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传》 引言 自从一九○一年诺贝尔奖金首次颁发以来，该项奖金及其获得者已经引起了整个文明世界的兴趣。一八六七年诺贝尔发明的炸药开始进入市场，从此以后，一种崇敬的光轮便环绕在这种黄色炸药周围。作为举世闻名的专利品之一的黄色炸药，早已成为猛烈力量的象征；对于它的重要性和巨大影响，也几乎家喻户晓。 然而，人们对于黄色炸药的发明者及这种奖金的创始人、瑞典人阿尔弗里德·诺贝尔的了解，则是另外一回事了。尽管在一八九六年他去世不久曾有人联系他的遗嘱和发明，写过一些关于他的文章，当今，他的名字也每年都通过广播电视和报刊而风靡于世，但是，大多数公众对于诺贝尔本人及其出身，祖先和意向等，却知道得很少，这不仅是由于诺贝尔一生对自己保持最大的沉默，而且也同后来关于他的传记文学出版得较少较专有关。因此，很多人就只能含糊不清地联系黄色炸药，灾难和暴行；联系俄国的石油，以及联系财富与诺贝尔奖金而知道他的名字。除此这外，通常是一无所知的。 这当然是很不够的，还需要取得比较广泛全面的了解。阿尔弗里德·诺贝尔是一位最杰出的开拓者，对他的了解就不应仅限于用他的财富创立的奖金，而且还应该知道他的人格，以及作为开拓新里程的发明家及国际工业家等等的情况。 诺贝尔有着很有趣的祖先，他才华横溢的独特个性也很迷人。他的几项发明创造曾经明显地在炸药技术方面，并且通过炸药技术而在采矿、工业和运输方面引起了革命性的变化。这些变化在众多的领域里也逐渐地起了梦想不到的巨大促进作用。 通过他的遗嘱和他给人类留下的遗产，阿尔弗里德·诺贝尔这位理想主义者和以四海为家的人，为后代维护了人类某些最宝贵的文化价值：科学、文学与和平。 他一生厌恶战争，正如他自己说的那样，战争是“恐怖中的恐怖，各种罪恶中的魁首。”他的本意在于，他所发明的黄色炸药及后来发明的各种爆炸品，能被用于和平事业。的确，当他活着的时候这些东西也很少用于战争。不明真相的一般公众往往不愿或不能接受这一观点。因为各种烈性炸药长期以来被局限于战争和破坏范畴，对这些东西的发明者，自然也就要依此类推了。 当一八九六年他的遗嘱公之于世的时候，其中那些如此明显冲突和矛盾的因素，例如烈性炸药和暴力，文化与和平，都突然被认为是集诸一体，即阿尔弗里德·诺贝尔身上。这也就自然要招来许多常常充满着问号和怀疑的文章。 随着诺贝尔死后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在一九○一年第一次奖金颁发之后，加之为后来各种版本奠定了基础的他的第一部传记在一九二六年出版之后，已经有一些书籍和文章介绍过他的发明和分布遥远的企业，他的遗嘱和基金，当然还有诺贝尔奖金及其获得者的情况。它们以各种语言，从传记、技术、统计和论战等不同角度，详细地评价了这一切，并且加上浪漫的修饰；然而，人们对于它们所描述的人物，即对真正的诺贝尔的了解，仍然少得可怜。甚至在最新出版的参考书籍里，也不断出现大量的谬误。关于他和其发明的一些久为流传而又误人的故事成堆；尽管通过最近的研究往往找不到证据，却仍然让它们在印刷品中重现，并且还使它们带有煞有介事、非常可信的味道。谈论诺贝尔个人的大大小小的文章著述，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不必要的和不知情的，不幸的是这类文章为数太多了，另一类则是来源可靠且颇有价值的，可惜这类文章为数不多。在各国出现的那些虚构的关于诺贝尔的书籍、戏剧、电影及广播剧等，都在他的人格面目方面给人一种歪曲了形象，因此，对它们也就可以不予理睬。因为诺贝尔的名字，不过是作为一张虎皮被写进去的，所以这类创作也就不值一提。 阿尔弗里德·诺贝尔的生平故事充满着如此非凡的戏剧性和悲剧性的事迹，以致于所有的传记文学都不再需要进一步的虚构。