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社会化漫谈》 试想，你被锁在一间屋子里，在与人隔绝的情况下度过你的幼年、童年、少年，这样你会讲人的语言吗？你理解人的感情吗？你能产生个性吗？ “狼孩”的生活经历已在某程度上对这些问题作了解答。 -------- 1.从“狼孩”谈起 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博物馆里，有一座奇特的青铜像：一只母狼张嘴露牙，警惕地注视着前方，腹下有两个婴儿，正含着母狼的乳头吮奶。 这座青铜像所反映的，是古罗马时代的一个传说，在一座城邦的王位争夺中遭到生命危险的一对孪生婴儿，由于一只母狼的哺育幸免于死。在母狼的抚育下，他们成了两个“狼孩”。及到长大成人，他们发动了一场复仇的激烈战争，杀死了仇敌，并替外公夺回了王位。 传说当然不等于历史事实，但在现实生活中，倒也确实发生过母狼育婴的奇事。本世纪20年代，在印度加尔各答东北的米德纳波尔小城附近，就曾发现了一对由母狼抚育的女孩，大的约七八岁，小的约两岁，她们被送到孤儿院，大的取名卡玛拉，小的取名阿玛拉。刚被发现时，她们的行动和狼差不多，用四肢行走，白天躲起来，晚上则起来乱走，眼睛发亮；吃东西不用手，而是放在地上用牙齿撕咬；不会说话，叫起来声音如狼，不穿衣服，把人家给她穿的衣服撕烂，不让人给她洗澡，也不喜欢与人接近，谁接近她，她就抓、咬，或作兽叫。阿玛拉被收养了11个月后就死了，年已七八岁的卡玛拉，智力水平只相当于6个月的婴儿。人们花了很大的力气训练，两年后才能直立，到13岁才能独立行走，但快跑时，还要用四肢。直到17岁那年死去时，还没学会说完整的话，这时的心理状态只相当于两岁小孩。可见，她们虽然具有人的躯体和生理结构，却完全没有人的知识、技能、心理、习性和情感。 世界上还发现由其他动物如熊、羊、豹、猴等抚养长大的人类幼童——“熊孩”、“羊孩”、“豹孩”、“猴孩”等，他们的心理发育情况，他们的知识、技能、习性和情感等，都与“狼孩”大致相似，而与同龄的人类幼童则相差甚远。 在现实生活中，还有两种在特殊环境中生存下来的人类儿童：一类是被人遗弃或迷入荒原和森林，靠自己的力量独自一人生存下来的年龄稍微大一点的野生儿。1799年，有三个猎人曾在法国南部阿威龙县的森林里发现并捕获了一个年约十一二岁的野孩子，这个野孩子被捕获后不久又逃回森林。几个月后又被捕获，他的行为十分凶猛，总想逃走。第二年他被送到巴黎，收养在国立聋哑学校。这个野生儿的行为和精神状态如同白痴。经过专家鉴定，他的白痴并非天生的。经过六年的训练和教育，这个野孩子的智力才有所恢复，达到6岁儿童的水平，直到40岁死亡时，其智力仍然停留在这一水平上。 另一类是被丧失了人性的人关起来，在与人类社会隔离的恶劣环境勉强生存下来的孩子。这一类虽然与前面两种所谓纯粹的野生儿不同，但是他们从小脱离了人类社会，在“隔离环境”中生活而被野生化了，因此，也可以把他们看成是野生儿。在这种野生儿中，最著名的是巴登大公国的王子卡斯巴•豪瑟尔。他生于1812年4月30日，出生后不久即被争夺王位的宫廷阴谋家把他同普通的婴儿进行了调换，然后被当做人质扣押了起来。开始，他一直由一个性格忧郁的女人抚养，三四岁以后就被关入了地牢，直到17岁以后，他继承王位已经不可能了，因而失去了人质的意义时才被释放出来。 美国著名的儿童心理学家格赛尔，曾经对以上三种野孩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表明，人的生活习性、行为方式的形成和确立，是不可能脱离社会的。一旦脱离了社会，就只会养成动物或类似动物的习性，而不会形成人性。即使原来曾经生活在社会中，而后来却与世隔绝，也会丧失正常人的智力、技能、习惯、性格、情感，要恢复人性、恢复正常人所具有的这一切，就必须回到人类社会中来，得到比正常人更多、更加特殊的教育和训练。 说到人性，有人自然要问：人性是什么？它与动物性有何区别？关于人性，是一个古老的问题，早在几千年以前的古希腊人认为，人性就是人的自然属性，中国古代哲学家对人的本性或人性，可能比西方哲学家谈得还要多，有些人把人不同于兽的特征以及人先天具有“自然道德”观念，说成是人性，如“性恶说”、“性善说”，还有一些人把与生俱来的一切生理机能叫做人性。 马克思主义同样十分重视对“人的本性”的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的本性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人是自然界的产物，是一种高级动物，当然会存在与动物相类似的一种自然本能。饥而思食，渴而思饮，身体发育成熟时就有性的要求，这都可称为人类的本能，同样也是动物的本能。人的自然属性虽然与动物相类似，但不能理解成和动物完全相同。动物的自然属性完全是一种固有的、机械的、自发的本能，而人是通过有意识地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来满足自身的生活需要的。拿“食”来说，人与动物均具有这种天性，但人吃饭与动物完全不一样，吃什么饭？是水饺、米饭，还是热狗、三明治；用什么吃饭？用匙、筷子，还是用刀叉，或用手抓，这要受到社会文化传统的影响。再进一步问，吃饭的途径是什么？是靠劳动，还是靠剥削，这就更与人的自然属性毫无联系了。 人既是自然界的产物，又是自身生存的社会环境的产物，有人类特有的社会属性。人能制造和使用工具，进行满足自身需要的劳动活动；人类活动均具有一定的自觉性、意识性；人类在各种实践活动中，相互之间形成一定的生产关系和其它社会关系，这些关系都受特定行为规范的束缚等等，这些因素相互联系就构成了人的社会属性，这是人的本性中更重要更本质的一方面。 人的行为、活动、思想、情感无一不是社会的产物，一旦脱离了社会，脱离了社会联系，也就丧失了人性，丧失了人的一切能力。从“狼孩”的心理发展状况和生活习性特点看，“狼孩”不通人性，所通的更多的是动物性，虽然动物也可能具有某种群体习性，例如，大雁列队而行，蚂蚁结群而动等，但它们没有思维活动，其生存活动没有自觉的目的性，它们的行为只是属于一种适应自然环境的生物本能，就像植物也有能被动地适应自然环境的生命运动一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狼孩”简直不能被称为社会意义上的“人”。 当然，这样说法决不是意味着人的社会属性同人的自然属性毫无联系，相反，它们是有机的结合、统一于人身上。自然属性为人类生存提供了基本条件，没有人的大脑、四肢、五官等生理机能的运转，人的任何活动都是难以进行的。 人的自然属性是生而有之的，先天就有的，那么人的社会属性是从哪里来的呢？唯一的答案只能是：从社会化过程中产生与发展。 婴儿出生到世界上，开始对社会是一无所知的，相当于一个“自然人”或“生物人”，他要成长为一个“社会人”，即具有人的语言、思想、感情、习惯和行为，成为适应社会生活的成员，就必须学习社会生活知识、社会规范，了解社会对他的期待，逐渐掌握参与所在社会与群体生活所应具备的技能。与此同时，社会或群体又以现存的文化、经验、知识去千方百计地对来到世上的新人施加种种影响，使之成为社会或群体所需要的合格的成员。这个过程就是人的社会化。 把人分为“自然人”和“社会人”，这只是科学研究中高度抽象的结果，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人从出生之日起，就与社会建立了这样那样的联系，就开始接受社会的影响，当婴儿能够识别母亲的脸庞，露出第一个微笑时，他已经在进行某种社会交往，即具有某种程度的社会属性了，纯粹的“自然人”是没有的。 当然，也有个别的例外。埃及古代有个皇帝，他为了想知道人类运用语言的能力是先天就有还是后天形成的，叫人把两个婴儿藏于地下室内，只给食物，不准和人接触，结果这两个婴儿长到十二三岁时，不会说话，只会怪叫。我国明朝，朱棣夺取建文帝的皇位成为明成祖后，迁都北京，把建文帝的小儿子朱文圭带到北京关起来，单独隔离。朱文圭从2岁到55岁，过的都是的孤独生活，成为“出见牛马亦不能识”的白痴。还有前面提到的各种“野生儿”，没有人的思想、感情、语言和生活习惯。他们的习性和周围的动物毫无二样，这都是没有经过社会化，没有很好地实现从“自然人”向“社会人”转变的结果。 由此可见，人总是社会的人，不实现社会化，就不能成为完全意义上的人。 社会化的作用，不仅仅是把作为生物个体的婴儿变成社会人的基本途径，对于社会来说，它也是人类保存、巩固、传播前人积累的知识和经验、前人创造的成果的主要途径，动物的本能是靠生物规律一成不变地一代一代往下传。某一动物经过训练可能学会某一本领。例如，猴子能够模仿人类的动作，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社会上玩猴子的流浪汉，他们所训练出来的猴子，表演的各种花样，就很令人忍俊不禁。热带地区，有些果园的看守人，长年在一间木屋子里过着单独的生活，因为百无聊赖，常常抽烟消遣，猴子在户外看惯了，当看守人外出巡视果园的时候，就从窗户溜进房子，学着划火柴点烟，吸起烟来，久而久之，上了烟瘾，以后烟瘾发作时，溜进屋子来，伸“手”向看守人要烟的事情，也发生过。还有些猴子模仿人的动作，学会戴眼镜、摘果、骑马、牧羊等等。 再比如黑猩猩，这是世界上公认为四种猿类（大猩猩、猩猩、黑猩猩、长臂猿）中最聪明的，有人把它的幼儿抓来和人类的幼儿一同养育，观察它们的行动，居然把它们训练到也可以披餐巾、穿衣服、持刀叉、上厕所、卧睡床。也还有一些黑猩猩被训练到能够骑单车以至摩托车，加入了马戏班，成为“演员”。还有一些黑猩猩，被某些人家驯养，居然能够开锁、关闭电视机等。 然而，无论猴子还是猩猩怎样聪明，一般只限于模仿，更重要的是他们不能把其本领传播到它的同类中去，人则不同，人不仅可以模仿，还可以创造，而且可以把创造的成果传授给新生的一代，使之更加完善。社会化即是这种传递社会文化的直接途径。经过这个过程，人类的经验、技能、智慧得以保留和遗传下来，不因个体的死亡而消失，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社会化本身，对社会的生存和发展也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 2.聪明是天生的吗 英国有一位科学家叫高尔顿，1819年，他写了一本《遗传天赋》的书，他认为天才是遗传的，他声称调查了997位名人，其中父子兄弟亦为名人的共有332人，占三分之一强，而普通人中，只有一个人才配得上高尔顿所称的名人的标准。我国民间也有这样的俗语：“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养嵬会钻洞，父母不聪明，子女一定笨。”说法尽管有不同，但都是把子女的好坏，全部归咎于先天遗传的影响。 先天遗传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呢？遗传是一种生物现象。生物有机体通过遗传物质，传递着祖先的许多生物特征。遗传的生物特征主要是指那些与生俱来的解剖生理特征，如机体的构成、形态、感觉器官、神经系统，尤其是神经系统的高级部位——大脑的特征等等。这些遗传的生物特征也叫遗传素质。 遗传素质是祖先通过一定的机制，传留给个体的，但也有一些特征并不是遗传而来，却早在出生之前在胚胎发育过程中就已决定了。例如某些疾病或药物的影响，使胎儿的感官、神经系统以及大脑的机构受到某种损伤，那就不属于遗传素质，但都是与生俱来的特征。 遗传素质是人的社会化的物质前提，没有这样先天的素质，人的心理、智力、行为就不能正常发展或受到严重影响。生来没有大脑的“无脑畸形儿”，不能产生心理活动；生来眼瞎的儿童，没有视觉能力，先天耳聋的孩子，没有听觉能力；色盲难成画家，如果由于某种原因，胎儿的大脑受到损伤，他出生后的智力水平也就会大大落后于正常儿童。严重的只有一些吃、喝、尿等本能活动，或者只有一些最原始的感觉，如饥饿、疼痛等。 这就说明，先天的遗传素质是人的心理和行为发展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内部条件，它为个体发展成一个社会的人提供了可能性。“狼孩”虽然从小生活在动物的环境中，当他回到人类社会的最后几年，能够恢复人的一些感情、心理和行为，能说几句话，能穿、脱衣服，能用碗匙吃饭，而动物即使从出生就生活在人的社会中，不管人对它施行怎样的训练，不管环境与教育条件如何地优越，尽管它们也可以掌握某些人类的行为，但到头来，动物还是动物。这里关键的问题在于狼孩毕竟是人类遗传信息的携带者，而动物自身所具备的遗传素质，根本不同于人类。 一般情况下，对于生长发育正常的健康儿童来说，遗传素质和生理成熟仅仅提供了一个物质前提，并不决定儿童社会性的发展。客观事实证明，千百万儿童的社会化发展水平各不相同，但其遗传素质和生理成熟过程却极其相似。双生子的研究表明，尽管他们的大脑结构和机能无重大区别，但他们的心理发展却很不一样，智力水平、活动能力、志趣爱好、性格特点等各有差别，甚至是极大的差异。对一些“天才人物”的研究也表明，虽然他们智力优异，成绩卓绝，但他们的遗传素质和生理成熟过程和一般人并无重大区别。像爱因斯坦这样的大科学家，解剖他的大脑，进行研究的结果表明，他的大脑的重量、结构和一般人没多少差异。在生活中，有些人过分强调遗传素质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有人说：“在才能形成过程中，遗传性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父亲和母亲都能向自己的子女传递天资禀赋”。一位美国心理学家甚至声言：“一两的遗传胜过一吨的教育。”这种“遗传决定论”似乎很有科学根据，但实际上，是完全错误的。高尔顿的《遗传天赋》一书，后来就有人揭露他的调查方法和调查数据都有问题，不足为信。世界历史上曾经产生了无数的诗人、作家、政治家，而他们的子孙大多没能达到他们父辈那样的辉煌成就。 也有人主张，人的大脑是决定是否成才的标志，脑袋大的人就聪明，反之就愚笨。这种看法也是不科学的，拿人和动物比，大象脑的绝对重量远远超过人类，但大象的智力远不及人。百灵鸟脑的相对重量（脑重与体重之比）也超过人类，智力也远不及人。从人与人之间的比较看，对一些具有高度聪明才智的人调查说明，他们的大脑既有很大的，也有很小的，还有和常人近似的。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脑量达到二千多毫升，比一般人的脑量要大得多，但法国作家法朗士的脑量却只有一千毫升，比一般人的脑量要小得多，几乎只有屠格涅夫的一半，但法朗士在文学上的贡献很难讲比屠格涅夫小。相反，迟钝者，也有脑袋大的，有一种畸形儿，脑袋很小，身体很小，但并不聪明。可见，脑量大小，并不影响人的聪明才智的发展。 从人类发展史看，脑量决定论也是站不住脚的。从四五万年前的智人到现代人，脑量几乎没有变化，但是智力却不可同日而语。现代的任何一个人如果生活在早期智人群中，他无疑就是天才。智人只能制造细石器，制造骨针，这在当时就是了不起的“尖端技术”了。而现代人却能制造每秒运算一二亿次的电子计算机，还能使卫星飞绕长空，飞船抵达月球这些辉煌的成就，是智人连想也没有想过的。 遗传禀赋论、大脑决定论，都是不科学的。实际上，无论从思维的器官大脑的发育看，还是从知识的来源看，都是后天社会生活实践的结果，是学习的产物。 从儿童的发育看，婴儿生下来的时候，体重只不过几斤重，脑量只不过三四百毫升。成年人的脑量是一千三四百毫升。很明显，人的主要的脑量都是后天发育长大的，新生儿的脑量不仅很小，脑的结构也很简单，是出生以后才逐渐复杂起来的。据生理科学研究，新生儿的脑电波十分平坦，没有什么波峰波谷，脑的沟回没有全部形成，灰质和白质没有明显区别，大脑的神经细胞上没有髓鞘，并且分支极少；成年人的脑有复杂的沟回，有发达的大脑皮层，所有这些，都是后天的产物。 人的感觉器官也是后天才发达起来的，婴儿刚生下来的时候，没有一个不是闭目塞听的。婴儿起初看不见东西，也听不见声音。后来接受光的刺激多了，才逐渐能看清东西；耳朵接受声波的刺激多了，才听得见声音。正如鲁迅所说的：“天才儿童生下来的第一声啼哭，也和平常的儿童的一样，决不会就是一首好诗。”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爱尔维修也说过：“在儿童离开母胎，打开生活的门户之际，是没有任何观念的。只有在需要（首先是饥饿的需要）的推动下，才学会了运用自己的器官，获得了各种观念，他周围的对象是真正的老师。” 知识、才能，都是后天学习、实践的结果，狼孩出生时虽具有正常人一样的大脑和感官，但由于没有人类的社会实践，智力却远远不及正常人。如果说兽孩们还有一些从动物父母那里学来的本领的话，那些与世隔绝的人则是一无所知，一无所能的了。19世纪国外有一个王子，幼年时被人绑架，囚禁在一间地牢里。有人每天给他送水送饭，但从来没有人露过面，从来没有人与他说过话，王子的血统不可谓不高贵，但是17岁获释的时候，他既不会说话，也不会走路，不认识父母，也不知道穿衣戴帽。由于缺乏社会环境的实践，王子成了白痴。 鹰，会遨翔蓝天，它的后代一经训练也能搏击长空，然而，世界游泳冠军的孩子没有严格的训练，非但不能成为世界冠军，甚至连游泳也不会。 动物的能力一经获得，就改变基因，遗传给后代；而人类的后代不能从父母的技能中获得自己的技能。不学习，连作为人类特征的劳动也不会，同样的道理，恶人的儿子并不一定是恶人，伟人的后代初生时只是一个凡人，学者的儿女同样要从零学起。人要成为一个受社会欢迎的成员，成为一个合格而有智慧、有才能的人，虽然健康的正常的遗传素质是必不可少的，但它仅仅是一种可能性，要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还需投入到社会环境中去，接受教育和锻炼。 强调人的知识、行为、才能来自学习和实践，并不否认同样环境条件下，人的才能、知识所具有的差别，一树之果，有酸有甜，人与人之间总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有的表现在脑的素质方面，有的表现在感官方面。例如，刚生下来的婴儿，有的爱哭、有的安静、有的大喊大叫、有的低声细气，这些都是神经系统类型差异的表现。在人的发展过程中，有的人记忆力特别强，有的人理解能力特别强，有的人对声音特别敏感，有的人对颜色特别敏感等，这些遗传素质上的差别，为后天的活动提供了一个物质基础，某些遗传素质所集中的某些特点，为某些能力的形成提供了有利的条件。那些“早熟”或智力早期表现的小画家、小音乐家、小速算家等有没有遗传素质因素呢？这完全是可能有的。具有较好遗传素质的人，一旦学习条件具备，他的进步当然就快些，其能力就会在早期得到突出的表现。 不过，遗传素质较好的人只是具备了接受知识的较大的可能性，他能否拥有知识、展现才能，并为社会所接纳，还要取决于后天的努力，没有后天的努力，遗传素质再好，也无济于事，毫无用处。相反遗传素质差一些的，只要努力实践，勤奋学习，也可以弥补先天的不足。东汉名将马援，小时候并不怎么样。有一次他见到朱勃，两个人都是少年。朱勃仅12岁，却能口诵《诗》、《书》，“辞言娴雅”，学识渊博，马援见了很惭愧。他哥哥告慰他说，朱勃是小器，速成，你是大器，晚成。马援并不自暴自弃，他奋发努力，后来成了很有作为的人。牛顿出生的时候是个奄奄一息的病婴，体重才三磅，身体素质是很差的，稍大后也看不出有什么惊人的智慧，可后来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成为一名震惊世界的物理学家。 遗传在人的社会化发展中的作用是存在的，但是大多数人的先天遗传条件是差不多的，这些遗传上正常的人，将成为怎样的一名社会成员，还要取决于他成长的环境、所接受的教育以及他付出的努力。因此，既不能否定遗传的因素，也不能夸大遗传的作用。 -------- 3.“孟母三迁”的启迪 中国古代思想家孟柯，小时候曾受到母亲的严格教育。孟轲小时候家境贫寒，读不起书，母亲带他到处奔波，临时讨个居住处，靠纺织维持生活。传说，孟轲小时候，家离一块墓地不远。孟轲时常到坟墓间玩，学挖坑埋死人的游戏。孟母看见了，心想，住在这里对教育孩子很不利，便把家迁到一个新的地方去住。新邻居是个屠宰户，天长日久，小孟轲又喜欢玩猪蹄、羊角，学猪叫羊抵，而且成了嗜好，声称“长大了要当个屠宰手”。孟母看见了，感到住在这里对孩子的健康成长也没有好处，便再一次迁居。 这回搬到一个学堂附近居住，孟轲很快又对读书产生了兴趣，向学校里的学生学习“揖让进退”的文明礼貌，孟母看了非常高兴，说：“这里才真是教子成材的好地方。”于是便定居下来。日夜纺织，供儿子上学读书。小孟轲读儒家经典，学孔子操行，终于成了千古有名的学者。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孟母三迁”的故事。它告诉我们，环绕在人周围的环境具有一种影响人的力量。 客观环境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它包罗万象，大自然里山川河流、日月星辰、空气、森林等都是人的外部客观环境，这种天然存在的外部客观环境是人与动物所共有的。作为人来说，除此之外，还有社会生活条件，如语言、文化、人与人的关系，生产劳动等，这种社会生活条件乃是人特有的，而且由于有了这种社会生活条件，使整个天然存在的自然界也获得了社会意义（如改造了的河流、改良了的土壤、砍伐了的森林等）。 