系，因此难免要受到当地恶势力的欺凌。辛亥革命那年，朱小坡生病在家休养，就让一个乡绅打着军政府的招牌，敲去一笔钱。落寞的家庭，单调的生活，养成自华沉着倔犟，疾恶如仇，洁身自尊的性格。当时他少年气盛，血气方刚，对社会上黑暗现象和市井俗气，极为不满，他最讨厌扬州人的小气和虚气。所谓“小气”，就是目光如豆，只图眼前小利，所谓“虚气”就是“大惊小怪、以少报多”，虚张声势。扬州有一个大官儿，常常坐着包车在街上飞驰，前面一个拉着，旁边还有四个跟着车子推着跑，沿街辟辟拍拍，神气活现，威风凛凛，出足风头。对这种自我炫耀大耍气派的“虚气”，少年朱自华深恶痛绝之。他还看不惯横行乡里的“甩子团”的行径，“甩子”乃扬州方言，当地绅宦子弟，仗着家势结成团伙，胡作非为，在公共场所闹“标劲”，看戏不买票，包揽诉讼，调戏妇女，聚众起哄。更令朱自华感到奇怪的是，豪门乡绅的仆人竟然可以指挥警察区长，大模大样地招摇过市。满清王朝早被推翻，封建统治业已结束，民国也已开创多年了，然而扬州黑暗却依然如故。少年自华目睹现状，气愤填膺，但自知人轻言微，只能让那口怒气憋在心里。自然，他也并没有一概抹杀扬州人，他喜欢他们和绍兴人一样，有一股可爱的“憨气”，对那些具有刻苦诚笃品性的朋友，他始终怀有诚挚的敬意。 对扬州明媚山水，朱自华有说不出的喜爱，但他有自个儿的选择。在扬州西北郊有个清瘦秀丽的古典园林“瘦西湖”。它原名保障河，亦称长春湖，清钱塘诗人汪沆从西湖来此游览，即兴作诗云：“垂杨不断接残芜，雁齿虹桥俨画图，也是销金一锅子，故应唤着瘦西湖”。从此保障河遂有是称。瘦西湖蜿蜒曲折，州屿散落，山环水抱，堤边一株杨柳一株桃，红绿交映，风光秀丽。但是，朱自华对它却不太喜欢，原因就只在它“假西湖之名以行，‘雅得这样俗’”。①“两岸花柳全依水”，他认为扬州的好处，大半在水上，在护城河下船，有七八里河道，曲折而幽静，沿河有小金山、法海寺、五亭桥、平山堂等著名风景。小金山四面环水，山水相连，波光烟影，亭阁增辉，小土山上有风亭，半山间有月观，可以望水，也可以观月。五亭桥呈拱形，中间一亭最高，两边四亭，参差相称。五亭桥有十五个桥洞，朱自华以为，远望最好，看水中倒影也妙，如乘小船在桥洞中穿来穿去，则更有风味。平山堂在蜀冈上，是欧阳修任扬州太守时所建，那里游人少，很是宁静。朱自华喜欢登堂闲坐，远眺江南诸山淡淡轮廓，深感以古诗“山色有无中”来形容这一景色，恰到好处。扬州游船有多种，大船专供宴游之用，他小时候常跟父亲在船里听谋得利洋行的唱片，领略河中美景。“小划子”则像一瓣西瓜，他感到“一个人坐在船中，让一个人站在船尾上用竹篙一下一下地撑着，简直是一首唐诗，或一幅山水画”。①扬州美丽的山色湖光，如雨露般滋润着少年朱自华的心灵，哺育着他的感情世界，丰富着他的想象力，致使他的情怀永远氤氲着诗情与画意。 但，朱自华最喜欢的还是抄过天宁门，向东上梅花岭瞻仰史可法的衣冠冢。史可法于明弘光元年，率部抵抗清兵，誓守孤城，坚持十日，城陷被执，不屈殉国。后人在梅花岭建祠筑冢，以志纪念。辛亥革命前，朱小坡曾住在史公祠养病，朱自华陪侍在侧，常常听他讲史可法领导扬州军民为保家卫国，抗敌殉难的悲壮故事，对史可法的忠贞精神和民族气节无限崇仰。上中学后，他得暇就上梅花岭史公祠，凭吊他所钦敬的民族英雄，还写下不少诗章。 扬州茶馆最著名，吃的花样也多。假日里，朱自华也常常光临茶馆小吃以消闲。在北门外有一条小街，茶馆最多，店名也风雅，如香影廊、绿杨村、红叶山庄等。坐定了沏上茶，便有卖零碎的来兜揽生意，有小蒲包分放着瓜子花生炒盐豆之类，有又香又热的炒白果，有五香牛肉，还有著名的烫干丝。最可口的是小笼点心，有肉馅儿的，蟹肉馅儿的，笋肉馅儿的，还有菜包子、菜烧卖，特别是干菜包子，蒸得白生生的，热腾腾的，到口便轻松地化去。扬州的茶食太有味了，因此给他的印象特别深，以致许多年后还记得绿杨村茶馆随风飘扬在绿杨树上的幌子，使他想起“绿杨城廓是扬州”的名句；还记得茶馆里幽静的小池、丛竹和茅亭，感到上海、北平的茶楼都不如那里雅致。他还满怀深情地惦念着那里的小笼包子，说：“我离开扬州，也来过七、八处大大小小的地方，还没有吃过那样好的点心。”①“飞去的梦便是飞去的生命，所以常常留下十二分的惋惜，在人的心里，”“飞去的梦因为飞去的缘故，一例是甜蜜蜜而又酸溜溜的。这便合成了别一种滋味，就是所谓惆怅”②，这是朱自华日后谈到“儿时的梦”时说的话。在那飞去的童年之梦里，留给他“甜蜜蜜而又酸溜溜”，多少又带点“惆怅”滋味的，便是家里为他包办的终身大事了。 朱自华是朱家的长子长孙，在封建家庭里，他肩负着传宗接代的重任，因此当他还不满11岁的时候，长辈们便为他张罗亲事了。很快就说上了，是曾祖母的娘家人，在苏北一个小县份，叫做“花园庄”的乡下，姑娘比自华还大四岁，个儿高，裹小脚。那时他还小，根本不理会这事儿，印象最深的倒是每年那边乡下有人来，蓝布短打扮，衔着烟管，带来的小麦粉和白薯干很好吃。大约在他12岁时，姑娘害痨病死了，因此母亲又为他的亲事着急，她托常来做衣服的裁缝做媒，为的是裁缝走的人家多。不久，裁缝物色了一个钱家的姑娘。钱家有两位小姐，一位是姨太太生的，给自华说的是正太太的大小姊。接下来便是相亲，一天，母亲给自华穿上枣宁绸袍子，黑宁绸马褂，戴上红帽结儿的黑缎瓜皮小帽，千叮咛万嘱咐要他留心些。裁缝把小自华带到一个茶馆里，那里早有一位30多岁的先生等着，先生方面大耳，穿着布袍马褂，为人很慈祥，他不住地打量着自华，看得很仔细，并问他念了些什么书。他对孩子的长相很满意，认为“人中”长，不是短寿的样子，就是看他走路，怕脚上有点毛病。但不管怎样，总算让人家相中了。那么，对方姑娘是什么样子呢？母亲不大放心，便派亲信老妈子去看，回来报告说，大小姐比自华大得多，很胖，坐下去满满一圈椅，二小姐倒是苗条的，母亲听后不太乐意，以为胖了不能生育，有意和二小姐结亲，谁知裁缝一传话，对方生了气，不答应，事情就这样吹了。母亲只得重新罗致，隔了一年，她在一次打牌时，遇见一位太太，她有个女儿和自华同年，跳跳蹦蹦的很是聪明伶俐，于是派人去探口气，对方也是做小官的，门当户对，很乐意做这门子亲。事情进行得颇为顺利，不料半途却出了岔子，原来本家叔祖母家的一个老妈子熟悉这家内情，说这小姐不是亲生而是抱来的，母亲一听心又冷了。转眼间，又过了一年，朱小坡得了伤寒病，请扬州名医武威三诊治。有一天，母亲从医生的轿夫口中，打听到武家有一位小姐和自己儿子同庚，于是和朱小坡商量，并托舅舅探问武医生的意思，对方一口便答允了。朱自华的样子武医生见过了，武家小姐长得怎么样？母亲还是老规矩，派老妈子去相看，回来报告说不坏，就脚大些。母亲让人传话去，让小姐裹上点儿脚。其实，老妈子去相亲时，武家让自己的女儿躲开了，她看到的是另一个姑娘。 朱自华的婚姻命运就这样地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操纵下确定了。这时他才14岁。 扬州这个古城与朱自华的关系是太密切了，他的人生途程是从这个站头出发的，他生命史上的第一页是在这儿写下的。他的祖籍在绍兴，但这个城市对他是太陌生了，只不过小时跟母亲回去过两回，每次只住一天，家里除了母亲外，没有一个人会说绍兴话。他是在扬州长大的，在这儿受教育，在这儿定终身，他的祖茔也在这儿，因此他尽管对扬州某些方面有点“讨厌”，但在感情上，对它却是“渐渐亲热起来了”。在《我是扬州人》一文中，他满怀深情地说：“童年的记忆最单纯最真切，影响最深最久；种种悲欢离合，回想起来最有意思”。他终于公开宣称：在那儿度过童年，就算那儿是故乡。何况我们的家又是“生于斯，死于斯，歌哭于斯”呢？所以扬州好也罢，歹也罢，我总算是扬州人的。 但是，这个“扬州人”，从两淮中学毕业后，“就不常在扬州了”。他迎着时代的风雨，踏上了新的途程。 二、北京风雨 1916年夏天，朱自华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北大乃全国著名学府，各地学子均以考取这所名牌大学为光荣，现在朱自华一跃而登龙门，自然博得许多人的钦慕，全家喜悦自不待言。为准备上学，全家忙乱了一阵子，于8月间，朱自华遂辞别祖母和父母亲，怀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心情，挥手向生活了多年的美丽扬州告别。 车声隆隆，汽笛长鸣，飞驰的列车载着青年朱自华，奔向人生新的途径。他年轻的生命之船，扬起高高的风帆，冲进广阔多彩的生活海洋。 这时正是新文化运动春潮在神州大地汹涌奔突时刻。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1916年9月改名《新青年》），主张“科学与人权并重”，提出要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口号，高扬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向封建文化和封建道德发起猛烈的进攻。它犹如一声滚动阴霾长空的春雷，给死气沉沉的黑暗王国以巨大的震动。一片红砖绿瓦庄严肃穆的北京，本是封建军阀盘踞的老巢，帝国主义者纵横捭阖的场所，但也是新思想人物荟萃的地方，而北京大学正是精英云集之处。北京大学创立于1898年，原名京师大学堂，系维新变法运动的产物。变法运动失败后，这所大学堂被保存下来，实际上却是继承着封建文化的传统，入学者多为出身科班的京官，官僚习气十分严重，学校设备也极简陋。辛亥革命后，改名为北京大学，严复被任命为第一任校长，后又历经数人，虽有些须改良，但面貌变化不大。朱自华进入这所大学之日，恰是蔡元培接任校长之时，蔡元培思想开明，学识渊博，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自由主义教育家，参加过辛亥革命，曾两度留学欧洲考察教育。他一接任北大校长，便决心除旧布新，大刀阔斧地改革遗留的封建教育体制，扫除陈腐习气，要以西方资本主义大学为模式，创立一个具有“学术思想自由”的最高学府。他采取“兼容并包”的方针，千方百计罗致学有专长的学者和具有先进思想作风的新派人物。他在翻阅了别人送给他的十余本《新青年》后，大为赞赏，这时陈独秀正好住在前门一家旅馆里，蔡元培立即驱车前去拜访，聘请他出任北大文科学长，主管文学、哲学、历史等系。胡适于1917年7月回国，9月即被聘为教授，讲授英文学、英文修辞学及中国古代哲学三门课。接着，李大钊也被聘为图书馆主任，并兼历史经济系教授。 陈独秀就任文科学长后，即将《新青年》编辑部从上海迁至北京，使刊物更好地发挥团结新文化战士共同作战的阵地的作用。就在这个时期，文学革命运动的号角奏响了，《新青年》第三卷第五期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出了“八不主义”的主张，要求文学要有“高远思想”和“真挚之感情”。第六期发表了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明确提出了“三大主义”主张，要打倒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和山林文学，建设国民文学、写实文学和社会文学。号召青年学子与“十八妖魔宣战”，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帷幕就这样拉开了。 新的环境，新的气氛，新的人物，新的思潮，开启了朱自华的心灵。他听到了闻所未闻的言论，看到了见所未见的事物，他像在沙漠中饥渴已久的人，贪婪地吸吮着新文化知识的甘泉。北大图书馆设在马神庙公主楼，自华整天泡在里面，翻阅着新刊物和新书籍，眼界为之大开。 寒假将至之时，他忽然接到一封家信，不禁忧喜参半，原来是父亲催促他早点回去完婚。在那个时代，年轻人的婚姻命运，都只能依着规矩制定的一定程序，按部就班地通向爱情的“幸福之门”。他14岁时，在扬州订下的武家姑娘年已及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作为家族中的长子长孙，朱自华自然不敢也不能违背这千百年留下的古训。于是，假期一开始，他便急匆匆地背起简单的行囊赶回扬州。 武家原籍杭州，姑娘武钟谦和朱自华一样，自幼在扬州长大。朱自华是幸运的，他的父母为他铺下的婚姻道路，并没有堵住“幸福之门”，姑娘端庄秀丽，温婉柔顺，很爱笑。订婚五载，朱自华这时才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妻子。他喜欢她，新婚燕尔，两人感情很好，年轻的妻子还偷偷地告诉丈夫，当初相亲时自己躲开的秘密。结婚满月后又过了20天，假期已尽，开学时间到了，由是朱自华连元宵节也没法在家过，于2月3日（正月十二）匆忙地吻别新婚妻子，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乘车北上了。 当时，朱小坡还在榷运局任上，家庭经济还宽裕，因此朱自华的婚事办得还颇体面，很花了一笔钱。但没有多久，朱小坡的差事交卸了，家庭经济逐渐拮据，他叮嘱三儿子国华不要写信把家事告诉自华，以免他学习分心。但朱自华还是有所觉察，特别是他暑假回家，住了一些日子，更一清二楚了。他心中很为家庭焦虑，北大规定，学生应读二年预科，然后才能考读本科，朱自华感到以眼下经济状况，按部就班读上去是有困难的。为减轻父亲负担，他乃改名“自清”，因自感性情迟缓，《韩非子》有云：“董安于之性缓，故佩弦以自急”，乃字“佩弦”以自警策，提前一年投考本科，结果进入了哲学系。 天有不测风云。这年冬天，71岁的祖母在扬州病逝，而在徐州任烟酒公卖局长的父亲，这时又卸了职。接到噩耗，朱自清连忙乘车南下，赶到徐州与父亲会齐，一进房子，只见满院狼藉，景况凄凉，想起祖母，不禁泪下，倒是父亲来安慰他不必难过。回到扬州，朱小坡设法变卖、典当了一些家产，又借了一笔高利贷，才勉强地办完丧事。这时二儿子物华中学即将毕业，想报考上海交通大学机电工程系，但他此时已拿不出学费，无法成全其愿望了。朱自清看到家中景况十分惨淡，厅上只剩下几幅字画和一张竹帘，原来摆在案上的巨大古钟，朱红胆瓶，碧玉如意，以及挂在壁上的郑板桥手迹等，都已送进了当铺。满院枯枝败叶，萧索非常，他看着已显老迈的父亲，老实巴交的母亲，以及众多尚未成年的弟妹，心情十分沉重，他拉着三弟国华的手，叹着气说：“我要争取早一年毕业。”他已暗下决心，要尽早挑起养家活口的重担。 丧事完毕，朱自清要赶回北京上学，朱小坡也要到徐州谋事，由是父子决定同行。朱小坡虽然经济状况不好，但爱子情切，唯恐儿子抵不住北国的风寒，特地为他定制了一件紫毛大衣。到了南京，因朋友约去游逛，逗留了一日，第二天便渡江往浦口。朱小坡因事忙本想叫旅馆里一个熟识的茶房陪儿子去火车站，想想又不放心，怕茶房不妥帖，决定还是自己去送。父子俩过了江，进了火车站，朱小坡为儿子拣定了靠车门的一张椅子，看朱自清将紫毛大衣铺好坐位，便一再嘱咐他一路小心，夜里要惊醒些，不要受凉，又嘱托车上茶房好好照应。 “爸爸，你走吧”。朱自清说道。 朱小坡望了望车外，说：“我买几个桔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朱自清要自己去，但父亲不肯，只好作罢。 朱小坡身体颇胖，因为服孝，头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色布棉袍，显得分外臃肿。买桔子须穿过铁道，跳下去再爬上去，这对朱小坡就不容易了。他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太难，可当他穿过铁道爬上月台时就费事了。只见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上缩，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朱自清在车厢里，望见他的背影，泪水不禁夺眶而出。他赶紧把眼泪拭干，唯恐父亲看见难过。朱小坡抱着朱红的桔子回来，朱自清连忙去携他，父亲将桔子一股脑儿倒在紫毛大衣上，扑扑衣上的泥土，心里非常轻松。过了一会儿，说：“我走了，到那边来信！”下车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看了看儿子，说：“进去吧，里边没人。” 朱自清知道，在老父的心中，自己始终是个孩子，所以他总是牵肠挂肚，依依难舍，一百个放心不下。汽笛低沉地长啸了一声，车轮无情地转动了，他凝望着父亲黑郁郁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群里，逐渐远去，远去，再找不着了……他的眼泪又悄悄地沿着双颊流了下来。 这时，出现在朱自清面前的北京，已是另一番景况。自1917年开始，严重的民族危机，犹如倾天黑云，笼罩着中国大地。早在1915年，袁世凯密谋帝制，为换取日本的支持，与日方秘密签订了出卖主权的二十一条密约，给中国人民留下了无穷的祸害。当年年底，这位袁“皇帝”，登极不到半年，就在全国人民唾骂声中一命呜呼了。但元凶虽死，余孽尚存，政权又落于北洋军阀之手，他们的后台是日本帝国主义。1917年，北洋军阀直系首领冯国璋登上总统宝座，但北京政府实权却操在皖系首领段祺瑞手里。段祺瑞政府不仅没有向日本提出归还山东权益问题，相反，却于9月和日本签订了济顺、高徐铁路借款合同，并同意其驻兵济南、青岛，满足了他们侵略我领土的要求。十月革命爆发后，为防正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在中国扩大，又与日本签订了《共同防敌军事协定》。 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并吞中国的野心，段祺瑞政府变本加厉出卖中国权益的无耻行径，使全国爱国学生尤其富于敏感和热情的北京学生，忧心如焚，昼夜不安。 北京大学在蔡元培的领导、和进步教授们的努力下，朝气蓬勃，气象一新。特别是文科面貌有了很大的变革。哲学系，历史系和中国文学系，性质有了明确的区别，课程设置也已确立，新聘教授也最多。最初，北大文理两科都在马神庙上课，1918年盖起了红楼，文科移到这里，哲学系就设在四楼。图书馆也从马神庙公主楼搬到红楼第一层。校内学生思想十分活跃，社会活动很多，当时和朱自清同系同班的同学杨晦曾回忆说： 随着政治上的变动和外交的吃紧，随着新旧思想斗争的展开，（学生活动）就一天比一天开展，一天比一天活跃。平常，除了《北京大学日刊》每天出版外，还有在宿舍的影壁上，墙上，随时出现的海报，布告等，有人发出什么号召，就有人响应；说开会，就有人去。开会的地点，大些的会，在饭厅开的时候多，要说话的，站在板凳上就说起来。甚至在厕所里开辟“厕刊”，互相辨难。 北大当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有什么活动，或有什么社团组织，一般都是放一个签名簿在号房，谁愿意参加就可以自由签名。①北大实际上已成为当时反帝反封建的战斗堡垒，一面迎风高扬的革命旗帜。1918年，北京灰色长空上，政治风云狂涌，而北大的师生就扮演了打头阵的急先锋角色。5月，北京大学与北京高师、高工、法专等学校的学生两千余人集会游行，要求取消卖国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 6月，由李大钊领导的，旨在改造中国的“少年中国学会”成立； 10月，学生救国会组织的国民杂志社成立，对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展开猛烈的攻击，该社社员85％是北大学生，邓中夏、许德衍等均是骨干。 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国战败和“协约国”胜利而告终。消息传来，北京城沸腾了，市民欢欣鼓舞，纷纷高举国旗，结队游行。北京大学在***搭起高台，举行演讲大会，参加者有各校学生三万余人，继后又在中央公园举行庆祝活动进行演讲。北大教授李大钊发表了题为《庶民的胜利》的演说，他把欧洲战争的结束和十月革命联系起来考察，告诉人们，此次德国的失败，“是庶民的胜利”，“是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北大校长蔡元培两次登台演讲，他告诉大家：“现在世界大战的结束，协约国占了胜利，定要把国际的一切不平等的黑暗主义都消灭了，别用光明主义来代替他。”他高喊“劳工神圣”，说：“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① 斗争风雨刷洗着祖国河山，也冲激着年青人的心灵。朱自清自然也不例外。他刚进哲学系时，整天埋头苦读，和同学不大交往，他的同学杨晦回忆说：朱自清先生跟我是同班的同学，我们都是民国九年北大哲学系毕业的学生。不过，我们彼此间却等于没有来往。他是一个不大喜欢说话的人……我们同课桌坐过一学期，因为当时的座位是一学期一换，我们大概没有谈过两三句话。然而，我对于他却印象清楚而且感觉很亲切。……朱先生比我只大一岁，然而，在同学时，他却已经显得很老成，我完全是个孩子的样子。①朱自清结婚后第二年，就有了一个儿子，家庭负债累累，生计日艰，所以他一门心思要在三年里，读完四年的课程，好早一些毕业出去做事，为年老的父亲分忧。《北大日刊》是一种公报性质的刊物，上面经常公布各系缺课的学生名单，朱自清的名字从未出现过。这位“胖胖的，壮壮的，个子不高却很结实”②的青年，在师友们的眼中是个秉性谦和，沉默寡言，不很活跃的用功学生。但当时的政治热浪对他的影响太大了，在猛烈的斗争风雨冲激下，他的心灵逐渐苏醒了，开始留心并参加校内外的政治活动。 这时，正是文学革命运动深入开展时刻，翻开《新青年》，里面有陈独秀、胡适、刘半农、钱玄同等接二连三讨论新文学问题的文章，还有那么多新文学的作品。鲁迅的《狂人日记》以崭新的白话形式，暴露封建礼教和家族制度吃人的本质，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胡适、刘半农、沈尹默等新诗，打破了旧诗格律的镣铐，抒唱了发自内心的真情。还有许多介绍外国文学的文章，传递了世界进步文化的信息。刊物里头的作者多是北大的教师，读了倍觉亲切。在新文化雨露的哺育下，朱自清的热情开始释放，文学种子在他年轻的心灵里正慢慢地萌芽。一天，他同房间一位姓查的同学，从伊文思书馆寄来的书目里，得到一张“睡罢，小小的人”的画片，画面是一个西洋妇人安抚着婴儿睡觉，一轮明月撒下温柔的光辉，微风吹着身旁的花枝，仿佛传来阵阵沁人肺腑的幽香。朱自清感到这幅画“很可爱”。蓦地，一股如泉水般的灵感，猛地袭上心头，使他感到有一种不能抑制的创作冲动。由是，他铺开稿纸，提笔写道：“睡罢，小小的人”。 你满头的金发蓬蓬地覆着，你碧绿的双瞳微微地露着，你呼吸着生命底呼吸。 呀，你浸在月光里了，光明的孩子——爱之神，“睡罢，小小的人” 夜底光， 花底香， 母的爱， 稳稳地笼罩着你。 你静静地躺在自然底摇篮里，什么恶魔敢来扰你！ …… 这绝不是对画面实际情景的描摹，而是内心感情的抒发，倾注里头的是，朱自清追求光明，向往自然的愿望，是他年轻心弦的有力弹动。他取了一个余捷笔名，把这首处女作寄给北京《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他终于抬起手来轻叩艺术之宫的大门。 3月7日，《北京大学日刊》登了一则消息：本校学生邓康、廖书仓等近发起组织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以教育普及与平等为目的，以露天讲演为方法。 消息轰动了全校。邓康字仲獬（即邓中夏），湖南宜章人，1917年考入北大中国文学系，思想激进，他发起组织“平民教育讲演团”是得到蔡元培和李大钊支持的。《日刊》同时刊载了《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征集团员启》和《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简章》。讲演团是“以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为宗旨，认为教育有两大类，一为“就学教育”即学校教育，一为“就人教育”即露天教育。学校教育多有钱子弟才得以享受，贫寒子弟则无力入学，这是教育不平等现象。邓中复发起的“平民教育讲演团”就是要使贫苦民众也能受到教育，“欲期教育之普及与平等”。启事与章程得到广大进步同学的支持和响应。没有多久，朱自清也报了名，从此他和邓中夏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在《新青年》的影响和激荡下，北大一部份学生开始酝酿创办社团出版杂志，他们的计划得到陈独秀的大力支持。由是，一个新杂志《新潮》于1919年1月和读者见面了。《新潮》提倡革新文词，发扬批评精神，从事“伦理革命”，向封建礼教发起猛烈进攻，在新文化运动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李大钊、鲁迅等都给予有力的支持。朱自清也参加了“新潮社”。孙伏园说：“我们比较相熟还是在新潮社共同讨论《新潮》和一般思想学术问题时候。佩弦有一个和平中正的性格，他从来不用猛烈刺激的言词，也从来没有感情冲动的语调，虽然那时我们都在二十左右的年龄。他的这种性格近乎少年老成，但有他在，对于事业的成功有实际的裨益，对于分歧的意见有调解的作用”。①他的一篇译文《心理学的范围》就发表在《新潮》第三期上。 正当朱自清向现实迈出可喜的一步的时刻，国内的政治形势又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世界大战结束后，广大的中国人民最关心的便是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国家领土的完整。以为“公理”必能战胜“强权”，良好的愿望一定能够实现，他们都把希望寄托在巴黎和会上。 巴黎和会于1919年1月8日召开，但它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却是一连串令人懊丧的失塑：七项希望条件被挡回来了；取消“二十一条”的要求被拒绝了；而且连山东权益问题，也在英美等国的默认和要挟下，完全满足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要求。 中国外交在巴黎和会上彻底失败了。5月1日的报纸披露了这个耻辱的消息，人们由惊诧而愤怒了。很久以来，中国人民在历史的滚滚尘埃中探寻、呻吟，现在终于从“公理战胜强权”的幻梦中惊醒了，认识到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原是一丘之貉，他们都是中国人民的敌人。 于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熊熊烈火，染红了古老北京的长空。 北大“五·三”之夜，是个不眠之夜。5月3日早晨，公告牌上出现了措词激昂的通知当晚开会的布告，到了晚上，北大法科礼堂未到开会时间，就已聚集千余人，除本校学生外，还有来自其他大专院校的。年轻的学生们痛哭流涕，慷慨陈词，会场气氛如火如荼，群情昂奋。当时北大学生运动的骨干分子许德衍①有详细的描述：法科学生谢绍敏悲愤填膺，当场将中指啮破，裂断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字，揭之于众，这就更激励了全体学生的情绪，于是决定第二天即5月4日早上全体游行示威。大家掌声如雷一致同意。 会后学生们纷纷脱下手表、戒指，掏出银元、钞票资助明天游行。夜深了，他们还在制作旗帜、标语，起草传单、宣言。北大沸腾了。 5月4日是星期天，中午过后，13个学校3000多学生陆续到达***广场，人人手里拿着小旗帜，上书“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保我主权”以及“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口号。游行队伍浩浩荡荡从***出发，出中华门直奔东交民巷使馆区，递交陈词。学生们一面高呼口号，一面散发传单，从东交民巷往北走，经长安街、东单、再往北折，经石人胡同，大羊宜宾胡同来到赵家楼曹汝霖住宅。曹宅大门紧闭，警卫森严，愤怒学生乃破门而入，曹汝霖不在，把正和日本记者交谈的驻日大使章宗祥痛打一顿，又在曹宅内放起一把火。 赵家楼浓烟滚滚，火光冲天，照亮了古城大地。这一正义的熊熊之火，将中国历史画了一个长长的休止符！ 石破天惊。在那红红的火光烛照下，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朱自清积极地参加了这一震撼中外的爱国斗争。五四狂风暴雨，深深地震动了他年轻的灵魂，似乎有一道不灭的精神之光，把他的世界照亮。***前如涛的吼声，赵家楼的冲天大火，使他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本是一沟暮气沉沉的死水，现在已开始奔突翻腾，充满阴云的天宇，也爆出了一丝光明。五四狂飚鼓荡着他的血液，也激起了他的创作热情。十年后，他曾说过，当时之所以创作，“是时代为之”，是五四运动“大伙儿蓬蓬勃勃的朝气”，“紧逼”着他的缘故。①加之这时《学灯》发表了他的处女作《睡罢，小小的人》，这就更激发了他写诗的兴趣。 由是，这个哲学系的青年学生，决意要拿起诗歌这管号角，来抒唱自己对现实的感号，向人间吹奏自己的心曲。在做完功课之后，他就浸沉在艺术想象世界里，灵感与思辨比翼飞升，那些对人生问题的种种思索，常常幻化为生动形象，从脑际汹涌而出： 风雨沉沉的夜里，前面一片荒郊。 走尽荒郊， 便是人们的道。 呀！黑暗里歧路万千，叫我怎样走好？ “上帝！快给我些光明罢，让我好向前跑！” 上帝慌着说，“光明？ 我没处给你找！ 你要光明， 你自己去造”！ 在这首题为《光明》的诗里，他通过一个在风雨交加的暗夜里，努力寻求出路的景象的创造，表达了自己对现实理性的思考。风雨沉沉，暗夜漫漫，光明之路在那里？他的回答是积极的，光明绝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也不能祈求别人赐予，一切都要靠自己的双手去争取。这种奋发图强的精神状态，正是五四斗争风雨沐浴的结果。 这时期，朱自清完全沉浸在欢悦的海洋之中，在他年轻的感觉里，似乎这个世界经过五四风暴冲刷之后，一切都焕然一新了。他对自我更有新的愿望与新的追求，他要做一个无愧于这个时代的纯洁青年。夜里，他望着漆黑的天幕，一轮明月静静地撒下一片银光，悄悄地笼罩着丛丛绿树，在地上投下片片疏影，天宇一色清莹，不见纤毫翳障。他禁不住从心中迸出一声呼喊：月啊！我愿永永浸在你的光明海里，长是和你一般雪亮！ 在这首《满月的光》中，他通过时那光耀环宇的月景的描写，抒发了自己向往光明的心境。 朱自清虽然时时漫步于遐想的天地里，但他绝没有忘却现实的惨状。在年关将至之时，他突然听到安庆蚕桑女校学生为军阀所蹂躏，心中无限悲愤。他驾驭着想象翅膀，先为人们展示了这样一个充满和平恬静气氛的景象：在如银的月光里，绿油油的草地上，一群羊静静地睡着，它们雪也似的毛和月光相映衬，十分美丽。接着，一群恶狼悄悄地从山上下来了，于是出现了一幕与前面绝然相反的令人心悸的惨景：狼们终于张开血盆般的口，露列着馋馋的牙齿， 像多少把钢刀。 不幸的羊儿宛转钢刀下！ 羊儿宛转， 狼们享乐， 他们喉咙里时时透出来可怕的胜利的笑声！ 他们呼哨着去了。 碧油油的毡上， 新添了斑斑的鲜红血迹。 …… 这就是发表于1919年12月18日《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题为《羊群》的诗。在这首诗里，年轻的诗人把自己对现实的理性认识，孕育在具体可感的形象之中。狼就是军阀，羊就是民众，通过画面前后鲜明的对照，突出了恶狼的凶残和强暴。诗人写的似乎是自然界的弱肉强食的现象，其实揭露的却是现实社会人吃人的惨状，从中抒发了自己对被损害者亲切的同情，对封建军阀强烈的憎恨，表达了他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诅咒！ 1919年在朱自清生命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虽然付出了一些代价，《北京大学日刊》上缺课名单中，也不时出现他的名字，但生活是十分充实的，如白绫一样铺展开来的人生长卷上，总多少抹上些鲜艳的色彩，溅上了战斗的征泥。1919年即将过去，新的一年就要来临，在年终岁尽的一个夜晚，他怀着激动的心情写下了一首名为《新年》的诗篇。夜幕沉沉， 笼着大地。 新年天半飞来， 啊！好美丽鲜红的两翅！ 她口中含着黄澄澄的金粒——“未来”的种子。 翅子“拍拍”的声音惊破了寂寞。 他们血一般的光， 照彻了夜幕； 幕中人醒， 看见新年好乐！ 新年交给他们 那颗圆的金粒； 她说，“快好好地种起来，这是你们生命的秘密！” 在青年朱自清的心中，那迎着五四风暴而来的新的一年，是何等光彩动人啊！她已被他诗化为给大地带来光明，给未来带来希望的天使，她含来金黄色的种子，便是祖国崭新未来的象征，新年就是新的开始。这一美丽的形象，包孕着诗人一个美丽的憧憬，即希冀五四运动播下的种子，在时代雨露的沐浴下，绽开出美丽的花，结出丰硕的果。在这段时间里，诗之女神时时用她的纤手撩拨他的心弦，灵感犹如山涧流不尽的泉水，频频地冲激他的心门。他常常抓住对自然界的感知，去作哲理性的深遽思索，将散落的点点滴滴的发现和感兴，熔铸成优美的诗篇。他歌颂那“一阵阵透出赤和热”的煤，赞美它给人间带来“美丽”和“光明”①，他咏唱“立在阳光里”，“苏醒了”的小草，颂扬她给大地带来了“春意”②，他感谢悄没声儿地立在北河沿上的路灯，说它是“我们唯一的慧眼”：他们帮着我们了解自然；让我们看出前途坦坦。 他们是好朋友， 给我们希望和慰安。③那些发光的“煤”，向阳的“小草”，光明的“路灯”，分明都含有象征的意味，富有艺术的暗示性，微妙地表露了青年朱自清的内心秘密。 过年不久，朱自清开始忙起来了，因为大考就要到了，他在三年时间里已经修完了哲学系的四年课程，现在要准备毕业考试了。不料，平民教育讲演团却加紧了活动，3月间，邓中夏为了便于开展革命工作，将平民教育讲演团分为四组，朱自清任第四组书记，负起了领导的责任。4月6日，讲演团一清早冒着春寒，从北京出发乘车到通县，十时左右到达，饭后十一时许，分组在热闹地方讲演，共讲六次，听众达五百余人，朱自清讲题为《平民教育是什么？》和《靠自己》。结束后到潞河公园游览，并参观了通俗图书馆。1921年9月，讲演团在一份总结材料中曾提到这次讲演情况：“居民皆前拥后随，得以听讲为快”。这时陈独秀、李大钊把视线关注于劳工运动，积极筹备“五一”劳动节活动，要开展一次规模宏大的宣传攻势。5月1日这一天，艳阳似火，群情兴奋，北京大学工人和学生500多人举行了纪念大会，号召人们把“五一”节当作引路明灯，向光明道路前进。第二天，平民教育讲演团立即配合，深入群众进行宣传，朱自清在北京街头作了题为《我们为什么要纪念劳动节》的演讲，他慷慨陈言，向人们介绍了“五一”节的来历和纪念的意义。 就在红色的5月里，他顺利地通过毕业考试，提前一年毕业了。 当他私自庆幸十分高兴时，又接到家书，他的长女采芷诞生了，真是双喜临门呵！ 6月，他恋恋不舍地告别了哺育他多年的北京大学，整装南归了。 三、钱塘潮淙 朱自清在北大提前毕业的消息传到扬州，朱家上下喜形于色。原来自从三年前朱小坡和儿子分手之后，在徐州没有谋到差事，病倒外乡，后被人送回扬州。从此贫病交加，家道日衰，因此心情郁愤，脾气暴躁。现在听到儿子不负所望，心中不禁大喜，日夜盼他回来。 在扬州天宁门桥北，有一座千年古刹天宁寺，规模宏伟，庄严灿烂，为清代扬州八大名刹之首，内外驰名，香火旺盛。一天，朱小坡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焦急，乃去天宁寺烧香求助，于佛前求得一签，上云：三径犹荒草，渊明尚未归。 故乡风景好，雁影送斜辉。 老和尚道贺说：“恭喜你老人家，你儿子要和他好友一起回乡做官了”。朱小坡听了十分高兴。 不久，朱自清果然风尘仆仆地和同学俞平伯一起回来，但却不是做官，而是到杭州第一师范学校教书。这是一师校长致函北大校长蒋梦麟，请他代为物色教员，蒋梦麟遂将本校高材生朱、俞二位推荐给他。 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前身是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位于杭州下城，本来是旧贡院，破烂不堪。1909年，鲁迅、刘大白等都在这里执教过。辛亥革命后的1913年，改为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当时校长是教育界负有盛名的上虞人经亨颐（子渊）。学校风气颇为活跃，师资力量也较为充实。由于是师范学校，学生中年龄差距很大，小的只有十五、六岁，大的竟有二十七、八岁，最多的是二十上下。朱自清是暑假过后，带着妻子来的，教的是高级班，学生年龄比较大。他那时才23乡，矮矮胖胖的身子，方方正正的脸庞，配上一件青布大褂，一个平顶头，给人的印象完全像个乡下土佬儿。他说一口扬州官话，不甚好懂，但教学认真，备课充分，一上讲台便滔滔不绝，唯恐荒废了时间。但由于第一次上讲堂，心情难免紧张，因此讲话有点结巴，有时竟急得满头大汗。学生们倒是比较喜欢听他的课，有时从别的班上偷偷地溜到他的班里旁听。因为年轻，同学们都称他为“小先生”。课余时间，“老学生”们也常常到“小先生”家里求教，“小先生”总是让坐、倒茶，热情地招待，谈话间常常流露出年纪轻轻就出来教书，在学业上不能继续深造的痛苦。武钟谦为人娴静，除招呼之外，照例不搭腔，只是默默地坐在床沿上做针线活。 在杭州一师，朱自清的心情是矛盾而又复杂的。一方面是五四的余热还没有退尽，心中尚燃烧着对光明的企求，在《送韩伯画往俄国》一诗中，他把出现在地平线上的无产阶级红色风暴，喻为冲天而起，不断在天际流动的“火一般红云”，它把“黑漆漆的大路”，“照耀得闪闪烁烁的有些分明了”，流露了由衷赞美的心情。就在那红光普照的背景里，他勾勒了一个追求“红云”的先进知识分子形象，他在十月革命的激励下，热血沸腾，他向“鲜明美丽”的红云表示：“我愿意放下我所曾有的，跟着你走，提着真心跟着你！”这个“赤裸裸的从大路上向红云跑去”的光辉形象，是诗人的发现，也是诗人的创造，那里包孕着年轻朱自清的理想和愿望。而另一方面，他又对现实感到惶惑：只如今我像失了什么，原来她不见了！ 她的美在沉默的深处存着，我这两日便在沉默里浸着，沉默随她去了， 教我茫茫何所归呢？ 但是她的影子却深深印在我心坎里了！ 原来她不见了， 只如今我像失了什么！ ——《怅惘》 诗里的“她”，只是一个象征的意念，表露的是青年诗人内心沉重的失落感，他被“茫茫何所归”的愁云茵笼住了。 朱自清不善交际，为了排遣时日，他只有在工作之余偷闲外出郊游。杭州坐落在钱塘江北岸，是一座名闻遐迩令人神往的美丽古城。晶莹清澈的西湖，犹如光耀天宇的明镜，镶嵌在城区西面，“波涌湖边远，山催水色深”，周围群山秀丽挺拔，林木郁郁葱葱，沿湖柳树成荫，繁花似锦，湖光山色，相映成趣，真是“欲把西湖比西子，淡装浓抹总相宜”呵！朱自清对这座名城，自是向往已久，他曾写道：“杭州是历史的名都，西湖更为古今中外所称道；画意诗意，差不多俯拾皆是”。①11月28日，他约了几个友人，一起去游逛天竺、灵隐、韬光、北高峰、玉泉等胜景。灵隐寺是江南著名的古刹，林幽树密，溪水清澄，朱自清和友人漫步在灵隐绿树荫蔽着的小径上，欣赏那在万绿丛中冷冷地流淌着的泉水，瞻仰那金碧辉煌、巍峨幽深的殿宇。沿途那些在微风中飞舞的修竹，萦绕于山腰的轻烟，以及葱绿的松柏、血红的枫树，鹅黄的白果、雪白的茶花，都使他流连忘返，惹起无穷的遐想。最后登上北高峰，于寂静暮色中，眺望笼罩于山间的迷迷镑镑的烟霭。妩媚的自然风光使他陶醉了，心里愉快极了，但有时触景生情，一丝愁情无端地翻上心来。当他步出紫竹林时，看到地上有一堆黄叶，心中不禁喟叹道：可怜的叶儿， 夏天过去了 你们早就该下来了！ 可爱的， 你们能伴我 伴我忧深的人么？ 他俯下身，捡起两片黄叶，珍惜地存在口袋里。在回去的路上，他踏着枯叶，发出唧唧喳喳的声响，心中默默喊道：你们诉苦么？ 却怨不得我们； 谁教你们落下来的？ 一阵风过，吹落一片树叶，他也感叹不已：有谁知道这片叶的运命呢？①一粒沙中见世界，半瓣花上诉衷情，他一路上对黄叶、枯叶、落叶的感慨，抒发的岂不正是他对自己孤寂处境的感受？唉，生活的担子，已经使这位刚出校门的年轻人经受不住了。请听： “担子”渐渐将我压扁；他说，“你如今全是‘我心’了。” 我用尽两臂的力， 想将他掇开去。 但是——迟了些， 成天蜷曲在“担子”下的我，便当那儿是他的全世界；灰色的冷光四面反映着他，一切都板起脸向他。 …… ——《自白》 晚间无事，他就努力写诗，还好有一个挚友俞平伯和他同事，可以切磋诗艺。俞平伯浙江德清县人，和朱自清是北大同学但不同系。俞平伯在学生时代就开始写诗，常在《新潮》上发表，朱自清认为他是这方面的老资格，因而把自己偷偷写下的新诗集《不可集》送给他看，希望得到他的批评指正。所谓“不可”者，乃出自《论语》“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者与”，系勉强尝试的意思。可惜不到半年，俞平伯就辞职到北京去了。 朱自清对一师的环境不大适应，初出茅庐的“小先生”在颇有世故的“老学生”面前，有时不免感到困惑。当时学生魏金枝曾回忆说：“一到学生发问，他就不免慌张起来，一面红脸，一面急巴巴地作答，直要到问题完全解决，才得平静下来”①。不久，就“小有误会”了，他终于尝到了人生的苦味。《转眼》一诗就记录了他当时复杂的心绪，他感到在那“人间的那角上”，“找不着一个笑”，他被“弥天漫地的愁”絮团团地围住了。 东西南北那眼光，惊惊诧诧地目夹他。 他打了几个寒噤； 头是一直垂下去了。 他也曾说些什么， 他们好奇地听他； 但生客们的语言， 怎能够被融洽呢？ “可厌的！”—— 从他在江南路上， 初见湖上的轻风， 俯着和茸茸绿草里 随意开着 没有名字的小白花们 私语的时候， 他所时时想着，也正怕着的那将赐给生客们照例的诅咒，终于被赐给了； 还带了虐待来了。 自尊的他经受不住“没有名字的小白花们”的私语，提出了辞职： 羞——红了他的脸儿，血——催了他的心儿；他掉转头了， 他拔步走了； 他说， 他不再来了！ 同学们慌了，都热情地挽留他，劝他不要离开他们：他的脸于是酸了，他的心于是软了； 他只有留下， 留下在那江南了。 虽然学生们“像‘花’一般爱他”，但正如他说的，“后来他们和我很好，但我自感学识不足，时觉跋徨”①。遂决意离开一师。 暑假里，他经人介绍，往扬州江苏省立第八中学任教务主任。扬州是他“长于斯”的地方，八中系他母校，照理说是很惬意的，谁知竟不如浙江一师。开头他颇想有所作为，一来便为学校写了一首校歌，“浩浩乎长江之涛，蜀冈之云，佳气蔚八中。人格健全，学术健全，相期自治与自动。欲求身手试豪雄，体育须兼重。人才教育今发煌，努力我八中”。但八中风气并不见“佳”，人格似乎也不怎么“健全”，使他无法得以小试“豪雄”。朱自清虽谦和，但秉性耿直，遇见他认为不合理的事，有时要发发“憨气”。到任不久便和人发生了争执，起因乃招考新生时，一个小学教师领学生来报名，保证书有问题，对方要求通融，朱自清坚执不允，弄得彼此不欢而散。没有多久，又和校长意见不合，一来“太忙”、二来“教员学生也都难融洽”①；加之家庭不和，他每月薪水均由学校送到父亲手里，他无权支配。因而他不管家里反对，辞职不干，决意要离开这个使他厌恶的地方。 秋天，朱自清经好友刘延陵介绍到上海中国公学中学部教书。刘延陵江苏泰兴人，和朱自清自幼相识，这时正在那里执教。中国公学在吴淞炮台湾，朱自清一到那里，刘延陵就告诉他一个新鲜消息：“叶圣陶也在这儿！” 叶圣陶江苏苏州人，五四以后写有不少新诗和，在文学界颇有名气，他的作品朱自清都看过，对他很是景慕。“怎样一个人？”朱自清好奇地问。 “一位老先生哩”。刘延陵回答。 朱自清感到很意外。一个阴天，刘延陵带他去拜访叶圣陶，一见面朱自清就觉得叶圣陶年纪并不老，“只那朴实的眼色和沉默的风度与我们平日所想象的苏州少年文人叶圣陶不甚符合罢了”。①朱自清见了生人照例说不出话，叶圣陶似乎也是如此，所以两人只是泛泛交换了几句对创作的意见。随着交往慢慢密切，两人的友谊才与日俱增，朱自清喜欢叶圣陶的寡言，喜看他有味地倾听他人说话的神情，喜欢他的和易，因为这和易乃“出于天性，并非阅历世故，矫揉造作而成。”②更喜欢他厌恶妥协的率直精神。两人亲与相处，日子过得颇为愉快。 在上海中国公学，朱自清更进一步地凫进了文艺新潮。当年文学革命之树，如今已是叶茂根深，鲜花满枝了。一些先进的文艺青年亟思成立文学团体，创办杂志，以便在一个鲜明旗帜下，集结力量，倡导自己的文学主张，发表自己的创作。1920年底，周作人、郑振铎等人在北京开始酝酿组织文学研究会，翌年1月4日在北京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召开了大会，并在改革后的《月报》上发表了“宣言”与“简章”。接着又成立了文学研究会读书会，下设、诗歌、戏剧、批评、杂文等五个小组。叶圣陶便是该会发起人之一，又是诗歌组的成员。朱自清也是该会成员，入会号数为59。文学研究会反对“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①，认定文学是“人生的镜子”②，是继《新青年》之后，进一步揭起现实主义旗帜的文学团体。1921年初，文学研究会骨干郑振铎等人南下上海，与沈雁冰等汇合，组成了以上海为基地的阵营，叶圣陶和朱自清都是其中的活跃分子。 五四运动以来，复古主义者就沆瀣一气向新文学阵营发起进攻，他们选择的突破口就是新诗。当时南京大学的一些留学美国的教授胡先骕、吴宓、梅光迪等，自我标榜“学贯中西”，以“新知”来提倡“国粹”，维护“圣道”。他们讥讽白话新诗，说它仅是白话而非诗，《南京高等师范月刊》大张旗鼓，以讨论诗学之名，行攻击新诗之实，大量刊登古诗，叫嚣新诗“亟待研究之点颇多”，态度十分猖獗。朱自清、叶圣陶、刘延陵都是新诗人，对此岂能坐视不理？他们联系俞平伯，商量出一个专门倡导和发表新诗的刊物，与复古主义者作针锋相对的抗争。他们的计划得到中华书局左舜生的支持，这时俞平伯在北京，朱自清马上写信告诉他：“《诗》决由中华书局承办，已定。” 10月20日《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连续三天登载了一则用诗的形式写的《〈诗〉底出版预告》：归诗的骸骨已被人扛着向张着口的坟墓去了，产生了三年的新诗，还未曾能向人们说话呢。 但是有指导人们的潜力的，谁能如这个可爱的婴儿呀！ 奉着安慰人生的使命的，谁又能如这个婴儿的美丽呀！ 我们造了这个名为《诗》的小乐园做他的歌舞养育之场， 疼他爱他的人们快尽你们的力量来捐些糖食花果呀！ “预告”刊出后，他们加快了筹备工作。10月底，《学灯》上又登出了《〈诗〉底出版预告〈二〉》，宣告：“创刊号准予明年1月1日出版”，内容为“一诗，二译诗，三论文，四传记，五诗评，六诗坛消息，七通讯”。预告登出后，受到了社会重视，有人写文章表示欢迎。 《诗》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诗刊。它标志了从五四以来的新诗，终以勇敢姿态宣告了自己独立的存在。它开宗明义向社会声称这是新诗“向人们说话”的阵地，并义正辞严地宣判了旧诗的死刑，以大无畏精神勇敢地向复古主义者挑战。 《诗》为月刊，每卷五期，每期63页，于1922年1月出版时，用的是“中国新诗社”名义，其实，并没有这个组织。朱自清、叶圣陶、俞平伯和刘廷陵，都是文学研究会成员，他们经过商量后，遂于第一卷第四号上发表声明，“将本刊作为文学研究会定期出版物之一”，并于下一期刊物的封面上，标出“文学研究会定期刊物之一”的字样。刊物由叶圣陶、刘延陵具体编辑，刘延陵“最热心”，“费的心思和工夫最多”①。朱自清也花了不少力气，他常和远在北京的俞平伯通信，讨论新诗创作问题。俞平伯常将自己的诗作寄来，朱自清对他的《小劫》一诗赞不绝口，说它是“意境殊胜，音节底单缓和美，真是无以复加”，“妙在能善揉古诗音调之长，要施以一番融铸工夫，所以能悦耳，又可赏心，兼耳底、心底，音乐而有之”，是一篇“光明鲜洁”之作②，遂将它刊于一卷一期之首。 《诗》月刊主要以创作为主，奉行的是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宗旨，比较广泛地暴露了军阀统治的黑暗，反映人民的苦难，诉说知识分子的苦闷。朱自清为刊物写有不少诗篇，在《宴罢》一诗中，他通过一个宴会的描写，将“酒够”、“乐足”、“脸红”、“头晕”的宾客，和伺候客人而显出“饥和惫的颜色”的仆人阿庆进行对比，表露了自己的心情：今天真的侮辱了阿庆！ 也侮辱了沿街住着的 吃咸菜红米饭的朋友！ 诚挚地表现了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对劳苦人民的深切同情。《诗》月刊对当时诗坛的另一贡献，便是对小诗的倡导和讨论。那时正是小诗创作的萌发时期，周作人在《诗》刊上大力介绍日本小诗，朱自清对周作人的热心很是感动，也写了《短诗与长诗》一文，对小诗的创作进行批评和探讨，认为有些流行短诗“只有感伤的情调和柔靡的风格；正和旧诗、词和散曲里所有的一样！因此不能引起十分新鲜的兴味；近来有许多人不爱看短诗，这是一个重要的缘故。长此下去，短诗将向于疲惫与衰老底路途，不复有活跃与伶俐底光景，也不复能把捉生命底一刹那而具体地实现它了。”他希望作者们不要形式地学习外国小诗，而要“兼采日本短诗与《飞鸟集》之长，先函养些新鲜的趣味”，以改变自己“单调的作风”。他主张小诗“贵凝炼而忌曼衍”，在艺术上应“重暗示、重弹性的表现，叫人读了仿佛有许多影象跃跃欲出底样子”。因此他要求作者要用“极自然而又极慎重的态度去写短诗。”他身体力行，为《诗》写了三首小诗，以极其精炼的形式，表达了自己内心刹那的感兴。他把其中两首抄寄俞平伯，得到俞的称许。30多年后，俞平伯在忆及此段因缘时，还赞不绝口： 其时小诗很流行，我的《忆游杂诗》，全袭旧体诗的格调，不值得提起；佩弦的小诗，有如“风沙卷了，先驱者远了。”语简意长，以少许胜多许①。 《诗》得到了许多作家的支持，沈雁冰、胡适、周作人、郑振铎、徐玉诺、王统照等都为它写过稿，共出了两卷七期，至1923年5月停刊。它犹如一枝迎风招展的鲜花，透露了新诗世界的春天信息。 当朱自清、叶圣陶、刘延陵正为《诗》月刊的出版而努力奋斗时刻，他们执教的中国公学却闹起了风潮。起因是旧派教员煽动部分学生驱逐代理校长张东荪和中学部主任舒新城，并攻击叶圣陶、朱自清、刘延陵等七八位新教员。中国公学教员多为北大学生，于是请胡适出面调解，胡适在10月24日的《日记》中，对此次风潮情况略有记载：四时，到水榭，赴中国公学同学会。上海中国公学此次风潮，赶去张东荪。内容甚复杂；而旧人把持学校，攻击新人，自是一个重要原因。这班旧人乃想拾出北京的旧同学，拉我出来做招牌，岂非大笑话！ 他们攻击的新的教员如叶圣陶，如朱自清，都是很好的人。这种学校，这种学生，不如解散了为妙！①朱自清曾向刘延陵提出一个强硬的办法，即中学部停课以支持大学部，就担心一向持重的叶圣陶不会赞成。谁知一经提出，叶圣陶立即赞同。他对风潮中的妥协派早已怀有极大的怒忿。但“新人”毕竟斗不过“旧人”，学校并没有“解散”，“很好的人”却被解聘了。 在残蝉声断梧叶萧索的深秋季节里，朱自清接到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的聘书。 风澹荡， 平原正莽莽， 云树苍茫，苍茫， 暮到离人心上。 ——《沪杭道上的暮》他怀着离索的心情，行色匆匆地从上海赶到杭州。学校当局对他很热情，听说叶圣陶也在上海，便请他代为邀聘，朱自清立即给叶圣陶去信，回信说：“我们要痛痛快快游西湖，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朱自清大为高兴。 11月的一天，叶圣陶乘车南来杭州，朱自清到车站迎接。学校很优待，为他们各备了一间住房，叶圣陶秉性温和，笃于友谊，害怕孤独，乃向朱自清建议，把自己的那间房屋做为两人居室，而将朱自清那间当做书房。从此两人联床共灯，或是各据一桌预备功课，或是相对品茗闲聊，有时也一起下馆子小饮几杯，但更多的是结伴游逛西湖。朱自清写道：“西湖这地方，春夏秋冬，阴晴雨雪，风晨月夜，各有各的样子，各有各的味儿，取之不竭，受用不穷；加上绵延起伏的群山，错落隐现的胜迹，足够教你流连忘返”。①去年孤单一人，心情欠佳，没有尽兴，现在有好友为伴，自然游兴偏浓了。阴历十一月十六日晚上，朱自清乃邀叶圣陶和另一友人共泛西湖，这晚月色真好，有点风，但不大，月光照着软软的水波，一溜反光，像新砑的银子。远山只有淡淡的影子，山下偶尔闪现出一星灯光。湖上很静，只有他们这一只小划子，在慢慢地荡着，叶圣陶触景生情，口占两句诗道：“数星灯火认渔村，淡墨轻描远黛痕”。大家都不大说话，只有均匀的桨声打破湖面的空寂。这天恰是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的生日，净慈寺十分热闹，在船夫的建议下，他们弃舟登岸来到佛殿，只见灯火辉煌，佛婆在念经，磬一声，木鱼一声，佛号一片，庄严的乐音在大殿里迂缓地回旋着。 夜深了，才荡舟回去，到校里躺在床上，两人尚上下古今谈论不已。隔了几天，朱自清又和叶圣陶到城隍山四景园游玩，他们坐在一间“又大、又静、又空”的屋里，看着太阳将花影在墙上慢慢地移动，向窗外望去，外面是鱼鳞似的屋，螺髻似的山，白练似的江，明镜似的湖。地上被一层层的屋遮住了，山上被一叠叠的树掩住了，水上被一阵阵的烟笼住了。两人相对默坐，静听着雏莺儿在远处“珠儿”、“珠儿”地唱着。 朱自清和叶圣陶极为相得，他们之间随意如闲云之自在，印证如呼吸之相通，“能说多少，要说多少，以及愿意怎样说，完全在自己手里，丝毫不受外力牵掣。这当儿，名誉的心是没有的，利益的心是没有的，顾忌欺诈的心也都没有，只为着表出内心而说话，说其所不得不说”。①随随便便，坦坦荡荡，任意倾吐，各无戒心。难怪叶圣陶感到和朱自清唔谈，有“一缕愉悦的心情同时涌起，其滋味如初泡的碧螺春”②。除夕之夜，两人都觉得无聊，后来谈兴浓起来了，彼此都不肯休歇，电灯熄了，率性离开书房到卧室，躺在床上谈，两床之间是一张双抽屉的书桌，桌上燃着两支白蜡烛。朱自清望着烛光，突然心血来潮，喊道一首诗做成了，随即念给叶圣陶听： 除夜的两支摇摇的白蜡烛光里，我眼睁睁瞅着， 1921年轻轻地踅过去了。 在这段日子里，朱自清生活得很有兴味，一来是有挚友相伴，二来是学生中文艺活动十分红火。浙江一师是当时全国有名的中学，与北京大学南北呼应，最早受到新思潮的洗礼，许多追求进步的青年，都从远道前来求学，汪静之便是从安徽绩溪来的，1921年9月他在《新潮》、《月报》上发表了新诗，在校里小有名气，被同学们称为诗人。此外，还有潘漠华、魏金枝、赵平福（柔石）、冯雪峰等，都是爱好文艺的。潘漠华当过小学教师，思想比较成熟，他想把同学中能文之士聚集起来，成立一个文学社。他把这个想法告诉汪静之，得到他的支持，于是潘漠华又请了魏金枝和赵平福一起作发起人，联络了除一师之外的蕙兰中学、安定中学和女师的文艺爱好者共20余人，于1921年10月10日，一起到西湖的平湖秋月、三潭印月、葛岭抱朴庐等处游览、座谈，宣告了“晨光社”的成立。社名是潘漠华取的，因为汪静之曾写有一首题为《晨光》的诗：我浸在晨光里， 周围都充满着爱美了，我吐尽所有的苦恼郁恨，我尽量地饮着爱呵， 尽量地餐着美呵！ “晨光”其实就是“曙光”意思，表示他们对光明和美好事物的热切向往。朱自清和叶圣陶一到一师，便被他们聘为顾问。