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俗》


 译者序言

    中国不是世界。但中国是世界的一个部分。这一部分里发生的一切，虽然或多或少有一些神秘难解的色彩，但毕竟与世界的其他部分开始有了越来越多的关系。《格调》一书在1999年的热销，说明这种关系的日趋明显和深入。

    翻译《格调》时，曾有一个想写的题目，后来因为没有时间便放下了。尽管放下了，却一直感到它还在心里的某个地方，及至后来读到福塞尔的《恶俗》，才领悟到这个题目已经被人谈过了，虽然谈的是美国。

    无疑，这是一个到处充斥着恶俗的时代。与美国相比，中国的恶俗绝不在任何异邦之下。福塞尔抨击的美国恶俗现象，找到中国式的翻版已经不像十年前那么困难了。原因并不复杂，一个古老的国家几乎与一个新兴的国家一样，在激烈的变革之后都失去了传统，在没有传统规范可循的时代里，一切人类天性中未经磨炼的欲望便会沿着粗俗突兀的路径生长。其结果，必然是随处可见的恶俗事物。

    那么，恶俗是指什么呢？按照福塞尔的定义，恶俗就是将本来糟糕的东西装扮成优雅、精致、富于品味、有价值和符合时尚。一件本来拙劣的事物，并不会引起人们过多的注意，因为在人类生活中美好的东西并不多见，人们已经习惯于艰辛的生存条件和缺乏善意的环境了。但是恶俗，却会持续地引起人们的注意，因为它过于造作、矫饰、突兀、不知羞耻和妄自尊大，它背叛所有人类历史中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智慧和直觉。

    我曾经在另外一处地方写道：“有些时代比另外一些时代渺小。但这个时代的渺小和无知，令我感到震惊。”几年过去之后的今天，这种情形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更加剧了。最突出的一个例子就是（可能与我的关注点有关），影视恶俗在中国的泛滥，几乎所有福塞尔在本书中批判的美国影视恶俗现象，都能在中国找到对应。

    因此，我并不想讳言，本书在中国的出版，实在可以作为一面镜子照出我们的明天。理论上讲，商业时代并不必然带来种种仅以金钱为驱动力的单一的恶俗场景。这一场景的出现有更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自尊、风范、敏锐、智慧这些人类固有的品质，必须在一个更为开放的环境里才能呈现出来。当保罗-福塞尔在本书结尾处用惟一的段落赞颂希望时，他并没有放弃争取美好的权利。同样，当我们从本书描绘的现象里看到我们自己生活中的鄙俗时，实际上是获得了一次摆脱困境的机会。恶俗现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俯首听命于恶俗的摆布，不再追求有意义有价值的生活。

    我以为，在大家吵吵嚷嚷地争论生活品味和社会等级问题已经有些倒人胃口的时候，在一个扑朔迷离的新世纪来临之际，在《格调》出版一年之后的今天，《恶俗》能够与中国读者见面实在是一件幸事。因为，它也许可以像一剂苦涩的良药一样，让人们迷乱惶惑的心情安静下来，独自想一想我们应该如何过今后的生活。

    石涛

    1999年冬于北京

    谨以此书纪念

    康涅狄格学院已故教授汉弥尔顿-马丁-斯迈尔斯，他总爱跟人谈起一位哈佛大学的教授，此公总喜欢摇着头自言自语他说：

    “糟透，拙劣，简直是恶俗。”

    在这本新作中，《格调》的作者福塞尔以其特有的机智和尖刻的文笔，淋漓尽致地向人们展示美国人的感知和吊昧的不可救药。整个社会都被浮华的空虚和美丽的垃圾所淤塞。恶俗无所不在，从广音、银行、餐馆、交通，到思想、文学和高等院校，到处都是俗艳、伪善、愚昧、无知和外强中干。恶俗在游荡，而人们以丑为美，以假为真，以浅簿为深刻，以愚昧为智慧，这就皇大众社会的文化素观。你无可逃避，因为你生活在这样一个虚假的年代。

    一本尖刻的区分文化品味的专家指南。

    ■所谓恶俗，是指某种虚假、粗陋、毫无智慧、没有才气、空洞而令人厌恶的东西，但是，有很多人竟会相信它们是纯正、高雅、明智或迷人的。

    ■一切物品都散发着艺术的、社会的、或道德的意味，而人所染指的每一件物品，似乎都是为了掩隐其糟糕或恶俗。

    ■在一个竟相将空洞和垃圾似的物品标上高价的时代，保持高度警惕区分何为恶俗，是时下“生活乐趣”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保罗-福塞尔

 1．何为

    何为恶俗

    糟糕（bad）与恶俗（BAD）之间有什么区别呢？糟糕就像人行道上的一滩狗屎，一次留级，或一例猩红热病，总而言之，某种没有人会说好的东西。恶俗可就不一样了。恶俗是指某种虚假、粗陋、毫无智慧、没有才气、空洞而令人厌恶的东西，但是不少美国人竟会相信它们是纯正、高雅、明智或迷人的东西。劳伦斯-韦尔克是个低级的例子，而乔治-布什是个高级的例子。要想一样东西是真正恶俗的，它必须能显示出刻意虚饰、矫揉造作或欺骗性的要素。割破你手指的浴室笼头是糟糕的，可如果把它们镀上金，就是恶俗的了。不新鲜的食物是糟糕的，若要在餐馆里刻意奉上不新鲜的食物，还要赋之以“美食”之名，那就是恶俗了。在一个充满了闹哄哄地将空洞和垃圾似的物品标上高价的时代，保持高度警惕区分何为恶俗，是时下“生活乐趣”中的一个重要部分。50岁生日那一天，在一首献给自己的题为《自我颂》的诗中，诗人金斯到-艾米斯，对自己的生命中至少有一半时间是在当今伟大的恶俗大爆炸之前渡过的感到多少有些安慰：

    你真是交上好运啦，伙计，

    幸好你没有生得太迟，

    在不可改变的恶俗

    弥散在这片土地上之前，

    至少还曾有过一点点愉悦

    当然他是在谈论英国，凭着英吉利以往古老荣耀的份量，那时还尚未完全被恶俗所迷惑。伟大的恶俗正是美国根深蒂固的东西。究其原因，我们一路走下去就会明白了。不过还有一丝慰藉，正如艾米斯在《幸运的吉姆》中所指出的：“对于一种四处充塞着你认为是糟糕的人与物的环境来说，必不可少的解决办法就是：继续寻求你可以确认糟糕事物的新途径。”本书期望能提出一些这样的途径。

    不过本书并不打算把精力只放在恶俗上。它还会追究无以数计的美国遭遇到的可怕事情，如果这些事情因为刻意修饰而不令人生厌的话，那也会因为平庸。愚蠢和幼稚而令人作呕。有关这个国家，比一切其他事情都更令人震惊的一件事就是“表现”的万能。一件明显糟糕的东西，其臭名不会持续太久，因为很快就会有某人出来对其大加赞赏，并继而将之晋升为恶俗。人们会把它当作备受尊崇的东西，处处为之欢呼喝彩，仿佛美国人民在依靠自身的口味和直觉判断精致事物时是如此缺乏安全感，如此腼腆，以至他们总是欢迎随便哪个狗屁权威钻出来教导他们，什么是好的（正好是恶俗的），并鼓励他们热情拥抱它。所以我追究的事情尽管目前还只是糟糕，但仍值得注意，因为它们正构成了恶俗最终之成形的母质。

    一般的糟糕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们。这种事情可以追溯到手工制造时期那么久远，在古罗马，当时曾有过某位专门制作劣质轮子的战车制造商，有过某位专营劣质甜酒的酒商。往面包粉里掺木屑是由未已久的做法。不过，这里的区别是，一旦你坚持认为掺了假的面包肯定比任何其他面包都好时，那就变成恶俗了。的确，恶俗是一种商业欺诈时代专有的现象——当然，也是众人身上某种特殊的“就是要相信的意愿”造成的。要洞悉真正的恶俗，你必得在人们就某物是怎样说的和此物究竟是怎样的之间保持尽可能大的距离，明智。公正和谦虚的人们对此是深有体会的。早在1725年左右，当最早的报纸开始刊印广告的时候，就曾留下过一些可见的恶俗。而到了十九世纪，尤其在美国，恶俗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正如《哈克贝利-芬历险记》中各章所证。布里奇荷特公爵的老式手提包里，总装着数不清的宣传单，这些宣传单的职责就是要使糟糕转变为恶俗。比如，“来自巴黎的。著名的阿蒙德-德-蒙塔班博士将就颅相学发表演讲”，与此同时，另一份海报又称其为“世界著名的莎士比亚悲剧演员，来自伦敦特鲁里街的小盖瑞克”。不过这位公爵和王太子真正的胜利，是他们为《皇家典范》印刷的海报，宣称此剧在剧院只演“三个晚上”，“女士和儿童不许入场”。如果你原本指望借一出“悲剧”清除心中的怜悯与恐惧，却只在舞台上看到一位上了年纪的荡妇，浑身涂满艳丽的色彩，光着屁股欢腾跳跃，那你就算是亲临了一次十九世纪由“公开诈骗部”刚刚出炉的恶俗现场了。

    要见到正宗而深刻的恶俗，你非得到了二十世纪不可，尤其是紧随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那段时光。越南战争就是一个极佳的例子，它可以说明不管以何种方式，某种糟糕的东西总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弄得看上去乐于被人们接受，直到人们开始发现，借着林顿-约翰逊和威廉-威斯特摩兰①的宣传作用，原来糟糕的东西变成了真正的恶俗。作为音乐评论家的维吉尔-汤姆林，曾就交响乐和歌剧发表过这样的见解，他说，既然“花钱获得的名声”是如此普遍，粗糙的，有时甚至是轻薄的评论看来是“唯一的解药”。不过即使是那时候，也很少有几家报纸乐意刊印尖酸刻薄的公告，因为，正如刘易斯-H-拉弗姆观察到的，它们大多也只是将成堆的乐观主义与自鸣得意和盘端出，竭力维护“一种神话，比如我们的社会重视宝贵的东西，以此让它们的主顾们放心……一切都好，……银行是安全的，我们的将军举世无敌，我们的总统热衷于公众福利，我们的艺术家善于创作杰作，我们的武器战无不胜，我们的民主机制是一个可敬的世界中的奇迹。”

    ①越南战争期间美国驻越南部队总司令。

    恶俗，惟此而已。因此，本书是推进当代生活、引起公众关注之事业的一部分。它似乎要明确地指出，今天，如果离开了出自个人私利的目的，很少有几个人能够完全独立地对事物作出正确的估价。这也就意味着，除了一袭华美的欺诈外衣以及由夸张所充斥的虚妄，没有任何事物会真正繁荣起来。这样一种认知，总会从某些方面对今天可悲的事实有所揭示——所有善意的人们被他们自身的轻信所愚弄和欺骗。甚至也可以换一种方式看待这一话题，比如，权当它为大家提供了关于所有生活闹剧的乐子，恶俗总会推陈出新，井将继续产生“傻瓜被无赖所愚弄”这一经典的喜剧主题。只是很遗憾，此刻没有本-琼森①在一旁助兴，甚至连一个H-L-门肯②也找不到。

    ①1572一1637，英国伊丽莎白一世和詹姆斯一世时期仅次于莎士比亚的剧作家，代表作有《人人高兴》，《人人扫兴》和《冒牌诗人》等。

    ②1880一1956，美国文学批评家，对二十世纪美国文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曾编辑对当时美国文学最有影响力的杂志《时髦人物》。

 2．的日常事物

    恶俗城市

    某些城市为了避免破产，需要通过想像和夸张的宣传来诱惑旅游者，此类做法已经使那些过去只是糟糕的城市沦为难忘的恶俗典范。华盛顿特区，过去往往通过强调市里的各类纪念碑和政治色彩来吸引消费者。现在，它觉得似乎有必要把自己打扮成一处富有品味和高雅情调的地方，尽管事实上这个城市里几乎没有什么剧院，只有少量的音乐会，一份二流的报纸①，上面充斥着占星术与插科打诨的笑料（见“恶俗报纸”），而且根本就没有文学生活。它似乎坚信，所有那些大使馆的存在，赋予了这座城市某种令人兴奋的国际风情，而且不希望我们知道，那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大使馆和领事馆的占踞者们都不过是一些相当乏味的人，他们就是那种你会在各国军队的校级军官里找到的家伙，他们只会津津有味地享用着安全可靠的顺从文化，全然不懂什么原创性、智慧或魅力。

    ①指《华盛顿邮报》。

    要想明确指出那些在恶俗竞赛中遥遥领先的美国城市，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参赛者实在太多了，大西洋城和拉斯维加斯一定榜上有名，尽管比起其他一些城市，它们还不算太糟。更糟的还有一大把，比如，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海滩。迈阿密市（一个全国闻名的暴力犯罪城市）和坦帕。接下来当然还有新泽西州的坎姆顿，南达科他州的皮埃尔，阿拉斯加州的朱诺，加州的育巴城，阿肯色州的松树崖，佐治亚州的奥尔伯尼，阿拉巴马州的加兹登，马萨诸塞州的费治堡，俄克拉荷马州的劳顿，佛罗里达州的兰塔那（《国民探秘者》杂志的故乡），以及密西西比州的帕斯卡古拉。这些地方当然是糟糕的，不过它们并不装作很有风情，因此在恶俗的阵容中还只是个垫底者，默默无闻，因而也仅仅让人觉得可悲，比如像西弗吉尼亚的一些地方，那儿侍候你的女服务员嘴里连牙齿都没有了，而且还会有人向你兜售小煤块制成的珠宝首饰。

    南卡罗莱纳州看来很少会成为十分吸引人的地方，因为该州年轻人的SAT考试①分数居全国之末。在学术水准方面，该州与阿肯色州不相上下，其教师的工资水准居全国最低。如果你珍视自己的健康，最好不要光顾怀俄明州的任何城市，因为那儿的手枪，无论是公开的还是隐蔽的，都不受任何管制，再者，也不要迷上德克萨斯州的奥德萨，那儿的医疗机构屈指可数，且设备都是老掉了牙的，要是你真的在那儿病倒了，只能指望步行去医院了，因为那个地方甚至没有公共交通设施，尽管它的人口有十多万。同样，如果你身处或临近佐治亚州的雅典城，或伊利诺斯州的布鲁明顿，或北卡罗莱那州的约翰逊维尔，以及其他二十八处可能被提到的地方，你别指望可以吃到任何美味的食品。根据《汽车旅行指南》的记载，在那些城市及其附近的地方没有任何像样的餐馆。很难想像，任何一个文明人会去新教信徒的心脏地区盐湖城②做些什么。不过，假如你发现自己真的已身在那儿了，千万忍着别找酒喝，除非你已经准备好了去锻炼自己的机警、诡诈和戒备心③。

    ①高中毕业生学习能力考试，是美国大学录取标准的主要参考。

    ②美国犹他州首府。

    ③根据盐湖城法律，餐馆里不卖烈酒。

    正如电影《罗杰和我》中所揭示的情况，暴露了密歇根州的弗林特地方政府是相当糟糕的。它借助焚烧《金钱》杂志这样的举动——该杂志曾指称弗林特是全美最差劲的地方——来克服其不良的名声。这类举动非但没有改善这座城市的形象，还把它推向了恶俗。旅行作家们——一个玩世不恭且有学问的群体——久已习惯了为换得免费的住宿、食物和酒水而炮制虚伪的吹捧之辞，但他们对美国无论是糟糕还是恶俗的城市知道得比任何人都清楚。他们为受托掩盖恶俗城市和地区的同行们取了一个名字：屁眼专家（shitholespecialist）。这就是那些不仅为大西洋城和拉斯维加斯，还为埃普考特中心（Epter）歌功颂德的家伙们，他们还受命为机场和新的多车道高速公路大张旗鼓进行宣传。

    有些地方尚不值得受到恶俗的提名，因为它们未能成功地大量获得富有而头脑简单的群氓的稳定供应，比如像辛纳屈、卡萝尔·坎宁斯，及其低俗的崇拜者们。不过问题仍未解决：究竟是大西洋城还是拉斯维加斯堪称是和曼谷齐名的最好和最大的鸡窝？在其他方面，拉斯维加斯恐怕更胜一筹，世界上还会有哪个城市，不管它多么无聊，会拥有一个“珍藏”世界上最大莱茵石的“奇货博物馆”？

    恶俗餐馆

    餐馆的等级各异，从低到高不等，分为好的、糟的和恶俗的。而一旦你到了恶俗的顶级，“餐馆”和“假冒”就完全是同义词了。“在都市里过一个晚上，过去往往意味着先吃顿晚餐，然后再看一场轻歌舞剧”，芭芭拉·艾伦莱彻说，“可如今却意味着一顿作秀般的晚餐”。如果你很警觉而且以前没有喝过大多次酒的话，那么在你走进某个恶俗的地方之前，一般总会很容易就找到一些信号。到处都是的“美食”（gourmet）一词是一个确定的警讯，倘若你看到的招牌是“欧式餐馆”（bistro）的话，你恐怕还是不能完全踏实下来。另一个信号就是停在前面或附近什么地方的车子的种类。正如荷里·摩尔（HoolyMoore）所言，凡有所谓“好”车（即昂贵的车）出没的地方，多数情况下是恶俗的一个标志。要是门前停着一片十年以上的旧雪弗莱或者绅宝（saab）车，甚至还有几辆搭人小货车停在那儿的话，那就是在告诉我们这家店的食物恐怕还行。如果附近见不到什么车，却有一些粗俗的年轻人在一幢豪华建筑前晃来晃去，并时不时偷偷地摸摸自己的裤裆，毫无疑问，这是一家常年经营恶俗的餐馆，提供“男仆”代客泊车服务。这是为了要让那些夸夸其谈、自以为是的人找到满足感的地方，他们觉得如果非要自己停车并走过两幢楼回来吃饭的话有辱他们的尊严。事实上，与其说侍从停车服务是“为了您的方便”的话，还不如说是为了餐馆的方便——更方便揩你的油水，只是倡导者们爱这么说罢了。其目的主要是让你觉得自己很重要（尤其是在你请吃饭的客人面前），并诱惑你进来，而一旦你进来了，就必须豪吃一把，并像个大富翁一样给小费——最后，还要诱惑你以同样的方式在那些肮脏的小伙子取回你的坐驾时（要等很久）付给他们小费。

    事情已变得如此恶俗，以致代客泊车服务几乎成了我们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它特别为那些爱哗众取宠同时又觉得不安全的人们所青睐，他们喜欢想像自己身上散发出一种贵族气味，并自欺欺人地以为除非每次都接受这样的“服务”，否则就要冒失去社会地位的危险。他们没有看出今天的大部分“服务”（酒店房间服务就是个突出的例子）都是一种不便和令人讨厌的东西，是对个人自由和尊严的公然冒犯。刘易斯·H·拉法姆出了一本有关代客泊车的小册子，由洛杉矶一家出版公司发行，上面透露了全社会范围内令人窘迫的现状。代客泊车服务，我们读到，如今是一种“顶级停车服务”，不仅在餐馆有，在家庭晚会上也有。“代客泊车服务已不再是家庭消遣的一种奢侈。它成了一种万人向往、倍受欢迎的服务，它为整个晚会定了调——当美好的夜晚结束，客人们被一一送走，他们感到自己是多么特殊而有教养。”从这里，敏锐的读者应该能推断出当今美国多么恶俗的趋势。几乎就是花钱买感觉，而不是通过辛勤的劳动赢得它。

    由于受了以上的提醒之后，现在你自己亲手停好了车，却忧心忡忡地发现没有菜单公布在门外或橱窗里（又一个恶俗的标志）。这回你决定碰碰运气，便真地走了进去。现在，你迎面碰上的就是典型的恶俗信号——你看见一块“请衣装得体”的标牌（见“恶俗标志”）以及一个将油腔滑调的谄媚之辞和暗中鄙视玩得滚瓜烂熟的领班，他将你领到一张桌前，帮你就坐。倘若这家餐馆尤其恶俗的话，他还会拿起原来放在桌上的你的餐巾（通常含50％的聚酯纤维），极卖弄地将它抖开，再服服贴贴地放在你的大腿上，仿佛在告诉你这项“服务”一定会让您乐不思蜀的。

    恶俗的下一项警告就是菜单。如果它很大、很沉、用人造革封面并饰有缨穗，小心：有人要遭骗了。良好的服务应该是酒单也已摆放在桌子上了，就像刀叉和酒杯一样。在恶俗餐馆里可不是这样，而是等到最后由一名斟酒侍者、一名完全没必要且恶俗的雇员卖弄地拿过来。如果酒单到了这个时候才被“奉送”上来，你就要注意了。恶俗的餐馆喜欢省去餐酒贮藏年份以及酒厂名字，他们以为没有哪个顾客知道或在意这些事情。于是，在一片含糊其辞和装模作样（“请衣装得体”）的气氛中，抬高价格便会在无人注意的情况下蒙混过关了——反正这家餐馆知道，既然已经有了这么多警告的标志还是有人要进来，那他不是个俗不可耐的势利小人就是个笨蛋，极端无知，没有安全感，所以不会抱怨任何事情。对那些仍怀有一线希望的人来说，一旦红酒用篮子盛着抵达桌面的时候，一切已经太晚了，你只好束手就擒。

    一条有关恶俗菜谱的普遍原则就是：内容越多越糟糕。这正好迎合了美国人的神圣信条：三流餐馆中大把的“选择”高于一流餐馆中有限的选择。除了菜谱上毫不相于的庞大内容之外，菜谱中使用的语言才是预示恶俗即将来临的主要征兆。这里就像所有的地方一样，隐喻和媚俗的形容词是制造夸张和欺诈的理想工具，新奇的词语也争相显示时尚的魅力。“那大概是某种美味佳肴吧，”人们暗自猜想，这样你就不自觉地读开了。有些菜，仿佛它们是某种“时尚精品”的一部分似的，是由某个在厨房里工作的大师“设计”或“创制”的。最后，在漫长的菜单的尽头，你将读到“我们的甜点将由您的侍者亮相给您”。如果某种甜点被列在菜单上了，它不是简单地罗列出来就算了，而是以那些对恶俗广告撰写人来说十分熟悉和亲切的词语吟唱出来：

    一个深色的财宝箱，内装白金巧克力奶油冻和珍珠鲜果，漂浮在一片安格莱奶油烈性甜酒的金色池塘上，零星点缀着碎榛子仁和鲜红的覆盆子。

    （而且你应该肯定在一个恶俗的餐馆里，没有哪一个就餐的人敢冒丢脸的危险问一声“安格莱奶油烈性甜酒”［glais］是什么，或斗胆去告诉那位领班“安格莱”［Anglais］是对“Anglaise”一词文盲的说法，因为你担心他对此一无所知而遭毒打。）

    正如以上的例子所显示的那样，这种菜谱是把顾客当作十足白痴的做法，因为恶俗是不可能在知识或勇气面前趾高气扬的。最著名的经典菜肴都是为专门恶俗的食客精心准备的（这一游戏需要双方一起玩），于是各式各样的招揽生意的修饰词和名词——对恶俗的散文诗或者广告也同样适用——便竞相上演。我从某份菜谱上摘录了一些，比如“雅致的”、“精美的”、“奶油般柔滑的”、芳香的、艺术感的、芬芳的，等等；还有“三只煮好了的粉红色对虾在清淡的甜柠檬汁中愉快地飞旋着它们的舞步”。如此恶俗的语言，极其巧妙地欺骗了那些缺乏想像力的、无知的和容易轻信上当的人，而事实上，这些菜肴正是那些精明狡诈毫无才华的厨子们无须刻意准备而大量生产的食品。在这类备菜的勾当中，如今日益风行的做法是：将那些从某个中央餐馆供应房大量购进的主菜冷冻起来，然后再由某个戴着一顶花哨的无边白色厨师帽的人，将它们迅速地塞入厨房的微波炉中处理好。这种做法的本质，与其说是由一个厨子、还不如说是由一个工程师在操作。其装模作样就在于，这些菜就这样可爱地准备好了，就在那儿，在屏幕后你那忠诚和友好的厨房里。恶俗餐馆的菜谱很大程度上并不取决于味道好不好，而是冷冻的好不好——如去头龙虾肉和胡萝卜饼。即便是在那些政治和社交方面都很自以为是的餐馆里，甚或“种族”（为了个别少数民族或异教徒开的）及其他类型的餐馆中，情形也没什么两样，只要你要求，它们甚至可以用布莱叶盲文准备菜单。

    与一位老道的手法敏捷的艺术家给毫无防备的人“塞”一张名片的做法如出一辙，一位娴熟的菜单作者也能像平面造型艺术——通过设计、布局和排印——样塞给天真的人一道菜（通常是配料廉价也无须讲究烹饪但却利润很高的菜），只要写一大堆有关吃法的文字，就能够将餐馆里最令人讨厌的菜当做杰作推销出去。许多餐馆都秘密地达成了如此共识：既然他们不幸的主顾往往可以被引导着选择排在菜单要么最前面要么最后面的主菜，于是他们便把正打算清理掉的东西摆在那些位置上。在考虑劳力支出时，有经验的餐馆经理发现，除非你要给菜肴订高昂的价格，否则过于精细的盘面摆放工夫是不经济的。最近，有一位经理解释了他为什么要把羊里脊肉（烤羊排）从他的菜单上砍掉的原因。这道菜仍然很流行，不过他发现“要厨师盘这道菜”得花“一分多钟”。（把“盘子”作动词用是厨房黑话的一部分，很少向客人透露——除了一个新侍应忘记了，当不耐烦的食客问他们的菜在哪儿时，他才会操一口幕后行话说：“您的菜马上就到。您的菜正在盘。”）悲惨的是，只有当你坐下之后才发现恶俗的标识俯拾皆是，你也只好引颈挨宰了。如桌旁烹饪：菜上浇酒点燃熊熊火光，蛋烤冰淇淋（BakedAlaska），等等。最近有一段并非讥讽的文字出现在某家恶俗报纸的餐馆版上：

    曾几何时桌旁烹饪是酒店或餐馆的领班、总管甚至侍应生们的个人艺术。可是今天，却越来越难找到有此嗜好的餐馆了。

    这样的说法倘若出现在“谢天谢地”版面而不是餐馆版面里倒是更合适。正如体育运动员上场比赛前应在更衣室里更衣，女演员应在幕后涂脂抹粉一样，做菜也应在厨房里进行。即使是劣质食品或外卖食物也好过满餐厅令人眼花缭乱的恶俗火焰。永远敏锐的阿达·路易斯·哈克斯塔伯观察道，“在美国，摆锤总是由廉价的方便摆向廉价的装腔作势；也就是说，快餐和愚蠢的餐厅菜肴之间没有任何区别。”

    餐馆里还有一个恶俗的信号，但遗憾的是非要等你自投罗网之后才能察觉。那就是“漂亮的呈现”，就像履行什么义务似的，每盘菜都必须模仿某幅画——通常是一幅恶俗的抽象画，不过有时也模仿一幅多愁善感的陆地或海洋的风景画。在真正顶尖的恶俗场所，视觉表现占绝对的主导地位，你会得到这样的印象：仿佛正在领教这道菜的器官不应该是嘴而是眼睛。像哈克斯塔伯一样，汤姆·沃尔夫（TomWolfe）对于恶俗也有犀利的眼光，我们应将对恶俗盘饰最成功的批判之一归功于他。在《虚荣的篝火》一书中（TheBoies），英国作家彼德·费娄是阿瑟·拉斯金在最高档流行的恶俗餐馆LaBent（“银坊”）的宴席的座上客：

    第一道菜费娄点了一碟蔬菜酱。这碟菜酱是一个粉色的小半圆，半圆周围像阳光一样整齐地排列着大黄梗，这堆东西盘踞在一只大盘子的左上方1／4半圆处。整个盘子看上去就像是被一幅描绘一艘西班牙大帆船的古怪的新艺术派①作品蒙上了一层光亮，这艘船在血红的大海上正驶向……落日……但这西沉的太阳，实际上，就是那碟大黄梗酱，大黄组成的余辉金光闪闪，而这艘西班牙船也根本不是用上光油做的，而是用各种颜色的调料。这是一幅用调料绘成的画。

    ①ArtNouveau，1890—1910年流行于欧美的一种装饰艺术风格。

    烹饪行内也的确称之为“调料画”，有些供不应求的厨师尤擅此道。阿瑟·拉斯金的盘子也一样令人难忘，他享用的（“他本人并没有注意到”）——

    是一片扁平的绿色面条，被精心编织成篮网状，其上缀有一大群浓艳的蝴蝶，以时下流行的成对的磨菇瓣作翅膀，用甜椒，洋葱瓣。青葱和腌刺山柑分别做肚子、眼睛和触须。

    与此相似的恶俗做法，不是以画家般的矫揉造作为动机，而是出于某种错置的对于新奇的贪欲，无论效果多么糟糕，只要端上一盘烤牛肉或羊排，无一例外会在旁边码放几粒白葡萄，或者一份烤鲑鱼总要有几片罐装葡萄柚陪伴左右。正是在这类餐馆里，你准保会碰上推着小车的服务员向女士们兜售玫瑰，以及版画、石刻画、木炭素描、水彩画、珠宝首饰等等和吃饭无关的东西。在大多数恶俗的餐馆中，会有到处走动的音乐家（糟糕而不是恶俗），其职责就是以讨钱来打断人家的谈话。

    餐馆里的男女侍者也是导致恶俗的一个重要因素，他们大多直接把自己的名字告诉你（“嗨！我是布莱德。今晚由我来为您服务……”），接着就是没完没了地背诵“我们今晚的特色菜有……”，往往不说出价格，之所以背诵而不是用一块大招牌直接公布菜谱有两层用意：首先，菜单模糊不清对引诱主顾在此大肆花费较为方便，因为很少有几个吃饭的人会如此无礼或勇敢，以至要求服务员倒回来把每样菜的价格重说一遍；再者，这样做也是为了一上来就在顾客与侍者之间建立一种虚假的“友好”关系，这样，如果成功了的话，也就是说，一旦服务真的非常糟糕，顾客恐怕不至于十分沮丧，既然大伙都是一家人，如果家中的某位成员对其他人有失礼或不周之处，还望海涵。

    男女服务员被教导成不仅仅是取菜单和端盘子的人。像大多数美国人一样，他们还被教唆成恶俗贩子。朱迪·拉迪斯是负责管理旧金山一批餐馆市场部的主管，她曾声称，“我们希望服务员能够经营菜单。”按此要求，一位服务员不应说“你要甜点吗？”，而会说“我能竭诚为您奉上一份定会让您满意的我们一流的巧克力奶油冻吗？”在就餐期间惹人注目地使用手碾胡椒碎，也有助于制造服务员和客人之间亲密友好的幻觉。《纽约时报》餐馆评论家玛利安·布洛斯说，“巨大的胡椒碎对食客的侵犯已经到了离谱的地步。”为什么不在每张台子上放一个较大的胡椒碾（如果怕被人顺手牵羊）呢？这样，正如布洛斯所说，“每吃一口之后，由我自己作主要不要放胡椒”。倘若真能这样，你也就不必在侍者每上一盘菜冲着你说一声“慢慢用！”时，太客气地向他道谢了。

    大多数恶俗的男女招待迫于工作要求而装腔作势，以为虚情假意真的可以取代职业尊严。他们都可以被说成是进了“心理误区”，如心理学家塞瑞尔·康诺利所称，“这种误区的突出表现就是，那些毫不友善的人努力装出友善的样子。”良药是有的，尽管苦口：不要装着友善。惟有遵守这一条训令方能终止一切形形色色的恶俗。

    给恶俗餐馆交学费的人在他们经验之初应努力掌握一条重要原则，可以称之为“布莱恩·米勒法则”，这位纽约食评家提请人们注意如下重要原则：凡物理位置越高的餐馆，越可能是一家恶俗餐馆。最好的例子就是雄踞世博会顶层的那些餐馆，它们的主要兴趣不在食物，而在于旋转。一旦明白了这条餐馆“升高”的原理，那么飞机上的劣质食物与服务就不会再让人疑惑不解了。这里有个问题，也是所有“凉险供食”中存在的问题，即在几乎不可能的情形下凯旋般地提供食物——在树顶小屋中，在小船上，甚至是在猛烈的炮火下，等等。在这类情形中，我们“应该”为克服了种种困难的难度表示赞赏，而不是对食物过于挑剔。航空饮食服务是一个最纯正的恶俗的例子。本来提供一份金枪鱼色拉就可以了，为什么非要送上三文鱼吐司面包呢？最好还是给旅客提供货真价实的三明治，外加一个冰淇淋甜筒就行了。惟有如此，恶俗才会由于羞耻而消失。

    恶俗酒店

    在海亚特酒店（Hyatts）、假日酒店（HolidayInns）、玛里亚特酒店（Marriotts）、豪伍德·约翰森酒店（HowardJohnsons）、拉马达酒店（RamadaInns）等等酒店的时代到来之前，美国的酒店属于糟糕或较好的类型。不过现在，它们几乎是清一色的恶俗了。原因就在于它们的故作辉煌或极好渲染本不属于它们的气氛。

    例如“铺床服务”。酒店企图在其广告中借此“服务”营造一种人群纷纷涌至的效果。所谓铺床服务即下午6：00～10：00之间，一名服务员将把你房间的床铺打开并铺好您的被单，包括被单上的毛毯。事情还不止于此，她或他还会把两粒有时是三粒由她或他亲手包好的糖果放在铺好的被单上。这就是酒店广告在选用最喜爱的魔力词语“豪华”时的确切含意。

    当唐纳德·川普（DonaldTrump）夸口说他打算把纽约的广场酒店变成“世界上最豪华的酒店”时，我们知道此公脑袋里的“豪华”指什么：毫无必要的铺尿服务和就浸时人们并不想要的糖果。还有更多的酒店用语和心思，专为吸引未经世事容易上当的人们而创造。家俱是“奢华的”，酒是“神圣高雅的”，娱乐是“充满异国情调的”，服务是“殷勤有礼的”，陈设是“精致典雅的”。不过，惟恐那些社会地位不安全的人面对这一切不熟悉的“精致典雅”时神经受不住刺激，有些酒店还特意声称它的餐厅是“气氛随便的”（见“恶俗语言”），正如火奴鲁鲁的一家酒店的说法，在那里衣着是不必过于讲究的，“除了晚餐时在餐厅里应该穿高雅的便装礼服（男士）和随意的晚礼服（女士）。”

    华盛顿某家著名酒店之装腔作势可谓登峰造极，特别强调上流社会氛围和举止的“正确”。它说：“本酒店的贵宾显客均来自世界各地。他们是异国名流，政府要人，商界泰斗，科学界及各行业的知名人士。他们都是一些非常习惯于本店所提供之一切便利设施和周到服务（如铺床服务）的英男丽女。”很显然，与此酒店相配的“名流显贵及同样级别的人士”需要礼仪与服饰方面的指教，因为它还发放了一本小册子，上面罗列了“若干着衣规则”。这些小册子被分送到战战兢兢地担心有什么不正确举止（与该酒店所确定的“正确”之举相比）的客人手中。为了配合这一目的，同时也因为住在这家酒店就意味着“具有适于过举止文雅庄重生活的偏爱和能力”（这难道不令你想呕吐吗？），酒店经理部“要求其客人均着盛装”。既然该酒店建立了一套“正确的着装”规则，它便强调，只要客人住在这里就能给他人留下深刻印象，井能“大大加快于某人”从华盛顿这样的地方得到他所需要的东西的“进展”——比如，一份五角大楼的合同：10万把活动扳手，每把75美元，在某家恶俗酒吧圆满完成的恶俗饮酒之后签署。

    美国的酒店，过去还乐于让那些以雇员姿态出现的人来经营，而现在，则由那些俨然是我们的君主、我们的正确着装和举止的导师们来经营，尽管他们打理的酒店比纯粹的汽车旅馆好不了多少——每层楼上都设置有诸如制冰机和自动售货机之类的丑陋物品，每天早晨房间门外一份免费的《今日美国》（USAToday）（见“恶俗报纸”），以及持续不断播放的那些最俗套的音乐。

    当代美国生活中一个最突出的缺陷就是根本没有酒店批评。周围似乎找不到一个像门肯这样的人，一个就其水平来说绝对安全可靠、鄙视金钱欺诈、不虚张声势的人对酒店给予公正的评价。1946年，他谈到华盛顿一家著名的酒店，一家在大多数人看来不仅满意且壮观富丽的酒店，“××酒店可能是世界上最差的酒店，虽然它可能是最华而不实的酒店之一。酒店里尽是些标有‘为了您的利益’的小玩意儿——什么盛饮料杯的袋子，马桶上的手纸，等等，——而其舒适程度却极差，质量十分粗劣。”自门肯那时起，情况已经变得更加糟糕了。他会对“泊车服务”说什么呢（见“恶俗餐馆”）？如果他被邀坐酒店提供的豪华轿车（先不提价钱）而不是出租车，等到了他要去的目的地再跟他要30美元，对此他又会作何反应呢？他会对花上45分钟等候送到房间的早餐服务有什么高见呢？酒店餐厅里精心炮制的酒水服务的小把戏呢？结帐台前长长的排队大军呢？报摊上根本就没有什么文明的东西可供阅读呢？（据说毛门斯经营的一个恶俗的连锁酒店里，书报摊上根本见不到《大西洋》月刊，《新共和》杂志和《哈泼斯》杂志的影子。）再者，如果门肯碰到一个女侍晚上八点半贸然闯入他的房间，铺好被单和毛毯后留下她亲手包扎的小糖果，他又会说什么？

    不过，尽管酒店批评在今天已经少而又少，但还是有那么一丁点儿，其中一些就是由令人钦佩的阿达·路易斯·哈克斯塔伯提供的。“现代的酒店和汽车旅馆，”她观察到，“几乎是一种美国产品的象征。”根据平庸的标准，这些“糟糕的颜色，糟糕的纺织布料，糟糕的印刷，糟糕的图片，糟糕的家具，糟糕的灯具，糟糕的冰桶，还有糟糕的垃圾袋，这一切都充分展示出完全单一而廉价的品味与制造……”这些糟（而不是恶俗）东西的全国的单一性，正充分揭示了个人取舍的消失，是对备受吹捧的美国选择幅度宽大的一个嘲讽。

    由“好客工业”（他们喜欢这样称呼自己）提供的有关选择的欺诈性幻觉与电视业中的情形相似（见“恶俗电视”）。哈克斯塔伯进一步给这些可怕的酒店所效仿的最终“豪华”楷模定了位。她指出，这种楷模的蓝本源于一度使“银屏生辉的描绘神话般高级生活的各类电影”。到了酒店策划者。建筑师、设计师、装饰师和雇员的手中，则统统降级为“塑料、镜子和模仿品”，是“美学白痴与矫揉造作”的必然产物——一句话，恶俗之精华“几乎是一种象征性的美国产品”。（见“恶俗建筑”）

    另一个不为酒店的妄自尊大所动的人是作家马克·兰达尔（MarkRandall）。把他惹恼的是挂在服务生嘴边的一套油腔滑调的用语。他对听到像以下这样恶俗的酒店谈话厌恶之极：

