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居高位》 第一章 12月23日 刚毅的斗士如此英勇地倒在了疆场上！ 约拿，你身居高位也毙命于高位上。 引自《大卫哀歌》 在动乱的人世上空，一架银色的大鸟正飞赴一次即将决定历史航向的会议。机舱里，一个大国的首脑正默默地祈祷着，企望他那段几乎忘却了的恋情不要重新燃起烈焰把他吞没；他的脑海里又浮现出那张随时可能葬送他政治生涯的小纸片……在下界人间，另一位世界领袖正筹划着如何与另一国家的生存权利做交易……而在极为遥远的地方，一艘刚刚进港的船上带着一个人，他没有国籍，没有证件，没有朋友——也不知道他的到来将在世界上引出哪些可怕的冲突。 12月23日 12月23日的下午至傍晚，发生了三件表面上互不相关的事情，因为从地理位置上看它们之间相距3000英里之遥。一件是美国总统通过装有严密防护装置的热线打给加拿大总理的长途电话；这次电话密谈几乎持续了一个小时，谈话气氛十分忧郁。另一件事是英国驻加拿大总督殿下在渥太华的总督官邸举行的官方招待会；第三件事是在加拿大西海岸的温哥华停泊了一艘货轮。 最先发生的是那个长途电话。它发自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白宫总统书房，接电话的是加拿大总理本人，他当时正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国会山东楼办公室里。 其次是那艘货轮的到来。它是在利比里亚注册的“瓦斯特维克号”万吨货轮，船长叫西古尔德·杰贝克，是挪威人。这艘船于下午3时靠在了温哥华市布拉德港湾的南侧，即靠近市区一侧的“海角码头”上。 最后那件事是一个小时后发生在渥太华。由于有3个小时的时间差，渥太华此时已是傍晚，招待会的客人已经陆续到达了总督官邸。这是一次小型的招待会：是总督夫妇每年圣诞节前为招待政府内阁成员及其夫人们而举行的例行宴会。 参加招待会的客人中只有两人——总理和他的外交部长——知道美国总统打来电话的事。客人中没有一个人曾听说过“瓦斯特维克号”轮船，而且看样子他们永远也不会知道了。 然而这三件事注定要无可挽回地纠缠到一起，如同某些以各自奇特而神秘的方式循着自己轨道运行中的行星和星云一样撞击在一起，迸发出一阵耀眼的光芒。 第三章 MV瓦斯特维克号船 喷气式飞机从渥太华向西飞行2300英里便是加拿大的西海岸。12月23日在阵雨停息的间歇中，瓦斯特维克号船靠上了码头。 温哥华港内寒风呼啸。半小时前登船的领港员下令放下了3条锚钩链条。此时瓦斯特维克号正静静地停泊在港口，巨大的锚在船后拖宕着，象一道闸门在淤泥沉积，礁石狼藉的海底划过。船前的那艘轮船的汽笛短促地鸣叫了一声，一根向海岸方向伸展的索缆绷紧了，另外几根索缆也随即拉紧了。船移动了。 10分钟后，也就是当地时间下午3点钟，船被拴牢了，船锚也恢复了原状。 该船系泊的“海角码头”与邻近的几个码头象手指一样凸出在这条海岸线上，码头上一片繁忙，建筑物密聚，在这条新停泊的船周围，有几条船正在装卸货物，吊货用的吊索迅速地升降着，运货篷车忙乱地穿梭于船坞边上的铁轨上。与此同时，起重机车东摇西晃地往返于货船与仓库之间。在附近的一个泊位上，一艘灰色货船向大海深处徐徐移去，船前船后各有一条拖船。 一行3人有目的地朝瓦斯特维克号走来。他们迈着整齐的步伐，熟练地绕开障碍物和一伙伙干活的人。他们当中有两人穿着制服，一个是海关工作人员，另一个是加拿大移民局的。第三个人穿着便服。 “该死的！”那位海关工作人员骂道，“又下起雨了。” “到我们的船上去吧，”那位穿便服的人咧嘴笑着说道。此人是货运公司的代理商。“那里能干些。” “我可不指望那个，”那位移民官板着脸说道。“你们的一些老牛拉破车的船，船里比船外更潮湿。真不可思议，你是怎样使这些破船在海上漂起来的。” 一架锈迹斑斑的铁舷梯从瓦斯特维克号船上降了下来。 货运公司代理商抬头看了看船舷说道：“有时我自己也搞不清楚。不过，我想它再多装3个人还不至于沉吧。”他大摇大摆地上了舷梯，另外两个人也跟着他走了上去。 在驾驶台正下方的船长室里，船长西古尔德·杰贝克正笨拙地整理着他的货物和船员入港所需的证件。他宽肩阔背，长着一张饱经风霜的海员的脸庞。在船停泊之前，他就把整日穿在身上的毛衣和粗蓝斜纹布工作服脱下，换上了一套双排钮的蓝西装。但他仍旧跟趿着他那双旧式的毡制拖鞋，在船上他几乎总是穿着这种鞋。 西古尔德·杰贝克船长想，真不错，终于在白天靠上了码头，这样他们今晚就能上岸吃饭了，不必再忍受船上呛人的化肥气味了。船长对着房间里弥漫着的气味厌恶地吸了吸鼻子。这是受潮的硫磺与腐烂的洋白菜混合的气味。几天来这种气味一直从3号货舱外逸，又被热气管道传播到全船的各个角落。想到他的船下次将运送刚从锯木厂出品的加拿大木料，他觉得十分欣慰。 他手中拿着那些文件，走出船长室，来到了甲板上。 在船尾的船员居住舱里，身强力壮的水手斯塔比·盖茨在白天兼作休息室的小餐厅里慢慢地踱着步。他来到了一个人身边。那人默默地伫立着，目光透过舷窗凝视着港口。 盖茨是个伦敦佬。他长着一副伤痕累累，五官错位的脸，这是由于他曾当过拳击手。他身材矮胖，手臂修长，使他看上去象猿人一样。他是这条船上身体最强壮的人。不过如果不被激怒的话，他又是最温顺的人。 另外的那个人很年轻，身材矮小。他有一张圆圆的，很有特色的脸，深邃的双目和留得过长的黑发。他看上去还是个孩子。 斯塔比·盖茨问道：“亨利，你想嘛？” 亨利就象是没有听见似的，仍然朝外看着。他的脸上有一种奇怪的渴求表情，他的目光怔怔地望着在码头周围高大整齐的城市建筑物的轮廓。城市繁忙的交通声响越过水面和空旷的码头清晰地传了过来。一会儿，亨利耸了耸肩，转过身来。 “我什么也没想。”他的口音很重，并伴有不太令人讨厌的喉音。英语他说起来很吃力。 “我们将在码头停泊一个星期，”斯塔比·盖茨说道，“你以前来过温哥华？” 这个名叫亨利·杜瓦尔的年轻人摇了摇头。 “我来过3次，”盖茨说。“这里好玩的地方不多。但海员俱乐部还算可以，在那里你很快就可以找到女人。”他斜乜一眼杜瓦尔，“伙伴，你认为他们这次会让你上岸吗？” 亨利·杜瓦尔用忧郁、沮丧的口吻答道：“有时，我想我永远不上岸。”他说的英语很生硬难懂，但斯塔比·盖茨还是弄明白了。 当他们一行3人登上船时，船长杰贝克迎接了他们。他与那个货运公司的代理商握了握手，那个代理商又把那位海关工作人员和移民官介绍给了他。这两名工作人员都一本正经，彬彬有礼地对船长点了点头，但没有握手。 “你的船员都召集好了吗，船长先生？”那个移民局的人问道。 杰贝克船长点了点头。“请跟我来。” 这是惯例，不需要谁发布什么命令，全体船员都被召集到货船中部的高级船员餐厅。普通船员在餐厅外整整齐齐地排好了队，而高级船员们则等在餐厅里。 当船长领着他们3人从队伍前走过时，斯塔比·盖茨用肘轻轻碰了碰亨利·杜瓦尔，悄声说道：“这些都是政府的人，你能不能上岸他们说了算。” 亨利·杜瓦尔转向比他年长几岁的盖茨。“我很想试试。”他轻声说道。他那生硬的口音中蕴藏着一种孩子气的热情，先前的那种沮丧心情完全不见了。“我尽量劳动，或许能留下来。” “亨利，这真是个好办法，”斯塔比·盖茨欢欣地说道。“不要气馁！” 在餐厅里为那个移民局的人准备的桌椅已经摆放好了。他坐在桌前，查阅着船长刚才递给他的那份打字的船员名单。在餐厅的另一边，那名海关人员在翻阅着货物清单。 “30名船员，包括高级船员，一名偷乘者，”移民局的人宣布道，“这个数准确吧，船长？” “准确，”杰贝克船长颔首答道。 “你们是在什么地方带上那名偷乘者的？” “在贝鲁特，他叫杜瓦尔，”船长说道。“他跟我们在一起很长时间了，很长时间了。” 那移民局的人的面部表情没有任何变化。 “我先检查一下高级船员，”他召唤过最前面的那名高级船员，那人走上前来，递上了一本瑞典护照。 高级船员检查完之后，其他船员们从外面鱼贯地走进餐厅。对每个人的检查都很简单。姓名，国籍，出生地，另加几个敷衍塞责的问题，在此之后，被检查过的人便到餐厅的另一边接受海关人员提问。 杜瓦尔是最后一个。移民官向他提出的问题就不是那样应付差事了。他带着渴望，操着笨拙的英语小心翼翼地回答着每一个问题。斯塔比·盖茨和其他几名船员故意磨磨蹭蹭地不肯离去，偷听着他们的谈话。 是的，他的名字是叫亨利·杜瓦尔。是的，他是船上的偷乘者。是的，他是在黎巴嫩的贝鲁特搭上这条船的。不，他不是黎巴嫩公民。不，他没有护照。他从未有过什么护照。也没有出生证明书和其它任何证件。是的，他知道自己的出生地。是非洲的法属索马里。他的母亲是法国人，他的父亲是英国人。他的母亲已不在人世了，而他的父亲他从来就不认识。不，他没有任何办法来证明他说的话是真的。是的，他们不准许他进入法属索马里。不，那里的政府官员并不相信他的话。是的，其它港口也曾拒绝他登岸。有很多的港口，他记不清有多少个港口。是的，他的确没有证件，什么证件也没有。 在其它的港口他也曾多次地回答过这些问题。随着移民官的频频发问，这个年轻人脸上的希望消融了，取而代之的是失望。但他还是作了最后的努力。 “我干活，”他要求道，他的目光极力在移民官的脸上搜寻着反应。“求求您，我干活好的，在加拿大干活。”他很不熟练地发出了最后那个国名，就象他曾学过，但没有学好似的。 移民官摇头表示不同意。“在这不行。你不能上岸。”他冲着杰贝克船长说道，“船长先生，我将发布一道拘留令，不允许这个偷乘者上岸。这件事由你负责了。” “尽管放心吧，我们会照料好这事的，”那位货运代理商说道。 移民官点了点头。“其他的船员都获准了。” 没走的那些人纷纷开始离去。突然斯塔比·盖茨大声说道：“先生，我能与你说句话吗？” 移民官感到很意外，但还是说道：“可以。” 走到门口的人都驻了足，有一两个人又磨磨蹭蹭地踱了回来。 “我想谈谈小亨利的事。” “他怎么样？”移民官的语调中含着锋芒。 “是这样。再过三两天就是圣诞节了，那时我们都要上岸，我们想是不是也让亨利随我们一同去，就上岸去待一个晚上。” 移民官厉声说道：“我刚才说过他必须待在船上。” 斯塔比·盖茨提高了嗓音说道：“这我完全知道，但你就不能把你那条条忘掉5分钟？”他本来并不想发火，但一个海员对从不出海的官员们的蔑视驱使他动了肝火。 “你说够了吧！”移民官刺耳地说道，他的眼睛怒视着盖茨。 杰贝克船长走了过来，屋里的船员们顿时紧张了起来。 “这对你来说可能是够了，你这个势利小人。”斯塔比·盖茨用挑衅的口吻说道。“可是如果一个人两年不让下船，又赶上了该死的圣诞节……” “盖茨，”船长轻声说道，“适可而止吧。” 双方都缄默不语。移民官的脸涨得通红，但红晕马上就消退了。“你的意思是说，这个叫杜瓦尔的人有两年未上岸了？” “两年差一点，”杰贝克船长突然轻声地插了一句。他的英语说得很清楚，只是略带点挪威腔。“自从这个年轻人20个月前搭上了我这条船以来，任何国家都不允许他上岸。无论到达哪个港口，我听到的都是同样的话：他没有护照，没有证件。因为他不能离开我们，他是我们的。”船长伸出了一双海员所特有的大手，手指张着做了一个质问的手势。“这叫我怎么办——难道因为任何国家都不肯要他就把他扔进大海里去喂鱼？” 一颗颗绷紧的心松弛了下来。出于对船长的尊敬，斯塔比·盖茨默默地退了下去。 那个移民官此时已消了气。他疑惑地说道：“他声称自己是法国人，因为他出生于法属索马里。” “不错，”船长表示同意。“可惜的是法国同样要求有证件，但这个小伙子什么也没有。他向我起誓说，他什么证件也没有，我也完全相信这一点。他很诚实，干活是把好手。要了解这一点20个月的时间是足够了。” 亨利·杜瓦尔一直在一旁密切注视着谈话的进行，他那满怀期望的目光从一个人脸上移向另一个人。此时他的目光又重新落在了移民官的脸上。 “对不起，他不能在加拿大上岸，”看来移民官有些不安了。尽管他表面上很严厉，但他并不是铁石心肠的人，有时他真希望自己的职责规定的含糊些。他不无歉意地补充道：“恐怕我无能为力了，船长先生。” “上岸一晚上也不行？”有着伦敦佬的固执的斯塔比·盖茨仍抱有一丝希望。 “一晚上也不行。”听得出这一回答是最终的结论了。“现在我就颁布拘留令。” 船靠码头已经有一个小时了，船外，夜幕已降。 温哥华时间下午11点刚过，在总理于渥太华的官邸入寝后大约两个小时后，一辆出租汽车冒着倾盆大雨驶到海角码头那黑黝黝，空荡荡的入口。 从车上下来两个人。其中一个是《温哥华邮报》记者，另一个是该报的摄影记者。 那记者名叫丹·奥利夫，有三十七、八岁的样子，虽然他是个大块头，但并不显得笨拙。他红光满面，脸颊很宽，举止随便，这使他看上去并不象个成功的，偶尔也很冷酷的新闻记者，倒象个和蔼可亲的农夫。与他相反，那位名叫沃利·迪·维尔的摄影记者身体瘦削，6英尺出头，走路时的步态快而紧张，显出一副悲观厌世的样子。 出租汽车倒了回去，丹·奥利夫环顾了一下四周，拢平了雨衣衣领。由于突然后退的出租车的前灯的照耀，周围一时什么也看不见。他们站的地方周围都是些暗淡的，幽灵般的幻影和一块块深黑色的微微泛光的水域。万籁寂静；空空如也的建筑物隐隐约约地呈现出它们朦胧的轮廓。他们的眼睛渐渐地适应了这种黑暗，近处的影子也悄悄进入了他的焦距。他看到他们正站在一个与海岸线平行建筑的宽敞的水泥斜坡上。 在他们身后，就是出租车载他们来的方向，有一座塔状谷仓的圆柱形仓体和几座黑黝黝的建造在船坞上的仓库，在它们旁边是成堆的货物。它们都被防水帆布覆盖着，乱堆在斜坡上，两个码头象两只手臂一样在水面上朝外伸展着。每个码头的两侧都停泊着船只，有几只灯发出暗淡的光亮，向人们表明这里一共停泊了5条船。但四周都见不到一个人影，也没有任何动静。 迪·维尔扛着摄影机和摄影器材。他朝停泊着船只的方向努了努嘴问道：“是哪条船？” 丹·奥利夫用随身带来的那只袖珍电筒查看着一张纸条，那是值夜班的本地新闻编辑主任在一个小时前接到一个秘密电话后交给他的。“我们要找的船叫‘瓦斯特维克号’”他说道。“我想它应该在这几条船里。”他朝右拐去，摄影记者跟着他。下了出租车到现在已经有一、二分钟了，雨水顺着他们的雨衣哗哗地朝下流着。丹能够感觉到他的裤脚都湿透了，一股涓细的水流在他们衣领下流着，令人很不舒服。 迪·维尔抱怨道：“他们应该在这里设一个问事亭，里面坐个漂亮的姑娘。”他们小心地穿过了一些横七竖八地堆放在地上的破包装箱和油桶。“不管怎样，我们要找的那个人到底是谁？” “是个名叫亨利·杜瓦尔的人，”丹说道，“据编辑部说，他是一个没有国籍的人，谁也不允许他离开船一步。” 摄影记者一本正经地点了点头。“一个非常悲伤的故事，是不是？我懂，又是一个关于圣诞节前夕有人无家可归一类的报道。” “这也是一个角度，”丹承认道，“也许应该由你来写它。” “我不行，”迪·维尔说道，“等我们在这办完事，我还得冲洗照片。而且我敢和你打赌，这个家伙是个骗子。” 丹摇了摇头。“嗯，你可能赢。” 他们已来到了右边船坞的中部，小心翼翼地走在一排铁路货车旁。在离他们50英尺处，海水在黑暗中泛着光亮，在阴沉的港湾里雨水打着浪涛的声音历历在耳。 他们翘脚伸脖地看着第一条船的船号。船号是用俄语写的。 “走吧，”丹说道，“不是这条船。” “可能是最后那条船，”摄影记者断言道。“事情总是这样。” 结果第二条船便是“瓦斯特维克号”。“瓦斯特维克号”这6个大字醒目地，高高地写在船首的外侧那斑斑锈迹，快要腐烂的船板上。 “这条快要淘汰的破船还能航行吗？”迪·维尔用怀疑的口吻问道。“不是什么人在说谎吧？” 他们爬上了摇摇欲坠的舷梯，站在了似乎是船的主甲板的地方。 刚才从码头上看，即使在黑暗中“瓦斯特维克号”也是一条形容枯槁的船。现在，从这样近的角度来看，年久失修的迹象更加令人触目惊心。船的上部结构、门和舱壁表层褪了色的油漆上已经布满了大块大块的锈斑。一缕缕油漆剥落的残痕到处可见。借助舷梯上唯一的那盏灯，他们能够看到脚下的甲板上有着一层厚厚的污垢，旁边是只未加盖的看样子是装垃圾的箱子。在他们前方不远的地方，一只钢制的排气扇已经腐锈，从风扇壳里断了下来。显然是由于无法修理了，被无用地废弃在甲板上任凭风浪的吹打。 丹用鼻子嗅着。 摄影记者说道：“你也闻到了。” 这股化肥的恶臭是从船舱里散发出来的。 “我们看看从这下去，”丹说道。他打开了正前方的那扇钢制的门，下到了一条窄窄的通道里。 走了几码远，出现了两条侧廊。右面是一排小舱门，显然那是高级船员们的卧舱。丹拐向左道，朝前面不远的一个小门廊走去，因为从那个门廊里射出了一道灯光。原来那是船上的厨房。 斯塔比·盖茨穿着一套满是油腻的连裤工作服，正坐在桌子上看着一本印有半裸体女人画像的杂志。 “喂，朋友，”他招呼道，“你们是谁？” “我是《温哥华邮报》的，”丹告诉他说，“我要找一个名叫亨利·杜瓦尔的人。” 盖茨高兴地咧着大嘴，露出了一排布满黑锈的牙齿。“小亨利刚才还在这，现在回到他自己舱里去休息了。” “你看我们可以把他叫醒吗？”丹问道，“或许我们应该先见见船长。” 盖茨摇了摇头。“最好别打扰船长。他不喜欢在港内被人叫醒。但我估计我能把亨利带来见您。”他朝迪·维尔瞟了一眼。“这家伙是干什么的。” “他是照像的。” 盖茨站起身来，将那本印有半裸体女人画像的杂志塞进连裤工作服里。“好的，先生。”他说道，“随我来。” 他们走过两个升降口，又朝前走去。暗淡的通道上仅有一盏低瓦数的灯泡亮着。斯塔比·盖茨砰砰地敲打了几下门，拧动了一下钥匙，打开门，伸手摸索地将灯打开。 “起床，亨利，”他大声叫道。“有两位先生要见你。”他向后让了让，朝丹点了点头。 丹朝门口凑了凑，看见屋里金属制的小铺上坐起了一个睡眼惺忪，身体瘦小的人。这时丹又朝那人的身后望去。 天啊！他想道，这里竟能住人？ 整个房间象一只大铁箱子，大约有6平方英尺。原先这里的舱壁似乎是被漆成黄褐色的，但现在大部分油漆都剥落了，取而代之的是斑斑铁诱。油漆和铁锈都被潮湿的水雾覆盖住了，水气比较重的地方，已经形成了水珠，涓涓地朝下淌着。那张“铺”占了这堵舱壁的全长和几乎是全部的宽度。在它上方是一只大约有1.6英尺宽的小架子。在它的下面是一只铁桶。这就是舱内所有的一切了。 舱内没有窗，也没有舱口，在靠近一面舱壁的顶上仅有一扇勉强称得上是通风口的装置。 舱内的空气污浊得很。 亨利·杜瓦尔揉着眼睛，瞟了一眼门外面的那两个人。 使丹·奥利夫惊奇的是这个偷乘者看来竟是那样年轻。他长着一付圆圆的，并不太惹人喜欢的脸庞，很匀称的身材，一双深陷的黑眼睛，他上身穿着一件汗衫，一件法兰绒衬衣，敞着怀，下身是一条蓝色斜纹粗布裤子。裹在这身衣服里的躯体还算得上是坚实的。 “晚上好，”丹用法语说道，“请原谅我们今晚打扰你的休息，不过，我们是从报社来的，知道你有一件很要紧的事情要告诉我们。” 亨利·杜瓦尔缓缓地摇着头。 “说法语不行，”斯塔比·盖茨插话说。“他不懂法语。看样子是他还很小的时候他的语言就混乱了。最好用英语和他谈，但要说得慢一些。” “好吧，”丹转回身来一字一板地对杜瓦尔说道，“我是《温哥华邮报》的。这是一家报纸。我们想了解了解你。你懂吗？” 杜瓦尔没有回答。丹又试着说：“我想与你谈谈。然后写一篇有关你的报道。” “你为什么写？”在杜瓦尔说的第一句话中包含了他惊诧和疑惑的复杂感情。 丹耐心地说道：“一也许我能帮助你。你想下船吗？” “你帮我下船？找工作？住加拿大？”这三个问题是那样笨拙地出了口，但却是那样无可置疑地迫切。 丹摇了摇头。“不，我做不到这些。但许多人看到我写的报道。或许哪个看到这份报道的人能够帮助你。” 斯塔比·盖茨插话说：“亨利，你害什么怕？这对你没有什么害处；也可能对你会有点好处。” 亨利·杜瓦尔似乎在思考着。 丹仔细地打量着他。在丹看来无论这个年轻的偷乘者是什么出身，他显然具有一种独特的，但不引人注目的尊严。 这时，他点了点头，只简单地说了一句，“好吧”。 “听我说，亨利，”斯塔比·盖茨说，“你去洗洗，我和这两位先生到上面的厨房里等你。” 杜瓦尔点了点头慢慢地从铺上下来。 当他们离开小舱时，迪·维尔轻声叹息道：“可怜的小家伙。” “他总是这样被锁在舱里吗？”丹问道。 “只是在晚间，当我们停泊在码头上时才锁上他。”斯塔比·盖茨说，“这是船长的命令。” “为什么？” “为了提防他擅自下船。船长要对他负责，明白了吗？”盖茨在升降口的顶端停了下来，“在这里要比美国强。我们的船停靠在旧金山时，他们曾把他铐在他的铺上。” 他们来到厨房门口，走了进去。 “喝怀茶怎么样？”斯塔比·盖茨说道。 “好的，”丹说道，“谢谢。” 盖茨取出了3只茶杯，走到放在煤气灶上的一只搪瓷茶壶前，从壶里倒出一种已经加了奶的深黑色的饮料。然后把3只盛满饮料的杯子依次摆放在餐桌上，打手势示意让他们就座。 丹说道：“在这种船上，有的是机会，能见到各种各样的人。” “正是，先生，”盖茨咧嘴笑道，“各种体形，各种肤色，各种身高的人。还有一些神经不很正常的人，怪人。”他故意朝他们瞟了一眼。 “你对亨利·杜瓦尔怎么看？”丹问道。 斯塔比·盖茨从他自己的杯子里喝了一大口茶，然后答道。 “他是一个很正派的小家伙。我们大家都喜欢他。无论我们让他干什么活，他都干，尽管作为一个偷乘者他并非一定得干这些工作。这是海上的规矩。”他很在行地说道。 “他偷乘上这条船时，你就在这条船上吗？”丹问道。 “没错！在我们离开贝鲁特两天后，我们才发现他。当时他象一把讨厌的扫帚柄。我估计这个可怜的家伙上船之前一定饿了好久了。” 迪·维尔尝了一口杯中的茶，然后放下杯子。 “难喝极了，是不是？”主人欢快地说道。“喝起来是一股浓缩锌的味。我们在智利装了满满一船这玩艺。结果到处都是它——头发里，眼睛里，连茶里也是它。” “谢谢，”摄影记者说道，“这么说我到医院去就有话说了。 10分钟后，亨利·杜瓦尔来到了厨房。他已漱洗完毕，梳理好了头发，刮过了胡子，并在衬衣外又罩上了一件海员穿的蓝色卫生衣。尽管这些衣服都很旧，但却很整洁。丹注意到，他的裤子上的一道划破的口子已被整整齐齐地织补上了。 “过来，坐下谈，亨利，”斯塔比·盖茨说道。他斟上了第4杯茶，把它放在杜瓦尔的面前，杜瓦尔报以微笑表示感谢，在这两个记者面前，他是第一次露出笑容，这使他的面庞生辉，使他看上去更象一个孩子了。 丹从简单的问题开始。“你多大了？” 停了片刻，杜瓦尔说：“我23。” “出生在哪里？” “我生在船上。” “船的名字叫什么？” “我不知道。” “那你是怎么知道你出生在船上的？” 又停顿了片刻，杜瓦尔说道：“我不明白。” 丹耐心地重复了一遍刚才的问题。这次杜瓦尔明白地点了点头答道：“我母亲说给我的。” “你母亲是哪国人？” “她法国人。” “你母亲现在在什么地方？” “她死了。” “什么时候去世的？” “很多年前——在亚的斯亚贝巴。” “你的父亲是谁？”丹问道。 “我不知他。” “你母亲向你谈起过他吗？” “他英国人，海员。我从没见过。” “你也从未听说过他叫什么名字？” 他摇头否认了。 “你有兄弟姐妹吗？” “没有兄弟姐妹。” “你母亲什么时候去世的？” “原谅——我不知道。” 丹换了个角度再次提出了这个问题。“你知不知道你母亲去世时你几岁？” “我6岁。” “在此之后，谁照顾你？” “我照顾自己。” “你上过学吗？” “没学校。” “你识字吗？” “我写名字——亨利·杜瓦尔。” “再什么也不会了？” “我写名字，”杜瓦尔坚持说，“我给你看。” 丹从桌子上把一张纸和一支铅笔推到他的面前，杜瓦尔用颤抖，幼稚的手一笔一画地写下了他的名字。他写出的名字只是勉强能够辨认出。 丹挥了挥手问道：“你为什么要偷乘这条船？” 杜瓦尔耸了耸肩说：“我试找个国家。”他吃力地选择着词句，接着又补充说：“黎巴嫩不好。” “为什么不好？”丹不自觉地也说起了这个年轻偷乘者的简略了的英语。 “我不是公民。如果警察发现——我就进监狱。” “你是怎样到了黎巴嫩的？” “我乘船。” “那是条什么船？” “意大利船。原谅——我不记得船名了。” “你是那条意大利船上的旅客吗？” “我偷乘。我在船上一年。想下船。没人要我。” 斯塔比·盖茨插嘴说：“据我估计，他当时是乘一条意大利不定期货船，明白了吗？那条船往返于中东。因此他在贝鲁特跳上了那条船。明白吗？” “明白了，”丹说道。然后他转向杜瓦尔。“你在上意大利船之前干什么？” “我跟人和骆驼在一起。他们给我吃的，我干活。我们到过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埃及。”他的手前后挥动着，吃力地说出了这几个国家的名字。“在我小孩，过国境线可以，没人管。等我大了，他们不让过——谁也不要。” “就是在那时你偷乘上那条意大利船的？”丹问道。“对吧？” 杜瓦尔同意地点了点头。 丹问：“你有什么护照，证件，任何可以说明你母亲是哪国人的证明吗？” “没有证件。” “你属于哪个国家吗？” “没国家。” “你想有个国家吗？” 杜瓦尔看来有些迷惑不解。 “我的意思是，”丹慢慢地说道，“你想下这条船，你对我这样说过的。” 他使劲地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这么说你想有个国家——一个住的地方？” “我干活，”杜瓦尔坚持说，“我干活好。” 丹·奥利夫再次审视着面前的这个偷乘者。他无家可归的身世是真实的吗？他真是一个任何国家都不认领，都不收留的投错胎的弃儿吗？他是个无国籍的人吗？也许这一切都是伪造的，都是为了博取同情，而精心编织的？谎言加部分属实的混合故事？ 这位年轻的偷乘者看起来很诚实。但他真是诚实吗？ 他那双眼睛流露出恳求的神情，但他的目光中好象还隐藏着一种令人费解的神态。难道这喻示着一种狡诈，还是我自己的想象力在开玩笑？ 丹·奥利夫犹豫了。他知道无论这次他写出什么样的报道，都将受到邮报的午报竞争对手《温哥华移民报》的反复推敲与核实。 既然没有最后的截稿期限，他就可以自己来决定花多少时间来完成这篇报道。他决定先把他的疑团彻底搞清楚。 “亨利，”他问杜瓦尔，“你信任我吗？” 一瞬间，一开始的那种疑惑又回到了这个年轻人的眼里。紧接着他出其不意地点了点头。 “我信任，”他简单地说道。 “很好，”丹说道，“我觉得或许我能帮助你。但我想知道你的一切，从头谈起。”他朝正在安装照相机闪光灯的迪·维尔瞟了一眼。“我们先照几张相，然后再谈。不要漏掉什么事情，也不必着急，这也不是一两句话能谈清的事情。” 亨利·杜瓦尔仍疲倦地坐在“瓦斯特维克号”船的餐厅里。 邮报记者丹是个很有提问口才的人。 杜瓦尔有时觉得要搞清那记者希望了解什么是很难的。 他频频发问，并期望着得到明了的回答。而且在杜瓦尔的每个回答都被迅速地记录在摆在他们面前桌上的一叠纸上。那疾速移动的笔尖仿佛把杜瓦尔的一生按先后顺序仔细地再现了出来。然而，他的一生是那样坎坷，哪有什么顺序呢？有的只是互相间没有什么联系的片断。同时很多事情是无法用杜瓦尔那简单的话来表达的，甚至连记住它们发生的情景都很难。 如果他识字，能用笔和纸象这个记者和其他人那样把脑子里的东西记录下来，那他亨利·杜瓦尔也能把往日的记忆和想法保存下来。并不是一切事情都能长期装在脑子里的，就象把东西放在一个架子上那样，不至于因为它被遗忘而消失，就象他现在正搜肠刮肚企图回忆起的那些事情那样，因遗忘而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的母亲曾经提到过送他上学读书一事。她本人在孩提时代受过教育。那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在他能够接受教育之前，他的母亲就去世了。在此之后就无人关心他学些什么，或是否有机会学习了。 他皱了皱眉，极力在记忆中搜索着往事；想方设法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回忆，回忆，回忆…… 首先是那条船。他的母亲曾对他谈起过那条船，就是在那条船上他降生到了人世。那条船是他出生前一天从法属索马里的吉布提开出的，他确信他母亲曾告诉过他那条船的目的地，但他早已忘记了。而且她还曾告诉过他船上挂着哪国的国旗，但这也被他忘得一干二净。 他的降生是难产，并且没有医生。他的母亲产后身体十分虚弱，而且还在发高烧。船长命令调转船头，返回吉布提。船一靠岸，母子俩就被送进了一家为穷人开的医院。当时他们很穷，没有什么钱，后来也一直是这样。 亨利记得他的母亲很善良也很体贴人。在他印象中母亲是很美丽的，但或许这只是他的想象，因为他记忆中的母亲的相貌已经淡漠了。现在每当想起母亲，她的脸就好象是在阴影里，面容模模糊糊。但她把母爱给予了他；这一点他确信自己绝对没记错，因为这是他所享受的唯一的爱。 他对童年时代的记忆只是些支离破碎的片断，他记得只要有可能，他的母亲就一直在干活，使他们母子俩有个温饱，只是她时常找不到活干。他无法追忆母亲都干过哪些工作，但他记得有一次她当了舞女。母子俩经常四处漂泊——从法属索马里迁入了埃塞俄比亚，首先住在亚的斯亚贝巴，后来到了马萨瓦。有两三次他们艰难跋涉于吉布提与亚的斯亚贝巴之间。 尽管他们很贫困，但一开始他们与法国人住在一起。后来，由于他们变得越来越贫困了，土人居住区就成了他们的家。在亨利·杜瓦尔6岁那年，他的母亲离开了人间。关于他母亲去世后情况的记忆又模糊不清了。有一段时间，他浪迹街头，以讨饭为生，晚间露宿在他能够找到的洞里或角落里。他从未找过政府；也从未意识到有这个必要，因为在他生存的这个范围里，警察从来就是敌人而不是朋友。 不知过了多久之后，一个孤寡的索马里老人收留了他。老人住在土人居住区的一所陋棚里。他们相依为命地生活了5年。后来不知什么缘故，这位老人走了。亨利·杜瓦尔又重新陷入只身一人的境地。 这次他从埃塞俄比亚漂洋过海，来到英属索马里，有活便干。4年间，他几易工作，当过牧羊帮工，看山羊的人和船工。他用他那极为可怜的微薄工资勉强维持着朝不保夕的每日生存需要。 在当时和后来一段时间中，穿越国境线对亨利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众多的家庭拖儿带女地移居他国，以至于边防哨卡上的官员们很少一个个仔细地过问小孩。那时他只要混在一家人中，就能不引人注目地混过哨卡。慢慢地，他干这种事情越来越在行了。即使在他十七、八岁时，由于他那瘦小的身材，干这种事情也还是很顺利。他曾跟随着一些阿拉伯游牧民经常穿越国境线，直到他20岁那年，他第一次在法属索马里的边境线上被截住，并被撵了回去。 亨利·杜瓦尔突然发现了两个事实。一个是：他跟着一群小伙伴随意混过国境线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另一个是：到那时为止他一直当作祖国的法属索马里也把他拒之门外。对于第一个事实他已经猜想到了；而第二个事实的出现对他则是一个巨大的震动。 他命里注定要遇到现代社会的一项基本原则：那就是，没有档案材料。没有一些重要的证明，最主要的是出生证明书，如果一个人什么证明也没有，那么他从法律上讲就是不存在的，在这个被划分为不同领土的地球上是没有立足之地的。 即使是对有知识的人们来说，他们也会发觉这一事实很难接受，对于亨利·杜瓦尔这个没有一点文化，从童年时代起就一向不受人喜爱的拾垃圾的人来说，这一事实简直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那些阿拉伯游牧民继续上了路，把杜瓦尔抛弃在了埃塞俄比亚。此时他已经意识到他同样也无权逗留在这个国家。整整一天一夜的时间，他踡缩地坐在哈德勒古堡的国境线的哨卡边…… ……那里有一块饱经风雨，晒得发白的巨石。在许多方面这个20岁的年轻人仍然是个乳臭未干的孩子。他独自栖身于石下，一动不动。在他的正前方就是那贫瘠的、砾石遍野的索马里平原。在月光下它一片凄凉，在正午的骄阳下它一派荒芜，象一条暗褐色的蛇蜿蜒横卧于这片平原中的是一条通向吉布提的灰褐色的公路。在公路的尽头就是亨利·杜瓦尔的过去。他的童年、成年，他那活生生的、但没有任何材料以资证明的躯体与生活，和那沐浴在阳光下的海滨城市，该市那充满鱼腥味的小巷，以及他当成自己出生地和唯一家园的外表覆盖着盐的码头。 突然，面前的那块不毛之地看起来是那么的熟悉，那么的诱人。就象一个人被某种原始的本能吸引到他的出生地和母爱身边一样，他此时也渴望着回到吉布提。但是现在这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了，就象很多其它的东西一样，都变得可望而不可即了，并将永远可望而不可即。 后来，在饥饿和干渴的折磨下，他站了起来。他转身离开了这个禁止他入境的国家，朝北走去，因为他必须到一个地方去，到厄拉特里亚和红海。 厄拉特里亚是埃塞俄比亚西海岸的一个省，到那里去的旅程是他记得很清楚的一次。他还记得在那次旅途中，他第一次开始了有计划的偷窃。他以前曾偷过食物，但那仅仅是在乞讨无门，打工无路，濒于绝望的时候才干的。现在他不再寻求工作了，他只靠偷窃为生了。只要有机会他仍然偷些食物，也偷些货物和一些小玩意儿，以便卖掉换点零花钱。他得到的那点微不足道的钱似乎一到他的手里就花掉了，但在他的头脑深处，他仍在想积蓄点钱，付上船费，然后到某个能收留他，并能够重新开始生活的地方。 终于，他到了马萨瓦。这是一个珊瑚港，同时也是从埃塞俄比亚进入红海的门户。 在马萨瓦，他因偷窃差点受到了惩罚。一次他混进了一个鱼贩摊前的人群中，偷了一条鱼，但被那个眼尖的小贩子发现了，追赶了上来。人群中还有几个人也加入了追捕的行列，包括一名警察。不到几秒钟的功夫，亨利·杜瓦尔那幼稚和吓坏了的耳朵就听出在他后面穷追不舍的愤怒的暴民已迅速增加到一大群，他绝望地奔跑着，引着那伙人围着马萨瓦的珊瑚建筑物兜着圈子，穿过当地居民住宅区那迷宫般的后街。最后，他把那伙人甩在了后面，朝码头跑去，藏在了一包包等待装船的货物中。他从一个小洞里看到前来追捕他的人在四周搜寻了一阵，最后渐渐失望地走开了。 但这一遭遇给于他的震动太大了，他决心通过各种可能的方式离开埃塞俄比亚。在他的藏身地前面停着一条货船。等到夜幕落下之后，他爬上了船，从下甲板蹒跚地进到了一个黑洞洞的小贮藏箱里，藏在了里面。第二天早晨货船起航了。两个小时后他被发现了，并被带去见了船长。 这是一条极为老旧的意大利烧煤船，在海水不停地渗进船舱的情况下，勉强地往返于亚丁湾和东地中海上。 那位倦怠的意大利船长令人厌恶地从指甲缝里朝外剔着污垢，亨利·杜瓦尔抖抖瑟瑟地站在他的面前。 几分钟后，船长用意大利语尖利地问了一个问题。没有反应。他试着用英语，接着又用法语，但还是一无所获。杜瓦尔早已忘记了他从他母亲那里学来的那点法语，他现在的语言是阿拉伯语，索马里语和阿姆哈拉语（埃塞俄比亚官方语言——译者）混合的大杂烩，还掺杂着埃塞俄比亚境内所使用的70多种语言和比这多一倍的方言土语中的一些词汇。 船长发现无法与他交谈，便不感兴趣地耸了耸肩。偷乘上船者是不足为奇的，船长根本不必顾虑那令人讨厌的海商法，随之就吩咐安排杜瓦尔去干活。他的目的是想在下一次停靠码头时将这个偷乘者送下船。 然而，船长没有预料到的是，亨利·杜瓦尔是个没有国籍的人。在该船停靠的任何一个港口，包括该船几个月后返回的港口马萨瓦，移民局的官员都拒绝他上岸。 随着杜瓦尔在船上逗留的时间的延长，船长的恼怒也随之增长。10个月后，他召来了他的水手长商量办法，他们设想出了一个主意。水手长又按吩咐通过一名翻译把这个主意转告给了杜瓦尔。他们的主意是想方设法地在生活和劳动上折磨杜瓦尔使他觉得痛苦难忍，以至于（最终）情愿跳下这条船。渐渐地，在经受了两个月的超负荷的劳动、毒打和半饥半饱的折磨之后，杜瓦尔真的这样做了。 杜瓦尔很清晰地记得，那天晚上他默默地溜下那条意大利船的舷梯。那是在黎巴嫩的贝鲁特，这里是叙利亚和以色列之间的一个小缓冲地带，传说圣·乔治就是在以色列杀死了他的龙。 他的离开和他到来时一样，都是在黑暗中；然而离去却要容易得多，因为他没有任何东西可携带，除了他穿在身上的那身褴褛的衣裳，他一无所有。上岸以后，他首先急促地穿过船舶修造厂，想溜进市区。但当他看见在前方一块被灯光照得通亮的地方有一个穿制服的人时，他立时丧失了勇气，飞快地奔了回去，在阴暗处寻找着藏身之地。他的进一步侦察表明，船舶修造厂设有防护墙，并有人巡逻。他感到自己浑身在战栗；他才21岁，忍饥挨饿使他身体虚弱，而且他还感到一种难以置信的孤独和令人绝望的恐惧。 就在他离开的时候，又一个阴影赫然耸现在他的面前，是一条船。 一开始他还认为他又回到了那条意大利船旁边。他当时产生的冲动是再偷偷溜回船上去。忍受他已熟悉的苦难也要比让警察逮住后送进监狱强。接着他看出那个阴影不是那条意大利船，而是一条较大些的船。他急忙逃了上去，象一只钻进洞去的老鼠。这条船就是现在这条瓦斯特维克号。他知道这一点是溜上船两天后，船驶出海面20英里时，饥饿终于压倒了恐惧，驱使着他颤颤巍巍地从藏身处走了出来。 “瓦斯特维克号”的船长西古尔德·杰贝克与那名意大利船长截然不同。这个船长是个挪威人，说起话来慢条斯理，对人很严厉，但很正义。他尊重他所信仰的《圣经》里的戒律，同时也尊重海商法。杰贝克船长严厉但却又很细致地对亨利·杜瓦尔解释说，偷乘者是不必被迫干活，但可以自愿地干些活，只是没有工钱。总之，无论他干不干活，他都能得到与其他船员一样多的伙食定量。杜瓦尔选择了后者——自愿地干活。 与那位意大利商船船长一样，杰贝克船长也一心打算在他停靠码头时，就把这个偷乘者弄走。但他与那个意大利船长不同的是，在了解到杜瓦尔并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甩掉之后，他并没有产生虐待他的念头。 就这样，亨利·杜瓦尔在船上待了20个月。在此期间，“瓦斯特维克号”航行了地球上海洋的一半，运送着货物。他们单调地，缓慢地行驶在地中海，大西洋和太平洋上。他们到过北非，北欧，南欧，英国，南美，美国和加拿大。每到一地船长就请求允许亨利·杜瓦尔上岸，然而这些申请都被断然拒绝了。港口上的官员提出的理由总是不谋而合：这位偷乘者没有证件，没有身份，没有国籍，也没有权力。 后来，“瓦斯特维克号”安下心来接纳杜瓦尔为永久的水手。很快这个年轻的偷乘者便成了船上的宠儿。 “瓦斯特维克”上的船员是由各个不同国籍的水手组成的，其中包括波兰水手，斯堪的纳维亚水手，印度水手，一名中国水手，一名美国水手，还有几名英国水手。斯塔比·盖茨是这几名英国水手中公认的领袖。就是这伙人接纳了杜瓦尔，使他的生活虽说不上舒适，至少在船上这样拥挤的条件下，还算是可以了。他们教他说英语，现在尽管他的口音还很重，措辞还很笨拙，但至少在双方都具有一定耐心的情况下，他讲的话别人可以勉强听懂了。 这是亨利·杜瓦尔很少遇到的慷慨与仁慈，他对此抱以的回答，象一只热切的小狗报答它主子的赞许一样殷切。现在他为船员们个人服务，在高级船员餐厅里帮厨，还在船上当个跑腿的。作为回报，船员们把从岸上买来的香烟和糖果送给他，偶尔杰贝克船长也给他一点钱，由别的船员代替他花掉。但尽管这样，杜瓦尔仍是个囚徒，这个一度是他的庇护所的“瓦斯特维克号”成了他的监狱。 就这样，以海为家的亨利·杜瓦尔在圣诞节前夜来到了加拿大的门槛前。 谈话持续了近两个小时，中间，丹·奥利夫从不同的角度重复了一些他先前提出的问题，为的是造成这个年轻的偷乘者在谈话中产生自相矛盾。但是他的诡计失败了。除了语言的不通造成的误解外，事情的主要情节是相吻合的。随着他们之间的交谈的深入，误解又一个个澄清了。 谈话接近尾声时，丹有意措辞模糊地提出了一个暗示性的问题，但杜瓦尔拒绝回答。他用他那双黑眼睛打量着丹。 “你欺骗我，你怀疑我说谎，”杜瓦尔说道。丹再次在杜瓦尔身上看到了他早先看到的那种无意识的尊严。 丹·奥利夫看见自己的诡计被戳穿，感到有些羞愧地说道：“我只是想进一步核实一下。我不会再这么做了。”他们又接着谈了一些其它的事情。 现在，丹回到了《温哥华邮报》的那间狭窄的，杂乱的新闻编辑室，坐到了他那张年久失修的办公桌前，摊开了他的记录本，伸手拿过一束稿纸。他边用复写纸草草地写着，边对坐在对面本地新闻编辑桌前的值夜班的市区版编辑埃德·本尼迪克特大声说道。 “埃德，这是一篇很精彩的报道。你能为我安排多少字。” 编辑考虑了一下说：“不超过1000字。” 丹点了点头，并把椅子朝打字机前挪了挪。还可以，他本想多写点，但如果写得紧凑点，1000字也可以说明不少问题。他动手在打字机上打起字来。 第四章 圣诞前夕的渥太华 圣诞节前一天的清晨6点15分，不停的电话铃声吵醒了总理的私人秘书米莉·弗里德曼。她睡在自己渥太华大街的豪华的蒂法尼大楼中的公寓里。她匆忙地在睡衣裤外罩上一件淡黄色的毛巾布晨衣，她用脚在地上摸索着睡前蹬掉的那双后鞋跟被踩碎了的旧鹿皮软拖鞋。由于没有摸到鞋，她赤着脚迈进了与卧室毗邻的起居室，打亮了电灯。 即使这么早，在她那睡眼惺忪的眼里，这间沐浴在灯光下的房间看起来仍与往日一样舒适，一样诱人。米莉知道，这里与刊登在杂志封面上的那些漂亮的未婚女子公寓大不相同。但这是她每晚拖着疲倦的身体回到家后最喜欢待的地方。她总是首先跌坐在那张铺着软绒垫的大睡椅上。这张大睡椅从多伦多她的父母家中搬运到这里来时，着实给搬运工们找了不少麻烦。 这张大睡椅搬进这来之后，又按米莉的爱好用绿色的装饰布重新包了一下，并在两侧配上了两把扶手椅。这对椅子是她在外地的一次拍卖中买下的。尽管椅子表面的绒毛有些磨损，但坐上去却是相当的舒服。她一直在想将来找人为这对椅子做两只秋色的擦光印花布套。这两只套子将与公寓内呈暖蘑菇色的墙壁和室内的木建部分十分协调。这所公寓是她在一个周末邀来了几个朋友共进便饭后哄着他们帮她一起粉刷的。 在起居室的另一端有一把旧摇椅，这是一把令她产生荒谬的感慨的椅子，因为在她的孩提时代，她就时常坐在这把椅子上，摇晃着，幻想着。在这把摇椅旁的一张压型皮革面的咖啡桌上放着一台电话，而这张咖啡桌是她花了令人咋舌的高价买来的。 米莉坐在摇椅上，拾起了电话听筒，开始摇动着。电话是杰姆斯·豪登打来的。 “早晨好，米莉，”总理生气勃勃地问候道。“我想11点钟开一个内阁的防务委员会会议。”他并未为自己这么早就打来电话而说几句抱歉的话，米莉也并未希望他会那样做。她早已适应了她的雇主的这一早起习惯。 “上午11点？”米莉用那只空闲的手将那件睡袍紧紧地裹在了身上。由于昨晚睡前她将一扇窗户开了点缝，所以此时屋内很冷。 “是的，”豪登说道。 “这会引起一些人的抱怨的，”米莉向他提出。“今天是圣诞除夕。” “我怎么竟把这事给忘了。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会议，不允许延缓。” 她挂断电话后，看了看摆在电话机旁边的一只小型皮制旅行钟上的时间，并极力克制着自己没有重新回到床上。她关好了那扇微开的窗户，来到小厨房，把咖啡壶放到了炉子上，然后返身回到起居室，打开了便携式收音机。当6点30分的新闻广播播出总理即将举行会谈的正式公告时，咖啡已经要开了。 半小时后，米莉仍穿着她那套睡衣裤，但脚上已穿上了那双旧鹿皮软拖鞋。她开始向5位委员家中挂电话。 她首先往外交部长家中去电话。阿瑟·莱克星敦高兴地接了电话。“没问题，米莉，我这一夜就开了好几个会，再多一个或少一个有什么关系？随便问一下，你是否听到了公告？” “听到了，”米莉说道，“电台刚刚播出了。” “想到华盛顿去一趟吗？” 米莉说道：“可我在旅途中所能看到的只是打字机的键盘。” “你应该和我一块走走，”莱克星敦说道。“我从来不用打字机那玩艺。我所有的讲话都是写在香烟盒背面的。” 米莉说道：“你的讲话听起来比大多数不是写在烟盒上的讲话要强。” “那是因为我从来就无忧无虑。”外交部长暗自轻声笑着说。“因为我首先明确，无论我说些什么都不会使时局进一步恶化。” 