晨光社是浙江最早的新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对它十分关注，沈雁冰曾通过《新浙江》报姓查的编辑向潘漠华了解情况，并在《月报》十三卷第十二号上，将潘漠华来信及《晨光社简章》予以发表。作为文学研究会的成员，朱自清和叶圣陶对晨光社的扶植自是不遗余力的。在他们主编的《诗》杂志上，就连续刊登了汪静之的诗。冯雪峰于1921年底写的《小诗》和1922年写的《桃树下》，也都发表在第二期上，这是冯雪峰最早的诗作。1923年下半年，在杭州报纸上，还出了一个《晨光》文学周刊。 冯雪峰回忆说： 提到“晨光社”，我也就想起朱自清和叶圣陶先生在1921和1922年之间正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教书的事情来，因为他们——尤其是朱先生是我们从事文学习作的热烈的鼓舞者，同时也是“晨光社”的领导者。①晨光社活动多在星期天，社员们一起到西湖西冷社或三潭印月等处聚会，一边喝茶，一边互相观摩习作，讨论国内外文学名著。1922年初春的一天，朱自清和叶圣陶被邀参加他们的活动，还和社员汪静之、程仰三、胡冠英、曹珇声等摄影留念。②后来，部分社员为了感谢朱自清和叶圣陶的热情指导，特在湖滨一家菜馆宴请他们，并到西湖大世界隔壁的“活佛照相馆”合影留念。 四、苦闷灵魂的呼声 1922年初春，朱自清将家眷从扬州接到杭州来。这时叶圣陶已离开杭州了，他应蔡元培之聘，与郑振铎及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作伴进京，任北大预科讲师。没有多久，朱自清为生计所迫，应允了浙江第六师范校长郑鹤春的聘请，只身到台州教书，把妻子和儿女留在杭州。 台州是个山城。朱自清是乘船去的，船到埠头再坐轿子去学校，轿子走的都是僻路，他十分惊诧，何以这个府城竟这样冷静！其时正是春天，是一个薄阴的日子，走着幽寂的道路，竟使他宛如感到有一种秋意。到了卖花桥边，他方看见青绿的北固山下，点缀着几幢朴实的洋房，这便是学校了。教学大楼十分陈旧破烂，柱子如鸡骨，地板如鸡皮。朱自清登楼一望，眼界却突然开阔，只见远山之上，幂着白云，四周阒无人声，也无人影；天上的鸟也没有一只，只有后山上的松风瑟瑟地响着，顿时他感到自己像脱却了人间烟火，而飘飘欲仙了。 六师学生很朴实，对朱自清慕名已久，热烈欢迎他的到来。但他只身一人，孤灯独影，特别想家，到了夜晚，他望着那盏闪烁不定的灯火，强烈地想念起远在杭州的妻子。那泱泱的黑暗中熠耀着的，一颗黄黄的灯光呵， 我将由你的熠耀里， 凝视她明媚的双眼。 ——《灯光》学校虽然丑陋，但庭院里却有一株雄伟繁华的紫藤花，闲时他就在花下徘徊，学生上课去了，只有他一个人，暖和的晴日，鲜艳的花朵，嗡嗡的蜜蜂，酝酿着一庭的春意。他独自欣赏那苍老虬劲、宛转腾挪的枝干，看那一缕缕下垂的细丝，临风婀娜。有时，他到南山殿望江楼上看浮桥上憧憧的人影，到东湖水阁九折桥上看柳色水光，到后山沿路看田野，看天，到南门外看雪白的梨花。有好几次他爬到北固山顶上，去领略那飕飕的高风，看那低低的，小小的，绿绿的田亩。但更多的日子是闷在屋子里。 白天，浮云遮住了太阳，寂静的青山在如轻纱般的白雾环拥下，如睡着一般。他默默地倚在窗口，天上没有一只飞鸟，地下看不见一个人影，只有阵阵清风送来远方悠悠的钟声，他又想起远方的妻子了。 眼底是靡人间了，耳根是靡人间了， 故乡的她，独灵迹似的，猛猛然涌上我的心头来了！ ——《独自》3月间，一师同学来信要求朱自清回去，因为他本来和那边学校没有完全脱离关系，家小也还在那里，于是决定回杭州。六师的学生得知消息坚决挽留，盛情难却，他只好答应他们：“暑假后，一定回台州来！” 一师同学，尤其是晨光社的社员汪静之、潘漠华等人，对朱自清的回来感到特别高兴，因为他们正酝酿成立一个新的文学社团。这事和应修人有关系，应是浙江蕙溪赭山人，当时在上海棉业银行工作，爱好文艺。1922年1月，他开始和汪静之通信，交换诗作，切磋诗艺。3月底，他特地请假一周来西湖春游会友，经汪静之介绍，结识了冯雪峰与潘漠华。4月1日，四人漫步白堤，在雷峰塔下吟诗，互看彼此诗稿，其时汪静之已编好诗集《蕙的风》即将出版。经商量，由应修人将自己和冯雪峰、潘漠华的诗作进行挑选，又在汪静之《蕙的风》底稿里抄出小诗六首，编成诗集，取名《湖畔》，由于出版诗集要有名义，在应修人提议下，成立了“湖畔诗社”。 朱自清对湖畔诗社给予大力的支持，《湖畔》共收诗61首，于4月间出版，这是五四诗坛第五本新诗集。朱自清十分重视，于5月18日写了《读〈湖畔〉诗集》一文，这是当时对《湖畔》进行全面评价的第一篇文章。在文章里，朱自清坦率地告诉人们：“作者中有三个和我相识，其余一位，我也知道。所以他们的生活和性格，我都有些明白。所以我读他们的作品，能感到很深的趣味。”他写道：大体说来，《湖畔》里的作品都带着些清新和缠绵底风格；少年的气氛充满在这些作品里。这因作者都是二十上下的少年，都还剩着些烂漫的童心；他们住在世界里，正如住在晨光来时的薄雾里。他们究竟不曾和现实相肉搏，所以还不至十分颓唐，还能保留着多少清新的意念。就令有悲哀底景闪过他们的眼前，他们坦率的心情也能将他融和，使他再没有回肠荡气底力量；所以他们便只有感伤而无激愤了。——就诗而论，便只见委婉缠绵的叹息而无激昂慷慨的歌声了。但这正是他们之所以为他们，《湖畔》之所以为《洪畔》。 文章还扼要地阐述了他们各自的创作特色。他还为汪静之《蕙的风》写序，说：“看了那些作品，颇自惊喜赞叹”，认为作者“有诗歌底天才”。文章指出，“静之是个孩子，美与爱是他生活的核心，赞颂与咏叹，在他正是极自然而适当的事。他似乎不曾经历过应该呼吁与诅咒的情景，所以写不出血与泪的作品。”评论热情而中肯。汪静之从“孩子”成为老翁时，回忆起当年这段往事，还铭感由衷地说：自清先生“是我最热爱的老师，了解我最深。”①1月，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诗集《雪朝》，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收朱自清、周作人、俞平伯、徐玉诺、刘延陵、叶圣陶、郭绍虞、郑振铎等八人诗作。朱自清排在第一集，共17首，均系在北京和浙江时所作。郑振铎在《短序》中表明，这只是他们内心感情“真率”的表现，“虽不能表现时代的精神，但也可以说是各个人的人格或个性的反映”。正值此时，朱自清的内心世界掀起了一阵汹涌的波涛，这一灵魂震颤绝非偶然，而是久已郁积于胸之苦闷情绪的必然爆发。想当初，五四青年学生们，为改变中国的历史面貌，满怀激情，奔走呼号，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风流一时。他们满以为经此狂飚扫荡，祖国河山必然焕发一新，猗伟之声定将充沛于宙合。谁知狂潮一退，依然荒滩一片。各系军阀曹Yj、徐世昌、吴佩孚等，犹如傀儡一般，在帝国主义的操纵提调之下，你方唱罢我登场，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又一幕的丑剧。返顾南北，无一佳像。面对如此现实，和大多数知识青年一样，朱自清感到惶惶然了，当年为他那么热情歌颂的五四“金粒”种子，在中国土地上并没有开花结果呵！黑夜漫漫，风雨沉沉，光明路径又在何方？他痛苦，他困惑，这种心境早在《转眼》一诗中就有所透露了：理不清的现在， 摸不着的将来， 谁可懂得， 谁能说出呢？ 况他这随愁上下的， 在茫茫漠漠里， 还能有所把捉么？ 待顺流而下罢！ 空辜负了天生的“我”；待逆流而上呵， 又惭愧着无力的他。 被风吹散了的， 被雨滴碎了的， 只剩有踯躅， 只剩有跋徨； 天公却尽苦着脸， 不瞅不睬地相向。 现在看不清，将来望不见，既不愿随波逐流，又无力逆潮而上，真是痛苦极了，他从心中迸发出一声呼告：这样莽荡荡的世界之中，到底那里是他的路呢！ 他感到过去其实只是沉湎在幻想的梦之园里，并不知道现实世界与自我内心世界的距离。走出校门，接触人生，阅历一多，思想开始踏实，返顾过去，想想现在，心中不禁萌发了严重的失落感。在《自从》一诗中，他虚构了一个故事，自从撒旦摘了“人间的花”，上帝时常叹息哭泣，由是人们便踏上人生的旅途去寻找那失落的花朵：我清早和太阳出去，跟着那模糊的影子， 也将寻我所要的。 夜幕下时， 我又和月亮出去， 和星星出去， 没有星星， 我便提了灯笼出去。 可是结果怎么样了呢？结果是：我寻了二十三年①只有影子， 只有影子啊！ 近，近，近——眼前！ 远，远，远——天边！ 唇也焦了； 足也烧了； 心也摇摇了； 我流泪如喷泉， 伸手如乞丐； 我要我所寻的， 却寻着我所不要的！ 因为谁能从撒旦手里，夺回那已失的花呢？ 性格内向的人，追求都是执着的，当他一旦发现当初那么热烈向往的“希望”之花已经枯萎时，心中的痛苦是剧烈的。他犹如一个多年浪迹江湖的乐人，布满创伤的灵魂已不堪重负，带着断了弦的七弦琴，无力地躺倒在路边：我再三说，我倦了，恕我，不能上前了！ 春底旅路里所有的悦乐，我曾尽力用我浅量的心吸饮。 悦乐到底干枯， 我的力量也暗中流去。 恕我，不能上前了！ 希望逼迫地引诱我，又安慰我， “就回去哩！” 我不信希望， 却被勒着默默地将运命交付了她。 ——《旅路》最后，他竟伤心地发出那么绝望的悲鸣：上帝，你拿去我所有的，赐我些什么呢？ 可怜你无力的被创造者，别玩弄地庞着了； 取回他所仅存的， 兑给他“安息”吧！——他专等着这个哩。 ——《旅路》在这里，诗人朱自清的自我形象何其苍白而无力呵！郁闷的愁云愈积愈浓，心理的空间也愈来愈小，终于失却了平衡。但朱自清内心虽是痛苦，却始终没有颓唐，他一直面向人生，苦苦探索，这就如他的知友叶圣陶说的，“佩弦并非玩世，是认真处世”的人①。他一个人在台州时，就常常回忆过往，进行反思。昏昏的灯，沉沉的夜，在一种说不清的茕独凄凉的愁绪中，心血不断来潮，他在给俞平伯的信中说：日来时时念旧，殊低徊不能自己。明知无聊，但难排遣。“回想上的惋惜”，正是不能自克的事。因了这惋惜的情怀，引起时日不可留之感。我想将这宗心绪写成一诗，名曰《匆匆》②。 在《匆匆》这首散文诗里，他劈头就问道：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 他从客观自然现象中捕捉形象，以抒唱自己主观的情愫，从中联想自己的青春，默计逝去光阴的行踪，追索生命的价值，发出惋惜的喟叹。他不满于自己尽在“徘徊”的思想状态，虚掷无数时光匆匆而过。他启人深思地发出一连串反问：在逃去如飞的日子里，在千门万户的世界里的我能做些什么呢？只有徘徊罢了，只有匆匆罢了；在八千多日的匆匆里，除徘徊外，又剩些什么呢？过去的日子如轻烟，被微风吹散了，如薄雾，被初阳蒸融了；我留着些什么痕迹呢？我何曾留着像游丝样的痕迹呢？我赤裸裸来到这世界，转眼间也将赤裸裸的回去罢？但不能平的，为什么偏要白白走这一遭啊？ 他并不知如何结束自己思想上的“徘徊”，但绝不愿让逝水年华弹指秋老，虚掷光阴匆匆而过，他要力求上进，有所作为。 从台州回到杭州一师时，他曾和一个朋友讨论人生问题，那位朋友主张刹那主义，不管什么法律和道德，只求刹那的享乐，以为回顾与前瞻，都是可笑的。朱自清不同意他的主张，认为这只是一种颓废主义。他说：我深感时日匆匆底可惜，自觉以前的错处与失败，全在只知远处，大处，却忽略了近处、小处，时时只是做预备的工夫，时时都不曾作正经的工夫，不免令人有不足之感！ 他决意今后要从小处、近处着手，即要切切实实做些事，他也主张刹那主义，但其含义和那位朋友的不同：每一刹那有每一刹那的意义和价值，每一刹那在持续的时间里，有它相当之位置；它与过去、将来固有多少的牵连。但这牵连是绵延无尽的！①当时，俞平伯任浙江省视学，6月间，朱自清乃邀他夜游西湖，连续三天。山峦淡远，星斗满天，在夜风徐徐，桨声汩汩的静谧氛围中，任一叶扁舟随意飘荡，老友两人相对而坐，促膝谈心，互诉衷肠，讨论了人生的意义和对生活应有的态度。朱自清对俞平伯诉说了自己的懊恼和怅惘，他说自己“因怅惘而感到空虚，在还残存的生活时所不能堪的！我不堪这个空虚，便觉飘飘然终是不成，只有转向才可以比较安心，比较能使感情平静”②。7月，俞平伯受浙江教育厅之委派，往美国考察教育，朱自清乃于7月初前往上海，出席在一品香召开的文学研究会南方会员大会，讨论会务并为俞平伯饯行。出席宴会的有叶圣陶、郑振绎、沈雁冰、周作人、刘延陵等19人。回杭州后，乃携妻子和儿女回扬州和家人团聚。在扬州他仍苦苦思索人生问题，决意改变思想状况，绝不颓废，要坚决摆脱生活中种种纠缠，立定脚跟，安下心来从事实际工作。夜里，他默坐沉思，诗情奔涌，乃提笔抒写一首长诗，但家中人多事杂，定不下心来，只写了个开头，暑假已经结束了。 因为曾答应台州浙江第六师范学校师生暑假结束后要去，因此在9月间，朱自清带了妻子和两个孩子乘轮船到台州去。一时找不到住处，暂住在新嘉兴旅馆，六师同学听到朱老师来了，欢腾雀跃，连夜赶到旅馆探望。 天气闷热，灯光昏暗，但师生都十分高兴。他们挥扇长谈，竞说新近出版的文学书籍，笑谈近来学习的成绩。朱自清从行李袋中摸出一个小皮包，从里头掏出一卷稿子，对同学们说：“这是我在杭州游湖后的感想，我近来觉得生命如浮云如轻烟，颇以诱惑为苦，欲亟求毁灭。这首诗，才写了两节，还有许多，现在没有功夫来写。”同学们拿来一看，题目名曰《毁灭》，开头便是这样几句：踯躅在半路里， 垂头丧气的， 是我，是我！ …… 同学们看了才写的两节诗，心头不禁涌起一阵悲戚，十分感动，都盼望他赶快写完。 在台州，朱自清很忙，除了教书备课，还要改六师同学们写的文章；同时，杭州一师的同学还不时寄来稿子要他批改。在工作之余，他才整理思绪，继续创作长诗《毁灭》。风也依然，云也依然。 台州还是那样荒漠、冷清。全城只有一条二里长的大街，别的路上大白天都难得能见到行人，到了晚上更是漆黑一片，只有从人家窗口透出一点灯光，偶尔看到过路人拿着的火把。朱自清家住在东山脚下，更是寂寞，山上松涛阵阵，天上飞鸟一只两只，他们的住宅在楼土，书房面临大街，可以清楚地听见路上行人的说话声，但因为太空旷，过路的人也太少，所以听起来就好像是远风送来似的。他们是外地人，也不喜交际，所以没有什么朋友熟人，家里只四个人厮守着。这个小家庭给朱自清带来了极大的温暖。到了冬天，北风怒号，天气寒冷，但在朱自清的感觉中，“家里老是春天”。有一次他上街回来，楼下厨房的大方窗开着，武钟谦母子三人并排坐在那里，三张脸天真地笑嘻嘻地望着他。朱自清蓦地感到有一股暖流淌过心头：“似乎台州空空的，只有我们四人；天地空空的，也只有我们四人。”①寂静的环境更适于深思反省，检讨过去，计算未来。是呵，自己过去曾有过追求，有过向往，曾为此而兴奋，而苦恼，而欢乐，而痛楚。但世上又那有笔直而又平坦的路呢？时光虽已流逝，脚步却仍须向前！11月7日，他给俞平伯写了一封信，明确今后的生活态度：弟虽潦倒，但现在态度却颇积极；丢去玄言，专崇实际，这便是我所企图的生活。 这也就是他所说的“转向”。在信中他对自己的刹那主义做了这样通俗的解释：我的意思只是说，写字要一笔不错，一笔不乱，走路要一步不急，一步不徐，呷饭要一碗不多，一碗不少，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有不调整的，总竭力立刻求其调整——无论用积极的手段或消极的手段。每一刹那的事，只是为每一刹那而做，求一刹那心之所安；虽然这一刹那所做与前者刹那，后些刹那有影响，有关联，但这个关联在我是无大关系的。我只顾在那样大关联里的这一刹那中，我应该尽力怎样做便好了。这便是所谓从小处下手。 随后，他又给俞平伯去信，继续探讨生活问题，进一步解悉自己的刹那主义。他说：我的意思只是生活底每一刹那的趣味，使我这一刹那的生活舒服。至于这刹那以前的种种，我是追不回来，可以无用过问；这刹那以后，还未到来，我也不必费心去筹虑。我觉我们“现在”的生活里，往往只“惆怅着过去，忧虑着将来”，将功夫都费去了，将眼前应该做的事都丢下了，又添了以后惆怅的资料。这真是自寻烦恼！ 我现在是只管一步步走，最重要的是眼前的一步。他最后结论是：“我的刹那主义，实在即是平凡主义”。这在哲学上说，也即他所认定的，“只是在行为上主张一种日常生活的中和主义”。所谓中和主义其实就是儒家的中庸思想，“中者，天下始终也，而和者，天地之生成也。天德莫大于和，而道正于中”①。实际上是追求内心感情的节制与适中，侧重对立面的调和与统一，安于自我满足，追求安定和谐。这种思想后来曾给他带来无穷烦恼，但他那种不务空想，不甘沦落，执着地“只管一步步走”的务实精神，却表现出难能可贵的坚实风格。在台州斗室中，他将纷乱的思绪幻化为生动形象，借助想明的羽翅，谱写自己的心曲。 寂静的家庭也有热闹的时候，那便是学生的来访，朱自清教学认真，循循善诱，对人和气，同学都喜欢和他亲近。或在夕阳斜睨的傍晚，或在灯光溶溶的良夜，他们时常来到他的书房，向他请教问题，翻阅堆积在案头的新书报，十分融洽。12月的一天，当学生们又来到他家时，朱自清拿出最近写成的长诗《毁灭》的原稿，同学们一看，是分行写的，如果把稿纸粘接起来，足有两丈长。朱自清对他们说，自己因功课忙没有时间抄，同学们立即表示愿意效劳，乃于课余时间帮他将稿子誊清。朱自清看后认为这样很费版面，乃将它改为散文形式，寄给《月报》。 长诗一开头便勾勒出诗人的自我形象：白云中有我， 天风的飘飘， 深渊里有我， 伏流的滔滔； 只在青青的，青青的土泥上，不曾印着浅浅的，隐隐约约的，我的足迹！ 我流离转徙， 我流离转徙； 脚尖儿踏呀， 却踏不上自己的国土！ 在风尘里老了， 在风尘里衰了， 仅存的一个懒恹恹的身子，几堆黑簇簇的影子！ 幻灭的开场， 我尽思尽想： “亲亲的，虽渺渺的，我的故乡——我的故乡！ 回去！回去！” 这就是朱自清自己长期以来潜伏于心中的“丝毫立不定脚跟”的“空虚”感。他不愿长此以往地飘忽在白云天风之中，沉溺于深渊伏流里头，立志要脚踏实地，埋头走去。这是积极的否定，深刻的反思，也是“专崇实际”的必要步骤。接下去长诗有六个层次，是毁灭的展开，纠缠的摆脱，诗人通过奇妙而独特的想象，使郁积在心灵深处的复杂思绪，得到形象化的表现。那里有“茫茫的淡月，笼着那静悄悄的湖面”，有“雪样的衣裙”，“活活像小河般流着的双眼”的姑娘，有“互相夸耀着”的“如云的朋友”，有“天花乱坠”的“巧妙玄言”，有“引着我下去”的“灵弱的心”，有象征死神的“黑衣力士”和“白衣的小姑娘”等等。这些景象都是人生、社会、家庭对诗人的种种诱惑和压力的意象表现。在朱自清的意识中，这些都是阻碍他“专崇实际”的纠缠，因此他都要“撇开”，都要“丢去”，他看穿这一切，要挣扎着走“自家的路”。长诗的最后是毁灭的终结，“什么影像都泯灭了，什么光芒都收敛了”，于是，“拨烟尘而见自己的国土”，他庄严宣告： 摆脱掉纠缠， 还原了一个平平常常的我！ 从此我不再仰眼看青天，不再低头对白水， 只谨慎着我双双的脚步；我要一步步踏在泥土上，打上深深的脚印！ 朱自清的《毁灭》绝非消极地抹杀一切，否定一切，他要“毁灭”是为的不愿毁灭。他要毁灭的只是那些“缠缠绵绵”的情感，“渺渺如轻纱”的憧憬，“迷迷恋恋”的蛊惑，以及“死之国”的威胁。年轻的他不愿“轻轻地速朽”，要用“仅有的力量”，回到“生之原上”。这是对人生积极的肯定，对生活积极的探求，虽然流转在诗里尚有一丝淡淡的哀愁和跋徨苦闷的情绪，但“别耽搁吧，走！走！走！”流贯全诗的是一股在刹那主义指导下，面向实际，力求有所作为的上进精神。“丢去玄言，专崇实际”实在就是这首长诗的主题。在艺术上，朱自清主张“长诗底意境或情调必是复杂而错综，结构必是曼衍，描写必是委曲周至”。①在《毁灭》里，诗人汹涌的情思，便体现在那回环往复的曼衍结构之中，通过复沓、对比、象征、比喻等种种手法，委曲周至地表现出来的。长诗在思想与艺术上都有高度的成就。俞平伯曾和他通信讨论过严肃的人生问题，最了解他创作的动机和意图。在读了这首长诗后，他指出：《毁灭》的作者“把一切的葛藤都斩断了，把宇宙人生之谜都拆穿了，他把那些殊途同归的人生哲学都给调和了。他不求高远只爱平实；他不贵空想，只重行力；他承认无论怎样的伟大都只是在一言一语一饮一食下工夫”。因此“《毁灭》便是生长。《毁灭》正是一首充满了积极意味的诗”。同时认为就技巧而言也有高度成就，它“实在是创作的才智底结晶”，“这诗底风格、意境、音调是能在中国古代传统的一切诗词曲以外，另标一帜的。” “它风格底宛转缠绵，意境底沉郁深厚，音调的柔美凄怆，只有屈子底的《离骚》差可仿佛。”②正当《毁灭》于1923年3月在《月报》发表时刻，朱自清接受了浙江省立第十中学的聘请，离开亲爱的台州六师同学，到温州去了。 五、温州踪迹 温州浙江第十中学原系温州府学堂，创办于1902年，校舍是原来的中山书院，辛亥革命后改为省立第十学堂。翌年，“学堂”改称“学校”。第十师范学校前身为温州师范学堂。1923年实行新学制，十中和十师合并，仍称省立第十中学，分中学部和师范部，前者设在仓桥的十中，后者设在道司前的十师。学校研究部部长兼图书馆主任金嵘轩浙江瑞安人，早年留学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和章太炎、陶成章等革命党人有过交往，富有民主主义思想，是浙江著名的教育家。朱自清就是由他提议聘请来的。 在春花烂漫的三月，朱自清带着家小来到了这个位于瓯江下游的古城。先在离学校较近的大士门租了一所房子，不久因大士门失火又迁至朔门西营堂34号。这是一座老式的两进平房，前后都有院子，四周有围墙，靠大门有两间厢房，外面一间当住室，后面一间前半为书房，从学校里借来一张学生自修桌，放在前方的门下，靠墙的0．66米许空隙，放了一张旧籐椅。房子的后半便作了厨房。厢房外面有花墙把大院隔开，自成小院落，种了些花木，环境还颇幽静。在十中，朱自清的教学任务相当重，在中学部教国文，又在师范部教公民和科学概论。他教学认真，态度严肃，在课堂上极力向学生传授新知识，播种新文学种子，又讲究教育方法，注重教学效果。当时一个学生有生动的回忆：朱先生来教国文，矮矮的，胖胖的，浓眉平额，白皙的四方面。经常提一个黑皮包，装满了书，不迟到，不早退。管教严，分数紧，课外还另有作业，不能误期，不能敷衍。① 同学们开头都不习惯，感到这位老师特别嗦多事，刻板严厉，因而对他没有好感。但日子一久，看法起了变化：说起教书的态度和方法，真是亲切而严格，别致而善诱。那个时候，我们读和写，都是文言文。朱先生一上来，就鼓励我们多读多作白话文。“窗外”、“书的自叙”……是他出的作文题目，并且要我们自由命题，这在作惯了“小楼听雨记”、“说菊”之类文言文后的我们，得了思想上和文笔上的解放。②朱自清还创造了特别的作文记分法，他要学生在作文本首页的一边，将本学期作文题目依次写下，并注明起讫页数，另一边由他记分，首格代表90分到100分，次格为80到90分，如此顺推下去。每批改一篇就在应得分数格里标上记号，学期结束时，只要把这些记号连接起来，就出现一个升降表，成绩的进退便一目了然了。这种记分法，大大诱发起学生对写作的兴趣，激励了他们学习的进取心。学生们都喜欢听他的课，中学部师范部各年级，都争着要求他上课，朱自清只得奔波于两部之间，尽量满足学生的要求。学生们也常到他家里拜访，向他请教问题，三三两两，络绎不绝，简直是门庭若市了。其中有一个刚从日本回来的学生，他的父亲特地托朱自清指点。这个学生是在日本受的教育，对国文一窍不通，朱自清便告诉他，文字的运用和艺术的境界是国际性的，所不同的，只在使用的符号，即文字的不一。要他在这一原则下去领会自己国家的文字。又选《辛夷集》为他讲解，花了近三个月时间，并经常和他闲聊，锻炼他的汉语能力。时间一久，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有时老师要他邀集一些同学一起到三角门外，去看妙古寺的“猪头钟”，到江心寺后看古井，渡瓯江去白水，坐河船去探访头陀寺，相处十分欢洽。 十中校景颇佳，学校与雁荡山相对，位处瓯江之滨，校园东南隅，原是一座林木蔚郁，曲径回环的园囿，叫做籀园，在道司前原校址西首，又有一栋朱柱飞檐，庄严典雅的亭院，名曰怀籀亭，这是为纪念清代温州大儒孙治让而筑的，孙治让字仲容，号籀蚌。在十中仓桥分部后面有座小山叫中山，晚清中山书院就设在这里。朱自清对这所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学很有感情，特地为她写了一首校歌：雁山云影，瓯海潮淙，看钟灵毓秀，桃李葱茏。 怀籀亭边勤讲诵， 中山精舍坐春风。 英奇匡国，作圣启蒙，上下古今一冶，东西学艺攸同。 歌词言简意深，既有对学校环境的赞美，又有对教育业绩的歌颂，有对过去贤儒的景仰，又有对当前学界的期望，而茵蕴于中的是朱自清对教育事业的殷殷之情。 在温州，朱自清生活比较平静，一家四口和睦相处，武钟谦朴素娴静，朱自清出去上课，她一定要送到大门口，立在小径上，等到望不见背影才回去。她为人和气，来了客人，总是笑脸相迎，殷勤招待；又很勤劳，烧饭、洗衣、纳鞋底、带儿女，家务活做个不停，把小家庭料理得舒舒服服。 经过一番思想整理，朱自清的心情略趋平定，有时心头竟也浮起一丝愉悦的情绪。 东风里， 掠过我脸边， 星呀星的细雨， 是春天的绒毛呢。 ——《细雨》东风荡荡、细雨镑镑，人在和风春雨里，大地充满了生机。这是写景，也是抒情，那东风化雨，生意镑镑的画面，抒发的恰是他有动于衷的喜悦襟怀。这首小诗也明显地表现了朱自清捕捉语言形象的功力，他以“绒毛”来比喻春天的细雨，十分贴切而准确地抓住了具体事物的特征。直诉于人们的视觉、感觉和触觉，把春雨的暖和、纤细、飘忽等特点形容尽了，以清新流丽的语言，勾勒了一幅抒情小画，真切地表露了自己刹那的感兴。 四月间，他给俞平伯信中说：“我们不必谈生之苦闷，只本本份份做一个寻常人吧。”他不无感慨地说：“B！我们无论如何不能不寻一安心立命的乡土，使心情有所寄托，使时间有所消磨，使烦激的漩涡得以暂时平恬。”又说：“在未有厌弃生活的决心以前，不得不暂时肯定它。这种对于生活暂作肯定观的态度，既没甚理由，尤非不可变更，仅仅表明我们对于生活尚未完全厌倦而已”。这时他只想立定脚跟，老老实实地做些自己所乐意做的事。到了夜里，人们可以望见他小书房窗口射出荧荧的灯光，不到更深不会熄灭。 自从走出校门步入社会以来，生活的担子把朱自清压得喘不过气来，对旧家庭翁姑婆媳间的矛盾，朱自清见过很多，也曾有亲身的经历，为此感到过痛苦，这在他《转眼》、《毁灭》等诗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表露。在台州时，他曾以此素材开始构思作品，这时他把它写成了，这就是他的第一个短篇《笑的历史》。作品通过一个名叫小招的少妇的凄婉诉说，揭露了旧式家庭对一个青年妇女的精神迫害。小招未嫁时，是个天真活泼很爱笑的姑娘，她的娘说她：“笑得像一朵小白花，开在脸上，看了真受用”。她的笑成了母亲的安慰，“家好像严寒冬天，我便像一个太阳。”可一出嫁，笑便结束了，初到夫家，“满眼都是生人”，像“孤鬼”一样，在翁姑的胁迫和妇道的规范下，她动辄得咎，一笑翁姑便不愉快，说她“没规矩”。她终于懂了，“男人笑是不妨的，女人笑是没规矩”，于是笑便少了。后来，家道中落，丈夫赚钱不多，她便成了家人的眼中钉，婆婆怕她“爬上头去”，便常常挑剔，使她“仿佛上了手铐脚镣，被囚在一间牢狱里”，渐渐由爱笑而不敢笑，进而由不笑到爱哭，甚而讨厌别人笑了，听到笑声，心中就有说不出的难受。《笑的历史》实际上是一个妇人笑的消失代之以哭的悲酸生活史。它通过小招从笑变哭的前后绝然不同的生活道路的描写，为在旧道德、旧家庭的重压下中国青年妇女的痛苦遭遇，发出悲愤的控诉。朱自清对这篇并不满意，说它“材料的拥挤，像个大肚皮的掌柜”①。六月，在《月报》上发表了，反响十分强烈，社会效应极好。一个商人说，他读了《笑的历史》后，有一种“不可言说的悲哀”，因为作者“把现代女子所受的不平等的，冷酷的，不人道的待遇，用极深刻的描写，涌现于吾人眼前，活现现的，写出一个纯洁烂漫真率而无抵抗的女子；一个柔弱而被征服的女子”。②转眼间暑假到了，朱自清带着又已怀孕的妻子和儿女回到扬州探望父母。 八月初，他和俞平伯到了南京，两人思想都比较苦闷，为了舒畅一下心怀，一个晚上，他们乃一起去秦淮河划船。朱自清以前来过一次，俞平伯则是初游。秦淮河原是茅山西面一条天然水系，是万里长江的自然支流。“桨声灯影连十里，歌女花船戏浊波”，到了明清之际，秦淮河成为王公贵族纸醉金迷之地，“画船箫鼓，昼夜不绝”，演出了不少凄艳哀绝的风流韵事。 秦淮河里有两种船，一是大船，舱口阔大，可容30人。里面陈设着字画和光洁的红木家具，桌上一律嵌着冰凉的大理石面。窗格雕镂颇细，使人起柔腻之感。一是小船，也叫“七板子”，规格虽不及大船，但那淡蓝色的栏杆，空敞的舱，也足系人情思。更称心的是舱前甲板上，放着两张藤躺椅，躺下，可以谈天，可以望远，可以顾盼两岸的景色。这时正是夕阳方下，皎月东升时刻，朱自清和俞平伯乃雇了一条“七板子”，于桨声汩汩之中，开始领略那晃荡着蔷薇色的历史的秦淮河的滋味。夜幕慢慢下垂，在薄霭和明漪里，两人听着悠然间歇的桨声，坠入历史的梦幻之中。他们谈论明末秦淮河的艳迹，回忆《桃花扇》描写的情节，神往六朝金粉景象，仿佛又重见当年画舫凌波笙歌彻夜的繁华。在漾漾的水波，黯淡的灯光中，七板子飘飘然御风而行，划过利涉桥，从东关头转弯，便到达大中桥。通过大桥拱，河面顿然开阔，淡淡的月，衬着蔚蓝的天，河中纵横着画舫，悠扬的笛韵夹着切切的琴声。这时暑气渐消，清风习习，水静静的冷冷的绿着。船夫将七板子停了下来，河里热闹极了，轻轻的影，曲曲的波，歌声琴声合成别有风味的韵律。朱自清向来枯坐案头，心灵枯涩久了，现在一经大自然的润泽，有点疯狂不能自主了。在他停泊的地方： 灯光原是纷然的；不过这些灯光都是黄而有晕的。黄已经不能明了，再加上了晕，便更不成了。灯愈多，晕就愈甚；在繁星般的黄的交错里，秦淮河仿佛笼上了一团光雾。……但灯光究竟夺不了那边的月色；灯光是浑的，月色是清的。在浑沌的灯光里，渗入一派清辉，却真是奇迹！那晚月儿已瘦削了两三分。她晚妆才罢，盈盈的上了柳梢头。天是蓝得可爱，仿佛一汪水似的；月儿便更出落得精神了。①朱自清尽情地欣赏着这灯月并存，月色与灯光交相辉映的美景，心中不禁欢呼：“这正是天之所以厚秦淮河，也正是天之所以厚我们了”。 正在这时，一只歌舫划了过来，一个伙计跨上他们的船头，来人年纪不大，神气狡猾，把一本破烂的手折塞了过来，笑说： “先生，小意思，点几出吧！” 朱自清原以为歌妓早已取缔了，谁知她们仍在秦淮河里挣扎，心中不免张皇。他勉强地将那折子翻了翻，赶紧递还给那汉子，不好意思地说：“不要……我们不要。” 伙计把折子塞给俞平伯，洒脱的俞平伯掉过头去，摇手说：“不要！” 那伙计又把折子塞给朱自清。俞平伯要看看他是怎样对付的，心中暗道：“自认已经摆脱了纠缠的他，如今是怎么辩解？” 果然，朱自清的脸红了，十分窘迫地拒绝了那伙计。过了一会儿，他对俞平伯说：“你不知道？这事我们是不能做的。” 理由主要两点：一、接近妓者是一种不正当行为；二、妓是一种不健康的职业，对她们应有哀怜勿喜之心，不应赏玩去听她们的歌。他就在这种道德律的压迫下，抑制住自己喜欢听歌的愿望。继后，歌舫又连续两次来纠缠，都被他们拒绝了。朱自清由此心中十分不安，感到这些歌妓的身世值得同情，自己这样做似乎太使她们失望了。为了怕歌舫再来，他对船夫说： “我们多给你们酒钱，把船摇开，别让他们来。”由是，船在冷清月色的相伴下，慢慢地荡了回去，但朱自清的心情已经不能平静，他起坐不宁，既懊恼、又惆怅，对那仲夏之夜的秦淮美景也无心欣赏了。森森的水影，疏疏的灯火，两人默然相对，听着那汩汩的桨声，几乎要入睡了。船靠岸时，才猛醒过来，在素月凉风相伴下，他们背着秦淮河悄默地走去，心里充满了幻灭的情思。 开始时淡淡的喜悦，结束时淡淡的哀愁，这次夜泛真有点高兴而来索兴而归了。本想放形山水，纵览风月，在大自然的怀抱中陶醉片时，谁知却被妓船的出现而扰乱了恬静的心境，朱自清毕竟未能真正超脱，他的心灵还摆脱不了现实的纠缠。 第二天，两个朋友分手了；这次他们在南京相处了四天。 暑假结束了，朱自清立即回到温州第十中学上课，但秦淮夜泛的感受，却如海潮般不时地拍击着他心灵的防堤，激起强烈的创作冲动。近来他对散文创作颇感兴趣，10月11日夜晚，他就以这次秦淮夜泛为题材，写一篇散文。灵巧地扣住月亮、灯光、河水三者关系的变化，细察其中风味，从而精勾细绘了盛夏之夜秦淮的好景奇观，通过“满船尽是历史重载”，到“船里满载着怅惘”的情感变化过程的描写，抒发了自己无法摆脱现实纠缠的痛苦。这就是脍炙人口的名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俞平伯也在这时写了同名的散文，由是两篇同时在《东方杂志》21卷2号上发表了。两篇作品题材相同，所感所思却不一样，各有独自的风格特点，成为现代散文史上的一桩佳话。王统照说：“文笔的别致，细腻，字句的讲究，妥帖，与平伯的文字各见所长。总之，在那个时期的白话散文中，这两篇都颇动人，流传甚速。”①也在这个时候，朱自清还和俞平伯讨论了关于文艺理论的问题，在俞平伯的“启示”下，他写了一篇论文《文艺的真实性》，以真实为标准，将文艺创作分为数等，认为“自叙性质的作品，比较的最真实，是第一等”，原因是“一个人知道自己，总比知道别人多些，叙述自己的经验，总容易切实而详密些。”以为“近代文学里，自叙传性质的作品一日一日的兴盛，主观的倾向一日一日的浓厚；法郎士甚至说，一切文艺都是些自叙传。这些大约就因为力求逼近真实的缘故。”他把这称之为艺术的“求诚之心”。在文章中，他还强调观察的重要性，追求艺术的“个性”，主张要“仔细下一番推敲的工夫，体贴的工夫，才能写出种种心情和关系”，以为“人性虽有大齐，细端末节，却是千差万殊，这叫做个性。人生的丰富的趣味，正在这细端末节的千差万殊里。能显明这千差万殊的个性的文艺，才是活泼的、真实的文艺。自叙传性质的作品，确能做到一大部分，叙述别人的事，却就难了。”文章结尾写道：“我们要有真实而自由的生活，要有真实而自由的文艺。”这种文学见解，反映了朱自清当时的美学思想，决定了他此后的创作倾向和基调，这篇文章不啻为他的文艺创作的宣言书。 在温州十中，朱自清新交了几个朋友，其中有数理及国画教员马孟容和马公愚两兄弟。马家是温州“书画传家二百年”的望族，家在百里坊，离朱自清的四营堂住处很近，宅里种有许多花草，客厅四壁挂满名人字画。一有空闲，朱自清就到马家赏花品画，有时还带妻子和子女一起去，两家相处很熟。朱自清很欣赏马孟容的画艺，遂向他索讨。一天，马孟容画了一幅画送给朱自清，并请他题诗，朱自清十分高兴，拿回家去细细品味，这是一幅尺多宽的小小横幅：上方的左角，斜着一卷绿色的帘子，稀疏而长；当纸的直处三分之一，横处三分之二。帘子中央，着一黄色的，茶壶嘴似的钩儿……从帘的上端向右斜伸而下，是一枝交缠的海棠花。花叶扶疏，上下错落着，共有五丛；或散或密，都玲珑有致。叶嫩绿色，仿佛掐得出水似的；在月光中掩映着，微微有浅深之别。花正盛开，红艳欲流；黄色的雄蕊历历的，闪闪的。衬托在丛绿之间，格外觉着娇娆了。枝欹斜而腾挪，如少女的一只臂膊。枝上歇着一对黑色的八哥，背着月光，向着帘里。一只歇得高些，小小的眼儿半睁半闭的，似乎在入梦之前，还有所留恋似的。那低些的一只别过脸来对着这一只，已缩着颈儿睡了。帘下是空空的，不着一些痕迹。①朱自清看这幅画布局经济，设色柔丽，情韵绵厚，精彩动人，十分喜欢。不禁浮想联翩：为什么在这海棠妩媚、圆月朦胧之夜，枝头好鸟却双栖而各梦？那只高踞枝头的八哥又为何撑着眼儿不肯睡去呢？它到底等待什么？是舍不得那淡淡的月儿？还是舍不得那疏疏的帘儿？蓦地他忆起苏东坡咏海棠诗有“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之句，忽然触着，恍然大悟：原来八哥不睡乃是等那没有出现的卷帘人。他以独自丰富的想象来理解画面的内容，以自己深浓的情怀来品味画中意境，激动之余，不能自制，乃将感受写成一文，以志这段赠画的因缘。 过了几天，他来到马宅，对马孟容表示自己对这幅画极为欣赏，说经过细细领略之后才悟出其中韵味，鸟儿之所以在花好月圆之夜不肯睡去，原来是画中还有一个玉人在。他拿出题为《“月朦胧、鸟朦胧、帘卷海棠红”》的文章绘画家，笑说：“先生嘱题诗，不敢承命，姑以小文塞责，以文换画吧！”温州山水颇佳，名胜古迹很多，罗浮雪影，沙汀渔火，翠微夕照，孟楼潮韵，吸引了历代无数诗人墨客探胜寻幽。朱自清功课繁多，天天忙于编讲义，改作业，还要为文艺青年批阅不成熟的作品，没有时间去游逛山水。在温州东南十多公里处，有座仙岩山，相传是黄帝曾修炼于此，因有仙迹，故有此名，属瑞安县管辖。仙岩有三条爆布：龙须瀑、雷瀑、梅雨瀑。朱自清刚到温州时曾去过梅雨瀑一次。10月的一天，天气薄阴，马公愚和另外两个朋友，陪他一起去玩仙岩，先到仙岩寺，再到梅雨亭，亭在梅雨潭侧，原名观瀑亭，因游人可以在那里坐观飞瀑。老百姓则称它为“梅雨亭”，因瀑布从上面冲下，一经岩石撞击，便丝丝点点，纷纷扬扬，犹如江南四、五月间梅雨。这个亭蹲踞在突出的一角岩石上，上下都是空空儿的，仿佛一只苍鹰展翼浮在天宇，三面都是山，底下深深的便是梅雨潭。天上有几片流云，岩面与草丛都很润湿，透出几分油油的绿意。朱自清坐在亭上观赏着飞花碎玉的瀑布，过了一会，走出亭子立在崖际，附身察看潭水。马公愚立即制止，对他说这太危险了，便领他攀着乱石，附着身子穿过一道石穹门，来到汪汪一碧的潭边。那绿色的潭水像一张极大的荷叶铺展着，朱自清站在水边，为那潭水的绿而惊诧了，他的心随着那绿水面摇荡，诗的灵感突然迸发，无数绚丽而神奇的想象在他的脑际涌动：她松松的皱缬着，像少妇拖着的裙幅；她轻轻的摆弄着，像跳动的初恋的处女的心；她滑滑的明亮着，像涂了“明油”一般，有鸡蛋清那样软，那样嫩，令人想着所曾触过的最嫩的皮肤；她又不杂些儿尘滓，宛然一块温润的碧玉，只清清的一色——但你却看不透她！①朱自清风趣地对马公愚说：“这潭水太好了！我这几年看过不少好山水，哪儿也没有这潭水绿得这么静，这么有活力。平时见了深潭，总未免有点心悸，偏这个潭越看越爱，掉进去也是痛快的事。”过了一会儿，又说：“这水是雷潭下来的，那样凶的雷公雷婆，怎么会生出这样温柔文静的女儿？”他表示回去后一定要写一篇梅雨潭的文章。 这就是作于翌年，即1924年2月间的《绿》。朱自清写作力求创新，要写自己“独得的秘密”和“新异的滋味”，山水纪游写瀑布者很多，有关描写梅雨潭的诗篇，前人也多属意于此，如永嘉学派的陈博良《梅雨潭》一诗，就有“怒号悬瀑从天下”之句。朱自清不愿掉进前人窠臼，乃另辟蹊径，着力描绘潭水的“绿”，通过和北京什刹海拂地绿杨，杭州虎跑寺旁深密的绿壁，以及西湖的波、秦淮河的水的对比，利用想象来诱导读者，使他们沿着他所提供的对立形象所规定的线路，去进行联想，从而恰到好处地捕捉到那令人惊诧的奇异的“绿”。以高明的艺术手腕为现代游记散文，提供了令人神醉的艺术范型。 继后，他又在几个朋友相伴下，玩了白水癟，“癟”是闽越方言，即指瀑布。白水癟在瓯江北岸罗浮山的中段，离温州约五里，不大有名，因为水太薄又太细，有时还闪着些须白光，待你定睛看时，却又只剩一片飞烟了。但朱自清却为那似有若无的薄流所吸引，神往其间，幻影叠生，获得与梅雨潭不同的美的享受。 永嘉山水虽然秀丽，但社会现实却相当丑恶，它时时给朱自清以强烈的刺激，使他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朱自清住处四营堂靠近瓯江码头，那里没有深宅大院，多是平屋瓦房。住的大都是小贩、搬夫、店员、小手工业者，他们靠自己劳力挣扎活着，日子过得十分艰辛。一天，朱自清正和孩子们在吃饭，武钟谦进来叫他看一件奇事：房东家里有人只花了七毛钱就买来了一个五岁的女孩子。朱自清看那孩子端端正正坐在条凳上，面孔黄黑，衣帽却还整齐，看不出她的生命如此低贱的印记，心中十分纳闷。武钟谦告诉他，这孩子没有父母，是她哥嫂将她卖给一家银匠铺里的一个伙计，这伙计没有老婆，手头很窘，而且喜欢喝酒，是个糊涂人。朱自清听了更是难过，唉，人相卖，原是人类处于蒙昧状态时产生的罪恶，理应随着人类文明的进程而灭绝，谁知在20世纪的今天，居然堂而皇之的存在着。“干什么得了七个小钱，就心甘情愿的将自己的小妹子捧给人家呢？说等钱用？谁也不信，七毛钱得什么急事！”面对这一罪恶事实，他不由沉入了对现实社会的思索和对民族文明的反省。 朱自清对温州十中有感情，和同事相处也极融洽，可是为了生计，他却不得不于1924年二月下旬，离开温州到宁波浙江省立第四中学去任教。在温州十中，他每月薪金是30多元，那时物价不高，一担谷子才一元大洋，按理收入不算低。但是学校经常欠薪，二、三个月发一次薪水是常有的事，甚至一个月只给十元以维持生活；而朱自清的家庭负担重，去年11月妻子又生了一个女儿，一家五口要维持，同时还要赡养父母，偿还宿债，经济十分掣肘。为了节省开支，他只得一个人去宁波，把家眷留在温州，怕妻子照顾四个儿女忙不过来，只得将老母从扬州老家接来帮忙。 朱自清到达宁波四中时，适值学制改革，中学与师范合并，学校将中学六年分为三段，前二年为初中，中二年为公开高中，后二年为分科高中，分文理二科。朱自清担任文科国文教员。他不用部颁教科书，自编教材，将鲁迅的《阿Q正传》、《风波》等编列进去，他教学一贯严谨，备课充分，讲究方法，循循善诱，深受学生的欢迎。学生们常去他住处求教，他每问必答，绝不敷衍了事，因为来访的人多，索性在屋中放一张桌子，让学生们环桌而坐，他不厌其烦地解答他们提出的问题，或释疑语义，或阐明语源，或传授方法，往往长达数小时。 在宁波，朱自清没有什么朋友。一天，俞平伯突然来访，他大喜过望，乃邀他到李荣昌酒店小酌，那儿的特色是野味，有竹鸡、鸽、鹌鹑、水鸭、麂肉等，丰腴珍肴，摆了一桌，要了二斤酒，在嘈杂市声，暗黄灯火里，把酒谈心。朱自清足足喝了一斤半，酒罢又吃上虞名点炒年糕，回到宿舍，他已不胜酒力醉倒了。继后，潘漠华也来了，两人结伴玩了一天，在竹州吃茶，登天封塔，游薛福成的后花园，小亭错落，池水一方，满蔽浮萍，颇有雅致。他比较喜欢那里的螺髻亭。在四中教师中，他和夏丐尊交往较多，夏是上虞松厦人，公元1886年生，大朱自清12岁，曾在浙江省两级师范学堂执教，和鲁迅同过事，后又在浙江一师教书，1921年在上海中国公学任教时，经刘延陵的介绍而结识朱自清。1924年回家乡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任教，同时在宁波四中兼职，教作文课。他为人正直，学问渊博，和朱自清一样，不用统编教材，自编“文章作法”，朱自清对他的讲义十分赞赏。为了给学生创造练习和写作的机会，他和夏丐尊竭力倡导印行校刊《四中之半月刊》大量发表学生文章，而这些习作大都经过朱自清修改润饰的。当时四中文学社团很多，1923年就成立有“雪花社”，这时他们又编行《大风》刊物，宣传民主思想，抨击封建势力，朱自清曾给予具体指导。除《大风》外，尚有其他刊物，只要他们需要，朱自清都给予大力支持。 改革后的四中，学生有较多课外活动及自习时间，朱自清乃建议校方聘请校内外名师、学者来校作学术报告。方光焘、刘延陵、恽代英、陈望道、杨贤江等都应邀作了讲演。9月19日，他也作了《我们对于文学态度》的演讲，主张文学要表现“时代的要求与理想”，作者要有“深厚的同情”和“积极的态度”，认为“觉得感情无谓者，宜节产”。宁波文学研究会成员不少，且多为四中教员，朱自清和夏丐尊等筹划成立宁波分会，以四中为阵地，约请会员聚会，研究“文学与人生”的问题。在他们活动下，宁波的文化生活大为丰富了。 但是，朱自清对宁波的生活不大习惯，常常怀念温州山水和友人，家眷又不在身边，十分孤独。烦闷之余，开始喝酒、抽烟，时时想念妻子和儿女。在三月间写的《别后》一诗，对当时的生活和心情有真实的反映：成日坐在有刺的椅上，老想起来走； 空空的房子， 冷的开水， 冷的被窝—— 峭厉的春寒呀！ 我怀中的人呢？ 你们总是我的， 我却将你们冷冷的丢在那地方，没有依靠的地方！ 我是你唯一的依靠， 但我又是靠不住的； 我悬悬的 便是这个。 1923年春，叶圣陶经朱经农介绍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国文部任编辑。1924年4月，朱自清与叶圣陶、俞平伯等商议再度合作出版刊物，传播新文学。第一期由俞平伯负责，大家分头撰文、约稿。由是朱自清乃埋头创作，对温州的生活他已写了两篇，到宁波后他又抽闲写了一篇300来字短文《白水癟》，透过想像的光圈，以简洁笔墨捕捉白水癟既薄又细，闪着白光渺如飞烟的瀑流的神韵。但时刻萦绕在他心头，引起他灵魂震颤的，还是那一幕五岁女孩价值只有七毛钱的惨景。夜里，万籁俱寂，空气清凉，思维流畅，他凭着一盏孤灯，伏案沉思，运用自己思辨的利刃，剖析他亲眼目睹的这件“奇事”。他紧扣住那人货交易的“第一幕”，联想追索这一悲剧的结局，他断定这女孩将来必定被不断卖给“新屠户”，或做婢妾，或当妓女，挨打骂，受凌辱，被残酷地拶榨，在痛苦中打发日子。每日承欢卖笑，任人蹂躏，在惨无人道的迫害中以眼泪消磨一生。他从心中发出如此痛苦的呼告：唉！七毛钱竟买了你的全生命——你的血肉之躯竟抵不上区区七个小银元么？生命真太贱了！生命真太贱了！ 这幕悲剧的根源在哪里呢？他尖锐指出，就在于金钱世界里存在着“生命市场”，所以“生命本来不应该有价格的，而竟有了价格。”在文章的结尾，他愤怒地写道：“这是谁之罪？这是谁之责？”答案似乎没有，矛头所向却是十分清楚的。 思路一经打开，无数感受如海潮般不断涌来，他不禁想起有一次从绍兴府桥到西兴渡口，乘夜航船的情景。那里的船家有“男女分座”的文明规定。朱自清亲眼看到，一个乡下女人对这样精神文明表示抗议，理由是“男人女人都是人”，而船家却答说：“男人女人都是人，是的，不错。做称钩的是铁，做称锤的也是铁，做铁锚的也是铁，都是铁呀！”于是在这样名教大防的压力下，她只好服从了。另有一个带有城市气的妇女比前一位更勇敢，她硬要和自己一起来的男人同坐，说：“我们是‘一堆生’的！”。“一堆生”？“一堆生”！结果是引起了周围乘客的惊奇和嘲讽，由是在这四面楚歌声中，她也只好屈服了。朱自清是个极善于扣住生活细微进行反复审察的作家，他主张“于每事每物，必要拆开来看，拆穿来看”，“总要看出而后已，正如显微镜一样”。①这一航船文明现象，引起了他对古国文明的深刻反思。他感到航船男女分坐的规矩之所以得以实行，绝非偶然，在它背后有着一个庞大的精神支柱，这就是旧思想、旧道德、旧风俗、旧习惯。他透过船上的陋习，于航船一隅，揭发了社会的积弊，原来所谓礼义之邦，实是一个黑暗愚昧的国度。他在这篇题为《航船的文明》文章里，忿怒地指出，所谓“精神文明”，就是“在黑暗里征服了两个女人！” 四月初，他在写完《温州踪迹》中两篇文章后，心里松了一口气。但一桩往事却无端地如巨石一样在他心中击起了汹涌的波澜。这是由邓中夏的几篇文章引起的。邓中夏在学生时代就投身革命洪流，1923年“二七”大罢工失败后，他被军阀政府通缉，这年三月在组织安排下，秘密从北京来到上海，经李大钊介绍，改名邓安石在上海大学任教务长，同时还兼《中国青年》杂志编辑，他十分关心当前诗坛情况，不时发表文章进行评论。还在温州时候，朱自清就在《中国青年》上看到他写的《新诗人的棒喝》②一文，在这篇文章中，邓中夏希望诗人不要“坐在暖阁中做新诗”，要“注意社会问题”，在文章最后他高呼：青年们！醒来哟，谁在你们的周围， 虎视鹰瞵的， 磨牙吮血的？ 你们是处在一种什么环境？ 你们是负了一种什么责任？ 春花般的青年们哟！ 烈火般的青年们哟， 新中国的改造只仗你们了，却不是仗你们几首新诗。 青年们醒来哟！ 没有多久，朱自清又在《中国青年》上看到《贡献于新诗人之前》①一文，在文章中邓中夏进一步要求新诗人“须多做能表现民族伟大精神的作品”，“须多作描写社会实际生活的作品”，“须从事革命的实际活动”。最后抄录了他三年前过洞庭湖时所作的两首诗：莽莽洞庭湖，五日两飞渡。 雪浪拍长空，阴森疑鬼怒。 问今何所世？豺虎满道路。 禽狝歼除之，我行适我素。 莽莽洞庭湖，五日两飞渡。 秋水含落晖，彩霞如赤柱。 问将为何世，共产均贫富。 惨淡经营之，我行适我素。 文章和诗篇均表现了一个革命者的伟大胸怀。朱自清看后激动不已，久久不能忘怀。春天的夜里，他秉笔凝思，情绪涌动，无数历史镜头迎面扑来，他想起邓中夏当年为革命而奔波的情景，忆起自己在平民教育讲演团跟随他到处演说的情形，他似乎又看到了邓中夏叱咤风云的英姿，听到他如春雷般发聩震聋的声音，窥见搏动于他胸膛中的一颗红心。无数动人影像在他脑际浮腾，心潮澎湃，感触深重，于是在茕茕孤灯下，挥笔写诗：你的手像火把， 你的眼像波涛， 你的言语如石头， 怎能使我忘记呢？ 你飞渡洞庭湖， 你飞渡扬子江； 你要建红色的天国在地上！ 地上是荆棘呀， 地上是狐兔呀， 地上是行尸呀； 你将为一把快刀， 披荆斩棘的快刀！ 你将为一声狮子吼， 狐兔们披靡奔走！ 你将为春雷一震， 让行尸们惊醒！ 我爱看你的骑马， 在尘土里驰骋—— 一会儿，不见踪影！ 我爱看你的手杖， 那铁的铁的手杖； 它有颜色，有斤两，有铮铮的声响！ 我想你是一阵飞沙走石的狂风，要吹倒那不能摇撼的黄金的王宫！ 那黄金的王宫！ 呜——吹呀！ 去年一个夏天大早我见着你，你何其憔悴呢？ 你的眼还涩着， 你的发太长了！ 但你的血的热加倍的熏灼着！ 在灰泥里辗转的我， 仿佛被焙炙着一般！——你如郁烈的雪茄烟， 你如酽酽的白兰地，你如通红通红的辣椒，我怎能忘记你呢？ 他创造性地运用艺术手腕，使想像自由自在地翱翔于感觉世界里，终于在纸上突破空白，塑造了一个用自己双手创造光明的革命先驱的形象，凸显了邓中夏崇高的精神世界，表现了他无坚不摧的性格特征，有力地显示了他改革现实的坚强的意志。在他的笔下，邓中夏就是毁旧创新的革命力量的化身。诗里有歌颂，有诅咒，有自愧，也有向往与追求。整首诗的内容和旋律都是和邓中夏的诗篇相应和，相呼应的，溶注在字里行间的是诗人朱自清无限景仰革命的真情。4月15日，他将诗写毕，立即将它寄往上海《中国青年》杂志；4月26日，这首题为《赠友》的诗在《中国青年》第28期上发表了。 暑假到了，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南京开第三届年会，朱自清不是该社社员，但他却想观光。遂于7月1日乘火车到上海，2日和上海的会员一起往南京，本来说好由招待员负责，可以优待买到半票，但闹了半天竟不能办到，朱自清只得自个儿想办法，挤了一身汗才买到一张三等票。7月3日开幕大典，天气很坏，他冒着狂风暴雨坐了黄包车赶去，列席旁听。一到会场，只见车水马龙，黑色的警察和灰色的士兵一片静默肃立，原来有大人物到场。督军齐燮元、省长韩国钧、督办高恩洪犹如三尊佛像，端坐台的正中。齐燮元张开大喉咙训话，他甩腔拖调一字一板地在“中华教育改进社”上做拆字戏法，先讲“教育”，继说“教育改进”，再谈，中华教育改进”，最后则在“社”上大做文章，层层递进，胡说八道。朱自清越听越不是味道，感到这齐督军讲话实在是典型的“半篇八股”。韩省长有一篇开会词发给大家，朱自清看里头有一节论及现在学风的不良，颇有痛心疾首之慨，很想听听他的高见，殊不料他却大谈什么“统一要靠文化”的谬论。朱自清大为扫兴，在他的感觉中，这次所谓教育改进会，实际上只是一幕喜剧，本想列席参加，增长见识，却想不到反惹了一肚子气。 会议一结束，他马上回到温州和家人团聚。8月4日，他收到亚东图书馆寄来二本《我们的七月》杂志，32开本，形式如书，装璜很美。看了心里很高兴，晚上他在《日记》中写道：“阅之不忍释手”。这本杂志在当时文坛上独具一格，别开生面，除封面设计者丰子恺署名外，所有文章都没有作者的名字，封面上印有“OM”编，实乃“我们”的拼音代号。为什么这样呢？几十年后有人问及俞平伯，他解悉道：“之所以《七月》不具名，盖无深义。写作者自都是熟人，可共负文责。又有一些空想，务实而不求名，就算是无名氏的作品罢。”①由此可见他们的用心。朱自清在上面发表作品最多，除《温州踪迹》一组四篇散文外，还有一篇杂文，一首诗，三通信，同时又把《赠友》一诗改名为《赠A·S》重新刊登。A·S乃是邓中夏改名邓安石的英文拼音头两个字母。下一期的《我们》轮到朱自清主编了。 暑假结束了，朱自清要离家往宁波去了，十中老同事都来送行。这时十中校长是金荣轩，他和朱自清私交甚笃，乃诚恳地约他明春来十中执教，朱自清爽快地答允了。9月5日，他乘船往宁波，半路遇风停驶，泊于楚门，至9日晚才到达，这时四中尚未上课。 六、白马湖春秋 1924年的9月，实为江浙多事之秋。这月3日，直系的江苏军阀和皖系的浙江军阀火拼，福建的直系军阀出兵浙江平阳，企图取道温州，袭击浙江皖系军阀的后方，以声援江苏的直系军阀。风云突变，大祸来临，温州全城为之震动。朱自清在宁波从报纸得知战争消息，家中又无来信，心中十分烦躁不安。13日是传统的中秋节，可是浓云四合，风雨交加，气候恶劣。夜里，他枯坐书房，面对昏昏孤灯，听屋外淅沥苦雨，想起国事、家人和自身，心绪不佳，一种茕独的凄苦之情，悄悄地爬上心头。风声、雨声、心声交汇一起，化为诗的催化剂，他万般无奈，口占一绝道： 万千风雨逼人来， 世事都成劫里灰。 秋老干戈人老病， 中天皓月几时回？ 唉，战火几时平息？光明何日来临？他心中也如今夜风雨，茫然一片。 16日，他忽然接到夏丐尊来信，要他立即到白马湖春晖中学去。在宁波四中时，夏丐尊曾因春晖中学乏人，请朱自清到那里兼课。为了增加收入，以济家用，朱自清答允了他的要求，于3月2日到上虞春晖中学教了一个月的书，因为两地跑，实际上只呆了两个星期。这次夏丐尊信中说要和他“计划吃饭方法”，并且“已稍有把握”，朱自清估计是春晖有专聘之意。遂于23日乘车赶往白马湖，火车上一片肮脏，一片混乱，一堆堆灰色人群，尽是逃难的老百姓，扶老携幼，拥挤不堪，朱自清见状愈发挂念家中老小，心中万分不安。到了春晖中学受到夏丐尊的热情欢迎，于家中设便宴款待。校方果然要正式聘用他，朱自清答应担任一班国文。第二天，他接到武钟谦寄来快信，说是温州风声甚紧，她害怕一旦兵临城下，家中无人，而且近来又闹肚子，日渐消瘦。朱自清看完信，想到家中三个小孩和一个老母，都要她一人照拂，十分为难，情动于衷，无限凄恻，心中喊道：“我对不起你，钟呀！”。于是，和夏丐尊商量，请他代课，自己决定于下午先回宁波，打听消息。 温州这时已经乱成一片，居民一夕数惊，恐慌万状，携儿挈女，四处奔逃。朱自清一家五口全是妇孺老幼，举目无亲，身无分文，真是无处可躲，寸步难行。正当她们一筹莫展十分惶急之时，十中教员马公愚伸出支援双手，他全家要到瓯江北岸的山里避难，邀朱自清家属一道去。武钟谦和母亲乃草草收拾行李，还带了朱自清一箩筐的书，跟着马家坐一条租来的小船，到永嘉楠溪一个叫枫林的地方栖身。过了几天，听说时局有了缓和，温州可能没事，武钟谦怕朱自清回到家中，见不到人心中着急，遂决定回去，马公愚劝阻无效，乃借给她十元大洋，并托一佣人护送她至温州。其实，这时朱自清还未回来，而温州城里已十室九空，朱家住在四营堂，地处偏僻，十中同事怕不安全，遂接她们到校中暂住。 朱自清于25日发电报至温州，到晚上接到回电，知道全家住在十中，27日从宁波乘永宁轮回温州，船至海门忽然停驶，说是有战事不敢开了。朱自清不得已改道温岭，步行了100多里路，在江厦搭上一艘船，至30日才抵温州。他在给马公愚信中，曾愤愤地谈及至温州时的见闻： 此间闻兵已到，绅耆辈郊迎十里，羊酒 犒师，幸能博得无恙。然此辈服装、纪律、 实是惊人，……入市先闻鸦片烟，盖军中瘾 君子甚多也。地方本已平靖，而近日乃有拉 夫之事，于是又大骚乱。 来到十中，见家人平安无事，甚为宽慰。温州已经大乱，乃决意迁往上虞，为了筹借搬家费用和归还马家欠款，他把一些衣服抵押在小南门“长生库”当铺里。十中校长金荣轩来拜访，他对朱自清说十中马上开学，希望留下任教，朱自清因已答应春晖中学的聘任，需守信用，只好婉言推辞了。10月3日，朱自清带着一家老小乘船往宁波，5日到达。将家眷安顿在那里，自己先到春晖中学布置一切，11日回到宁波，第二天携带她们乘车往白马湖。 在杭州湾东岸的杭甬线中段，有一片群山环抱风景秀丽的平原，其间碧水潋滟的白马湖迤逦数里。白马湖实在是个乡下小地方，据说从前有一个姓周的骑白马入湖仙去，所以有这个名字。白马湖也是曲曲折折大大小小的许多湖泊的总称，湖水清澈见底，沿铁路的水都没有这里的清，遇到旱年的夏季，别处湖里都长了草，这里却仍然一顷碧波。白马湖是其中最大的，也是最美的一个。春晖中学就坐落在波光明媚的白马湖畔。学校创建于1922年12月，校长是著名的教育家经亨颐先生，校舍半西式，简洁整齐，设备精良，校风朴实，富有民主气氛，一时誉满全国，有“北有南开，南有春晖”之称。朱自清于3月间初来兼课时，就被那湖光山色所迷恋了。通向校门是一条狭狭的煤屑路，最使人倾心的是一座小小的黑色木拱桥，慢慢地隆起又慢慢地低下，横跨在一条小溪上，桥的栏杆是变形的 形，小巧玲珑，朱自清十分喜欢，在桥上纵览逗留了好久。