    “晚上好，先生，今晚过得好吧？……要不要我给您从酒吧拿些什么？……先生，我很乐意……您现在不介意再来点别的什么吗？……我马上就把您的酒拿来。”

    “我真想说，”兰达尔写道，“‘行了，当然你得马上把我的酒拿来！闭上你的臭嘴吧！’”兰达尔总结说：

    人们可以看出……这种风格是精心设计出来的，不是为了促进真正的服务，而是为了把我们的注意力吸引到我们应该察觉并赞赏的服务员的精致礼仪上来。这是一个机构的自我庆祝方式，目的在于提醒你正身处一个高档的地方……。事实上，我们在此既没看到良好的礼仪也没获得良好的服务；这只是一种存心引人注意的彬彬有礼，一种阿谀逢迎的流氓作风。

    如果说平日的粗鲁无礼还只是糟糕的话，这类东西就是恶俗，而且“几乎是一种美国产品的象征”。

    恶俗食品

    当然，这在美国是一个太大的话题。不过，如果将糟糕的食品——如芜菁甘蓝（rutabaga）和杰欧果子冻（源于Jell·0牌）——和恶俗的食品仔细区分开来谈一谈也还是可行的。

    食品作家科尔曼·麦卡锡曾帮助我们为恶俗的食品下了定义，他在《美国基本减肥食品》（BasiDiet）一书中指出，就蔬菜水果而言，“好看”已经取代了实际、可靠和安全的地位。为了方便起见，他将“美国基本减肥食品”缩写为B.A.D。他所指的是将食物包装打扮一番以吸引无知者的丑陋行径，比如，使桔子变成橙色，或人工培植苹果、樱桃和草莓，使其硕大无比但食之无味。如今，在所有反自然法则的行径中，“苹果成了没有斑点，没有虫眼，大红大绿的东西。葡萄袖奇圆，像垒球一样结实，如连翘花般金黄。”而所有这些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表象，都是由无以数计的奇异而未经测试的成分制造出来的，那些成分存在于可以被用来给蔬果怪物带来完美视觉效果的化学药物中。

    这一有关恶俗的见解，正好与美国人不愿意接受令人不愉快的事实这一倾向相吻合。例如，桔子本来就是黄绿色的，且通常是卵形的；没有虫的苹果通常是不正常的畸变物，如果不加以染色和上光的话，在美国人眼里就太难看了。只要是真的东西，就像在别的领域里一样，就是不能被接受的。恶俗还没有发生。美国人对此坚信不疑。要吃“经过处理的”奶酪。真正的奶酪会不断发酵和碎裂，这就提出了一个超市经理们所谓的“货架形象”问题。如果没有人反对，甚至都无人注意的话，为什么不索性提供经过处理的奶酪呢？一经巴氏消毒处理，它就可以保存好几个月。要不再把它变成鲜亮的橙色，味道像油腻子或某种你可能会在手术室里碰到的东西怎么样？如果这样的东西可以假装是奶酪，而且如此这般大受欢迎，那不就大功告成了吗？

    美国人希望水果就应该好看一点、虚假一点、迷幻一点，这种看法也同样表现在对像花生这样一种传统食品的新式美国加工方法中。花生本身是完美的，但是太简单太老实了，不合乎当今恶俗的口味。必得要给它们浓妆艳抹一番，用蜜糖使它们变甜，仿佛我们生活在一座永恒的幼儿园里，或者我们没有能力克服对“杰克饼干”（CrackerJack）的孩子般的忠贞。如今最受青睐的品种就是“蜜制花生”，等同于一件由朱红色棉绒制成的系着镀金青蛙的男式晚宴服。椒盐脆饼（Pretzels），其主要特色从来就在于它的咸味，现在也开始糖衣登场，这倒的确使它们成了美国“甜”啤酒的最佳搭档，而后者已迅速变得和干姜水一样难辨雌雄。“干”而酸的口味销声匿迹了。如今，惟恐客人被吓跑，中国餐馆也不得不用“甜辛肉”（SuPork）代替了原先的“甜酸肉”（Sork）（见“恶俗语言”）。人们过去在吞食阿司匹林时，对不甜的口味还有相当的忍耐力，可是现在，连阿司匹林药片也成了加糖衣的了。

    事实上，“糖衣”已经接近恶俗的本质了，无论是针对食品而言，还是就信仰、酒店、观念、餐馆、电视而言，的确，“人类无法忍受过度的真实”，T.S.艾略特如是说，至于美国人，这情形还要加倍。

    恶俗的公共雕塑

    所谓“公共”雕塑，就是指设置在户外、给大量不从事艺术的人们观看的作品。要从这些人身上指望有品位的批评是不公正的。在此，恶俗既指一般的三流或矫饰之作，也指那些本来就有问题却硬要别人当作社团或州政府赐予大众的恩典来毕恭毕敬接受的东西。第一个例子就是自由女神像，那完全是一种全民仰慕媚俗文艺作品的原始呈现。那把的确长明不熄的火炬，提供了令那些恶俗的爱好者们欢欣鼓舞的伪写实主义的新奇特征。约翰·古岑·博格勒姆（JohnGutzlum）在拉什莫尔山（MountRushmore）上的雕像夸耀的尺寸①和不得当，其整件作品的粗糙和臃肿的新埃及风格，使这组雕像轻易地成为仅次于庸俗不堪的自由小姐竞赛的东西。（见“恶俗语言”）

    ①1927—l941年，博格勒姆在南达科他州拉什莫尔山上雕了华盛顿、杰弗逊、林肯和西奥多·罗斯福四位总统的肖像，各高18.3米。

    除了为美国的“好巨大作风”（giantism）作了一次贡献之外——如果你没有质量，也可以数量取胜（见“恶俗酒店”、“恶俗工程”和“恶俗的大学”）——在其毫无想像力的具象主义作品中，博格勒姆的愚蠢之举是一次对平庸的艺术退化与反动（见“恶俗物品”）的欢呼。无论从哪个角度或什么距离看，这四个巨大的头像都传递着一条在没受过文化教育或颇感委曲的人们中间流行的信息：“打倒现代主义！”这是一句地道的苏联写实主义的口号，好像正是为我国的土包子们说的。

    坐落在华盛顿肯尼迪中心的约翰·F·肯尼迪那尊硕大的“镀金”头像，尽管不在真正的室外（仅仅由于它所在的大厅奢侈无度的大才使它仿佛在室外，见“恶俗建筑”），亦属于同样的传统之列，企图借眩目的尺寸从公众那儿赢得廉价的敬畏（想到这里，纽约的世贸中心即刻映入脑际）。无论这方面还是许多别的方面，这尊巨大的肯尼迪头像均可与坐落在费城一个消防站外面的十英尺高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头像相媲美。这里最要紧的是，砸在这件作品上的数以万计的银元，都是由天真无邪的学童们捐赠的。

    要不是因为它们愚蠢得实在惹眼，我们早就该离开这些低级的巨人制品，去看看那些更“逼真”、也就是说更具尺寸的作品了。我的脑海里立刻就浮出了J·西沃德·约翰逊（J·SewardJohnson）这个名字，一个专门从事与蜡像馆里的人物酷似的青铜人像制作的人，其作品完全是20年前的着装风格。“维妙维肖”就是其宗旨，这些令人毛骨耸然的金属人物坐在长凳上读着青铜报纸，或者像真人一样举着青铜雨伞正在招出租车的样子，真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而这正是约翰逊的心愿。约翰逊在解释其制作这些空虚的人像的意图时说：“我很想听到人们说，‘多真实的人啊……！’”问题在于约翰逊的“人”指的是什么：是真正的文明人，还是六岁的弱智孩童？

    不过，究竟是粗俗的具象主义还是肤浅的“抽象派”生产了这类拙劣的公共雕塑还真是个问题。抽象雕塑作品矫揉造作的名字常常是一个秘密的信号：不容忽视的恶俗就在现场，这些名字还导致那些活泼时髦的年轻人做出（对本来严肃的东西）粗鲁歪曲的行为。在某所大学的校园里屹立着两根高达50英尺的倾斜的管子，直径10英尺，上面涂着各式各样红橙调子的颜色，显然正在相互打斗。制作者将其命名为“盟约”（Thet）。学生们聪明地把它叫做“双塞”①。在纽约，雕塑家伯纳德·罗森索（Barhal）的“五次中一”从当地人那儿赢得了“生锈的帽堆”的美名，而理查德·塞拉（RichardSerra）的“名贵之弧”则被说成是“那堵操他妈的丑墙”。看了这些恶俗的雕塑，在更有文化的观众中便产生了一个跟外观有关系的道德问题，即：就这些雕塑的情形而论，汪达尔人作风②是不是就不恰当；尽管，这并非公众的职责。据说有一些自称“艺术突击队员”的既有品味又有感觉的人组成的团体，其使命就是将这些惹眼的丑东西毁容，甚至可能的话，将其彻底毁灭。一位寻思该团体成员身份的人士经过长久的思索后，决定不参加这个团体，并非出于道德的原因，而是出于艺术的考虑。“汪达尔作风”，他说，“并不是解决办法：糟糕的雕塑毁了容之后看起来实际上更糟糕”。

    ①DuelingTamplons，喻指妇女月经用棉塞。

    ②即肆意破坏公共文物的作风。

    关于某个城市，一名当地的观察者写道：

    尽管导游手册总喜欢指出，费城比这个国家的任何其他城市拥有更多的公共艺术品，他们却很少提及某些远为重要的信息：我们的公共艺术中的绝大部分不是一般地糟，而是绝对地令人难以忍受地糟。

    （这位作者，如果再加把力的话，眼看就要抓到恶俗的精髓了。）在费城市内有一件骄傲地展示给众人的作品被一位著名的批评家称做：“二十世纪独一无二的最差劲的雕塑”，真是一针见血，淋漓尽致。有一位这类恶俗垃圾的制造者终于道出了心声。“雕塑，”他现在说，“是我念书的时候最差的科目之一。我对它一点感情都没有。”

    整个由大学。企业和市政当局所操纵的安置公共雕塑的这场运动，似乎想比美第奇③家族还要美第奇。但是有一样东西是注定要消失了：品味（Taste），正如注定了在雕塑家们身上将迅速消失的那样东西：才华。而公众身上也有一样东西正在消失：嘲讽和反对的勇气。

    ③Medici，1389—1464，意大利银行家，富豪，文艺保护人。

    恶俗银行

    既然银行已经用自己的尊严换取了大众知名度，并像恶俗世界里的所有其他参与者一样热衷于吵吵嚷嚷的虚假广告，那么可以说，所有的银行都是恶俗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比如万事达信用卡（MasterCard）的帐单，很少有几个人能够抵御其有利可图的。近乎欺骗的强大诱惑力，它会告诉客户每次只需要支付一小部分欠款，以及银行是多么喜欢你云云。世上容易轻信的人，以及大批在仔细阅读艰涩术语方面未受过严格训练的人，由此便不知不觉地被拖进了庞大的18％贷款利息率的阴谋中。

    恶俗的银行喜欢把他们的主顾当作无产者、士兵或动物来对待，诱使他们步入一片标有“请从这里进入”标志的无救地带，任凭他们在那儿伸胳膊蹬腿地挣扎着，直到这整队人马的脑袋最终抵达出纳员的窗口。恶俗的银行从不知道你是谁，即便你已经把钱在他们那儿存放了50年。恶俗的银行每次都要煞费苦心地用负片放大投影仪检查你的签名，以此侮辱你一把。过去的银行常常看起来像大理石神殿，甚或像大号的新教圣人会教堂。现在，它们看上去更像是由假装友好的家庭妇女们经营的下中产阶级的汽车旅馆办公间，而你究竟是何许人也，他们仍然一无所知。最上乘的恶俗银行可以让你听到亨德尔或莫扎特的乐曲；最下等的呢，则让你听“让世界停下来”、“我要解脱！”和“如何不付代价就能做成大买卖”等等无聊的曲子（见“恶俗音乐”）。恶俗的银行从不交易外汇，并坚决抵制经营任何稍微越出常规的转帐业务，无论是外国的还是本国的。

    恶俗物品

    有些物品是如此显然地恶俗，以致它们一下子就会为中层阶级所拥抱，而那些仅仅是糟糕的物品，比如摆放在电视机上的“鼓鼓眼”只能博得更低层人士的欢心。要贪求那些恶俗的物品，你必须要把自己看做是相当特别和令人羡慕的一族。一件可以在这类人等中引起哗然的物品就是：“希腊渔夫帽”。

    这东西特别受上了年纪的中产阶级男士钟爱，他们总爱把自己装扮成一副年轻、成熟和放荡不羁的样子。假使坦率的贫民阶层人士钟爱的是那种正前面印有“老屁”（OldFart）字样。后面有手拉式塑料连接带的带帽檐的帽子的话，那么“希腊渔夫帽”就是那种会为《纽约人》杂志的广告栏所宣传的抢手货蜂拥而上的人士们的贫民帽了。小罗伊·布劳恩特（RoyBlount，Jr.）曾就穿戴这件恶俗物品的盛况作了极美妙的评判：

    谁都不配戴“希腊渔夫帽”，除非他符合以下两个条件：

    1．他是希腊人。

    2．他是个渔夫。

    不过话说回来，任何人戴的帽子都会冒恶俗之险，尤其是那些欣欣然想要摆脱平庸的帽子，比如四周下垂的超大号贝雷帽，各式发网，或者那些学院派人士爱戴的有棱角的苏格兰大黑帽子，他们自欺欺人地以为博士帽又重见天日了（见“恶俗的大学”）。工人在建筑工地戴硬壳安全帽无可厚非，但倘若市长、州长或总统们在他们匆匆忙忙访问工地期间戴上它，其效果就是恶俗了。

    一切物品都散发着艺术的、社会的、或道德的意味，而人所染指的每一件物品似乎都是为了掩隐其糟糕或恶俗，在富人和名人中间总有那么一些令人望而生畏的家伙，专门买一些奇丑无比的物品，除了令人刮目咋舌的价格，它们几乎一无是处。的确，你对富人和名人了解得越多，嫉妒的机会也就越少了。钻石是足够糟糕的了，除了哗众取宠惹人瞩目，只适合那些爱摆阔气的可怜虫来夸耀，像什么钻石李尔（DiamondLil）和钻石杰姆·布拉迪（DiamondJimBrady）等。不过要让他们更糟糕一点，你现在可以将钻石用在你的戒指。项链或手表上，让它们在“自由移动的状态”中获得展示的机会。这样，当你移动时，这些珠宝就会在小合叶上啪嗒啪嗒地来回晃动，最大限度地展示了它们的闪亮感。这么做无疑会令那些低能的旁观者刮目相看。这一创新，令那些身着尖细高跟鞋和里维斯牛仔裤（Levi-s）且钟爱金银丝线泳装的女人们兴奋不已。这一设计，据说是由日内瓦的一个钟表匠构想出来的，他的广告显示他为自己以一种新的方式取得了恶俗之成就感到极为自豪，或者，用他自己的话说，这要归功于他“独一元二的匠心”：

    十年前（）设计了第一块配有自由移动钻石的专利手表。

    基于此原始创意，如今整套的经典珍藏手表及珠宝首饰才得以问世。

    顺便提请各位注意，此处模棱两可的分词basedon（基于……）特别招恶俗人等的喜爱，那些人还喜欢把“和”（and）说成“加”（plus）；还有那个假冒的词语“精典珍藏”（，或称“精品”），厚颜无耻的商贩最爱用这个词来把他们粗陋的小玩意儿描述成“艺术品”（见“恶俗广告”）。

    的确，“一级”珠宝是责无旁贷地恶俗，且大多源于——或假装如此——日内瓦。那里还有一家表业公司做广告说“Anhistoric（注意这里势利的伪英式英语用法，用an而不用a）firstioryofwatg”（“手表制造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刨举”）：

    ——荣誉出品附万年历骨骼式自动装置特设

    编号的旋转打簧表。

    很显然，所谓的“骨骼式”（skeleton），就是说一眼可以看穿。如果你垂涎于真正的恶俗，那块表要花掉你25万美元。——的确是一大笔钱，这是肯定的，不过想想你的观众见了会有多难忘吧。像这类恶俗的手表总是提供一些你并不想要的信息：月、星期、日、月相、星象以及“万年历”，等等。如果25万美元对你来说贵了点的话，或者说，如果你常常出没于一个没有那位珠宝商想像的那么恶俗的社会的话，你可以在Tiffany-s礼品店（也有不少显示月相的东西）花21500美元买到一块经过简化的这款“一眼看穿”表。

    “专为个人设计的14K刻名金首饰”显然也是以类似的恶俗人等（如果他们不是尽人皆知地富有的话）为对象的，重点突出你的名字（firstname），惟恐你忘了，或生怕别人（那些忍不住会叫你“X先生”的人）没有像友好的美国人一样非正式地直呼其名。你的金制名字（“手工雕刻”）占据着金手链（男士的）或金项链和手镯（女士的）的中心位置，件件展示了“非您莫属的时尚品质”（见“恶俗广告”）。

    因为你只能被允许刻八个字母，所以假定是为“Katherine”女士设计的女式手镯，雕刻就只得粗鲁地将名字压缩成狗屁不通的“Kathryn”，不过倒使它听上去更具有好莱坞味道和恶俗之气了。“时髦气派的尖端产品。”平滑闪亮的老练成熟，便是你将要获得的效果，也是这类东西的广告对你的承诺；当然，它们是“被展示”（见“恶俗语言”）在属于它们自己的由珠宝商赠送的“箱子”里的（从前是盒子）。如果有谁还顾及体面、谦虚或品味的约束不愿将整个名字展示出来，你可以用一枚戒指作为折中的办法，把你名字的缩写字母雕在——还能有哪儿呢？——钻石上。“结果呢，”广告上说，“看上去自然而与众不同”，一个没有谁会否认的观点。为了绝妙地与如下整个观点相配合而采用的措词，也不会令人过于吃惊：“可以为您的无名指或小拇指预订一枚英俊的男士钻石缩写字母戒指。”将一枚这样的戒指视若珍宝的男人，广告暗示，也一定有望成为带正宗沃特福德（Waterford）水晶把手“上饰豪华楔形与菱形切口”的折叠式单刃安全剃刀的一名主顾。把剃刀安放在一个“用缎子和丝线装饰的礼盒”中，提供了“一个男子可能拥有的最典雅的剃须方式”。然而，问题是，除非你能以这样或那样的借口把你的客人邀进你的洗手间看你剃胡子，否则没有人能够瞻仰到你那件恶俗的宝贝。

    这只是件小号的恶俗物品，另外还有许多是大型的。比如，超大型豪华轿车。如今它已经十分常见，以致很容易忽视它有多么恶俗，即使它已经将自己装扮成了黑色，而不是白色（见“恶俗举止”）。它设计得让那些没有教养的人在看见它时嘴巴向下张得越大，就越恶俗。住在纽约的一位名叫泰德·亚布拉姆森（TeddAbranson，看那恶俗的拼法）的男子，经法律允许创造了（用他自己的话说）一辆最长的白色超大型轿车，一般的加长轿车有23英尺长，而他的竟长达35英尺。报社记者马克·西尔（MarkSeal）报道了当此恶俗场面出现时似乎要发生的一切：

    在西46号街通往百老汇的转角处，纽约市最长的高级豪华轿车差点引起了一场骚乱。吃饭的人们从他们的火车座上蹦起来挤在餐馆的玻璃窗前，两眼发直的流浪汉和狂呼鬼叫的街头少年沿着林葫大道竞相追逐，漂亮女人从乔治·麦克尔·科汉的雕像那边一路小跑过来，都想把热闹看个究竟。游客们在猜想谁会在这辆车里：川普？卡尔森？还是艾迪·墨菲？……眼珠子鼓鼓的，下巴一个劲地往下拉，成百只食指在指指点点，整打的相机在咔喳咔喳地响。

    这件穷奢极欲的物品是一辆有六个轮子的“林肯牌城市轿车”（LinCar），“有三个月亮顶篷，十扇深色镀膜玻璃窗……三部电话，两架电视，一台盒式磁带录相机，一台立体声音响，三张床式紫红色皮面（见“恶俗广告”）躺椅……后部还设有一座Jacuzzi水力按摩浴缸。”（使用“Jacuzzi浴缸”需另付500美元。）车厢内壁以黑檀木镶板装饰，“和唐纳德·川普在他的豪华轿车中用的木头是一样的”，泰德说。拥有这种怪物的人只有一个吗？不！“在加利福尼亚还有类似的加长豪华轿车”，西尔先生向我们保证说。你可以每小时160美元（最少四个小时）的价格租用泰德的加长豪华轿车，不过你真的这么干的时候却不想让你的客人知道这花了多少钱，就是一种有悖恶俗的罪过了。毫不奇怪，泰德最大的梦想，就是“拥有一支有一幢楼那么长的豪华轿车车队和一幢坐落在夏威夷的避暑家（summerhome，见‘恶俗语言’）。”

    不过，不管它有多长，加长型豪华轿车至少避开了许多恶俗物品的标记——可耻的人造物，在南加州及类似的地方，被称为“文化石”的装饰材料正普遍使用于“家庭”内外。这种材料由具有圆滑表面的假石头合成，这些假石头又是由真的岩石经粉碎再重新合成而来，也就是说可以看做是某种石头塑料。这些恶俗的材料往往有一面极其平整，这样你就可以用胶水把它们贴在你的墙上。壁炉上等地方，以欺骗你的观念。这种人造材料含有一种和“粘合大理石”中的成份相似的东西，最适合于大量复制古典和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雕塑作品。切割大理石昂贵且需要才气。使用接合剂将大理石粉铸压成型的做法，既廉价又很容易制作。米开朗琪罗的《大卫》的小复制品，可以轻而易举地完成从12到48英寸多种规格的不同翻版，和原作的16.5英尺形成鲜明对比。“一件多么精美的人物雕塑啊！”某份广告对此类恶俗物品惊讶不已，希望那些明断的人们不会注意到，这一对原作压缩或扩大尺寸的恶俗模仿既玷污了作品所表现的那个人，又有辱那位雕刻家的名声。可是，一旦你学会了欣赏这些廉价、容易、龌龊的东西，同时装着是在赞赏那件高贵、经典的作品，污辱也就自然而然地来临了。

    男式晚礼服中的某些新花样，如“白领带”，其恶俗的情形也很类似。配着燕尾服，过去你常常会穿上一件白色的比开布背心。现在你看到越来越多的人穿的不是那种背心，而是缎面的坎肩，或者更像是丙烯酸仿缎面的，白色系带，显然是模仿中学生为了给他们的班级舞会服装增添风采而租用的那种花马夹。

    某些人造物品甚至朝着恶俗又迈近了一步，如那种你可以买来装饰你的书房的墙纸，上面的图案是可以显示你“学问”的古典书架。这样一来，那些书的名字就被明智地虚化了。一位装饰师指出，“这是一种专门为那些喜欢图书馆的样子却又不愿费神去买书的人设计的墙纸。”在这些让人害臊的行当里，还有人制造为上了年纪的人或残疾人使用的拐杖，不是用木头而是用金属做的。稍有品味且不愿完全为这种恶俗物品游戏所引诱的人士，完全可以拄着普通木制甚至古董拐棍上路，上面即使有一些随意、迷人。甚至古怪的装饰或雕刻，也比那种金属的劳什子强得多。懂得这些之后，人们就可以既欢呼又实践两条格调与价值的判断原则：

    ——用有机材料做的东西比用无机材料做的东西有格调的原则；

    ——以及任何古老式样的具有传统的物品更受人喜爱的原则。

    糟糕的是，这些人造物品的受害者们坚持要拄他们的金属拐杖，而这很有可能是那些没有品味的医生们给开的药方，仿佛金属拐棍真的更合适、甚至更好看似的。

    还有一些恶俗的物品，虽然逃脱了“人造物”的耻辱，却屈服于豪华或自我挫败的幻想的诱惑。试试这件经典的恶俗物品吧：镀铬双杆“蝴蝶”式餐酒木塞起子，尤其受中产阶级人士的喜爱。美国人没能从法国侍者身上学到一点好东西。看看人家，镇定而有效地将软木塞拔出来，塞子丝毫未损，也不会划破手指，完全没必要用一件装有一大堆活动零件的器械来自寻烦恼。因为，那么多啰嗦的东西总有一天是会出差错的。这种花哨的恶俗的美国瓶塞起子上的核心螺旋杆一年之内就会报废，但这把起子可不能扔了，留着，永远待命，只可惜每用便蹄子打滑，如过气老马，疲于奔命。（见“恶俗工程”）

    如果你没有去注意一下单是围绕着“餐酒”（wine）这个词就激发了消费者们对于恶俗多少无止境的欲望，以及制造商，供货商。零售商多少要感激这些消费者的渴望，那你一定也太混沌了。餐酒作家弗兰克·普拉厄尔（FrankPrial）曾提请大家注意那种价值400美元的餐酒冷藏柜，木质镶板，玻璃门，内设灯光，它将向每一个人显示你是多么懂得冷藏白葡萄酒啊！不过正如普拉厄尔所说，它会“让你的饭厅看起来就像一家通宵便民店”。接下来还有一件典型的恶俗物品，盛餐酒瓶的篮子，仿佛在告诉那些天真的酒痴，躺在篮子里的瓶子装的是如此精贵的佳酿，如果让瓶子竖直了站在那儿无疑是一种近乎亵渎神灵的行为。普拉厄尔还提到一件恶俗的物品，“可以往没喝完的餐酒瓶子里泵氮气，有利于保存酒质（如果不是为了子孙后代的话），至少一两天之后你回头再喝它的时候仍然是新鲜的。”关于这种做法，普拉厄尔说，“我真是搞不清楚。对我来说，似乎从来就没有什么剩下的餐酒。难道我这么做错了吗？”敏锐的观察者一定会注意到，这些与餐酒有关的恶俗物品是多么频繁地出现在各种各样的厨房里呀！在那里，你会找到被称做“水晶”的玻璃杯子，用有色玻璃制成，上面极其花哨地装点着刻纹和图案。在这样的房间里，我敢打赌你能找到一张棋盘，是专为那些实际上很少喝葡萄酒。也很少下棋的人们设计的。

    要找到像装样子的奢华棋具这种如此精确地阐明了最严格意义上的恶俗涵义的物品，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仿佛内森尼尔·库克和豪伍德·斯当顿在十九世纪中叶设计标准棋子时不知道自己是在干什么似的，如今这些恶俗的棋具把棋子装扮得就好像《爱莉丝漫游奇境记》中的那些娇小伶俐的人物，或者说像英国殖民印度时代的男男女女，或者像“皇帝的新装”这类民间故事中的人物，或者像参加南北战争的士兵的小复制品——太逗了，这里，卒子分别代表南军和北军的军队，马就是骑兵，两个“王”就是格兰特将军和李将军，他们的“王后”分别由南方的“美女”和北方的“淑女”代表。玩这些棋子的时候，也许是真的，诚如广告所言，“下棋就变成南北两军之战”。当然，这已经不是在下棋了。不过实在不要紧，对于热衷于这类摆设的人来说，下不下棋根本无关紧要；恶俗，以及对成为一个聪明的思想者之名声的暗自渴求，几乎能够很容易地被这种棋具满足，而实际上在他们手里把玩的东西，只是一些圆滑的碎石头或削尖了的碎木块。

    情况已经十分明瞭，在大多数情况下，本来朴实无华的东西，一经某人想要“改进”一下，或者想为它增添一些“新颖”，就肯定要演变成拙劣和恶俗，有时还会极端地恶俗。见过那些系在肚子正前方的“腰包”吗？任何人戴上它都像沿街叫卖的小贩，或肚子上悬着沉甸甸赘物的怪物，让胖人看上去更胖。或者一个引人注目的化纤男式领结，模仿所谓“晨钟”、“东方蓝尾”、“君主”等标准蝴蝶结的式样和颜色。如果你还是不能打定主意，花36美金买三个一套怎样？

    你肯定见过那种从浴室墙上凸起的盛浴皂的小架子。本来那东西没什么不好，可是在宾州的西黑索顿镇的一家汽车旅馆里，恶俗出现了：有人想出了“聪明”点子，把原来那种普通的浴皂盒换成了伸出墙壁足足有6英寸的“蚌壳”，在狭小的浴室里，不仅容易让人碰撞上，不小心还会擦破了皮肤。这些突出的“蚌壳”充分显示了恶俗和“可爱”（cute）之间的亲缘关系。所谓“可爱”，往往就是轻率地把某件东西做得和它本来的尺寸相比要么过大（如浴皂蚌壳）、要么过小（如12英寸的大卫像）。

    米老鼠刚开始时只有老鼠的尺寸，可是后来它逐渐长大，一直到了和人一样大，甚至比人更大，使它比原先“可爱”多了。说起米老鼠，如果你是个该物的收藏家，你可以得到一个4英寸高、“限量发行版”的“水晶雪球”，球中央是一只米老鼠——按照它在《梦幻曲》中的“角色”被装扮成一个男巫，四周环绕着液体，只要晃动水晶球，液体中就会出现许多小金星围绕着米老鼠旋转。“一件过往时代中精彩绝伦、魅力无比的艺术品……一件真正值得拥有和珍藏的传家宝。”这一高度评价，可以在每一个水晶球的“产品序列编号证书”上读到。如此极端恶俗的矫揉造作，表明我们已经来到“巧取豪夺城”（suckerville）的终点站，这里挤满了那些自以为可以被人收藏并传给子孙后代的有价值的“收藏品”，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在这里再增加一栏：

    可收集品附录（Collectibles）

    设计和大量经营为“收藏家”所收集的“收藏品”这一活动是如此的现代，以至“Collectibes”一词迟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出现在辞典中。《韦伯斯特第九版新大学生字典》（Webster-sNinthionary，1989）慎重地、彬彬有礼地将此单词定义为“那种由爱好者收集的物品，尤其……有别于如艺术品、邮票、钱币及古董之类传统收藏品。”一个更精确但可能也更粗鲁的定义应该是：

    “由玩世不恭者大量经销并主要卖给那些想像自己正在贮藏那种日后会因增值而提高价值的可以传给对他们感恩戴德的子孙后代的传家宝的‘独一无二’的艺术品的容易上当受骗的笨蛋们的物品。”

    这些可收藏的机械加工品之所以成了具有恶俗品质的所谓有价值的艺术品。人造产品，归因于贩卖者和广告商的虚假欺骗。有关这些丑陋的。一文不值的东西的广告，塞满了以缺乏安全感的中产阶级人士（见“恶俗广告”）为靶子的通俗杂志，而且这些广告尤擅运用恶俗的语言，都是些极度仿古和伪艺术的词汇，如heirloom（祖传遗物）和（收藏），比如：“建立你自己的传世宝藏收藏吧”。一些倍受势利俗人及伪孤做派人士青睐的词语有：第一版，限量发行版，独一无二，首期，艺术品，杰作，正宗，以及一些（可能）用在真正的艺术品身上才合适的伪尊贵俗气的形容词：手工的，精细的，传奇的，高贵的，还有，最重要的——有价值的。价值的确是特殊的，因为它隐而不露，所以它当然会在“日后”增加，尤其当这些物品被“后代们”视若珍宝的时候。那么究竟有哪些此类珍贵的东西呢？

    瓷顶针（Porthimbles），我们先从它说起。你可以通过加入“顶针收集者俱乐部”而获得有价值的顶针。（一个标准的经营恶俗物品的方法就是先把“一个系列”的第一样东西卖给顾客，这样就刺激他会继续收集一件接一件接踵而来的其余的东西。）每个月“顶针收集者俱乐部”的每一位成员都会收到一枚据说是“一件独一无二的艺术品”的瓷顶针，而且这位主顾会被催着“建立一个你将永世珍藏的独一无二的收藏”。不久，你就会被邀请投资建一个专门用来展示你的顶针的“可爱的玻璃圆顶的展示亭”，“将为你家的室内装潢增辉”。

    这一收藏非常适合传给您的孩子们——很有可能，注意，是和你一样恶俗的蠢货。你还可以传给后代一个“金质水晶圣诞铃”，配一副米老鼠响板，“一件真正的祖传宝物，肯定会为后代欣赏和珍视”，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这是“头版”。或者如果你不想收集顶针或带金质米老鼠响板的水晶铃的话，全套十五只以白蜡、瓷、青铜、黄铜以及“水晶”制成的小猫雕像如何？为了这批雕像，每月收到一只新猫（每只只有30美元），你可以“认购”一个“美丽的黄铜和玻璃古玩陈列柜”，以展示这些收藏品。

    Display（陈列，展示）一词，道出了真正收藏家的某些令人伤感的情境。就像那位一定要把一名观众邀请到他的洗手间里才能观看到他用的那精美的沃特福德水晶手动剃刀剃胡子的男子一样，收藏者借展示他的收藏品（每个家庭一个的博物馆），意在博得他人的赞许乃至尊敬，正是在这样的心愿中，栖息着收藏者们的恶俗。而贩卖者的恶俗则在于谎称这些一无是处、低俗不堪的垃圾是艺术的，有价值的。而一个陈列室，则几乎是这类悲惨骗局的始终如一的帮凶。它清楚地表明，收藏品之所以被获取，是为了它们自身的利益，而不是为了真有什么价值，它们只是将其自身的卑鄙的沾沾自喜带给占有它们的人，而不是为了让人观看或仰慕——这里，总有一名假定的观众，而乞怜于那名观众的认可正是一切这类恶俗交易的潜台词。何以至此，为什么“收集”这类粗鄙不堪的物品竟成了当今这个时代一个如此显明的症状，其原因恐怕需要精神分析学家们（以及全体社会工作者们）的一场大战才能解释清楚。

    如果“古玩陈列柜”还没有抓住你的话，或者你觉得它们不够男子气的话，那么你可以收集佩剑，或至少“十把高贵的依原样打制的”、“从凯撒时代到二十世纪”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佩剑的“复制品”，外加——这是当然的了——一个“英俊的硬木板陈列箱”。这些按比例缩小的工艺品的蓝本均来自“可靠的国际军事档案馆的官方收藏”——这一点恐怕还鲜为商战外人士所知，该档案馆的主人，就是专门经营这类恶俗收藏品的最狡诈的经营者之一，比如“富兰克林铸币制造厂”。就像所有其他有价值的系列物品一样，你“认购”这些佩剑，每三个月到货一把，为此你将交出120美元。当全“套”备齐，你也就掏出了1200美元，自欺欺人地想一想自己作为更好的东西（硬汉子部落）的一名收藏者和一名可以将这一有价值的遗产交给你的后人的周到的提供者，也就心满意足了。

    硬汉子欲还可以由某些摆在桌上的恶俗雕塑来满足，通常由“保证是……”（即假的）的青铜制作，当然也一定是充满柔情和四流艺术品位的。如雕像“孤独的水手”，“以斯但利·布莱菲尔德的雕塑原件为基础的”8或15英寸高的一名美国水手的形象，双手插在一件双排扣厚呢大衣的口袋里，看上去连那些最最乏味和最没个性的作品的英勇和机智都不如。（大型原件太恶俗了，以至被华盛顿海军纪念馆指定收藏。见“恶俗的公共雕塑”。）虽然15英寸的成品值1500美元，但如果能买到作为一名艺术品收藏家的名声，这实在是小意思。

    还有一种17英寸高的“青铜杰作”，出自著名的“西部”雕塑家巴克·麦克凯恩之手（“批评家高度赞扬了他不差丝毫的精确性”），描绘了一名被架子支起来的“印第安老妇”，高举着一个水牛头骨，正对着“康复神”做“庄严的祈祷”。还有一种查尔斯·麦克唐纳的“仿青铜”雕像，其人为上世纪著名高尔夫球手，有8英寸高，原作系出自杰出的阿尔弗雷德·贝蒂托之手，雕像身着高尔夫运动裤、茄克衫和帽子。此物丑得难以形容。如果青铜还不能投“雕塑”收藏家之所好，或许“水晶”可以胜任：

    现在——鉴于人们如此喜爱优质水晶和鸟类之美，沃特福德（Waterford）公司荣幸地推出“水晶鸽”，第一版全新雕塑收藏。

    这个3英寸高的玻璃鸟，制作极其粗陋，将从收藏者手中叼走61.75美元——想一想，买到未出生的孩子的永久感激，这也真的不算是高价值。“对于收藏家来说，在其所珍爱的收集中再增添一件有价值的与众不同的收藏品必将为后世所珍视与欣赏。”

    当然，女人们大多比先生们更钟爱水晶鸽，但也不能小看了男子汉们的兴趣，“水晶”的形式可以千变万化，可以同时满足热爱名牌和热爱艺术品这两种庸俗男人的欲望。花1195美元，你就可以收藏一辆15英寸长实心玻璃的宝马750il的模型车，“令你想起名车与水晶收藏家所能想像的一切品质：力量、尊贵和完美。”（这里又可以为精神分析学家们提供几点暗示。）这具玻璃车是一件只提供给“那些最挑剔的收藏家”的“艺术”品，其正宗性由于绝对是“在宝马车设计师的精心指导下创造出来的”而得到保证。

    男性收集者恐怕也不会顾忘什么恰当的怀疑和目尊而去购买一只价值33美元、9英寸高的“收藏型啤酒杯”，“以细陶手工制成”，又一件“限量发行”的“传家宝”。对于百威啤酒（只能是此种最恶俗的啤酒）来说，这实在是一份沉甸甸的立体广告，上面以彩色浅浮雕印有An-heuserBusch（制造商名）商标和“啤酒之王”字样。但即便这只是一份广告，也是以给对未来的理解提供丰富的想像为目标的，因为它知道，那些收藏家的“后世”子孙们，将发现这种淡得像水一样的贫民啤酒像收藏者本人所处的时代一样味道绝妙。

    另一方面，女性收藏家常常被最好也最昂贵的“收藏家娃娃”所诱惑，一般要花250美元给自己弄上一个，并配有专门的娃娃展示间。这样的全套家当刺激着广告作家写出最精致的艺术文字。有一个洋娃娃激发出了这样的语言：

    她长长的丝发，系以人造珍珠，带着金光闪闪的裙子如瀑布般垂到她的双脚。

    对于忠实的电视观众来说，有一种“斯波克先生”娃娃，售价仅75美元，“以细瓷精心制作而成”，身着一套“私人裁缝定做制服”。这个娃娃到了你家之后“需要一个完全为它设计的展台，以供全家人观赏”。而这只是“明星之旅娃娃收藏”的第一“件”：只要买得着，你有权买更多的娃娃，直到你的客厅里布满了娃娃和展台为止。洋娃娃收藏家很有可能和那些收藏芭蕾舞演员、鸟以及许多其他可爱动物的“瓷雕像”的收藏家们属于一类人，前文（见“恶俗酒店”）提到过的华盛顿那家著名的恶俗酒店，就非常自豪地展示了它的鸟类瓷雕品收藏，出自可怕的“瓷雕第一夫人”海伦·波艾姆之手。

    这些精神分析学家们可能会称之为“炫耀利比多”的事例，和渴望展示其拥有艳俗不堪物的急迫心情，生动地揭示了中产阶级“收藏家”的灵魂。收藏者希望传递给观众的东西——“精湛”和实际上被传递的东西——愚蠢的受骗上当之间的鸿沟，是一切适合叫做恶俗的现象所特有的。