她笑了起来。 “我现在该走了，”莱克星敦说道，“这是我们家的一件大事，我要与孩子们共进早餐。他们想看看自从上次我回家到现在，我都有哪些变化。” 她笑了笑，不知道莱克星敦家今天的早餐吃些什么。或许近乎是全家喧闹？多年前曾是她丈夫的秘书的苏珊·莱克星敦是个众所周知的不称职的管家，但当部长回到渥太华的家中他们一起做事的时候，他们家看上去总是那样和睦。想到苏珊·莱克星敦，米莉又联想起了有人告诉过她的话：不同的秘书有不同的归宿；一些人丢了工作结了婚，另一些年华已逝孑然一身却仍忙于工作。她想到，到目前为止我是各兼有之。我并不老，但也不曾结婚。 当然，如果她的命运不是那么紧密地与豪登联系在一起的话，她早就结婚了…… 十几年前，豪登还仅仅是后座议员席上的一名普通下院议员，但他很有力量，在党内的地位不断提高。那时，他那年轻的兼职秘书米莉就已经轻率地，情愿地爱上了他。她盼望着每一天的到来，盼望着靠近他给她带来的愉快。当时她只有20多岁，第一次离开她的家乡多伦多，而渥太华又是一个充满生机和令人兴奋的世界。 当杰姆斯·豪登窥探出了她内心的秘密并在一天晚上第一次与她做爱时，渥太华的世界就显得更加生机勃勃了。即使到现在，10年过去了，她对那次做爱仍记忆犹新：暮色初降，她正在豪登的议会办公室里将信件分类，这时他悄悄地走了进来。他一言未发，反身门上了门，然后走过来扳过米莉的肩膀，两人面面相对。他们俩都知道与豪登共用一个办公室的那个议员当天不在渥太华。 他热切地吻着她，她炽热地响应着，毫无做作，毫无保留。后来，他将她抱到了屋里的那张长条皮沙发上。她苏醒了的，突然迸发出来的情欲，和丝毫不想矜持的狂热甚至使她自己也惊诧不已。 从此开始的一段时间成为米莉一生中，包括在此之前和之后的任何时期都难以比拟的快乐时光。日复一日，周复一周，他们臆造借口，分秒必争地频繁幽会……有时他们不得不为幽会而与工作环境斗智斗技巧，而有时似乎生活和爱情都在与他们作对。 米莉对杰姆斯·豪登爱得如醉如痴，也爱得很苦。豪登对她的感情如何她说不清楚，不过豪登经常说他们的感情是相等的。但她不愿意去猜疑，她宁愿心怀感激地接受此时此地的境遇所带给她的欢乐。她深知在不久的将来，总有一天，或者是豪登夫妇的婚姻，或者是豪登与她自己的私通总会走到不能后退的地步。对于这一可能的结局，她仍抱有一线希望，只是这种希望是那样的渺茫，几乎是一厢情愿。然而，大约在他们的私通持续了一年后，有一段时间这一希望的可能性似乎增强了。 那是在即将召开党的全国大会选举领导人的前夕。一天晚上豪登对她说：“我正在考虑退出政界，并要求与玛格丽特离婚。”在突然的兴奋之余，米莉问道，那个将要决定是豪登还是哈维·沃伦德将成为党的领袖的大会呢？那个职位是他们俩都梦寐以求的。 “是的，”他沉思着用手捋着他那只鹰钩鼻子，面色忧郁地说道，“这点我已经考虑过了。如果哈维获胜，我就退出政界。” 她密切地注视着会议的进展情况，她不敢想象她希冀着的结局：沃伦德获胜。因为如果沃伦德获胜的话，她自己的前途就有了保证。反之，如果沃伦德被击败，而杰姆斯·豪登获胜，那么她的这段风流韵事命中注定地要收场了。一位不久就要当选为总理的党的领袖的私生活应该是无懈可击的，不应有一丝一毫的丑闻。 在第一天的会议结束时，形势对沃伦德有利。但后来，出于某种米莉永远也无法搞明的原因，哈维·沃伦德退出了竞选，豪登获胜了。 一个星期后，在他们第一次做爱的那间办公室里，他们两人之间的罗曼史结束了。 “米莉，亲爱的，这事不得不这么办。”杰姆斯·豪登说道，“没有别的办法可想。” 米莉想回答说办法还是有的，但她知道这只能是浪费时间和精力。杰姆斯·豪登正青云直上，自从他被选为党的领袖后的一个星期以来，他一直处于极度兴奋的状态中，即使在现在，尽管他的情绪是那样的真诚，但在这背后却隐藏着某种不耐烦的迹象，好象要赶走过去的一切，以便迎接未来。 “米莉，你能继续在这待下去吗？”他问道。 “不能，”她答道，“我觉得我做不到。” 他似乎很理解地点了点头：“我没有理由责备你，如果你改变主意的话……” “我不会改变主意的，”她说道。但6个月后她还是改变主意了。她在百慕大渡了假，然后找了一份新的工作，但它使她十分厌烦。于是她又回来了，并且留了下来，再也没有离开。起初，她的回归是很艰难的。一种“本来可能会怎样”的想法时时萦绕在她的脑海中。但悲哀和偷偷地流下的眼泪从未恶化到对豪登的冷漠。相反，这种爱却转化为对他的无限忠诚。 有时米莉想知道玛格丽特是否已经察觉出她丈夫与他的女秘书一年来炽热的恋情；女人对这种事情是很敏感的，而男人却迟钝得多。但即使玛格丽特知道了，她在当时和在那之后缄口如瓶，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明智。 此时，米莉的思绪收了回来，她又打了第二个电话。 这个电话是打给斯图尔特·考斯顿的。他妻子昏昏睡地接了电话，告诉她说财政部长正在洗澡。米莉请她传个口信，她照办了。一会儿，米莉听到斯图尔特喊道：“告诉米莉，我按时到会。” 接着她又打电话给国部长艾德里安·内斯比森。电话起初没人接，等了几分钟后，她听到老内斯比森拖着脚走到电话机旁。她把开会的事通知了他，他屈从地答道：“弗里德曼小姐，如果那是总理的意思的话，那我就不得不到了。我应该说这个会开得太不是时候了，本应该等到假期后再开。” 米莉对此深表赞同，但她深知艾德里安·内斯比森是否出席上午的会议，对将在会上做出决议没有任何影响。同时她还知道，杰姆斯·豪登计划在新的一年内撤换几名阁员，其中包括现任的国防部长。而对这一点内斯比森还一无所知。 米莉想，事到如今，人们很难回忆起内斯比森将军曾是个全国著名的英雄。他是一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屡建功勋的传奇式的将军，如果说他的想象力不够丰富的话，那么他的鲁莽和勇猛则是闻名的。他曾率领一支装甲部队击溃了纳粹的装甲部队。据说当时他站在一辆敞篷吉普车上，他的私人军号手则坐在后座上吹着军号。象历史上许多受人爱戴的将军那样，内斯比森深受他部下的爱戴。 但战后，已经解甲归田的内斯比森本来绝不可能再有什么作为，但由于杰姆斯·豪登想选个有一定的知名度，但在行政管理上却很无力的人安插在国防部长的职位上，才使他复出政界。豪登的目的在于使人认为他起用了一个强硬的国防部长，但实际上是他豪登本人紧紧控制着国防事务。 他的这一打算如愿以偿——有时简直太尽人意了。事实证明，艾德里安·内斯比森这个豪侠人物在导弹和核武器的时代完全无能为力，只好顺从地毫无任何异议地执行着给他的指示。可悲的是，他不能时时掌握住他的下属们的言论。最近，他给报界和公众留下的印象是一个疲惫不堪，历经折磨的老顽固。 与老内斯比森谈话使米莉感到很压抑，她斟满了一杯咖啡，进到了盥洗室中，想先梳洗一下再打剩余的那两个电话，梳洗完毕，她没有立即返回起居室，而是在日光灯下对着盥洗室中的那面长方形镜子端详着自己。镜子中的她是一个身材修长，依旧很有魅力的女子。如果你措辞不算太苛刻的话，应该说还算年轻丰腴；她挑剔地想到只是臀部有点过于丰满。但她的体态很好，有着一付饱满、漂亮的脸庞，高高的有着古典美的脸颊，时常需用镊子修整的浓密的眉毛。一对闪亮的、灰蓝色的大眼睛，笔直的鼻翼有些宽大的鼻子矗立在丰满的，有性感的双唇上方。她那头深棕色的秀发修剪得很短，米莉审视着它，考虑着是否又该修剪了。她不喜欢出入高级美发厅，只喜欢将头发洗净，打卷，做成蓬松的发型。只是这样做需要将头发仔细地剪好，并且需要极频繁地剪头。 短发有一大优点，就是你可以用手拢，米莉就时常这样做。杰姆斯·豪登也喜欢这样做，就象他喜欢米莉现在仍穿着的那件黄色的旧衬衣一样。此时，米莉第20次想到要尽快把它处理掉。 回到起居室，她打剩下的那两个电话。一个是打给国防生产部长卢西恩·珀劳尔特。他对于米莉这么早就打来电话显然有些不满，米莉也以恰到好处的官腔回敬了他。后来她对自己的态度感到有些歉意。她记起有人曾说过在清晨脾气不好的权利是人的第6自由，而且这个珀劳尔特平时对她够礼貌的了，更何况他还是加拿大法语区的领袖呢。 最后那个电话是打给枢密院秘书兼一切内阁会议上的法律程序议员，道格拉斯·马丁的。米莉对于马丁要比对其他人尊敬些。部长们可以撤换，可枢密院的秘书却是高级的文职人员。他同样以冷漠闻名。以前，米莉每次与他说话时，他都仿佛没有意识到米莉的存在。但今天他却一反常态，令人沮丧地喋喋不休。 “我想这个会开得时间不会短。可能要一直开到圣诞节吧。” “这不足为奇，先生，”米莉说。接着她又用不太肯定的语气说，“但如果那样的话，我总可以出去为大家买点火鸡三明治的。” 马丁哼了一声，然后又出人意料地接着说了下去。“我需要的不是三明治，弗里德曼小姐。我需要某种别的工作，以便不时地过点家庭生活。” 事后，米莉回味了一下：难道醒悟也能传染吗？难道显贵的马丁先生也要加入另一些高级文职人员的行列，辞去政府公职，就职于薪水优厚的企业界？这一问题使她联想到了自己。现在是辞职的时候吗？现在不辞职以后会不会为时太晚了呢？ 4个小时后，当参加内阁防务会议的成员陆续来到国会总理办公室时，米莉仍在思考着辞职的问题。她穿着一套做工考究的灰西装，外罩一件宽大的短外套，在门口迎接着他们。 内斯比森将军是最后一个到达的。他的秃头和他那短胖的身材裹在厚厚的大衣和围巾里。米莉帮他宽了衣，她惊奇地看到这个老人的气色很不好。这时，好象为了进一步证实米莉的看法，他突然将一口痰吐到了自己的手帕里。 米莉从一只饮料瓶中倒了一杯冰镇水送了过来。这个老兵喝了一口，感激地点了点头。间歇了一阵，他又剧烈地咳嗽了起来。他艰难地喘息着。“请原谅——这是爆发性的粘膜炎。我只要一在渥太华过冬就受这份罪。以前我总是到南方去过冬假。现在发生了这么多重大的事，我怎能离开。” 米莉想，明年你就可能如愿以偿了。 “圣诞快乐，艾德里安，”斯图尔特·考斯顿打着招呼走了过来，像往常一样，他那五官不太端正的脸上露出了和蔼可亲的微笑，好象是他又多喝了几盅。 卢西恩·珀劳尔特从他们背后插嘴说道：“可惜祝福圣诞节的竟是这么一个人，他的税简直象是一把利剑刺向我们灵魂。”珀劳尔特仪表堂堂，洋洋得意，一头电烫的卷发，留着短而硬的小胡子，还有一双幽默的眼睛。他的英语和法语一样好。有时，但不是现在，他的举止稍显傲慢，使人想起了他那贵族的祖先。虽然他才38岁，是内阁中最年轻的阁员，但他的影响实际上要比他的职务大得多。担任国防生产部部长是珀劳尔特自己的选择。这个部是三个油水最大的部之一（其它两个是，市政工程部和运输部），他的任务就是保证使大笔的合同落到党的财政支持者手中，因此，他在党的统治集团中的影响相当大。 “你不应该让你的灵魂靠你的银行帐户那样近，卢西恩，”财政部长回敬道。“不管怎么说，我总是你们的圣诞老人，而你和艾德里安又都是花我的钱买昂贵玩具的主。” “但你的税收简直像是爆炸了一样猛烈增长，”卢西恩·珀劳尔特说道。“另外，朋友，在国防生产中，我们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这给你带来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税收。” “这里面好象有一种经济理论，”考斯顿说。“可惜的是我从来就未理解过。” 办公室里的内部通信系统的蜂音器响了起来，米莉拿起了听筒。杰姆斯·豪登用刺耳的声音通知说：“会议将在皇家会议室开。一会我就到那去。” 米莉看到财政部长的眉毛象有点惊讶似地挑了挑。除了全体内阁成员会议外，一般的小型决策会议通常都是较随便地在总理的办公室里召开的。不过参会的人仍都顺从地从办公室里鱼贯而出，来到了通向几码远的皇家会议室的走廊里。 珀劳尔特是最后一个离开办公室的，当米莉在他身后把门关好时，和平塔上的钟声低沉地敲响了11点钟的报时信号。 反常的是，她觉得自己不知干点什么好。已经积压了许多工作等着她去干，但在圣诞节前夕她感到自己很不愿意着手干一项新的工作。最有季节性的工作是给女皇、英联邦各成员国的总理们，以及各友好国家的首脑拍发恭贺圣诞的电报，这些电文她昨天就已撰好，并打就完毕，为的是今天一早就发送出去。她认为其它一些事情可以等到节日后再办。 她觉得耳环很碍事，就把它们摘了下来。这是一付珍珠耳环，样子象一对小圆扣。她从不喜欢首饰，她深知这些东西对她无用。有一件事情她是知道的，就是无论她戴不戴首饰，她对男人来说都是很有吸引力的，不过她从来也说不清这是为什么…… 她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起来，她拿起了听筒。是布赖恩·理查森打来的。 “米莉，”党务指导说道，“防务会议开始了吗？” “他们刚进去。” “该死的！”理查森的话听起来有些上气不接下气，就好象有什么急事似的。他出其不意地问道：“头儿告诉你昨天晚上吵架的事了吗？” “吵什么架？” “看来他没对你说。昨天晚上在总督官邸几乎要动拳头了。哈维·沃伦德大放厥词。我想他是酒喝多了。” 米莉大吃一惊地问道，“在总督官邸？是在招待会上吗？” “全城都这么说。” “但为什么是沃伦德呢？” “我也迷惑不解，”理查森承认道，“可能是冲着我那天说的那句话来的。” “什么话？” “关于移民问题。沃伦德的那个部一直使我们遭受外界的猛烈抨击。我让头儿管得严一点。” 米莉笑了。“或许他太狠了点。” “这可不是开玩笑，小姑娘，内阁部长之间的争吵是不会赢得选票的。米莉，等头儿有时间了，我得跟他好好谈谈。还有件事你要提醒他一下：如果哈维·沃伦德不把手缩回去，我们在西海岸就将遇到更多的有关移民问题的麻烦。我知道现在已经有人不满了，但这也是很重要的。” “你所说的麻烦是指什么？” 理查森说道：“今天早晨我在西海岸的人打来电话说，《温哥华邮报》刊登了一则消息，是关于一个古怪的偷乘者的事，那人抱怨移民部对他的不公正。我的人说一个该死的记者写的这篇伤感的文章占了第一版整整一版的版面。这正是我提醒大家要提防的事情。” “那个偷乘者得到公平的待遇了吗？” “看在基督的份上，谁关心这事呢？”听筒里传来了党务指导那急促的说话声。“我所希望的是别让他再当新闻人物了。如果说使记者闭嘴的唯一办法是放这个杂种入境，那么就让他进来算了。” “哎呀！”米莉叫道，“你今天的脾气真不小。” “如果我有脾气的话，”理查森说道，“那是因为我总是遇见沃伦德这类愚蠢的乡下佬，让我讨厌心烦。他们到处放屁出丑，然后找我去替他们解围。” 米莉轻声说道：“这话除了有点粗俗外，还算是个不错的矛盾隐喻吧。”由于她所遇到的大多数政治家老练圆滑，语言陈腐，她越发觉得布赖恩·理查森粗犷的言词和性格很讨人喜欢。米莉想到，或许是由于这一点，才使她近来对理查森更为热情起来，实际上她的热情超过了她所打算表现出来的。 这一感情的产生应追溯到6个月前，从那时起，党务指导开始与她约会。一开始，连米莉自己也不知道她是否喜欢上了他，出于好奇她接受了。但是后来好奇心变成了喜爱，大约在一个月前的一天晚上，这种爱恋在她的公寓中发展到了肉体的接触。 米莉的性欲是很正常的，但并不强烈，她觉得这样更好。从她与杰姆斯·豪登的热恋以来，她又结识了一些男人，但他们之间的风流很少发展到她的卧室中，而且时间相隔得也都很长。她把这种感情留给了她真正钟爱的人。米莉并没有象有些女人那样，把同床共枕作为对某人的一种回报，也许正是由于她的这种难以搞到手的性格，再加上她那极为自然与性感的魅力，才使她对男人具有吸引力。不过与理查森同床的那个夜晚是以出人意料的形式结束的，从中她没有得到任何满足，只是发现布赖恩·理查森的粗暴不仅仅是表现在语言上。后来她觉得与理查森的幽会是一种错误…… 从那以后他们再也没有约会过，而且，米莉下定决心绝不再次陷入已婚男人的情网。 此刻，理查森的声音又在听筒里响了起来。“如果他们都象你一样聪明，宝贝儿，我就将生活在天堂里了。有些人认为公共关系就是民众间的性交。无论怎样，让头儿在会议一结束就给我来电话，好吗？我在办公室里等着。” “可以。” “还有，米莉。” “嗯。” “我今晚到你那里去怎么样？7点行吗？” 米莉没有吱声，过了一会她含糊地说道：“我没考虑好。” “你没考虑好什么？”理查森的声音不可置否地带着一种不想被人轻易拒绝的语气。“你已经有别的安排了？” “没有，但，”米莉踌躇地说道，“按照风俗习惯圣诞节除夕不是要在家中渡过的吗？” 理查森笑了，但他的笑声听起来十分空洞。“如果你只是担忧这点的话，就别管它吧。埃洛易丝已经为自己过圣诞节做了安排，他们不愿跟我在一起。说实在的，如果你能使我不去打扰他们的话，她将会很感激你的。” 米莉仍然迟疑不决，她想起了自己下的决心。但此时此刻……她动摇了；这次约会的时间可能不会短了……她想搪塞一下，好有时间仔细想想。“这样做明智吗？交换台可能听到。” “那么我们就别给他们留下那么多的把柄了，”理查森很干脆地说道。“就这么定了，7点？” 米莉不太情愿地说道：“好吧。”然后挂断了电话。出于习惯，打完电话，她又把那付耳环重新戴了上去。 她有一两分钟的时间没有离开办公桌，一只手仍放在电话听筒上，好象仍有一丝线在连着一样。她的表情变得很忧郁，她来到高高的拱形窗前，眺望着国会大厦的前院。 从她早上上班以后，天空已变得更加阴沉沉的了，并下起了雪。此时，鹅毛大的雪片纷纷落下，首都盖上了一层厚厚的雪毯。透过窗子，她能够看到首都的中心：和平塔和参众两院大厦高高地耸入铅灰色的天空，荒凉地矗立着的西区哥特式方塔和后面的联邦大厦象高高隆起的昏暗的堡垒。没有柱廊的里多俱乐部与由白色岩石建筑的美国大使馆相毗邻；前面是惠灵顿大街，这条街上的交通总是一片混乱。有时，也会出现一种寒冷与沉闷的天气——好象是加拿大的气候和加拿大人的一种象征，米莉时常这样想到。此时，它披上了冬装，它那坚硬的，棱角分明的街面已经变得模糊了，变得柔和了。她想到天气预报还真准确。渥太华已经迎来了白色的圣诞节。 她的耳环仍使她感到不舒服。她再次把它们摘了下来。 杰姆斯·豪登表情严肃地步入了皇家会议室。这个会议室有着高高的天花板，地上铺着米色地毯。其他参会的人——考斯顿，莱克星敦，内斯比森，珀劳尔特和马丁——已经在靠近一张椭圆形的大桌子的首席旁落座了。大椭圆桌周围摆放着24张包着红色皮革的橡木雕椅。自从加拿大自治领建立以来，许多影响着加拿大历史的一些重大决策都是在这里制定的。在旁边的一张小些的桌子前，坐着一名速记员。此人身材矮小，略显有些谦卑，戴着一付夹鼻眼镜，面前摊放着一本记录簿和一排削得尖尖的铅笔。 总理一出现在会议室门口，等在那里的5个人都站了起来，豪登挥手示意他们坐下，自己径直朝桌子前端的一张象是皇上御庭似的高背椅子走去。“想抽烟的请便吧，”他说道。他把那把椅子朝后拖了一下，自己仍站在那里，沉默了片刻，然后用一本正经的语调开口说道。 “先生们，我之所以在这个会议室里开这次会议，一个目的是：提醒大家不要忘记在你们成为皇家议员时所立下的保密誓言。我们今天在这里说的话是绝密的，必须严守秘密直到适当的时机，即使在我们最亲密的同事之间也不许破例。”杰姆斯·豪登停顿了一下，瞟了一眼笔录员。“我认为我们最好不要速记记录。” “请原谅，总理。”插话的是道格拉斯·马丁，在那付硕大的角质架眼镜后面，他那知识分子的脸显得很严肃。和往常一样，这位枢密院的秘书的举止很恭敬，但表情却很坚决。“我认为如果我们将会议记录下来的话会更好些。这样做能避免以后为当时谁究竟说了些什么而产生分歧。” 围坐在大桌前的人都转脸望着速记员，他正好仔细地记录着有关他自己是否参加会议的讨论。马丁补充说：“会议记录必须被完全地保存起来，正如您所知麦奎廉先生在过去许多秘密会谈中一直是深受信任的。” “是的，的确是这样，”杰姆斯·豪登的回答是很真诚的，显示着他在公众面前的形象。“麦奎廉先生是老朋友了。”被他们谈论的麦奎廉脸稍微有些红地抬起了头，他的目光正好与豪登的相遇了。 “好吧，”豪登作了让步。“会议还照常记录，但为了防备万一，我必须提醒笔录员要切实遵守保密法。我想麦奎廉先生对该法律一定是很熟悉的啰？” “是的，先生。”笔录员谨慎地录下了总理提出的疑问以及他的回答。 豪登的目光在大家的头上扫了一下，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思绪。经过昨天晚上的准备，在华盛顿会议之前，他应采取的行动的顺序已经清楚地在头脑中形成了。最基本的，同时也是要最先实现的，是要说服他的阁员同意他的观点。也就是由于这个原因，他才首先把这一小伙人召集了起来。如果他的主张能够在这里得以通过的话，于是他就拥有了支持他的坚强核心，用这个核心就能够去影响其他几位部长，得到他们的认可。 杰姆斯·豪登希望他面前的这5个人能够同意他的观点，并能清楚地理解他们面对的争端和抉择。如果由于那些比自己更迟钝的人的谴责导致了没有必要的拖延，那就可悲了。 “不能再对苏联最近的企图抱什么幻想了，”总理说道，“如果以前曾有过什么幻想的话，那么过去的几个月中发生的事件已经足以把这种怀疑完全排除了。上星期克里姆林宫和日本国结成了联盟，在此之前，共产党在印度和埃及搞的军事政变和现在的东欧卫星国的政权；我们在柏林进一步让步；莫斯科——北京联盟轴心以及它对澳大利亚的威胁；对准北美的导弹基地的日益增加——所有这一切只能说明一个问题。苏联推行称霸世界的野心达到了高潮，并不象我们曾悠然希望的那样是在50年后，或在20年后，而是在现在，在我们这一代，在即将到来的10年内。 “显然，苏联是很喜欢不战而胜的结局的。但同样显然的是，如果西方不退让，而苏联政府的目标又不能通过其它办法来达到的话，战争冒险就可能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到会的人不禁轻声赞同着。豪登继续说道：“苏联的战略从来就不惧怕伤亡。从历史上看，他们对生命的价值远不及我们看得重。此时我们依旧准备付出代价。当然，在我们国家和其它别的国家中有许多人仍存有幻想，就象希望希特勒有一天能自动停止侵略欧洲一样。但我并不指责这种希望；这是一种需要珍爱的民情。但是在这里，在我们中间，我们可担当不起这一高昂的代价。为了防务，为了生存，我们必须明确地制定出防务计划。” 杰姆斯·豪登说着说着想起了昨晚对玛格丽特说的话。他都说了些什么？生存是值得的，因为生存就意味着活着，而活着就是一种冒险。他希望自己的这一哲理不仅在现在，而且在将来也将被证明是正确的。 他继续说道：“当然了，我刚才所说的并非新闻。同样，在某种程度上说，我们的防务与美国的防务一直是结为一体的，这也不是什么新闻。能成为新闻的是，在过去的48小时里，美国总统直接向我提出了一项建议，提出实施一项引人注目并有着深远意义的一体化。” 在座的人立即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我告诉你们这一建议的性质之前，”豪登措辞严谨地说道，“还有一些其它的问题想请大家考虑。”他转向外交部长，“阿瑟，就在我们进到这里之前，我向你问起你对当前国际关系的看法。我想让你把你的回答再重复一遍。” “好，总理，”阿瑟·莱克星敦放下了一直在手中玩弄的打火机。他白胖得有几分可爱的面孔一反常态，变得那样正经。他依次从左向右地环顾了一下，平稳地说道：“依我看，当前国际的紧张状况处于1939年以来最严重最危险的时刻。” 这一席镇静，清晰的话语使人们感到一阵紧张。卢西恩·珀劳尔特问道：“局势真有那么糟吗？ “是的，”莱克星敦答道，“我敢肯定是的。我也认为这是很难接受的，因为我们在剑尖下生活得太久了，对危机已习以为常了。但总有一天，危机超过限度。我想形势现在快要发展到这一步了。” 斯图尔特·考斯顿故作阴郁地说道：“这种局面如在50年前出现，还会好些。至少那时面对战争的威胁时，还有点回旋的余地。” “是的，”莱克星敦的声音中带着倦意，“我想是这样。” “那么一场新的战争……”珀劳尔特说道，但他的话没有说完。 阿瑟·莱克星敦说道：“我个人的看法是，尽管面临当前这种局势，一年之内仗还是打不起来的。也许还会更长一些。然而，作为一种预防措施，我已经告诫我的大使们时刻准备烧毁文件。” “你这套外交手腕只能用来防备旧式战争，”考斯顿说道。他掏出一只烟草袋和一只烟斗，装起烟来。 菜克星敦耸了耸肩，淡淡地一笑。“也许是吧。” 杰姆斯·豪登刚才有意适当放松了一下对会议的控制。现在好象是要收紧缰绳似的，他又继续说起来。 “我的看法与阿瑟的看法是相同的，非常相同，我甚至已经命令立即部分启用政府的临时处所。在几天内你们各自的部将收到关于这个议题的秘密备忘录。”人们发出了可以听到的叹息声，豪登立即严肃地压过了他们。“宁可准备过早过分，也不过晚过少。” 没等到大家发表评论，他继续说道：“我下面要讲的事情仍不是什么新闻，我们必须提醒自己，认清当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我们处于什么地位。” 他透过屋里开始蔓延的烟雾审视着与会者。“在今天的形势下，加拿大既不能发动战争，也不能保持中立。起码我们不能独立发动战争。我们没有发动战争的能力，我们的地理位置又不允许我们中立。我这里所提出的并不是一种看法，而是一种现实。” 在座的人的目光都紧紧盯着他。他注意到，到此为止，还没有什么异议。但分歧马上就要出现。豪登说道：“我们自己的防务以前和现在都仅仅是象征性的。美国为了加拿大的防务所支出的预算，就防务预算来说虽不算高，但却比我们自己的国防总预算要高得多，这已不是什么秘密了。” 艾德里安·内斯比森第一次开口了。这位老人态度生硬地说道：“可那并不是在行善。美国人之所以要保护加拿大，是因为他们不得不这样做，这实质上也是保护他们自己，我们用不着被迫对此表示感激。” 豪登反唇相讥道：“没有任何感激是强迫的。不过我有时真诚地感激造物主，它使我们边界那边的邻居成为慷慨的朋友，而不是敌人。” “听，听听！”说话的是卢西恩·珀劳尔特，他的牙齿紧紧地钳着一支香烟，逍遥自在地将烟头朝上翘着。这时他放下香烟，用一只手掌拍了拍坐在他身旁的艾德里安·内斯比森的肩头。“别担心，老朋友，我将代表我们两人表示感谢。” 这番插话，以及插话的人使豪登感到吃惊。按照惯例，对他将要说出的计划的最大反对势力应该来自加拿大的法语区，它的发言人正是卢西恩·珀劳尔特：加拿大法语区对外国侵略有着历史悠久的恐惧，对异族影响和与外人结盟有着根深蒂固的怀疑。难道是我判断错了吗？豪登想，或许不会的；然而现在下结论为时太早。但他确实第一次感到迷惑不解。 “我提醒你们注意一些事实，”豪登再次用不容置疑的口气有力地说道，“我们都深知核战争可能造成的影响。在这种战争之后，人的生存将依靠粮食及粮食生产。这就意味着，一个产粮区被放射性微粒污染了的国家，已经在争取生存的战斗中失败了。” “被毁灭的将不仅仅是粮食，”斯图尔特·考斯顿说。他脸上常挂着的笑容不见了。 “但粮食生产是最为至关重要的大事。”豪登提高了嗓音。“城市能够被夷为平地，许多城市是逃脱不了这种命运的。但在此之后，如果还有干净的土地，没受污染的土地，能够产出粮食的土地，那么幸存下来的人就能从废墟中爬出来，重新开始生活。粮食和能够产出粮食的土地的话，那才是问题的真正所在。我们来自土地，又回到土地，这就是生存的方式！唯一的方式！” 在皇家会议室的墙上挂着一张北美地图。杰姆斯·豪登朝它走去，在座者的目光随着他转向地图。他说道：“美国政府清楚地意识到，粮食产地必须首先加以保护。他们的计划是，不惜任何代价来保护他们自己的土地。”他的手迅速地在地图前面摆动了一下。“牛奶产地——纽约州北部、威斯康星州、明尼苏达州；农畜混合产地宾夕法尼亚州；小麦产地——达科他斯州和蒙大拿州；依阿华州的玉米；怀俄明州的牲畜；特产作物产地——爱达荷州，北犹他州，和它以南的地区；和所有其它的地方。”豪登的手放了下来。“这些都将首先受到重点保护，城市是第二位的。” “对加拿大国土却没有任何安排，”卢西恩·珀劳尔特小声说道。 “你错了，”杰姆斯·豪登说道，“有对加拿大的安排。加拿大将被留为战场。” 他再次转向地图。他把右手的食指放在地图上，在加拿大的南部，从大西洋的海岸线朝里，一连点了几个地方。“这里是美国的导弹发射场。是防御导弹和洲际导弹的发射场。美国利用这些导弹发射场来保护它的粮食产地。这些不仅我了解，你们也了解，苏联情报机构中的每一个普通工作人员也都清楚地知道这一点。” 阿瑟·莱克星敦小声咕哝道：“布法罗，普拉茨堡，普雷斯魁岛……” “说得很好，”豪登说道，这些地方是美国防御体系的前沿，因此，它们也将成为苏联第一次核打击的主要目标。如果这些苏联导弹被拦截的话，这一拦截将在加拿大的上空发生。他的手掌夸张地从地图上加拿大的国土上挥了一下。“这就是战场！根据目前局势来看，战争将在这里进行。”众人的目光随着他的手移动着。他的手在美国与加拿大的边境北部上划出了个宽广的地带，将西部的产粮区和东部的工业中心平分开来。在这个宽广的地带里，有众多的主要城市——温尼伯，威廉堡，哈密尔顿，多伦多，蒙特利尔，和各市之间的一些小镇。豪登说道：“这里的放射性尘埃将最为密集。可以想象，在战争开始的头几天里，我们的城市就将不复存在，我们的粮食产地也将受到污染而失去作用了。” 外面和平塔上的大钟发出了一刻钟的报时声。室内一片寂静，只能听到艾德里安·内斯比森那粗重的喘气声，还有笔录员翻动记录本的沙沙声。豪登想，如果这人也在思考的话，他会在想什么呢？而且如果他在思考的话，除非预先有了思想准备，否则难道真会有人理解他刚才说的那席话所含的不祥之兆吗？他们当中真会有人能够不等战争爆发就明白那即将到来的事件的逻辑顺序吗？ 当然了，这一基本形势是惊人地简单。除非有某种意外的事故或错误警报，否则苏联几乎肯定要首先使用核武器。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的导弹弹道将直接穿过加拿大的上空。如果联合报警系统有效的话，美国司令部将有几分钟的时间作出反应。这段时间足够他们发射出他们自己的短程防御导弹。按最理想的推测，最初的一系列拦截行动是会出现在五大湖区北部的上空。美国的短程武器不会装有核弹头，但苏联的导弹上却有核弹头和触发引爆装置。因此每一成功的拦截都将成为一颗氢弹爆炸，它将使广岛的原子弹相形见绌，成为一种历史的讽刺。豪登想到，这种爆炸绝对不可能仅仅是一次或两次，而每个爆炸都将破坏和辐射掉5000平方英里的土地。 他用简练，干脆的语言迅速地将这一前景变成语言。“正如你们肯定也看到的那样，作为一个国家，我们生存的可能性并不太大。” 又一次沉默。这次是斯图尔特·考斯顿打破了沉默。他轻声说道：“这一切我都清楚。我想我们大家也都清楚。但一个人从来不愿面对……人们总、是把事情拖延下去，而其它的事情也总是在干扰我们，使我们无法思考……可能是因为我们想让他们……” “我们对此都感到问心有愧，”豪登说道，“重要的是：我们现在能正视这一点吗？” “从你的话中我听出有‘除非’这层意思，是不是？” 发言的是卢西恩·珀劳尔特，他那深邃的目光好象在搜寻着什么。 “是的，”豪登直言不讳地承认道。“是有‘除非’这层意思。”他瞟了一眼在座的人，然后正视着珀劳尔特，字字千钧地说道：“除非我们立即把我们国家和主权与美国合为一体，否则我刚才所描述的这一切必然会发生。” 他的语音刚落，立即有人作出反击。 艾德里安·内斯比森艰难地站起身来。“办不到！绝对办不到！”老人气急败坏地大声说道，由于气愤，他涨红了脸。 考斯顿表情震惊地高声说道：“全国人民将把我们赶下台去。” 道格拉斯·马丁吃惊地开口说道：“总理，你是否认真地……”他说不下去了。 “安静！”卢西恩·珀劳尔特那铁锤般的拳头砸在了桌子上。在座的吃了一惊，说话声戛然而止。内斯比森慢吞吞地坐了下来。在黑色的头发下，珀劳尔特怒容满面。完了，豪登想到，我别指望珀劳尔特的支持了。没有他，我统一国家的一切希望都完了。现在，加拿大的法语区魁北克将孤立了。以前曾经有过这种时候，魁北克是块磐石，一块锐利、坚固不移的磐石，以前的好几届政府都被这块石头绊倒过。 今天他能够获得在座者的赞同，至少能说服他们的大多数，这一点他是坚信不移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理智最终将使他们看到他们必须看到的现实。然后，加拿大英语区仍可能独自向他提供他所需要的力量。但分裂将是深刻的，并会带来痛苦和永不愈合的创伤。他在等待着卢西恩·珀劳尔特愤然退席。 然而，珀劳尔特却说：“我想听你接着说下去。”接着他隐晦地补充了一句：“我不想听乌鸦们啁啾不休的乱叫。” 杰姆斯·豪登再次感到不解，但他没有浪费时间。 “如果战争爆发的话，有一个办法能改变我们的处境。办法非常简单，那就是把美国的导弹基地移到我们加拿大的北部，包括洲际弹道导弹和短程导弹。这样，我刚才提到的大量核辐射尘埃就将出现在无人居住的荒野上空。” “但风仍然能把辐射尘埃刮过来一些的！”考斯顿说道。 “是的”，豪登承认道，“如果风从北面刮来的话，那么我们无法逃脱一定程度的放射尘埃。但应该记住，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在一场核战争中毫无损失。我们能抱的最大希望就是减少核战争所能造成的破坏。” 艾德里安·内斯比森抗议道：“我们已经合作了……” 豪登打断了老国防部长的话。“我们过去所采取的只是一些半截子措施，四分之一措施，都是权宜之策！如果战争明天爆发的话，我们那点微不足道的准备将完全无济于事！”他提高了声音。“我们极为脆弱，而且事实上我们无防御可谈。如果发生大战，我们将象在欧洲几次大战中的比利时一样，顷刻之间被人踏平。从最好的方面来说，我们将被占领和征服，从最坏的方面说，我们将成为核战争的战场，我们的国家被彻底摧毁，我们的国土将荒凉几个世纪。然而这种后果并不是不能避免的。时间虽紧迫，但如果我们行动迅速，态度真诚，尤其是现实一些的话，我们就能坚持，就能生存下去，或许还能使我们变得从来没有想到过的伟大。” 总理停了下来，他被他自己的这番话所打动。瞬息间，他觉得有些透不过气来，心中充满对他自己的使命，对即将到来的伟大事件的进程的兴奋。他想，也许这就是温斯顿·邱吉尔在激励别人掌握自己的命运，变得伟大时的感受。他想着邱吉尔和他自己的相似之处。这难道是遐想吗？他想，有些人可能现在还不这样看，但以后他们终究会明白的。 “我刚才讲到的那项建议是美国总统在48小时前向我提出的。”杰姆斯·豪登略微停顿了一下。接着，他又清楚、慎重地说道：“这项建议的目的在于在我们两国间建立正式联盟宪章。它的条件包括美国全部承担加拿大的防务费用；加拿大武装力量的解散，并在作联合宣誓后立即被美国武装力量所征募；加拿大的全部国土将对美国军队开放，作为其演习场的一部分；同时最重要的是用尽可能快的速度将美国的导弹发射场全部转移到加拿大北部。” “上帝！”考斯顿叫道，“我的上帝！” “再坚持一会，”豪登说道，“还没完呢。按照联盟宪章，两国还要在海关和外交事务方面协调统一。但在这些领域之外，再除去我刚才特别点到的那几个方面，我们国家的统一和独立将继续存在。” 他将身体朝前挪动了一下，将双手从身后抽回来，放在椭圆形的桌子上。他第一次动情地说道：“正如你们所看到的那样，这项建议既宏伟壮阔，又很突然。但我可以告诉你们，对此我已是斟酌再三了。而且也设想到了它的后果。我认为，如果我们想作为一个民族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保存下来，那么这就是唯一可行的方针。” “但为什么要选择这种方法呢？”斯图尔特·考斯顿几乎在喊了。这位财政部长似乎从来没象现在这样心烦意乱，这样茫然不知所措，仿佛是一个古老的，稳固的世界正在他的身边土崩瓦解。咳，豪登叹息道，这种土崩瓦解是对我们大家而言的。虽然人人都认为他自己的世界是保险的，但世界却总是使人出其不意。 “因为没有别的方法，也没有时间了！”豪登象放机关枪似的放出了这番话。“因为准备是必不可少的，而我们只有300天的时间，或许上帝保佑，还能多一点，但多不了几天。因为行动必须排山倒海！因为已经没有胆怯的时间了！因为在迄今为止的一切防御中，民族自豪的幽灵总是在我们身上作祟，使我们的决策软弱无力。如果我们希望美国作出更大的让步，并给我们更多的面子的话，这一幽灵还将继续附在我们身上，使我们懦弱无能！你们问我为什么要选择这条路？我再次告诉你们一遍，因为别无出路！” 阿瑟·莱克星敦又扮演起他那杰出的调停者的角色，他语气平静地说道：“我想人们最想了解的是，在这种盟约下，我们的国家是否还存在，我们会不会成为美国的一个卫星国，成为美国没有注册的第51州。无论我们在盟约中讲或没讲，一旦结盟，我们的对外政策就必须受人家控制。而一旦我们交出对外政策的控制权，很多事情将全靠互相信任了。” “这种协议是根本无法被议会批准的，”卢西恩·珀劳尔特慢吞吞地说道。他那沮丧的黑眼睛注视着豪登。“即使这个协议被批准，一定要有一个专门条款。” “建议联合的期限为25年”，总理说道。“但可以有一项附加条款，规定联盟可以在双方同意的条件下提前解散。但不允许一个国家单方面采取行动。至于提到许多事情要靠信任，是的，我们只能这么做。问题在于：你把你的信任押到哪一方面——是押到战争将不会发生这个虚幻的希望上，还是押在一个其国防道德观念与我们相似的邻居和同盟的誓言上。” “但别忘了国民！”考斯顿说道，“你能说服国民吗？” “能，”豪登答道，“我相信我们能。”他继续向他们说明理由：他想出的办法；可能遇到的反对；他们必须抗争和获胜的选举问题。谈话继续着。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半小时过去了。咖啡端了上来，但讨论只间断了一小会。豪登看到和咖啡一起送到的餐巾摆成冬青属植物的形状。看起来象是一种奇特的提醒方式——只剩下几个小时就要过圣诞节了。基督的诞辰日。豪登想到，他对于我们的教导是那样的简单：爱是唯一有价值的感情。多么睿智而富有逻辑的教诲。无论你信上帝之子基督，还是信耶稣这位圣洁的凡人，这一教诲都是永远不朽的，但人类从不相信爱，从不相信纯洁的爱，而且将永远不会真的相信。人类的偏见亵渎了基督一词，教徒们也把这个词弄得模糊不清。于是我们只好在圣诞除夕开这种会。 斯图尔特·考斯顿大概是第10次装他的烟斗了。珀劳尔特的香烟已经吸完了，现在正吸着道格拉斯·马丁的烟。阿瑟·莱克星敦与总理一样不抽烟，他把身后的窗子打开了一会，但后来因为有风又关上了。椭圆桌上笼罩着烟雾，给人一种超现实的感觉。即将要发生的事情简直是不可能的；那不可能是真实的。然而，杰姆斯·豪登慢慢地能感觉到现实感正在攫取住在座的每一个人，对战争必然性的确信，正在其他的人的头脑中形成，就象在他头脑中已经形成的那样。 莱克星敦与他站在一起；对于外交部长来说这一切都不是新闻。考斯顿有些动摇，艾德里安·内斯比森几乎一直在沉默不语，但这个老人无关紧要。卢西恩·珀劳尔特仍保持沉默——估计他能提出异议，但到此为止他还没说出来。 枢密院的秘书道格拉斯·马丁说道：“总理，这要涉及几个宪法问题。”他的声音中带着非难的意味，但只是微微有这种意思，就好象是对某些轻次要的程序问题持有异议。 “我们会解决的”，豪登话语果断地说道，“就我而言，我决不会因为法律手册中禁止某些做法而甘心接受任人宰割的命运。” “可是魁北克呢？”考斯顿说道，“我们永远也别想说服魁北克和我们一致行动。” 决定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杰姆斯·豪登镇静地说道：“我承认我有过这种想法。” 人们的目光慢慢地移向卢西恩·珀劳尔特，这个被上帝选中决定命运的人，这个加拿大法语区的偶像和代言人，和他的前任劳里斯·拉普安特和圣·劳伦特一样，他以个人的魄力在过去的两届选举中团结了整个魁北克的力量，支持豪登政府。在珀劳尔特的后面是300年的历史，革命后的法国，张伯伦，路易十四，英国的征服，还有法属加拿大对于他们的征服者的仇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仇恨在减轻，但双方间的不信任永远也无法消除。在20世纪，涉及到加拿大的战争，曾两次使加拿大分裂。只是由于妥协和调停才挽救了这个动荡的联合体。可现在…… “看来没有说的必要了。”珀劳尔特郁郁寡欢地说道，“你们这些同事们，好象有一条管道通到我的大脑里。” “事实是不容忽略的，”考斯顿说道，“历史也是一样。” “历史”，珀劳尔特轻声说道，然后他的手突然呯地一声砸在桌子上。桌子颤抖着，他气愤地吼道：“难道没有人告诉你们历史是会前进的；思想是会进步和变化的；分割是不会持久的吗？要不就是你们睡着了，而聪明的人却在那里日益成熟。” 会议室内的变化就象闪电一样快。他惊人的话语就象是晴天霹雳。 “你们是怎么看我们魁北克人的？”珀劳尔特狂热地说道。“永远是农民、傻子、文盲？难道我们对这变化的世界一无所知，视而不见，不以为然？不，朋友们，我们的心智比你们健全，对于历史更少一些留恋。如果这事必须做的话，它将在痛苦中进行。但痛苦对于法语加拿大来说并非头一次；对现实主义也是一样。” “好哇，”斯图尔特·考斯顿平静地说道。“谁也说不上猫将朝什么方向跳。” 这就足够了。就象是变魔术一样，紧张的气氛被一阵大笑所冲散。椅子刮地朝后移动着，发出刺耳的声音。珀劳尔特含着激动的眼泪，有力地拍了拍考斯顿的双肩，豪登想到，我们真是些奇怪的人：一群不时地放出伟大光芒的，平庸和天才的奇妙的混合物。 “也许我这么做会垮台的，”卢西恩·珀劳尔特以一种法国人的姿态满不在乎地耸了耸肩。“但我将支持总理，或许我还能说服别的人。”这是一种谦虚的杰作，豪登心中涌起了一阵感激。 艾德里安·内斯比森在刚才的谈话中独自保持着沉默。此时，国防部长用令人惊讶的有力的声音说道：“如果你是那样感觉的话，为什么浅尝辄止？为什么不把一切都拱手出卖给美国呢？”5个人的头一齐转向他。 老人涨红了脸，仍固执地说了下去。“我们应该保持我们的独立，无论花多少代价都在所不惜。” “甚至包括由我们自己独立地击退核侵略吗？”杰姆斯·豪登冷冰地问道。继珀劳尔特之后，内斯比森的话看来象一阵萧瑟寒冷的阵雨。豪登控制着愤怒接着说道：“或许国防部长有什么我们还没领教过的高见。” 豪登在内心里痛苦地提醒着自己说，这是他未来几个星期内要面临的那种难以预见的，迟钝的愚蠢观念。他在头脑中想象着将不断跳出来的其他的内斯比森：上了年纪有名无实的勇士们，一支退了色的极端傲慢保守的队伍盲目地朝着坟墓走去。他想到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他竟然要大量耗费自己的智力，只是为了使内斯比森这类傻子确信有必要拯救他们自己。 又是一阵令人不安的沉默。总理最近对他的国防部长不满的事在内阁中已不是什么秘密了。 豪登那鹰形脸阴沉着，措辞犀利地对艾德里安·内斯比森说道：“本政府历来对保存国家的独立极为关心。我自己在这方面的感受已经多次地表达出来了。”几位部长交头接耳地表示赞同。“我现在的这一决定并不是轻而易举地作出来的，应该说是需要一点勇气的。草率决策实际上就是轻举妄动，有人可能会认为这也需要勇气，但最后的结局将是更大的懦弱。”当他说到“懦弱”一词时，内斯比森将军的脸变得绯红，但总理并没有结束他的话。“还有一件事，我不想再在我们的政府中听到象‘出卖给美国’这类政治脏话。” 豪登总是严格约束着他的内阁成员，有时甚至讽刺挖苦他的部长们，并且在公开场合也这样做过。但是他还从未象今天这样愤怒。 大家不安地望着艾德里安·内斯比森。 一开始这位老勇士看起来想做出反应，他把椅子朝前拖了拖，他的脸上弥漫着气愤。