那天是阴天，山的容光，被云雾遮了一半，但仍然青得可以，映在湖里，接着水光，自是一番妙景。湖在山脚边，山在湖的唇口，湖将山全吞下去了，青山与绿水悠悠地揉成软软的一片碧波。白马湖粼粼的水绕着校舍缓缓地流着，楼上教室都有栏杆长廊，凭栏远眺，山色水光，排空送翠，令人心旷神怡。朱自清均在都市里生活，见到这样幽美静谧的地方，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 说到我自己，却甚喜欢乡村的生活，更喜欢这里的乡村的生活。我是在狭的笼的城市里生长的人，我要补救这个单调的生活，我现在住在繁嚣的都市里，我要以闲适的境界调和它。我爱春晖的闲适。①最令朱自清高兴的是，那里有许多为人正直，富有雅趣的朋友。夏丐尊率真俭朴，生性鲠直，“看见世间的一切不快、不安、不真、不善、不美的状态，他都要皱眉”。①校里就是湖多，三面潺潺地流着，草地也大，看过去芊芊的一片，夏丐尊喜爱这里的自然环境，他约了校里教师刘勋宇，依山傍水，修建了几间瓦屋，是他自己按日本格式设计的，正屋用拉门隔开，前面会客，后面做书房，小巧而实用。夏丐尊把房子称做“平屋”，隐含平房、平民、平凡、平淡之意。丰子恺浙江崇德县石门湾人，和朱自清同庚，也是经夏丐尊介绍到春晖中学教音乐、美术，兼任英文教员。为人多才多艺，善于将诗词意境、学生生活、儿童情趣即兴画出。他也结庐湖畔，也是按日本格式构造的，他喜欢初染鹅黄的嫩柳，遂在门前种一株柳树，因名小屋曰“小杨柳屋”，与“平屋”相映成趣。朱自清全家搬来后就住在刘勋宇以前盖的小房屋里，和夏丐尊毗邻，两家的前院只隔一垛矮墙。大门前有一口大湖，但湖口被两面的山色包抄住了，外面只见些微湖水。夏丐尊爱种花木，讲究摆设，挂一幅画，栽一盆花，种一棵树，都十分艺术，教人看了十分受用。朱自清很是欣赏：我爱白马湖的花木，我爱S家的盆栽——这其间有诗有画，我且说给你。一盆是小小的竹子，栽在方的小石盆里；细细的干子疏疏地隔着，疏疏的叶子淡淡地撇着，更点缀上两三块小石头；颇有静远之意。上灯时，影子写在壁上，尤其清隽可亲。另一盆是棕竹，瘦削的干子亭亭地立着；下部是绿绿的，上部颇劲健地折着几片长长的叶子，叶根有细极细极的棕丝网着。这像一个丰神俊朗而蓄着微须的少年。这种淡白的趣味，也自是天地间不可少的。① 朱自清常到隔壁看夏丐尊拿着剪刀修枝，提着水壶浇花，在他院子里观花，在他屋里品画。朱自清喜欢喝两杯，但量不大，夏家有一株紫薇很好，夏丐尊常邀他在花旁喝酒。在散文《白马湖》中，朱自清写道：湖光山色从门里从墙头进来，到我们的窗前，桌上。我们几家接连着，丐翁的家最讲究。屋里有名人字画，有古瓷，有铜佛，院子里满种着花。屋里的陈设又常常变换，给人新鲜的受用。他有这样好的屋子，又是好客如命，我们便不时上他家里喝老酒。丐翁夫人的烹调也极好，每回总是满满的盘碗拿出来，空空的收回去。白马湖最好的时候是黄昏。湖上的山笼着一层青色的薄雾，在水里映着参差的模糊的影子。水光微微地暗淡，像是一面古铜镜。轻风吹来，有一两缕波绞，但随即平静了。天上偶见几只归鸟；我们看着它们越飞越远，直到不见为止。这个时候便是我们喝酒的时候。我们说话很少；上了灯话才多些，但大家都已微有醉意，是该回家的时候了。若有月光也许还得徘徊一会；若是黑夜，便在暗里摸索醉着回去。 朱自清闲时还和夏丐尊的女儿满子玩纸牌。在教室仰山楼前有座游泳池，夏天他和夏丐尊的儿子龙文在绿波荡漾的池子里学游泳。日子过得十分快活。 朱自清也常到丰子恺的小杨柳屋做客，在那间天花板要压到头上来，像“一颗骰子”似的客厅里，一起看日本竹久梦二的漫画集。小客厅互相垂直的两壁上，贴满了丰子恺的漫画稿，微风过处，可以听见飒飒的声响。朱自清喜欢这些画，感到它富有诗意，一幅幅画，就如一首首诗，看着有咀嚼不尽的韵味。他充满信心地对丰子恺说：“你可以和梦二一样，将来也印一本画集。”有一天，丰子恺给朱自清刚满四岁的女儿阿莱画了一幅画，夏丐尊提起笔来，在上面题道：“丫头四岁时，子恺写，丐尊题。”画美，字也好，朱自清爱不释手，后来将其制版，作为散文集《背影》的插页。在朋友中还有一个湖南人匡互生，教数学兼职训育主任，他曾参加过辛亥革命，后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系读书，五四运动时，他率先打进曹宅，英勇非常；他生活艰苦朴素，诚挚热忱，作风民主，朱自清对他最为敬佩。当他于1933年去世时，朱自清曾写有一篇《哀互生》，热烈地赞颂他刻苦耐劳的精神，深情地表扬了这一位浑身是火充满热和力的革命教育家。 在教师中还有一位教英文的朱光潜，他和朱自清身材大小相若，性格情趣相似，年龄仅小朱自清一岁，不少人以为他们俩是兄弟。朱光潜原先也在中国公学任教，也是应夏丐尊之邀来春晖中学执教的。他最敬重朱自清，曾回忆说：“当时佩弦先生正在那里教国文。学校范围不大，大家朝夕相处，宛如一家人。佩弦和丐尊子恺诸人都是爱好文艺，常以所作相传视。我于无形中受了他们的影响，开始学习写作。我的第一篇处女作——《无言之美》——就是在丐尊佩弦两位先生鼓励之下写成的。他们认为我可以作说理文，就劝我走上这一条路。”① 朱自清十分喜欢白马湖，那里春天好，夏天也好，始终茵蕴着一种诗意： 白马湖的春日自然最好，山是青得要滴下来，水是满满的，软软的。小马路的两边，一株间一株地种着小桃与杨柳。小桃上各缀着几朵重瓣的白花，像夜空的疏星。杨柳在暖风里不住地摇曳。在这路上走着，时而听见锐而长的火车的笛声是别有风味的。在春天，不论是晴是雨，是月夜是黑夜，白马湖都好。——雨中田里菜花的颜色最是鲜艳；黑夜虽什么不见，但可静静地受用春天的力量。夏夜也很好，有时可以在湖里划小船，四面满是青霭。船上望别的村庄，像是蜃楼海市，浮在水上，迷离徜恍的；有时听见人声或犬呔，大有世外之感。 若没有月呢，便在田野里看萤火。那萤火不是一星半星的，如你们在城中所见；那是成千成百的萤火，一片飞出来，像金线网似的，又像耍着许多火线似的。①青山绿水为伴，良朋益友为邻，其乐也融融，日子过得蛮惬意。 春晖浸润着“五四”革新精神，积极推行新学制，采用新教材，崇尚民主，关系和谐，朱自清更其喜欢那种同事与师生之间真诚团结的融洽气氛。他说：我看不出什么界线，因而也用不着什么防备，什么顾忌；我只照着我所喜欢的做就是了。这就是自由了。从前我到别处教书时，总要做几个月的“生客”，然后才能坦然。对于“生客”的猜疑，本是原始社会的遗形物，其故在于不相知。这在现社会，也不能免的。但在这里，因为没有层叠的历史，又结合比较的单纯，故没有这种习染。这是我所深愿的！这里的教师与学生，也没有什么界限。② 具体情形究竟怎样呢？朱自清又写道：在一般学校里，师生之间往往隔开——于教师，“敬鬼神而远之”；教师对于学生，尔为尔，我为我，休戚不关，理乱不闻！这样两橛的形势，如何说得人格感化？如何说得到“造成健全的人格”？这里的师生却没有这样情形。无论何时，都可自由说话；一切事务，常常通力合作。校里只有协治会而没有自治会。感情既无隔阂，事务自然都开诚布公，无所用其躲闪。学生因无须矫情饰伪，故甚活泼有意思。又因能顺其天性，不遭压抑；加以自然界的陶冶：故趣味比较纯正。①春晖对朱自清十分器重，当他三月间来兼课时，《春晖》半月刊即登出一则消息：“本校本学期添聘的国文教员朱佩弦先生自本月起到校就职。”朱自清在春晖任课多，教学作风民主，常启发学生独立思考，共同讨论。春晖国文教材多选自《新青年》、《新潮》、《向导》、《创造季刊》等杂志，朱自清教这些文章时，通常由自己念一遍，有时也叫学生念，然后进行讲解。他也不排斥古文，有一次他对学生们说：“文言文及旧诗词经过几千年洗炼，很有些好东西。”学生表示愿意读些古文，他就选定《虞初新志》，和《白香谱笺》两书，再从中选读一部份。 在他刚来兼课时，曾邀请俞平伯到白马湖来玩，那时俞平伯刚辞了上海大学的教席，在杭州闲住着。1924年3月8日，俞平伯搭新江天船到宁波，再从宁波乘火车到百官，雇轿至白马湖。他在春晖耽了三天多，朱自清每天都有课，俞平伯在10日那天《日记》就记载：“佩弦上下午各有课二小时”。他还听了朱自清一堂课，感到他教学认真，课堂气氛亦相当活跃，在《日记》中他写道：“学生颇有自动之意味，胜一师及上大也。”他不无感慨地说：“固属春晖的学风如此，而老师的教法亦不能无关，我在这儿愧吾友良多，久非一日矣。”① 其实，朱自清在教育上能有这样的成绩，绝非偶然，他对中学教育问题有自己的主张和见解。他十分注重对学生进行全面的人格培养，他曾在《中等学校国文教学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向国文教师提出一系列严峻的问题：“你上课时，个个学生是注意听讲么？有人说话么？有人在桌子底下偷看别的书么？最要紧的，你能断定没有一个人想着别的事么？——今日讲的，他们曾如你所嘱地预习过了么？昨日讲的，他们上自修班时曾复习过了么？”他认为学生学习能否认真用功，关键在于教师，“固然要看你们的教法如何，但更重要看你的人格影响如何。”因此，他决意从自身做起，以严正的态度，对学生进行教育。他批改作业一丝不苟，和以前一样，每个学生都有一张成绩升降表，让他们看到自己学业的进步和退步。他对学生要求严格，对他们说，做学问要认真，半点马虎不得，提倡做“窄而深的研究”，反对夸夸其谈，触及一点不及其余的浮夸作风。他反对学生写些内容浅薄的作品，主张要有“味”，要有生活，他告诉学生们：“印在纸上，好像没有神气，念在嘴边，也像没有斤两：这就是没味。有味的便不同，譬如，有浓浓的颜色，有清清的音响，便是有味了。味在题材的深处，须细意寻探，才可得着；得着了味，题材的范围与性质都不成问题了。味是什么？粗一点说，便是生活，纯化的生活！便是个性，便是‘自我’！”①。这些真知灼见对学生启发极大。朱自清还十分重视对学生思想素质的培养，主张要以“高等的趣味替代低等的趣味，养成优良的习惯，使不良的动机不容易有效。”②他教导学生不要“时时回顾从前的黄金时代”，也不要“时时等待着将来的奇迹”，更不能“及时行乐”。他说：“‘遇饮酒时便饮酒，得高歌处且高歌’，明明是哀时事不可为而厌世的话。”“欧洲的颓废派，自荒于酒色，以求得刹那间它能的享乐为满足”，“这决不是充实的生命，决不是的！”他要学生面向实际，把握住现在，理由是现在“是最可努力的地方，是我们最能管的地方，因为是最能管的，所以是最可爱的。”因此，“我把‘现在’捉住，发展它，改造它，补充它，使它建全，谐和，成为完美的一段落、一历程。”③这实际上就是他那“尊崇实际”的刹那主义主张。有一次，在课堂上讲到诗与酒的关系，他极有兴味地说：“饮酒到将醉未醉时，头脑中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和快感，脑筋特别活动，所以李杜能做出好诗来……。”说到这里猛然刹住，立即严肃地说：“可是你们千万不要到湖边小酒店里去试啊！”唯恐学生们受到影响。 朱自清喜欢春晖，但他对春晖的认识并不深透，真实的情况，远比他看到的想到的，要复杂得多。白马湖虽然波平如镜，宁静非常，而内底里却也充满着矛盾，新旧思想的冲突已在暗里酝酿多时了。果然，到了年底，平静的白马湖掀起了波涛。起因是这样的：一个寒冷的早晨，一个叫做黄源的学生戴了一顶大毡帽上早操，遭到体育教员的训斥，要他除下，由是引起了冲突。匡互生和丰子恺等支持学生，一些守旧的教员本来就看不惯学校的民主作风，乃乘机压抑学生活动，并攻击思想先进的教师。结果，学校提前放假，开除学生28人。匡互生认为春晖中学已非实施理想教育之园地了，乃与丰子恺等一些教员集体辞职，于12月一个下雪的早晨，背上铺盖，打着雨伞走了。许多学生均来送别，在驿亭站台上呜咽痛哭，不肯离去。1925年春，匡互生等在上海小西门和黄家阙路，租了中华艺术大学宿舍，创办立达中学（后改为立达学园）。“立达”者也，乃源于《论语》：“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3月又成立立达学会。丰子恺到上海艺术师范大学任教，夏丐尊先到宁波，后亦到立达学园教书。 朱自清家累太重，11月又答应了宁波四中在那里兼10点钟的课。他对春晖也感失望，但又无法离开。如今良朋散尽，兴味索然，在他眼中，白马湖的风光似乎也大为减色了。这时只有一件事给他充满愁绪的心灵，带来一丝安慰。那就是在年终岁尽时，他的第一个创作集子《踪迹》由上海亚东书局出版了。内分两辑，第一辑收诗歌31首，第二辑收散文7篇。封面是丰子恺设计的。在扉叶上印了周作人一首诗《过去的生命》： 这过去的我的三个月的生命，那里去了？ 没有了，永远的走过去了！ 我亲自听见他沉沉的缓缓的一步一步的，在我床头走过去了。 我坐起来，拿了一枝笔，在纸上乱点，想将他按在纸上，留下一些痕迹，——但是一行也不能写， 一行也不能写。 我仍是睡在床上。 亲自听见他沉沉的缓缓的，一步一步的，在我床头走过去了。 这是有意借周作人的诗来反映自己的心境。这时他散文创作刚刚起步，诗歌除《雪朝》里17首外，其余都已收进。郑振铎曾评介道：“朱自清的《踪迹》是远远的超过《尝试集》里的任何最好的一首。功力的深厚，已决不是‘尝试’之作，而是用了全力来写着的。”①这集子是朱自清劳动血汗的结晶，那里刻印着他过去生命的游踪，人生旅途上的青春足迹。 他是多么珍惜这些生命的踪迹啊！但过去的生命毕竟永远地过去了，一切都得重新来起。 相对于社会上的政治风暴，白马湖的动乱只是茶杯里的风波。1924年初，国民党接受了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主张，实行新三民主义，从下半年开始，中国工农运动迅速高涨。7月，广州沙面爆发了工人大罢工，在它的影响带动下，红色斗争火花相继在上海、汉口、苏州、浙江等地迸发。1925年2月，上海在日本“内外棉株式会社”开办的11家纱厂中做工的中国工人，因不堪压迫举行大罢工。5月，内外棉第七厂工人领袖顾正红在领导工人与日方资本家作斗争时，惨遭枪杀，同时被打伤工人十余名。上海人民奋起反抗，30日上午，上海各界学生约2000人，分头在公共租界各马路散发传单进行演讲，当即遭到镇压，被捕百多人，囚禁于南京路老闸捕房。帝国主义的暴行激起上海人民公愤，近万人群众聚集巡捕房的门口，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英捕头命令发巡捕开枪，当场死伤数十人。 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爆发了！死难烈士的血光，犹如漆黑太空中一道闪电，一瞬间把一切照亮，有力地震慑着人们的心魄。消息很快传到白马湖，这时朱自清正在小山坳一所房子里，写一篇书评《山野缀拾》，6月1日才回到校里。当他得知这一惊天动地的血腥消息时，不禁怒愤异常，心潮难平。他似乎满眼看到的尽是血，那红彤彤的热血，如熔炉的铁水，如火山喷发的岩浆，如长江水一样汩汩地流淌着，这是中国人民的血呵！他以战抖的手拿起笔来，抒写战斗诗篇：血是红的！ 血是红的！ 狂人在疾走， 太阳在发抖！ 血是热的！ 血是热的！ 熔炉里的铁， 火山的崩裂！ 血是长流的！ 血是长流的！ 长长的扬子江， 黄海的茫茫！ 血的手！ 血的手！ 戟着指， 指着他我你！ 血的眼！ 血的眼！ 团团火， 射着他你我！ 血的口！ 血的口！ 申申詈， 唾着他我你！ 中国人的血！ 中国人的血！ 都是兄弟们， 都是好兄弟们！ ………… 这是他在6月10日为五卅惨案而作的《血歌》中的一段。在这首诗里，他一改过去的诗风，以简短的句式排列，形成急促的节奏，如急雨，如战鼓，激励人们去向帝国主义者进行拼死的决斗。在诗的最后，他狂呼“起哟，起哟！”鼓舞人们奔向反帝斗争的前列。过了几天，他又写了一首《给死者》： 你们的血染红了马路，你们的血染红了人心！ 日月将为你们而躲存！ 云雾将为你们而弥漫！ 风必不息地狂吹， 雨必不息地降下！ 黄浦江将永远地掀腾！ 电线杆将永远地抖颤！ 上海市将为你们而地震！ …… 朱自清以丰富的想象，沸腾的激情，表达了自己为“五卅”死难烈士无限悲恸的心情，表现了全民族的哀痛和怒忿。“五卅”惨案犹如一块巨石，击碎了朱自清本已平静的心境，热血又在血管里奔突，思绪万千，起坐不宁。6月的一个晚上，他在寂寂的静夜里，陷入了沉思，忽然间他想起了去年暑假到南京开中华教育改进会第三届年会时在上海所遇到的一件小事。有一天，他在一路电车里，看到一个西洋人带着一个小男孩坐在他对面，那孩子面颊白中透红，金黄色眼睫毛长长的，表情和平而秀美。他感到这外国小孩很可爱，不免多看了几眼。谁知到站时，那小孩突然将脸伸过来，蓝眼睛瞪得大大的，表情粗俗而凶恶。他的眼睛似乎在说：“咄！黄种人，黄种的支那人，你，你看吧！你配看我！”电车一停，他胜利地掉过头去，牵着大人的手走了。朱自清觉得这完全是一种“出其不意”的袭击，这突然的一击，使他张皇失措，感到空虚而压迫，连呼吸都不自由了。猛然间他脑际萌发一种迫切的国家之感：“现在还是白种人的世界”！河汉渺远，冰轮沉落。 苍茫一片的白马湖，在六月晚风的吹拂下，微微地呻吟着，沉沉地睡去了。朱自清还毫无倦意，他慢慢地抽着烟，拨开记忆的浓雾，继续思索。他抓住那一次偶然的遭遇，运用理智的利刃，层层剖析，从小孩轻蔑的目光，想到为什么他小小年纪竟敢如此骄傲地践踏中国人？他发现其原因就由于他“已懂得凭着人种的优势和国家的强力”来欺侮他国人民，而这又因为他的父亲、戚友、老师，乃至四周同种的人，一贯是“以骄傲践踏对付中国人”，而他所读的书也都“将中国编排得一无是处”。是呵，这就是他的家庭、学校、环境，长期以来对他耳濡目染的结果。他又从这次“袭击”想到“许多次袭击”，这就是帝国主义者对中国的侵略和奴役，因此，这次“袭击”绝非偶然，而是“许多次袭击的小影”。于是，他在那小孩眼光表情中，看到了“缩印着一部中国外交史”。层层剥进，一拆到底，他从这次个人遭遇想到国家民族的命运，从眼前现实追思过去的历史，从抽象到具体，从偶然发现必然，从感性升华到理性。在茕茕灯火下，他迅疾地写着，他要通过这一有限现象的描写，展现中国灾难深重的现实情景，挖掘民族受屈辱被欺侮的历史根源。这就是他前期有名的散文《白种人——上帝的骄子》。在作品中，他寓大于小，启示人们：在中国土地上，仍是白种人的世界，要使国家免于“被吞食危险”，就要“看看自己”，奋发自强。就在这时候，《我们的六月》出版了，这是朱自清和叶圣陶、俞平伯几经商讨后编就的。《我们的七月》出版后，销路不是太好，印了3000册，只卖了一半不到。有个朋友对朱自清说：“刊物似乎随便了点，没有的风味”。 “《我们》并不随便，或者因为小品太多了，故你觉得如此。”朱自清不同意他的观点。 朱自清认为“《我们》诚哉不伟大，但自附于优美的花草，亦无妨的”。①俞平伯分给朱自清《我们的七月》版税15元，他觉得太多了，只肯要10元，写信对俞平伯说，“余五元由兄拿或支配给其余投稿者”。②《我们的七月》的文章作者均不署名，读者不习惯，议论纷纷，多方猜测。朱自清想，为了推广杂志销路和给读者以方便，还是署名为好，于是写信和叶圣陶商量，不意叶圣陶仍坚持原来意见，朱自清遂向俞平伯阐明自己主张，但对过去不署名的原因也不予说明，因为“说得太干净了，显然取巧，说得太老实了，亦易引人反感，不如不说的好”。①由是，《我们的六月》的文章作者全部署名了，同时附录了《我们的七月》的目次和作者的名字。在最后“本刊启事”中，他做了这样声明：本刊所载文字，原O·M同人共同负责，概不署名。 而行世以来，常听见读者们的议论，觉得打破这闷葫芦很不便，愿知道各作者的名字。我们虽不求名，亦不逃名，又何必如此吊诡呢？故从此期揭示了。 《我们的六月》的作者比上一期多，朱自清的《血歌》刊在扉页，而在目录上却没有标出，这是因为刊物已经付印，为了配合五卅惨案的斗争，朱自清临时决定将它加入的。在《我们的六月》中，朱自清的作品不多，除了《血歌》和一篇散文外，就是两篇书评，一是为俞平伯的散文集《忆》写的“跋”，一是为孙福熙散文集《山野掇拾》写的评论。他以自己的生活经验，来体验别人作品所反映的现实和所抒发的感情，以诗歌的语言抒写自己的心得，把评论文章写得如散文一般优美，内里渗透了他对生活的见解和美学的情趣。他所追求的就是创新，“所有的好处都只是作者自己的发现”，所欣赏的就是个性，“爱的正是这个‘自己’，可贵的也正是这个‘自己’！”他所强调的，就是要深入实际作细致的观察，“于一言一动之微，一沙一石之细，都不轻轻放过”，“不注重一千一万，而注重一毫一厘”，“于每事每物，必要拆开来看，拆穿来看，无论锱铢之别，淄渑之辨，总要看出而后已，正如显微镜一样”。他所希求于作家的，是能“于人们忽略的地方，加倍地描写，使你于平常身历之境，也会有惊异之感”，“不但文中有画，画中还有诗，诗中还有哲学”。①这是他对别人更是对自己创作的要求，于中反映的是他对现实也是对文艺创作的态度。 白马湖的山还是那么青，白马湖的水还是那么绿。正是初夏时节，百花争艳，好鸟争鸣，和风轻吹，风景迷人。但白马湖已不如当初那样使他感到“莫名喜悦”和“许多惊诧”了。生活情趣与以前也大不一样。以往是：约两个密友，吸着烟卷儿，尝着时新果子，促膝谈心，随兴趣之所至，时而上天，时而入地，时而论书，时而评画，时而纵谈时局，品鉴人伦，时而剖析玄理，密诉衷曲……等到兴尽意阑，便各自回去睡觉……②密友均已星散，这种雅趣自也不能复得了。在寂寞的白马湖，朱自清又陷入了自我反思的苦闷之中。他随着时光老人的导引，一步步追寻已失去的自己。自从走出校门之后，生命之树又增加了五道年轮，但这几年他做了一些什么呢？生活担子越来越重，就在五月间又生了一个儿子。为了养家糊口，这几年来他挑着沉重的担子，在各地游转奔波，在风尘中逐渐老去。他认为“人生如万花筒，因时地的殊异，变化不穷，我们要能多方面的了解，多方面的感受，多方面的参加，才有其真趣可言”。③但命运之神给自己安排了怎样的生活？ 我现在做着教书匠。我做了五年教书匠了，真个腻得慌！黑板总是那样黑，粉笔总是那样白，我总是那样的我！成天儿浑淘淘的，有时对于自己活着，也会惊诧。我想我们这条生命原像一湾流水，可以随意变成种种的花样；现在都筑起了堰，截断它的流，使它怎能不变成浑淘淘呢？所以一个人老做一种职业，老只觉着是“一种”职业，那真是一条死路！①他不愿在这条“死路”上走下去了，多想改一个职业，换个行当，能多方面地接触人生，了解生活哟！他想做个秘书，去看看官是怎样做的，想去企业界做个职员，看看资本家是如何度过他们的岁月，他又想做个新闻记者，多了解些稀奇古怪的事情。他还想做戴着龌龊的便帽、穿着蓝布衫裤的工人，做拖着黄泥巴、衔着旱烟管的农人，以及扛着枪的军人，过过他们的生活。但最后他猛然省悟：“这些都是非份的妄想”！简直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一样！”改换职业既不可能，他退而企图结交“诸色人等”，从这里来“多领略些人味儿”。在白马湖他曾和夏丐尊一起到一所小学校去和小学生讲故事，做游戏，很是有趣，还和邻近的农人谈天、喝酒，也很有味，但总感到“阶级的障壁不容打破，人心的隔膜不容易揭开”。他又向往以旅行来扩大自己的眼界，三峡的幽峭，栈道的蜿蜒，峨眉的奇伟，他都很倾慕！还有珠江的繁华，蒙古的风沙，也都有力地招引着他。他更希望能跨出国门，到日本看樱花，到俄国看列宁墓，到德国访康德的故居，到南美洲看莽莽的大平原，到南非看茫茫的大沙漠，若有机缘，再到北极去探一回险，看那冰天雪海。但当他想到自己不过是“一钱不名的穷措大”时，立即意兴索然了。 如此社会，如此人生，如此自身，要想突破生活的牢笼，势比登天还难。这点他早就意识到了，在给俞平伯的信中，他曾这样表白道： 我们现在自己得赶紧明白，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将来，我们的世界，只是这么一个小小圈子。要想跳过它，除非在梦中，在醉后，在疯狂时而已——一言以蔽之，莫想，莫想！① 这是一时代知识份子苦闷的呼声！他们的思考是深刻的，他们有憧憬、有愿望、有要求，但他们的知识与智慧，却不能为他们的翅膀增添一份力量，以便突出局囿他们灵魂的囚牢而翱翔太空，最后都只有颓然陷入生活的泥淖，辗转跋徨。 朱自清对白马湖腻透了，他的心情冷漠而孤清，这五年奔波于各地的教书生活，他也受够了，他决意要走，要离开这令人生厌的教育界。二月间，他给俞平伯去信：我颇想脱离教育界，在商务觅事，不知如何？也想到北京去，因前在北京实在太苦了，直是住了那些年，很想再去领略一回。如有相当机会，当乞为我留意。三月间，他又给俞平伯去信：弟倾颇思入商务，圣陶兄于五六月间试为之。但弟亦未决。弟实觉教育事业，徒受气而不能受益，故颇倦之。兄谓入商务（若能）适否？ 毕业考试后的一天，有几个学生一道去看朱自清。他刚在写作，见到学生便放下笔来说道：“你们要离开这里了，我也要走了。” “你到那里去呢？”同学问。 “我还想好好读几本书，找一个能自学的地方。”朱自清回答道。 “这里不是顶幽静吗？图书馆里也藏有许多书。”同学说，他们实在不愿意他离开。朱自清苦笑笑，答道：“清静是清静，但我想读的书很少。” 同学们又问道：“那么你想到哪里去呢？” “我想到商务印书馆去。”朱自清语气坚定地说：“只要有书读，报酬、职位在所不计。” 一个偶然机会，使命运之轮开始创新的运转。 商务印书馆的工作没有联系上，俞平伯介绍他到清华大学国文系任教授。 暑期过后，他把一家五口留在白马湖，一个人匆匆地赶往北京。 七、重返北京 白云悠悠，人世悠悠。 朱自清离开北京整整五年，想不到如今又回来了。举目无亲，只好先住在朝阳门边一位朋友的家里。他在北大读了四年书，虽也玩过几回西山，但多在城圈子里呆着，始终没到过清华，对它很是陌生。 清华设在北京西北部的清华园，环境幽静，风景优美，原是端王载漪的王府。这位红极一时的王爷，由于支持过义和团的活动，一下子变得黑黑，被流放新疆，王府也被充公，后被当局选为校址。清华大学前身为“清华留美预备学校”，于1911年正式开办，是依据美国国会于1908年通过的所谓退还“庚子赔款”剩余部分的法案创立的，它的任务就是培养留美学生。1925年清华进行改革，增设大学部，朱自清就是因此而被聘的。 那时清华大学的教务长是张仲述，朱自清不认识他，于是和那位朋友商量写一封信去，约定第三天上午前往拜访。朱自清做事认真，他问朋友，从朝阳门到清华10点钟出发能到得否？朋友也说不清楚，建议他8点钟起身，雇洋车直到西直门换车，以免老等电车误事。第三天是个阴天，他跨出朋友家门口已经是9点多了，心中不免有点着急。车又走得慢，磨磨蹭蹭的，刚出城一段路还认识，再下去就茫然了。路上只有他一辆车，落落漠漠的，闷时只能看看远处淡淡的西山。好容易过了红桥、喇嘛庙、十刹海、看到柳树前一面牌，上写着“入校车马缓行”，算是到了；但进了大门还走了六、七分钟，才是真正到达目的地。看表已经12点了。坐在客厅等一忽儿，出来一个高个子长脸的，样子很能干的人，这就是他所要会见的教务长张仲述，谈到12点过，宾主才客气地分手了。 过了两天，朱自清带着简便的行李，从朝阳门朋友家搬出，住进了清华园古月堂。清华园很美，绵密的绿树丛中，蜿蜒着清清的溪流，郁葱的伞松，青青的草地，宽敞的教室，巍峨的礼堂，小小的荷池晃荡着岸边小树的倒影，池莲迎风起舞，散发出阵阵幽香。这样的风味和南方自不相同，别有一番气韵。但朱自清孤身一人，刚来乍到，没有什么朋友，心里十分寂寞。在江南时，他晚上睡眠极好，照例是一觉到天明，北来之后，却睡不安稳，夜夜有梦，而且从来没有一个是清清楚楚的，醒来不知所云，恍然若失。 最难堪的是每早将醒未醒之际，残梦依人，腻腻的不去；忽然双眼一睁，如坠深谷，万象寂然——只有一角日光在墙上痴痴地等着！我此时决不起来，必凝神细想，欲追回梦中滋味于万一；但照例是想不出，只惘惘然茫茫然似乎怀念着些什么而已。①纷乱的梦境反映的是不宁的心绪。其实，朱自清到北京之后，一直强烈地怀念着南方那段生活。 不知怎的，总不时想着在那儿过了五六年转徙无常的生活的南方。转徙无常，诚然算不得好日子；但要说到人生味，怕倒比平平常常时候容易深切地感着。①一天，他实在闷得慌，乃决意进城去，在海淀下了汽车，找了一个小饭馆，拣了临街的一张小桌子，坐在长凳上，要了一碟苜蓿肉，两张家常饼，二两白玫瑰，自斟自酌，不由又想起在江南的生活，情动于衷，从袋里摸出纸笔，在桌上写了一首《我的南方》：我的南方， 我的南方， 那儿是山乡水乡！ 那儿是醉乡梦乡！ 五年来的跋徨， 羽毛般的飞扬！ 呵！他怎能忘了南方的山山水水，乡土人情？那里有他的亲朋故友，有他年老的父母和弱妻稚子。在那里，他有过快乐，也有过痛苦，南方毕竟是他耕耘过的土地，汗水洒过的地方啊！ 10月的一天，他接到南方来的一封信，是父亲寄的，其中写道： 我身体平安，惟膀子疼痛利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 看到这里，朱自清不禁悲从中来，泪如泉涌，想到父亲待自己的种种好处，特别是八年前料理祖母丧事完毕，父子同车北上，在浦口车站分别的情景，犹如电影镜头一样历历在目，他似乎还看到父亲为给自己买桔子，蹒跚地走过铁道，两手上攀，两脚上缩，肥胖的身子显出努力样子的背影。想起当时的一切，他十分后悔自己那时年轻无知，不能体察父亲爱子之情，心中还老嫌老人说话不漂亮，暗地里笑他的迂。又想到，父亲少年出外谋生，独力支持，东奔西走，可家中光景竟一日不如一日，以致老境如此颓唐。又想到，他近来情郁于衷，常常动怒，但始终惦念着自己和自己的儿子。哀伤和想念之情如滔滔潮水，铺天盖地而来，在晶莹的泪光中，他仿佛又看见父亲肥胖的，穿着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我与父亲不相见已是二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他含着泪水，伏案疾书，以朴实的笔调细致地叙写那次和父亲别离的情景，透过父亲的一言一动，揭示了他对儿子的无限怜惜、体贴、依依难舍的深情。心灵在纸上疾走，他对父亲的刻骨思念之情，如涓涓流水，倾泻于字里行间，溶注于父亲的背影之中。写到最后，他深情地呼告道：“唉！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平淡一语，蕴蓄着他对年迈父亲的刻骨相思。22年后，当《文艺知识》编者问他写作这篇《背影》的情况时，他答道：“我写这篇文章只写实，”似乎说不到意境上去。”李广田说：《背影》一篇，廖廖数十行，不过千五百言，它之所以能历久传诵而有感人至深的力量者，只是凭了他的老实，凭了其中所表达的真情。这种从表面上看起来简单朴素，而实际上却能发出极大的感动力的文章，最可以作为朱先生的代表作品，因为这样的作品，正好代表了作者之为人。由于这篇短文被选为中学国文教材，在中学生心中“朱自清”这三个字已经和《背影》成为不可分的一体。① 这是由文品论及人品了。 恰在此时，起于青苹之末，掠于秀木之梢的政治风暴，震撼了这个古老都城。11月间，趁帝国主义与段祺瑞政府召开关税会议期间，中共北方区委发动了一次反奉倒段的“首都革命”，北京各校学生、工人武装保卫队等纷纷走上街头，提出“打倒奉系军阀”、“打倒段政府”、“实行关税自主”、“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口号，马路上到处竖起鲜艳的红旗，革命空气高涨。在北方区委和李大钊的率领下，革命群众包围了段祺瑞政府，要求这个卖国贼下台。北方革命群众运动的兴起，使反革命势力大为恐慌，便互相勾结起来，对付这场方兴未艾的革命风暴。1926年1月，东北的张作霖和湖北的吴佩孚取得“谅解”。奉系和直系的重新握手言和，意味着他们背后的日、英帝国主义企图联合干涉中国人民的革命。果然，2月22日，上海《字林西报》公开扬言要用十万兵力，北攻天津，中攻沪汉，南攻广州，两年内征服中国。2月27日，北京群众四万余人，在***前召开了反英讨吴的国民大会，揭露了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阴谋，高喊“打倒吴佩孚”、“反对张吴联合”、“反对英国封锁广州”、“要求国民政府北伐”等口号。3月初，奉系渤海舰队企图在大沽口登陆被国民军击败，3月12日下午，日本军舰驶入大沽口，并有奉舰尾随，驻守炮台的国民军发出警告，日舰公然开炮轰击，国民军死伤十余名。事后，日本帝国主义不仅不接受国民军抗议，反而借口辛丑条约，无理要求国民军撤离，并纠合英、美、法等八国公使于16日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并限定48小时内答复。 朱自清一直密切地注视着时局风云的变幻，他和北京广大民众一样，为帝国主义的蛮横挑衅，感到无比愤怒。3月18日，北京200多个社会团体，十多万群众在***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示威大会。朱自清跟随清华学校队伍前往参加。李大钊是大会主席之一，他在会上发表讲话，号召大家“要用五四精神，五卅热血”，“反对军阀卖国行为”。大会通过决议后开始了示威游行。队伍来到执政府门前空场上，这时府门前两边站着200余个卫队，都背着枪。不一会，队势忽然散动了，清华学校的领队高呼：“清华的同学不要走，没有事”！朱自清发现大家纷纷在逃避，赶忙向前跑了几步，向一堆人旁边倒下，这时他听到了劈劈拍拍的枪声。过了一会，觉得有鲜血流到他的手臂上和马褂上，心里明白屠杀已在进行了。只听见警笛一鸣，便是一排枪声，接连放了好几排。枪声稍歇，朱自清茫茫然跟着众人奔逃出去，这时他身旁的两个同伴又中弹倒下，便不由自主地跟随着一些人向北躲入马厩里，厩卧在东墙角的马粪堆上。不到两分钟，他忽然看见对面马厩里有一个兵手拿着枪，正装好子弹，似乎要向他们放，于是大家便立即起来，弯着腰逃出去，走出马路到了东门口。 枪声仍在劈劈拍拍的响，东门口拥塞不堪，他看见地上躺着许多人，他们推推搡搡，拥挤着从人身上踏过去。他看见前面一个人，脑后被打伤，在汩汩地流着血。他终于从人堆上滚了下来，后来才知道，那人堆里有不少是死尸。朱自清和两个女学生出东门沿着墙往南行，枪声又响了，他们想进入一个胡同躲避，刚要拐进去，一个立在墙角穿短衣的男人对他们轻轻地说：“别进这个胡同”！他们听从他的话，走到第二个胡同进去，这才真的脱了险。事后得知街上还有抢劫的事，大兵们用枪柄、大刀、木棍，打人砍人，而且还剥死人的衣服，无论男女，往往剥得只剩一条短裤。据统计，这一天当场被杀死47人，受伤200多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为鲁迅所指责的：“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在这一天，朱自清算是历尽艰险，死里逃生了。 段祺瑞政府为了掩饰血腥罪行，在21日《申报》上发表了一个“指令”，污指共产党人“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并说此次惨案系李大钊等“率领暴徒数百人，手持枪棍，闯袭国务院，泼火油，抛炸弹，以手枪木棍袭击军警，各军警因正当防卫，致互有死伤”。 既屠杀于前，复污蔑于后，人间竟有如此卑鄙之事。朱自清看了报纸，勃然大怒，觉得“除一二家报纸外，各报记载多有与事实不符之处”。他在房间里踱着，心想：“这究竟是访闻失实，还是安着别的心眼儿呢？”考虑了一会，他乃决意写一篇自己“当场眼见和后来可闻的情形，请大家看看这阴惨惨的20世纪26年3月18日的中国！” 23日，朱自清怀着满腔义愤，开始写《执政府大屠杀记》，强烈抗议段祺瑞政府屠杀爱国群众的滔天罪行。夜是异样的宁静，心血却激烈地搏腾。他点燃一支香烟，略一吟思，便提笔写道：3月18日是一个怎样可怕的日子！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这个日子！ 这一日，执政府的卫队，大举屠杀北京市民——十分之九是学生！死者40余人，伤者约200人！这在北京是第一回大屠杀！ 思路顺势而下，他迅笔疾书，细致地描写了当时群众请愿游行的情景，指出其中绝大多数是北京学生，没有拿着什么“有铁钉的木棍”，秩序也很好，连“嚷声”也没有，充分说明了群众完全是徒手请愿，和平示威的。有力批驳了反动当局说他们携带武器闯袭国务院的谎言。在文章中，朱自清以自己在这次大屠杀中所见所闻为线索，紧扣反动当局的种种污蔑，一环紧一环，一层深一层地揭露事实的真相。他把见闻与感想紧紧地连结在一起，使作品具有扣人心弦的叙事揭理的特色。他绝不就事论事，也不抒发空洞的言论，只是抓住大屠杀是反动政府策划已久的大阴谋这一要害，择选最有说服力的典型事例进行描写，以血的事实，批驳墨写的谎言。他寓理于事，于事揭理，文章叙事过程就是对军阀政府的暴露和控诉的过程，无情地揭露了段祺瑞的狰狞面目。晨光微熹，斗牛苍淡，北风撼户，寒气袭人。 朱自清猛猛地抽一口烟，端起茶盅喝了一口水，又提笔在结尾处写道： 这回的屠杀，死伤之多，过于五卅事件，而且是“同胞的枪弹”，我们将何以间执别人之口！而且在首都的堂堂执政府之前，光天化日之下，屠杀之不足，继之以抢劫、剥尸，这种种兽行，段祺瑞等固可行之而不卹，但我们国民有此无脸的政府，又何以自容于世界！——这正是世界的耻辱呀！ 朱自清万万没有想到，他到北平刚刚半年，就历经了这么一场黑色风暴，而且成为目击者，以亲身经历为这黑暗的一天，写下了血的纪实。 最令他感到伤心的是，清华学校一个学生韦杰三当场被枪击倒地，是同学们冒死把他抬出来的。韦杰三他是认识的。有一天，他正坐在房里看书，忽然有人敲门，进来的是一个温雅的少年，这就是韦杰三。他是由朱自清的同学苏甲荣介绍来的，说是前晚来过，因先生不在，所以这回又特地来的。闲谈了一会，就很有礼貌地告辞了。后来，韦杰三的国文课被分配在别的老师班里，他很想转到朱自清的班上，没有成功。韦杰三家境并不宽裕，父老弟幼，因家贫弟弟失学，他自己的学费，一小半是靠休学做教员赚来的，一大半是靠向人告贷的。他虽穷，但绝不愿平白接受人家的钱，年纪虽轻，却极有骨气，朱自清对他很有好感，觉得他很可爱。3月18日早上，朱自清还碰到他，和平常一样，他微笑着向老师点头问好。游行回来的晚上，朱自清得到消息，说他已经很危险，第二天早上，传闻已死了。朱自清很是痛惜，不料无意中在学生会布告栏上得知他还活着，不禁大为高兴。翌日，便进城往协和医院看望，谁知迟了一个钟点，医院不让进。朱自清怅惘地在医院门口徘徊了一会，问门房道：“你知道清华学校有个韦杰三，死了没有？” “不知道！”门房回答道。 朱自清呆到傍晚，无法可想，只好怏怏而归。21日，得到消息，韦杰三不幸于早上1时48分去逝，就在20日的半夜。朱自清十分后悔，那天若是早去一个钟点，还可见着一面！ 23日，清华同学入城迎灵，朱自清12点才知道，已来不及去了。下午，在旧礼堂入殓，朱自清走到棺旁，只见韦杰三的脸已变了样子，两颧突出，颊肉瘪下，掀唇露齿，完全不是平日见到的温雅模样了。仪式之后，棺盖合上，礼堂里一片唏嘘声，他对着棺柩默念道：“唉，韦君，这真是最后一面了！我们从此真无再见面之期了！死生之理，我不能懂得，但不能再见是事实，韦君，我们失掉了你，更将何处觅你呢？”4月2日，他怀着无限悲痛的心情，写了《哀韦杰三君》一文，以志自己的哀伤之情。 “三·一八”的风暴又搅乱了朱自清本已平静的心境。时代的风雨，强烈地冲击着他的心弦，撞开了他的回忆之门。在寂寞的古月堂里，他时常凭窗眺望，默思着自己曾经向往过的生活，走过的道路。 在我的儿时， 家里人教给我塑像； 他们给我泥和水， 又给一把粗笨的刀； 让我在一间小屋里， 塑起自己的像。 在《塑我自己的像》一诗中，他深沉地回顾自己思想的脚印。开始时，家里人要他“好好地塑一座天官像”，但他觉得“天官脸上笑太多了，而且弯腰曲背怪难看的”，于是背着家人，偷偷地塑起一座“将军”的像：他骑着一匹骏马，拿着一把宝刀—— 那种一往无前的气概，仿佛全世界已经是他的了。 家里人很欣赏，全都“微微地笑着”，可是“骏马与宝刀，终于从梦里飞去”。于是他悄悄地打碎这座像，另塑一个“用手支衬着下巴”的思想者的像。但“这么塑、那么塑，塑了好些年，怎么也塑不成！”由是：我重复妄想在海天一角里，塑起一座小小的像！ “这只是一个‘寻路的人’”，只是想在旧世界里找些新路罢了。 可悲的是连这么一个小小的愿望都无法实现：但我的刀太钝了，我的力已太微了； 而且人们的热望也来了，人们的骄矜也来了； 热望也足以压倒我， 我胆小了，手颤了， 我的像在塑以前已经碎了！ 但我还是看见它云雾中立着——但我也只是看见，它去云雾中立着！ 所谓“塑像”，其实就是理想，一尊尊塑像的破碎，就是一个个理想的破灭。绵长的思绪，心血的潮踪，反映的正是朱自清主观愿望被现实风浪不断粉碎后的痛苦呼声。“五卅”红色浪潮刚刚过去，“三·一八”黑色风暴紧接到来，这时南方又响起了隐隐的革命雷声。乌云翻滚，电闪雷鸣，时代的空气是紧张而窒息的。 云漫漫，雾沉沉，路在何方？正如他看到的那“寻路人”的像，只是在“云雾中立着”，是那么地朦胧，那样地渺茫。彷徨而惆怅的情绪，又如一团棉絮充塞了他的心坎。紧接着，他又写了一首长诗《朝鲜的夜哭》，说的是朝鲜亡国之痛。 群鸦偏天匝地的飞绕，何处是他们的家乡？ 何处是他们的家乡！ 他们力竭声嘶的哀唱。 天何为而苍苍， 海何为而浪浪， 红尘充塞乎两间，又何为而茫茫？ 太仓的秭米呵， 沧海的细流呵， 这朝鲜半岛老在风涛里簸荡！ 有的是长林丰草，有的是古木荒场， 仿佛几千万年来没个人儿来往。 只鸦声像半夜的急雨，只暮色像连天的大洋，这朝鲜半岛老在风涛里簸荡！ …… …… 诗歌一开始便勾勒了朝鲜凄惨荒凉的景象。沦亡国土上的老百姓要趁夜之未央，“痛痛快快来一哭君王”，他们频频哀告君王在天之灵，汹涌的号啕声和呜咽的潮水声相应和，但结局却是招来了敌人铁骑的践踏。诗歌最后哀呼道：你箕子的子孙呀！你要记着——记着那马上的朗笑狂歌！ 你在天上的李王呀！你要听着——听着那马上的朗笑狂歌！ 风还是卷地地吹，雨还是漫天地下； 天老是不亮呵，奈何！ 天老是不亮呵，奈何！ 黑夜沉沉，风雨凄凄，诗篇的气氛是十分哀伤的。这种对朝鲜沦亡的悲痛，寄寓的岂不是诗人对自己祖国备受侵略的哀愁？这首长诗写于6月14日，它表明朱自清对诗歌创作的看法有所改变。在二月间，他曾写有一首长诗《战争》，从行为心理学角度揭露人类为了“生存竞争”，使人间变为充满“呐喊厮杀”之声的战场。写毕给汪敬熙看，汪系山东人，朱自清北大的同学，他看毕对朱自清说，他不能做抒情诗，只能做史诗。朱自清从他的话里体意到，“这其实就是说我不能做诗”①。他感到自己情况也确是如此，因此对写诗有点懒怠了。《朝鲜的夜哭》是他最后的一首诗作。但是，这首诗却是表现了他有突破以往诗风的企图。全诗三节，共134行，仅次于《毁灭》。在这首诗中，他一反过去散文化倾向，注意押韵，讲究韵律，常以叠词叠句来加强节奏，有一种流畅和谐的乐感。可惜的是，他没有沿着这条道路对诗歌创作继续探索下去。 当《朝鲜的夜哭》发表于7月10日《晨报》副刊时，朱自清已经南归了。他坐车到天津，搭英国公司的通州轮船回家，轮船脏得要命，在普通舱里受尽茶房的窝囊气。回到白马湖，看到了妻子与儿女心中自是喜悦，但朋友均已星散，日子也过得十分无聊。 夏日炎炎，8月的太阳如火伞一样，烤得大地冒烟，即使像白马湖那样绿树成荫的地方，也未见丝毫凉爽。朱自清为了还一笔多年的文债，冒着酷暑，在房间里翻阅白采的诗集《羸疾者的爱》，要为它写一篇评论。白采姓童，名汉章，祖籍四川，生于江西，朱自清对他的认识有一个曲折的过程。当朱自清在温州八中教书时，一个名叫李芳的学生，寄来一本诗集请他删改并作序，因为事情忙，他拖了一段时间，不意李芳竟病死于上海。不久，俞平伯转来白采的信和一篇，对朱自清颇有微词。朱自清即去了一封长信向白采叙述事情经过进行辩解。1924年3月间，朱自清在春晖中学兼课时，俞平伯应邀来白马湖小游，他回宁波时，朱自清同行，在火车上俞平伯将自己诗作《鬼劫》和白采的《羸疾者的爱》给他看。在火车不住颠簸中，朱自清将白采的诗读了一遍，觉得作者似乎受了尼采思想的影响，颇有意思，想写一篇评论。俞平伯将朱自清的意见函告白采。一天，朱自清突然接到白采的一封信，说是希望早些看到他的文章。这事情竟又拖了二、三年，一直成了他的一桩心事。 现在，趁假期有空，想了却这一笔文字宿债。谁知刚开头写了一点，就中暑病倒了，头昏脑胀无法动笔，恰在此时，刘薰宇来了一封信，传来不幸消息：白采已经病死在从香港到上海的船上；他的遗物、文稿、信件、笔记等都有在立达学园里。朱自清将信看了好几遍，茫然若失，感到他死在将到吴淞口的船中，实在是太残酷了。他怀着悲痛的心情，在炙人的热浪中，抱病撰写《白采的诗》。在文章中，他详尽地剖析了《羸疾者的爱》的思想艺术特色，指出全诗的基调是作者“对于现在世界的诅咒和对于将来世界的憧憬”。鞭辟入里地分析了他所受的尼采思想的影响，“想会有一种超人出现在这地上，创造人间的天国”，以及当希望落空后“缠绵无已的哀痛之意”。文章脱稿时，已是暑假将尽了。8月下旬，他将家事略作安排，只身北上，至上海时到立达学园稍作逗留，与叶圣陶等诸友好会晤，并了解白采的情况。原来白采执教于厦门集美学校，暑假往西粤漫游，后在香港扶病乘公平轮回上海，不幸当船将抵吴淞口之时，竟阖然长逝了，死后只是一具薄棺装殓，以致尸水从棺缝中流出。立达学园曾于1925年成立立达学会，朱自清系59人会员之一。他们的杂志《一般》决定于10月号出版“纪念白采栏”。叶圣陶、夏丐尊等均撰文纪念，朱自清乃在立达学园写了《白采》一文，深情地叙说了自己和白采结识的经过，描述了他独特的个性，说他是“一个有真心的可爱的人”。其实，朱自清和白采只匆促地见过一面，那是去年他到上海立达学园时，朋友们告诉他，白采要来了，于是他在学校里等着，谁知过了很久还不见来，正当他预备登车上路时，白采突然从门口进来了，两人只匆匆一谈便握别了。后来，朱自清到清华学校任职，白采寄上一张小照给他，是立在露台上远眺的背影，照片后面写道：“佩弦兄将南返，寄此致余延伫之意！乙丑秋暮摄于春申江滨。弟采采手识”。朱自清把玩了许久不忍释手，觉得他对自己真好。散文集《背影》出版时，他将这张小影制版为插页，以此寄托自己对白采永久怀念之情。当朱自清即将离沪北上时，突然接到郑振铎发来的请柬，要他出陪欢宴鲁迅。原来鲁迅因接受厦门大学聘请，于8月26日从北京南下，29到达上海。郑振铎闻讯即于30日在消闲别墅设宴欢迎，鲁迅《日记》当天记载：下午得郑振铎柬招饮……晚至消闲别墅夜饭，座中有刘大白、夏丐尊、陈望道、沈雁冰、郑振铎、胡愈之、朱自清、叶圣陶、王伯祥、周予同、章雪村、刘勋宇、刘叔琴及三弟。 这是朱自清第一次和鲁迅见面。 宴会后，朱自清即和立达学园的朋友们告别，乘车北上了。 八、那里走？那里走！ 朱自清回到清华园不久，就接到丰子恺寄来自己的画集，请他择选品评。这是丰子恺的第二册画集，第一册画集是在去年，也是这个时候寄来的，那里头的画大都是他在白马湖时见过的，他喜欢那画里蕴含着的诗意，“就像吃橄榄似的，老觉着那味儿”，其中有些是丰子恺到上海后画的。在和平愉悦里“搀上了胡椒末”，“有了人生的鞭痕”。当时他还为画集写了个“序”。想当初在白马湖时，他曾向丰子恺提出过出版画集的希望，想不到在短短的时间里，竟然连续出了两册，他为老友的勤奋和成就，感到由衷的喜悦。第二册画集和第一册显然不一样，没有诗词画，都是生活速写，朱自清认为丰子恺的诗词画固然精采，但比起生活速写来则稍为逊色，集中还多了几幅工笔画，这是丰子恺摹仿日本画家虹儿的笔法创制的艺术品，别有一种细腻的风流，新鲜的趣味。集中所画以儿童和女子为多，这也是丰子恺漫画的特色之一，朱自清最欣赏里头对儿童的描写，不但和第一集一样，神气好，而且“能为儿童另行创造一个世界”①。他十分愉快地根据自己的感受，为画集写了一个“跋”。待这篇文章在《文学周报》发表时，已经到年底了。 朱自清是个注重感情的人。生活圈子比较狭小，他曾对俞平伯说过：“在狭的笼里唯一的慰藉，自然只有伴侣了。故我们不能没有家人，不能没有朋友，否则何可复堪呢。”①来北京一年多了，但身边既无家人，也无朋友，生活太孤寂了。1927年1月，他决意回到白马湖将家眷接来。这时他已有四个儿女，由于经济问题，不能都把他们带到北京，遂和妻子商量，将大孩子阿九和小女孩转儿由母亲带回扬州去。于是全家动身，来到上海小作逗留，朱自清让母亲和转儿住到亲戚家里，自己和妻子带着阿九与阿菜住在二洋泾桥的一家小旅馆里。 上海这时正是工人运动走向高潮时期，为了配合北伐军的进攻，去年10月上海工人发动了第一次武装起义，失败后又积极准备第二次武装起义。一天，朱自清从宝山路口向天后宫桥走，看见街上挤挤挨挨满是人，和平常不一样，感到很奇怪，一打听原来是电车工人罢工。他立刻坐人力车，由洋泾桥到海宁路，经过许多热闹的街道，只见人群如波浪似地扰扰攘攘，人力车得曲折地从人缝中穿行。他坐在车上，感到窒息一般紧张；但又觉得上海到底和北京不一样，似乎有味得多，上海毕竟是现代的。 第二天，有一个叫火的朋友来送行，他们在四马路上走着，从上海谈到了文学。火将现在的文学分为四大派：一、反语或冷嘲；二、乡村生活的描写；三、性欲的描写；四、所谓社会文学。他以为这四种都是小资产阶级的文学，无非是说闲话，写人的愚昧，以及廉价的同情等等。他主张“说自己的话”，他对朱自清说：“我们要尽量表现或暴露自己的各方面；为图一个新世界早日实现，我们这样促进自己的灭亡，也未尝没有意义的。” “促进自己的灭亡”，这句话使朱自清竦然良久，在很长的时间里，他都在咀嚼它的含义。 在上海几天，和很多朋友相处，朱自清感到十分愉快。他们听说他要携眷北上，都赶来为他饯行。临走的那天晚上，叶圣陶拉他到小馆子里喝酒聊天，酒后到处乱走，到快半夜了，走过爱多亚路，叶圣陶口诵周美成的词：“酒已都醒，如何消夜永！”朱自清无言以对，于是两人又拐进一品香消磨了半夜。朱自清知道，叶圣陶生活极有规律，早晨七点钟起床，晚上九点钟睡觉，这天为陪老朋友破例了，心中很是感激。 第二天要坐船北上了，要和两个孩子告别，使他十分难过。阿九10岁，是个喜欢读书的孩子，十分懂事。朱自清一大早便领着他到母亲和转儿住着的亲戚家去，武钟谦嘱咐要为孩子买点吃的东西。他们走到四马路一家茶食铺里，阿九说要熏鱼，他给买了，又给转儿买了饼干。乘车到海宁路，下车时看到阿九可怜的样子，心中很难受，他知道孩子心里有委屈，曾偷偷地和妈妈说：“我知道爸爸欢喜小妹，不带我上北京去”。其实，这是冤枉的。在亲戚家呆了一忽儿，临别时，阿九说：“暑假一定要来接我啊！”转儿还小，不懂事，只对父亲望望，没说什么。唉，“只为家贫成聚散”，朱自清蓦地想起这一句不知谁写的诗，心中有点凄然，他回头看了孩子们一眼，硬着头皮走了。 白塔渺渺，北海盈盈。 朱自清和妻子及两个孩子阿采和闰生到学校后，住在清华西院，环境幽静，生活也比较安定。他除了教学之外，乃专心研究旧诗词，模拟唐五代词及汉魏六朝诗，写了不少诗词，后来曾自题为《敝帚集》。其目的只是为更好地了解和研究中国旧诗词的奥义。所以绝不轻易给人看，只把古诗就正于黄晦闻先生，并时常和俞平伯切磋词艺。 北京树梢的积雪尚未化尽，春寒料峭，冷气袭人，街头行人不多，只是一片灰镑。然而，这时的上海却是红旗如海，人涌如潮，热火朝天，一片光明。工人群众向反动营垒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猛烈的进攻。2月，工人举行了第二次武装起义，工人纠察队向军警哨所发动攻击，夺取枪支，展开巷战。由于得不到外援，再次失败。3月，上海80万工人发动罢工，英雄的上海工人在广大市民的支援下，迅速击垮了盘踞在上海的奉直军阀，经过30个小时的血战占领了上海，成立了上海市临时政府。 工农运动的猛烈高涨，从根本上动摇了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在中国的统治，由是在他们的唆使下，革命营垒迅速分化。3月26日，蒋介石从安徽赶到上海，立即开始布置发动反革命政变。 风云突起，日月无光。 公元1927年4月12日，黄浦江畔响起了罪恶的枪声，工人纠察队被缴械，上海总工会被解散，一切革命机关被封闭。3天之间，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3000多人失踪。鲜血把黄浦江水染红，硝烟将上海空气污染。一夜之间，寒暑易节，历史车轮陡然倒转，乌云倾天，光明胎死，白色恐怖的浓雾，随着腥风迷浸全国。 “四·一二”改变的消息传到北京，朱自清十分震惊，惶急非常。近年来他为全家衣食奔忙，没有时间看什么书，与思想界似乎有些隔膜，但他也很留心报纸，因此在他的感觉中，“这时代如闪电般，或如游丝般，总不时地让你瞥着一下。它有这样大的力量，决不从它巨灵般的手掌中放掉一个人，你不能不或多或少感着它的威胁”。①自从今年春间北来经过上海时，这种威胁的阴影在他心中已越来越大。他要为自己找一条出路，但往那里走呢？心中不免有点惶惶然。回京后的一个晚上，朋友栗君突然来访。那夜月色很好，他们沿着西院附近小塘边一条幽静小径，缓缓地往复走着，怏怏地谈着。栗君是国民党员，他劝朱自清参加他们一伙儿工作，范围并不固定，政治、学术、艺术无不可以。最后他恳切地说： “将来若离开党，就不能有生活的发展，就是职业怕也不容易找着。” 朱自清踌躇了，过了一会，他婉转地说：“待我和几位熟朋友商量商量”。没有立刻答应他的要求。 他清楚地意识到，这时期“一切权利属于党”，不但政治、军事，而且生活都要党化，“党的律是铁的律，除遵守和服从外，不能说半个‘不’字，个人——自我——是渺小的；在党的范围内发展，是认可的，在党的范围外，便是所谓‘浪漫’了。这足以妨碍工作，为党所不能忍。”①他几经考虑，决定不参加，不走这条路。 过了几天，他找到栗君，对他说：“我想还是暂时超然的好”。 四·一二”的枪声，打乱了朱自清的思绪，连日来心里都不安宁。他眼睁睁地看着一幕历史悲剧开场，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苦涩滋味。 5月的一个下午，天色还未断黑，他夹着一支香烟伫立窗前沉思着。万里长空如洗，只有几缕白云飘浮着，可在不知不觉之间，天宇被傍晚的黑墨愈磨愈浓，一刹那间，远山与近树都被一层烟霭笼罩住了。他似乎有所感触，填了一阙《和李白〈菩萨蛮〉》：烟笼远树浑如幂，青山一桁无颜色。日暮倚楼头，暗惊天下秋！半庭黄叶积，阵阵鸦啼急。踯躅计行程，嘶骢何处行？ 时令虽在春夏之交，而他的心境却已是一片秋意了。 已是7月盛暑，天气很热，也很闷。一个晚上，他在院子里乘凉，这时月亮已渐渐升高，墙外马路上孩子们的欢笑声，已经听不见了，妻子在屋里哄着孩子，迷迷糊糊地哼着眠歌。在西院不远处有个荷塘，这是他天天从那里走过的。夜是这样的静，一轮月儿在浮云间缓缓地走着，他猛然想起荷塘，在如此满月的光里，该有另一番景致吧。由是，悄悄地披了大衫，带上门出去。 沿着荷塘有一条幽僻曲折的煤屑路，白天都少有人走，夜里自然更是寂寞了，路旁有许多树，在淡淡的月光下，蓊蓊郁郁的显得有点阴森。他一个人背着手慢慢地踱着，渐渐地觉得好像超过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片天地，另一个世界里：独个儿在这片苍茫的月色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像是一个自由人。白天里的一切事都可以不理，享受到一种独处的妙处，心境似乎宽松了许多，他要好好地受用一番这无边的荷香月色了。 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望过去是一片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在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地点缀着白花和苞儿，有如一粒粒明珠，又如刚出浴的美人。微风过处，送来缕缕的清香，田田的叶子颤动着，像闪电般霎时传过荷塘那边去了，宛如一道凝碧的波浪。 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那一片叶子和花上，薄薄的青雾浮起在荷塘里，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朦朦胧胧有如梦幻。今晚虽是满月，天上却有一层淡淡的浮云，所以月光是迷镑的。在朱自清感觉中，这境界恰是到了好处：不明也不暗，不浓也不淡。一切都是那么调和、适中、静谧，这正适合他从中和主义思想出发，追求刹那安宁的情趣。 