    中产阶级以下还有不少收集者，不过他们更热衷于糟糕的东西而不是恶俗的东西。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德克萨斯汽车交易商杰·拜腾菲尔德，他展示了自己的20万粒珍珠藏品——红、白、蓝色的珠串，“每一粒都是尽人皆知的珍贵宝石”；一些金银器，以及“许多出自收藏家之手的200年以上的珍品”。他在哪儿展示其收藏呢？满满地挂在他那辆1963年产的雪佛莱的柯尔威·蒙查跑车上：这层琳琅满目的嵌花为这部车的重量增加了一千多磅，并引来广大德克萨斯州民众的普遍仰慕。如此劳碌的收藏和展示之所以区别于恶俗就在于，杰·拜腾菲尔德并没有装着是一个有品位的人，恐怕也没有什么计划为其后代的利益而好好珍藏他的柯尔威跑车。

    “我思故我在”一度是十七世纪欧洲所奉行的人生哲学。在二十世纪晚期的美国，它更像是“我消费故我在”。这一说法还没能到达这个时代的中心，除非我们把这句格言说成：“我收集故我在”——别忘了我的孩子们，尽管现在他们视我如粪上，但是总有一天，他们会为我现在付出昂贵代价给他们收藏的珍贵传家宝而感激我的。

    恶俗标志

    为了方便所有人阅读并对之作出反应，公共告示不应采取任何形式的征兆。象征、纹章或晦涩的符号学标志物。那些仅仅是糟糕的标志，大多是甜蜜蜜、俗气、内容勉强达意之类的东西，轻率地使用表示所有格的（-）号，如Waltermelon-s等，有时还热衷于土拼法之类如potatoe，或使用引号以示强调，比如：

    “不要擅闯入内”

    此等事情自然是没什么大害处的，而且从长远的观点看也无损人类的天性。

    所不同的却是恶俗的标志。它们公开冒犯他人，以假精确、委婉含蓄或直截了当的欺诈、以及奇巧花哨为特征。或许最著名的应该是多车道高速公路上的标志：“请勿穿越中央分隔地带”（DoNoTEDIANDIVIDER），及其各式啰哩啰嗦的变体了。此处用了九个音节（见“恶俗语言”），比起四个音节的“远离草带”（KEEPOFFOFFGRASSSTRIP）①或三个音节的“远离草”（KEEPOFFGRASS），甚至像孩子一样简单的“不要跨越”（DONOTCROSS）来，无论在份量、长度以浮华度上当然是大大改进了（假定认为司机们是以80英里的时速在读这些标示牌）。

    ①草带即双向高速公路之间的绿化隔离带。

    不过，起码这类恶俗标志还引起不了多少混淆。兼用矫揉造作和花哨奇巧来给一些商业地址构想出一些独一无二的名目，这么一来，这些经营场所地点的神秘性也就突显出来了，虚荣地址，这就是它们的名字。如有一块大招牌读作“小溪地六号（从不用简简单单的6）”（SixArroyoPlace），实际上就是“桔园大街1435号”；还有一处叫“佩恩广场五号”（FivePennPlaza），实际上就是“胡桃街1617号”，电话号码簿往往还保持着诚意，提供确切的地址，不过有时它也会令寻找者困惑，不得不给这家公司打电话问一问：“您到底在哪儿几？”聪明的虚荣地址的设计者们还能使上甚至更含糊不请的称谓，比如，你若沿着1号路穿过新泽西州北部，将在路边的一个架子上瞥见这么一块招牌——实在华丽极了——“牙医广场壹号”。这又怎能让人猜得出它实际上是新泽西州1号公路475号富兰克林公园呢？

    还有一种恶俗的伪精确标志正日益盛行起来，其效果就是要让生活对每个人来说变得再艰辛一点，这就是滥用未经解释的简写形式和首字母缩略形式。如果碰上下面这样一块标志或公共标语（它是由美国红十字会设计的），人们恐怕也就别想再交流了：

    （一个婴儿举着这块牌子：）

    至关重要：

    请抱着我，喂养我，给我温暖。请了解美国红十字会婴幼儿CPR。

    没有提供任何有关CPR的说明。如果不告诉我们CPR是什么，我们又怎么去了解它呢？由于某些原则，健康卫生（近年来叫“好”）事业特别热衷于此类三个字母的炫耀谜。比如，HMO，我不得不问了二十几个人，才有一位知道底细的老兄告诉了我HMO到底是什么意思。再有，一辆城区公共汽车上的广告这样写道：

    想要个孩子吗？

    MSP为孕妇提供义

    务健康照料。

    MSP是特意不言明的。之所以要使用这类缩略语或首字母缩拼同，其用意就是这能使那些展示这些词的人们显得似乎非常人时，甚至“很科学”，有时还相当“军事”。其真正的作用就是恶俗而不是交流，如出一辙，你还会看到一些同样暧昧地表达了自我庆祝之意的标语，为“老年公民”（Seniors）承诺一些美好的服务，却根本不具体明确“老年公民”究竟是什么意思：五十五岁以上？六十岁？六十三岁？六十五岁？七十还是七十岁以上？不幸的老年人只得每次都得问一下这标语是什么意思。如果看到公共汽车或地铁上这样的标志牌：

    老年公民高峰时间之外免费乘车

    可怜的老年人这回就更糊涂了，没有人跟他讲清楚什么时候算高峰时间（PeakHours）。餐馆或酒吧里“请衣着得体”的标牌，当然也是一件类似的招致疑惑不解的事物。要想猜出它的真切含义，你必得要对说话人的社会阶层和背景有大量的了解不可。他或她的意思是T恤和卡基布长裤？或西上装配领带？或商务套装？还是什么别的？如果是里维斯（Levi-s）牛仔裤洗干净又熨好了能穿吗？抑或这个标牌只是在说，“如果我们碰巧看你不顺眼，这张公告授予我们把你扔出去的权力？”尽管不可能搞清楚它究竟是什么意思，不过欺侮人和模糊不清的理由却都已准备得很充分了。

    如果你费了好大的劲总算令人满意地走过了那种标牌并步人该餐馆或酒吧的内部，那么你就到了一个可以精确地测量出那里的“厕所羞耻感”（Toiletshame）已经发达到什么程度的场所了。所谓“厕所羞耻感”，是指因为怕羞而一丝不苟地藏匿厕所的心态，这就要求把厕所设计得尽可能狭小，不显眼，而且要给它们装配最容易误导的标志。如果你想采用法国厕所那种不知羞耻的成人做法，让它完全能从外面看见里面的话，在一切都是公开的美国，你就非得带点能管理怕羞的隐蔽厕所的态度不可。当然了，这么做的动机往往远不在羞耻与否：主要是为了阻止那些穷人、疯子、流浪汉或不付钱的人有任何冲进来“方便”的机会。（顺便想问一句，那么这些城市里的流浪汉们究竟又去哪儿“方便”呢？）不过尽管“厕所羞耻感”在美国很普遍，但就我们羞耻的强烈程度而言，我们却远远不能和中国相比。中国人显然把他们身体上的器官看做是极不宜启齿的羞耻之物，所以他们的厕所远远地藏在那些可以遮羞和掩人耳目的地方，若非同样有羞耻感的人是休想发现那些地方的。

    你或许会想，那些建筑工人——男子汉的化身——以冲着过路妇女乱喊粗鲁和淫秽之辞而臭名远扬的人，也以有啥说啥而著称，他们总该是一些没有“厕所羞耻感”的把厕所称做“厕所”的人吧？但事实如何呢？即便是在建筑工地上也一样风行“厕所羞耻感”，那儿的移动便池从来不叫“厕所”，而是被花哨地称做：

    Porto－Potty

    Potty－Queen

    por－to－Let

    Sani－John

    B.F.I（Biff的花哨说法）

    以及诸如此类的玩意。其称呼和餐馆酒吧（通常是恶俗的）里那些指示男。女厕所的把戏几乎是一样地忸怩作态。走进一个这样的地方，对于男子汉气概该是一种多么震惊的失望啊。有一些这样的标志，要求你在很有把握地打开一扇门而不是另一扇门之前必须先周密地进行一下转译练习。“用手指物者”（Pointers）和“布局者”（setters）怎么样？够不够意思？在乖巧忸怩方面（见“恶俗语言”），这可以同华盛顿郊区某些专供持月票乘客上下车的铁路车站上的用语相媲美，它们把那条只能作短暂停留供乘客上下车的车道叫做——你猜是什么？“非停车车道”？“仅供短暂停留车道”？非也！标志牌把它叫做“亲了就跑”车道（“KissandRide”）。至于真正卖弄的奇巧，如果是在早些时候，恐怕不仅仅会被视为愚蠢而且会被视为亵渎神灵的做法。看看圣诞节期间休斯顿机场附近的这块标牌怎么样？“生日快乐，耶稣！”

    和“厕所”一样，还有许多词语做标牌会被认为太丢人了，谁要这么干，那是要遭报应的。我附近的那家银行一天早上遭到抢劫，那天余下的时间就关门歇业了。一块专门为这类突发事件预备的标牌被搬出来立在大门前：

    本行停业。何时营业有待进一步通知，原因如下：……

    可这个留空却偏偏不填上，因为银行的主人认为把“抢劫”这个词说出来太可怕了，这样那块招牌便可以暗示某些值得深思的事情发生了。尽管常常有人宣称这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但实际情况可能刚好相反，这是一个表面形象爆炸或信息藏匿行为泛滥的时代，要么我们就仅仅能得到贴在汽车保险杠上的标贴所展示的信息，如“我心疼我的狗”等等。贴这块标贴的人简直是一派要发布一条有趣消息似的架式，无非证明了这位制作者令人怜悯的需求，好像在说：在一个如此愚蠢的社会里，一种自我宣扬的对动物的热爱应被置于一切社会与道德美德之上。

    即便羞耻感所关注的是有关厕所和抢劫的种种顾虑，但似乎谁也没有让这种羞耻感跟宣扬自己的性能力扯上关系。近些年来，“可读性服装”（爱莉森·卢利的美妙用语），尤其是那种上面写着句子的T恤，已经戏剧性地进化了，由一件仅仅将穿者和“可口可乐”、Coors啤酒或“给他力”①的成功联系在一起的可读性衣装，演变为一种宣称自己准备好随时随地跟人胡槁的引人注意（不，应该是求人注意）的公开标识。比如：“咱们操吧！”另外，“吮吸”（suck）一词以及这个词的近亲词汇，似乎和当今作为标志的T恤越来越难舍难分。位于印第安那州特尔赫特市的韦尔内·克兰巴克公司出品的一件T恤邀请读它的人：

    ①Gatorade，一种运动饮料。

    舔我、嘬我、吃我一夜到天明吧！

    要不是在这个恶俗的时代，即宣传泛滥的时代，一件令孕妇动心的、齐胸写着“宝宝”字样并且有一个箭头向下直指其凸起的肚子的T恤，恐怕是令人难以想像的。另一种想要把从前仅属于隐私的东西公之于众的欲望，使一件T恤上写着“我和笨蛋生活在一起”，旁边有一个箭头指向那位穿衣人不幸的配偶（这下你在他或她旁边行走时可要小心了，千万不要选错了边）。还有一件用来显示你是一名胆大包天的小伙子的美名的标识T恤上写着：“钓鱼去了”。可真够幼稚的，某某会想。这件T恤上描绘了一个笑眯眯的男子，正在池塘边上举着一根鱼竿。在他的腰下面，他的战利品——一条大鱼——构成了他“很爽”的源头：一种罕见的口交方式正在进行。

    那么，纹身这种东西又是何时步入公共标志行列的呢？一只小铁锚、或者单词“妈妈”、或只是一行“士可杀不可辱”的文字尚可谅解。可是，一旦纹身企图成为别人关注的焦点时，它就已经到了糟糕的边缘了；而一旦它占据了整个地盘——如整个胸前刺满蜷曲的可将人缠死的大蟒等等，并似乎在暗示人们说“我多有趣。看着我”时，它就变成恶俗了。

    各种各样的游客往往成为恶俗标志侵害的对象和替罪羊，当火车经过新泽西州的特兰顿市的特拉瓦河上时，你从车厢里就可以看到一块巨大的有灯光照射的招牌。在这块招牌上，对于乖巧和韵律的迫切追逐导致了措辞上的灾难：

    特兰顿制造，全世界可以拿（TREHEWORLDTAKES）

    是“拿”吗？也许是“买”？“用”？或者“享受”？什么都行，绝对不能是“拿”。正所谓弄巧成拙是也。

    不过还有一些恶俗标志的成因则纯属愚钝和缺乏想像力了。想想美国的火车站里的消息公告牌吧，那上面各式各样的语言错误令人恼怒，它们往往把正常的显示火车从X地到Y地的用法彻底倒个个，偏把终点站写在前头，招致无可名状的混乱和错误。坐落在东海岸一家大型机场上的欢迎刚刚到达的外国旅客的指示牌，突出地反映了美国的愚笨和地方主义式的偏狭，恐怕全美再难找到一个可以与之相比的例子了，上面用西班牙、德、法和英四种文字指示人们如何使用机场上提供的行李推车。需要明白的是，这里是移民管制区域，乘客们刚下飞机，还远远来不及到银行窗口去换钱。而要想取一部小推车，你必须先往锁住它们的机器里塞一块美金。有标牌吗？好极了，有，但上面写着“请勿使用外币”。就此，记者克拉克·德里昂说，这是一个“自诩为世界级的”城市中的精彩的农民水准的行为示范，一个令人难忘的活生生的纯粹的恶俗例子。（见“恶俗机场”）

    或许是由于本土文化训练的严重衰退（见“恶俗的大学”），越来越多的公共标志违背最起码的语言规则，比如短语所能传递的可以拆开来理解的意思一般要比从句或句子少，非独立的句子成份相对于独立的来说情形也是一样。有时，一些经验丰富的作家也会被诱使写出一些使人难堪的不完整的句子，而且还自鸣得意地以为它们表达了有趣的意思。莫尔迪墨·阿德勒将他的一本书题名为《我们认为这些真理……》（WeHoldTHeseTruths）：由于少了诸如“不言自明”（tobeselfevident）等词语，不熟悉这类短语的读者不禁会问，“好吧，你认为这些真理怎么啦？能否说具体点儿？”不过，尽管令人难以相信，也许阿德勒博士忘了这里的hold并不是“掌握”（grasp）或者“保存”（treasure）的意思，而是接近“认为”（regard）的意思，不管是什么原因，其结果是极为恶俗——炫耀而空洞。

    这种喜欢采用怪异的不完整句子的习惯，或许会被那些精于当代文学理论的人说成是“非结尾”（non-closure）式措辞。在约翰·阿胥伯雷（JohnAshbery）的诗中——其诗以老眼光看似乎很少是“写完了的”——其技巧被热烈地颂扬为“不确定性”（ierminacy）。所谓“被热烈地颂扬”，当然是指那些理论家们了。另一方面，读者可能会把这种“不确定性”看做可贵的或是无能的证据。“远远超过一个人的文学能力，并且，重重地跌在他无能的屁股上”，或许是种对这一“不确定性”非文学的理论描绘方法。关于此粗鲁的定义恰当与否，可以从以下恶俗标志的例子上看出来。这些标志表明了，那些宗教和爱国狂热分子们企图将自己扩展至他们的能力以外并最终因为词不达意受到闹剧式的惩罚的倾向。如果仅仅是些廉价的印刷品，尚能让人觉得可怜；而若要把它吹捧成硕大的标牌并赫然矗立于高楼大厦之上，晚上再配以灯光照明，这种愚蠢的虚荣就只能让人觉得滑稽可笑了。

    这里就是一个出众的。当然也是经典的“不确定性”的例子。这是一所大学中央的一幢新生宿舍大楼上的标语：

    开始时的上帝

    （INTHEBEGINNINGGOD）

    什么上帝？他干了些什么？说清楚呀！这类东西必然也会在那些宗教原教旨主义者们①爱穿戴的汗衫和棒球帽子上找到相似的说法：

    没有更伟大的爱

    （ERLOVE）跟什么相比？你到底什么意思？想通过怪异语言表达爱国主义情绪的诱惑，当然可以像表达宗教情绪的诱惑一样，急不可耐地将矫揉造作的东西演变成全然的废话。为了庆祝《宪法》制定2m周年，官方的标语制作者们便采用了“开放式结尾”的语言小把戏，制作出的标语随即风靡于成千上万的T恤、海报、汽车保险杠贴标、翻领上的钮扣、以及贫民帽上：

    我们人民（WETHEPEOPLE）似乎少了点什么吧，少没少呢？比如一个动词？我们人民怎么啦？

    ①fu，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反对现代主义神学主张者。

    所有这一切为恶俗供应了充足的证据：做作，空虚，闪烁其辞，再加上激励恶俗的作家们在最广大的读者面前炫耀他们无知的展示主义作风。值得注意的是，那些爱穿猥亵T恤的人——他们似乎很明白自己要表达什么意思，并对表达这一意思乐此不疲——倒总是能把他们的意思表达完整。不管他们是什么人，他们至少是“完整句子”（Closure）的主人或女主人。

    恶俗建筑

    到处都是糟糕的建筑，不胜枚举。送你走上空空如也墙壁的楼梯；令人尴尬的无型无名的空间，既不是房间又不是走廊，其中人类的意图无人知晓；仅七英尺高的天花板压来，你只得一步一拖地穿行其下；既不能让人站着也不能让人坐下的“阳台”；没有门廊或小屋顶的街道入口，一旦下雨，你就只好浑身淋个透湿。

    不过那些事情还不是这里要谈的话题。我们感兴趣的是恶俗的建筑，它们如此荒唐可笑，极尽奢华与造作之能事，以至像我们这些仅属二流的人类用起来都有些无所适从，恶俗的建筑物就是那些吓人而自吹自擂的东西——看上去一副酷似鞋盒的面孔。要么就像糖果盒，比如坐落在华盛顿特区专供表演艺术使用的肯尼迪中心，其浮华与伪装的宏伟，让人觉得像进了一处无幕间休息地上演歌剧《阿伊达》的场所，庞大的英雄队列，成群的真大象和骆驼，每个人都在说话——不仅如此，还在唱歌——最有可能的是意大利歌曲；除此之外，它什么也不像。而实际上，这种浮华而令人反感的建筑结构只适合容纳过时的路边杂耍，愚蠢的百老汇轻喜剧，衰败的音乐，以及低级的流行娱乐。其夸张做作的。长达600英尺的大厅走廊简直像希特勒总理府内那条爱炫耀的“走廊”。难怪阿达·路易斯。哈克斯特堡发现，一看到这整幢建筑，要想不让人想起希特勒或者他的马屁建筑师，二战罪犯阿尔伯特·斯皮尔的品味，是很困难的。

    由此看来，当诺曼·梅勒使用“极权主义”一词来羞辱当代建筑中的主要潮流时，他可能并非是在信口雌黄。的确，坐落在长岛石溪镇的纽约州立大学的中央校园——还有不少其他类似的校园——看上去真像是德国人赢得了四十年代那场战争，此刻正驻扎在这儿，到处散布着国家社会主义的气味。同样，用来形容纽约世贸中心的那两幢毫无魅力、仅仅是高大而笨拙的建筑物的最精确的词就是：粗鲁和霸道。它们也是希特勒精神的回响。乏味而无智慧可言，仅仅是木讷与蛮力的表现。它们竟然被普遍吹捧为二十世纪晚期世界最主要的建筑成就之一。

    不过，建筑上的“巨大性”风格在东岸的表现还不能与西南部某些城市相媲美，比如说拉斯维加斯，在那儿，在粗陋超大尺寸的妓院以及其他沿商业街区的酒店里，你会目睹到经典的恶俗。一张新面孔，即所谓的亚瑟王神剑赌场酒店（ExcaliburoHotel），现拥有4032个房间，号称世界上最大的酒店，胜过拥有3150个房间的莫斯科俄罗斯酒店（RossiyaHotel），后者一度是最大的，也是最糟的酒店之一。在亚瑟王神剑酒店，电话接线生们都是以“祝你过一个皇家圣日”为结束语的。（见“恶俗酒店”）当客人进入亚瑟王神剑酒店的中央地带时，立刻会看到一座巨大而媚俗的“亚瑟王城堡”全景饰物，城堡上饰有尖塔、角楼、护城河与吊桥，以及其他类似迪斯尼风格的东西。走进里面，客人们都被称呼为“领主”或“女领主”。

    这种极度庸俗的体验，与凝视纽约林肯中心的大都会歌剧院时的感觉有异曲同工之妙，其过分耀眼的猩红与镀金，流苏与重彩，必会给那些因见到“标有设计师姓名的毛巾”这个短语而激动不已的人们留下深刻印象。室内俗艳而伪装的恢宏，在幕后由最新的夸张技术侍候，旋转餐桌、电梯、以及电脑操作的舞台照明。一贯极尽铺张的作风，却少有品味，因而也就成了恶俗的一种显著的见证。整座林肯中心，用建筑师罗伯特·坎贝尔的话来说，完全是“一种愚蠢的炫耀”。

    早在1720年，乔纳森·斯威夫特就曾告诫一位年轻的牧师，在布道的时候不要装腔作势，不要使用隐喻性语汇和类似学究气的华丽词藻，要回避想以此给听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欲望和诱惑。斯威夫特声称，作为一名公众演说者，应尽力注意“言简意赅，不如此，任何人类的表现都不可能达到绝妙的完美”。建筑这一最显见、最不容忽视的人类力量的表现，是人们能够公开地从中汲取对自身理解的最主要的物品。可惜，在获得这种坦率而不炫耀的斯威夫特式的简洁方面，当代美国的建筑却麻烦重重。让我们想一想美国驻伦敦大使馆建筑物的正面。它原来只是一种简单的水平展开的样式，虽说单调了点，但还不至于龌龊。但某些聪明的改进者不满意，竟想到在它上面安放一只巨大而平庸的镀金老鹰，这下每个人都会对它一目了然了。这很像位于华盛顿的越战纪念碑，曾经以夺人的内蕴和简洁而堪称一件杰作，可后来有一帮咬文嚼字的人非要在附近竖起一些“像活人一样的”人物雕塑，他们可算是精确地展示了“美国笨蛋”的原动力。（见“恶俗公共雕塑”）

    对于如今广泛用于建筑的钢铁、铝合金和玻璃盒子来说，直挺挺的线条简直是不可避免的，它们强烈地预示了想像力的终结。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师和工匠们都了解，曲线和圆形表面对于人类将自己的敏感、多变、价值、趣味表现出来的愿望是必不可少的。平等是新一代建筑业引以为荣的观念之一，这或许不是件坏事，不过这种平等是无知的平等，是对某些人具备过人的阅历和学识去享受含蓄凝炼之美这种假设的一种疯狂的否定，而这种美正是传统建筑中的细节所要求的，如扶手，卷叶花饰，尖顶饰，陶立克柱式雕带上的槽间平面，以及三联浅槽饰等。当代建筑好像对它的使用者和观众施予了什么特别恩惠似的，一架只能直线上升的电梯宣告了楼梯或台阶的废弃与过时。然而，阶梯至少还能让人联想起西班牙大台阶，圣塔大阶梯，贝尔尼尼①建在梵蒂冈的雷格拉大阶梯，以及加尼尔建在巴黎歌剧院的优美的楼梯间。如今，替代阶梯的电梯却让人什么也想不起来。过去，旧式梯阶中有许多都出色地运用了想像所欲求的曲线，这是电梯不可能模仿的。那种在室内用来协调直角的卷曲的装饰线也已经消失了，一如硬桃花心木门的命运，镶板上的装饰线，巧妙的铰链、把手或球形拉手，都已经被轻薄、廉价的平板门所取代。这种门让人无思可发，目瞪口呆，立着时支撑在墙边，放下来平板一块。这种平板门成了一张不引起任何想像的办公桌，对于它所占据的头脑简单的建筑物来说，倒是一件十分般配的家俱。

    ①Bemini，1598—1680，意大利巴洛克风格的建筑、雕塑和绘画大师。

    在美国，恶俗的建筑之所以如此红火，只因为相对于品味和丰富性来说，对金钱与利润的考虑占了明显的优势。不过，恶俗在此地如此盛行还因为建筑批评的缺乏。英国至少还有查尔斯王子这样的人抨击建筑中的丑陋、乏味和打砸抢的破坏性作风。我们没有这样知名的建筑评论家，而且除了哈克斯塔伯尔和汤姆·沃尔夫之外，我们很少会有什么评论家不堕落为黑金与学究品味的俘虏。我们需要大多的抨击恶俗的人。简言之，我们需要一位建筑批评领域里的约翰·西蒙②。（见“恶俗工程”）

    ②JohnSimon，1816—1914，英国医师，现代城市公共卫生制度的创始人，为改善城市公共卫生奋斗毕生。

    恶俗工程

    倘若不得不说的话，美国人或许会承认，造就现代世界的一切思想统统源于其他的地方，比如达尔文的，马克思的，弗洛伊德的，爱因斯坦的，荣格的等等，没有一样是源于美国这些州的。至于我们的特长。作为对我们在创造性才智方面贫乏的补偿，据称是工程。或许是对于价值与意义的领会方面先天不足，据说我们天生擅长于经营技巧与手段。

    这不过是一个貌似可信的结论。美国在设计商用飞机、把它们卖给世界各航空公司。以及把人送上月球等方面的成功，已经给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那就是：美国人擅长工程和建造东西，可实际上，他们在这些方面的成就，恐怕和他们在控制婴儿死亡率。阻止华盛顿特区里的杀人案件、或建立公共医疗保险方面一样糟糕。牛皮还是越吹越大，自我庆贺很少受到过真相的抨击。只消看看人们谈话的方式，你就会知道在美国没什么人乘坐过一列日本或法国的高速列车——说到法国的高速列车，它可以每小时320英里的速度安全行驶。你可能还会思忖，好像这里的人没有谁喜欢记住协和式飞机①是英法联合制造的而非美国的科技成就这一事实；维克罗魔术褡裢（Velcro）也不是美国佬的发明，而是一个聪明的瑞士人②在看到金属钻屑粘在他的袜子上之后思考的结果。所谓美国的成就——我知道提起它会让人倒胃口——就是“挑战者”号飞船③，带给你的只是糟糕的制造工艺，无能和不诚实的质量检测，以及为了掩饰事件背后的巨额资金交易而撒的谎话和遁词。

    ①英法合制的超音速飞机，时速可达2160公里以上。

    ②GeesdeMestral，1908—1900，发明家。

    ③美国研制的太空飞船，在199x年第x次发射时爆炸坠毁。

    另一项美国的成就是哗众取宠、耗费巨资的“哈泼太空望远镜”（花了15亿美元），多少年来一直是这个国家自我颂扬。自鸣得意的东西。可是，1990年6月它被调用时，却被证明不中用，原因是新闻界所称的“有斑点的镜片”（即镜片的曲度错误），“对于每一个参与过此项计划的人来说”，某位科学分析人士说，“都是一种尴尬”。对这一最不可思议的可耻失败的谴责之辞，迅速倾泻在制造商、供货商、检查人员以及NASA④身上，用某位评论家的话来说，给他们诸位留下了“一块丑陋的伤疤”。“这当然是非常奇怪的”，一位光学专家说，“一项如此庞大的工程计划竞以一个如此渺小的斑点而告终”。不过，如果我们再多注意注意美国的工程与建造领域中装出来的样子和实际真相之间的恶俗差距，这就不会觉得那么奇怪了。每天，我们的报纸都会带给读者一条新的令人沮丧的标题，比如：

    一种已经广泛使用的涂有保护层的胶合板被发现使用几年之后就会腐烂

    屋顶材料的疵点使官司愈打愈烈或者：

    清除石棉剧增的费用使许多学校举步维艰或者：

    使学术图书馆中半数图书化为废物的酸性纸

    ④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像美国人这样如此拜金的民族，理应在物质操作方面是很有天资的，可是各地喜欢炫耀和引人注目的迫切欲望却频频招致灾难。比如1978年哈特福德市⑤市立体育馆由电脑设计的假气派的宏大顶棚的坍塌，以及近年来相似的各类屋顶坍塌，如堪萨斯城造价昂贵的室内拳击竞技场顶棚的坍塌，仅仅发生在它获得美国建筑研究院颁发的一项设计奖五年之后。这类事情现在已经司空见惯了，时至今日，每年大约有五百次类似的尴尬。再举几个例子：1983年，新泽西州刚建成不久的供城郊轻轨火车旅客使用的气派非凡的“每日广场中心”，其巨大的天花板掉了下来，50吨重的物体砸在一群人身上，造成两人死亡、八人受伤。稍后，密歇根安州庞提亚克市的银顶体育场的顶棚第二次坠落，原因是它无力承受一次密执安暴风雪的重压。

    ⑤Hartford，康涅狄格州首府。

    恶俗的设计与建造，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事实上更像是某种美国特有的东西。最近，陆军工程兵团检查了将近4000座堤坝——结论是都被认为有散架的危险，其中，988座被证实“不安全”，58座“严重不安全”——也就是说，如果你住在附近的话，赶紧搬家。住在爱达荷州戴顿大坝下的人没有及时于1976年6月迁出，结果大坝崩塌时，11人死亡，2000人受伤，损失达10亿多美元。

    五年前美国的公路高架桥被检测时，发现40％以上“有缺陷”。康涅狄格州的一座公路高架桥于1983年倒塌，使三名相信它可以使用的人丧命。四年后，轮到纽约州了：托马斯·爱德蒙·杜威过境高速公路上的一架桥倒塌，有10人报销。当然，不可避免的“基础结构”的自然磨损是某些这类事故的起因，不过，毫无想像力的工程与不老实的偷工减料也一定要分担恶名——也就是说，如果所有这些大坝与桥梁不是由那些“具有非凡能力与美德的美国人”设计和建造的话，情形可能大不一样。人人都有必要知道，在某些失败的建筑物和废墟中，调查人员发现在钢筋混凝土里竟埋着建筑师和工程师们根本没有料到的工人的快餐盒、衣物、垃圾、罐头盒、玻璃瓶以及其他非功能性的物品。

    人们不该忘记的是，华盛顿肯尼迪中心天花板上的裂缝（花了4百万美元修复），德克萨斯州奥斯汀市林登·约翰逊图书馆那富丽堂皇的大理石壁板的铺设失败（经查证发现是灌浆拌错了料），还有奥尔巴尼城宏伟的洛克菲勒购物城中汽车大楼上大理石表面的类似灾难，招致了一场耗资2500万美元的起诉总协调人和建筑设计师的官司。最著名的是波士顿高达62层的约翰·汉考克大厦上巨型玻璃外墙板的表现。几块玻璃板脱落，严重威胁了下面街上的行人之后，人们发现玻璃板的强度不够。所有玻璃，总共有10000多块，被全部撤换，耗资800多万美元。接着人们又发现这幢大厦还需要安装一些起支撑作用的拉条以抵御强劲的风：因为大楼会在风中不祥地摇摆。这又花去了1750万美元。这类法律案子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只有律师在其中出尽了风头。汉考克起诉了玻璃公司、建筑师（著名的贝聿铭先生）和建筑承包商，他们每个人又各自反诉回来。整桩案子的花费据估计超过1亿美元。

    “Smug”（自鸣得意）这个词是一个著名的结构工程师保罗·怀德勒提出来的，专门用来指那种满以为自己毫无问题、结果却偏偏引发这类惊人事件的态度。懒惰、无知、缺乏想像力，再加上这种自鸣得意，恶俗所要求的一切东西就都有了。这些频繁的灾难很容易被说成是“天气”的罪过，而实际上却是由潜藏在事件背后的幼稚的乐观和商业诡诈所引发。在《财富》杂志上，沃尔特·麦克奎德引述了一名建筑师的话，该建筑师把大部分罪责归之于生产商为其产品所做的不精确的工程设计书。“真是天大的笑话”，麦克奎德说“所谓最好的设计表现就等于顶住时速42英里风力的压力……而我们都知道，美国的几乎所有城市都时不时地会刮时速70英里风力的大风。”麦克奎德批评的这种逻辑最近有了很好的脚注，在一场“没有料到”的大风中，一所学校的楼墙倒了下来，砸死了数名儿童。

    美国的冶金技术，由于长期以来让我们有了关于美国发达的钢铁制造业的印象，看来似乎是我们的强项之一。比如，人们或许会想，我们为建楼而使用的螺栓一定是全世界最好的。大错特错！正是部分地由于悬挂螺杆的瑕疵招致了堪萨斯市室内竞技场顶棚的坍塌，和这座不幸的城市一样，正是由于螺栓的毛病，才导致海亚特酒店大堂正面光彩夺目的走道的塌陷，114人死亡。毫无疑问的是，由于把一台喷气式引擎固定在机翼上的螺栓的失误，才导致了1979年芝加哥的一架DC—10飞机坠毁事件的发生，该事件对于图书贸易来说实在是一种灾难性损失：273名遇害者中，不少人是前去参加在西海岸举行的一次出版商会议的。

    这种情形对于新闻人员真是太糟糕了，倘若为了节省时间能在他们的文字处理机上点一下键盘就打出“坍塌（collapse）”这个词，而不必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打出这个词，那该多么痛快呀。这个词着实在新闻中出现得大多了点：

    德克萨斯州布朗斯维尔：“一次顶棚坍塌，至少11人死亡。”

    纽约市：“第三十街大厦坍塌，阻断地铁列车，至少10人受伤。”

    西弗吉尼亚的格林银行：“天文望远镜塔楼坍塌，造成美国科研大倒退。”

    田纳西州科文顿：“桥梁坍塌。7人摔下致死。”

    加利福尼亚州长滩：“无人知晓是什么引发了7月2日的坍塌（位于加州大学）……独奏大厅……当时空无一人，120吨重的钢骨水泥倾泻到地面上，砸碎了两架大钢琴。”

    “废墟”（Ruins）一词是另一个有用的标识，如以下这段图片说明文字所示：

    一块20吨重的比赛分数显示板，躺在新落成的耗资5200万美元的北卡罗莱那州夏洛特市立体育馆地板上的废墟中……这块显分牌，价值120万美元，……昨天，当它被吊向天空的时候坠落……

    “混乱”（Chaos）一词也是一个我们会经常看到的词：

    管理飞机旅行者的电脑陷入混乱

    1989年5月13日。全国最大的航空电脑储存系统……昨天漫不经心地死机近12个小时，中断了全国约14000家旅行代理机构的正常运作。

    把装汽油的巨箱埋在加油站地下，并用干洗剂清理流液似乎是一个了不起的创造，完全避免了使用地上储备时的危害，因为地面上的一丝火花或一划火柴都有招致爆炸的危险。然而，在南加利福尼亚，由于没有想到这些埋在地下的油箱不可避免地会生锈与侵蚀，于是导致了大面积的饮用水污染。仅举几个摘自《洛杉矶时报》的例子：

    戴维斯城：一加油站35000加仑的汽油发生渗漏，污染了100码以外的（一处）城市地下水井。

    科恩县的格伦韦尔：1985年……发现一条宽1／4英里的汽油渗漏带，七处水井遭污染。

    被埋在地下的盛清洗剂的筒也会腐蚀：

    莫代斯托市：一家老洗衣店的四箱清洗溶剂漏泄，渗入土壤和地下水中……导致，100万美元的清理支出。

    如此种种，不一而足。我想，如果这些责任人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和训练（见“恶俗的大学”），他们或会有更灵活的想像力，有能力预见他们的贮藏箱的未来，或许还能发展一种对于事业与人而不是油料公司与加油的忠诚，此番议论或许并非离题万里。

    同样，那些建设和保养核能与核武器基地的人，也应有更开阔的眼界，而不能把目光死盯在当代的“外国石油威胁”或百万吨级爆炸能力的荒唐行径上，应认真对待基地周围的白血病发病率。说到这里，形势已经太令人沮丧了，任何人若对这可怕的核区域的恶俗工程和建造有兴趣的话，请参阅泰迪·米尔恩的《看不见的屠杀：一份有关核事故。核泄漏。错误管理内幕的悲惨纪录》（1987年）。总之，我们应该把有关核废料处理的丑闻敬献给工程师们……当这整项疯狂的事业兴致勃勃地开始的时候，似乎从未有人好好想过这一切，不过在美国，事情还有一点点安慰，大多数工程企业的先天性不良构成了一线奇异的希望。例如，据最近的报道，调查发现有近1／3的洲际弹道导弹要么不能用，要么永远不会到达它们的目标，这一事实使无数惊慌失措的欧洲人如释重负，并暴露了美国在冷战中荒谬的主导地位所仰仗的工程优势的虚假和做作。

    纽约市备受吹捧的新型公共汽车Grumman·Flxibles（此车名是一种典型的忸怩作态，见“恶俗语言”），暴露出的问题不过是全国乃至国际问题的缩影。这些聪明的设计据说能节省燃料，对残疾人有利，有舒适的空调，全电力控制系统。可惜，它们的轻型构架几乎一上路就马上发出疲惫不堪的噼啪声，驾驶出现异常。纽约交通局最终报废了这整批637辆公共汽车，对9200万美元的投资道了再见。

    纵观诸如此类的失态情况的原因，人们不应该低估全国文盲的伟大贡献。他们需要制造业和建筑业提供的职业，为了得到这些工程，他们必须装做读懂了工程计划书，并假装依照书面的指示作业。当然，其中许多人只能通过造假才能完成这些工程，于是便导致了桥梁和屋顶的坍塌，焊接（如阿拉斯加输油管道）不牢，整项工程无法运作，等等。如沃尔特·麦克奎得所说，“可笑的事实是，我们正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技术天才统治的时代，职业竞争也不如从前那么激烈。”换种方式也可以这么说，某种装腔作势的技能已经超越了人类可以驾驭它的能力，甚至连对它产生怀疑都不可能了。

    恐怕很少有几个人愿意回顾一下汉穆拉比法典①为鼓励竞争立下的法规：

    如果某立约人（承包商）为某人建一所房子，而房子建得又不够结实，他所建的房子倒了，并导致该房屋主人的死亡，那么该立约人应被处死。

    如果导致屋主儿子的死亡，那么该立约人的儿子，应被处死。

    不过这条残酷的法规至少有利于避免美国司空见惯的现象，如建筑失误或者律师暴富等。

    ①urabi，约公元前1750年古巴比伦国王汉穆拉比颁布的法典，用楔形文字铭刻在石柱上。

    最后，很有必要明白，工程和建筑在其他地方（如最近的报道：“100多人死于印度的火车翻桥事故。”）发生的坏事也一样糟糕。不过只是糟糕而已。那还远远够不上恶俗。因为，没有人曾经说过印度是雄心勃勃的世界工程技术奇迹，因而会令世人羡慕不已。（见“恶俗建筑”）