他一生的单纯现实，就是最动听的故事：他是一位多才多艺、天资聪颖、自学成才的谦虚、坚毅、恪守原则而又勇气十足的技术家，一位划时代的发明家和先驱者，一位尽管体力虚弱、健康不佳而又屡遭严重挫折，但却凭借着自己的聪明和坚持不懈的勤奋，并且不把别人踩在自己的脚下，在恶劣的条件下使他那些充满巨大冒险性的企业获得成功的人；一位伟大的瑞典人和一位伟大的欧洲人，他摆脱了民族偏见而以四海为家，但却缄默忧郁，缺少个人幸福，具有强烈的孤独感；一位有着从不放弃其崇高理想的国际主义朋友。 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作者不仅参阅了已经出版的一些著作，而且注意到其他可靠的情况来源，包括同还活着的几名熟悉诺贝尔的人谈话，以及在诺贝尔基金会的要求下，作者对保存在基金会的档案及在瑞典和其他国家的原始材料，进行过系统而彻底的阅读和摘录。这些材料主要有这位发明家用五种语言书写的广泛的书信，以及他的私人科学、经济和文学笔记，并且从中发现了一些迄今未被引用的有意义的材料。 在很多国家围绕诺贝尔的名字和成就而产生的大量文学、技术和新闻方面的文字材料中，或者在那些据说是在诺贝尔生前所收集到的材料中，当然很多是有价值的，但需要仔细分辨，以求准确。只有从他本人播下的种子所开出的花朵中，或者从那些在生活旅途曾伴随过他的人，和后来以细心而不是浪漫的眼光回溯过这条道路的人所采集的花朵中，才能得到完全的满足。 本书的目的，正在于从肥沃的土壤中，采集某些得宜而又可靠的事实，这些事实有助于说明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其人，有助于更好地了解他的出身、人格、生前的工作和他最后的遗嘱与遗言。 第一章 诺贝尔的姓氏与祖先 诺贝尔（Nobel）这个姓（重音在最后一个音节上），过去曾引起过很多猜想。然而，我们能够肯定地说，这完全是一个瑞典姓，是从这个家庭原来居住的教区的名字，拉丁文“诺贝利叶斯”（Nobelius）略写而来的。 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同他的先人一样，对家谱不感兴趣，因此，对他的家室祖先也就很少知道。他的整个一生，都被别的在他看来更为重要的事情所吸引去。他曾写过：“我充分认真地问过自己：谁有时间去读传记呢？而谁又会如此天真可爱地去对这类东西感兴趣呢？” 然而，那些有兴趣的人可以从现存的调查良好的谱系里，从十七世纪以来的五代瑞典衣民和资产阶级中，找到阿尔弗里德·诺贝尔的六十二名直系先辈。他的祖先似乎是来源于斯科纳省，这个省位于波罗的海海岸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最南端。他父亲之前的几代人，都生在瑞典的中部。他母亲的祖先中，有一半是斯科纳北部的斯莫兰省里的农民世系，另一半则是完全由瑞典中部地区的一些中产阶级家庭构成。父母双方所有的先人，都有着完全是瑞典农民和中产阶级的名字，父方的一两位先人，还是瑞典文化历史上著名学者，其中之一的奥洛夫·鲁德伯克，曾是国际知名人士。这位杰出的瑞典科学家，是阿尔弗里德·诺贝尔的祖先中最光彩的一位。他之所以值得提及，是因为诺贝尔家族明显地继承了他的一些卓越品质。 奥洛夫·鲁德伯克（1630—1702）这位精力充沛、学识渊博、激励人心的天才，具有艺术和音乐方面的天赋。他改革了乌普萨拉大学，并且一度当过它的校长；他还教授过诸如天文、数学、物理、机械、化学、植物、动物、解剖学、建筑、炮兵科学及烟火制造术等如此绝然不同的课程。诺贝尔家族后来几代人为之献身的，也正是这些异常雷同的课题，也许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是从什么地方取得这种兴趣的。这位真正多才多艺的人之所以名传后世，是由于他发现了淋巴系统（1653年），以及由于在一六七九至一七○二年间，出版了他的巨部历史考古学著作《大西洋》。