荷塘四面，远近高低都是树，阴阴的乍看像一团雾，树消隐隐约约的是一带远山，树缝里漏出一两点灯火，树上的知了高一声低一声地叫着。树下水洼里青蛙咯咯地应和着。听着这嘈杂的蝉声与蛙鼓，他略已平静的心境不免有所触动，心中不禁叹道：“热闹是它们的，我什么也没有”。触景生情，他忽然想起采莲事情来了。采莲是江南旧俗，很早就有了，六朝时最盛，诗歌里就有记载。他的脑际浮起了历史上采莲的影像，无数少女荡着小舟，唱着艳曲，还有许多人在岸上围观。那真是个热闹的季节，也是个风流的季节呵！ 于是妖童媛女，荡舟心许：鹢首徐回，兼传羽杯；檦将移而藻挂，船欲动而萍开。尔其纤腰束素，迁延顾步；夏始春余，叶嫩花初，恐沾裳而浅笑，畏倾船而敛裙。他轻轻地吟诵着梁元帝的《采莲赋》，沿着小径往回慢慢地踱着。心里想道，由诗里可以想见当时嬉游的光景，但一联想自己当前处境，又不禁喟叹：“这种有趣的事，可惜我们现在都无福消受了”。走着，走着，又记起《西州曲》里的句子： 采莲南塘秋， 莲花过人头； 低头寻莲子， 莲子清如水。 心想，今晚如有采莲人，这儿的莲花也算得“过人头”了。古西州即今之江北一带，由是又蓦地想起自己在南方一段热闹的生活。想着，想着，不觉已到西院自己的家了，轻轻地推门进去，什么声息也没有，妻子已经睡熟好久了。 过了几天，他把这晚在荷塘边漫游和暇想，写成一篇散文，通过对荷香月色的细致描写，隐约地流露了自己当时微妙的心境。在那宁静与不宁静交替出现的感情层次里，表露了自己对现实感触甚重的情怀，流泻在那画面中的均是他内在思绪的潮踪。这就是烩炙人口的《荷塘月色》。在这段时间里，朱自清时刻都在惦念着远在南方的朋友。和现在生活相比，他感到过去和朋友们一起过的那段“山乡水乡”、“醉乡梦乡”的日子，十分有味。 现在终日看见一样的脸板板的天，灰蓬蓬的地；大柳高槐，只是大柳高槐而已。于是木木然，心上什么也没有；有的只是自己，自己的家。我想着我的渺小，有些战栗起来，清福究竟也不容易享的。 这几天似乎有些异样。像一叶扁舟在无边的大海上，像一个猎人在无尽的森林里。走路，说话，都要费很大的力气；还不能如意。心里是一团乱麻，也可说是一团火。似乎在挣扎着，要明白些什么，但似乎什么也没有明白。 “一部《十七史》，从何处说起，”正可借来作近日的我的注脚。① 心绪总是不宁，坐卧都有点不是了。一天，吃过午饭后，无事可干，从书架上抽了一本旧杂志来消遣，无意间从中翻出一封三年前给夏丐尊的一封信。信中说的是南方的生活，由此他强烈地怀念起复丐尊来，想起他爱喝酒，欢喜“骂人”，想起他对待朋友的真情。已有半年没有接到他的来信了，在这动乱的年月里，他究竟怎么样了呢？ 朱自清坐在桌子前，洗砚磨墨，提笔写信，抒说情怀，他细细地叙写自己对南方山水花木的怀恋，对夏丐尊生活的关怀。他写道： 南方这一年的变动，是人的意想所赶不上的。我起初还知道他的踪迹；这半年是什么也不知道了。他到底是怎样地过着这狂风似的日子呢？我所沉吟的正在此。我说过大海，他正是大海上的一个小浪；我说过森林，他正是森林里的一只小鸟。恕我，恕我，我向那里去找你？② 是的，天宇迢迢，人海茫茫，该到那里寻找自己的挚友呢？他把信寄往台州师范学校的刊物《绿丝》。对编者说：“不知可附载在《绿丝》的末尾，使它和我的旧友见见面么？”。这封信蕴含着他对动乱时局的不满，表露他对朋友的深情。他是多么迫切地希望能听到，在腥风血雨中的南方朋友的声音呵！ “那里走呢？或者那里走呢！”这个问题始终萦绕在朱自清的心头，像影子一样无法摆脱。过了年之后，乘着假期闲隙，他开始认真思考了。他返顾了这十年来时代的步伐：在我的眼里，这十年中，我们有着三个步骤：从自我的解放到国家的解放，从国家的解放到ClassStruggle（阶级斗争）；从另一面看，也可以说是从思想的革命到政治的革命，从政治的革命到经济的革命。①现在，阶级斗争已到短兵相接的时候，已经露出了狰狞的面目，使出了毒辣的手段。他想，近来“杀了那么多的人，烧了那么些家屋，也许是大恐怖的开始吧！”②他日夜在思想的国土上驰骋，思索人生，分析社会，解剖自己。他的思考是长远的，深刻的，实事求是的。他深刻地感到，自己所存在的阶级，是在走向灭亡，正如一座老房子，虽然时常修茸，到底有了年代，终有一天被风雨打得坍倒。既是如此，为什么不革自己的命，而甘心作时代的落伍者呢？他抽着烟，在房间里来回踱着，不断扪心自问，审视自己走过的道路，思考着这个问题。终于发现了症结所在：我解剖自己，看清我是一个不配革命的人！这小半由于我的性格，大半由于我的素养；总之，可以说是运命规定的吧。——自然，运命这个名词，革命者是不肯说的。在性格上，我是一个因循的人，永远只能跟着而不能领着……我在小资产阶级里活了30年，我的情调，嗜好，思想，论理，与行为的方式，在在都是小资产阶级的；我彻头彻尾，沦肌浃髓是小资产阶级的。离开了小资产阶级，我没有血与肉。①在大分化的时代里，他不是没有看到，有的人叛变本阶级走到新营垒中去，而为什么自己就没有这种勇气效法他们的行动呢？关键还在于思想包袱过于沉重了。 我并非迷信着小资产阶级，只是不由你有些舍不下似的，而且事实上也不能舍下。我是生长在都市里的，没有扶过犁，拿过锄头，没有曝过毒日，淋过暴雨。我也没有锯过木头；打过铁；至于运转机器，我也毫无训练与忍耐。我不能预想这些工作的趣味；即使它们有一种我现在还不知道的趣味，我的体力也太不成，终于是无缘的。况且妻子儿女一大家，都指着我活，也不忍丢下了走自己的路。所以我想换一个生活，是不可能的，就是，想轧入无产阶级，是不可能的。从一面看，可以说我大半是不能，小半还是不为；但也可以说，因了不能，才不为的。没有新生活，怎能有新的力量去破坏，去创造？所以新时代的急先锋，断断没有我的份儿！①他胸怀坦荡地表白了自己不能投向无产阶级怀抱的原因，但也明确表示：“为了自己阶级，挺身与无产阶级去斗争的事，自然也决不会有的”。既不能革命，也绝不反对革命，那么该往那里走呢？ 在旧时代正在崩坏，新局面尚未到来的时候，衰颓与骚动使得大家煌煌然。……只有参加革命或反革命，才能解决这惶惶然。不能或不愿参加这种实际行动时，便只有暂时逃避的一法。这是要靠了平和的假装，遮掩住那惶惶然，使自己麻醉着忘了去。享乐是最有效的麻醉剂；学术，文学，艺术，也是足以消灭精力的场所。所以那些没法奈何的人，我想都将向这三条路里躲了进去。② 在这三条路里，将选择那一条呢？他原先本是学哲学，而对文学有兴趣，后来索性丢掉哲学，走上了文学道路。现在情况又要变了，该怎么办呢？他考虑了很久，感到“国学比文学更远于现实；担心着政治风的袭来的，这是个更安全的逃避所”。由是，他断然选择了国学这条路，他说：胡适之先生在《我的歧路》里说：“哲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我想套着他的调子说：“国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这便是我现在走着的路。①这选择对朱自清来说是痛苦的，消极的，只不过是“想找一件事，钻了进去，消磨了这一生”。他意识到这是一条“死路”，但他眼下只能往这条路走去，别无他途。这是中国一代知识份子的悲哀，想当初他是那样热切地讴歌“光明”，追求“红云”，为了寻找黑暗人生中的一点萤火，他付出了青春的代价，五四、五卅、三·一八，他总是努力地迎着时代流云直追。但结果呢？心中希望的灯，被现实的风沙，一盏盏地扑灭了，美丽的梦，一次次被生活的风暴所击碎，由是他幻灭了，退缩了。“对于革命抱着浪漫谛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进行，便容易失望”（鲁迅语），朱自清的痛苦大约也在于此，他对革命缺乏真正的理解和身体力行的实践；正如他后来自己承认的，当时对革命的感知，“只是范畴而已”，“既不深思力索，又未亲自体验”。②正由于此，当席卷中国的白色恐怖汹涌而来时，他惊呆了，失望了，他只能惶惶然地去寻找一个避风港，聊作一生的归宿：“乐得暂时忘记，做些自己爱做的事业；就是将来轮着灭亡，也总算有过称心的日子，不白活了一生”。③但是，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朱自清绝不能面对血泪人生而无动于衷，因此他又说：虽是当此危局，还不能认真地严格地专走一条路——我还得要写些，写些我自己的阶级，我自己的过、现、未三时代。① 他毕竟又是一个执着于生活、追求进步的知识份子，因此他虽定下自己“好走的路”，但心中“却依旧要考虑到‘那里走？’‘那里走！’两个问题”。虽然他知道“这种忧虑没有一点用，但禁不住它时时地袭来，只要有些余暇，它就来盘踞心头，挥也挥不去”。②路，暂时确定了；心，也暂时获得安宁。 但，朱自清万万没有想到，他个人的生活将面临着一个深痛的打击。 九、“千里魂应忆旧俦” 1928年随着政权易手，北京改名为北平；8月17日，南京政府决议改清华学校为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温应星随着奉系军阀的倒台而离职。早在1926年春教务长张彭春辞职，学校曾因此掀起了“改进教务”的浪潮，教务长一职不再由校长任命，而由教授会公举。4月，物理系首席教授梅贻琦被推为改制后的首任教务长。梅贻琦天津人，美国吴士脱工业大学毕业，学识广博，曾被公认为“科学各教授的首领”，作风民主，富有办学才干。他接任后对大学部作了有力的整顿和调整，本来大学部只是笼统划分普通和专门两科，学习年限各定为两年或三年，目标不明确。梅贻琦把两科制改为学系制，结合社会需要，设立了国文、西文、物理、化学、历史、政治、农业等17个学系，并制定了新的组织大纲和学程大纲。温应星离任后，南京政府电委教务长梅贻琦代校长职务，8月下旬罗家伦受命接任校长。 就在金风飒爽的8月，朱自清的第一本散文集《背影》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了。内分甲乙两辑。共收散文15篇，是他四年来劳动的结晶。在《序》里，他略述了现代散文发生的历史背景和发展趋势，指出：“就散文论散文，这三四年的发展，确是绚烂极了：有种种的样式，种种的流派，表现着，批评着，解悉着人生的各面，迁流曼衍，日新月异：有中国名士风，有外国绅士风，有隐士，有叛徒，在思想上是如此。或描写，或讽刺，或委曲，或缜密，或劲健，或绚丽，或洗练，或流动，或含蓄，在表现上是如此。”说到自己则坦白相告：我是大时代中一名小卒，是个平凡不过的人。才力的单薄是不用说的，所以一向写不出什么好东西。我写过诗，写过，写过散文。25岁以前，喜欢写诗；近几年诗情枯竭，搁笔已久。 其中又说到创作的艰辛：我觉得非常地难写；不用说长篇，就是短篇，那种经济的，严密的结构，我一辈子也学不来！我不知道怎样处置我的材料，使它们各得其所。至于戏剧，我更是始终不敢染指。我所写的大抵还是散文多。……我意在表现自己，尽了自己的力便行；仁智之见，是在读者。言辞恳切，话说的十分实在。 开明书店将《背影》寄到朱自清老家扬州，他的三弟朱国华接到一看，不由喜出望外，连忙拿着书飞快奔至二楼父亲的卧室，让老人家先睹为快。这时朱小坡身体不好，行动不便，他把椅子挪到窗前，戴上老花眼镜，一字一句地读着儿子写的文章，心中感到莫大欣慰，昏老的眼睛猛然迸出兴奋的光芒。“腹有诗书气自华”，儿子毕竟没有辜负自己的期望。 《背影》是朱自清的代表作，它犹如一鸣惊人的云雀，在文坛上激起了强烈的反响。朱自清遵循的是现实主义法则，十分强调对客观事物进行仔细的观察，深入的体味。他认为“所知愈多，所接愈广”，主张“要将‘自己’散在天下，渗入事事物物之中看它的大小方圆，看它的轻重疏密，这才可以剖析毫芒地渐渐渐渐地认出‘自己’的真面目”①。这种创作态度就深切地反映在《背影》中，他对自己描写对象观察之认真，已经达到锱铢必究的地步。当《荷塘月色》发表后，有个姓陈的读者给他写了一封信，说“蝉子夜晚是不叫的”。朱自清重视，问了好些人，都说蝉在夜晚是不叫的，又写信去问一个昆虫学家，回信抄了一段书给他，说“好容易找到这一段儿”，蝉在夜里会叫的。朱自清认为既然是好容易才找到那么“一段儿”，可能这是一次例外。因此，他写信给陈先生，表示感谢，说待《背影》再版，当删掉月夜蝉声那句子。后来，他留心观察，有两回亲耳听到了月夜蝉声。因此感到“观察之难”，原因就在“往往由常有的经验作概括的推论。”②朱自清这种品辨毫厘的创作精神，便形成他的散文创作具有鲜明的个性色彩的缜密细致的风格。同时，他又讲究剪裁技巧，追求语言艺术，常以素朴优美的文字，描写客观事物，抒发主观情愫，以发自肺腑之声，直诉读者心灵。因此，他的散文在当时获得良好的社会效应，在文艺界有极大的影响。家杨振声对其评价颇高，他在《朱自清先生与现代散文》一文中指出：“近代散文早已撕破了昂然道貌的假面具，摘去了假发，卸下了皂袍；它与一切问题短兵相接，与人生日常生活厮混，共游戏。一句话，它不再装腔作势，专为传道者与说理者作工具，而只是每人宣情达意的语言符号。”又说：“现代散文的运用就在它打破了过去的桎梏，成为一种综合的艺术。它写人物可以如，写紧张局面可以如戏剧，抒情写景又可以如诗。不，有些地方简直就是，就是戏剧，就是诗。它的方便处，在写而不必有结构，写戏剧而不必讲场面，写诗而不必用韵脚，所以它本体还是散文”。他认为这些特色，朱自清的散文都做到了，“不但做到，而又做得好。所以他的散文，在新文学运动初期，便已在领导着文坛。”他还感到朱自清文如其人，“你同他谈话处事或读他的文章，印象都是那么诚恳、谦虚、温厚、朴素而并不缺乏风趣”：风华是从朴素出来，幽默是从忠厚出来，腴厚是从平淡出来。 郁达夫对他的散文也赞赏备至，说：“朱自清虽则是一个诗人，可是他的散文，仍能够满贮着那一种诗意，文学研究会的散文作家中，除冰心女士外，文字之美，要算他了。以江北人的坚忍的头脑，能写出江南风景似的秀丽的文笔来者，大约是因为他在浙江各地住久了的缘故”。①后来李广田在观照一代散文创作后，明确地指出他作品的价值：“在当时的作家中，有的从旧垒中来，往往有陈腐气；有的从外国来，往往有太多的洋气，尤其西欧世纪末的颓废气息。朱先生则不然，他的作品一开始就建立了一种纯正朴实的新鲜作风。”① 《背影》的出版大大提高了朱自清的声誉。 革新整顿后的清华大学的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就是对朱自清创作十分欣赏的杨振声，他是朱自清的大学同学，对朱自清的学问和为人都很器重，系里一切计划多和他商量。当时各大学中文系都存在着两个关键问题，即新文学应如何与古代文学承接，如何与外国文学交流。过去中国文学一直与中外新潮隔绝，究竟何去何从？许多教师都在观望，学生则十分困惑。杨振声和朱自清商量决定，国文学系的教学方针应是：注重新旧文学的贯通与中外文化的融会。在他们拟定的课程总说明中明确指出：我们的课程的组织，一方面注重研究我们的旧文学，一方面更参考外国的现代文学。为什么要注重研究旧文学呢？因为我们文学上所用的语言文字是中国的；我们文学里所表现的生活，社会，家庭，人物是中国的；我们文学所发扬的精神，气味，格调，思想也是中国的。换句话说，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必须研究中国文学。我们要创造的也是我们中国的新文学，不过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新文学罢了。 为什么要参考外国现代文学呢？正因为我们要创造中国新文学，不是要因袭中国旧文学。中国文学有它光荣的历史，但是某一时代的光荣的历史，不是现在的，更不是我们的，只是历史的而已。 这完全是立足于民族，立足于现代的一种革断。朱自清带头实践，一年内开了两门新课，一门是“歌谣”，一门是“中国新文学研究”。过去中国文学系的课程带有浓厚的尊古倾向，许（慎）郑（玄）之学是学生入门之导，文字、声韵、训诂之类课程占主要地位，新文学和民间歌谣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朱自清新开的两门课程，首先打破了中国文学系教学设置的旧格局，使五四以来文学和民间文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 “歌谣”这门课的内容十分丰富，有“歌谣释名”、“歌谣的起源与发展”、“歌谣的分类”及“歌谣的结构”等，后又增加了“歌谣的历史”、“歌谣的修辞”、“歌谣的评价”、“歌谣研究的面面”、“歌谣的收集历史”、“歌谣叙录”等。在向来比较保守的中国文学系来说，这门课程显得特别新鲜突出，因此引起学生们浓厚的兴趣。 “中国新文学研究”分“总论”和“各论”两部份。“总论”共三章，第一章“背景”，从戊戌政变讲到辛亥革命，系探讨晚清文学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历史关系。第二章“经过”，由五四《新青年》提倡文学革命开始一直讲到当前，其中包括文艺运动、思想论争以及各种文学流派的主张。第三章“外国的影响”与“现在的分野”，主要论述外国文学对中国各种流派的影响。“各论”分五章，前四章分别论述五四以来诗歌、、戏剧和散文等创作的成就，介绍各类体裁的理论主张，着重分析评价每一文体重要作家作品在思想和艺术的风格和成就。鲁迅和茅盾的创作，胡适的《尝试集》、郭沫若的《女神》、康白情的《草儿》、李金发的诗，以及冰心、叶圣陶、郁达夫、巴金、蒋光慈、张资平等作品无不论及。最后一章“文学批评”，主要介绍五四以来有社会影响的各种文学见解和主张。这门课既是对五四以来新文学历史的总结，又是对当代文学创作的评价。在讲课时，朱自清特别注重对作家创作风格的研究，引导学生关心现实。他教学态度十分严肃，甚至有点拘谨。他极其尊重别人的看法，力避个人的好恶和门户之见。他的学生吴组缃回忆说：给我印象较深的是“新文学研究”。发的讲义有大纲，有参考节目，厚厚的一大叠。我们每星期得交一次读书报告，这种报告上若有什么可取的意见，发还的时候他就告诉你说：“你这段话，我摘抄了下来，请你允许我”。 他讲得也真卖劲。我现在想到朱先生讲书，就看见他一手拿着讲稿，一手拿着块叠起的白手帕，一面讲，一面看讲稿，一面用手帕擦鼻子上的汗珠。他的神色总是不很镇定，面上总是泛着红。他讲的大多援引别人的意见，或是详细的叙述一个新作家的思想与风格。他极少说他自己的意见；偶尔说及也是嗫嗫嚅嚅的，显得要再三斟酌词句，唯恐说溜了一个字，但说不上几句，他就好像觉得已经越出了范围，极不妥当，赶快打住。于是连连用他那叠起的手帕抹汗珠。①朱自清也是当时知名的作家，但他在课堂上绝不讲自己的作品，同学们发现了这一点。有一天，他们提了出来，朱自清脸红耳赤，非常慌张，半晌才镇静下来，不好意思地说：“这恐怕很不重要，我们没有时间来讲，而且也很难讲”。同学们不肯，一定要他讲。他看推辞不掉，就想了一想，十分严肃地说： “我写的是些个人的情感，大半是的。早年的作品，又多是无愁之愁，没有愁偏要愁，那是活该。就让他自个儿愁去罢。” 他十分重视新人新作，有发现立即补充，张天翼的《鬼土日记》和臧克家的《烙印》一出版，他就在课堂上讲开了。他又很认真，若发现讲错或不妥之处，下次上课必定慎重提出更正。有一次，他讲到张天翼时，介绍说：“这是位很受人注意的新作家，听说是浙江人，住在杭州。” 第二次上课他立即声明更正：“请原谅我，我上次说张天翼是浙江人，恐怕错了。有人说他是江苏人。还弄不清楚，你们暂时空着罢”。数年后，吴组缃了解到张天翼原籍湖南，父母住浙江，姊姊嫁江苏，他自己两省都长住过，还能说一口地道的湘乡话。昊组缃写信告诉朱自清，喜得他连忙回信道谢。在课堂上，他常常启发学生独立思考，鼓励他们发表自己意见，一听到他们有新的见解，立即高兴地说：“啊，你的意见很新！”他教学严谨持重，绝不作主观论断，谈到某种文学现象时，总是尊重客观事实，进行实事求是的评述，如讲“革命文学与无产阶级文学时期”，他在全面介绍创造社与太阳社的文学观点和主张的基础上，对当时普罗文学创作倾向，提出了三点意见：（一）革命遗事的平面描写；（二）革命理论的拟人描写；（三）题材的剪取，人物的活动，完全是概念在支配着。持论十分公允全面。他备课极其认真，讲义就有三种，一种铅印，两种油印，随时充实修改，所以最后一种剪贴补正很多。因而这门课受到同学们的热烈欢迎，师范大学和燕京大学都请他去讲课，可能是负担太重，1933年以后他就不开这门课了。 和其他教师不同的是，朱自清课堂纪律特别严，经常点名，记忆力又好，只要点过两三次名，名字就记住了。有一次，一个男生没来上课，第二天在走廊上看到他，便叫他的名字道：“你昨天为什么缺课？”吓得那学生满脸通红连忙道歉，从此不敢逃课。他上课认真，改作业更是认真，他和俞平伯曾有过一次关于作业应否改得详细的问题的有趣讨论。俞平伯不赞成多改，理由是学生只注重分数多少，从来不仔细看老师的修改和评语。朱自清反对这种看法，他说：“我有一个学生，已经十多年不见了，忽然有一天来看我，他说，‘老师，我给你带来了一份礼物，你猜猜是什么？”我回答说：‘你不要买礼物，太破费了，我心里不安。’‘我知道老师一定猜不着，哪，你看’，说着，他从皮包里，拿出一本厚厚的作文簿来，这是我在中学教书的时候替他改的，如今他已由大学毕业，也在教中学了，真想不到我改的作文，他视若珍宝地保存得好好的。” “那只是千万个学生里的一个特殊例子。”俞平伯反驳道：“据我知道的是大多数学生，都是不把老师辛辛苦苦改的文章当做一回事的，不信，我来给你看一件事实。” 俞平伯立刻掏出钱来，请人到巷口买包花生米，想不到那包花生米的纸，正是一篇作文。俞平伯笑说：“怎么样？这不是铁的事实！告诉你，大多数的作文，都是拿来包花生米的，所以我主张，不要改得太详细。”“不！这现象，也不过是千万人中的一个特殊例子罢了”。朱自清不服气，他仿照俞平伯的口气反驳道：“大多数的学生还是欢迎多改的，不管怎样，各凭良心，我始终主张要详细地严格地改。” 朱自清坚持自己的主张，他为班上学生改作业，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放过。 自从接眷北来之后，有妻子儿女相伴，朱自清安享到了静谧的家庭之乐，得以全身心扑在教学上，做一些自己乐意做的事。他写了两篇《近来的几篇》对当前作品进行了评价，还为李健吾的《一个兵和他的老婆》、老舍的《老张的哲学》与《赵子曰》写了书评。为《粤东之风》和俞平伯的《燕知草》写了序。同时，还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写了《儿女》、《白马湖》等优美散文。还抽空为《月报》写了篇随笔《说话》，主张文章语言要像“行云流水”一般自然，“文章有能到这样境界的，简直当以说话论，不再是文章了。但这是怎样一个不易到的境界。”这种“谈话风”，也正是他自己散文创作所追求的艺术境界。 写作之余，他常在清华园里散步赏花。他爱繁花老干的杏，临风婀娜的小红桃，帖梗垒垒如珠的紫荆。但最喜欢的还是西府的海棠，那花絮得好，也淡得好，艳极了，却没有一点荡意。树干高的，疏疏的，英气隐隐逼人。有时俞平伯来了，他俩一天三四趟在花下徘徊。他偶然也到城里去，有一次，还带武钟谦和孩子们去玩了万生园。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谁能料到，不幸的阴影已渐渐逼近这个善良的家庭？武钟谦本来患有肺病，1928年1月11日她生了一个女儿，没有奶，只好喂奶粉，雇了个老妈子专管她；不料年底又生了一个男孩，过于劳累，过年之后病情日益严重了。小男孩身体不好多病，朱自清劝她少管，但她总是放不下心来，一会儿搂，一会儿抱，到了夏天小孩病更多了，她整天忙着小生命的汤药冷暖，毫不关心自己的身体，看他好一点，黄蜡枯干的脸上就露出了笑容。对小女孩也不放心，夜里一听见哭，就竖起耳朵听，工夫一大就要到老妈子房里看看；同时又惦念着在扬州的迈儿和转子，又关心丈夫的健康。到后来，她天天发烧，自以为是疟疾，不放在心上，怕丈夫担心一直瞒着，本躺着休息，一听见他的脚步声，便一骨碌从榻上坐起来。日子一久，终被朱自清发觉了，立刻陪她到医院检查，发现病情十分不妙，肺已烂了一个大窟窿。大夫劝她到西山疗养，她丢不下孩子，又怕花钱，在家里休养，又丢不下家务。身体越来越不行了，10月间，朱自清乃决定送她和孩子们一起回扬州养病。她想到回家可以看到两年不见的迈儿和转子便答允了。 朱自清送她到车站时，她忍不住哭了，说：“还不知能不能再见！。”朱自清知道她从心里舍不下丈夫和儿女，她不愿就这样离开人世，她多希望病好后带着六个孩子回来见他呀！他也知道此去凶多吉少，但心里却也盼着她能很快养好病回到自己身边，遂好言抚慰她。谁知此去竟是永诀！回到扬州一个多月，才31岁的她，竟于11月26日，抛下他和六个孩子与世长辞了。 噩耗传来，朱自清痛不欲生。他和武钟谦结婚12年，伉俪甚笃，现在竟中途永别，怎不令他肝肠寸断！从此，偌大西院只剩下他孤身一人，形影相吊，十分凄凉。 这时，朱自清的生活发生了困难，饭食无法自理，笃于情义的俞平伯出来帮忙，一日三餐均由俞家送来，朱自清要算伙食费，俞平伯坚持不收，朱自清执意不从。最后，俞平伯只好每月收他15元搭伙费，而暗中却又把它全部用于他的伙食，因此朱自清感到俞家的饭菜总是特别丰盛可口。这个秘密多年之后他才知道。为了排遣愁怀，一天，俞平伯特地陪他冒着大风到中山公园去看海棠，那天看花的人不少，可惜没到畿辅先哲祠去，俞平伯告诉他，那里有一株海棠遮着大半个院子，枝干向横里伸张，花繁得没法说，海棠本无香，因为花太繁了，却酝酿出一种淡淡的香气，使人久闻不倦。 日子过得十分苦寂。朱自清说过，他的“全世界只有几个人，我如失了他们，便如失去了全世界”。现在，他的“世界”几乎破碎了。他日夜思念远在扬州的失去了母爱的六个儿女。一天，报纸报导缉私营兵士滋事，心中更是无限挂念，乃写五律《忆诸儿》，以遣情怀： 平生六男女，昼夜别情牵。 逝母悲黄口，游兵警故廛。 笑啼如昨日，梨栗付谁边。 最忆迎兼迈，相离已四年。 对亡妻他更是深情绵邈，梦寐难忘。清明节后一天，是武钟谦的生辰，那天傍晚，他到西郊，见春游车马极多，万感交集，不禁想起去年和她及儿女共游万生园的情景，凄恻之情，不能自已。乃赋诗以抒哀情： 名园去岁共春游，儿女酣嬉兴不休。 饲象弄猴劳往复，寻芳选胜与勾留。 今年身已成孤客，千里魂应忆旧俦。 三尺新坟何处是？西郊车马似川流。 世事纷拿新旧历，兹辰设悦忆年年。 浮生卅载忧销骨，幽室千秋梦化烟。 松~*春阴风里重，狐狸日暮陇头眠。 遥怜一昨清明节，稚子随人展暮田。 爱妻亡故，儿女远离，在北京几年中，他除了俞平伯没有什么朋友，生活无味，心境寂寞，时时念旧： 旧京盛文史，贤隽集如林。 侧陋疏声气，风流忆盖簪。 辞源三峡倒，酒盏一时深。 懒寄江南信，相期印素心。 南方变成了巨大的心理磁场，强烈地吸引着他。在流霞翻飞的傍晚，在孤灯莹莹的深夜，他常常苦苦地思忆着南方诸友，往事如潮，旧情似海，他是那样深切地怀念着往日热闹的生涯。他想起了夏丐尊的豪情与诚意，想起了他家的好花与美酒，想起了他丰富的著译和古朴的家居。 古抱当筵见，豪情百辈输。 莳花春永在，好客酒频呼。 鞮译勤铅椠，江湖忘有无。 别来尤苦忆，风味足中厨。 他想起了刘延陵，想起他飘泊的生活和不幸的婚姻，想起他的病与远游。 响濡泉边鲔，飘零海上鸥。 廿年悲女难，一病等俘囚。 破浪舟空往，论交孰与游。 可怜随雁鹜，频为稻梁谋。 他念念不忘丰子恺当年在白马湖畔弹奏贝多芬的《月光曲》，也想起他的漫画，想起他近年随从弦一法师学佛茹素。 洲渊黄叔度，语默与时殊。 浩荡月光曲，风华儿女图。 劳歌空自惜，烂醉任人扶。 近闻依净土，还忆六凡无？ 他十分敬佩叶圣陶狷介的风格和朴真的品性，羡慕他的勤奋和精思。 狷介不随俗，交亲自有真。 浮沉杯酒冷，融泄一家春。 说部声名久，精思日月新。 付余勤拣择，只恨屡因循。 在《怀南中诸旧游》一组五首旧诗中，他思绪绵远，情怀诚挚。这种对已逝生活的咀嚼，对过往温情的寻觅，映现出的正是朱自清在丧偶之后，无限苦寂的心情。 叶圣陶以往曾托朱自清为他的短篇编个选集，此事拖了很久没做，“只恨屡因循”，他一直感到愧对老友。暑假无事，乃决定抓紧时间进行，每日躲在书房里，挥扇翻阅叶圣陶的短篇著作，择选篇目。在编选中颇有心得，便着手写《叶圣陶的短篇》书评。他认为叶圣陶“初期的作风可以说近于俄国的，而后期可以说近于法国的”，“爱与自由的理想是他初期的两块基石”，因此“特别着眼在妇女与儿童身上，他写出被压迫的妇女，如农妇、童养媳、歌女、妓女等的悲哀”。他又发现叶圣陶还有一个特点，即“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如亲子之爱与礼教的矛盾，理想被现实所食的痛苦，以及理想主义者与腐败社会的抗争等等。后期作品“便是现实主义手法的完成”，“他的眼从对村镇转到城市，从儿童妇女转到战争与革命的侧面的一些事件了”，于是出现了“广阔的世间”。他也指出叶圣陶的不足之处，那就是，“爱用骈句，有时使文字失去自然的风味”，“写对话似不顶擅长，各篇中对话嫌平板，有时说教气太重”。论述精辞中肯，态度严肃持正，充份表现了他的美学思想和学术作风。由选编评述作品，而勾起了他和作者之间的许多往事的回忆，想起两人的友谊，于是又冒着酷热，着手写《我所见的叶圣陶》。在文章中，他细细地叙写了自己与叶圣陶交往的经过，以白描手法写他的寡言，写他的和易，写他的天真，写他的诚朴，从他的穿着、处世、起居、情性等各个方面，勾勒出一个诚挚的灵魂，再现了这位现实主义大师的个性风貌。流贯在全篇的是他对远方挚友的深浓的情意。 这时，朱自清有个钻心的苦恼，使他昼夜不安，梦寐不宁。那就是由于他对现实抱“暂时超然”的态度，因此对当前文艺运动都不介入，生活圈子又极狭小，游离于主流之外，以致渐渐地感到心灵之水有点枯窘了。以前他写诗，后来写散文，近来却写不出什么来了。他感到有的人苦于有话说不出，有的人苦于有话无处说，而自己则是觉得无话可说。在空荡荡的房间里，他前后徘徊，左思右想，总感到自己多年来只是凄凄惶惶地在个人小天地里辗转，为填饱一家的肚子，在庸庸碌碌的生活浊流里挣扎，内心十分痛楚。他万分悲哀地说： 我觉得自己是一张枯叶，一张烂纸，在这个大时代里。① 他又一次默默地审视自己生命的足迹，翻阅已逝的生活日历，吃惊地发现过往深长的岁月，竟是如此惨淡，如此平直，如此空寂。由不得从心中发出悲鸣：我永远不曾有过惊心动魄的生活，即使在别人想来最风华的少年时代。我的颜色永远是灰的。我的职业是三个教书；我的朋友永远是那么几个，我的女人永远是那么一个。有些人生活太丰富了，太复杂了，会忘记自己，看不清楚自己，我是什么时候都“了了玲玲地”知道，记住，自己是怎样简单的一个人。②这是坦爽的直白。朱自清始终是严肃的正视人生，严格地剖析自己的。而剖析是为了探索，因此他的心境虽然跋徨，但仍然发愿要不务空想，脚踏实地，继续摸索前进。“这时候眼前没有雾，顶上没有云彩，有的只是自己的路”：他负着经验的担子，一步步踏上这条无尽的然而实在的路。他回看少年人那些情感的玩意，觉得一种轻松的意味。他乐意分析他背上的经验，不止是少年时的那些！他不愿远远地捉摸，而愿剥开来细细地看。① 十、欧洲之旅 1930年8月，杨振声到青岛大学任校长，所遗中国文学系主任一职，校方请朱自清代理。 一些关心朱自清的朋友，感到他孤身一人生活不便，应该及早续弦，于是开始为他物色介绍，选定的对象便是陈竹隐女士。 陈竹隐原籍广东，但从高祖起就迁往四川了。1905年生，小朱自清7岁，16岁时父母相继去世，生活清苦。后来考入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开始独立生活，继后又考入北京艺术学院，学工笔画，曾受教于齐白石、肖子泉、寿石公等人，又从浦熙元学习昆曲，常到浦家参加“曲会”。浦熙元看她年龄已大，北京也无亲人，便关心她的婚姻问题，与清华大学教授叶公超谈及此事，请其作伐。 1931年4月的一天，浦熙元带陈竹隐等几个女学生到一家馆子吃饭，在坐作陪的有清华大学的两位教授，其中一人身材不高，白皙的脸上戴着一副眼镜，身穿一件朱黄色的绸大褂，颇为秀气文雅，但脚上却穿着一双老式的“双梁鞋”，显得有些土气。这人便是朱自清。两人便这样见面了，但席间很少说话。 饭局散后，陈竹隐回到宿舍，同去的同学便笑着嚷开：“哎呀，穿一双‘双梁鞋’，土气得很，要我才不要呢！”陈竹隐却有自己的见识：我认为在那纷乱的旧社会，一个女子要想保持自己的人格尊严，建立一个和睦幸福的家庭并不容易，我不仰慕俊美的外表，华丽的服饰，更不追求金钱及生活的享受，我要找一个朴实、正派、可靠的人。为这我曾坚决拒绝了一个气味不投而家中很有钱的人的追求。佩弦是个做学问的人，他写的文章我读过一些，我很喜欢。他的诗歌与散文所表现的深沉细腻的感情，所描绘的一幅幅恬静、色彩柔和的画面，以及那甜美的语言，都使我很受感动，我很敬佩他。①从此两人开始通信，感情不断发展，陈竹隐住在中南海，朱自清常常进城去看她。他们有时往瀛台、居仁堂、怀仁堂等处游览，有时漫步在波光潋滟的湖边，有时相约垂钓于河畔。朱自清还常把自己的文章念给她听，征求她的意见，共同推敲琢磨字句。有一次，朱自清拿来一篇清华学生的试卷，里头文章词句古奥，陈竹隐居然顺利地完成了“考试”的任务，两人为此都很高兴。在交往中，陈竹隐深深地感到朱自清做事严肃认真，话虽不多，但为人诚恳，真心待人，实实在在关心着自己，心中很感动。 但也有矛盾，主要是当她知道对方老家尚有六个孩子时，便不免有些犹豫，思想时有斗争。 我那时才24岁，一下子要成为六个孩子的妈妈，真不可想象！一时我很苦恼。要好的朋友劝我说：“佩弦是个正派人，文章又写得好，就是交个朋友也是有益的”。 是的，我与他的感情也已经很深了。像他这样一个专心做学问又很有才华的人，应该有个人帮助他，与他在一起是会和睦和幸福的。而六个孩子又怎么办呢？想到六个失去母爱的孩子是多么不幸而又可怜！谁来照顾他们呢？我怎能嫌弃这些无辜的孩子们呢？于是我觉得做些牺牲是值得的。① 两情相许，两心相依。 六、七月间，两人在北平订婚了。爱情的柔丝，把朱自清破碎的心重新缝补，幸福的阳光又将照临他久已冷寂的家了。 清华大学对教授们很优待，它靠着庚子赔款的余额，在校园南面建立一幢幢精致而宽敞的住宅，薪金也很优厚，到一定时期还让出国休养。这年，朱自清获得了公费出国游历的机会，过去他曾向往远涉重洋，饱览异国风光，现在终于如愿以偿了。 俞平伯得讯为他高兴，特赠诗两首：翰海停车挹晚凉，乌拉岭外有斜阳。 少将远志酬中岁，多作佳游在异乡。 五月花都春烂漫，十年雾国事微茫。 槐阴时霎灯前雨，明日与君天一方。 下城黉舍乍披襟，去矣年光不可寻。 眼底桑田同阅历，尊前哀乐半销沉。 壮君绝域关河气，笑我荒居懒病心。 欲反楚声代骊唱，山中松桂未成阴。 诗中有慰勉，有鼓励，叙的多是旧事与故情，深切地表达了对老友依依惜别的殷殷之意。 8月22日，朱自清从北平起程往欧洲旅游。这天是个阴天，浮云满天，清风阵阵，气候凉爽，朱自清心情愉快，满脸笑容。来车站送行者有胡秋原、林庚、陈竹隐及妹妹玉华等十余人，朱自清和大家合影一张，又和陈竹隐合影一张。8时25分，气笛低沉地长啸一声，车轮启动，列车徐徐而去，朱自清看着月台上面带微笑的陈竹隐，向她挥手告别。 翌晨5时到沈阳，雇汽车玩了北陵和故宫。下午乘南满车，晚抵长春。24日早上到达哈尔滨，住在北京旅馆。在朱自清看来，哈尔滨没有一点中国味儿，街上都是俄国人，中国人也大都会说俄国话，连店铺里的招牌也都是俄文的译音，他感到这样下去，终归是“非驴非马的畸形”。当天，他游逛了特市公园，里面有许多花坛，用各色的花拼成种种对称的图案，最有趣的是入口处两只蹲伏的草狮子，满身碧油油的嫩草，神气极了。第二天到太阳岛去玩，在松花江里划船，桨薄而弯，长而匀称，又稳重，又灵活，江上没有萍藻，宽畅之至，痛痛快快地玩了一个下午。 26日又登车启程，第二天到满洲里，傍晚日落时分，明霞如海，景物之佳，为其向所未睹。晚过黑龙江，二时许抵赤塔。展现在他眼前的，是西伯利亚的茫茫平原，沿路没有童山，千里黛绿，到处点缀着木屋，在牛毛细雨中，有一种特别的韵致。晴天时落日特别好看，平原渐渐苍茫起来，边际无穷尽地伸展开来，只有西方一片深深浅浅的金光，像是一个海。金光炫烂极了，像熊熊的火焰，但那深深浅浅的色调，又有些像版画，浓一块淡一块的，虽不经意，倒极显精神。 28日晚7时许，车过举世闻名的贝尔加湖，朱自清极思一看这个名湖，在他想象中那是一个美丽而荒凉的世界，当年苏武就在这个湖畔牧羊。可是，在黯淡的暮色中，他只看到渺渺一片无穷的白水，十分平静，十分寂寥，没有一个帆影，也没有一只鸟影。他坐在窗前足足有两个钟点，贝尔加湖的水还在窗外流淌着。 在车上，朱自清悠闲地抽着香烟，品着香茗，细细地观赏着外面绵延不断的青山和悠然流淌的绿水，经常把它和中国的山水意境相评比。他发现在欧亚两洲交界处的有些地方，近乎中国的山水诗或山水画。河中一条狭狭的小舟，一个人缓缓地划着，那船和人都是灰镑镑的，暗淡的，这岂不简直就是一幅中国画？除了观赏窗外景致，他就给陈竹隐写信，和同车人玩扑克。8月的最后一天，他以和叶圣陶通讯形式，为《中学生》杂志写《西行通讯》，报导旅途的见闻。9月2日，列车本该于下午两点抵达莫斯科，因误点5个钟头，到时已是晚间了。朱自清一心想看看这个著名的赤都，谁知下车一看，眼前只是一片漆黑，只得怅怅上车。在当日的《日记》中，他写道：“恨未睹赤都光景也。”列车向西飞驰。3日，过波兰，越莱茵河。4日，经柏林。5日抵达巴黎，和朋友们游览了卢浮宫、凡尔赛宫、巴黎圣母院、铁塔、殖民地展览会等。8日早上登车，下午抵达伦敦，暂时寓旅馆，连日忙于联系大学，寻找住所，购买衣物，并和友人游览了伦敦堡、博物馆、海德公园、伦敦大街、帕尔议会大厦、白金汉姆宫等。 正当朱自清在英伦漫游时刻，他的祖国河山正遭到外敌铁骑的蹂躏。 日本帝国主义早有侵吞中国富饶东北的野心，1927年4月，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就公然叫嚣：“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1927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日本为缓和国内的阶级矛盾，加紧了侵略中国的步伐。1931年7月，日军制造了挑拨中朝关系的“万宝山事件”；8月，又制造了日本间谍失踪的“中村事件”。狂叫“根本解决满蒙问题”，“以武力解决悬案”，悍然调动军队开进东北境内。 9月18日夜间，日本关东军故意制造事端，下令军队向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发起攻击，重炮猛轰沈阳城。事变发生时，蒋介石下令东北军“绝不抵抗”，“避免冲突”，二十几万东北军竟一枪下发，撤入关内，沈阳城一夜之间陷入敌手。接着，日军又分兵进占长春、本溪、牛庄、营口及安东等地，至21日，辽宁、吉林两省千里江山几乎全部被其侵占。 朱自清在《泰晤士报》得知“九·一八”事变消息，心中非常焦急，但报国有心，救国无方，徒唤奈何，在给陈竹隐信中写道： 阅报知东省事日愈。在外国时时想到国家事，但有什么法子呢？ 10月8日，朱自清至皇家学院办上课手续，学校规定要选四门课，且须主课，遂决定不在该校进修。翌日，往另一所大学上课，修语言学及英国文学；每星期二、四、五下午都有课，星期一下午还要听讲演。他对自己每天活动做了这样安排：早上念英文生字、读报；下午上课；晚上写信或访问朋友。还定了每阶段读书计划，涉及面极广，包括圣经、欧洲文学历史、神话故事、各种类型的现代作家作品，以及莎士比亚、哈代、高尔斯华绥、康拉德、劳伦斯、肖伯纳、沃德、查理德等作品，还要研究音乐和艺术。他决定要在这次欧游中充实自己。 10月10日上午，他在查林路上散步，忽然迎面走来一个中国青年，觉得有点面熟，停步谛视，原来是清华大学学生柳无忌，听过自己的课，是个好学生。他乡遇故知，心中十分高兴。两人没有客气寒暄，直言互说自己到伦敦的经过。柳无忌是在美国耶鲁大学得到学位，经留美学生临督处的准许，来欧洲旅行一年，在英、德、法图书馆探访馆藏的中国旧。从此，两人交往甚密，经常结伴游逛。朱自清当时为住所问题伤透脑筋，不是房租太贵，就是房东不理想。柳无忌正好也在寻找一个可以安身的住处，两人不约而同，认为最好能找一个地方同住，彼此可以照应，也比较热闹。不久，柳无忌在伦敦西北部芬乞来路找到一个老大房子，房东歇卜士太太，原是个阔小姐，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丈夫在剑桥大学毕业，是个不成功的诗人，早已去世。儿子在世界大战中牺牲，现在唯一的亲人就是一个女儿。朱自清特地访问了这个人家，感到很满意，“因为这个地方的女房东确实是个与人为善的妇人”，而且“这里的伙食比我们住处好，女房东对每件事情都很用心。”①由是，决意搬去，柳无忌说：歇太太出租的两间房子，一间大的正房朝宽阔的芬乞来路，窗户十分清亮。另有一间侧房，对着邻近的另一家房屋，稍阴暗，但亦颇舒畅。朱自清虽是清华教授，所拿到的月费恐怕不见得比我的多，可是他得接济在国内的家人数口。因此，他挑了那间侧房，把正房让给我。② 朱自清对新居很满意，房东歇卜士太太虽然并不怎样喜欢中国，可“有中国那老味儿”，教养很好，爱说话，也会说话，为人乐观，是个道地的贤妻良母。小妹大约有二十四五了，高个儿，蟹壳脸，露牙齿，脸上倒是和和气气的，主客相处颇为融洽。直到1932年2月10日他才搬到金树公寓去。芬乞来路是伦敦北部的一条交通大道，公共车站离歇卜士太太的家很近，每天清晨，朱自清和柳无忌同坐公共汽车进城，到不列颠博物馆附近，两人分手各奔目的地。 在雾重重的伦敦，朱自清除了学习外，大部分时间用在游览。有时候，他和柳无忌结伴到Hampstead旷野散步，那里灌木丛生，漫无边际，一望无涯，别有风味，有时则在公园里划船。 伦敦对名人故宅保存很好，李健吾从巴黎到伦敦来玩，朱自清便和他一起去参观约翰生的住宅，位置在旧城一个小方场的角落里，是一座三层楼房，装置与陈设无不古气盎然，他编的那部著名大字典厚厚两大册，就陈列在楼下会客室里。他们还凭吊过在市北汉姆司德区的济慈故居，这是诗人恋爱、写诗的地方，屋后是大花园，绿草繁花，相当幽静。中间有一棵老梅树已枯死了，据介绍，济慈的著名诗篇《夜莺歌》就在这棵树下写成的。在那里，他拜读了《夜莺歌》的复制件，深感诗人的笔锋十分浑厚有力。他还去泰晤士河旁乞而西区访问维多利亚时代初期的散文家加莱尔的故宅，瞻仰过坐落在热闹地区的狄更斯故居，增长了许多见识。 在伦敦，朱自清还和友人去切林克斯路游旧书铺，最大一家是福也尔，共占七号门牌，有新旧两座大楼，都是四层，旧大楼还有地下室，里头都是旧文学书。牛津街也有一个大书铺，叫做彭勃恩，是座五层大楼，很有年代了，下层卖新书，二楼卖绝版书，三楼是儿童书和外国书，四、五楼专卖廉价书。朱自清最感兴趣的是在大不列颠博物馆附近的小街上的一家诗铺，设在一座建筑物的地下室里，不大显眼，要花很多时间才能找到，铺子是诗人赫洛德孟罗于1912年创办的，用意在于让诗与社会发生切实的关系。为达到这一目的，孟罗除开办书店，还办杂志，办读诗会，于每星期四晚上举行，许多诗人几乎都在这里读过诗，入场卷很便宜，只收六便士。朱自清去过两次，都恰逢诗人生病，由他的夫人爱立达克莱曼答斯基诵读济慈的诗，听的人很多，屋内只有读书人的小桌上，放一盏蓝罩子的灯，发出幽幽的光。朱自清感到“她读得很好，口齿清楚，又有顿挫，内行说，能表出原诗的情味”。①诗铺里陈列着各种诗集和杂志，朱自清选购了好些。 朱自清在英伦的文化生活相当丰富，常去听音乐，看芭蕾，学跳舞，参观画展和各种博览会。伦敦有一个加尔东尼市场，每星期四和星期五营业，有点像北平的庙会，朱自清对它很感兴趣。1932年2月26日恰是星期五，他特地去逛了一次，可怜没有财力，只能专挑便宜货，先到外头一家旧书店，在乱书堆里挑出一本莎翁全集，是普通本子，花了九便士买下。露天场地里有许多地摊，摊主男女老少都有，货物色色俱全，多半是日用什物，他踱了半天，看见一个铜狮镇纸，样子颇威武，要价三先令，还了一先令没成交。无意中发现地上有一本大厚册，拿起来翻看，原来是旧贺年片样本，虽是废物，印得却很好看，价钱只四便士，马上把它买下。这次他逛了一趟市场，花钱不多，收获不少，感到很值得。 在伦敦，朱自清时刻挂念着国内时局的发展。“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为巩固其侵华利益，变本加厉地推行其并吞中国的野心计划。他们把魔爪伸向上海，1932年1月18日，日本和尚在上海马玉山路向中国工人义勇军挑衅；20日，日本浪人焚烧中国纺织广，捣毁中国商店，杀害中国警察；24日，日本特务火焚日本驻华公使馆，制造事端，并于27日向上海市政府提出禁正排日运动，取消抗日救国会等四项无理要求，调动海陆空军集结上海。1月28日，日军疯狂地向上海江湾、北站，吴淞等地发起进攻。驻守淞沪的十九路军在广大上海人民的协助下，不顾蒋介石不抵抗政策，奋起抗击，英勇杀敌，毙伤日军万余人，这就是震动全国的”一·二八”事变。 自“九·一八”之后，朱自清一直注意阅读报纸，关心国内情况，有一天他和柳无忌参加北大同学聚餐会，研讨国事，还被选为北大同学会书记。当他听到日军对上海进行军事挑衅时，心中十分不安，在1月22日《日记》中写道：“我们的国家现在正处于危急关头，我们正在忧患之中没落。我们能做些什么呢？有一件事是显而易见的，不能再讲空话了”。29日，他从收音机中听到“一·二八”事件，更是忧心如焚，在《日记》中写道：无线电广播说日本人占领了上海，商务印书馆和北火车站被炸成一片火海。这真是人类文化的浩劫。我耽心东方图书馆是否还幸存着！ 房东歇卜士太太听到这消息，和朱自清等人——相抱，表示同情。2月2日，他在报纸上又看到日本宣称在上海大获全胜的消息，心中更加烦乱。 大约在三月间，朱自清在伦敦街头又遇到一个好友朱光潜。1925年，朱光潜到英国爱丁堡大学学文科，1928年获文学硕士学位，1929年11月又到伦敦大学的学院学习，致力西方哲学的研究，从克罗齐开始，阅读了康德、黑格尔、叔本华、尼采等著作，又接触了莎士比亚、济慈、雪莱、勃朗宁、歌德等作品，潜心研究欧美文学。1927年他写了《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这时又写了《谈美》和《文艺心理学》两本书。朱光潜很钦佩朱自清的学问和为人：我对于佩弦先生始终当作一个良师益友信赖。这不是偶然底。在我的学文艺的朋友中，他是和我相知最深的一位，我的研究范围和他的也很相近，而且他是那样可信赖的朋友，请他看稿子他必仔细看，请他批评他必切切实实地批评。① 朱光潜把《谈美》和《文艺心理学》两部书稿交给朱自清，请他批评指正。八年前，朱自清曾看过朱光潜的论文《无言之美》，很喜欢他说理透彻，现在仔细地读了《文艺心理学》之后，深感朱光潜的学识更其渊博了，心中十分欣慰。《文艺心理学》实质是一部从心理学观点出发来研究美学的论著，在当时是一门年轻的学问。朱自清很欣赏这本书，认为“书中虽以西方文艺为论据，但作者并未忘记中国”，“此书并不是专写给念过西洋诗，看过西洋画的人读的。他这书虽然并不忽略重要的哲人的学说，可是以‘美感经验’开宗明义，逐步解悉种种关联的心理的，以及相伴的生理的作用，自是科学的态度。在这个领域内介绍这个态度的，中国似乎还无先例；一般读者将乐于知道直到他们自己的时代止的对于美的事物的看法。”并且“全书文字像行云流水，自在极了。他像谈话似的，一层层领着你走进高深和复杂里去。”①他也诚恳地向朱光潜提出意见，该书第六章“美感与联想”，就是根据他的批评而改写的。《谈美》是以《文艺心理学》这本书为依据，用简洁素朴的语言介绍美学与心理学的理论。据作者说，他之所以要在时局维艰时刻侈谈美学，是因为“坚信中国社会闹得如此之糟，不完全是制度的问题，是大半由于人心太坏。”他写这本书主要目的就在要求“人心净化”和“人心美化”②。朱自清对这本小册子也很欣赏，认为它并不是《文艺心理学》的节略，而是有其完整体系的论著。他特别欣赏最后一章“人生的艺术化”，认为它是朱光潜“最主要的理论”，将引导着读者“由艺术走入人生，又将人生纳入艺术之中”③。4月5日，他为《文艺心理学》和《谈美》两书各写了一篇序言。虽然他对自己的评论“并不感到满意”，但却是“已尽到自己的最大努力”。①自去年9月到达伦敦，至今已半年多了，光阴如驶，假期将尽，该作归计了”。4月21日晚上，他与柳无忌夫妇商量同去欧洲旅游的计划。柳无忌此时已完成了在伦敦的进修任务，看完博物院所存的中国通俗文学书籍，且与从美国来的未婚妻结了婚，现在要与她同去欧洲度蜜月。柳无忌和朱自清共处一段时间，对他的为人十分钦仰：我与朱自清一同在伦敦住了三、四个月，天天见面，交往甚密。但在谈话中从不涉及家庭及私人琐事，也不提到他在清华学校的事情。……他总是伏在案头读书或写信，我不便去打扰他。就是有几次我们空闲了聊天，也寡言笑，不时相对着作会心的领悟。这也许就是淡如水的君子之交。在现代中国作家中间，朱自清是少有的君子人，我对他有深厚的敬意，同样的在道德与文章方面。② 五、六月，他们在欧洲漫游，“这两个月走了五国，12个地方。巴黎待了三个礼拜，柏林两礼拜，别处没有待过三天以上；不用说都只是走马观花”。③巴黎看得最细，所有名胜几乎游遍，他沿着塞纳河岸游览了刚果方场、砖厂花园、仙街、凯旋门、卢森堡花园，还登上铁塔眺望，只觉眼底尽是密匝匝的房子，有点应接不暇，而无苍茫之感。他还参观了歌剧院、国务院、养老院、圣龛堂、毛得林堂、枫丹白露宫等。卢浮宫去了三回，遗憾的是还只看了一犄角。在柏林他游逛了柏林最大的公园梯尔园，在那里欣赏望不到头的绿树和隐现其间的小湖和小溪，还去司勃来河一个小州上参观七个博物院，看那些世界闻名的壁雕和古迹，以及气象万千的壮丽的古建筑，他深深地为德意志人的魄力所感动。 在柏林，他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结识了青年诗人冯至。冯至很喜欢朱自清的创作，以前他读过《雪朝》，感到“里边的诗有个共同的趋势，散文化，朴实，好像有很重的人道主义的色彩。”他以为中国新诗如果能沿着这一条路发展下去，也许会少走许多弯路，可惜集子中许多作者都放弃了创作或者改变了作风，“其中真能把那种朴质的精神保持下来的，不但应用在诗上，而且运用在散文上以及作人的态度上”①的就只有朱自清。冯至这时住在柏林西郊，一天，他特地邀请朱自清到他的寓所小花园里喝咖啡。过了几天，又陪他到柏林西南的波茨坦游览无忧宫，波茨坦是佛来德列大帝的城，无忧宫是他常住的地方，大帝和伏尔泰友好，曾请他在宫里住过好些日子，他住的房间就在宫的西头。冯至曾记下朱自清游览时的情景： 他很少说话，只注意听旁人讲；他游无忧宫时，因为语言文字的隔阂，不住地问这个问那个，那诚挚求真的目光使回答者不好意思说一句强不知为知的话。①有“欧洲的公园”之称的瑞士，是个小国，朱自清感到在这里逛山的味道比游湖还好。瑞士的湖水是淡蓝的，一平如镜，在阳光照耀下，水在微风里摇晃着，如西方小姑娘的碧眼，若遇上阴雨天，湖上一片迷镑，水天混在一起，人如在梦里一般。风起时，水便皱起粼粼细纹，又像颦眉的西子。湖水虽时有变幻，但朱自清以为这些在山上可以更好地领略到，而且山上不但可以看到湖，还可以欣赏谷，风景流连低回，目不暇接，境界层出不穷。在卢参的东南有一个交湖，从那里可以乘车登世界闻名的少妇峰。一天，朱自清和柳无忌夫妇住在山脚下一个旅馆里，登山费用极大，柳无忌夫妇不敢去，因为这一来就得花去他一个月的清华官费的一半。可是，爱女山水的朱自清却不计较这些，兴致勃勃地独自去作登山旅行。路上要换两次车，还要经过隧道，从车窗望出去，可以看到在阳光下亮晶晶的冰川，山上厚厚地堆着白雪，日光虽是淡淡的，却耀得人睁不开眼，山上不时有雪崩，沙沙沙沙地流下来，如水一般，朱自清觉得“很好玩儿”。他早上9点多钟在交湖上车，回来时已是傍晚五点多钟了。 他们在意大利玩的比较匆促，多半是坐在美国运通公司的大汽车里看的。在意大利半岛西南角上的庞贝古城是尽人皆知的著名古迹，这座在8世纪被火山埋在地底的古城，当时已大半被挖掘出来了。朱自清和柳无忌夫妇被一个导游领着逛了一个下午，看了遍布各处的酒店、魏堤的住宅、讲究的浴场，以及能容纳2万人的剧场和各种店铺的遗址，从中领略到当时庞贝人民的生活习俗。最后，他们到达在意大利东北角的威尼斯，这是名闻遐迩的“水中的城”，这里水天相连，一片茫茫，天空没有煤烟，干干净净，在温和的阳光中，一切都像透明的。在朱自清眼中，威尼斯有点像中国江南的水乡，水是那么绿，那么酽，简直要把人带到梦中去。7月7日，朱自清告别了如梦般的威尼斯，和柳无忌夫妇乘意大利罗索伯爵号轮船，经红海印度洋返国。 十一、生活新篇章 7月31日，朱自清到达上海，登上码头，陈竹隐已笑嘻嘻地站在那里迎接他了。她是从北平特地赶来的。“旅行也是刷新自己的一帖清凉剂”。这是朱自清说的。这次欧洲一年的游历，他的身心都历经了一番刷洗，显得神采奕奕，意气奋发。略作安顿，便立即着手建设新的家庭。北京风俗守旧，结婚时新娘要坐花车穿披纱礼服，礼节繁琐，花钱很多，上海比较开明脱俗。他和陈竹隐商量决定用新式简便的方法，在上海举行婚礼。 8月4日，他们发帖邀请了茅盾、叶圣陶、丰子恺等朋友，在一家广东饭店聚会，宴罢即回旅馆。在浙江杭州湾外的东海大洋中有座小岛普陀山，岛上树木葱郁，翠色逼人，梵宇隐现，古刹钟声，时有所闻，浪淘金沙，海风阵阵吹拂，气候十分凉爽，是个著名的避暑胜地。6日，朱自清偕陈竹隐前往这个素有“海天佛国”之称的“仙山”去度蜜月，住在一个小寺院里。几天后，两人返至上海，转回扬州，探望父母和子女。 朱自清已有六、七年没有回家了，这次带着新妇回来，京里自是欢喜异常。遗憾的是最小一个儿子已于去年7月间夭折，这孩子生下来就不健康，时常生病。武钟谦临终前曾对婆母说过：“这孩子是只可以养着玩儿的。”果然不到3岁就死了。还好，其他几个子女都极健康，迈先长得结实极了，比父亲还高过一头，闰儿最乖，就是瘦些，阿采和转子也好，五女全家算她长得好看。朱自清兴致极高，带着陈竹隐和孩子们游逛了瘦西湖、平山堂等名胜，还津津有味地进行讲解。一天，陈竹隐看他说得头头是道，便开玩笑地说：“我看过一篇叫《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的文章，把那儿写得那么美，其实不过是一湾臭水，真是文人哪，死人都说得活！” “喂！不要当面骂人呀！”朱自清说。 两人都开心地笑了。朱自清还带他们上馆子，吃扬州名菜“狮子头”。 一天清早，朱自清去祭扫武钟谦的坟墓。她埋在朱自清祖父母坟堂的下面，在圹底下，地方很小，俗称“坑圹”。坟上密密地长着青草，朝露浸蚀了他的布鞋。空山寂寂，荒草漫漫，触景生情，心中涌起武钟谦生前种种一切，忆起她对自己的恩情，十分悲恸。他向着被乱草淹没的坟头，心中默祷道： 我们想告诉你，五个孩子都好，我们一定尽心教养他们，让他们对得起死了的母亲你！谦，好好放心安睡罢，你。 朱自清在扬州住了10天。8月下旬，他和陈竹隐赶到南京，为妹妹玉华主持婚事。玉华系朱自清幼妹，7岁那年，由父母包办许婚某氏，谁知对方长大后眠花宿柳，品行不端，玉华不同意这门亲事，但在当时，父母之命、媒约之言很难更改。朱自清同情妹妹的不幸遭遇，耐心说服父母，并去信对方表明意见，经反复交涉，玉华终于得以解除旧约另择良偶。妹妹婚事完毕之后，朱自清夫妇遂在南京漫游，他认为，“逛南京就像逛古董铺子，到处都有些时代侵蚀的遗痕。你可以摩挲，可以凭吊，可以悠然遐想；想到六朝的兴衰，王谢的风流，秦淮的艳迹。”①他去鸡鸣寺体味那一缕幽幽的古味，坐在豁蒙楼上喝着茶，看苍然蜿蜒着的台城，又从寺后拣路登上台城，踏着茸茸的细草，看成群的黑蝴蝶在微风里飞舞。一天，他们出城去玄武湖，顿感湖面和以前大不一样，只见烟水苍茫，与西湖的静绿不同，俨然有长江大河的气势，有月的晚上，一片空镑，无边无界。他们还到清凉山扫叶搂，欣赏从山下扑到人眉宇上来的一片滴绿的树，享受那一股清凉味。莫愁湖在华严庵里，湖水不能泛舟，但有荷花。他们在临湖一带屋子里凭栏眺望，觉得颇有远情。玩秦淮河时，他不禁想起十几年前和俞平伯夜泛的情景，颇有沦桑之感。明孝陵、雨花台、燕子矶、中山陵等古迹名胜，都留有他们的足迹。 转眼间不觉暑期已尽，清华要开学了，遂偕陈竹隐匆匆北上。9月3日，返抵学校，换了个住处，在北院九号。 当朱自清在欧洲旅游时，清华大学经历了一次人事的大变动。早在1930年5月间，学校曾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驱罗”风潮，校长罗家伦被迫辞职。阎锡山想安插山西人乔万选任校长，上任时又被师生拒于门外。