    恶俗航空

    美国是世界上惟一一个航空公司归私人所有的高度工业化国家。这就意味着，攫取利润和弄虚作假将操纵他们的运作，并邀请他们大规模地参与恶俗。他们的希望就是，作为他们的主顾的我们，是极端不开化的动物，就像分不清食物和洗得半干的衣服一样，对舒适与难受的区别全然无知，他们还希望我们毫无记性，这样的话，举个例子，我们就会从我们的记忆中彻底清除1987年西北航空公司全体机组人员的一次令人费解的失误，飞机从底特律起飞时竟打不开辅翼，导致156名无辜者丧生。这个行当正以公众的无知而日渐繁荣昌盛。它希望我们对历史是如此无知，以至于不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空中旅行的快速世俗化到来之前，乘飞机旅行曾经是多么高雅或至少是令人愉快的事情。说起三十年代的一次飞行，保罗·波尔斯回忆道，“飞机上我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带床的小房间，飞行途中的大部分时间，我都睡在被单和毛毯下。”在天上飞了40年之后，他再也不能不注意到，千真万确，“世界已经大大变糟了”。结果呢？“我再也不想乘飞机旅行了。”

    空中旅行业还希望我们忘记乘火车和定期客轮旅行曾经是怎样的乐趣，遇到一些可靠而无忧无虑的人，和他们谈谈话，身体之间还有一段适当的属于自己的距离。你可以不用碰你身边人的胳膊时而享受一顿真正的食物，宽畅与舒适的确是与有教养的人们交流时适当的要求，而不是一片沉闷寂静或乱哄哄的喧闹。在一部诺埃尔·卡沃德的剧中，有一小段很有说服力的对话最好让它公诸于世：

    “你的航程愉快吗？”

    “嗯，从航空的角度看，这是一次巨大的成功。从社交的角度看，它留下了太多的不足。”

    从纽约飞往佛罗里达南部的飞机上的社交条件恐怕是最坏的了，据记者约翰·阿诺德的报告，飞机上前往迈阿密渡假的纽约人往往包括“胡言乱语的醉鬼，毒品走私犯，移居中的妓女，异性装扮癖者，南逃的已宣判的罪犯，还有某位自称为是猫王的男子”，他掏出自己的相片，作为猫王的自拍照签上名字销售。要是在火车或班轮上，你可以借助普通的社交手段逃离某个讨厌的家伙（美国比任何其他国家培育了更多这样的人）：请身旁的人开开恩，或者恳求一种几乎已经被遗忘了的社交契约。如今，此情此景已经彻底翻了个个。你们俩被捆在了一起，每次航行，你都有成为身旁啰嗦乏味的家伙的受害者的危险。

    如果我们的确生活在信息时代的话（常常能听到这样的声称），那么航空对它的贡献可算是微乎其微了。泛美航空公司当然不想让如下消息传播得太广：八十年代中的五年间，泛美因触犯安全条例曾被FAA（联邦航空局）罚款逾10万美元。它似乎也不太想让另一消息公之于众：1988年，曾有19名检测泛美安全性的FAA特工人员在机上大摇大摆地走私军火竟未被察觉。东方航空公司大概也不想公布如下消息：它已经为触犯FAA安全条例而支付了900多万美元罚款，尽管它无法阻止我们知道，1990年7月，东方的九位经理由于掩盖事实而遭受了一项有60条罪状的起诉，因为他们为了多挣钱而不对飞机实行正常的保养。东方航空因此破产而永远退出恶俗的行列是不足为奇的。

    不论从哪一方面看，航空业都是一流的恶俗剧场，而且其中很少有什么真东西。在乘坐一次美国航空公司的航班中，我们听到乘务员的声音说：“为了您的方便，本机分为吸烟区和非吸烟区。”可事实上，并非“为了您的方便”，而是“根据联邦法规的要求”。这一歪曲的陈述与所谓超大机身的宣传骗局如出一辙，当某位天真的旅行者读到一份“我们拥有飞往欧洲的最大型客机”的广告时，他可能会把宽体客机想像成是航空公司赐予旅客的恩惠；可事实恰恰相反：他们会往宽体客机上塞更多的座位。乘客越是不舒服，航空公司钱挣得也就越多。设想一下，如果按照一架宽体客机上的人数密度，一间普通中产阶级起居室大小的地方可以塞多少人呢？60个人！事实的确令人震惊。航空公司总是能成功他说服他们的客人们相信，飞机的大小永远是为客人们的利益着想的。每当某一航班说起它的波音747有多“宽敞”时，哪怕它的乘客中那些最不敏感的人也会很快发觉，对于一位乘客来说，事实上空间是不足的，服务是更糟的，座位是更不舒服的。不过，还是请诸位听一则TWA（环球航空公司）的广告：“我们从不马虎对待空中旅行的舒适问题。请诸君尽情享受我们宽敞、超大型客机上的全方位……服务。”的确，越是“宽敞”，排队上厕所的队伍也就越长。

    此类恶俗纯属航空公司的专利。即便是在他们的地面服务方面，恶俗也比比皆是。售票员们显然是受了专门的训练，擅于掩饰延迟了的启航时间或取消了的航班，以免你在察觉这一可怕的真相之后还来得及转乘另一航班。事实上，你飞得次数越多，事实就越让你震惊，原来航空是当今商业中最主要的虚假欺诈的源泉之一。即使是在美国，形象与事实之间的差距也会比大多数事情产生更多的失望。试想一个正派而容易轻信的人，第一次启程飞往欧洲，被恶俗的航空把戏说服了，说欧洲之旅是迷人的、舒适的、方便的。试想这个天真的人遇到了漫长而含糊不清的检票队伍，伴随着对延误起飞骗人的托辞，到头来发现原先预定的座位是一排九座中的一个，而且十分狭窄，排与排之间的狭小空间根本就不允许你的腿摆出任何一种舒服点几的姿势。再试想一下，他好不容易坐了下来，这时，飞机上强迫性的电视打开了，他恍然大悟，原来自己已经心甘情愿地成了商业广告的俘虏。那些广告不是大吹特吹什么物有所值的免税商品，就是您此刻乘坐的飞机正是舒适与时尚的奇迹云云。一旦意识到了这一切，掠过这位可怜客人的脑际和心头的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和感受呢？其实这一切只不过刚刚触及了一点航空业中恶俗的皮毛。（参见“恶俗餐馆”）

    对于在飞机上随餐发放的小卡片上暗示旅客们留下一些赞美之辞的做法，上帝一定会施以惩罚的，好像航空公司所经营的是怜悯事业，而非假冒的抽彩活动。最好还是发放一份祈祷词，祈求越来越严格的FAA监察和反欺诈广告法的进一步实施。

    恶俗机场

    机场一开始只是糟糕的，后来才变成恶俗的。正如航空业不会将他们的恶俗行为公之于众一样，国际飞行员联合会（IioiosAssos）也不会公布他们对于恶劣机场的真实看法。举个例子，洛杉矶国际机场是最糟的机场之一，因其“严重的缺陷”被飞行师们赠以“黑星”的美名。其中首要的一条就是“减噪规定”，要求夜间着陆的飞机必须使用一条照明极其糟糕的跑道，常常还伴随着一阵侧风的吹送，毫无疑问，对于即使受训能在风中着陆的飞行员来说，也无疑是一种令人提心吊胆的招术。

    另一个可怕的地方是华盛顿特区的国家机场：跑道过短，因此要求飞抵该地的飞机掌握复杂的最后时刻机动动作。“真是一塌糊涂”，飞行安全局的约翰·加利波特总结道。不过，航空工业是不太情愿让你了解这一切的，惟恐你一旦知道得大多，就会开始全力鼓吹兴建全国高速客运火车事业。芝加哥的米德威机场坐落在一片拥挤的居民区中间。它也是以跑道过短为特征的，只是在其中一条的未端建有一堵醒目的混凝土高墙，对于释缓邻人们的神经来说的确是一道坚固的屏障，可对于任何一架掣动不良的正在着陆的飞机来说，却是一种持久的威胁。但是即便如此，比起坐落在圣地圣哥市中心的臭名昭著的国际机场来说，这些还是安全而让人放心的地方。在圣地圣哥的机场着陆，你可以近距离看清楚附近高楼大厦办公室窗内的情景，同样糟的是，那里的跑道也很短。

    旧金山国际机场的问题不大一样。你会在那里看到一条条排列得很近的平行跑道。在这样的跑道上，飞行员被要求——正如《密探》杂志的麦克尔·沃克所言——“翼尖挨着翼尖”地同时着陆（差不多是在以偏航恐惧邀请死亡），以便减低航空交通拥挤，尽力维护每个人的最大利益。不过，沃克宣称，你是休想了解这些事情的：“我们的机场究竟有多适合于飞机起降，这不是普通民众可以随时分享的信息。”瞧，这又是处在所谓“信息爆炸时代”的产物。

    这些情况当然是糟糕的。不过，恶俗才是真正可怕的，它经常散布的说法试图传递这样的印象：机场是完善的、合理的、舒适的，且与时代的发展同步。在《空中旅行者手册：空中旅行、飞机和机场指南大全》（1989）中，我们有幸见到一幅声称表示“机场航站解剖”的规划图。从这幅图看上去，如果说不上如田园般美妙的话，至少也是十分理想的，竟然和实际生活中人们亲身经历的任何机场毫无相似之处。比如，在图中的机场里有一个医疗中心，只要需要，你可以在那儿种牛痘。此外，它还向读者允诺“大型机场里还备有手术室”，餐馆“常常24小时为大众开放”。据说，那儿还有旅行社。（我从未在哪家美国机场见到过哪怕一家旅行社。只有当你获悉前往克里夫兰的班机已经被取消了，而你正急于知道还有没有可能从这里到那儿去的时候，旅行社或许会很乐意冲向你。）这个图绘的理想机场有正常运行的自动门和电梯，还提供“淋浴和盆浴”。哥本哈根的机场的确如此，不过绝不是美国的那些机场。

    在这个地方，提供给旅客的不仅仅是便利设施的匮乏，就连可以坐下的地方也寥寥无几；到处都是乱七八糟的唱片音乐；没有时钟可以告诉那些来自不同时区的客人现在是什么时间了（又是信息时代）；模糊不清的有线广播，使人们担心会错过一些十分重要的内容；一排排被捣毁的电话，有时电话间的地板上还有尿迹；只有糟糕的地方报纸出售，仿佛那些远道而来的人和当地人一样愚蠢；嘻嘻哈哈在那儿闲聊着的操作x光检测器的安全人员；贴有“兑换外币”标签的小亭子，当你费了半天的劲挪到窗口的时候（通常要20分钟），才发现那儿根本就没有买卖兹罗提①、第纳尔②、或土耳其镑的，甚至从来都没有听说过这些货币名。

    ①波兰货币名。

    ②南斯拉夫、阿尔及利亚、伊拉克和伊朗等国的货币。

    属于真正恶俗的机场特有的一种现象就是，离港设施的愚蠢布局，以至你在“登机通道”里走得越远，那些必要的设施就会连招呼也不打一声地消失得更多。当你继续前进的时候，往回走已经不允许了，银行、售报亭、酒吧、厕所等设施统统被留在了身后；这时，你终于停了下来，但不是登机，而是再等候个把小时（由于突然发现飞机出了“机械故障”）。你孤独地呆在那儿，口袋里塞满了不想要的外币，什么可读的东西也没有，甚至无处可以小便。你就这样被拘禁在“候机室”里了，可以想像，这个“候机室”也就真的只有一把躺椅那么点大①。周围有婴儿在哭叫，站着的人从一只脚换到另一只脚，无聊的人们已经开始准备上演他们的全套节目了。

    ①英语中“候机室”和“躺椅”均可用lounge一词。

    《空中旅行者手册》确实将其中的一章题为“愉快之旅”。在该书的“鸣谢”部分，你可能会发现一些为何恶俗如此泛滥和猖獗的线索，在那儿，你将找到对波音商用航空公司、艾维斯租车公司、托马斯·库克父子公司、格鲁曼美国航空集团公司、泛美航空公司、环球航空公司、以及纽约—新泽西港务局的由衷谢意。

    这最后一家应对或许是全美最糟糕的机场——约翰·肯尼迪国际机场——负责，它完全是由于未受管制的松散经营所引起的混乱的典范，四分五裂的大楼负责不同的航班，且缺少一个清晰。统一的通讯系统。多萝西·斯道克是一名由纽约飞往维也纳的记者，她原打算途中在自己的手提电脑上写点东西，可是就在登机之前，有人通知她不能携带这台电脑上机，理由是担心它会爆炸。在发现既没有行李寄存处。也没有带锁存储柜（它们好几年前就已经被拆除了，为了阻止精神失常的人把炸弹锁在里面）之后，她“在绝望中”不得不致电一个朋友来机场取走她的电脑。从此次经历和许多其他经历中，斯道克小姐得出结论，肯尼迪国际机场是“全世界对待使用者最不友好的机场”。的确，找不到地方存放她的手提电脑是用不着大惊小怪的。她说，“既然这么一个新奇的怪物（就像一家体面的餐厅一样）对肯尼迪国际机场派不上什么用场，你也就很难指望能有一处安全存放此物的地方了。”

    而这一切统统被恶俗所掩盖——空中侍者或航空小姐的微笑；全体驾驶员似乎考究的假海军呢制服；迷人的主题曲和口号；根本不是俱乐部的所谓“航空里程俱乐部”；被看做是紧跟时尚与“豪华”的极端不便与不适；还有那些无处不在的试图告诉你航空远远胜过老式轮船与火车的暗示。既然如此美好，那就坐上去，好好享受你的空中之旅吧。

    因为你别无选择。

    恶俗的海军导弹发射

    问：“是谁导致了泛美747航班在苏格兰洛克比上空的坠毁？”

    答：“美国海军。”

    问：“怎么回事？”

    答：“这架泛美航空公司飞机的坠毁，是为了向几个月前打下了一架伊朗大型客机的恶俗海军导弹发射复仇。海军的失误——将那架民用飞机误当作一架准备袭击的战斗机——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们对豪华的电子感应及瞄准系统的依赖。这还要怪被吓得魂不附体的水兵们如此自动地遵从海军条例，以至他们绝不会让一个吓人的目标靠近到一个军士长可以通过他的双筒望远镜辨认清楚目标的距离。”

    问：“这种对高科技的依赖是不是也应对衣阿华号驱逐舰的炮塔爆炸事件负责？以及对各式各样的美国海军撞船及随后的搁浅事件负责？情形如此尴尬，以至于海军的活动停了一阵子，好让那些军官们好好反省反省，究竟什么地方出了毛病？”

    答：“很可能。毛病嘛，就是恶俗。”

 3．的大众传媒

    恶俗广告

    毫无疑问，广告是恶俗必不可少的条件，因为恶俗靠的全是它，并只会从它那儿滋生出来。要想识破一次欺骗，你必得要在被吹捧的宏伟表象与寻常事实之间保持一段很大的距离，而这段距离，只有在一个幻想破灭的顾客买那东西之后而绝不是之前或许可以领悟到。这段距离越大，恶俗也越深。在为佛罗里达州的房地产及西南地区的“宅基地”所做的广告中，这段距离大得惊人，如同在为整形外科、减肥计划、提高你的自尊疗法、以及保证可以用上五年的灯泡所做的广告中的情形一样。而一旦大家遇上诸如“大削价”、“大放血”或“让利33％”等各式各样的说法，这段距离就大得无法逾越了。

    有些广告显然是糟糕的，但还够不上恶俗，由于欺骗伎俩大不娴熟，没有谁会上它的当。例如那些随邮件一同到达的貌似高雅的“请柬”，宣布某某脊柱按摩院或牙科诊所的“隆重开业”，请柬下面一溜精美的小字：“敬请赐复”，这说明他们希望收信人以为这是“社交性的”而非商业性的。命中注定这些寂寞而天真的人会大失所望，他们竟真的回复这类信件，接着到了那天便梳妆打扮一番欣然前往。可悲的是，只有在他们到了那儿以后才发现自己犯下的错误，受这类欺骗的人们数不胜数。相似的把戏还有欺诈性的“新闻发布”公司，引诱那些渴望成名的人们花钱把自己吹嘘成某位光彩的“新闻”人物，而事实上那不过是一种幕后操纵的转瞬即逝的幻觉。这些虚假的新闻故事到处在为某新停车场、商店或矿泉疗养院的开业兜揽生意，仿佛个个都有着震撼世界的意义，还在发放的文字材料的抬头上写着“立即发布”的字样，真是撩人心魄。另一种幼稚得出奇的招待方式就是收音机广告——大多都是给假发、男人服饰或珠宝做的——由全无才气、亦未受过任何播音训练的业主亲自播发，还常常伴随着他们的假牙的轻微磕碰。这种情形在零售业中，相当于在著作业里为了虚荣出书，那些人自己掏钱出书购得荣誉，以显示其举足轻重的价值。（参见“恶俗图书”）

    还有那种由平庸的广告商制作的收音机短剧，也一样令人不敢恭维，他们似乎把听众都当成了十足的蠢货：

    （电话铃响了）

    “史密斯夫人吗？”

    “是的。”

    “恭喜恭喜！您申请的五万美元的贷款已经批准了。”

    “啊，谢谢你！这太棒了！”

    （声音退下。不过我们从未听到后面跟这么一句：“是呵，现在你负债累累了。”）

    当然，所有旧的花招仍在继续使用，像什么“上钩一调包”兜售法，或者像以下这则“角色招聘”广告，专门引诱那些贫困而有抱负的年轻演员，这类广告刊登在戏迷们人手必备的某份报纸的戏剧版上，看上去也一定花费不菲：

    角色招聘

    诚招身材好、相貌洁净的男性临时演员数百人（身高必须在5英尺9英寸～6英尺2英寸之间），

    他们将于6月1日和2日在巨人体育馆参加夺人魂魄、举世瞩目的电影《阿伊达》的逾千人会演。无需经验！

    一切都大有希望了，除了像“夺人魂魄”和“举世瞩目”之类的恶俗字眼或许会让人产生一丝疑虑之外。不过试想一下乍看这份广告时的澎湃心情（“妈妈，我终于有了一个伟大的机会！一切困难都会迎刃而解。我将早早赶到那里获得一个角色。”），随后便在广告的最下边读到一行非常小。非常小的字：

    “临时演员”的角色是不付酬金的。

    如果你曾读过弗兰克-康罗伊的《停止时光》，你一定还记得那出精彩的Yo-Yo骗局，里面的那个老骗子让一大帮天真无邪的孩子上了当。年轻人为什么不再过分相信他们的长辈告诉他们的任何事情，对此你一定会有些新的认识了。

    恶俗欺骗的成功常常通过排印字体的大小来获得，上面这则招聘角色的广告便是一个例子。更为常见的手法是单靠语言来完成的。判定恶俗是否临近，一个可靠的信号是形容词“豪华”的出现，像在“豪华的公寓住宅”中那样。“豪华”无论出现在什么地方，都是一种糟糕的标志，而只有当它不与某种“车”（car）而是某种“机动车辆”（motorcar）连用时，或许才是恶俗的，因为某种仿古说法也前来为矫揉造作助兴了。其他一些值得注意的围绕着车辆买卖的词语还有“祝贺你！”（CELEBRATION！）有时干脆更坦率，“卖磨损！”①、“大事件！”，以及任何诸如“把省下来的钱反馈给你”之类的提示。不过“豪华”一词仍然是恶俗词语中最具威力的，可与其他场合中的“美食”相媲美。（参见“恶俗餐馆”）

    ①原文为SELLABRATION！是Sellabrasion的谐音语义。

    另一个恶俗的标志就是“设计师”一词的出现，几乎总是一种警告，羊身上的毛马上就要被剪掉了。“拥有之荣耀”，此类字眼传统上总是附着在某些要价极高的东西身上的，而且它所针对的也是我们当中最最惶惶不可终日的人。用“Booze”来形容白兰地或威士忌之类的烈性酒当然过于低级，而“Liquor”又过于笨钝，但二者似乎谁也比不上“Spirits”那般恶俗的魔力①，似乎既要让人想起一个似幻犹真的世界，又要让人想起一个乐融融的势利的十九世纪的世界。经验表明，要一口咬住恶俗的老主顾们、那些文盲和矫揉造作之徒，“琼浆玉液、佳肴美食”之类的词语是很少会失手的。

    ①booze，liquor，spirits均可指烈酒，spirits亦有圣灵之意。

    恶俗制造者们偶尔会受公众要求所迫，不得不披露有关产品的实情。许多年来，克莱斯勒汽车公司谎称其用于车内装饰的皮料是地道的“科林斯皮革”②，而不是随便什么你可能用来制做排球或已伐利亚皮裤的老皮，从而得以将该公司大伤脑筋的积压库存倾销出去。该公司最终在《华尔街日报》上供认，它所使用的皮革并非来自科林斯，而是新泽西州的纽瓦克产的。之所以选用这个名字，只因为有一本参考书上提到“科林斯”这个词能让人产生对富裕之欲求的联想，对于那些即便不那么“放荡”至少也是传说中“科林斯人的奢华”的爱好者们来说，是颇具吸引力的。顺便提一下，也正是这个缘故，使徒圣-保罗才挑选这些人充当一次他的最响亮的道德攻击的靶子。他告诉科林斯人：“据广泛的报告，你们当中存在通奸行为……”。既已曝光，克莱斯勒集团只好承认，所谓“科林斯皮”只不过是两个名词而已，他们根本就未曾见过真正的科林斯皮革。

    ②th，为古希腊城邦，以其淫靡奢华之风著称。

    其他一些为了推销产品而施展的恶俗把戏还包括：小心谨慎地避免提到价钱的广告，似乎是专门奉献给那些根本不会顾虑价格的淑女和绅士们的。说起来真让人伤心，如今出版商们也加入了这一类传统的冒犯顾客者的行列，就像那些沿街叫卖昂贵的衣物和首饰的小贩。还有呢，不管你卖什么东西，总要和一个漂亮姑娘攀上亲缘，这似乎成了恶俗广告的一条公理，画面上的靓女可能正冲着一台尾挂式发动机或脱谷机笑意盈盈。如今，真要多谢里根主义时代的出现，那些姑娘们已经被旗帜取代了，尤其是在像加利福尼亚州的欧文市。马里兰州的林荫园那种著名的白鬼子和营利主义者云集的地区。那些地方的商业竞争，已经导致了旗帜肥大症（“我的旗子比你的旗子大！”）。现在，某些高高飘扬在二手车（“曾经被拥有过”）的停车场上和烈酒（“玉液”）商店上空的旗帜，足有15×25英尺那么大，旗杆高达100英尺，数英里以外便可看到，仿佛在宣扬那位恶俗的展示者永远不会被“弹劾”的美国主义。

    不过说起假冒的爱国主义，要想在行为上体味真正深刻的恶俗，你必须仔细审视那些由从未干过什么好事的公司发布的伪爱国广告。“公众服务”是一个专门创造出来用以遮掩事实真相——“私人服务”——的词汇；这些广告，因其在“公众的”表象和贪婪、谋私利的实质之间鸿大而厚颜无耻的距离，而荣登恶俗最高精髓之榜。某个专为核动力工业游说的团体，可能寄望于人们对于该工业疏忽和践踏他人健康与生命的纪录毫无所知，竟然没有勇气坦率地说出自己的名字，而是把自己称为“美国能量觉悟协会”，并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叫嚷“外国石油”是有害的东西，将其描绘成一条极其恶心的准备袭击的眼镜蛇，说它会“侵害美国的经济和我们民族的安全”。其要旨在于：为了拯救我们的国家和保卫我们的孩子的未来，我们需要更多的核电站，我们需要摆脱政府“抑制”我们拥有和运行核电站的各项规章制度，你们这些知道了“切尔诺贝利事件”的人为什么不赶紧闭上嘴巴，好让我们痛痛快快地赚钱呢？

    不止于此，还有一个更怪异、恶俗更深的例子，那就是香烟行业的爱国主义。某家公司真够精明的，竟然策划了与国家档案馆联手庆祝《人权法案》，并死拉硬拽地把莱彻-韦尔萨请出来为“个人自由”辩护——其实呢，也就是用甜言蜜语哄骗不太聪敏的同胞坚持自愿沦为尼古丁毒瘾之奴隶的自由。“我不大肯定，”韦尔萨被引述道，“美国人民是否真的明白他们拥有《人权法案》是多么的幸福。”

    抽烟吧，美国，并深深地，深深地吸一口。这是你的爱国职责。这已经是极端恶俗的广告了，不过你可以肯定的是，更恶俗的广告不久就会到来。

    恶俗杂志

    你一定会得到这样的印象：最了不起的杂志消费大军是那些念大学的男孩子们，他们对《花花公子》（playboy）和《阁楼》（Penthouse）①、《体育画报》、《汽车与司机》以及《肌肉与苗条》的忠心一定牢不可破。可是作为杂志的购买者，他们却远远落在那些上了年纪的人们后面，后者平均每月消费的《现代成熟》和《美国退休者协会新闻看板》合起来共有3800万册。这些老伙计们，如今有足够多的时间用来阅读，只是从没能成为真正的书籍爱好者。他们用1600万份这一相当可观的消费数量，使得《读者文摘》杂志总是以胜利者的姿态高高居于其他杂志上。另外还有《电视节目指南》，发行1600万份、《国家地理》1000万份，不过它们中的这最后一员尚不算糟糕，它甚至够格称得上是相当不错的杂志。

    ①均为美国成人杂志。

    这些杂志中的大多数与“糟糕”保持的距离让人想起一个特别的词语，一个近年来一直受人尊敬的词语：无害的（harmless）。根据这一标准，我们还可以确定一些尽管没有哪个聪明人会读、却也没有多大害处的期刊杂志，如《肥皂剧精选》、《扶轮社》（Rotarian）①、《VFW后援军》②等，它们的发行量均大得吓人。

    ①扶轮社，是一个由从事工商业的自由职业人士组成的群众性服务社团，其各次会议要轮流在各处成员的办事机构举行，1905年创建于美国芝加哥。

    ②VFW是“参加过国外战争的老兵”的简称。

    拾级而下，我们便进入了糟糕杂志的领地，其中当属《人物》（People）和《我们》（Us）位居榜首。接着往下是《国家探秘者》（NationalEnquirer）、《美国持枪者》（AmeriRifleman）；再往下就到了那些以心智有毛病的人为对象的杂志，如《陛下：每月皇家要览》，是专门给那些只要一想到皇后、甚至只是她的某些优厚待遇、家俱和珠宝首饰就会勃起的人们阅读的；还有《命运之军》，是专给那些常幻想将一把双刃刺刀插进某个有色人种外国佬的人读的，那些被刺的外来者大多比这些人的块头要小许多。再由此向下走，我们便找到了真正糟糕的东西：《性交前戏》（Foreplay）、《x级录像内幕》、《烈火双慧》（HotTwosomes），以及专为同性恋团体（见“恶俗语言”）创办的《躯干》、《数英寸》和《原汁原味》（Uncut）等。无论这些有多么糟糕，但还没有一本是恶俗的。原因何在？因为它们没有一本是在故作高雅。

    恶俗杂志情形便大不一样了。除非我们懂得找到它们的诀窍，否则它们是很容易逃离人们耳目的。要找到它们，我们不是要向下看，而是向上看。它们就是汤姆-伍尔夫为之命名的“拜金图片出版物”。他解释道：如果说淫秽出版物是“七十年代的最大恶习，那么拜金图片出版物——对有钱人行为举止的图片报道——就是八十年代的最大恶习”，而这股歪风到了九十年代甚至已扎下了更深的根。拜金图画杂志就是那种企图说服他们的势利读者假想自己是真正贵族的杂志，或者至少在他们的体内或周围某个地方有贵族特质——在一般情况下是看不出来的。他们对于特殊禀赋的虚幻热情是由以下这类杂志来保温的：《房子与庭院》、《建筑采风》、《艺术与古董》、《鉴赏家》（“我们是从你的时间是宝贵的和你的品味是精致的这一预想出发的”），以及《大富豪》（毫无疑问，在此肯定会有一批与《陛下》杂志重叠的读者群）。正如伍尔夫指出的，这类势利杂志的气势正如日中天，而那些温文尔雅的色情杂志，如《花花公子》和《阁楼》等，反倒似乎有些日薄西山了。说得直白点：性退场，贪婪上场。

    如果说，一本像《人物》这样的“糟糕”杂志的功用是去鼓励读者崇拜和嫉妒那些肤浅的娱乐界名流和各色有着出奇成就的愚蠢怪物的话，那么一本像《鉴赏家》这样的“恶俗”杂志功用就是在鼓励读者去崇拜和嫉妒那些把自己连人带财产都交付给漂亮图片的同样肤浅的人。这两个例子中崇拜和嫉妒的对象大体都具有同等的价值，不过，由《人物》所描绘的那些人，至少不会到处张扬说是他们继承来的钱使自己变得多么精彩。

    恶俗报纸

    必须承认，在美国，我们还没有像《世界报》（LeMonde）①这样一份报纸。这就是我们坚持要把政府的座位和民间智慧的座位分隔开，要在宾夕法尼亚大道②和华尔街③之间保留数百英里空间所要付出的部分代价。不过我们的确有三、四份好报纸，我们也有数以百计的糟糕报纸。如下所列的一个乃至更多的特征将使你对它们一目了然。

    ①法国最重要的新闻报纸。

    ②华盛顿特区的一条大街，美国政府白宫所在地。

    ③纽约金融街，商业的象征。

    根据报纸的栏目分类你就能知道它们了：连环漫画，这是少不了的；每日星象占卜；大量版面的缺失——文明的读者会指望读到一篇书评之类的文章；电视肥皂剧情节每周概要；每日祷文，常常赫然见于头版；一幅采访摄影师的特写，一本正经表达着那些愚蠢、无知者的所谓意见；以及“读者来信”专栏，发表一些读者最没劲、最琐碎的关于地方性话题的愚蠢见解。除了这些显明的特征之外，这里就像别的地方一样，通过对色彩的滥用想显示出你正处于一种小学生心理逻辑水平的新闻氛围中，一个某份周日娱乐报纸所呈现的世界。曾经有段日子，报纸版面上惟一带颜色的东西就是赫斯特①所属报纸头版正上方的“光荣的星条旗”，作为反抗布尔什维主义和一切外来思想的忠实保证。现在，如果哪一家报纸的头版上见不到一张大幅彩照——当然了，是在折叠线的上方——那它就要冒失去没文化者的青睐的危险，那些人可是随处离不开图片说明主义（“现实主义”）的，绝对没有能力欣赏任何讥讽和隐喻，除非那是以陈词滥调的面目出现。西海岸有一家聪明的报纸，含沙射影地评论了那些喜欢彩色图片的读者们的智力情况，认为他们能够读懂的东西只限于体育版中。

    ①Hearst，美国报业巨头赫斯特报系，曾拥有25种日报、11种星期刊和多种杂志，以轰动性新闻、醒目的版面和低廉的售价竞争取胜。

    糟糕的报纸聘用那些几乎不知道怎样写好文章开头一段的作家，而且还真的付给他们报酬，那些家伙要让你读上250个字之后才搞清楚新闻的主角到底因何而死，或者枪击事件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发生的。糟糕的报纸还喜欢在它们的标题上使用尽可能多的双关语。例如，有关一则鹿吃后院灌木的故事：

    DEERNIBBLINGAWAYATE①

    （鹿啃掉了它曾经可爱的形象。）

    ①鹿原文中的DEER（鹿）和DEAR（可爱的）谐音。

    糟糕的报纸擅长抬出一大堆“明星”来解释某个批评家关于某部电影或餐馆质量发表的见解，而不去费神告诉你他的见解是什么意思，在糟糕的报纸上，行文一律是近似文盲的读者所要求的那种花哨和虚情假意的笔调，他们受娱乐业腐蚀最深，根本没有能力应付哪怕多一点点复杂、精深、暗示、讥讽、震惊、出乎意料或真正有趣的文章。林肯啊！汝当生于今朝：医治亚美利加者，非君莫数，云云。

    在一家竟然厚颜无耻地称自己为《国家报》（TheNation-Neer）的报纸上，前面提到的几乎所有这些糟糕的特征都十分显眼（其实《华尔街日报》才是正宗的糟糕，不过这里暂且放它一马吧！）。而《今日美国报》（UsAToday），才是恶俗原则最正宗的典范：科技炫耀面貌其外，空虚无聊内容其中。它是表象战胜实质的一个经典范例。一份有关这家报纸的名誉权的测试题可能包括如下问题：它在一个给定的问题上的立场是什么？谁在乎它怎么看问题？谁想为它撰文以及作者的素质怎样？谁想读它以及他或她又是个什么样的人？如果某个人（为《今日美国报》撰稿的人？）的思想是由电视节目或《今日美国报》提供营养而形成的，那就不必指望他或她可以安慰那些为精神生活的未来而忧虑的人们了，因为他们的思想正是那种支持——不，应该说庆祝——到处泛滥的恶俗的观念。

    《今日美国报》首次出现于1982年，适逢最受人喜爱的美国人罗纳德-里根就任总统，因此这份报纸是里根主义的完美象征。其创立者艾尔-纽哈瑟（Alh）把它构想成一种反对“令人绝望的旧报业”的武器。他是这么说的，他觉得，过去的报纸令读者沮丧和愤怒。“一种充满希望的新报业”将由《今日美国报》来传播，完美地配合着美国人越来越花样翻新的化妆打扮，从领导人的染发到掩盖对尼加拉瓜反政府军的秘密援助。《今日美国报》成为罗纳德-里根竞选第二任总统时的“赞助商”是不足为奇的。

    正是在繁荣兴旺中不屈不挠的追求为这家报纸提供了半少年、半巴比特①式的音调，其关于一次空难的头版标题已尽人皆知：

    奇迹：327人生还，55人死亡。

    到底是什么东西给纽哈瑟提供了可能会招致大众青睐的全新报业的想法呢？正是电视节目、尤其是电视新闻节目在表面性、颜色和平民主义式的简单化上取得的成功，给了他巨大的启发。（见“恶俗电视”）（最近为了希望向自己的读者推荐丹-拉瑟，《今日美国报》引述了拉瑟的一位同事对他的评论，称他是“一个普通的人”，喜好棒球、打猎、钓鱼，在野外的丛林里时也喜欢嚼优质烟草。结论：没有人希望电视节目主持人是个与众不同的人。）

    ①Babbitt，美国作家辛克莱尔-刘易斯同名的主人公，专指自满、庸俗、短视、守旧的中产阶级实业家式的人物。

    为了诱惑迷上了电视的观众，纽哈瑟经过长时间的摸索，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在人行道旁的报摊子上支起了一个极像电视机的东西，也有电视机式的底座，整个报纸的上半部分完全模仿电视机屏幕。电视处理新闻的方式为《今日美国报》的编辑程序确立了一个榜样，不仅其画面、图片的使用极尽炫耀、卖弄之能事，而且其中大部分都仅仅出于卖弄而非需要。像电视新闻部一样，纽哈瑟的报纸没有几个记者，却有一大批编辑和改写作家，正式场合的主持人（如电视一般），修补文字的人，提供恰当的公司语调的人，以及类似的形形色色的按照其自私自利的主子的意愿行事的人。他的中央新闻准备室内摆满了电视机，仿佛在鼓励这些被供养的语言大师们把发行物调整到与电视报道的步调完全一致。该报刚刚问世的时候，一位批评家就曾指出，“电视迷们这下可有了自己的可以捧在手里读的电视了。”当然，是娱乐业决定了《今日美国报》最感兴趣的事物及其风格和特色。任何事情，哪怕很远，只要能和娱乐业挂上钩，都要予以高度重视和重点展示，甚至有关离。“娱乐”很远的蛛丝马迹的传闻也不放过，惟恐因与电视或糟糕的电影文化扯不上联系而痛失一名观众（读者）。举个例子，一则有关最高法院重审烧毁国旗事件的报道是这样开始：“称它烧旗案续集吧。”

    《今日美国报》独特的措词技巧是如此一贯地引人注目，所以很容易看出它将一般报业的糟糕提升为恶俗的方法。纽哈瑟命令他的作家和马屁精们尽可能少用America（美国）一词，而要用USA（美利坚合众国）来代替它，这样就能起到持续不断的宣传和提升作用了。他们假设愚钝的读者无法忍受任何事实真相，除非把它们“润色”一番，将它改造成娱乐，这种假设导致了一贯自以为聪明的标题，依赖毫不相于的押韵，比如：

    WHAT-SHOTINTRUNKSFORHUNKS

    （吝啬鬼的汽车后备箱里喜欢装什么？）

    头韵：

    PARTISANPOTHOTSPREVIEWTAXTALKS

    （两党人士随意攻击预审税务报告）

    和双关语：

    FLAGSTARSAGAI

    （旗上的星星再次出现在最高法庭上）

    COASTERSEWHEIGHTS

    （环游滑车爬到了新高度）

    〔一次昂贵得吓人的旅游讯息：〕

    WORLDISYOURORSTERFOR39500CLAMS

    只花39500块美金，世界就是你的牡蛎①

    ，可作一块钱，也可作蛤蜊；只须39500只蛤蜊，世界就是你的牡蛎。

    奇怪的是，在体育版（占全报的1／4）中却很少有这类恶俗的嬉闹，按道理它们应该重点出现在这儿。我想它的意思可能是：体育大严肃了，不宜开玩笑，哪怕报纸的所有其他版面都给人以“生活是一场盛宴”的印象。除了诸如两次世界大战、犹太人大屠杀、越南战争以及海湾战争（只提这么几个就够了）这类令人不愉快的事情，生活中的一切都是不错的，我们将在我们正走着的道路上继续前进（“保持航向不变。”罗纳德-里根语），创造一个美妙的世界，那里有人们想要购买和享受的美妙的一切。在大学一年级学生的写作课上老师都有一条正式的忠告，就是：切勿将你使用的陈词滥调和媚俗话语用引号括起来以引人注意。《今日美国报》肯定拒绝这条精英式的建议，为了让它的读者舒服，它自有高招：

    SAGGINGHOME〔！〕SALESPUT“ONHOLD”

    （坍塌的房屋！销售活动“暂停”）

    ONNBTU，LEAP”OFFAITH

    （全国广播公司，信仰的一次“重大飞跃”）

    谁会是这堆东西的读者呢，他们对《今日美国报》的忠诚已经使它的发行量对《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构成了严重威胁，只要瞥一眼在上面做广告的人就可以推断出该报读者的身份了。这些广告人确信，只要占据大面积昂贵的版面，就一定能抓到他们心目中想要的顾客。在最近的一次议题中，针对继续“给国家艺术基金拨款”是否恰当而引起的争论期间，派特-罗伯森牧师大人领导的“基督教信仰者联盟”认为，该基金的钱用在为以下问题所做的整版广告上更合适，这些问题是冲着国会议员们（注意，假定他们就是该报的读者）提出的：

    你……愿意面对选民们的指控，说你在浪费他们的血汗钱以鼓励鸡奸、儿童淫秽作品及对耶稣基督的攻击吗？

    他的意思是：国会议员先生，你是否认为“正派的工作者们”想把他们缴纳的税金花在“教他们的儿子怎样相互鸡奸”上？针对同一个问题，“美国退伍军人组织”（即“美国军团”，Ameri）和其他十三个相似的组织联手出资登了一份半版的广告，对象还是同一批人，他们因其小儿子们会受鸡好之吸引力的感染而忧心忡忡：