鲁德伯克是阿尔弗里德·诺贝尔祖父的曾外祖父。 关于诺贝尔的祖先现在知道的不少，但是作为一个简短的介绍，这里提到的只是几名直系世族。在斯科纳省的东诺贝洛夫，一位名叫奥鲁夫的农民，有个喜好音乐并渴求知识的儿子。这个孩子名叫彼得·奥鲁夫逊，后来在十七世纪的七十年代，他离开了自己出生的农村，到北部的乌普萨拉去学习。一六八二年，他进入乌普萨拉大学的法律系，并且将他的名字，改为拉丁文，名曰：皮特勒斯·奥莱·诺贝利叶斯（PetrusOlaiNobelius）。他对音乐的爱好，为他提供了踏进鲁德伯克的社交圈及文化家庭的敲门砖。在取得法律学位之后，他被任命为乌普萨拉附近一个县法院的法官，并且在一六九六年，同鲁德伯克的女儿温德拉结了婚。皮特勒斯和温德拉·诺贝利叶斯，就是诺贝尔这个瑞典家族的祖先。他们最小的儿子名叫奥洛夫·珀森·诺贝利叶斯（1706—1760），是一个纤细画家和乌普萨拉的学院绘画硕士，也就是阿尔弗里德·诺贝尔的曾祖父。正是他的儿子，即外科医生和在耶夫勒当过地区卫生官的老伊曼纽尔·诺贝利叶斯（1757—1839），在战争时期作为军医服役时，将他的姓改为诺贝尔。当我们第一次碰到这个举世闻名的姓名时，那还是一七七五年的事。他的大儿子伊曼纽尔，是位有名的人，他就是阿尔弗里德·诺贝尔的父亲。 第二章 阿诺贝尔的父母 阿尔弗里德·诺贝尔的父亲小伊曼纽尔·诺贝尔（1801—1872），是一位有着天然禀赋和在几个方面有建树的人。要想真正了解他的儿子阿尔弗里德的复杂品格和非凡事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首先对这位父亲的情况有所知晓。因此，对他作下述的简短介绍，就不是多余的了。 大自然慷慨地给予伊曼纽尔以巨大的天赋：强健的体格，不屈不挠的勇气，以及最不寻常的精力。对于他的童年和学生时代，我们一无所知。但是，他那丰富的常识、敏锐的观察力、以及漫无边际而通常有效的想象力，弥补了对基础学习的明显不足。他突出地成为一位最受欢迎的人。 作者于一九五九年在伊曼纽尔的一个后代所保存的文案中，发现了他在晚年亲手撰写的一份一百一十二页长的自传。这份自传生动、坦率而又诙谐地写下了他自一八一三年至一八三七年在国内外奋斗生涯的片断。它阐明并证实了迄今难以肯定或尚不了解的许多关于他的细节。 一种兴衰起伏、风云莫测的生涯，使得他有很多机会来发展与提高自己固有的才干。他出生在斯德哥尔摩北部的繁忙商港耶夫勒市，母亲家有几名亲属是海员。由于他是一个强壮机灵、富于智谋但却不愿学习的少年，所以在他十四岁那年就被送去当水手。跟随着远洋帆船出航，使他能够看到地中海国家和远东。 当他在桅杆前，经历了三年充满冒险的生活后，于一八一八年回到了自己的故乡。他对绘画和机械建筑的明显嗜好，使他在耶夫勒学了一年建筑艺术之后，进了斯德哥尔摩工艺学院的建筑系深造。由于他在这里表现突出，曾以优异成绩受到学院三次奖励。在他学习期间，他还兼任了这座学院机械系的设计员和助教，并在这里数次得到建筑和机械建造的奖学金。这里为他那种发明创造的癖好，以及压抑不住的、进行实验的欲望提供了机会。他毕生保持着这种癖好和欲望，并且将它传给了他的儿子们。 由于在建筑技术方面受过良好训练，他在斯德哥尔摩完成过不少新的建设和建筑工程，最初是同别人合伙，后来则是自己干的。他曾进行过关于“活动木房”的种种设计实验，建造了浮桥，并且造出了受到公认的各种机床。一八二八年，他发明的“诺贝尔机械运动”等获得了专利权，从而作为一名发明家而初露头角。“诺贝尔机械运动”，是一种将循环运动改为前后运动的新方法，在这种方法的基础上，造出了有十个滚轮的碾压机。 这位土外科医生的儿子，在一八三五年开设了瑞典的第一座橡胶工厂，生产有弹性的胶布和外科、军用及工业用具。他在这方面的发明包括用膨胀弹力胶做成的成套军用背包、床垫、救生衣和浮桥部件等产品，因此，这是值得一提的首创性工作。 