他开口说话了，但就象一根走完了的旧发条一样，他突然明显地平静了下来，再次显出他那老态龙钟的面目，在自己没有经历过的事情面前迟疑不定，惶惑不安。他喃喃地说道：“可能是误会……用词不妥。”他又缩回到自己的座位里，希望人们的目光从他身上移开。 或许出于同情，斯图尔特·考斯顿急忙说道：“就我们这方面来看，海关联合将具有很大的诱惑力，因为我们获利匪浅。”大家的目光又齐转向了他，财政部长停了一下，用他那精明的头脑估计着可能发生的事情。他接着说：“但任何协议都应考虑的更长远些。毕竟，美国人想要得到的是他们自己的安全，还有我们的安全。对于我国的制造业必须有所保证，扩大我们的工业规模……” “我们的要求也不低，我想在华盛顿把这一点讲清楚。”豪登说道，“无论剩下多少时间，我们都必须加强我们的经济，为的是在战后我们能够比任何一个主要参战国都更加强大。” 考斯顿轻声说道：“这个方法行得通。最终能够实现。” “还有件事，”豪登说道，“我们对美国还有个要求，最大的一个要求。” 大家都缄口不语，唯独卢西恩·珀劳尔特说道：“总理，我们认真听着。你把那个要求说给我们听听。” 阿瑟·莱克星敦正在摆弄着手中的铅笔，脸上露出沉思的表情。 豪登知道他不敢告诉别人，至少现在不行。这个想法太大了，太大胆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简直是荒谬。豪登仍记得昨天当他把自己的想法亮给莱克星敦时，对方的反应。当时外交部长提出异议：“美国人是永远也不会同意的，永远不会。”杰姆斯·豪登慢悠悠地答道：“如果他们真正到了绝望的地步，我想他们是会接受的。” 此时，他下了决心。他对着其他人果断地说道：“我不能告诉你们，现在我只能说，如果这一要求得到满足的话，这将是加拿大在本世纪中取得的最大成就。除此之外，直到白宫会议之前，你们必须信任我。”他提高了嗓音用命令的口吻说道：“你们以前一直信任我，我要求你们再次信任我。” 围坐在桌前的人慢慢地接二连三地点了头。看着他们的反应，豪登开始感到一种新的狂喜。他们站在他一边了，他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在他的说服、逻辑推理和权势的威慑下，他在这场论战中获得了胜利，赢得了支持。这是第一次检验，而他相信，一次能够办到的事情，今后也能办到。 只有艾德里安·内斯比森仍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低头不语，他那布满皱纹的脸阴沉着。豪登低头看了他一眼，又感到了一阵愤怒。即使内斯比森是个傻瓜，但作为一个国防部长，他仍需要做出象征性的支持，但他很快克服住了自己的情绪，这个老家伙马上就要被撤换掉了，待他被解职了之后，就不会再有什么麻烦了。 第五章 参议员理查德德弗罗 《温哥华邮报》并不是一家遇事抱中庸态度的报纸。它全文刊登了丹·奥利夫写的关于亨利·杜瓦尔的报道，并作了充满人情味的渲染。这篇报道被排在第一版上方的圣诞除夕栏内，仅仅屈居于该报的头版头条有关前一天的情杀的报道之下。它的横跨4个纵标题为：无家可归，漂洋过海的流浪儿凄冷寂寞，孤独惆怅的圣诞节在它的下方刊登了这个年轻偷乘者的一张近照，宽4纵栏，长40行。他身后的背景是一只救生艇。与通常的新闻照片不同的是，这张照片较深刻地抓住了杜瓦尔的表情，那是一种渴望和类似天真的混合表情。连粗线条的新闻纸蚀刻版也没有完全使这一表情被掩盖。 这篇报道和照片所引起的反响之大，以至于主编写了一张便条送到夜班的办公桌上，上面写着：“干得好，希再接再厉。”夜班编辑给丹·奥利夫的家中打电话说：“丹，想法为星期四的版面换个角度写点东西，并且看看能不能再从移民局那里了解点别的东西。” 当地公众对这篇报道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这种关注一直持续到圣诞节。“瓦斯特维克号”上的偷乘者成了全市上下以及外围乡镇的谈论中心，无论是在家中，在俱乐部里，还是在酒馆里，人们都在谈论着这个话题。一些人大动怜悯之心；另一些人则气愤地指责，“该死的官僚作风”和“官僚主义的惨无人情。”在邮报发行后的一个小时内，报社就接到了37次电话，赞扬该报主动将这一事件披露于众的首创精神。就象通常遇到这类事情时一样，所有打来的电话都被仔细地记录了下来，为的是以后向广告商们炫耀，说明该报的一篇典型报道会产生多么巨大的反响。 另外还有一些反响。5名地方唱片音乐电台的播音员富有同情心地提到亨利·杜瓦尔事件，并献给杜瓦尔一首名为“寂静的夜晚”的曲子，以便“万一我们那来自7大洋的朋友在收听温哥华听众最多的广播。”唐人街上一家夜总会的一名脱衣舞女郎在一片掌声中说道，她的下一个脱衣舞是献给“那位孤独地待在船上的小伙子。”在宗教界的布道坛上，至少有8篇圣诞布道仓促作了修改，专门提到了“那个已经来到我们门前的陌生人。” 编辑收到了15封深受感动的人写来的信，其中有14封被报纸转载。第15封信写得语无伦次，信中揭露说这一事件是外层空间的密谋侵袭，杜瓦尔是一名火星人。除这封信外，其余那14封信的作者都一致认为；应该有人对此事采取一些具体措施，但采取什么样的措施，由谁出面，则不得所知。 有少数人办了点实事。一名救世军官员和一名天主教教士声称要去拜访亨利·杜瓦尔，后来他们确实这样做了。一位丈夫生前当过金矿勘探员的瘦弱寡妇亲自用缎带包了一包食品和香烟，匆匆交给她那穿着制服的司机，叫他驾着一辆白色卡迪纳斯车送往“瓦斯特维克号”船。随后她又想起了一件事，便又拿出一瓶她已故丈夫最喜欢的威士忌酒，让司机一同捎去。一开始那位司机还盘算着将这瓶酒瞒下来，但在途中他发现那种酒的牌子比起他喜欢的牌子差许多，他便收回了邪念，重新把酒包好，按照主人的吩咐送到了船上。 一位濒于破产的电器商从他的商店里拿出一台便携式收音机，就连自己也不清楚出于什么目的，就在盒子上写上杜瓦尔收的字样，把这台收音机送到了“瓦斯特维克号”船边。一位上了年纪的退休铁路工人，从他那只够维持40年代生活水平的微薄养老金中拿出2美元，装在一只信封里，寄给了报社，请求报社替他转交给杜瓦尔。一伙公共汽车司机在接班前看到了有关杜瓦尔的报道，便用一顶工作帽收集了7美元30美分，由帽子的主人在圣诞节的早晨亲自送给了杜瓦尔。 这篇报道在温哥华以外的地方也引起了反响。 第一次新闻报道是12月24日上午10点在邮报的大陆版上登出的，到10点10分《加拿大报》通讯社重新改写压缩了一下这则报道，然后把稿件提供给了西部的通讯社和广播电台。另一家广播电台将这则消息传给了东部的报界，多伦多的《共产党报》将这则消息又传送给了美联社和在纽约的路透社。在圣诞节期间，苦于稿荒的美国通讯机构再次把这则新闻加以压缩，并将它传遍整个世界。 《约翰内斯堡明星报》用1英寸的版面登载了这则新闻，《斯德哥尔摩欧罗巴报》用了四分之一版，《伦敦每日邮报》用了4行，《印度时报》则就此发表了一篇社论。《墨尔本先驱报》和《布宜诺斯艾利斯报》用了一版的篇幅。莫斯科的《真理报》将其作为“资本主义虚伪”的典型登载了这一事件。 秘鲁驻纽约的联合国代表得知这一消息后，决定向联合国大会提出质询，看是否能采取什么有效措施。驻华盛顿的英国大使听到这则消息后则皱起了眉头。 这则消息于中午时分传到了渥太华，正好赶上首都的两份晚报。《公民报》将《共产党报》的电讯登载在第一版上，并加了标题：一个没有国籍的人乞求着“让我入境吧” 《每日报》较稳重地将这一报道刊登在第三版，标题是：一位偷乘者请求在这里入境理查森·布赖恩一直在他的斯帕克斯街上那间陈设简单的办公室里，郁郁沉思着华盛顿的秘密建议公开后，党将面临什么问题。刚才他又读到了上面那两份报纸。党务指导是个身材高大，体格健壮的人，蓝眼睛，沙色头发，红光满面。平日，他脸上总是露出一付使人感到很有趣的怀疑态度，但他的脾气来得很快，在他的身上隐藏着一种潜在的力量。此时，他那宽肩阔背的躯体瘫坐在一把翘起的椅子上，双脚放在一张摆满了杂物的写字台上，口里叼着一支烟斗。这间办公室很僻静。他的副指挥、助手、研究员和其他组成党总部的众多服务员都已回家去了，其中一些人在几个小时前就满载着圣诞礼品离开了。 他将这两份报纸从头至尾浏览了一遍，然后翻到了有关偷乘者那版。多年的经验使理查森对政治灾难的嗅觉变得极为敏感，此时他又嗅到了不祥的预兆。与那些较重大的悬而未决的问题相比，他知道这件事无足轻重；但这仍是公众容易抓住不放的问题。他叹息着，真是个麻烦丛生的时期。自从今天一大清早他与米莉通过电话后，一直未接到总理打来的电话。他心神不安地将报纸放到一旁，重新往烟斗里装了点烟，再次安下心来等待着。 距布赖恩·理查森的办公室不到四分之一英里处，在位于惠灵顿街里多俱乐部的一间优雅肃静的回廊里，参议员理查德·德弗罗正悠闲地打发着时间，等待着晚上飞往温哥华的喷气式飞机。他也看到了那两份报纸，看完后，他把手中的香烟放在一只烟灰缸里，微笑地将有关偷乘者的那则报道撕了下来。与强烈希望着这一事件别使政府出丑的理查森相反，这位身为反对党主席的参议员却十分确信，这一事件定将使政府下不来台。 参议员德弗罗是从里多俱乐部的阅览室里将这两份报纸随手拈来的，那间阅览室实际上是一间高大的，方方正正的会议厅，从那里能够俯瞰国会大厦，正厅里坐落着一尊维多利亚女王庄严的青铜半身雕像。对于老理查德来说，无论是阅览室还是俱乐部本身，都是他熟悉的故居。 渥太华的里多俱乐部非常排外和谨慎，它在大楼的外面甚至都没挂俱乐部的牌子。如果没人指点的话，从此地路过的行人是不会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的，如果他感到好奇的话，他可能会认为是一所私宅，只是看上去有些破落。 俱乐部里，在耸立着一个个圆柱的大厅和宽敞的楼梯上方，气氛也是很清静的。这里没有保持肃静的规定，但在一天的大多数时间里，这里都笼罩着阴森森的寂静，尤其是新入会的人都尽量小声地说话。 尽管参加里多俱乐部不受党派限制，但它的成员仍主要是渥太华的政界名流——内阁部长、律师、参议员、外交官、军队参谋长、高级文职人员，几名受信任的记者，还有几名能付得起昂贵会费的国会普通议员。虽然他们奉行的是无党派政策，但他们也进行大量的政治交易。一些与加拿大的发展有联系的重大决策就是出自这里，由里多俱乐部的老友们象参议员德弗罗此时这样，瘫坐在俱乐部松软的红皮椅子上，在白兰地酒的交盏中，在雪茄烟的雾霭中制定这些决策的。 理查德·博登·德弗罗七十四、五岁的样子，有着高大挺拔的身躯，清澈的眼睛，和一生从未经过体育锻炼的强健体魄。他的大肚皮是十分显赫的，但并不滑稽可笑。他那和蔼可亲的举止是坦率与威胁结合的产物，这种威胁能产生效果，但却很少引人反感。他谈起话来滔滔不绝，使人感到他光说不听，事实上他的耳朵几乎什么也没漏掉。他有很高的威信和影响，并有一份巨额资产，那是他的祖先在西加拿大的巨大伐木企业帝国为他留下的。 他从椅子上站起身来，嘴里叼着烟卷朝俱乐部后部的两台不引人注目的直拨电话走去。他拨了两次号，才找到他想找的人。他的第二个电话找到了国会反对派领导人霍恩·博纳·戴茨。戴茨正在他位于中心大楼的办公室中。 “博纳，我的孩子，”参议员德弗罗说道，“都圣诞除夕了，你还在勤奋工作，真叫人喜出望外啊。” “我在写几封信，”戴茨简短地说，“我现在就回家。” “太好了！”德弗罗喜形于色地说道，”你是否顺路到俱乐部来一趟？出了点事，我们有必要会会面。” 电话的另一端开始表示不满，德弗罗打断了他的话。“噢，我的孩子，你这态度可不对，如果你真希望我们这一派在大选中获胜，使你取代那夸夸其谈的杰姆斯·豪登当总理，你这态度可不行。你的确想当总理，是不是？”德弗罗用一种哄小孩的口吻说道：“你一定能获胜，博纳，不必担心。别耽搁了，快来吧。我等着你。” 德弗罗心中暗自高兴，他缓步朝俱乐部主休息厅的一张椅子走去，他那精明的脑瓜仍在思考着怎样才能将他所看到的那则报道变成对反对党有利的事件。他沉湎在思考中，不一会他就被烟雾所环绕。 理查德·德弗罗一生中无论年轻时，还是现在上了年纪，从未当过政治家，甚至连一个认真的议员也没当过。他选择了幕后政治控制这一职业，并将此作为他的终生职业。他喜欢半隐名埋姓地行使这一职权。在他的本党内，他没担任过什么选任的职务（他现在所担任的组织主席的职权只是个例外），然而对于党内事务，他却有处理权，就象他的几届前任一样，这样做并没有什么不道德的，因为它基于两个原因——一是他在政治方面狡猾机敏，二是他对于钱的明智使用，正因为此，他的见解是党内最迫切征求的。 终于，在党执政的一个时期中，理查德·德弗罗的上述双重活动为他带来了党的忠实分子的最高奖赏；他在加拿大参议院中获得了一席终身职位。有一位参议员曾经这样精确地描述过该院的议员，是“加拿大领取最高养老金的阶层。” 象参议员中绝大多数元老一样，参议员德弗罗很少参加上议院为证明自己的存在而召开的敷衍塞责的辩论会。只有在两种场合下他才站起来发言。一种是建议在国会大厦外为参议员增加专用停车场；另一种是抱怨参议院的通风设备的风太大。 打完电话到现在已经10分钟了，反对党领袖到现在连个影也没有。但他深信博纳·戴茨是不会失约的。他闭上眼睛，准备小憩一会。年龄和过量的午餐几乎立刻开始作祟。他睡着了。 国会中心大楼已是空空如也，一片寂静。霍恩·博纳·戴茨关上407S号办公室房间沉重的房门。长长的走廊里洒下了他轻轻踏在大理石地面上的脚步声，在拱形哥特式建筑的拱顶和廷德尔式石灰石的墙壁间回荡着。为了写几封私人信件他留了下来，但他并没有按预计的时间写完，只好多待了一会。现在他又想到里多俱乐部去见参议员德弗罗，这将使他回家更晚了。但他想最好还是看看他那个老朋友有什么事。 他没有等乘电楼，而是径直沿着四方的理石楼梯间朝一楼的前廊走去。只有两截楼梯，他快步走了下去，他那高高的骨骼就象一个发条上得紧紧的玩具兵僵硬地晃动着。他用一只骨瘦如柴的细手轻轻地扶着黄铜梯栏。 如果一个陌生人第一次见到博纳·戴茨，一定会把他当成一位学者，而不是政界领袖——实际上他的确是位学者——领袖们总是有强健的体魄和威严，但从外表看，戴茨这两点都不具备。此外，他那瘦削憔悴的三角脸也丝毫不具备形象美，无法象某些英俊潇洒的政治家那样，无论他们说什么，或者做什么都能吸引选票。一位不友好的漫画家曾为他画了一幅漫画，把他的身体画成菜豆形，上面放着一只杏仁形的脑袋。 然而戴茨在国内拥有数量惊人的追随者，有人说那些都是有辨别力的人，他们发现戴茨具有比他们主要政敌杰姆斯·麦克勒姆·豪登更有力、更深刻的品质。然而在上次选举中豪登和他的党还是大获全胜。 在他走进名为同盟大厅的有着高高黑色磨光正方岩圆柱的拱形外层休息室时，看见一名身穿制服的侍者正与一个似乎只有十几岁的年轻人在说话。那年轻人身着一条棕黄色的便裤，和一件格伦夫尔夹克衫。他们的说话声音听起来很真切。 “对不起”，侍者说道，“这制度可不是我定的，孩子。” “我知道，但你能不能破一次例？”那个男孩子操着美国口音，即使不是来自美国南部，也是在那附近。“我只有两天的时间，我的家人返回……” 博纳·戴茨不觉停住了脚步。这与他没有关系，但是这孩子有点……他问道：“有什么事情吗？” “这个年轻人想看看议会，戴茨先生，”侍者说道，“我已经跟他解释说这不行，因为是假日……” “先生，我在查塔努加大学就学”，那男孩说道，“攻读宪法史，我想在我在这里期间……” 戴茨看了一眼表。“如果我们快点走的话，我领你去看看，跟我来。”他朝侍者点了点头，转身朝原路走了回去。 “好家伙，这个主意太妙了！”这个瘦长的二年级学生迈着轻松的大步跟着他走了。“这真够派的了。” “如果你是研究宪法史的话，”戴茨说道，“你将理解我们加拿大政府和你们政府有什么不同。” 男孩点了点头。“我觉得我能理解，至少能理解大多数不同之处。最大的不同是我们选总统，但你们的总理不是选的。” “他不是被选为总理，”戴茨说道，“但他必须与众议院的其它成员一样，只有经过选举才能进入国会。选举后得票多的党的领袖成为总理，然后再在他的追随者中组阁。” 他继续解释道：“加拿大的制度是国会君主立宪制。这一体制有下自普通选民，通过政府，再到君主的一条唯一的，连贯的权力系统。你们的体制是一种分权体制。总统拥有一部分权力，国会拥有另一部分权力。” “制约和权衡，”那男孩说道，“只是有时制约过多，什么事情也办不成。” 博纳·戴茨笑了笑说：“我对此不能发表看法，否则有可能导致外交关系紧张。” 他们来到众议院休息室，博纳·戴茨打开沉重的双开门的其中一扇，引着那男孩朝休息室里走去。他们停住了脚。他们感到一种深沉的寂静正拥抱着他们。屋内只有几盏灯亮着，由于这几盏灯的照射范围有限，使高大的走廊和会议室的外层的边缘仍笼罩在黑暗里。 “当召开会议时，这里总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戴茨不加渲染地说道。 “我很高兴现在参观了这里”，这男孩轻声说道。“显得有点神圣……” 戴茨笑了笑说：“这里有些旧习惯，”他们朝前走去。他解释了为什么总理和他这个反对派的领袖每天都要在这个大会厅里面对面地辩论。“你看”，他说道，“我们认为这样有许多好处。在我们这种政府制度下，行政长官对于其所做的任何事情负有立刻向国会说明的责任。” 这男孩有些好奇地看着他的向导。“先生，如果你的党入选国会的人多，那么你就是总理了，而不是反对党的领袖了。” 博纳·戴茨点头表示赞同。“是的，是这样。” 那男孩以毫不窘迫的坦率说道：“你认为你有朝一日能当选吗？” 戴茨苦笑了一下。“有时我自己也这么问自己。” 他原打算仅用几分钟的时间。但他发现他喜欢上了这个男孩子。等他说完话，他发现时间已过了很久。戴茨想到，他又一次让自己被别的事情叉开了。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有时他想，也许这就是他在政治生涯中不能取得更大成功的真正原因。其他那些他所了解的人，包括杰姆斯·豪登都能找到一条笔直的道路，并不偏离方向地沿着它走下去。戴茨从来做不到，无论在政治方面或其它任何方面都一样。 他比约定到达里多俱乐部的时间晚了1小时。他一边把大衣挂在衣架上，一边沮丧地记起他已经答应妻子今天一天他都待在家中。 在楼上的休息室里，参议员德弗罗仍在酣睡着。 “参议员！”博纳·戴茨轻声叫道，“参议员！” 德弗罗睁开了眼睛，过了半天才看清面前的来人。“哎呀！”他悠闲地从松软的大椅子里坐起来。“我好象是睡着了。” “我看你是以为你还在参议院里，”博纳·戴茨说着象把可折叠的纺锤一样死板地坐进了毗邻的一张椅子里。参议员德弗罗抿着嘴笑着说：“如果是那样的话，你就不会那么容易地把我唤醒了。”他转过身来，从口袋里掏出先前从报纸上撕下来的那则新闻。“孩子，看看这个。” 戴茨戴上了他那付无框眼镜，仔细地看了起来。德弗罗掏出一支烟来点燃。 戴茨站起身来温和地说道：“参议员先生，我有两个问题。” “说吧，孩子。” “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已经62岁了，你能否考虑一下别再称我‘孩子’了？” 德弗罗再次轻声笑着说：“你们年轻人总有这个毛病，还没上岁数就想充老人。着什么急；想老还不快？好吧，孩子，你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博纳·戴茨叹息着。他知道最好还是别和德弗罗争辩，他甚至怀疑德弗罗在引诱他发脾气。他点了支香烟，问道：“在温哥华的那个叫亨利·杜瓦尔的小伙子怎么样了？你知道点情况吗？” 德弗罗摆了摆夹着香烟的手说：“我什么也不知道，我只知道，当我一看到有关这个不幸的小伙子的报道，看到他那被忽略了的入境请求时，我就对自己说：这是一次发难的机会，它将使我们的对手陷入窘境。” 这时屋里又进来几个人，他们与戴茨和参议员德弗罗打着招呼。德弗罗压低了嗓音故作神秘地说道：“你已经听说了昨晚在总督官邸里发生的事情了吧？打起来了！——内阁成员们打起来了。” 博纳·戴茨点了点头。 “请注意，他们竟然当着我们仁慈的君主正式提名的代表的面打起来了。” “这类事情发生过”，戴茨说道。“我记得有一次当我们的人在开舞会时……” “我的天！”德弗罗看起来有些吃惊。“孩子，你犯了政治上的一个大罪。你在企图公允。” “瞧，”博纳·戴茨说，“我答应我的妻子……” “我只说几句话”，德弗罗敏捷地把香烟叼在左嘴角，伸出双手，扳着他那粗短的手指说道，“第一点：我们知道我们的对手已经在内部产生了纠纷，昨天晚上发生的那件不光彩的事情就是例子。第二点：据向我提供情报的人说，引起这一爆炸的导火索是移民问题和那个有着坏蛋黄的臭知识分子哈维·沃伦德。你在听我说吗？” 博纳·戴茨点着头说：“我听着呢。” “好，第三点：在移民的问题上，最近已经有一些事件引起公众注意，这些敏感事件竟被政府骇人听闻地搁置了起来……说骇人听闻，当然是说即使从我们对手的观点来看，这些搁置简直不能容忍，而不是从我们的观点来看……这种搁置竟然不顾实际政治的考虑，不顾它对公众的良知将产生的影响。你同意我的看法吗？” 戴茨再次点头。“我同意。” “太好了！”德弗罗喜形于色。“现在我们再来谈第四点。看来他们那无能的移民部长很有可能会同样愚蠢地去处理这个叫杜瓦尔的不幸年轻人，就象他糟糕地处理那几件事一样，至少，我们希望这样。” 博纳·戴茨露出了微笑。 德弗罗仍压低着嗓音说：“因此让我们反对党来支持这个年轻人吧。让我们把这件事变成公众瞩目的问题，给顽固的豪登政府当头一棒。让我们……” “我懂你的意思了，”博纳·戴茨说道，“我们再顺便拉几张选票。这个主意还不错。” 戴茨透过眼镜沉思地打量着德弗罗，心中暗想到，应该承认，从某种方面讲，德弗罗渐渐衰老了，但除了他那令人厌倦的乐天主义，这位老人仍具有非凡的政治手腕。戴茨说道：“我最关心的是，今天早晨发布了有关豪登将和美国总统在华盛顿会晤的声明。他们说是贸易会谈，但我有一种直觉，这里一定有什么大阴谋。我的看法是，应该要求他们将他们计划要在会晤中讨论的事情作一番详尽的解释。” 参议员德弗罗认真地摇着头说：“我劝你不要这样做。这不会使我们得到任何公众的同情，而且在某些人眼里，你这样做会显得无礼。为什么不允许豪登偶然也来一次野餐，去会会白宫的大头目呢？这是执政者的必要策略。有一天你也会这样做的。” 博纳·戴茨慢吞吞地说：“如果真是贸易会晤的话，为什么要在这种时刻举行呢？既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情；也没有什么新的争端。” “太对了！”参议员德弗罗的话音中带有一种胜利的欢欣。“当他的窝里一切平静的时候，对于豪登来说，在大头目的陪伴下照上几张相，上上头版头条，不是最好不过的时机吗？不，孩子，在这点上向他发难，你什么好处也捞不到。而且，如果他们是去谈贸易问题的话，外人又有谁会关心几个进出口商呢？” “我关心，”博纳·戴茨反驳道，“我想大家都应该关心。” “噢！然而人们应该关心的事和真正做的事是两码事。我们必须考虑的是普通选民，他们是不懂得国际贸易的，而且也不想懂得。他们所关心的是他们能够理解的问题，能激起他们感情的人权问题；这一问题，或使他们流泪，或使他们欢呼；象这个无家可归的小伙子，亨利·杜瓦尔，他急需寻求朋友。你愿意成为他的朋友吗，孩子？” “愿意，”博纳·戴茨若有所思地说道，“大概你有什么打算。” 他停了下来，考虑着。德弗罗老人有一点是正确的：反对党的确需要找到一个能痛击政府的重大事件，因为最近这类事件太少了。 还有一件事。博纳·戴茨敏锐地认识到，最近他受到了他的支持者的批评。他们说他作为一个反对党的领袖，对于豪登政府的攻击太温和了。不错，他的批评者可能是正确的；他有时的确很温和，他想这可能是由于他总能从对方的立场来看问题。但在政坛的角斗中，这种公允和理智就可能是一种致命弱点。 但如果是一个涉及人权的问题，那么，这就好办了。他要发起猛烈攻击，朝政府脆弱的下腹部猛击一拳。他自己这方面的记录会因此好转。更重要附是，这将是一种报界和公众能够感兴趣和称赞的争执。 但这样做对他自己的党在下次选举中有什么帮助吗？那才是真正的考验，特别是对他自己。他记起了今天下午那个男孩子问他的那个问题：你认为你最终能获胜吗？真正的回答是，下一次竞选将是决定命运的。博纳·戴茨已经领导反对党进行了一次大选，并且是一次失败的大选。第二次失败将会使他失去自己所占有的领导地位，并从此放弃他成为总理的野心。 参议员德弗罗提出的建议对于这种斗争有用吗？是的，很可能有用，他这样想道。 “谢谢你，参议员，”博纳·戴茨说道，“我觉得你的建议是正确的，如果能行得通的话，我们将把杜瓦尔事件当成一颗主要炮弹。同时，在移民问题上，我们还能找到其它的炮弹。” “这就对了。”参议员德弗罗说道。 “不过还得小心点，”戴茨说道。他瞟了一眼休息厅里的其他人，以确保他的话没有被其他人听到。“我们必须搞清楚，在温哥华的这个家伙是象他自己声称的那样是个好人。这点不会有讹，是吧？” “当然了，孩子，当然了。” “你看我们怎样开始呢？” “首先要为这个年轻人弄个律师，”参议员德弗罗说道。“这件事我明天亲自在温哥华办一下。在此之后就是一些法律程序，我们相信移民局的表现还将和通常一样把事情搞糟。在此之后……嗯，其余的事都归你办了。” 戴茨赞同地点了点头。“听起来还可以，只是有关请律师这件事情。” “我会找到合适的人的——找个我们能信得过的人。这点你尽管放心。” 博纳·戴茨慢悠悠地自言自语道：“如果那个律师不是我们党里的人的话，那就再好不过了。那样，当我们最后插手这事时，看上去就不象是预谋了。事实上，律师确实不应该属于任何党派。” “这一点很可取。然而有个问题，绝大多数律师都是有党派倾向的。” “并非所有的律师都这样，”博纳·戴茨小心谨慎地说道。“例如，那些新律师就不一定都这样，那些刚从律师学校毕业，正在实习的律师无党派倾向。” “太妙了！”参议员德弗罗的脸上慢慢地露出了笑容。“就这么定了，孩子！我们会找个头脑简单的笨蛋。”他大笑了起来。“一只能任我们随意摆布的小羔羊。” 天下着雪，边下边化，布赖恩·理查森紧紧地系着一条围巾，穿着舒适的套鞋，竖着轻便大衣的领子，离开他在斯帕克斯街的办公室，朝不远的国会大厦走去。总理最终还是给他来了电话说：“你最好来一趟，我有很多事情与你谈。”此时，理查森迈着大步穿过圣诞除夕购买商品的人群。他冻得直发抖，阴森森的黄昏更加剧了寒意。 理查森不喜欢过冬天，也不喜欢过那一年一次的圣诞节。对于冬天的厌倦是出于他对温暖的本能的渴求，对圣诞节的厌烦则是出于一种不可知论。他坚信绝大多数人都与他有同感，只是别人都不愿意承认罢了。他曾经对杰姆斯·豪登说过：“圣诞节要比你所看到的任何政治都虚伪10倍，只是没人敢这么说。他们敢对你说的是‘圣诞节太商品化了’。见鬼！——圣诞节唯一有意义之处就是它商品化了的部分。” 理查森从装点得光彩夺目的商店橱窗前走过，圣诞节商品化了的部分在他的眼前闪耀着。他看见在一家五金商店的橱窗里，一只由明亮的霓虹灯光装饰的广告，内容却是一行引错了的文字：“天下太平，善行人间。”在它的下方，还有一条同样用霓虹灯制作的广告，上面写着“今朝享用，日后付款。”看到这里，理查森笑了。 布赖恩·理查森高兴地想到，除了今晚必须买给米莉·弗里德曼的几件礼物外，他不必再参与任何其它的圣诞活动了。而杰姆斯·豪登，虽然他和理查森一样，几乎没有什么宗教信仰，但他明天早晨仍要象每个星期天那样，不得不在教堂里露面。 几年前，当理查森还是个广告财务经理时，一次，一个企业界的大主顾赞助了一项“到教堂去”的广告运动，并由理查森亲自经办。其间，那人直截了当地提出，理查森本人也应该遵守他自己那份绝妙的广告对人们的劝告，经常到教堂去做礼拜。他去了；因为这个主顾在企业界那边的势力太重要了，丝毫马虎不得。但是当这笔业务结束之后，当不再需要讨好这个客户时，他就又悄悄地停止了去教堂。 这也是他现在如此喜爱自己这份工作的原因之一。再没有什么主顾需要他去迎合和讨好了，任何这类修好的工作都由别人按他理查森的指示去处理了。而且既然他已经避开了公众的眼睛，他就再也不必去维持什么关系和人缘了；那类事情是政治家们干的。他党务指导再也不必抛头露面和注意保持形象了。他的任务之一就是隐匿，而在隐匿的掩护下，他能够随心所欲地生活。 正因为此，当他与米莉商定晚上幽会时，他不象她那样关心是否有人窃听电话。不过他想，也许下次应谨慎些。但愿还有下次。 想到这里，他觉得这事有仔细考虑一下的必要，或许在今晚他与米莉的艳史就鸣铃闭幕了。正如人们所说的，爱过她就离开她。毕竟能够供一个生活有条理的男人在床上床下享乐的漂亮女人有的是。 当然，他是喜欢米莉的；她性格热烈而深沉，这对他很有吸引力。而且那次他们作爱时，她的确不错，只是有些拘谨。但如果他们俩继续幽会的话，总会出现感情上陷得过深的危险。当然这并不是对他来说的，因为他准备长期避免发生这类事情。但米莉的感情可能要受到伤害。对于男人们逢场作戏的爱情，女人一方总是变得认真起来，而理查森决不打算让这种事情发生。 前面有个相貌平平穿着救世军制服的姑娘，她在理查森的面前摇了一下铃。在她身边的一个架子上放着一个玻璃缸，里面装满了硬币。“请省出两个吧，先生。这是为了让那些穷人过个高兴的圣诞节。”那姑娘的声音尖得刺耳，好象是劳累反而把嗓子累细了；寒冷的天气使她的脸冻得发红。理查森把手伸进衣兜里，他的手指触到了一张钞票和一些零钱。一共是10美元，他一阵冲动，把这些钱全都丢进了那个玻璃缸。 “上帝保佑你，祝福你全家，”那姑娘说道。 理查森笑了。他想，如果他张口解释什么就会破坏这个美好的气氛了；有什么好解释的呢？解释说他从来也没有过他曾希冀的那种情意绵绵的，膝下有儿女的家吗？最好还是别提。他和他的妻子埃洛易丝之间也形成了一种实用的关系，使他们各自可以自行其是，各投所好，只是保存着那婚姻的外壳，共用住所，有时共同进餐，而且如果条件适宜的话，他们还偶然礼貌地利用一下对方的身体，以暂时发泄一下性欲。 但除此之外，他们的婚姻中再也没有什么了，什么也不剩了，甚至连他们之间曾经有过的激烈争吵也没有了。他和埃洛易丝现在不再吵了，因为他们已经发现他们之间的鸿沟太宽了，要想架起一座桥梁借以沟通是不可能的。而且由于近来其他兴趣占据了他的大部分时间，尤其是他的党的工作十分繁忙，使别的事情都变得越来越次要了。 有些人也许感到奇怪，觉得既然在加拿大离婚十分容易（跨省的离婚除外），只需要向法庭证明对方有轻微的欺骗或不忠就被判离婚，为什么他们要保留其婚姻的形式呢？原因在于，如果他们不公开离异的话，他们俩都可以更自由地与他人来往。在目前这种状况下，他们俩都可以与别人发生风流韵事，而且他们也的确这样做了。但是一旦某件艳事变得复杂化了，现存的婚姻外壳便可以成为一种方便的“庇护所”。尤其是他俩都深知，第二次婚姻对他俩当中的任何一个人来说，其成功的可能性都不会比第一次大。 他加快了脚步，想快点摆脱大雪和寒冷。他走进了寂静、空旷的东大楼，从楼梯走上了楼，来到了总理办公室的大套间。 米莉·弗里德曼身穿一件珊瑚色纯毛大衣，脚蹬一双高跟高筒毛边靴，正对着镜子摆弄一顶圆顶窄边的水獭帽。“让我回家了，”她回过头来笑着说。“你可以进去；不过如果找你是国防委员会的事，那可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谈完的。” “太长可不行。”理查森说道，“我晚些时候还有个约会呢。” “也许你应该把那个约会取消了。”米莉已经转过身来。她的帽子已经优美地戴在了头上；那是一顶最精致、最实用、最有魅力的冬季头饰，他这样想到。她的脸上洋溢着光彩，她那灰绿色的大眼睛闪耀着光芒。 “我绝不，”理查森说道。他的目光打量着她，坦然地露出崇拜的神色。随之，他立即在心里警告自己别忘了他已作出的关于今晚的决定。 杰姆斯·豪登说完话，疲倦地把椅子向后推去。在他面前是一张老式的四条腿办公桌，他前任的数位总理都曾在这里工作过。在他对面，在办公桌的来访者一侧，布赖恩·理查森正坐在那里静静地思考着。他那敏锐的头脑在周密地吸收和分析着他眼前的一桩桩事件。虽然他早就大体知道了华盛顿方面提出的建议，但这是他第一次详细地听取情况介绍。豪登还告诉了他国防委员会上的反应。现在，党务指导的思绪如同人体内的动脉和静脉一样，通过无数细微的渠道，熟练地估量着利弊得失、暗含意义、必然结果、可采取的行动与对策，具体细节可以在以后再制定；那时将要涉及大量的细节。但现在所需要的却是一个粗略的战略计划。理查森知道，现在所需要的计划比他以前制定过的所有计划都更关键、更重要，因为如果他计划失误，那将意味着整个党将在选举中失败，而且不仅仅是失败，甚至可能是衰落。 “还有一个问题，”杰姆斯·豪登说。他站了起来，立在窗前，看着下面的国会大厦。“艾德里安·内斯比森必须下台。” “不！”理查森有力地摇了摇头，“也许以后可以考虑，但现在不行。如果你现在就撤掉内斯比森，那么无论你如何解释，给人的印象仍是，我们的内阁发生了分裂，这是最糟糕不过的事了。” “我原来就担心你会这样想，”豪登说道。“问题在于，他现在完全是无用的。不过如果我们必须暂时留着他的话，我想我们还是可以想个办法的。” “除此之外，你能约束住他吗？” “我想能，”总理又按摩着他那长长的，弯弯的鼻子。“我想他总会有所希求。我可以利用这一点与他讨价还价。” “要是我的话，我宁可在讨价还价中宽容点，”理查森怀疑地说道。“别忘了，那老家伙的正直可是有口皆碑的啊。” “我会记住你的忠告的。”豪登笑着说道。“还有其他的忠告吗？” “是的，”党务指导快活地说道，“有的是。但是我们先谈谈时间表吧。我也认为，象这样重大的事情必须要得到全国人民的认可。”他沉思地说道：“从各方面来看，在明年秋季举行大选将会给我们提供最好机会。” “我们不能等那么久，”豪登果断地说道。“必须在春季举行选举。” “确切地讲在什么时间？” “我想在女王来访之后立即解散国会，然后在5月举行大选。” 理查森点点头。“这倒也许行得通。” “它必须行得通。” “你计划在华盛顿会晤之后干什么？” 豪登考虑了一下。“我想在议会中宣布我们的会谈结果，距离现在大约3个星期吧。” 党务指导抿嘴笑道：“那时就会开始放爆竹了。” “不错，我想会的。”豪登淡淡地笑了笑。“它同时还能在大选前给全国人民必要的时间来适应美加联合宪章这一想法。” “如果我们能让女王来访，一定会帮我们不少忙，”理查森说道，“因此，女王的来访应该在国会宣布。” “我也这么想，”豪登表示赞同。“她的来访将象征着我们要继续保持自己民族的独立性。她的来访同时还将向加美两国的人民表明，我们决不打算丧失民族独立性。” “我想，在选举之前，不会签订什么协议吧。” “不会。美方必须明白，大选是真正决定性的。但我们要事先搞好谈判，这样在选举结束之后就不会浪费任何时间了。时间是这里最重要的因素。” “时间从来就是这样，““理查森说道。他停顿了一下，接着又沉思地说道：“所以3个星期后，整个事情就公开了。之后再有14个星期就是大选。时间不太长，但这也有利——在分裂加深之前就把一切都干完。”他的语气变得越来越严肃。“好吧，我看就这样吧。” 豪登已从窗前转回来，坐到了自己的椅子上。他把椅子朝后翘着，准备认真听下去。 布赖恩·理查森深思熟虑地说道：“一切事情，我强调的是一切事情，都将取决于一件事情：信任。全国必须对一个人绝对信任和完全相信，那就是你。这种信任必须存在于全国人民中，存在于各个阶层。没有这种信任，我们必将失败；有了这种信任，我们就将获胜。”他停顿了下来，想了一下，又接着说道：“联合宪章……随便提一下，我认为我们应该再换个名称……但你们设想的这种联合并非异想天开。实际上，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一直在朝这个方面努力，从某个方面来说，如果我们拒绝这个建议，那简直太愚蠢了。反对党一定会尽他们的全力把这件事说成是头脑发昏的产物，同时我想我们也不该责备他们。因为这将是几年中他们第一次抓住一个现实问题与我们论战。戴茨和他的同伙们肯定会在此事上大做文章。他们会说出象‘背叛’，‘出卖’这类激烈的言词，他们还会把你说成是犹大。” “我以前就这样被骂过，但我还在这屋子里，是不是？” “诀窍在于保住执政党的地位，”理查森没有笑容地说道。“现在必须做的事情是，把你在公众中的形象进一步鲜明地强化，使人们绝对信任你，相信无论你说什么都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 “我们现在距离这个要求还远吗？” “自鸣得意对我们无助，”理查森反驳道。总理的脸红了，但他什么也没说。党务指导继续说道：“我们最近进行的私人民意测验表明，从去年这时以来政府和你本人的威信已经下降了百分之四，而在西部，你的个人威望是最低的。幸运的是，这是个微小的变化，但仍然是一种趋势。我们能够改变这一趋势，但必须努力，而且要迅速。” “你有何高见？” “我有一个长长的活动设想明细表，但得后天谈。绝大多数活动都不在这里，”理查森指着办公室挥了挥手。“你要到全国各地去转一转，尽量多发表谈话、多接见记者、还要多上电视。这事必须马上开始，最好你从华盛顿回来后就立即行动。” “你不要忘记在两周之内还要召开国会。” “我没忘。有时候你得一天去两个地方。”理查森咧嘴笑了笑。“但愿你没有戒掉在飞机上睡觉的旧习惯。” “这么说你设想这次旅行活动应该在声明发布之前就部分地开始了。” “是的，如果我们行动得快的话，我们能来得及。我想尽可能使全国对即将到来的变化有所准备，因此你如何讲演将是十分重要的。我觉得我们应该雇几个新人为你起草讲演稿，使你的讲话听起来好象是邱吉尔，罗斯福和比利·梅雷厄姆三个伟大天才在讲话一样。” “好吧，就这些了？” “暂时就这些了，”理查森说道。“噢，还有一件事，恐怕是件令人讨厌的事。温哥华那边在移民问题上又出了点麻烦。” 豪登恼火地说道：“又是这种事！” “那里有一个无国籍的偷乘者想入境。看来报界已经紧紧抓住了这一事件，所以这件事我们应尽快把它了结。”他详尽地叙述了午报上有关报道。 豪登真想把这件事推给别人。总理能够亲自过问的事情毕竟有限。何况还有很多其它的……这时他又记起了他想与哈维·沃伦德摊牌一事……他早就明白，一些区区小事有时也能变成重大事件。但他仍在迟疑。 “我昨晚与哈维·沃伦德谈过。” “啊，”理查森干巴巴地说道，“我听说了。” “公平地说，”豪登的大脑中仍在激烈斗争着。“哈维昨晚说的一些话是有道理的，例如关于不要让过多的移民入境。关于你那天告诉我的有关那名被驱逐的妇女一事。我听说她在香港开了一家妓院，而且她本人还患有性病。” “但报刊并不愿意报道这些，即使我们把情况透露出去也没用。”理查森不耐烦地说道。“人们看到的只有一位母亲和她那在襁褓中的女婴被一个恶霸政府赶出了国境。反对党在议会大厦吗。看来你得准备一双套鞋来趟过这洼眼泪啦。” 总理笑了。 “因此我们应该马上解决温哥华的那件事，”党务指导坚持说。 “不过你肯定不会允许象那位妇女那样不受欢迎的移民入境？” “为什么不会？”理查森争辩道，“如果那能避免败坏党的名声就应当那么做！这件事能够在法庭上按法律程序悄悄地解决。毕竟，去年光是这类特殊批准入境的人就达1200人，几乎都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的议员。这类入境者中肯定有一些是疯子，因此再多批几个人入境又有什么关系？” 1200人这个数目使豪登大吃一惊，当然这已不是什么新闻了，加拿大的移民法通常是有伸缩性的，其具体形式是采用庇护形式。这是所有党派都接受的。但是去年的数目仍使他吃惊非浅。他问道：“真有那么多吗？” “实际上还要多几个呢，”理查森说道。他冷冰冰地加了一句。“幸运的是移民局的每道批准把20到50名移民归并在一起，而就是没有人去加一加总数。” 沉默了片刻，总理温和地说道：“哈维和他的副手显然认为我们应该执行移民法。” “如果你不是女皇的首相大臣的话，”理查森回答说，“我真想用一个简洁明了的词回答你。” 杰姆斯·豪登皱了皱眉。他想，有时理查森做得也太过分了。 党务指导好象根本没看见总理的不满。他继续说道：“在过去50年内的任何政党都利用移民法来帮助自己的党，为什么到我们就应该突然中止了呢？这从政治上说也说不通。” 豪登想到，是的，是说不通。他伸手去抓电话听筒。“就这样吧，”他对理查森说道，“我们按你说的办。我现在就把哈维·沃伦德召来。”他指示政府接线员说：“请接沃伦德，他现在可能在家。”他一只手捂着话筒问道，“除了我们刚才谈的以外，你还觉得我有什么事情应该告诉他吗？” 理查森咧嘴笑着说：“你应该劝说他把两只脚都踩在地上。这样一来，他就不能时常把一只含到嘴里了。” 豪登说：“如果我这样对哈维说的话，他可能会引用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话来对付我。” “如果是那样的话，你可以用梅南德的话去反驳他：捧得越高，摔得越重。” 总理挑了挑眉头。布赖恩·理查森身上总有些东西不时地使他感到惊奇。 电话中又传来了接线员的声音，豪登听了一会儿，然后把听筒放下说道：“沃伦德夫妇去度假了。去的是他们在劳伦琴斯的别墅，那里没电话。” 理查森不解地说道：“你给沃伦德的待遇真不低啊，比许多其他人都高。” “这次可不用了，”豪登说道。通过他们之间的一番谈话，他已经充分下了决心。“后天我就把他找来，决不能让温哥华的这件事开了锅。我向你保证。” 等布赖恩·理查森到达米莉·弗里德曼的公寓时，已经是晚上7点30分了。他带着两个盒子，一个里面装的是一盎司古尔兰牌香水，他知道米莉喜欢这种香水；另一个盒子里装的是26盎司的杜松子酒。 那瓶香水使米莉很高兴，而那瓶杜松子酒她就拿不准了。但她还是拿着它到厨房里掺饮料去了。 在灯光柔和的起居室里，理查森坐在两把深深的扶手椅中的一把上，细细观察着这间屋子。他的双脚在那条米色的宽幅地毯上惬意地伸着。这是米莉在装饰这套公寓时花大价钱购置的唯一一件奢侈品。他说：“你知道吗，米莉，你这里的许多摆设，若是别人的话都会当废物扔掉。但是你却以独特的方式把它们合在一起了，构成我所见过的最温馨宜人的住所。” “我想这算是一种赞美，”米莉在厨房里微笑着转过身来。“反正我很高兴你喜欢我这里。” “我当然喜欢。还有谁会不喜欢呢？”布赖恩·理查森心里不禁拿自己的公寓与米莉这套房子比较着。他的公寓一年前被埃洛易丝重新装修了。它的墙壁是乳白色的，宽幅地毯是灰白色的，瑞典风格的胡桃木家具和订制的淡孔雀蓝窗帘。他早已对这一套装饰不感兴趣了，也不再对当时的情景感到愤恨了。他记得当埃洛易丝把装修费账单交给他时，他们激烈地争吵了起来，他称他们那被装饰的房间为妓院里的总统套房。 他想，米莉总是知道如何把房间布置得温暖而有个性……有点不太整洁，桌子上堆放着书籍；正好供男人放松休息。 米莉又转身走了。他沉思地看着她。 在他到来之前，米莉已经换掉了她今早些时候穿的那套制服，穿上了一条桔红色的宽松裤子和一件素黑色的毛衣，上面只有一条三束的装饰珠。理查森想，线条简洁，但效果却使人感到兴奋。 米莉又回到了起居室，理查森发现自己正在欣赏她那美丽的身段。米莉的每一个动作都简洁而富有节奏，很少有多余的姿态。 “米莉，”他说道，“你真是个让人惊讶的姑娘。” 她端着饮料穿过房间，冰块在杯子里碰撞着发出轻轻的叮当声。他似乎感觉到了她便裤下修长的腿和坚实的臀部；还有那下意识的动作节奏……好象是一匹年少腿长的优秀赛马，他这样荒诞不经地想道。 “怎么让人惊讶？”她问道。她把杯子递给了他，两人的手接触到了一起。 “啊，”他说，“不穿那些薄如蝉翼的透明睡袍，裤子之类的东西，你就是世界上最有性感的两条腿动物。” 他放下米莉递给他的杯子，站起身来，吻着她。