    烧毁国旗：平心而论你知道它错了。

    （鬼知道是谁盗版了当初支持巴利-戈德沃特竞选的共和党标牌的创意：“平心而论你知道他是对的。”而且，反对派还曾对此标语作了一次极其成功的扩展：“是啊，对得过了头。”刊登这份反烧旗广告的人们毫不怀疑地以为，他们所诉诸的公众既愚蠢又缺乏幽默感，以至于根本就不知道或不记得这码事儿了。）即使这类广告不向读者提供任何有效的线索，然而仅凭其无以数计的推销汽车、摩托车、冰箱和花里胡哨的车库门这类经久耐用的商品的广告，也不难让人想到一大批英俊硬汉读者的形象。（《今日美国报》头版正上方的“卫星传送”字样，是专为让这类技术迷狂读者们着迷而设计的，不难想像，他们也一定是《流行机械》和《家庭办公电脑化》杂志的迷恋者。）不仅仅是那些硬汉子，还有其他容易轻信上当的人，只要在分类广告中稍稍浏览一下就会清楚这一点。那些在此栏目做广告的人，对他们的读者了如指掌，对于读者们容易上当受骗的性情也已经有了长期的体验，所以像下面这类土包子式的招揽方法也会为他们带来滚滚财源：

    赚大＄＄＄

    或者

    发财成名

    不少《今日美国报》的分类广告，都在千万百计想引诱读者进入他们的代理销售计划，通过兜售一些十分可疑的商品而从中捞取油水，如新牌子的节食巧克力棒，或某种令人吃惊的去污器，“如电视所示”。你还可以通过卖一种新的“延长生命秘方”或“九十年代最火爆的事情：无须手术拉皮”获得厚利。“成为您所在地区的第一代你吧。红利可观！”而他们则可以大挣经纪费。有一道“开始您自己的旅行社”的指令，是解决财政心病的一条几乎万无一失的捷径，仅次于“开始您自己的餐馆”或“写儿童书挣大钱”。还有些广告，提供无数待售的失败的汽车旅馆及类似的毫无保障的商业经营场所：“致富吧！”感谢上帝，最后是社会福利机构和精神分析诊所而不是我们（当然更不是《今日美国报》），最终要来应付因为相信这些迷人的口号而一败涂地的受害者们。令人感到沉重的是，根据一次西蒙斯市场研究对《今日美国报》读者群的调查显示，其中68％的人“上过大学”，因而也算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了”。（见“恶俗的大学”）

    一个令人不悦的事实（就目前的情形而论）是，人们变成了他们所读的东西，就连《权威童子军手册》都知道这一点，它知道后果并有勇气明确指出这些后果：“长期阅读这些垃圾，”该手册毫不含糊地宣称，“会使任何人除了成为一个庸人之外什么都不是。”这无疑是一个敦促那些尚未被腐蚀和玷污的孩子们小心提防恶俗报纸的好理由。假如不是很快就会有更多的以《今日美国报》为模子的报纸冒出来的话，出现在本章标题中的复数形式（BADNeers）或许该算作是在误导了。《今日美国报》的成功，从实践上确保了大量的后继者全都是恶俗的。

    恶俗的电影（BADFilms）

    电影（Films）？胶片（Films）？一个妄自尊大的词。见“恶俗电影”（BADMovies）。

    恶俗电影（BADMovies）

    还有谁记得，在恶俗电影到来之前，糟糕的电影仅仅是糟糕的？那些吸引人的电影，像什么《机器人大战阿特克木乃伊》或《圣诞老人征服火星人》谁还记得？在那些日子里，独此电影院一家的需要，就使爆米花成了一种可以淘金的农产品，因而使其成为可以轻而易举地提前识别某部烂片子的标志物。只要是“荒岛”或“丛林”之类的主题，十有八九就会是些蹩脚货，如琳达-达耐尔和泰伯-亨特主演的《欲望岛》、《蓝色咸水湖》（“一个十足的从头到尾的骗局！”——《守望者》杂志）、或《走出非洲》等，后者使罗伯特-雷德福和梅丽尔-斯特里普成为明星。同样地，早在希尔维斯特-史泰隆和阿诺德-施瓦辛格的时代到来以前（见“恶俗电影演员及其他演艺人”），牛肉饼也是一种秘密信号，告诉你最好把时间和金钱花在别的地方。奉送给你的一切准保都是些像《痛苦谷中的赫丘利》之类的名目，一看就让你觉得宁愿一头栽进最近处的酒吧里去。还有一个警告信号，过去常常是对与圣经或宗教有关的主题的暗示像什么《长袍》或（最低水平的）《圣经》。大多数“战争全景片”也同样糟糕，且尤其为那些身经百战的退役大兵们所鄙视，在那些片子里，大炮、迫击炮弹满天“忽哧忽哧”地飞，看到的却只是它们喷射出来的由燃油所提供的光彩夺目的火炮花束，绝没有真正战场上震耳欲聋的“嘭一嚓！”声（只可惜这声音不适合观赏）。同理，大约1970年左右，可以相当有把握说，凡是标题与性暗示有关的电影都不会是什么好片子。较聪明的前去看电影的人都懂得老远就能从电影标题的每一个字中识破天机，如夜晚、天堂、法国人（这部片子尤其下流、淫秽）、欲望、肉（欲／体）、或性等等。

    由于当今日益加速的贫民化趋势（我在《格调》一书中已经进行过讨论），对于有知识的人来说，重拍老片子带来的恐惧几乎总会成为某种精神沉沦的原因，当你把1964年的《夜晚必将来临》和1937年的那部好片子比较一番，1962年的《本特号叛乱》和1935年的原版比较一下，1959年的《人猿泰山》和1932年的版本比较一下，或者1950年《金银岛》的迪斯尼版——它所使用的背景音乐中极其突兀和牵强的拨奏片段很像电视上搞笑节目的配乐，总想暗示观众该如何反应——和1934年的优秀版本比较一下（后者给如利奥奈尔-巴瑞莫尔和华莱斯-比尔利这样的旷世奇才以性格表演的大好机会），你会不断地感到失望。（拙劣重拍法则的一个例外是1978年版的《盗尸者的入侵》，那是唐-西格尔对1956年令人伤心的努力的重新思考，也因唐纳德-苏瑟兰德的出色表演和菲利浦-考夫曼的优秀导演所表现出的对旧时风格精微的把握和尊重赢得了观众。）尽管企图重拍《摩登时代》、《公民凯恩》、《卡萨布兰卡》、《正午》，甚至《在有水的地方》或《哈德》都是显而易见的愚蠢之举，但肯定还会有人（见“恶俗人物”）想要一试方休。结果呢，当嘲讽与鄙视涌起时，他们就会反击说那些评论家都是些“精英分子”。

    以上是昔日糟糕电影的景象，然而如今恶俗当道，也就是说，现在是重磅炸弹（喻耗费巨资拍摄电影）的时代，像卡通片似的《星球大战》及其续集，《超人》及其续集，《E.T.》，《蝙蝠侠》以及《崔西探长》等影片，正如托德-吉特林所说，“它们花费在宣传上的精力与钱财占据了比电影本身更大的文化空间，而且它肯定是必选的一部，既然宣传如此热烈，那么美国的（通常还有欧洲和亚洲的）每一个人，全然无顾他或她是爱看还是鄙视广告的习惯，就都不能对它熟视无睹了。”

    投放重磅炸弹的理想时间是6月：作为观众的青少年刚刚从学校蹿出来，早就准备好了揣着他们积蓄的零花钱奔向售票房。不过猛烈的宣传攻势在春季学期开始时就早已展开了，这时，第一批各式宣传材料开始争奇斗妍，第一批T恤开始堆满批发商的仓库，第一批洋娃娃和式样新颖奇巧的小玩意儿开始在各商业街区里崭露头角。每至6月，小孩子们就像巴甫洛夫①的狗一样馋得直流口水，新上演的恶俗电影的成功看来已是胜利在握了，无论它到头来会有多糟糕。（我说“看来……”是因为这套办法时不时也有不奏效的时候。迈克尔-西米诺的《天堂之门》本来是冲着青少年观众制作的重磅火炸弹，它耗资4400万美元，用某位评论家的话说，到头来竟“是一次彻底的失败”。对此，评论家文森特-斯台顿说，“总的说来，这部电影可以归功于正在破产的联合艺术家电影公司。”〔旁白：真是苍天有眼！〕其实，电影《现代启示录》也一样恶俗，只是不知怎么的，很少有人发现罢了。）

    ①Pavlov，1849-1936，苏联生理学家，创立高级神经活动学说，提出条件反射的概念。

    “重磅炸弹”电影是整个恶俗观念的具体表现，因为它的内容空洞无物、缺少人的东西，完全依靠夸大其辞的宣传所引起的观众注意力的支持而成功。再者，这类电影并非是为成年人提供的成熟的叙述和表演，而是儿童的卡通连环画式的刺激，几乎完全依赖特技效果；只有那些从未学会从技术以外的任何事物获取兴奋的人们（见“恶俗的大学”）才会心满意足。诚如彼德-毕斯坎德所言，这类重磅炸弹的目的就是——但愿有教养的成年人真的看过一部——“要把观众重新塑造成小孩”。其显然的结果，加上缺乏作为平衡的教育的磕码，只能是“选民的幼稚化”，并在政治领域导致了罗纳德-里根和乔治-布什当选，以及对于旗帜亵渎的焦虑不安。重磅炸弹究其本质什么也不是，马克-米勒强调，它更像是一种推销其他商品（如“时代华纳公司”所为）的交易工具，像蝙蝠侠的“鞋子和短裤，帽子和餐具垫……一盘‘华纳时代’的录影带……几本从时代华纳版图书中扒下来的平装书……《时代》杂志上的封面故事”等诸如此类的东西。米勒说，如今的电影简直就是“一个庞大的形象制作体系中的一粒用铅加重的用于欺诈的骰子或一片电脑芯片，这个庞大的体系包括电视制作公司和院线辛迪加，有线电视网络，音乐唱片公司，主题公园……以及图书出版发行公司，各大杂志社，和许多家报纸”。

    没什么可奇怪的，电影业的重磅炸弹缺少成年人的内容，就像许多其他典型的、极富表现力的美国发明一样，如甜味啤酒，它们比起那些必定经过审查的适合家庭观看的电视剧来，提供的惟一更多的东西就是暴力，到处都是肢解身体的屠杀和踢裆部的表演，这些你可别指望在别的什么地方看到。说来也是，这些就是你要去电影院才能看到的东西。就在你过去常去观看加利-格兰特和依莲-杜恩以充满智慧的方式在室内社会剧中展现他们精微细腻的眉目传情的地方，如今你看到的尽是强奸、殴打、砍掉四肢、面部被毁、血流如柱、眼珠子挂在面颊上、鲜血从动脉中喷涌而出、鲨鱼正在吞噬儿童——完全一派源于雅各宾党人滥杀式恐怖戏剧的虐待狂舞台技巧。一切均有辱观众的人格，而其惟一的技巧就是过分的表现细节（见“恶俗对话”和“恶俗音乐”），如马克-米勒所说，今天的电影，无论是重磅炸弹还是普普通通的制作，“一律喜好广告（及其他一切宣传手段）中所使用的那种系统化的过度强调。每个画面都是一个自我完成的，自成单元的内容，就像一击重拳，有效地击中你的面部：大枪、大车、娇好的屁股、满月……巨大的冲撞（血、玻璃）……”当所有这一堆暴力垃圾终于结束之后，接下来又是一串没完没了的摄制人员名单，仿佛真有什么值得赞扬的成就已经实现了。这样，我们就知道了所有那些与恶劣电影有着遥远联系的人们的名字，连同他们的家属和性搭档：

    舞台工作第三助理：

    舞台工作第三助理的助理：

    照明电工：

    照明电工的助理：

    照明电工助理的女友：

    在恶俗的图书中亦有类似的情形，其矫揉造作的序言和后记会感谢整整一个兵团的赞助者——名字越显赫越好——好像在散布对他们的指责。

    恶俗电视

    尽管时不时地企图遮掩其羞耻，电视大体说来是一种贫民传媒，最善于宣传假牙清洁剂、不能自控时使用的尿片、啤酒、通便剂、汽车以及洗涮用品，但是一碰到书籍、思想、历史，以及人类文明对话的复杂、精微和讽刺性就死了。在为一次有关“文化”问题而进行的电视谈话排演中，有人请我给“人类学的”一词找一个简易的同义词，这使我确信，原来那是一个远非电视机前的观众所能理解的词，这就是为什么“文化”无法成为大众脑海中的以“娱乐”为目标的节目原因，因为这个话题不能恶俗。

    女子摔跤，奥普拉-温弗莉脱口秀，幼稚的黄金时段情境喜剧，以及那些所有角色都像卡通连环画中的要求一样表演夸张的“戏剧特别节目”——这些自然是相当糟糕的，但对于知识阶层构成不了什么威胁，因为只有已经失去了知识的那些人，还在津津有味地观看某个已播到第32次的节目。很多美国家庭拥有电视机的比例比拥有带抽水马桶的厕所还要高，而且平均每个家庭每天要看七个半小时的电视，也就是说从每天下午4点半一直看到半夜12点，从“富人与名流生活方式”节目中汲取价值，从“异国风情”节目中领略艺术精微。这些当然是糟糕的，但还不是恶俗的。

    要找恶俗，你首先得转到新闻频道。在那里，事件要么被柔情化，要么被搞得耸人听闻，但却迟迟不讲出事情的核心内容，这样观众就不会转频道了。事情刚有了个眉目，广告便接踵而来。同样恶俗的是没完没了的中产阶级口味的特别新闻，一副伪学问和假分析的样子，所谓的“专题讨论”也不过是自己不同意自己的意见，一个人玩。这里的错觉在于，从表面上看，其整个过程和过去那种小圈子聚会或专家讨论会的气氛一样自由随意，而实际上完全是一套一成不变的陈词滥调，和迎合对方感受的僵硬的传统手法，这就决定了不可能有任何新鲜或不肤浅的事情发生。刘易斯-拉法拇指出，“尽管表面上看来它极其流畅，电视实际上是一种极其严格的宣传工具，只用那些类似即兴喜剧中的角色式的一成不变的人物”，从另一个角度阐明了在恶俗的情形中总会表现出来的表象与实质之间的距离。

    你可以用查尔斯。兰姆很久以前论及报纸时说过的话来谈论当今的电视：你没有哪一次不是怀着一丝渴望的兴奋打开一份报纸（也可说打开电视），又没有哪一次不是满心失望地合上一份报纸（也可说关上那个操蛋的东西）的。就算你聪明绝顶，你刚开始时的一点点兴奋也很快会为庸俗和老套所征服，没完没了地滚出经过试验和测试的而没有任何原汁原味的东西，表现与内容永远的胜利。电视是一个不可能有任何令人激动或有趣的事情发生的地方——除了现场直播的体育比赛。英迪的车会不会撞毁？篮球场上会不会发生一次比以往更有意思的斗殴？那对奥林匹克冰上舞蹈家会不会跌倒？那名被撞晕了的橄榄球选手会不会再爬起来？还是，显然已经死了，会被抬出场外？这类时刻或许还能激发一点好奇心，只是一小会儿，可以让人满意，只要那种该死的声音不总是插进来评论、解释、找关系、证实——某个现场评论员非得每场在那儿说个没完，好像不如此我们就搞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似的。“球高高地飞向左半场，瑞恩正在追——靠墙了，靠了，靠了，”云云，而这一切我们本可以自己看得一清二楚。有一种假设是很清楚的：如果没有解说与评论，任何事情都不会是真的。

    同样的病也染到了电视新闻身上。每件事情都必须编成一个“故事”，哪怕是显然无须任何评论的自在自为的事情：一座火山的喷发，一条鲸鱼浮出水面，足球迷互相打起架来了，有十五辆车被撞毁在加利福尼亚的一条州际公路上。前新闻播报员汤姆-伍尔夫认识到电视的确把这类事件“安排”得很好，他说，其他一些这样或那样类似的东西正是电视所要展示的惟一的“新闻”。实际上，他说，“如果彻底关闭电视新闻制作，只报道听证会、新闻发布会和冰球比赛之类的节目，这才是对全国的一种服务，才是电视新闻。至少公众不会产生他们正在获得真实新闻的虚假错误印象”。再看看现在，电视新闻节目恰恰成了恶俗的本质；虚假的和实际的事情之间的鸿沟每周要以那种人们熟悉的自我介绍方式（如“丹-拉瑟现在为您报道”）表演五次，而他常常根本就什么也没在报道，只不过在表演和朗读——依照电子提词机所显示的内容来读，正如拉法姆所说，所使用的都是“专为六岁小儿能听懂配置的”语言。丹-拉瑟的表演只是个小骗术，毫无疑问，只是这个令人厌倦的表演世界里的一部分，它披上了真实生活（现场报导）的面纱，而这从一开始就是电视的真正材料。正如托德-吉特林所说，即便丹-拉瑟也是在为“一种将乏味和欺骗提升为文化准则的生活方式”作贡献。毕竟，如果你主要的差事就是大量地销售没有价值也不需要的东西，谎言和平庸就必然统领一切。它们并非刚好是电视不幸的副产品：它们恰恰是电视之所以存在的理由。

    一旦受到利益的驱使，谎言的魅力会有多大，它如今竟然渗进了一度很纯洁、与公开的金钱交易和玩世不恭频道无缘的公共电视网。既然公共电视台不得不承认某位强有力的商业赞助商总是藏在某个被给定的节目背后，也就是说，肯定会有一些有趣的事情根本不可能被注意或被提及，电视的羞耻感便迫使它避开如“由××赞助”这样的用语，而喜欢使用诸如“本节目之制作承蒙××基金之协助”之类的委婉调子，好像用了“基金”这个词，整个节目就是由诸如基金会、大学以及类似的清白机构的高知识，不谋私利的领域中制作出来的了。

    地方性电视新闻与全国性的不一样，它们更倾向于糟糕而非恶俗。全国性新闻专门使用单个的明星主持，如拉瑟或彼得-詹宁斯，而地方性新闻则要求其主持人必须明白，没有谁是不可替代的；相反，他们只是一个“新闻组”中的一员，该组的阵容安排永远不变：

    一个女性（常常是亚裔的）

    一个黑人

    一个白人男性新闻播报员

    一个白人（有时是黑人）体育新闻播报员

    一个气象员，常常是个女性

    这里似乎流露出这样的意思，即该组成员均由普通人构成，都是一些既不比你更好，当然一定不比你更机灵的人，只有一个时候例外，那就是当他们扮演成你的忠实仆人的时候。其魅力所在：地方新闻节目像所有别的节目一样必须依靠插播广告才能活下去，也就是说，他们不得不将新闻改造成过去被称为人类兴趣点的东西——比如被从燃烧的大楼里拯救出来的猫和狗，多年之后重新团聚的兄弟姐妹，金婚银婚，滑稽好笑的巧合等等。又是托德-吉德林说的：“‘普通大众’的态度、情感和价值是一切价值最终可以依据的不可动摇的标准”，由于依照那些成功的大众商业原则行事，电视终于完美地实现了最残酷无情的资本主义和最多愁善感的平民主义的混合。这一事实，尽管很少会为那些好心肠的坚持相信电视有能力作出“文化上的”贡献的人们所接受，恰恰是某些人每逢电视被指责为一种贫民媒体时就会勃然大怒的一个原因。要想保住饭碗，电视就必须奉承愚钝和轻信之徒。

    除了真实的生活偶尔会迫使电视正视那些令人恐怖的事情之外，电视新闻（就像它在报业的同行《今日美国》）的乐观精神将永远保持下去，而它的男女主持人们也从未远离过义务性的属于表演业的微笑传统。商业的乐观主义和“报道”业的乐观主义没有差别，正如马克-克里斯平-米勒洞悉到的，“电视广告要想让人看起来像是‘一份奖励而非一次打断’，电视的其他节目就首先要以多种微妙的方式进行调整，比如今人难以察觉地吸收商业广告的品质”。当“泰德”-阿布拉姆森将其夺冠的白色加长豪华矫车命名为“美国梦”时，他恰好是在无知无识中应验了米勒的观点：美国对这个世界最主要的贡献就是——恶俗。那是我们最拿手的事情。

    恶俗的电影演员及其他演艺人

    娱乐业（ShoWbusiness）是离不开虚幻、夸张和欺诈的，故此与之相联系的一切都是恶俗。的确，其形象宣传、故意误导的呈现和夸张（如“世界上最伟大的表演”）的主要技巧，为所有别的地方提供了一个恶俗的典范。

    属于无可救药的恶俗之列的，都是些美国视若珍宝的演员。如阿尔弗雷德-兰特、琳-芳丹、海伦-海斯等人，低能、过度渲染的小丑、戏路狭窄，几乎没有能力驾驭不属于他们自己的声音与风格，也就是说，他们几乎没有什么能力掌握比简单的现代美国银幕更宽、更滑稽好笑、更富有启发意义的悲剧节目。地方性演员，可以这么称呼他们，他们的局限性是如此显而易见，只有狂热的宣传才能拯救他们，许多二三十年前的男性演员均属此类，如伯吉斯-梅瑞迪斯，查尔顿-赫斯顿，理查德-韦德马克，罗伯特-斯代克，当然还有企图演亚哈伯船长的格里高利-派克。这一糟糕传统的继承者们有罗伯特-杜拉尔，尼克-诺尔特，里察-基尔以及比尔-考斯比（那位夸张大师），还有加利-柯尔曼，23岁的时候就是扮怪相大师了。以体格健壮肌肉发达的身躯见长的有阿诺德-施瓦辛格，希尔维斯特-史泰隆，他们属于一个自己营造的特殊阶层，一对儿唐-莱瑟姆法则的典型例子：“你的声音越大，才气越少，你就会越著名。”还有汤姆-汉克斯，海伦-斯拉特，乔治-汉弥尔顿，彼德-弗克，罗伯特-梅彻姆，罗西安-巴尔，里卡多-蒙塔尔班，查尔斯-布朗森，奥玛-谢瑞弗，怕特-雷诺兹，帕特里克-斯瓦奇——所有这些人没有一个该被忽视，也别忘了琳达-达耐尔。这些人个个都有扮鬼脸和大喊大叫的不凡身手，不放过表露每一丝感情，惟恐观众错过。有些演员的局限性太大，以至于只能在电影里展现他们自己的性格，如芭芭拉-史翠珊和卡罗尔-伯耐特。把这一点放在各时代经典恶俗演员之一的罗纳德-里根身上是特别真切的，对其所扮演的角色、剧情极其娴熟，但在企图扮演“总统”时却是灾难性的。接下来该轮到胖子奥逊-威尔斯和马龙-白兰度，曾经温文尔雅、年轻有为的人，最终成了由美国式的贪财和享乐所局限的“好生活”的牺牲品，以致除了看到他们（在电影里）静坐在一片漆黑中之外，再没有其他抛头露面的时候了①。在美国的恶俗演员里，玛格莉特-汉弥尔顿，即扮演影片《公牛术士》（TheWizardofOx）中的邪恶女巫的女人，在她所有的保留节目和换季轮演中都一直在狂敲滥打、挤眉弄眼、大喊大叫，一直折腾到80多岁，惹得评论员约翰-西蒙不得不对她的表演之一作如下评价：“玛格莉特-汉弥尔顿现年82岁，不过看上去还要老一些。”虽然说的有些残酷，却精彩之极。

    ①指马龙-白兰度在《现代启示录》中的角色，而为了这一简单的表演他向导演科波拉索要100万美元，因此被作者斥为贪财。

    要想体味一下美国演员有多么恶俗，只须想一下厄内斯特-伯格奈恩饰演的道格勃里②、休姆-克洛宁饰演的俄狄浦斯、唐-阿梅彻饰演的李尔王、莎丽-菲尔德饰演的麦克白夫人、或汤姆-克鲁斯饰演的伊阿古③。如果保罗-纽曼——尽管很有才气——想要说服我们相信他就是本尼迪克④，或者安东尼-奎恩就是塔杜菲⑤，那将会引起什么样的国际尴尬啊。达斯廷-霍夫曼或许不够完美，不过至少他还时不时地展现了一个真正的演员想要假装是夏洛克⑥的迫切心情。

    ②即“倒垃圾”警长，莎剧《无事生非》中愚蠢、多嘴、语无伦次的巡官。

    ③Iago，莎剧《奥赛罗》中狡诈残忍的人物。

    ④Benedick，莎剧《无事生非》中的男主角之一。

    ⑤Tartuffe，法国剧作家莫里哀同名喜剧中的人物，后泛指伪君子。

    ⑥Shylock，莎剧《威尼斯商人》中狠毒的放高利贷者。

    似乎舞台和银幕还不能给我们以充足的供应，音乐指挥台上我们还能找到不少恶俗的“演员”，看他们在交响乐队面前痛苦地扭动着，作出各种刻意、虚假的姿态和动作，极尽夸张表演之能事。必须承认，演这种戏是十分困难的，何况当你的观众（听众）是在你的身后，而你所有的手段都被局限于你的双手、你的后脑勺以及你的燕尾服的背面时，因此，指挥者们极富戏剧性的过度举止，或许出于他们想要克服在表现上的以上种种限制的迫切心情。

    一个竭尽全力克服这些限制的人就是列昂纳德-伯恩斯但①，他使自己几乎成了这方面的权威人物和十足的恶俗“大师”队列里的世界冠军。唐纳尔-亨纳汉是许多点名批评伯恩斯但的音乐批评家之一。伯恩斯但敏感的虚荣心激励他专门指挥“B”字母打头的作曲家的曲目，如贝多芬和勃拉姆斯的音乐，这样，仿佛出于对押头韵的义务所迫，他便可以将那些他自己作的曲子也统统放进了演奏曲目。唐纳尔-亨纳汉指出，粗俗的听众由于仰慕伯恩斯但“对音乐平淡无奇的领会以及他用手势生动传达自我的演员技巧，甚至一个聋子都能轻易地欣赏他的音乐会”。可是，伯恩斯但常常走得太远了，以企图“用表演偷偷取代音乐”而告终。亨纳汉看厌了他表演的一个十分容易的绝技，在布拉姆斯的第四交响乐中，只见“他让他的双臂软塌塌地悬在空中，如母鸡般地点着头，肩膀使劲地耸着，……完全是一出欧洲指挥家的老把戏”，却迫使听众前往观看“这位以音乐本身为代价却奇怪地失了业的指挥家”的表演，伯恩斯但看来是不可救药了，因为，正如亨纳汉的观察，“我们时代还没有哪个指挥家像伯恩斯但先生那样跟自己有如此绝妙的默契”。

    ①Leoein，著名交响乐指挥家，曾长期执掌纽约爱乐乐团音乐指导席位。

    管弦乐队的指挥一度是敲钟人的同义词。瓦格纳对贝多芬的演绎改变了这一切，并帮助人类建立了恶俗指挥的现代传统——乐队指挥与他指挥的音乐同样了不起。如某位批评家所指，罗马尼亚的指挥塞尔吉厄-塞利毕达奇（SergiuCelibidache）以其“能周到地在舞台上与其演员共享掌声”而著称。塞利毕达奇毫无疑问是一位令人印象深刻的音乐天才，只是“大自我主义了，从本应为之效力的乐队手中侵占创造力”。利奥波德-斯托科夫斯基（LeopoldStokowski）是此一自我主义阵营中的又一个例子，而查尔斯-穆赫（ch）也过于着重他自己了，他坚信是他而不是乐队，当然更不是音乐，是“上千人前往寻求温暖与光明的中心”。

    要想维持一大批当今最受欢迎的恶俗指挥们的敏感而深奥的声誉，就要有精巧和持续不断地吸引公众注意力的方法。祖宾-梅塔（Zubia）——“一个没有深度的花哨的指挥家”，一位专家如是称呼他——在这方面可谓是身居榜首了，紧随其后的该是那位浅薄的小泽征尔（SeijiOzawa），其图像记忆力可以使他一瞬间记住一整章乐谱，而且无需琢磨和思索，据说，在小泽征尔领导下的波士顿交响乐团的演员们有一次差点反叛，原因是他们“从他那儿什么也没学到”。沿着恶俗名单再往下，你就会找到利奥纳德-斯莱特金（LeonardSlatkin），继续往下，就是奈威尔-麦瑞纳尔爵士（SirNevil1eMarriner），他没有能为明尼苏达管弦乐团颇有见地的听众留下好印象，如今正在伦敦经营相当成功的娱乐业，为只要视野中看得见的所有小型表演灌制唱片。像恶俗的演员一样，恶俗的指挥们知道听众太愚钝，且未受过什么音乐训练，不可能有眼力把他们揪出来，而对于那些由公共关系顾问们（从前叫新闻代理人）发出的赞誉之辞，他们也不可能产生任何怀疑。

    那些没有被雇用的交响乐指挥们会做什么呢？你大概能猜得出他们可能会在某个狭小、肮脏的仓库里教小提琴，或者在那些最不起眼的美国学校（见“恶俗的大学”）里讲授音乐欣赏课。而未受雇用的演员的命运，就没有那么多的神奇可言了。大多数糟糕的演员，他们只是还没有足够的演出和崭露头角的机会晋升为恶俗，就只好充当男侍者和女招待了。关于他们，请看“恶俗餐馆”。

 4．的精神生活

    恶俗人物

    周围恶俗的人大多了，要想把他们说清楚，如果不是用一座图书馆的话，起码也要费一整本书。这里只能列举几个例子。

    真正恶俗的人往往要么与政治、要么与神有关。两种场合都要求艰难困苦的廉洁与美德的公开表现，因此两者都涉及到表象与实际情况（常常是堕落、卑鄙、伪善、自私、贪婪之徒）之间存在巨大差距的问题，如我们所见，这也正是恶俗的基本条件。想到这儿，杰西-海尔姆斯①立即映入脑海，还有理查德-尼克松和他耻辱的司法部长约翰-米歇尔（JohnMitchell）；还有爱德华-肯尼迪②和加利-哈特③。在加州橙县的反动分子中，一句流行的祝酒辞是：“为祖国的大救星，玛丽-乔-考佩奇干杯”。那么，还可以用同样的话作为祝酒辞庆祝加利-哈特的女朋友唐娜-莱丝。无数神职人员也很好地阐述了恶俗的表象一真实差距原则：杰米-斯沃加特牧师、吉姆-贝克牧师④和孙棉蒙牧师大人，所有这帮人都让此差距变得巨大无边。

    ①JessieHelms，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和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极端保守主义者。

    ②约翰-肯尼迪的弟弟，曾任马萨诸塞州联邦参议员。

    ③时任美国参议院议长。

    但有些恶俗的人既非来自政界，亦非来自神坛，如贝斯-梅尔森、查-查-盖博（ZsaZsaGabor）和莉奥娜-海姆斯利⑤。我们也不该忘记爱德-米斯⑥、詹姆斯-瓦特（JamesWatt）、小莫顿-唐尼（MortonDowney，Jr）、赫伍德-考塞尔（HowardCosell）、奥利弗-诺斯⑦及其妨碍司法正义的忠实同谋福恩-赫尔（FawnHall）。接下来还有可怕的威廉-贝内特（WilliamBe）、罗伯特-巴尔克法官（JudgeRobertBork）、杰拉尔多-瑞弗拉（GeraldoRivera）、乔治-斯但因伯莱纳（GeeSteinbrenner）和电影演员西恩-潘（SeanPenn）。

    ④曾在电视上泪流满面地向观众忏悔自己犯了通奸罪，引起轰动。

    ⑤LeonaHelmsley，纽约以残忍和贪婪臭名昭著的女房地产商，曾因偷漏税罪被判七年徒刑。

    ⑥EdMeese，曾任里根政府的司法部长，参与掩盖尼加拉瓜军售案，后被迫辞职。

    ⑦OliverNorth，曾任里根政府安全顾问助理，是尼加拉瓜军售案的主要人物，曾因欺骗议会被判有罪。

    恐怕当今的恶俗冠军应属于柯特-沃德海姆（KurtWaldheim）了；的确，他不是美国人，不过他在这儿已经住了这么久，且接受了如此多的阿谀奉承，这使他转而成了一个隐蔽的美国人。毫无疑问，恶俗的唐-瑞-迪克森（DonDixon）是个美国人。他是德克萨斯州维农信贷银行的老板，他的豪宅、牛仔艺术收藏品、以及为银行检查人员提供妓女服务共花掉了纳税人13亿美元。惟一使丹-奎尔①免于恶俗标志的事情，就是他还不够夸耀——仅属糟糕而已。

    ①DanQuayle，布什执政时期的副总统。

    若要尽数姓名，只要注意一下在美国的文化死水中可以看见的贴在汽车保险杠上的标贴，我们就能挑出更多人来，在其他各式各样的小标语中我们会找到这样一幅；

    感谢上帝赐予我们像约翰-韦恩、保罗-哈维和罗纳德-里根这样的美国人

    已经死了的棒球人物比利-马丁（BillyMartin）既属糟糕的一类，也是恶俗之辈，尽管他偶尔也会带来某些娱乐价值，比如当他说“我已经极其反感和厌倦人们把我称做一个醉鬼了。我已经有两天没喝酒了”。像布鲁斯-伯德斯（BruceBorders）、史蒂夫-韦斯特（SteveWest）、乔尼-哈拉（JohnngHarra）和汤尼-罗伊（ToniRoi）之类长得像“猫王”的模仿者们也都属于比利-马丁级别的恶俗之辈。

    所有这些人都还叫得出名字，可还有成千上万的恶俗人物却只能隐姓埋名了。他们是谁呢？他们就是那些在看电影、话剧、听音乐会时当众闲聊的人，以及那些在公共图书馆的书上乱写乱画的人。

    恶俗信仰

    美国人每天都在被告诫要锻炼身体、慢跑、减肥，总而言之，就是要多多关注他们的身体。不过，成为当今丑谈的东西并非美国人的身体，马虎点也可以说是他们的身体。真正丢人现眼的是美国人的大脑。说起大多数美国人，你可以用《窈窕淑女》中的亨利-希金斯问那些过分注意她们的头发好不好看的妇女时说的话：“她们为什么不把内心里那一团乱糟糟的东西梳理整齐呢？”

    究竟是什么使美国人比其他民族更加轻信？是教育体制的垮台吗？（这种垮台使精确的因果推论越来越成为罕见的品质。）是因为美国人都上过恶俗的大学吗？（参见“恶俗的大学”）美国人向来认为生活保证每个人都会有丰富的回报，尤其是能保证《大陆宣言》中提出的以之作为奋斗目标的“幸福”，而当今盛行的这种易受欺骗性是不是对以上这种共识所引发的不可避免的失望的一种补偿？一旦你发现，在一切不听劝告的顺从于广告的大肆挥霍之后你仍然不“幸福”（“这就完了？”），你还能做什么呢？你只好借助各种先兆预感的方法探索可以让你如愿以偿的另一个空间，于是乎什么卡米克分析法。奇迹祷教服、卡克拉平衡、水晶球占卜、预言家、星象术、铜锣（用于手枷术，专门对付那讨厌的关节炎）、劫持UFO、造访外层空间（“外星人”）、过去生活疗法，以及什么体外旅行等五花八门的招术都出现了，层出不穷。“某种类似精神分析诊所的地方”，是托斯但因-韦伯伦用以描述这个国家的用语，他把整个这个地方看做“一种病例”：

    ……如果不充分体谅某种盛行的精神失常和错乱的话，美国的病是……不太好理解的……这种失常的精神状态的最普遍、最显而易见的证据，或许可以在某种令人生畏的、狂热的轻信中看到，一大批美国人染上的正是这种轻信。

    美国人坚信，现实对于人的欲望施加了残酷和实在不公平的约束，这便自然而然地将他们引向这样的抱负：

    在你的体外旅行

    好了！你现在可以安全而轻易地离开你的肉体了，随心所欲，去遥远的地方旅行，探访家人，与不在身边的情人幽会，甚至与神灵交流——

    广告词，《命运》杂志中俯拾皆是的一页

    美国人对于“实际”的崇敬之心可以借一整套有用的工具资料，为你提供一切想要逃往星际世界的需要：“《通往星际世界之门：星际规划实战指南》。包括书、磁带、冥想卡、水晶球、香油和指导手册。”

    只要想一想如下问题，你的头脑就会清醒起来：有能力根据法律授权进行选举，可以做陪审员，可以拥有和贩卖武器，可以开车，可以自由地四处走动的人们竟然信奉：——

    亚特兰蒂斯①

    ①Atlantis，传说中的岛屿，据说位于大西洋直布罗陀海峡以西，后沉于海底——

    诺查丹玛斯（Nostradamus）的预言（美军部队被部署在中东的一瞬间，我把书店里的诺查丹玛斯图书存货卖了个精光——书店职员语）——

    手相术——

    用塔罗特纸牌占卜——

    水晶球观测者的“解读”，“天赋的女水晶球占卜家”，等等——

    五角星形物及类似的驱邪物的魔力，能确保你“每赌必赢”——

    纸板金字塔的魔力，能使用过的剃须刀片的刃重新锋利——

    轮盘赌的记性，会或者不会自动重复——

    神造学——

    灵魂先在论，被证明是一种总是与自命不凡的色彩相伴随的信仰。正如作家乔治-图墨所指出的，大凡觉得自己曾活过不止一次的人，都是些有头有脸的人物，绝不会是裁缝店的学徒，拾垃圾的人，或者在法国大革命前官廷马厩里清理地下阴沟的人——

    各种不明飞行物，在星期三凌晨1-3时之间观测效果最佳（这是人们普遍相信的）——

    幸运数字——

    尼斯湖水怪——

    北美野人——

    一种室内喷香剂，由乳香和没药混合而成，其功效是“保佑”随喷剂喷出的预言成。

    这些信仰比糟糕还糟。它们之所以恶俗，是因为它们代表了一种想要将某人微不足道的心愿寄托在顽固而无动于衷的现状之上的过分迫切的心情。不过，如果说这些信仰是恶俗的活，更为恶俗的就要算那些“新世纪”的男女骗子们了，他们每年从轻信他们的新世纪傻瓜的身上捞取千百万美元的钞票。为了协助行骗，他们给自己安上一些反常而浮夸的名目：一个叫触物占卜大师（心理测量专家），另一个叫超感通灵大师，再一个叫心理数字占卜大师，再一个是家庭男女平等主义者（实际上只是一个低于一般智力水平的妇人），再一个叫天赋女巫，还有一个叫自然女祭司。有个人自封为“备受国际赞誉的长笛演奏家／作曲家／信仰疗法术士”，还有一个人专为她自己建了座永恒智慧教堂，并自封为“首席大主教”，（见“恶俗举止”）

    许多人对精神分析学家这个简单的称呼已经心满意足了。想到这些，这位不虔敬的批评家乔治-图墨便禁不住疑惑，即然他们个个都掌握着进入生活和其他事物之秘密的通道，那么为什么他们不能将这种神力用来“清除粉刺”？只可惜他们先知远见的技能很少能让他们在商品交易中露一手，要不然他们早就有条件逃往里维埃拉去逍遥了，远远离开他们如今正居住着的可怕的地方——伊利诺斯州的斯考奇，密苏里州的萨平顿，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宾夕法尼亚州的埃墨斯，北卡罗莱纳州的纽伯恩。某位可怜的流浪乞丐，住在佛罗里达的假日酒店，知道“怎样快速敛财”，只要花8.85美元他就可以把诀窍告诉你，外收1.50美元的邮资和手续费。请仔细留意下面这篇登在一份精神分析通讯杂志上的归在“秘密文件”广告栏中的东西，它的每一个小孔里都流露出昏庸和自鸣得意，此物出自尤他州一名50来岁的蹩脚货之手：