1931年4月，当时兼任教育部长的蒋介石，委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副教育主任吴南轩为清华大学校长，吴南轩上任不到一月，又爆发了“驱吴”运动。教授会谴责他“大权独揽”，“视教员为雇员”，要求教育部“另简贤能”，不然全体教授与清华脱离关系。学生自治会发表声明，坚决支持教授会决议。吴南轩在教授会与学生会的联合反对下，被迫于7月辞职离校。1931年10月10日，教育部乃委派原教务长梅贻琦任清华校长。 梅贻琦对朱自清很赏识。本来朱自清只是中国文学系代理系主任，出国时由刘文典担任此职，从欧洲一回来就被正式任命为系主任。 开学了。10月14日，中国文学系开迎新大会，朱自清以系主任身份首先讲话，报告此次旅欧见闻，着重介绍了英国的读诗会和名人住宅以及游逛加尔东尼市场的情况。俞平伯在会上也说了话，主要讲歌诗与诵诗之区别。 这学期中文系新来一位教师，三十多岁，披着一头黑发，架着一副银边眼镜，穿一件黑色长衫，风度潇洒，气宇非凡。在课堂上，他抽着香烟侃侃而谈，兴致盎然时，竟然忘了下课，极受学生爱戴。这位新教师就是著名诗人闻一多。他本来在青岛大学任教，由于南京政府和山东地方势力倾轧争斗，把学校搞得乌烟瘴气，愤而辞职，回到母校执教。他除担任一年级的国文课外，并讲授“王维及其同派诗人”、“杜甫”和“先秦汉魏六朝诗”等课。闻一多这时思想正处于从“向外发展”到“向内发展”的转变，潜心于《诗经》、《楚辞》、《唐诗》等研究。朱自清本学期主要讲授“诗”、“歌谣”、“中国新文学研究”三门课，后又开讲“陶诗”和“李贺诗”，努力从事国学的钻研。学术兴趣一致，思想状况也大体相同，交往日渐密切。闻一多常常从自己寓所新南院72号，到朱自清北院9号叙谈，交换学术见解。 朱自清新建了家庭，生活比较安定，陈竹隐本想在清华找份工作，但校方当时规定，教授家属一律不能在校做事；如到外面字校去，则所挣薪金还不够应酬，因此她就留在家里主持家务。为此，朱自清绝无后顾之忧，可以安心做自己的事，埋头走自己原先拟定的路了。陈竹隐回忆说：他的作息时间是按排得很严格的：早晨起床作早操，用冷水擦澡，洗脸，濑口时就把书放在洗脸架上看，然后喝一杯牛奶就到图书馆去。中午回家吃饭，饭后看报。 图书馆一开门便又去了。吃罢晚饭，还要去图书馆，直到闭馆才回家。进家门便又摆上东西写，一直到11点休息。除了生病，我从未见他11点前睡过。我常劝他中午休息一会儿，他也不听。他一辈子吃饭都是大口大口地很快地吃，深怕耽误时间。……他真是抓紧匆匆来去的分分秒秒地读呀，写呀！连每天我们说话的时间都很少。① 陈竹隐和武钟谦是完全不同类型的妇女，一个是在传统封建思想熏陶下长大的旧式女子，一个是在新文化培育下成长的新女性。陈竹隐有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和朱自清的性格也不一样，因此两人的结合，要有一段适应的过程，感情的摩擦与矛盾是在所难免的。旅欧期间两人通信频繁，但朱自清却从中产生了不少无谓的烦恼，每当他发现陈竹隐信中“着语极淡”或“行文太含蓄”，以及“没有‘亲爱的’三个字”时，便疑神疑鬼，以为另有“新知”，“有所暗示”，弄得“心殊不安”。①这是朱自清婚后不久的一段《日记》：……隐好动与余异……余实爱隐，不欲相离；隐似亦相当地爱我，但不以相离为苦。两两相比，隐实视予为摩登。然摩登之男女，实不宜于不摩登之婚姻。我是计较的人，当时与隐结婚，盼其能为终身不离之伴侣；因我既要女人，而又不能浪漫及新写实，故取此旧路；若隐兴味不能集中，老实话，我何苦来？结婚以来，隐对清华孤寂之生活终觉不习，口虽不言，心实如此；甚至同是饭菜，亦觉人多同吃时有味多了。如此情形而仍勉力维持，她亦煞费苦心，但为长久计，便颇不妙；现在办法，只有想法使她在清华园也能有些快乐；天气渐暖，动的机会也许多些。但我们皆是三十左右的人，各人性情改变不易；暂时隐忍，若能彼此迁就，自然好极，万一不能，结果也许是悲剧的。自问平素对事尚冷静，但隐不知如何耳。说起来隐的情形，我一向似乎并未看清楚，可是不觉得如此，现在却觉得了解太少；一向总以自己打比方来想象她的反应；现在渐觉不然，此或许是四川人与江浙人不同处。 心理天平难以获得平衡，感情之塔也有点倾料了。一天傍晚，他路过故居西院，只见夕阳残照，枯树在晚风中瑟瑟哀鸣，一股凄恻之情猛然袭上心头，不由强烈地想起武钟谦在世时对自己和孩子的恩情。回到家中心里还不能平静，乃提笔赋诗三首： 月余断行迹，重过夕阳残。 他日轻离别，兹来恻肺肝。 居人半相识，故宇不堪看。 向晚悲风起，萧萧枯树寒。 三年于此住，历历总堪悲。 深浅持家计，恩勤育众儿。 生涯刚及壮，沈痼竟难支。 俯仰幽明隔，白头空自期。 相从十余载，耿耿一心存。 恒值姑嫜怨，频经战伐掀。 靡他生自矢，偕老死难谖。 到此羁孤极，谁招千里魂？ 一天深夜里，四周很静，只有寒风拍窗低吟，他凭灯枯坐，又强烈地仆念起武钟谦，想起她生前种种好处，总感到自己对不起她。往事如潮水一样猛然扑来，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便于桌上铺开稿纸，低头写道：谦，日子真快，一眨眼你已经死了三个年头了。这三年里世事不知变化了多少回，但你未必注意这些个，我知道。 回忆之门一经撞开，亡妻一颦一笑，一言一行，恍然如在目前。在孤黄的台灯下，他强忍住心中悲恸，边想边写，深情绵邈地回叙着亡妻生前的一切，回忆着她12年来对自己和孩子的万般情爱。他忆起她的慈爱，对孩子她一点也不偏心，只知“拼命的去爱”，没有“一分一毫想着自己”，“一直到自己毁灭为止”；他忆起她的贤慧，不但为丈夫担忧，还为丈夫分忧，她用自己的首饰资助丈夫求学，操持家务，什么都干；他忆起了她的温顺，从来不对丈夫发脾气，受到婆家和娘家的气，也没有一句埋怨的话；他还忆起了她的克己，有苦总是忍着，有病总是瞒着，受了委曲也“一句怨言都没有”。写着，写着，灯光在他眼中逐渐模糊下去，不觉泪湿衣襟了。他沉痛地写道： 世界上只你一个人真关心我，真同情我。你不但为我吃苦，更为我分苦；我之有我现在的精神，大半是你给我培养着的。 在这篇题为《给亡妇》的散文里，他就通过一系列具有个性特征的细节，显露了亡妻的感情世界，生动地再现了一个温柔敦厚、吃苦耐劳、贤慧善良的普通妇女的形象，展示了她在养儿育女、操持家务、家族冷遇，以及战争动乱等种种苦难折磨下，终于积劳成疾，一病不起的生命史。文章没有任何雕琢，一切均是平实而朴素的诉说，但那种深切的悼念，以及由悲哀的思忆而勾起的怨、恨、悔交杂着的情绪，如涓涓细流，倾注于字里行间。他愈写愈细，感情也愈来愈重，真是一字一泪，令人不忍卒读，文章把情与事交相揉杂，不但精微地描写了亡妻生前的情致，也深沉地表露了自己对她的不灭之情。文章在《东方杂志》发表后，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被誉为“至情”人写的“至文”。一位女教师说：“她每次给学生讲这篇文字，讲到最后，总听到学生间一片欷s[声，有多少女孩子且已暗暗把眼睛揉得通红了”。①时间是医治心灵创伤的一剂良药。不久，夫妇间感情上的阴影逐渐消褪了。从内心讲，朱自清是十分喜爱陈竹隐的，感到她有不少好处：“知甘苦，能节俭”，“非常大方，说话亦有条理”，“唱戏的身段也非常美妙灵活，画虽非上上，工力也还可观”。他也进行了反省，觉得自己对她关心不够，这时陈竹隐已经怀孕，而且有病，自己对她“太冷淡”了，“不能使她娱悦，教病好得快些”。②因此，他特地让她在城内亲友家多住一些时候，陪她到长城去玩了一天，还带她到劈柴胡同的荣社里听刘宝全的京韵大鼓。陈竹隐对朱自清理解也加深了： 刚结婚的时候我觉得有些苦恼，但渐渐看到他对事业的热爱，看到他不断发表作品，想到他对学生、对文学的贡献，常常为他的精神所感动，我想我应该支持他，我也要为他事业的成功付出代价，所以我便把家务事都承担起来，让佩弦更好地去研究学问。①1933年8月26日，陈竹隐生下一个男孩；也就在这一月份里，他们把在扬州的迈先和采芷接到北平。迈先进崇德中学，采芷进一所教会学校读书。夫妇俩还讨论了对孩子教育问题，朱自清一向认为对孩子不能溺爱，主要是要让他们“知道怎样去做人”，要“培养他们基本的力量——胸襟与眼光”，“职业、人生观等，还是由他们自己去定的好”，父母“只要指导，帮助他们去发展自己，便是极贤明的办法。”②他们私下定了个约法，陈竹隐回忆道：对孩子的教育问题便成为家庭中的一件大事。事先佩弦便与我商量好，对孩子的教育要双方取齐，就是有不同的看法也不要当着孩子说，要事后再商量。这一条约束使我们避免了一些矛盾，并使家庭一直很和睦。①孩子们也极争气，尤其迈先在崇德中学成绩优良，才华出众，受到同学们的爱戴，他的同窗好友孙道临有一段极为精采的回忆： 我们班有个同学叫朱迈先，是文学家朱自清的儿子，他文学修养的根底很厚。一天，汝梅老师讲到宋词，就请朱迈先到讲台上为大家念一首苏东坡的作品。我清楚地记得那时的情景：朱迈先稳稳地走到黑板前，在上面写下了苏东坡的《念奴娇》。他的粉笔在黑板上飞舞着，遒劲、有力，确有种“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气势。当他缓缓地吟读着，讲着他的理解时，那宽厚的声音，深沉的眼神，使我心驰神往，进入了一个不寻常的境界。 就因为这一次活动，迈先几乎成为我崇拜的人物了。他比我大两岁，体胖，高大，蓬松的头发，粗重的双肩，浓密的胡茬……一次，他借给我一本尼采的《苏鲁支如是说》，扉页上有幅尼采的照片，我发现那浓眉下的眼睛，竟和他有些相像。只不过，他的眼神不是那么冷峻，而是在深沉之外，又显得那么仁厚，有些怅惘。当时迈先负责编辑一个由学生自治会出版的大型刊物《崇德学生》，希望我写些稿件，就在他的鼓励下，我尝试着写了第一篇作品。…… 暑假里，我住在西山陪伴我的父亲，迈先有时从几十里路外乘车前来，和我盘桓一二日，夜里到静静的山沟里，枕着大石，望着枝叶间的星座，谈文学，谈理想……有时，我也到清华园去探望他，有幸见到朱自清教授。教授矮矮的墩实的身材，一件淡米色衬衫，一条灰西裤，温和而且沉默，使我想起他的《背影》与《荷塘月色》，确是文如其人。看来迈先显然是继承了他父亲的沉稳忠厚，只是在他轻轻的语声中，常能感到一种难抑的激情和锐气。① 后来，朱迈先还应茅盾编辑的《中国的一日》的征文，以辛不留笔名写了一篇报告文学《北平的一日》，以犀利笔触描写了北平即将遭到日本帝国主义鲸吞的惨像。 孩子们好学上进，使朱自清夫妇感到无比欣慰。书声朗朗，笑语盈盈，北院9号充溢着安谧和睦的气氛。 朱自清对清华中国文学系所采用的方针，基本上和杨振声一致，即用新观点研究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他自己所开的几门课和研究的课题就体现了这一精神。在陈竹隐的支持下，他得以于教学之余，安心从事自己的研究。他一方面深入研讨陶渊明和李贺的作品，写了《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一文，订正了历来不妥的看法。这是他第一次写考证文章，所以当它在《清华学报》九卷三期上发表时，他十分高兴，立即寄一本给叶圣陶，对他说“此为弟考证文之处女作。其中并无发明，只是清算旧说”，并请他“教正”。另方面，则致力于当前创作的研究，他读了卞之琳的《三秋草》，感到他的诗“意境极新颖”，“以隐喻离奇胜”，描写极有特色，还读了穆时英的《南北极》、张天翼的《小彼得》等作品，写了评论。他对茅盾的创作特别关注，读了他的《春蚕》、《秋收》、《大泽乡》、《豹子头林冲》、《石碣》及《右第二章》等，认为“《右第二章》写‘一·二八’之役，以小资产阶级与一工人相照，其写小资产阶级之畏葸心理颇透彻。但从篇中起叙述工人即无甚精采，且与上文无适当之联系，故不为佳作”。三篇历史“颇用标语名词，且太简略”，只有《石碣》为“相当成功之作”。以为施蛰存的历史的手法深入细致，远远超过了茅盾。他特别赏识《蚀》和《子夜》，认为真能表现时代的是这两部作品。①朱自清教学负责，对学生要求严格，在《陶诗》课堂里，常要学生背诵或默写，字写错了就要扣分。因此一些怕拘束的学生都不敢选他的课，以致“李贺”的课只有五人选修。但他对人诚恳，态度平和，对学生很客气，不是称“先生”，就是称“您”，凡不足十分熟悉的，绝不直呼其名。他办公室座位的周围尽是书架，除了吃饭、上课和休息，他总是坐在那里看书、写文章、处理事务。学生常来找他商量选课的事，他常是根据对方实际情况，因材施教，循循善诱地予以指导。如他就劝吴组缃多选外文系的课，并鼓励他学英语与法语。朱自清隔壁住着余冠英，他的太太名“竹因”，朱自清太太名“竹隐”，因此人们便戏称他们住宅为“四个斋”；学生们也常于课余结伴到“四个斋”来叙谈。一天，他们来到朱家，朱自清送茶递烟热情款待，和他们大谈茅盾的《子夜》，对这部长篇推崇备至，说不论取材、思想到气魄，都是中国新文学划时代的巨制，这才是站在时代最尖端的作品。谈到自己，则感慨万千地说：“写真不容易。我一辈子都写不成，不知道从哪里下笔。铺展不开，也组织不起来。不只长篇，连短篇也是。” “你不是也写过短篇《笑的历史》和《别》么？”一个学生说。 “那算什么！”朱自清的脸红了对青年学生，他也有生气的时候，有一天，一个同学打电话到他家里，说是有几本要看的书怎么也找不着，要他立刻到图书馆帮着找一找。态度极为蛮横，朱自清很反感，放下电话说，这是个“妄人”，不愿理睬。 除了学术研究，朱自清还努力于文艺创作，他凭着视觉记忆，集中撰写旅欧的观感，仅10月份就写了《威尼斯》、《佛罗伦斯》、《罗马》、《滂卑古城》等四篇欧游杂记，继后又写了《瑞士》、《荷兰》等6篇，均发表在《中学生》杂志上。1934年9月，《欧游杂记》由开明书店出版，共收散文11篇，叶圣陶为其题签。在谈到写作意图和创作心境时，朱自清说：“本书绝无胜义，却也不算指南的译本；用意是在写些游记给中学生看。在中学教过五年书，这便算是小小的礼物吧。书中各篇以记述景物为主，极少说到自己的地方。这是有意避免的：一则自己外行，何必放言高论；二则这个时代，‘身边琐事’说来到底无谓。”①集子充分地显示了他这时期散文创作的特色，既不像《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那样尽情地抒发着对现实的感受，也不像《荷塘月色》那样，微妙地宣露着自己内心的思绪，抒情色彩是不怎么浓的。但朱自清也并没有纯客观地进行描绘，而是常在描写时“不从景物自身而从游人说”，因此也时时流露出自己在特定情景中的观感，这样就使文章气韵流动，活泼感人，使人有身临其境的亲切感。同时在文字上花了些苦功夫，他感到“是”字句、“有”字句，“在”字句安排最难，以为这种句式“都显示静态，也够沉闷的”，因此极力避免，尽量化静为动；文字的功力也表现在意象生动上，常用恰当的喻语来描绘形象，创造气氛。所以受到广大读者的赞赏，说它于平淡中见神奇，另有一番风味。同时，他还从过去生活经历中撷取题材，写了几篇回忆性散文。在《冬天》里，他以绵密的笔触，描写了儿时在寒冷的冬天里和父亲围坐屋里吃白煮豆腐，和叶圣陶冬夜泛舟西湖，以及在寒冷的台州与与妻子和睦相处的情景。通过三幅画面，生动地表现了父子之情、朋友之谊、妻子之爱，于寒冷的氛围中，透显出其暖如春的人情。在《择偶记》里，他风趣地描述了自己儿时择偶的情形，于平淡轻松的叙说中，反映了一代青年不幸的婚姻命运，批判了全凭父母之命媒约之言的不合理的婚姻制度。此外，还写了《南京》等游记散文，这些作品发表后均获得读者的好评。 1932年11月16日，鲁迅为探望母病从上海来到北平。 严寒的北国顿时沸腾了起来，许多高校邀请他去讲课。22日，鲁迅在北京大学二院讲演了40分钟，讲题是《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严厉地批驳了为反动统治者摇旗呐喊拍马溜须的御用文人；又往辅仁大学演讲了40分钟，讲题为《今春的两种感想》，愤怒地斥责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虐杀，及反动政府对人民的迫害。 消息传开，清华中文系学生纷纷向系里提出请鲁迅来校讲演的要求，朱自清立即答应。24日上午，他拿着清华中国文学会的请函，到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21号鲁迅住宅，请他到清华讲演，可是被鲁迅婉言谢绝了。朱自清气急败坏地跑回来，不住地用手帕抹着头上的汗水，对学生们说：“他不肯来。大约他对清华印象不好，也许是抽不出时间。”接着又说： “他在城里有好几处讲演，你们进城去听他讲罢，反正是一样的。”极力鼓励同学们去。 此次鲁迅还乘北上探亲机会，和北平左翼文化团体的成员见面。就在朱自清来邀请他去清华讲演的下午，范文澜来到西三条胡同陪他往女子理学院讲演，讲题为《革命文学与遵命文学》。晚上邀他到寓所便饭，同席八人，多是文总、社联、教联、左联的代表。席间，鲁迅介绍了上海左联活动的情况，并针对北平文化界情况，提议好好组织力量办个杂志。过了两天，各左翼社团借一个人家的堂屋和鲁迅聚会，在会上鲁讯特地对北平左联提出要纠正关门主义，要做好对要求进步和作风严肃的老作家的团结工作，要注意培养青年作家，办好刊物。 鲁迅回上海后，北平“左联”即以“北平西北书店”名义创办刊物《文学杂志》，①并通过筹备工作，团结进步作家。1933年4月25日星期天下午，文学杂志社在北海五龙亭举行茶话会，发函邀请朱自清、郑振铎、周作人等人参加，结果只有朱自清、郑振铎出席，北平“左联”成员热情招待，他们边喝茶，边谈话，对开展北平文艺工作问题，交换了许多意见。事后，北平“左联”负责人之一万谷川（陆万美）将情况函告鲁迅，鲁迅十分高兴地复信说：“郑朱皆合作，甚好。”② 没有多久，郑振铎联系朱自清、章靳以等筹备创办《文学季刊》，常在郑振铎家商议有关事情。当时还是清华学生，曾参加刊物编辑工作的李长之回忆道：最初和他认识，是我入了清华。那时他才三十几岁。 我没有上过他的课，课外可是常去找他聊天儿。见面最多的时候，是在郑西谛先生在北平，大家共同编《文学季刊》的一段。这时期虽然不太长，可是因为每一星期（多半是星期六的晚上）大家都要在郑先生家里聚谈，并且吃晚饭，所以起码每一星期总是有一个很充分的时间会晤的。因为朱先生的公正拘谨，我们现在不大记起他什么开玩笑的话，同时别人也不大和他开玩笑。只记得他向郑先生总是全名全姓地喊着“郑振铎”，脸上发着天真的笑意的光芒，让我们感觉他是在友情里年轻了。① 郑振铎在燕京大学任教，住在校里，从燕京到清华有一段路。晚上，聚会结束时常是深夜了，朱自清就和李长之结伴踏着月色，冲破四野的犬吠，说说笑笑地沿着崎岖不平的小路回去。 1934年1月1日，《文学季刊》诞生了，主编郑振铎、巴金、章靳以，朱自清是编辑人之一。刊物由立达书局出版，16开本，每期300多页，可算是当时国内最大型的文学杂志。章靳以在北海三座门大街14号租了一套房子作为编辑部，巴金从沪来京时就住在这里。刊物明确表明，他们“不再被囚禁于传统文学的‘铁笼之中’”；也“不再以游戏的态度去写什么无聊的文学”；他们虽然“作风不同，观点不一，其所信仰的也未免有些歧异，却有一个共同的倾向：以忠实恳挚的态度为新文学的建设而努力。”为此，他们确定刊物目标为：“一、继续15年来未成功的对于传统文学与非人文学的攻击与摧毁的工作；二、尽力于新文学的作风与技术上的改进与发展；三、试要阐明我们文学的前途是怎样的进展和向什么方向而进展”。并郑重表示，“只要是同道走着的人们便都是我们的同伴”。①很明显，刊物旨在团结广大作家，发扬五四文学战斗传统，推动新文学创作的发展，因此得到鲁迅、冰心、老合、丰子恺等的大力支持。朱自清特地为刊物写了一篇书评《子夜》，全面地分析了这部长篇的优缺点，指出它在当时文艺界的价值，告诉人们：“我们现代的，正该如此取材，才有出路。” 由于在燕大兼课和编辑《文学季刊》，朱自清和郑振铎接触较多，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郑振铎十分器重朱自清，遇事常向他请教，也常约他写稿。他最敬佩朱自清做事认真负责的精神，他说，“每上一堂课，在他是一件大事。尽管教得很熟的教材，但他在上课之前，还须仔细地预备着。一边走上课堂，一边还是十分的紧张。”②有一天，郑振铎到清华大学中文系办公室找朱自清，只见他正在紧张地翻书。郑振铎问道：“下一点钟有课吗？” “有的”，朱自清一边看一边应道，“总得要再看看”。写文章也是如此，写得很慢，有人问他每天写多少字，他回答说，“500”。常是改了又改，绝不肯草率发表，稿子寄出后，若发觉有不妥处，立即将文稿追回，待修改好再寄去。遇到讨论问题时，他也总是深思熟虑，不肯轻易发表意见。有一天，他参加燕京大学一位朋友的晚宴，在座共12人，席间大家热烈讨论“中国字”是否艺术的问题。绝大多数人认为艺术是有个性的，中国字有个性，所以是艺术，郑振铎和冯友兰则持相反意见。朱自清一言不发，郑振铎问道：“佩弦，你的主张怎样呢？” 朱自清郑重地说道：“我算是半个赞成吧。说起来，字的确不应该成为美术。不过，中国的书法，也有他长久的传统历史。所以，我只赞成一半。” 所以，郑振铎说他是一位“结结实实的人”。 春天到了，清华中文系师生决定于3月31日星期六，结伴往潭柘寺和戒坛寺春游，为期两天。朱自清带陈竹隐一起去。潭柘寺坐落在北平西面40多公里的崇山峻岭之中，就如古诗所写：“潭柘山高处，金银佛寺遥，断崖吹石雨，虚额贮松涛”。四周山色如黛，殿宇嵯峨，流水淙淙，风景绝佳。那天天气很好，就是有点风。在门头沟下车后，路上都是煤屑和石子，非常难走，上山后，朱自清雇了一头驴子，但风很大，几乎把驴吹倒，只好下来步行。山势说不上险，可是突兀、丑怪，朱自清却很喜欢，觉得多少有点山意。潭柘寺竹子很好，又粗又密，他们就在竹林子里野餐。餐后参观大雄宝殿，朱自清最欣赏屋角上两座琉璃瓦的鸱吻，系元金遗物，高两米许，造型美观，在阳光下闪着黄光，煞是好看。寺殿很多，层层折折高上去，殿的大小不一，佛像的摆设却各出心裁。寺以泉水著名，到处布置石槽引水长流，涓涓可爱。晚饭时，朱自清和朋友们猜拳饮酒，十分快乐。餐毕步行至龙王庙，只觉得山高月小，四望森然，寒气逼人。第二天清早，师生30多人，雇了驴子到戒坛寺去，寺在马鞍山麓，朱自清感到，潭柘以层折胜，戒坛以开朗胜，一进山门便觉得开旷，南面只有一道低低的砖栏，下边是一片平原，尽头处才是山，与众山屏蔽的潭柘气象完全不同。进二门，更觉得空阔疏朗，殿前平台很长，仿佛汪洋千顷。久负盛名的三松就在这里：卧龙松和抱塔松蜿蜒偃卧，身躯奇伟，鳞甲苍然，有飞动之势；九龙松老干槎桠，如张牙舞爪一般。下午骑驴到长辛店坐车回来，人累极了，精神却愉快极了。 半个月后，朱自清夫妇又和陈寅恪、俞平伯等游大觉寺，骑驴上管家岭看杏花。回来后，特地为大觉寺的玉兰花写了一首诗： 大觉寺里玉兰花，笔挺挺的一丈多；仰起头来帽子落，看见树顶真巍峨。像宝塔冲霄之势，尖儿上星斗森罗。花儿是万枝明烛，一个焰一个嫦娥；又像吃奶的孩子，一支支小胖胳膊，嫩皮肤蜜糖欲滴，眨着眼儿带笑涡。上帝一定在此地，我默默等候抚摩。 音韵铿锵，形容生动，但多少有点“打油”的味道，所以朱自清认为乃“游戏之作”，是“注定失败”的，因此没有拿去发表；而这实在可说是他搁笔已久的白话诗作的新篇。 6月底，他与陈竹隐又偕同石荪夫妇去西山松堂游玩三天。出发前夜，忽然雷雨大作，朱自清躺在床上怅怅不已，责怪天公不作美，不料清早起来一看，却是个大晴天。一路上，树木带着宿雨，绿得发亮，地上没有一点尘土，人也不多，又清静又干净。松堂乃一牧场，堂系一座石亭改造的，高大轩敞，四围有白皮松百余株，疏密相间，布置得恰到好处，朱自清感到极有牧歌情趣。堂中明窗净几，在廊下端详那些松树灵秀的姿态，洁白的皮肤，隐隐地一丝儿凉意便袭上心头。晚饭后，他们四人在廊下黑暗里等月亮，胡乱闲谈，赌背诗词。一忽儿，月儿上来了，却被浮云遮去一半，老远地躲在树缝里，像个乡下姑娘，羞答答地。他们在松堂里住了三天，还玩了堂后的假山和后山的无梁堂，观赏了竖在那里的许多清代的石碑。 从开春以来三个月时间里，朱自清夫妇饱尝了北平大好的自然风光，身心都受到了一番洗涤，十分欢悦。这两年来，朱自清的生活是宁静和称心的，事业顺利，学有所成，他在精心构筑的“安全逃避所”里，平心静气地读书写作。 但是，灾难的风暴已悄悄地降临祖国大地，北国高空已不时闪现时侵略火焰的凶光！ 唉，他那“安全避难所”又怎能逃脱那无情炮火的摧毁！ 十二、山雨骤至 1935年元旦，“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在太庙举办展出，为期一周。展览会得到鲁迅的大力支持，他将自己历年收存的青年木刻家的作品全部寄来，各地的木刻作者也都把自己的作品送来，因而展品十分丰富，计有古代木刻作品60余幅，现代版画百余幅，外国创作70余幅，尚有中外木刻书籍画册30余种。朱自清一向对民间文艺和青年创作有兴趣，因此于5日这一天特地进城参观，他发现很多作品是表现农民和工人的生活的，觉得这些青年艺术家一定对工农生活十分熟悉，不然不会有这样的成就，心中很赞赏，但同时感到自己对木刻太生疏，决心今后认真读几本有关这方面的著作。这一天天气不好，阴云密布，枯树在寒风中微微颤抖，行人不多，街头萧索。朱自清心里有些凄惶，近日来他的心情一直十分烦躁，老是担心着国内局势的发展。自从去年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发表声明之后，日本军阀公开叫嚣，他们是“亚洲的主人”，“中国的保护者”，公然把魔爪伸向华北，在“中日经济提携”的借口下，向冀、鲁、晋、察、绥五省施加军事压力，策划所谓华北“自治运动”，其妄图霸占中国的野心，已昭然若揭。开学不久，朱自清就为新生入学与校庆展览事，忙得不亦乐乎。一天，第十级新生找上门来，要他为他们写一首级歌，朱自清无法推辞，只好答应了。 舒展在北平地平线上的群山依然青黛巍峨，逍遥在永定河里的绿水依然悠悠流淌。但北国大好河山眼看就要改变颜色，这怎不令人担心？在书房里，朱自清秉笔凝思，心绪悠悠，百感交集。因时局感触而涌起的感情浪峰，猛烈地撞击着心门，使他几乎不能自制。略定片刻，他长吁一口气，提笔写道： 举步荆榛，极目烟尘，请君看此好河山。 薄水深渊，持危扶颠，吾侪相勉为其难。 同学少年，同学少年，一往气无前。 极深研几，赏奇析疑，毋忘弼时荷肩。 殊涂同归，矢志莫违，吾侪所贵者同心。 切莫逡巡，切莫浮沉，岁月不待人。 他殷切地希望青年学生们要矢志同心共赴国难，努力学习，肩负起救国的重任。歌词里分明波涌着朱自清忧国忧时的情感涛音。 4月28日是清华校庆纪念日，朱自清一大早便忙于检查巡视展览室布置情况。展览内容颇为丰富，有恐龙化石，有唐人写的经卷，还有影画。来宾很多，反应不坏，忙乱了许多日子，总算有了结果。校庆过后不久，他应邀赴天津南开中学讲演，校方十分热情，讲演毕，请他和20多位同学座谈，又和教师见面，晚上设便宴招待，宴罢又举行座谈会，会后又陪他参观劝业场，累得精疲力尽。 这时，华北局势又恶化了。5月29日，日本关东军参谋长酒井，以中国当局援助东北义勇军进入冀东“非武装区”，破坏“塘沽协定”为借口，狂妄地向国民党北平军分会提出对华北统治权的要求，并派遣关东军进入关内，声称要“自由活动”。大兵压境，天津垂危，面对如此时局，朱自清忧虑非常，他在6月10日《日记》上写道：“近日来，河北局势愈严重”。但又感到无能为力，心像灌满了铅一样沉重。 一天，郑振铎告诉他，上海良友图书公司的文艺编辑赵家壁，要编一套规模宏大的反映五四以后第一个十年的理论、创作、史料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其中诗集的编选，拟请他担负。并说，如果太忙，找个人帮助也成。对“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辑出版计划，朱自清略有所闻，但对“诗选”会请他来负担，则感到有点意外。因为他虽然在五四时期曾写过新诗，但没有多久就不写了，他想这完全是郑振铎看他这几年一直从事中国新文学的教学，所以才特地向赵家壁推荐的。他考虑了一下，便答应了下来，怕请人帮忙可能更麻烦，决定自己一个人干。 其实，事情的经过是有一个过程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辑工作，大约酝酿于去年上半年，赵家壁当时计划是“物色每一方面人士来担任，由他择优拔萃，再由他在书前写一篇较长的序言，论述该一部门的发展历史，对被选入的作家和作品进行评价。每一个文艺团体有一篇短史，每个重要作家附一段小传；再把这一部门未入选作品编一详目附于书后，说明出处，好让读者去自己查阅，借此可以了解这一部门十多年来的收获”。①经过各方面协商，全书分十大卷，由蔡元培作总序，《建设理论集》由胡适编选，《文学论争集》由郑振铎编选，分三集，分别由茅盾、鲁迅、郑伯奇编选，散文分两集，分别由周作人、郁达夫编选，戏剧由洪深编选，《史料·索引》由阿英编选。诗歌原定郭沫若担任，但由于郭沫若曾写过指名道姓责骂蒋介石的文章，因此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不同意他当“大系”的编选人。于是赵家壁和茅盾、郑振铎商量，乃决定改请朱自清担任。赵家壁不认识朱自清，因托郑振铎代邀；朱自清答应后，赵家壁即写信到日本向郭沫若道歉，又给朱自清寄去约稿合同，并致谢意。朱自清接受《诗集》选编任务后，立即开始搜集资料，凡五四以来新诗的各种选本，如《新诗集》、《分类白话诗选》及《新诗年选》等，他都设法搞来看看；还想翻阅五四时期重要文艺期刊。他把清华大学图书馆存有的新诗集都借了出来，凡清华未收的，他都想方设法去搜集，赵家壁从上海给他寄来一些，他在闻一多家里也找到一点。知道周作人存书很多，于是在7月22日这一天，冒着酷暑的热浪，到八道湾拜访周作人，借来许多新诗集。两人还交换了对《新文学大系》的选编意见，周作人对朱自清说，他选散文，不想遍读各种刊物，因为那么办就非得花一年时间，甚至不止，朱自清觉得此话有理，遂改变原先计划，以自己“新文学纲要”讲义作底子，扩大范围，从若干集子和杂志中择选。 夏日苦热，他在书房里挥汗如雨，埋头苦干，从7月半开始至8月13日竣稿，历时一月余。 《诗集》共选59家，诗408首。写“导言”时，他怕说空话，不敢放手，仅写了5000来字。他依据自己的见解，把五四以来十年诗歌创作分为三派，即自由诗派，格律诗派和象征诗派。十分精辟地论述了各派崛起的缘由、特点、价值，也分析了他们各自不足之处。《诗集》择选客观，论说科学，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五四以后十年间诗歌创作的风貌，概现了一时代诗人艺术的成就。《诗集》没有按良友图书公司的规定编选，而是在《导言》之后，另附有《编导凡例》、《选诗杂记》、《诗话》和《编选用诗集和期刊》，等四篇文章，简要地说明了编选原则、经过，以及诗人的情况和参考的书刊，具有不同于众的个人特色。 在编选《诗集》过程中，朱自清存在的世界又有了很大的变化。7月11日，他的第五个儿子思俞诞生，生活的牛车上又增添了份量；而最使他担忧烦恼的是，民族危机愈益加深，平津一带已危在旦夕。7月，臭名昭著的《何梅协定》使整个河北政权全面崩溃：军队撤退，官员撤换，抗日运动取消。从军事、政治到经济，一切都置于日军的控制之下。国民党政府的妥协政策，更加剧了日本侵略者并吞中国的步骤，9月，他们收买汉奸，策动所谓“华北防共自治运动”，阴谋制造一个“满洲国第二”。由是，在日本侵略者的导演下，一幕幕丑剧相继开锣： 10月22日，发生“香河事变”，一群汉奸、流氓发动所谓“饥民暴动”，袭击并占领香河县城，成立“县政临时维持会”的汉奸政权； 11月7日，在土肥原策动下，宋哲元联合华北五省，脱离南京政府实行“自治”而“独立”；11月25日，汉奸殷汝耕发动“冀东事变”，在通县挂起“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招牌。 正当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严峻时刻，国民党政府仍然坚持卖国投降政策，把枪口朝向中国共产党和爱国群众，疯狂发动反共围剿，镇压抗日爱国运动，取谛进步团体，捕杀抗日青年，真是“爱国有罪，冤狱遍于国中；卖国有赏，汉奸弹冠相庆”。与他们相反，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救国旗帜，于长征途中发出了团结御侮的号召，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中，呼吁全国各阶层、各党派、各军队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中国共产党为了加强对群众爱国斗争的领导，于1935年初组成了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11月，在临委领导下，北平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秘密决定按《八一宣言》的精神，组织爱国学生，向反动派进行斗争。 清华大学是北平学运的中坚，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时刻，这些血气方刚的青年，发扬了当年五四斗争的精神，热情奔走在历史列车的最前头。 国民党政府为了迎合日本“华北政权特殊性”的要求，竟于11月26日下令撤消北平军分会、冀察绥靖公署，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汉奸王揖唐、王克敏等均参与了政务，这实际上是变相的“自治”，把冀察两省置于中国行政区域之外。消息传来，北平学生愤怒了，学联立即于12月3日召开会议，通过了“发通电表示否认任何假借民意之‘自治运动’”和“联络北平各大中学校发起大规模请愿”两议案，向卖国政府发起了强烈的攻击。 这些，朱自清都看到了，他昼夜不安地思考着，他为敌人的猖狂和群丑的无耻感到无比愤怒，但他又想不出解决这一重大矛盾的办法，因此心情十分痛苦。12月6日，他给天津《立报》副刊《言林》编辑谢六逸写了一封信，表露他内心的忧愤和思虑。谢六逸贵阳人，系文学研究会的干部，朱自清和他素有交往。信里这样写道：记者先生：……近来的北平，先生是知道的，北平秋天本来最有意思，今年却乌烟瘴气。乌烟瘴气还不如风声鹤唳的好；今年和前年五月那一回简直不同，固然可以说一般人“见惯不惊”，但怕的还是“心死”吧。这回知识分子最为苦闷，他们眼看着这座文化的重镇，就要沉沦下去，却没有充足的力量挽救它。他们更气愤的，满城都让些魑魅魍魉白昼捣鬼，几乎不存一分人气。他们愿意玉碎，不愿意瓦全。但书呆子的话，怕只有书呆子来理会吧。 所谓“前年五月那一回”，系指1933年日寇侵犯东北，吉鸿昌、冯玉祥等爱国将领在张家口组织察省民众抗日同盟军奋起抵抗，得到北平和全国民众支持事。今年“让那些魑魅魍魉白昼捣鬼，”即指“华北事变”中一系列丑剧。他为这一文化重镇的行将沦亡感到悲哀，对那些没有“人气”的现实感到气愤，他和许多正直的知识分子一样，愿为民族的前途的前途去作宁为玉碎不求瓦全的斗争。 信发出后的第三天，北平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一二·九”运动。 历史上许多事件的发生，常是既有它的必然性，也带有一定的随机性。 先是学生们听到一个传闻：国民党政府将于12月9日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这真是到了“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书桌”①的地步了。北平学联立即在12月8日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明天举行大规模的请愿游行。12月9日，北平天寒地冻，朔风怒号，数千名大中学生冒着严寒，冲破反动军警层层封锁，高呼“反对华北自治运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保卫华北！”等口号，从四面八方涌向新华门，向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请愿。当他们的合理要求遭到官方无理拒绝时，游行指挥部决定将请愿改为示威游行。 起来，不愿作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 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 游行队伍一路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向前挺进，当他们进入西单时，突然遭到预先埋伏在这里的军警的袭击。学生英勇抵抗继续前进，市民也踊跃参加，队伍壮大到四五千人。当爱国群众准备到“冀察政务委员会”即将成立的地点外交大楼示威时，宋哲元调来大批军警，用水龙、大刀、木棍向手无寸铁的学生施暴。顿时，王府井大街水血混流，惨不忍睹。清华和燕京的队伍被堵截在城外，在寒风中苦战了一整天。 就在这一天，学生中有100多人受伤，30余人被捕。年轻人以血肉之躯将中国历史推进到一个重要关头。“一二·九”之后，学生们仍继续斗争。他们罢课，发表宣言，明确提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内战，要求一致抗日。14日，《立报》以《北平消息》为题，发表了朱自清给谢六逸的信，在知识界获得良好的反应。也就在这一天，北平报纸披露，“冀察政务委员会”将于12月16日宣告成立。是可忍孰不可忍。16日，万名爱国学生再次上街游行，清华、燕京等校学生清晨六时便顶着刺骨寒风出发，又被军警拒于西直门、阜成门外，他们便越过铁路再奔西便门，发现城门又被关闭，于是他们便英勇地冲开城门进入市区，和各路游行队伍会师天桥，召开了万余人参加的市民大会。通过了“不承认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华北任何傀儡组织”、“恢复东北失地”等决议案，一致要求组织民众共同抗敌。大会又决定会后到外交大楼示威，当游行队伍行至正阳门、宣武门时，又遭到反动军警的血腥镇压，全市学生被捕的有30余人，受伤者近400人。 这一天，朱自清和其他两位教师一清早就跟着学生队伍游行，看到军警戒备森严，他很想劝说学生返校，但当他们奋不顾身冲城时，便打消了这个主意。这时期，朱自清思想十分复杂，相当矛盾，他对政府镇压学生十分不满，16日游行后回到家里，心中还愤愤不平，在《日记》中他写道：闻学生多人在城内受伤；最近二次游行中，地方政府对爱国学生之手段，殊过残酷。 但他对这一场斗争意义的理解却不十分深刻，对蒋介石政府本质的认识也不清楚。这同他多年来从中和主义思想出发，采取不党不群、不偏不倚的中立态度有很大的关系。1935年就在腥风血雨中过去了。“一二·九”、“一二·一六”的爱国行动，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的卖国投降活动，迫使冀察政务委员会改期成立，它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斗争的展开，使爱国运动如大海狂涛，汹涌澎湃，进入新的高潮。寒假开始后，和平津其他学校一样，清华学生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号召，组织“南下宣传团”，沿平汉线两侧，深入农村，向农民宣传抗日救国的革命道理。2月，清华也建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的组织，团结先进青年为停止内战、实现民主、一致抗日而进行不懈的斗争。 学生的爱国热情，激励着朱自清，他情绪昂奋，热血沸扬，虽然眼下半壁江山胡尘蔽天，可他并不悲观，他从这些年轻学生身上看到了民族的希望。他怀着激动心情，写了一首《维我中华》： 青年人，慎莫忘，天行有常，人谋不臧，百余年间蹙国万里，舆图变色切中肠。 青年人，莫悲伤！卧薪尝胆，努力图自强。……献尔好身手，举矢射天狼，还我河山，将头颅一掷何妨？神州睡狮，震天一吼熟能量？ 维我中华，泱泱大邦！ 原田月无月无，山高水长，鸡鸣（月无）（月无）风雨晦，莫彷徨，三军夺帅吾侪不可夺志，精诚所至，金石难挡。 有志者，事竟成，国以永康。 1936年春，北平大中学生联合歌咏团于太和殿广场举办露天音乐会，他们把这首激励救亡的诗谱了曲子，由600人组成的合唱团，向广大市民演唱。 随着学生抗日热情的高涨，反动派也加紧了破坏活动，把黑手伸进了校园，竭力挑动同学之间和师生之间的矛盾，妄图制造分裂。清华大学也出现了裂痕：一派倾向政府，人不很多，常在一个叫做“同方部”的会议室里开会；一派倾向进步，人数较多，常在大礼堂活动。师生之间距离也在扩大，有的教师完全站在反动派这一边，有一部分教师则由于对学运不理解，因此和学生有隔膜，最后终于发生了教授“总辞职”事件，这是朱自清当时有关的《日记》片断： 2月7日 学生意见分为两方，各以显著布告攻击对方。学生全体大会时双方有冲突，右派退向同方部，左派人数占大多数。 举行教务会议，讨论增设非常时期课程办法。 2月19日 下午举行教授会议，通过上学期大考必须补考。学生于路旁广贴标语，且群拥至科学馆门口，高呼口号；时余等正在三楼举行会议。教务长出外宣告补考决议后，彼等拥进走廊，欲入室中，教授会旋即决定总辞职。但学生不允散会退席，吁请不再辞职，及停止补考，强调师生间合作团结之必要。继而仅要求撤回辞呈，但皆遭拒绝。相持约一小时，学生退去，余等始自由。后由会中推举七人负责发表宣言，写辞职书，及对外发表消息等事。 《日记》是心灵的镜子。在前一片断中，还是比较客观地记述两派的斗争，态度不偏不倚；可到后来，作为中国文学系主任的朱自清，似乎完全站在教授会立场，而与学生有点隔阂了。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朱自清和学生持敌对的态度，他对学生始终是爱护和同情的。 29日是星期六，学生们刚起床不久，突然八辆满载军警的卡车闯进校门，停在宿舍前面，车上跳下手持步枪的士兵，以检查为名，冲进校舍。他们扣住三名学生要把他们带走，学生蜂涌而至，和他们展开了斗争，夺回自己同学，砸坏他们的汽车。下午，又来一批警察和宪兵，要搜查宿舍，逮捕黑名单上有名的人。学生们闻讯迅疾赶来，把他们驱入校门口的警卫室中，不让他们进入校园。 晚上，天空云层密布，又刮起了风，阴沉沉，冷飕飕的，整个清华园沉浸在一片黑暗中。夜已深了，朱自清还未就寝，正和陈竹隐谈话。忽然听见外面有急促而轻轻的叩门声，朱自清连忙去开门，只见在黑暗中站着两个惊恐瑟缩的女学生，她们是来避难的。原来，今夜二十九军士兵又闯进了学校搜查宿舍，骚扰了一个多小时，捕走了学生21人。朱自清夫妇热情地将两个女学生让进家中，为她们张罗了住宿，共同度过不安的夜晚。 开春以来，风风雨雨，遇到的尽是不开心的事。只有一件使他稍感惬意，那就是3月间，散文《你我》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这部散文是郑振铎要他编的，因此他于去年开始搜集近十年所写的文章，计29篇，分为两辑，甲辑是随笔，乙辑是序跋和读书录。但是，不幸之事又接踵而来。4月底，他应邀往张家口旅游，登赐儿山，从山顶俯瞰张家口风光。翌日往大同，乘人力车去云冈，路面崎岖不平，中途下车数次。石窟中石刻极为宏伟壮丽，在洞中逗留了三个小时。回北平后，又为教学事忙得团团转。5月30日，他吃过午饭后，忽然接到三弟从扬州寄来的信，拆开一看，不禁惊呆了，原来母亲病重，催他急速汇款回去。朱自清惶恐万分，连忙拿了金戒指乘车进城兑换，没有成交。晚上，在朋友家中留宿，第二天回到家中，就接到父亲来信，说母亲已于5月28日五时一刻去世了。朱自清十分悲伤，因工作繁忙无法回去奔丧，只把钱款汇回。至7月初，他乘暑假之便立即回扬州看望，父亲看他回来十分高兴，向他出示自己为其母亲所撰之挽联： 来归近五十载内外少闲言子成列女有家烧膝枝孙你原无憾 卧病历百余天膏肓伏二竖祷无灵医罔效伤心梁梅我独何堪 三弟向他详细叙述母亲生病情形和平日疼爱子孙之情况。朱自清虽然悲哀，但当他看到父亲身体尚好，孩子们亦健康活泼时，心中又十分欣慰。在家住了一些时候，回到北平时暑假已经将尽了。 新学年开始了，朱自清开“中国文学批评史”，这是一门新课，不易对付，遂集中精力准备，哪里也没去。清华大学有个“清华文学会”，成员多是文学系进步学生，“文学会”的前身系清华“左联”小组领导下的“国防文艺社”，为了贯彻统一战线政策，乃将它扩大为“清华文学会”，由赵俪、陈国良等人负责，在二院平房找了一间空房充当会所。10月19日下午，大雪纷飞，狂风怒号，文学会一些干部正在商量事情，突然一个人闯进会所，一边用手扑打身上的积雪，一边气喘吁吁地说：“鲁迅先生逝世了！” 众人大吃一惊，一看原来是朱自清。他刚从城里回来，从那里听到不幸消息，特地赶来报信的。 “清华文学会”准备举行追悼会，朱自清写了封介绍信，让他们到鲁迅先生家向朱夫人借来照片和文稿。10月24日，“清华文学会”在同方部举行鲁迅先生追悼大会，朱自清和闻一多都出席，并作了讲演，对鲁迅的逝世表示沉痛的哀悼。11月16日，朱自清特地进城到鲁迅家访问朱夫人，谈了很久，朱夫人告诉他许多关于鲁迅的事情。 第二天，他和冯友兰等一起到绥远劳军，对前线抗敌官兵表示敬意。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8月间，日本唆使伪蒙军进攻绥远东部，傅作义部队在绥远人民支援下迎击顽敌，大获全胜；11月，日军与伪蒙军配合，再次向绥东进攻，绥远军民再度合作，予以痛歼，并收复百灵庙和大庙。捷报频传，举国欢腾，掀起了援绥抗日的热潮，朱自清等人就是代表北平各界往绥远慰劳的。在绥远三天，20日下午，自绥远动身赴平地泉，然后回北平。 没有多久，时局又有戏剧性的变化。10月间，东北军张学良、杨虎城携手合作，决定联共抗日，蒋介石觉察到他们的行动，立即调动军队准备弹压，并亲往西安“训话”，压迫张、杨继续“剿共”。12月4日，蒋介石再度往西安，继续迫张、杨反共，张学良向蒋“哭谏”，要他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又遭蒋之斥责。11月9日，为“一二·九”运动周年纪念日，西安万余青年学生举行爱国请愿游行，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电令张、杨镇压，张学良不仅不执行，反而向爱国学生保证，在一星期内用事实答复他们的要求。 12日凌晨，在这个中国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日子里，张学良毅然发动“兵谏”，派兵到临潼华清池拘禁了蒋介石及其重要将领十余人，提出了停止内战、实行民主、坚持抗日的八项主张，并致电中共中央，邀请中共派代表至西安共商救国大计。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消息传到北平，人们对真相不很明了，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朱自清心中也很惶惑不安，这是他12月13日的《日记》： 得知张学良在西安扣蒋消息，惟详细情形仍不知，此真一大不幸。 这是他15日的《日记》：下午开教授会，决议通电中央请明令讨伐张学良。当场推举起草委员七人，由余召集。 同”。① 深受儒家正统思想影响的朱自清，这时认识是十分混乱的。对蒋介石政权的实质看不清，对张、杨举动的意义更不甚理解。但是，当第二天纪念周会上，听到有人演讲“西安事变”，强调必须拥护政府打击恶化势力时，他顿时感到“十分震惊”。② 西安事变终在中国共产党正确方针指引下，得到和平解决，国民党被迫坐到会议桌旁和共产党谈判，蒋介石被释放了，内战也停止了，国内暂时出现一点新的气象。清华大学照常上课了，朱自清除了教学，仍专心致意地写他的《诗言志辨》。但民族危机感仍像一块磨盘压在他的心头，使他寝食不安。 光阴如驶，韶华易逝。转眼间1936年又在腥风血雨中消逝了，自己在不知不觉中，已步入不惑之年，回首往事，不胜感慨： 盛年今已尽蹉跎，游骑无归可奈何？ 转眼行看四十至，无闻还畏后生多。 前尘项背遥难望，当世权衡苦太苛。 剩欲向人贾余勇，漫将顽石自磋磨。 悲叹青春之流逝，感喟世事之艰辛，他虽对自己感到不满，但也不甘消沉，仍要自策自励，勇敢地向前走去。922朱自清传 十三、芦沟烽火 新学年开始以后，朱自清连日忙于和闻一多、朱光潜等商量《语言与文学》杂志发刊事。有时和林徽音、叶公超等讨论当前创作，如何其芳的《画梦录》和曹禺的《日出》等艺术成就，上元节那天，还和杨振声、沈从文、林徽音等一起闲逛厂甸，晚上参加胡政之晚餐，日子过得颇为悠闲。6月，《语言与文学》问世了，这是一份学术性很强的刊物，主编闻一多。朱自清给予大力支持，他的“历时最久，工夫最深”的论文《诗言志辨》就发表在在创刊号上。这是一篇研究古代文学批评“意念”的著作，资料翔实丰富，分析鞭辟入里，态度审慎而不拘泥保守，它有力地批判了传统的经典学说，详明地阐释了文学历史的真相，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开辟了拓新之路。 7月，暑假开始了，按规定，一、二年级学生均往西苑兵营接受军事训练，校内只有等待职业的200多名毕业生，教师们也多外出旅游，整个校园空荡荡的。朱自清哪儿也没去，整天沉溺于苦苦思索中，他正着手写一篇论文《文选序〈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说》。他广泛搜求资料，认真比析，企图从小处下手，以简释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问题。7月7日夜里，朱自清坐在南窗下，吸着香烟，边想边写，夜风透过纱窗，拂弄着飘散在室内的蓝色烟雾，带来一丝凉意。夜深了，万籁俱寂，只有附近村落偶尔传来几声狗吠，墙上挂钟滴答声也分外地清晰……突然，远处传来一阵密集的枪声和炮声，宁静的清华园被这骤来的声响惊醒了，无数窗户都亮了起来，不少人伸出头来四处张望。朱自清熄灭香烟，掷笔而起，在家里烦躁地踱着，他预感到有什么非常的事情发生了。 晨曦，从空间迸出一道血色的原始光明，照亮了苍茫的大地。一个令人气偾而又兴奋的消息随着晨风传遍了清华园：日本侵略军诡称一个士兵失踪，于夜间向在北平西南宛平县的芦沟桥附近进犯，发出了妄图灭亡中国的罪恶枪炮声。中国驻军当即奋起抵抗。 这就是有名的“七七”事变。 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炮声，为那黑色的历史一页，画上了一个长长的惊叹号！ “七七”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国人民奋起抗日战争的开始。中国共产党在事变后第二天，即向全国发出通电，指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蒋介石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不得不表示“抗战到底”的决心，但他的的态度仍然是动摇的，因而又声称“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由和平外交方法，求得芦事的解决”。国民党政府的妥协，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气焰：25日，日军向北平附近的廊房发起进攻；28日，又出动飞机坦克猛扑南苑，北平陷落。 芦沟桥的炮声粉碎了朱自清的“安全逃避所”，打破了他多年来迷恋“国学”的绮梦，他开始意识到只有起而抵抗别无他途了。一天，一个学生要投笔从戎，奔赴沙场，前来辞行。 朱自清很激动，他激昂地说：“一个大时代就要到临，文化人应该挺身起来，加入保卫祖国的阵营”。学生请他在一本小册子上题几个字，他毫不推辞，拿起笔来在上面写了岳飞《满江红》中的一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沉吟了一下，又在署名的左面写道：“时远处有炮声”。北平业已沦陷，朱自清日夜忧虑清华的安全，29日，他特地进城拜访有关人士，谈清华可能被占领事。忽然接到学校打来电话，说是校里已落下一枚炸弹，而且校门口群集了不少贫苦老百姓，十分危险。朱自清急忙去拜访冯友兰，请公安局派警保护。 8月5日，日本侵略军开进清华园，荷枪实弹的日军立于校门口，美丽的“水木清华”终于陷入魔爪。 政府为了使学生不致在抗战期间失学，特选定适当地点筹设若干临时大学，共分三区，第一区在长沙，第二区在西安，第三区地点未确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划在长沙，称长沙临时大学。 清华师生在日寇刺刀胁迫下，纷纷整理行装准备南下。朱自清在陈竹隐帮助下，匆忙地收拾衣物，因动乱中携带家眷不便，遂决定单独前往长沙。 9月23日傍晚，他怀着无限眷恋的心情告别了妻儿，告别了那宁静的院落，匆匆地赶往天津。从1925年秋到北平，朱自清在清华园度过了整整12个春秋，谁知现在竟是这样仓皇地离去！但他坚信，他终将再度回来。 北平车站拥挤不堪，检查极严，好不容易才上了车，车里一派惶惶景象令人心碎，呆了好久，车轮才缓缓启动，晚上到达天津，住在六国饭店，在那里遇到许多熟人。23日下雨，天气骤冷，他乘车到塘沽，搭轮船赴青岛，28日抵达。在新亚大饭店住了一天。青岛市容萧条，一片凄凉，不能久留。旋即乘车到济南，又乘津浦车南下，半夜抵徐州。10月1日，从徐州转郑州，2日早晨达汉口，住在扬子江饭店，下车到武汉大学参观并访问先期到此的闻一多。4日中午，到达长沙。 临时大学一切均是草创急就，筹备工作千头万绪，纷乱无章。本部设于长沙小东门外韭菜园圣经学校，朱自清就暂住在这里。大学共设置4个学院17个学系。朱自清任中国文学系主任，并被推为该系教授会主席。 由于校舍不够用，校部决定文学院设于南岳衡山山麓圣经书院，称为长沙临时大学南岳分校。11月3日，下着大雨，朱自清和同人乘汽车往南岳，下午到达。教员住宅距教室有半里之遥，在一个小山坡上，系一所楼房，房间不多，乃决定两人一室，不挑人，也不挑房，用抽签方式决定。朱自清主持其事，但他却幸运地抽到一间单人住的小房间。 到南岳后立即上课。当时过的是避难生活，大家不分彼此，俨然恢复了学生时代的生活方式。闲遐时，大家或集体上山，游逛寺庙古迹，或一起到山脚小镇购买日常用品，间或也苦中作乐，到饭店小酌几杯，朱自清酒量不大，微醉即止，从不失态。除了上课，教师们都埋头学术研究，闻一多考订《周易》，朱自清则钻进南岳图书馆搜集资料，继续撰写《文选序〈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说》。 师生关系也极融洽，常在一起活动。南岳有个二贤祠，传说是张南轩与朱熹相会之处，其中有座嘉会堂，匾曰“一会千秋”。有一天，冯友兰和同仁到那里玩，忽然想起晋人宋人的南渡，很有感触，回到宿舍作了几首诗，其中两首曰：二贤祠里拜朱张，一会千秋嘉会堂；公所可游南岳耳，江山半壁太凄凉。 洛阳文物一尘灰，汴水纷华又草莱；非只怀公伤往迹，亲知南渡事堪哀。 朱自清对这两首诗很赞赏。一天，学生开诗朗诵会，他上台吟诵了这两首诗作。 文学院在南岳呆了三个月，朱自清和中文系师生团结一致，和衷共济，生活虽然艰苦，却很充实，精神很愉快。多年后，冯友兰曾回忆道：我们在南岳底时间，虽不过三个多月，但是我觉得在这个短时期，中国的大学教育，有了最高底表现。那个文学院的学术空气，我敢说比三校的任何时期都浓厚。 教授学生，真是打成一片。有个北大同学说，在南岳一个月所学的比在北平一个学期还多。我现在还在想，那一段的生活，是又严肃，又快活。①1938年元旦，朱自清和浦江清等六七人游南岳观河林，与浦江清写了《元日南岳观河林纪游联句》，抒发了“讲学伤播迁”的内心感慨。 