等了一会，她轻轻推开他，走到了一边。 “布赖恩，”米莉说道，“这样好吗？” 9年前她就明白什么是所谓的爱情，还有后来失恋时那无法忍受的煎熬。她想她还没有象爱杰姆斯·豪登那样爱上理查森，但她知道他们两人之间现在已经存在着依恋与温情，而且如果时间和地点允许的话，还会有更多的东西。但她怀疑他们两人是否都愿意发生这种事。理查森结过婚……而且他又是个很实际的人；最终将是又一次了结……分离…… 理查森问道：“你说什么样子好，米莉？” 米莉平静地说道：“我想你知道。” “是的，我知道。”他又拿起了饮料。他把杯子对着灯光，仔细地打量着杯子，然后又把它放了下来。 米莉想，她需要爱。她的整个身体都渴望着爱。可是，对肉体的爱的欲望突然被一种更深的渴求所压倒……一定要有某种永久性的东西。但必须那样吗？以前，当她爱杰姆斯·豪登时，她曾经甘愿接受比那少的东西，暂时的东西。 布赖恩·理查森慢慢地说道：“我想我能用一大堆花言巧语来骗你，米莉。可我们都是大人了；我想你并不需要言辞。” “是的，”她答道，“我不希望被人欺骗。但我也不希望当个动物。应当有更多的东西。” 他生硬地回击道：“对某些人来说，再也没有什么更多的东西了。如果他们对自己说老实话的话，他们就会承认这一点的。” 过了一会儿，他又怀疑起自己为什么要那么说：也许过于直率了？或许是自我怜悯？但他最讨厌别人身上的这类感情。但他没想到这话深深刺伤了米莉。她的眼里闪着泪水。 “米莉，”他说道，“我很抱歉。” 她摇了摇头，他走到她身边，掏出一方手帕，轻轻地擦着她的眼睛和脸上的小溪。 “听我说，我不应该那么说。” “没关系，”米莉说道，“我想我刚才太女人气了。” 啊，我的上帝，她想道，我这是怎么了。那么自信自立的米莉·弗里德曼……却象个孩子似的哭。这个男子与我有什么关系？我为什么不能象以前那样洒脱地把这类事情抛到身后？ 他伸出两臂抱住了她。“我需要你，米莉，”他轻声说道，“我不知道用什么其他方式来表达自己，只能说我需要你。” 他扳起她的头，又一次吻着她。这次她响应着。过了一会儿，他开始向上掀着她的毛衣。 一阵犹豫向她袭来。“不，布赖恩！请别这样！”但她没有企图挣脱。他抚弄着她，内心的欲望越来越强烈。现在她明白了，她愿意。等事后，又会有那种孤独感，失落感。但是此刻……此刻……她闭着眼睛，她的身体颤抖着……此刻。 “好吧，”她用干哑的声音说道。 无言中，电灯开关啪的一声闭了。外面轻轻传来喷气客机在城市上空掠过的轰响。飞机声越来越近，然后又向西侧转，迅速在黑暗中爬高，渐渐远去。这是飞往温哥华的夜班飞机，旅客中包括德弗罗参议员。 “轻点，布赖恩，”米莉轻声说道，“这次……请你轻轻来。” 第六章 阿兰梅特兰德 在温哥华的圣诞节早上，阿兰·梅特兰德醒得很晚。当他醒来时，他感到嘴里象塞了团棉花似的，有股麻木的感觉，那是因为头一天晚上在他的律师合伙人家里喝了酒的缘故。他打着哈欠，挠着头发剪得短短的，有些发痒的脑袋，想起了昨天晚上，他、汤姆·路易斯和汤姆的妻子丽莲3个人一共喝了12瓶酒。他们也太奢侈了，因为无论是他，还是汤姆，都没有多余的钱这样挥霍，特别是现在丽莲怀了孕，汤姆又越来越难以为他们6个月前在温哥华北部买的那座小房子支付抵押款。然后他又想，管他的。有着象他6英尺高运动员一样健壮的身躯，他从床上滚了下来，打着赤脚朝洗澡间走去。 从洗澡间里出来，他穿上了一条法兰绒裤子和一件大学生圆领半袖衫，然后冲了一杯速溶咖啡，烤了面包，往上面抹了点装在一只小罐里的蜂蜜。为了吃得舒服些，他只好坐在占据了房间大部分面积的床上。他的房间十分狭小拥挤，是在英吉利湾附近吉尔福特街上的单身汉公寓里的一套房间。白天，他可以把床收进墙里，就象飞机起飞后收回起落架一样。但阿兰·梅特兰德很少在早上急着把床放回去，而总是宁愿慢慢地进入一天。很久以前他发现，当他慢慢地介入一件事时，他常常可以把它干得很好。从那以后，他就一直是这样行事的。 他正思考着要不要再煎一点火腿，这时电话响了起来。是汤姆·路易斯打来的。 “告诉你，傻瓜，”汤姆说，“你怎么从来也没有告诉过我你还有上层社会的朋友？” “正经人不吹牛。范德比尔特夫妇和我……”阿兰咽下了一块刚嚼了两下的面包。“你说什么上层社会朋友？” “例如说德弗罗参议员。就是那位理查德·德弗罗。他希望你到他那里去一趟，今天就去，要快。” “你一定是疯了。” “我疯了？去你的吧！我刚刚接到G·K·布里安特的电话，就是库里纳、布里安特、莫迪摩尔、兰尼和罗伯兹法律合伙事务所的那个布里安特，他们那个事务所名称又叫‘我们代表人民’。德弗罗参议员的大多数法律事务都是由他们承办的，但这一回参议员特别指名要你经手他的一桩诉讼。” “这怎么可能呢？”阿兰满腹狐疑。“一定是有人搞错了；显然有人把名字搞错了。” “听着，年轻人，”汤姆说道。“如果说造物主赋予了你超常的愚蠢的话，那就请你别再锦上添花了。他们要找的人是一个繁荣的新法律事务所——路易斯和梅特兰德律师合伙事务所里的梅特兰德。这不正是你吗？既然我们有过几个主顾，我们至少也算是个繁荣的事务所，不对吗？” “当然，不过……” “问题是，为什么象德弗罗参议员这样一个名人要委托梅特兰德办事，而不找在法律学院比梅特兰德高一年级，也聪明得多的路易斯呢？我百思不得其解。但是……”汤姆·路易斯幽默地说道。 “等一等，”阿兰插嘴道。“你说的是德弗罗吗？” “啊，我提他的名字还不到6次。我承认，这几次数远不够让你记下他的名字……” “在我念大学最后一年的时候，我遇见了一个叫莎伦·德弗罗的姑娘。当时我们见了几次面，出去约会了一次，不过以后再也没看见她。也许她……” “也许是她起了作用；也许不是她。我所知道的只是，在这天空晴朗，阳光灿烂的圣诞之晨，德弗罗参议员正在等一位名叫阿兰·梅特兰德的人。” “我去，”阿兰说道，“也许他在圣诞树下为我准备了一份礼物。 “这是地址，”汤姆在电话中读出地址，等阿兰写下来后，他又说，“我会为你祈祷的。我也许会叫我们办公室的房东一块为你祈祷；别忘了，他还指望从你这笔收入中得到房租呢。” “告诉他我会尽全力的。” “没问题，”汤姆说，“祝你好运。” 德弗罗参议员住在西南海运路。这毫不奇怪，阿兰·梅特兰德想。 阿兰很熟悉这条大路，既因为这里有名气，也因为他在大学时曾经来过这里。这地方地势较高，下面正好是温哥华市的商业区，南面是逐渐开阔的弗雷泽河北系，河水从这里流向田园诗般的鹿鹿岛。这里是社交活动的麦加朝圣地，是大量财富累积的地方。在这条大路的大多数地方，都可以看到极为优美的景色，在天气晴朗的时候甚至可以眺望到美国边境和美国的华盛顿州。阿兰想，这里如此优美的风景好象有象征性，因为住在这里的大多数人不是靠个人奋斗成为社会名流，就是生来便具有高贵的血统。另一个有象征意义的景象是这里繁荣的木材业，下面的河里堆着成堆成堆的木材，拖船壮观地拖着山一样的木材运往木材加工厂。过去伐木和木材业为加拿大不列颠省带来了大笔的财富，直到现在，它仍然是这个省的主要财源。 当阿兰·梅特兰德找到了德弗罗参议员的宅所时，他又一次望到了弗雷泽河。阿兰想，这位参议员的宅所占据的一定是整个海岸线上最好的位置。 今天天气晴朗，阳光明媚，空气清新。他开车来到了参议员住的那座都铎王朝风格的大楼前。一道高高的雪杉墙挡住了行人的视线，而且房子又离路边较远，使好奇的人无法轻易看到这座房子的模样。一条汽车道通向院子里面，院子的入口处是双扇锻铁门，上面铸有奇形怪状的装饰物。车道上停着一辆锃亮的克莱斯勒“帝国”牌轿车，于是梅特兰德把自己的那辆褪了色的老牌“猎鹿”牌轿车停在了后面。他下了车，朝那豪华的门廊下一扇巨大的饰满铁钉的前门走去，按了一下门铃，一会儿便见一个男仆前来开门。 “早上好，”阿兰说道，“我叫梅特兰德。” “请进，先生。”那男仆是位瘦弱的白发老人，他走路的姿态好象是脚上有伤的样子。他领着阿兰穿过一段短短的富有弹性的砖铺走廊，来到一个高大的门厅。这时，在大厅入口处出现一个苗条纤细的身影。 她是莎伦·德弗罗。她仍然象他记得那样，虽然美丽动人，但娇小精灵，椭圆形的脸，深邃而幽默的眼睛。但阿兰注意到，她的发型变了。她原来的头发是油黑的，留得长长的；现在则剪得很短，很时髦。 “你好”，阿兰说，“我听说你想用个律师。” “眼下么，”莎伦很快地接上说，“我们宁愿雇个管工，爷爷洗澡间里的便池一直在流水。 他又想起了一件事——她的左颊上有一个酒窝，每当她笑时，酒窝便出现了。此刻那酒窝又出现了。 “现在这位律师还是个业余管工，”阿兰说道。“最近，法律方面的买卖不太兴隆啊。” 莎伦笑了起来。“这么说我想起你来还不错。”男仆接过他的大衣，阿兰好奇地四下打量着。 这整座房子里里外外都显示着财富和物质丰裕。他现在位于一个大门厅里，门厅的墙上饰着精致的褶绉亚麻墙板，天花板上嵌着文艺复兴时期风格的绘画，地板则是由闪着光泽的橡木镶制而成的。在那高大的都铎风格壁炉里，木柴正在欢快地燃烧着。壁炉两侧是凹凸不平的浮壁柱，旁边还放着一张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长餐桌，上面摆着红色和黄色的玫瑰花。在一块五颜六色的克曼地毯上，一把典雅的约克郡大扶手椅对着一张克罗尔沙发。在大厅的另一侧，在椭圆形窗户四周点缀着松捻绒线刺绣的帷幔。 “爷爷是昨晚从渥太华回来的，”莎伦来到他跟前说。“在吃早饭时，他说起要找一个年轻的亚伯拉罕·林肯（19世纪美国内战时期的杰出总统，年轻时曾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律师——译者注）。于是我就说我以前认识一个叫阿兰·梅特兰德的人，他毕业后将成为律师，他还有各种理想……顺便问一下，你现在还有那些理想吧？” “我想是的，”阿兰嘴里这样说道，但心里略有点不舒服。他想当时他当着这位姑娘说的大话一定远远比他现在记得的要多得多。“总之，我得谢谢你想到了我。”房子里很温暖，他的脖子在他那件唯一体面的炭灰色西服里衬着的白衬衣的硬里转了几下。 “我们到客厅里去吧，”莎伦说道，“爷爷一会就来了。”他跟着她穿过大厅。她打开了一扇门，阳光射了进来。 他们现在来到的这间客厅比大厅还要宽敞，还要明亮些，最主要的是不象大厅那样令人生畏，阿兰这样想。客厅里陈设的家具是英国切宾代尔式的和谢尔顿式的，地上铺的是波斯地毯，墙上饰有锦缎，并装有镶金的水晶灯台，还有一些油画真品，包括德加斯、西扎内和现代的劳伦·哈里斯的作品。一棵大大的圣诞树占据了房间的一个角，旁边是一架斯坦威钢琴。加铅条的玻璃窗是关着的，窗外是一段石板台阶。 “我想，你的爷爷就是德弗罗参议员吧，”阿兰说。 “啊，对了，我忘了你不知道这一点。”莎伦向阿兰指了指切宾代尔式的长椅，然后自己坐在了对面。“我的父母离婚了，知道吗？现在我爸爸住在欧洲，大多数时间是在瑞士。妈妈又结婚了。后来到阿根廷去了，所以我住在这里。”她很自然地，毫无伤感地说道。 “噢，噢，噢！这么说这就是那位年轻人了。”一个洪钟般的声音在大厅里嗡嗡地响起来。只见德弗罗站在那里，满头白发梳得整整齐齐，圆角下摆的晨礼服熨得平平展展，翻领上还别着一束小小的玫瑰花。他搓着两只手走了进来。 莎伦担当起了介绍的任务。 “我应该道歉，梅特兰德先生，”参议员礼数周全地说道。“我想在圣诞节就把你找来，一定给你带来诸多不便吧。” “没有什么，先生，”阿兰说。 “很好。那么在我们谈正事之前，大概你愿意和我们一块喝杯雪利酒吧。” “谢谢。” 在一张桃花心木桌子上放着一些玻璃杯和一只圆玻璃瓶子。当莎伦倒酒时，阿兰大着胆子说了一句：“您的家真美，参议员先生。” “你这么想我真高兴，我的孩子。”老参议员看上去十分得意。“我一生都十分乐于用精美的东西来包围自己。” “爷爷是个很有名气的收藏家，”莎伦说道。她把杯子递给了他们。“唯一的问题是，有时候你会觉得是生活在博物馆里。” “年轻人总是嘲笑古董，或是装作嘲笑古董。”参议员开心地冲着他的孙女笑着。“不过我对莎伦是抱有希望的。这间会客厅是我们俩一起布置的。” “这里的效果给人的印象很深，”阿兰说。 “我相信这是真话，”参议员用喜爱的目光打量着四周。“我们这有九件很不一般的东西。例如这个，它是中国唐代的一件辉煌的杰作。”他伸出手去，轻轻地抚摸着一只色泽精美的瓷马，上面还坐着一个骑手。这件古董单独放在一个大理石面的锈架上。“两千六百年前，在一个也许比我们今天这个社会更为文明的国度里，一位工艺大师设计了它。” “它真太美了，”阿兰说。他想，单单在这间客厅里就一定收藏着大笔的财富。他在心里比较着这周围的一切和汤姆·路易斯那象方盒子一样的只有两间卧室的平房，昨天晚上他就是在那里度过的。 “不过，现在我们来谈谈正事吧。”参议员的语调变得尖刻而一本正经起来。三人坐了下来。 “我很抱歉，我的孩子，正如我刚才所说，这么突然地把你找来。但是有一件事，使我感到关切，同情，并且不允许拖延。”德弗罗解释说，他关心的是那艘船上的偷乘者亨利·杜瓦尔，即“那个不幸的年轻人，无家可归，又无国籍，正站在我们的门前，以人类的名义恳求入境。” “是的，”阿兰说，“我昨晚读到了它：我记得我当时想这事没什么办法可想。” 莎伦一直在仔细地听着，这时她问道：“为什么不行？” 阿兰回答说：“主要是因为加拿大的移民法对谁可以入境，谁不能入境规定得很严格。” “可是据报纸上说，政府甚至连为他举行一次听证会的机会都没有给他。”莎伦抗议道。 “对啊，我的孩子，这怎么解释呢？”参议员挑起一道眉毛，以疑问的口吻问道。“当一个人连出庭的机会都没有，我们所宣称的自由何在？” “请别误解了我的意思，”阿兰说道。“我并不是在为事情的现状辩护。实际上我们在法律学院时就研究过移民法，我本人也认为其中有不少不合理的地方。但我谈的是现行的法律。如果谈到改变法律，那就是您的事情了。参议员。” 德弗罗参议员叹了一口气。“难啊，太难啦，还遇上一个象现在这样不灵活的政府。但请告诉我，你真的认为从法律角度上来讲，我们对这个不幸的年轻人无能为力了吗？” 阿兰犹豫着。“当然，这是我非正式的看法。” “当然。” “好吧，假如报纸上报道的事实都是真实的，那么杜瓦尔就的确没有任何权利。如果他要想得到为他举行听证会的机会，他首先必须正式入境，而看目前的情况，这一点不太现实。而且即使举行这种听证会，我也怀疑是否会有什么作用。”阿兰看了莎伦一眼。“我想事情的最终结果将是，那艘轮船将开航，杜瓦尔又一块跟着走了，就象他来时一样。” “也许，也许。”参议员思考着，双眼凝视着对面墙上一幅西扎内的风景画。“可是有的时候，法律也有空子可钻。” “很常见，”阿兰点头同意。“我说过我谈的只是私下的看法。” “我是说过，我的孩子。”参议员已把目光从油画上收了回来，态度又重新认真了起来。“正因为这个原因，我才需要你去深入研究一下这件事，看看是否存在什么绕过法律的机会。总之，我希望你作为这位不幸的年轻人的辩护律师。” “可是如果他……。” 德弗罗参议员有点责备地举起一只手。“我恳求你：叫我说完。我愿意支付诉讼费和你的一切必要花费。作为条件我只要求你为我在这件事中起的作用保密。” 阿兰在长椅上不安地动了动。他知道，现在无论对他来说，还是对一些其他的人来说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刻。这一案件本身最终可能会毫无结果，但如果处理得当，则可以为今后建立必要的关系，为将来的委托创造条件。他今天早晨来这里时，他还不知道自己将会遇到什么情况；现在他知道了，他觉得自己应当高兴。但是他总觉得有点不安，有点怀疑。他觉得在事情的背后，一定还有一些其它的背景，老参议员没有讲明。他感到莎伦的眼睛正望着他。 他并没顾虑许多，直率地问道：“为什么要这样，参议员？” “为什么哪样，我的孩子？” “为什么你希望我为你在这件事中起的作用保密？” 参议员一时看上去有些为难，但接着又露出了笑容。“在《圣经》上有这么一段话，我想是这么写的‘当你施与时，别让你的左手知道你的右手在做什么。’” 表演得真漂亮。但阿兰·梅特兰德的脑子似乎动了一下。他平静地问道：“先生，是施与，还是政治？” 参议员的眉头垂了下来。“恐怕我没听明白你的意思。” 阿兰想，完了，就这么吹了。你的买卖就这么砸了，你差一点能得到的第一号大主顾就这么被你失去了。但他仍认真地说道：“目前，移民问题是头号政治热点。这一事件报上已经登了，并且可能给政府带来很大麻烦。参议员，你心里是不是想利用船上这个偷乘者作为你的卒子？你之所以找到我，而不利用你常用的法律事务所，是不是因为我年轻幼稚，而且不会牵连到你？很遗憾，先生，但的确不能以这种方式从事律师工作。” 他的用词比他一开始打算的强硬了些，但他已无法抑制他的愤怒了。此时，他真不知道回去以后该如何向他的合伙人汤姆·路易斯解释，也许汤姆在这种情况下也会象他这样做？也许不会。汤姆可是唐·吉诃德式的人物，他有充分的理智，决不会白白扔掉就要到手的收入。 他似乎听见一阵轰轰的声音。他奇怪地发现德弗罗参议员正在大笑。 “年轻幼稚，这是你说的吗，我的孩子？”参议员停了一下，又哈哈大笑起来，他的腹部不停地起伏着。“你也许年轻，可决不幼稚。你看呢，莎伦？” “我得说你让人家识破了，爷爷。”阿兰发现莎伦正带着尊敬的目光看着他。 “的确，的确，亲爱的；一点不错。你真的找到了一个精明的年轻人。” 阿兰发现形势被改变了，只是他还说不清楚到底朝什么方向转变。他唯一有把握的一件事是，德弗罗参议员是一个有多重性格的人。 “好吧，这么说我们的牌都亮到桌上了。”参议员的语调微微有了一点变化，不象刚才那么沉稳，而更象是在和一个同龄人交谈。“让我们假设你说的一切都是真的。那么船上的那个年轻人就没有权利得到法律上的帮助了吗？难道只因为某人的动机复杂就要挡回他伸向这位年轻人的援助之手吗？假如你，我的孩子，假如你落水了，快要淹死了，有个人认为你活着可能对他有用，就游过来救你。难道这时你还会在乎他的动机而拒绝他的帮助吗？” “不，”阿兰说，“我想我不会拒绝帮助的。” “那么还有什么区别呢？”德弗罗在他的椅子上向前靠了靠。“请允许我问你点问题。我想你相信应该对不公正的行为加以纠正的吧？” “当然。” “当然。”参议员理解地点了点头。“那么让我考虑一下船上的那位年轻人。我们得知他没有合法权利。他不是加拿大人，也不是个合格的移民，甚至连暂时过境者都不是。从法律的角度来看，他这个人根本不存在。因此，即使他想求助于法律和公正，请求法庭允许他进入本国或其他国家，他都不能那么做。这么说对吧？” “要是我，恐怕得换一种说法，”阿兰说，“但就其实质来说是不错的。” “也就是说，是的。” 阿兰狡黠地笑了笑。“是的。” “然而，假定在今天晚上，同是那个年轻人在温哥华港口的那艘船上杀了人，或者纵了火，他会怎么样呢？” 阿兰点了头。他能看到问题的要害。“他会被带上岸并受到审判。” “完全正确，我的孩子。而且如他被认为有罪，他将被处以刑罚，根本没人在乎他是否有法律地位。这样一来你就全明白了，法律是可以管得到他的，而他却得不到法律的保护。” 这是一番干净利落的说理。这不奇怪，阿兰想道。这位老人的确能言善辩。 不管善辩不善辩，主要的是他提出的论点是站得住脚的。为什么法律在这里只能单向使用？只能用来惩罚那人，而不能用来保护他呢？而且即使德弗罗参议员有其政治动机，但这丝毫也不能改变他提出的那个重要事实，那就是，在我们国度里出现了一个被剥夺了基本人权的人。 阿兰在思考着。法律能为船上的那个人做些什么吗？是能还是不能？如果不能，为什么？ 阿兰·梅特兰德对法律和正义并没抱有什么幼稚的幻想。虽然他刚刚加入律师的行列，但他知道，所谓正义既不是自动实现的，也不是不偏不倚的。有时非正义一方还会战胜正义的一方。他知道，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对罪与罚都很有关系，那些用钱来充分利用一切法律程序的人往往很难因为犯罪而受到应得的惩罚，那些不太有钱的人则办不到。他确信，法律程序的迟缓有时会使清白的人失去应有的权利，有些人则因开庭一天的费用极高而未能寻求申诉和赔偿。而另一方面，在案件积压而过度繁忙的地方法院，法官们为有效地伸张正义，常常不能认真考虑被告人的权利。 所有从事法律工作的实习生和律师都迟早会了解这一切的，梅特兰德也一样。有时，这一现实使他感到十分痛苦，如同那些年纪虽长，但多年的法庭生涯已磨掉他们现实主义锐气的老律师同行们一样痛苦。 但是，尽管法律有其缺陷和不完善之处，它毕竟有一个最大的优点。那就是它本身，它的存在。它的最大的功劳就在于它有章可循。 法律存在的本身向人民表明，平等人权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至于法律的缺陷则需要通过改革纠正它。改革总是不断出现的，虽然总是落后于需要。但是，无论是对于最卑微的人，还是对于最伟大的人，只要他们愿意诉讼法律，法庭的大门总是敞开的，而在它的后面，同样敞开的还有上诉法庭的大门。 可惜，只有对亨利·杜瓦尔例外。 阿兰意识到参议员那怀着期待的目光正望着他。莎伦的脸上有一丝难以察觉的不满。 “德弗罗参议员，”阿兰说，“如果我受理这个案子，并假定船上的那个偷乘者愿意我为他辩护，那么我的委托人将是他本人，是这样吗？” “我想你可以这么说。” 阿兰笑了。“换句话说——是的。” 参议员仰起脸来大笑着。“我开始喜欢你了，孩子。请接着讲。” “即使你在事情的幕后，”阿兰谨慎地说道，“我代表我的委托人所采取的一切行动都只能由我和我的委托人来决定，不必与任何第三人商量。” 老人机敏地望着阿兰。“难道你不认为请戏班子的人有权……” “不，先生，在这件事上不行。如果我有一个委托人，我就要努力满足他的最大需要，而不是去做政治上对别人最有利的事。” 参议员的脸上的笑容消逝了，他的声音明显地冷峻了起来。“我应该提醒你，我现在给你提供的机会是许多年轻律师梦寐以求的。” 阿兰站了起来。“那么我建议你到电话簿上找他们吧，先生。”他转向莎伦。“对不起，我让你失望了。” “等一下！”参议员先开口了。他也站了起来，正视着阿兰。他那洪亮的大嗓门又响了起来。“我要告诉你，我的孩子，我认为你缺乏耐心，傲慢无礼，知恩不报，但我还是接受你的条件。” 于是，他们握手成交，参议员让阿兰留下吃午饭，但阿兰谢绝了。“我最好今天就到那条船上看看，”他说道。“因为船要按时起航，时间恐怕不多了。” 莎伦领着他朝门口走去。阿兰一边穿着大衣，一边意识到她有意朝他贴近，以至于她身上的香水味都能被闻到。 他有些尴尬地说道：“能见到你真高兴。” 她笑了。“我也这样想。”她脸上的酒窝又出现了一下。“而且即使你不向爷爷汇报情况，有机会还是再来坐坐吧。” “我感到奇怪的是，我怎么会这么久没来找你，”阿兰高兴地说道。 昨天晚上的那场雨在码头上留下了滩滩水洼，阿兰·梅特兰德小心地绕开水洼走着，不时地抬头向前望着一长排轮船。刚才，一个牵着一只杂种狗的独臂看门人告诉他朝这边来，那人是他在这寂静而空旷无人的码头上看到的唯一的一个人。此时，他读着写在每条停泊着的船上的名字，发现“瓦斯特维克”号船是在前面的第二条船。 船上唯一有生命的迹象是烟囱里冒出的细细的一缕青烟，海风迅速地吹淡、吹散了烟柱。船周围有很轻的声音：海水的轻轻拍打声；下面不知什么地方有木头发出的吱吱咯吱的响声；上面，飞翔的苍鹭的哀鸣声。码头上的声音是孤寂的声音，阿兰这样想着。他想象着他要来看的这个人到底在多少个码头上听见过这种声音。 他还在想着那个亨利·杜瓦尔将是什么样的人。当然，报纸是以同情的笔触描绘他的，但报纸上刊登的东西常常并无根据。也许这个人是个没人敢要的糟糕的海上流浪汉，也许人家不让他上岸是有充分的道理的。 他抓住船上的铁舷梯，攀登了上去。当他爬到梯子顶端时，他的手已沾满了铁锈。 在通向甲板的入口处，一条铁链横在过道上。铁链上吊着一小块胶合板，上面粗糙地写着几个大字：非船上事务谢绝登船S·杰贝克船长此令阿兰摘开铁链的钩子，跨了过去。他刚朝一扇钢门走了几步，忽然一个声音冲着他喊了起来。 “你没有看见告示吗？谢绝记者上船！” 阿兰转过身来。沿着甲板走来的这个人大约三十五六岁的样子，瘦高的个子。他穿着一件皱皱巴巴的棕色上衣，下巴上胡髭拉碴。他发“r”音非常含糊，听口音象是个北欧人。 “我不是记者，”阿兰说道，“我想见船长。” “船长很忙。我是三副。”那个高个子混浊地咳嗽了一声，清了清嗓子然后利落地向船舷外吐了口痰。 “你的感冒不轻啊，”阿兰说道。 “啊！这该怪你这个国家——又潮又冷。在我的家乡瑞典，天气也很冷，但气候却十分干燥，象刀子一样。你为什么要见船长？” “我是一名律师，”阿兰说。“我想看看能否帮帮你们的偷乘者，那个亨利·杜瓦尔。” “杜瓦尔，杜瓦尔，突然一切都是杜瓦尔；他成了这儿最重要的人物了。不过，你帮不了他。我们已经——那话怎么讲来着——已经卡住了。他得永远和我们待下去了，一直到这船沉了时为止。”那个高个子嘲弄地笑了起来。“你仔细看看周围，这船用不了多久了。” 阿兰打量着船上的铁锈和不断脱落的油漆。他用鼻子嗅了嗅，那股烂白菜味十分强烈。“不错，”他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好吧，”那高个子说道，“既然你不是记者，也许船长会见你的。”他招了招手。“来吧！作为一件圣诞礼物，我亲自送你去吧。” 船长舱里十分闷热。也许船舱的主人喜欢这样，因为阿兰注意到，在靠近船舷上的两扇窗口都关得严严的。舱里的空气也十分浑浊，到处弥漫着呛人的烟雾。 杰贝克船长穿着一件西服背心和一双老式地毯拖鞋。当阿兰进来时，他从一把皮椅上站起身来。刚才他正在看一本书——一本很厚的书。他把书放了下来。 “谢谢您接见我，”阿兰说道。“我叫梅特兰德。” “我叫西古尔德·杰贝克。”船长伸出一只骨节粗壮、毛茸茸的大手。“我的三副说你是一名律师。” “是的，”阿兰说道。“我在报上读到了关于你们的偷乘者的事，我想来看看能不能帮点忙。” “请坐。”船长朝一把椅子指了一下，自己也坐回到自己的椅子上。阿兰注意到，船长的舱房十分舒适，洁净，舱里的木器和铜器闪着光亮，与船上其它部分形成鲜明对比。船舱的三面都饰有桃木墙板，地上放有几张绿色皮椅、一张小餐桌和一张锃亮的桌面是旋转的写字台。一扇挂着门帘的小门大概是通向洗澡间的。阿兰的目光四处扫视着，最后落在了船长刚才放下的那本书上。 “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杰贝克船长说，“《罪与罚》。” “你读的可是俄文原版。”阿兰惊讶地说道。 “我读得非常慢，”船长说道，“俄文是我不太好的语言之一。”他从一只烟灰缸上拿起一个烟斗，敲掉里面的烟灰，然后又开始装着烟丝。“陀思妥耶夫斯基相信，正义总能得到伸张。” “你不相信吗？” “有时人等不了那么久，特别是在年轻时。” “象亨利·杜瓦尔？” 船长考虑着，吸着烟斗。“你能做些什么呢？他是个无名氏，他根本不存在。” “也许我什么也做不了，”阿兰说，“但我还是想和他谈一谈。许多人对他表示关切，如果可能的话，还有一些人愿意提供帮助。” 杰贝克船长审视地望着阿兰。“这种关切能持久吗？也许我的那位偷乘者只不过是你们常说的那种‘9天的好奇？’” “如果他是的话，”阿兰说道，“那么只剩下7天了。” 船长又停了下来。一会儿，他小心地说道：“你知道，我有责任弄走这个偷乘者。偷乘者要花钱来养活，而现在维持船上生活的经费已经够少的了。船主说利润收入很低，因此要我们节约。你已经看到了船上的状况。” “我理解这一点，船长。” “但这个年轻人已经跟我20个月了。可以说在这么一段时间里，人是能够产生一种看法的，甚至产生依附感。”他的声音不高，思虑重重。“那孩子一直没有过过好日子；也许他永远也过不上了，而且我想那也不关我的事。但我仍不喜欢看见他被唤起希望，然后这些希望又破灭了。” “我只能再告诉你一遍，”阿兰说道，“有些人希望看见他在这里得到一次机会。也许这仍实现不了，但如果没人试一试，那我们就永远也不知道是否真的实现不了。” “这倒是。”船长点点头。“好吧，梅特兰德先生，我马上叫人找他来，你们可以在这里谈。你想单独谈吗？” “不必，”阿兰说。“如果你待在这，那太好了。” 亨利·杜瓦尔紧张地站在门口。他看见了阿兰·梅特兰德，然后又望着杰贝克船长。 船长示意杜瓦尔进来。“你不用害怕。这位是梅特兰德先生，他是位律师。他来这里是要帮助你。” “我昨天从报纸上看到了有关你的报道，”阿兰笑着说道。他伸出手去，杜瓦尔迟疑地握住了它。阿兰发现，他本人比报纸上他的照片显得更年轻，他那深陷的眼睛里含着一种不安和警惕的神情。他穿着一条工装裤和一件手织水手衫。 “挺好，那些写的东西，是吗？”他急切地问道。 “写得很好，”阿兰说道，“我来这儿是想了解一下里面有多少是真实的。” “都真实！我讲实话！”他的表情象是受了伤害，仿佛有人指控了他什么。阿兰想，我得仔细斟酌词句。 “我相信你说的是实话，”阿兰安抚地说道，“我想知道的是那家报纸是不是如实地报道的。” “我不懂。”杜瓦尔摇了摇头，他的表情仍然是一副受了委屈的样子。 “我们先不管它，”阿兰说道。看来他的头开得似乎不好。他继续说道：“船长对你说了，我是律师。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将代表你，并尽可能把你的案子提交我们国家的法庭。” 亨利·杜瓦尔看了看阿兰，又望了望船长。“我没钱。我不能支付律师。” “什么也用不着支付，”阿兰说。 “那谁支付？”又是一道警惕的目光。 “有人会支付的。” 船长插进一句。“是不是由于某种原因，你不能告诉他谁付钱，梅特兰德先生？” “是的，”阿兰说道，“给我的指示是我不能泄露那人的姓名。我只能告诉你说那是一个富有同情心，并且愿意帮忙的人。” “有时是有好人啊，”船长说道。他显然十分满意，并向杜瓦尔肯定地点了点头。 想起德弗罗参议员和他们的动机，阿兰一时感到良心有些不安。但他镇定了下来，提醒自己他毕竟还是坚持了他要求的条件的。 “如果我留下来，我干活，”亨利·杜瓦尔坚持道，“我挣钱。我还一切。” “好吧，”阿兰说道，“我想如果你愿意你可以那么做。” “我还一切。”那年轻人的脸上露出热切的神情。不信任感暂时消失了。 “我当然要告诉你，”阿兰说，“也许最后我什么忙也帮不了你。你明白了吗？” 杜瓦尔似乎糊涂了。船长解释道：“梅特兰德先生将尽他的最大力量。但也许移民局会不同意……就象以前一样。” 杜瓦尔慢慢地点了点头。“我懂。” “我想起一件事，杰贝克船长，”阿兰说。“从你到这里之后，你是否带亨利去过移民局，要求就他入境一事举行正式听证会？” “一位移民官来过我们船上……” “不，”阿兰坚持道。“我的意思是除此而外。你是否带他去过移民局大楼，要求举行正式调查会？” “那有什么用？”船长耸耸肩。“得到的回答是一个样。此外，在港口里我时间很紧，有许多事情要做。今天是圣诞节，所以我才有时间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 “换句话说，”阿兰温和地说，“由于你太忙，你还没有带他去要求举行正式调查，是不是这样？”他尽量使自己的声音听起来象是随便问，但一个主意正在他心里生成。 “是这样，”杰贝克船长说，“当然，如果有作用的话……” “暂时先不说它吧，”阿兰说道。他的想法还很模糊，稍纵即逝，也可能最终什么结果也没有。不管怎么说，他需要时间来彻底阅读一下移民方面的各种法规。他很快转了一下话题。 “亨利，”他对杜瓦尔说，“我现在想和你一块回忆一下你以前的一切事情，从你最早能记得的时候开始。我知道有些事情已经登在报上了，但有些事情可能被漏掉了，还可能有些事是你在此之后又想起来的。你从头开始讲好不好？你能记得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我母亲。”杜瓦尔说道。 “她给你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她对我好，”杜瓦尔简单地说道，“她死后，没有人再好——直到这船上。” 杰贝克船长站了起来，转过身来，背朝着阿兰和杜瓦尔。他在慢慢地重新装着烟斗。 “给我讲讲你的母亲，亨利，”阿兰说道，“她什么样，她常说些什么，你们一块做些什么。” “我母亲好看，我想。当我小孩，她抱我；我听，她唱。”年轻的偷乘者慢慢地，小心翼翼地说着，好象他的过去是一件易损的器皿，只能轻拿轻放，不然就会消失。“还有时她说：明天我们上船，去找一个新的家乡。我们一起走……”他时而犹犹豫豫，时而信心十足地谈着。 他确信他的母亲是一个法国人，在他出生之前，她的家人返回了法国。至于她为什么与她的父母中断了联系，这只能靠猜测了。也许这与他的父亲有关，他的父亲（据他母亲说）曾与他母亲在的黎波里短暂地住过一段时间后，就离开了她，又出了海。 他现在讲的与他两天前告诉丹·奥利夫的基本相同。阿兰从头到尾仔细地听着，必要时鼓励和提示他一下，当觉得有混淆时，则插进一个问题。但在大多数时间里，他一直在观察亨利·杜瓦尔的脸。这是一张使人信任的脸，随着他对事件的叙述和心潮的起伏，他脸上一会儿洋溢着兴奋，一会儿又布满愁云。有时还流露出痛苦的表情，当他描述到他母亲的死时，他的眼睛闪着泪花。阿兰对自己说，如果这是在法庭作证，我肯定会相信他说的话。 作为最后一个问题，他问道：“你为什么要来这里？为什么选中了加拿大？”这一回他一定要作出虚伪的回答啦，阿兰想：他可能会说因为加拿大是一个美丽的国家，他一直向往能生活在这里。 亨利·杜瓦尔仔细地考虑了一下，然后说道：“其他国家都不行。加拿大是最后试试的地方。如果这里不行，我想亨利·杜瓦尔没有家了，永远没有。” “好吧，”阿兰说道，“我想这是实话。” 他发现自己莫名其妙地被感动了，他没有想到自己会产生这种情感。他是带着怀疑而来的，只准备在必要时诉讼法律，但没指望胜诉。然而现在他希望更多地卷入此事。他希望能为杜瓦尔做一些有积极意义的事情，把他从船上带下来，给他一个重新建立新生活的机会，并且是以一种命运从未允许他进行的方式来建立这个新生活。 但这能办到吗？在移民法中的什么地方是否存在着某种漏洞，可以巧妙地利用它把杜瓦尔放进来呢？也许存在着这种漏洞，但如果是这样，那么就应该抓紧时间立即寻找它了。 在刚才谈话的最后阶段，杰贝克船长几次进进出出。现在他又回来了，阿兰问道：“你的船将在温哥华停多久？” “本来只准备停五天。不幸的是机器需要修理，现在看来需要两个星期，也许需要3个星期。” 阿兰点点头。两周或三周太短了，但比5天强多了。他说：“如果我要代表杜瓦尔采取法律程序，我必须要有杜瓦尔的书面委托书。” “那么你只好自己写下要说的话，然后让他签名，”船长杰贝克说道。“他只能写自己的名字，仅此而已。” 阿兰从兜里掏出一个笔记本，想了一下，然后写道：我亨利·杜瓦尔目前被拘留在“瓦斯特维克号”货船上，停泊在加拿大哥伦比亚省温哥华市“海角”码头。我现在申请在该码头上岸入境，并请路易斯和梅特兰德合伙律师事务所的阿兰·梅特兰德作为我的律师，处理有关上述申请的全部事宜。 船长仔细地听阿兰把上面的话念了一遍，然后点了点头。“很好，”他对杜瓦尔说，“如果要梅特兰德先生帮忙，你必须得在他写的东西上签上名字。” 亨利·杜瓦尔拿着船长递过来的一支钢笔，慢慢地、笨拙地在那张从笔记本上扯下的纸上，用孩子般的潦草笔迹签下了名字。阿兰不耐烦地看着，他现在的唯一的想法就是回去认真整理一下先前他头脑里浮现出的想法，他有一种越来越兴奋的感觉。当然，他想的办法可能希望渺茫。但它也可能，仅仅可能，有一线成功的希望。 第七章 哈维沃伦德先生 圣诞节短暂的休假很快就结束了，仿佛它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在圣诞节那天，豪登夫妇早上去参加了圣餐仪式。然后回到家中，接见了一些客人，大多数是官方访问者，还有一些家庭的朋友，这些活动直到午饭才结束。下午，莱克星敦夫妇开车前来拜访。豪登和莱克星敦两人把自己关在小屋子里一直谈了两个小时，讨论关于华盛顿会谈的安排。之后，玛格丽特和杰姆斯·豪登通过跨大西洋电话线与在伦敦过圣诞节的女儿、女婿和外孙们谈了话。等到双方每个成员都互相谈完之后，电话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豪登看了看表，得意地想到是他那有钱的企业家女婿将付电话费，而不是他自己掏腰包。然后，豪登夫妇自己安静地用了晚餐。晚餐后，豪登单独在书房里工作了起来，玛格丽特则独自一个人在电视上看了一部老影片，是詹姆斯·希尔顿的那种伤感、温情的电影，片名叫《再见，齐普斯先生》。玛格丽特惆怅地想起她和她丈夫曾在30年代一块看过这部片子。然而现在，影片的主演和编剧都早已作古，而豪登夫妇也不再光顾影院了……晚间11点30分，玛格丽特道完晚安便自己上床去睡觉了，而豪登则一直工作到凌晨1时。 米莉·弗里德曼的圣诞节就不那么劳累了，但也不那么有趣。她早上醒来得很晚，犹豫了好一会儿后，去教堂参加了一下礼拜活动，但没有参加圣餐。下午，她坐出租汽车去拜访了一位以前在多伦多的女朋友。她现在结婚了，也住在渥太华。她邀请米莉一块共进圣诞晚餐。她家里有好几个小孩，米莉没待一会，那些孩子就越来越顽皮。最后，她们谈的尽是些管教孩子、找保姆、生活费用之类的琐事，使米莉感到十分厌倦。米莉又一次意识到，她历来认为所谓甜蜜的家庭对她毫无吸引力，看来她还是明智的。她宁可要自己舒适的公寓、独立的生活、以及她所喜欢的工作与责任。随之她又想道，大概是因为自己逐渐老了，脾气变得古怪了。但是当她该告辞时，她还是松了口气。她的女朋友的丈夫驾车送她回公寓。在路上，他试探地接近她，被她坚决地拒绝了。 整个一天中，她反复地考虑着布赖恩·理查森，想他此刻在干什么，会不会来电话。当他终于没来电话时，她感到极度地失望。 常识告诉米莉，应该避免更深地陷入感情的纠葛中。她反复提醒着自己，别忘了他现在的婚姻状况，他们两人之间任何永久性的感情都不可能存在，而她又如此脆弱……但他的形象就是无法从她眼前消退，幻想压倒了理智，一个轻轻的声音不停地在她耳边回响：我需要你，米莉。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方法来表达自己，只知道我需要你……最后，她带着这句甜美的话语和记忆慢慢地进入了梦乡。 布赖恩·理查森度过了一个辛勤的圣诞节。他一清早就离开了米莉的公寓，然后回到了自己家里睡了4个小时的觉，最后被闹钟吵醒了。他发现埃洛易丝一晚上都没有回家。但这已经不足以使他奇怪了。他弄了点早饭吃了以后，开车来到斯巴克斯大街上的党总部。他在那里待了几乎一整天，思考和制定他与总理讨论过的宣传运动的细节。由于大楼内只有看门人和他两人，没有任何干扰，因此他的工作很有效率，当他傍晚回到自己那仍旧空荡荡的家中时，他颇带着几分满足感。白天，他曾有一两次惊奇地发现，他竟不知不觉地想起了昨天晚上米莉的样子。他有两次想打电话给她，但他警告自己要谨慎。这种事毕竟只不过是逢场作戏，不应当过分认真地看待。晚上，他看了一会书，然后就早早睡觉了。 圣诞节就这样过去了。 现在时间到了12月26日上午11时。 “如果你今天上午想见沃伦德先生的话，他在。”当总理的行政助理走出豪登的办公室里间时，米莉·弗里德曼走了进去，并这样说道。那位行政助理是个认真而雄心勃勃的年轻人，名叫艾略特·普劳瑟，他独立生活和工作的能力很强。整个早上他都在不停地出出进进，在不断的应约前来谈话的人流之间，他见缝插针地进去向豪登请示工作、接受指示，汇报结果。米莉知道，这其中的大量活动都与即将进行的华盛顿会谈有关。 “我为什么要见沃伦德呢？”正在仔细阅读一份文件的豪登，抬起头来不耐烦地说着。他桌上还摊着许多文件，上面都醒目地标着“绝密”二字，都是有关洲际防御的材料。对于军事方面的事情，豪登从来不感兴趣，即使现在，他仍不得不极力强制自己才能使精力集中起来，消化文件中的事实。有时使他感到心灰意冷的是，现在他能够花在社会福利事务方面的时间极少，而这本来是他当初从事政治活动时的主要兴趣。 米莉一边往一只铝制真空杯中倒咖啡，一边平静地回答道：“我记得你在放假前一天打电话找沃伦德，当时他不在家。”她在咖啡里按惯例加了4块方糖，又加了许多奶油，然后小心地把杯子和一小碟巧克力馅饼放在总理面前的一张吸墨纸上。 杰姆斯·豪登放下文件夹，拿起一只小饼，咬了一口。他满意地说道：“这比刚才那家伙强多了。多来点巧克力。” 米莉笑了。假如豪登不那么专注于工作的话，他本应该注意到，今天米莉格外容光焕发，并且穿着十分富有魅力，一件得体的棕色花格带蓝色雪花点西服，里面是一件色调柔和的蓝色衬衣。 “我记得，我的确打了电话，”总理停了一会说。“在温哥华有点移民方面的麻烦。”他又充满希望地说道：“不过也许现在那件事已经了结了。” “恐怕还没有，”‘米莉对他说，“理查森今天早晨专门打电话来。”她看了一下手中的一个笔记本。“他让我转告你说，那件事已成了西部地区的热门新闻，连东部的报纸也开始对此感兴趣了。”但她没告诉总理，理查森在电话上还热情体贴地加了一句，“米莉，你是个很了不起的人，我一直在想这事，我想我们不久应该再谈一次。” 杰姆斯·豪登叹了口气道：“我想我最好见见哈维·沃伦德。你得想办法把他找来，十分钟就够用了。” “好吧，”米莉说道，“我把这事安排在今天上午。” 豪登一边呷着咖啡一边问道：“外面积压的文件多吗？” 米莉摇摇头。“没有急件了。我把几件急需要办的转给普劳瑟先生了。” “很好。”总理满意地点了点头。“在下几周里尽量这样做吧，米莉。” 有时，即使在现在，他对米莉总能产生一种留恋往昔的感觉，只是生理上的欲望早已不翼而飞了。有时他甚至感到奇怪，那时怎么会和她发生那些事……包括他们之间的风流之事；还有他当时那么热烈的感情。当然，那时他时常感到很孤独，这是渥太华的后座众议员们常常遇到的；还有那种空虚感，每当议会开会时，他总是整天整天没事可干。而且那时，玛格丽特又常常不在……但现在回想起来，一切都似乎那么遥远，那么缥缈。 “还有一件事，我真不愿意让你为它分心。”米莉犹豫地说道。“有一封银行来的信。再一次提醒你又超支了。” 豪登收回了思绪，神情忧郁地说：“我早就担心他们会来信催的。”和3天前玛格丽特提起这事时一样，他为自己在这种重要时刻都不得不处理这类区区小事而感到愤然。他想，也许这是他自己的错误。他知道他只需将这事在党的那几个富裕的支持者和慷慨的美国朋友中扩散一下，大量金钱和礼物便会悄悄地向他涌来，并且不会附加任何条件。他前面的几任总理都曾做过这种事情，但豪登总是拒绝这样做，主要是由于他的自尊心。他想，他的一生是从孤儿院的施舍开始的，他决不能容忍在他奋斗了一生之后，又重新靠别人的施舍过活。 他回想起玛格丽特对他们那微薄储蓄耗尽的速度之快表示的担忧。“你最好打电话给蒙特利尔信托基金会，”他指示米莉道。“看看莫多克斯先生能不能来我这谈谈。” “我想到你可能要见他，我已经核对过了，”米莉回答道，“你今天直到下午很晚才能有时间，我让他那时来吧。” 豪登点头同意。他对米莉的敏捷与效率总是十分感激。 他已喝完了杯里的咖啡，他非常喜欢滚烫的咖啡，也非常喜欢很甜，并加了很多奶油的咖啡。米莉又为他倒了一杯。他向后翘着椅子，得意地放松着自己。他非常欣赏一天当中这难得的几分钟轻松的时间。10分钟后，他又将回到紧张而专注的工作中去，他工作的节奏使他的助手们常常感到很难跟得上。米莉清楚这一点，并且在这些年中逐渐学会了在休息的时间里放松一下。她知道豪登也喜欢这样。他随便地说道：“你看了记录稿了吗？” “是防务委员会会议的记录吗？” 豪登点了点头，又拿起了一块巧克力饼。 “是的，”米莉说，“我看了。” “你觉得怎么样？” 米莉考虑了一下。虽然这句话问得很随便，但她知道豪登想听到的是实事求是的回答。