    决非一名严肃的学生，但是有广泛的兴趣：身心并治法、海豚意识、业①，昔日生活探测、水晶球占卜、金字塔、超感透视、精神成长、E.T.类（地球外空间）、UFO类、多线路传输、灵魂轮回……心理直觉、精神疗法……

    ①佛教用语。

    “决非一名严肃的学生”！“广泛的兴趣”！这就是他的全部家当了，一副未受过教育的人所感染的伪学者腔调。这位可怜的老兄一定是全尤他州最有文化的骗子，就是那个以盛产美国——即名副其实的帕夫拉贡尼亚——笨蛋而著称的地方。（大卫-休漠1748年在他的《论奇迹》中写道：“对于冒牌预言家亚历山大〔公元二世纪的一名宗教术士〕来说……他把首次展示他骗术的地点放在帕夫拉贡尼亚〔一个落后的罗马行省〕，这实在是一种胆智之举，因为那里的……人都极端无知和愚蠢，随时准备吞下哪怕是最最粗俗的欺骗。”）

    在所有这些荒唐的把戏中，星相术恐怕是最风行的了，据称一些很有教养的人甚至也对此津津乐道。由于不满于现代生活中粗俗的物质主义——谁会呢？——甚至荣格也在其对于生存之意义的探索中沾上了一点占星术的边。在美国，相信占星术的人数远比你能想像的多得多，至少是部分地相信。南希-里根依赖占星术给总统提建议之所以没有使政府垮台，比如像水门事件那样，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有相当多的选民从依照星相指导而行事这种做法里看不出什么愚蠢的地方来。星相术士们自己也开始披上了职业的色彩，美国星相学家联盟（这个组织里汇聚了一流的高手）严正指出，欺诈性地发布一种星相的做法是“不道德的”——不能没有包括精确的出生时间和精确的出生地点在内的信息资料就随意给人占卜。一个可悲的事实是对占星术的推崇如今已撕开了大学课堂的大门（见“恶俗的大学”）。纽约最富于怀疑精神的人们从一份报纸上读到一篇梅西百货公司的广告是这样写的：

    赢学费

    星相幸运数字电脑，由著名星相学家／精神分析学家伊莲-休斯和数据库市场有限公司联合设计。输入你的出生日期和今天的日期，这位电动手握式占卜师便会一套一套地展示出你的最佳幸运数字组合。对于日选3、日选4游戏和每周乐透奖，以及一切相互打赌的游戏，均可提供出色的参考指南。

    公众对此的兴趣还远不止这么深，继续向上当的深渊挺进吧，我们终于到达了：

    宠物也可以进行精神分析！

    将你的宠物的出生年月日、照片、性别送来解读，25美元。

    人们真想不出推动此类事情发展的后台不仅仅是美国人，还有北美人，谜底还是由一位获发证书的星相学家揭示的，他承认曾经辅佐罗纳德-里根和南希-里根共掌共和党的大业。加拿大阿尔伯塔省的爱德蒙顿上诉法院法官写道：“你说过我会遇到一个人，上个礼拜我的确在公共汽车上遇到了一位绅士。”证毕。

    对于这样的人来说，对阴谋的迷信是很容易进入他们大脑的。在他们看来，一件至关重大的事情和一桩国家级的丑闻就是：政府掩盖了外星人无数次造访地球的真相。这些外星人看来总喜欢在美国西南部（的荒凉地带）着陆，而从不会在加州理工学院、斯但佛大、麻省理工学院或国家科学院附近的什么地方出现。一架著名的“载人”不明飞行物携带着“16名小个的类人体”在新墨西哥州的阿北特克附近（在那个地方是毫不奇怪的）到达地球，“有关高级军事和科学人员”偷偷摸摸地给这一事件贴上了“绝密”的标签。尽管在美国的帕夫拉贡尼亚居民中间这一事件已广为人知，你还是须付21.95美元，才能得到一本612页的披露整件事情真相的书。由此可见，阻碍自我实现、超越以及结识来自别的世界的外星人的主要敌人是美国政府。可以想见，当初批评有人企图有条不紊地“将上帝从美国的学校教室里赶出去”的说法是不难理解的。那是罗纳德-里根说的话。不过“科学”也该遭到谴责，它那副猪脑袋死也不肯学点占星术。普林斯顿的詹姆斯-格莱克教授证明，他收到大量被他惹恼的人们的来信，原因是他的科学论著忘了考虑这些人在无人帮助下的发现，什么“新宇宙哲学……的数理证明，证券市场战略，以及有关一切事物的伟大理论”。难怪他常常叹息道，“呜呼，邮递员又来了。”下面是一些例子：——

    我已通知了两所大学……我没有收到回信。

    （我的发现）澄清了量子物理学中的模糊性——

    这是一封提出一种新的世界模态的信……——

    外生物学智慧……精彩的内容！纯正的逻

    辑——

    一条生化学等式……勾勒或阐释了一个经完美设计的宇宙和现今存在宇宙之间的区别——

    就像那个胖女人用她的嗓子震破了玻璃杯一样，人类将用未婚通奸震碎我们的太阳系——

    我已经将这些（思想）寄给了牧师、部长、学校和报社，可他们连看都不看一眼，甚至连一声“哼！”也不给——

    我是谁？只须说我是一名具有十七和十八世纪气质的自然哲学家就够了。哲学综合主义者正是我称呼自己的名字。

    “这几究竟是怎么了？”格莱克教授问道。“我们应该是生活在一个科学发达的时代，一个教育普及的时代，一个公共电视科学特别节目的时代，一个每天的报纸都有科学专版的时代，每一个不同的中学生似乎都有一台属于他自己的电脑。”不错，不过他忽视了恶俗的巨大力量，造成了当今极其普遍的在因果关系上将怀疑和证据看做基本条件的无能。（见“恶俗的大学”）

    严肃的科学家们已经在尝试公开医治这类恶俗幻想家和神经官能症患者，但疗效并不显著，一批动物学家成立了国际隐蔽动物学会（总部设在亚利桑那州的图森，并非最有希望的那些传说中的怪物可能出没的地方），以便审查那些关于怪物的报告，如雪人、北美野人和尼斯湖水怪等。怀疑和要求证据似乎是该团体的指导思想。不过有些人，如乔治-加洛德-辛普森教授，据麦考姆-W-布朗尼说他一直是“美国古生物学的领头人”，认为这批隐蔽动物学家们有可能因为自己的松弛而受到与真的相信者们同样深的蒙蔽。回顾人类自我欺骗和对奇迹的渴望的全部景象，辛普森总结道：“人类是一切动物中最喜欢发明、最爱欺骗、以及最易受骗的一族。”言之有理。我们是惟一喜欢把事物打扮一番，仅仅为了取乐而欺骗遮掩事实的哺乳动物。换句话说，编故事、进行艺术和宗教活动是人类独有的发明创造。

    不过，相信上帝听到了甚至有时还回答了祷告者的祈祷，或者死后你将会和家人在天堂团聚，或者如果你能蹦过路边的每一条裂缝好运气就会接踵而来，或者星星知道，等等，等等，这一切信仰并不算太糟。只有当你，像里根夫妇那样，让这些信仰影响我们其他人或国家大事的时候，它们才变成了恶俗。而当你又将它们兜售给贫弱的大脑，或纠集一切诚实可欺。装腔作势。妄自尊大的力量把你个人的智慧传递给这个漫不经心的世界，并强迫他们改变信仰的时候，它们就变得特别恶俗了。（比如“哲学综合主义者正是我称呼自己的名字”。）如果你为了赚钱而干此勾当，那你就太恶俗了，理应下地狱。那里的烈火将永远燃烧，只为折磨像你这样的恶人（见《马太福音25：41》）。

    恶俗的对话

    尽管恶俗的对话如今是世界性的通病，但是它的老家在美国这一点是无庸置疑的了。对于一个其医疗证据显示十个人中平均有一个人精神失常的国家来说，恶俗的对话是不足为怪的。而且在一个这样的国家，它是如此看重巨大的噪音，以至要求你不得不扯着嗓子大喊大叫，还伴随着夸大其辞，毫无精致、含蓄、智慧和机巧可言，在这样的国家中，只要你还想和人交流，恶俗的对话几乎就成了一种你必须额外承担的义务。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种快乐——人们很少有机会显露自己，因此恶俗的对话可以让他们获得一点点自我感觉和对于权力的小小的幻想。可是这样一来就真的成问题了，究竟是噪音导致恶俗高音量的对话，还是对话太恶俗了，以至不得不增加噪音来淹没对话或完全阻止它。无论如何，殊途同归，这也就是为什么震耳欲聋的迪斯科音乐，雷盖乐①以及诸如此类的音乐之所以流行的原因。当这类音乐正响着的时候，谁还有可能谈话呢？而如果你不能谈话，你就无法暴露你有多么肤浅和简单了。（见“恶俗的大学”）

    ①reggae，一种始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的牙买加的民间音乐，后与非洲、北美洲的流行音乐、摇滚乐结合。

    美国人之所以比其他民族更喜欢相互打断彼此的对话，很可能因为在一个生来平等的国家里，人人都想在任何时候插入他们的意见。这样当然就没有谁再去听别人说话了，最重要的是占地盘。同样奇怪的是，也没有谁真的指望有谁听他们说话，四十多年前，伊夫林-沃②曾在他的《被爱者》一书中，描述了一位住在加利福尼亚的他的英国同胞，其对于美国人的所见所闻真是丰富之极，尤其是那些住在西海岸的人。弗朗西斯-辛斯利爵士是这样说起他的邻人的：“他们这些人是如此真诚和得体，就在你眼前，一大群人吵吵嚷嚷，却根本不指望你去听他们说话。永远记住这一点，宝贝。”他很有把握地告诉他的一个英国朋友，“这是这个国家一种社会消遣的秘密。他们高谈阔论全然是为了自娱。他们所说的一切没有一样是特意要让别人听到的。”某种真正的、合力完成的对话可能要算沃描述的在他听了两个无聊家伙的对话之后的反应了。他们的谈话没完没了，漫无要点，还时时伴随着来自他们自己的乏味的笑话和爽朗的笑声。“至于我所喜爱的对话，”他说，“奇闻轶事应让它尽可能自然而灵活地出现，笑话应让它从发生、成形到幻象循序渐进——这帮人对此却一窍不通。”

    ②即ArthurSt.John，1903-1966，英国家。

    打断（别人说话）的游戏仅仅就是为了打断，而很少是出于什么特别的目的或与谈话的主题相关的动机，据芭芭拉-爱伦莱彻观察，这方面还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她发现，男人打断女人的次数要比他们打断别的男人的次数多得多，也比女人打断男人或女人打断女人多得多，尽管有了女权主义运动，她们还是腼腆得很，爱伦莱彻还发现，随着先前的中心文化的解体与破裂，日益成为对话的一种妨碍，使得假定存在的谈话者往往被搁浅在他们相互敌对的“兴趣小组”之间，由此便产生了一个该和陌生人谈些什么的问题。当然，有关天气的话题总是少不了的，不过正如爱伦莱彻所说，除非我们可以设计出“某些人人都能听得明白、内容随意和一些与城市相关的琐碎谈话的形式”，否则，随意的日常对话必将不可避免地成为种族或性别冒犯，或纯粹的个人恩怨，或政治对立，或顾影自怜的私人陈述。某种由美国人发展起来的可以使对话始终保持温和而不是那么咄咄逼人的传统，就是英国观察家西蒙-霍加特所称的“地理纽带”。这将为精力充沛的谈话提供动力，而又丝毫不触及任何敏感的话题。霍加特示范如下：

    组A：喂，各位老兄从哪儿来？

    组B：我们是从俄亥俄州的代顿来的。

    A：噢，是吗？你知道，我丈夫埃弗雷特有个外甥——他前妻的，嗯——曾在俄亥俄的辛辛那提呆过。

    B：真的，几个月前我也去过辛辛那提！

    谈话就这样继续下去了，在一个像美国这样幅员辽阔的国家，这种谈话可以一连持续好几个小时，当然会让你过足了瘾的。感谢上帝，如果没有它，一个说话的人只须一小会儿就能弄清楚对方原来对于如下事物持一种罪恶的态度：

    鲸鱼

    海豚

    无家可归者

    人工流产

    不同意将终身职位授予那些卓有成就的年轻大学老师

    全国到处对待女人的可怕方式

    这样一来，进一步的谈话就不可能了。正因如此，在恶俗的对话中，愤怒与嫉妒总是濒临爆发的边缘。针对某些有力的但却不表达出来的东西，似乎总会产生没完没了的激烈论争，像挫折感——很有可能与美国梦以及上帝的承诺被无情地打破有关。生活中所显露出来的那种持续不断的失望是否是根本的原因呢？不管什么原因，恶俗的对话很少触及与自己无关的事物。它无休止地念叨看的无非是个人的欲望与妄想，而它产生的所有冒犯，不过就是一声无言的对帮助的乞求。尽管感人，却丝毫不减其枯燥乏味。

    恶俗举止

    老规矩了，先要把纯属无伤大雅的糟糕区分开来，像对纯粹的陌生人说“祝你今天愉快”（“Haveaniceday”），或给小姑娘取名叫金伯利①。一旦糟糕的举止变成侵犯性的、装腔作势的、不真诚的或道德上怪异丑陋的行为，它就一定变成了恶俗，也就是那种不少人会觉得没有什么道德上的不妥，甚至还觉得蛮不错的可怕的事情。例如，出席“网络联谊”“晚会”，贪心的年轻人在此互换业务名片以期在商海中崛起。在那里，通常的社交动机，对友谊的渴求或对寂寞的排遣都被歪曲了，呈现出来的纯粹是个人野心，而那些感觉迟钝的“晚会参加者们”，还以为他们是在展现什么令人崇敬的举止呢。这种伪装或欺诈的家伙，当然是不配得到友谊或亲密要求的那些坚定的恶俗老手们，未经询问便直呼陌生者的名字，并且转眼间就跳进他人的私人生意中去。菲利普-罗思在《摆脱束缚的祖克曼》一文中，描写到新近成功的家——内森-祖克曼的对手——艾温-柏普勒的行为时，把他的形象刻画得很准。在纽约的一辆公共汽车上，柏普勒突然冲着祖克曼说：“你他妈的在公共汽车上搞什么鬼？”

    ①Kimberley，南非阿扎尼亚中部城市。

    这是一种冒犯人的恶俗腔调的表现，不过，也有一些类型的恶俗是让人可怜的。一些不得不靠吃回扣过日子的零售贩子会给他们的客人寄去一些伪善的、冒充印刷精美的小卡片，比如这一张：

    这只是一个便条，好让您知道我随时乐意能在（）为您效劳。我希望您不久前的购物给您带来了极大的乐趣，并愿意很快能有机会再一次为您效劳。请随时给我打电话。

    很显然，一声绝望的哀嚎被恶俗伪装成了一副友善体贴的面孔。

    礼仪小姐（MissManners）是一位尖锐的恶俗发现者，是当今最可信赖的权威之一：

    亲爱的礼仪小姐：我接到过不少婚礼请柬，其中都有一张小卡片，上面是新娘指定的商店的名字。这是好品味的做法吗？

    亲爱的读者：不是的。这是一种低劣得可怕的品味。如今，人们不要求新娘像过去一样假装获得了大量礼物，不过，在有人想要送她们礼物时，她们仍会装出惊喜和愉快的样子。这一点仍非常重要。

    的确，婚礼为恶俗的举止提供了最大数量的机会，比如在招待晚宴上展示礼品，并配上卡片，为每一位有头有脸的捐赠招揽崇敬与爱慕。要么就是在婚礼仪式过程中毫无节制地挥霍，冒充“豪华”。让我们来看一看由某家豪华高级轿车服务公司提供的“婚礼包装”中泛出来的恶俗臭气吧（服务规则是前三个小时165美元，其后每小时增加30美元，“另加15％的小费。”）！

    豪华轿车（白色超大型，您尽管放心）

    身着燕尾服的职业司机（！）

    红地毯开道（从豪华轿车的后门到正式仪式的第一步）

    随赠一瓶冰镇香槟酒

    如果另付85美元，你可以享受到一次共有一百只气球的假装成自发的“气球大放送”（每多一只气球1美元）。然后，走到矫揉造作的另一极端，你可以为加长豪华轿车的车屁股预订一个“刚刚完婚”的招牌（加收25美元）。对于一块显然是批量生产的招牌，这价钱似乎高了点，不过，付了这25美元你还可以得到“车边两条彩色飘带”，外加“车边两个彩色绒球，车前三只婚礼风铃，车后面四只汽球一字排开。”那就会让人们不得不注意你了！还有一点我想说，这家公司就差没有出租用绳子串起来的一串易拉罐拖在婚礼车后面了（当然还得外加10美元）。

    在后里根时期，公开的贪婪一律被伪装成善举，这种氛围竟然使得高中毕业典礼也沦为恬不知耻的贪婪与欺诈的场合。今天，你很有可能在春天收到一张类似请柬的东西，邀请你参加某个社交活动，接着，将近学期结束时你弄明白了，这是一个中学的邀请函，而写信者竟是某个年方十六的陌生人，邀请你送一份礼——当然了，钱是最好的，反正你根本不知道他是何方神圣。这类东西并非真正的请柬，只不过是一份“声明”，里面夹着一张卡片，上有满怀期望蒙您慷慨之赐者的大名，通常还附有礼物该送往何处的地址。

    电话也为恶俗的举止广开门道，比如一接电话，上来就是“您并不认识我，不过……”还有办公室的程控电话，他们用来干忸怩作态或粗鲁的事情，比如请对方在他们的按键式电话机上“触”（touch）而不是“按”（press）某个数字（很可能他们过于先进，以至于认为世上还存在转盘拨号自动电话机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以获得他们想要的东西（“想知道您的欠帐情况吗？请触3”）。从前，在恶俗成为流行病之前，只是由交换台的接线生帮你接通就是了。当今，另一种风行的恶俗形式就是在电话上请你等一下（“别放下”只是婉语），这当口，可怕的音乐便乐滋滋地冲向你的耳朵（见“恶俗音乐”）。至于真正的冒犯，什么也比不上某人在车上冲着某部“携带式移动”电话说话（或假装是在说话），以此期望受到某个更粗俗的家伙的尊敬和嫉妒。

    其他种类的恶俗举止依字母顺序列举如下：

    ＋将酒精（Alcohol）从含酒精类饮料中去除，以图使消费者觉得是在喝酒，但又不含酒精。所谓的轻度酒，其结果就是十分美国和十分恶俗了。一个人要么喝酒，要么不喝酒，但绝不应该把属于放纵（饮酒）的乐趣和属于自我约束（不饮酒）的乐趣混为一谈。

    ＋将人造纤维（Artificialfibers）放在它们决不应该出现的地方，如床单、枕套、毛巾，尤其是餐巾里。

    ＋戴着一只传呼机（Beeper）去参加一个聚会。干这种事情的人完全是个（用伍迪-艾伦粗鲁的话讲）“ectivitvasshole”①。传呼机，无论真伪，对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们来说，如今成了一种十分流行的借以暗示他们极端职业性和社会价值的方法。这类人常见于网络传销者组织的晚会。

    ①直译为“联系屁眼”。

    ＋自我欣赏式的慈善活动（Benefice）。比如，在一份婚礼请柬中夹一张卡片，上面写着：

    我们对于不太幸运和无家可归者的处境形同身受。请带上一件富余的冬衣。

    其中第二句话：可以接受的举止。第一句：恶俗。

    ＋携带式摄像机（Camcorder），用它来突出自己在公众场合中的存在，仅仅因为某人买了一件昂贵的东西，似乎就有了妨碍和打搅他人的特权。

    ＋帽子和礼服（dGowns），用白色绉纹纸做的这类东西糊弄幼儿园小孩的“毕业典礼”。在恶俗程度上只稍稍逊色的是，用浅蓝色人造丝做的帽子和服装来装扮高中毕业生。（见“恶俗的大学”补遗）

    ＋猫和狗（dDogs），给它们取一些矫揉造作的名字，以炫耀你花费不菲的教养。比如，把猫叫做克莱特姆奈斯特拉①或海斯提②；把狗叫做亚哈③或牢骚托比（Belch）。乐于对宠物如此起名的人，大致就是那些爱把令人尴尬的名字强加给无助的孩子的人，比如用艾略特或查尔斯④来提高小姑娘的档次。

    ①estra，希腊神话阿伽门农之妻，与人私通并杀夫。

    ②Hestia，希腊宗教中的灶神，主神宙斯赐其掌管一切祭仪。

    ③Ahab，《圣经》中邪恶的以色列王。

    ④皆为男孩名。

    ＋渴慕名流（Celebrities），凡有名流出没的地方，就激动得不能自己，乃至精神崩溃。“名流”这一观念本身就是恶俗的，让我们请麦当娜共进晚餐吧！

    ＋驾车（Driving），愚蠢而笨拙的驾驶。在新泽西州新近发生的一起关于过高的交通事故保险率的政治风波中，甚至没有人提议通过更好地驾车使保险率下降。

    ＋锻炼（Exerg），引人注目地在公众面前进行。这是一种追求自我满足的行为，因而也是最糟的恶俗举止。当此古怪的做法30年前开始风行并遍及中产阶级的时候，有人散布谣言说，只有性变态者才乐于此道，希望借此扑灭这股歪风。毫无疑问，这话肯定说对了一部分。不过很快，大批素来体面的人士也开始用这种方式炫耀自己了。如今，经营、炫耀和携带各种惹眼的小玩意锻炼的做法已如日中天，这些人的头上常常夹着一副耳机。除了谦逊和得体的直觉，已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当众锻炼的继续盛行。

    ＋伪善的作风（Fausfriendlystyle）。比如零售商和服务员问你，“你今天过得好吗？”（见“恶俗餐馆”）毫无真诚可言。

    ＋手（Hands），为电视上播出的节目如“幸运轮盘”或“家庭恩怨”之类滥施掌声。这种做法似乎要让人觉得这是情不自禁的兴奋和快乐，可只有白痴才会信以为真。它所传递的无非是遵照某位乖戾的电视节目制片者的指令而发出的欢愉。

    ＋生活方式（Lifestyle），随处使用这个词，并无时无刻不自觉地应用到某人的生活方式上。尤其恶俗的是，依照油光滑亮的期刊杂志的指令而频繁改变生活方式。

    ＋队列（Lines），也就是指排队，而且玩命地挤。在排队的时候敢于横挤竖压的人通常是那些来自较低的社会阶层的人，他们早已习惯于为其所需而战。他们的行为，如果可以理解，只能算是糟糕的。但是，那些更加胆小怯懦却一点也不少莽撞与贪婪的中层和中上层人士在排队的时候也喜欢挤来挤去，这就是恶俗，只是他们挤起来更加机巧。他们不是大摇大摆地把自己突然插入在一行队伍中间，再露出看你敢把我怎么样的架式。不，他们非常诡秘，他们将自己巧妙地挤在你边上，而不是在你前面。视你对暧昧的容忍度而定，他们期望你心甘情愿地无视一行纵列与一行横列之间的明显区别，好像只有军人才该懂得这个。对付他们最好的办法就是一阵突如其来的、猛烈的、大声的——如果可能的话再加上亵渎和肮脏的——痛骂，否则的话，他们总认为你是个太过文弱的女士或先生，可以为所欲为。这种斥责的突然性是奏效的关键。

    ＋军事策略（Militarymaneuvers），并且由于自以为聪明得不得了而把事情搞糟，比如1980年4月卡特执政期间，他们企图用直升机在德黑兰附近的沙漠中着陆，以拯救关押在伊朗的人质。虽然倚仗其耀武扬威的武器装备（最常见的恶俗表现之一），该企图还是以惨败告终：美利坚合众国又一次蒙羞，八人死亡，五人受伤，人质无一获救。美国人感到太丢脸了，便转而相中了罗纳德-里根。这里问题的要点是：令人眼花缭乱的武器装备并不能拯救人之常性——愚蠢和无能。（见“恶俗的海军导弹发射”）

    ＋电影（Movies），把黑白片“上彩”。这是对过去的一种有意冒犯，对能使领结与燕尾服、闺房和夜总会生辉的黑白传统的冒犯，也是对整个艺术传统的精微理念的冒犯。正如电影评论家莱斯利-哈利维尔所言，电影中的彩色是恶俗和不相宜的，因为彩色“模仿现实……黑白却如魔鬼般唤引起它自身的情绪和自身的评判”。你要的是逼真还是艺术？（见“恶俗报纸”和“恶俗公共雕塑”）

    ＋音乐（Music），谈论它而不是演奏它。恶俗的举止总抱有这样一种感受，认为“文化”体验一定要有说教意味，这是对我们这种教育不良、缺少安全感、却装腔作势的社会的一声咒骂。

    ＋尚（Sean），要么把它拼写成Shawn，要么拼成Shaun，有时甚至是Shawon。把一个活生生的爱尔兰的名字强加给一个从未听说过梅沃县（ty）的小孩子已经是够糟糕的了，可偏偏还配上一副七倒八歪的拼写，还不知道怎么发这个音，这就是恶俗了。把影星尚-康纳利（Seanery）的名字发成“西恩”（Seen）即属此列。

    ＋标牌（Signs），私人制作的，展示在电视转播的体育赛事上。如果标牌上只是写着“加把劲，左撇子！”这还无伤大雅；如果写着“操他妈的巡警！”便是糟糕的；但假如上面写着：

    约翰书：3章16节或

    约翰书：14章6节

    无论其中哪一块，都是一种富于进攻性的自以为是的恶俗表现。

    ＋在公共场所说话（Speakinginpublic），总是超过分配给他的时间。纯属恶俗的举止：无能、自私、还令人厌烦，每日每时都有大量的追随者。

    ＋头衔（Title），给自己安上一个令人难忘的头衔：如预言家、大人、大师，或自封为治疗专家。（见“恶俗信仰”）

    ＋旅行支票（Traveler-schecks），吓唬人们一定要买你的帐，好像如果他们不听从的话，他们的旅行必将一塌糊涂。

    恶俗想法

    糟糕的想法是那种显然站不住脚的念头，比如从楼顶往下建一幢大楼，或者企图在车子里装一枚炮弹使其能在水面上行驶。有些人总能被此类念头说服，并且相信可以实现。不过绝大多数人会认为这种事除了权充笑料之外，纯属浪费时间。然而，恶俗的观念却能广为接受，并能大行其道，畅通无阻。

    比如认为邮政管理局应该自负盈亏，而不像海岸警卫队、空军及其他国家服务那样应该吃皇粮。与此相关的一个恶俗的想法是：持续不断的邮费增长怎么也不大可能是由通货膨胀引起的。一个更恶俗的观念（似乎从来没有受到过真正的质疑），就是认为能不能获得好的高等教育取决于你老子有多少钱。下一个恶俗想法：爱滋病、无家可归、贫穷以及吸毒等都是上天公正的惩罚，我们用不着对这些事情做什么，它们会自行消失的。还有，我们并不真的需要“Amtrak”（美国全国铁路客运公司）这样的公共铁路服务，联邦津贴对它的支持的确深深地影响了盈利的汽车交易。

    在道德古板且愚昧无知地区普遍流行的一个恶俗的观念就是，在高中学生中发放避孕套等于鼓励性交，好像不发放避孕套这些年轻人就不性交了似的。看上去只有25分硬币大小的苏珊-B.安东尼①一元硬币是一个极其恶俗的想法，由一无所知的官僚们发行流通，他们竟没有想到高价值的硬币必须更重，而且“颜色”也应该不同，而这是英国人很多年前就曾得到教训的事情。一个更恶俗的想法就是，认为军队应该对制定国内外政策有影响力，或者认为军队文化应该是其他领域的社会或政治安排的楷模。

    ①SusanB.Anthony，美国女权运动主义者。

    另有一些恶俗的观念流行于学术界以及那些假称为知识分子的人当中。在这样的团体中，难怪开研讨会和学术小组讨论会泛滥成灾：还有什么比干这些事能更好地避开孤独的阅读、思考和写作这类艰辛工作的方法呢？那些读过不少书却很少写作或写得不怎么样的人，倾向于相信，一名作家倾其一生所追寻的就是他20年前完成的那部书的主题——也就是说，和他们本人一样乏味和停滞不前的主题。这些知识分子只钟情于从事自以为是的消遣。正是他们（还有政客），参与频频改变他们国家的名字这一恶俗的做法，为历史和地理学的研究制造不必要的和更大的困难。正是他们，决定锡兰现在应该叫做斯里兰卡，罗德西亚叫做津巴布韦，上沃尔特叫做布基纳法索。正是他们，暗藏在诸如把纽约第六大道改为“美洲大道”这类恶俗事物的背后。我们应把没有人行便道的郊区街道这一恶俗的设计归于那些聪明的建筑师、城镇规划者和房地产开发商，这对于好奇心和观察生活来说实在是一副有效的泄气剂，就像图书馆里的电脑化卡片索引，打击了过去人们想要在哪儿有什么意外发现①的兴致。

    ①指意外地找到一本好书。

    许多恶俗的观念，如P.J.欧鲁尔柯所说，统统源于“与现实毫无联系的宏论”。一个真正恶俗的观念就是，买六盘保证可以提高你的“自尊能力”的磁带，当你听完它们并相信了之后，便自欺欺人他说你真的提高了自信力，比以前更懂得自尊自重了。你的朋友们会很快指出你有多么错误，于是你便又重新回到老路上，只可怜那“49.50美元＋3.50美元邮寄费”的开销了。“我常常在洗澡的时候获得一些最棒的想法，”阿诺德-帕尔梅说，的确这些“想法”还真的被记录了下来，因为他在浴室里总是预备着他的微型录音机，随时对他的“真知灼见”进行记录。凡此种种，统统归于恶俗。

    不过更糟的是美国特有的本质的恶俗，如作家简-沃姆丝利观察到的，它使我们有别于其它一切民族。这一观念，她说，“可以解释那些美国人干的无聊而古怪的行为”，如慢跑、减肥、面部拉皮手术、人体冷冻（用商业行话来说就是人体冷冻学，一门研究冷冻保存病者身体待来日有了治疗方法后使其复活的学科）、染发、以及鄙视老年人等行为。“美国人”，她说，“认为死亡是非强制性的”。

    恶俗语言

    有必要明白，刚开始的时候，恶俗的语言并不坏，如“放屁！”（shiil）或“操他妈的！”（Motherfucker！）等。这更像用“游戏”（gaming）代替“赌博”（gambling），“灰褐色”（taupe）代替“鼠灰”（mousegray），“开盘菜”（starters）代替“开胃小吃”（appetizers），“淋浴活动”（showeractivity）代替“下雨”（rain），“表现不佳的贷款”（nloans）代替“坏账”（baddebts），以及用“先前有人居住的”或“再次销售的”（preexistingorresale）“家”（home）来替代“旧房子”（usedhouse），那是一种想要欺骗的冲动，欲遮掩不愉快的东西，或将普通的东西提升为令人崇敬或非凡的东西，通过对矫揉造作的由衷的赞美而抬高毫无价值的东西。这种语言的目的，几乎总是想从那些轻信和缺乏安全感的人身上捞钱，愚弄那些天真和注重外观的人。

    当然，本书到目前为止所讨论的所有的恶俗总是在什么地方会涉及装腔作势的语言，这就使得从逻辑上很难为恶俗的语言单独开辟一章来讨论。其结果，就是我们会不断需要交叉参阅，如下的话题就要求我们参见“恶俗的大学”。比如，与教授有关的恶俗：当一个教授把他的“课题”（subject）称做“学科”（dise）时，他只不过在此耍了个自我夸赞的小花招，故意把自己抬到某些仅仅对一些事情感到好奇的人之上。对于他来说，那些事情只会被他称做“爱好”或“兴趣”，或至多“领域”。Dise是一个由教授们发明的词，专门用来炫耀自己有多么高明，而那些并非靠写作或至少不是经常谈论只有他感兴趣的话题的人，与他相比是多么愚笨。又如，“交叉学科”（interdisary）这个词，一个在校园里经常会听到的高级术语，如此极尽炫耀之能事，其实意思很简单，仅仅是“不止对一种事物感兴趣的人——如大多数半文化人——所从事的学科”，或者，如果你高兴的话，它的意思就是指不像一般的（学科）那么乏味和愚昧。一旦你开始用dise来代替“领域”（field）或“科目”（subject）时，你就会像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为它的一本书所做的广告那样结束你的谈话：“多课题（iy），”这一广告的编辑写道，“恰恰无视学科的边界（什么边界？），而是在整个世界课题中运行。”此处的矫揉造作和自我炫耀，为任何需要的人提供了有关正牌的、彻头彻尾的、18K金的、百分之百恶俗的最充分的定义。

    这已经离那些被用来在更为粗俗的环境中为其产品大作宣传的广告技巧不太远了。当收音机里的商业广告说，“如果你渴望购得的话，”我们便意识到，这不过是“如果你想要买的话”的恶俗说法（见“恶俗广告”）。恶俗语言的核心所潜藏着的谬误有时太离谱了，然而却总是奏效，丝毫不减其威力（见“恶俗的电影演员和其他演艺人”）。只要能说“贵宾”的时候就不说顾客，以至使那些把铺床服务和糖果看做是亲呢和友谊证据的头脑简单的心灵受骗上当。（见“恶俗酒店”）为什么不能对空中旅行者但言真相说“水上迫降”而偏用“开渠”（ditg）呢？而当你可以说“恶心”时却要说“动作不适”（motionsiess）呢？（见“恶俗航空”）

    矫揉造作和婉转语于是便成了口头恶俗的耻辱。在一个像美国这样的普遍自我中心的社会里，它们提供了一种特殊的诱惑，因为在这里，尊严和被人尊敬是大家都想寻求的东西，只是，就其严格的意义而言，很少有人能得到它们。托克维尔在评论早期的美国时说，“没有哪个地方的公民像一个民主国家中的那么无聊”。在这个民主国家中，因为很少有什么可以继承的或官方认可的个人重要性的标志可言，因此，对于个人的社会地位的追求便成为永不停止的，而如果你尚未获得这种地位，你便可以用大多数美国人所选择的方式——口头上的炫耀和虚夸——来获得它。当用了一大堆委婉语之后还是得不到时，人们便想，可以用音节的手段来展现某个人的尊严——也就是说，借助增加用以表达某个观念所必须的音节数量的方法，仿佛从文字上增加了它的“重量”。于是，用“良好”（wellness）来替代“健康”（health），用“辅助”（assist）来替代“帮助”（help），用“一次非凡的就餐体验”来替代“一顿丰盛的晚餐”，用“一次非凡的阅读体验”替代“读了一本好书”等等，就变得非常流行了。如此浮夸的音节上的增加，往往还夹杂着委婉的目的——如用“芳香”（aroma）来代替“气味”，其更常见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增加词的份量和数量。一块“手表”变成了“计时器”（timepiece），就像“选择”（choice），往上升一点便成了“任选其一的选择”（option）——有两种以上的选择机会谁不想要呢？而且还可以把音节数也翻一番。（见“恶俗广告”）直接谈钱对某些人来说成了有悻文雅的冒犯，于是“工资”被提升为“酬劳”（pensation），“费用”成了“酬金”（honorarium）。（见“恶俗的大学”）一支钢笔是一件太低级、过于实用主义的东西了，为了让它更加令人难忘和有价值，把它叫做“书写工具”（writi）吧。在这类用于矫揉造作的学术用语中，近来不常听到“方法”（method）这个词了，而是“方法论”①：“我赞同他的发现，不过我会使用一套不同的研究方法（methodology）。”（这么说话的教授十有八九会把他的“课题”〔subject〕叫做dise。）

    ①methodology，有关某一学科的一套方法或方法论。

    假如，厌倦了一个地方且急于去另一个地方，你就“搬家”（move）吧？可是这样说你就在做相当无聊且不引人瞩目的事情了。为了使你的行为更加重要，你应该说“重新定位”（relocate），你何必要冒显得平庸的风险呢？当你可以说“作了一个决定”（makeade）时，或更好一点，“下了一个决心”（makeadefermination）时，干吗要说你已经“决定”（decide）了呢？当你能说对某事或别的什么“持赞赏态度”（besupportiveof）时，何必说“支持”（support）呢？当你能说给一点“赏钱”（gratuity）时，何必说给一点“小费”（tip）呢？传统上，报纸记者都是低级、粗俗之人的代表，如《头版》杂志里的那班人，个个都是玩世不恭、醉言乱语、在室内戴帽子的家伙。为了把他们改造成严肃、庄重和有价值的“职业人员”，也为了体现他们的主子希望他们最少量的展示古怪和失控的良好愿望，把他们叫做——就像《今日美国》的某位编辑曾说的——“信息发布系统”（informatioems）吧。一种相似的对于高贵的渴慕，使得“下雨”（rain）成了“降水”（pre），在戏剧界里“舞蹈”成了“移动”（movement），而在商界里“损失”（loss）成了“缺失”（shortfall）。

    “推销员”（salesman）这个词的命运既例证了趋向高级标志的渴望之情，也例证了一般的美国人在面对令人不愉快或有辱自己身份的事物时的不适。曾几何时，一个推销员就是一个推销员，正如在《推销员之死》中一样，毫无疑问是个有用的人，只不过社会地位低下一些，且往往有使自己沦为他人眼中的害人精的可能。如果推销员是“她”，既然女人已被允许就业，那就很有必要再增加一个音节，把这个词扩展成“推销人员”（salesperson）。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觉得需要更多级别的推销员了，于是三个音节的词理所当然应该扩展成五个音节的“销售合伙人”（salesassociate），然后是六个音节的“销售代表”（salesrepresentatives）。紧接着人们又发现，这最后一个还可以扩展成八音节的，可以把销售“人员”（person）更名为“购销合伙人”（mergassociate），而从前的“销售经理”（salesmanager）只有四个音节实在寒伧了点，干脆就从字面上把它晋升为“购销副总裁”（vit，merg）——不光有了八个音节，也增添了一点美妙的委婉意味。

    当你把“毒品”（drug）说成“受控物质”（trolledsubstance）时，这是令人愉快的委婉说法，除了增加了三个音节，而且还暗示大家，这位说话者理所当然应被看做是一个人物。既然大多数委婉语都比它们所替代的让人不能忍受的词语有更多的音节，那么用“精神发展滞后”（developmentallydelayed）这个词来表示我们原来可以用“痴呆”（retarded）或“弱智”（feebleminded）就可以表达的意思，是不足为怪的——净赚四个音节。当某家博物馆不打算再要某些珍贵的藏品时，可以“放弃收藏”（dea），比起那个粗鲁的词语“卖”（sell），既长又更加暧昧。