人只有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生活条件下，他的智力、心理、行为才能得到正常发展；如果离开了人所特有的社会生活条件，处于某种动物生活环境中，那只能发展到动物那样的水平，永远达不到人的智力水平，产生不了人的情感。狼孩的事例已作了最好的说明。不仅是狼孩，就是一些年幼出众、天资聪慧的人，如果离开良好的环境条件，缺乏及时的教育和培养，智力同样也要衰减。北宋时，江西省金溪县有个神童叫方仲永，从小天资过人，5岁能诗，而且是“指物作诗立就”，周围的人都很惊奇，在乡下很出名。这说明他的素质是很好的，但是他的父亲为了赚钱，成天带他到四乡表演，让他作诗卖钱，不给他学习深造的机会，素质没有得到充分发展，才能增长很慢。等到十二三岁时，其诗已很平淡。到20岁左右时，已经再也听不到他的名字了，“泯然众人矣”，小时候是佼佼者，不学习，不实践，大了也未必佳。王安石曾作《伤仲永》，以诫后人。 物质是第一性的，心理是第二性的，人的心理的发展决定于物质和文化环境以及良好的教育，许多心理学的研究材料证明这一点。同卵双生子女遗传因素相同，如果放在不同环境下抚养，接受不同的教育，却获得了截然不同的心理面貌；异卵双生子女，遗传因素不太相同，只不过是同时出生的兄弟姐妹，如果在同一环境中抚养，接受相同的教育，可能获得类似的智力和性格。 即使是同卵双生子女，生活在相同的环境中，由于家庭成员对他们的不同态度，也可能造成不同的性格特征。一位心理学家曾对两个同卵双生的女大学生进行了四年的观察。这对姐妹外貌非常相似，从小一起长大，又一起在同一所小学、中学和大学读书，但在性格上却有相当明显的差别。原来，还在她们幼年的时候，家长就作出过一个决定，两人中认定一个是姐姐，另一个是妹妹，责成姐姐照管妹妹，并对妹妹的行为负责。这就使姐姐较早地形成了独立、主动、爱交际、果断等性格特征，而妹妹养成了追随姐姐、听从姐姐意见的习惯。两位同卵双生姐妹遗传条件比较接近，差异主要是环境造成的。 那么，对人的社会化来说，哪些环境可以对人产生重要的影响呢？一个人从一无所知的婴儿成长为社会的有用之才，需要一个较长时期，在此期间，他要学习社会最基本的知识、技能，掌握社会的各种必要的规范，以此指导自己的行动，而社会也会以多种不同的方式千方百计地对个人施加影响，使其符合社会的需要。因此，影响个体社会化的社会环境包括社会文化的影响（政治、经济、风俗、传统等）、家庭的影响（父母条件及其教育方式）、社会地位的影响（阶级、阶层、身份）、学校的影响（教师、班级。教材等）、居住条件的影响（城市、农村、街道等）以及工作单位和大众传播工具的影响等等。它们常常作为统一的整体对生活在某一社会中的个体发生强烈的作用。 从文化环境看，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关于文化的定义据说国外有一百多种。我国古代，文化就是文治和教化，而现代一般是指在特定群体或社会的生活中形成的，并为其成员所共有的生存方式的总和，其中包括价值观、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风俗习惯、风尚、生活态度及行为准则，以及相应的物质表现形式。人总是某一社会的成员，因此也总在创造并享有着某种独特的文化。文化使个人了解前人的生活经验，通过语言和其它交流方式，使他知道应如何构成自己的观念和想法，文化使个人与一些人建立起这样那样的联系，又阻碍他与另一些人建立联系，文化还向个人传授价值标准，使他知道如何分辨好坏善恶，知道对人对已应持什么态度，这一切都决定了文化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社会化因素。 在不同社会的文化中，有些内容带有普遍性，如许多社会都有音乐、舞蹈、游戏、求婚和结婚仪式、丧葬仪式、宗教、迷信、合作以及相似的道德规范（如毋偷盗、毋奸淫等），但是每一社会的文化又有自己的独特之处，这些独特之处对人的社会化、对不同民族成员的共同人格和社会行为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 许多社会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都研究过不同民族的不同文化及相应的育儿方式对人的社会化的影响。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米德，观察了新几内亚三个原始部落社会中人们的行为，发现不同的社会文化因素的不同影响，而同一个文化圈内生活着的人们都具有共同的行为方式和人格倾向。例如，住在山地的人，传统上一向和平相处，男女老幼很少差别，因此，该地居民人与人之间很合作，性格温和，对人亲切；住在河岸的土人，由于传统上好斗、残酷，不论男女，其性格极为相似，因而当地居民也是相互攻击、不合作，占有欲望很强；住在湖边的土人正处于母系社会，男女性别分化得很明确，女性支配男性，握有经济大权，男子在家带领孩子，有自卑感，在陌生人面前显得腼腆。 我国社会心理学工作者张世富调查了云南少数民族克木人与基诺族的某些人格特征。克木人与基诺族在解放前都处在原始社会末期，解放后整个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文化与习俗以及生产力的低下仍保留许多原始社会的特点，表现在当地的居民私有观念淡薄，没有偷盗，居民家里是不锁门的，每年收割完毕，粮食就放在地头的棚里，随取随用，没人看守。他们热爱劳动，学习刻苦，诚实不欺。父母不打孩子，青少年在一起不打架骂人，尊重老人及长者，他们没有盗窃犯、抢劫犯和杀人犯，相互之间借贷不要利息，村舍之间，从来都是和睦相处。一家有难，往往整个寨子去帮助，表现出舍己为人的高尚品质。 不同文化决定着人们不同的社会化过程，从而也在塑造着不同类型的人。拿美国文化来说，美国文化强调自我中心，自我实现和独立自主，这也反映在美国人对儿童的培养教育方面，影响着美国儿童的社会化。美国儿童在家里有自己的一块小天地，他们从很小的时候起就已经有了“私有财产”的概念，知道了属于自己的东西与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之间的区别。等他达到上学的年龄时，他已经知道属于父母的东西是不可以随便动用的。虽然他的基本生活需要是由家庭供给的，但他也开始有了自己去挣钱的想法。这倒并不完全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而主要是为着显示自己的独立。有些小学生虽然出生于十分富有的家庭，也自己去找些工作做，如每天上学以前或放学以后用一两个小时去为别人照看小孩子，赚上几个美金。美国人还从孩子小时起就鼓励他们自己做自己能做的事，如自己吃饭、自己作出判断等。同时，家长又坚决不准孩子进入真正的成人世界，他们可以把孩子丢在家里由别人临时照看，自己去参加舞会、看戏。他们不让孩子参加父母的社交活动，同时他们也不过多干预孩子的活动。美国孩子过生日时，家长让他们自己决定邀请哪些朋友和小客人，生日庆祝活动由孩子自己来安排，家长只充当助手甚至仆人的角色。这些虽然只是一些生活琐事，却体现了一种文化。它对儿童的社会化有着深远的影响，使儿童逐渐形成了注重自我，追求自立、谋求自主的个性。 在影响人的社会化诸多因素中，社会文化往往是作为宏观社会环境对人发生作用的，它对人的心理和社会性发展的影响主要通过与人有直接联系的家庭、学校、同伴群体、大众传播媒介以及居住社区等来实现。 家庭是儿童生活成长的基地，是个人进行社会化的最初场所，家庭成员尤其是父母的行为方式，是儿童社会化的直接模式，正像人们所说的，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子女的第一任老师。 在现代社会中，将儿童从家庭引向社会的第一架桥梁，毫无疑问，属于学校。学校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地向社会成员系统传授价值观念、社会规范、生活技能、科学知识的制度化机构。当儿童进入学龄期后，学校的影响便取代家庭上升到首要地位，成为最重要的社会化因素。 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对人的社会化具有重要影响的诸因素中，同龄群体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在儿童升入中学以后，同龄群体影响日趋重要，甚至有可能超过父母和教师的影响。 当世界进入到高科技发展的时代，一个极为重要的社会化因素呈现在人们面前，这便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大众传播媒介，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书籍等五花八门的传播工具成为全体社会成员社会化的“第二课堂”，它们或教人以善，或教人以恶，其作用可与家庭、学校相匹敌。 总之，除了先天遗传的素质因素之外，影响人的社会化的另一类更为重要的因素是人生存于其间的整个社会环境。美国电视剧《莱里的遭遇》中，描写了一个私生子的生活情景，莱里因为没有出生证，就在他父亲工作的精神病所里渡过了童年和少年。虽然莱里的生理和心理机能和正常人一样，但由于他没有正常的社会化环境和机构，没有正常人那样的社会生活，因此他没有生活目标，没有普通的生活手段，不懂得行为规范，甚至他的举止近似精神病人。这表明，仅有社会化的那些先天的可能性条件，缺乏社会化的外在环境，正常的社会化同样是不可能的，在遗传和环境的交互作用中，环境显得更为重要。 -------- 4.路，就在自己的脚下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传说，说的是唐朝画家吴道子小时候的事。吴道子从小并不聪明，他喜欢画画，但是画不好，一次画不好，两次画不好，三次还是画不好，最后连他自己也灰心丧气了，认为他自己不是那块儿材料，永远也画不出什么名堂了。 这一天，他怀着苦闷的心情，没精打采地出门游玩散心。他来到一座庙里，进了大殿，看见有两个妇女正在烙馍。年老的坐在大殿东头做馍，年轻的坐在大殿西头烧鏊子。只见年老的把面团用小擀杖擀成了薄馍，随手又用小擀杖一挑，那馍就像长了眼睛一样，从东头飞到西头，正好落在年轻妇女前的鏊子上。年轻妇女一面烧火，一面用竹片翻。馍熟了，她也像年老的妇女一样，随手一挑，那馍就飞起来，一丝不差地落在大殿中间的一块木板上，叠得整整齐齐，吴道子看呆了。 吴道子看了一会儿，就走近那年老的妇女身边，问道：“你看也不看，馍就会一丝不差地飞落在西头的鏊子上，这么难的事，你是怎么学会的？”那年老的妇女看了他一眼，说：“这没有什么诀窍，也不过是天天烙，月月烙，专心致志，功夫练得久一点，熟一点罢了。”她说完，又忙着烙馍去了。 吴道子一听，恍然大悟。从那以后，他勤学苦练，见山画山，见水画水，见人摹人，见树绘树。天长日久，他终于成了誉满全国的大画家，被人们称为“画圣”，他画的画也在人们的传说里成了“神画”。 丰厚的收获，离不开辛勤的耕耘，那位烙馍妇女的一席话使吴道子明白了一个道理，无论做什么事，都要专心，都要下苦功。正常的遗传素质，优良的社会环境是一个人从一无所知的婴儿成长为懂得社会知识、规范，能够扮演社会角色不可缺少的条件，然而，作为一个社会的人，他要为社会所欢迎，并为社会、为人类作出贡献，仅仅有这些条件，还是不够的。辩证法的一条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家庭、学校、社会各方面对人的影响必须通过人自身能动性的发挥才能收到一定的成效。 有人说，儿童的心灵犹如一张白纸，可以在这上面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也有人说，家长、教师就像雕塑家，可以把儿童捏成雕成有智慧、品德好的一代新人。这些譬喻虽有一些道理，但不完全确切，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有生命的自我发展着的人，他不是像一张白纸那样只能消极地被人画，也不是像一块大理石那样只能消极地被人雕刻。人从诞生起，就是对世界的积极探索者，他对外界的影响能作出各种反应，外界各种教育力量必须通过人的内心世界的活动才能奏效。所以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即人的能动性。 强烈的求知欲、学习的主动性、参加实践活动的积极性、勤奋努力等都是人的能动性的表现，它们构成了社会化过程中的主观因素。试想，一个人在其成长过程中，如果没有认知的兴趣，求知欲不浓，根本不想学习，不愿参加社会活动，他又能学到多少东西？更不用说，他能做出多少成绩了。 在能动性这个范畴中，个人的勤奋努力是非常重要的方面。凡成大功、立大业和在社会各方面有卓越或较高成就的人，对所学都有“锲而不舍”的精神，都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奋斗，中外古今，没有例外。 唐代散文家韩愈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在他的《进学解》中为我们留下了“业精于勤、荒于嬉”这句至理名言。正是靠了这个“勤”字，韩愈劳碌终生，孜孜以求，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书，“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遂使这位六岁丧父、十岁丧兄、依赖嫂嫂郑氏扶养教诲的孤儿，成了通晓经典、学贯古今、文笔流畅、气势不凡的大文学家。 著名书法家王羲之在绍兴兰亭地方“临池学书”，把池水都染成了黑色。一次，他儿子王献之问他写字的秘诀，他指着家里十八口大水缸说：“学字的秘诀，就在这十八口缸里。你把这十八口缸里的水都写完，自然就能够知道了。”王献之真的把十八口缸里的水都写完了，因而也就成了我国古代书法家之一。 说到天才，恐怕创始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本人可算公认的天才了。然而，即使马克思的天才，也是和他的勤奋分不开的。为了写《资本论》，马克思在英国图书馆翻阅和摘录的资料有一千五百多种。他常年累月总坐在图书馆一排第二号座位上，以至在他脚下的地板上磨出了两个明显的脚印。马克思在家里思考问题时，常常习惯在房间内来回走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在门窗之间的地毯上竟踩出了一行清晰的浅沟，仿佛一条羊肠小道，穿过茫茫草地，通向真理的宝库。 我国人民一向把诸葛亮看作是智慧的化身、天才的代表。可是他自己却说：“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许多人都说鲁迅有天才，可是他直言不讳地回答：“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工夫都用在工作上的。”由此可以想见，世界上一切有成就的伟人，其实都是勤奋劳动的人。勤奋造就天才，天才出于勤奋。 中国有句古语，叫“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汇涓滴无以成江河”，也是用来比喻勤则成事，惰则败业的。在社会化过程中，人的先天素质是有差异的，但是天赋本身并不等于实际本领和才能，它只是为发展才能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要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除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外，还要取决于个人是否勤奋努力。有了这个条件，愚笨的人终能攀上科学的巅峰；离开这个条件，最好的天赋恐怕也到不了知识的彼岸，甚至成为不适应社会生活的废人。 著名的数学家华罗庚，上小学时，因成绩不好而没有拿到毕业证书，只拿到了修业证明，数学也是通过补考才及格的。他觉悟到：既然自己资质不强，就应该多用点时间来学习。此后，别人学一小时，他就学两小时。这样他坚持不懈地苦学苦练，终于获得了优异的成绩；别人十天半月也解不透的数学题目，他往往只要一个钟头就解出来了。 爱因斯坦小的时候，人们都说他很迟钝，可正是他创立了相对论。李时珍曾经三次考举人落榜，但他后来成了医学大师。世界上有许多禀赋平凡的人，创造了超群出众的成绩，这其中的奥秘之一就在于他们比一般人更勤奋，更努力。 有的人认为，许多名家大师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就，即使不是得天独厚，也是因为他们有好运气。 世界上果真有“运气”吗？在唯物主义者看来，运气，不过就是一种机会，或者叫机遇。可是“机遇”又是怎样产生的呢？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曾经说过：“在观察的领域中，机遇只偏爱那种有准备的头脑。”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查理•民科尔说过：“机遇只垂青那些懂得怎样追求他的人。”爱迪生也曾说，发明靠百分之一的灵感，百分之九十九的血汗。这就告诉我们，机遇的出现是以勤奋为前提的。 让我们再看一看成功者的足迹吧！汉斯罗教授发现，达尔文在植物研究上颇有才学，于是通过自己的影响极力地推荐他随“贝格尔号”考察。达尔文抓住这个难得的机遇，登高山，进老林，不避艰险，广泛收集资料，系统研究分析，结果脱颖而出，成为著名的植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如果达尔文没有这次机遇，也许只是一个庸常的牧师，终生也难有作为。然而，达尔文所以能够在这次航海中取得辉煌成就，更主要的，还是决定于他本人在科学上的才华和进取精神，他的儿子在谈到达尔文时写道：他懂得一个成功的科学家对机遇所提供的每一个意外事件或观测现象都予以注意，并且对那些在他看来大有希望的问题去进行研究。 我国三国时期的诸葛亮，本是布衣平民，在乱世之秋躬耕南阳，具有经天纬地之才，只因受到了刘备的知遇之恩，才出山辅佐刘备，叱咤风云地大干了一番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诸葛亮的才智被人称颂，甚至被当作智慧的化身。虽然一些文艺作品或戏剧中的诸葛亮都抹上了“神”的光彩，其实，他并非是“生而知之”的神人，他的才能正是他勤于学习，注重实践的结果。他以“宁静致远，淡泊明志，广学成才”要求自己，就是在隐居之时，也经常和朋友们一起，谈古论今，切磋学问。由于他具有渊博的学识、出色的才干，当机会到来时，他就如虎添翼。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广大青少年健康成长、发展才智提供了广阔的天地，然而，如同自然界并非只有催绿绽红的春天而没有漫天飞雪的隆冬一样，人生之路并非只有坦途，坎坷、困难常常向人袭来，它会使弱者屈服、沉沦、倒下；也能使强者奋起、搏斗、勇进。只有勤奋勇敢的人，才有可能攀向成功的梯子。路，就在自己的脚下。 --------------------- 每个人都面对着自己的人生并力求使之富有意义，但是，只有正确认识社会人的标准，才谈得上正确对待人生；只有懂得了社会人的价值是什么，有什么要求和怎样实现它，才会开始真正有意义的生活。 -------- 1.她为什么想跳楼 在北京的一所全国重点大学里，一天傍晚，辅导员来到学生宿舍看望新同学。突然，从一个女生宿舍里传出哭喊声，辅导员急忙进去，只见一个女同学正在哭叫：“我不在北京念书了，让我回家去，要不然我就跳楼。”辅导员连忙安慰她，并询问原因，才知道她还不满17岁，从未离开过父母。上中学时，家长对她实行的是“大包大揽”政策，衣食住行样样照顾得无微不至，连手绢都替她洗。家长对她的要求只有一个，就是念好书，考个好大学。她果然不孚众望，以全省第一名的好成绩考进北京的一所重点大学。母亲特地送她到北京报到。繁杂的入学手续使她眼花缭乱；交照片、交录取通知书、转团关系、办粮油关系、转户口。多亏妈妈协助她一一办完手续，又送她到宿舍，为她铺好床，然后，妈妈就乘火车回去了，剩下她孤零零地坐在床边，看着周围一张张陌生的脸，听着同学们天南海北的口音，她不知所措。她想温暖的家，想妈妈，泪水不由自主地涌出，她终于号啕大哭起来。辅导员和同学们多方劝解她，鼓励她努力学会独立生活的本领，尽快适应大学的新环境。系领导将她母亲又请回北京，陪她小住了一个阶段。她在多方帮助之下，心中平静多了。 这个女同学的情况，是由于在大学这个新环境中缺乏独立生活的能力，产生了适应不良症。尽管她的学习成绩可能是优秀的，但她适应社会生活的能力却是严重不足的。 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不同的国家、地区、阶级、民族，个人有不同的社会化内容和要求。雅典人自幼受到艺术与民主空气的熏陶，而古斯巴达人的孩子从小受到严酷的训练与折磨；爱斯基摩人的孩子从父辈那里学到了在严寒中生存的手段；黑非洲的孩子却习得了抵抗酷暑的本领；我国古代礼教宣扬男女授受不亲；而中世纪末期很多国家的青年必须学会交际舞。