豪登以前曾抱怨地对她说道：“我有一半时间用来猜测别人在想什么，因为他们不告诉我真话；他们只告诉我他们认为我愿意听到的话。” “我弄不清楚那样一来，我们作为加拿大人还将剩下什么，”米莉说。“如果它实现了的话，就是说联合宪章实现了的话，我看我们就再也不能回到以前的状态中去了。” “是的，”豪登说道，“我也这样想。” “那么，这难道不能成为侵吞一个国家的开始吗？最后我们将成为美国的一部分。最终我们将失去全部独立主权。”甚至当她问这些问题时，她·自己也在问自己：即使是这样，又有什么了不起吗？到底什么叫独立？除了是人们谈论的一种幻想以外，还能是什么？任何人都不可能真正独立，永远也不能。国家也是一样。她想知道布赖恩·理查森是怎么想的；她真想现在就和他谈谈。 “也许我们真的将要被吞没掉，或者在一段时期里看来是如此，”豪登慢慢地说道。“另一种可能是，经过一场战争，事情的结果正好相反。”他停了下来，他的长脸布满思虑的神情。然后他接着说道：“你知道吗，米莉，战争有它独特的改变世界的方式。它可以耗空大国，拖垮强权，有时，那些自以为打胜了的国家实际上是失败了。罗马帝国就是这样。其它时期的其它国家也曾经过这种事情：菲力斯、古希腊、西班牙、法国、还有英国。苏联和美国也可能走上这条路，有可能最终他们二者都将衰落，使加拿大成为世界的头号强国。”他停了一下，又补充道；“人们常常错误地认为，伟大的历史变化总是发生在别人的时代。” 豪登心里还有另一个没有说出来的想法，那就是，在一个联盟中的加拿大总理可以很容易地发挥比在独立时更大的影响力。他有可能作为大国之间的调停人，从而手中握有权力和权威，而这些权力和权威是可以发挥和扩展的。最后，如果豪登本人能掌握这些权力的话，它将被用来为自己国家的利益服务。重要的是，决不能放松加拿大独立的最后一条线索，这是权力和关键。 “我想，把导弹基地北移是很重要的，”米莉说道，“而且我也理解保护产粮区不受放射性尘埃污染是重要的。但这一切都必然意味着战争即将到来，是不是？” 他是否应该把实话告诉她呢？告诉她说他相信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应该为了生存而早做准备？豪登决定不说。这是一个他不能向公众挑明的论点，既然这样，他最好现在就试试如何避开它吧。 “我们这么做是在选择伙伴，米莉，”他小心地说道。“我们所希望的是在这种选择还有意义的时候尽早做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的唯一选择从来就是相信人们自己所愿意相信的东西。但是人们总喜欢推迟作出选择；总想避开决策；总想坐等严酷的现实自动消失。”他摇了摇头。“但现在这行不通了。” 她试探地问道：“要想说服人民，是不是太难了？” 总理迅速地笑了笑。“我想是的。甚至可能把我这里闹得乱哄哄的。” “如果发生了那种情况，我会把事情安排得有条有理的。”米莉说着，从心底涌现出一种对他的热爱和崇拜来。这些年来，她亲眼看见他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而现在又在往他自己的肩上增加更多的重量。 杰姆斯·豪登平静地说道：“你一直把事情安排得有条有理，米莉。这对我的帮助太大了。”他放下了杯子，这是休息时间结束了的信号。 40分钟过后，进行完了三个约见之后，米莉领进来了哈维·沃伦德先生。 “请坐。”豪登的声音很冷淡。公民与移民部长那高大的身躯坐到了桌子对面的椅子里。他的身体不舒服地扭动着。 “我说，杰姆，”他尽量真诚地说道，“如果你叫我来，只是为了告诉我说我那天晚上是丢人现眼，那么就让我自己先说吧。我的确丢人，我真抱歉。” “很遗憾，”豪登尖刻地说道，“现在这么说是不是晚了些？而且，即使你想当个大街上的醉汉，总督官邸也不是你开场的地方。我想你一定知道，第二天整个渥太华都在议论这件事。”他不满地发现，沃伦德穿的西服也该烫烫了。 沃伦德避开了总理那长长的鼻子上方射出来的火辣辣的目光。他自责地挥了一下手说：“我知道，我知道。” “我完全有理由要求你主动辞职。” “我希望你别那么做，总理。我真诚地希望你别那么做。”哈维·沃伦德向前探着身子，他的秃头上泌出了点点汗珠。豪登想，他这话的用词和语调是否含有威胁的意思呢？很难断定。沃伦德微笑了一下，接着轻声说道：“也许我还可以谈谈我的另一个想法，”他又重新恢复了一些往日的自信。“那就是：gravioraquaedamsuntremediapericulis。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这句话的意思翻译过来就是‘有些补救措施比原来的危险本身更糟糕。’” “我还听说过一个有关驴叫的典故，”豪登愤怒地反唇相讥。对方喜欢引经据典总是使他十分反感。他绷紧了脸继续说道，“我刚要说我除了警告不准备再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我劝你别惹我改变主意。” 沃伦德脸红了。他耸了耸肩，轻轻地咕噜道：“剩下的是沉默。” “叫你来的主要原因，是想和你谈谈温哥华发生的一件移民事件。看起来又是那种我们尽量避免的麻烦事。” “啊哈！”哈维·沃伦德的眼睛里立即闪现出感兴趣的光芒。“我那里有一份关于这件事的完整报告，总理，我可以把一切都告诉你。” “我不要听，”豪登不耐烦地说道。“管理你的部是你自己的事，而我有我的更重要的事。”他的眼睛扫视了一下桌上关于洲际防御的一摞摞文件。他真想立即回到这些文件中去。“我只想让这件事立即了结，从报纸上消失。” 沃伦德的眉头挑了起来。“你这不是矛盾吗？一会儿你要我管理好自己的部，一会你又要我了结一件事……” 豪登不高兴地打断了他。“我现在要你执行政府的政策，执行我的政策，这就是要避免发生有争议的移民事件，特别是现在，距离明年的选举已经很近了，”而且——他犹豫了一下“——还有其他将要发生的事情。那天晚上这些事我们都谈了。”他狠狠地讥讽了一句：“也许你不记得？” “我并没有醉到那个程度！”这回是沃伦德发怒了。“我当时对你说了我对所谓的移民政策的看法，我那些话现在仍然算数。我们或者制定一些新的，实事求是的移民法，承认我们和我们前面每一届政府都在做的事情……” “承认什么？” 杰姆斯·豪登在桌边站了起来。哈维·沃伦德抬起头来看着他，轻声但却紧张地说道：“承认我们的政策是歧视性的。为什么不敢承认？这不是我们自己的国家吗？承认我们的移民政策背后对肤色有规定、有种族配额、并且禁止黑人和东方人入境，历届政府一直都是这样做的，何必现在改变它？承认说我们需要盎格鲁——撒克逊人，需要一定的失业。让我们承认我们实际上制定了严格的配额，用以限制意大利人和其他国家的人，并且十分小心罗马天主教徒的比例。让我们停止当伪君子吧。让我们制定一项诚实的移民法案，客观地反映现状。别让我们在联合国里摆出一副面孔，与有色人种称兄道弟，而在国内却是另一副面孔……” “你疯了吗？”豪登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用半耳语的声音低低问道。他的眼睛盯着沃伦德。他想，当然，他曾事先受过提醒，沃伦德在官邸招待会上曾说过类似的话……但当时他认为他是喝多了……他忽然记起了玛格丽特的话：我有时想，哈维是不是有点疯了。 哈维·沃伦德沉重地呼吸着；他的鼻翼煽动着。“不”他说，“我没疯；只是有点讨厌他妈的虚伪。” “诚实是好事，”豪登说道。他的愤怒已经消退了。“但那只能是政治上的自杀。” “如果没人试一试，谁能知道结果到底会怎么样呢？我们怎么会知道人民不想知道他们已经了解的事情？” 杰姆斯·豪登平静地问道：“那么你的办法呢？” “你的意思是，如果我们不制定新的移民法，我怎么办？” “对。” “那我就不折不扣地贯彻现在这个法律，”哈维·沃伦德坚决地说道。“我将无一例外地、毫无粉饰地贯彻法律，决不用幕后交易，避免使不愉快事件见诸报端。也许这样就会使人民看清这个法律到底是什么货色。” “如果那样，我希望你辞职，”杰姆斯·豪登毫无表情地说道。 两人面对面地站着。“噢，不，”哈维·沃伦德轻声说道，“噢，不。” 沉默。 “我建议你说明确些，”杰姆斯·豪登说道。“你有话要说吗？” “我想你知道。” 总理绷着脸，他的目光毫不畏缩。“我用的词是‘明确些’。” “好吧，如果希望那样，那么好吧。”哈维·沃伦德已经坐了下来。他象是在谈生意一样，侃侃而谈。“我们曾经达成了一项协议。”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那项协议没有期限。” “不管怎么说它已经被履行完了。” 哈维·沃伦德顽固地摇了摇头。“那项协议没有期限。”他的手在衣服的里兜里摸索着，掏出了一张叠着的纸，然后把它扔到了总理的桌上。“你自己看看吧。” 豪登伸出手去。他发现自己的手在颤抖。如果这是那项协议的原件，那唯一的一张……但这是一张影印件。 他的自制力不翼而飞。“你这个傻瓜！” “怎么了？”对方的表情无动于衷。 “你搞了影印件……” “谁也不知道我复印的是什么。复印时我一直站在复印机旁。” “影印件是有底片的。” “我要来了底片，”沃伦德镇静地说道。“我留着它是为了将来我万一需要更多的副本时用，原件也很保险。”他摆了一下手。“你为什么不看一下？我们当初谈的都在那上。” 豪登低下头，纸上的字句跃入眼帘。字句简洁，明了，是他自己的笔迹：1、哈·沃伦德退出领导，将支持杰·豪登。 2、哈·沃伦德的侄儿（哈·奥伯）将拥有××电视特权。 3、哈·沃伦德进豪登内阁——自己择任部长（外交与卫生部除外）。杰·豪不撤哈·沃，除非因渎职、丑闻。在后者情况下，哈·沃自负全责，不涉及杰·豪。 再下面便是日期，那是9年前的一天。还有两人潦草的姓名缩写。 哈维·沃伦德平静地说道：“你看——正如我所说的，这项协议没有期限。” “哈维，”总理慢慢地说道，“你听听我的劝告好吗？我们曾经是朋友……”他的头脑在迅速地思考着。只要一份影印件到了记者的手中，就将成为一件致命的武器，他将无法解释，无法通融，政治上的灭亡将不可避免。只有被揭露，被人民所不齿……他的手心都出汗了。 沃伦德在那里摆了摆头。豪登感到他面前立起了一堵墙……无法理喻，不可逾越。但他又作了一次努力。“记得一磅肉的典故吗？哈维，要割人家身上的一磅肉，就必然带来许多血。你现在还想怎么办？” “我告诉你！”沃伦德在桌子上凑过身来，压低了声音狠狠地说道。“让我留在内阁；让我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来平衡一下。如果我们重新写移民法，实事求是地写，我们怎么做就怎么写，那么，也许人民会良心发现，会要求变革。也许我们现在的政策应该改变了。也许最终需要的就是变革。但如果不能首先说实话，我们就无法开始变革。” 豪登不知所措地摆了摆头。“你没说出道理，我弄不懂。” “那么让我试着解释一下吧。你提起一磅肉的典故。你以为我在乎它吗？你认为我不愿意重新回到过去，如果可能的话，废止我们之间的那笔交易吗？我对你讲，有无数个夜晚，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我诅咒着自己，诅咒我作那笔交易的那一天，直到天亮。” “为什么这样，哈维？”也许，如果他们两人把事情谈开，会有好处的……任何事情都可能有好处…… “我出卖了自己，是不是？”沃伦德动感情了。“为了一碗不值得花那么大价钱的肉汤，把自己出卖了。自那以来，我上千次地盼望我能重新回到那个会场上，和你一比运气，让命运来决定。” 豪登温和地说：“我想那样我还是能赢，哈维。”一时间，他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怜悯之情。他想，我们的罪过来惩罚我们了，只是根据我们每个人的不同情况，形式不同罢了。 “那可不一定，”哈维慢慢地说道。他抬起眼睛。“我一直说不准，杰姆，说不定本应是我坐在这里而不是你。” 原来是这样，豪登想。与他原来预料得差不多，只不过其中又掺杂了点别的因素，良知和对荣耀的梦想结合到一块儿。这是一种可怕的结合。他警觉地问道：“你这不是也有些矛盾吗？一会说你诅咒我们的那个协议，但又一定要遵守其中的条件。” “我想拯救的东西是好的东西，而如果我允许你把我辞退，我就完了。因此我一定要坚持它。”沃伦德掏出一块手帕擦着头上的汗珠。双方沉默了一会儿。他更轻声说道：“有时我想，如果我们俩被揭露出来就好了。我们两人都是骗子——你和我。也许这样才能洗去我们的污点。” 抱这种想法就危险了。“不，”豪登迅速地说道，“还有更好的方法，请相信我。”现在他有一点是确信无疑的了：哈维·沃伦德的心理不稳定。必要的话，必须象对待一个孩子一样领着他、哄着他。 “好吧，”杰姆斯·豪登说道。“我们忘记要你辞职的事吧。” “那移民法呢？” “移民法将不变，”豪登坚定地说道。妥协是有限制的，即使在现在仍是这样。“而且，我要你对温哥华的局势采取一点措施。” “我将执行法律，”沃伦德说道。“我将再次研究一下：我向你保证。但我将执行法律——不折不扣地。” 豪登叹了口气。只好这样了。他点了点头，表示会见已经结束了。 沃伦德走后，豪登静静地坐了一会儿，思考着这个突然冒出来的不适时机的问题。他想，现在轻视对他的安全的威胁是错误的，沃伦德的气质从来都是不稳定的；而现在，这种不稳定性似乎加剧了。 一时间，他真感到了奇怪，自己当时怎么能做那种事……鲁莽地把自己的命运系在一张小纸片上，而他所受的法律训练与经验本应告诫他那样做的危险。但野心常常鬼使神差，使人铤而走险，有时甚至冒极大的危险。别人也曾这样做过。多少年后看来，当时那种做法近乎发疯，近乎丧失理智。但在当时，在野心的推动下，由于对即将要发生的事情缺乏认识…… 他想，为了保险起见，最好别去惹哈维·沃伦德，至少暂时应当注意。至于沃伦德狂热地谈到要重新制定立法，这倒是不构成什么危险的问题。即使在他的副部长那里他也很难找到赞同者。而高级文职官员也有办法专门拖延那些他们不赞同的措施。同时，没有内阁会议的同意，立法问题是不能被提上日程的，不过应当全力避免沃伦德与其他内阁成员的直接冲突。 所以唯一的办法是什么也别做，只希望事情朝最好的方向转化。还是那条古老的政治策略。当然，布赖恩·理查森对此是不会高兴的；他显然想采取一些迅速果断的行为。想向他解释为什么任何行动都不能采取的原因是困难的。同样，对温哥华事件也只能慢慢来，他豪登本人对沃伦德的移民部采取的任何裁决都只能表示支持。不错，这事的确很遗憾，但它还算不上什么大事件，最多只能招来一些低调的批评，政府以前也曾遇到过这种指责，政府想回避这次批评当然也是不成问题的。 豪登想道，首先要记住的事情是如何维护自己的领导。一切都取决于这一点，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这一点。为了其他人，他必须保住权力。在此时此刻，还没有任何其他人可以完全代替得了他。 米莉·弗里德曼轻轻地走了进来。“要午饭吗？”她用她那女低音问道，“你愿意在这用吗？” “不，”他回答到。“我想换换空气。” 10分钟后，总理穿着一件剪裁得体的黑色大衣，头戴一顶伊登帽，快步走出东大厦，朝和平塔门和议会饭店走去。今天天气晴朗、干冷而高爽，路边和人行道边上堆着积雪，阳光下道路上的雪水正在蒸发变干。他产生了一种优越体面的感觉。他不时友好地应答着人们尊敬的招呼和皇家骑警的敬礼。他已经渐渐忘却了沃伦德一事引起的不快；更为重要的事情看来有的是。 米莉·弗里德曼和大多数时候一样，打电话要人送来咖啡和三明治，在办公室里用了午餐。然后她手里拿着一张备忘录走进了总理的办公室，备忘录上都是一些需要立即处理的急事。她把这张纸放在写字台上的“待办”文件格内。写字台上十分零乱，文件纸张摆得到处都是，但米莉没去整理它。她知道在每日中间，豪登不希望桌上的东西被人动。但桌上有一张单独放着的白纸引起了她的注意。她把那张纸翻了过来，发现那是一张影印件。 她反复读了两遍才明白纸上写的东西的意思，当米莉读懂后，她发现自己浑身在发抖。纸上的内容太可怕了。它解释了许多她多年来一直没弄懂的谜：党代表……豪登的胜利当选……她自己的失恋。 她还知道，这张小纸还能导致两个人政治生涯的毁灭。 这张纸怎么会在这儿？显然他们讨论到了它……就在今天，是总理和哈维·沃伦德会面时。但为什么呢？这对两个人中谁也没有好处啊？它的原件呢？她迅速地思考着。这些问题使她感到害怕。她真希望自己没动那张纸，希望自己什么也不知道。然而…… 突然，她心头涌起一阵对杰姆斯·豪登的强烈仇恨。他怎么能这样做呢？当时他们俩之间有着多么缠绵的情意；而如果他真的竞争党的领导地位失败，他们本可以共享幸福，共图未来的。她的感情在问自己：他为什么做事这样不公平？至少应该给她一个争取胜利的机会。但她知道，她从来也没有这种机会…… 几乎同样突然地，她的愤怒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悲哀和怜悯。她明白，豪登之所以那样干是因为他只能那样干。对权力的欲求，为了战胜对手，为了政治上的成功……这些从来都是压倒一切的。在它们面前，个人的生活……甚至爱情……都微不足道。一直如此：她从来也没有机会…… 应该想想实际问题了。 米莉停在那里，她想镇静地想一想。显然，现在有人在威胁总理，也威胁着其他人。但杰姆斯·豪登是她准一所关心的……过去的时光好象又回来了。她记得，就是在今天早上她还再次下决心要保护好他。但她怎么能……利用这一情况……她确信谁也不了解这一情况，可能连玛格丽特也不了解。对，至少在这件事上她距离杰姆斯·豪登比他妻子更近些。 看来没有什么需要立即采取的措施。但也许将来会有机会。有时，讹诈可以被用来反讹诈。她的这个想法还很模糊，瞬间即逝……仿佛是在黑暗中摸索。可是如果碰巧……如果遇有机会……她必须对现在知道了的情况握有证据。 米莉看了看表。她十分熟悉豪登的习惯。他要再过半小时才能回来。现在外间办公室里一个人也没有。 她灵机一动，拿着那张影印件来到外间的复印机旁。她迅速地干了起来，把那张影印件放入机器中。外面一阵脚步声临近了，她的心狂跳不止，但脚步声又过去了，渐渐消失了。从机器另一端出来的是这张影印件的影印件了，复印的质量很差，字迹有些模糊，但仍能看得清字迹，笔迹也可辨认。她急急忙忙地把影印出来的那张纸折起来，塞进了她的手提包的底部，然后带着原来那张影印件回到里间办公室，像原先那样，把它正面朝下放回豪登的桌子上。 下午晚些时候，豪登把那张纸翻了过来，他顿时吓得脸色苍白。他忘了这张影印件了。如果他把它忘在这里一晚上……他向门外看了看。米莉会看吗？不会；他早就规定，在白天他的办公桌是不允许动的。他拿着那张影印件走进了连着办公室的盥洗室。他把那张纸撕成碎片，扔进便池，放水冲着，直到那些碎片消失得无影无踪为止。 哈维·沃伦德舒适地躺坐在一辆合用小汽车的后座上，脸上挂着一丝微笑。汽车把他载回了艾尔金大街的公民与移民部。他下了车，走进了那座方盒子般的棕色砖结构大楼。正值午饭时间，正纷纷涌出大楼的办公室职员们和他擦肩而过。他乘电梯上到了五楼，穿过直接通向他的套间办公室的一道门。他随便地将大衣、围巾和帽子扔在一把椅子上，然后走到他的办公室旁，按下直接通向他的副部长的内部通话器。 “赫斯先生，”哈维·沃伦德说道，“如果你有空的话，能不能过来一趟？” 对方也礼貌地回答说可以，沃伦德便等了起来。副部长总是要隔几分钟才能到，因为他的办公室虽然在同一层楼上，但却隔着相当一段距离。也许这是为了提醒部长不应过于频繁或轻易地招见部里的行政首脑。 哈维·沃伦德在房间的宽幅地毯上慢慢地、沉思地踱着步。他仍处于与豪登交锋后的兴奋中。毫无疑问，这次交锋他干得漂亮极了，扭转了本来不利的被动局面，从而大获全胜。而且，他们俩之间的关系这回又重新清楚地被界定了。 在兴奋过后接踵而来的是一阵得意和充实感。他就是想处于这种地位：拥有实权；即使不处在顶峰，至少要坐在第二宝座上。而且还是一个装饰华贵的第二宝座，他又象平常那样，看着自己的周围，满意地想到。移民部长的私人办公套房是整个渥太华最铺张豪华的办公室。这是他的一位女前任以昂贵的代价设计和装修的，她是加拿大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几个担任内阁成员的女人之一。在他任职后，没有作任何更动，包括那深灰色的地毯、浅灰色的窗幔、英国统治时代的混合家具等等。办公室的来访者无不惊叹。比起他多年前在大学辛勤任教时使用的鸟笼一样的办公室，真是天壤之别。尽管他向豪登表白说他常常感到良心不安，但他内心里承认，让他白白放弃由高地位和高收入提供的这舒适的一切是很难的。 想起豪登使他记起，他已许诺要仔细了解一下温哥华事件，并不折不扣地按现行法律办事。他一定会信守诺言的。他在这件事上决不允许出现任何马虎和失误，决不能让豪登和其他人抓到任何可以日后用来指责他的把柄。 门上有人敲了一下，接着他的秘书领进了副部长克劳德·赫斯。他是一位职业文职人员，身体肥胖，穿着象是一个财运亨通的殡葬管理人，他的举止不时流露出那种有身份的人的傲慢。 “上午好，部长先生，”赫斯问候道。与往常一样，这位副部长努力将尊重与亲近巧妙地糅合在一起，但他的举手投足总好象在微微暗示，他已经目睹了许多民选部长的上任和下台，但他自己仍在这里行使权力。 “我刚从总理那来，”沃伦德说道。“他要训我。”他已习惯于向赫斯坦率讲话了，因为他发现这样往往可以从对方那里得到一些十分精辟的建议。由于这一基础，也由于哈维·沃伦德已经担任了两届移民部长，因此他们俩相处得很好。 副部长的脸上现出一副同情的神色。“是这样。”他说道。当然，他已经从更高级的文职人员那里听到了总督官邸发生的争吵的详细过程，但他十分谨慎，只字未提。 “他对温哥华那件事表示不满，”哈维说，“看起来有些人不喜欢我们照章办事。” 副部长故意叹了口气。他早已习惯了为服务政治目的而退让、做幕后交易、使移民法常常被绕开。然而部长下面说的话却使他吃了一惊。 “我对总理说我们决不让步，”沃伦德说道。“要不我们就修订移民法，公开地干我们非干不可的事。” 副部长试探地问道：“那豪登先生……” “我们可以自行其事，”沃伦德简短地说道。“我答应要重新审查一下这个事件，但在此之后我们就可以自由行事了。” “这可是好消息，”赫斯把手里一直拿着的一个文件夹放下，两人面对面坐到一对椅子上。这位胖胖的副部长已经不止一次地猜测着他的部长与杰姆斯·麦卡勒姆·豪登总理之间的关系。显然两人之间有某种特殊亲密的关系，因为比起其他内阁成员来，哈维·沃伦德似乎总有相当程度的自由。这种关系是无人敢惹的，也使得副部长先生本人的许多政策得以成为现实。克劳德·赫斯想到，外人有时以为政策都是民选部长的意志，殊不知，由民选部长组成的政府的决策过程，在令人咋舌的程度上是在把副部长集团的主张变成法律加以执行的。 赫斯噘起嘴深思地说：“我想你不是真的要修改移民法吧，部长先生。总的来说，那是一部很好的法律。” “你自然会这样想了，”沃伦德简洁地说道，“因为你参加了它的起草嘛。” “当然，我承认我对它有所偏爱……” “我不完全同意你对人口的看法，”沃伦德说道。“这你知道，不是吗？” 副部长笑了。“在我们的交往中，我已大致猜到了这一点。但是，恕我直言，你同时也是一个现实主义者。” “如果你的意思是说，我不愿意让加拿大充斥支那人和黑鬼，那你说对了。”沃伦德明话明说。然后他慢慢地接着说道：“但我仍然时常想，我们拥有400万英里的富饶土地，人口不足，急待开发；而地球上的其他地方又挤满了正在寻求庇护所和新故乡的人……” “大开国门，来者不拒，”赫斯一板一眼地说道。“那样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也许解决不了我们多少问题，可是对世界上的其他部分呢？如果对爆炸的人口不加以妥善疏导的话，就可能导致战争。” “我想这种结局也许永远也不会发生，因此，这样做的代价是不是太大了。”克劳德·赫斯把一条腿放到另一条腿上，整理了一下他那条制作精良的裤子上的皱褶。“你知道，部长先生，我历来认为如果我们保持现在的人口构成比例，不让那些低等民族在数量上超过我们，那么加拿大可以在世界上发挥远比现在大得多的作用。” 哈维·沃伦德轻声说道：“换句话说，让我们继续抱着我们已有的天然特权。” 副部长淡淡一笑。“正如刚才所说的，我们都是现实主义者。” “嗯，也许你说得对，”哈维·沃伦德用手指敲打着桌子。“有一些事情我总也拿不定主意，这件事就是其中的一件。但是有一件事我敢肯定，那就是我们国家的人民对我们的移民法负有责任，应该让他们知道这一点。但如果我们不断地改变政策和左右摇摆，人民就永远也意识不到这一责任。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要不折不扣地贯彻移民法。只要我还担任这个职务，我将这么做，不管它将导致什么后果。” “太好了，”肥胖的副部长轻轻地叫道。他笑了。他们两人沉默了一会，哈维·沃伦德的眼睛望着副部长头上方的一个地方。赫斯不用扭头便知哈维·沃伦德在看什么。那是一幅油画，上面画着一位身着加拿大皇家空军军服的年轻人。这幅油画是哈维·沃伦德的儿子在战斗中牺牲后，根据一帧照片画的。克劳德·赫斯以前曾多次看见他凝视着那幅油画，有时他们俩也谈起过这件事。此时沃伦德好象意识到对方发现他在看什么。他说道：“你知道，我时常想起我的儿子。” 赫斯慢慢地点了点头。对方已不是第一次提起这种话题了。他常常故意避开这个话题。但今天他决定回答。“我从来没有儿子，”赫斯说道，“我只有女儿。我们之间关系很好，但我猜想在父亲与儿子之间一定有某种非常特殊的东西。” “不错，”哈维·沃伦德说道。“不错，而且这种东西永远也不会消逝。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他继续说道。他越讲越兴奋。“我常常在想，如果我的儿子霍华德不战死的话，他会取得什么样的成就。他是一个很杰出的孩子，他总是很有勇气，他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勇敢。最后他英勇地牺牲了。我总是认为这是值得我骄傲的。” 副部长心中在想，如果他自己有个这样的儿子，他会不会只记得他的英勇。但是部长以前曾多次这样讲，对别人也这样讲过，好象全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重复。有时哈维·沃伦德非常细致地描述他的儿子战死的那场激烈的空战，直至使人们很难分清他的哪些话是出于悲哀，哪些话是出于对英雄的崇拜。在渥太华的人也曾经谈论起这件事，他们的绝大多数是出于善意的。克劳德·赫斯想。悲哀会使人变得反常，甚至会导致装出的悲哀。当他的部长的口气听起来终于言归正传时，他几乎感到高兴。 “好吧，”哈维·沃伦德说道，“让我们谈谈温哥华的那件事。有一点我要求你们保证，我们做的事情必须绝对合法，这一点很重要。” “是的，我知道。”克劳德·赫斯明白地点点头。然后他拍了拍他带来的文件夹。“先生，我又看了一遍报告，我相信你根本不用担心。我只对一件事放心不下。” “是舆论吗？” “不，我想舆论是无法避免的，”实际上赫斯对舆论很担心。他认为政治压力将导致政府在执行移民法方面退缩。这科事以前曾多次发生过。可是显然这次他错了。他继续说道：“我在想我们现在在温哥华还没有一个高级官员。我们在那个地区的监察员威廉姆森正在休病假，即使他能回来也要过几个月之后。” “不错，我记起来了。”沃伦德说道。他点了一支烟，又递给副部长一支，副部长接受了。 “在平常情况下，我就不会担心了。但如果压力过大，我就需要往那里派一个可信赖的人，并且是一个善于对付报界的人。” “我看你心里一定有事。” “是的，”赫斯边飞快地想着，边随口答道。部长决不让步的决定使他感到满意。的确，哈维·沃伦德的性情有些古怪，但赫斯认为应该对上司忠诚，现在他认为必须尽可能地保护部长。他沉思地说道：“我可以调整一下这里的一些工作，腾出一个副局长，将他派往温哥华负责。名义上是让他暂去接替威廉姆森，实际上是专让他去处理这一件事。” “我同意，”哈维·沃伦德用力点点头。“你认为应该派谁去？” 副部长微笑着吐出一口烟来。“克雷默，”他缓缓地说道，“如果你同意，我将派埃德加·克雷默去。” 米莉·弗里德曼在她的公寓里坐立不安，她再次回顾了一天当中发生的事，她为什么要复制那份影印件呢？她要它有什么用呢？她的忠诚哪里去了？ 她真希望有一天，她再也用不着参与这些幕后的活动。正象一两天前一样，她再次考虑到离开政界，离开杰姆斯·豪登，开始自己新的生活。她想知道世界上到底有没有这样一个地方，那里的人们不搞阴谋。总的来说，她怀疑这一点。 电话铃声打断了她的思绪。 “米莉，”听筒里传来了布赖恩·理查森欢快的声音。“拉奥尔·列默克斯要组织一个晚会，他是商务部的一名助理，是我的一位朋友。他邀请我们俩参加，怎么样？” 米莉一阵喜悦。她冲动地问道：“热闹吗？”党务指导哈哈笑了起来。“拉奥尔的晚会从来都是很热闹的。” “闹的厉害吗？” “上一次晚会，邻居都叫来了警察。”布赖恩·理查森说道。 “他那里有音乐吗？我们可以跳舞吗？” “他有一大摞唱片，在拉奥尔那里，干什么都行。” “我去，”米莉说，“啊，太好了，我去。” “半小时后，我开车去接你。”他很得意地说道。 她冲动地说道：“谢谢你，布赖恩，谢谢你。” “完了以后你再谢我吧。”咔嗒一声电话挂断了。 她完全知道她今晚应该穿哪件衣服，应该穿那件领口开得低低的，暗红色的薄缎衣裙。她有了一种解脱感，她激动地把鞋甩到了地板上。 第八章 埃德加克雷默 当埃德加·克雷默到达温哥华36小时后，他得出了两个结论：第一，在西海岸的公民与移民部的总部里，不存在任何他不能轻而易举解决的问题。第二，他遗憾地发现他个人的一个使他十分发窘的身体上的毛病逐渐加重了。 此时，埃德加·克雷默正坐在海边的移民部大楼二楼办公室里，脑子里正思考着这两件事。埃德加·克雷默四十七八岁的样子，长着一双灰眼睛，棕色的头发朝两边梳开，他的身体消瘦，戴着一付无框眼镜。他那敏捷的逻辑学家的头脑使他在政府中一直稳步提升，他十分刻苦，坚定诚实，贯彻官方规定不折不扣，不讲情面。他厌恶情感、无效率和不尊重规章制度的人。他的一个同事曾这样描述他说：“即使是埃德加·克雷默自己的母亲向他申请养老金，只要在申请书中有一个逗号没有标对，这一申请也不会得到批准。”此话虽有些夸张，但基本事实却是真实的，只提人们可以同样有理由认为，为了履行他的职责，他会同样慷慨地帮助他的不共戴天的敌人。 他已结了婚，但没有孩子。他的妻子是个毫无姿色的女人。她以她那毫无美感可谈的高效率治理着他们的家。她已经开始在市区寻找新的房子，为的是能体面地适合她丈夫的地位。 在高级文职人员中，埃德加·克雷默已经进入仅有的几个杰出人物之列。这些人之所以被选为将来重用的对象，主要是由于他们的才干，也部分地由于他们善于为人们所注意到。在移民部里，由于别人的提升或退休，他有希望在几年内成为副部长的人选。 埃德加·克雷默十分清楚自己的优越地位，雄心也越来越大。他时刻都在寻求保护和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地位。当他得知自己被暂时派往温哥华负责时，心中十分得意，尤其当他听说部长亲自批准派他去，并在等待着结果时，他更为兴奋了。即使从这一角度来看，他身体那方面的不适也实在是太不合时宜了。 简单地，他的毛病是：现在他不得不极其频繁地解小便，其频繁程度不仅使他烦恼，而且还使他感到羞耻。 他的私人医生几天前曾介绍他到一位泌尿学专家那里去检查，那位专家这样概括了他的病情：“你患的是慢性前列腺炎，克雷默先生，这病必须再进一步恶化，然后才能好转。”那位专家描述了一些沮丧的症状：白日尿频，，泉流细弱，夜晚则有夜尿症，即频繁起夜，影响睡眠，导致他第二天感觉困倦烦躁。 他问这种病的发病期为多长时间，那位泌尿学专家深表同情地说：“恐怕你得再等二、三年才能进行外科手术。到那时候我们会为你做切除手术，这样的话，你就不必受这份罪了。” 这简直算不上什么安慰。万一他的上司们知道了他过早地患上了这种老年人爱患的病，他该如何是好呢？在他经过多年的努力，经过了多年的勤勉工作，眼看着就要得到回报的时刻，他是多么惧怕上级了解他的真实病情啊。 为了暂时排遣一下这件事给他带来的烦恼，他重新看起了摆在桌子上的几页带格的纸。他已整洁清楚地将他到达温哥华以来采取的行动和下一步的计划写在了上面。总的来说，他觉得这个地区的总部管理得很好，而且一切工作也都开展得很井然有序。只不过有几个程序需要修订，包括严格纪律，关于这方面他已经做了一点变动。 这件事发生在昨天午饭时，当时他抽样检查了为关押在拘留所里的非法入境者和等待着被驱逐出境的入境者提供的午餐。使他感到烦恼的是，尽管那午饭很可口，但已是冷冰冰的了，并且与他在职工食堂刚吃过的午餐大不相同。尽管事实是一些将被驱逐出境的移民在这里的生活比他们一生中任何时候都要好得多，尽管另一些人在此之后将一连几个星期挨饿，但克雷默根本不考虑这些。因为对犯人的管理条例是很明确、具体的。埃德加·克雷默派人找来了伙食长，此人大腹便便，比瘦小的他自己高出一大截。对别人的高大从来无动于衷的克雷默给了他一顿严厉的申斥，使他做出保证，从今以后，为犯人准备的膳食一定细心调制，而且要趁热送到他们手中。 他的思绪又回到了纪律问题上。今天早晨在总部办公室里有几名职员不遵守时间，同时他还注意到有几名穿着制服的职员。他是一个很注意仪表修饰的人，他那件黑色细隐格衬衣总是烫熨的平平整整，胸前的小口袋里总是插着一块白手帕，他希望他的下级能保持类似的标准。他开始做笔记，但再次感到需要去解一下手。他瞟了一眼手表，意识到从上一次解手到现在才过了大约50分钟。他努力克制着，不……他强迫着自己再等一会……他倾全力坚持着。过了一会，他无奈地叹了口气，起身走出了办公室。 当他返回办公室时，暂时担任他秘书的年轻速记员等在他的办公室里。克雷默不知道这位姑娘是否注意到了他进出办公室的次数，尽管他总是走通向走廊的门。当然了，他总可以借口说要到大楼里的某个部门去一趟……很可能用不了多久他就又要这样找借口了……他必须想办法避开人们的注意。 “有位先生请求见你，克雷默先生，”女秘书说。“是一位叫阿兰·梅特兰德的先生，他自称是位律师。” “好，”克雷默说。他摘下那付无框眼镜，擦着。“请他进来。” 阿兰·梅特兰德从他的办公室徒步走了半公里来到了海边。他的双烦被外面的寒风吹得红扑扑的。他没戴帽子，只穿着一件薄风衣，一进门，他便把风衣脱了下来。他的一只手里提着一只公文包。 “早晨好，克雷默先生，”阿兰说道，“感谢你在事先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召见我。” “我是公仆，梅特兰德先生。”克雷默用那呆板而拘泥形式的腔调说道。他有礼貌地微笑着示意阿兰在一把椅子上就座，自己则坐在了他的办公桌前。“我办公室的门总是敞开的——只要有理由。找我有什么事吗？” “可能你的秘书告诉过你，”阿兰说道，“我是律师。” 克雷默点了点头。“是的。”一个幼稚的、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他想道。埃德加·克雷默一生中见过许多律师，而且同几个人论战过。几乎没人给他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 “几天前我在报上看到要将您派到这里来，就决定等你来。”阿兰极为小心地行事，他并不想冒犯坐在他面前的这位身材瘦小的人，因为他知道赢得此人的好感是很重要的。一开始他曾打算在圣诞节后尽早地代表亨利·杜瓦尔与移民部取得联系。但后来，在他用了一整天时间通读了移民法及法律惯例之后，他看到26日的晚报上登载了一份简讯，上面说移民部向温哥华地区派了一名监督人。他找到他的同伴汤姆·路易斯商淡，汤姆·路易斯提了几点考虑周全的问题之后，他们决定不惜牺牲几天时间，等待新上任的监督人的到来。 “我这不是来了。把你等我的理由谈谈吧。”克雷默咧嘴笑了笑。他决定，如果他能帮助这位见习律师，并且如果这位年轻人对本部持合作态度的话，他一定会尽力而为的。 “我是代表我的委托人到这来的，”阿兰小心翼翼地说道。“此人的名字叫亨利·杜瓦尔，目前他正被拘留在一条叫‘M·V·瓦斯特维克号’的船上。我愿意向您出示杜瓦尔委托我代办此案的凭据。”他迅速地拉开公文包的拉链，取出一张纸来，这是在把第一次与杜瓦尔谈话时，由杜瓦尔签名的委托书的打印副本，他把这页纸放到了办公桌上。 克雷默拿起了那份委托书仔细地看着，然后放了下来。当阿兰首次提到亨利·杜瓦尔的名字时，他微微皱了一下眉头。此时他不无谨慎地问道：“我是否可以问一下，梅特兰德先生，你与你的委托人认识多长时间了？” 这个问题问得很出乎意料，但阿兰不想表现出任何不满来。不管怎么说，克雷默看上去还是很友好的。“我和我的委托人认识3天了。”他爽快地答道。“说实话，我最先是从报纸上得知有这么一个人的。” “我懂了。”埃德加·克雷默将他的手指尖并拢放在桌子上。这是他的一个习惯动作，每当他思考问题或是用脑子计时时，他总是这样。当然，在他一到温哥华时，他就听取了有关杜瓦尔事件的详细汇报。副部长克劳德·赫斯曾告诉过他部长对此事很关心，指示他务必把这件事情圆满地处理好。克雷默满意地想道，这件事情已经解决了。实际上，他在前一天答复了温哥华报界提出的问题时，就是这么说的。 “可能你没有看到报上刊登的文章。”阿兰重新打开公文包，在里面找着那份报纸。 “请不必麻烦了，”克雷默拿定主意要表现出友好的态度，但要不卑不亢。“我已经看过一份了。但在我们这里不能以报上所说为依据，你看，”他淡淡地笑了笑。“我可以阅读官方的卷宗嘛，我们认为那些材料比报上写的要重要些。” “有关亨利·杜瓦尔不可能有很多官方材料，”阿兰说，“据我了解，官方没有一个人进行过那么详尽的调查询问。” “你说的一点不错，梅特兰德先生，是没进行多少调查，因为情况很清楚。船上的那个人没有身份，没有文件，显然也没有任何国家的公民权。因此就移民部来说，根本不可能考虑接纳他为移民。” 阿兰说道：“正如你所称呼他的那样，那个人没有公民权的理由是很特殊的，如果你看过报上的报道，你就会知道这一点。” “我知道报上有些说法。”他再次淡淡一笑。“当你的经历与我一样多的时候，你就会懂得有时报上的文章与事实是不大相同的。” “我也同样并不相信我所读到的一切报道，”阿兰注意到了克雷默那时隐时现的微笑，对方的态度开始激怒他了。“我的要求，同时也是我到这里来的真正目的是，请求你对此事进行一点调查。” “那么我要回答你的是，任何进一步的调查都是无意义的。”这次埃德加·克雷默的语气中很显然出现了一种冷漠。他意识到自己有些激动，或许这是由于疲劳——昨晚他不得不起了几次夜，今天早晨起床时他感到远没有休息好。他接着说道：“在我们国家，你的当事人是没有法律权利的，也不可能得到任何权利。” “他是个人，”阿兰坚持说道，“难道这也是无足轻重的吗？” “世界上的人有的是，其中一些人没有另一些人幸运。我的职责是为那些符合移民法条款的人办理入境手续，杜瓦尔不在他们之列。”克雷默想，这个年轻的律师显然不是抱合作态度而来的。 阿兰说道：“我要求为我的委托人举行一次有关他的移民身份的正式听证会。” 埃德加·克雷默坚决地说道：“可我驳回你的请求。” 两人不满地对视着。阿兰·梅特兰德感到自己仿佛正对着一堵自鸣得意的墙。埃德加·克雷默看到了一种年轻气盛的莽撞和对当局的无礼。同时他再次紧迫感到想排尿。当然，这样快是滑稽可笑的……不可能。但他以前曾注意到，精神上的激动有时会产生这种“利尿”作用。他决心不为这事所扰。他必须坚持下去……不能放弃…… “我们对这件事不能现实点吗？”阿兰想知道自己是否有些粗暴；他不时警告自己防止犯这种错误。但他仍抱有希望。他又问道：“克雷默先生，你能不能帮我一下，亲自见见那个人？我想你可能会被打动的。” 对方摇了摇头。“我是否能被打动将是无关紧要的，我的职责是依法执法。我没有制定法律和决定什么事可以例外的权利。” “但你可以介绍情况。” 是的，埃德加·克雷默想，他有权这样做。但他不愿意这样做，特别是这一事件牵动着人们的情感。至于以个人的身份与某位可能成为移民的人交谈，他自己现在的身份早已远远高于那样做的级别了。 当然他曾经有过与侨民们进行大量谈话的经历。那是在战后，在欧洲的几个经过战争浩劫的国家里……为加拿大挑选移民，象在牲畜栏里挑选牲畜一样（他曾听过有人这样比喻）。那是男人和女人们出卖他们自己的灵魂的时代，而且有时仅仅是为了一份移民签证就这样做。这对移民部的官员们是很有诱惑力的。有几个人就曾被收买，但他自己从未动摇，不过他并不很喜欢这份工作，比起与人交谈来，他更喜欢行政工作，在这方面他做得很出色。 在人们的眼里，他是个很按章办事的政府官员，他一丝不苟地捍卫着自己国家的利益。只批准那些最高质量的移民入境。每当想起被他批准入境的那些合格的人他总是很得意……机灵的，勤恳的，体格健壮的……他所批准的都是一些这样的人。 他坚决拒绝那些不符合标准的人入境，无论那些人有什么特殊的理由，他们都丝毫不能打动他，而有时其他移民官员则会被轻易打动。 他的思绪被打断了。 “我并不是在请求让我的委托人以一个移民的身份入境——至少现在我还没提出这一要求。”阿兰·梅特兰德说道，“我寻求的只是最初的步骤——为一位移民在船下举行听证会。” 埃德加·克雷默已经顾不上他先前所下的决心了，他感觉到他的膀胱里的压力正在加剧。同时他对对方使出了一个古老而又是最起码的律师圈套而感到气愤。他尖刻地答道：“梅特兰德先生，我完全清楚你在要求什么。你在要求移民部正式拒绝他，这样你就可以采取法律步骤。当你在履行申诉的全部程序，并且毫无疑问，你将尽可能慢地这样做时，船就将起航了。你那名所谓的委托人将被丢在这里。这就是你脑子里的打算吧？” “实话对你说，”阿兰笑嘻嘻地说道，“让你猜着了。”这正是他与汤姆·路易斯所设计的战略，但现在让人给揭穿了，也就没有否定的必要了。 “完全正确！”克雷默还击道，“你准备玩弄廉价的法律圈套！”他不顾自己内心有一个声音在提醒他这件事情他处理得很糟，也不顾对方笑容可掬的友好神态。 “请记下，”阿兰·梅特兰德平静地说道。“我既不认为这廉价，也不认为这是什么圈套。然而我只有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说我的‘所谓的委托人’？” 他几乎承受不了了。身体上不舒服的折磨，数星期来的焦虑，夜复一夜积累起来的疲劳一起向他袭来，他产生了一种报复心理。这种心理无论在别的什么时间里，在埃德加·克雷默这个外交手腕老练圆滑，训练有素的人身上是永远也不会产生的。他还很敏锐地意识到，在他面前的这个年轻人青春年少，容光焕发的健康。他不无妒忌地说道：“答案应该说是相当明显的，依我所见，你接受这一荒唐无望的诉讼委托仅仅是为了一个目的——希望从中获取名望和引起注意。” 在几秒钟的时间内，这个小正方形的大厅笼罩在沉默中。 阿兰·梅特兰德感到一股热血愤怒地充溢着他的脸。一瞬间，他有些近乎疯狂地考虑着冲向桌子，给对方一记耳光。 这一指责完全是荒谬的。他不仅根本没有追求公众注意，而且还已经与汤姆·路易斯讨论过怎样避免报界注意，因为他们俩都确信招致新闻舆论的过多注意可能将妨碍代表亨利·杜瓦尔的法律行为。正为此他才没有大张旗鼓地来到移民局。他准备提议在此期间暂时不向新闻机构发布公告…… 他的目光与埃德加·克雷默的目光相遇了。