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日寇对这座古城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并沿长江一线进逼，威胁武汉，危及长沙。为了把学校继续办下去，学校于1月20日举行第43次常务会议，决定将学校迁往昆明。教职员和学生统限于3月15日以前到新校址报到。分水陆两路走，水路经粤汉铁路至广州转香港，乘船入安南海防，再乘火车经河内入昆明，虽一路数易舟车，但既方便又迅速，因此安排女生和教职员及体弱的男生。陆路则师生共同组成“湘黔滇旅行团”，由湘西经贵州，到达昆明，共有学生244人，闻一多等11位教师亦参加了这一队伍。朱自清和冯友兰等十几位教师没有沿着上述路线进滇，而是乘分程包租汽车从长沙南岳出发，经南宁、龙州出镇南关入安南，再乘火车至昆明。 2月17日上午11时，他们到达桂林。这是一座具有两千年历史的古城，风景秀逸，气候宜人，“江作清罗带，山如碧玉簪，”乃举世闻名的游览胜地。“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堪称甲桂林”，从桂林到阳朔，漓江犹如一条青绿色绸带飘荡于烟雾之间，两岸青峰奇秀，千姿百态，碧流澄澈，如诗似画，真是“群峰倒影山浮水，无水牙山不入神”。朱自清等一路流连山水，饱览风光。但面对大好河山，联想现状，不由愁肠百结，悲从中来。24日宿柳州，25日至南宁，作绝句四首：招携南渡乱烽催，碌碌湘衡小住才。 谁分漓江清浅水，征人又照鬓丝来。 龟行蜗步百丈长，蒲伏压篙黄头郎。 上滩哀响动山谷，不是猿声也断肠。 ——《上水船》九折屏风水一方，绝无依傍上穹苍。 妃黔俪白荆关笔，点梁烟云独擅场。 ——《画山》皮鼓蓬蓬彻九幽，百夫争扛木龙头。 齐心高唱祈年曲，自听劳歌自送愁。 ——《龙门夜泊观赛神》看似描山画水，抒写风俗人情，而寄寓其间的却是诗人关注国运，向往振作的难以抑制的郁勃之情。在刚要到达镇南关时，冯友兰左臂碰折了；一到河内，朱自清即将他送往医院，还陪了两天才走。 3月14日下午5时20分抵达昆明，宿拓东路迤西会馆。在这里他接到三弟国华来函，里头还附有父亲的信，说是全家平安，寄去的80元也收到了。这是去年10月中旬在长沙时，朱自清向学校借薪寄去的。得知合家安康，心中很是宽慰。 昆明位于滇东高原中部的滇池盆地之北，风光明媚，四季如春，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3月20日刚好是星期日，天气又好，朱自清和几位教师同去西山闲游。西出海拔约2000余米，山上森森茂密，有滇中高原“绿翡翠”之美称。朱自清先到华林寺，山门外有莲池，寺内有彩塑五百罗汉，状态各异，塑工精巧，形像甚佳。继往太华寺，看有名的银杏和玉兰。在一个院落里，有一个先生，三个女士，两个孩子，一家六人围坐唱歌欢乐，其中一个太太的背影极像陈竹隐，一个四岁小孩酷肖思俞，朱自清观望良久，思家之情油然而生，十分伤感。最后至三清阁，山岩高陡，拾级而上，沿崖皆是石刻，工程奇绝，至石室平台，朱自清凭栏下视滇池，只见海天一色，苍苍茫茫，烟霞变幻，气象万千，精神为之一爽。 这时，临时大学决定文学院和法育学院设在蒙自，原因是难民麇集，人满为患，昆明无法容纳一所千余人的大学校，而蒙自却有许多空房子。4月2日，教育部下令改组长沙临时大学为西南联合大学，定于5月开学。由是，朱自清即随分校师生于4月4日前往蒙自，共有92人，随后又有100多人抵达。 蒙自在昆明南面至越南边境约四分之三处，是个弹丸小邑，只有三四条短街，几间店铺，不要多少时间，就可以穿城而过。但朱自清却感到它“小得好”，住久了就渐渐觉得有意思，卖东西的店铺，“差不多闭了眼可以找到门儿”，一些名胜去处，一个下午便可以走遍，怪省力的。人口只有万把人，所以很静，不论在城区还是乡下，路上有时不见一个人，整个天地仿佛是自个儿的，这教他想起台州和白马湖。缺点是苍蝇多，谁在街上笑了一下，一张嘴便飞进一个。联大蒙自分校规定5月4日开学。“湘黔滇旅行团”的师生于4月28日到达昆明，他们行程3500里，走了68天。5月4日，他们赶到蒙自上课，朱自清出来迎接，看到闻一多人虽清瘦，却很有精神，已经留须了。老友相晤，无限欣慰。为纪念“五四”，北大学生晚上集会，朱自清被邀作了演讲，他说了些旅路上的轶事，大家听了都很开心。会上还通过了《告全国同胞书》。 地方政府拨给联大一个海关旧址，校方又租了东方汇理银行的旧地以为教室。海关的房子是西洋式建筑，地方不大但很幽静，里面有一座大花园，一路高大的由加利树，一片软绵绵的绿草，树上有好些白鹭，羽毛洁白，姿态伶俐，飞来飞去，极耐人看。夜晚月光从树缝里筛下来，园里显得分外恬静。银行里花多，遍地颜色，热闹非凡。学校还在附近租了几间民房作宿舍，朱自清住的是独间，只有十平方米大，房里放着一张床铺，一张方桌，一张小书桌，一个竹书架，一张藤椅和几张凳子，颇为拥挤。室外是一个大院子，庭中枝藤丛绕，其间夹有许多不知名的小花，很有韵味。 蒙自生活虽然简陋艰苦，但也有乐趣。大街上有一家卖粥的，带着卖煎粑粑，店面很干净，又便宜，掌柜姓雷，是四川人，白发苍苍，脸上常挂微笑，还很风雅，联大教师管这个铺子叫“雷稀饭”，朱自清和一些同事常去光顾。那里还有几家越南侨民开的咖啡馆，主要卖咖啡、可可、炸猪排、煎荷包蛋等，也做西餐，去吃的多是学生。蒙自出果子酒，朱自清常和友人慢饮长谈，话题上下古今，不着边际，有时也谈论为人之道。朱自清对朋友说：“世界上人分两种，一种最不容易满足，一种最容易满足；我是属于后一类的”。这样共饮，每月至少一次，后来由于胃不好才不喝了。蒙自比较偏僻，报纸要几天才到，朱自清十分关心抗战，他和学生相处极好，暇时常去他们宿舍走走，有时请他们到自己房间闲聊，向他们探询家书中传来的消息，尤其是扬州方面的情况。他非常关心战局，常和同学交换看法，有时还拿出地图，和他们一起对照着仔细寻找一城一镇的位置。 蒙自小城还有个特色，即门对儿多，差不多家家有，许多门对儿都切合人家情况，但最多的是抗战的内容，这就造成一种气氛，让行人不会忘记时代和国家。朱自清对此极感兴趣，认为这是“利用旧形式宣传抗战建国，是值得鼓励的”，旧历年时，“这种抗战春联，大可提倡一下”。 蒙自有一个南湖，冬春两季水很少，联大4月来时，只是一个干河床，农民由此抄近路进城赶集，学生们租了马或驴在这里骑着玩。一到5月，雨季来临，湖水顿时溶溶滟滟，美丽非常，湖堤上桉树成行，杨柳依依，风景颇为旖旎。到了傍晚，师生们都喜欢在湖畔漫游，看村落炊烟袅袅，看倦鸟鸣噪归林，观赏落日晚霞在湖面上映出澄红色的光辉。朱自清也常和冯友兰结伴在这里散步，富于联想的他，一站到堤上，目睹此情此景，便不期然想到北京的什刹海，心中由不得涌起一股莫名的思乡之情。 美丽的南湖，点缀了联大师生的艰苦生活，给他们带来一丝诗情画意，中文系和外语系学生组织了“南湖诗社”，参加者20余人，他们请闻一多和朱自清做导师。离开北京之后，朱自清一直记挂着家中的妻子和儿女。自南岳出发往滇时，于途中看群山百折，峰峦迂回，有感于衷，曾作诗一着寄赠陈竹隐：勒住群山一径分，乍行幽谷忽干云。 刚肠也学青峰样，百折千回却忆君。 5月底，朱自清得到消息，陈竹隐将带着孩子们从北平来滇，心中不禁大喜。陈竹隐她们是在5月下旬随北大、清华的一部分家属南下的，一路上历尽了千辛万苦。陈竹隐曾回忆说： 那时日本人的吉普车在城里横冲直撞。在告别北京时，我差一点叫日本人的车撞上，结果我坐的三轮车翻了，车夫受了伤，我的脚也崴了。我就是一瘸一拐地启程南下的。在南下的船上，我们还遇到日本人的搜查。日本兵把全船的人都轰到甲板上，排成一队，挨个检查。他们认为可疑的人，便用装水果的大蒲包把头一裹就拉走，完全不由分说。看看这蛮横的情景，真使人体会到亡国的痛苦。 船快到越南的海防时，又遇到了台风。大风大浪打得船上下颠簸。大家都翻肠倒肚地吐呀，吐呀！放在格子里的暖瓶全摔碎了，人也根本无法躺在床铺上。我的大女儿在隔壁舱房里边吐边哭喊着：“娘呀，我冷啊，冷啊！”而我身边还有两个小孩子，我在舱里死死用手抓住栏杆，用脚抵住舱壁，挡着两个小孩子，不让他们掉下来。听着隔壁女儿的哭喊声，我心里真是难受极了。大风浪整整折磨我们一夜，第二天风浪小了，可厨房里的盘碗餐具都打碎了，大家都只好饿肚子。①6月2日船到海防时，朱自清早已闻讯从蒙自赶来，在码头上等待多时了。海防到处是绿树红花，美得很，可是这美丽的土地却是法国的殖民地，越南人饱受亡国的痛苦，过着奴隶般的生活。在码头上、旅馆里，做苦力的越南人常被法国人鞭打，朱自清看到这种情景，十分痛心，气愤地对孩子们说：“我们要是亡了国，也会像他们那样受苦！”6月4日，他带着妻子和儿女回到蒙自。 将近学期结束时，联大师生迎来了云南特有的火把节。这是彝、白、纳西、哈尼、傈傈、拉祜、普米等族人民的传统节日，节期在农历6月24至26日间。晚饭过后，夜幕下沉，家家门口烧起芦杆树枝，处处燃着熊熊火光。一声锣响，金角齐鸣，男女老少抬着米酒、炒豆等食品，点燃火把，并用松香扑撒火上，顿时光焰冲天，扬起阵阵香气。孩子们手里更捏着烂布浸油的火球晃来晃去，跳着叫着，欢呼声此起彼落。朱自清十分喜欢这种充满生气的热闹场面，以为它富有时代的精神，他激动地对人说：“这火是光，是热，是力量，是青年，它暗示着生命力的伟大。” 他十分兴奋，觉得这“是个有意义的风俗，在这抗战时期，需要鼓舞精神的时期，它的意义是深厚的”。①火把节过后不久，学期即结束了。这届毕业生因西南联大刚成立，一切尚未成绪，所以均用原校名义发给文凭。清华这届毕业生编纂了一本“清华第十级年刊”的纪念册，编委请朱自清写几句话，以资鼓励。朱自清爽快答应了，提笔写道： 向来批评清华毕业生的人都说他们在作人方面太雅气、太骄气。但是今年的毕业同学，一年来播荡在这严重的国难中间，相信一定是不同了。这一年是抗战建国开始的一年，是民族复兴开始的一年。千千万万的战士英勇的牺牲了，千千万万的同胞惨苦的牺牲了。而诸君还能完成自己的学业，可见国家社会待诸君是很厚的。诸君又走了这么多的路，更多地认识了我们的内地，我们的农村，我们的国家。诸君一定会不负所学，各尽其能，来报效我们的民族，以完成抗战建国的大业的。情殷殷，意切切，题辞充满了他对年轻学生的无限期望，学生们看了都很感动。 毕业生们背着行囊，告别师友，踏上新的征途。朱自清精神抖擞地站在蒙自车站的月台上，频频地向坐满学生的小火车挥手。车声辘辘，逐渐远去，学生们回首眺望，还隐约地看见他那高举礼帽不断挥动的身影。 十四、初到春城 联大在昆明西北三分寺附近购置了100多亩地，建盖了百多间教室和宿舍，均泥土为墙，茅草为顶，比较简陋。由是决定蒙自分校迁回昆明上课，朱自清一家乃于9月3日随校离开蒙自到达昆明。28日，天气晴好，日机九架突然空袭这座文化城，学校租借的教职员宿舍昆华师范学校被炸，死伤甚多，中有少数学生。下午，朱自清到昆师去，“见死者静卧，一厨子血肉模糊，状至惨”，①心中十分悲愤。联大已经集中昆明办学，可是还没有校歌，学校乃于10月初成立了编写校歌委员会，朱自清、闻一多、冯友兰等都是该会成员。歌词云：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檄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 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这首词调沉重的校歌，简明地表述了西南联大诞生的历史背景，表达了她们应负的时代使命，显现了联大师生对抗战必胜的决心。 11月8日，新学期正式开学，朱自清连日忙于指导学生选课，这学期他开讲“文学批评”，这门课他花了很长时间准备，材料丰富，观点明确，深受同学欢迎。多年后，听过他的课的学生，还清晰地记得他讲过的内容：先生讲文学批评原为的“察往知来”，把中国文学批评分作四部分：一、言志与缘性，说及传统上讨论到诗文价值的问题，这是偏于内容方面的，先生特别指出古代诗与教化的关系；二、模拟，偏于形式方面，先生特别指出模拟中创新的精神，所谓“通变”；三、文笔，说及文章分体及其来源的问题，以及文学意念之变迁，发展等；四、品目，把历来用来表明文学价值之德性词分类加以说明。① 他是站在整个文化进化历史高度来看问题的，因此绝不就事论事，局囿于文学理论批评本身，而是关照到社会、政治、思想、习俗等各个方面，去阐述历史文化的现象及其产生的原因，达到一定的深度。 在教学上，朱自清还是本着一贯的认真的精神，绝不因生活动乱而有半点马虎。平日，他总是兢兢业业地工作，每天非要到夜里12点钟后才休息。他对学生要求严格，对自己也毫不放松。一天，他饮食不慎闹肚子，但他还是连夜批改作业。陈竹隐劝他休息，他不肯，说是：“我已答应明天发给学生作业”。陈竹隐没有办法，只好在他桌子边放个马桶，让他边拉边改，一夜之间竟拉了十多次，天亮后脸色蜡黄，眼窝也凹陷了，人都变了样，但他却脸都没洗，提起书包上课去了。他批改作业很仔细，从不吝啬心血，有错必改，看到精采论点，则用红笔画上圈圈，还针对上面缺点与错误，找出材料给同学参考，使他们对问题有较透彻的理解。小考大考时，他就趁机会为学生们校阅笔记，改正错误。他给学生改作业，都是字斟句酌的，一丝不苟，有一回他在一个学生的作业上改了一个字，过后他又把那学生找来说：“还是你原来那个字吧！我想还是原来那个字好。” 昆明素有春城之称，所谓“冬不极寒，夏不极暑，盛夏如五月，盛冬如九月”。①真是四季如春，繁花似锦。距昆明百里之遥的路南，有座尽人皆知的石林，千嶂叠翠，奇峰危石，蔚为壮观。昆明境内风景去年已玩过，石林风光却未曾领略，朱自清和浦江清等十余人，乃决定乘3月春假之机会去那儿游览。15日清晨，他们乘车由滇城路到达狗街，在一家饭店午餐后，有的乘滑竿，有的骑马，朱自清因山高路陡，决定步行；晚6时到达，宿于民众教育馆。翌晨，到城东南石林玩，途中景色单调，山皆裸立无树，也无流水，朱自清意兴有点索然，乃雇一马骑去，不料一进入石林胜地，精神即为之一爽。放眼望去，但见群峰壁立，碧黛相间，移步换景，气象万千，一支支苍黑色山峰石柱，拔地而起，直刺苍穹，犹如一片莽莽森林。群峰高顶一亭翼然，朱自清等在此野餐。石林中央有一个池，碧水泛波，蓊蓊郁郁，别有风情，可惜时间短促，未及细细领略。6时许回归城内。17日清早，乘滑竿往大叠水玩，先到小叠水，瀑布颇大，池水清深。继后到大叠水，瀑布比小叠水大三倍，一行白练从天而降，轻柔飘拂，下临深潭，声响宏大，山谷响应，宛如万马奔腾，浪花飞扬，烟波弥漫，令人神往。晚上，朱自清到云大附中演讲，内容为语言文字之训练问题。18日回到昆明，这三天算是苦中作乐，尽了游兴。 春去复来，转眼间抗战已经两周年了。抗战初期，尽管国民党还实行压迫人民消极抗战的策略，但有些军队对抗战还比较努力，许多爱国官兵都表现出英勇献身的精神，台儿庄大捷、平型关战役，大大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朱自清对局势充满信心，积极参加有关抗战活动，去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他被推为理事，今年1月，云南分会在昆明召开，他和吴晗、杨振声等出席了会议，拥护长期抗战的国策，一致要求通缉汪精卫明正典刑。现在“七七”到了，昆明各界举行抗战两周年纪念会，联大师生参加了献金、画展及宣传活动。朱自清很兴奋，连夜写了《这一天》一文，热情讴歌这给中华民族带来新生的日子。他写道： 这一天是我们新中国诞生的日子。 接着，他又写道： 从前只知道我们是文化的古国，我们自己只能有意无意的夸耀我们的老，世界也只有意无意的夸奖我们的老。同时我们不能不自伤老人，自伤老弱，世界也无视我们这老大的老弱的中国。中国几乎成了一个历史上的或地理上的名词。 从两年前这一天起，我们惊奇我们也能和东亚的强敌抗战，我们也能迅速的现代化，迎头赶上去。世界也刮目相看，东亚病夫居然奋起了，睡狮果然醒了。从前只是一大块沃土，一大盘散沙的死中国，现在是有血有肉的活中国了。 最后他高呼： 我们不但有光荣的古代，而且有光荣的现代，不但有光荣的现代，而且有光荣的将来无穷的世代。新中国在血光中成长了。 双十是我们新中国孕育的日子，“七七”是我们新中国诞生的日子。 热爱祖国、拥护抗战的热情，如火如荼，汹涌澎湃，至为动人。他对国民党掩盖事实真相的所谓新闻报导十分不满，曾为《云南日报》写了一篇社论，题为《新闻用字之巧妙》，对当局把不战而退说成是“有计划地撤退转移”和“为了更好地有计划的进攻”的论调，进行了无情的讽刺。 由于昆明常遭空袭，朱自清和几位教师移居城外北郊梨园村。这学期他向学生开讲“宋诗”，所用课本是他从吕留良等《宋诗钞》中精选编成的，题名为《宋诗钞略》，铅印本，没有标点和注释。宋诗是他下过很深功夫的一门学问，所以讲解十分详细精辟，也十分生动。10月12日上第一节课，只见他一登上讲台，便在黑板上写下了两首七律，一首是刘长卿的《送李录事兄归襄阳》：十年多难与君同，几处移家逐转蓬。 白首相逢征战后，青春已过乱离中。 行人杳杳看西月，归马萧萧向北风。 汉水青云千万里，天涯此别恨无穷。 再一首是苏轼的《和子由渑池怀旧》：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君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他问学生对哪首诗感到熟悉，然后就从这两首诗入手，讲解唐宋诗的区别。他告诉学生。这两首诗都是讲离别的，但韵味不同，前者就是抒发感情，后者则讲出了一些道理，因此可见唐诗主抒情，宋诗主说理，唐诗以《风诗》为正宗，宋诗则以文为诗，即所谓“散文化”。①他讲授时不仅逐句解析，根究用句用辞的来历，而且剖析不同流派风韵的差异。 论到宋代诗坛上“西昆体”、“江西派”等公然标榜派别的现象，先生说，这是受到政治上社会上称党分派的风气之影响。例如论到宋诗散文化的倾向，先生说：这是社会演进日益复杂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又如论到“雅俗”的问题，先生说：雅是属于高高在上者的，俗则是在下者的。因为以前人民处于为统治者听轻蔑的低级地位，故“俗”字就有“浅俗”、“凡俗”、“轻俗”、“卑俗”……等不好的描写，以与“深雅”、“雅致”、“典雅”、“高雅”……等相对。不太重功利，不斤斤计较利害，亦所谓“雅”；反之则为“俗”。其实这亦与社会地位有关。能够不斤斤较量，不太重实际功利的，总是较高级的人；而一般最下层的人，是恐怕只能“俗”的。② 他总是深入浅出地给学生指示一条研究中国文学的道路，极受同学欢迎。他还常常要学生当堂讲解，因此上课之前，学生不敢不先行预习，也常在课堂上做练习，特别注重默写和解悉，所以凡选修他的课的学生莫不感到吃力而受益不少。 自从入滇以来，朱自清一直很苦恼，这主要是行政事务缠身，烦不过。他除中文系主任外，还担负过文学院院务委员会召集人，贷金委员会召集人等职，经力辞，后面两职才得以陆续摆脱；由于应酬频繁琐事繁多，使他无法潜心致力于学术研究，内心无限烦恼。他常对人说：“你看我什么学问也没有，什么也拿不出来，我实在非用用功不可了。”早在今年一月间，他在《日记》里曾陈述自己的苦衷：自南迁以来，皆未能集中精力于研究工作，此乃极严重之现象。每日习于上午去学校办公，下午访友或买物，晚则参加宴会茶会；日日如此，如何是好！ 一天，他看学生壁报上有一篇文章是批评他对导师制的看法的，原来他曾说学生决不愿受师长之领导，因为他们习惯于群众运动，善于利用集体力量改善自身的福利。学生的文章则申言他们并不反对师长，而且他们也不能以自身力量谋取福利，并以贷金事为例子，说明学生要求贷金良久，而校方并未付诸实施，言下分明是对他负责过贷金委员会工作有意见。朱自清看了壁报文章，越发感到一些事务工作实在是浪费自己精力，影响了研究工作，加上近来身体日见不好，常常胃疼，乃决心辞职。 学期结束时，他以健康为由，辞去了联大中国文学系主任职务，准备集中精力从事国学研究；但校方还要他担任清华国文系主任，一时又不能完全摆脱事务的纠缠，仍很懊恼。朱自清辞职后，联大中文系主任由罗常培继任。这时他和罗常培发生了一场有关中文系应走道路的争执。 开学后不久，中文系师生开了一个座谈会，主持者是系主任罗常培，他是个著名的语言学家，那天他身穿大褂，戴一副黑边眼镜，端坐在凳子上，用宏亮的声音介绍系里情况后，接着讲起一件事：“有一个同学，学号是1188。他填的表里，说他爱读新文学，讨厌旧文学、老古董。这思想要纠正。中国文学系，就是研究中国语言文字、中国古代文学的系。爱读新文学，就不该读中文系！”说着，说着，有点激动了。这个学生叫刘北汜，那张表是他填的，当时联大中文系规定，中文系一、二年级学生上基础课，选一门社会学科、一门自然科学、一门第二外语。三、四年级以后分组，一为语言组，攻读训诂学、古文字学、中国音韵学、中国语法等；一为文学组，攻读中国古代文学，如诗经、唐诗、宋词、宋诗、战国策研究等。那时只有杨振声开“中国现代文学”，沈从文开“语体文习作”。刘北汜感到新文学课程太少了，因此在“课外爱读书籍”这一栏目里，写上那些意见。想不到这么一件小事，竟惹得系主任大光其火，不免有些狼狈。想不到罗常培话音刚落，朱自清便霍地站起身来，朗朗说道：这同学的意见，我认为值得重视。我们不能认为学生爱好新文学是要不得的事。我们应该指导学生向学习白话文的路上走。这应是中文系的主要道路。研读古文只不过便利学生发掘古代文化遗产，不能当作中文系唯一的目标。① 杨振声也同意这个意见，并建议中文系的课程应增加新文学的比重。座谈会差一点变成了辩论会。 朱自清又逢到休假机会了，由是乃乘机辞去清华国文系主任一职，彻底摆脱事务，专心学问；获得批准后，他舒了一口气。一天，他给这在外地的吴组缃写信，诉说自己年来的内心苦情： 我这些年担任系务，越来越腻味。去年因胃病摆脱了联大一部分系务，但还有清华的缠着。行政不论范围大小，都有些麻烦琐碎，耽误自己的工作很大。我又是个不敢马虎的人，因此就更苦了自己。况且清华国文系从去年下半年起，就只剩了一个学生。虽不一定是我的责任，但我总觉得乏味。今年请求休假，一半为的摆脱系务，一半为的补读基本书籍。一向事忙，许多早该读的书都还没有细心读过，我是40多了，再迟怕真来不及了。 他还谈了准备研究著述的计划：我的兴趣本在诗，现在是偏向宋诗；我是个做散文的人，所以也偏爱散文化的诗。另一方面，我的兴趣又在散文的发展。今年预定的工作，便是散文发展的第一个时期，从金甲文到群经诸子。这个范围也够大的，但我只想作两个题目。我还有一方面的倾向，就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中问题的研究，还有语文意见的研究。这些其实都是关联着的。 写作方面，我想写一部关于语文意义的书，已定下名字，叫《语文影》。已经发表过一些。第一篇得罪了人，挨了许多骂。但我用阿Q的方法对付他们，一概来个不理，事情也就过去了。还想写一部，想叫作《世情书》。 但担心自己经验太狭，还不敢下手。有人说中国现代散文里缺少所谓Formalessay，这部书就想试试这一种体裁。但还得多读书，广经验，才敢起手尝试。 昆明物价飞涨，在抗战中，联大教师的薪水多打七折支付，朱自清家里人口众多，陈竹隐这时又已怀孕，老家扬州还须赡养，生活十分困难。陈竹隐是成都人，那里的东西比昆明便宜些，夫妻商量后，决定举家赴成都，打算在那儿完成自己的研究计划。可估算了一下，盘缠不够，尚差好多，告贷又无门路，一点办法也没有。当年他从英国游历回来时曾买了一架留声机和两本音乐唱片送给陈竹隐，平时他把它当宝贝，细心保护，轻易不让小孩碰它。这是他日常生活中的唯一奢侈品，工作累了，坐在藤椅里听上一曲。现在只好忍痛割爱，以300元代价，把它卖给旧货铺，这样全家才得以成行。 十五、“一载成都路” 一到成都，陈竹隐即引朱自清到她的姐姐家中作客。一进门，朱自清便向陈家祖宗牌位磕头。 “哎呀，不要磕头，你穿的是西装呀！”陈竹隐姐姐连忙拉住他。 “以前说好要磕头的！”朱自清笑嘻嘻地说。 原来，当他和陈竹隐婚后回老家扬州时，朱自清曾戏对陈竹隐说： “回去可得磕头呀！” “好，到你们家磕头可以，那你到我们家也得磕头呀！”陈竹隐笑回道。 她万万没想到，当年一句戏言，至诚的他却牢记在心，如今竟然兑现了。 朱自清把家安顿在东门外宋公桥报恩寺里，这是一座小尼庵，他住的是旁院三间没有地板的小瓦房，虽然简陋，但收拾得颇为清洁。他就在这样艰苦环境里，努力学术著作，功夫下得最深的是《经典常谈》。这是一部研究文学历史的入门书，涉及面极广，说文解字、周易、尚书、诗经、春秋、诸子、左传、战国策、楚辞、文赋，无所不谈。他写这本书的目的就在启发人们的兴趣，引导他们到经典大道上去，他说：“如果读者能把它当作一只船，航到经典的海里去，编撰者将自己庆幸，在经典训练上，尽了他做尖兵的一份儿”。①在这部专著里，他打破历来文学史籍的以作家为主分条叙述和以文体分编标目等体例，而将文体叙述和对文体历代演变状况的观察相结合论述，使各种文体既眉目清楚脉络分明，同时又能窥见其发展的轨迹。朱自清认为，古典文学是“随时代演变随时代堆积的”，因此在论述文学现象时，十分强调作品的时代色彩及其和社会的联系，从而对它们作出确当的评价。同时，在评论作家作品和文学流派时，持论比较公正，是好说好，是坏说坏，始终保持平心静气，实事求是的态度。在著述过程中，他既注意到普及的需要，力求为一般人都能接受的广度，也力求达到学术研究的高度和深度，所以叶圣陶说这部著作是“采用最新最可靠的结论，深入浅出，对于古典教学极有用处”。②在那简陋的住房里，他还致力于用白话文写《古诗十九首释》，他认为“诗是精粹的语言”，没有什么神秘，“语言，包括说的和写的，是可分析的；诗也是可以分析的。只有分析，才可以得到透彻的了解”。他之所以分析古诗十九首，因为它是我国最早的五言诗，是古诗的最重要代表，而目的则主要是为了“帮助青年诸君的了解，引起他们的兴趣，更重要的是要养成他们分析的态度”。他认定“只有能分析的人，才能切实欣赏，欣赏是在透彻的了解里。”③他日以继夜，孜孜不倦，接连写了四篇文章，简明地阐释了古诗创作的背景，仔细地剖析了诗的文义、典故及艺术手法，以自己独特心得，来诱发青年读者对诗歌的兴趣，培养他们文艺的鉴赏能力。当时，正是国际形势进入一个新的紧张阶段。1940年四、五月间，德国法西斯先后侵占了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诸国。6月，巴黎陷落。9月，德、意、日缔结了军事同盟。日本在德国的怂恿下，竭力推行南进政策，急于尽快结束中国战争，因此对国民党政府软硬兼施，一面诱降，一面施加军事压力，扬言要进攻昆明、重庆、西安等地，逼迫蒋介石投降。为了给投降铺平道路，蒋介石调转枪头“安内”，调兵遣将围剿共产党。随着形势的紧迫，成都物价暴涨，民不聊生，那时正是青黄不接时候，天旱无雨，斗米千金。于是一群群饥民涌进城内，一面抢米仓，一面“吃大户”。他们闯进有钱人家，要他们蒸出饭来吃了才走。朱自清十分同情这些饥民，认为“没饭吃要饭吃是人情”，“所谓人情，就是自然的需求，就是基本的欲望，其实也就是基本的权利。”而此时此刻，他自己也已经到了“基本的权利”受到威胁的境地了，正如他自己说的“警讯频传，日懔冰渊之戒；生资不易，时惟冻馁之侵。白发益滋，烦忧徒甚。”①李长之到成都时去报恩寺看他，一见面就感到十分惊讶：他虽然才40出头，但“头发像多了一层霜，简直是个老人了”。李长之万没想到，几年的折磨，竟使他变得如此憔悴，简直变了个样，但令他感动的是，他的朱先生虽是穷困如此，勤恳却仍是如故：他的工作依然紧张而有秩序。桌上摆着《十三经注疏》。他那《经典常谈》——一部非常可称道的书，用着最亲切的语言，报导着最新的专门成绩——就是这时完成的。① 友人潘伯恩目睹他住在陋室里过着困窘的生活，心中不忍，怀有不平，特赋诗两首：缩手危邦涕泪痕，起看八表亦同昏。 细思文字真何用，终有人知未报恩。 至竟书生道固殊，杜陵强项是前驱。 报恩岂必皆同轨，要令人间见饿夫。 潘伯恩安徽怀宁人，文学造诣很深，常和朱自清等唱酬。 朱自清看了他的诗却坦然处之，次韵奉和两首：梦痕黯澹杂烟痕，一片江山眼未昏。 惭愧书生徒索米，雕镵文字说冤恩。 今世书生土不殊，鸡栖独乘日驰驱。 问津未识谁沮溺，登垄争看贱丈夫。 成都位于四川盆地北部，是我国西南的古城，早在3000多年前就成为蜀国古都。朱自清常把它和北平比较，觉得两者妙处就在像而不像。他很欣赏易君左描写成都的一首小诗：细雨成都路，微尘护落花。 据门撑古木，绕屋噪栖鸦。 入暮旋收市，凌晨即品茶。 承平风味足，楚客独兴嗟。 他感到这首诗多少能够体现这座古城的一点风情，那就是“它抓住了成都的闲味”。北平也“闲”，但成都的“闲”是它独有的，“像而不像，非细辨不知”。 成都乌鸦多，特别是在暮色初合之时，僻静的住区，都能够清楚地听到它那悲凉的叫声。朱自清喜欢成都的毛毛雨，那儿花多，几乎家家都养，雨镑镑的春天正是养花的天气。那时节真是“天街小雨润如酥”，路相当好，有点滑滑的，但却不致于“行不得也哥哥”。缓缓地走着，呼吸着新鲜而润泽的空气，叫人“闲”到心里、骨头里。若是在庭院中踱着，时而看见一些落花，静静地飘在微尘里，贴在软地上，那更“闲”得没有影儿。 成都旧宅门前多栽有一株粗而且大的泡桐树或黄桷树，往往让人只见树，不见屋，更不见门洞儿，这些树戆粗偃蹇，老气横秋，在北平是看不到的。北平的春天短而多风尘，人家门前也有树，可是成行的多，独踞的少，北平的“闲”又是一副格局。对成都那种“入暮旋收市，凌晨即品茶”的“承平风味”，朱自清颇有感慨，常想“这种‘承平风味’战后还能承下去不能呢？在工业化的新中国里，成都这座大城该不能老是这么闲着罢”。①成都的生活虽是困苦枯燥，但也有舒心畅意之时。11月14日，陈竹隐生下一个女孩子，小生命给家庭带来一点乐趣。18日清晨，朱自清正为家务琐事忙乱着，忽听有人叩响报恩寺院落的柴门，开门一望，不禁惊喜非常：原来是叶圣陶。抗战期间，叶圣陶原在武汉大学中文系任教，1940年5月，被四川省教育科学馆聘为该馆专门委员，负责审查小学国文教材。7月间，他只身来到成都。朱自清看到叶圣陶十分高兴，连忙准备菜肴招待，并让叶圣陶看自己刚写的《经典常谈》稿子。老友重晤，真有说不尽的话，叙不完的情。叶圣陶对朱自清的，经典常谈》很赞赏，当这本专著于1946年5月由文光书店出版时，地即撰文予以推荐。数十年后，他又为这本书的重印写了个“序”’，饶有兴味地说明了这本著作的成就：“朱先生所说的经典，指的是我国文化遗产中用文字记下来的东西。假如把准备接触这些文化遗产的人比做参观岩洞的游客，他就是给他们当个向导，先在洞外讲说一番，让他们心中有个数，不至于进了洞去感到迷糊。他真是个好响导，自己在黑里摸熟了，知道岩洞的成因和演变，自而能够按实际讲说，决不说这儿是双龙抢珠，那儿是八仙过海，是某高士某仙人塑造的。求真而并非猎奇的游客，自然欢迎这样的好向导”。① 1941年1月31日，叶圣陶将家眷从乐山接到成都。2月4日，住进新西门外罗家碾王家冈，朱自清闻讯特地从东门外赶来庆贺。从此两人经常互访，或闲谈，或小饮，或漫游，过从甚密。4月26日，同登望江楼，凭栏远眺山峦春色，数烟雾中白帆点点，看流水滔滔东逝。叶圣陶即兴填了一阙《采桑子》： 廿年几得清游共，尊酒江楼？尊酒江楼，淡白疏烟春似秋。无心人意愈难问，我欲言愁。我欲言愁，怀抱徒伤还是休。 又同去凭吊了薛涛井。更多的时候，两人对坐桌旁研讨学问，乃合作编撰了《精读指导举隅》和《略读指导举隅》，这是教育科学馆馆长郭子杰委托他们编的。两本书都是专供中学国文教师参考用的，各篇的“指导大概”均扼要说明选文的体制、主旨，作者意念发展的线索，取材的范围、手法、笔调，以及构成本文特殊笔调的因素，并阐明各段文字在全文中的作用，指出在文章理法上有关系的章、节、句，注释较难懂的字、句、词。还论述了作者的思想，创作背景，论辩的对象等等。同时也指摘和订正选文中错误的地方，有时也和其他文章进行比较，以助说明。两书比一般教本详明确切，对当时中学语文教师有很大帮助。《精读》选文六篇，计记叙文一篇，短篇一篇，抒情文一篇，说明文一篇，议论文两篇；《略读》选了七部书，计经籍一种，名著节本一种，诗歌选本一种，专集两种，两种。分别于1942年和1943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深受广大读者欢迎。 在成都，朱自清常和叶圣陶赋诗唱和，互诉衷肠。在五古《近怀示圣陶》中，他深情绵邈地写道：少小婴忧患，老成到肝腑。欢娱非我分，顾影行踽踽。所期渴驽骀，黾勉自建树。人一己十百，遑计犬与虎。涉世二十年，仅仅支门户。多谢天人厚，怡然嚼脯。山崩溟海沸，玄黄战大宇。健儿死国事，头颅掷不数。絃诵幸未绝，竖儒犹仰俯。累迁来锦城，萧然始环堵。索米米如珠，敝衣余几缕。老父沦陷中，残烛风前舞。儿女七八辈，东西不相睹。众口争嗷嗷，娇婴犹在乳。百物价如狂，口止匡躟孰能主！ 不忧食无肉，亦有菜园肚。不忧出无车，亦有健步武。只恐无米炊，万念日旁午。况复三间屋，蹙如口鼻聚。有声岂能聋，有影岂能瞽。妇稚逐鸡狗，攫人若网居。况复地有毛，卑湿丛病蛊。终岁闻呻吟，心裂脑为颐皿。赣鄂频捷音，今年驱丑虏。天不亡中国，微枕寄干橹。区区抱经人，于世百无补。死生等蝼蚁，草木同朽腐。蝼蚁自贪生，亦知爱吾土。鲋鱼卧涸辙，尚以沫相煦。勿怪多苦言，喋喋忘其苦。不如意八九，可语人三五。惟子幸听我，骨鲠快一吐。 诗篇向老友倾诉了自己忧世伤时的情怀，他虽然甘守清贫，但绝不聋瞽于当前风雨如晦的现实，山河破碎，群黎呻吟，使他感到无限痛心。在这首“骨鲠快一吐”的长诗里，他融抒情于叙事之中，沉郁顿挫，感慨悲凉，真切地表露了处于饥寒交迫中的诗人，对凄风苦雨中的祖国和人民的殷切之情，反映了一个爱国知识分子抗敌救国的坚贞心志。 有一天，他的思路回溯到遥远的过去，想起他和叶圣陶结识的情况，想起他的性格与品性，忆起他们在杭州同室对床夜话，共泛西湖，忆起叶圣陶对自己的热情关怀，汹涌的思潮像山间里淌不尽的流水，使他激动不已，按捺不住，特赋诗寄赠： 平生游旧各短长，君谦而光狷者行。我始识君歇浦旁，羡君卓尔盛文章。讷讷向人锋敛鑣，亲炙乃窥中所藏。小无町畦大知方，不茹柔亦不吐刚。西湖风冷庸何伤，水色山光足彷徉。归来一室对短床，上下古今与翱翔。曾无几何参与商，旧雨重来日月将。 君居停我情汪洋，更有贤妇罗酒浆。嗟我驰驱如捕亡，倚装恨未罄衷肠。世运剥复气初扬，咄尔倭奴何猖狂。不得其死者强梁，三年血战胜算彰。烽火纵横忽一乡，锦城东西遥相望。悲欢廿载浩穰穰，章句时复同参详。百变襟期自堂堂，谈言微中相扶匡。 通局从知否或臧，为君黾勉图自强。浮云聚散理不常，珍重寸阴应料量。寻山旧愿便须偿，峨眉绝顶倾壶觞。 长诗情意绵远，从论交之始叙到流亡内地，倾泻其间仍然是他对故土旧人的一片真情。 这期间，他还和肖公权相唱酬，写了许多诗，肖公权住在西门外的光华村，和报恩寺相隔20余里，面谈时候不多，乃彼此“觅句”交邮寄出，每星期至少一次。肖公权经常向朱自清求教，得益非浅。他曾怀着感激的心情说：“他是我写诗过程中最可感谢的益友。他赞许我的许多话，我虽然极不敢当，但经他屡次指点出诗中的甘苦，我学诗便有了显著的进步。”又说：“佩弦的不断奖掖，不但增加我学诗的勇气，并且使我对章法、风格等重要问题更加注意。同时，从他称许某首某联而不提到其他，我知道哪些是我学诗比较成功的地方，哪些是我失败的地方。作者对于自己的作品诚然应当自有权衡，如杜工部所说‘得失寸心知’。我所作的诗，或好或坏，我也未尝不试加甄别。但佩弦的评骘加强我的信心。他寄寓成都一年便回昆明去执教。这是我学诗的一个顿挫。”①这些诗不是无病呻吟，也不单是礼节上应酬，多是有感而发，表达了诗人对现实有所感触的心声，风格亦好，所以有人评论说：“暇居一年，与肖公权等多唱酬作旧诗。格律出入昌黎、圣喻、山谷间，而内容却是新的。”②诗都收在自编的《犹贤博奕斋诗钞》里，他自己曾自谦说：这些旧诗都是“偏意幽玄，遂多戏论之粪，未堪相赠，只可自娱”，①所以不愿发表。而其原因，叶圣陶却有个解释：“他的旧体诗不多发表，只给朋友看看。旧体诗跟新诗是两回事儿，形式限制着内容，内容适应着形式，一作旧体诗，精神情思自然而然跟古人相近，跟现代人较远。跟古人相近原没有什么不好，所以相近也由于平昔的教养，可是在生活实践方面愿意努力做个现代人，尤其切望青年人个个都做现代人，以我猜想：这或许是他不多发表旧体诗的原由。”②8月里的一天，一个年轻人到报恩寺拜访朱自清，恰巧他一大早就进城到省立图书馆去了，陈竹隐嘱咐青年明天再来。翌日他来时，朱自清正坐在窗前用心看书，一见他来连忙热情招待。这个年轻人叫牧野，是成都文协分会派来请朱自清为分会主办的署假文学研究会做个讲话，朱自清愉快地答应了。朱自清喜欢年轻人，便留住他闲聊，问他喜欢什么，最近都看了些什么新刊物和新书籍。 朱自清给暑假文学研究会讲演的题目是《文学与新闻》。过后，牧野又来访数次，他是喜欢新诗的，给朱自清带来一些新出版的诗刊和诗集，还常常写信来向他请教关于新诗创作问题。朱自清及时回信，热心地满足他的要求，为他仔细剖析诗篇，介绍他阅读好诗，告诉他臧克家的《淮上吟》“比喻特别新鲜有意味”，柯仲平的《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的产生》“有歌谣的明快，却不单调，并且用白话的音节，所以能够严肃。”①和牧野的交往使朱自清诱发起研究新诗的兴趣，十多年前他本是个热情的诗人，后来转向学术研究，但并未忘情于诗，在他的教学中诗就占有很大的比重。抗战烽火又燃起他对新诗的热情，打算花一点功夫进行研究。牧野生病住在南郊疗养院，他特地跑去探望，又借了许多诗刊和新诗集，得空便翻阅研究，准备写评论文章。 雨镑镑，雾重重。 假期行将结束，要回昆明上课了。为了节省开支，朱自清考虑再三，决定将家眷留在成都，只身从水路回昆明。叶圣陶闻讯赶来相送，在码头上，两人执手相对，默然无语。此次他乡小聚，不期又匆匆离别，从此天各一方，不知何时再得相晤？彼此心中均不免有点惆怅。 平生俦侣寡，感子性情真。南北萍踪聚，东西锦水滨。追寻逾密约，相对拟芳醇。不谓秋风起，又来别恨新。 此日一为别，成都顿寂寥。独寻洪度井，怅望宋公桥。诗兴凭谁发？茗园复孰招？共期抱贞粹，双鬓漫萧条。 这是叶圣陶的临别赠诗。 10月8日，朱自清搭小船顺岷江而下。江水滔滔，往事历历，他坐在舟中，望着远天云海，心中默诵着叶圣陶的诗句，不由想起这一年来和他的交往，十分感激他对自己的深情厚谊，一股怀旧之情又猛地涌上心头，乃提笔和韵作诗两首： 论交略形迹，语默见君真。同作天涯客，长怀东海滨。贪吟诗句拙，酣饮酒筒醇。一载成都路，相偕意能新。 我是客中客，凭君慰讠穴寥。情深河渎水，路隔短长桥。小聚还轻别，清言难重招。此心如老树，郁郁结枝条。 水悠悠，情切切，芦荻萧萧秋正晚。夜里，明月满江，烟水浩茫，朱自清望着渺渺江月，又蓦地想起留在成都的一家数口，不禁黯然神伤。 船到乐山耽搁一天，他乘期探望了在武汉大学的老朋友朱光潜、叶石荪、杨人~F等人。乐山有“海棠香国”之美誉，风景优美，在岷江南岸凌云山栖鸾峰临江的崖壁上，有一座开凿于唐开元年间的大佛，高达70余米，体态雍容，神意自若。朱光潜陪他玩了乌龙寺，看了这座世界最大的乐山大佛，又玩了蛮洞和龙泓寺。蛮洞乃汉人凿在石壁上的墓室，乐山附近山上都有，龙泓寺是个石窟寺，规模很小，只有一排洞子，大多一人高，每个洞里有一尊菩萨。朱自清倒觉得它比乐山大佛还有兴味。 16日，过干柏树。17日，到宜宾，折入长江。18早，船在烟云之间涉过干碓窝，滩势很险，船夫号子激越凄厉，随风远扬，听了令人胆寒。还好，没几分钟就过去了，晚上到达纳溪。 19日从纳溪乘车往叙永，由于汽车少，车票又被黄牛垄断，难以买到，只好出高价和司机商量搭乘，不料又下大雨，傍晚时车还没到站，却因油尽而停住，只得摸黑进城，走了十多里泥泞的石子路，相当狼狈。叙永是个边城，永宁河曲折地从城中流过，蜿蜒多姿。河上有上下两桥，朱自清站在桥上眺望，感到颇为旷远，山高水深，清幽幽的。东城长街十多里，都用石板铺就，很宽阔，有气象；西城马路，石子像刀尖似的，一下雨到处是泥浆，很不好走。西南联大在叙永有一个分校，朱自清就住在这里。人家待他很好，第一晚到达，由于在船上蜷曲久了，很好睡，一夜尽在梦境中度过。第二天起床写成《好梦》一诗：山阴道上一宵过，菜圃羊蹄乱睡魔。 弱岁情怀偕日丽，承平风物s*人多。 鱼龙曼衍欢无极，觉梦悬殊事有科。 但恨此霄难再得，劳生敢计醒如何？ 他把这首诗寄赠朱光潜。在叙永他还和李广田晤谈数次，李广田已十多年不见朱自清了，他写道：相隔十年，朱先生完全变了，穿短服，显得有些消瘦，大约已患胃病，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是他的灰白头发和长眉毛，我很少见过别人有这么长眉毛的，当时还以为这是一种长寿的征象。①他和李广田谈得很愉快，主要是讨论抗战文艺，特别是抗战的诗，这次谈话更使他下决心从事评论抗战诗歌的工作。由于等车，他在叙永呆了10天，至11月初回到昆明。 十六、在司家营 8月间，昆明遭到日机的疯狂轰炸，联大许多学生宿舍被毁，实验室、办公室也多遭破坏。但敌人的狂轰滥炸并未能摧毁师生抗战的意志，学生自治会就学校被炸事发表声明，愤怒宣告：“敌人此种特意摧毁我文化机关之野蛮行为，诚属令人发指，然敌机仅可毁吾人之物质，而不能摧毁吾人之精神，仅更增吾人之仇恨，而不可挫折抗战之决心。”为了避免轰炸，适应学习正常进行，学校于昆明北郊距城7．5公里之龙院村北，购地400亩建盖校舍。清华大学也于东北郊龙泉镇司家营成立文科研究所，由冯友兰任所长，闻一多为主任。这个研究所原是闻一多发展中文系的计划之一，清华许多教师都搬到研究所住。 11月13日下午，朱自清雇了一辆马车，至黄土坡黎园村搬运书籍和衣物，五时许运到司家营清华文学研究所。 研究所是一座古旧的院落，一色木结构的建筑，有一方小小的天井，楼上可以晒到阳光，楼下则很阴暗，但环境比较安静，没有空袭干扰，便于著作研究。闻一多全家住在一个侧楼里，朱自清单身一人，遂和浦江清、何善周、许骏斋等三人合住在闻一多对面的侧楼上，中间大楼是图书室，也是公用的书房。由于住处临近，他和闻一多交往逐渐密切，后来他曾详细地叙述了闻一多当时辛勤劳作的情状：我和闻一多先生全家，还有几位同事，都住在昆明龙泉镇司家营的清华文学研究所里，一住两年多。我老是说要细读他的全部手稿，他自然答应。可是我老以为这些稿子就在眼前，就在手边，什么时候都成；不想就这样一直耽搁到我们分别搬回昆明市，到底没有好好读下去。…… 在文科研究所住着第二年，他重新开始研究《庄子》，说打算用五年工夫在这部书上。古文字的研究可以说是和《诗经》、《楚辞》同时开始的。他研究古文字，常像来不及似的；说甲骨文金文的材料究竟不太多，一松劲儿就会落在人家后边了。他研究《周易》是二十六年在南岳开始；住到昆明司家营以后，转到伏羲、神话上。① 钦佩之情，溢于言表。 从司家营到城里上课，没有直通车，只能步行，朱自清遂将课集中在三天里，每逢星期二，他便夹着布包，沿着金汁河的堤岸向西步行十来里至联大上课。上完课就在北门街联大宿舍住宿，星期五上午再步行回到司家营。这学期他开讲“文辞研究”，这是中文系为朱自清的专长而特设的课程。关于这方面资料，他搜集很多，每一个历史的意念和用词，都加以详细的分析比较，研究它的演变和确切的涵义。 由于内容比较枯燥，选修的只有王瑶和季镇淮两个学生，尽管如此，朱自清还是如平常那样讲授。“文辞研究”是一门新学科，主要是研究春秋时代的“行人”之辞和战国时代的游说家之辞。没有课本，上课时朱自清“拿着四方的卡片，在黑板上一条一条地抄材料，抄过了再讲，讲过了又抄，一丝不苟，如像对着许多学生讲课一样”。①他从不缺课，对学生也极严格，课上完后，照例对他们分别进行考试，他让季镇淮段标点《左传》成公十六年所记晋楚鄢陵之战的始末，和《孟子·腾文公下》“陈代曰”一章。经过这次考试，季镇淮才认识到分段标点古文并非易事，必须对字句意义先有透彻的了解，才能正确地进行。交卷后没几天，朱自清就把卷子发还给他，上面已用铅笔添注了个别没读懂的字，还校改了几处标点的错误。几天之后，季镇淮经过昆华北院研究生宿舍处，遇见了朱自清，被叫住了，朱自清对他说：“有一处标点还是你点的对，不要改”。这件事使季镇淮很感动，他说：“朱先生阅学生作业不仅认真、细心，而又非常虚心，并不固执己见，对学生作业即使是一个句读符号，也要几番考虑，唯善是从”。② 他还为新同学讲“大一国文”，一个新生被别人怂恿着去听朱自清讲鲁迅的《示众》。他回忆道：上课铃才响，朱先生便踏进教室——短小精悍，和身躯比起来，头显得分外大，戴一副黑边玳瑁眼镜，西服陈旧而异常整洁——匆匆走到教案旁，对我们点了点头，又点过名，便马上分条析理地就鲁迅及《示众》本文的思想内容和形式技巧各方面提出问题，逐一叫我们表示意见，而先生自己则加以补充，发挥。才一开始，我的心在卜卜乱跳，唯恐要在这许多陌生的同学前被叫起来，用还没有学好的国语艰涩地道出我零乱的思想来。然而不多一会，我便忘掉一切，顺着先生的指引，一步一步的终于看见了作者的所见，感受到作者的感受……就这样的，我听完先生授毕预定讲授的大一国文教程中的白话文。① 这时，朱自清的身体已经不好，胃病时常发作，他收入不多，家用又大，经济非常拮据。单身一人，生活无人照顾，只能随着大伙吃大厨房的糙米饭。有时，实在受不了，上课时自城里带回一块面包或两三个烧饼，不然就整天吃稀饭。胃病厉害时，连蔬菜也不易消化，只好在嘴里嚼嚼再吐出来。12月8日，他和别人谈话中，得知日本发动珍珠港事变，攻击美国，太平洋战争爆发，心中十分高兴，逢人便告知这一消息。晚上和朋友饮酒庆祝，不料夜里胃病发作，倚在床上，听窗外雨声淅沥，彻夜未眠。22日，重庆《大公报》上发表题为《拥护修明政治案》的文章，文中揭露“最近太平洋战争爆发，逃难飞机，竟装来箱笼、老妈子、洋狗，而许多应该内渡的人，尚危悬海外。”所指即是财政部长孔祥熙。朱自清看了，心中很有感触。30日，他经过走廊，看到联大民主墙上出现一张以“倒孔”为口号的标语，还有从孔祥熙的罪恶谈到反动政权腐败的壁报。不久，标语口号愈来愈多，群情激愤。事态不断发展，翌年1月6日，千余学生拥出校门上街游行，沿途高呼“打倒操纵金融的孔祥熙”、“打倒内贼、外奸孔祥熙”的口号，队伍经过正义路、近日楼至拓东路与工农学院学生汇合。这是抗战以来昆明学生运动的第一声。朱自清抱病上街观看，心中十分同情学生的正义行动，晚上回来在《日记》上郑重写上一笔：“游行时秩序良好，人数甚多”。 胃病仍未见好转。2月9日，他接到陈竹隐来信，报说家中大小平安，心中畅快，晚餐稍为多吃了一点，饭后即吐酸水。学校要他做《诗的语言》报告，他连夜准备，那天吃胡豆饭，饭后又喝了几杯茶，谁知整晚呕水，腹胀，竟夜未眠。又有一次，晚餐后即觉胃中不适，睡下后整夜辗转反侧，不能入睡，只得到楼下呕吐。胃病日益加剧，朱自清很紧张，在《日记》中写道：“此景象乃曩所未经，戒之戒之！”这样，他身体日渐衰弱，思想负担也重，痛苦异常。 一天下午，他和闻一多坐在各自书桌前闲谈，无意中聊及人寿保险事，转而推测起各人的年寿，闻一多充满信心地说： “我可以活到80岁。我的父母都是80多岁才死的。我向来除了伤风没害过什么病，活80岁总是可以的。”朱自清说：“你活80多岁大概不成问题。你身体好。清代考据家多半是大年岁。我不成，我只希望70岁。”说毕摇了摇头。 两人都沉默了，过了一会，朱自清一面翻看着书，一面自言自语地嘀咕：“70岁还太多了，60岁也够了”。校长梅贻琦和朱自清关系一直很好，9月24日，时近中秋，梅贻琦特地邀请朱自清和另外两位教师至高癷小住旅游。朱自清身体不好，但盛情难却，还是去了。那天上午半阴，下午放晴，可是到了晚上饮酒赏月时，却又浮云满天，未能赏玩。晚上留宿那里，朱自清睡在西边一间房子里，四周宁静，只有湖边传来水波轻微的拍岸声。第二天，一起去西山龙王庙附近游览“倒石头”。朱自清看那挺拔峭立的奇峰怪石，不由想起去年游石林的情景，诗兴勃动，乃写了一首《游倒石头因忆石林》长诗，既描写了“倒石头”的“到眼危欹森逼人，磅礴直欲无天地”的壮观，也描绘了石林的“登览奇峰郁不开，枯木槎*'刀剑植”的奇景。全诗共40句，用字古奥，极尽状物绘景之能事。写毕在同游者中传阅，还誊了一份给梅贻琦以为纪念。回来后胃又不适。 生活困蹇，身体一直不好，但朱自清还是努力读书著作。这时他集中精力撰写《新诗杂谈》，评论抗战诗歌，竭力主张文艺为抗战服务，提倡写抗战诗和爱国诗。在《抗战与诗》里，他指出抗战以来的新诗有一个趋势，那就是散文化，而原因是“为了诉诸大众，为了诗的普及”，由于配合抗战需要，“诗作者也从象牙塔里走上十字街头”。他还指出，抗战以来新诗的另一趋势是胜利的展望，认为“这是全民族的情绪，诗以这个情绪为表现的中心，也是当然的。”诗人们多从大众和内地两个角度来表现，他们“表现大众的力量的强大，是我们抗战建国的基础，他们发现内地的广博和美丽，增强我们的爱国心和自信心。”他十分推崇艾青、臧克家、老舍的作品，以为艾青的《火把》和《向太阳》是代表前者，臧克家的《东线归来》、《淮上吟》和老舍的《剑北篇》是代表后者。《向太阳》用象征手法表现，《火把》近乎铺叙，诗里描写火把游行，正是大众力量的表现。有人认为《剑北篇》铺叙太零碎些，用韵也太铿锵些。有一天，朱自清遇到老舍，特地请他把诗朗诵一遍，感到并不琐碎，它“能够联贯一气，不让韵隔成一小片儿一小段儿。”在《诗与建国》里，他要求新诗要歌咏群体英雄，说“抗战胜利后，我们这种群体的英雄会更多，也更伟大。这些英雄值得诗人歌咏；相信将来会有歌咏这种英雄的中国‘现代史诗’出现”。他大声疾呼：我们迫切的需要建国的歌手。我们需要促进中国现代化的诗。 《爱国诗》主要鼓励诗人多写爱国的诗篇。他特别推崇闻一多，说他是：“唯一有意大声歌咏爱国的为人”，“他爱的是一个理想的完整的中国，也是一个理想的完美的中国。”文章写道： 我们在抗战，同时我们在建国：这便是理想。理想是事实之母；抗战的种子便孕育在这个理想的胞胎中。我们希望这个理想不久会表现在新诗里。诗人是时代的前驱，他有义务先创造一个新中国在他的诗里。 这是基于他对现实的这样认识：“抗战以来，第一次我们获得了真正的统一；第一次我们每个国民都感觉到有一个国家——第一次我们每个人都感觉到中国是自己的。完全的理想已经变成完整的现实了。”他向人们大力推荐闻一多的诗篇《一句话》： 有一名话说出就是祸，有一句话能点得着火。 别看五千年没有说破，你猜得透火山的缄默？ 说不定是突然着了魔，突然青天里一个霹雳 爆一声 “咱们的中国！” 这话教我今天怎么说？ 你不信铁树开花也可，那么有一句话你听着：等火山忍不住了缄默，不要发抖，伸舌头，顿脚，等到青天里一个霹雳，爆一声 “咱们的中国！” 他告诉大家，这首诗虽写于十七、八年前，而“却像预言一般，现在开始应验了”，“‘咱们的中国’这一句话正是我们人人心里的一句话，现实的，也是理想的”。1943年间，朕大来了一位英国的年轻诗人白音，他有意把中国新诗介绍到西方，因仰慕闻一多诗名，乃请其合作编选一部《中国新诗选译》，这件事得到广大教师的支持。一天，朱自清拿了一本田间的诗集推荐给闻一多，说：“好多年没看新诗，你看，新诗已经写得这样进步了”。闻一多接过翻开一看，皱起了眉头，似乎说，“这是诗么？”待看毕，嘴角漾起笑意，兴奋地说：“这不是鼓的声音么？” 不久，即写了《时代的鼓手》一文，热情地向人们介绍了田间的作品。 这时期，朱自清的心灵已完全被抗日烽火熊熊燃烧起来了，他热爱祖国，拥护抗战，文艺思想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已经由为人生而艺术，进到为抗战而艺术了。但是，朱自清虽然为抗战而鼓舞，而对抗战实际情况却缺乏深刻的了解，他多少有点被表面轰轰烈烈的现象所迷惑，对统治当局的真实面目认识不清。谁是爱国，谁是卖国，谁是抗战，谁是投降，在他的思想中还比较模糊，他过多的看到“统一”和“完整”，而洞察不到“矛盾”和“分裂”，不知道抗战的到来是需要靠斗争才能实现的。正由于此，他虽对现实不满，但又不能勇往直前，迷恋“理想”，忽视真象，思想状态始终处于迷惘之中，不能跨出具有决定性的步伐，时常因现实的感触而苦恼不堪。 朱自清身体衰弱，生活清苦，但好整洁，讲究规律，每天总是很早起床，到村边散一会步才回来吃早饭。被褥叠得整整齐齐，洗过的衣服也折叠得平平整整，桌椅用具常常揩拭，显得干干净净。他平日出门穿西装，这都是抗战前做的旧衣服，不过平日刷洗得勤，磨破的地方也及时补缀，所以还看得过去。一回到所里，他马上把西装脱下，叠好放在棉被下压着，换上旧长衫或夹袍，冬天则穿他弟弟送给他的旧皮袄。夹袍和皮袄的纽扣都掉了，家眷不在身边，只好自家动手，不会打扣结，只得缝缀上些破布条系着，布条长短不一，颜色也不相同，白的黑的蓝的都有。联大教师的薪金都打了折扣，物价又贵，生活相当艰苦，闻一多以镂刻图章的收入来贴补家用，没有荤菜，便领着孩子去田野里捕捉蝗虫，拿回来用油一炸再加点盐，号曰“炸大蝦”充当佳肴。朱自清有两个家庭需要他赡养，开支极大，他除了上课就日夜伏案写作，希望以菲薄的稿酬来弥补家用。但些许收入，无济于事，最后总是入不敷出，相当狼狈。有一天，他只好扛着一张行军床，到城内一家永安商行寄售，朱自清想卖120元，但店伙却说帆布已破，只答允标价50元，商量半天，才增至60元。回到宿舍，想想气不过，明知吃亏，但又无可奈何，只能在《日记》中详述其事，大骂年轻店伙是“奸商之尤”，“可恨之至”。 云南地处低纬地带，气候垂直变化显著，所谓四季无寒暑，一雨便成冬。1942年冬天，昆明天气格外冷，旧皮袍不管用，又没有力量缝制新棉袍，过冬便成了难题。龙泉镇有300户人家，有条小街，隔几天赶一次集，当地人叫“赶街”。朱自清就趁赶街日子，买了一件毡披风。这种披风有两种，细毛柔软式样好的比较贵，朱自清买不起，只能挑一件制作粗糙赶马人披的，比较便宜，出门时披在身上，睡觉时当被褥。李广田回忆道： 三十年年底，我也到了昆明西南联大，到达后在街上遇到的第一个熟人，就是朱先生，但这次我却几乎不认识他了，因为他穿了一件赶马的人穿的毡斗篷，样子太别致，我看到街上有好多人都注意，他却昂首阔步，另有意趣。① 李广田看那颜色像水牛皮，样子像蓑衣的斗篷，心里想笑，但又不好意思，朱自清却毫不在意，他握住李广田的手，高兴地说：“太平洋战争已经爆发，中国的抗战已成了世界大战的一环，前途十分乐观”。 朱自清虽然穷，但极有骨气，他说：“穷有穷干，苦有苦干，世界那么大，凭自己的身手，那儿就打不开一条路？何必老是向人愁眉苦脸唉声叹气的！”他主张要靠自己，但又不要固步自封，从宏观看个人是微乎其微的，“整个儿人类只是一个小圆球上一些碳水化合物”，所以不要把自己关在“丁点大的世界里”，要“看得远，想得开，把得稳，自己是世界的时代的一环，别脱节才真算好。力量怎样微弱，可是是自己的。相信自己，靠自己，随时随地尽自己的一份儿力，往最好里做去，让自己活得有意思，一时一刻一分一秒都有意思”。①他讨厌那些敷衍妥协的乡愿和卑屈谄媚的可怜虫，认为“这些人只是将自己丢进了垃圾堆里！”他警告那些“正在张牙舞爪”的人，要“先来多想想别人！”②他也厌恶那些“装佯”的人他们“在装别人的模样，别人的腔和势，为了抬高自己，装别人”，他觉得这些人实际上是“怪可怜”③的。他就是要不阿谀、不奉承、不虚伪，要正直地做人，依靠自己的劳作来谋求一家的温饱。 离司家营不远的鸣凤山上，有一座用青铜铸造的金殿，十分著名。1943年1月24日星期日，是个大晴天，朱自清早上在房间里翻阅闻一多写的《庄子校释》，下午闷不过乃约浦江清、闻一多同去游览金殿。殿始建于明万历三十年，乃仿照湖北武当山真武殿式样建成的，为一道观，原名太和宫，又叫铜瓦寺，后被迁往宾川鸡足山。吴三桂率师进驻昆明后又予以重建，大梁上有“大清康熙十年，岁次辛亥，大吕月十有六日之吉，平西亲王吴三桂敬筑”的铜铸字样。里面的匾联、梁柱、门窗等均用铜铸成，殿前有一座铜铸的小亭和一面号称“七星旗”的铜旗，还有重27公斤的铜剑和大刀。金殿外面围栏、石级均用大理石砌成，整个殿宇宏伟壮丽，雅致轩朗。在殿后侧，有一株粗逾合抱的山茶，枝过殿顶，还有两株紫薇。朱自清十分欣赏那万紫千红向阳怒放的茶花，还和闻一多等人细读金殿碑文，考究建筑历史。这天算是偷半日之闲，苦中作乐。 整个春天无所事事，就是给自己的《伦敦杂记》、及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和马君玠的诗集《北望集》写了序言。4月，《伦敦杂记》由开明书店印行，共收9篇作品，自1935年起笔，抗战后搁了阵，断断续续经历了将近9年。这期间主要是开明印刷厂被日寇炮火轰毁，排版被葬在火堆里。