然而，不论有何差别，学习和掌握基本的生活技能是任何社会、任何国家、任何地区的人都不能缺少的，它构成了社会化过程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任务。 生活在社会中的任何一个人，都必须有衣、食、住、行的本领，这是人们后天首先要接受的东西。初生的婴儿对于生活知识一无所知，随着年龄的增长，成年人逐步教导他衣、食、住、行的知识，逐步向他表演种种生活方式，比如，怎样吃饭、怎样穿衣、怎样走路等等。吃饭、穿衣、走路既是为满足个人生理需要的生活活动，也是与一定的文化模式联系在一起的社会生活的基本知识。吃饭不是文化，但怎样吃饭、吃什么样的饭就是一种文化形式。中国人用筷子吃饭，吃水饺和馒头，这是中国人的特殊文化形式。美国人用刀叉吃饭、吃热狗、三明治，这是美国文化的表现。同样的道理，穿衣不是文化，但穿什么样的衣服，怎样穿法，就是各民族文化的一种表现。成年人在教给儿童这些基本生活知识时，是连同一定的文化模式传授给儿童的，是用一定的文化模式在塑造一个人。 一个人没有社会生活的基本技能和知识，是不能独立生活的，但仅有生活的基本技能和知识，而未掌握谋生的手段，同样也不能自立于社会，因此，每一个生活在社会上的正常人，在其成长过程中，还要学会参加劳动的基本技能和知识。人在儿童时期是在成年人的指导、扶助下开始学习谋生手段与劳动技能的，如帮助父母做简单的家务劳动。长大以后，就必须学会专门性的劳动技能或职业技能，如种庄稼、开机器、驾驶汽车、做买卖、教书、开展科学研究等等。劳动生活是社会活动的主要内容，也是个人谋生的手段。只有独立参与社会劳动的人，才具有独立生存的能力，才具有社会成员的资格。一个人如果不接受上一代的经验、知识、技能，不会使用工具进行生产劳动，不会进行产品的交换和消费，那么，他也就成为蒙昧时代的原始人了。经验、知识、技能的学习与掌握，不仅可以使人脱离蒙昧、野蛮状态，而且可以使他进行社会交往，发展社会关系，从而在社会中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人，一个聪明的有才智的人，一个社会的同类。 不同的生产方式、不同的社会文化制度，对人进行社会教化的内容、形式、方法是不一样的。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个人学习劳动知识和技能大多在家庭里进行，往往是子承父业，铁匠的儿子学打铁、木匠的儿子学木工，经济条件和其它原因限制了个人只能从自己的父母那里学习谋生的技能，因此家庭教育对劳动能力训练起着主要的作用。 在现代社会，家庭虽然还有教育功能，但大大减弱了。由于工业化改变了整个社会的结构，每一个劳动者都需要更多的文化基础知识和专门的劳动技术，家庭一般无法承担专门技能教育的任务，因此，未成年人的教育和培养更多地让位给了学校、工厂以及整个社会。由于现代人一般要受到正规学校教育才能成为合格的劳动者，学校成了社会化最重要的机构。 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个人不仅要有知识、有技能、有创造财富的能力，而且要具有社会主义的劳动态度和劳动精神，热爱劳动，不怕苦、不怕累、自觉为他人、为集体、为社会多做贡献。这种劳动觉悟，也是社会主义社会劳动者个人社会化的重要内容。 为了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实行计划生育制度，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对孩子百般娇惯，就成了目前社会相当普遍的问题。因为是独生，所以能得到父母充分的爱，爱得过了头，就变成了溺爱。一些父母怕独苗难养，给孩子创设了尽可能优裕的生活条件，事事顺着孩子，什么事也不让孩子做，养成孩子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习惯，有的孩子快上学了，连洗脸还要大人代劳，自己不会系裤带，岂不料这种过分宠爱的结果却把孩子培养成家庭中的小霸王，这样的孩子由于缺乏处世和自理的能力，长大了走到社会上，也难以独立工作和生活。 实际上，在家庭里从小培养孩子的独立生活能力，这和增进孩子的健康、发展孩子的智力一样重要。一个弱不禁风、好逸恶劳的少爷小姐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成为社会所欢迎的体、智、德、美全面发展的人。不少父母或许认为：“孩子现在还小，长大了独立生活能力自然会有的。”殊不知，幼儿时期是人的一生中最重要的发展时期，此时，成人怎样教育他，给他以什么样的外界刺激，在他一生中将留下深刻的痕迹，发生深远的影响，因此，对儿童进行独立生活能力的培养，是儿童社会化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门课程。 历史上许多伟人、名人在进行家庭教育时，特别注意对子女生活能力和劳动能力的培养，为后人留下美谈。这里记叙一段毛泽东主席送子上劳动大学的故事。 1946年初，毛泽东同志的儿子毛岸英从莫斯科回到了延安。 毛泽东同志从1927年秋收起义时离家，那时毛岸英还只有5岁。后来，杨开慧同志不幸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8岁的毛岸英也被带入监狱。杨开慧烈士牺牲后20多天，敌人才将折磨得骨瘦如柴的毛岸英释放出狱。后来，毛岸英兄弟又曾在上海街头流浪。直到1936年，上海地下党组织才找到毛岸英兄弟，设法把他们送到苏联学习。 毛泽东同志在1941年1月写给毛岸英兄弟的信中，对他们的长进表示欢喜，鼓励他们进取的志气。并且建议他们：“趁着年纪尚轻，多学自然科学知识，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学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显然，毛泽东同志的意思并不是要毛岸英做个不问政治的人，而是要他把自己的思想观点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并且掌握建设祖国的本领。 毛泽东同志不希望孩子有依赖父母的思想。他对岸英兄弟说：“你们有你们的前程，或好或坏，决定于你们自己及你们的直接环境，我不想来干涉你们，我的意见，只当作建议，由你们自己考虑决定。”毛岸英回到延安时，他和父亲分别已经18年了。父子团聚，当然是很高兴的。可是，毛泽东同志并没有把毛岸英留在身边。他对毛岸英说，你在苏联大学毕业了，还参加过苏联卫国战争，可是你还没有上过中国这个革命大学，你对中国的情况了解得很少，缺乏实践，这一课应当补上。理论只是知识的一半，你光有外国的书本知识还是不够的，还要把书本知识变成自己的才行哩！你还应当上上中国这个大学；到农村去拜农民为师，你可以学到在外国学不到的许多有益的东西。 毛泽东同志建议岸英带上小米、菜种和行李，到模范村吴家枣园去学习劳动。并且嘱咐他：“到乡下去，要和农民一起住、一起吃、一起劳动。”毛岸英高高兴兴地到吴家枣园去上“劳动大学”，住在农民家里，学会了许多农活。回延安的时候，毛泽东同志高兴地说，白胖子变成黑胖子了。他看了岸英结满老茧的双手，又说，你学习的成绩不错嘛！不过，今后还得继续锻炼。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毛岸英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他不愧是毛泽东同志的好儿子，也不愧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 -------- 2.红绿灯的启示 在熙熙攘攘的马路上，汽车、自行车、人流按着红绿灯的指挥有秩序地行驶着、流动着，倘若一辆汽车走到十字路口恰巧遇到红灯，而司机仍旧驾驶汽车飞快地行进，不顾后果地闯红灯，就可能与两边过往的车辆、行人发生碰撞，造成意料不到的交通事故。在这里，如不按红绿灯的规则行驶，不仅影响着交通秩序，也直接影响着人的生命。 大千世界，林林总总，在五彩斑斓的生活长河里，人们都能井然有序地生活、工作，很少脱离生活的轨迹，也很少发生互相“撞车”的事故，使时代的列车永远向前奔驰，这是什么力量呢？——红绿灯。但这里的红绿灯不是指马路上的交通信号，而是比红绿灯范围大得多的社会规范。 社会规范是什么东西呢？让我们先从一些具体的事例谈起。自古以来，人们把穿在自己身上的遮蔽身体和御寒的物称衣服，穿在上身的称上衣，穿在下身的称裤子。人们将主食和大部分蔬菜煮熟食用，而水果生食。一个地方的车辆或一律靠大路右侧行驶，或一律靠大路的左侧行驶。以握手为友好、礼貌的表示，把友好交往、亲密的人称为朋友。以英勇保卫民族、保卫祖国为光荣，以贪生怕死为耻辱。现代社会的家庭都是一夫一妻。以暴力侵害他人要受到惩罚。起床、睡觉、吃饭、上班、看电影等都具有时间性。在我国，工人、教师、医师等以工资的形式获取劳动报酬。年满15岁的人才能参加共青团。在社会生活中，人们如此相似的共同行为，比比皆是，这便是由于受某种因素的支配，而这种因素就是普遍地存在于社会之中，支配和制约着人们的社会活动与社会关系、维持社会共同体存在的规则、标准，即所谓的社会规范。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这是指不用圆规和曲尺这两种工具，就不能使方形和圆形符合标准。后来，人们专用这句话来比喻对人的严格要求。在社会生活中，个人的任何行为都必须遵守一种标准，受一种约束，否则，什么事也办不成。社会规范就是人们行为办事的规矩，如学校规定教师上课时学生要起立致敬，这就是规矩。见朋友要招呼，用什么方式打招呼，对于每天都见面的朋友怎样打招呼，对于很久没见面的朋友应当怎样打招呼都有规定，若不按这套规矩行为，就要破坏朋友关系，失去作为一个朋友的地位。 这当然是一些最基本的日常生活行为规范，社会规范的范围很广，习俗、道德、礼仪、纪律、法律、宗教等等都属于人类活动的规则、标准，任何社会都会向人们提供一整套合乎这个社会要求的行为规范，为个人指明怎样做或不怎样做，怎样做好怎样做不好等。我们以一个生活在集体中的个人为例，展示一下他一天全部的生活内容，就会发现规范无时不有，无处不在。早晨起床，别人如果还在甜蜜的梦乡，那么就必须遵守寝室的公约，行动要轻，说话声音要小，不影响别人睡眠，这是道德的行为，反之就是不道德的，会招致别人反感，甚至发生冲突；开早饭了，吃饭必须排队，按秩序就餐，否则，就损害了别人的利益。吃过饭开始上班，一定得在规定的时间走到工作岗位，如果姗姗来迟，破坏了工作制度，误了生产或工作，就要受到纪律的惩罚。下班后到夜市游玩，同样也要遵纪守法，不能见东西就拿，动不动就与别人挥拳头。总之，社会规范干预人的行为相当宽阔，它像一个调节器，为人们勾划了一个无形的生活规矩，成为人们行动的准绳，凡是超越了这个界限就被认为是恶的、丑的，就要给以限制、批评、禁止；反之，就是善的、美的，就要给予肯定、赞誉、嘉奖。 一个人要想成为社会的合格成员，要想在社会中生存和工作得更好，就必须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社会规范，而这只有经过社会化才能够获得。可以说一个婴儿呱呱堕地来到世上，社会规范的教化便开始了。最初，他从妈妈喂奶的表情上，如高兴、生气、发怒等，接受妈妈的行为规则；长到稍大一点儿，他开始模仿父母的行为，并从爷爷、奶奶、叔叔、姑姑等亲属关系中接受家风、家教一类的行为规范，辨认出远近亲疏的伦理关系；再长大一点儿，他在与邻里、村落、社区的孩子玩耍及其它社会活动中，从长者、乡亲等次属关系中学习到许多风俗、习惯、伦理、道德以及乡规民约，礼教制度。这些社会规范教会他懂得什么是能够做的，什么是不能够做的，有时候违背了，他的屁股上还要挨一巴掌。自然，他长大以后，还要接受许多社会规范教育、训练，直到他的行为合乎礼仪，合乎社会规范需要的时候，才能正常地生活在人类群体之中，才能真正具有社会成员的资格。 社会规范往往以两种形态呈现在个人面前，一种形态是模式，他人的行为、动作、方式、语言等。例如，用碗盛饭，客人来访给客人让座、敬茶；八点钟到学校上课；各人拿自己的物品；过春节穿新衣服；汽车靠右边行驶等。在儿童时期，个人接触的多是这种形态的规范。另一种形态是观念。他人行为及各种形式的灌输，使之形成了一些规范观念，应该怎样，不该怎样；这对，那不对，非好即坏。例如，对人要讲礼貌；应该尊敬老人；偷窃是犯法的；打架骂人是不对的；劳动是光荣的。随着个人的成长，人们越来越多地以观念、概念来接受社会规范了。当种种形式的社会规范成为个人观念的一部分，内在化为自己的习惯性行为并作为约制自己行为的规则时，社会规范便是被个人接受了。 当一种社会规范被成功地内在化了的时候，一个人即使在没有别人在场的时候，也会遵守它。然而，内在化决不是在每个人那里都会出现的，偏离社会规范的行为依然大量的存在。 上海《文汇报》曾刊登了一篇文章，总题目是《和解新风息事端》。写的是上海造船厂两名青工乘83路公共汽车，当售票员和蔼可亲地招呼他们买票时，两位青年将钱夹在鞋帮里，把脚跷到售票员的面前。乘客见此情景都十分气愤，同时也担心青年人血气方刚，会爆发一场冲突，可是售票员并没有发火，而是心平气和面带微笑将钱接过来，把票递到青年手中，眼看一触即发的矛盾却化干戈为玉帛了。两位青年羞愧异常，低下了头。从我们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情，不难看出，社会主义时代所提倡的共产主义道德规范不是一朝一夕被所有人接受并把它当成行动的准则的。售票员和两位青工的不同行为就可反映出来。乘车买票是国家规定，两位青工如此戏弄售票员是违反道德规范的。售票员以理让人、以理服人，用微笑对待这种戏谑，取得了显著的效果，显示了优良的道德修养和情操。 任何社会的社会化，除去传授规矩、准则、禁律以外，还要给社会新成员提供一种价值观和生活目标，以鼓励和引导他们去完成社会期待的事业。不论何种社会，都会以种种价值观、荣誉感去鼓励不同性别、年龄、阶层的人们去习得某种本领，承担某种职业或职称。 自古以来，人生价值观和生活目标多种多样，对此，可以做三种概括：一是为个人求名利、求权力、求享乐的人生目标。所谓“生者计利，死者留名”、“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等，均盖于此。 清朝乾隆皇帝的宠臣和珅，一生追求高官显位，贪婪地聚敛财富。致使家有万金，富比皇室。一次，他陪乾隆巡视江南，看到运河上舟楫往来，熙攘一片的景象后，乾隆便问左右：“他们都在忙些什么？”和珅顺口答道：“无非名利二字。”在他看来，人的一生一世操劳奔波，全为“名利”二字。 唐德宗时的宰相卢杞，也是个重名好利之徒，人称“名利奴”。在他未入阁拜相之际，口袋里常常装着想要求访的三百多个高官显贵的名片，天天琢磨如何叩开富贵门，找到做官的途径。他把这种名缰利索套在自己脖子上的行径，曾引起了许多正直人的嘲讽。 二是只求温饱的人生目标。 四五十年代所谓的“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五只老母鸡，几个小把戏”，就是“平生无大志，但求足温饱”小生产者的人生哲学。这种人生目标的特征是目光狭窄，要求不高，容易满足。 三是为大众谋幸福的人生目标。 历史上许多杰出的人物都具有这种崇高的人生目标，由于他们对人生意义的正确理解，就能够转化为一种比常人更为持久和巨大的前进动力。 我国明代著名的医药家李时珍，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献出了毕生的精力和心血，写出了医药巨典《本草纲目》，这正是由于他有着为民驱除病害的崇高价值目标的结果。他30年如一日，不辞艰难辛苦，目标始终如一，不为权势所动摇，不为名利所诱感，宁愿出没深山老林，四处奔波，也不愿当御医，身居宫院享受荣华富贵。 我们同时代的大学生英雄张华，虽然只活了23个春秋，但他却“一心只为大家，胸中火山若朝霞，依然献身而去，不负青春年华。”为了抢救落入沼气池老农的生命，毫不犹豫挺身而出，他把自己和祖国、人民、党的事业联系在一起。张华的人生价值是充实的、高尚的，给我们的启示也是深刻的。 马克思曾经在他的博士论文中留下了一段精彩的语言：“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幸福而劳动的职业，我们就不会为他的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所作的牺牲；那时我们感到的将不是一点点自私而可怜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万人，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作为新生活的建设者，年轻的一代应蔑视卑鄙可耻的人生目标，跨越渺小平庸的人生目标，追求为人民、为大众服务的崇高人生目标。 -------- 3.儿子•乘客•学生 小明是一个12岁的小学生。一天，他吃过早饭，背上书包，要去上学，妈妈叮嘱他：“儿子，放学后，早点回家。”当小明乘车前往学校时，他又成为一名乘客，上车后，他马上掏出钱，说：“阿姨，买一张票。”当他高高兴兴来到学校，正巧碰上他的老师，小明马上举起右手行礼，并问候：“王老师，你早！”短短的时间里，同一个小明，既是儿子，又是乘客，还是学生，在这里，儿子、乘客、学生就表现了不同的角色。 人的社会化过程无论多么复杂，最后都由人的社会角色的承担来体现。那么，什么是社会角色呢？ 角色这个概念来源于戏剧，一般是指戏剧舞台上所扮演的剧中人物及其行为模式，也就是说，演戏的人在装戴上面具以后所扮演的那个人所说的话，所作的行为。在一些学者看来，人类社会好比是一个天然舞台，人类社会上种种活动，就如是一种社会剧。每个人都在这个剧中，占据一种或数种地位，扮演着自己的角色，有的是学生、有的是老师，有的但任厂长，有的担任医生，他们各有其地位，各尽其责任。这许许多多的角色，在串演一场场社会活剧，于是一些学者就把舞台上的“角色”这个概念运用到社会科学中，把社会规定的用于表现社会地位的行为模式称为“社会角色”。 在戏剧里，角色是独立于个人而存在的，它有两层含意，一层是：不管是哪一个演员，只要他担当某一个特定角色，他便要扮演这个角色的行为和姿态，按着这个角色规定行事。如在《江姐》这部戏中，扮演江姐的演员在塑造“江姐”这一形象时，必须按照江姐这位英勇共产党员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去行动。再一层是：扮演某一角色的演员会消失，但这个角色一直存在。即使这个演员不存在了，将来的演员还是可以扮演的。我国解放后上海的话剧《江姐》，江姐扮演者一共换了四茬。社会角色也包含这样的意思。例如，教师和学生是两种社会地位，两种社会地位都有自己的行为模式。诸如教课、辅导、给学生考试评分，这是一个教师的角色。谁当教师，谁就要按这套模式行事。听课、做作业、接受教师辅导，这是做一个学生的行为模式，谁当学生，谁就要按这套模式行事。我们还看到，在一个学校里，这班学生毕业出去了，那班新生又进来了，学生换了一茬又一茬，一批又一批，然而，不管谁来当学生，他都要尽学生的本份，要按学生的行为模式行为。戏剧舞台的角色与社会舞台的角色也并不完全一样。在戏剧舞台上，演员和角色之间可以实际上毫不相干，一个演员可以时而扮演贵妇人，时而扮演妓女，时而扮演教师，时而扮演工人，而演员仍旧是她自己。可是在“社会舞台”上，却不能这样做。他所扮演的角色必须符合他自己的地位，符合这个地位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的要求。我国古代的行为规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前边提到的君臣父子就是指的地位，后边提到的君臣父子就是指的角色，如果二者不相一致，就叫做“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就要受到社会的谴责。在社会生活中，任何人都有着多种的相互行为和复杂的相互关系，有着多重的社会地位，因此，在实际社会生活的舞台上，每个人都要扮演多种角色。比如，一个人在家中扮演父亲角色、丈夫角色，或许还扮演兄弟姐妹中的一个角色；在大家庭和家族中，可能还要扮演女婿、叔侄、外甥、姐夫、叔父、姑夫等一个或多个角色；在居住的邻里中，有邻居角色；在工作单位，有与其他职工相处的同事角色；在工会有小组长角色；在社交中，有朋友角色；在影剧院有听众、观众角色，等等，这就是说，一个人身上可以担任很多角色，当他在一个社会位置上与不同的人打交道时，就要根据不同的关系，表现不同的行为。由于每个人都有各种不同的社会关系，因此在每个人身上表现的就不是一个角色，而是多个角色或者说是一套角色。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生活的“舞台”上，每个人都是一个“角色丛”。个人的独立活动越多，其扮演的角色也就越多。 尽管每个人在生活中都在担任各种不同的角色，但是并不是对每个角色都能担任得好的。一个人担任某单位领导职务的时候，是个好领导，工作负责，对人和气，讲民主，但是在家里却可能是个“暴君”，要妻子侍候，经常打骂孩子，他担任这两种角色的表现是极不协调的。