这位文官的目光中有一种强烈的奇怪的恳求的企望。 “谢谢你，克雷默先生，”阿兰缓缓地说道。他起身拾起外衣，将公文皮包夹在腋下，“非常感激你提醒我现在应该做些什么。” 在圣诞节过后的3天里，《温哥华邮报》的新闻版一直没有中断对亨利·杜瓦尔的报道。市里的其它两份报纸也这样做了——一份是该报的竞争对手，午报《殖民者》；另一份是态度较为温和的晨报《地球》。不过，这两份报纸对这一事件还抱有某种怀疑，因为是邮报最先揭露出这一事件的。 但现在对这一事件的报道快要销声匿迹了。 “我们已经尽了全力了，丹，但我们所得到的只是众人的兴趣，却无行动。因此我们把这一事件先放一放，待到几天后那艘船离港时你再发表一篇关于这位可怜的小伙子驶向光明的怀念文章。” 上午7点45分，在邮报的新闻编辑室里，白班编辑查理森·伍尔芬特正在安排着白天的工作，他有着学者的风度，说话缓慢，但却有着被人称之为象IBM计算机一样惊人的记忆力，他打手势让丹到他的办公桌前。 “无论你说什么，查克，”奥利夫耸耸肩说道，“我同样希望我们能对杜瓦尔事件再报道一天。” 伍尔芬特细细地打量着对方，他很器重奥利夫，把他当成自己的一位久经考验的助手，但还有另外一些需要斟酌的事情。今天一篇新的地方报道将见报，这一报道将位于午版的头版头条，为了这篇报道他将需要增加几名记者。一位女旅行家在城外的西摩山失踪了，为寻找她而进行的一次大搜查一无所获。这三家报纸都详细地报道了这一大搜查，同时对这位女旅行家的丈夫的不光彩行为产生了怀疑。总编今天早晨已经给伍尔芬特送来了一份短函，上面写着，“德西是摔下山去的，还是被人推下山去的？如果她还活着，我们要抢在她丈夫之前找到她。”伍尔芬特觉得丹·奥利夫是上山的最好人选。 “如果我们确实认为有关这位偷乘者的事件中正发生着某种重要的事情，那么我们就继续下去。”伍尔芬特说道。“但我并不是指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报道。” “我知道，”丹同意道。“这需要某种新的有力的兴趣，我希望我能够对此事担保。” “如果你有把握的话，我可以再宽限你一天。”伍尔芬特说道。“否则的话，我将派你去处理这起失踪案。” “干吧，”丹说道。他与伍尔芬特共事多年，他知道伍尔芬特是在探他的底。“你是头儿，你说了算，但那篇可能仍是件较有价值的报道。” 其他一些白班编辑都陆续走了进来，围在他们身边，新闻编辑部里充满了生气。副总编在都市办公桌旁他自己的办公桌前就座。在主新闻办公桌的对面，原稿已经开始打印，并在三层楼下开始排版。四周弥漫着一种柔和的，匀速的节奏。随着白班截稿时间的到来，这种节奏将不断上升，并保持着最高速度。 “我也很失望，”都市编辑沉思地说道。“我开始真的认为在你们那位偷乘者身上将会发生更多的事情。”他用指尖打着响。“我们报道了那个人，那条船，公众的反应，移民部的官员——没有用；我们在海外进行了调查——没有结果；我们已经电告了联合国——他们表示将调查此事，但只有上帝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而我这里还要把这份报纸办下去。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我一直希望某个有钱的人会前来帮助他，”丹说道。 一位排版工人急急忙忙地走了进来，把一份墨迹未干的校样放在都市办公桌上。 伍尔芬特停了下来。在他那圆圆的前额后面，他那敏锐的大脑在计算利弊得失，然后他果断地说道：“好，我再给你24小时。这就是说再给你一整天的时间，去找一个白马王子。” “谢谢，”丹·奥利夫咧嘴笑了笑，转身走了，边走边扭过头来说道：“那山上一定很冷。” 他脑子里没有什么具体的计划，便先回到了家，与他的妻子南茜一道进了已经过点了的早餐，然后驾车送他们6岁的女儿帕蒂去上学。当他返回市区，把车子停在移民大楼外时，已经接近10点钟了。 他到这来没有什么特殊的理由，前天他与埃德加·克雷默谈过，除了一份不精彩的官方声明之外，他什么也没得到。但从逻辑上讲还是应从这开始。 “我在找一个白马王子，”他对担任埃德加·克雷默秘书的年轻姑娘说道。 “他朝那边走了，”她用手指了指说道。“径直朝那间挤满了人的小屋走去了。” “我时常纳闷，”丹说道，“现今的姑娘们怎么那样有性感，然而又是那么的聪明。” “我的激素里有很高的智商，”她说道，’“我的丈夫教我很多的答案。” 丹叹了口气。 “如果我们的喜剧对话结束了，”姑娘说，“那么你是一名报社记者，想见见克雷默先生吧，但此时他很忙。” “我觉得你已经记不起我了。” “是的，我记不起了，”姑娘不客气地说道。“但是识别记者太容易了。他们通常有点心不在焉。” “我这个人还没有这样，”丹说道，“事实上，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就在这里等一下。” 那姑娘笑了。“根据声音来判断，里边的谈话不会太长了。她朝埃德加·克雷默办公室紧闭着的门点了点头。 丹听到了尖利的，提高了的嗓音。他敏锐的耳朵忽然听到了“杜瓦尔”这个名字。几分钟后，阿兰·梅特兰德面红耳赤地走了出来。 丹·奥利夫在大楼的主门廊里撵上了他。“对不起，”他说道。“我想知道我们是否拥有共同的兴趣。” “这不可能，”阿兰反驳道，他没有停下的打算。极度的愤怒在他的身上激荡——这是来自先前镇静之后的反应。 “平静些，”丹与他并肩走着，将头朝他们已经离开了的大楼倾了倾。“我与他们不是一伙的。我是报社记者，”他自我介绍道。 阿兰·梅特兰德在人行道上停止了脚步。“对不起。”他深深地呼了一口气，然后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我刚才简直要被气炸了，而你碰巧在一旁。” “真巧，”丹说道。他注意到了对方手里拿的公文包，脖子上系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大学的领带。“今天是我望风捕影的日子。你大概是位律师吧？” “可能就是。” “代表那个亨利·杜瓦尔？” “是的。” “我们找个地方谈谈好不好？” 阿兰·梅特兰德迟疑了一下。刚才埃德加·克雷默谴责他为寻求名声，阿兰愤怒地反驳说他将会那么做。但一个律师避免引起报界注意的本能是很难动摇的。 “我不会发表你的话的，”丹·奥利夫悄声说道。“事情不太妙，是不是？” 阿兰做了个苦脸。“我同样不希望你公开，事情不能再糟了。” “要是那样的话，”奥利夫说道，“你或者杜瓦尔会失去什么呢？” “我想什么也不会失去，”阿兰慢慢吞吞地说道。他觉得自己说的半点不假；什么也不会失去，或许还能得到点什么。“好吧，”他说，“我们去喝杯咖啡吧。” “我有一种预感，今天将是个吉日，”丹·奥利夫满意地说道，“随便问一下，你的马拴在什么地方？” “马？”阿兰看上去有些迷惑不解。“我是步行到这里来的。” “不必介意，”丹说道，“有时我有些想入非非。乘我的车吧。” 1小时后，在喝第4杯咖啡时，阿兰·梅特兰德说道：“你提出了许多有关我的问题，但显然杜瓦尔更为重要。” 丹·奥利夫有力地摇了摇头。“今天不行。今天你是采访的对象。”他看了一眼表。“最后再问一个问题，我就要动笔了。” “问吧。” “别误解我，”丹说道。“在温哥华这样的城市里有很多著名人物和一流律师，为什么只有你一个人前来帮助那个小伙子呢？” “实话对你说，”阿兰答道，“这个问题连我自己也搞不清。” 《温哥华邮报》的社址是一栋淡褐色的砖楼，正面是办公室，后面是印刷厂，编辑部设在塔楼上，象一截短短的脱了环的拇指一样高高地耸立在它们的上方。离开阿兰·梅特兰德10分钟之后，丹·奥利夫把他那辆福特牌旅行车停在街对面的雇员停车场上，徒步进了大楼。他乘上通往塔楼的电梯，迈进了此时喧闹非凡的新闻编辑室，坐在了一张空写字台前，动笔写了起来。 报道的头开得很顺利。 一位愤怒的温哥华律师正准备象圣经中的大卫一样，去攻击巨人歌利亚。 他叫阿兰·梅特兰德，25岁，生于温哥华，毕业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律学院。 他的巨人对手就是加拿大政府——确切地说是移民局。 移民局的长官铁石般地拒绝考虑“让我入境”的请求。 这一请求是由一位没有任何国籍，叫亨利·杜瓦尔的年轻人提出来的，此人现在被拘留在温哥华港内的一条货船上。 阿兰·梅特兰德现在是亨利·杜瓦尔的法律辩护人。这个举目无亲的流浪汉几乎放弃了获得法律帮助的希望，但梅特兰德自告奋勇地提出要帮助他。他这一要求被感激地接受了。 丹打完了“未完待续”4个字后，大声喊道：“排版！”他把纸从打字机上撕了下来，一位排版工人从他手中抽了过去，送到了都市编辑桌上。 他下意识地计算着时间，12点17分，离大陆版截稿时间只差16分钟。“大陆版是白班的截止时间——这份送到家的报纸是在版时间最长的。他写的那篇报道今晚将送到千家万户……被人们在温暖、舒适的家里安逸地阅读到…… 读者们将回忆起是本报首先披露了亨利·杜瓦尔这个经历过命运捉弄，没有国籍的人的奇特困境。几乎在2年前，他绝望地偷乘上一条船。在那之后，一个又一个国家都拒绝放他入境。 英国在杜瓦尔所在的那条船停靠在英国港口期间囚禁了他。美国为他上了镣铐。加拿大没有采取上述行动，只是假装他这个人并不存在。 “让我们再来一页，丹！”查理斯·伍尔芬特急切地从都市办公桌上站起身来说道。又是那位排版工人从打字机上抢下打就的那页纸，丹又放进了一页打字纸。 年轻的亨利·杜瓦尔有可能在这里被批准入境吗？法律程序能帮助他吗？ 一些较守旧，较冷静的人持否定态度。他们抱怨说政府和移民部长拥有的权力是谁也干涉不了的。 但阿兰·梅特兰德不同意。“我的委托人正在被剥夺人的基本权利，”他今天说道，“我就是要为此而抗争。” 他又写了3段关于梅特兰德对于亨利·杜瓦尔所说的话。这些话说得很干脆，也很抓住关键。 “继续写，丹！”又是都市编辑，这次在伍尔芬特的身边又出现了总编。那一登山失踪案的结局是令人失望的——那位失踪的妇女被活着找到了，她的丈夫被证明没耍什么卑鄙的阴谋。喜剧性的结局不如悲剧那样能增加新闻的吸引力。 丹·奥利夫稳稳地打着字，他的大脑紧张地组织着句子，他的手指敏捷地在键盘上跳动着。 无论阿兰·梅特兰德是成功还是失败，他必须与时间赛跑。杜瓦尔所在的那条“瓦斯特维克号”船定于两周之内起航，那是一条远洋货轮，它可能再也不会回到这里来了。本来那条船早就应当离港了，只是那船有些地方需要修理才耽搁了下来。 下面还要加上一些背景介绍。他于是又接着写了起来，对事情的来龙去脉做了一番扼要介绍。 这时都市助理编辑来到了他的身边。“丹，你有梅特兰德的照片吗？” “我当时没时间照了，”他头也不回地说道。“不过他以前曾经为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特里足球队踢过球。” “好极了！” 此时是12时23分。只剩10分钟了。 “我们打算争取的第一件事是对亨利·杜瓦尔的案件举行官方正式听证会，”梅特兰德这样告诉本报记者。“我请求政府谨出于正义而举行这样一个听证会，但却遭到一口拒绝。我认为，移民部的做法使我们的国家看起来象个警察国家。” 下面，再写一点梅特兰德的背景……然后应当公平一点，重新引述一下埃德加·克雷默前天谈到的移民部的立场……然后再回到梅特兰德身上，引述一下他对政府的批驳，并描述一下他本人的面貌。 丹·奥利夫仿佛在打字机的键盘上看到了那位年轻律师的脸，当他今早冲出克雷默的办公室时，他的脸阴沉沉的。 这位阿兰·梅特兰德是位个性鲜明的年轻人。当他谈话时，他的眼里闪着光芒，他的下巴有力地向前倾着。你会感到，他是那种你很希望站在你一边的人。 也许今夜，杜瓦尔在他那条船上孤独的陋室里也有同感。 12时29分了。时间已经很紧了，再举出几件事实，再引述一句他的话，就只好这样结尾了。在晚报版时他可以把文章再充实一下，但大多数人将读到的是他现在写下的东西。 “好吧，”主编对围在桌子周围的人们指示道。“头版头条还是登找到那位失踪妇女的消息，但要精悍一些。在右上角旁边登奥利夫的文章。” “体育版有一张梅特兰德的照片剪报，”都市版助理编辑报告道。“只有头部和双肩，有一栏宽，是3年前照的，但照得还不错，我已送到下面去排版了。” “为晚报版照一张好点的像，”主编命令道。“派一个摄影师到梅特兰德事务所去，在他的背景上衬上一些法律书籍。” “我已经吩咐好了，”助理编辑轻松地说道。他是一个消瘦而活跃的年轻人，有时机灵得让人觉得无礼。“而且我猜你会要一些法律书籍的，所以我也吩咐了。” “我的上帝，”主编哼了一声。“你们这些野心勃勃的杂种真要我的命。既然你们小子把一切都想到了，还要我在这里搞什么发号施令？”他咕哝着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里，大陆版的编辑工作便结束了。 几分钟后，《温哥华邮报》还没有出现在街头，丹·奥利夫的文章的摘要已经在“加拿大通讯社”的全国新闻网中播出了。 时近中午，阿兰·梅特兰德还不知道自己的大名很快就将家喻户晓。 离开丹以后，他回到了他和汤姆·路易斯的商业区边缘共用的那间办公室。它坐落在几间小铺和一家意大利饭馆的上面，意大利烘馅饼和空心面条的味道不时传了上来。他们的办公室包括两间用玻璃墙隔开的小间，还有一间小小的候客室，里面只有两把椅子和一张速记员用桌。一位面目慈祥的老年寡妇每周有3个上午来这里，做一些必要的打字工作，挣一点微薄的薪水。 此时，汤姆·路易斯那矮胖的身体正伏在办公桌上工作着，那是一张旧木制办公桌，是几个月前他们廉价买来的。“我在写我的遗嘱，”他抬起头来欢快地说道。“我已决定死后把我的大脑献给科学事业。” 阿兰脱下外衣挂在他自己那间小办公室里。“千万别忘了让他们付款，记住，我有权得到那笔钱的一半。” “你为什么不起诉我，至少还可以练习一下？”坐在打字机前的汤姆·路易斯转过身来。“结果怎么样？” “是否定的。”阿兰简短地描述了他在移民总部里的谈话。 汤姆沉思地摸着自己的下巴。“克雷默这个人看来一点也不傻，不然他不会看穿我们的拖延策略。” “我想我们的那种手法大概并不新鲜，”阿兰阴郁地说道。“也许其他人早就这么干过。” “在法律上从来没有什么新鲜手法，”汤姆说，“只有对老手法无尽的重复和模仿。好吧，现在怎么办？进行第二套方案？” “先别宣称它叫什么方案。那个办法兜的圈子太大了，这我们都清楚。” “不过你总要试一试吧？” “是的，”阿兰慢慢地点了点头。“即使仅仅是为了气一气那位自命不凡，面带微笑的克雷默先生，我也要干。”他又轻轻地加了一句，“啊！我真希望在法庭上击败他！” “持这种态度才对头！”汤姆·路易斯笑了。“一点适量温厚的仇恨是最能激励人生斗志的。”他皱了皱鼻子闻了闻。“快走吧！喂，你喜欢吃意大利空心面吗？” “我喜欢闻它，”阿兰说道。“结果你仅仅因为我们靠它近就每天午饭都吃它，用不了两年你就会变成一头肥猪。” “我的计划是差一点变成猪时就停止，”汤姆宣称道。“我所希望的是长出三层下颌来，象电影上的律师一样。那样，上门来的委托人就会信服我了。” 外门没敲就被推开了，一支雪茄烟先从门后露了出来，随后走进一个粗胖，方下颌的人。他穿着一件仿麂皮风衣，脑后扣着一顶皱折的浅顶软呢帽。肩上背着一架照相机。 他嘴里仍叼着雪茄问道：“你们二位谁是梅特兰德？” “我是，”阿兰说道。 “要照张像，要得很紧，晚报版急着要。”说着他便开始安装摄影器材。“你后面需要摆放一些法律书籍，梅特兰德。” “原谅我问一下，”汤姆问道，“这一切都是怎么回事？” “噢，”阿兰说道，“我正要告诉你。我已经把消息透露了出去。我想你可以把它称为第三方案。” 在“瓦斯特维克号”船上，杰贝克船长刚刚坐下来吃午饭，这时阿兰·梅特兰德被领进了船长室。和上一次来时一样，舱房里收拾得井井有条，十分舒适，桃花心木墙板和钢制器皿都闪闪发光。一张小方桌从墙上拉了出来，在白色的桌布上放着单人用银制餐具也闪闪发光，船长正在独自吃着一盘似乎是切碎的炒蔬菜。当阿兰进来时，船长放下餐具，礼貌地站起身来。今天他穿着一套棕色的哔叽西服，但脚上仍穿着那双老式的地毯拖鞋。 “我请您原谅，”阿兰说道，“我不知道您正在用午餐。” “请不必客气，我并不介意，梅特兰德先生。”杰贝克船长示意阿兰坐到一张绿色的皮扶手椅上，他自己则又重新坐回餐桌前。“如果你自己没有用过午餐……” “我用过了，谢谢。”阿兰刚才拒绝了汤姆·路易斯吃意大利空心面的建议，在来船的途中匆匆地吃了点三明治和牛奶。 “那也好，”船长指指中间的那只盘子。“象你这样的年轻人可能会觉得吃素菜不过瘾。” 阿兰觉得意外，问道：“你是素食主义者吗，船长？” “已经好几年了。有人认为这是一种……”他停了下来。“那个词叫什么来着？” “一种时髦。”阿兰说道，但他随即又后悔自己接得太快了。 船长笑了。“人们常常是这样说。但这不真实，如果我继续……你不会介意吧？” “噢，没关系，你请吧。” 船长继续吃下去几叉子食物，然后又停了下来。“我想你可能知道，梅特兰德先生，素食主义的信仰比基督教信仰的勇史还要久远。” “不，我不知道，”阿兰说道。 船长点点头说：“已经有许多世纪了。素食主义的真实信徒认为，生命是神圣的，因此一切生物应当毫无畏惧地享有自己的生命。” “你本人相信它吗？” “是的，梅特兰德先生，我相信。”船长又吃了起来。他似乎还在想着。“你看，整个事情很简单。只要我们不克服我们内心存在的野蛮本性，人类就永远不会生活在和平中。正是这种野蛮本性驱使我们杀戮和鱼肉其他生灵，同时这种野蛮本性也驱使着我们自己相互争吵，互相残杀，甚至最后可能导致我们的毁灭。” “这倒是个很有趣的理论。”阿兰说道。他发觉这个挪威船长不断地使他意外。他开始了解为什么杜瓦尔在这条“瓦斯特维克号”船上领受到的善意比在其它地方多。 “你说得不错，它是一种理论，”船长从旁边的一只盘子里挑了一个枣吃。“可惜，和所有其他的理论一样，它也有一个缺陷。” 阿兰好奇地问道：“它有什么缺陷？” “科学家们现在已经发现，事实上，植物也有某种理解和感觉的能力。”杰贝克船长嚼完枣，用餐巾十分细致地擦着嘴和手指。“梅特兰德先生，我听说有这么一种机器，它能够十分敏感地听到当桃子被摘下和剥皮时发出的惨叫声。因此，也许素食主义者最终什么也没能做到，他们对白菜和肉食者对牛与猪一样残酷。”船长说到这里笑了，阿兰略微感到自己受了点小小的愚弄。 船长一转话题，饶有兴致地问道：“好吧，梅特兰德先生，我们能帮你做点什么吗？” “我想讨论一两个问题，”阿兰说，“不过我不知道我的委托人是否可以在场？” “当然可以。”杰贝克船长穿过舱房走到墙上挂着的一盘电话前，按了一下按钮，然后很快地说了一句。他走了回来说：“他们告诉我，你的委托人正在帮助我们清洗船舱。但他马上就来。” 几分钟后，门上传来了犹豫的敲门声，杜瓦尔走了进来。他穿着一件满是油污的连裤工作服，散发着一种刺鼻的油味。他的脸上有一些黑色的油污，污迹甚至都连到他那蓬乱的头发里。他天真而胆怯地站在那里，手里摸着一顶毛线织的帽子。 “你好，亨利。”阿兰招呼道。 年轻的偷乘者心慌地笑了笑。他意识到自己衣服的污秽，不停地低头打量着。 “不要紧张，”船长安慰道，“也别为勤恳工作的痕迹感到耻辱。”他又补充了一句，为的是让阿兰明白，“恐怕有的时候别人占亨利脾气好的便宜，让他干别人不愿干的活，但他还是情愿地把那些活干好。” 听到这里，他们谈论的对象高兴地笑了。“我先擦洗船，”他说道，“然后擦洗亨利·杜瓦尔。这两个都很脏。” 阿兰大笑起来。 船长抑郁地笑了笑。“唉，可惜我的船的确是这样。钱太少了，船员也太少了。但说到我们的年轻朋友，我可不希望他的一生在擦洗我的船中渡过。也许你带来了什么消息，梅特兰德先生？” “其实并没有什么消息，”阿兰回答道。“只是移民部已经拒绝为亨利举行正式听证会。” “咳！”杰贝克船长不耐烦地举起了双手。“这么说还是什么办法也没有。”亨利那刚亮了起来的眼睛又暗淡了下去。 “我倒不完全那么看，”阿兰说道。“其实我倒有一件事要与你讨论，船长，而且正是因为这个，我才要求我的委托人也在这里。” “什么事？” 阿兰感觉到了他们两个人的目光都在紧紧地注视着他。他仔细地考虑着他应该使用的词句。他需要问一个问题，并且希望能得到一个明确的答复。如果杰贝克船长的答复恰当，就会为汤姆·路易斯所说的第二套方案打开通路。但是，必须是船长自己亲口作出回答。 “当我上次来时，”阿兰谨慎地说道，“我曾问过你作为一船之长，是否愿意带亨利到移民部去一趟，要求对他入境的申请举行听证会。当时你的回答是否定的，你的理由是——”阿兰看了看他作的笔记——“你过于繁忙，并且认为那样做没有用处。” “不错，”船长承认道。“我记得我这样说过。” 在他说话时，杜瓦尔的眼睛在不停地打量着他们两人。 “我想再次问你，船长，”阿兰平静地说道，“你是否愿意带我的委托人亨利·杜瓦尔下船，到移民部要求举行正式听证会。” 阿兰屏住了呼吸。他所需要的是对方仍象上次那样回答。如果船长再次说不，哪怕是很随便地说出来，那么不管他是出于什么原因，从技术上讲那都意味着杜瓦尔已被拘留囚禁在船上了，囚禁在加拿大领海中的一条受加拿大法律管辖的船上。可以想想，在这种情况下，根据阿兰的证词，法官就会签发一道人身保护令……即命令将被囚禁者移交法庭。这是法律上极为微妙的一则条文……是汤姆和他所谈到要兜的那个大圈子。但它的起点在此时要得到船长的恰当回答，以便他事后能真诚地宣誓出证。 船长似乎迷惑了。“可你刚才还在说移民部已经拒绝了。” 阿兰没有吱声。相反，他的双眼直直地盯着船长。他真想解释一下，请求船长说出他希望他说出的话。但那样做将违背律师的职业道德。当然，这是一个极为微妙的界限，但它的确存在，而阿兰又十分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他只能希望对方那敏锐的头脑能…… “噢……”杰贝克船长犹豫了一下。“也许你说得对，也许一切办法都应当试一试。也许我的确应当抽点时间……” 糟了，这显然不是阿兰所需要的。船长的理智几乎完全封住了他的去路……一扇微微开启的门正在关闭上。阿兰紧闭着嘴唇，脸上露出了失望的神色。 “你不希望我这样说吗？可这是你要求的啊。”船长的声音里再一次显出迷惑。 阿兰正视着他，故意用公事公办的腔调说道：“杰贝克船长，我的请求依然有效。但我必须告诉你，即使你无视我的请求，为了我的委托人的利益，我仍保留采取一切必要的法律行动的权利。” 船长的脸上慢慢地露出了微笑。“是的，”他说道。“现在我明白了。你必须以某种手段来行事，因为那是合法的形式。” “那么我的请求呢，船长？” 杰贝克船长摇了摇头。他庄重地说道：“很遗憾，我无法从命。我在码头上还有很多船务要做，我不能为一位毫无价值的偷乘者浪费时间。” 到此为止，亨利·杜瓦尔一直皱着眉，聚精会神地听着，虽然他显然没听懂什么，但是当船长说完最后的话时，他的表情突然变得大吃一惊，显出伤心的样子。阿兰想，这几乎就象一个孩子突然被他的父母无缘无故地抛弃了一样。他又一次想解释，但他觉得自己已经走得够远的了。他伸出一只手，告诉杜瓦尔说：“我正在全力以赴。我不久还会来看你的。” “你可以走了，”船长严厉地对杜瓦尔说道。“回到船舱里去！好好干你的活儿！” 杜瓦尔低垂着眼帘，悻悻地走了出去。 “你看，”杰贝克船长低声说道，“我也是个残酷的人。”他掏出烟斗装起来。“我不太清楚你到底想要干什么，梅特兰德先生。但我相信什么也没漏掉。” “是的，船长。”阿兰微笑着说。“说实在的，我觉得你几乎什么也没有漏掉。” 在码头尽头的附近，一辆白色的折叠敞篷车正停在那里，车篷打开着。当阿兰·梅特兰德走下“瓦斯特维克号”船，竖起衣领，躲避着从海面上吹过来的寒冷潮湿的大风走过来时，莎伦·德弗罗打开车门迎了上去。 “喂，”她叫道。“我到你的办公室去了，汤姆·路易斯先生让我到这来等着。” 阿兰快活地答道：“有时候，老汤姆真能露两手老马识途的本事。” 莎伦笑了，她脸上又出现了那对小酒窝。她没戴帽子，身上穿着一件浅色哔叽大衣，手上戴着手套。“上车吧，”她说道，“我送你去你想去的任何地方。” 他来到车的另一面，打开车门吃力地向这辆只有两个座位的车里钻。在他试第二次时，他终于进去了。“还不错，”莎伦赞许地说道。“有一次，爷爷想上车来，可我们怎么也没办法把他的第二条腿放进车里。” 阿兰说：“我不但比你爷爷年轻，而且也更灵活些。” 莎伦迅速地打了三下方向盘，把车头调转过来，沿着码头上的车道颠簸着迅速开走了。车里狭小而舒适，他们俩的肩膀挨在一起，他又一次闻到了他们上次见面时他从她身上闻到的那种香水味。 “说到你的灵活性，我那天几乎要对这一点表示怀疑了。”莎伦说道。“到哪里去？” “我想应该回办公室。我需要写一份誓词。” “为什么不在这写，我能记下那种誓词的大多数用语。” 他咧嘴笑了笑。“我们还是别傻了，我知道该怎么办。” 她扭过头来。她那丰满的、红红的嘴唇幽默地微微开启着。他又一次地感到她的娇小与精灵。 “好吧，原来是你那法律上的事。”她的目光重新注视着路面。车子急剧地转了个弯，他被甩得一下子倒在了她的身上。他觉得这种接触惬意极了。 “是要写一份宣誓书，”他对她说。 “如果不违反你那迂腐的教条的话，你能不能告诉我，你的事情到底进展得怎么样了？我是说船上的那个人的事。” “我现在还说不清，”阿兰认真地说道。“移民部拒绝了我们的请求，不过这我们早就料到了。” “然后怎么办呢？” “今天还出了点事……就在刚才。这样，也许会出现一个机会，使我们能向法庭起诉，不过这种可能性有些渺茫。” “起诉有用吗？” “当然，可能没有用。”他心里早就想过这个问题：遇到这种问题，你一次只能采取一个步骤，然后祈祷着出现好结果。 “如果可能没用，那你为什么还要起诉呢？”他们的车在车流中穿行，并且加速穿过了已经变成了琥珀色的交通信号灯。在一个十字路口，她用力刹了一下车，车闸发出了刺耳的尖叫声。她说道：“你看见那辆公共汽车吗？我以为它要撞我们。”他们的车急剧左转，接着又朝右转，绕过了一辆停着的牛奶车，结果差一点撞上从那辆车上下来的司机。“你刚才说到要向法庭起诉。”莎伦说道。 “起诉有不同的途径，”阿兰用力咽了口唾沫说道。“也有不同的法庭。我们可以开慢一点吗？” 莎伦顺从地将车从40英里降到35英里。“给我讲讲法庭吧。” “你永远也无法事先知道从法庭调查中会发现什么证据，”阿兰说道。“有的时候，有些事情只有从法庭上才能了解到。有些法律条文也是这样，只有在法庭辩论中才能真正明白。而在这个案子上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接着说吧，”莎伦催促他说。“真有趣。”阿兰发现他们的时速又逐渐增加到了40英里。 “好吧，”他开始解释道。“在这个案子中，我们无论怎么干，都不会有什么损失。而且我们越是长时间里把事情张扬开去，政府改变主意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亨利就越可能成为移民。” “我不知道爷爷是不是喜欢这样，”莎伦沉思地说道。“他希望这件事成为一个轰动一时的政治事件，而如果政府让了步，那就没有什么可争论的了。” “说实话，”阿兰说道，“我根本不管你爷爷想要得到什么。我更感兴趣的是我能为亨利做些什么。” 两个人都沉默不语了。过了一会莎伦说道：“你有两次直呼他的名字了，你喜欢他这个人吗？” “是的，我喜欢，”阿兰说道。他发现自己说话的语气十分确信。“他是个可爱的小伙子，一辈子受苦。我想他成不了总统或什么大人物，也成不了什么大事，但我愿意让他获得新的生活。如果他能获得新生的话，那么那将是他一生中的头一次。” 莎伦看了看他的侧影，然后眼睛又盯在了路面上。隔了一会儿，她问道：“你知道吗？” “什么事？告诉我。” “如果我遇到了什么麻烦，”她说道，“我希望你来帮助我，阿兰。” “我们现在就遇到麻烦了，”他说道。“你让我来开车好吗？” 车胎一阵怪叫，车刹住了。“为什么？”莎伦天真地问道。“我们已经到了。” 的确，意大利烘馅饼和空心面的混合味道是不会错的。 办公室里，汤姆·路易斯正在看《温哥华邮报》的大陆版。当他们进去时，他放下了手中的报纸。“律师协会肯定会吊销你的营业执照，毫无疑问，”他对阿兰说道。“要在斯坦利公园当众剥去你的法衣。你应该知道关于做广告的规定吧。” “让我看看，”阿兰说道。他接过报纸。“我当时只不过谈了自己的想法。当时我的确有点激愤。” “那一点从文章上看得很清楚。”汤姆说道。 “我的上帝！”阿兰把第一版展开，莎伦站在他的身边。“想不到给写成了这样。” “电台也广播了。”汤姆告诉他说。 “可我当时以为他主要是想写关于亨利的事……” “实话对你说，”汤姆说道，“我现在羡慕得要死。你好象没费吹灰之力就接手了这么一个大案，象个英雄一样出了名，而现在又……” “噢，我忘了，”阿兰插了进来。“这是莎伦·德弗罗。” “我知道，”汤姆说道。“我刚要说到她。” 莎伦的眼睛里闪着忍俊不禁的光芒。“不过路易斯先生，报纸上毕竟还是提到了你。那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是路易斯和梅特兰德法律事务所。” “我将一辈子感谢你给我找的麻烦，”汤姆穿上大衣。“噢，对了，我要去看一位委托人。他开了家鱼店，我猜他在租借问题上遇到了点麻烦。遗憾的是他找不到人为他照看鱼店，所以我必须去帮助照看一下。你晚饭不想吃鱼排吗？” “今晚不了，”阿兰摇了摇头。“我想领莎伦出去吃晚饭。” “啊，”汤姆说道。“我猜你会的。” 当只剩下他们两人时，阿兰说道：“我得写一份誓词。今晚必须写完，这样明天我好去见法官。” “我可以帮忙吗？”莎伦问道。她微笑着，小酒窝又显现了出来。“我还会打字。” “跟我来。”阿兰说道。他拉着她的手来到他那间玻璃隔开的办公室里。 第九章 艾德里安内斯比森将军 除了3名不在渥太华的阁员外，全体内阁成员倾巢出动，前往厄普兰德机场为即将飞往华盛顿的总理一行送行。这已成了惯例。早在豪登刚刚就任总理时，他就设法让人们知道，他喜欢被人接送，并耳不仅是一两个阁员接送，而是全体内阁成员的欢送和迎接。这种接送还不只局限于特殊的场合，在每次他返回和离开首都时都要讲究这种仪式。 在内阁成员中间，人们已经习惯地称这一仪式为“站排。”偶尔也有人发牢骚，而且有一次这类牢骚还传到了豪登的耳朵里。但他自己的态度是，这种仪式显示了党和政府的团结，他把这个意见告诉了党务指导布赖恩，是布赖恩向他反映了别人的意见，但布赖恩同意他的观点。总理并没有提到他有时，甚至在目前，也常常回忆起年轻时的一件难忘的经历。 几十年前，年轻的杰姆斯·豪登只身从孤儿学校来到了350英里之外的埃德蒙顿，参加亚伯达大学的入学考试。校方为他提供了回程火车票，他独自登上了返程的列车。一路上他迫切地希望着有人来分享他的胜利喜悦，但3天后，当他返回家乡时，车站上空空如也，没有一个人前来迎接他。最后、他只好自己提着纸板箱，徒步返回离城3英里远的孤儿院。就在这段路上，他满腔的兴奋全部消融殆尽了。从那以后，他总是惧怕独自开始或结束旅程。 今天，这种窘境已一去不复返了。除了内阁之外，还有一些人来到机场为他送行。豪登坐在一辆奥茨牌轿车的后座上，玛格丽特坐在他的身旁。从那里他可以看到为他送行的官员们——身着军服，在副官们的陪同下的陆、海、空三军将领——还有渥太华市的市长，加拿大皇家骑警队的专员，几名政府委员会的主席。谨慎地位于送行队伍后面的是美国驻加拿大大使菲利普·安格罗夫阁下。另外一群人是那些必不可少的记者和摄影师，布赖恩·理查森和米莉·弗里德曼在他们中间。 “天啊！”玛格丽特小声叫道。“人们会认为我们是到中国去的传教士。” “我知道，”他答道。“这是件麻烦事，但人们看来希望看见这类事情。” “别傻了，”玛格丽特轻声说道。她用手碰了碰豪登。“是你自己喜欢这种礼仪，而且你没有理由不喜欢。” 轿车在飞机前的梯子旁拐了一个大弯，停在“前卫”号政府要员座机前，座机的机身在晨曦下闪闪发光，旁边是加拿大皇家空军的机组人员。皇家骑警队的一位警官打开了车门，玛格丽特先下了车，豪登跟在后面。军人和警察劈啪作响地行着军礼，总理举起了他那顶珍珠灰色的新杭堡帽，这是玛格丽特去蒙特利尔采购时为他买的。他想到，在这伙等在这里的人中，有一种期待的气氛。或许是一股刺骨的寒风冲过机场的跑道，使一张张脸看上去那样的严肃。他不知道这事是否保守了秘密，今天出访的真正重要性是否被泄露了出去。 斯图尔特·考斯顿面带微笑地走上前来。“微笑斯图”作为内阁资格最老的成员，在总理不在期间将代理总理行使权力。“向你致意，总理先生——玛格丽特，”财政部长说道。在他们握手之际，他说：“正如你所看到的，我们是一支宏大的欢送方队。” “军乐队到什么地方去了？”玛格丽特不恭敬地问道。“这是今天唯一缺少的东西。” “这是个秘密，”考斯顿轻松地答道，“把他们伪装成美国的海军陆战队被我们的飞机送往华盛顿了。所以如果你们在那遇到海军陆战队的话。就假设他们是我们的人。”他碰了碰总理的手臂。他的表情变得严肃正确，问道：“还有什么要说的吗——表扬或批评？” 杰姆斯·豪登摇了摇头。没有必要解释了；问题只有一个，这是48小时以来全世界都在问的那个问题。48小时前，莫斯科广播了美国核潜艇“挑战者号”在东西伯利亚海上被击毁，苏联声称该潜艇已经侵入了苏联的领海，但华盛顿一直否认这点。这一事件使过去的几周内越来越紧张的世界局势变得更加剑拔弩张。 “现在不可能有什么证实，总之现在不可能。”豪登轻声说道。在他认真地与考斯顿说话时，欢送的人群在一旁等待着。“我相信这是一次有预谋的挑衅行为，我们应该抑制任何报复的欲望。我打算在白宫强调这件事，因为我们仍需要时间——尽可能多的时间。” “我同意。”考斯顿悄声说道。 “我已经决定我们不发布任何声明或抗议，”总理说道。“而且你应该明白，即使要作决策也是由阿瑟和我，并且是在华盛顿那里作出。明白吗？” “明白，”考斯顿说。“坦白地说，我很高兴是你和阿瑟，而不是我。” 他们返回等在那里的人群中，杰姆斯·豪登开始与送行的人一一握手。同时，另外3名陪同总理前往的内阁成员——阿瑟·莱克星敦，艾德里安·内斯比森，和贸易与商业部长斯泰尔斯·布雷肯——跟在他的后面。 豪登想，艾德里安·内斯比森比他们上次见面时看起来要健康得多。这位老勇士，面颊红润，脖上紧紧围着一条羊毛围巾，头戴一顶皮帽，身着一件大衣，有一点在阅兵场上的风度。正象他参加的一切仪式一样，显然他是喜欢这种场合的。豪登意识到，在飞机飞行的过程中，他们一定会交谈的；自从防务委员会以来，他们一直没有机会交谈，然而，让这位老人和政府保持一致是绝对必要的。虽然内斯比森不直接参与总统的会议，但在加拿大一方内部不应产生明显的纠纷。 在内斯比森后面的阿瑟·莱克星顿显出一种漫不经心的风度，作为外交部长，周游世界各地也是家常便饭。从表面上看，他并没有理会寒冷，他戴着一顶毡帽，一件薄外衣，里面那只定做的蝴蝶结依稀可见。仅仅在几个月前进入内阁的富有的西部人，贸易部长布雷肯是因为某种很显然的原因才被选来陪同总理出访的，其原因是在这次华盛顿会议上，贸易被认为是中心议题。 哈维·沃伦德也在内阁的行列中。“祝你满载而归。”他说道。他的态度谨慎得体，令人丝毫看不出他们先前曾发生过冲突。他又补充道：“也祝你，玛格丽特。” “谢谢，”总理答道。他的回答显然不及对其他人那样热情。 玛格丽特却出乎意料地说道：“你不为我们说一句拉丁语的口头禅吗，哈维？” 沃伦德的目光在他们两人之间扫了一下。“有时我觉得你的丈夫不喜欢我的那种小开场白。” “这你不必介意，”玛格丽特说道。“我觉得很有趣。” 移民部长微微笑了笑。“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但愿‘Veterque，etmutatavegioVigoremdant。’” “我听出Vigorem是‘活力’的意思，”斯图尔特·考斯顿说道。“但其他部分是什么意思，哈维？” “这是古罗马哲学家塞涅卡的一句话，”沃伦德回答说，“意思是，‘远行、旅游，和改换地点能给人以活力’。” “不管旅行不旅行，我都觉得充满活力，”杰姆斯·豪登简短地说道。这种对话使他感到恼火，他紧紧拉住玛格丽特的胳膊，把她转向美国驻加拿大大使。大使走上前一步，摘下帽子。其他人都本能地站到一边。 “‘愤怒的人’，见到你真是意想不到的好事。”豪登说道。 “相反，总理先生，见到你是我的幸运和荣幸。”大使微微朝玛格丽特鞠了一躬。这位头发花白的职业外交家在全世界许多国家中都有亲密的朋友。他善于使那种惯常的礼仪含有特殊的个人含义。豪登想，人们太易于将礼貌的语言单单看成是客套了。他注意到大使的双肩今天比往常塌得更厉害了。 玛格丽特也注意到了。“你的肩关节炎没有复发吧，安格罗夫先生？” “恐怕又复发了，”大使忧郁地笑了笑。“加拿大的冬天自有许多乐趣，但也给我们关节炎患者带来惩罚。” “看在上帝的份上，请别对我们的冬天这么客气！”玛格丽特叹息道。“我丈夫和我都生在这里，可仍然不喜欢它。” “但愿你们并非完全不喜欢它，豪登夫人。”大使平静地说道，他那满是皱纹的脸上露出一副沉思的表情。“我常常这样想，加拿大应当很好地感谢他们的气候，正因为这种气候使得加拿大人性格坚毅刚强，但同时又深藏着巨大的热情。”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一定就是我们为什么如此一致的另一个原因了。”杰姆斯·豪登说着伸出手来。“你将在华盛顿参加我们的会议吧？” 大使点点头。“我的飞机在你的之后几分钟起飞。”他们紧紧握了握手，大使又说道：“祝你旅途平安，总理先生，并祝你凯旋而归。” 豪登和玛格丽特转身朝飞机走去，这时记者们围了上来。他们中间有国会记者席上十几名常驻记者，一名自视清高的电视采访记者，一个电视摄制小组。布赖恩·理查森站在一个能听到豪登讲话并能被豪登看见的地方。豪登向他笑了笑，并友好地点了点头，理查森也用点头回答着他。他们两人已经事先讨论了关于这次出访中如何对付新闻界的安排，他们俩一致认为正式的官方声明应当到达华盛顿时发表，但仍不透露这次访问的主要议题。尽管如此，豪登知道此刻他仍要为渥太华的新闻大军讲点什么。于是他作了简短的讲话，重弹了一些关于加——美关系的老调，然后便等着记者发问。 第一个问题便是那个电视记者问的。“总理先生，现在一些谣传，说你这次访问涉及的不仅仅是贸易谈判。” “嗯，是这样，”豪登显得十分严肃地说道。“如果有时间的话，美国总统和我可能会打一打手球。”人群中传出一阵笑声；他的态度恰到好处，既和蔼，又没有伤害提问者。 那位电视记者也得体地跟着众人笑了笑，露出了两排完美无瑕的牙齿。“但除了体育活动，总理先生，难道不谈一些重大的军事决策吗？” 这么说还是有人走露了消息，但显然只是透露了一个大概情况。不过这毫不奇怪，豪登想。他以前曾经听人说过，当一个秘密是一个以上的人之间的秘密时，它就不再是秘密了。总之，这再一次提醒他，至关重要的信息是不可能长期封锁的，在华盛顿会谈后他必须抓紧行动，以防止会谈的主要内容被事先泄露。 现在他开始回答了，他知道他现在说的一切事后都将被引用，因此他讲得十分谨慎。“当然，我们两国的联合防卫问题也将在华盛顿会谈中讨论，正如各位所知，在这种会谈中，总要提到这个问题，以及其他双方感兴趣的问题。至于说到决策，任何决策当然都要在渥太华作出，并且要原原本本通告议会，必要的话，还要经过议会的同意。” 听众中爆发出一小阵掌声。 那电视记者又问：“您能否告诉我们，豪登先生，你们是否将讨论最近发生的那次潜艇事件，如果讨论的话，加拿大政府将持什么态度？” “我确信会谈中将讨论这件事，”豪登说道，他那长长的鹰脸十分严肃。“同时，我们为美国‘挑战者号’潜艇损失及其全体船员的牺牲对美国深表同情。但除此之外，在目前我没有更多的评论。” “那么，先生……”电视记者又开口了，但另一名记者不耐烦地打断了他。“伙计，该轮到别人发问了吧？报纸还没有被取消呢，知道吗？” 记者们发出一片赞同声，豪登心里暗暗高兴。他看见那电视记者脸红了，并且朝摄像人员点了一下头。豪登猜想，这一段在以后的镜头剪辑中将被删掉。 插话的是一名活泼的中年记者，名叫乔治·哈斯金斯，是温尼伯《自由报》的记者。他说道：“总理先生，我想问一个问题，不是关于华盛顿会谈的，而是关于政府对那个无国籍的人采取什么态度。” 杰姆斯·豪登皱起了眉头，茫然不解。他问道：“这又是怎么回事，乔治？” “我说的是那个叫亨利·杜瓦尔的年轻人，总理先生，就是移民部不准许他在温哥华入境上岸的那个人。你能够告诉我们政府为什么采取现在这个立场吗？” 豪登的视线与布赖恩·理查森的目光接触了，只见布赖恩从人群中挤到前面，说道：“先生们，显然现在不是……” “真见鬼！布赖恩，不是什么！”记者哈斯金斯高声反驳道。“现在这是全国最热门的新闻。”有人接着抱怨道。“现在又有电视，又讲公共关系，怎么反而连个问题也不能提了？” 杰姆斯·豪登和善地接过来说：“我将尽力回答一切问题。我从来都是这样，不是吗？” 哈斯金斯说道：“是的，先生，你从来都是这样。只是别人总想阻止我们。”他狠狠地瞪了布赖恩·理查森一眼，而布赖恩却毫无表情地回望着他。 “我唯一怀疑的——”总理说道，“而且显然也是理查森先生怀疑的——是在现在这个时刻，提出你这个问题是否合适。”他希望他能把这个问题叉开；如果不能的话，他就只好尽力发挥了。他有时想，象美国政府那样设立新闻发布官是很有好处的，可以由新闻发布官来处理这类事情。但他一直不愿意指定一个人选，怕自己在公众心中变得陌生。 《多伦多报》的汤姆金斯是一个温和的，有学者风度的英格兰人，在首都十分受人尊敬。他礼貌地说道：“总理先生，实际情况是，我们这里的大多数人都接到了自己的编辑们打来的电报，要求引用你对杜瓦尔这个人讲的几句话。看起来似乎有许多人对这个人的命运十分关心。” “原来是这样。”这么说，这个问题是躲不过去了。即使作为总理，如果他明智的话，也不应无视这种请求。然而想到人们对他的华盛顿之行的注意会因此而转移，他不禁觉得十分恼火。豪登仔细考虑着。他看见哈维·沃伦德正在向前挤，但想到正由于他那顽固的愚蠢做法才使眼前的事情发生，豪登故意不去看他。他又看到了理查森的目光。党务指导的眼睛似乎在对他说：“我曾警告过你，如果管不住沃伦德，我们会遇到麻烦的。”也许到现在，理查森已经猜到了这背后还有其他的因素，这种事是逃不过他那锐利的眼睛的。但不管理查森现在心里怎么想，哈维·沃伦德的威胁仍象铡刀一样悬在他的头上，他豪登自己只能尽自己所能努力应付形势。他想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象杜瓦尔这种事件只能暂时使政府陷入窘境，而几天之后它就会被风吹散，被人们所遗忘。他注意到电视摄象机又在转动；也许现在是强有力地解释政府立场，平息批评的好机会。 “好吧，各位先生们，”总理愉快地宣布道，“我谈谈我的看法。”在他面前，人们拿起铅笔，当他开始说话时，人们沙沙地写了起来。 “人们向我提出，报界对哈斯金斯先生刚才提到的那个人作了大量的报道。我必须坦率地说，有些报道是过分渲染和耸人听闻的。它们忽略了一些事实，而政府由于负有责任，却无法回避这些事实。” “请你告诉我们一下这些事实好吗，总理先生？”这一次是《蒙特利尔报》的记者发问的。 “如果你们愿意耐心点，我就会谈到这些的。”豪登的声音中有几分严厉。他不喜欢被打断，而且不时地提醒这些人注意，他们此时采访的不是政府的低级部长，这也没什么坏处。“我想说的是，有许许多多的个别案件没有受到报界的注意，但却照旧交由移民与公民部处理。公平而人道地，而且按照法律去处理这些案件，无论对本届政府还是对移民官员来说都不是什么新鲜事情。” 《渥太华报》记者问道：“总理先生，难道这次的案子不有点特殊吗？