但是，经过所有这些勤勉苦干，他开始走上很多别的有远见的发明家的命运之路：迎面相会而缺乏理解。作为走在时代前面的一位探索者，他经常引起人们的反对，而实验又是一件代价高昂的活动。别人不愿资助他那些古怪新奇的东西尚且不论，伊曼纽尔还必须象某些天才那样，要为自己的奇妙想法而花钱，并且招致人们的误解。他具有想象力和乐观情绪，但却远非一位经济家。 一八二七年，诺贝尔娶妻卡罗莱娜·安德烈特·阿尔塞尔（1803—1889），他们的结合被众认是很幸福的，并且持续了四十五年；然而由于上述原因，所建立的家庭却长期非常贫困。他们在斯德哥尔摩郊区搬来搬去，总想找房租最便宜的住处，这个小家庭充满了忧虑、债务和灾难。 安德烈特·阿尔塞尔（安德列亚斯·阿尔塞尔和卡罗莱娜·鲁斯皮格的女儿），是一位贤良妇女，出生于瑞典南部多山的斯莫兰省一个勤劳的农民家庭里。她有着丰富的智慧和精力，并且富有幽默感。她讲求实际，乐观快活，谦虚有礼，所有这些品德，当然对她都很有益处。 他们狭窄简陋的住房，使得这个家庭每生一个孩子就要搬动一次。夫妻俩曾经有过八个孩子，但却只有三个儿子，即罗伯特、路德维格和阿尔弗里德，活得超过二十一岁。这三个孩子都从母亲那里继承了优良的品德。尽管贫困，他们却是在一位正直、严厉、脾性暴躁的父亲（每当他在家的时候），及一位深受爱戴、有教益和好心肠的母亲的慈爱关怀下成长的。他们生活在母亲方面阿尔塞尔这个下中层家庭圈子里，那里的和谐相助与心地善良，对于在艰苦生活期间的每个人来说，都是一种力量的源泉。在与十九世纪末诺贝尔家庭经济地位显然不同的情况下，回溯一个路德维格后来讲到自己童年的故事，是很有意思的。在一个特别寒冷的年头里，当时只有七岁的路德维格和他的哥哥罗伯特，象汉斯·安徒生的童话里讲的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样，也站在街头巷尾卖过火柴，以便赚几个铜板来帮助维持家庭生计。 罗伯特（1829—1896）和路德维格（1831一1888），后来都成为有名的技术家、商人和在各方面的创业者。作为厂主和军火制造商，他们俩注定要在一些前途远大的商业企业主面进行合作。但是，他们最重要的地位，则是作为这个大家庭在俄国石油工业方面的创始人，在外高加索的巴库开办了“诺贝尔兄弟石油生产公司”，阿尔弗里德在这家公司里也是一个股东。他们的成就对俄罗斯帝国及其国防、工业化和海陆运输，都有着巨大的意义。其详细情况，这里就不必赘述了。他们都是富有才能，严肃认真，带有脾性和善于经营的人，同他们的弟弟阿尔弗里德一样，在使诺贝尔这个瑞典姓名在全世界驰名并且受到尊重方面，起过帮助作用。伊曼纽尔和他的儿子们无论在什么地方工作，总要以他们的精力及创新精神，经常从事一些有益的事业，而这一点正是他们共有的特性。 伊曼纽尔·诺贝尔这位父亲，由于经营不佳，在瑞典遭到了失败。他先到芬兰，随后又在俄国侨居。后来在圣彼得堡，他作为一个成功的制造商、地雷发明家和机器制造者而发迹。此后，他又在瑞典成为首创硝化甘油的制造商。所有这一切，都与他那个有名望的儿子阿尔弗里德的早年密切攸关，甚至是直接同他一道来处理这些事情的。 第三章 阿诺贝尔在瑞典的童年时代 （1833—1842）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初，即使在遥远的瑞典，也受到那种反对一切既定和传统事物的变革之风的影响。一八三○年巴黎的七月革命，象暴风雨一样遮掩着广阔大地。在直到那时还是和平无忧的斯德哥尔摩也发现政治动乱，金钱匮乏，全国经济生活中的商业萧条。农业的歉收和可怕的霍乱病，加剧了这种普遍的焦虑。平民百姓在经历着一个艰难时期，向在幻想中闪闪发光的旗鱼星座的美国去的首批移民开始出发了。 在斯德哥尔摩的年轻的诺贝尔家庭，遭遇到各种艰难困境。安德烈特·诺贝尔在短短几年内的极大困难中，已经生了三个孩子，头胎生的那个也已经去。