直到前些日子，他在翻旧书时忽然发现这些旧稿，心中无限感慨，记起和开明的一段因缘，因而又把稿子寄给开明印。具中残缺了一篇，还是叶圣陶设法抄补。这本集子是《欧游杂记》的姐妹篇，主要描写当年在伦敦留学7个月的见闻。他说： 写这些篇杂记时，我还是抱着写《欧游杂记》的态度，就是避免“我”的出现。“身边琐事”还是没有，浪漫的异域感也还是没有。并不一定讨厌这些。只因新到异国还摸不着头脑，又不曾交往异国的朋友，身边一些琐事差不多都是国内带去的，写出来无非老调儿。异域感也不是没有，只因已入中年，不够浪漫的。为此只能老老实实写出所见所闻，像新闻报导一般；可是写得太认真，又不能像新闻报导那么轻快，真是无可如何的。① 虽是如此，但它和《欧游杂记》比起来，风格还略有差异，其中描述伦敦风上人物，极富有人情味。他写信给远在北平的俞平伯请他代售此书，并将书款分批汇回扬州老家。 有一天，他偶然翻阅北平出版的刊物，忽然发见上面有俞平伯的文章，心中感到不安。他和俞平伯交情极深，其为人品性，是一清二楚的。 思君直溯论交始，明圣湖边两少年。 刻意作诗新律吕，随时结伴小游仙。 桨声打彻秦淮水，浪影看浮瀛海船。 等是分襟今昔异，念家山破梦成烟。 延誉凭君列上庠，古槐书屋久彷徉。 斜阳远巷人踪少，夜语昏灯意絮长。 西郭移居邻有德，南园共食水相忘。 平生爱我君为最，不止津梁百一方。 忽看烽燧漫天开，如鲫群贤南渡来。 亲老一身娱定省，庭空三径掩莓苔。 经年兀兀仍孤诣，举世茫茫有百哀。 引领朔风知劲草，何当执手话沈灰。 这是朱自清在成都时寄给俞平伯的一首长诗。里头所叙多是陈年旧事，于中蕴蓄着他对老友的深情厚意。 俞平伯的文章内容虽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朱自清却认为在这“烽燧漫天开”的时代里，知识份子应是“朔风”中的“劲草”，不应在沦陷区刊物上发表文章，因而立即去信加以劝说。12月初，俞平伯来信询问他的近况，但对自己发表文章事却含糊其辞，只是说不过是偶尔敷衍，不想多做。朱自清看后很不满意，于12月22日又去了一封信，先是告诉自己近况与心境： 弟离家二年，天涯已惯，然亦时时不免有情也。在此只教读不管行政。然迩来风气，不在位即同下僚，时有忧谗畏讥之惑，幸弟尚能看开。在此大时代中，更不应论此等小事；只埋首研读尽其在我而已。所苦时光似驶，索稿者多，为生活所迫，势须应酬，读书之暇因而不多。又根底浅，记忆差，此则常以为恨者，加以健康渐不如前，胃疾常作，精力锐减。弟素非悲观，然亦偶尔包包自惧。天地不仁，仍只有尽其在我耳。前曾拟作一诗，只成二句曰：“来日大难常语耳，今霄百诵梦魂惊”，可知其心境也。 也谈到家中境况： 家父与一男二女在扬州，一男已成“壮丁”，颇为担心，但亦无力使其来西南。此事甚以为苦。大男仍在边境经商。成都有二男二女，大女采芷在川大已第三年。小女生甫三周岁，二男已俱在小学，尚知勤学。 信中特别郑重提出： 前函述兄为杂志作稿事，弟意仍以搁笔为佳。率直之言，千乞谅鉴。 俞平伯接到信十分感动，后每当谈及此事，就万千感慨地说，“非见爱之深，相知之切，能如此乎。”① 十七、“胜利在望中” 1944年的“五四”又到了，联大进步师生又忙于筹备庆祝活功，闻一多是积极组织者之一。5月3日晚上，联大学生在新校舍南区十号教室召开“五四”35周年纪念座谈会，朱自清应邀出席了，与会者还有其他教师。会间有的谈感想，有的说体会，有的提建议，正当座谈会热闹之时，有一个思想反动的家伙跳起来发言，说什么学生天职在于读书，否则就要给国家造成不幸，一些三青团份子也跟着起哄，但很快被进步力量弹压下去，会议得以正常进行。第二天，“五四”晚上，中文系也在第十教室举行文艺晚会，会议由闻一多和罗常培主持，原定一些教授讲话，朱自清为其中之一。会议进行到一半时，特务又出来捣乱，乱喊乱叫，并把电线切断，电灯灭了，会议开不成了。 破坏激起了更大的反抗。5月8日，一次规模空前的讲演会召开了，地点在图书馆前面的草坪上，会议主席仍是罗常培与闻一多。参加者有3000余人，讲台上高悬两盏亮晃晃的汽灯，同学们也加强了戒备，捣乱份子无机可乘了。会上讲演总题为“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朱自清、闻一多、杨振声、孙毓棠、冯至、李广田、罗常培、沈从文等人做了讲演。朱自清讲题是《新文艺中的散文收获》。会议进行顺利，闻一多最后发言指出：“我们的会开的很成功。朋友们，你们看！”他指着从云中钻出来的月亮，继续说：“月亮升起来了。黑暗过去了，光明在望了。但是，乌云还等在旁边，随时还会把月亮盖住！我们要特别注意，记住我们这个晚会是怎样被人阴谋破坏的！”话音刚落就被雷鸣般的掌声淹没了。这次纪念会中进步与反动两种势力的较量，给朱自清以很大的启发。时光如驶，夏天到了。 四川地区麻疹流行，朱自清在成都的三个孩子一齐染上了。小女儿转为猩红热，住进医院，两个男孩转了肺炎，陈竹隐来回奔跑了医院与住家之间，辛苦非常。朱自清得知消息，十分焦急，亟想往成都探视，但又缺乏盘费，他的总角之交徐绍谷来访，对他说：“你拿点东西我帮你卖去”。但家里哪有值钱的东西？结果是拿了一方砚台和一些碑帖换了点钱，再向朋友们借了一些，才于7月8日自昆明乘飞机往重庆。这是他第一次坐飞机，人们总羡慕海阔天空，以为一片茫茫，无边无界，在机上必然大有可观。朱自清却认为在机上所见虽大，未必可观。云海飘飘拂拂的弥漫了上下四方，的确奇，可是这在高山上也可以看到。他感到，在云海外看云海，似乎比在飞机上云海中看云海还清楚些。飞机上看云，有时却只像一堆破碎的石头，他宁愿看流云和停云，不愿看那死云，因为它像荒原上的乱石堆。他在飞机上看长江，感到它可怜得像条臭水沟，城市像地图模型，房屋则像儿童玩具，多少有点滑稽感。飞机给他感觉最深的就是快，两个半钟头，就到了重庆。 7月13日，由重庆动身到成都，当晚宿于内江。14日傍晚抵家中，这一天正好是陈竹隐39岁生日，亲朋来了一些，正待开筵，见他回来，皆大欢喜。 孩子们情况尚好。两个男孩基本痊愈，小女孩在成都市立医院治疗，医院里的刘云波医师和陈竹隐是中学同学，为人善良慷慨，朱家有人生病都找她医治，她对他们也特别照拂。朱自清的小女孩病情危险，亏她把自己存着的特效药拿出来，抢救了一条小生命，她知道教书匠穷，一个钱也不要。后来，朱自清拟了一副对联送她，曰“生死人而肉白骨，保赤子如拯斯民”。字是特地请叶圣陶写的。 1944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重大胜利的一年。苏联红军收复了全部国土，并把战争推进到德国及其占领国的土地；英美军队也在法国诺曼底登陆，开辟了第二战场；美军已占领马绍尔群岛开始威胁日本本土。1944年，也是日本加速进攻中国的一年，日本为了挽救其海上交通线被切断危险，因此急于打通从中国东北到广州和南宁的大陆通道，以援救其入侵南洋的孤军。于是在3月间发动了对豫、湘、桂地区的进攻，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积极反共消极抗战的政策指法下，国民党军队一触即溃，使大片国土沦丧敌手，无数同胞惨遭蹂躏。朱自清对国民党妥协投降的真相不甚了解，但对抗战却抱有坚定的信心和希型，无论个人生活怎样艰苦他都毫无怨言，虽然时局相当艰危，他的信心也绝不动摇。他认定，抗战胜利之日，即是中国新生之时，他渴望抗战烽火能够锻炼出一个独立强大的新中国来。一天，他在报恩寺的小平房里，怀着兴奋的心情写一篇文章。他在雪白的稿纸上，先写上题目：《新中国在望中》，接着，就迅疾地写下去：抗战的中国在我们的手里，胜利的中国在我们的面前，新生的中国在我们的望中。 中国要从工业化中新生。我们要自己制造飞机，坦克车，军舰；我们要有自己的天，自己的地，自己的海。 我们要有无数的“机器的奴隶”给我们工作：穿的、吃的，住的，代步的，都教它们做出来。我们用机器制造幸福，不靠神圣以及不可知的力量。 中国要从民主化中新生。贤明的领袖应该不坐在民众上头而站在民众中间；他们和民众面对面，手挽手。他们引着民众向前走，民众也推着他们向前走。民众亮出自己的声音，他们集中民众的力量。各级政府都建设在民众的声音和力量上，为了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而努力。这是民治、民有、民享。 中国要从集纳化中新生。地广民众的中国要统一意志与集中力量，必得有为公众的喉舌，打通层层的壁垒。 报纸将成为万有力量和人人必不可少的东西。报纸表现时代，批评时代，促进时代；它不但得在四万万人的手里，并且得在四万万人的心里。这就是集纳化。它会给你知识，给你故事，给你诗，教导你，安慰你，帮助你认识时代，建立自己，建立国家。 新中国虽然已在望中，可是得吃苦耐劳，才能到我们手里。在我们当前的是暖和的，在我们是；可是如果不劳其体肤，经过穷乏，不会到我们手里；非得我们再接再厉的硬干苦干实干。……这是一幅多么美好的理想蓝图啊！那里反映的是一个正直的爱国知识份子的善良愿望和赤诚的心；但它也是一个由于脱离现实而产生的不切实际的幻想。 报纸既是“表现时代，批评时代，促进时代”的工具，因此他又写了一篇《三祝报章文学》，对报纸提出三点祝愿：“世界化”、“学术化”和“白话化”，希望报纸能接近民众，为民喉舌。 然而现实的状况却和朱自清的愿望恰恰相反：生活，随着统治政权的反动腐贩，愈来愈恶化了。抗战进入第七个年头，尽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取得重大胜利，日本帝国主义已日渐走向下坡，胜利似乎已经在望了。但国民党政府却更加腐朽衰败，广大民众生活日益贫困，文化人的状况更其凄凉，许多作家均辗转于贫病的重轭之下。当朱自清离昆飞渝时，全国文协发起了募集援助贫病作家基金运动，发动各界人士捐款资助陷于贫病交加的作家。对此义举，朱自清自然大力支持。8月9日这一天，他特地到大学生活社访问有关人员，商讨成都文协援助贫病作家的事情。 恰在这时，他的家庭也惨遭不幸，8月19日，他的二女儿逖先暴病死于扬州，年22岁。她性情好，爱读书，负责任，为人和善，发病只一天半就死去，朱自清得讯十分悲痛。暑假结束了。 9月28日，他从成都飞重庆，在那里住了9天。重庆给他印象最深的就是雾大。他住在南岸一位朋友家里，房子的走廊对着市区，一清早江上雾镑镑的，隐约看到城市的影子。重庆市南北狭东西长，所以朱自清感到它像一幅扇面上淡墨轻描的山水画。雾渐渐消了，轮廓渐渐显了，扇面像着了颜色，但也是淡淡的。阴天晴天都差不了多少。一天傍晚，他和朋友在枣子岚垭观音岩一带散步，电灯亮了，上上下下，一片一片的是星的海，光的海，颇为动人。重庆给他另一印象是热闹振作，虽然遭到几次轰炸，留有废墟瓦砾，可整个市容还是堂皇伟丽，街上还是川流不息的车子和行人，在挤着挨着，一个垂头丧气的也没有，人们的眼睛里都充满了安慰和希望。这使他很受感动。 10月1日，他由重庆飞回昆明，正赶上开学。这时他从司家营搬出，住在昆明北门街71号单身教员宿舍里。19日，云南大学学生自治会、昆明文协、联大“冬青”等社团，联合发起了鲁迅逝世八周年纪念晚会，地点在云大至公堂。参加者有云大、联大、中法、中学学生，及昆明文化界人士约4000余人。朱自清和闻一多等均出席晚会，并发表演讲，对鲁迅生平、创作等作了系统的介绍，并希望人们学习和发扬鲁迅的革命精神。 为了增加收入，这学期他除了在联大上课外，还在私立五华中学兼任国文教员，住所离校很远，他风雨无阻从未误过课，有一次因联大临时开会不能分身，又无电话可打，只好自己一大早跑到中学请假。他上课认真负责，深受同学爱戴，学校特地邀请他为学校写了校歌：邈哉五华经正，流风余韵悠长。问谁承先启后？青年人当仁不让。还我大好河山，四千年祖国重光，责在吾人肩上。千里英才，荟萃一堂；春风化雨，弦诵未央，坚忍和爱，南方之强。五华万寿无疆！ 他以光复祖国大好河山重任，嘱托青年学子，以自己一腔爱国热情来灌溉他们的心田。 他还参加五华中学的学生活动。一个星期六下午，五华中学召开诗歌朗诵会，进行到中间，台上忽然出现一位中年教师，面庞白皙清瘦，身材不高，戴着一副玳瑁黑边眼镜，用略带江北口音朗声诵道：我的国呵， 对也罢， 不对也罢，我的国呵。 这中年教师就是朱自清，朗诵的是他刚刚翻译的一个美国诗人写的诗歌《我的国》。朱自清认为这首诗可以作这样解释：我的国对也罢，不对也罢，我总不忍不爱它。他要以这种国家意念，来诱发学生们的爱国热情。 1945年4月6日，他参加了联大中文系与外语系合办的诗歌晚会，地点在昆北食堂。讲题计有：一、抗战以来中国新诗的前途；二、如何接受中国文学的遗产；三、从历史观看待旧诗；四、如何采用西洋诗的形式；五、法诗最近的趋势；六、境界与感觉的移植；七、从社会思想、哲学说到新诗的素养；八、民歌；九、前途的预测和我们的努力；十、美国诗最近趋势。他和闻一多、浦江清、李广田、冯至、卞之琳、闻家驷等都是主讲人。 谁知过了几天，扬州老家又传来噩耗：父亲小坡公于4月9日病逝，终年76岁。8个月期间，连丧两人，使他无限悲痛，路途遥远不得归去，只能筹款寄回料理丧事，将老人安葬于念四桥祖坟。 一天，他接到开明书店寄来的一包书，拆开来一看，原来是他和叶绍钧合著的《国文教学》，心中甚喜。这是他们将五年来写的关于国文教学的论文和随笔编成的，分上下两辑，下辑八篇系朱自清所作。他们都做了多年的国文教师，也为青年们编过一些国文读物，这本书可说是他们工作经验的结晶。文字以中学国文教学为主，大学的也有论及，主要偏重于教学技本方面，这原因是“五四以来国文科的教学，特别在中学里，专重精神或思想一面，忽略了技术训练，使一般学生了解文字和运用文字的能力没有得到适量的发展，也未免失掉了平衡”。①从这里可以看到他们作为一个语文教育工作者的一片苦心。在“序”中他诚恳地要求教师们要负责任，说“讨论教学技术，无论如何精确，若是教师不负责任，不肯干，也是枉然。……教师得先肯负责，才能谈到循循善诱，师生合作。教师不负责，有的因为对教学本无兴趣，作教只是暂局。这种人只有严加淘汰一法。有的因为任课太多，照顾不及。这种人也许减少钟点调整待遇可望改善”。真是语重心长，一矢中的。这本书的出版，对提高大、中学的国文教学水平，有很大的帮助，这种社会效应绝不是偶然的。《国文月刊》编者曾明确指出它的成功原因：“他兼有中学及大学的教学经验，根据他的经验制定语文教学的方案，自然不会好高骛远，闭门造车而不合于辙。他兼有新旧文学的修养，凭藉他的修养讨论语文教学的内容，自然能够深知甘苦，不会畸轻畸重，局于一端而不切实际。除了文学造诣之外，他又富于研究的精神，于是解析语文教学的问题，更能够深中肯綮，剖析入微，不至于空疏迂阔，类于戏论。除了本国语文的修养之外，他又有外国语文的精深的造诣，于是对于语文教学的研究，更能够多所比较，相互贯通，不至于抱残守阙，拘墟短视。”① 5月5日，昆明文协、联大国文学会、外国语文学会、文艺社、冬青社、云大文史学会、中法文史学会等学术团体，在联大图书馆前草坪上举行五四文艺晚会，朱自清被邀请作了讲演。在会上讲话的还有闻一多、楚图南、卞之琳、冯至等人。5月一过，学期就要结束了，5月29日，他参加了联大国文学会欢送毕业同学会，出席的人不多。主席致辞时强调民主与文学的功利性。朱自清发言就历史与现实之矛盾加以说明，强调文学不能脱离历史。 学期——结束，朱自清决定回成都休假。 6月25日上午，他去登记往成都的飞机票，下午，往威远街29号文化沙龙，参加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昆明分会庆祝茅盾50寿辰和创作活动25周年纪念会。主持人请他当主席被婉言谢绝了，但他讲了话，会后全体与会者吃了寿面，并发函向茅盾道贺。朱自清后来还写了一篇《始终如一的茅盾先生》颂扬茅盾25年如一日为中国新文学所作的杰出贡献。在会上他遇到了田汉、安娥、韩北屏等人，在闲谈中韩北屏告诉他一个信息：去年桂林战役中一○七师师长自杀，政治部主任被俘。朱自清的长子朱迈先就在这个师的政治部工作。原来抗战伊始朱迈先遵从父亲的旨意，从北平回到扬州老家，不久就投笔从戎了。听到这个不幸消息，朱自清大惊失色，韩北屏见状乃安慰他不要过于悲伤，为国捐躯是极光荣的事。朱自清感到他的道理很正确，但不能解除自己的悲哀。事实还未最后证实，因此托人四处打听。唉，人生舞台上的悲剧和喜剧是难以预测的，这次朱迈先绝处逢生，平安无事，朱自清算是受了一场虚惊。①过了两天，朱自清从昆明飞重庆，再往成都。刚巧丰子恺也从重庆来，两人久别重逢，欣喜异常，天南地北，畅谈良久。旧情似水，往事如烟，回首当年，不胜感慨，乃写下七绝四首： 千里浮萍风聚叶，十年分袂雪盈颠。 关河行脚停辛苦，赢得飘髯一飒然。 应忆当年湖上娱，天真儿女白描图。 两家子垤各笄冠，却问向平愿了无？ 执手相看太瘦生，少年意气比烟轻。 教鞭画笔为餬口，能值几钱世上名？ 锦城虽好爱渝州，一片乡音入耳柔。 敝屋数椽家十口，慰情只此似吴头。 想当初白马湖畔何等欢娱，到如今流落异乡，相对穷愁，老友风尘相遇，不免执手唏嘘了。 这时，朱自清的健康状况愈来愈差，时常胃疼，口吐酸水，身体虚弱。吴组缃路过成都，从叶圣陶那里打听到朱自清的住处，遂于7月22日，特地去报恩寺看他：等朱先生从屋里走了出来，霎时间我可要愣住了。他忽然变得那等憔悴和萎弱，皮肤苍白松弛，眼睛也失了光彩，穿着白色的西裤和衬衫，格外显出了瘦削劳倦之态。11年没见面，又逢着这艰苦的抗战时期，变，是谁也要变的，但朱先生怎样变成这样了啊！我没有料到；骤然吃了一惊，心下不禁重甸甸的。 朱先生一手拿着书，一手握着笔，穿得衣履整饬，想必正在书房用功；看见我，很高兴，慌乱的拖着椅子，让我到房里坐。一会儿工夫，又来了六七位男男女女的客人，他们称喊他“朱大哥”，坐满了屋子，大声的说笑着。 朱先生各方面应酬着，作古正经，一点不肯懈怠。我在那些客人面前，是一个生人，于是他还不时“张罗”我参加谈话，像他做文章，不肯疏忽了一笔。但我看到他多么疲乏，他的眼睛可怜地眨动着，黑珠作晦暗色，白珠黄黝黝的，眼角的红肉球球凸露了出来；他在凳上正襟危坐着，一言一动都使人觉得他很吃力。①吴组缃的到来，朱自清十分高兴，客人走后，便留他午餐。饭毕，他也不午睡了，和吴组缃在书房里长谈，他勉励吴组缃要多“囤积”生活经验，写出好的作品来。又告诉他自己研究和写作的计划，足足谈了二个多小时。然后两人一起去参观丰子恺画展。在展览会上朱宗清遇到谢冰莹和叶圣陶。朱自清找了个僻静的角落，和叶圣陶谈心，两人交换了对在现状下是否有自由，以及职业与思想自由之关系等问题的看法，郁闷为之一泄，身心都感到舒畅。 朱自清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抗战胜利上，他天真地认为，“只要抗战胜利，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因此，他忍受病痛和贫困，努力工作埋首研读。“胜利在望”，“胜利在望”，他是多么热切地盼望这个令人兴奋的日子早日到来呵！ 国内外形势的急剧变化，增加了他对胜利的信心：苏联红军已直捣德国法西斯巢穴柏林；英美联军也深入敌人腹地；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向敌人展开全面进攻，在短短时期内歼敌20多万，收复城市近200座。……他从国内外战争的风云中似乎已望见了那磅礴欲出的胜利的曙光。 历史转折关头终于来临。 1945年8月14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艰苦抗战八年，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消息传开，举国欢腾，备尝辛酸的人民一下沉醉于欢乐的海洋洋之中。15日晚，胜利喜讯传到成都，鞭炮声锣鼓声响彻夜空，大街小巷人声喧腾，空中弥漫着炮仗浓浓的硝烟。朱自清闻讯，欣喜若狂，他披上衣衫，奔出家门，兴奋地和市民一起狂欢了一夜。 胜利给黑暗的大地带来了光明，给苦难的人民带来了希望，有的人想重振家园，有的人想和亲人团聚。朱自清也在想，对当前时局，他十分忧虑：中国共产党已有相当规模的武装力量，并拥有一亿多人口的解放区，对此蒋介石是不甘心的，胜利后他的几番谈话，已目露凶光，杀气腾腾。在报恩寺的破旧房子里，朱自清想的很多，很深，也很远。他敏锐地感到，战争的乌云似乎又飞临中国的上空，大祸将要到来，人民又要遭殃了。一天夜里，他忧心忡忡地对陈竹隐说道：“胜利了，可是千万不能起内战呵。不起内战，国家经济可以恢复得快一些，老百姓可以少受些罪。” 由于休息不够，他的胃病又严重发作，准备往成都四圣祠医院治疗，但这又要花一大笔费用，不是眼下力量所能办到的。抗战既已胜利，他想还是等回到北平后再作根治。 十八、“一二·一”风暴前后” 这学期他开讲“中国文学史”，整天忙于准备功课。一天，有一个文学史上的问题想请教闻一多，便去他家访问，闻一多最近极忙，开会去了。朱自清一向钦佩闻一多的学问，也爱好他的手稿，因为闻一多的稿子都用工楷写成，一笔不苟，整整齐齐。不说别的，看了就悦目。别人总将自己的稿子视为珍宝，轻易不让人看，闻一多不然，他毫无私心，满不在乎，只要是认识的，他都愿将稿子借给他看。在司家营时，朱自清就向闻一多表示过要细读他全部手稿的愿望，闻一多也答应了，但因事拖延没有看成。今天，他看见稿子就堆在案头，于是便征得闻太太的同意，坐在书桌旁足足翻阅了两个多小时，得益匪浅。 9月2日，日本无条件投降签字。3日晚，为了庆祝胜利，昆明学联联合社会青年和社会人士在联大举行“从胜利到和平”的联欢晚会，有报告、有讲话、有文娱节目表演，全都是庆胜利和反内战的内容。会议响彻了反对内战、要求民主，要求和平，反对美国干涉我国内政的口号，充分显示了进步力量的威力。朱自清也和大家尽了一日之欢。 10月17日，中文系召开迎新大会，欢迎新同学和杨振声教授从美国回来。杨振声在会上大谈西方汉学研究的情形，及美国人民对中国绘画之欣赏。他刚讲完，闻一多便问他英美对苏联态度如何？学生主席也起立发言说杨振声所谈乃象牙塔中的艺术，而中国人所要知道的是否有人饿毙，及美国对待殖民地政策等问题。杨振声见不对头，乃托言另有约会，提前退席。闻一多立即起来发言，他慷慨陈词，竭力抨击英美文化，大事赞扬苏联，并表示自己将继续采取这种态度。主席四次邀请朱自清讲话，他最怕这种针锋相对的冲突场面，遂再三婉言谢绝。 闻一多的激昂态度并非偶然。 这时国内外政治形势已发生突然变化，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政府在美国支持下，集中力量抢夺胜利果实，命令日伪军队“负责维持地方治安”，阻止他们向人民军队投降，并以收缴日伪武器为名，向解放区大举进攻；与此同时，又伪装“和平”姿态，电邀中共代表来重庆进行谈判。毛泽东遂于8月26日与周恩来等乘专机抵达重庆，经历了43天的谈判。在此期间，即10月1日，闻一多、朱自清、张奚若、钱端升等十几位联大教授，联名致电蒋介石、毛泽东，要求停止内战，实现国内和平民主。在国内进步势力的威迫下，蒋介石不得不于10月10日与共产党签定了《双十协定》，不得不同意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方针”，承认“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但是，国民党的态度是虚伪的，《双十协定》墨迹未干，“和平”假面立即脱落，毛泽东一回延安，他们就马上向各战区颁发《剿匪手本》，下达“剿匪”密令，各路军队纷纷向解放区进犯。对云南他们也早作部署，先把云南地方主力部队调往东北。接着，全副美式武装的大军涌进昆明，飞机吼叫，枪炮齐鸣，以接收为名，把云南地方势力干掉，派来党棍李宗黄代理云南省主席，总揽了云南的统治大权，为镇压民主势力推行内战政策，作好组织的准备。昆明的政治形势日益严峻了。 抗战硝烟刚刚消失，内战的灾难又将降临大地，这是千百万人民不能答应的。11月5日，毛泽东以中共发言人的名义发表谈话，指出“中国人民被欺骗得已经够了，现在再不能被欺骗。现在的中心问题，是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用一切方法制止内战”。11月9日，重庆各界民主进步人士，举行反内战大会，成立“反内战大同盟”，昆明各界也积极投入这一重大战斗。 11月24日，联大冬青社、文艺社、社会科学研究会等15个团体，联合请求联大自治会通电全国反对内战。11月25日，联大学生自治会与云大、中法、英专三所大学自治会联合主办反内战的时事晚会，邀请主张和平、民主、团结的教授讲演，地点定在云大，当局得知消息后即下令禁止，并通知云大校长不得出借礼堂。为避免冲突，会议决定将会场移往联大大草坪举行，并以联大学生自治会名义主办。晚上七时许，各校学生陆续到达，除四个大学外，尚有许多中学生参加，还有一部份工人和社会青年，共约6000人。夜幕沉沉，星光闪闪。 与会群众情绪昂奋，大家不顾天寒风冷，席地而坐，安静地听着教授们发言。谁知反动军警已偷偷包围了会场，当费孝通讲演到中途，枪声大作，子弹横飞，群众伏地听讲，晚会照样进行。特务又将电线切断，电灯熄灭，同学们立刻把早已准备的汽灯点着。突然，一个自称姓王的“老百姓”不顾晚会秩序，硬闯上台，叫嚷什么“要代表老百姓讲话”，随即大放阙词，说什么“内乱”不是“内战”。他其实不是什么“老百姓”，而是特务头目查宗藩。他的面目当场被群众拆穿，只听台下一片怒吼： “他是特务，把他拉下去！” “狗特务！滚下去！”。 查宗藩只好耷位着脑袋，夹着尾巴在一片嘘声中溜走了。 大会在掌声和口号声中通过了《昆明各大学全体同学致国共两党制止内乱的通电》和《呼吁美国青年反对美国政府参加中国内战的通电》。会场突然扬起《你这个坏东西》的歌声： ……坏东西，拉夫抽丁，征粮征米，拆散父子，拆散夫妻都是你，你的心肠和魔鬼一样的，别国在和平里复兴建设，只有你成天的在内战上玩把戏。你这个坏东西，真是该枪毙！……这是揭发！也是控诉！愤怒的歌声响彻夜空，震动了整个昆明城。 第二天，国民党中央报纸发表“西郊匪警，黑夜枪声”的消息，谎称：“本市西门外的泥坡附近，昨晚七时许，发生匪警。……匪徒竟一面鸣枪，一面向黑暗中逃窜而散”。反动派的造谣污蔑，使联大同学愤怒非常，纷纷要求罢课抗议。26日，昆明学生联合会宣布总罢课，并成立罢课委员会，发表了《昆明市大中学生为反对内战及抗议武装干涉集会告全国同胞书》，呼吁“立即停止内战，要求和平”，“组织民主联合政府”，“追究射击联大的责任”，“不准任意逮捕”等要求。至29日参加罢课的学校达34所。 声势浩大的罢课斗争使反动派惊慌失措，他们立即布署力量进行镇压。11月27日，云南省长李宗黄、警备司令关麟征召开“紧急会议”，限学校于28日无条件上课，叫嚣“学生有开会自由，我有开枪自由”。并发表社论制造“不是学潮是政潮”，“五四之风不可复见”、“共产党制造内战”等谬论。特务三五成群到处横行，遍街殴打学生，闯入学校捣乱，仅29日这一天学生被打25起，被捕15起。30日，联大、云大、中法等罢课委员会办公室均被捣毁。 黑云压城，电闪雷鸣。 但是，学生的反抗意志坚不可摧，他们扩大《罢委会通讯》，驳斥谎言，公布真相，使各界人士得以及时了解真实情况。罢课得到了各方面的支持，11月29日，联大教授会发表“抗议书”，指出云南省当局11月25日的暴行为“侵犯学府之尊严”，“表示最严重之抗议”。民盟云南支部于20日声明“罢课是正当的唯一的抗议手段”，所提条件“合乎人情，合乎国法”。 双方针锋相对，矛盾愈发尖锐，斗争更加激烈了。12月1日上午十时，腥风血雨终于来临，一场大屠杀开始了。 自称“老百姓”的特务头子查宗藩赤膊上阵，率领一帮特务打手，分兵几路奔袭联大、云大各校，撕毁壁报，捣毁教具，殴打师生，并用手榴弹、手枪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群众。联大师院的潘琰、李鲁连、昆华工校的张华昌被打死，南菁中学的青年教师于再被手榴弹炸死，被打伤者有数十余人。真是天昏地暗，日月无光。 这就是惨绝人寰的“一二·一”惨案。 昆明人民的鲜血震惊了云南，震动了全国。 当天，联大教授召开了紧急会议，一致通过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要求严惩凶手，并宣布罢教支持学生。5日，重庆《新华日报》社论指出：“流血的惨剧是绝对掩饰不了的。当局首先应严惩杀伤学生的凶手及负责人，立刻接受学生的要求，并付予实施，以谢学生，以平众怒”。6日，罢委会通过《昆明大中学生为“一二·一”惨案告全国同胞书》，要求严惩李宗黄、关麟征。 7日，延安《解放日报》社论指出：“这是1926年‘三·一八’惨案以来，将近20年间所没有发生过的大惨案”，表示“极其真诚的同情”。 9日，周恩来发表讲话，指出“昆明惨案就是新的‘一二·九’。”赞扬“青年是争取和平民主的先锋队”。全国掀起了抗议谴责反动派暴行的浪潮。 12月2日下午3时，罢联在联大图书馆前大草坪举行“一二·一”死难烈士入殓仪式，灵堂边一对挽联：“一党专政，百姓遭殃”。两副长联是：国民党还政于民，秋风来去，丢下数枚炸弹。中央军奉命来省，春风乍到，杀了几个学生。 以学生作仇，以人民作匪，屠杀不遗余力。 与敌寇为友，以汉奸为朋，宽容惟恐不周。 各大、中学师生及各界人士6000多人参加。4日，罢联在联大图书馆设“四烈士”灵堂，举行公祭，活动历时一个多月，群众到灵堂祭奠四烈士的达15万人次，送挽联及挽幛数千件，捐款近3000万元。联大教授会决议，自4日起停课7天，以示抗议。 年轻人的血，深深地震动了朱自清的灵魂。 血，使他认识到民主进步的力量；血，使他认识到当权者的凶残；血，使他认识到自身的弱点。血，引起了他深刻的反思。 自抗战胜利以来，朱自清一直关心着时局的变化，注视着这场斗争的发展，在11月15日、28日、30日的《日记》中，他都记叙了学生运动的情况。12月1日，当他看到反动军队向师生施暴时，十分愤怒，特地在《日记》中录下他们的暴行： 军人与便衣打入学校各部份，在师范学院扔手榴弹四枚，死三人，伤者甚多。 惯，悲愤不已”。①历2小时余。 9日，他前往灵堂向四烈士哀悼致敬。 是的，朱自清没有如闻一多那样破门而出，和学生们并肩战斗在第一线，但在他闭门思过里，可以看到“一二·一”风暴已经强烈地震撼着他的心灵。爱国群众奋不顾身的斗争精神促使他反省，令他自感惭愧，他深切地感到：余性格中之懦弱，必须彻底革除，此亟需决心。②这一思想火花，预示了他精神世界将开始发生决定性的变化。 12月27日，罢联宣布“停灵复课”，朱自清又准备上讲堂了，但他近来心绪不宁，思想纷乱，经常失眠。1946年1月9日星期二，是他排定的考试时间，但由于夜里通宵未睡，至天亮时才打个盹，早上醒来，正在穿衣，两个学生已上楼来找他，这时才发觉时间已延误了，遂将考试改至星期五举行。这是他过去从未发生过的事，十分懊恼。 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国民政府礼堂开幕。12日星期六，朱自清正在批阅学生的试卷，钱端升来找他，递上一份宣言书，征求意见。朱自清一看原来是《昆明教育界致政治协商会议代电》，提出两项主张：甲，政治协商会议结束前应切实办到下列各项事项，一、立即停止军事冲突；二、开放言论、出版、通讯、集会、结社及其他基本自由；三、取消一切特务组织，立即释放政治犯；四、组织联合政府。乙，下列各事项由联合政府办理：一、缩编全国军队；二、改组并刷新各地方政府之行政机构；三、在联合政府成立后6个月内召开制宪会议。朱自清完全同意上述意见，欣然提笔在上面签上自己的名字。“代电”于20日见报，签名者有194人。“一二·一”惨案善后事情尚在进行，为了平息民愤，行政院免去李宗黄云南省长本兼各职，而国民党最高国防委员会又任命其为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秘书长，实际上仍是进行包庇。革命群众自是不肯答应，一天，一位教师到朱自清寝室，告诉他为对李宗黄处分与死难者丧葬事，学联决定罢课一日以示抗议，朱自清立即表示赞同。但他对当时复杂形势，依然认识不足，那时有部份教授发动对东北问题的宣言，实际上是针对中共和苏联的，有人以此征求他的意见，由于不明真相，他也同意签名，但声明“须不涉内政，只为单纯之爱国表示”。过了两天，他经过图书馆门前，看到有人演讲东北问题，会后还有示威游行，当他事后了解到联大学生极少参加时，开始觉悟到东北宣言显然为国民党党团所操纵，十分后悔在上面签名。第二天下午，他参加教授会，讨论建立“一二·一”死难烈士纪念碑事。在会上看到学生写的《呜呼！大学教授》一文，内容系攻击东北问题宣言的，读后心中很不是味道，对自己的签名更是后悔不已。4月4日，朱自清重新就任清华中文系主任职务。就在这天下午，他的女儿采芷和未婚夫王永良举行订婚礼，他出席并讲了话，祝他们“相爱似蜜而相敬如宾”，自感内容陈旧，“殊不似现代型之家长”。 就任后连日参加会议，讨论关于复员和联大结束工作，以及各校迁回北平之事，十分繁忙，以致胃病复发，身体衰弱。5月3日晚，竟夜呕吐，早晨又吐了许多酸水，疲惫不堪，但他还坚持工作，上午参加国文学会，下午参加大一国文会与清华系主任会议，晚上又出席昆明文协与昆明文联在云大至公堂举行的五四文艺晚会，内容与形式均很生动，有歌咏队登台高唱解放区歌曲，有具有民族风格的歌舞“插秧苗”，还有云南地方歌曲“茶歌小调”。操场外营火熊熊，一男一女踩船欢快鼓点，扭着秧歌，正在上演风靡一时的新秧歌剧“兄妹开荒”。朱自清在大会上做了题为《关于夏丐尊先生》的讲演。夏丐尊于4月23日在上海去世。他很悲哀，因此特地在大会上介绍夏丐尊的生平事迹，表彰他对文化事业所做的卓著贡献，说他是一位“以宗教的精神来献身于教育”，“诲人不倦的教育家”。在晚会上讲演的，还有闻一多、李广田、闻家驷等人。 6月，联大正式结束，奉命解散。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分别恢复。朱自清准备回北平了，突然接到成都来信，陈竹隐生病住进了医院，遂于14日匆匆赶到机场，等了3个钟头才坐上飞机到重庆，再乘汽车到成都，沿途又逢大雨，距内江10公里处轮胎又破裂，车停驶，只好宿于旅馆，胃病复发，竟夜呕吐不止，困顿非常。 18日到家，得知陈竹隐住在刘云波医院养病，立刻赶往探视，询问医生，始知系心脏病，经治疗已有好转，乃放心。 十九、“你是一团火” 朱自清到达成都之日，正是昆明政治形势更为严峻之时。6月26日，蒋介石以20余万兵力悍然向中原解放区发起了围攻，接着又以重兵向华东、晋冀鲁豫、晋察、晋绥、东北以及海南岛等解放区大举进攻，狂妄宣称要在三个月内消灭中共力量。 云涌雾漫，风暴雨狂。 由蒋介石一手挑起的全面内战终于爆发了！ 昆明的空气也突然紧张紧起来，斗争更其艰苦了。蒋介石把作恶多端的宪兵第十三兵团调进昆明，加剧法西斯统治，迫害进步团体，破坏民主活动。荷枪实弹的宪警，不论白天黑夜强行闯进民宅，任意搜查，许多工人、学生和知识份子遭到绑架，民主人士受到恫吓。群魔乱舞，蛇鬼横行，美丽的春城被白色恐怖的浓雾严严地笼罩住了。 胜利已经半载，时局还如此纷乱，茫茫神州，何日得以升平？朱自清环视南北，百端交集。 凯歌旋踵仍据乱，极目升平杳无畔。 几番雨横复风狂，破碎山河天四暗。 同室操戈血漂杵，奔走惊呼交喘汗。 流离琐尾历九秋，灾星到头还贯串。 异乡久客如蚁旋，敝服饥肠何日赡？ 灾星宁独照吾徒，西亚东欧人人见。 大熊赫赫据天津，高掌远郯开生面。 教训生聚三十春，长霄万里噤光焰。 疾雷破空叶一吼，文字无灵嗟笔砚。 珠光宝气独不甘，西方之人美而艳。 宝气珠光射斗牛，东海西海皆歆羡。 熊乎熊乎尔诚能，张脉偾兴争烂绚。 谁家天下今域中？钩心斗争从君看。 看天左右作人难，亚东大国吾为冠。 白山黑水吾之有，维翰维藩吾所愿。 如何久假漫言归，旧京孤露思萦万。 旧京坊巷眼中明，剜肉外疮装应辨。 稷坛黄菊灿如金，太液柔波清可泛。 只愁日夕困心兵，孤负西山招手唤。 更愁冻馁随妻子，瘦骨伶丁沦弃扇。 这是朱自清写给肖公权的一首长诗，表达了他对时势的无限忧伤。 但是，尽管“雨横复风狂”，斗争的火焰并没有熄灭。李公朴、闻一多等进步人士没有被吓倒，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到处奔走呼号，发起“争取和平联络会”的签名运动，动员人民群众起来反对内战，反对特务迫害，争取民主，争取自由。他们揭发反动派制造内战的罪恶，支持共产党所提出的：长期停战、恢复交通、整军复员、重开政协等四项建议。 鬼蜮害怕了，他们密秘策划，要以“最末的手段”置民主斗士于死地。 这时恰逢昆明雨季来临，经常天阴，霪雨绵绵。尤其夜里，黯雾沉沉，雨声淅沥，使已够恐怖的古城，更加阴森凄凉。 7月11日夜，血腥事件终于发生。这天晚上，中国民盟滇支部负责人之一，社会教育家李公朴和夫人往南屏大戏院看电影，9时49分电影散场，他们徒步在南屏街乘公共汽车，突然遭到特务跟踪，车至青云街学院坡处停下。这时天正下雨，灯光昏暗，李公朴刚要下坡，突遭无声手枪袭击，子弹由后腰射入，贯穿左前腹而出，血流如注，送至医院，终因伤势过重而去世。 得到李公朴噩耗，闻一多怒愤填膺，拍案而起，怒斥反动派卑鄙无耻。闻一多也是民盟滇支部负责人之一，特务黑名单上第二号人物就是他。亲友们都劝他赶快避开，但闻一多拒绝了家属和好友的劝告，毅然挺身而出，坚决挑起民盟支部的工作，亲自料理李公朴的善后，向社会控诉反动派的滔天罪行。15日下午，他亲临云大，主持李公朴丧仪，当李夫人报告李公朴死难经过泣不成声时，闻一多愤怒地跳上讲台，厉声痛斥特务无耻行径。他指着台下怒喊：今天这里有没有特务？你站出来，是好汉的站出来！ 你站出来讲，凭什么杀死李先生？杀死了人，又不敢承认，还要诬蔑人，说什么“桃色事件”，说什么共产党杀共产党，无耻啊！这是国民党的无耻，是李先生的光荣！ 李先生曾在昆明长期从事民主运动，现在又回到昆明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是李先生的光荣，也是昆明人民的光荣！ 闻一多的讲话获得全体与会者的拥护，掌声雷鸣，怒吼声震动了整个会场。散会后，闻一多即往府甬道民主周刊社，出席民盟滇支部为李公朴被害招待记者会，在会上他详细地揭发了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政协决议，发动内战的经过。4点多钟，会议快要结束时，闻夫人差人儿子间立鹤来接他回去，5时10分，当父子俩走到距西仓坡联大宿舍仅十步远的地方，突然从后面追上两个便衣特务，连续向闻一多开枪，一弹正中头部，立鹤扑在父亲身上，大声呼救，也被手枪击倒。闻一多全身中弹，血如喷泉，壮烈牺牲。立鹤经医院抢救始获脱险。 随着那罪恶的一声枪响，时间仿佛凝固，历史留下了一片空白。斗士死在黎明前夜，然而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却给活着的的人以无穷的启迪。 7月17日，朱自清在成都报纸上得知闻一多遇害的消息，大为震惊，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为之日夜提心吊胆的事，竟然在一夜之间发生了。在报恩寺破败的居室里，他无心茶饭，坐卧不宁，无限悲痛。他在好友的鲜血面前，陷入了深深的思索。在《日记》中他写道：此诚惨绝人寰之事。自李公朴被刺后，余即时时为一多之安全担心，但绝未想到发生如此之突然与手段如此之卑鄙！此成何世界！ 朱自清终于从这一“惨绝人寰”的血腥事件中，窥见了反动派的残酷手段，看到了黑暗现实的真相。闻一多的血光似乎在一刹那间照亮了他的眼睛，照亮了他的灵魂。连日来，闻一多的音容笑貌，他对革命的热情，对祖国的挚爱，对未来的追求，都如长江大潮在他心中汹涌翻腾。他扪心自问，人应该要怎样活着？生命的价值是什么？难道自己曾有过的热望就任让时间的砂轮悄无声息地磨去？自己曾有过的棱角，就应让时光的利剑于无形中削光？不！他还不愿就此度完一生。闻一多的壮烈牺牲，唤醒了他沉睡已久的愿望，他的血又开始奔腾，力又在鼓荡，潜在的能量渴望释放。他知道，历史正在审视每个人的足印，一个人如果要在历史镜头中留下光辉的形象，在历史进程中有所贡献，只有象闻一多那样紧随时代的进步潮流，认定方向，大步流星地走去。一天夜里，他经过良久思考后，对陈竹隐说：以后中间路线是没有的，我们总要把路线看清楚，勇敢地向前走去。 沉吟了一下，又说： 这不是简单容易的事，我们年纪稍大的，也许走得没有年轻人那么快，就是走得慢，也得走，而且得赶着走。 21日，西南联大校友会召开一多先生追悼会，朱自清出席并讲了话。他一开头便愤激地说：闻一多先生在昆明惨遭暗杀，激起全国的悲愤。这是民主主义运动的大损失，又是中国学术的大损失。 接着，他详细地叙说了闻一多在学术上的巨大贡献。首先告诉人们，闻一多是中国抗战前“唯一的爱国新诗人”，“也是创造诗的新格律的人”，“他创造自己的诗的语言，并且创造自己的散文的语言”。又详尽地介绍闻一多对神话、《楚辞》、《周易》、《诗经》等各方面研究的成就。他突出强调闻一多在学术上的伟大功绩，目的就在告诉人们国民党反动派残杀了一个多么有价值的学者，摧残了中国学术界不可多得的人才！以此激起人们对敌人更大的愤恨。最后他悲愤地说：他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常跟我们说要活到80岁，现在还不满48岁，竟惨死在那卑鄙恶毒的枪下！有个学生曾瞻仰他的遗体，见他“遍身血迹，双手抱头，全身痉挛”。唉！他是不甘心的，我们也是不甘心的！ 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把闻一多的全部遗著整理出版，这是对敌斗争的一种方法。他在给学生王瑶写信说：一多先生之死，令人悲愤。其遗稿拟由研究所同人合力编成，设法付印。此事到平再商。 8月4日是星期天，他早上参加北大校友会，晚上，出席清华校友聚餐会，席间他又起立讲演闻一多生平事迹，表示深沉的哀悼。会后发起为闻氏家属捐款，得17万元。 近来他情绪昂奋，常常浸沉在对闻一多的思念中，时时想起闻一多炽烈的性格和热情语言，想起他对年轻人的关怀和对光明的执着企求，他仿佛还听到他惊雷般的声音：“爆一声：‘咱们的中国’”。17日深夜，万籁俱寂，外面起雾了，一片迷蒙，他背着灯光，伫立窗前，心事浩茫，思绪绵远。突然，感情的浪峰，撞击起想象的飞沫，一股诗的灵感猛地震撼着他的心弦，他仿佛在云雾之中看到了闻一多光华四灿的高大形象。他陡地转过身来，坐在桌前，提起笔来写道：你是一团火， 照彻了深渊； 指示着青年， 失望中抓住自我。 你是一团火， 照明了古代； 歌舞和竞赛， 有力猛如虎。 你是一团火， 照亮了魔鬼； 烧毁了自己！ 遗烬里爆出个新中国！ 这首搁笔20年后写的新诗，标志着朱自清思想有了重大的变化。他已从闻一多这“一团火”中，认识到国民党反动派是一群吃人的“魔鬼”，认识到只有发扬闻一多那种不怕“烧毁自己”的精神去进行斗争，美好的“新中国”才能实现。“你是一团火”！朱自清的灵魂也已被这团火燃烧起来了！ 翌日，成都各界举行李、闻惨案追悼大会，外间传闻特务要来捣乱，有的人吓得不敢去了，朱自清却奋然前往，并做了讲演。他慷慨激昂地介绍闻一多生平事迹，颂扬他火一样的革命精神，控诉特务罪行，向反动当局提出抗议。他的讲话博得全场掌声，不少听众落下了眼泪。 第二天，他带着家属离开成都到重庆，在那里他仍然到处讲演闻一多功绩，宣扬他“不怕烧毁”的革命精神。8月24日《新华日报》有一则报导：清华大学朱自清教授谈闻一多教授生平——闻先生一生分三个阶段，他的一贯精神是爱国主义。 南开中学，并在学生公社做了《现代散文》的讲演。南方的朋友都希望朱自清能于回北平之前到那里走一趟，但他估算一下，费用太大，经济不能胜任，只好作罢。10月7日，乃和家属乘飞机直接回北平。 飞机临北平城上空时，他向舷窗外望去，只见棋盘似的房屋，丛丛的绿树，紫禁城一片黄琉璃瓦，在晚秋的夕阳里闪闪发亮，分外美丽。这是他第一次在飞机上看北平，而且是在阔别八载之后，心中十分激动，不由想起北平许多好处来。 回来后，他一家先住在国会街北京大学四院，22日即迁回清华北院16号旧居。这时他身体更不如前，明显地现出老态。李长之到国会街去看他，大吃一惊：我见了他，却有些黯然了。他分外地憔悴，身体已经没有从前那么挺拔，眼睛见风就流泪，他随时用手巾拂拭着，发着红。① 身体虽然不好，关心现实依旧。看到历经八年动乱后的北平，他的心情十分沉重。他看到，“物价像潮水般涨，整个北平也像地潮水里晃荡着”，先是粮食贵得凶，而这是“人人要吃日日要吃的”，因此感到“这是一个浓重的阴影，罩着北平的将来”。②他将北平和西南几个大城市比较，觉得生活必需品倒不缺少，有一天他去故宫玩，发现那儿地摊真多，小东西不少，任凭挑选。另外，在他感觉中，北平仍然和以前那样“有闲”，公共汽车也是慢吞吞的，都要等很久，奇怪的是乘客也不急，大家有的是闲工夫，慢点儿无妨，多等点时候也无妨，卖票人有时还在中途从容不迫地替人排难解纷，真闲得可以，这和重庆大不一样，那儿的汽车虽然不漂亮，可是快，上车、卖票、下车，都快。 引起朱自清注意的是，中山公园和北海等名胜地方，都萧条了。一个星期天，他带孩子们去逛北海，看漪澜堂的茶座上，只寥寥几个人，也没有点心卖，问店家，说是客人少，不敢预备。从这里，他敏锐地察觉到，许多中等经济的人家，手边也都紧张起来了。 北平的治安状况也使他不安。一个星期六的晚上，他全家和一位姓赵的朋友到西单商场去，买完东西他和朋友先回去，陈竹隐和两个孩子回来时，经过宣武门的一个小胡同，刚进口不远，就听到一声“站住”！向前一看，十步外站着一个人，手里拿着一把明晃晃的尖刀！陈竹隐惊叫一声，拉着小孩往胡同口跑，绊了石头母子三人都摔倒了。爬起来回头望去，那个人已转身向胡同那头跑了，看样子是个刚走这道儿的新手。报纸上也常有路劫的记载，从前虽也有，可没有现在那么多。由此，朱自清又感到，“北平是不一样了”。北平的交通管理，也令朱自清不满。他刚回来一个礼拜，车祸就死伤了五、六人，这种交通混乱和美国军车横冲直撞有关系，警察害怕军车，不敢惹它，而对三轮车则不客气，一个不顺眼就拳脚一齐来。一天，他和陈竹隐上街，在宣武门附近看见一个三轮车横在胡同口和人讲价钱，一个警察走来，不问三七二十一，抓住车夫就拳打脚踢。朱自清勃然大怒，上前和警察讲理，高声说道：“你打他作什么！他是为了生活呀！” 在回来的路上，他和陈竹隐说：“八年沦陷，难道他们还没有受尽敌人的苦头吗？现在胜利了，为了生活抢生意，凭什么挨打？真可恶！”回到家里，还忿忿不平，一连几小时沉闷不语。 刚胜利时，他日夜盼着回来，可现在看到这些情形，心都冷了。 朱自清回来不久，即积极从事《新生报》副刊《语言与文学》的创刊筹备工作，副刊之所以取这个名字，系为了纪念闻一多，因为他曾于战前办过同名的刊物。他忙里抽闲，为副刊每周写一篇“周话”。11月，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聘请朱自清等七人组成“整理闻一多先生遗著委员会”，并指定朱自清为召集人。月底，他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商讨有关编辑事宜，他意识到，这是纪念烈士、和反动派进行斗争的大事，所以抓的很紧，计划周密。他在给友人信中说：“一多的事我要负责，要出版他的著作，照顾他的家属。” 历经了闻一多这“一团火”的洗礼，朱自清的思想有很大的变化。十多年前，他在《那里走》一文中，曾意识到自己往故书堆里钻，“正是往死路上走”，但他愿意如此，不过还说过这样的话：“因果轮子若急转直下，新局面忽然的到来，我或许被迫着去做那些不能做的工作，也未可知。”现在，这个局面终于到来了，在民主浪潮的冲刷下，他思想中的阴影开始消散，长期以来萦绕在他脑际的“那里走？”“那里走！”的问题解决了。10月13日，他在《大公报》副刊《星期文艺》上，看到杨振声一篇题为《我们打开一条生路》的文章，中间在谈到知识分子的时代运命时说道：“我们在这里就要有一点自我讽刺力与超己的幽默性，去撞自己的丧钟，埋葬起过去的陈腐，重新抖擞起精神作这个时代的人”。朱自清一方面感到“这是一个大胆的，良心的宣言”，而另一方面却又感到“这篇文章里可没有说到怎样打开一条生路”。因而特地写了一篇《什么是文学的“生路”》发表在《新生报》上，对这个问题进行专门讨论，他告诉人们，知识分子的“生路”就是“作一个时代的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他说，“这是一个动乱时代，是一个矛盾时代。但这是平民世纪”。他指出： 中国知识阶级的文人吊在官僚和平民之间，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最是苦闷，矛盾也最多。真是做人难。但是这些人已经觉得苦闷，觉得矛盾，觉得做人难，甚至愿意“去撞自己的丧钟”，就不是醉生梦死。他们我们愿意做新人，为新时代服务。文艺是他们的岗位，他们的工具。他们要靠文艺为新时代服务。文艺有社会的使命，得载道的东西。 怎样才能载这个“道”呢？他认为“得有一番生活的经验”；而知识分子“还惰性的守在那越来越窄的私有的生命的角落上。他们能够嘲讽的‘去撞自己的丧钟’，可是没有足够的勇气‘重新抖擞起精神作作这个时代的人’，这就是他们我们的矛盾和苦闷所在”。因此，他大疾呼，要冲出象牙塔，走到人民中去，“文人得作为平民而生活着，然后将那在生活经验表现，传达出来”。在文章最后，他诚挚地告诉大家：知识阶级的文人如果再能够自觉的努力发现下去，再多扩大些，再多认识些，再多表现、传达或暴露些，那么，他们会渐渐的终于无形的参加了政治社会的改革的。那他们就确实站在平民的立场，‘作这个时代的人’了。 这时他已明确地意识到，时代要求知识分子要“站到平民的立场上来说话”。因此特别强调立场的重要性：说到立场，有人也许疑心是主观的偏见而不是客观的态度，至少也会妨碍客观的态度。其实并不这样。我们讨论现在，讨论历史，总有一个立场，不过往往是不自觉的。立场大概可分为传统的和现代的；或此或彼，总得取一个立场，才有话可说。就是听人家说话，读人家文章，或疑或信，也总有一个立场。立场其实就是生活的态度；谁生活着总有一个对于生活的态度，自觉的或不自觉的。① 他的思想已结束了中间状态，从学者向战士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他开始喜爱杂文这一文体，认为它是抨击黑暗现实的利器，是开辟时代的“开路先锋”。他说，“杂文和小品文的不同处就在它的明快，不大绕弯儿，甚至简直不绕弯儿”①；“它在这20多年中，由明快而达到精确，发展着理智的分析机能”。②而最重要的还在于它符合时代的需要：时代的路向渐渐分明，集体的要求渐渐强大，现实的力量渐渐迫紧；于是杂文便成了春天第一只燕子。杂文从尖锐的讽刺个别的事件起手，逐渐放开尺度，严肃的讨论到人生的种种相，笔锋所及越见深广，影响也越见久远了。③ 他向社会推荐冯雪峰的杂文集《乡风与市风》，他特别喜爱鲁迅的杂文，说是“百读不厌”，认为鲁迅的杂文“‘简短’而‘凝练’，还能够‘尖锐’得像‘匕首’和‘投枪’一样；主要的是在用了‘匕首’和‘投枪’战斗着”。他告诉人们：鲁迅是用杂文“一面否定，一面希望，一面在战斗着”；“他‘希望’地下火火速喷出，烧尽过去的一切；他‘希望’的是中国的新生！”④现在，他决意向鲁迅学习，为迎来新生的中国，他面向黑暗的现实，高举起锐利的投枪！ 二十、高举起投枪 朱自清的精神状态和以往大不一样了，创作欲望重又高昂。他说： 复员以来，事情忙了，心情也变了，我得多写些，写得快些，随便些，容易懂些。①他的文学观也开始变了，认为文学的标准与尺度是在不断发展着的： 五卅运动接着国民革命，发展了反帝国主义运动；于是“反帝国主义”也成了文学的一种尺度。抗战起来了，‘抗战’立即成了一切的标准，文学自然也在其中。胜利却带来了一个动乱时代，民主运动发展，‘民主’成了广大应用的尺度，文学也在其中。这时候知识阶级渐渐走近了民众，“人道主义”那个尺度变质成为‘社会主义’的尺度，“自然”又调剂着“欧化”，这样与“民主”配合起来。但是实际上做到的还只是暴露丑恶与斗争丑恶。这是向着新社会发展的路。①文学的尺度与标准的如此变化，在他看来又是和社会变化和阶级的变化相一致的：社会上存在着特权阶级的时候，他们只见到高度和深度；特权阶级垮台以后，才能见到广度。从前有所谓雅俗之分，现在也还有低级的趣味，就是从高度深度来比较的。可是现在渐渐强调广度，去配合着高度深度，普及同时也提高，这才是新的“民主”的尺度。要使这新尺度成为文学的新标准，还有待于我们自觉的努力。②他的创作视野也开阔了，眼光已从个人小天地转向广阔的社会背景，严肃地观察、分析着现实的矛盾，认真地思考着人生的问题。 开春以后，他在召开了整理闻一多遗著委员会，布置了闻一多全集拟目工作以后，立即埋头撰写文章。一天，他在书房里正写得起劲，忽然吴晗来访，一见面，吴晗就递过一份抗议北平当局任意逮捕人民书的草稿，征求他的意见。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为了发动内战，蒋介石出卖国家主权，美帝国主义俨然成了中国的太上皇，驻华美军以占领者的姿态，在中国土地上大发淫威，无恶不作。1946年12月20日发生北大女生沈崇被两名美军绑架强奸事件。12月27日，北京大学生千余名学生举行抗暴集会，并成立了北京学生抗议美军暴行筹备会。30日，北大、清华、燕大等校学生5000余人举行示威游行抗议美军暴行。北平学生的爱国行为，打破了古城的沉寂，掀起了全国抗暴斗争的怒潮。1947年1月，全国有10个城市50万人以上学生举行示威，要求撒出全部驻华美军，废除《中美商约》，这一行动，获得广大人民的热烈支持。为了扑灭愈烧愈旺的爱国火焰，国民党反动政府以清查户口为名，在北平逮捕了2000多人。吴晗拿来的抗议书即为此而发起的。朱自清对反动当局近来的鬼蜮行为，本就深恶痛绝，所以二话不说就在上面签名。这就是当时有名的13教授宣言。 宣言在报纸发表时，朱自清名列第一，国民党特务曾三次到他家来，一位好朋友对陈竹隐说，他在燕京大学看到国民党黑名单，其中第一个就是朱自清。陈竹隐很焦急，忙将这一消息告诉朱自清，要他小心些。却不料朱自清轻蔑地冷笑道： “不用管它！”陈竹隐急道：“怎么？你准备坐牢吗？” “坐就坐！”他爽快地回答。 朱自清自己不怕坐牢，但却担心学生安危。一天，他胃病复发，躺在床上，听说外边又在抓人，连忙对陈竹隐说：“你注意听着门，怕有学生来躲”。果然，没有多久，就响起了敲门声，陈竹隐连忙去开，一个女生仓皇地进来要求躲避。朱自清乐于资助进步青年，一个学生要到解放区去，来借路费，当时他手边正紧，还是从保姆那儿借点钱凑足数送他走的。李广田曾回忆他当时和青年相处的情况：他近来对于青年以及青年运动的态度简直到了令人感动的程度。前些年，他还极力肯定中年人的稳健，以为中年人的稳健适可以调协青年的急进，近年来却完全肯定了青年人的识见与勇毅，更进而肯定了青年的气节，也就是一种新的做人标准。因此他确在向青年人学习，虽然一直在病中，他也总要出席各种大会，在集体讨论上他一面虚心地听取别人的意见，一面谨慎地提出自己的意见。曾经有一个青年人写过一篇文章，说朱先生被青年人拉着向前走，他看过之后，不但自己承认，而且盛赞那篇写的很好。① 朱自清为什么这样喜欢青年人？在《论青年》一文中，他说：“这是青年时代”，“他们发现了自己的群，发现了自己和自己的群的力量。他们跟传统斗争，跟社会争，不断的在争取自己领导权甚至社会领导权，要名副其实的做新中国的主人。”因此他总是虚心地向他们学习，每当他写完一篇文章，一定让青年教师先看，还一定要他们提出意见；他也关心青年人的成长，对他们写的文章很关怀。李广田说：我自己的文章在未发表前本不愿给别人看的，尤其不肯叫朱先生看，因为怕耽误他的时间，然而朱先生却不放松，他知道我在写文章，不等写完，他就说：“写完了让我看看”。他看过了，也一定说出一些意见，而且他看得特别仔细，错字，错标点，他都指出来，用铅笔在原稿上作了记号。他这种坦白认真的精神，往往令人惭愧自己不够坦白，更不够认真。①青年生也喜欢和他接近，听他的教诲。3月8日，北大文艺社与清华文艺社在清华园开联欢会，他们经过讨论决定请朱自清参加，其理由有四点：“第一、他是一个随便的人，只要我们自己不拘束自己，什么话都可以在他面前谈。第二、他是一个非常冷静的人，他能够提供我们很多的材料，和比较公正的意见。第三、他一向很重视的东西，我们可以藉这个机会和他交换一下意见。