这种现象常常称之为“角色冲突”。 角色冲突有不同的情况，一个人承担的角色甚多，角色之间在行为规范的要求上不可能一致，由此产生角色冲突，这叫“角色间冲突”。某单位一个产科大夫，正在家中招待一个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作为接待客人的主人，正要举杯的时候，突然来人要他出诊接生。在这种情况下，要出诊，就要丢掉老朋友，会使老朋友感到冷淡；不出诊，产妇可能会因难产而出现危险。这时大夫和老朋友两个角色同时向他发出要求。但他不能分身，同时满足双方的要求，这便发生角色间冲突。 社会生活中这种角色间的冲突现象是经常发生的，一个法官的儿子触犯刑律，作为法官他必须维护法律的尊严，包括自己作为法官的尊严，承认儿子是有罪的，是应该受惩处的；但作为父亲，有责任保护儿子的生命和名誉，包括自己的名誉，不希望儿子是有罪的，这时，在法官和父亲这两个角色面前，他的角色行为就有所矛盾和冲突了。 角色冲突，还有一种情况，叫做“角色内冲突”，它是角色本身的各种规范要求不协调而引起的矛盾和冲突。小明和张杰是一对好朋友，小明对张杰要真诚相待，尽力帮助，也要珍惜和保护与张杰之间的友情，如果张杰做错了事，而且还根本不能认识错误的时候，小明不批评张杰，对张杰就不是真诚相待，小明批评了张杰，就可能会伤害与张杰的感情。这就是作为朋友角色的各种规范要求在某种情况下引起的矛盾冲突。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都经常面临某种抉择和选择：做还是不做、接受还是拒绝、坚持还是妥协不管最后的结果如何，都不可避免地要进行一番思想斗争。 社会生活是复杂的，这种复杂性必然反映到角色行为中去，因此角色冲突在社会生活中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不仅一般人经常产生角色冲突，英雄人物和先进分子也有他们的“角色冲突”，而且其冲突的激烈程度，远非常人所可比拟。据报载：张海迪在上海结束了一天的参观、报告和座谈之后，“她疲劳极了，心跳每分钟高达100多次，呼吸突破30次（正常人每分钟20次内）我们发现，与半小时前在座谈会上又说又笑的情景相比，海迪判若两人。我们这些在场的人都禁不住暗暗抹泪在上海期间，我们不止一次地听海迪说过：‘我是完全靠精神支撑着的！’‘我和大家一样，生活中有很多烦恼，除了疾病带来的，还有来自社会的。我觉得自己不应该陷在个人小圈子里，要在生活中战胜懦弱的我，塑造坚强的我’”这确实是先进人物的肺腑之言。 从张海迪及其他先进人物的经历，不难发现，“角色冲突”实际上牵涉到一个“价值取向”的问题。人们对角色冲突可以采取不同的态度，可以是积极的参与，也可以是消极的回避。态度上的选择固然受社会大环境的制约，有时个人会感到无能为力，但是无可讳言，也受一个人的价值观的制约，科学的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会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使一个人克服巨大的障碍和困难，去实现自己的理想。 每个人在生活中，都有一定的地位和角色，随着人的年龄增大，社会交往的增多，社会角色越来越多，而对自己或他人角色的认识，是靠社会化实现的。关于角色社会化问题，不少人都曾经作过研究，一般来说，个体在社会中学习扮演某种社会角色与演员在舞台上学习扮演角色完全一样。演员扮演的角色在出台之前要经过“师傅”或“导演”的教练，经过反覆的排演练习。在社会生活中，每个人在担任一定角色之前也要经过类似的“教练”和“排演”的过程，由家庭、学校等社会化机构出任“师傅”或“导演”。一个人出生后要经过十几、二十几年的角色社会化，才能进入社会大舞台，扮演各种不同的社会角色。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社会化也是个人学习扮演一定社会角色的过程。 学习扮演各种不同的角色，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性别角色社会化，它构成了人的社会化过程中一个十分重要并延宕终生的内容。几乎在所有的社会中，孩子出生以后父母要问的第一句话都是：“是男孩还是女孩？”这种迫切的心情本身就说明了性别在人类社会中的重要性。 很长时间以来，都有人认为，男女行为上的差异是由生理因素决定的，男女不同的生理解剖结构，尤其是不同的性激素导致了两者迥然相异的行为模式，但是，随着科学的发展，认识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开始认识到，男女在心理与行为上的差别是由社会化因素决定的。 人类学家最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美国人类学家M•米德在本世纪30年代曾对新几内亚的三个部落进行研究，并据此写出了有名的《三种原始社会中的性别和性格》。米德发现，在叫做阿拉佩什的部落中，男女都有一种在一般人看来是属于女性特征的个性，他（她）们都性格温顺，待人热情，强烈反对侵犯、竞争和占有欲，男女都照看孩子。与此相反，邻近的一个叫做蒙杜古莫的部落是一个有吃人肉的习性的部落，那里的人认为无论男女都应该凶暴并且有侵犯性。女人们很少表现出母亲的特征，她们害怕怀孕，不喜欢带孩子，尤其对女儿抱有敌意。第三个部落是昌布里部落，与前两个部落不同，这个部落中男女的性别角色差异显著，但与一般人认为“正常”的角色截然相反。女人专横跋扈，盛气凌人，不戴饰物，精力旺盛，是家庭中的主要经济支柱；男人都喜欢艺术，喜欢饶舌，富于情感，并照顾孩子。米德据此提出，男女性别角色特征不是天生注定的，而是通过在不同文化中经过系统的性别角色社会化形成的。 男女性别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在我国，封建社会的重男轻女观念，一直到今天还有深刻的影响。孩子未出世时，父母已经怀有某种期望，当他一旦降临于人间，父母便会通过取名、衣着、玩具、护理等途径给予儿童与其性别相合适的对待，并提出相应的要求。比如，父母往往给男孩穿素颜色的衣服，给女孩子穿鲜艳的服装；给男孩买玩具刀枪，给女孩买布娃娃；给男孩较多的自由，给女孩较多的保护，要求女孩仪表整洁、行为温顺，容许男孩顽皮、多干体力活。长此以往，儿童便会按照父母的要求和社会所约定的性别行为方式举手投足，逐渐形成与自己的性特征相适应的性别角色。 学校的教科书也鼓励学生接受传统的性别角色。许多社会都把不同性别的作用反映到教材中去，使教科书内故事情节中描绘男性与女性的作用不同。有一位叫威茨曼的学者将美国几个杰出的作家在1967~1971年之间出版的学前儿童读物作抽样分析，结果是：书中以男生或女生为主角的相比，比例是7：2，插图中男生图象261张，女生只有23张，成11：1，女性出现的场合，多数从事于服务性质工作，或扮演被救护与被帮助的角色，男性则常以教导人，或救人解围的英雄角色等出现。这表现，男女儿童尚未进入小学，这些读物所散发的思想已在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男女有别，女不如男。 大众传播工具——电影、书刊、电视、广播、录音等，也都大力强调传统的两性角色行为规范，从而对儿童的自我形象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从不少电影、看，所刻画的女性多是温柔的、美丽的、软弱的、羞怯的，或被帮助的、被迫害的、被拯救的，或嫉妒的，或缺少远见的；而男性则多是坚强的、有力的、机警的，或助人的、侠义的、凶悍的、暴虐的。动画片中的小白兔、小羊、小鸟往往采用女性配音，而狮子、老虎、黑熊、灰狼则往往采用男性配音。这些都对儿童性别角色的形成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总之，评价一个人的社会化过程是否成功或顺利，关键就是看他承担社会角色的情况。培养社会角色是社会化过程的落脚点和最终结果。 -------- 4.完美的个性 观察一下你周围的人们，不难发现，人的个性千差万别，比如，在交际上，有的活泼、外向，喜欢结交朋友，有的孤寂、内向，爱独自沉思；在待人方面，有的诚实、和善，有的虚伪、狡诈；在对待生活的态度上，有的乐观进取，有的悲观失望；在情绪特点上，有的暴起暴落，有的稳定持久；在行动上，有的果断、坚毅，有的谨慎、怯懦，如此等等。文学家抓住现实生活中各人的鲜明个性特点，塑造出典型的、生动的人物。一部《水浒》，竟把一百零八条好汉刻画得有血有肉，个个活灵活现，栩栩如生，使我们读来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十分惬意。 但是，鲜明突出的个性并不等于就是完美、健全的个性。葛朗台的吝啬、阿Q的愚昧、堂吉阿德的呆板等都是令人生厌的，还有生活中常见的懒惰、自私、傲慢、胆小怕事、不关心集体等等不良个性特征，都是不可取的。那么人的这种种不同的个性是怎样形成的呢？ 个人社会化的目的，是树立生活目标，掌握实现生活目标的生活手段；扮演一定社会角色，成为遵从一定生活模式的人，从根本上说是培养人的社会性，因此，社会性既是个人社会化的目的，也是个人社会化的结果。然而，个人在这样一个本质相同的过程中，所获得的具体成果是不同的。由于各个人的先天素质、所处环境、文化教养以及生活经历的不同，常常会表现出不同的个性特点，如不同的气质，不同的能力，不同的欲望、信仰和兴趣爱好，不同的动机、需求和人与人交往的方式等等。这些不同形式的表现，总括起来就称作个性。 就像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一样，人的个性也是各不相同的。比如气质和性格，就是多种多样。有人热情直爽，有人冷漠含蓄；有人急性子，有人慢性子；有人坚强，有人软弱等等。即使都是性急的人，他们性急的程度、时间，所针对的事物或引起的原因也都不同。当然，个性也有共同之处，主要表现在相同民族、相同阶级的人所具有的共同的典型特征，这通常用“民族性”、“国民性”来概括。中国人与西方民族具有明显不同的人格特点。我国人民一般来说，在感情方面比较含蓄、深沉，而西方人感情外露、坦率。 不管是个性中的差异性，还是个性中的共同性，都不是先天就有的，它们从其产生到后来的演变，莫不与社会文化环境、个人生活环境有直接的关系，人是社会的产物，人的个性与行为正是社会塑造的。 我们先看“国民性”与社会环境的关系。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如果有谁在公共场合大声疾呼，人们就会扭过头去看他，认为这人很不礼貌。但是这种行为在美国都算不了什么，因为美国人在公共场合可以放纵自己的感情，即使“目无他人”，也不会受到别人的指责。正因为如此，美国人在公共场合对别人的事是不介意的，听见了也装没听见，而在中国如果有谁在公共场合做点“私人交易”，马上就有许多人团团围住，以为发生了什么大事，非要弄个明白不可，直到弄清了什么也没有，他们才会悻悻地离开。这是为什么？正是中国和美国的文化环境不同，文化环境的差异常常会形成不同国民的心理和性格。 各个民族的文化精神是有很大的差异的。一个民族长期在某种文化精神的熏陶下，就会养成一种民族性格。以印度和日本为例。他们虽然同属东方文化，由于文化精神不同，其民族性格差异是很大的。印度是一个宗教占统治地位的国家，支配人们精神生活的主要是达摩文化。这种文化以宇宙为本位，主张从现世的痛苦中解脱出来，以静修来世，所以看印度的文化，往往有一种“寂静味”，处处庙宇，林林神池，清真寺、教寺庙、庙会、游神车、念经的和尚、虔诚的教徒、敬神的香客，这一切都是由达摩文化精神主宰的。人们平静地生活，俭朴得近于苦行者，但他们也不轻易流露出愤怒和悲哀，而是静修来世，寂静、恬淡地对待周围发生的一切，任凭“神意”的安排。 日本文化则贯穿着一种神道精神，它包含有生观、有灵观、有神观三重意思。到德川时代（1603-1867），神道文化精神已经成了武士阶级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意识。这种文化认为，贵贱有等，身份地位有别，武士各阶级应该严守职责，向公背私，不得越权妄为，不得恃强凌弱，不得犯上凌尊，悖逆作乱。在这种文化精神抚育下的日本国民性格，是以“各守本分’为主要特征的。观察日本国民的行为，常常看到妻子对丈夫、儿子对父亲、晚辈对长辈、下属对上司无比的恭敬从命。那种毕恭毕敬、唯命是从的态度和行为，对异国人来说似乎是不好理解的，然而它是日本文化精神的体现。 鲁迅说：“英国沉着，德国粗豪，俄国雄厚，法国漂亮，日本聪明。”这种概括虽然未必准确，但它却说明一个国家或民族由于长期共享一种文化，接受它的教化和训练，总是会养成一种基本的国民性格的。 “民族性格”、“国民性”尚且如此，作为每一个个体的人，其个性同样也不是天生的，而是在各人的生理素质的基础上，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通过社会实践活动形成和发展的，因此，也是在个人社会化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是个人社会化的产物。这里以人的性格为例来作出说明。 性格是一个人对客观事物的稳定态度和习惯化的行为方式。它是个性的重要组成部分，贯穿在人的全部行为举止中，表现在对待自己的事业、对待周围的人们以及对待自己本身的态度和行为方式中。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性格，有的人对同志热情忠厚，与人为善，有的人对同志尖酸刻薄，冷嘲热讽；有的人在困难面前不畏艰险，坚毅勇敢；有的人则前怕狼后怕虎，畏缩不前；有的人谦逊谨慎，有的人则自高自大，这些都是人的性格表现。 心理学家曾对性格作了专门研究，认为性格特征有几十种甚至上百种。所谓完善、健全的性格并不是这些性格特征的机械总和，而是把许多良好的性格特征有机地统一起来，加以学习、培养、塑造。这些性格特征表现为：对社会生活的态度方面，包括对社会、对集体、对他人、对自己及对劳动、工作、学习的态度。这方面的良好性格特征有热爱社会主义、热爱集体、热爱生活、勤俭、正直、朴实、谦虚、有礼貌、守纪律、肯助人及首创精神。性格的意志特征方面，这方面的良好性格特征有自觉、主动、自制力、勇敢、果断、坚毅、严谨、有恒心等。性格的情绪特征方面，这方面的良好性格特征有精神愉快、饱满、情绪稳定、持久、心境好。性格的认知特征方面，这方面良好的性格特征有观察精细、敏锐、富于想象、独立思考、善于分析问题或善于综合、概括问题，或善于描述事物等。 一个人在生活中表现为什么样的性格，固然可有先天的生理基础，但更重要的是决定于他生活的环境，由于接受社会环境的影响不同，每个人的性格会有不同的特征。 家庭环境因素，尤其是父母对子女的性格的形成有很大影响。父母性格开朗、家庭民主平等，子女也较乐观开朗；从小丧失父母照顾的子女，往往独立性较强，但容易放任；由于家庭问题而受社会歧视的人，容易形成待人冷漠、沉默寡言而又敏感的性格；父母感情不和、离婚等对子女的性格影响更大。 有人对360名大学生作过调查，情况表明，在个性形成差异的最初根源是家庭环境。一般来说，多子女家庭中的那些曾协助或主持过家务的孩子，一般比较能干、老练，显得果断懂事，责任感强；独生子女家庭经济条件较好而又娇生惯养的，显得比较天真活泼，有些任性放纵，表现得自由散漫，独立性较差，遇到困难时胆小脆弱；被家庭管教过严者，由于经常受到严厉指责，一般比较畏缩拘谨，合群性较差，不够灵活，甚至常带点逆来顺受，任劳任怨的委屈感，或者形成了倔强的脾气。 在学校里，教师的言行、班级的风气、课堂教学的效果、课内外读物以及少先队活动、团队活动等，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的性格的形成。全国优秀教师斯霞曾经教育过这样一个孩子，他在幼儿园是有名的“调皮王”，刚进学校就和算术老师顶撞。斯老师经过仔细观察，发现这孩子的性格具有双重性，他既勇敢而又鲁莽，既热爱劳动又不会劳动，既聪明灵活又粗心大意。于是，斯老师就按照他的特点进行训练，有时叫他帮助老师拿杯子倒茶，训练他的认真态度；有时叫他整理作业本，改错别字，以使他培养细心、耐心的性格在斯老师长期的精心的指导下，这孩子变化很快。因此，有人赞扬斯老师是儿童性格塑造的艺术家。 人的性格的形成与客观社会环境也有很大关系。社会风气是否开通、社会生活是否活跃、所见所闻是否广阔、人们起了什么样的榜样作用，都对人的性格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在农村长大的孩子一般比较淳朴，能吃苦，但不够活跃；在大城市长大的孩子一般比较活跃、灵敏，但是吃苦精神差；在战争环境中长大的孩子比较坚强；在“暖房”里长大的孩子比较娇嫩，等等，所有这些都影响着个性的成长。 辩证法的一条原理是：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要使每个正在社会化的青少年形成良好的性格品质，除了家庭、学校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外，还要依靠个人本身的努力，而努力的程度，首先在于青少年对性格意义的认识程度。 青少年应该懂得，培养良好的性格对自己、对集体都有重要的意义。一个有自制力、主动、果断、坚毅性格的人，能够很好地安排自己的生活和工作，能够正视现实，克服困难，在事业上取得成就。相反，如果缺乏良好的性格品质，就会影响学习、生活和工作。每个人的性格品质中往往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青少年如果了解自己性格中好的一面和不良的一面，就要自觉地发挥好的一面，改变不良的一面。 性格的培养对于社会也有重要的意义。有的人由于性格的关系，不能适应所处的环境和集体。性格本身就有社会适应性的一面，不具备这种品质，无法与他人合作，势必造成自己学习、生活和工作上的困难和障碍。因此在人的整个一生的社会化过程中，特别是青少年时期，塑造自己良好的性格特征就成为社会化的基本课程之一，也是一个成为合格的社会成员必备的条件。 --------------------- 是什么塑造了一个正在成长的人？为什么他会变成这样而不是那样？选择这个而不是那个？回顾你所接触的一切，或许就能找到答案。 -------- 1.彼得和他母亲的账单 《母亲的账单》是一个讲得很久了的故事：有一个商人的儿子叫彼得，他常到他爸爸做生意的商店里去瞧瞧。店里每天都有一些收款和付款的账单要经办。他爸爸常派遣小彼得把这些账单送往邮局寄走。小彼得逐渐觉得自己似乎也成了一个小商人。 有一天，彼得忽然想出了一个主意，也开一张账单寄给妈妈，索取每天帮妈妈做点事的报酬。 某天，妈妈发现在她的餐盘旁边放着一张账单，上面写着： 母亲欠儿子彼得如下款项：为取回生活用品20芬尼为把信件送往邮局10芬尼为在花园里帮助大人干活20芬尼为他一直是个听话的好孩子10芬尼，共计60芬尼。彼得的母亲收下了这份账单，并仔细地看了一遍，她什么也没说。晚上，小彼得在他的餐盘旁边找到了他所索取的60芬尼报酬。正当小彼得如愿以偿，要把这笔钱收进自己口袋时，突然发现在餐盘旁边还放着一份给他的账单。 他把账单展开读了起来：彼得欠他的母亲如下款项：为在她家里过的十年幸福生活0芬尼为他十年中的吃喝0芬尼为在他生病时的护理0芬尼为他一直有个慈爱的母亲0芬尼。 小彼得读着读着，感到羞愧万分！过了一会儿，他怀着一颗怦怦直跳的心蹑手蹑脚地走近母亲，将小脸蛋藏进妈妈的怀里，小心翼翼地把那60芬尼塞进了妈妈的围裙口袋里。 再讲一个发生在我国的真实的故事：有一位学生周X，家中排行最小，从小母亲溺爱，百依百顺。在家里以他为中心，他与哥争吵，总是他占便宜，哥哥还要受到母亲的训斥、打骂。小小年纪，花钱动辄几十元，常常一个人到饭店里去吃喝。犯了错误后，母亲只是稍许责怪一番，母亲的庇护成了他犯错误的保护伞。从此，他更肆无忌惮，已形成的不良品质，在走了坏道后犹如催化剂一样加速了他走上犯罪道路。母亲急了，为了不让孩子外出，她买了电视机，想拴住儿子的心；买了小提琴，想锁住孩子的手脚，但儿子已被一批坏朋友牵住鼻子，当母亲跟他外出时他却骂母亲神经病；当母亲拉住他的衣服，不准他外出时，他却用开水浇母亲的手。此时，母亲虽然十分痛心，但为时已晚。 从这两个故事中，我们看到，同样都是孩子的母亲，不同的教育态度导致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前一位母亲很懂得如何爱护自己的孩子，她对小彼得的教育，是以爱为前提的。刚满10岁的孩子竟然向母亲索取报酬，这是在孩子成长道路上发生的危险信号，母亲看到了，可她不迁就、姑息、迎合，不娇惯、溺爱，而是采取积极的办法，因势利导，使孩子懂得很多事情。而后一位母亲由于不能严格管教孩子，只是一味的偏爱、溺爱、放任、庇护，结果导致孩子品质的畸形发展，乃至走上犯罪道路。这就启示我们，家庭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多么重大。 在影响人的社会化的全部因素中，毫无疑问，家庭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社会化因素，因为儿童在家庭中生活的时间最长，约占全部生活时间的三分之二。