    在把“黑人”（black）改成“非洲裔美国人”（AfriAmeri，共七个音节）这场运动背后有一个秘而不宣的原因，现在也昭然若揭了：七个音节比一个音节会给人留下七倍深刻的印象。我知道这可能令人难以置信，不过在芝加哥的奥哈拉机场（见“恶俗”机场），我的确在一扇通往跑道和停机坪的门上看到过这样一块标志牌：

    预警通道门：

    经由此门出去之前，要求先输入安全密码

    （AIARMEDACCESSDOOR：SECURITYPUTREQUIREDPRIVIATHISDOOR）

    （见“恶俗标志”）比起“注意：打开没有安全密码的门会拉响警铃”来要气派多了，当然也比“仅限官方使用”更加浮夸。如果撰写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广告的那位作者是出于担心别人把他看做只受过基本教育的话，这位机场招牌的作者恐怕也是在类似的氛围中工作的人。此公无疑是一个真正的美国人——生怕别人把他不当回事儿，这在一个民主国家里是很常见的。

    这个问题在军界尤为严重，他们总是对社会的接受程度疑虑重重。用“国防”（defense，如国防部，国防部长等）来替代简单、朴实的词“战争”，既符合社会等级的目的，又能满足委婉含蓄的需要。同理，“战役”（）比“战争”更美妙。比如，“当战役结束……”不过并非所有这类增加音节的把戏都能成功。“人类残留物专袋”（humanremainspouches）一词的设计者真是煞费苦心，不过，如果说他的音节数量令人难忘的话，作为“运尸袋”（bodybags）的委婉语，他的单词串似乎就没有那么成功了，还不及“压制”（suppressing）目标这种说法的一半成功；所谓“压制”者，就是“摧毁”（destroying）的意思。至于此处的“目标”（target）是指一群人、一栋建筑或一处营地，则没有区别。

    恶俗的语言近些年来已成了家常便饭，司空见惯。假设无论说话的人还是听众、作者还是读者都是诚实而可靠的人的话，却根本没有一个人公开说过一句话，提倡人们崇尚谦逊和简洁。航空用语中当然有不少是出于委婉需要的，不过也有许多是为了满足与高科技情境相称的尊严和复杂性的需要。比如像这些口令：“着陆即将临近，请扑灭一切冒烟的物品。”瓦格-怀特曼评论道，“我的东西里没有一件正在冒烟；既然雪前和烟斗都不许抽，为什么不直说香烟呢？”的确，为何不说“立即熄灭香烟”呢？怀特曼还注意到“请在飞机完全停止后才离开座位”这句话中的装腔作势。“难道停止不就是停止吗？”他问道，“什么叫完全停止（apletestop）？”机师经常这样向乘客保证，“我们将在片刻后（momentarily）起飞。”他的意思就是“马上”（soon），但他就是不能忍受让这个低级词语来连累自己的尊严。当你可以是一名“女乘务员”（stewardess）或者索性“航班侍者”（flightatte）时，为什么要被称做一名“空中女招待”（airwaitress）？这就像把“收垃圾的人”（garbagemam）叫做——猜一猜？——“废物处理工程师”（disposal）甚或更动听的“废物回收利用工程师”（regineer）一样美妙。

    只有在飞机上你会经常看到“送上”（presented）这个词，其用意也是装腔作势。如在一份飞机菜单上：“将有各式热晚餐卷送上”；正常的体面、谦虚和贴切的标准会要求除了“Rolls”（卷，指肉菜卷等各类卷状食物）之外，其他统统砍掉（见“恶俗餐馆”，“恶俗航空”）。的确，“送上”一词已经成了与伪贵族气派和冒牌诱饵形影不离的侍从。某家钢笔公司，就是那种喜欢把它的产品称做“书写工具”的，在说到它的（大量生产的）某种自来水钢笔时，声称只要花150美元你就可以拥有它，并“奉送豪华胡桃木笔盒一个”——搞得真像这是一件珍贵的物品，是一件货真价实的“艺术品”，而你则成了一位够级别的鉴赏家了。（见“恶俗物品”）

    我已经在别的地方（《格调》）详细论述了把“房子”（house）一词误用为“家”（home）的情况，这有点类似欺诈性地使用“旅行”（travel）山一词，其实它的意思只不过就是旅游（tourism）。贪婪引发了两方面的堕落，一方面是“房地产经纪人”（Resltors，对买卖房产中介的恶俗称呼）的贪婪，他们希望赋予他们的商品以某种温暖、舒适的情调；另一方面是那些招揽游客和开车巡行生意的人的贪婪，他们想借这类乌七八糟的方式说服那些天真的人们，让他们觉得自己正在汲取旅行的经验。“home”和“house”是两码事儿，这一点曾经是勿庸置疑的，这也正是它们之所以是两个不同的词的原因。很显然，一个“拆房子的人”（housewrecker）和一个“拆散家庭的人”（homewrecker）当然不是一回事儿，尽管新出炉的彬彬有礼和故作多情正稳稳地进行着消除这类区别的工作，也正是它们，推动了形形色色的恶俗现象的发展。如今还有谁记得，我们当初老老实实地把建房子的地方叫做“建筑用地”（buildinglot）而不是“家居现场”（homesite）？一家大报最近让自己落入了地产业的诡计，错误地称呼“房子”为“家”，比如“膳食寄宿家”（bhomes）。我们肯定很快就会听到“妓女家”（whorehomes，应为whorehouse）或诸如此类的词。一大批可怜兮兮的美国人希望（如果不是假设的话），能从这一说法——“那些人真幸运：他们住在一个价值百万元的‘家’里”——中买到一个美好的生活。即便公寓套房如今也被恶俗的语言改造成了面目全非的东西，在一份为销售他的公寓套房（apartmenthouses）所做的广告中，唐纳德-川普（DonaldTrump）有声有色地美其名曰为“宫殿”（palace），并断言：

    在川普官殿中，我们创建了一系列如官殿般的家（homes）。每个家都是精心设计的，以实现那些欲尽情体验其绝妙……生活的人们的梦想与渴望。

    宜人的景致是每个家的标志……

    当然，川普也卖“城家”（townhomes），那种原先是“城屋”（townhouses）的房子。（见“恶俗广告”）看了这些赤裸裸的以“家”代“房”的做法，你为《美丽的房子》以及《住房与庭院》之类杂志感到担忧是不太困难的了，它们将永远陷在那些老实的称呼里而日益消亡。

    由“家”这样的词所激起的虚假的温暖感，也是恶俗的词语“社区”（unity）视若珍宝的副产品，而“社区”这个词常常用在根本就没有社区的地方。像什么“年长者社区”（theseniorunity），“同性恋社区”（thegayiunity），“黑人或波多黎各人社区”（theblaunity），如此举不胜数。正如海伦-文德勒指出的，这个词之所以如此广泛地抛头露面，其内在实质就是一种大剂量的“伪田园风光”，就是“家”这个词所要显示的同样幼稚、畸形、带玫瑰色彩的生活观。广告对此类故作多情不遗余力地大加利用，于是我们便听到了“一个可爱的新家社区”；任何东西只要一披上“社区”这样的色彩，或至少是这样的语言，马上就会变得温暖而脉脉含情了。一名迫切要求在哈佛法学院任命更多女教授的作家说，“女性的声音在‘法学院社区’中是一种相对新近的声音”（她的意思是“法学院”）。像“世界社区”（theworldunity）这样的短语恐怕使这种境界达到了顶峰，常见于自以为是和政治说教性的上下文中：“这种公开的恐怖主义行为（或者压制基本人权、或对民主意愿的压制等等）必定会遭受世界社区的谴责。”在专门谈到像女权主义者社区这类一厢情愿的表述方式时，文德勒正确地观察到，“对‘社区’这个词的乌托邦式的、悲天悯人的运用……可以给一个局外人带来一身鸡皮疙瘩。”

    尽管“社区”是一个极方便的自我夸赞的小把戏，在恶俗语言的保留项目中还有许多别的高招。“深入的”（ih）就是一员异军突起的名将，最常用来故意模糊确切的含义兼暗地里给说话者一点小小的鼓励（见“恶俗广告”）：“这本书是以一百多次深入的访谈为基础的。”（我的天，您真是够深入的！）还有，把“关心的”（ed）一词安置在任何群体中也是一种表现成员间的同情心（“关怀”）及暗示局外人的冷酷无情的有用方法，因此，像什么“反肝炎母亲协会”或“关心亚洲人权人士委员会”等组织的成员，从道德上看起来显然要比其他组织的人崇高。同出一辙，把“对…负责的”（responsible）一词引人任何一场争论中，就能表明“你的正确和你的对手的错误。”

    还有一大堆恶俗的词和短语，许多人希望通过使用它们将为自己带来学识渊博的名誉。那个用滥了的词“饱学之士”（Renaissan，用以称呼像比尔-布莱德利之类的人：运动员，罗兹奖学金学者，参议员等等），其意思是说谈话者对他所谈论的事情了如指掌。的确，对这个术语的理解本来源于和皮科-德拉-米兰多拉①的思想以及菲利浦-西德尼爵士②的作品相关的语境。可爱的美国人喜欢用希腊字母给兄弟会或姐妹会取名字，其实却无人知晓希腊文（而且已经多年不开希腊语课程了）、哲学或古代历史。除了市场营销（先前是卖东西）或“教育心理学”，这里的人不学那些老东西，尽管有时他们乐于不懂装懂。

    ①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哲学家，人文主义主要代表之一。

    ②英国诗人，作品有传奇故事《阿卡迪亚》、牧歌短剧《五月女郎》等。

    在“Renaissan”一词中的假精确就像和类似的假装聪明的短语Voodooeics（巫术经济学）中的情形如出一辙，多用于有不宜出口的脏话要说之时，都很有利于装模作样和回避实意，反正“巫术般的”究竟是什么意思大家连个屁也不知道。我们应把这些令人难忘的词语归功于总统先生，当考察了东欧正在发生的事情后，他最近宣称，“自由之路就在我们面前放着”（谁放？无礼者不禁要问）。同理，“凉人的”（mindboggling）也是一个常常被引用的词，按照这个词的期许，会给说话人带来一种“聪明的造词专家”的美誉。这正是那些在“谈话”（versation）的时候却常常使用“对话”（dialogue）一同的人们的希望，同时也是那些总想有机会一展“betlace”（在一块岩石和一块硬地方之间）这一短语之风采的人们的希望。

    美国人对于尊严和重要性的贪欲，每天生产出大量可笑的文理不通的东西。如用“absent”（缺少）表示“without”（没有），比如，“Abseioell”（由于“缺少”进一步的信息，我们无可奉告）。另外，把“impact”（冲击）作动词用，意指“influence”（影响），如“votersmuidaho”（我们的竞选活动看来对爱达荷州的选民没有造成多大影响）。把“transit”（过境）当作“cross”（穿过）的高雅同义词，如“Itraurkeylastsummer”（去年夏天我过境了土耳其的大部分地区）。当然，最受青睐的还是用虚假浮夸的parameters（限定参数）来意指某种类似“boundaries”（边界）的东西：“那位新伙计似乎不大乐意在公司限定的参数以内工作。”

    十足的恶俗要求使许多人在他们只想说“t”（内容）时却用“text”（语境），想说“sympathy”（同情）时却用“empathy”（移情、共鸣），或者想说“idea”（观念、想法）时却用“cept”（概念）。的确，当某个推销汽车、公寓或房子的人开始说起某个新概念时，最好还是确定一下你的钱夹子还在不在老地方。作为美国这场伟大的不劳而获的聪明游戏中的计数器和标志，“meld”（合并）代替“join”（加入）自有其吸引力，正如一知半解地用“mix”（混合，动词）代替“mixture”（混合物，名词）一样，以及用极富品味的“segue”（指音乐的延续或连续演奏）代替“Proceed”（继续），或者代替更简单的“go”（走）。最近一次故弄玄虚且最终导致垮台的戏是由安德鲁-奥斯顿先生上演的，一个极其坚定的职业人士，国家交通安全局的成员。他身穿一件领尖钉有钮扣的衬衣，系着一条传统的“如军队般严格平正的”条纹领带——这样，他看上去就很像一个有文化且有板有眼的人了。他这样提起一名与一次令人疑惑的飞机失事相关的小型飞机驾驶员：“我想他是想弄清楚当时发生了什么……那就是他‘发散’（exuded）给我的态度。”

    只要社会地位再低一点（尽管这一点人们很难肯定），新的文盲就开始给那种过去被称做“rose”的略带甜味的玫瑰红葡萄酒重新取名字。许多人都因不知道该对服务员说“rosezay”呢还是干脆就叫“rose”而感到羞愧，于是干脆就不点这个东西。商店和餐馆捷足先登把它的名字改为“blush”（红脸）。随着“rose”的基本上消失，格雷普庞芥末酱（GreyPouonMustard）现在也正一步步转变成格雷朴昂（GreyPoopon），而原来的“t”（起酥）也几乎清一色地变成了“t”。近些年来，高等教育的种种变化（见“恶俗的大学”）使得那些专门给广告撰文的修辞家们比以往更加肆无忌惮地犯下大堆愚蠢的错误，却没有引起广告代理机构中任何人的注意。一份某种名牌杜松子酒的广告断言：“马丁尼又卷土重来了……但‘喝’它的方式还是六十年前的老样子”（themartiurnandit-sstilldrawassixtygearsago）。文字侦探厄内斯特-劳里默对此评论到：“我可以理解一家酒类公司不愿在广告上使用drunk（醉酒的，亦是“喝”一词的过去分词）这个词，可是这个也太离谱了。”威廉-萨非尔收集了一些极其自以为是的文盲错误：

    某种昂贵的文字处理器的广告：“预置的拼读字典可以立刻alertsyouof（警告的你）任何拼写错误。”

    某种极其昂贵的腕表的广告：“如果你足够幸运拥有一两块四处laying（下蛋）的老牌表还有一份广告……第五大道妇女服装商店……”说到“互不相干的奢侈品”

    再也不敢肯定那些在各大报纸上标有自己醒目大名的作家们是有文化的了。其中有一位在头版撰文，讲述与娜坦-沙朗斯基有关的事情，说自他驾机飞离苏联以来，他和他的妻子都有了在耶路撒冷重新安家的时间（therehasbeentimeforheaafamilyinJerusalem），应为“forhim”。若是在1910年，人们很容易相信这些可能仅仅是不幸的排印错误。现在可不是这么回事了。尽管谁也没有指望有关比萨饼和啤酒的广告会具有多么高的理智水准，可是这样一份广告中的逻辑真让人啼笑皆非：

    新阿姆斯特丹

    纽约市酿造的惟一的

    啤酒之一

    不过这还算不上恶俗，只是糟糕罢了，相对说来，它并不做作。

    由此，导致了美国社会普遍的不安全感，以及对于说话或写东西过于简单和不花哨多少会降低当事人的身份的恐惧。增多音节的卖弄游戏已变得十分寻常，可是正如诺瑟罗普-弗赖伊所说，“文字简洁性总是被置于常识的对立面”，那些拼了老命要显示自己为何等人物的人对简朴文字小心翼翼地回避着。这就是他们为什么小心翼翼地不说，举个例子，可卡因是一种常见毒品的原因，他们会说，“可卡因是选择的药品”（eisthedrugofchoice）。他们相信，听了这句话我们一定会对他们有非凡的印象。

    恶俗图书

    毫无疑问，在如此有限的篇幅中讨论这个话题的确太大了。然而，每年还是有成千上万的书籍倾销进市场，不用说，这其中很难有几本像点样子的。乔治-奥维尔对此令人尴尬的事实看得很清楚：

    如果不过度夸耀其庞大的数量的话，人们几乎不可能成批地提及书籍。除非你和图书有某种职业性的关系，否则是不可能发现这成堆的书籍有多么糟糕的。

    更不必说这一庞大的数量有多么恶俗了。

    一个既省时间又省钱的办法就是：在它们出版之前就认出这些恶俗图书来——甚至在它们写出来之前。一个有用的暗示：留意那些谈论他们打算要写的书的人，或留意那本他们说他们正在写作的书，十有八九，那会是一本糟糕的、乃至恶俗的图书，因为好书总是由那些爱写书甚于谈书的人们创作出来的。用戏台的话说，这是写戏和演戏之间的区别。是孤独的、私下的努力和兴高采烈的、公开的行为之间的差别，或者说得极端点，是做点好事和炫耀之间的区别。荷塞-奥特加一加塞特①曾经写到，“每当听到一个朋友。特别是某个年轻的作家，镇定地宣布他正在创作一部时，我总感到震惊。”为什么呢？因为任何一部，能有机会为人们所记忆或停留在书店的货架上长达八个礼拜，那已经是天文数字了。如果你想让人们在记忆里把你看成一个聪明人，甚至是一个仁义的慈善家，就别写，甚至都不要谈论它。相反，你只须编制一大堆混杂的兴趣，收集75年来的气象数据，或者以表格的形式搞搞改进了的保险统计资料。这一切总比大多数人都可以胡乱编造的“创造性的”东西更有用，而且也不大容易使作者遭受被人忽视的命运，如果不是被嘲笑和被鄙视的话。此外，人们还会发现，大多数借宣称他们正在写一部以寻求他人的关注和重视的人，事实上都极其缺乏讲故事的才能，即便是讲一个下流笑话，他们也没法抓住一张饭桌周围的注意力达30秒之久。

    ①Jasset，1883-1995，西班牙哲学家。

    另一种在它们出现之前便认出恶俗图书的办法，是由一张最近的新闻图片得到的启示，图中一名年轻的妇人正在一个发廊雅间里，在一台手提式文字处理器上写她的书（很可能是一本），她的发型师正在一旁摆弄着她的发鬓。如果这还不过瘾的话，在她所说的话里还有更进一步的警告：“我正在写一本有关我在亚洲度过的十年学习冥想的书。我在发廊里完成了不少作品，并用传真把作品从那里传给我在纽约的出版商。”发廊？事实上，这正是由她炮制的图书的恶俗性不言而喻的证据。

    书籍一旦真的出版了——它们中大部分都没有这么好命，这是当代生活中不多的慰藉之一，图书的题目便成为另一个方便的警告标志。《怎样才能确保成功》，吉姆-拜克著（我并非在此杜撰），便是典型的一例。《疗伤：家庭男女平等主义的承诺》怎么样？据说包括有“散文、故事、诗歌和祷文（！）”，将女权主义（feminism）和生态学这两种“视角”合为一体，此二者正是“我们时代最有潜力的治疗视角”。你应该特别留意任何一本在题目中出现“治疗”（Healing）字样的书：由此，《爱、和平与治疗》一书便散发出警告的浓烟。另有一些标题尚须掷硬币才能找到答案，如《谁来发号施令？》，《如何有效地对孩子们痴迷于战争游戏和战争玩具作出反应》（答案：建议他们加入海军陆战队），等等。

    图书广告也是发现恶俗警告的地方。对于一本由佛蒙特州的某家邮政信箱中寄出的、据说可以提供以“完美绝伦的技巧”讲述故事的书，恐怕还是不要过于兴奋为妙。或者，另一本出自佐治亚州某个邮政信箱的书，其广告是这样开始的：

    第一次面市

    接下来是，

    “一部车就是一间很小的屋子”。如何成功地进行一次愉快的全家驾车旅游。作者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旅游者。

    现在就请订货！

    那么，冲上去买吧！如果这本书过于世俗化了，还可以奉上《论上帝存在之证明，以及其他精神探索》，包括85幅图表，邮自纽约市的某个邮箱。或者为什么不看看罗瑟琳-布鲁那尔的《光明之轮》呢？该书被《冥想杂志》称为是“对人类身体的光晕的既直觉又科学的研究的极其精确的介绍”。或者《提高你使用标点符号的能力》怎么样？一种提高你使用标点符号技巧的简单指导。看来对此惟一可能的答复应该是：“不用了，还是提高一下你自己的吧！”手边就有一部诗集《狮子的眼泪》，“展现了这位图书管理员的心灵世界”。（古斯塔夫-福楼拜，当我们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里？）

    像上面这样的书名已经领我们走近了真正的恶俗图书交易的底层，即“虚荣出版”（VanityPublishing）。可悲而念念不忘自我的家伙们竟会被下面这样的广告感动得不知所措

    纽约出版杜诚招作者

    寄望于读者们对于“资助”（subsidy）一词究竟是什么含义的无知，广告继续说道：

    一流的为作者提供资助的图书出版社寻求各种类型的手稿：、非、诗、学术、青少年作品等等，欢迎新作者。

    新作者当然是“受欢迎的”，因为他们不太可能知道，所谓“资助”的意思就是，由作者自己花大笔的钱将他们粗俗、可怜、不该出版的东西印刷出来，捆扎好，再一摞一摞地码放在仓库里（每月的仓储费由作者支付），或者用重型卡车（运费由作者支付）把它们送出去，让它们在不知什么地方的阁楼里长眠不醒。

    出版社立约要为他的书目“做广告”，而这个词又刺激了对于名声与成功的幻想。于是，每个礼拜，在纽约的某家大报纸上就会出现一份发售这类图书的广告，看上去就像谁真得要买这些书似的：

    《一盒献给金发女郎的粉笔》

    一部苦心经营的，生动地描述了教书的一切欢乐、痛苦和挫折。＄13.95

    《笑话集：干净的、肮脏的、调级的》

    适合各种口味的笑话集锦——从安全无害的到淫秽下流的。＄8.95

    《万有引力的作用——内与外》

    有争议的思想食品，将令众所周知的物理学震惊。＄7.95

    《漫游》

    一段进入自我发现之欢愉的新奇而睿智的旅程。＄6.95

    还有一些这类小广告，出自某个恬不知耻的撰稿人之手，他或她一定每个礼拜都要把自己重新羞辱一番，真是可笑得感人，比如：

    《献给我所麦之人的诗篇》

    一束以散文体编成的美丽花环，纪念诗人去世三十年的亡妻。＄10.00

    还有

    《请为我种一些鲜花和沙果树》

    一个真实的故事

    一位母亲献给自己在一次不幸事故中丧生的

    幼女的辛酸礼物。＄13.95

    恐怕没有必要在此大谈那些企业家们的道德品味了，他们是如此轻而易举地操纵着那些毫无防卫能力，无知而简单的大脑。不过我很乐意提一下，一家多年以来靠经营这种没有良知的行当而发迹的公司，最近因欺诈罪而受到审判，并受到严厉制裁，理由是这家公司告诉它的上当者们说他们的书将由书店来经销。不过你尽管放心，这样的公司一定会卷土重来，再次加入其他无以数计的“资助”出版社行列。

    一种长久的美国文化的持续性，正是以这种周瑜打黄盖式的恶俗图书交易为特征的。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海明威在《我们的时代》中就描述了一位可怜兮兮的来自上层社会的“诗人”，其自贱的情形同我们今天这些社会地位没那么优越、容易上当受骗的人没什么两样。当那位诗人和其他一些伪艺术家生活在法国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现在已经有差不多够出一书本的诗了。他打算在波士顿出版，并已经将他的支票汇去那儿了，还与一家出版社签定了合同。”

    这篇的名字是《艾略特先生和夫人》，事实表明，它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理由也许不难发现，虽然不会有什么可靠的国际统计数据支持，不过我倒很乐意打赌，相对人口数量的比例来计算，如此骗人的“自费出版业”中，美国一定占据着世界领先地位。这整套可怕的把戏充分证明了美国人对虚荣的需求，他们情愿相信，只要你能找到窍门，为了出人头地，便要冲向任何一次不易把握的机会。这样，就没有什么事情是办不到的了。

    不过，以上这些针对恶俗图书的警告，并不能保护读者抵御那些真正恶俗的图书的侵袭，就像那些耗费巨资拍摄的电影（见“恶俗电影”），它们的伪装几乎使你无法抗拒它们的诱惑。当奥维尔指出大多数图书是如何“糟糕”的时候，其小写的“bad”的确概括了当时的实际状况，因为真正恶俗的（BAD）大部头书籍的商业传统其时才刚刚开始，格雷斯-米泰利厄斯的《佩顿庄园》（售出逾900万册）和威廉-布莱迪的《驱魔者》（售出1200多万册）当时尚处在准备阶段。不过“进步”是无法阻挡的，时至今日，特别是大部头的恶俗图书（BIGBADbooks）——那些中产阶级人士最爱让人看见他们随身带着的又大又沉，永远读不完的——成了使无数出版商不至于垮掉的看家宝贝，只要赶得上趟，哪怕一季只有一部，也是可以扭转局势的了。

    许多年来，出版业对这个问题始终迷惑不解，为什么那些唠叨、繁琐、又大又厚的，可以确保人们从9月份（“秋季书目”）一直读到来年的6月或7月，而且还备受人们的青睐？最好的回答是：如果你一年只读一本书，而且你还引以为自豪，你就会想要一本看起来“像一本书”的书——厚重，硬皮包装，严肃而庄重，一本拿在手上乘汽车、火车、飞机或走在大街上都能被人看见的书，一本广告做得很凶猛、尽人皆知的书。这样，当你买了一本这样的书，你就明确地宣布了自己在主流消费阵容中的可靠地位。你做对了！这并非一句安慰的话，这是一种强烈的满足。无论是丹尼尔-斯蒂尔、斯考特-特罗、还是赫尔曼-沃克的过于肥大的作品，只要是大恶俗的天皇巨作，总会以数百万美元的广告费和宣传战为其铺路，正如施洗者约翰之于耶稣。经过这番苦心经营，谁还能说出或者谁还真的在乎这本书究竟是什么东西？正如电影业里的情况一样，花费不菲的精装图书并非总是卖出去的最重要的商品，其附属版权——第一、第二续集系列、电影改编权、舞台演出权、磁带版权、电视改编权、T恤印制权等等——常常能带来更多的收入。

    兼剧作家拉里-麦克默特里精妙地指出，“把我们现在图书业称做‘出版业’实在是够简化的了，其实它是一种媒体混合物，其先决条件不是文学价值，而是促销能力。”因此，我保证大恶俗图书将会继续风行许多年，而且足以使我们相信，我们这辈子只能与恶俗图书为伍了。

    恶俗音乐

    音乐，不管什么音乐，只要它受贫弱大脑的欢迎，只要它随时愿意为它的商业操纵者们效劳，那么你所听到的一切音乐，至少你漫不经心地听到的一切音乐，就都属于糟糕的之列。然而，一旦它变得装腔作势，就像其他东西一样，要求被当作“艺术”看待，要求人们表示敬意，这时它就成长为恶俗了。而在此时再谈论什么“古典”和“流行”的区别，就几近无谓了。披头士和西蒙一卡方科的许多音乐都要比大多数爱德华-埃尔加爵士（SirEdWardElgar）的音乐写得好，也只有十足的世侩才会在帕西-格兰杰（Perger）的“乡间庭院”那陈腐、乏味的重复和最新的拉盖乐（reggae）之间找到什么重大差异。尽管都是些迟钝的、过分强调纯粹和一成不变的噪音，拉盖乐恐怕还是会获奖的。两者依赖的都是恶俗的技巧——没有发展的重复，没有结尾（见“恶俗标志”），因而很像恶俗的对话。

    因此，在音乐中，空洞无物就是恶俗，不管这首音乐是出现在一家音乐大厅里还是一个妓院里，也不管它是由一支弦乐四重奏乐队演奏还是一支重金属乐队演奏。有几种可靠的标志可以判断恶俗音乐的出场或即将来临——如明目张胆的竖琴和音急速弹奏（注意一下那些翻飞着的手指！），或者在钢琴演奏中，那套利伯莱斯式的（Liberace）把戏，将双手尽可能高地抬起在键盘的上方以展示能量和感动，这也是大多数动感派交响乐指挥家们的意图（见“恶俗电影演员和其他演艺人”）。还有更多可以辨明恶俗音乐出现的线索，比如乞求他人注意和渴慕的音乐上的俗套调子，总以为听众太愚蠢了，不可能在此之前已经听过千百遍了。就陈腐性而言，这些和体育场里的棒球或篮球比赛中调动观众情绪的那些高潮片断相当，暗示观众们齐声高喊，“冲啊！”你还可以相当有把握他说，凡是那些渴望把你送到异国他乡——常常是东方的某些地方，如“印度之歌”、“在一座中国的寺庙庭院里”——的作品，肯定都是恶俗乃至极端恶俗的。根据同样的道理，接近任何贴有“夜曲”标签的作品时都要慎重。批评家杰克-林奇提议将恶俗音乐奖颁发给“任何一件由安德鲁-劳埃德-韦怕（AndrewLLoydWebber）所写、演奏、演唱、表演、制作、资助、鼓励、评论或者倾听的音乐作品。”

    不过最简便的经验之谈是，一件不能取得任何进展的音乐作品（如大多数拉盖乐）就是糟糕的；而一件不能取得任何进展却装作是珍贵和有价值的、甚至是神圣的音乐，像“D大调帕赫贝尔-卡农”（Paon），它就是恶俗的。恶俗的音乐总是借助于机械手段来使它有什么进展，如肤浅的调高音量，用来擦亮和掩饰每一次重复，或纯粹的节奏与响亮度的加强。这么做比创造容易多了。（如拉威尔的《波莱罗》。）音乐中的这类伎俩与话剧中类似的欺诈表现相当，如由来已久的剧院经理的诡计：神秘兮兮地推动调光器，使各式灯光次第变亮，随着每一张帷幕的展开，好像人们的兴致也在一步步增加。

    还有一个简便易行的标准，对糟糕的和恶俗的音乐二者都合适：那种在最世俗的场所，如银行、书店或电梯里向你迎面扑来的音乐，以及当你在电话上等待你那位慢吞吞的恶俗对话者时没完没了地向你的话筒里放送的音乐。重要的是这些音乐很少是由伯德①、帕赛尔②、泰勒曼③、亨德尔或拉莫④创作的，甚至连莫扎特的都很少见，尽管粗俗的电影《莫扎特》（在恶俗人物中几乎和电影《爱可斯》一样流行）使它已经成为商人以及类似的俗人中假装喜好莫扎特的一种时髦。如果你在久等电话时从听筒里传来的是“帕赫贝尔-卡农”的话，那也算是在向你表达高度的诚意了，就算不是完人的虔诚。

    ①WilliamByrd，1543-1623，英国作曲家、管风琴师。

    ②HenryPurecell，1659-1695，英国作曲家。

    ③GePhilippTelemann，1681-1767，德国作曲家，自学成才。

    ④JeanPhilippeRameau，1683-1764，法国音乐理论家、作曲家。

    在其可贵的《糟糕之最》一书中，唐-莱瑟姆通过一一点名指出“最乏味的音乐作品”而为公众做了件大好事（“让人打鼾的音乐”）。那串名单当然包括拉威尔的《波莱罗》和德沃夏克的《新世界交响曲》了。维瓦尔第的《四季》亦在其列，还有安东-布鲁克纳的《D小调第9交响曲》及查尔斯-伊大斯（Charleslves）的《新英格兰的三个地方》。莱瑟姆的确好眼力，不过不知怎么他居然忽略了约翰-凯奇（JohnCage）的作品，尽管他已经注意到了菲利浦-格拉斯的音乐中有某些相当乏味的东西。莱瑟姆认为柴柯夫斯基的《第五交响曲》极其平庸，不过照我看来，它怎么也不能和西贝柳斯的《芬兰颂》的平庸相媲美。诸位可能还想提一提理查德-瓦格纳的《尼伯龙根的指环》中的几处毫无生气的乐章，或者整部歌剧《托斯卡》，包括里面所有的装饰音。

    恶俗的电影已经征服了许多年轻夫妇，使他们依照《星球大战》或《烈火战车》这样的重磅炸弹的主题曲成婚，揭示出某一领域的恶俗之威力有时几近魔幻的程度，足以触发另一领域里更大的恶俗。

    恶俗诗歌

    如果你没有多少文学才能却又想——甚至是在今天——获取某些归于“诗歌”的特权与荣耀，一个可行的办法就是制造一个富于轰动性的色情的开头，如：

    一个阴蒂就是一种大脑——

    爱莉丝-诺特利

    格莱西艾拉不会操我的——

    塔提亚娜-德拉-特莱拉

    在索尔兹伯里的海滩

    我的鸡巴被你的爱吞没——

    沃尔特-科尔蒂斯

    等等等等。而如果你缺乏使上下文连贯一致的才能——传统上这正是诗的特长，甚至是它惟一的特长——你可以按任何顺序把各种名目列在一起并称自己是一位“超现实主义者”：

    巨大的血盆，月亮动词曾在此沐浴

    巨大的煮熟了的鸟贼，一个失去的星座的记忆——

    伊万-阿格莱斯

    如果你把诗行写得短一点，超现实主义的行为就更加容易了：

    托马斯言论的背后

    超越冗长的现代慰藉——

    汤姆-魏特雷

    或者你可以设计一首一上来就没法读的诗，让那些文盲见了肃然起敬：

    Phantasmagasmiasmacharismamama

    diaphragmdiarrheacatarrhiascara……——

    .佐尔科

    或者你可以用你的诗来参加“全部说出”（TellingAN）晚会游戏并希望大家有兴趣：

    我是一名女同性恋者——

    简-克劳森

    或者，如果你嫌用过的色情概念都太大众化了，你可以用一首“屁眼诗”（AssholePoem）令你的读者刮目相看：

    现在大约是时候了

    某人应该写一首有关屁眼的诗……——

    吉姆-霍尔姆斯

    像这类恶俗诗人的最大心愿就是成为某某团体或某某流派的成员：一个人搞没多大意思，他们渴望有一些标签、命名和分类加在他们身上。因此，在作者备注中像这样的诗人据说都出生于“人马座和白羊座尖角相会”的征兆中。

    另一名这类“诗人一社团加入者”据说是“纽约‘语言社’的一位领衔人物”。还有些人非常自豪于披挂上“充满激情的环境主义者”或“佛教动物权利活动家”的牌子，或成为“超巴洛克社团”的成员。一个“城市超现实主义者”是某某人的珍爱的命名，一个“纽约现实主义者”是另一个人珍爱的命名，而一个女人因“与旧金山的色情女权主义者有强烈的认同感”而感到骄傲。某些这类人衰弱的自尊感促使他们在仿苏维埃式的集体中抱成一团（参照纳博科夫的说法：“知识分子不参加团体”）。因此，一个诗人，依照某传记注释的说法，“属于全国黑人男女同性恋者同盟……以及新词书店集体。”又一个人“是……女性编辑集体的一员”。而且（毫不奇怪），还有许多同名同姓的新时代（NewAge）集体，他们中的许多恶俗诗人声称对“神秘艺术”（occultart）。黄教（Shamanism）、“瑜咖哲学”（Yogicphilosophy）、“巫术”（magick）以及“药草学”（herbology）感兴趣。这些伪学问的把戏，多亏了频频出现的预科生式的语法错误（谢天谢地！），才不至让那些貌似真诚的表现蒙混过关，如安娜-沃尔德曼用错了的分词：

    一枚紫色的发夹

    喝着浓浓的金麦茶滑到了地上。

    还有桑迪-卡斯特尔，分不清“lie”（躺）和“lay”（放）之间的“总统级的”天真区别①，如：

    当和他们睡在一起

    你知道……男人

    几乎刚刚才手淫完

    我以一个趴着的姿势“放着”（躺着）

    将被子掀出床外

    就这样度过如母亲般照料他们的夜晚

    ①作者此处影射美国副总统丹-奎尔经常在讲话中犯语法错误。

    再看看克里丝蒂娜-邓肯对于句法与意义的完全解构：

    如今匆匆忙忙地我们吵闹着跑前跑后

    每天尽我们的职责如此我们的能量在成长

    （参照埃兹拉-庞德所言：“诗最好不要写得像散文。”）

    这些东西之所以恶俗是因为它们尽属“文盲的炫耀”。

    还有些诗有资格被提名为恶俗，因为它们代表了孤芳自赏和忸怩作态之流：

    噢，上帝禁止

    噢，上帝禁止

    噢，上帝禁止

    你的儿子

    你的儿子

    你的儿子

    嫁给

    嫁给

    嫁给

    一个

    一个

    一个

    黑仙子①

    黑仙子

    黑仙子

    噢，上帝禁止你的儿子嫁给一个黑仙子——

    福莱迪-格林菲尔德

    ①blackfairy，指黑人男同性恋者。

    其他恶俗的诗歌类型包括政治或社会感伤派（“这是一个自我怜悯的时代。”——安东尼-鲍威尔），还有绝望自我派，或没人爱我派。

    面对这一切恶俗的例子，那些仅属糟糕的诗便带来一种显然的放松。于是，当你转向新近流行的牛仔诗时，至少会因为没有落人那些由男女骗子组成的团体（或“集体”）的手中而感到安慰：

    生命中我真正热爱的两样东西——

    加利-麦克马恩

    生命中有两样东西

    我真得热爱：

    那就是女人和马，

    这一点我深信不疑。

    所以当我死了，

    请把我的皮晒黑

    并把我加工成

    一座精美的马鞍。

    再把它送给一个

    喜欢骑它的放牛女子

    从此之后

    我将安息在

    我最热爱的

    两样东西之间。

    那是一件真的能让人笑出声来甚至流泪的作品，其性感因素隐而不露而非高声呐喊，与许多人认为无比正确的政治立场也保持着一种令人愉快的距离。“生命中我最热爱的两样东西”至少不能被说成是——引述卡萝尔-鲁门所著《赤裸裸的创造：后女权主义者诗歌》一书的结尾——“启发了有关人权的广阔议题，无论是个人与个人还是国家与国家之间。”那些尚能模糊地记得叶芝和艾略特、更不用说乔治-赫伯特①和罗怕特-赫里克②的诗作的人，应该能有足够的智力想起诗与“广阔议题”扯不上任何关系。把遣词造句的艺术硬拴在它们身上，便确保了艺术和社会议题均将成为恶俗。

    ①GeeHerbert，1593-1633，英国玄学派宗教诗人。

    ②RobertHerrick，159-1674，英国牧师、诗人，本-琼森的高足，“好在堪摘须及时”是其名句。

    恶俗的大学

    大约一个世纪以前，美国人开始经验高等教育，可是浅尝不久，他们便发现不喜欢它。高等教育太难了，也太严肃了：拉丁语和希腊语要学好几年，而古代、中世纪和文艺复兴历史中那些高贵、伟岸的英雄们看起来没什么用处，且和作为美国人的主要行为——挣钱——的“行动楷模”“没什么瓜葛”。人们发现，对逻辑和论证原理的熟悉，实际上妨碍了消遣和良好的伙伴关系，对于普遍谬误的历史，对于由迷信所操纵的社会，以及对于大众的持怀疑态度的研究似乎是不民主的，也的确是一种“精英人物统治论”。几个真正受过教育的人发现，精确的推理与分析，以及对于他人随随便便想当然的行为加以公正无私的审视，绝不是获取“知名度”的良方。简而言之，人们很快发现，真正的教育在以行动、野心、贪欲和出人头地为内容的美国人生活中几乎没有什么价值。事实上，结果恰好相反：智慧的发展只会导致一种非美国式的探究与深思熟虑的生活。