我是说这个没有国籍，一无所有的人的案子。” 杰姆斯·豪登有板有眼地说道，“查司先生，当你处理的是人的事情时，每一例都是不同的。正因为如此，为了保证一定程度的公正和一致性，我们需要有一套由议会和加拿大人民同意的移民法。根据法律规定，政府只能依法行事，而在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例子中，本政府正是这样做的。”他停了一下，等着那些做笔记的人跟上他说话的速度，然后他接着说道：“当然，我现在不了解事情的具体细节。但有关人员向我保证，那个年轻人的入境申请的利弊已被认真地考虑了，结论是根据移民法，他根本不应该被接纳进加拿大。” 一位豪登不认识的年轻记者问：“总理先生，您是否认为，对人的考虑有时比技术问题更重要？” 豪登笑了。“如果你问的是一个修辞方面的问题，我的回答就是，对人的考虑从来都是重于一切的，而本政府的行为已经反复表明了这种认识。但如果你问的是我们现在所谈的这个具体事例，那么，让我重复一遍，在这件事上，人的因素已经被尽可能地考虑了。然而我必须再次提醒你，政府的行动必须并且应当受到法律的约束。” 刺骨的寒风正在刮着，杰姆斯·豪登感到玛格丽特在他的身边打颤。他想，差不多了，下一个问题将是最后一个问题了。这次提问的仍是那位态度温和的汤姆金斯，他几乎是带着歉意地说道：“先生，反对党领袖戴茨今天早上发表了一项声明。”他翻动着手中的纸，看了一下笔记，然后接着说道，“戴茨先生说，‘政府应当基于人道主义的原则来解决亨利·杜瓦尔的问题，而不应顽固地遵循法律的词句。移民与公民部部长是有权发布行政命令，让这个可悲而又不幸的年轻人作为移民进入加拿大的’。” “移民部长没有这种权力，”杰姆斯·豪登反唇相讥道。“这一权力归女王，由总督本人亲自负责实施。博纳·戴茨先生和别人一样清楚这一点。” 一阵沉默过后，那记者又温和而天真地问道：“但总督不是总是丝毫不差地按照你的提议行事吗，先生？包括回避移民法的事例，我相信这种事情以前曾发生过多次。”尽管汤姆金斯看上去温文尔雅，但在渥太华的记者群中，他是头脑最敏锐者之一。豪登发现他不自觉地上了圈套。 “据我所知，反对党从来都是反对我们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执行的，”他厉声说道。但这种回答太微弱无力了，而他的内心完全知道这一点。他瞥见了布赖恩·理查森，看见他满脸怒气。他有理由生气，豪登想。不仅仅是人们的注意力从他的重要的华盛顿之行转到了这件区区小事上，而且他对问题的回答也不很圆满。 他打算尽量挽回局面，他说：“刚才有人提到了戴茨先生，我很遗憾地看到我们现在谈论的问题成为一个政治问题，甚至成了两大政党之间的论题。我认为这不应当。”他故意停顿了一下，然后继续认真地说道：“正如我刚才说到的那样，根据现行法律，没有理由允许这个杜瓦尔进入加拿大，而且据我所知，许多其他国家也采取了类似的立场。我也不认为加拿大有义务采取那些别的国家不愿意采取的行动。至于说到事实，不管是已知的还是人们宣称的事实，让我再次向你们保证，移民与公民部在作出决定前都已作了彻底的了解。好吧，先生们，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的问题就回答到这里。” 他本想再说几句有关新闻报道应当保持各种消息比例的话，但他还是决定不说。报界虽然自愿担当每个公民的代言人，但是当报界自身受到批评时，它便会猛烈地报复。于是他一面向哈维·沃伦德微笑着，心里却对他恨得直咬牙，一面拉着玛格丽特的手朝等待着的飞机走去。后面传来了他的支持者们的欢呼声和掌声。 这架政府用作公务飞行要员座机“前卫”号，是一架涡轮螺旋桨飞机。飞机里面被隔成3个舱——前面是一个普通舱，一些非部长级的文职人员在豪登总理到达机场之前就上来了；中部是一个极为舒适的机舱，现在坐着3位部长和几位副部长；飞机后部是一个装饰得十分舒适的客厅，墙上饰着淡蓝色幕幔，旁边连通着一间小小的卧室。 飞机最后面的套间原来是为英国女王夫妇进行国事访问而设计的，现在则由总理夫妇使用了。他们坐进了两把深深的软椅上，一名加拿大皇家空军上士服务员帮助他们俩系好了安全带，便悄然退了出去。外面传来了英国罗尔斯·罗伊斯公司生产的涡轮螺旋桨发动机沉重的轰鸣声，声音逐渐加剧，飞机开始沿着机场的外跑道滑行。 当服务员走出去后，杰姆斯·豪登严厉地说道：“有什么必要去鼓动沃伦德，让他扬扬得意地卖弄他那荒谬的拉丁顺口溜？” 玛格丽特镇静地说道：“我并不认为有什么必要。但如果你想知道原因的话，我认为你对他太粗鲁了，我想以此来弥补一下。” “见他的鬼，玛格丽特！”他的声音高了起来。“我有充分的理由对哈维·沃伦德粗鲁。” 他的妻子小心地摘下帽子，把它放在了她椅子旁的一张小桌子上。那顶帽子是由薄薄的黑色金丝绒和编织网制作的，是她在蒙特利尔买的。她平静地说：“请和气点，别对我喊叫，杰米。你可以有你的缘由，但我没有，而且我以前对你说过，我不是你的心情的复制品。” “问题根本不在这……” “问题就在这！”玛格丽特的脸也微微涨红了。她的火气总是来得较慢，这也是他们之间争吵相对较少的原因。“而且从你刚才对记者们的态度来看，有虚荣心的不止是哈维·沃伦德一个人。” 他紧接着问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生那个汤姆金斯先生的气，因为他没有傻到被你那些关于公正和人道主义辞藻华丽的胡说所欺骗。如果你想知道的话，我可以告诉你我也没被你骗过去。” 他开始劝她。“不过，至少在这里，我应该享受到一点忠诚感。” “哎呀，别那么可笑了，”玛格丽特怒气冲冲地说道。“而且看在上帝的分上，别把我也当成你的政治集会的听众。我是你妻子，你忘了？我看见过你光身子。所发生的事情已是再明显不过的了。哈维·沃伦德使你处境尴尬……” 他打断了她的话。“不是尴尬，而是根本没法恰当应付。” “好吧，就算是没法应付。但由于某种原因，你觉得你又必须支持他。可你又很不情愿这么做，于是你就向一切人耍脾气，包括我。”说到这里，玛格丽特的声音哽咽了。她很少这样。 两人都沉默了。外面，发动机的速度提高到了起飞的频率；跑道在窗前闪过，随即他们升到空中。他拉住玛格丽特的手。“你说得对。我的确在耍脾气。” 他们之间的大多数争吵都是这样结束的，包括那些严肃的争吵，而在他们婚后的生活中的确有过几次严肃的争吵。两个人中总会有一个理解了对方的理由，于是作出让步。杰姆斯·豪登想知道是否有生活在一起而不吵架的夫妇。如果有的话，他们一定是些枯燥无味、没精打采的人。 玛格丽特扭过头去不看他，但她的手也稍稍用力握着他的手。 隔了一会儿他说：“沃伦德的事没什么了不起——我是说它不关我们俩的事。只不过有些碍事罢了。但会有解决办法的。” “我想我也有点发傻。也许是因为我近来不常看见你的缘故。”玛格丽特从手提包里掏出一方麻纱手绢，轻轻沾了沾双眼的眼角。她慢慢地接着说道：“有的时候我对政治产生一种极度的忌妒感，同时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感情。我想我真希望是另一个藏在什么地方的女人勾住了你，而不是政治，因为在那种情况下我至少还知道怎么样去和她竞争。” “你用不着去竞争，”他说，“你从来用不着。”一时间他感到一阵强烈的内疚，他又想起了米莉·弗里德曼。 玛格丽特突然说道：“如果哈维·沃伦德这么难对付，为什么让他负责移民部？难道你不能把他放在一个无害的地方吗？——比如把他放到渔业部？” 杰姆斯·豪登叹了口气。“遗憾的是哈维·沃伦德想当移民部长，而他仍然有足够的势力使自己的愿望受到重视。”他不知道玛格丽特是不是相信了他的第二句话，但她没有再问。 “前卫”号飞机正在转弯向南飞进航线，并在继续爬高，但已不象刚才那样陡了。上午明亮的阳光从左舷的窗子里照射了进来，透过右舷窗，3000英尺下面的渥太华市象个微型城市模型历历在目。渥太华河象是白雪覆盖的两岸中间的一道银线。西面，在香蒂瀑布的狭窄处，白色的喷泉象手指一样竖立起来，指向现在从上面看去很小的最高法院和议会大厦。 首都在下面向后移去，前面是开阔的乡村。10分钟后，他们将飞越圣劳伦斯河，来到美国的纽约州上空。豪登想，若是导弹的话，只需要几秒钟而不是几分钟的时间就可以飞完这段距离。 玛格丽特从窗前扭过头来问道：“你说外界的人们知道政府内部的这一切事情吗？例如政治交易，互相庇护和支持，以及诸如此类的其他事情？” 杰姆斯·豪登几乎被吓了一跳。他再一次感到，玛格丽特已经猜到他的心理活动了。他想了想说：“当然，当然，有些人是会知道的，尤其是那些接近圈内的人。不过我想大多数人并不了解，也不想了解政府的内幕。而且还有人，即使你拿出书面证明，并且发誓它是真的，他们仍不相信。” 玛格丽特沉思着说道：“我们总是那么喜欢批评美国的政治制度。” “我知道，”他同意道。“那样批评人家当然是不合逻辑的。因为如果按比例来看，我们这里的官官相护和贪污受贿一点也不比美国人那里少，甚至可能更多些。只不过我们通常要谨慎得多，并且不时公开惩处一两个过于贪婪的人。” 他们上方的提示系紧安全带的指示灯灭了。杰姆斯·豪登打开了自己的安全带，然后伸过手去帮玛格丽特打开她的。“当然了，我亲爱的，”他又说道，“你要知道，我们最伟大的民族遗产之一就是我们的自我公开感。这是我们从英国人那里继承来的。你记得萧伯纳吗？他说：‘没有什么事好到或坏到英国人不做的程度；但你永远也找不到一个认错的英国人。’这种信念对提高民族意识十分有好处。” 玛格丽特说道：“有的时候，你对那些错事也十分肯定和满意。” 她丈夫考虑了一会儿。“我并不想那样。我只不过是想在我们俩单独在一起时摘下伪装。”他淡淡地笑了笑。“现在几乎没有什么地方我不是处在众目睽睽之下啦。” “对不起。”玛格丽特的话语中透着关切。“我刚才不应该那么说。” “不！我不希望我们两人中有谁感到有什么事情不便说，不管是什么事。”哈维·沃伦德的身影和他与自己的那笔交易在豪登的眼前闪过。他为什么一直没把这一切都告诉玛格丽特呢？也许有一天他会告诉的。他继续说道：“我对政治的大多数经历与见闻使我伤心。从来都是这样。然而我又想到人类的弱点和我们能力的有限，想到纯洁从来是无力的，在任何地方都是如此。如果你想纯而又纯，你只好孤立自己。如果你想做些有积极意义的事，成就一点事业，并使世界变得比原来好一点，那你就必须选择权力而抛弃纯洁，别无他择，”他沉思地继续说道，“就象我们都站在一条水流湍急的河里一样，虽然你想立即改变水流的方向，但你做不到这一点。你只能顺流而行，然后试着慢慢地把它的流向引向一边或另一边。” 总理座位旁边的一台白色内部电话轻轻地发出了音乐般的响声，他拿起了听筒。里面传来了飞机机长的声音：“我是加尔布雷斯，先生。” “噢，是中校吗？”加尔布雷斯是一位老飞行员，素以稳健可靠著称，政府要员飞往渥太华以外的别的地方常常都是他作机长。他也曾多次为豪登夫妇驾驶过飞机。 “我们现在已经升到了巡航的高度，高度两万英尺，估计在1小时10分钟后到达华盛顿。那里的天气晴朗，阳光灿烂，气温在华氏65度。” “这可是好消息，”’豪登说道。“我们可以再尝尝夏天的滋味了。”他把华盛顿的天气情况告诉了玛格丽特，然后对着听筒说道：“我听说明天在使馆有个午宴，中校先生。我们期待着在那见到你。” “谢谢你，先生。” 杰姆斯·豪登放回了听筒。在他刚才说话时，乘务员又出现了，这一次他端来了咖啡和三明治。他还端着一杯葡萄汁。玛格丽特指着那只杯子说：“如果你真的那么喜欢它，我就在家里多储存些。” 他等到乘务员走后才低声说：“我开始讨厌这东西了。我有一次说过我喜欢它，看来这话被传开了。现在我明白为什么当年英国首相迪斯累里（1804－1881）讨厌报春花了。” “可我一直认为他是喜欢报春花的，”玛格丽特说道。“那花不是他最喜欢的吗？” 她的丈夫用力摇了摇头。“迪斯累里只说过一次他喜欢报春花，是出于礼貌对维多利亚女王说的。因为她曾送了一些那种花给他。但从那以后，人们送给他的报春花象雪片一样，甚至后来他一看到报春花就几乎要发疯。所以你看。政治迷信多么顽固。”他笑着拿起那杯葡萄汁，打开舱里一扇后门，把葡萄汁倒进了便池。 玛格丽特思虑地说道：“你知道吗，我有时觉得你很象迪斯累里，不过更为尖锐一些。”玛格丽特笑了笑。“至少你的鼻子能证明这一点。” “不错，”他赞同道，“而且我这张脸一直是我的商标。”他摸着自己的鹰钩鼻子，然后回忆似地说道：“以前，当人们说我面貌很凶时，我总觉得意外。但后来，当我学会了一会儿收起这副脸，一会儿又露出这张脸时，它成了一个非常有力的工具。” “现在真好，”玛格丽特说道，“我们俩能独自在一起待上一会儿。还有多长时间到华盛顿？” 他做了个鬼脸。“恐怕没多少时间了。我得在降落之前与内斯比森谈谈。” “你非得谈吗，杰米？”与其说这是句问话，还不如说是恳求。” 他遗憾地说道：“对不起，亲爱的。” 玛格丽特叹了口气。“我刚才就觉得这阵时光太好了，好得让人怀疑它能否持久。好吧，我去躺一会，你们好单独谈谈。”她站起身来，拿起她的手提包和帽子。走到小卧室的门口时，她转过身来。“你准备威胁他吗？” “也许不——除非我不得已。” “我希望你别那样，”玛格丽特认真地说道。“他是多么可怜的老头。我总觉得他应当坐在一把轮椅上，膝上盖着毯子，由另一名老兵推着。” 总理大笑起来。“所有的退休将军都应当那样。遗憾的是，他们有的想写书，有的想从政。” 当玛格丽特走后，他按了一下铃，唤来乘务员，要他客气地去把内斯比森将军请来。 “你看上去健康极了，艾德里安，”杰姆斯·豪登说道。 艾德里安·内斯比森坐在玛格丽特刚刚空下的那张深深的软椅中，他那红润肥胖的手端着一杯加了苏打水的苏格兰威士忌。他得意地点了点头。“我最近几天的感觉好极了，总理。看来我终于摆脱了那可恨的粘膜炎。” “我真高兴。我想你前些日子一定是过分劳累了。实际上我们都操劳过度了。结果我们大家都变得脾气很烦躁。”豪登仔细地看着他的国防部长。面前的这位老人看上去的确结实多了，甚至有几分高贵，只是秃顶越发厉害了，使他有点象个矮胖子先生。他那精心修饰过的浓密的花胡子也使他增加了几分尊严，他那方方的下巴仍然保留着一种军人的威严。豪登想，也许自己考虑的那个办法还行得通。但他想起了布赖恩·理查森的告诫：“讨价还价要委婉；那个老伙计的正直是出了名的。” “不管烦躁不烦躁，我还是不能同意你关于联合宪章的意见。我相信我们不用让这么大的步，就可以从美国人那里得到我们想得到的东西。”内斯比森说道。 杰姆斯·豪登努力使自己镇静，竭力压下自己的愤怒和不满。他知道，发脾气和任性地大喊大叫不解决问题。他真想大叫：“看在上帝的分上请睁开眼睛看一看吧！看一看这些显而易见的事实吧：形势不等人，已经没有时间试用那些古老乏力的药方了。”然而他却这样息事宁人地说道：“我希望你为我做一件事，艾德里安，你愿意吗？” 老人似乎犹豫了一下，接着问道：“什么事？” “把一切都在脑子里重新过一遍：形势将会变成什么样，我们还能有多少时间；那天我们都说了些什么；还有，我们有哪些选择，以及你自己的良知。” “我已经这样考虑过了，”老人的回答十分坚决。 “那么再做一遍怎么样？”豪登拿出了自己的全部说服本领。“就算是为我个人做一件事？” 老人已喝光了杯中的威士忌。威士忌使他的身体暖和了起来，他放下玻璃杯。“好吧，”他让步道。“这我倒不在乎。不过我告诉你，我的回答将仍旧是同样的：我们必须保持民族独立——完全独立。” “谢谢你，”杰姆斯·豪登说道。他又按响了铃，当乘务员进来时，他说道：“请给内斯比森将军再来一杯加苏打水的苏格兰威士忌。” 当第二杯威士忌送来后，内斯比森呷了一口，然后靠到椅背上，打量着这间专用机舱。他用仍带有军人威严的嗓音赞许地说道：“要我说，总理，这房间还真他妈不赖。” 杰姆斯·豪登似乎看到自己期待着的突破口。 “是不错，”他承认道，他用手摆弄着乘务员在给国防部长端威士忌时一起送来的第二杯葡萄汁。“不过我不常用这间。与其说这是我的飞机，还不如说是总督的专机。” “这是真的吗？”内斯比森看上去有些吃惊。“你是说谢尔登·格里菲思是乘坐这架专机包舱到处访问吗？” “噢，是的，他想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用，”豪登的声音是那样煞费苦心地随便。“总督先生毕竟是女王陛下的代表。他有权享受极为特殊的待遇，你说呢？” “是的。”老人有些茫然不知所措。 好象是他们的谈话提醒了他一样，豪登再一次漫不经心地说道：“我想你已经听说了谢尔登·格里菲思今年夏季要退休了。他已经在政府供职了7年，他想辞职了。’” “我听到了点消息，”内斯比森说道。 总理叹了口气。“总督的引退总给我们带来麻烦，找个完全能接替他的工作的人真不容易：这个人必须有一定的经历，而且还要愿意为政府服务。要知道这是国家所能给予的最高的职务。” 豪登注视着这位老人喝下了一大口苏格兰威士忌酒。他认真地说道：“是的，是这样的。” 豪登说道：“当然，这一职务本身无利可图。大量烦琐的仪式，整天被仪仗队、欢呼的人群、礼炮所包围。”他又轻松地补充了一句。“你知道，给总督的礼遇是21响礼炮，跟女皇一般多。” 内斯比森轻声说道：“是的，我知道。” 豪登象是自言自语地继续说道：“自然，为了处理好那类事情，需要有一些特殊的经历。有在军队里任职背景的人最擅长这种工作。” 这位老战士的嘴微微张开着。他用舌头湿润了一下嘴唇。“是的，”他说道。“我想是这么回事。” “说实话，我一直希望有一天你来做总督。”豪登说道。 老人的眼睛睁得大大的。“我？”他的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我？” “啊，”豪登说道，好象是驱走了一个想法。“我知道现在不是谈这个的时候。你不会希望离开内阁，而我们也不愿意让你走。” 内斯比森做了一个动作，仿佛想从座位上站起身来，但随后又放弃了。他拿杯子的手在发抖。他咽了一口唾沫，以便使自己的声音平稳，但只收到了部分效果。“说句真话，我一段时间来一直在考虑退出政界。到了这个年龄有点吃不消了。” “真的吗？艾德里安？”总理极力使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很诧异。“我还一直以为你将和我们长期干下去呢。”他又停了下来思考着。“当然了，如果你愿意接受这个职位，那将为我们解决许多问题。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就我看来，在我们通过了联合宪章之后，我们国家将要面临一个困难的时刻。我们将需要一种团结一致感，一种传统的民族情感。我个人认为，如果总督的职位交给一个合适的人担任，将对那时的形势大有帮助。” 他忽然怀疑他自己是不是做得过分了。随着他的话，老人的眼睛抬了起来，直盯盯地望着他。很难看出这双眼睛里包含的是什么。是蔑视？是怀疑？还是两者兼有并夹杂野心？有一点可以肯定。虽然从某些方面来看，艾德里安·内斯比森很蠢，但他总不至于迟钝到不理解豪登现在所提出的交易：豪登开出了世界上最高的价格来买他政治上的支持。 豪登所指望的是这位老人对他所提出的这个职位的估价。他知道，有的人无论在什么条件下也不愿意担任总督这一职务的；在他们看来，当总督不但不是什么奖赏，而且是一种惩罚。但对一个军人来说，对于一个爱好仪式与盛典的人来说，那是一个光辉灿烂的最高理想。 豪登从来不相信玩世不恭的人的名言，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格。豪登一生的经历中曾经见过那些无法收买的人，无论是用金钱财富还是用荣誉都无法买动他们，甚至象为人类造福这种曾打动了千百万人的光荣称号也不能使这种人动心。但是大多数从政的人都有某种价格；为了生存必须有价格。有的人喜欢用“权宜之计，”或“妥协”之类的委婉词句来说明这一现象。但归根到底还是一回事。现在的问题是，他是否正确地估量了艾德里安·内斯比森的支持的价格。 老人内心的斗争清楚地刻划在了他的脸上：怀疑、尊严、耻辱和渴求的表情在不停地变幻，象小孩子的万花筒一样在自动变化着…… 他能听得见记忆中的炮声……是德国人的88毫米口径的大炮，还有回敬的炮声……是一个阳光斜射的早晨；后面是安特卫普港。前面是谢尔特……盟军的加拿大师正在攀爬、向前；一会他们慢了下来，动摇了，准备掉头逃跑…… 这是战斗中的关键时刻。他跳上一辆吉普车，唤过一名司号员，然后命令司机朝前面开去。在他身后，司号员吹出了尖利的号音。他面衬着德国人的大炮，指挥着，鼓动着。动摇了的部队又重新集结了起来。他命令那些散乱的部队继续前进，并且用恶狠狠的语言咒骂着他们，他们则回骂着他，但还是跟着他向前冲去。 喧闹声，满天的尘土，发动机的轰鸣声，火药味和油味，伤兵的惨叫声……向前运动的部队，先是很慢，随后加快了速度……士兵们眼中充满了对他的惊讶——他高傲地挺立在车上，任何敌人的炮手都不会错过他…… 那是极为光荣的时刻。当时的形势本来已经无可挽救了，但他们硬是把胜利夺了回来。他的行为几乎是自杀性的，但他却奇迹般地生还了…… 士兵们叫他“疯子将军”和“玩命傻瓜”，后来在伦敦的英国王宫——白金汉宫里，一个他极为尊敬的，瘦弱而又结结巴巴的人为他戴上了一枚勋章。 然而现在，多少年过去了，这些记忆也淡没了；很少有人能记得那光荣的时刻，很少有人还怀念它。再也没人叫他“玩命傻瓜”了。即使有人叫他，他们也常常省去“玩命”两个字。 有的时候，他真想重温那一光荣的时刻。 艾德里安·内斯比森带着一丝犹豫说道：“看来你那联合宪章很有把握，总理。总理，你确信它会被通过吗？” “是的，我确信。它会被通过，因为它必须被通过。”豪登力图使自己的表情和声音十分严肃。 “但是会有人反对的。”老人皱着眉头沉思地说。 “这很自然。但最终，当人们看到其必要性和紧迫性时，就不会有分歧了。”豪登的语调又转成了规劝。“我知道你最初的感觉是想反对这个计划，艾德里安，我们都为了你的直率而尊重你。不过我想，如果你一定要继续持反对立场的话，我们只好在政治上分道扬镳了。” 内斯比森生硬地说道：“我看不出有什么必要那样。” “的确不必要，”豪登说道。“特别是如果你作了总督后为我们国家作的贡献，要比在政治上作个在野的反对派多得多。” “嗯，”内斯比森说道；他仔细打量着自己的手。“如果你那样说的话……” 原来一切是这么简单，豪登想。恩赐之权使一切都变得唾手可得。他说道：“如果你同意的话，我想尽早通知女王。我想女王陛下听到这一消息会十分高兴的。” 艾德里安·内斯比森庄严地倾了一下头。“听从你的吩咐，总理。” 他们站了起来，庄重地握着手。“我真高兴，非常高兴，”杰姆斯·豪登说道。他又随便地说：“你作总督的任命将在6月份宣布。因此我们至少要让你在内阁里待到那时候，而且你在未来的大选中的竞选活动将对我们有重大意义。”他开始总结了，使他们对所达成的协议不至于产生任何一丝一毫的误解。对艾德里安·内斯比森来说，他将再不能与政府离心离德，再不能批评联合宪章。相反，他将与全党一道为这次大选的胜利而战斗、支持、赞同、分担责任…… 杰姆斯·豪登停了下来，等着对方的异议。对方没有异议。 飞机发动机的声音已经改变了。现在他们正在平稳地降落，飞机下方大地也不再是白雪覆盖的了，而是一块块棕色与绿色交织起来的图画。内部电话又轻轻地响了起来，总理拿起了听筒。 听筒里传来了加尔布雷斯中校的声音，他报告道：“10分钟后我们将在华盛顿机场降落，先生。我们可以优先入港，而且对方要求我转告你，美国总统已经在前往机场的路上了。” 豪登总理的座机在厄普兰兹机场起飞后，布赖恩·理查森和米莉坐着理查森的“美洲虎”汽车回去了。在开回渥太华路途中的大多数时间里，党务指导一直沉默着，脸色阴沉、由于愤怒，他的浑身绷得紧紧的。他平常开他的“美洲虎”时，动作轻柔爱惜，而今天他的态度好象是这“美洲虎”导致了机场上不成功的新闻记者招待会。他比别人更能够清楚地意识到，当杰姆斯·豪登关于移民法和杜瓦尔的那番声明出现在报纸上时，他的话将显得多么空洞啊。他愤愤地想道，更不幸的是，以豪登为首的政府现在采取的立场将来很难后退。 离开机场后。米莉侧过脸来看了他一两次，但看到她的伙伴心绪不好，她便欲言又止。快到市郊时，在理查森猛地把车转了个弯后，她碰了碰理查森的胳膊。什么也不必说。 党务指导放慢了车速，转过脸来笑道：“对不起，米莉，我在拿自己出气。” “我知道。”记者在机场上的提问也使米莉感到很苦恼，因为她知道，杰姆斯·豪登在暗中受制于人。 “我想喝点东西，米莉，”理查森说道。“到你那里去一趟怎么样？” “好吧。”现在已近中午，一两个小时之内她不用急着回总理办公室。他们经顿巴桥过了里多河，然后向西拐上伊丽莎白女王大道，朝市区驶去。刚才还光芒四射的太阳现在已躲到了阴云的后面，天色变得灰蒙蒙的。首都灰色的石头建筑与天气融在了一起。寒风啸啸地吹着，卷起一阵尘土、树叶和纸片的涡流，在水沟里和堆了一星期之久的雪堆旁跳跃打旋，泥水和尘埃使雪堆显得十分肮脏难看。路上行人都竖起衣领，扶着他们的帽子，紧挨着建筑物走。尽管“美洲虎”车里十分暖和，米莉还是打了个寒战。每年的这个时候，冬天看起来似乎渺无尽头。她渴望着春天。 他们把车停在米莉公寓的外面，然后两人一起乘电梯上楼去。进到房间里，米莉又习惯地开始准备饮料。布赖恩·理查森把一只手放在她的肩膀上，迅速地在她的脸颊上吻了一下。他直盯盯地看了一眼米莉的脸，然后突然放开了她。他内心的反应把他自己吓了一跳；好象他在梦境中，一下子飞到了另一个宇宙里……他的思绪又回到现实中来，说道：“让我来调饮料，酒吧是男人的位置。” 他拿出两只玻璃杯，在里面斟上同样多的杜松子酒，然后又切了一片柠檬，给每只杯子里挤了一点柠檬汁。然后他往杯子里放了冰块，又利落地启开一瓶滋补酒，平均地倒在两只杯子中。整个过程很简单，也不费力，但米莉想：共同分享事情是多么美好啊，特别是与一个你真正喜欢的人在一起，分享哪怕是调饮料这样简单的事情。 米莉端着自己的杯子坐到长条沙发上，呷了一口，然后放下了杯子。她仰靠在沙发的靠背上，任头舒适地垂在软垫上，享受着中午休息的奢侈。她感到自己在忙里偷闲。她伸展着身体，伸直了穿着尼龙袜的双腿，脚跟擦着地毯。鞋早被她踢掉了。 理查森在这小巧舒适的起居室里来回踱着步子，杯子在他手里紧紧地握着，他的脸沉浸于思虑中，眉头紧锁着。“我不明白，米莉，我就是弄不明白。为什么头儿表现得这个样子？他可从来不这样。为什么他偏偏袒护哈维·沃伦德？他自己都不相信自己正在做的事；今天你完全可以看出来。那么这到底是因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呀？” “噢，布赖恩！”米莉说道。“我们难道不能暂时把它忘掉？” “忘掉，真见鬼！”他的声音里充满苦闷和愤怒。“我对你说，我们拒不让步，不放船上的那个偷乘的杂种上岸，这再愚蠢不过了。这件事会积累起来，并且不断发展下去，直到使我们输掉大选。” 米莉荒谬地遐想着，她想问：即使我们输掉大选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当然，她知道这样想是完全错误的。刚才她还与理查森一样忧心忡忡呢。但突然间她对政治上的考虑厌倦了：那些策略，那些小动作，一点点地战胜对方，保护权力，等等。可是最后，所有这些又有什么结果呢？今天的危机也许下周或明年就成了被人遗忘的鸡毛蒜皮。10年之后，或者百年以后，所有的事业和追求事业的人都将归于冥冥世界。最重要的是人，而不是政治。而且不是其他人……而是自己。 “布赖恩，”米莉轻轻地，却是沉静地说，“请和我做爱吧。” 踱步声停止了。沉默。 “什么也别说，”米莉仿佛在耳语。她已经闭上了眼睛。好象刚才的话是别人替她说的。是另一个藏在她体内的声音说的。肯定是别人说的，因为她自己绝对不会说出刚才那种话来的。她想，也许她应当说一句否认刚才那个陌生声音的话，取消刚才说的事，重新回到自我中去。然而一阵舒适的懒洋洋的感觉使她不想动弹。 她听见杯子放下的声音，脚步轻轻移动的声音。窗帘被拉上了，接着布赖恩来到了米莉的身旁。他们的胳膊紧搂着对方，嘴唇热烈地贴在一起，身体在渴望着。“噢，上帝，我的米莉！”他低声说道。他的声音在颤抖。“米莉，我需要你，我爱你。” 在米莉寂静的公寓里，电话铃声轻轻地响了起来。理查森用一只胳膊肘支起了身子。“啊，幸亏它10分钟前没响，”他说道。他觉得自己得找点话说，好象使用一些常用的词汇便可以掩盖住自己心中的不安。 “那时候响了我也不会接，”米莉说。那种懒洋洋的感觉不见了。她期待着行动和节奏加快。刚才这次很不同，非常不同，与她记得的前几次不一样…… 布赖恩·理查森吻了一下她的前额。他想外部世界所看见的米莉和他在这里所了解的米莉是多么不同啊。此刻，她看上去睡眼惺忪，头发乱蓬蓬的，身体上散发着诱人的暖烘烘的气息…… “我最好还是去接电话吧，”米莉说道。她支起身子，向电话机走去。 电话是总理办公室打来的，打电话的是一个助理速记员。 “我想我应该告诉你一下，弗里德曼小姐。这里来了许多电报。从今天早上就开始来了，现在共有72封，都是拍给豪登先生的。” 米莉用一只手拢了拢头发。她问道：“是关于什么事的？” “都是关于船上的那个人的，就是移民部不让入境的那个人。今天早上的报纸又登了些关于他的事，你看了吗？” “看了，”米莉说道。“那些电报上都说了些什么？” “说的基本都是一回事，只不过说法不同，弗里德曼小姐：说我们应当放他入境，给他一个机会。我想你是希望知道一下的。” “你打电话来是对的，”米莉说道。“你现在动手把打电报来的人列个单子，并且对内容作个摘要。我马上就到。” 米莉放回听筒。这件事她将不得不向行政助理艾略特·普劳斯报告；他现在大概已经到华盛顿了。然后报告不报告总理就是他的事了。大概他得报告总理，因为豪登总是极为认真地看待群众来信来电，要求对其内容来源进行逐日逐月的登记造表，然后他和党务指导要进行仔细研究。 “什么事？”布赖恩·理查森问道，米莉告诉了他。 他的头脑象齿轮一样立即开始了运转。他马上变得十分关切，她知道他会这样的。“这是有组织的，不然不会一下子来这么多电报。不管怎么说，我一点也不喜欢这种事情。他又阴郁地加了一句：“我真希望我知道该他妈的怎么办。” “也许根本没有什么好办法。”米莉说道。 他机警地看了她一眼，然后转过身来，双手轻轻地放在她的肩上。“米莉，我的宝贝儿，他说道。“一定有什么事情我不知道，但我想你一定知道。” 她摇摇头。 “听着，米莉，”他坚持道。“我们是站在一起的，不是吗？如果我要想采取什么对策，我必须了解情况。” 他们对视着。 “你可以相信我，对不对？”他又轻声说道。“特别是现在。” 她感到自己的感情和忠诚在心中激烈地冲突着。她要保护豪登；她从来如此…… 然而，她与布赖恩的关系已经突然间改变了。他已经告诉她他爱她。显然，在他们之间不应该再有什么秘密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如果……她也可以松口气。 他的手在她的肩膀上抓得更紧了。“米莉，我必须知道。” “好吧。”她从他的手中挣脱出身来，从包里取出钥匙，打开了卧室门旁的一张小柜最底下的那只抽屉。那份影印件装在一只封了口的信封里。她打开信封，递给了他。当他开始看的时候，她发现房间里的气氛变了，几分钟前那种气氛已经融解了，消逝了，就象晨风吹走了薄雾一样。现在又象往常一样进入了正题：政治。 布赖恩·理查森读着，不禁轻轻地打了个口哨。他抬起头来，脸上是一副惊愕的表情，他的眼睛里透着难以置信的神色。 “我的上帝，”他轻轻地喘了口气，“我的耶稣基督。” 第十章 如无反对即行生效 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最高法院在温哥华市设有登记处。每天下午4点整，它那巨大的橡木门便严严实实地关上了。 在阿兰·梅特兰德第二次拜访杰贝克船长和杜瓦尔之后的第二天，下午差10分4点钟时（在这同一时刻，即华盛顿时间差10分晚7点，豪登夫妇正在更衣，准备参加白宫的宴会），阿兰夹着一只公文包，走进了登记处。 进了登记处，他犹豫了一下，打量着那长长的房间。高高的天花板，一面墙上满满地排列着档案柜，一张光洁的木制柜台几乎和房间一样长。他走近柜台，打开公文包，从里面取出几页纸。在他做这些事情时，他觉得自己的手心似乎比平常潮湿了一些。 登记处里的唯一的一名工作人员是一位老年书记员。他走上前来。他的身材瘦弱矮小，象个土地神，双肩垂曲，仿佛多年守护在法院近旁使他也承受了法律的重量。他礼貌地问道：“您是……” “我叫梅特兰德，”阿兰说道，他把事先准备好的一叠材料递了过去。“这些请登记入档。我还希望您带我去见在庭法官。” 那书记员耐心地说道：“法官是上午10点开庭，而今天待审理的案件已全部审完，梅特兰德先生。” “请原谅，”阿兰指了指他刚才递过去的文件，“这是一件涉及人身自由权的案件。我想我有权使它立即受到审理。”至少在这一点上，他相信自己是有根据的。在任何涉及人身权利和非法拘禁的案例中，法律都不准许任何拖延，如果必要的话可以在深夜将法官从床上叫起来受理这类案件。 那书记员从一只盒子里拿出一副无框眼镜，戴上摆弄了一会，然后弯腰站了起来。他的神情中没有丝毫的好奇感，仿佛任何事情都不能使他惊奇。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来。“请您原谅，梅特兰德先生。您说得对，没有问题。”他拉过一本布面的帐册。“我们并不是每天都能遇见申请签发人身保护令的。” 书记员在帐册上登完记，然后从墙上取下一件黑色长袍披在身上。“请跟我来。” 他领着阿兰走出登记处，沿着带护墙板的走廊走着，穿过一道双扇弹簧门，进入了法院的大厅，这里有一段宽大的石头楼梯通向楼上。楼内很静，四周回荡着他们的脚步声。每天这个时候，大多数法庭都已闭庭，楼里的灯光有些已经关掉了。 他们庄严地、一步一级地步上了台阶。阿兰异乎寻常地感到紧张。他突然想象孩子一样转身跑掉。他在准备自己的辩护词时，曾觉得自己将提出的论据是可信的，只是其法律依据似乎不够充分。可是现在，他突然觉得自己的论点平庸而天真。难道他将要在庄严的最高法院的法官面前出丑吗？如果他弄砸了，会有什么后果呢？随便与法官开玩笑是不行的，举行专门听证会是要有充分的理由的。 他又有些后悔自己选择了一天中的这个时间，他觉得自己早些来也许好些，在上午和下午的早些时候，法庭里总是嘈杂一些。看见在场的还有其他人，他的胆子也许能壮一些。但他选择现在这个时间来是经过精心计划的，为的是避开人们和报界的注意。在此时此刻大肆张扬很可能会有害。他希望现在，大多数报纸派往法庭采访的记者已经回家了。今天有好几名记者打电话给他，但他都谨慎地避免了提及他的计划。 “今天在接待庭的是威利斯法官，”书记员说道。“你认识他吗，梅特兰德先生？” “我听说过他的名字，仅此而已。”阿兰说道。他知道在庭法官经常更换，最高法院的法官在法庭休庭时间里轮流到接待庭审理案件。因此遇上哪一位法官完全是靠运气。 书记员似乎是想说话，但随即又改变了主意。阿兰便鼓励道：“您有事要告诉我吗？”“噢，先生，只是一个小小的建议，如果你不觉得唐突的话……” “请讲吧。”阿兰催促道。 他们已经上到了楼梯的顶端，开始顺着昏暗的走廊走去。书记员压低嗓音说：“好吧，梅特兰德先生。这位威利斯法官是位高贵的绅士。他非常讲究程序，特别是讨厌别人打断他的话。在您陈述时，您想讲多久就可以讲多久，您要多少时间他就会给您多少时间。但一当他开始讲话了，他就再不喜欢任何人说话，甚至不允许你提问题，一直要等他讲完。当有人要插话时，他会十分生气的。” “谢谢您，”阿兰感激地说道。“我会记住的。” 书记员在一扇硕大的门前停了下来，只见那门上写着“闲人免进。”书记员在门上敲了两下，然后伸长脖子听着。从里面传来了模模糊糊的一声“进！”书记员打开门，把阿兰让了进去。 这是一间宽大的房间，墙上镶着护墙板，地上铺着地毯，还有一个瓷砖砌的壁炉。在壁炉前面放着一只可移动式的电炉子，上面的两组电热组件正点燃着。屋子中央有一张桃心木写字台，上面堆着卷宗和书籍。写字台后面的小桌上堆放着更多的书籍和纸张。棕色大绒窗帘拉开着，露出了铅条玻璃窗。窗外已是黄昏，市内和港口里，万家灯火开始闪烁。房间里只有一盏台灯亮着，在周围洒下一小块光亮。当书记员领着阿兰走进来时，一个身材挺直、消瘦的人影正在光亮的外面，穿着大衣，戴着帽子，准备下班了。 “阁下，梅特兰德先生递交了一份要求签发人身保护令的申请。” “是嘛，”全部回答就这两个字，并且是哼出来的。书记员和阿兰等在一旁，斯坦利·威利斯法官小心地脱掉大衣和帽子，把它们挂在了身后的一个衣架上。然后他进入到桌前光亮的地方坐了下来，严厉地说道：“梅特兰德先生，请到前面来。” 阿兰估计这位法官有60岁或者62岁的样子，他满头银发，身材瘦削，但骨骼突出的肩膀很宽，加上他挺直的身姿，使他的个子显得比实际要高一些。他长着一张长方形脸，下巴十分突出，白眉毛长长的，嘴唇有力地紧紧闭着。他的目光犀利而洞察一切，但又什么也不流露。他浑身上下透着威严。 尽管阿兰在心里安慰着自己，但他仍十分紧张。他朝桌子走去，而那书记员则按照规定仍留在屋里。阿兰从公文包里取出他在登记处已注册入档了的申请书和宣誓书的打字副本，清了清嗓子说道：“阁下，这是我的材料，这些是我的证词。” 威利斯法官微微点了一下头接过了文件，凑到灯光前读了起来。阿兰和书记员默默地站在那里，房间里唯一的声音就是纸页翻动的声音。 威利斯法官读完后，他抬起头来，脸上仍毫无表情。他用和刚才同样生硬的声音问道：“你还打算作口头陈述吗？” “如果阁下同意的话。” 法官又点了一下头。“请讲。” “阁下，这件事的事实是这样的。”阿兰按着自己事先的准备，顺序地描述了亨利·杜瓦尔在“瓦斯特维克号”船上的情况，船长两次拒绝带杜瓦尔上岸见移民部官员等情况，并提出了自己的证词和书面誓词，证明杜瓦尔正在受到非法拘禁，这是侵犯人权的。 阿兰知道，整个事情的症结在于，要证明目前把亨利·杜瓦尔拘留在船上的做法是不合乎法律程序的，因此就是非法的。如果这一点能被证明成立，那么法庭就应立即签发人身保护令，即威利斯法官要立即签发命令，将杜瓦尔从船上释放下来，让他出庭参加他的案子的审理。 阿兰陈述着自己的证据，援引着有关法规支持自己的论点，逐渐感到自己原来的信心又回到了身上。他小心翼翼地只从法律角度谈问题，避免从感情上渲染杜瓦尔的命运。在这个地方决定一切的是法律，而不是感情。在阿兰说话时，法官一直无动于衷地听着，表情毫无变化。 阿兰把话题从非法拘禁转到杜瓦尔目前的情况上来。他指出：“阁下，移民部认为，既然我的委托人是个偷乘者，而且又没有任何证件，因此，他没有任何合法权益，也没有权利象其他人一样在加拿大的任何入境地请求举行听证会，调查其移民状况。但我认为，虽然杜瓦尔是偷乘者，并搞不清自己的出生地，但这些事实丝毫不能否定他的上述权利。 “请阁下考虑一下这种可能性：一个生下来即为加拿大公民的人到国外旅行，遭到非法拘留，他的证件被人拿走。这时他发现自己逃脱噩运的唯一途径便是偷偷爬上一艘他知道是开往加拿大的船。难道我们能仅仅因为他现在的身份是偷乘者，没有证件，并且因为移民部不举行听证调查会，没法证明他有进入加拿大的合法权利，就认为他不存在吗？阁下，我认为如果对移民部现在的决定进行合乎逻辑的推断，这种荒谬的事必然会发生。” 法官浓密的眉毛挑了起来。“你是不是暗示说，你的委托人亨利·杜瓦尔是一位加拿大公民？” 阿兰犹豫了一下，然后谨慎地答道：’“这不是我的意思，阁下。然而，移民部的听证会却有可能发现他是加拿大人，但这一事实只有通过先举行听证会才能确立。”阿兰想，当你知道自己的论据不足时，就是一根稻草也要紧紧抓住。 “嗯，”威利斯法官说道，他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一丝微笑的影子。“这倒是个独出心裁的论证，虽然有点牵强。就这些了吗，梅特兰德先生？” 直觉告诉阿兰：见好就收。他微微地鞠了一躬。“尊敬的阁下，我陈述完了。” 威利斯法官静静地坐在桌前沉思着。那短暂的微笑早已无影无踪了，他脸上仿佛又重新罩上了一只阴郁的面具。他用右手指轻轻地敲打着桌面。过了一会，他开口说道：“当然，还涉及到一个时间的因素，就是那艘轮船起航的时间问题……” 阿兰插了一句：“尊敬的阁下，关于那艘船……”他正要解释“瓦斯特维克号”在温哥华耽搁是因为修理，但他突然住了嘴。他刚一打断法官的话，法官脸上便立即布满恼怒的阴云，他那浓眉下的眼睛暗淡下来。阿兰似乎已感到房间那边的书记员在责备他。他咽了一口唾沫，说道：请阁下原谅。” 威利斯法官冷淡地看了一眼年轻的律师，然后继续说道：“我刚才想说，虽然这里有个时间局限性的问题，即轮船起航的时间问题，但这决不应影响人的公正权益。” 阿兰的心一阵狂跳。这是不是说他将要签发人身保护令了？……这样他便可以慢慢地采取法律程序，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地进行，而“瓦斯特维克号”不久即将起航，把亨利·杜瓦尔留在这里？ “然而，”法官继续四平八稳地说道，“作为我们的社会政策，为了对那个轮船公司公平，因为它基本上是这一事件中的无罪旁观者，我们同样有必要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来加速法律程序，以确保在该船按期离港前得到一切最后结果。” 刚才高兴得过早了。阿兰沮丧地想，不仅仅是埃德加·克雷默，连眼前这位法官也看穿了他的拖延手法。 “我认为非法拘禁这一事实还不成立。”法官把阿兰准备的材料拉到眼前，用铅笔在上面作了些记号。“但它也不能被推翻。我想听一听进一步的论据。因此我将签发一份‘如无反对即行生效’令。” 这么说并没有失败，而是部分的胜利。一股宽一慰的激浪涌上了阿兰的心头。不错，他没有完全得到自己所希望的东西，但至少没有出丑。“如无反对即行生效”令是一种古老的英格兰法律程序，它的原意为“除非”，虽然单靠这法令还不能把亨利·杜瓦尔从船上释放下来，使他到庭，但它的确要求埃德加·克雷默和杰贝克船长到庭解释自己的行为。“除非”他们的论据——或者他们的法律代表的论据——能够站得住脚，否则释放杜瓦尔的人身保护令将随即生效。 “梅特兰德先生，按预定计划，那船什么时候起航？” 威利斯法官的眼睛在盯着他。阿兰停了一下，告诫自己要想一想，这时他才意识到这个问题是直接向他的。 “据我所知，阁下，那船还将在这里停留两星期。” 法官点点头。“足够了。” “那么关于人身保护令的听证会什么时候举行，阁下？” 威利斯法官拉过一本台历。“我想，我们定在3天之后。这样方便吗？”这是法官与律师之间的正常商讨，不管律师多么年轻都要照此办理。 阿兰倾了一下头。“方便，阁下。” “当然，你还得起草份文件。” “如果阁下愿意过目的话，我已经写好了。”阿兰打开了公文包。 “是‘如无反对即行生效’令？” “是的，阁下。我事先想到有这种可能。” 这句话刚一出口，他就后悔自己表现得过于年轻气盛。在一般情况下，这一法令的文本要在第二天打字并送交法官签署。阿兰事先想好要准备好一份人身保护令让法官当场签署，而汤姆·路易斯又建议他另外准备一份“如无反对即行生效”令。此时，阿兰不太自信地把订在一起的几张打好字的纸放到法官的桌子上。 威利斯法官的表情丝毫没变，只是眼角处微微皱了皱。他冷淡地说道：“如果那样的话，就节省了时间，梅特兰德先生，所以我建议听证会提前举行。后天举行怎么样？” 阿兰在心里狠狠地诅咒着自己的愚蠢。他不但没有进一步促成自己所希望的拖延，反而使事情加速进行。他想自己也许可以多要求一点时间，说需要时间准备。