从他们接受教育的顺序来看，也是首先接受家庭环境的影响，然后才是幼儿园、学校的影响。国外已有研究表明，童年期是人一生中社会化的关键期，而在这个时期家庭担负着主要的社会化责任。正是在家庭中，儿童建立了他最初的亲密的感情联系，开始学习语言，并开始将文化规范和价值标准内化。对于幼小的孩子来说，家庭几乎就是他的全部天地、父母就是他们的第一任老师，在这里，他们学习人生的第一课，由此产生的影响往往是终生的。 常言说：“父母是子女的老师，子女是父母的镜子。”儿童对客观世界和现实生活的认识，首先从家庭生活、家长的言行举止和周围的环境开始的。从孩子身上可以看出父母的品格。父母的一言一行都可能在孩子的思想深处留下深深的印记。幼小的儿童往往以父母作为自己模仿的榜样和模式。例如，把妈妈当作妻子和女人的象征，把爸爸当作丈夫和男子的象征，逐步形成自己的基本概念。而父母在家庭中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的范型，他们的喜悦或沮丧，他们表达自己情感的愿望和机会，他们的相互爱慕、争吵、合作、竞争和冲突，甚至习性爱好，也都对孩子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他逐渐形成了对人、对社会的看法。 家庭中的社会化有许多是经过精心安排而进行的。例如，家长教孩子写字、算算术，教育孩子尊敬长辈，对人要有礼貌等，都是有意识地让孩子学习社会的规范。同时，无意识地进行的社会化在家庭生活中也大量存在。当孩子用脚踩桌子时，母亲可能会制止他。不过，母亲这时候注意的可能只是不要把桌子踩坏踩脏，她也许并没有意识到她的这一制止实际上向孩子传达了多种社会规范——要爱护财物、尊重权威、克制自己、喜爱整洁、服从长辈等，而这些规范也正是今后社会将对他提出的要求。 在影响社会化的家庭诸因素中，父母的文化素养也许是最主要的因素。父母是儿童智力、个性发展的最早启蒙者，由于父母的文化水平、知识经验、理想、情趣以及家庭关系等条件不同，会直接影响到子女各方面的发展。 德国社会学家1974年曾作过一个调查，他们按学生父亲的职业和教育水平划分的十年级学生的在校成绩是： 学生在校成绩　　　　　　　优秀　　良好　　一般　　及格　　没回答 父亲职业和文化水平 未接受良好的训练和教育　　6%　　　52%　　　41%　　1% 熟练工人　　　　　　　　　7%　　　61%　　　30%　　1%　　　1% 专科学院干部　　　　　　　16%　 　59%　　　24%　　1% 大学干部　　　　　　　　　15%　 　63%　　　21% 从这个统计的比较中可以看出，父母亲文化素养较高的儿童的学习成绩占优良的数量较大。 父母文化素质高，一般会重视子女的教育与培养，同时也善于发现孩子的才能，有意识地进行引导。一位传记作家曾经描述过蒸气机的发明者瓦特的经历。一次，有一位客人去瓦特家访问，见瓦特手拿彩色粉笔，蹲在火炉边不知干什么。客人对瓦特的父母说，你必须把孩子送进学校，在家里玩没有什么好处。瓦特的父亲说：请你看看他忙着干什么。客人仔细一看，火炉子边上满是瓦特画的线和圈，另外还有一些计算出来的数字、文字传记作家在文中写道：“瓦特的父母凭着他们那双慧眼，就是这样几乎抓住所有机会来激励孩子，来巩固瓦特对机械学习的兴趣。” 我国著名的教育家黄炎培先生，也是一位善于培养孩子独具慧眼的父亲。他有五男四女，对孩子的天赋秉性，兴趣特长，他既注意发现，又因势引导，启发鼓励。他的一个儿子少年时喜欢读子书、佛经，他便指导他去研究哲学。另有一个儿子十分喜欢玩积木，堆造建筑物，他便时常带他去看市容，游览名胜，培养孩子对建筑业的兴趣，后来，黄先生的子女都学有所成，有的还成为知名学者。 世界文化科学技术的发展史表明，有许多伟大的科学家、发明家有的都是一家人，像我国的李冰父子、祖冲之父子；外国的达尔文父子、赖特兄弟等，瑞士贝努利家族中先后出现过重要成就的数学家达11个之多。这种现象很难完全用遗传基因解释，但是可以看到父母文化素质对子女的影响。家庭中一位造诣较深的成员树立的榜样、充当了导师，是一种“家庭优势”。我国古代就有“书香门第”的说法。东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都是大书法家、北宋的“三苏”（苏洵和儿子苏轼、苏辙）都是大文学家。当然，父母的文化素质高，只是儿童发展成长的一种有利条件，能否充分利用这种有利条件，关键在于儿童的自身努力。 家庭气氛也是影响人的社会化的重要条件，家庭是人生存过程中最早的一种环境。因这个环境中，家庭成员们共居一个生活空间，朝夕相处，家庭成员的性格、气质、习惯心理、道德水准，处事方式、审美情趣，以及家庭成员的关系，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的性格。例如，妈妈是慈爱的，还是冷淡的；是勤劳的，还是懒惰的；爸爸是勤奋的，还是游手好闲的；兄弟间是亲切友爱的，还是专横跋扈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是无拘无束的、温存的，还是小心翼翼的、紧张的；是合作型的，还是竞争型的这些都影响着人的社会化的程度和倾向。 “孔子家儿不知骂，曾子家儿不知怒。”这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名言，这种家风、门风，是其家庭氛围发生积极影响的结果，相反，如果家庭氛围发生消极影响的话，将会出现另一种情况。有些家长不读书、不看报，言行不检点，经常当着孩子的面秽言污语满口，或谈一些低级趣味的话等等。这一切都会对子女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学校老师、单位领导苦口婆心的教育，往往被家长这一些“身教”冲得一干二净。 有这么一个16岁的青年，刚进工厂时表现还不错，做了不少好事，受到了厂领导的表扬，而同时也受到了周围某些人的议论和讽刺。他回家跟父亲讲，父亲对他说：“你不要在厂里拔尖，历来都是枪打出头鸟。你在厂里保持个中流水平就很好。”听了父亲的话以后，他采取了一个办法，做两件好事，受到表扬了，马上再做一件坏事。他认为这就叫不好不孬的“中流水平”。可见，家长言语、思想、习惯、作风等等对子女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一个人形成什么样的性格，成为什么类型的人，常常是在儿童时期就打下了基础，家庭中父母的教育方式与教养态度对此影响尤其重要。心理学家曾经通过家庭访问来评定父母对子女的教养方式与教养态度，分为四种类型； 1.专制型。父母不理解孩子的需要，常用命令和指责来强迫孩子服从。 2.溺爱型。父母用盲目的爱来满足子女的要求，由于对子女过分爱护而变得百依百顺。 3.抗拒型。父母在强迫命令的同时，常常会讨厌孩子而放任不管。 4.民主型。父母能充分理解孩子的兴趣与要求，经常给他们提供足够的信息，并引导孩子自己作出选择与决定，父母对孩子表现为冷静与爱护。 不同的教养方式往往导致不同的结果，过分的溺爱和放纵，就很难培养他们的坚强意志，勤奋习惯，负责精神和谦逊态度；相反，倒可能使孩子养成任性、执拗、不合群等坏习惯，甚至骄横跋扈、目空一切，以至到工作岗位后难以适应工作环境。有一位失足少女曾经沉痛地说：“父母的宠爱，使我变得十分任性。我的脑子里，只有父母依我的事，根本没有我听父母的事。后来我变坏的时候，父母也曾经提醒过我，但是他们的话我根本听不讲去，甚至不愿理睬他们。”“我走上邪路的根子，从很小的时候就扎下了。”可见，“娇儿一日百年悔”，溺爱表面是爱，实则是害。对儿童过于苛责，一味训斥，不考虑儿童的特点和需要，而是简单地诉诸棍棒，以为不打不成材，同样难以培养孩子的独立性、主动性或首创精神。由于孩子在家庭中得不到温暖，对父母、对家庭产生反感、抵触，可能从此与父母对立。有不少失足青年反映，他们不止一次地挨父母的棍棒，有的从小就挨打，跪洗衣板，甚至捆绑起来打。然而，并没有打好。有的学生说：“我已经养成了忍受痛打、漠视痛打的习惯，并常用夜逃、欺骗的方法来对付父母的棍棒。” 总之，家庭过去是、现在依然是社会化的主要场所。家庭关系，父母的教育程度、性格特征以及教育子女的方法对于孩子性格的形成、意志的培养、智力的发育、社会性发展以至于身体的状况等等，都是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古人说“养不教，父之过”，是有道理的。 -------- 2.人生涉世第一师 这是一家普通的幼儿园。刚刚入园的儿童被老师带进幼儿园图书馆，很随便地坐在地毯上，接受他们人生的第一课。 一位幼儿园图书馆的老师微笑着走上前去，她的背后是满架满架的图书。 “孩子们，我来给你们讲个故事好不好？” “好！”孩子们答道。于是，老师从书架上抽下一本书，讲了一个很浅显的童话。“孩子们，”老师讲完故事后说，“这个故事就写在这本书中，这本书是一位作家写的，你们长大了，也一样能写这样的书。” 老师顿了一下，接着问：“哪一位小朋友也来给大家讲个故事？”一位小朋友立即站起来：“我讲，我有一个爸爸，还有一个妈妈，还有我。”幼稚的童声在室内回荡。 然后，老师却用一张非常好的纸，很认真、很工整地把这个语无伦次的故事记下来。 “下面，”老师说，“哪位小朋友来给这个故事配个插图呀？” 又一位小朋友站起来画一个“爸爸”，画一个“妈妈”，再画一个“我”，当然，画得很不像样子。但老师同样认真地把它接过来，附在那一页故事的后面，然后取出一张精美的封皮纸，把它们装订在一起。封面上，写上作者的姓名，插图者的姓名，“出版”的年、月、日。教师把这本“书”高高地举起：“孩子，瞧，这是你写的第一本书。孩子们，写书并不难，你们还小，所以只能写这种小书，但是大了，你们就能写大书，就能成为伟大的人物。” 人生第一课就这样结束了。在不知不觉中，儿童们开始受到了人生理想的“灌输”。无形中，我们也看到了教育的力量和老师的作用。 如果说，家庭是儿童社会化第一场所的话，在现代社会中，幼儿园和学校则是将儿童从家庭引向社会的第一架桥梁。 孩子三岁以后，他们的好奇心促使他们要看看外面广大的世界，想要模仿成人的劳动、学习。他们要走出家门寻找新朋友，希望和小朋友一块儿说说唱唱、涂涂画画、做做游戏。“我开汽车，你做售票员。”“你做医生，请你给我的娃娃看看病。”孩子为了能和别人一起玩，有时甚至把心爱的玩具让给别人或送给别人。对三四岁的小孩来说，他们需要交往，需要友谊。幼儿园是理想的集体，那里有老师，有小朋友，有活动的场所和有趣的玩具。通过这种环境，小孩养成友爱合作、助人谦让、遵守纪律等良好品质。 与幼儿园相比，学校则是对人进行社会化的更高一个层次的社会机构。学校的主要作用是把社会规范价值标准，以及历代积累下来的知识和技能传授给下一代，它的特点是：有特定的环境，有专职的教师，有以学习文化科学知识为主的学生，此外，还有一定的教育方针、培养目标和保证教学顺利进行的规章制度。当儿童进入学龄期以后，学校的影响逐渐上升到首要地位，成为最重要的社会化因素。 作为社会化机构，学校的重要性首先表现在它在较长的时间内对学生进行系统的教育，而这种长期的系统的教育对儿童的社会行为的塑造在现代社会中是无以替代的。现代社会的正规教育时间，一般长达9年至16年，在这期间，学校除了向学生传播各种知识与技能，在不同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还会充分利用学校来为自己培养接班人，引导和鼓励学生尊重既有的社会和政治秩序，力求向学生传授长期以来形成的情感和价值规范。 其次，学校的重要性还在于它有着独特的、完整的结构，它是社会的雏型。儿童在进小学读书以前，与父母和兄弟姐妹接触最多，彼此间的相互影响一般说来也多于与其他人之间的相互影响。因此，父母和兄弟姐妹对他的社会化影响最大，他们对他的评价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入学以后，儿童接触的世界更广阔，也更复杂了，并且有更多的时间与老师和同学相处，而不是与家里人在一起，这有助于减少儿童在感情上对亲属的依赖。实际上，每个学校都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微型社会，有其独特的地位、角色、文化、价值标准、传统甚至仪式或礼节，儿童在这里扮演着学生、同学、朋友等各种社会角色，并在课堂里和其他公共场合与老师、同学、校长等进行着各种形式的互动。所有这些，都对学生了解社会、发展自我和人格，规范合乎角色的社会行为模式起着重要的作用。 良好的校风、班风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人的社会化。生活在尊师爱生、相互信任、相互关心、相互支持、团结进步的教育集体中，便会增强学生受教育的自觉性，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相反，如果在一个自由散漫、不守纪律、吵吵闹闹的集体中，就会形成不良的道德品质。 在学校，对学生社会化不可忽视的一个阵地就是课堂。课堂活动常常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学生智力、性格和发展，学生在课堂上一方面通过教材、教师授课等接受了明显的社会教育；另一方面，还学习了大量“无形的课程”。例如，由于学生在课堂上的活动大部分是当着许多人的面进行的，所以他必须逐渐适应有许多人在场的情况，学着大胆而有耐心。老师与学生之间以及同学之间在课堂上有着大量的相互作用，这也是“无形的课程”的一部分。例如，学生在课堂上会受到不同形式的评价——老师的评语和评分、自己的判断、同学的评价、作文评价、作业展览等等，这些评价对于学生了解某些标准和规范，并以此来改变自我，逐渐形成自己追求的目标具有重要的作用，甚至对于他今后升学、就业、成才都有很大的影响。 著名儿童故事专家孙敬修爷爷一生中讲过的故事成千上万，他的故事曾鼓舞无数人成为社会各行业的有用之材，当问及孙敬修爷爷幼年、少年对他影响最大的人是什么人时，他直接说：“小学和师范的老师对我影响很大。记得上小学的时候，我写过一篇作文，得到老师的表扬，使我对文学写作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师范读书的时候，有一次老师让我们把古文翻译成白话文，现在想起来我翻译得并不精彩，可是却得到老师特别的夸奖，让全班同学传阅，这又鼓励了我写白话文的勇气。”可见，课堂上老师的评价对一个人的成长多么重要。 说到老师，任何一位就教于学校，或曾经就教于学校的人都是不会忘怀的。与老师相比，学校的设备条件、教材和课程安排，对于学生适应学校生活、发展个性和学习知识的影响都相形见绌，对低年级学生来说，尤其如此。教师比医生、律师或记者更能得力地培养未来的新的一代，并通过这些孩子左右社会。 不仅教师的知识对学生发生影响，而且他的个性，他的精神品质、世界观、信念、坚韧性以及他们对学生那种真心实意的关心和爱护都强有力地影响着学生的智慧感情和意志的发展，影响着学生生活，这甚至在学生毕业以后依然如此。 全国知名特级教师斯霞就是一位这样的老师。斯霞老师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总是以与孩子们同样的欢乐或忧伤去对待生活中的一切。小鸡从鸡蛋里破壳而出了，她跟孩子们一起发出天真的笑声；小白兔生病了，她跟孩子们一起流出同情的眼泪；尽管自己已是满头银丝的老人，但在文娱活动会上，她还系着洁白的小围裙，头发上扎着蝴蝶结，两手叉着腰又唱又跳，扮演着孩子们最熟悉的角色，孩子们都乐得张开小嘴笑个不停。在孩子们的心目中，斯霞老师既是敬爱的教师，又是他们最了解和信任的朋友，也是最能体贴和爱护他们的母亲。而这一切就成为她通向孩子们精神世界的桥梁。她对孩子们每一个要求，每一次教诲，每一项叮嘱，都能点滴不漏地渗入到孩子们的心灵，成为他们健康成长的养分。 人们称赞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塑造者，是学生性格塑造的艺术家，这其中不仅包含着对教师高尚人格、渊博知识以及强烈的事业心、责任心的称赞，同时也蕴藏着对教师精湛的教育方式和教学艺术的承认。因为使学生，特别是儿童、青少年懂得社会，了解自我，找到人生努力的方向，光靠老师在课堂上的灌输，是不行的，它还需要教师特殊而高超的教学艺术。 在这里讲一个感人的事例：某中学有个班的学生非常羡慕科学家，尤其羡慕科学家的后代有个得天独厚的学习成长环境，有的学生甚至感叹自己不是科学家的后代。 一天，老师拿来一本相册，打开一页放在讲台上，让同学们来看科学家后代的照片。教室里沸腾了。老师要求：“依次上来看，不准说话。”同学们带着欣喜且倾慕的眼光去看，看后都满足地笑了。最后，老师问大家说：“看清楚没有？”同学们笑着齐声回答：“看到了！”看到谁呀？都是他们自己——原来相册夹的是一面镜子——每个同学都是“科学家的后代”，都学习成长在新中国这个得天独厚的环境里。 中学生富有理想，朝气蓬勃，对于他们来说，科学家自然有很大的吸引力。但有些学生往往埋怨生不适时，或是为没有一个特殊环境而感到遗憾，因而限制了自己的成才。这位老师通过这样绝妙的教育艺术，使学生在满足的笑声中懂得了：人人都可以是科学家的后代，人人都处在一个得天独厚的优越环境里，关键是靠自己的勤奋、努力、攀登。 总之，学校在使学生社会化的过程中，起着培养训练的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学生今后的发展方向和职业生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学校是学生社会化的大熔炉。 -------- 3.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晋代文学家和哲学家傅玄，在他的《太子少傅箴》中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声和则响清，形正则影直。”这四句话，都是说环境影响的作用。朱，朱砂：赤，红色。靠近朱砂的变红，靠近墨的变黑。这两句话比喻一个生活在好的环境里，能受到好的影响；生活在坏的环境里，也能受到坏的影响，后两句话以形和声为比喻，进一步作了说明；形体端正的，“影”一定直而不歪；声调和谐的，“响”一定清而不乱。这是说，同品德高尚的人相处在一起，一定能受到良好的影响。 古人讲的这个道理，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了无数次的验证。一个品行端正的青少年，一旦“近”而交上了坏朋友，由于受到坏思想的熏陶感染，经过潜移默化，往往被腐蚀影响以至走上邪路；而一个误入歧途的失足青年，有幸“近”而得到了良师益友，由于受到好思想的熏陶感染，经过潜移默化，往往唤醒了良知和羞耻心，因而恶习得到矫正。 “同龄群体”就是这样一个对青少年行为有着强烈影响的群体，同龄群体又称同辈群体或伙伴群体，它是由地位相近，年龄、兴趣、爱好、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大体相同的人组成的一种非正式群体。娱乐友伴群、友谊友伴群、学习友伴群以及所谓讲“哥们义气”的“朋友圈子”，甚至犯罪小团伙等都属于典型的同龄群体。 在人的不同年龄阶段，每个人都可能接触一些同龄群。童年时代，同龄群体大都是偶然形成的。刚入小学的儿童，他的同龄群就是学校中的班级、或班级中的所在小组、或者是邻居伙伴。随着年龄增长，人们就可能根据共同的爱好和劳动，根据同等的收入水平、职业和社会地位来选择同龄群体。同龄群体对人的影响往往是伴随着人的生理发育成熟和独立性增强而加强的。童年时代，最需要的是抚爱，因为这时候，独立意识及独立生活能力都十分缺乏，具有很大的依赖性。进入青春期，情况就大不相同了。生理发育的加速，使得几年前还是那么稚嫩的儿童，转眼间成了个具有大人模样的少年或青年。与生理变化相适应，青少年心理同样产生了较大的变化，独立意识增强。尽管他们如同远洋航行的轮船，不管多远的航程，也总还需要家庭这个躲避风暴、停泊依靠的港湾，但他们迫切需要冲出家庭的有限范围，开拓更广阔的视野和社会交往的天地，以期得到新的感情寄托；特别是迫切需要结交更多年龄相仿、心境相通、智能相当、志趣相投等各方面都比较相近的伙伴。正因此，在儿童升入中学之后，同龄群体的影响越来越大，甚至超过父母与教师的影响。美国学者在这方面的调查结果表明，美国学生与同龄群体在一起度过的时间是他们与父母在一起的时间的两倍，而且大多数学生都愿意这样安排自己的生活。我国在80年代，西安市对138名中学生进行“你喜欢接近的人是什么样的人”的调查，也发现同一现象，即回答“同学”的占44％，回答“父母”的仅占19%。 对于青少年来说，为什么他们更乐意与同龄伙伴交往，更倾向于加入到某个同龄群中去？这与同龄群体的自身特征是有密切关系的。这些特征可以归纳为下述几点： （1）选择自愿。家庭对个人社会化的影响，由初生之时，一直到青少年时，都是相当重要的，但总的来说，学龄前远比学龄后重要。学龄是个分水岭，在此之前，家庭差不多垄断一切，此后便受到各种群体的挑战。与家庭、学校不同，同龄群体是一种非正式群体，它是由个人自由选择的。一个人的出身家庭是无可选择的，学校的选择在童年时代也多半是由父母决定的，而且一个人只能属于一个家庭，在相对一段时间里，也只能属于一个学校，可是，对同龄群体来说，一个人可以同时属于几个。