一八三二年的一场火灾，烧毁了他们的住宅和所有的东西，当时她丈夫不在家，她只来得及救出她的孩子，还险些送了命。伊曼纽尔的建筑承包商生意也越来越坏，由于债主逼债，被迫宣告破产。在一八三三年的税务注册簿上，他被描写为“没钱的”，并且被当作一个“艺人”来收税。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第四个儿子阿尔弗里德·伯恩纳德于一八三三年十月二十一日诞生在斯德哥尔摩北部郊区一所房子楼上的后屋里，这所房子就是现在这座现代城市中心的北方街九号。这个小家伙从出生的第一天起，就一直纤弱多病，他的妈妈只好拿出她全部的爱来关怀他，以便使这盏明灭不定的生命之灯，能够点燃下去。当别人全都放弃希望的时候，只有她自信能够养活这个孩子，并且取得了成功。 一八五一年，在他十八岁时，阿尔弗里德用出色的英文，写了一首四百一十九行的全面性的自传诗，题目是《一则谜语》。这首诗现在还保存完好。对于了解他除此以外无法知晓的童年和青春时代的生活与思想，这首诗有着重要的意义。他在这首诗里，是这样描写他早年岁月的： 我的摇篮好象死床， 忧虑的母亲 多年看护在旁， 尽管希望渺茫， 却要拯救这欲灭之光。 我好容易才鼓起劲来 吸吮几口乳汁充肠， 接着是抽筋痉挛， 濒于死亡。 直到我抓到生命之光， 死前之苦方告未央。 阿尔弗里德这个孩子，比别的孩子显得苍白与安静，在贤慧的母亲关怀下，度过了头八个年头。这是他永远也忘不了的一段时期。但是，由于长期健康不佳，他的童年不属于自己，不象别人的童年那样欢乐顽皮，无忧无虑，留下美好的回忆。刚才引用的那首诗，接着又用他自己生动敏锐的语言，向我们讲了下面一段激动人心的故事： 他现在已是一名儿童。 在其足迹所及的小世界里， 虚弱的身体， 使他依然变得陌生。 小伙伴玩耍之时， 他无法参加， 只能充当可怜的观众。 童年的欢乐既被排净， 他的脑海便不断沉思， 盘算着未来的事情。 幻想驰骋， 要攀登思路所及的顶峰， 由于没有判断力， 我难以制止它的奔腾， 忽而感到困难重重， 有似一场金色美梦。 今往那些清醒的悲痛， 看来只是一块踏脚石， 通向极乐的前程。 当他到了上学的年龄时，他进了斯德哥尔摩的圣雅各布高级卫道士小学，于一八四一年至一八四二年念了几个学期的书。这是那个孩子所受的唯一真正的学校教育，而他后来竟成为功成名就的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并且有着广泛的一般知识和掌握几种语言。在这所小学的报告书上表明，他所有的功课以及勤奋和德行，都得了最高分，在全校八十二个学生中，得过同样最高分数的，还只有另外两名学生。然而，他短暂的学校生活，很快便由于家庭外迁而终止了。 对于伊曼纽尔·诺贝尔这位善于思考的建筑师和承包商来说，试验和设计比从他的职业中所赚来的金钱更为重要。由于这一原因，加上在其承包生意中的一再背运，他已经落到了困境。为了躲避那些咄咄逼人的债主使他被捕和投进欠债者监狱的威胁，也为了给他的许多设想开辟新的道路，他于一八三七年没带家眷离开了自己的故乡。他自己曾经写道，他采取这一步骤是“为了实现我的计划，并且为我的刻苦努力争取勇气”，他显然认为在他曾遭到很多不应遭受的挫折的本国里，他的那些打算将永无实现之日。 丈夫离家之后的五年多光景，安德烈特在几位有同情心的朋友帮助下，在家门附近开了一个小小的牛奶蔬菜店，勉强维持自己和四个孩子的生活。尽管她精神饱满地埋头苦干，却只能在贫困的边缘挣扎。长子罗伯特晚年曾经说过：“我最辛酸的记忆之一是这个时期的一段小插曲：有一次妈妈给了我一个三分钱的小硬币，要我去买晚饭吃的东西，而我却把这个可怜的小硬币弄丢了。” 但是，对于这对分头辛勤苦干并盼望及早团圆的夫妇来说，好日子就要来临了。在芬兰的图尔库（阿博），伊曼纽尔·诺贝尔作为一个建筑师、营造师和这样那样的实验员经历了几个辛苦的岁月，图尔库的一些当时风格的房子，就是他在那里活动的见证物。