这时他瞥见了书记员的眼睛，见书记员难以察觉地摇了摇头。 阿兰心想算了，便说道。“好的，阁下，后天举行。” 威利斯法官读完了梅特兰德起草的“如无反对即行生效”令，然后小心翼翼地在上面签了字。书记员走上前来，用吸墨纸吸去纸上的墨迹，然后收起文件。阿兰在一边看着，想起今天早些时候作的一旦他的计划成功，如何递送法院决定的安排。汤姆·路易斯将去“瓦斯特维克号”，带着给杰贝克船长的法院决定副本去解释其含义。汤姆一直想去那船上，看看船长和亨利·杜瓦尔本人。 至于阿兰本人，他把他认为是个特殊乐趣的差事留给了自己：去移民部总部，亲自将法院的命令交给埃德加·克雷默。 黑暗夹杂着潮湿笼罩在码头和温哥华整个市区上空，但海边的移民大厦里，局长办公室里仍然亮着灯光。 埃德加·克雷默虽然每天严守上班时间，但却极少按时结束自己在办公室里的工作。无论是在渥太华，温哥华，还是什么别的地方，他总是在其他职员离去后至少多待一个小时，一方面是避免那些急于回家的人群的拥挤，一方面是为了防止办公桌上文件积压。克雷默作为一个职业文官，之所以能获得令人瞩目的成功，其中两个原因就是他习惯于办事有头有尾，处理文件及时。在他多年来擢升道路上，有许多人讨厌他，有几个人还对他极为仇视，但没有一个人能找到适当理由指责他对工作的懒惰或拖延。 今天的例子就可以很好地说明，克雷默处理问题是多么及时有效，这件事已经在一份备忘录中作了说明，题目竟是“鸽子粪”。克雷默是早些时候口述这份备忘录的，现在他正在读着打印好的文本。明天，这个备忘录将被分送建筑管理员和其他有关人员。他读着读着，不禁为自己的足智多谋而得意地点着头。 这个问题是昨天引起他注意的。在他审查移民部西海岸总局的年度预算草案时，他对建筑维修方面的几笔花费预算产生了疑问，包括一笔年年都要开支的750美元的“屋檐雨槽和排雨水管清洁费。” 埃德加·克雷默当时找到了建筑管理员。他是个长着个牛脖子，说话大嗓门，宁可拿扫帚也不愿坐办公室的人。他大声地答道：“见鬼，克雷默先生，这钱花得的确太多了，可都是因为那鸽子粪。”当进一步追问他时，他走到办公室的窗前指了指说。“看那些杂种！”他们看见外面的天空黑压压的，成千上万只鸽子在海边做窝、飞翔、觅食。 “屙啊，屙啊，一天24小时都在不停地屙屎，好象他们永远屙不完似的，”管理员咕噜道。“而且好象是它们谁想上厕所，谁就跑到我们房上来。所以我们每年要用高压蒸汽喷洗雨水槽和排水管6次，它们却被鸟粪堵死了。真费钱，克雷默先生。” “我明白这个问题，”克雷默说道。“采取过什么措施以减少这些鸽子的数量吗？比如杀死一些鸽子？” “我们有一次想射杀那些杂种，”建筑管理员阴郁地说道，“结果惹了大祸。动物保护协会的人啊什么的都来了。他们说温哥华有个地方法规，不让杀鸽子。不过我告诉你，我们可以往房顶上放点毒药。当它们来……” 埃德加·克雷默厉声说道：“应该用‘便溺’这个词。” 管理员说道，“在我们的本子里写的是……” “而且，既然鸽子受法律保护，”克雷默坚决地打断了他，“那么就必须遵守法律。”他思索着。“我们必须想个别的办法。” 他打发走了管理员，自己独自仔细地考虑起那个问题来。有一件事是清楚的：750美元的浪费必须防止。 经过几次失败，画了几张草图，他终于根据模模糊糊的一个原理，设计出了一个方案。具体来说，他的方案就是在移民大厦的顶部每隔六英寸远拉上一根钢弦，每根钢弦由几根小支柱支起6英寸。其原理是，鸽子能够把脚伸进钢弦中去，但翅膀却收不进去。因此，当一只鸽子想落下栖息时，钢丝使它收不起翅膀，它只好立即飞走。 今天早上，埃德加·克雷默在房顶上进行了小规模的试验，结果效果很理想。他现在看的这份备忘录，就是关于实施他的整个方案的指示。虽然这样做的初始费将达到1000美元，但它将永远地省去每年750美元的花费，省下了纳税者的钱，只不过很少有人会知道这件事。 想到此他感到十分满意，他在努力工作后总是这样满意。另一件使他满意的事是，当地的法律得到了遵守，连鸽子都按照规定受到了公正的对待。 今天的确令人再满意不过了，埃德加·克雷默想。其中另一个也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今天解小便的次数显然少多了。他看了一下手表，上次解完手已过了近一个小时了，可他觉得自己还能再坚持一会儿，不过他的确开始感到膀胱里有一点压力…… 有人敲门，阿兰·梅特兰德走了进来。“晚上好，”他冷冷地说道，同时把一张叠着的纸放到桌子上。 这位年轻律师的出现实在突然，把他吓了一跳。埃德加·克雷默急忙问道：“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如无反对即行生效’令，克雷默先生”，阿兰镇静地说道。“我想你一看就会明白的。” 克雷默打开那张纸迅速地读着。他愤怒得涨红了脸。他气急败坏地说道：“真见鬼，你这是什么意思？”同时，他觉得刚才膀胱里感到的一点点压力现在突然变得严重起来。 阿兰真想挖苦他两句，但还是决定不那样做。毕竟，他只赢得了部分的胜利，下一回合仍很容易败北。他答道：“你记得吧，当我要求你为亨利·杜瓦尔的案子举行听证会时，你亲口拒绝了我。” 克雷默一时也感到奇怪，自己为什么这么仇视眼前的这个乳臭未干的年轻律师。“我当然拒绝了你，”他反唇相讥。“根本没道理要举行什么听证会。” “可是我恰好不同意你的看法，”阿兰温和地说。他又指了指法院的决定。“通过这个，法庭将决定是按你的看法办还是按我的看法办。” 膀胱里的压力已经使他十分痛苦了。克雷默坚持着，气咻咻地说：“这完全是部里决定的事，用不着法院来干涉。” 阿兰·梅特兰德神情严肃起来。“你想听听我的劝告吗？”他平静地说，“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可不对法官讲这种话。” 第十八章 亨利杜瓦尔 7点30分刚过，阿兰·梅特兰德在吉尔福特街公寓里的电话响了起来。阿兰正睡眼惺忪地在厨房里的双座便携式烤炉上准备早饭。他只穿着睡裤——他从不穿睡衣，他攒的一大摞睡衣仍带着包装纸袋。他拔下烤炉的电线，因为那东西只要没人看着就一定会把面包变成黑炭。当电话铃第二次响起时他拿起了听筒。 “早上好，”是莎伦欢快的声音。“你在干什么？” “我在煮一个鸡蛋。”他顺着电话线向小厨房桌上的一只小表望去。“已经煮了3分钟，还差1分钟。” “再煮6分钟吧，”莎伦高兴地建议道。“这样你明天早上就可以吃煮老的鸡蛋了。爷爷想让你来和我们一起吃早饭。” 阿兰迅速想了一下。“我看可以。”他马上纠正道：“至少——我是说，谢谢你。” “很好。” 他急忙说：“我想你爷爷知道杜瓦尔的听证会是今天上午举行吧。” “我想他就是要和你谈这事，”莎伦说。“你什么时候能到？” “半小时吧。” 他一边穿衣服，一边还是把那只鸡蛋吃了。 在德弗罗那西南海边大道的寓所里，走起路来依旧好象脚受伤了的男仆把阿兰领进了餐室。餐室的墙和大厅一样，是布褶纹饰镶木的。一张橡木长条餐桌上摆着3个人的餐具，包括锃亮的银器和白色餐巾。在一个橡木雕制的餐柜上放着几只盖着盖的火锅，大概里面盛的是早餐吧。男仆说道：“德弗罗参议员和小姐一会儿就来，先生。” “谢谢你，”阿兰说。他一边等候着，一边踱到挂着缎窗帘的窗边，在窗外100英尺的坡下就是宽阔的弗雷泽河了。他向外面俯瞰着，只见阳光正穿过清晨的薄雾，照在大片大片的木排上。他想，这就是这家人和其他类似人家财富的源泉。 “早上好，我的孩子。”是德弗罗参议员。阿兰转过身来，见他和莎伦正站在门口。 和上次见面时一样，参议员的声音显得无力。今天，他沉重地靠在一只手杖上，莎伦扶着他的另一只胳膊。她向阿兰热情地笑着。阿兰发现自己一看见莎伦，呼吸就不自然起来。 “早上好，先生，”阿兰说道。他拉出一把椅子，莎伦扶着她爷爷坐了进去。“我想您身体还好吧。” “我感觉再好不过了，谢谢你。”他的声音似乎又象那样洪亮有力了。“我不时遇到的唯一毛病是老龄。”他看看坐到桌边的莎伦和阿兰说，“即使你们年轻人最终也要患这种病的。” 男仆又悄悄地出现了，他把火锅中的早餐盛到加热了的盘子里。盘子里有煎鸡蛋和炒鸡蛋，阿兰要了煎鸡蛋。 莎伦关心地说：“如果你愿意要煮鸡蛋的话，我们可以为你做。” “不，谢谢！”阿兰看着眼前丰盛的早餐。“我在家吃煮鸡蛋的唯一原因是因为我非常擅长煮沸水。” “你的确很擅长把水烧得沸沸扬扬，而且不仅仅是烧水，”参议员又慢慢地加了句，“我发现你的烧煮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 当男仆走了出去，轻轻关上门后，莎伦宣布说：“我今天想到法庭去看看，但愿你不介意。” “我真希望你没告诉我，”阿兰朝桌子对面笑笑。“我会不自然的。” 德弗罗参议员突然问道：“告诉我，我的孩子，你们律师事务所的业务很兴隆吗？” “坦率地讲，不兴隆。”阿兰苦笑着。“我们开业时底子很薄，接着我们的大多数积蓄都花光了。后来我们能收支相抵了，不过这个月恐怕不行了。” 莎伦皱了皱眉，好象疑惑了。“可对你们的那些宣传肯定会有所帮助的。它会给你们带来客户的。” “一开始我也这么想，”阿兰坦率地答道。“但现在我相信，那种宣传只能使客户敬而远之。汤姆和我昨天晚上还在谈论这件事。”他向参议员解释道：“汤姆·路易斯是我的合伙人。” “是的，我知道，”老人承认道。他又说，“我对你们两人作过一点调查。” 阿兰开始解释了。“我想问题在于，那些较保守的客户不太喜欢他们的律师大肆宣扬。例如企业界的客户就是这样。而其它的客户只有一些很小的法律纠纷，他们认为我们或者盛气凌人，或者要价很高。因此很少有人上门。” 参议员点点头。“我得说，你的分析相当透彻。”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简直太不公平了。”莎伦说道。 参议员德弗罗说：“据我所知，你那位路易斯先生对公司法非常感兴趣。” 阿兰很惊讶。他好奇地答道：“对，汤姆一直对公司法感兴趣。他希望以后能专门从事公司法方面的业务。”他不知道这场谈话正在朝什么方向发展。 参议员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我想，如果我们今天早上能定下来两个问题，那也许会对你有好处。第一是对你现在提供的法律服务预先付款的问题，不知道2000美元可不可以。” 阿兰咽下他正在嚼着的煎鸡蛋。他有些不知所措地说道：“坦率地说，先生，我根本没有料到最后的费用会接近那个数。” “让我来给你提个忠告。”德弗罗参议员吃完了自己的那小份早餐。他把盘子推开，身体向桌子上倾着。“人活着决不要廉价出卖自己。在专业服务行业中，那些高收费完全是靠着厚颜无耻的要价得到的，例如在律师业、医疗业中等等。所以，请厚颜无耻一点，我的孩子！这样你就会大有长进。” “而且，”莎伦说，“在爷爷的这个案子上还可以免税。” 阿兰咧嘴笑了。“谢谢你，先生。如果你这么说的话，那我听从你的忠告。” “那么再来说说第二个问题。”参议员从他的西服口袋里掏出一支雪茄烟，掐去末端。他点燃了烟，继续说道：“现在是库里纳、布里安特等人处理我的生意中的法律事宜。然而最近工作量增大了，我已经在考虑把工作分散一下。我相信，如果你和路易斯先生接手德弗罗林业有限公司的法律事务，那也许会令人满意。那是一家实力雄厚的企业。将给你们律师工作打下坚实基础。”他又加了一句，“我们可以以后再讨论预聘费用。” “我真不知道说什么好，”阿兰说道。“我只觉得今天早上好象是我吉星高照的早上。”他真想高声欢呼。他想他应尽快找个电话，让汤姆和他分享这一快乐的消息。 莎伦也在笑着。 “我希望你会感到满意，我的孩子。啊，还有一件事我想说一下。不过，在我们说的时候，”——他看看莎伦——“也许你可以行行好，去准备一张2000元的支票让我来签字。”他想了一下，又说道：“我看从统一基金帐户上支吧。” 阿兰想，当一个人有钱时，决定从哪个帐户取钱一定是个麻烦事。 “好吧。”莎伦爽快地说道。她站了起来，拿着自己的咖啡杯子走了。 当门关上后，参议员面对着桌子对面的客人。“请允许我问一下，”他直截了当地说道。“你对莎伦的看法怎么样？” “我们还没有谈这个问题，”阿兰平静地说道。“不过我想我不久会求她嫁给我的。” 参议员点点头。他放下雪茄烟。“我原先就猜了个差不多。我想你知道，莎伦将很富有——靠她自己的权利。” “我想过。”阿兰说。 “你认为你们之间的差别会影响你们的婚姻吗？” “不，我不认为，”阿兰说道。“我准备努力工作，建立自己的事业。如果我们彼此相爱，却又让那种事情妨碍我们，那未免太愚蠢了。” 德弗罗参议员叹道：“你真是个出奇理智而能干的年轻人。”他的两手握在一起，双眼望着自己的手。他慢慢地说道：“我真希望我的儿子，就是莎伦的父亲，能象你一样。然而他是一个快艇专家，并且喜欢同他一样的女人，别无他求。” 阿兰想，还能说什么呢，什么也没法说。他默默地坐着。 最后，参议员抬起眼睛。“你和莎伦之间的事情还是由你们自己决定。莎伦将自己做决定。但我可以告诉你，如果她的决定对你有利，我将不会成为你的障碍。” “谢谢你。”阿兰说道。他十分感激——并且有些头晕目眩。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发生的事太多了。他将很快向莎伦求婚，也许就在今天。 “在所有这些事情的基础之上，我有一个要求。”老人说道。 阿兰答道：“如果我能做到的话，先生，我一定答应。” “请告诉我，你准备在今天的法庭上胜诉吗？” 阿兰感到奇怪，答道：“当然，我相信我能。” “你有没有可能输掉呢？” “这种可能性永远存在，”阿兰承认道。“移民部不会不拼一下就认输的，因此我必须驳斥他们的论点。但我们的根据十分充足，比以前充足多了。” “假如，仅仅是假如，你在反驳时有些含糊，能不能……不露痕迹地……故意地输掉？” 阿兰涨红了脸。“能是能，但是——” “我要你输，”德弗罗参议员轻轻说道。“我要你输掉，让亨利·杜瓦尔被驱逐出去。这就是我的要求。” 阿兰花了长长的，整整一分钟的时间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他简直难以相信。他声音不自然地反问道。“你知道你在要求什么吗？” “是的，我的孩子。”参议员小心地答道。“我相信我知道。我知道我的要求有点过分，因为我知道这个案子对你意义重大。但我请你相信，我的要求是有充分和足够的理由的。” “请告诉我吧，”阿兰要求道。“请告诉我这些理由是什么。” 参议员慢慢地说道：“你知道，我们现在谈的事仅仅限于我们两人，不能出这个屋子。如果你同意的话，在我这里发生的事不能告诉任何人，甚至包括莎伦。我希望你同意。” “可是为什么，”阿兰轻声坚持道，“请给我说说理由。” “有两个理由，”参议员说道。“我将先说较不重要的。尽管你为那个偷乘者作了很大努力，但如果他被驱逐了，那将会更好地为我们的事业服务，因而也将更好地为象他一类的人的事业服务。我们有的人在牺牲时才达到他们的最高境界。那个偷乘者就是一个。” 阿兰平静地说道：“你的意思是说，那样可以在政治上使豪登的党更加声名狼藉，因为是他们把杜瓦尔踢了出去。而你的党的形象将改善，因为你们曾努力拯救他，或至少看上去曾努力。” 参议员微微耸了耸肩。“你用你自己的语言，我用我的。” “那第二个理由呢？” “我有一个老练而可靠的鼻子，”德弗罗参议员说，“能嗅出政治上的麻烦。我现在又嗅到了。” “麻烦？” “政府的宝座不久将转移了。杰姆斯·豪登的吉星已经暗淡失色了，而我们的吉星正在冉冉升起。” “是你的吉星，”阿兰提醒道，“不是我的。” “说实话，我原来希望它很快也变成你的。不过我们暂时这样说，我荣幸地担任其主席的那个党现在正时来运转。” “你刚才说到麻烦，”阿兰坚持道，“是什么麻烦？” 参议员直盯着阿兰的眼睛。“你那偷乘者，如果让他留在我国，就可能使他的赞助者们陷入极度的窘境。他那种人永远无法适应社会。我这是根据长期的经验说的。以前曾出现过这种事。如果再发生这种事，如果他出了什么差错，那将成为我们党的一块永久的心病，就象我们现在使它成为政府的一块心病一样。” “你为什么这么确信，”阿兰问道，“认为他会出差错？” 德弗罗参议员坚决地说道：“因为那是不可避免的。具有他那种背景的人……在我们北美社会中……” “我不同意，”阿兰激烈地说道。“我不同意，任何人都不会同意。” “你的法律合伙人路易斯先生同意。”参议员轻声说道。“我记得他的原话是说那个偷乘者身上有某种缺陷，‘中间有道裂纹’，说如果你把他弄上岸，他就会‘破成一堆碎片’的。” 阿兰伤心地想：这么说莎伦已把他们在举行听证会那天谈的话告诉老人了。他怀疑她会不会知道那番谈话会被用来对付他自己。说不定她知道。他发现自己开始怀疑起周围一切人的动机来了。 “可惜的是在我开始办这桩案子之前你没有想到这一点。”阿兰心情暗淡地说道。 “我向你起誓，如果我当初知道会有今天，我决不会要你办的。”老人的声音听起来十分诚恳。他接着说道：“我承认，我低估了你。我根本没有想到你会这样成功。” 阿兰想，他一定要动一动，改变姿势和节奏……也许活动一下身体的肌肉可以平息一下他那纷乱的思绪。他把椅子往后推了一下，站起身来，走到了他刚才站过的窗前。 他向下眺望着，再一次看到了那条河。太阳已经驱走了薄雾，一片片连结在一起的木排随着河水的波浪微微起伏着。 “有时我们被迫作出某种选择时感到很痛苦，”参议员说话了，“但后来我们知道，当时的选择是最正确最聪明的……” 阿兰扭过身来说道：“我想先搞清楚一个问题，你不介意吧？” 参议员也将椅子推离桌子远了些，但他仍坐在椅子上。他点点头说道：“当然。” “如果我拒绝你的要求，那么我们讨论的其它事情还算不算数——例如法律业务、德弗罗森林公司……” 参议员表情似乎十分痛苦。“我倒不愿意从那个基础上考虑问题，我的孩子。” “但我愿意，”阿兰粗鲁地说道。他在等着对方回答。 “我想……在某种情形下……我可能不得不重新考虑。” “谢谢你，”阿兰说，“我只是想弄清楚。” 他痛楚地想到，刚才展示给他的是无限幸福的希望之乡，而现在…… 他一时软弱下来，诱惑在他身上开始发挥作用。参议员刚才说了不能告诉任何人……甚至包括莎伦……这可以极其容易地办到：只需忽略点什么，在论证时略有疏忽，向对方的律师暗中让步……事后，他也可能受到同行对他专业水平的批评，但他可以用他还年轻，没有经验作为掩护。这种事情很快就会被人忘却。 但他立即打消了这个想法，仿佛他从未有过它一样。 他的话语仍清晰有力。 “德弗罗参议员，”他说道。“我已经打算今早出庭，并且胜诉。我想让你知道，我现在仍想赢，并且有10倍的决心要赢。” 没有回答。只是眼睛抬了起来，脸色显得极为疲倦，仿佛是累坏了。 “还有一件事，”阿兰的声音变得极为刺耳。“我把话说明白，你现在已不再聘用我了。我的当事人是亨利·杜瓦尔，而不是任何其他人。” 餐室的门开了。莎伦出现了，手里拿着张小纸。她怀疑地问道：“出什么事了吗？” 阿兰指了指她手上的支票。“用不着它啦，我建议你把它再存回到统一基金帐户里吧。” “为什么，阿兰，为什么？”莎伦的嘴唇张开着，脸色苍白。 他突然毫无道理地想伤害、想攻击。 “你那宝贝爷爷向我提出了一个建议，”他粗野地说道。“我建议你去问问他自己。你毕竟也是那笔交易的一部分。” 他暴怒地从她身边擦过，头也不回奔向他那辆破旧的“切伏洛列特”汽车。他调过车头，急速向市区驶去。 阿兰·梅特兰德用力地敲着温哥华大饭店为亨利·杜瓦尔订的套间的外门。过了一会儿，门开了个缝，里面是丹·奥利夫高大的身躯。记者把门开大了，问道：“你怎么才来？” “我刚才有个约会，”阿兰简洁地答道。他边向房间里走着，边四面打量着这个装备舒适的起居室。房间里只有奥利夫一个人。“我们该走了。亨利准备好了吗？” “马上就好，”记者说道。“他在那里穿衣服呢。”他朝一扇关着的卧室门点点头。 “我想让他穿那件深色西服，”阿兰说。“那样在法庭里看上去好些。”他们俩昨天为杜瓦尔买了两套西服，还有鞋子和其他物品，仍然是用那笔赞助的基金。两套西服都是成衣，但都作了改动。因而十分合体。这两套衣服已于昨天傍晚送到了。 丹·奥利夫摇摇头。“他不能穿那套深色衣服了。他把它给出去了。” 阿兰暴躁地说道：“你是什么意思，给出去了？” “就是我说的这个意思。有一个客房服务员身材和亨利一样。于是亨利就把衣服给他了。噢，对了，他还给了他两件衬衣和一双鞋。” “如果这是个玩笑的话，我可不觉得它有什么好笑。”阿兰没好气地说道。 “你听着，伙计，”奥利夫警告道，“不管你有什么伤心事，可别在我身上撒气。而且请你记住，我也不觉得这事有什么好笑。” 阿兰做了个鬼脸。“对不起，我的情绪上有点残留物。” “刚才那事是在我来之前发生的，”奥利夫解释道。“显然亨利是喜欢上了那个家伙。肯定是这么回事。我给下面打了电话，想把衣服要回来，可那个服务员已经下班走了。” “亨利说什么？” “当我问他是怎么回事时，他只是耸耸肩，说今后会有许多衣服的，还说他将给别人许多东西。” “我们会很快让他明白的，”阿兰不快地说。他走到卧室门前，把门打开。里面，穿着浅棕色西服、白衬衣、系着整洁的蝴蝶结、脚上皮鞋锃亮的亨利·杜瓦尔正站在一面长长的镜子前，审视着自己。他转过身来，脸上容光焕发。 他对阿兰说，“我看起来漂亮，不是？” 想不理会他那富有感染力的，孩子般的愉快是不可能的。阿兰笑了。亨利的头发也理过了，现在已经整齐地分梳好。昨天是紧张的一天：体检、报纸和电视记者采访、买东西、试衣，不一而足。 “你当然看上去漂亮。”阿兰竭力使自己的声音听起来严厉。“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可以把新衣服给别人，那是专门为你买的。” 亨利脸上的表情仿佛是受了委屈。他说：“我给的那个人，我的朋友。” “要我看，”丹从后面插进来说道，“他们是第一次见面。亨利交朋友可真快。” 阿兰用教训的口气对杜瓦尔说：“不能把自己的新衣服给别人，哪怕是朋友也不能给。” 年轻的偷乘者象个孩子似的撅起了嘴。阿兰叹了口气。他已经发现，要使杜瓦尔逐步适应新的环境还将遇到许多问题。但他却大声说道：“我们还是走吧。我们到法庭千万不能迟到。” 阿兰走了几步又停住了。他打量着这间套房对杜瓦尔说：“如果我们在法庭上胜利了，今天下午我们就给你找一个地方让你住。” 年轻的偷乘者似乎迷惑了。“为什么不在这？这个地方好的。” 阿兰厉声说道：“我知道，但我们恰好没有那笔钱。” 亨利·杜瓦尔欢快地坚持道：“报社付钱。” “今天不再付了，”丹·奥利夫摇摇头。“我的编辑已经在报怨开支太大了。噢，对了，还有一件事，”他对阿兰说。“亨利已经决定，从今以后如果要拍他的照片，我们必须付给他钱。他是今天早上通知我的。” 阿兰觉得刚才的恼火重又升腾起来。“他不太懂这些事。我希望你别在报上登这事。” “我不登，”丹低声说，“但其他人如果听说了这事会登的。我希望尽早和我们的这位年轻朋友谈一谈。” 亨利·杜瓦尔向他们两人开心地笑着。 在今天上午将举行听证会的法庭外面，已经围上了密密麻麻的一圈人。法庭里的观众席早已满座。领座员正礼貌地同时又是坚决地驱走新来的人。阿兰用力从人群中挤过，不理会紧跟在他后面的记者们提出的问题，领着杜瓦尔走进法院的中门。 阿兰已经穿上了前襟边上带有白片的律师袍。今天的听证会是一次正式听证会，全部礼节仪式都要履行。他走进法庭，发现法庭十分宽敞庄严，家具全是橡木雕制，地上铺有红色地毯，高高的圆拱形窗户两旁是猩红色与金色的窗帘。阳光正穿过威尼斯式百叶窗射了进来。 在一张律师用长桌子后面，埃德加·克雷默、女王法律顾问A·R·巴特勒和船社的律师托兰德已经坐在直背皮椅上，面对着前面的带有天篷华盖和盾形纹章的法官席。 阿兰领着亨利·杜瓦尔走到第二张桌边。他右边的记者席已经十分拥挤，一刚刚到达的丹·奥利夫正在人群中挤着。法庭的书记员和法庭记录员坐在法官席的下面。从律师席后面的观众席上传来低低的嗡嗡谈话声。 阿兰朝旁边望去，看见巴特勒和托兰德两位律师正看着他。对方笑着向他点点头，他也同样地回答了他们。和上次一样，埃德加·克雷默的目光故意避开了。一会儿，也穿上了律师袍的汤姆·路易斯坐在了阿兰身边。他看了看周围，有些不敬地说：“这地方使我想起我们的办公室，只不过这里大一些。”他向杜瓦尔点点头。“早上好，亨利。” 阿兰不知道应该什么时候告诉汤姆，他们现在做的这件工作将得不到费用了。他应该告诉汤姆，由于他那好冲动的自尊心，他轻率地放弃了他们应得的收费，而这笔收费不管他与德弗罗争吵与否都是完全应当获得的。也许这事可能导致他俩的法律合伙事务所散伙，至少也使他们相当困难。 他想起了莎伦。他现在确信，莎伦确实不知道她爷爷今天早上提出的建议，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她爷爷才叫她离开房间的。如果她在房间里的话，她一定会和他自己一样反对的。而他不但没有对她表示相信，反而怀疑她。他突然痛苦地想起了自己对莎伦说的话：你也是这个交易的一部分。他真希望能把这些话呼唤回来。他想，她一定再也不愿见到他了。 他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来。莎伦说她今天上午也要来法庭。他伸长脖子，眼睛在观众席上搜寻着。正如他所担心的那样，她没在那里。 “静一静！”法庭的书记员说道。 陪审员、律师和观众们都站了起来，原来是威利斯法官走进了法庭。他的法衣沙沙响着走到法官席上坐了下来。 一切准备就绪，书记员宣布道：“最高法院，1月13日，审理亨利·杜瓦尔案。” 阿兰·梅特兰德站了起来。他迅速地说完开场白，然后说道：“阁下，几百年来，任何一个在英王统辖下的臣民都享有昭雪不白之冤的权利，无论他是暂时在这个国家与否。就其实质来说，我的委托人今天正是要求这一权利，为此我申请获准人身保护令。” 阿兰知道，就其正确的意义来讲，今天的听证会只是一种法律上的形式，是他和巴特勒之间对深奥的法律条文的辩论。但他事先早已决定，要尽全力突出人道主义原则。他继续说道：“我提请法庭注意移民部签发的驱逐令。”阿兰开始引用驱逐令上那些他早已背下来的话：“……拘禁并驱逐到你来加拿大之前的地方，或者到你有其公民权的国家，或者到其移民部批准你入境的国家……” 他指出，一个人不能被同时驱逐到4个地方，因此这个人究竟适合哪个条件，应该有某种决定。“由谁来作这一决定呢？”阿兰反问道，然后自己回答道：“人们会认为应由驱逐令的签发当局作决定。然而这个当局没有决定。它只决定，我的当事人亨利·杜瓦尔将被囚在船上。” 阿兰说道，由于这一行为——或者叫不行为——船长将被迫在四种去向之间作出无法实现的选择。阿兰激烈地高声说道：“这就好象阁下判定某人犯有某种罪，然后宣布说，‘我宣布判处此人或者收容3年，或者打12大板，或者在当地监狱里监禁6个月。至于按哪一形式发落，我将交由本法庭以外的某人决定’。” 阿兰停了下来，喝了一口汤姆·路易斯为他倒的冰水，他看见法官的脸上有一丝笑意。在另一张律师桌前，巴特勒那高傲的脸上毫无表情，只是用铅笔记下了什么。 阿兰继续说道：“阁下，我认为对亨利·杜瓦尔的驱逐令是有缺陷的，因此是无法精确实施的。” 现在该提出他最有力的论据了。他简练地介绍了当年艾哈迈德·辛格一案，不时引证着他带到法庭上来的那本司法报告中他已作了标记的重要部分。他说，在1921年的那桩案件中，一个加拿大法官裁决道：不能把被拒绝入境的移民艾哈迈德·辛格仅仅驱逐到一艘船上。因此现在也不能这样驱逐亨利·杜瓦尔。 阿兰指出：“从法律上看，上述两例是一样的。因此，应当根据人身保护法宣布该驱逐令无效，释放我的当事人。” A·R·巴特勒的身体动了一下，又做了一个笔记。过一会儿就轮到他反驳或提出自己的论证了。然而此时阿兰还在自信地陈述着。他已经告诉德弗罗参议员了：我打算赢…… 在巴特勒旁边的座位上坐着埃德加·克雷默，他正忧心忡忡地听着冗长的辩论程序。 埃德加·克雷默对法律有着较实际的了解。此时，这种了解加上直觉都告诉他，眼前听证会的进展对移民部很不利。他的第二个直觉告诉他，如果最后裁决对移民部不利，部里一定要找个替罪羊。而谁将成为这个替罪羊是最明显不过的了：他本人。 自从两天前接到别人转来总理的批评后，他就想到这种结果了。转给他的口信是：总理……对法庭听证会的处理……极为不满……不应当提出举行专门听证会……希望今后有更好的表现。”口信是总理的行政助理打电话传来的，那人转达时的口气简直有些幸灾乐祸。 埃德加·克雷默再次为自己受到的粗暴的不公正待遇感到痛恨。他甚至连自卫的权利都被剥夺了，无法亲自向总理解释说那场专门听证会是他不得已而为之，是眼前这个法官迫使他同意举行的；而他本人是在左右为难的情形下选择了这一危害最小，最节省时间的措施。 他那么做是对的，他到温哥华以来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正确的。 在他离开渥太华来这里之前，部里给他的指示是明确的。副部长亲自告诉他：如果杜瓦尔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移民资格，那么在任何条件下也不能放他入境。而且他还授权埃德加·克雷默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阻止一切放他入境的企图。 部里还保证：任何政治压力或公众舆论都不会干扰他依法办事。他被告知，这一保证直接来自部长沃伦德先生。 如同在他的全部生涯中一样，埃德加·克雷默认真执行指示。尽管发生了眼前这种事情，但他毕竟执行了议会通过的移民法。他忠于职守，恪守己任，毫无疏漏。至于一名崭露头角的律师和一名误入歧途的法官使他陷于窘境，这又不是他的错。 他想他的上级会理解的。然而……总理的不满却是另一回事了。 总理的批评足以使一个文职官员的政治生涯夭折，使他恶名远扬，升迁无望。即使政府更替了，这种看法常常会残存下来。 当然对他的批评并不严厉；也许怠理早已忘记了这件事。然而克雷默本能地感到，比起一周以前，他那光明的前途似乎稍稍暗淡了一些。 他必须坚决防止的是再出现一次有重大争议的事件。如果人们再次向总理提起他的名字…… 法庭里，陈述还在进行。法官曾几次插进来发问，现在巴特勒和阿兰·梅特兰德正在礼貌地辩论一项法律条文。“我尊敬的同行说，这一驱逐令完全符合第36章规定的条件。我认为加进去的这些逗号是重要的。第36章的确切条件并不是……” 埃德加·克雷默恨阿兰的勇气。他的生理此时还有一种想小解的要求。近来，包括愤怒在内的感情激动常常引起这种反应。而且不容置疑的是，这一病痛恶化了，拖延小解引起的痛疼也更厉害了。他竭力想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忘掉它……想想别的事情…… 他把眼睛转向亨利·杜瓦尔。那个年轻的偷乘者正咧着嘴在笑，什么也听不明白，两眼在法庭里四处张望。克雷默的全部直觉……多年的经验……都告诉他，这个人决不会成为一个安分的移民。他的经历妨碍着他。不管他将得到多少帮助，他决不会使自己适应于一个他根本不理解的社会。象他这类人往往落入这样一种模式：短期的勤劳，然后懒惰起来；四处寻找迅速发财的途径；懦弱；精神崩溃；制造麻烦……这种模式就是逐步堕落。在移民部里有许多这样的案卷，但那些理想主义者们却视而不见。 “……当然了，阁下，重新发布人身保护令的问题是现在的拘禁是否合法的问题……” 这一想法……要解手的压力，身体里的折磨……几乎无法压抑了。 埃德加·克雷默在椅子里痛苦地蠕动着。但他不愿意离开。 无论如何，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别人注意自己。 他闭上眼睛，祈祷着法庭快点休息。 阿兰·梅特兰德发现事情远不象他想象的那么简单。A.·R·巴特勒律师在顽强地争辩着，对他的每一论点进行反驳，引用了许多判例来作为艾哈迈德·辛格案例的反证。法官也似乎格外挑剔，仿佛他出于个人原因想把一切都问个清清楚楚，详详细细，想把阿兰的论证翻个底朝上。 现在，巴特勒正在为移民部的行为辩护。“在这个事件中，人身自由并没有受到侵犯。杜瓦尔已经享受了他的权利，现在，这些权利该到期了。” 阿兰想，这位老律师的表演可谓出色极了。他那深沉优雅的声音还在继续。“阁下，我认为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允许这个人入境，那么就必然使加拿大的国门向洪水般的移民敞开。这些移民将不是我们所熟知的那种移民，而是一些我们无法拒绝的人，他们记不得他们出生在哪里，他们没有旅行护照，甚至只能说一些单音节的词。” 阿兰立即站了起来。“阁下，我反对对方律师的言论。一个人说话的……” 威利斯法官挥手让他坐下。“巴特勒先生，”法官温和地说道，“我不认为你或我会记得自己出生时的情况。” “我的意思是，阁下——” “而且，”法官严厉地说道，“我想本地的一些最令人尊敬的家族的前辈，他们在走下小船时也没有旅行护照。我能举出许多这样的例子。” “如果阁下允许的话……” “至于谈到说单音节词的问题，我发现我自己在本国内也常常这样做——例如当我访问魁北克法语区时。”法官语调平静地说道，“请继续吧，巴特勒先生。” 老律师的脸红了一下。然后他继续说道：“我要说明的一点是，阁下，正如你慷慨指出的那样，我的说明很糟糕。我要说明的是，加拿大人民受到移民法的保护……” 从外表来看，他的话语仍然和原来一样自信，流畅，有条理。但阿兰意识到，现在是巴特勒在拼命抓救命稻草了。 在听证会刚刚开始时，阿兰一直有一种不祥的感觉。他担心，尽管经过这么多努力他仍会输，担心杜瓦尔在这最后的时刻仍会被宣判回到“瓦斯特维克号”船上，而那船今晚就要起航了。他还想，德弗罗参议员一定会错误地认为他的讨好生效了……但现在信心又重新回到他的身上。 他一边等待着这一轮辩论的结束，一边又想起了亨利·杜瓦尔。尽管阿兰自信这个年轻的偷乘者有可能成为一名优秀移民，但今早在旅馆里发生的事情使他很不安。他疑虑重重地想起了汤姆·路易斯的担心：“仿佛什么地方存在某种缺陷、某种弱点……也许不是他自己的错；也许是他的经历造成的。” 不一定是这么回事，阿兰坚决地告诉自己。不管什么人，不管他有什么经历，都需要时间才能适应新的环境。而且，这里最重要的是原则：个人自由、个性自由。在阿兰偶尔向旁边张望时，他发现埃德加·克雷默在看他。哼，这回他得让这个自命不凡的文官知道，世界上还有比粗暴的部门裁决更为强大的法律程序呢。 法庭辩论的焦点转移了，巴特勒暂时又坐下了。阿兰希望重提旧话题：在专门听证会之后的上诉问题。A·R·巴特勒立即反对，但法官裁决道，可以提这一问题，并且漫不经心地加了一句，“如果方便的话，我想我们可以稍稍休息一下。” 阿兰刚要礼貌地同意法官的建议，这时他看见克雷默的脸上出现了极度宽慰的表情。他已经注意到，这位官员在过去几分钟内一直在椅子上动着，好象十分不舒服。突然的记忆……直觉……使他犹豫着。 他说道：“如果阁下允许，在休息之前，我想作完这一段陈述。” 威利斯法官点点头。 阿兰继续陈述着。他回顾了上述程序，指责组成上诉委员会的3名成员，包括埃德加·克雷默。 他反诘道：“可以想象，这样组成的一个委员会怎么会否定他们的亲密同事作出的调查结果呢？同样，这样一个委员会怎么会推翻他们移民部部长已经在议会里宣布了的决定呢？” A·R·巴特勒激烈地打断了他。“我的同行在故意误解，该委员会是一个复审委员会……” 法官的身子朝前探着。法官对行政裁决委员会历来反感。阿兰是了解这一点的。他看见了埃德加·克雷默的脸，忽然明白了自己为什么拖延。那是出于一种恶意的冲动，一种他到此之前心中一直不肯承认的狠毒。而且这么做也并无必要，他知道这桩案子他已胜诉。他在不安地等待着。 在痛苦的折磨中，埃德加·克雷默模模糊糊地听到了刚才的那几句话。他等待着，默默地祈祷着快点结束，祈祷着法官已许诺的休息快点到来。 威利斯法官酸溜溜地说道：“据我的理解，专门听证会的上诉委员会只不过是部门的一颗橡皮图章。何必还叫它上诉？”法官盯着克雷默严厉地说道：“我应对公民与移民部的代表指出，本法庭十分怀疑……” 但埃德加·克雷默已经不再听了。身体上的痛疼……刚才开始的小解的压力已经加强，现在几乎压倒了一切。无论他的头脑和他的身体都无法再装进去什么别的东西了。他颓唐地，痛苦地推开椅子，急急向法庭外面走去。 “站住！”是法官严厉命令的声音。 他没有理会。当他匆匆走在走廊上时，他听见威利斯法官在狠狠地对巴特勒说话。“……告诉那个官员……无视……再有一次……蔑视法庭……”随后，法官突然宣布道：“法庭休息15分钟。” 克雷默已经能想象出，一两分钟后，记者们就将用电话急切地向总部发回新闻报道：“在不列颇哥伦比亚省最高法院今天关于杜瓦尔一案的听证会上，移民部高级官员埃德加·S·克雷默因无视法庭程序而受到警告。在威利斯法官批评克雷默时，克雷默走出法庭，不顾法官的命令……” 这种新闻还将出现在其它许多地方。公众、同事、部下、上级、部长、甚至总理都将看到这一新闻……他永远也无法解释。 他知道他的生涯结束了。他将受到责备；然后他将继续作文职官员，但将得不到提升。他的职权范围将逐步缩小，受到的尊敬将减少。这种事情曾在别的文官身上发生过。也许还将对他进行身体检查，有可能提前退休…… 他的身体向前倾去，把头靠在厕所里凉爽的墙上，竭力抑制着想痛哭一场的欲望。 汤姆·路易斯间：“下一步该做什么了？” 阿兰·梅特兰德答道：“实话告诉你，我自己也不知道。” 他们正站在最高法院大楼的台阶上。现在中午刚过，这个季节很少见的阳光温暖地照在他们身上。15分钟前，法庭作出了对他们有利的裁决。威利斯法官宣布，亨利·杜瓦尔不能被驱逐到一艘船上。这样，杜瓦尔今晚将不随“瓦斯特维克号”船一同离去。当法官宣布完裁决时，法庭里立即响起了一阵掌声，但被法官严厉地制止了。 阿兰沉思地说道：“亨利暂时还不是一名正式移民，最后仍有可能被直接送回黎巴嫩，因为他是在那里上船的。但我想政府是不会这么做的。” “我想也不会，”汤姆同意道。“不管怎么样，他自己看来倒一点也不担心。” 他们看着台阶那面的杜瓦尔。这个原来的偷乘者正被一群记者、摄影师、和一些崇拜者围着，其中还有一些妇女。杜瓦尔正在摆姿势摄影，他挺着胸脯，得意地咧嘴笑着。 “那个穿驼绒大衣的家伙是谁？”汤姆问道。 他正盯着一个衣着华丽、油头粉面、有着一张麻子脸的人，那人一只手放在杜瓦尔的肩膀上，正和杜瓦尔一块照像。 “是什么夜总会的经理人。他几分钟前才露面，他说他要展览杜瓦尔。我不同意，可杜瓦尔倒喜欢这个主意。”阿兰慢慢地说道，“我看不出我还有什么办法。” “你和他谈过我们收到的聘请信了吗？我觉得拖船上的那份工作不错。” 阿兰点点头。“他告诉我说，他这几天不想马上开始工作。” 汤姆的眉毛挑了挑。“他变得有些独立了，是不是？” 阿兰简短地说：“是的。”他已经注意到，他对他的被保护人所负的责任可能会出人意料地麻烦。 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汤姆说道：“我想你知道克雷默为什么那样走出法庭吧？” 阿兰慢慢点点头，“我记得上次，你告诉我的话。” 汤姆平静地说道：“是你捉弄了他，是不是？” “我当时并不知道到底会有什么后果，”阿兰承认道。“但我当时能看出，他马上就要忍耐不住了。”他难过地说，“我真后悔我那么做了。” “我想克雷默也后悔了，”汤姆说道。“你整了他，干得好。不过我后来和A·R·巴特勒谈过。顺使告诉你，当你了解巴特勒时，你会发现他这个人并不坏。他告诉我说克雷默是个出色的官员，他工作勤奋、诚实。用我们尊敬的同行的话说，‘当你考虑到我们付给这些文官的薪水时，你就会同意我们国家远远配不上象克雷默一类的优秀人才。’” 阿兰默不作声。 汤姆·路易斯继续说道：“据巴特勒说，克雷默已经为这件事挨了批评——而且是总理的批评。我想今天发生的事会使他再次遭到训斥，因此可以认为，你这次是毁了他。” 阿兰慢慢说道：“我真为这事感到可耻。” 汤姆点点头：“至少是我们两人。” 丹·奥利夫离开了杜瓦尔周围的那群记者，朝他们俩走来，他的胳膊下夹着一张叠起来的报纸。“我们要回到亨利的房间里去了，”他说道，“有人带了一瓶酒，现在大家急着要上去举行一个聚会。你们也去吗？” “不，谢谢了。”阿兰说道。汤姆也摇摇头。 “好吧。”奥利夫刚想转身走，又递给阿兰一张报纸。“这是中午版。上面有一点关于你的报道，晚报版上还将有更多的报道。” 汤姆和阿兰看到那群人和杜瓦尔一起走了。他们中最活跃的中心是那个穿驼绒大衣的人。一名妇女还挽着亨利·杜瓦尔的胳膊。这位先前的偷乘者脸上放射着幸福的异彩，很得意被人注目。他没有回头。 “我现在先让他自由一会儿，”阿兰说，“然后我要把他找回来。我不能撒手不管，让他自由放任。” 汤姆有些嘲笑地说道：“祝你好运。” “他不会出事，”阿兰争辩道。“他会成为好人的。谁也不能断定，不能事先预料，从来不能。” “是的，”汤姆说道，“预料不到。” “即使他搞得不好也罢，”阿兰坚持道。“原则比这个人本身更为重要。” “是啊，”汤姆随阿兰走下台阶。“我想这一点永远是对的。” 在他们办公室附近的意大利餐馆里，阿兰一边吃着热气腾腾的空心面条，一边向汤姆讲了关于他们的费用断绝的消息。使他出乎意料的是，汤姆对之几乎毫无反应。 “我要是处在那种情况下也可能会那么办，”他说道，“别担心，我们会熬过去的。” 阿兰感到周身涌上一阵暖流和感激之情，为了掩饰自己的激情，他急忙打开丹·奥利夫给他的那份报纸看了起来。 报纸的第一版上有一篇关于杜瓦尔的听证会的报道，但显然报道写于今天中午的裁决和克雷默事件之前。加拿大通讯社从渥太华发来的一条消息披露说，总理将“于今天下午在众议院宣布一项重大决定。”消息说这一决定的性质还不清楚，但据推测与日益恶化的国际形势有关。在最新消息栏中登载着赛马结果和另一条新闻： 理查森·德弗罗参议员于今晨在温哥华他的家中猝然去世，享年74岁。据信他是因为心脏病突然发作去世的。 房子的大门是开着的。阿兰走了进去。 他在客厅里找到了莎伦。只有她一个人在那里。 “噢，阿兰！”她走了过来。她的眼睛已哭红了。 他轻轻地说道：“我刚一听说就赶来了。”他轻轻地握着她的双手，扶她坐到长沙发上。他们肩并肩地坐着。 “别说话，”他对莎伦说道，“除非你一定要讲。” 过了一会儿，莎伦说道：“你走后，1小时……发生的。” 他内疚地开口道：“是不是因为……” “不。”她的声音低沉但却坚决。“他的心脏病以前曾发作过两次。我们一年前就知道，再有一次……” “我要说，我十分遗憾，虽然这很不够。”他说道。 “我爱他，阿兰。从我还是个小孩子时起，他就照料我。他和善，慷慨。”莎伦的声音颤抖了。停了一下她又说道：“噢，我太了解政治了。它里面有高尚的东西，也有卑鄙的东西。有的时候他好象是身不由己。” 阿兰轻声说道：“我们都是那样。我想我们生来如此。”他想到了他自己和克雷默。 莎伦抬起头来平静地说道：“我一直没有听到……什么也不知道。你的官司赢了吗？” 他慢慢地点点头。“是的，我们赢了。”但他怀疑自己究竟赢得了什么、失去了什么。 “今天早上你走以后，”莎伦小心地说道，“爷爷告诉了我你们之间发生的事。他知道他不应该向你提出那个要求。他本来准备亲自告诉你的。” 他安慰地说道：“现在已经无所谓了。”但他仍在想，今天早上他温和一些就好了。 “他本来想让你知道，”她的眼睛里又充满了泪水，她的声音几乎哽咽了。“他告诉我……说你是……他所见过的……最好的年轻人……说如果我不紧紧抓住你，和你结婚……” 她说不下去了。她扑到了他的怀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