    面对这些令人沮丧的事实，美国人发明了一种经过改革的高等教育体制是不足为奇的，一个更能和美国人的欲望合拍的体制，尤其吻合他们想要在公众面前获取成功的迫切心情，这些欲望的主要内容就是发财和过一种不受思想困扰的生活。校际体育赛事的发明，对此欲望的达成可助一臂之力；同样，一种只强调当今发生的事件以及和商业活动的技巧相适宜的新课程也是为了这一共同目的。于是，一门新的学科就被设计出来了，它的名字叫“商科”。什么历史、文学、哲学等等，都太遥远了，根本派不上什么实际用场，况且这些老；日的学科对于那些要在公立学校里任教的人来说也太吓人了。正由于这个原因，另一门新学科亦应运而生，那就是“教育学”，尽管它全然没有什么与知识相关的内容，但却可以让那些愚蠢乏味的追随者们看起来是在修习“一门学科”，而且最终会让他们拿到一张证书，以拥有教育年轻人的权力。

    结果呢，除了寥寥几家好大学与学院之外，举目皆是恶俗大学的情景。事实上，在矫饰与事实之间，很难找到比在一大堆乱七八糟的大学中更宽的距离了。毕竟，矫饰本是恶俗之精髓。“上大学”就等于成为有文化的人，这种传统信仰很为美国人所珍视，而且盛行的平等主义导致他们虽然看重“大学学历”，却不愿通过艰苦的学习认识到一所大学的学位和另一所大学的学位之间的严格区别。可惜令美国人不安的事实是，从威廉姆斯学院、阿默赫斯特学院或史密斯学院得到的学士文凭是绝不能和从中田纳西州立大学或夏威夷太平洋学院获得的学士文凭混为一谈的。令人可笑又可悲的是，美国人竟然创建了如此众多的恶俗学院，其中大部分是在肯尼迪和约翰逊执政期间，目标是为了拓宽“受教育机会”的渠道。为了追寻这一目标，人们纷纷响应夸大其辞（见“恶俗语言”）的号召，将无以数计的师范学校、教师培训学校、商业专科学校、文秘学校、地方性神学院、以及商贸学校晋升到大学（uy）的地位，而运用的手段不是将它们逐步转变为大学——那样太费事了，如果不用几个世纪的话，至少也要花上几十年——而是干脆把它们叫做大学。这些就是如今给大多数年轻的美国人颁发“大学学位”的地方，不过这些学位并不能衡量智慧的进展，只是满足对技巧的粗俗需求，以便刚好能将这些学位的领取者们不加鉴别地镶嵌进美国中产阶级为他们预制的壁龛中。24％的美国学士学位是学习“商科”的，而因修“教育学”颁发的硕士或博士学位比任何其他专业的都要多得多。

    那么，就算你已经“主修”了商务，可是由于你太没有文化了，甚至连这一行都干不好。“你认识这些词吗？”是一句为一套“事业成功词汇”磁带而制作的广告语里的问题，这套磁带不仅要教会你“800个有价值的词”是什么意思，还为每一个词提供“两个商业活动例句”以充分阐释它们各自的涵义。从广告的说法上看来，这些磁带可以提供“一种大学之后的大学体验”，那么它所针对的对象显然是“已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了。经历过“大学”的学习之后仍然弄不懂的这些困难词汇是为什么呢？它们包括“transd”（超越）、“stratagem”（计策）、“efficacy”（功效）、“laic”（简洁的）、“ubiquitous”（无所不在的）和“faitapli”（既成事实），如果把这些词放在一次给未做好准备的高中生设计的考大学的测试中，却把他们给难倒了，那还说得过去。然而，不认识这些词语的人全部都是已经从大学毕业出来的人，而且许多人已经踏上了争当博士之途——当然是主修教育学，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在衣阿华州最流行的专业学位不是医学或法学，41％的人都主修脊柱按摩疗法。

    如果你有讽刺的直觉，有时需要以一声大笑来排遣某个阴郁沉闷的日子，那么你可以把下面这句话抄下来，用胶带贴在你家浴室的镜子上。一些报纸欢欣鼓舞地以醒目的标题登载了美联社最近的一篇报道：

    更多的美国人接受了夏良好的教育

    其中年龄在25岁以上的美国人有五分之一已经念完了“四年制大学”。真是天大的好消息！可是，当你慢慢发现其中有的人除了一两本畅销书外什么书也没有读过，有的人的历史想像力少得可怜，有的人除了对钱、体育运动、“娱乐”和爱好有兴趣之外，对任何事物都没有好奇心。这时，恐怕你会另有一番感受了。所谓的美国计划（AmeriProject）意思是说，有比以往更多的美国人上过商科学校或者混过了高等“教育”的教室，实在不配成为庆祝或举国自我陶醉的理由，不过，当见到如下这段不实的鼓舞之辞时（摘自一份全国性报纸），竟无人为之蹙额，也没见到有人露出嘲讽的笑，可知自我陶醉是在所难免了：

    欧洲的大学久负盛誉，至少在美国人看来是如此。它们被比作象牙塔，其纯洁的墙壁是绝不会为资本世界所玷污的。许多欧洲人为此理念而骄傲，并把它等同于理智的健全。不过现在一切已经变了。

    也就是说，美国人把教育改造成纯粹的技能训练的工作，以及在建立各式各样的学院方面的成就（这些学院大部分都是企业化不加鉴别的产物），如今已经推广到了全世界，我们大家当然都见者有份了，“在我们最好的，也就是这个国家里最好的300所大学和学院中，我们……令世界嫉妒……”这就是塔夫茨大学的教务长索尔-吉特曼最近宣称的话。很显然，没有记录显示当时附近有人评论道：“可怜的世界！”

    尽管美国人并不真想要更高级的学问——太困难，太无用、太格格不入了——但它偏偏还装着想要它，因为哪怕有关艰深学问的一点幻想也会大大有利于它的特殊地位。即便大多数美国的大学根本就不是什么思想中心。而是气派的体育中心和健康游乐场，但是对于装模作样的要求便决定了“大学”这个词必须和一切盗用其名的事物挂上钩，尽管事实上货真价实的东西已变得越来越稀少。过去还有几个州是相当审慎和坚持怀疑精神地授予“大学”和“学院”之名的，如今，你可以恬不知耻地把这些词放在随便什么东西身上，丝毫不顾忌这么做是不是合法。毕竟，你正在糟塌的只是些无知的人。

    弗吉尼亚州显然是一个很容易激发这类误导性词汇的地方：想想电视传教士帕特-罗伯森设在弗吉尼亚海滩的“大学”吧，还有杰里-弗维尔在林治堡的“自由大学”。弗维尔的返件作品，如今已是弗吉尼亚州最大的私立“大学”了，堪称借重新命名而取得不劳而获的晋升的典范：迟至1983年，它仍然还坚守一些起码的诚实准则，称自己为“自由浸信会学院”。那时它还尚未把自己提升为冒充与真正的大学一样的地方，在这样的地方，怀疑的思想可以自由嬉戏于一切学科之上而无须顾及任何“可怕的”后果。在中西部还真的有一所“大学”，宣布它只接收那些心甘情愿发誓弃绝跳舞、赌博、抽烟、喝酒、骂人的“基督徒”学生。去学校的教堂祷告是强制性的，其大部分学位是“教育学”（令人吃惊吗？）。

    事实上，“大学”一词已经被像那样的学院糟践得惨不忍睹了，还有俄克拉荷马州土森城的奥日尔-罗伯兹大学（OralRobertsUy）、鲍勃-琼斯大学和布莱翰姆-扬大学。有鉴于此，那些正宗的大学恐怕最好还是马上把名字后头的那个词①去掉，只简单地称做那鲁、哈佛、

    ①指uy一词。

    普林斯顿、斯但福等等，如此就该知足了。必须得承认，这对加利福尼亚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密执安大学以及弗吉尼亚大学来说是很不容易的，不过可以找一些其他办法，比如像索邦大学（Sorbonne，从前是巴黎大学）那样的做法，另起一个名字。

    ①指uy一词。

    低层次的大学拼命假扮高级的是如此恶俗，以致你就别指望会有什么比他们再低劣的东西了。不过，勤奋的恶俗学生是不会失望的，因为在那些毫无希望的大学与学院下面，还有大量更加糟糕的学校，在那种地方，表象和事实之间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了，因为全都是名副其实的劣质货。衡量一所正宗大学的一个标准，与衡量一个好餐馆的标准同样适用，那就是它不做广告。然而，真正恶俗的大学所倾力仰仗的，刚好就是广告。有趣的是，尤其是在航空杂志上，登满了为各类大学所做的广告，只要支付现金或以某人的“生活经验”做抵押，就可以获得学士、硕士、乃至博士文凭。这些广告公开宣传拥有这些学位等同于商业成功，也就意味着（不劳而获的）晋升就等于管理者的职位。于是，佛罗里达州劳德代尔港（FortLauderdale）的“诺瓦大学”（y）便成了穿着深色西装、白衬衣，雄心勃勃、但专业方面有挫折感的飞机旅行者常常光顾的地方，前来给自己名字前面加上一个“博士”的头衔：

    拿到教育学博士学位而无须中断你的事业。

    研究美国人文学术地理的病理学家大惑不解，他无法不注意到，加利福尼亚州竟为如此多的如下类型的机构提供了场地、合法的自由和充分的信任：

    联合大学

    南部联盟研究生院

    西南大学

    美国西部大学

    以及许多别的大学。至于贝弗利山大学，显然是在这样或那样的事情上做得太出格了，如今只好寿终正寝。或许，惟一条件较好的建立赝品大学的地方是夏威夷，那里起码在1988年以前都没有法律明文禁止这类冒牌货。佛罗里达是另一处极受人钟爱的冒牌大学的地方。这类骗人的东西之所以特别青睐加利福尼亚、佛罗里达、夏威夷这样的地方，恐怕不仅仅因为它们那儿严禁欺诈的法律比较脆弱或根本没有，还因为在那些阳光灿烂，乐观宜人的地方，室外通常比室内更有价值，于是就意味着表象胜过实质。像什么好莱坞、罗纳德-里根等现象也都是这样的产物。如果你觉得美国的恶俗处境是糟糕的话（据调查，我们的同胞中有五十多万人“持有”这类冒牌的学位证书），那么看青印度和哥伦比亚的情形。印度有好几所伪大学公开向一切来宾出售医学学位，而据最近的报导，哥伦比亚不是吹牛，它至少有不少于56家伪大学（光是波哥大城就占了27家），只要支付高昂的费用，保证你不费一点力气就能拿到文凭。（有关此令人沮丧却又让人大开眼界的话题的更多情况，请参见大卫-斯蒂沃特和亨利-斯皮尔著的《文凭磨坊：冒牌学位》，纽约，1988版）

    不过，你完全没必要为了追寻恶俗的踪迹而踏遍污泥浊水。在中产阶级社会里，恶俗比比皆是。恶俗的大学和学院都有些共性，他们的教职人员都配有不凡的头衔，在毕业典礼上都穿着闪亮的长袍与披肩，不过他们的学生都不学习外国或古代的语言，不学习历史与哲学原理，也不学习思想的技巧，他们通常是通过在各种各样无关痛痒的、或往往毫不重要的科目上累积“学分”的方法而获得学位，那些科目中大部分是高中就已经学过的时事政治。恶俗的大学最后还要把那些令人难忘的品学兼优的学生推出来，他们的论文（如果确曾有过的话）从未接受过严厉的批评，没有人要求过他们做重大修改。恶俗的院校由那些全无好奇心的学生（当然还有教职人员）组成，寻找炫耀的途径以获得晋升的好奇心当然例外。在东北地区有一所大学，将原来的体育系重新命名为人体动力学系，其教授学生如何保持基本学术和思想诚实的能力，从这一举动中可以精确地估计出来。

    恶俗的大学创造那些自动参加劳动者阶层的学生，他们不会有什么包袱顾及他们正在做什么，或他们的工作是对的还是错的，是高贵的还是卑贱的。由于其自身已经习惯了恶俗，所以他们成长起来以后，就会成为五湖四海的恶俗听众和未来的恶俗代理人。他们中有一大批人对学问兴趣缺乏，但对他们的学院倒是赤胆忠心，一旦时机成熟，就成了母校的“Boosters”（积极支持、赞助的人）——那些爱慕虚荣、狡猾、幼稚、不老实的赞助他们的学院体制的人，设立奖学金支持那些不合格的、弄虚作假的学生运动员。1990年6月，《高等教育大事纪》刊登了一长串大学的名字，它们刚刚被揭发并遭到羞辱，原因是他们触犯了他们曾公开同意遵守的NCAA（全国大学生体育协会）的规章制度，他们的行为招致如下恶果：训斥、暂停参赛、丧失过去的优胜体育纪录、（以观后效的）察看、中止未来的TV亮相、减少奖学金、归还不义之财、禁止聘用校外教练、取消目前的体育赛季资格。需要注意的是，《高等教育大事纪》并非一种讽刺性刊物，至少公开来讲不是，而其本意也并不是打算要嘲讽它所报导的对象。不过，读者并不一定要十分聪明、或有批判的眼光和讽刺的天赋，便可欣赏这则笑话。这些学院只是被叫做“大学”。现在，如果法庭允许的话，我请你尽力想像一名在这些地方接受伦理学教育的运动员。以下就是《大事记》中所列的毁誉者名单：

    阿黛尔菲大学

    阿拉巴马农业和机械学院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辛辛那提大学

    克莱姆森大学（，刚刚把美国文化带到了苏联，在那儿建了第一所商学院）

    克利夫兰州立大学

    东肯塔基大学

    佛罗里达农业和机械大学

    格兰布林州立大学

    休斯顿浸信会大学

    休斯顿大学

    坎萨斯大学（对体育运动规则“缺少制度化控制”——《大事纪》）

    肯塔基大学

    马歇尔大学

    马里兰大学，学院园校区（“缺少制度化控制……四位前教练及其他人员的不道德行径”）

    孟菲斯州立大学

    明尼苏达大学，双城校区（“缺少制度化控制”）

    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

    俄克拉荷马大学

    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

    罗伯特-莫里斯学院（匹兹堡附近的一所商科学校：“对一名男子篮球选手的不正当的援助；缺少制度化控制”）

    南卡罗莱纳大学

    东南路易斯安那大学

    南方卫理公会大学（“屡屡犯规的典型”）

    纽约州立大学，布拉兹堡学院校区

    德克萨斯农业和机械大学

    西德克萨斯州立大学

    此名单显然没有完全揭示出恶俗的方向。也是在这期《大事纪》中，我们发现：

    教练承认多年把钱给中央华盛顿大学的运动员们……

    ……当查账披露该篮球教练已经把6.5万美元给了他队里的运动员时，大学官员们举座皆惊……

    成百上千的人……说他们支持（教练；教练坚持认为他给运动员们钱，只当作是他们所做工作应得的工资……或者是运动员们将以他们的工作来偿还的贷款……）他们困惑不解的是，如此明确的仁义之举怎么会被看成是不正当的呢？

    不过，尽管有NCAA的制裁，这些小爬虫们还是很善于经营的，他们很快又会卷土重来。就在最近，南方卫理公会大学的那些因多次无所顾忌的犯规而受到严厉惩罚的教练们，又竭力要求允许他们继续参加招生讨论，因此能够冲着那些可能受过教育的、文明的人们大放厥辞。

    在这一大堆“学校”——这才是正确的称呼——之间根本不存在学识上的差别，这一点是再显而易见不过的了。在此基础上，出示一份更为严重的警告总该是适合的吧：

    父母们！

    如果你们不想欺骗你们的孩子，如果你们想让他们成为诚实、独立思考、勇敢、有思想且自尊自爱的人，那么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也不要让他们上这些学校中的任何一所，因为他们在那些地方除了可以学到体育赞助的艺术，并掌握在权威面前眨眼睛的技巧之外，学不到任何有用的知识。

    令人咋舌的并不是糟糕（badness）；可以这么说，在这个国家，这一切都是预料之中的事情，真正可怕是恶俗（BADness），是那种装腔作势地冒充真正的大学，声称自己声名卓著、有学问、不受金钱腐蚀、因其对公正无私的学术追求而堪称社会的灯塔。这是真正的恶俗。

    关于恶俗的院校服饰的补遗

    当学院列队，清一色的黑色肩袍（gown）和传统的四方学士帽，只有披肩布（hood）——注意，不是彩色饰带（sashes）——这儿那儿地提供了一些色点，标明他们各自的学位以及授予他们学位的那些院系。在那些年月，人们似乎只知道学院装束是一件肩袍，而不是一件长袍（robe）——就像大学城的居民（Town）和大学里的师生（Gown）的区别这一老生常谈一样，长袍，他们清楚，是法官穿的。可是如今，对于那些令人窒息地增多的大学与学院，以及猛增的夹在它们中间混水摸鱼的人们来说，已经很少有几个知道该怎么称呼这些或许多别的东西了，就像他们从未听说过查普曼①著的《荷马》、斯宾诺莎或“大生物链”一样。既然如今简洁已经变得可疑了，矫揉造作和毫无意义的花哨便取代了古老的庄重与尊严。正如在演戏和对话（见“恶俗的对话”）中的情形，某种精微的含蓄和暗示在今天已经罕见了，现在当你看到某个学院的队列，十有八九都是恶俗的。

    ①Gee，1559-1634，英国诗人，戏剧家，翻译家，译作有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

    在此，哈佛大学理当承受大部分谴责，因为是它开了学院服饰“现代运动”这个先河，让它的博士毕业生（哲学或其他专业的）有权穿粉红色（按校方的看法是大红色）制服，袖子上配以强烈的黑色夭鹅绒条纹。很快，闸门一旦打开，最糟糕的大学随后便给他们的博士生配备了最俗不可耐的制服。学士帽现在看来是无可救药地过时了，帽顶中央饰绒球的小四方帽被设计出来，一些十分恶俗的学校推出了其宽无比的伪伊莉莎白帽，它们一旦由会计学或市场学专业的教授们戴上便愚笨得像演滑稽戏的小丑，其对文艺复兴文化的把握仅限于连詹姆斯王究竟是何许人也都不知道的程度。

    因为在色彩革命之前哈佛所钟爱的黑色博士肩袍，已经被两片天鹅绒饰条上绣了两只彩色小青蛙以标志学位领域（蓝色代表“哲学博士”等等）所代替，很快，你便可以用尽各种式样的标志来美化那些饰条了——大学“胳膊”（意指衣袖上的装饰）、徽章（当然，一切就其根本来说都是假冒的）、以及各式各样醒目的纹章图案——不久，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们便在袖子上推出了两顶相对应的皇冠；拉特格斯大学（RutgersUy，一度为女皇学院）是两个丑得吓人的斜体大写字母Q，下面注着“1766”；密执安大学是两盏小灯，意为知识的源泉（得到它了吗？）；波士顿大学是亮丽而粗俗的徽章，等等等等，不胜枚举。

    如此，连神职人员的服装设计师们也不甘落伍，狠追时代潮流。如今，你可以在牧师们的布道长袍的袖口镶片上看到两只对应的合乎十足的中产阶级品味的祈祷的手。毫无疑问，全体教会人员们一定会紧随其后的。这整个现象阐明了恶俗的本质：过度夸大和头脑简单的表面忠实，正如毫不相干地滥用色彩给黑白老片子润色，或给庸俗不堪的读者推荐新闻照片的做法一样。

 5．的精神生活

    美国的愚蠢

    因此，恶俗！

    恶俗之所以会在美国泛滥成灾，是因为在所有的国家中，它是最乐于经营自我夸耀和沾沾自喜之道的——甚至比法国还厉害。“上帝要我们拥有世界上道德最高尚的国家”，俄勒冈州的一名护士莉莎-尼尔森宣称（引自《今日美国报》）。正是这一普遍的信念，为美国拒不放弃对前殖民地如巴拿马和菲律宾行使道德警察身份的习惯找到了正当的理由，于是，被控罪者给拖回了尚未腐化的“大陆”司法部接受审判和应有的耻辱。

    美国是全世界道德虚夸的大本营。美国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视自己为自由世界的领袖，因而对于那些没那么幸运的国家来说在所有方面都高于他们，并且是他们的楷模，这一习惯使得美国人很容易忽视某些令人不愉快的事实。以目前成年人文盲比率而论，在我所居住的这座大城市（指费城），已承认的就有40％，毫无疑问，实际比率会更高。的确，在组成联合国的158个国家中，美国的文化程度仅排在第49位。1990年的人口普查因为一个令人吃惊的原因而遇到了麻烦：有相当一大批人，当拿到丢在他们信箱里的人口普查表时就把它扔了，仅仅因为他们读不懂这张表，就像他们读不懂任何英语文章一样，其中包括《三只小熊》和《灰姑娘》。这就是那些会在火车站上不得不问站在身边的人去罗切斯特的火车该上那号站台的人们，因为他们读不懂标志牌。这也是那一大批看不懂钟面的人：那些会在大街上把你拦下来问时间的人。并不是因为他们买不起一块表，只是他们看不懂那上面都说了些什么。

    够了，够了，你会说，这些不过是“少数”，要么就是显然来自下层社会的成员，他们自然什么都是糟糕透了的。不过，在6000万功能性文盲大军中，就有许多如乔纳森-柯佐在《文盲的美国》一书中所描绘的那种职业人士。谨小慎微却又极端精于装模作样，此君在纽约工作的情形如下：

    早上起床，淋浴剃须，穿上深灰色的上班族西服，然后下楼，在他住的街角报摊上买一份《纽约时报》，并将报纸整整齐齐地折好，走进地铁，并于上午9点到达工作地点。

    他将折好的《纽约时报》紧挨着办公桌上的公文包放好，开始为编辑交给他的一份广告稿设计平面图表，那位编辑就是他的老板。

    “跟我好好讲讲这份稿子。尽管放心，你想要什么我准能抓住要点。”

    那位编辑，毫不怀疑，把这看做是一个合情合理的要求。在详细阐述其稿件的过程中，他背下了稿子中的每一句话：一种迅速印在了制图者脑海里的语言。

    午饭时他夹着折好的《纽约时报》，随身带着它进了一家咖啡店，把报纸放在他的碟子边上，吃了一块三明治，喝了一杯啤酒，很快便返回工作地点。

    下午5点，他拿着他的公文包和他的《纽约时报》在等电梯，步行穿过两个街区去赶开往城外的公共汽车，然后在街角的一家商店停下来买了些副食品，然后上楼。

    到了家，他把他的《纽约时报》整齐地放在堆报纸的老地方。稍后，他将用其中一两天的报纸包裹垃圾。吃完了晚饭，他打开电视，如果明天办公室里“有谁想听到什么新闻里的故事，他会依据他从电视里获取的信息给一个干巴巴的、玩世不恭的回答”。实际上他已经躲过了不少这样的时刻，尽管还是很害怕自己什么时候会不得不那么做。他最常出现的恶梦之一，他对柯佐说，就是某个时候某某人举着一张上面写着东西的纸走上前不耐烦地冲着他问，“这是什么意思？”每每遭遇这一最令他羞耻的景象，他便会从恶梦中尖叫着惊醒过来。

    那6000万文盲目中肯足包括个少这样阴职业人士，永远害怕在人前露馅，惶惶不可终日地生活在这一为劳心者所预设和操纵的世界上。如果有6000万人像那个人一样是功能性文盲的话，就还有6000万人只具备可以仁慈地描述为“小学五年级水平”的阅读能力了。每年读书超过一本的人数，只占成年人口的6％，而且这里所谓的“书”是一个十分宽泛的定义，包括准色情的言情和“怎样使你看上去比现在更棒”之类的生活指南。天啊，每年读一本“书”！而其余94％的人把他们对于现实的意识完全寄托在电视、广播、道听途说、以八岁孩子的大脑为对象的报纸，以及主要用来提高读者“自我评价”的杂志上了。

    结果是，与其工业化的同僚相比，美国在许多别的方面就缺陷更多了。最明显的，就是表现在工业设计上相对于日本的自卑感，在这一领域，如批评家道格拉斯-戴维斯所写，“我们落后于我们的竞争对手数十年，”一个被我们喜欢自我评价的积习掩藏与雾化了的事实。“可残酷的现实是，”戴维斯指出，“美国消费品的风格枯燥乏味，眼光低下，制作加工粗糙，于此很少有什么例外。”同样，在社会福利方面，较之于大多数欧洲国家，美国的低下是有目共睹的，只要诸位睁着眼睛旅行的话。我们的谋杀和暴力犯罪率远远高于其他工业国家，再加上婴儿死亡率是日本的两倍，美国根本就没有多少可以自我陶醉的机会。事实上，在“文明”国家里，美国的婴儿死亡率排在第22位，远远高于法国、意大利、过去的东西德、奥地利、比利时和英国。甚至西班牙和爱尔兰在此方面也比美国低。此外，这里一旦某人出生了，他或她的麻烦并未因此结束。全美青少年死亡人数的3／4以上均由暴力引起——自杀、谋杀或交通事故——堪称一项世界纪录。《纽约时报》于1990年3月宣布，“与其他11个发达工业国家相比，美国的孩子有更多的人生活贫困，只和一个家长生活在一起，在他们到达25岁年龄之前被杀。”在所有工业大国中，美国的防火安全纪录是最差的，无数人被活活烧死，更不必去提令人震惊的吸毒人数了。

    将美国对于暴力偏爱、我们对军火像得了相思病似的热爱、和美国对于毒品的渴望加在一起，你就会得到这样的发现（《纽约时报》，1990年6月27日）：

    美国至今已成为工业发达国家中的杀人首都

    据联邦调查局人员报告，美国年轻人中的杀人率（即谋杀率，见“恶俗语言”）是其他工业发达国家中的4至73倍。他们透露3／4的谋杀是在本国使用武器的结果，而只有1／4是在海外使用武器的。

    在这片自由的土地上的确人人都可以自由地挥舞着一把枪，在这块勇敢者的土地上，没有谁可以被看做是真正勇敢的，因为你可能是一场架还没吵完，那边一把枪已经做好了。

    此外，美国人的愚蠢和无知在欧洲长期成为他人的笑柄。不再是“美国的青春活力”，我们现在可以说的是“美国的愚蠢”了——或者，用克里斯托夫-拉什的话说，叫做“麻木的扩散”。学校竟然连半受教育的人口都生产不出来己不再成为新闻了。美国高中里十七岁的学生中只有42％的人能够看懂一篇报纸社论，即便是我们最愚蠢的报纸上的文章也不行——尽管其原因或许并非由于“阅读理解”的失败（一种被极其聪明地掩盖起来的完全无法阅读的能力）。中学生学习能力测试的分数日益下滑的传闻已经多年了：1969年至1989年间，志在考“大学”的高中生的分数下跌了53分。在大多数美国大学里，大多数学生要把第一年（有时第二年也加上去）的时间花在其实只能称为补习的“学习”上。最近，纽约电话公司不得不从5.7万人中筛出2100名“聪明”得足以胜任电话接线或维修安装工作的人。如今，当你听说某法律公司的一位合伙人抱怨甚至毕业于最好的法学院的产品都不能说或写得清晰流畅，更不必说雄辩了，这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这些就是在当今的电视和视觉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没有能力理解法律其实和不能精确地解释和有效地利用语言是一回事。

    学校教师中的许多人都来自文化上无能的社会阶层。一所公立学校的老师证明：“我所在的学校的一名二年级老师走到我跟前间我一年有多少个星期……接着她问我一年有多少天。”当这位二年级老师问她是怎么知道这些事情的时候，这位有学问的老师回答说她是在幼儿园里知道的。很显然，学校的课程（尽管为了让每个老师都不至于滥竽充数而必须有死要求，许多学校却毫无要求）对于许多老师来说都太难了，他们索性绕开那一大堆他们不懂的东西，至于学院的状况，即便E.D.赫什在论及为改善“文化文盲”建立一套标准的“人人必须了解之事物”的必要性时恐怕说得过分了点，但每天仍有全新的、令人震惊的、公众无知的例子涌现出来。某全国性报纸最近刊印了一幅布什总统正在接受一个荣誉学位的照片，照片是在披肩布（hood）从他的头上往下滑的一刻拍的。“布什总统，”照片说明文字写道，“正在接受他的人文博士学位腰带（sash，多指女佣）。”这家报纸居然曾获得过无数次普利策奖。

    美国这种与日俱增的愚蠢，在一些出乎意料的地方也能见到。任何写了50年银行支票的人都会注意到，甚至在这样重要的地方也能显露愚蠢。如今有人觉得有必要在支票上印一个小方框，这样你就可以用数字把金额写在里面，意思好像在说，如果不这样的话你就会搞不清楚住哪儿填写那些数字。支票的背面如今也产生了一项重大更新，有一个确定的地方告诉你往哪儿写你的签名，好像你肯定不知道要在支票的哪一头签名似的。如果这样看来，现在有必要立刻发一封信通告全体美国人：“邮资不足邮局不予投递”，一件过去根本就用不着说就能做好的事情。

    人手一台“正确拼写”打字机怎么样？这东西之所以如此流行是不是因为没有几个“作家”驾驭语言的能力好得不需要机器的帮助就能拼写正确？再看看一个国家的老百姓竟如此愚蠢，当他们花了大笔的钱买东西时，竟然丝毫看不出所谓“减免退款”（rebates）的主意中有什么荒唐可笑之处，从不去指望这价格一出厂就能降低一点。想想吧，郑重其事地把钱递出去，然后等着，有一些钱竟又奇迹般地被递了回来，然后就乐滋滋地觉得在这场讨价还价的交易中赚了一把。在美国全国铁路客运公司的乘客被允许出现在月台上之前，先检验一下他们的车票这种新式做法又怎么样？其假设的前提很明显，文盲（平均占每天乘客总数的30％）既读不懂车票又读不懂大门口的显示终点站的标示牌。天气预报，不光在地方台（上帝呀你省点事吧），而且是在全国上下所有的台，被看做是电视新闻的一个有趣的话题，由花大价钱请来的专业人士正经八百地评头论足，对于这种现象所处的文化，我们又作何感想呢？

    把无数亿美元花在“探索”外层空间上，而同时又有数以百万计的贫穷和饥饿之徒如加尔各答的当地人一般露宿街头，这样的一个国家如何？成百上千万的人在精神和文化上皆如此空虚，以至可以证明自己的存在及获取自尊的主要方法就是去“买东西”，对于一个这样的民族，又如何？垂涎于使东欧美国化，在那里培植诸如带给我们白色超大型豪华轿车，带给我们唐纳德-川普、吉姆-贝克尔、利奥娜-海姆斯利。以及米尔肯和波丝姬之类人的价值，一个这样的国家，亦复何如？

    一个这样的国家，把一个年老体弱的电影明星，对现代与当代历史如此无知以至在有知识的人中上演一场经久不衰的闹剧，一个对世界现状如此麻木不仁以至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竟然断言已经没有几个活着的德国人还记得第二次世界大战了的人，一个这样的人被大家选为、并接着再次选为自己的总统，并以这种方式宣扬其价值，一个这样的国家怎么样？而此人的智囊团最早提出校园祷告与废除富人税赋为国家所需，外加坚定地相信贫困和无家可归是人们心甘情愿的结果，又如何？

    美国的愚蠢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肯定不是从富兰克林和杰弗逊那儿开始的。某些粗鲁的怀疑论者和具有粗俗智慧的家伙（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东西是神圣的）企图将“卑躬屈膝的傻瓜作风”（一位记者的说法）的起源定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其时约瑟夫-史密斯以口授记录的方式从莫罗尼（Moroni，亦指愚笨）天使那儿得到大量悲惨的书面陈述和训喻，并继而说服了一大批乡巴佬开始了一种新的宗教。马克-吐温认为这种愚蠢在他的时代已经很发达了。也有些人说伴随着琼斯城的集体自杀，它差不多在1978年前后达到了某种高潮的状态。到了今天，这整场运动已经非常清楚了，足以提出两种当代的主导现象（如果不说是原因的话）。

    首先是电视，加上其搞笑频道指示观众何时该笑（惟恐那些挤眉弄眼和夸大其辞不奏效），及其将它的广告诉诸最无知、最轻信和心理上最缺少安全感的观众的需要。怀疑和批评已经严厉地驱逐了出去，因为要是它们跑过来溜一眼，电视就再也不能成为一种令人满意的愚蠢工具了。第二条原因就是公立中学教育的坍塌。最后一次见到管理学生逃学、旷课的学监是何年何月的事了？

    这两件事情是导致我们的知识与文化困境的主要原因，对此大家似乎已取得了广泛的共识。芭芭拉-艾伦莱彻扼要地总结了从“几十位电视评论员”的表现中获得的发现，并指出“由于电视和埃普考特（Epcot）式教育的联合，美国的文化已经私有化、原子化、并可能不可逆转地白痴化了。”即便承认某些对如此确凿理由的不同见解，有一件事是清楚的：愚蠢的一个小小的代价就是，美国的经济力量转入了日本；而一个大的代价就是，对使一个国家值得人们在其问居住的要素——舒适、差异、复杂和美好——的事物的彻底摧毁。

    使之更糟的是近年来技术的飞速复杂化。当今的美国可以被简单地定义为：一个巨大的、由那些并不特别敏锐和专注却被迫操纵一种永远取胜的独特而复杂技术的人所构成的凝聚物。难怪四处潜伏着谬误和尴尬，难怪掩饰和自夸（也就是恶俗）已成了最受人喜爱的国民风格。今天一个标准的景观就是，一位焦虑的年轻人要用五分钟来完成一次简单的零售交易，这么长的时间干什么呢？竟是由于那架魔鬼般的机器，嗡嗡、叽叽、哼哼，同时是现金点数机、账目登记机、发票书写机，雇员偷盗检测机等等，原来都是为了满足它的需要。每一名雇员都是一台机器的跟班。那位头晕眼花、微不足道的年轻的职员，不过是同与日俱增的数码按钮和指示灯作战的飞行员的较简单的版本。商场职员常常根本无事可做，而飞行员也只好偷偷地切断电源以免他的工作变得太复杂了而不能胜任。

    所有这一切的自然结果就是过度补偿（overpensation），最常常导致的就是某一种形式的恶俗。大多数人所经验的实际的美国人的生活是如此枯燥乏味、单调和胸无大志，如此疏离于过去的传统和欧洲文化的共鸣，于是它要求把自己“提高”和呈现为某种绝妙的东西来补偿。恶俗于是成为一种可以理解的，对于全民族的空虚和乏味的自然反应，并且，它的方式的确代表了至少是对虚幻和与众不同的价值的追求。例如：如果一个城市没有一家值得光顾的餐馆，那么，与餐馆老板合谋参与恶俗的游戏也算是当地人可以聊以自慰的事情吧？——正儿八经地对待狗屁不通的菜单、伪装的法国菜、跳芭蕾舞似的餐酒服务，全部是对纯正事物的粗笨模仿，要想体现恶俗，你必须要有两个演员，一个展示者和一个光顾者，二者同时参与颠覆真实的阴谋。再说了，如果一个城市没有美，没有个性，没有魅力，而且的确仅仅被财迷、庸人和自满的乡巴佬所占居，那么和当地的“画廊”兼礼品店合作也是一种安慰，从那儿获得一些可怕的批量生产的“雕塑品”，并认真地把它们当作“艺术品”摆放在家中。

    恐怕没有必要在此特别指出并非美国的一切都是糟糕或恶俗的。这里仍然有一些品味活了下来，足以将穆罕默德-阿里之流赶出视线以外，使他在公众面前说不了话；足以认清（尽管仅仅是含蓄而无声地）越南战争是一件丑闻。有些东西，真的不错，甚至非常好，如美国开放的边境，只要它尚未被诸如麦克卡伦一沃尔特法案这样的蠢事所损害，只要美国公民是自由的这一假设仍然成立，而且他们的确可以被邀请去周游世界。再加上“第一修正案”，那你就会拥有一大堆令人敬仰的价值，甚至值得为之去死。外交官兼学者乔治-F-坎坎农对此非常了解，尽管他在最近写的书《生活速记》中给了美国一个糟糕的评价。他在该书中但言，一个像“冷漠荒凉”这样的词语或许可以最好地描述出他今日所见的自己国家的形象。他解释道：“读者可能会以为我（在美国）只看到了丑陋、庸俗和衰微。”但是，他总结道，引导他的目光流连于这一切污迹的只是朴素的感情：“如果没有只属于我自己的对于这个地方的热爱，附着在它表面上的这一切不完美就不会如此有力地击中我……”

    一年中总有那么一天，美国接受的惟有赞美。那一天是七月四日。在所有其他的场合中，那些对美国怀有美好祝愿的人们，就要全力以赴地将美好与糟糕，尤其是将美好与恶俗区分开来。

    恶俗的未来

    恶俗之未来是无边无际的，远远地回应着马修-阿诺德（MatthewArnold）于1879年就诗歌说过的未来。他当然错了，不过未必比我们更错，只要我们想想是否写一本书或骂骂街便能拖延恶俗的进程。新的无聊女神已经坐在马上，还有她的仆人“贪婪”、“无知”和“公共性”护驾。

    一句话，恶俗已经领先了一大步；任何力量也休想一下子让它慢下来，哪怕我们应该炸毁师范院校，使航空国有化，恢复C而不是B作为大学平均成绩，在高中重新开设拉丁语课程，停止把儿童称做“小子”（kids）、把警察称做“狗子”（cops），取消校际体育赛事，抑止自吹自擂的民族冲动，提高资本所得税，教导一代人鄙视广告并对占星术嗤之以鼻，建造不会坍塌的桥梁，远离太空，说服有文化的人批评是他们的头等大事，以有品味和精微的方式说写英语及其他语言，将流浪汉招集成新的国民卫队，制作有智慧的电影，在海军中发展更高的勇气和纪律水准，创办几家成熟老练的全国性报纸，给在恶俗餐馆吃饭的人以勇气说“不”（当餐馆经理问他们晚饭吃得好不好时），摒弃一切自我陶醉式的冷战心态的残余，改善公共标志的措辞和公共雕塑的品味，让那些有艺术才华的人设计我们的邮票和钱币，将公共电视发展成一种与商业没有任何关系的媒体。

    因为这一切事情都不大可能发生，所以惟一的办法就是去嘲笑恶俗。如果连这个也不行的话，你就只好去独自哭泣了。

 鸣谢

    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得到许多的鼓励和帮助，其中很多人我要表示由衷的感谢，他们包括：玛西-贝林格、泰利-多荷蒂、比提-卡罗尔-弗洛依德、塔基-福塞尔、萨缨尔-威尔逊-福塞尔、詹妮弗-荷尔曼、F.J.罗根、杰克-林奇、西尔顿-迈那尔、约翰-斯坎兰、詹姆斯-西尔伯曼和克里斯丁-冯-奥格特罗普。另外，我也获益于我的研究助手朱迪丝-帕斯考和K.怀特尔，并对他们的热情和友好表示感谢。再者，许多人的著作对我有不可或缺的帮助：道-莱思姆的《最糟糕的一切》，尽管他的批评集中在糟糕而不是恶俗上；理查德-波尔和大卫-萨瓦格乌的《美国城镇等级大全》；文斯-斯但顿的《未经授权的美国》；乔治-图默尔的《美国的种种极端》。最后，我愿再次并且永远地感谢我的妻子哈莉亚特-贝林格对我的陪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