比如一个孩子即可能属于由住在同一条街道或同一幢公寓的孩子组成的群体，也可能属于所在学校班级的群体，还可能参加一个夏令营或课外小组伙伴组成的群体，也有可能加入时常在一起的堂兄弟姐妹或表兄弟姐妹组成的群体等。面对这样多的群体，一个人如果在一个同龄群体中得不到自己所期待的一切，心理受到挫伤，尚可以退出，加入到别的同龄群去。家庭、学校是难有这种选择权利的。 自愿选择同龄群体，对个体极有意义，因为它是个人自愿加入的群体，往往容易使其成员产生较高的心理认同感。群体对个人社会化的影响就不是被动的、强迫的结果，而带上了主动、自觉的色彩。 （2）吸引力强。同龄群体，是相似年龄，或相似地位者的结合。与家庭、学校不同，它不会有一套严格程序对其成员进行社会化，它完全以自己的兴趣与爱好为中心，而且主要目的是提供快乐，因而更增加了它的吸引力。在群体内部，伙伴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谈天说地，探讨家庭和学校所禁忌的问题，发展家庭和学校所不允许的关系。例如，处在青春期的孩子对个人生理发育的秘密进行讨论和交流，他们可以谈论自己初恋的体会，谈论与其同伙相处的关系或者别的伙伴交了什么样的异性朋友等等。通过这种途径，少年和青年可以了解许多由于某种原因成人不愿告诉他们的必要的东西。 由于同龄群体常以玩乐为主，使青少年旺盛的精力得以释放，情绪上获得满足，因而几乎每一个体在成长过程中，都渴望加入到一个或数个同龄群中去。如果某一个体被自己一心向往的群体所排斥，内心会受到强烈的冲击，以至在心理上留下深刻的印记。由于同龄群对青少年具有强烈的吸引力，所以群内成员对他人的评价就格外敏感和重视，这就无形中产生一种制约力，促使个体遵从同龄群的诸多规范。 （3）地位平等。不论家庭，还是学校，施教者与受教者之间的关系都是不对等的，甚至是一边倒的。父母与被社会化者有年龄差别，智力、情绪及成熟程度也各不相同，这就在许多方面，造成一种指导与被指导、保护与被保护的上下关系，父母和教师可以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手段迫使孩子做他们不大喜欢的事。但是在同龄群体中，大家处于相等的地位，没有年龄、声望或成熟性的区别，彼此有共同的语言和兴趣，因此，交往自然也是对等的，个人具有较多的心理自由，不必勉强接受他人的观念和态度，而能运用其自身的价值观念，从事自由判断，建立个人态度。可以说，这是个体一生中首次获得这种体验，也是同龄群引人入胜之所在。 同龄群体上述几个显而易见的特征，决定它在青少年社会化中的作用不同一般： （1）它往往能够满足个人生理、心理、社会需求，发展自身的独立性。在同龄群体中活动，大家不仅年龄相近，知识、经验也相差不多，这可以使青少年摆脱对成年人的依赖，当遇到生活、学习以及思想、心理等方面的难题时，学着自己独立思考并解决，或者寻找同龄群中的知心朋友商讨，共同对付难关。由于朋友之间趣味相近，能使每一成员在家庭里难以体现的多方面的兴趣、爱好、能力等可以在同龄群中得到全面的体现，形成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的关系，而这种被人尊重的需要，是个体很难从成人那里获得的。 （2）同龄群体能为儿童特别是青少年广泛接受社会信息，拓展其经验世界提供场所。儿童时期孩子们依赖成人而生活，其生活圈子主要局限于家庭，与父母谈话的内容大多狭窄，主要涉及学校生活与家庭琐事，而且这种信息交流往往是不对等的。他们强烈渴望了解的许多东西无法从父母那里获知，而学校的老师对此也很少给予传递。相反，与同龄人的交往可以较好的弥补这一不足。同龄人在一起总是以极大的兴趣相互交流知识经验，交流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交流的题材极为广泛，天文地理、风土人情、历史与现状、自然与社会乃至平凡的生活细节，几乎无话不谈。在他们中间，个人秘密缩小到极有限的地步。这样一来，可以大大拓展个体的知识，使他们有机会体验到各种各样的情景，丰富和改变他们知识结构和思维形式，为以后踏入复杂的社会奠定了基础。 （3）同龄群体还可帮助青少年习得新的行为模式，提供新的社会角色。在大多数青少年同龄群体中，都存在自己的行为模式和价值标准。他们有自己心目中的英雄、榜样，有自己的乐趣、消遣、服装、发式甚至有自己的语言，由此构成了独特的亚文化。近年来，美国青少年中流行一种新的发式，人们将留这种发式的孩子叫做“朋客”。他们将头发四周剃光，只留中间的一条，并涤染得五颜六色，以增加怪异的效果。他们不仅仪表装束怪异，而且行为荒诞不经，他们在夜总会里表演最下流的舞蹈，有时，有的把鼻孔刺穿，套上一条长长的链条，让女朋友像狗一般牵着在街头走来走去。同龄群体中的这种独特的亚文化，对塑造青少年的行为模式有特殊意义，他们以新的模式作为自己的榜样，并变得更加不依附父母和其他成年人，他们谋求赢得同伴的注意、欢迎和尊重，并以群体和价值标准来衡量自己。通过这个过程，懂得什么是权利和义务，学会攻击和自卫，也获得了竞争与协作的一定技能。 值得注意的是其加入什么样的同龄群，结交什么样的朋友，对个体社会化的作用产生极大差异。古语说：“欲察其人、先观其友。”这话说得很在理。处在风气良好、情趣健康的同龄群体中，同那些品德高尚、行为文明、思想进步、感情高尚的人接近交朋友，学会接受有益影响。拿青年人的榜样张海迪来看，她是一个交游广、朋友多的人物。在她的周围，总有一个牢不可破的“分子群”，无论是在城里、在乡下，她的住处就是一所“友谊俱乐部”，这里聚集的都是一些意气风发、好学上进、珍惜友谊、乐于助人的好伙伴。张海迪把无私的帮助和真诚的友谊给了朋友们，也从朋友们身上得到了温暖，受到了教育，呼吸到了时代的新鲜气息，学习到了许许多多美好的东西。 与此相反，一个人如果加入的是一个情趣低劣，违反社会价值标准和规范的同龄群，则可能接受消极有害的影响。关于青少年犯罪问题的调查结果表明，犯罪青少年大都交了些不三不四、乌七八糟的坏朋友，他们在游戏人生、恶作剧般的交往活动中，相互影响，交叉感染，传播不良的社会信息，交流病态的生活经验，在交往中结成团伙，依仗团伙的势力，为非作歹，危害社会，终于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事实证明，结交坏朋友——接受不良影响——走上违法犯罪道路，这往往是犯罪青少年失足的“三步曲”。许多犯罪青少年在锒铛入狱之后方才悟出这一点，他们追悔莫及：“坏朋友害了我！”“坏朋友把我拖下水！” “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与之皆黑。”这句古谚在我国流传很久。无独有偶，原苏联作家柯切托夫也曾打过一个与之含义相近的生动比方：“如果你周围是一群鹰的话，那么你自己也会成为一只鹰；如果你在一群山雀中间的话，那么你就看不到海阔天空。”两句话，虽出自不同时代、不同国度，但都说明人的周围环境，特别是朋友群的作用，寓言鲜明，道理至深，值得我们记取。 -------- 4.“第五堵墙” 有一位少年，名叫黄长虎，年仅17岁，少管所肥大的统一棉衣裹在身上，更显得他瘦小，然而，他却是一个杀人奸尸的罪犯，被判处死缓。入监前是某县城关一中初二学生，从小学四年级起，黄长虎一直担任班长，小学五年级到初一，连续3年是“三好学生”。初二第一学期的一天，班上一同学对他说：“你想看一本书吗？”他说：“不看。”当他做完作业时，发现一本《少女之心》放在书下面。谁知他一翻就上瘾，竟一夜没睡觉，一口气读完了这本书。他说：“那本书一看完，我对老师的讲课开始厌烦，全部注意力集中到同桌王X的身上。过去不说话，现在找话说，我给她写了长达3页的求爱信，很快发展到约会看电影。以后终日变法子和她一起玩，把学习丢在一边，成绩很快降到了24名，一次英语只考了17分，还给班主任写了辞去班长的申请。” 初二第二学期结束时，黄长虎听人说，王X又和别人好，特别生气。有一天，她把王x约到家，问她和谁好？王X矢口否认，他就用毛巾把她勒死。在狱中，管教人员问他有何想法，他说：“我最恨那本书！” 还有一位少年，名叫赵X。年仅15岁。1986年初中毕业，父母为其前程着想，让他学一技之长，给他找了师傅学汽车。一天，师傅的汽车大修，赵Ｘ感到无聊，就上街在文化广场碰到了几个哥们，被约在西关的一个录像放映室，正好一部录像映到中场。谁知，这半场录像使赵X中了邪，一些下流的镜头缭绕脑际，久久不逝。 很快就对学开车失去了兴趣。一天，他推说有病，不去出车，在家门口闭转，正好邻居家14岁的小姑娘出去散步，他跟踪至一块玉米地边，强奸了她。案发后，他先在朋友家躲藏，后在法律感召下，到派出所投案自首，得到宽大处理。在监狱里，赵X说：“要不看那部录像，也许不会落到这个下场！” 一本书，一部录像的危害之大，我们从这两个少年的犯罪轨迹中就看得一清二楚。 在当代世界，对人的社会化影响最大的环境因素除了家庭、学校、同伴群体之外，就是大众传播工具。所谓大众传播工具，指的是人们用来进行沟通信息的各种通讯与交往手段，包括报纸、杂志、书籍、广播、电视、电影、录音、录像等等。它们可以迅速地向人们提供有关社会事件和社会变革的信息，从新闻到舆论，从轰动一时的事件到名噪一时的各界红人，都是它们报道的目标。它们还为人们提供各种不同的角色模式，并使人们开阔视野，看到一些自己无法亲眼见到或亲身经历的情景。尤其在二次大战以后，随着电视的发明和普及，极大地开拓了人们的视野，使人们的生活空间得到意想不到的扩展。 大众传播媒介在现代社会生活及人的社会化中的日益重要的作用，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大众传播媒介的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交往方式。有人统计过，即使在本世纪初一个城市居民的闲暇时间还有70％是用于面对面的人际交往的，而今天70％的闲暇时间是用于和大众媒介的交往的。这种由大众传播媒介所提供的信息组成的“拷贝世界”，不仅成了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由于其所具有的独特的社会心理作用，对人的社会化产生了比真实的“感性世界”更深刻、更鞭辟入里的影响。 从传统到现代，对人的社会化影响最大也最多的大众媒介可说是书籍。书是人类知识的宝库，读书，是打开这宝库的钥匙。打开书本就会在你面前展现出琳琅满目的知识珍宝，任你去探求、去采掘、去装载。书，是人生的向导，它会启开你观览世界的窗户，引导着你走向美好的生活，走向理想的境界。 高尔基说：“我越读得多，书本越使我跟世界接近，生活对于我越变成光明有意味。”他曾向工人读者发出号召：“热爱书吧，这是知识的源泉！” 古今中外，一切有作为、有学问、有建树的人，大概没有一个不是喜欢读书的人，在这方面，留下了许多动人的故事。 英国著名的科学家法拉第，出生在一个贫困的铁匠家庭里，只读过两年小学。他12岁时就去卖报。他感到很奇怪：人们为什么不买白纸，却要花钱去买这印满了字的纸，而且居然对它看得津津有味？于是，法拉第也想看懂那些白纸上的字，便开始顽强地自学。14岁时，他进印刷厂当订书徒工，一边订书，一边跟书交上了朋友。有一次，他读了一本《关于化学的对话》，对化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照着书里讲的办法，做起了化学试验，从此入了迷。后来，他又仔细研读了《实验化学》和《大英百科全书》，并利用印刷厂的废纸订成笔记本，摘录书中的资料，还自己配上插图。不久，英国大化学家戴维发现了他，招他为助手，培养他成了卓越的科学家。 美国电学家富兰克林，也只读过两年小学，12岁到印刷厂当徒工。他从阅读他印刷的书、报中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逐渐地进入科学之门。他在成为著名的科学家之后，曾经感慨地说：“读书是我唯一的娱乐。” 我国著名的数学家陈景润，小时候就是个读书迷。有人曾到他的母校——福州英华中学的图书馆作过调查，发现许多图书的借阅卡片上面都有陈景润的签名。从他读过的《微积分学》、《高等代数引论》、《实用力学》等书上可以看出，陈景润早在中学时代就爱上大学的数学课程了。 至于革命导师勤奋读书的事迹，那更是感人的。马克思在写《资本论》过程中，阅读了1500多种书，也博览数学、化学、语言学等方面的书籍，并且造诣很深。有一次，他生病了，不能从事科学研究工作，但是还坚持阅读了许多生物学的书。他女儿要他说出他最喜欢的格言是什么，他说了一句拉丁谚语：“关于人类的事物我都要知道。” 这许许多多的事例都在告诉我们，读书可以明理、读书使人成材。要想成为社会需要、对社会有用的人，读书是一条很重要的途径。 如果说，书籍是传统社会最重要的大众传播媒介的话，那么现代社会最重要的传播媒介就是电视了。人们与电视的接触程度，可以通过人们花费在　电视机前的时间来衡量。美国1979年的一项调查发现，98％的美国家庭有电视机，平均每天有7小时开着，也就是每年在2500个小时以上，相当于100多个整天整夜。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10年就等于整整三年在看电视。还有一项研究发现，年轻的美国人在他们上高中三年级时，每人看电视所占用的时间，比他们在学校、玩耍或者是除睡眠之外的其他任何活动的时间都要多。近些年，随着电视在我国城乡的普及，中国人接触电视的时间也在不断增加，据1989年的《中国新闻年鉴》统计，天天接触电视的观众占电视观众总数的50％，极少接触电视（每月少于一次）的观众只占电视观众的2％。电视已变成了现代家庭环境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有着不可抗拒的影响，因此有人称之为“袖珍巨人”。电视的出现虽然只有不长的历史，却已经改变了人们吃饭、睡眠和交谈的方式，在决定人们心目中的英雄和恶棍、善良与邪恶等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的影响已远远胜过了其他传播工具的影响。电视之所以对人、特别是青少年有强烈的吸引力，这是电视本身的特点决定的。任何电视节目都有共同的特点，即有声有像、通俗逼真，就像生活中的真人真物，而且看电视不像读书刊那样受文化程度的限制，符合儿童和青少年接受力强、活动面广、求知欲盛、长于形象思维等特点。因此，电视节目不仅在客观上，而且也在主观上成为人们认识生活、了解社会、增长知识和吸取经验的工具。人们在电视机旁，不仅可以在娱乐声中获取知识，还可以从中看到一些从未看到过的东西，听到一些从未听到过的声音，知道一些想也未曾想到过的人和事。有些电视节目还有助于青少年培养慷慨、助人、合作、友好、自制的行为。所以有人把大众传播媒介称作全体社会成员进行社会化的“第二课堂”，其中的电视便成了千家万户最富色彩的“第五堵墙”。 除了电视之外，现代社会更为重要的大众媒介就是报纸、广播。美国社会中有75％的人要看报，大约平均每天花费30分钟，而每天收听广播的总人时数大约也有1.5万小时。我国每天都要读报的人占读者总数的32％，天天收听广播的人占听众总数的 35％，同电视一样，报纸、广播也在不断地向人们提供许多社会信息，儿童、青少年从中获得了有关人、各地区和社会事件的一般知识，懂得了医生、律师、警察和消防队员的责任。随着年龄的增长，青少年对人与人的关系，对社会看法越来越多地感兴趣，正是书籍、报刊、广播等使青少年了解到人们的关系和感情复杂性，以及自身在人的生活中的地位，从而大大扩展了生活界限，为今后踏入社会作好了思想准备。大众传播媒介给人们特别是青少年带来的益处是显而易见的、多方面的。但同时，它还会带来消极的影响。大众媒介给人们带来的经济是种示范作用，并且这种示范往往以娱乐的形式，以极具有吸引力地传播给人们。青少年由于缺乏辨别能力，往往会不加分析地对其模仿或效仿。其后果往往也是非常严重的。有些大众传播机构由于过分重视经济和商业效益，常常迎合人们的一些低级的生理和心理需要，制作发行各种低级、庸俗甚至是淫秽的宣传品，诸如凶杀、色情等内容，所以青少年一旦接触到这些东西而又得不到及时的控制的话，无疑是一种地地道道的精神中毒。许多青少年犯罪的事实对此已作了证实。1989年日本一个26岁的青年，由于大量地观看了《血肉之花》、《杀人学入门》之类的凶杀录相，至使他模仿录相中的情节，在几个月内竟杀害了4名女孩。洛杉矶的一个7岁男孩则往家里人吃的东西里撒玻璃粉。该男孩说，他是想试试看这样做会不会像电视上那样发生效力。在我国这类情况也屡见不鲜，在各地劳改、劳教单位中的流氓、杀人犯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有与黄色、凶杀等录像、书刊的接触史，而且他们供认不讳。开头提到的黄长虎偷看《少女之心》、赵X观看黄色录像而走向监狱的事例就属于这一类。 由此可见，大众传播工具的教化功能是很大的，它既可以对人的社会化发生积极的作用，也可以潜移默化地产生消极的影响。因此，努力吸收大众传播内容中的优秀成分，自觉抵制那些不健康、低级、庸俗的宣传，是广大青少年社会化过程中的艰巨任务。 --------------------- 1.走出摇篮 本世纪，美国哈佛大学毕业了一个年仅15岁的少年，名叫威廉•詹姆斯•塞德兹，是著名心理学家塞德兹博士的儿子。他的学历颇为好奇，他从1岁半开始接受教育，3岁时就能用本国语言自由地阅读和书写。到5岁时，看到家中的骨骼标本，便对人体发生了兴趣，开始学习生理学。听说没多久就在行医开诊考核的初试中，获得了合格成绩，6岁那年春天，和别的孩子一样，上了小学。入学那天，上午9时被编入一年级，到中午12点母亲去学校接他时，已经成了三年级学生了。同一年内，结束了小学的学业。翌年7岁时，本想上中学，但由于年龄小而被拒绝了。没有办法，只好在家里自学。学习科目主要是高等数学，这是因为古今的语言学等知识他已学过了。 转过年8岁了，他终于上了中学，不论那门学科都非常优秀。由于数学尤为超群，学校准其免学，同时让他帮助教师为其他同学批改数学作业。在这期间，他还写了天文学、英语语法和拉丁语语法的教科书。由于中学教的知识他全部学过了，所以不久就退学了。 从这时开始，他已驰名远近，结果，各方人士都来考他。考毕，个个无不感到惊奇，赞叹不已，例如，马萨诸塞工学院的一个教授出了一道自己在德国接受博士考试时碰到的最棘手问题，小塞德兹即席完成。这年他9岁。 9岁和10岁，继续在家学习，第二年11岁刚过就进了哈佛大学。入学后不久，就进行了一次有关第四象限的数学难题讲演，使得教授们大吃一惊。15岁时，他作为哈佛大学的优等生毕业了，紧接着又取得博士学位。 受过这种教育的人，过去也有过，100多年前，德国的法学家卡尔•威特就是其中之一，威特八九岁时，已经能够自由运用德语、法语、意大利语、拉丁语、英语和希腊语，并且通晓动物学、植物学、物理学、化学和数学，尤其擅长数学。9岁考进莱比锡大学，14岁获哲学博士学位，16岁又获法学博士学位，并被任命为柏林大学教授。 这两位“神童”所受的教育，概括起来说都是早期教育。用威特父亲的话来说，就是与儿童的智力曙光同时开始的教育。威特生后不久，父亲就开始对他进行教育。在威特刚刚会辨别事物时，就教他说话，稍大一点，就教他饭桌上的餐具、食物、身体各个部位、室内摆设的物品的名称。当他稍微能听懂说话时，父亲就开始给他讲故事。从3岁半开始教他认字，每天带他出去散步，在散步中教他外国语。据说，他在五六岁时能记住三万多个词汇。 7岁零10个月时，曾接受梅泽堡某学校教师台尔琼斯•兰特福克的考试。当时，他可以阅读拉丁语的《凯撒大帝》，并回答其中的有关问题；流利地阅读意大利语书籍；像讲德语一样流畅地用法语和别人对话；熟练地回答有关希腊历史和地理方面的知识；圆满地回答了数学试题。如果威特在7岁前，不具备这样丰富的知识，9岁考大学是不可想象的。 早期教育，不仅仅包括智力开发与教育，还包括人的社会性的发展与教育。一个人从呱呱堕地时，就开始接受社会的影响，首先是母亲的影响，从而开始了社会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持续多久，人们有不同的看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些学者把人的社会化过程局限于儿童时代去研究，随着科学发展，人类认识水平的提高，这种做法已经变成历史了。社会化过程并不是在青年时代就停止了，它将在人的全部生活中继续下去，已成为当今研究社会化问题的学者们的共识。尽管如此，人们毫不怀疑，童年社会化是人的社会化的最重要的阶段。 在人的一生中，儿童时期，无论在生理上，或是心理上，都是一个迅速发展的时期。一个婴儿在刚刚出生到世界上来是纯真无瑕的，在社会生活条件和教育条件的影响下，经过婴儿期、幼儿期、学龄期后，出现了一个个令人惊异的本质的变化，从一个软弱无能、不识不知的孩子发展成为一个活泼可爱、懂事达理的“小大人”，这个过程就是所谓童年社会化。 儿童社会性发展同其它任何事物的发展一样，是一个不断矛盾统一，量变质变的过程。这一过程既是连续的，又表现出阶段性。从国外的研究材料看，有关儿童年龄阶段的分期，由于划分的根据不同，分法不尽相同。目前最著名的划分方法是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森提出的。埃里克森以由于人的本性需要和社会要求的适应或失调所促成的一些对立的品质作为标准，把人的一生分为八个阶段，每一阶段都有其特定的发展。由于发展的任务可能完全的成功，也可能不成功，这就会造成两个极端。靠近成功的一端，形成积极的品质，靠近不成功的一端，形成消极的品质。每一个人的个性品质都处于两极之间的某一点上，教育的作用就在于发展积极的品质，避免消极的品质。