第四、尤其主要的，他是愿意接近年轻人的，在现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之下，先生离不了学生，学生也离不了先生，平常我们没有机会大家一起谈谈，今天北大文艺社的人也来，绝不能，也绝不应该误过”。②晚会地点在304教室，主题是“一年来我与文艺”，同学们争相发言，有的说创作的苦闷，有的说发表的困难，有的要求恢复在昆明时期文艺社经常讨论和批评的风气，有的抱怨自己眼高手低所造成的痛苦。发言中夹杂着许多“主观主义”、“客观存在”、“矛盾”、“统一”、“创作原动力”、“政治性”、“知识份子能不能写工农大众作品”等新名词和新问题。朱自清穿一件黑呢大衣，安逸地靠在椅背上，左腿架在左腿上，专心地谛听着大家的发言。待主席请他讲话时，他谦逊地说： 还是听听你们的意见好，你们刚才提到的许多名词，我懂是懂得一点，不过我新书看得太少，总觉得不大接头。从前在昆明时，听说来了新东西，等我赶去时，早卖完了。到北平来，也很难见到几本。近来我正在看一本旧书，谈到文艺上的“距离”问题，我们十几年前是常谈的，那时我们惯用的名词和你们现在用的相差很多，那时很多人主张文艺与现实应当有距离，不过刚才提的那本书，倒主张不一定要有距离。目前大家的意见，似乎都主张文艺应当密切地和现实连系起来。在这个原则之下，我们应该眼光望地下看，不是望天上，可是写惯了以前的写法的人，这一来，不是感觉到“眼高手低”，反倒是“眼低手高”了。 他的话引起了同学们的兴趣，会场活跃起来了，待安静下来，他又慢慢地接着说：这半年来，在班上，看你们的习作，你们青年人的确与我们这一代有很多不同，你们对很多事情，都有新的看法。其实社会各个方面，大体上看来，还是有进步的，不过也许你们年青性急，总觉得变得太慢，希望快点变。我们年纪大了，总觉得一切是在变，不过不觉得变得慢就是了。 接着，大家又谈起京派和海派的问题，晚会结束时主席又请他讲话，他语重心长地告诉大家：“要多写，可以从写通讯练习起，要多多观察，要多听，一位外国作家常常到街道上去记听到的语言，这种作法对我们很有帮助”。4月9日，为庆祝联大新诗社成立三周年纪念，清华新诗社举行“诗与歌”晚会。“新诗社”系1944年初由联大学生肖荻、何孝达（即何达）发起创办的一个群众性的文艺团体，以联大同学为主，吸收部份校外爱好文艺的青年学生参加，聘请闻一多为导师。在闻一多的关怀与指导下，新诗社坚持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向，执行文艺为人民大众，为民族服务的方针，开展各种活动，有很大成绩。晚会特地请朱自清讲演《闻一多先生与诗》，显然是为纪念这位为民主事业而壮烈献身的战士的。在会上，朱自清比较详细地介绍了闻一多对诗歌创作的成就和理论主张，及其对青年的热情帮助。他告诉大家： 闻一多在“新月”时期就是爱国诗人，现实的诗人，《死水》诗集就是显明的例子，与徐志摩等飘渺的感触迥然不同。闻先生喜欢杜甫的诗，因为杜甫是对社会怀了很大抱负的现实诗人，闻先生特别赞扬田间和艾青的诗，因为他们二人是与人民大众站在一起的号手。 最后，他沉痛地说： 闻先生晚期虽中断写诗，可是在被暗杀的前三个月，曾开始拿起了笔，写了数篇长诗，可惜没有发表就死去了，这些诗早晚要印出来的。 近来，他对知识分子问题考虑很多，工作之余就到图书馆搜集资料，撰写这方面的文章。4月11日，他进城参加国语推行会，晚上，他应清华通识学社的邀请，在清华文法讲讨室作题为“谈气节”的讲演。他一上来就指出：“气节是我国固有的道德标准，现代还用着这个标准来衡量人们的行为，主要的是所谓读书人或士人的立身处世之道。”接着他联系历史情况，分析批判，传统知识分子和立身处世之道，即气节的标准，从而论述了五四以来知识分子思想变化，着重肯定了现代知识青年大无畏的精神。他尖锐地指出：知识阶级开头凭着集团的力量勇猛直前，打倒种种传统，那时候是敢作敢为一股气。可是这个集团并不大，在中国尤其如此，力量到底有限，而与民众打成一片又不容易，于是碰到集中的武力，甚至加上外来的压力，就抵挡不住。……他们于是失去了领导地位，逗留在这夹缝中间，渐渐感觉着不自由，闹了个“四大金刚悬空八只脚”。他们于是只能保守着自己，这也算是节罢；也想缓缓的落下地去，可是气不足，得等着瞧。可是这里的是偏于中年一代。青年代的知识分子却不如此，他们无视传统的“气节”，特别是那种消极的“节”，替代的是“正义感”，接着“正义感”的是“行动”，其实“正义感”是合并了“气”和“节”，“行动”还是“气”。这是他们的新的做人的尺度。等到这个尺度成为标准，知识阶级大概是还要变质的罢？ 这是他几年来生活体验的总结，反映了他对斗争在民主运动最前列的青年学生的无限赞赏的心情。 他把这次讲话的内容整理成文章，发表于5月1日出版的《知识与生活》上。关于知识分子的问题，他还写有《论书生的酸气》和《论不满现状》两篇文章。在《论书生的酸气》里，他严厉地批判了历代知识分子的清高意识。说：“正因为清高，和现实脱了节”，对他们那种“知古不知今，知书不知人，食而不化的读死书或死读书”的迂腐气，作了尽情的嘲弄，从而肯定了五四以后知识分子的道路：他们看清了自己，自己是在人民之中，不能再自命不凡了。……他们渐渐丢了那空架子，脚踏实地向前走去。早些时还不免带着感伤的气氛，自爱自怜，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这也算是酸气，虽然念诵的不是古书而是洋书。可是这几年时代逼得更紧了，大家只得抹干了鼻涕眼泪走上前去。这才真是“洗尽书生气味酸”了。在《论不满现状》中，他明确指出，“到了现状坏到怎么吃苦还是活不下去的时候，”“老百姓本能的不顾一切的起来了，他们要打破现状。”并直截了当地阐明知识分子应走的道路： 早些年他们还可以暂时躲在所谓象牙塔里，到了现在这年头，象牙塔下已经变成了十字街，而且这塔已经开始拆卸了。于是乎他们恐怕只有走出来，走到人群里，大家一同苦闷在这活不下去的现状之中。如果这不满人意的现状老不改变，大家恐怕忍不住要联合起来动手打破它的。 这些话说得多好！30年前，他背着小资产阶级思想包袱走上了生活的道路，他是那样地偏爱着自己的出身阶级：“我懒惰地躲在自己阶级里，以懒惰的同情自足。”①过去，他以自己创作热情地表现“我的阶级”，而现在，却轮到他以锋利的笔锋，来批判“我的阶级”了。这变化表明了他的思想又有了长足的进步。 东风荡荡，湖水粼粼。 大自然开始给清华园披上新装，草地从苍黄转为嫩绿，干枯的树枝爆出了如珍珠般的新芽，大地呈现出一片生机。在春风沐浴下，朱自清身体似乎也好了一些，连日忙于参加各种社会活动。 5月1日，他出席了北大文艺社举行的文艺晚会，和冯至、马彦祥诸人分别讲演五四时期、抗战以前、抗战时期及胜利以后中国文艺的进展和演变。 2日，参加北大新诗社主办的文艺晚会，听“黄河大合唱”。 4日，他在《泥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文艺节纪念》的文章，阐述了自己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感想。文章写道：五四文艺运动接受了五四运动的影响，展开了全面的新文化运动。这时期的文艺运动是在领导的地位。 这文艺运动攻击“吃人的礼教”，从家族的束缚下解放了个人，解放了自我。 这文艺运动打倒了权威的老年代，建立起独立的中心的青年代。 这文艺运动清算了过会，把握着现在，认清了现在，认清了现在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代。 觉醒的个人，认清了自我——这些知识分子于是开始“向民间去”。 这是他对五四文艺运动的新看法，也是对知识分子道路的新认识。 5日，他出席了清华“五四”文艺晚会，作了题为“论严肃”的讲演。他生动地叙述了中国传统文学中，诗词等地位的变化过程，认为五四以后新文学一开始就是严肃的，批判了中途出现的“玩世派”，肯定胜利以后文学强调“人民性”是“重行紧绪了‘严肃’那尺度”，指出“目下黄色和粉红色刊物的风起云涌”，“是动乱时代的颓废趋势”，但“正经作品若是一味讲究正经，只顾人民性，不管文艺性，死板板的长面孔教人亲近不得，读者们恐怕更会躲向那些刊物去。这是运用‘严肃’的尺度时时候值得平心静气算计算计的”。讲话内容切实，态度严肃认真，论证详明，极受听者欢迎。 这时，他开始大量阅读解放区的作品。他从那些文艺创作中去理解解放区的现实，而又从对解放区的理解中去加深对作品的认识。其中，他特别喜欢赵树理的。一天，几个同学到他家访问，他很高兴，坐在藤椅上抽时香烟，天南海北闲扯，谈笑风生，愉快非常。谈话间，一个同学提到新近出版的《北方文丛》，征求他的意见。朱自清说：“我看到的不多，但我觉得《李有才板话》很好。我要写一篇文章评论它”。 这篇文章就是《论通俗化》，他认为赵树理《李有才板话》之所以有那些成就，是因为“有了那种生活，才有那种农民，才有那种快板，才有快板里那种新的语言。赵先生和那些农民共同生活了很久，也才能用新的语言写出书里的那些新的故事”。又说，“书里的快板并不多，是以散文为主。朴素，健康，而不过火。确算得新写实主义的作风。故事简单，有头有尾，有血有肉。描写差不多没有，偶然有，也只就那农村生活里取喻，简截了当，可是新鲜有味”。在文章中他还论及《李家庄变迁》的艺术成就。他认定赵树理的作品的现实意义就在于：“结束通俗化而开始了大众化”。 为了斗争需要，当时文艺创作出现了一些标语口号，对这种现象，有些人很反感，认为这是“起哄”、“叫嚣”，是一种“符咒”，“语文的魔术”。朱自清本也讨厌标语口号，现在他感到：“这值得我们想想，为什么会如此呢？是一般人爱起哄吗？还是标语口号的确有用，非用不可呢？”深思结果得出新的见解：“现代标语口号却以集体为主，集体的贴标语喊口号，拿更大的集体来做对象。不但要唤醒集体的人群或民众起来行动，并且要帮助他们组织起来。标语口号往往就是这种集体运动的纲要。”因此他坦然宣告：人们要求生存，要求吃饭，怎么能单怪他们起哄或叫嚣呢？“符咒”也罢，“魔术”也罢，只要有效，只要能以达到人们的要求，达到人们的目的，也未尝不好。他认定：“标语口号正是战斗的武器”。正因为如此，他特别强调标语口号不能“滥”，要有现实性，要诚，不能用来装门面，只图好看好听，而要“发生领导群众的作用，众目所视，众手所指，有一丝一毫的不诚都是遮掩不住的”。①朱自清这样主张并非偶然，而是和当时斗争形势有着密切的关连。 国民党的腐朽统治，把广大人民逼到饥饿线上，为了生存，人民奋起反抗，自今年起，城市贫民掀起了广泛的抢米、“吃大户”等热潮，参加者约17万人。5月19日，上海七个国立大专学校学生7000余人，举行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示威游行。20日，北平大中学生3万人也举行了同样的示威游行，喊出了要饭吃、要民主的口号。 朱自清十分同情这些挣扎在死亡线上的贫民。 抗战胜利的曙光究竟给中国人民带来多少光明？带来了多少温暖？他日日夜夜都在思考这个问题。他本来对抗战寄予着那么殷切的希望，蛮以为狼烟熄灭之后，一个现代化的新中国将壮伟地屹立于世界之林，谁知展现在眼前的竟是与他主观愿望绝对相反的景象：法币贬值，物价暴涨，市场萧条，农村破产，老百姓依然鹑衣百结，一脸菜色，真是哀鸣遍野，饿饣孚成行。他不由发出如此痛苦的喟叹：胜利突然到来，时代却越见沉重了。 他从成都看到的“吃大户”情况想到现在，心中感到非常吃惊：“抗战胜利后的中国，想不到吃饭更难，没饭吃的也更多了”。6月24日，他签名呼吁和平宣言，反对内战，又到新林院北院访问同事，请他们参加签名。接着，写了一篇《论吃饭》的文章，为千百万饥民呼吁，向反动当局进行不调和的斗争。文章抓住当时“吃大户”这一典型事件，针对吃饭问题，抒发议论，支持广大民众为求生存的正义行动，从而揭露了“更其动乱”的黑暗现实。文章中心命题主要论述“吃饭第一”的道理，维护人民的“吃饭权”，他说，吃饭是人情，是为人的基本权利，因此广大饥民“吃大户”的举动，正是合理的行为，这是“天赋人权”。文章尖锐指出：学生写出“饥饿事大，读书事小”的标语，工人喊出“我们要吃饭”的口号。这是我们历史上第一回一般人民公开的承认了吃饭第一。 这篇文章的深刻处在于它通过“吃大户”事件，透见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本质，把握住整个时代潮流，配合了当时反饥饿、反迫害、争民主、求解放的斗争。为什么抗战胜利后，人民生活越来越贫困呢？文章从具体事实出发，深刻指出，是统治者“多吃多喝，就有了少吃少喝的人；少吃少喝的自然是被治的广大民众，”人民吃大户的原因是“被迫得无路可走”。朱自清在文章里，热烈赞扬了人民的觉醒和伟大的集体力量，他直言宣告，人民这种为维护吃饭权的革命行动，是“法律”和“官儿”压不下的，这因为“群众就是力量！谁怕谁！”他激情地歌颂人民“不能再安贫乐道”，也“不能再安分守己”的集体斗争精神。他对群众斗争的前途充满了信心：这集体的行动是压不下也打不散的，直到大家有饭吃的那一天。 这种声音，这种精神，是他前所未有的，他终于在斗争中发现了力量的源泉。在这篇文章中，朱自清运用了自己丰富的知识，为现实斗争服务，他时而说古，时而论今，从远古一直谈到抗战“吃饭更难”的现实，从历史角度论证民与士对吃饭问题认识的变化，洋洋洒洒，顺理成章，有力地阐明了“吃饭第一”的道理。他绝非为说古而说古，而是从现实出发，由今而想古，说古而涉今，他广采古今事例，把论古与说今自然地融合在一起，从而使人从大量历史事实中去加深对现实的认识。《论吃饭》不论是思想还是艺术，都反映了朱自清后期杂文的风格特色。 当时，为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朗诵诗创作十分流行，清华学生也经常召开诗歌朗诵会。朱自清对朗诵诗有点怀疑，觉得它不是诗，至少不像诗。但在参加了几次朗诵会后，渐渐感到它和有些诗比起来不觉得好，但听起来却不错。这使他想起1945年昆明西南联大的一次晚会上听闻一多朗诵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他从闻一多的抑扬顿挫的声调里，切实地领会到这首诗的深刻的情调，晚会听众报以热烈的掌声，这个朗诵变成当晚最精彩的节目。从此，他逐渐改变看法，认为有些诗是在朗诵里才能显现出好处来的，“这种朗诵诗大多数只活在听觉里，群众的听觉里；独自看起来或在沙龙思念起来，就觉得不是过火，就是散慢，平淡，没味儿。对的，看起来不是诗，至少不像诗，可是在集会的群众里朗诵出来，就确乎是诗。这是一种听的诗，是新诗中的新诗。”它的特点是，“说出大家要说的话，听的是有话要说的一群人”。①他自己也开始实践，在课堂上朗诵何达的诗给同学们听，效果很好。 一天，他去北大参加一个诗歌晚会，听到朗诵《米啊，你在哪里？》感到很好，虽然有点标语口号似的，但短小精悍很有劲儿。散场之后，和一位朋友边走边讨论，朋友承认朗诵诗的效用，但觉得这只是为时代所需要的，不能永久存在下去。朱自清不同意他的观点，认为“集体化似乎不会限于这个动乱的时代，这趋势将要延续下去，发展下去，虽然在各时代各地域的方式也许不一样。那么朗诵诗也会跟着延续下去，发展下去，存在下去，——正和杂文一样。”他从实践观察中认识到朗诵诗的价值：朗诵诗是群众的诗，是集体的诗。写作者虽然是个人，可是他的出发点是群众，他只是群众的代言人。又说： 朗诵诗要能够表达出来大家的憎恨，喜爱，需要和愿望；它表达这些情感，不是在平静的回忆之中，而是在紧张的集中的现场，它给群众打气，强调那现场。①为了支持朗诵诗，他托人设法在“星群出版社”出版何达诗集《我们开会》，还特地写了一篇《今天的诗》，热情地做了评介：“抗战结束了，开始了一个更其动乱的时代。这时代需要诗，更其需要朗诵诗。三年了，生活越来越尖锐化，诗也越来越尖锐化。不论你伤脑筋与否，你可以看出今天的诗是以朗诵诗为主调的，作者主要的是青年代。”又说，“传统诗的中心是‘我’，朗诵诗没有‘我’，有‘我们’，没有中心，有集团。这是诗的革命，也可以说是革命的诗。”这些都真切地表明他的文艺观在实际斗争中又有了很大的变化，已经从为人生的诗人，进而成为大众的诗人了。 在中国文学史教学中，他也输进新观点和新内容。他说：“人情或人性不相远，而历史是连续的，这才说得上接受古文学。但是这是现代，我们有我们的立场。得弄清楚自己的立场，再弄清楚古文学的立场，所谓‘知己知彼’，然后才能分别出那些是该扬弃的，那些是该保留的。弄清楚立场就是清算，也就是批判；‘批判的接受’就是一面接受着，一面批判着。自己有立场，却并不妨碍了解或认识古文学，因为一面可以设身处地为古人着想，一面还是可以回到自己立场上批判的”。①以这种进步观点和态度从事教学，使古文学和现代不脱节，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深受同学们的欢迎。 这时，有件事使朱自清特别高兴，那就是经过几个月的奋斗，闻一多全集整理已近竣工。5月25日下午，朱自清邀请了中文系同人12位，集体校对遗稿，重新编排全集次序。对闻一多全集的编辑，他花费了很多精力，他总感到闻一多“是个集中的人，他的专心致志，很少人赶得上。研究学术如此，领导行动也如此。”他还记得，在云南蒙自的时候，闻一多住在楼上，终日做研究工作，一刻也不放松，除上课外，绝少下楼，所以被同事戏称为“何妨一下楼主人”。朱自清认为就因为闻一多“能这么集中，才能成就这么多”，这半年来，他细读闻一多手稿，越发感佩不已，觉得他“见解固然精，方面也真广，不折不扣超人一等”。对于这样丰富的手稿，他简直不知从何下手了。整理过程也极艰苦，第一批稿子从昆明运来时，箱子进了水，有些霉得揭不开，编委会赶紧请专门的人来揭，有的揭破了些，有的幸而未破，也斑斑点点的，幸而重要的稿子都完整，不致妨碍编辑工作的进展。开头，朱自清拟了一个目，全集由家属和开明书店接洽出版，委员会则集中整编几部未完成的遗著上，因而决定分工负责，他自己总其成。计分神话与诗、古典新义、唐诗杂论、诗与批评、散文、演讲录、书信、诗选与校笺等八个项目，将古代与现代打成一片，成为“诗的史”。全集拟目由天津文汇报发表，征求读者意见，希望他们能够钞寄闻一多遗文，结果来信员然不多，而增加的文篇却不少。 朱自清对闻一多遗稿十分珍惜，保管很严。7月中旬，北大学生要举办闻一多遗著展览，他们要闻一多的弟弟闻家驷提供资料，闻一多遗稿全部存在清华，由朱自清亲自保管。闻家驷到清华找朱自清商量，朱自清将一部份手稿检出来，写好目录，郑重地在后面写道：“家驷先生经手借给北大同学主办的一多先生周年纪念遗著展览用。”递给闻家驷请他签字。他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使闻家驷十分感动。 编辑工作一竣工，朱自清立即浸沉于对闻一多道路的思索之中，他要为全集写一篇“序”，总结闻一多辉煌战斗的一生。八月酷暑，热浪滔滔，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苦思冥想，他要通过这篇序言，把闻一多的革命精神和风格传播于世。一起笔，他便写道： 闻一多先生为民主运动贡献了他的生命，他是一个斗士。但是他又是一个诗人和学者。这三重人格集合在他身上，因时间的不同而或隐或现。大概从民国十四年参加“北平晨报”的诗刊到十八年任教青岛大学，可以说是他的诗人时期，这以后直到三十三年参加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的五四历史晚会，可以说是他的学者时期，再以后这两年多，是他的斗士时期。学者的时期最长，斗士的时期最短，然而他始终不失为一个诗人；而在诗人到学者的时期，他也如终不失为一个斗士…… 他沿着这样的思路，返顾闻一多的生活思想轨迹，阐明他“斗士存在诗人里”，“学者中有着诗人，也存着斗士”的独特风格。最后，他指出闻一多的一生“也就是具体而微的一篇‘诗的史’或‘史的诗’，可惜的是一篇未完成的‘诗的史’或‘史的诗’！这是我们不甘心的！” 这篇题为《闻一多先生怎样走着中国文学的道路》的“闻一多全集序”完稿时，已是八月将尽了。 在整理遗稿时，朱自清发现闻一多有些关于办中国文学系的意见，见解精辟，很有参考价值，由是将它联缀成篇为《调整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外国文学二系机构刍议》一文，闻一多方案是“将现行制度下的中国文学系与外国语文系改为文学系与语言学系”，他认为文学不能分中外，语言学应该独立成系。朱自清也写了篇《关于大学中国文学系的两个意见》，补充并肯定了闻一多的意见。两篇文章发表后，引起文学界的重视，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学期结束时，中文系为毕业生召开了欢送会。朱自清在讲话中勉励同学说：“青年人对政治有热忱，是很好的事，但一个人无论做中学教员或其他职工，一定要先把应该做的本份工作做好，这样人家才会相信你。”这就是他常讲的实干精神。 时光悠忽，假期很快就过去了。 新学年开始了。10月24日晚上，中文系举办一个迎新大会，文娱节目中最为热闹的是扭秧歌，师生一起进三步退一步地舞起来，其中一个瘦小的老头子，迈着不自然的步子起劲地扭着，惹得青年学生们哈哈大笑。这个瘦弱的老人就是朱自清。 散会后，他还兴奋异常，回到家里即在“日记”上写道：晚参加中国文学系迎新大会，随学生学扭秧歌，颇有趣。 扭秧歌这件事在当时是十分新鲜而时髦的，因此他的参加很引起一些闲言碎语，有些人认为偌大年纪还和男女青年一起扭秧歌，是一种很可笑的，“无法明了”的事，但学生们对此却十分感佩，认为是一种“向一个新时代学习的态度”，是“对人生负责的严肃态度”。①11月22日，是朱自清50大寿，晚上陈竹隐烧几碗菜，阖家为他祝寿，他非常高兴。 翌日，他的学生王瑶等来他家里，提议为他举办50诞辰庆祝会，他感谢他们的好意，但婉言推辞了，说：“明年再说吧，明年才是50足岁”！王瑶等只好答应了。 谁能料到？明年迎来的却是一个令人哀伤的日子。 二十一、“何须惆怅近黄昏” 1948年元旦上午，朱自清到工字厅参加新年团拜，晚上又出席中文系师生在余冠英住宅门前举行的新年同乐晚会。晚会主要节目又是扭秧歌，同学们给他化了妆，穿一件红红绿绿的衣裳，头上戴一朵大红花，他虽然身体不好，却兴奋地和同学们一起扭着，而且扭得最认真。散会后回到家里，他又在《日记》上记下一笔：“晚，参加中国文学系新年晚会，颇愉快。”他的这种和青年学生打成一片的精神，使许多人感动。闻家驷写道： 他不但在功课方面是循循善诱，诲人不倦，而且热心诚意地去参加同学们的许多课外活动。座谈会，讲演会，游艺会，他是每次都到的，他甚至在今年的新年同乐会上和同学们一起扭秧歌儿。我当时听了有这么一种感想，觉得在今天的民主运动中，青年人担起了一个最前进的任务，这任务就是要在中年知识分子和人氏之间建立起一座桥梁。一个人如能放下师长的架子而去加入青年的行列，他将来一定会脱下知识分子这件衣服，加入人民行列，和人民生活在一起的。①扭秧歌这一举动，确是反映了朱自清思想感情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第二天，由于过于劳累，胃病复发，尽吐酸水，不能进食，身子非常疲倦，只好呆在家中静养。 闲居无事，日子过得有点无聊，不能工作，闷时只有翻翻闲书。一天，邮差忽然送来一个邮件，扯开来一看，心中大喜，原来是作家书屋寄来的自己的新书《新诗杂话》，是去年12月出版的。这本书共收文章15篇，另有一篇译文，多作于抗战期间。关于书的特色，他在“序”中说：“我们的‘诗话’向来是信笔所至，片片段段的，甚至琐琐屑屑的，成系统极少。本书里虽然每篇可以自成一个单元，但就全篇而论，也不是系统的著作。因为原来只打算写些随笔。”文章讨论范围极广，有诗的动向，诗素种种，爱国诗，歌谣和译诗，以及诗的声律等等，多半是在“解诗”，其原因就如他自己说的，“作者相信文艺的欣赏和了解是分不开的，了解几分，也就欣赏几分，或不欣赏几分；而了解得从分析意义下手”；而“分析一首诗的意义，得一层层挨着剥起去，一个不留心便逗不拢来，甚至于驴头不对马嘴。”集子于1945年10月编就，书稿寄出后便石沉大海，渺无音讯，后又听说书稿被书店失落了。每提及此事，朱自清就伤心异常，以为这本书永无问世之日了，不料隔了三年多竟然出版了。他喜出望外，不断摩挲，翻阅不已，乃提笔在目录后的空页上写道：盼望了三年了，担心了三年了，今天总算见了这本书！辛辛苦苦写出这些随笔，总算没有丢向东海大洋！真是高兴！一天里翻了足有十来遍，改了一些错字。我不讳言我“爱不释手”。“邂逅相遇，适我愿兮！”说是“敞帚自珍”也罢，“舐犊情深”也罢，我认了。1948年1月23日晚记。 他在第一行上边盖了一个“邂逅斋”闲印，最后一行下边盖了个“佩弦藏书之钤”，太高兴了，手忙脚乱，第二个图章竟然倒置了。 身体不好，心境也不妙，无端地变得多愁善感了。去年12月7日，他在天津《益世报》副刊《星期小品》上看到一篇业雅写的《老境》散文。业雅姓龚，湖南人，系清华大学社会学家吴景超教授的夫人，也住在清华园，和朱自清熟悉，常写些散文前来就教。业雅当时只有45岁，不知何故竟在文章里发起暮年的感慨。文章开头这样写道：我是刚迈进老境的人。脸上刻出很多皱纹，鬓边添了不少华发，走起路来，脚底下没有弹力，像拖把似地就地擦，看起书来，像戏台上关公看左传一般要把书放得远远的。记忆力衰退，思想迟缓，高兴时不会笑得前仰后合，更不会捧腹地笑出眼泪来，坐久了腰酸，劳累了背痛。睡眠时间缩短，天还没亮就会醒来。这些现象，都是使人苦恼的。 人到了老境，心情很难活跃，尤其当孩子的翅膀硬了，一个个飞离自己的时候，你会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寂寞。 接着，文章便详细地叙说自己子女的情况，描述当他们长大后如乳燕般离巢远飞时，自己凄哀酸楚的心境。这篇文章引起了朱自清强烈的共鸣。1月29日夜里，他辗转反侧，睡不着觉，又忆起《老境》这篇文章，联想到自己状况，千情万绪浮上心来，乃披衣而起，写诗一首：中年便易伤哀乐，老境何当计短长。 衰疾常防儿辈觉，童真岂识我生忙。 室人相敬水同味，亲友时看星坠光。 笔妙启予宵不寐，羡君行健尚南强。 梁实秋系《益世报》副刊《星期小品》的主编，因此他将这首诗抄寄给他，又抄了两份分别寄给俞平伯和叶圣陶。俞平伯看后感到诗固佳，但太萧瑟了，乃寄和一首：暂阻城阴视索居，偶闻爆竹岁云除。 拣技南鹊迷今我，题叶西园感昔吾。 世味诚如鲁酒薄，天风不与海桑枯。 冷红阑角知何恋，褪尽红花赋雨都。 诗里蕴蓄着宽慰之意，但气韵也很萧瑟，只不过比朱自清稍好一点。朱自清领会老友的情意，十分欣慰，这是他们两人最后的唱和。朱自清去世之后，叶圣陶将他的诗公诸于世，并联系朱自清当时思想，逐句加以解悉。他认为朱自清诗里说的“何当计短长”的意思是：“苦一点，委曲一些，与世无闻，草木同腐，都无所谓，这就是所谓不计短长。可是，这些事合属于个己方面。如果是公众方面也包括个己方面的事儿，就决不容不计短长，因为这不以个人的生命为限，个己的生命虽然有与世远离的一天，社会的生命可永远延续下去。至少佩弦是这么想的”。①确如叶圣陶所说，朱自清对个人荣辱得失，确是并不计较，但对社会现实问题，却是很“计短长”的。就在一月间，他写有一篇《论且顾眼前》的杂文，尖锐地指出，“惨胜了，战祸起在自己家里，动乱比抗战时期更甚，并且好像没个完似的”。他扣住这样现实，猛烈地抨击了“只顾享乐的人”，说这些人是大发国难财、接收财和胜利财的人，“他们巧取豪夺得到财富，得来的快，花去的也就快”。他把矛头直指豪门贵族，他们“凭藉特殊的权位，浑水里摸鱼，越来越富，越花越有。财富集中在他们手里，享乐也集中在他们手里。于是富的富到三十三天之上，贫的贫到十八层地狱之下。现在贫富悬殊是史无前例的，现在的享用娱乐也是史无前例的”。文章还剖析“苟安旦夕的人”，他们特点是“见风使舵，凡事一混了之”，什么都是“马马虎虎，能推就推，不能推就拖，不能拖就来个偷工减料，只要门面敷衍得过就成，管它好坏，管它久长不久长，不好不要紧，只要自己不吃亏”。他指出，“老是这么混着混着，有朝一日垮台完事”。他同情那些“穷困无告的人”，因为他们在饥饿线上挣扎着，“只能顾到眼前的衣食住，再不能顾到别的”，但对他们“害怕破坏和改变的态度”，表示不满。他最赞赏“顾眼前而又不顾眼前的人”，说他们是“及时把握现在的人”，他们的特点是“努力认识现在，暴露现在，批评现在”，向着“破坏与改变的路上去”。这是他对社会现象的分析，也是他对人生所采取的态度。文章观点明确，语气尖锐，分析犀利，爱憎分明，内容之深刻为以往所未有。这时，他再次重申立场问题：所谓现代的立场，按我了解，可以说就是“雅俗共赏”的立场，也可以说是偏重俗人或常人的立场，也可以说是人民的立场。①恰在此时，北平一些知识分子创办了一个中间路线的刊物《新路》，成员多半是朱自清的老朋友。所谓中间路线，即意在散布对美蒋反动派的幻想，企图在国共两党之间走一条所谓不左不右不偏不倚的“中间道路”。他们派吴景超来邀请朱自清加入，被他断然拒绝了。吴晗回忆道：当时教授阶层生活已经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朱自清先生不但因为人口多，特别穷困，还带着一身病。为了补助生活，这时期他写了很多文章。《新路》为了纠合“民主个人主义者”进行反人民的活动，用利诱的方式，出的稿费特别高。在这种情况下，朱自清不为利诱，坚决不走中间路线，并且和他们划清了界限。①3月间，国民党为了垂死挣扎，推出了“行宪国大”的闹剧，一时间，选伪国大的活动密锣紧鼓地上场了，清华有个别教授参加竞选，他们跑来要朱自清帮忙投他一票，朱自清十分厌恶，坦白告诉他：“胡适是我的老师，我都不投他的票，别的人我也不投！” 有一个竞选立委的，也找上门来请他签名赞助，朱自清也直截地对他说： “我不能签名，但并不是反对您。” 有些达官贵人请他吃饭也被拒绝，有一个“名流”出高价要他写篇“寿序”，他虽然穷但不屑于做这种轻骨头的事，轻蔑地对人说： “那些人有什么功德可歌颂的？” 他持己极严，大事认真，小事也认真，私事认真，公事更认真。他有客必见，有信必回，凡公家东西，绝不许别人乱用，即使一张便笺，一个信封，也绝不往家里拿。学校在他家门口堆了些细沙，为铺路用的，小女儿拿一点玩，他也不许，因为这是公家的东西。 3月19日，李广田来访，告诉他今天是杨晦的50寿辰。杨晦原名兴栋，是朱自清北大同学，毕业后一直没有联系，在抗战前三四年，有人向他介绍了杨晦的情况，朱自清才知道，“杨晦就是我的同班同学”。现在从李广田处得知这个消息，连忙给杨晦寄去一信，对他说，“这是您的一个同班老同学在给您写信，庆祝您的五十寿辰，庆祝你的创作和批评的成绩，庆祝你的进步！”同时热情地说：“我喜欢你的创作，恬静而深刻，喜欢你的批评，明确而精细，早就想向你表示我的欣慰和敬佩，只可惜没有找到一个适当的机会动笔”。 第二天，他进城参加杨晦五十寿辰纪念会，多吃了一点东西，回来后胃病复发，呕吐甚烈，痛苦非常。身体比以前更衰弱，只得在家休养。但他却静不下心来，略觉好些，就起床做事，把多年来写的有关语言和人情世态的短文收集起来，编成一书曰《语文影及其他》，内分两辑，一为“语文影之辑”，收文章10篇，一为“人生的一角之辑”，收文章9篇。本来这是一个庞大的写作计划，想写些关于语言文字意义的文章，除编成“语文影”之外，还要出“语文续影”、“语文三影”，这些文章多少带点玩世气味，谁知写了几篇之后，就渐渐不喜欢再做下去了，于是又想写些关于日常生活的短文，用比较严肃的态度写，书名叫作“话的话”，可写了两篇又觉得不满意，也不再写下去了。至于“人生的一角”也是计划了而没有完成的一部书，他本打算写一本“世情书”，“世情”即“世故人情”的意思，后来怕人误解“世情”为“炎凉”的“世态”，而且“世情书”名字也太大，故改为“人生的一角”。在“序”中他写道：“‘一角’就是‘一斑’，我说的种种话只算是‘管见’；一方面，我只是站在‘一角’上冷眼看人生，并不曾跑到人生的中心去。这个冷眼，又玩世的味儿”。在翻阅这十多年来写的这些短文时，他感触颇多，在“序”的最后他写道：这个世纪的二十年代，承接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是玩世主义盛行的时候，也正是作者的青年时代，作者大概很受了些《语丝》影响。但是三十年代渐渐的变了，四十年代更大变了，时代越来越沉重，简直压得人喘不过气来，那里还会再有什么闲情逸致呢！我计划的两部书终于都在半路上“打住”了。这儿这本拼凑起来的小书，只算是留下的一段“路影子”罢了。 这本书是他手订的最后一个集子，没来得及出版便去世了，至1985年才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印行。他还带病编辑《高级国文读本》，这是他和叶圣陶、吕叔湘合作的。前不久，他也是和他们俩合作编写了《文言读本》，他认为学文言该从基本学起，现代青年学文言，目的在阅读文言书籍，不在练习文言写作。因此，选文以内容与形式的难易及篇幅长短为序，由易到难，从短到长，先是短篇，渐及专书名著，使学生养成阅读文字的能力，每篇后附有“篇题”、“音义”、“讨论”、“练习”等四个项目，并叙作者略历及其风格，以供学生自学参考。这项工作花了他很多时间，以至逝世还没有完成。 在四、五两个月中，他接连出版了三本书，《语文零拾》由名山书局印行，都是一些书评和译文共14篇。《标准与尺度》由文光书店出版，收集了抗战胜利后写的一些文章共22篇，内容很杂，有评论、杂记、书评、序跋等，其中谈文学与语言的占多数。《论雅俗共赏》由上海观察社出版，收关于文艺的论文14篇。这些文章都写得深入浅出，明白晓畅，古今融会，观点新颖，有独到的见解，是他多年心血的结晶。在病中，这些成果给他带来莫大的安慰。 树欲静而风不止，局势又日渐紧张起来了。三月间，国民党反动政府发布《特种刑事法庭组织条例》，组织“特种刑事法庭”，在“戡乱”名义下，大批逮捕杀害进步学生，北平青年学生在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下，进行了英勇的反抗。4月6日，清华30位教授、讲师、助教、职员、工警和同学一道，为抗议暴政，举行罢教、罢职、罢工、罢课三天。翌日，北平行政当局公然要北大交出12位同学。8日深夜，国民党特务明火执仗，持枪棒冲入师范学院，捣毁自治会办公室，捕走8位学生。9日，师大、北大、清华等校学生，向北平行辕请愿，要求释放被捕学生。但反动当局无动于衷，又于11日，派遣大批军警特务包围北大红楼，搜查、捣毁东斋教授眷属宿舍，并在街头阻击北大学生。北大师生员工愤怒异常，再度宣布罢教、罢课、罢工。12日，清华教授会开会，决定发表宣言，再罢课一日以为声援，朱自清被推为宣言起草人之一。22日，他又签名抗议国民党北平党部吴铸人谈话宣言。25日星期天，是俞平伯父亲的生日，他特地进城到俞家祝贺，饭后至公园观赏牡丹，晚上又被朋友约去东兴楼聚餐，夜里胃病复发，疼痛不止，又只好卧床休息。 一天，王瑶和李广田、范叔平两人来探望，谈话间又提到今年要为他祝寿，主张由北平文艺界开茶会，并出一特刊，纪念他30年来在创作方面的成就，并不惊动清华同人。朱自清谦逊地说，自己并没有什么值得庆祝的成绩，而且生日在11月，还是到时由他请客小聚为好。由朱家出来后，王瑶和李广田商议，等到11月事先不通知他，按原议安排。胃病越来越严重，吃下东西就吐。5月15日，他在陈竹隐陪同下，进城至中和医院检查，诊断为胃梗阻，须手术治疗。由于费用昂贵，又只好作罢。 身体已因长时期超负荷运转，招致严重的损伤。连续几日，胃疼不止，呕吐不已，体重不断下降，但他的精神却不萎靡，仍然坚持读书看报，关心时局大事。他很喜欢近人吴兆江将唐人李商隐的两句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反其意而用之，曰： 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 他将这两句诗抄下来，压在书桌的玻璃板下，用以自策。有一个同学看后对它的意思不甚了解，问他这是否是感到自己老了。朱自清摇摇头，微笑道：“这两句诗只是表示积极，乐观，执著于现实的意思。” 这时，历史车轮正按着自己必然的规律急速运转：人民解放军已由战略防御转入了全国规模的战略进攻；而蒋介石则由“全国防御”转为“分区防御”。这是一个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转折，它预示着一个时代的动向：数十年腥风血雨，波诡云谲，大起大落，惊心动魄的历史，已到大幕行将降落时刻；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时代将要结束，一个崭新的中国即将出现于亚洲地平线上。胜利曙光已经在望！朱自清敏锐地感受到了时代的气息，他虽然感到自己生命已濒临黄昏，夕阳残照，为时无多了，但他已从大江南北隆隆的炮声中，窥见祖国“无限好”的前景，因此他并不落寞，他要以乐观的心情，去迎接美好的未来，以有限的生命去作最后的斗争。 健康状况每况愈下。6月1日，他去参加一个会议，感到极度疲劳，几乎走不回来了，返家后立即卧床。翌日，开始大量呕吐，连续几天，连起床走动一下都感到费劲，体重从45公斤降至38．8公斤。但他仍然坚持上课，结果在课堂上大吐，同学们连忙把他扶回家来。王瑶闻讯前来探望，朱自清疲惫地躺在床上，还一门心思记挂着上课的书，用细弱的声音说： “如果过三四天还不能起床，就请你代上‘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批评’这两门课。” 可是，休息两天后，身体稍有康复，他又勉强去上课了。每周四小时的“中国文学史”，他已接连讲授了三年，最近他才把缺着的一部分关于戏曲的书籍买好，准备以新史观写一部深入浅出的《中国文学史》。材料虽已齐备，因身体不好，不能动笔。 5月间，上海学生发起了反对美帝国主义扶植日本侵略势力的签名运动，这一反帝爱国风暴立即波及全国。6月9日，北平学生集会举行反美扶日示威大游行。当时，国民党政府滥发纸币，通货膨胀，一包香烟要数万元。为了欺骗收买知识分子，他们发了一种配购证，可用低价购到“美援面粉”。这一香甜的诱饵，对贫困的知识分子无疑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6月18日，朱自清正坐在籐椅上闭目养神，吴晗来到他的家里，给他看一份《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宣言》。上面写道：为反对美国之扶日政策，为抗议上海美国总领事卡德和美大使司徒雷登对中国人之污蔑侮辱，为表示中国人民之尊严和气节，我们断然拒绝美国具有收买灵魂之一切施舍之物资，无论购买的或给与的。下列同人同意拒绝购买美援平价面粉，一致退还配给证，特此声明。 朱自清看毕默不作声，伸出颤动的手，拿起笔来，一丝不苟地在宣言上签上自己的名字。 他知道，这一举动对自己家庭的生活将有很大的影响。晚上，他在《日记》上写道：在拒绝美援和美国面粉的宣言上签名。这意味着每月的生活费用要减少六百万法币。下午认真思索了一阵子，坚信我的签名之举是正确的。因为我们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政策，要采取直接的行动，就不应逃避个人的责任。 夏天到了，健康毫无起色，胃疼与日俱增，身体极为虚弱，但他仍不肯静下心来休养，只要疼痛略好，就伏案继续编《国文读本》，读自己喜欢的书。7月2日，他读完了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选集序》，9日，他在抗议枪杀东北学生的声明上签名后，开始读《知识分子及其改造》，这是一本青年通俗读物，是孩子从校里带回来的，他看得津津有味，认为“它的鲜明的论点给人以清新的感觉，知识分子的改造确实是很重要的”。①他还制订了一个读书计划：除星期六下午和星期日外，每天坚持轮流看一本英文书和中文书，利用休息时间读诗。②有时，晚上还练习书法。真是生命不息，苦学不已。闻一多全集的编辑早已完竣，该着手结束工作了。7月中旬，他开始整理闻一多手稿，这是相当繁重而沉闷的事，他衰弱的身体已经难以支持了，但他还勉强支撑着。陈竹隐劝阻无效，遂在他的书房里支了一个行军床，桌边放了一个痰盂，好让他要吐时便吐，身体实在撑不住了，就在床上歇一会儿。朱自清把闻一多手稿进行了分类编目，一共是254册又二包，都存在清华中文系里。闻一多的《全唐诗人小传》是未完成的工作，他计划在下学期组织清华中文系同人集体编写，扩充内容，改名为《全唐诗人事迹汇编》。7月15日上午，他抱病召集了闻一多全集编辑委员会会议，报告了遗著整理和出版的经过，以及有关事项的处理决定，宣告这个委员会解散。下午，出席中文系教授会，复审毕业生学分，以便决定他们的文学学士学位，并交代了系务，因为他下学年又要休假了。 晚上9时，清华学生自治会在同方部召开闻一多遇害两周年纪念会，朱自清应邀出席。会场没有电灯，点着两枝蜡烛，台上挂着闻一多画像，长髯飘拂，口含烟斗，栩栩如生，气氛庄严肃穆。朱自清站在台上，用低沉的声音报告闻一多全集编纂和出版的经过。最后他告诉人们说：“又找到两篇佚文，没有来得及收进去，很遗憾。” 这晚天气闷热，没有一点风，许多人都脱去外衣，只有他一直到终场，没有脱衣服，也不出汗。对闻一多全集编辑工作，他出力最多，吴晗回忆说：为了这部书，他花费了一年的时间，搜集遗文，编缀补正……他拟定了目录，选编了尺牍，发表了许多篇未刊的遗著。并且，在他领导之下，动员了中国文学系全体同人，分抄分校，分别整理这集子以外许多著作。一句话，没有佩弦先生的劳力和主持，这集子是不可能编成的。① 一天开了三个会，劳累过度，胃疼更具频繁了，身体极度虚弱。但他还竭力支撑，不让自己倒下去。 7月23日，《中建》半月刊在清华大学的工字厅召开座谈会，讨论“知识分子今天应该做些什么？”吴晗特地到他家里邀请，和他一起从北院漫步到工字厅，朱自清身体衰弱，走一会儿停一会儿，他断断续续地对吴晗说：你们是对的，道路走对了。不过，像我这样的人，还不大习惯，要教育我们，得慢慢地来，这样，就跟上你们了。 工字厅里人很多，座谈会已经开始了。闻家驷看他到来很是吃惊： 那天天气郁热，他却还穿一件绒线背心。背脊骨显然比以前弯得更加厉害了。脸色惨白，瘦得尤其可怕，简直叫我见面不认识了。①他坐在一旁，静听别人发言，待了一会儿，才用喑哑的声音开始发表意见。他说：我没有多少意见，只讲几点。 第一点是过去士大夫的知识都用在政治上，用来做官。现在则除了做官以外，知识分子还有别的路可走。像工程师，除了劳心之外，还要同时动动手。士大夫是从封建社会来的，与从工业化的都市产生的新知识分子不同。旧知识分子——士大夫，是靠着皇帝生存的，新知识分子则不一定靠皇帝或军阀生存，所以新知识分子是比较自由的。他们是“五四”以后才有的，例如刚才所说的大学教授等等。 第二点是觉得大学生应该也是知识分子。这样的话，如说知识分子的定义，是靠出卖知识为生的，好像就不大对。 知识分子的道路有两条：一条是帮闲帮凶，向上爬的，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有这种人；一条是向下的。知识分子是可上可下的，所以是一个阶层而不是一个阶级。 第三点关于刚才谈到的优越感。知识分子们的既得利益虽然赶不上豪富们，但生活到底比农人要高。从前的士比较苦，我们的上一代就是提倡节俭勤苦。到资本主义进来，一般知识分子才知道阔了起来，才都讲营养讲整洁，洋化多了。这种既得利益使他们改变很慢。我想到以前看《延安一月》的时候，大家讨论，有一个感想。就是一个人如果落到井里去了，在井旁救他是不行的，得跳下井去救他，一起上来。要许多知识分子每人都丢下既得利益不是容易的事，现在我们过群众生活还过不来。这也不是理性上不愿接受；理性上是知道该接受的，是习惯上变不过来。所以我对学生说，要教育我们得慢慢地来。 看到张东荪先生的文章，说不用跳下井去，可以把一般人拉上来和我们一样，觉得放心了许多；但方才听袁翰青先生的话，说增产的过程很长，要十年二十年，又觉得还是很不容易的。 他声音虽然衰微，但很清楚，也说得生动，因此博得与会者的共鸣，大家都笑了起来。散会后，闻家驷走上前去和他握手，朱自清笑说：“我看到你那篇文章了。” 原来前两天闻家驷在《中建》上发表了一篇纪念闻一多死难两周年的文章，里面提到朱自清为闻一多整理遗著的事情。下午，座谈会继继进行，朱自清身体不好没有参加。胃疼仍然折磨着他，人很疲劳，但他还是不肯静心休养，不但继续编《国文读本》，还准备写一篇《论白话》的文章，终因体力不支，进展很慢，写了一些就搁笔了。 一天，一个学生带着弟弟来探望朱自清，从书房窗口望见他正半躺在帆布床上休息。书房摆设陈旧，靠窗一张木板钉成的破沙发，旁边矮凳上搁着最近出版的《观察》和《知识与生活》等期刊，非常整齐，靠墙是几架书橱。朱自清让客人坐在沙发上，用低沉的声音说：“又病了！” “还是老毛病？”学生问。 “嗯”。他从一个盒子里拿出一些药粉倒在口里，用开水送下。 学生劝他今年休假，出去走走，换个环境。朱自清摇了摇头，叹口气说： “走不动哇！经济也不许可，环境也不许可！” 他说的是实话，在这样的现实中，他这样一个贫困的知识分子到哪里去休息呢？学生黯然了，宾主都无话说，房里一片沉默。 学生告辞出来，心头十分沉重，只见四周树荫浓密，只有鸣蝉高一声低一声的苦吟，打破长空的岑寂。8月5日下午，有朋友从南方来，替他带来一件衣服和一双雨靴，不认识朱家，由吴晗带去。吴晗事先告诉那位朋友，朱先生病了，不能会客，只要把东西交给朱太太就行。朱自清最讲究礼规，正当客人和陈竹隐谈话时，他闻声便拄一根手杖到客厅，恳切地对客人说：“请原谅，我不能多说话，只是出来认识认识。”吴晗看他穿一件睡衣，两颊瘦得只剩骨头，脸色苍白，说话声音十分细弱，知道他已病得不轻了。 谁能料到，他的生命之船已驶到人生最后的站头，风帆开始降落了。 6日早上4点钟，朱自清胃部突然剧痛，十点钟送到北大医院，诊断为胃穿孔。下午两点动手术，情况尚好，他自己也很乐观，朋友们来看望，他还勉强谈笑，说一星期后即可拆线，还表示出院后要做哪些事。 8日，病情稳定，他情绪也比较安静，清华同事前来探望，他还惦念着新生考卷的事情，虽然鼻子里塞着管子，说话不很方便，但还特别嘱咐，研究院的试卷请浦江清评阅。大家劝他不要关心工作，要安心静养。女作家谢冰莹来医院看望，他很高兴，打起精神问道：“《黄河》还在继续出版吗？我病好了，一定给你写文章。” 10日，病情突然变化，转为肾月存炎，肚子膨胀，有尿中毒症状。中午，医院电话通知清华大学校方，谓病情危险。开始用管子导尿。朱自清虽然感到难过，但神志还清楚，安卧在床上，闭着眼睛静静地睡着。斜阳透窗而进，将绛红色的光辉投射在他那虚弱的身躯上，给他苍白的脸庞抹上一丝血色。他似乎有什么重要的话要说，强睁开眼睛，看了看环守在床边含着眼泪的三个孩子，用颤抖的手抓住坐在榻旁的陈竹隐，一字一句，断断续续地说：“有件事要记住，我是在拒绝美援面粉的文件上签过名的，我们家以后不买国民党的美国面粉。” 说完吁了一口气，似乎了一件心事，又平静地睡去。11日，胃部少量出血，开始气喘，肺部有发炎现象，病象愈来愈险恶了。 残阳渐渐缩进血色的地平线，夜幕慢慢下垂，病房静悄悄。晚风吹拂着雪白的窗帘，给闷热的房间透进一丝凉意，半轮月亮挂在半空，透过棉絮般的浮云，把青白色光雾洒在朱自清一息奄奄的病躯上。死神的阴影已悄悄地爬上床头，笼罩在他的身上。 翌日8时，他开始昏迷，不久，心脏停止了跳动。一代文宗与世长辞了！时为公元1948年8月12日11时40分。享年51岁。 当他闭上眼睛时，一个时代行将结束，一个时代即将到来，历史车轮正在急速运转，历史舞台也在急速转换，新的帷幕就要拉开了。但他却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光明与黑暗交替时节，匆匆地走了。 尾声：塔烟袅袅 12日下午三时，遗体移到医院太平间。朱自清躺在床上，脸色灰白，双眼紧闭，神态安祥，像睡着一样。13日，天下着细雨，烟雾迷茫，倍增凄凉。8时多，清华、北大学生、同事都来了，在瞻仰遗容后，便用一具薄棺草草入殓。棺木用卡车送到阜成门外的广济寺下院，在那里举行火葬。冯友兰主祭，在他简短致词后，立即举火，轻烟一缕缕地从塔龛顶上冒出，在人们啜泣声中袅袅上升，渐渐地随风化开，慢慢地消失于广漠的太空中。 15日，将灵骨从寺里运回，供奉在他的书房里，书房清冷而不凌乱，写字台上的文具、烟嘴，和平常一样摆着。抽屉里有篇未完成的文章《论白话》，才有2000余字，一个竹篓里有一包扎得很整齐的书，上有题字：“自存本，著作十四本，缺《雪朝》和《语文影》”。书桌上有一纸条，上云：“闻集补遗：（一）现代英国诗人序。（二）匡齐谈艺。（三）岭嘉州交游事辑。（四）论羊枣的死。”书架上的书非常整齐，多半是别的作家送他的，写字台玻璃下压着他的手书：“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 物在人亡，令生者凄然欲泣。 有人说，人死如灯灭，无常一到万事空，无论你是崇高还是渺小，都在死的一瞬间摆平。不！生命的价值并不会被死神的阴影所淹没，人们会根据他生前的所作所为作出公正的评价。有的人能超越生命，就因为他活在人们心中，长在人们的记忆里。朱自清就是如此。当他逝世的消息传开时，文坛为之震惊，远在香港的郭沫若、茅盾、夏衍等拍来唁电，深表哀悼，许多刊物和报纸相继发表文章，痛悼他的去世。人们齐声恸哭，痛失导师，痛失良友。 小学生们从报纸上得知噩耗，怆惶悲戚，转相泣告：“写《背影》的朱先生谢世了！” 清华大学中文系师生均悲痛他们失去了最好的同事，最理想的系主任，最可敬的导师！说他“是亲爱的父兄，民主的学者！” 吴晗惋惜地写道：“佩弦先生的死，对于中国人民，中国民主前途，中国文化学术界，都是无比的损失”；“你，万千青年所景仰所追随的导师、褓姆，撒手而去了，你的工作，岗位，谁能代替？谁能继续？”①闻家驷悲痛地说：“佩弦先生，就任何方面讲，你是一个死不得的人！就家庭讲，你是一个死不得的人！就学校讲，你是一个死不得的人！就民主事业讲，你是一个死不得的人！”② 李广田说他具有“最完整的人格”，他“既像一个良师，又像一个知友，既像一个父亲，又像一个兄长”；“他不但赶着时代向前走，他也推着时代向前走，他不但同青年向前走，他也领导青年向前走。”①8月26日，清华大学在同方部举行追悼会。门上扎着柏枝和纸花的翠架，门前两幅木牌，一是自治会编辑的纪念专刊，一是全国拍来的吊唁电文。灵堂高悬朱自清大幅画像，墙壁上挂满挽词和挽联。紧挨着遗像的一副，是夫人陈竹隐作的： 十七年患难夫妻，何期中道崩颓，撒手人寰成永诀；八九岁可怜儿女，岂意髫失怙，伤心此日恨长流。 会场旁边第一百号教室放着遗物和遗作。追悼会早上8点开始是家属的祭奠，9时是团体公祭，清华各学会各系会及来宾祭奠，生前诸友好都赶来致祭。11时，追悼会开始，挽歌声起，“！……！”闻亭里传来缓慢的悠扬的肃穆的钟声。冯友兰任主席，浦江清报告生平，校长梅贻琦、北大教职员代表罗常培等讲话。最后，学生代表致悼词，他哀恸万分地说道： 我们天天都在追随着您的教育，正想更进一步地跟着您的踪迹，像一群无知的孩子，追随着仁蔼的父亲。唉！ 闻一多先生的死已经是我们不能承受的损失，如今——我们又如何担当得起！我们真是爱你，真是需要你，一直到您积病不起，我们更少不得你啊！但是劳苦的教育决不白费，您亲手的栽培必有成果。你看，我们的脚步不正踏上你所指的新方向，靠近了人民。 他语音哽咽了，会场里一片哭泣声。 朱自清以他一生艰苦的脚步，证实了自己的生命价值。他曾被生活浪头击退过，但从未被击败过；他彷徨徘徊过，但从未颓废绝望过。他终于历经长期探索，从为人生走向为人民，从写血泪文学到为人民生存而斗争，从表现“我的阶级”到歌颂群众的集体力量，从赞颂光明到用自己双手和人民一起创造光明，从“狷者”变为民主斗士，为争取“红云”和“天国”的实现，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他的临死不屈的硬骨头精神，更为人们立下不朽的楷模。 1949年8月，毛泽东同志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热情地表彰了他“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的“骨气”，说他“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号召人们向他学习。 朱自清的生命虽然结束了，但他的生命之幕却永远没有落下！ 朱自清，他不是一颗流星，璀璨一时，瞬息即逝；他是一颗恒星，悄悄地升起在繁星灿烂的天宇，默默地闪耀着独特的色彩，光耀环宇，经久不灭。 后记 大约是五年前的春天日子里，我忽然接到北京出版社来信，约我写《朱自清传》。 接下任务后，心中老是感到不安，总觉得自己不自量力，难以完成使命，要辜负出版社的期望。因为在我看来，“传”是很难写的，主要原因就在自己和传主之间隔了一个时代，对他的生活既缺乏具体的认识，又缺乏感性的体验，势必给传记的真实性带来影响。 但当初敢于接受这一任务，也有一点心理依据。从1980年开始我就从事关于朱自清研究的教学工作，还接受了“朱自清研究资料”的编辑任务，花了很多时间探索搜集朱自清著作和有关资抖。但编好之后，它的命运十分悲惨，至今已近十年，仍然没有关于它的出版消息。多年劳动成果，遭到如此结果，自然感到无限痛心。但经过这一番辛苦工作，竟使我对朱自清的创作史和生命史，有了进一步的理解，无形中给了我接受撰写传记的勇气。因此对邀约编选“朱自清研究资料”的单位，我始终怀有感激的心情。 由于种种原因，我在很长时间里，对“传”没有动笔，但脑子里却是时刻在酝酿着的。这期间，除了从朱自清全部著述中，去探索其生命踪迹外，还乘工作之便，游览了他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先是我在搜集汇编资料时，到北京走访过他的夫人陈竹隐先生及其子女朱乔森和朱蓉隽同志；还访问了他的生前诸友好叶圣老、王瑶、季镇淮诸先生，承蒙他们热情接待，回答了许多问题，提供了不少资料；还和远在山西财政厅工作的朱闰生同志通信，得到他的帮助。继后，我又去杭州、扬州、昆明等地，探访他曾流连过的胜境，在那里体味他当时的心情，寻觅他生命的迹印，增加了不少感性的认识。 在这部传记中，我不想逐一评论他的创作和著述，也不想细致地剖析他的思想发展过程，更不想全面地评估他对历史所作的种种贡献，为他立一座能够传之千秋万代的丰碑。这不是我力所能及的。朱自清曾说自己的生活是“平如砥”，“直如矢”。这是实话。和同时代一些作家相比，朱自清一生确是没有什么大风大浪，他没有惊险经历，没有轰烈壮举，毫无浪漫色彩，一切都显得那么平凡无奇。我只是意图比较忠实地描画出他那平凡的生命历程，于中展示他的思想行为、个性情趣，以及品格与作风，从而映现出他在特定历史环境中所显现出的不平凡的风姿。由于学识与能力的局限，我深知没有达到这一要求，其中描述失实，分析欠妥之处在所难免，我诚挚地希望师友及读者们予以批评指正。 朱自清没有像其他一些作家那样留下许多有关描写自己生活的纪实作品。但他“意在表现自己”的散文，却大多记叙自己的经历，那里留有他生命的足迹，这给我的写作带来了方便，有些地方我都予以化用；此外，我也从一些回忆文章里汲取了不少养份。这都是合当声明的。 在写作过程中，我得到不少朋友的帮助。首先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同志们的热情鼓励和鞭策，没有他们的关怀和督促，这本传记的完成是很难预料的。上海图书馆的赵景国同志，华东师大中文系资料室的沈茶英同志，扬州师院的吴周文同志，云南师大的姚律入同志，上海辞书出版社的梁建民同志，都在资料的提供上予以大力的协助，我的学生张培杰和张克平同志在百忙中帮助誊抄稿子。凡此种种，仅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1990年5月 于上海丽娃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