如果不能形成积极的品质，就会出现发展的“危机”。埃里克森认为，儿童从出生到16岁，经历前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的儿童（0-2岁）需要有规律的满足和舒适的照料，能做到这一点，就对周围世界产生信任感，否则，就会对周围世界产生怀疑，形成消极品质。因此，这一阶段的发展任务是建立信任感。 第二阶段的儿童（2-4岁）和过去处于依赖状态的儿童不同，由于行走和言语的出现，开始探索世界，要求自主性，要求“自己来”。如果此时处处束缚他的手脚，横加限制，就会形成羞怯、疑虑，甚至孤独感和反抗。因此，这一阶段的发展任务是在成人关怀儿童安全的条件下，培养儿童自由活动的自主性。 第三阶段的儿童（4-7岁）是进入幼儿园的孩子，应当培养他们在没有成人控制的情况下，能靠自己的良心控制自己的行为。因此，这一阶段的发展任务是发展儿童自己的主动性。 第四阶段的儿童（7-16岁）是进入学校学习的孩子，要帮助儿童勤奋学习，掌握基本文化知识，正确对待学习竞争。如果顺利发展，就能为一生勤奋工作打下基础。否则，就会出现自卑感、自暴自弃，无所作为。因此这一阶段的发展任务是培养儿童的勤奋性。 在我国，儿童心理和社会发展的全过程，一般分为五个阶段，婴儿期（○—三岁），学龄前期（三—六七岁），学龄初期（六七—十一二岁），少年期（十一二—十四五岁），青年初期（十四五—十七八岁）。这里，我们仅对学龄前期、学龄初期的儿童社会化问题作一阐述。 学龄前期。即幼儿阶段的社会化，主要是在父母的抚育下进行的，同时，幼儿园、幼伴群体对幼儿社会性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这期间，幼儿掌握了一些基本的本领，如克制生物性的冲动，了解在什么情况下作出什么样的表示才能被他人接受和使人满意；学习语言、走路、穿衣，自己吃饭等本领，对周围的社会形成一种认识，学习如何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环境的需要；学会从他人的角度考虑问题，有选择地对他人的期待作出反应，等等，这些本领又在他们后来的社会化过程中得到发展。 儿童时期，特别是幼儿时期，是人的智力、能力和个性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人的社会化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人最容易在环境和教育的影响下发展相应的智力、能力和个性，如果错过了这个时期，就不容易顺利地获得这种发展。 近年来自然科学，特别是大脑神经科学的发展为“关键期”理论提供了大量根据。研究表明，儿童的大脑在出生后的五年内迅速生长和发展。三四岁的时候，脑重量达到成年人的三分之二，五六岁的时候，达到成年人的90％左右，12岁的时候，脑重量已经和成人差不多了。 心理学家通过对动物的心理实验，从动物早期生长发育过程中出现的关键时期受到了极大的启发。如雏鸡“追逐母鸡”的能力的关键期是孵出后4天左右，若不在这段时间内使这种能力得到发展，把雏鸡同母鸡隔离开，雏鸡将永远不追逐母鸡。雏鸡辨别鸡“声音”的能力的关键期则在孵出后8天左右，假如在这段时间里不让它听到母鸡的声音，这种能力就永远不会发展起来。再如，把一只出生后一个月的狗关在黑暗、单调、孤独的环境达半年或稍多一些时间再放出来恢复正常的生活条件，这种狗不但异常好奇、焦躁激动、很少注意同类，而且其智力也相当落后，其原因就是由于这只狗错过了发展活动、情感和成群行为的关键期，错过了智力发展的关键期。 人和动物虽然有本质的区别，但人是从动物进化来的，必然带有动物生长发育过程中的某些“烙印”。在人的身上也确实存在着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存在着社会化的关键时期。如果错过时机，以后是很难弥补和挽救的。前面提到的印度狼孩卡玛拉的生活已表明了这一点。卡玛拉出生不久被狼叼走，在狼窝里整整呆了8年，回到人世间，被送到米德纳波尔孤儿院，尽管这个孤儿院条件极好，并且花了8年多心血，企图使她恢复到正常人的水平，但却始终未能如愿。到13岁时还未真正学会用两条腿走路，17岁那年死去时只勉强记住了几个单词和学会了几句简单的话，其智力只及两三岁正常幼儿的水平。当然，如果这个狼孩还能继续活一段时间的话，她也可能会像正常人那样地生活，智力水平也多少会有些提高，但要完全恢复到常人的水平，其可能性就十分微小了。这是由于她智力发展的最佳年龄时期接受了狼的“教育”，使大脑神经细胞适应了狼的生活的缘故。可见，一个人如果错过社会化的关键时期，即使后来再进行社会化，也很难充分具备人的心理和智能，至于人的丰富的情感，坚强的意志，高尚的情操，远大的理想等等就更难具备了。 心理学家、社会学家通过大量研究，认为人的社会化不仅存在着关键时期，还存在着关键年龄。有人认为，2至3岁是儿童学习口头言语的关键年龄，4至5岁是开始学习书面言语的关键年龄，4岁以前是形象视觉发展的关键年龄，5岁左右是掌握数概念的关键年龄等。美国芝加哥大学著名的心理学家布卢姆曾就这个问题对近千个从婴幼儿时期一直跟踪观察到成年的“追踪研究”，最后他提出，5岁前是儿童智力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尽管每个人的智力发展多种多样，但一般说来，如果把17岁时所达到的普通智力水平看作100％，那么，从出生到4岁就获得50％的智力，从4至8岁又能获得 30％的智力，而余下的20％的智力则在8至17岁这个期间获得。这就是说，学龄前这个阶段，儿童的智力发展几乎能够达到普通智力水平的80％，而儿童出生后的头4年的智力速度则更是惊人，与4至17岁这段期间的智力发展速度完全相等。 在关键年龄、关键时期给以相应方面的教育，会取得最佳效果，这一研究对促进儿童的早期发展是很有意义的。布卢姆在提出儿童智力发展关键时期的同时，也提出了早期教育对发展儿童智力的决定作用。他认为，环境对智力的发展有很大影响，而这种影响的程度又随智力发展的不同阶段而异，在智力发展的关键时期，环境对智力刺激的儿童，将永远达不到他们原来就应能达到的智力水平。 日本学者木村久一也认为儿童的潜在能力遵循着一种递减规律。他认为，生下来具有100分潜在能力的儿童，如果一出生就进行理想的教育，就可以成为具有100分能力的人，若从5岁开始教育，即使是理想的教育，也只能成为具有80分能力的人；若从10岁开始教育，就只能成为具有60分能力的人，也就是说，教育得越晚，儿童生下来所具有的潜在能力发挥出来的比例就越少。由此他得出结论：早期教育造就人才的根据就在于防止出现儿童潜在能力递减的现象。 这些观点无疑是有一定道理的，人类在婴幼儿时期所形成的生活经验，也就是说大脑发展的最佳时期受到的教育，有着无比的生命力，它在人的一生中能长期起作用。前面提到的15岁毕业于哈佛大学的美国少年威廉•詹姆士•塞得兹，14岁获得博士学位的德国法学家卡尔•威特等才智出众的儿童并非先天就是神童，而是在最佳年龄时期就受到了极为良好的早期教育的结果。古人讲：“养其习于童蒙”。现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也指出，幼年的教育是最重要的教育，都说明童年社会化对人的未来生活的价值。 儿童入学以后，由于脑功能的发育新环境的开辟，其社会化又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时期。学习取代了游戏，正规教育取代了非正规教育，这是学龄初期社会化的显著变化。与幼儿教育不同，学校教育是一种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并带有强制性的教育，儿童必须按严格的要求完成学习任务，这对扩展他们的知识领域、加深对人类社会的了解以及懂得约束自己具有一定的作用。 学龄期儿童在人际交往方面有新的发展，幼儿社交范围较窄，主要从事松散的个体活动与群体活动，难以培养集体意识。入学后，儿童开始真正参与集体生活，伙伴变得越来越重要，在与伙伴相处中，认识到自己与集体的关系，树立起集体观念，集体荣誉感、同学友谊感、社会责任感等正由此而 产生。学龄期，教师是影响儿童社会化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这种影响，有时甚至超过了父母，常常听到有的学生对父母说：“老师是这样讲的。”“老师教我们这样做。”以此作为不同意父母某些言行的根据。 正是在家庭、幼儿园、学校、伙伴的熏陶下，儿童一步步走上了认识环境、掌握知识、适应社会的路程。 -------- 2.少女的心事 一个14岁的女孩子在窗前仁立，她只是在那里站着，什么也没做，其实，在她的心里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她在选择、在考虑决定怎样生活下去。“我站在窗前差一点没哭出来。男孩子们在外边踢足球。寒风吹动了树枝，可是小伙子们又高兴又暖和。谁也不知道，我多么想和他们一起玩。在一个美妙的日子，我突然明白童年已经消逝，留下一个人要重新去开辟一个世界。我已经不能随便哈哈大笑，不能像过去那样对待老师，因为我忽然开始用不同的眼光看他们了，有这么多不能像过去那样做的事了。” 这里，什么事也没有，小姑娘在窗前站着罢了，以前这样也站过多少次了，然而，她初次真正从心里看到，孩童时代环绕着她的一切；初次明白，童年结束了。 也许，从孩提时代迈向青春的人对童年岁月的流逝毫无察觉，但也有众多的少年正经历着小姑娘那样微妙、新奇的心理感受；回味着童年的时光，憧憬着成人的世界。 对这样一个转折时期，人们常以“青春期”来称呼，它主要包括十二三至二十五岁左右这一年龄阶段，由于这个阶段前后差别很大，且时间较长，人们经常把十二三~十四五岁称作前青年期，又叫少年期，十四五岁以后就是所谓的青年期，但是这两个时期年限的划分是相对的，常常相互跨越，谁也不能把11-13岁的小孩称作青年，把18-19岁的青年称作少年，而14-15和16-17岁之间的这种年龄，有时被称为青年早期，有时又被称为少年后期。少年是充满青春活力的花，孕育着累累秋实的花。他们已经基本脱掉了儿童的稚气，但又不像成人那样思想成熟，哲学家和政治家把这个阶段叫做世界观逐步形成时期。生理学研究表明，少年在这个阶段发育迅速，不仅身高体重增加，肌肉和运动机能加强，表现出“成长的跃进”，而且内分泌发生变化，神经系统、内脏和各部器官也发育起来，性功能的发育趋于成熟。生理的发育必然导致心理上的一系列变化，美国心理学家格奥契尔对少年时期的心理发展作了这样的描述。10岁是黄金时期，这时候孩子比较活泼，很容易接受生活，信任父母，与他们相处很融洽，很少考虑外表的打扮。 11岁，身体开始发生变化，逐渐变得容易冲动、任性、情绪不定，容易与同伴争吵，敢于不听父母的话。12岁，有时在激流中度过，对周围变得更热心了，儿童脱离家庭的自主性及同龄人的影响日益增长。这个年龄的主要特征是：理智、忍耐和幽默，乐于表现出主动性，开始注意外貌的打扮，并对异性的表象发生兴趣。13岁的主要特征是内向，变得更加矜持、爱思考，逐渐地学会正确对待批评和自我批评，批判性地对待家长的意见，对友谊更有选择性，有时还出现情绪不稳定的现象。 14岁的少年心理又发生了变化，变得热情奔放，好与人接近，有时不能控制自己的感情、自信心增强了，对别人以及和他们之间的差别日益感兴趣；他被“个性”这个词所迷惑，喜欢讨论问题，爱把自己与别人相比，总是把自己与电影和文学作品中的英雄人物的性格特征相比较，并积极地模仿他们的特征。15岁的少年，个性差异迅速地增长了。这个年龄的新成分——独立精神的增长使少年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学校里都十分努力，渴望自由，力争摆脱外来的监督，自制能力不断增长，并开始有意识地进行自我修养。这一切都使少年更为容易受到挫折，更容易接受有害的影响。16岁时重新恢复平衡，乐观情绪代替了反抗性，内部的自主性，情绪的稳定性，好接近人和对未来的向往等品质陆续出现。 格奥契尔的描述在许多方面抓住了少年心理的不同变化及其突出的特征，但这种描述纯粹是以年龄作标志来探讨其发展的，它拭去了个性的差异和教育的社会条件。 实际上，在人类社会中，人从童年到成年的过渡，并非仅仅以身体的成熟为先决条件，同时也意味着拥有技能、掌握某些方面的知识、规范和经验、能够完成某种社会职能并担负社会责任。所以，从儿童到成人过渡阶段的“转折年龄”不单是身体发展的一个阶段，还是个性发展的一个阶段，是个体实现初级社会化的一个阶段。经过这个阶段，一个依赖于别人照看的，按照家长替他订出的特别规则生活的小孩，逐步变成一个独立的、从事重要社会活动的成年人。 少年社会化不同于儿童社会化，其突出特征表现为强烈的自我意识。由于生理的急剧变化，引起了少年对自己成熟过程比较强烈的自我体验。虽未成年，但自以为自己是大人了，“成人感”很突出，为了证明自己是大人，为图在各种场合表现自己，就怕别人把自己当“小孩”，自以为什么都懂。他们在说明一些现象中，形成了自己评论事物的标准，如常说“我认为”、“我的意见”等等，把自己的认识看成是评论事物的尺度，而且很愿意发表意见。 少年社会化的另一个突出的特征表现在独立性增强。当限制他的独立性并总是把他作为“小孩”而加以监护、指导、监督，要求听话、惩罚，不重视他的兴趣、态度、意见等等的时候，他就抱怨并且提出抗议。家长、教师对他们过多的照顾或过细的要求，往往会引起他们的反感情绪。老师上课时，用手去抚摸一个十四五岁学生的头，他会躲开并表示讨厌，他们自认为这是对待小孩子的做法，而他们已不是小孩子了，有这样一个12岁的学生，妈妈在学校门口吻了一下他的小脸蛋，他急了，使劲把妈妈推开。事后老师问他：“为什么推妈妈？”他说：“当着这么多的人亲我，多不好意思呀！”如果称呼一个十三四岁的男孩为“小伙子”，他心里会美滋滋的，他像一下子又长高长大了似的。可见，少年很希望别人把他们当做成人看待，很愿意承担成年人所承担的某些任务。 少年自我意识增强，要求限制成人的权利，扩大自己的权利，并要求尊重他的个性和人的尊严、信任和扩大独立性。对少年社会成熟性的发展，对准备将来的生活来说是完全必要的。如果一个人在他的发展过程中，不能学会按照成人那样来行动、思考，完成各种任务以及和人们交往，那么即使他已到达别人的年龄，依然只能是“老小孩”。 少年渴望自立自主这种要求有时会与成人发生冲突。正如前边所述，儿童最早体验并受其影响的社会群体是家庭，可以把父母看作是最重要的有影响的社会化因素。在同父母的相互关系中，儿童不仅物质上完全依赖父母，情感、行为等方面也依赖父母，随着孩子独立活动能力的增强，特别是在儿童走向成人的年龄转折时期，这种依赖性开始使孩子感到困窘。一个孩子没有充分享受父母的慈爱当然是很不幸的，但是过多的温情不论对男孩还是对女孩都是有害的，不利于孩子形成内部的自主精神，养成坚强的心理品质，而且容易养成依赖的性格特点。父母营造的过于舒适的安乐窝，不能激发成长起来的雏鸟飞向充满矛盾的纷繁复杂的成人世界。 慈爱的、不善于思考分析自己孩子的父母亲，常常不能理解这一点。但是，少年如果不割断情感上依恋于父母的“脐带”，不使自己同父母一起投入崭新的、丰富得多的情感眷恋的系统，他就不能成熟起来。要知道，父母不再是情感的中心，而情感的中心是孩子自己。母亲的过分宠爱和“心肝儿”的地位，开始使他不但因同伴的嘲笑而生气，还会因为他本身那种依赖感而恼火，而这种依赖性正是一个少年应该与之斗争的。许多父母感到孩子的这种变化，并认为是孩子不再喜欢自己了，就抱怨孩子无情等等，由此导致少年与父母感情上的冲突。 另一方面，少年独立活动能力的增长，缩小了父母权威的作用。少年时代父母的榜样力量，再不像童年时代那样绝对和无可争议了。在中学生的心目中除父母之外，还有其他的权威作为榜样。孩子越大，他便越有可能不仅仅从身旁汲取思想营养，还能从更广泛的方面获得精神营养。因此，少年更倾向于能独立地支配自己的时间，选择朋友，安排自己的业余爱好等等。少年的这种自治行为，在多多少少带有专横色彩的家庭里，常常会引起尖锐的冲突。 少年与父母之间关系紧张，当然有少年自身的原因，同时也部分地取决于成年人的心理，因为他们中的不少人并不了解青年内心世界的变化。从理论上来判断，好的父母比任何其他人，甚至比孩子自己更了解他们的孩子。但是从青少年时代就产生的变化在父母的眼里似乎是太快了。孩子长大了，变了。而怜爱孩子的父母看着孩子还像几年前那样，而且以为自己的看法似乎是不错的。一个15岁的男孩说道：“父母主要的不幸就是仍然把我们还当做小孩子。”许多男女少年抱怨自己的父母最多的是：“他们不听我们的意见。”匆匆忙忙地、不善于也不愿意听完孩子的话，不理解在纷繁复杂的青少年世界中发生的一切，不愿意去亲眼看一看自己的儿子或女儿的问题。坚信自己的经验是天经地义的——结果是在父母和长大着的孩子们中间筑起一排篱笆。 与父母影响急剧下降相对应，同龄伙伴对少年的影响急剧上升。与小学生相比，中学生和同学的关系更复杂，更多样，更有内容。正是在少年时代形成了就接近程度说很不相同的关系，少年能把这些关系清楚地区分为：一般的伙伴、亲近的伙伴或个人的朋友。和他们的交往越来越超出学习活动和学校的范围，涉及到新的兴趣、活动和关系的领域，并且突出了独立的和对少年来说十分重要的生活范围。这种生活范围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事件和事故、斗争和冲突、胜利和失败、发现和绝望、忧愁和高兴，所有这些总合起来就组成了少年的真正生活，他在其中行动着和思考着，为这种生活付出许多时间和精力。 同亲近的伙伴和朋友建立起来的特殊关系，在发展少年的个性和社会成熟性上有重要的作用。在我国，大多数少年力求和那些受人尊重、享有威信，或在某些方面有突出进步的同伙、同学交往并成为朋友。多种多样的东西都可能吸引他：明显表现出来的好同志的品质；很多的知识，多方面的技能、勇敢；成人的外表和行为举止，浪漫性的经验，与成人关系方面的独立性等。 对少年来说，最不愉快的情景是集体、同学的真诚斥责，而最严重的处罚是公开的或秘密的抵制，不愿意和他来往。孤独的体验对少年来说是沉重和不能忍受的。和同班同学的不良关系往往推动他到校外去寻找伙伴和朋友，而结果，这些尚未实现初级社会化的青少年有的就在此影响下跌入犯罪的深渊。 文艺作品、电影、电视对少年发展社会成熟性有着特殊的作用。迷恋电影是少年的特点，而书籍则成为绝大多数少年主观上所必需的东西。这个时期的人已出现道德理想的萌芽，所以少年常爱把文艺作品中的英雄、历史上的人物、社会上和周围自己所敬佩的长者作为自己的理想典范。少年所热爱的英雄，常常是积极的、力求达到目的，能克服严重而几乎不能克服的困难，从而成为胜利者的人，因此少年最喜欢那些表现着和自然力、各种困难作斗争、和各种灾难作斗争的题材。但是，他们常常又看不到自己理想对象的本质特征，往往单纯地喜爱模仿某些方面的、形象的、非本质的性格特征，如把李逵、张飞的粗鲁当“勇敢”，把武松、姿三四郎的“义气”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从而只模仿他们的某些外部动作、言谈方式等等。不论怎样，正是各种文艺作品使少年逐渐了解到社会的复杂性以及他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 总之，少年通过各种途径进入成人世界，并且掌握它的意义。他们的任务主要是应付自身的变化以及社会对他的期待的变化，同时不能过多地打破成年人对他的限制。 -------- 3.第三次诞生 中国有句古老的谚语，叫做：“千金买骏马、何处买青春？”如果说，人最宝贵的是生命，那么在人生的全部过程中，最宝贵的便是青年时期。 “青年期”一词，来源于拉丁文“adolescere”，意思是“向成熟发展”，它好像一根链条的中心环节，继承着幼年时期、少年时期，同时也开始了向成人时期、壮年时期的过渡，接下去便是老年时期，因此，青年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一代。 青年时代又是人生旅途上既特殊又十分重要的时期，思想观念、意志品质、生理功能、性格特征、气质情趣、职业选择、配偶寻觅需要完成的课题堆积如山，不管结果如何，每个人都要写出答卷，因而它被称为人生中的“第二次诞生期”。 青年时代还是人生路上光明、美好和幸福的开端时期，“一年最好是春天，一生最好是青年”。这个时期，是一个人精力旺盛、体力充沛的年龄，又是富于理想，追求真理的时期，是积累知识、增长才干的时期，是从家庭的狭窄天地走出来，自立于社会，成为社会新成员的时期，也是创业立功的时期如果说，社会化贯穿人的一生，那么青年社会化则是这终生社会化过程中的一个特殊阶段，它一方面标志着初级社会化的完成，另一方面，它还要为成年的继续社会化奠定基础。与童年社会化、少年社会化相比，青年面临的社会化课题更为复杂、多样。而生活目标社会化与角色技能社会化成为这个时期最主要的社会化课题。 生活目标社会化主要集中在人生观上。人生观是人的生活哲学，是人的生活全部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它反映了人对人生的一种信念。青年通过社会教化和自我内化两种途径，来形成关于人生的意义、理想志愿和生活格局的正确价值取向。然而在现实社会中，青年对人生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具有鲜明的个性色彩。 人生观的焦点在于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一般来说，青年力图寻找一种最好能说明自己生存意义的公式，探索自己存在的意义和整个人类的发展前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社会利害关系的观点来评价个人的生活和活动，即人的社会价值要看他们的活动在多大的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的进步来确定。既然人是社会的人，他们的个人幸福必然取决于社会活动，给予别人越多的人，他的个性就越丰富、越完善、越高尚。马克思在中学时代曾写过一篇题为《青年怎样考虑选择职业》的作文，他这样写道：“ 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己的才干是指引我们选择职业的主导方针。不要认为这两方面是敌对的，决以胜负的一方将排斥另一方。人类的本性就是这样：一个人只有为自己同时代的人的进步，为了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实现自己的进步。”许多英雄模范人物的实践都正确地回答了青年经常思考和探索的这个问题。在他们看来，人生的意义在于对社会的贡献，而不是索取。人们熟知的张思德、董存瑞、黄继光、雷锋、张海迪、张华等都是这样的人。 80年代初，曾经在全国开展了人生观大讨论，出现了三种人生价值观： 第一，人的价值在于人自身，在于个人的自我完善；第二，人的价值在于金钱的多寡，钱是衡量人生价值的尺度；第三，人的价值在于创造，在于人的创造性活动和创造财富的多寡。从种种调查来看，主张第一、三答案的人占了90％以上，而赞成第二种答案的人只是极少数。这表明，我们当代大多数青年追求积极的社会生活。 角色技能社会化是青年时期遇到的另一个社会化课题。一个社会成员要在社会上立足，必须具有相应的能力，开始是学习吃饭、走路、说话、穿衣等基本生活技能，随着步入成人世界、还要学习各种与角色位置相关的生产技能。青年人正经历着一次大的角色变迁，意味着从学校的学生角色变为社会各行业的人才角色，因此在面临着生活的自理、管理上的自治，学习上的自觉、思想上的自我教育、发展目标上的自我选择等一系列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也会产生一系列的不适应，如工作上的不适应，生活上的不适应和复杂社会环境的不适应等。从人的发展历程看，一个青年能否通过角色技能训练，保证青年顺利实现角色变迁，对他们能否成为社会期望的合格成员具有攸关的影响。 参加现实的社会生活，往往不是一帆风顺的，许多困难和挫折在等待青年，尤其是在社会变得复杂、文化形态多样化的现代社会，青年跨入社会就更困难了，其原因大致有： 青年处于从儿童到成人的过渡时期，在思想上存在着许多不安和动摇，青年面对本身的混乱，对自己的将来很难具有一个确切的时间表，因而感到应付成人社会的困难。 和社会的联系是困难的。社会价值的多样化，扩大了青年的选择范围，但也增加了选择的困难。急剧的社会变动，对承担现代社会任务的成人，也引起了许多混乱。生存于现代社会、推动着社会的成人，应当怎样对付这种社会变动，也还在摸索，何况，刚跨入社会的青年，遇到的困难当然也就更多了。 世代隔阂，当代的青年，很难从老一代的父母、教师以及接近的成人中，找到跨到社会的恰当的模式，这就使青年对跨入社会变得更不可捉摸。 由于上述各种因素对现代青年的影响，现代青年跨入社会，要独自探索、尝试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过程。尽管如此，现代的青年仍在追寻各种各样的形式，分别跨入现实社会。 青年期是继少年期之后思考能力和想象能力丰富、充满热情、朝气蓬勃的生活时代，与少年儿童相比，青年的抽象思维大大提高，独立性、理论性、批判性迅速增强，因此他们的社会化表现出自己特有的特征： （1）立体意识的觉醒。曾有一位美国心理学家怀特谈道：“被幼儿园同伴称作胆小鬼，这可能是件令人极其烦恼的事情；一个人并不清楚这种称呼在多大程度上是贴切的。到30岁时，还被人称为胆小鬼，那就是另一回事了30岁的人相当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不是胆小鬼，他可以根据已有经验作为自我评判，他知道这种判断比外来判断更加正确。” 这段论述形象地表明青年在自我认知、自我判断方面的深化。对儿童来说，唯一认识到的现实是他们的想象所能涉及到的内部世界，孩子们能理解自己的行为，却往往不能理解自己的心理状态。人到青年时期，随着知识的增多和能力的迅速发展，特别是活动领域的日益扩大，他们脱离了少儿时代的认知方式和生活方式，开始用自己的眼光去观察社会、认识人生、选择榜样、完善自我；他们对自己充满了信心，急欲靠自己的力量开拓出一条美好的人生之路，做自己生活的主人；他们不甘居于“唯成人”的社会地位，希冀参与发展、参与社会事务，成为社会生活的主体；他们大胆提出见解、表达要求，希望能以自己的思想观念，价值判断、行为方式去影响社会并由此推动社会的变革，以显示自己不容忽视的社会存在。这一特征的存在，使青年在社会化过程中常常以自我的价值体系为标准，从自我理想和自我需要出发衡量并有选择地学习和接受社会伦理道德、价值规范、行为模式和知识技能。 （2）强烈的创造性与主动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带来了青年社会化过程中的强烈的创造性与主动性。一方面，青年期的生理、心理的日趋成熟为青年创造性与主动性的发挥提供了充分保障；另一方面，日益增长的物质与精神需求又使青年的创造欲望与主动精神不断被激发；同时日趋的智力条件，良好的社会环境更为他们社会化中主动性与创造性的发挥拓展了美好的前景。翻开人才发展的史册，可以清楚地看到，古今中外，有作为、有成就的人，都是从青少年时期就奋发图强、打下基础的，其中，十有八九，又都是青少年时期就崭露头角、作出辉煌成绩的。 在科技上，爱迪生29岁发明了留声机，32岁发明了电灯，给人类带来了“世界之光”。牛顿23岁发现万有引力定律，并开始从事微积分的研究；爱因斯坦26岁建立了“光量子学说”和“狭义相对论”，35岁建立了“广义相对论”。在军事上，李世民（唐朝）18岁当了领兵元帅，岳飞（宋朝）24岁建立了“威镇三关”的岳家军，御敌抗金，屡建功勋。在无产阶级革命史上，更有无数的英雄人物和革命领袖，在青年时期就作出了惊天动地的事业。马克思17岁写出了富于哲理的《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23岁被尊为当时德国最伟大的哲学家，30岁时同28岁的恩格斯合写了《共产党宣言》，揭开了人类历史的新篇章。毛泽东同志26岁创办《湘江评论》，写下了《民众的大联合》等革命政论。周恩来同志19岁时高吟“大江歌罢掉头东”的诗句，东渡日本寻求革命真理青年，由于精力旺盛而又初觑人生，具有突出的进取性和强烈的好奇心，又由于精神包袱少，思想框框少，家庭牵扯少，事务干扰少，易于接受新事物，勇于探索和实践。一个人在这时候，只要有志气，不甘落后，肯努力，艰苦奋斗，就一定会做出成绩来。由此可以说明，青年在社会化过程中决非只是一个简单的被动的受动者，他们更是为实现自身社会化而创造条件，开拓未来的主动创造者；他们不仅在接受社会教化，同时也在对社会实现着反向社会化。 （3）内在控制起重要作用。在儿童期，由于儿童对父母及自己周围的成人的依附程度比较大，他们活动的空间也被限制在一个很狭小的范围内。因此儿童此时仍处于未全面发展的时期，独立的水平也很低，成人对儿童的控制是比较深的，而且控制的方式多以父母和成人的肯定、赞赏以及给予的奖励、否认，以至于斥责惩罚等形式而被强化。像这样来自成人对个体社会化的控制，在青年期并非完全没有，但其范围和强度比起儿童期来，却是显著地缩小和降低了。 随着青年的发展成人对他们行动的外在控制之所以逐渐失去了重要性，是因为人在进入青年期后，其自我意识已趋成熟，独立意向十分强烈，观察力、理解力、意志力、理智感也都迅速提高。受此影响，青年反感成人和社会的控制，希望能自主地自我控制的状态下选择社会化的途径、内容和过程。由此说来，青年社会化的过程，不仅是社会按照一定社会化模式来塑造青年的过程，而且是青年以自己独特的风格，通过内在控制，去主动适应和吸收社会化模式的过程。看一个青年社会化的质量怎样、程度如何，既要分析社会环境的影响，更要在青年自己身上寻找线索。 青年社会化过程中的内在控制机制，使其社会化带有鲜明的个性色彩，他们常常喜欢按照自己的愿望和理解来认识世界。现实，在青年眼中总是不那么美满，他们从不准备无选择地接受一切，而是准备批判一切。这种批判的态度使他们得益不浅，也受害不浅，这既可使他们对现实的社会化模式作出更进步的解释或修正，也可能使他们丧失接受人类文化精华的机会。因此，青年社会化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如何促使青年将社会主导文化所倡导的怀念、情感、态度、技能等内化。 “万丈高楼平地起”，如果把一个人的一生成就比作一座楼房，那么，它的身体、知识、经验、技能和思想等等，就是这座楼房的基础条件。谁想要使人生的“楼房”造得高大而又牢固，那他就得在青年社会化过程中把这些基础条件准备得充足一些，齐全一些。 《红楼梦》第一回有句话：“无才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这里所说的红尘就是社会。人一生下来就与社会结下不解之缘，谁也摆脱不了。过去人们说看破红尘，去当和尚，其实当和尚也摆脱不开社会，少林寺还不就是个社会。陶渊明诗云：“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这里所说的尘网是官场，可是即使离开官场也离不开社会。陶渊明回到家乡过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生活，也离不开社会交往，君不见“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吗？想离开社会，只有离开人间，像莎士比亚用诗的语言所说：“让生活走向永久的宁静”。人生在世，既然离不开社会，就要适应社会生活，终生社会化。 人经过青年期，掌握了基本生活技能，“扮演”了一定的社会角色，走向广大的社会，所谓的社会化就大体完成了。到这时人们已经有了既实际又理想的自我形象，能够接受社会的规范和价值观；有了一定的自我控制能力，并且愿意使自己的个人愿望服从社会的非个人规则。因此他们能够在社会中发挥职能。然而成人的个性并未完全固定下来。实际上，大量证据表明，他们的个性仍在继续成长，在变化。不管怎样，成人时期还要学习许多新的社会角色，社会化过程将贯穿人的终生。 人在成年以后所进行的社会化，称之为继续社会化。从人的社会化过程看，儿童社会化发展最快，少年、青年、中年到老年，社会化速度由快到慢。但到中年、老年，仍有个继续社会化问题。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渡边茂提出“学习三万天”的理论。人生从1岁到27岁这一万天，为成长修业时代，学习基础知识、适应社会。从27岁到54岁这一万天，为充实时代、踏入成熟的人生，进行思考总结的时代。这就是说，人从生到死的全过程，都要不断地学习、创造，不断的社会化。 一个人经过了儿童社会化、少年社会化、青年社会化后为什么还要继续社会化？这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首先，社会是不断发展的。人的观念、行为及其技能也要随之变化。现代社会较之传统社会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它的流动性。在一个静态的社会里，人们崇拜过去，崇拜传统，崇拜一切古老的东西，总认为黄金时代是在过去，从而愈是年纪大，辈份高的人愈受到尊敬，高龄老人是权威的象征，他们掌握着对别人施行“教化”的权力，而自己则无须受教化。现代社会否定了以年龄划分人的等级的做法，老年人失去了他固有的自然享有的地位和特权，中老年人也发生了一个如何跟上社会发展的问题，即“继续社会化”问题。 在社会稳步前进过程中，尽管社会制度、生活方式等没有发生剧烈变动，但成年人要面临着一个怎样适应社会的问题。在社会动荡时期，继续社会化则更为需要，因为随着社会的全面变革，人们的行为规范、思想观念以至于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要发生重大变化。成年人如果继续按照过去掌握的社会规范行事，保持旧的传统习惯，则无法适应变化了的社会环境。民国初年有些遗老，还是留着大辫子，开口闭口不离“皇上”。这说明了他们社会化的能力很差，很顽固，拒不接受发展了的社会对人的影响。当然，即使对这种人来说，社会化的过程也并没有停止，总是或多或少或快或慢地接受社会对他的影响，那根大辫子迟早会同意剪掉的。 其次，现代社会未成年人社会化的不完全，需要继续社会化来弥补。在比较统一、简单的社会里，一个正常的儿童，只要在成人之前具备了学习的机会，掌握了作为该社会成员所必须掌握的一切，他就可以实现完全的社会化。但在现代社会，即使学校教育得到普及，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仍然不可能掌握作为该社会一个合格成员所必须具备的一切。 现代社会是一个向多样性、多元化方向发展的社会，知识以加速度更新，知识陈旧周期日益缩短。据说在18世纪，知识陈旧周期为80至90年；19世纪到20世纪初，缩短到30年；近50年，缩短到15年，现在缩短到8至10年。在这种状况下，教育者本人也要受到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因此，当青年人加入到成年人行列之后，仍然面临着一个继续学习、选择、适应的问题。国外许多学者，工作一段后要重新回到学校学习，进行“充电”。我国近年来各种形式的补习班、进修班、老年大学也风潮般的涌现，表明人们对于继续社会化问题越来越重视。 学习包括读书和实践两个方面。有人提出要读两种书，一种是带字的书，一种是不带字的书，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学习。“活到老、学到老”，在今天已不仅仅是教人向上的格言，而是势在必行的严酷的现实。 再次，从个人方面看，人到成年后，会遇到许多新矛盾、新问题，随着年龄的变更，社会角色也要变换，使之不得不去适应新的社会期待和规范。一个人从单身到结婚，从做子到当父亲，这一变化就要求他去接受新的期待，承担新的义务。另外，现代社会是一个流动性社会，人在一生中待在一个环境的情况越来越少，居住地迁移、工作调动、社会地位变化，由原来熟悉的社会环境进入一个陌生的环境，使原有的经验、知识、生活习惯、行为方式不适应新的环境和新的角色，这些都使得人们不得不重新经历一番社会化，以适应新的环境和新的社会地位。 继续社会化，对于个人来说，也不是什么舒适自由的事情，讲起这个磨难的过程，费孝通先生曾有过十分形象的描写。他写道：“我们长大了的人觉得在这世界上做事能应付自如，左右逢源。须知，这是从十多年种种不自由中挣得的自由。社会的桎梏并不是取消了，只是我们熟习了。苟且我们真能非礼勿视、非礼勿吉、非礼勿动，则我们在这些社会的重重规则下，有能如一个熟练的球员在球场上，往来奔驰，随心所欲而不逾规了。我们得把和社会生活发生矛盾的本能检点收藏，另外养成一套应对的习惯，自由世界才能实现。在养成这套习惯时，一路有碰壁的机会，被呵责、被鞭策、被关在黑房间里，被停止给养的威胁，种种不痛快，不自由的经历是免不了的。”在继续社会化中，中年期与老年期的情形，又不完全相同。“中年”这个概念，目前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一般这一时期界定为自30—35岁开始，于55—60岁结束，如果说，青年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那么中年正是中午前后的太阳；如果说，青年是人生的春天，是播种的季节，那么中年则是金色的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从人的发育和生理的功能上来看，中年是发育成熟、功能健全的时期，人体的绝大多数组织器官到中年已经定型。中年充满活力，年富力强。从心理发展上看，中年人思维发达，善于联想、分析、综合、演绎，可以构成自己的见解和经验，有较高的观察力，看问题比较全面、深刻。同时，中年人又不像青少年那样容易冲动，他们情绪比较稳定，自制力比较强，遇事能够冷静处理。孔子说的“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是有一定道理的。从社会生活上看，中年人是生活舞台的主角，他们既有丰富的生活阅历，有既定的生活方向和比较固定的行为模式，在工作上也取得了一定的经验和知识，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骨干力量。 中年人这些特殊的条件决定了他们的社会化与童年期和青春期社会化的差别。美国心理学家O•小布姆认为，最主要的区别在于，童年期和青春期的社会化偏重于确定个人的价值标准和动机，而成年期的社会化则偏重于使价值标准和动机见诸行动。中年期社会化还有这样一些特点：（1）以“对原有的材料加以综合”为主，而不是以获得新材料为主；（2）从理想主义观点转向现实主义观点；（3）学习如何应付相互冲突的要求；（4）为承担日趋具体的角色而社会化。中年人在其人生旅途中，既要继续和发展上一代人传下来的知识和技能，又要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以帮助和培养年青一代健康成长，社会对他们的要求更多、更严格，社会化的任务也更艰巨，意义也更重大。 中年也算得上人一生中最丰产的时期。从科学史上看，中年时期正是科学家出成果的黄金季节。有人对1500至1960年全世界1249名杰出科学家和1228项科研成果作了统计，发现科学发明的最佳年龄是25至45岁。还有人统计了古今中外的1243名著名科学家、发明家，他们当中65％以上是在20岁到40岁之间作出第一项重大发明创造的。也有人统计了30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其中大约40％的人是在35岁到45岁之间获奖的。美国有学者考察年龄与成就之间的关系，发现创造者的全部成果是非常均衡地分布于整个一生之中的。有一项研究调查了738人，其年龄都在79岁或79岁以上，结果发现，有4类人，即历史学家、哲学家、植物学家、发明家，在60多岁时成就最多，学者们（历史学家、哲学家、文学家）普遍在晚年——包括70多岁的人——较多产。科学家则在40—60多岁时较多产，而艺术家要在更早些的年岁上，即30—50多岁时较多产。这些统计数字表明，中年是创造才能得以发挥的最佳年华。 一个人在走过中年时代以后，就迈进了生命周期中的最后一个时期，即老年期。在老年期，随着年龄的衰老，人的生理、心理会发生一系列变化，视觉、听觉、味觉、体力和精力等都会出现不同程度和不同速度的衰退，心理上变得比较淡漠甚至孤傲，更易自我怜悯和忧愁，似乎有着幼儿时期的自我中心的再现。 老年人社会地位的变化也非常突出，离开原来工作的岗位，工作角色以及由此伴随着的许多社会角色也失去了。不仅如此，过去受人尊重的地位也似乎远去了，因此，老年人普遍产生深深的失落感和沮丧心情，尤其是那些过去拥有不同等级的职位、权力和责任的人。 美国当代著名作家S•特凯尔曾在他的口述历史著作《美国梦寻：失与得》中记述了芝加哥第一国家银行董事长盖洛德•弗里曼1975年和他的一次谈话。这位董事长为了全力爬上“成功”的阶梯，曾不惜抛弃了家庭，甚至牺牲了个人的精神生活。为了工作，他30年没玩过桥牌，20年没打过高尔夫球，并认为看是浪费时间。可是退休以后，他伤心地发现，人们当初之所以服从和执行他的指示，并不是因为他具有超群的洞察力和天才，而仅仅是因为他是这家银行的领导人。谁也不再需要他，也不会再有人来拜访他，他感到自己已经不那么有竞争力了，活动的天地也越来越小了。 鉴于老年人的这一系列改变，面对日新月异发展着的社会，老年人往往自感到拉大了个人与社会的距离。为此，要适应新的角色，新的生活环境，新的心理状态，就不得不产生老年人继续社会化的问题。老年社会化的任务主要是学会放弃以前的地位、权力、尊严和报酬，学会全部或大部分新的角色，如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参加社区组织，志愿服务组织或俱乐部，以求充分利用自己的闲暇时间，学会承担顾问或咨询人员的角色，向年青一代提供忠告、经验与知识。 在老年期社会化中，比较正规的社会化机构变得次要了，而同辈群体的作用却像在青春期一样又变得重要起来。社会化的目标往往是短期的目标，以鼓励适应新的地位和处境为主，而不是以传授某种专门的可供长期运用的技能为主。 总之，社会化是一个贯穿于人的全部生命周期的过程。人在其一生中，正是通过与社会不断相互作用，获得社会性，学会所在社会的生活方式和行为规范。 少年哲学向导丛书《人之为人的秘密──人的社会化漫谈》 的支持。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