此后，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伊曼纽尔·诺贝尔又到了沙俄的圣彼得堡，拼命地在那里干起工作来。 当他还在瑞典的时候，伊曼纽尔曾彻底实验过一种发明，即用炸药装置的各种地雷和水雷，“在陆地或海洋，将进攻之敌消灭在有相当距离的地方”。他曾将这项发明，连同草图和样品，提交给自己国家的武装部队，但使他失望的是，他们对此毫无兴趣。在圣彼得堡，他又精力十足地恢复了对各种雷的实验。由于在军事当局面前成功的表演，加之得到有影响的头面人物的帮助，这项发明引起了巨大的兴趣。伊曼纽尔·诺贝尔也收到了一笔奖金。用这笔钱和顽强的精力作为资本，他在一八四二年成为他所建立的一家机械厂——“奥加里夫与诺贝尔官方准办的铸造车轮厂”的老板之一。除了地雷和水雷之外，这家工厂还制造过相当有名的“诺贝尔型轮轴切削车床”，以及炮车和机床。俄国最早的中央暖气热水管，也是以诺贝尔的设计为基础，在这家工厂制造的；后来的各种暖气系统，都是由此演变而来的。 一旦他的经济情况好转，久久盼望的那一天终于来到了，他可以派人去接自己的家眷来了。当时的芬兰和俄国都还没有铁路，人们可以想象这个家庭在一八四二年十月动身的时候，先是乘坐帆船横渡亚兰海，接着又坐着公共马车，走过了从图尔库到圣彼得堡这一漫长而崎岖的道路。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就这样在他九岁那年来到了俄国；在一个重新团圆的幸福家庭里，在一种可以设想到的不同于他的故乡的环境里，他度过了自己年轻时代重要的几年。 第四章 随父侨居俄国的早年 （1843—1850） 初访美国 在专制统治者尼古拉一世的俄国，官僚主义的行政机构，严厉的警察控制和检查制度，盛行在各个生活领域。一个从西欧来的外国人，在当时那种政治动荡的局势下，要想在俄国谋生的话，就必须有特别的东西作为贡献，同时还要有精力和闯劲，以及在上层有后台才行。他还必须懂得如何谨慎行事。伊曼纽尔·诺贝尔具备所有这些条件。因此，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他的工厂企业的生产稳定提高，产品也不断增加。一八四六年，他用自己的碾压机作为设备，建立了一座新的更大的工厂，生产供应蒸汽机、水管及铁器制品；这家工厂在俄国的国营和私营企业中，都享有信誉。 这个家庭现在总算交上了好运，诺贝尔已经有了一所自己的房子。他们又生了三个孩子，但都夭折。伊曼纽尔·诺贝尔是一条堂堂正正的男子汉，他在几年之内，就把在瑞典欠下的债款还得一干二净。这个家庭昌盛的另一个可喜的结果是，从他们到达圣彼得堡的时候起，包括阿尔弗里德在内的三个大一点的儿子，都能够受到家庭教师的教育。教他们的大多是些出色的俄国和瑞典教师，其中包括俄国人化学教授尼古拉·津宁（1812—1880），瑞典语言及历史教员拉斯·桑特森（1789—1853）。这对于诺贝尔兄弟们的前途和广泛兴趣来说，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 在他的少年时代及后来在伊曼纽尔的工厂里当助手时，阿尔弗里德与他那位精力充沛的父亲及其思想财富，有着密切的接触。通过观察，他受到父亲那种突出的发明精神的影响，并且将它发展到更加广阔的地步，大量的家庭通信及前面提到的阿尔弗里德的那首诗，给这位体质虚弱的年轻人勾划了一幅画象：由于勤奋学习与渴求知识，凡是经他耳闻目睹的那些重要学问，统统都被他敏锐地吸收进去。生活本身变成了他的大学，而他清楚的思想所达到的顶点，则是他唯一的考试成绩。他曾说过，尽管生活无疑是很艰难与忧虑的，但“我把它看成是一份珍奇的礼物，是大自然这位母亲亲手赋与我们的一颗宝石，让我们自己来磨炼它，直到这颗宝石用它的光泽来酬赏我们的辛勤劳动”。 我们对他的性格的估计是正确的，因为那些同他有过密切接触的人，曾经证明过这一点。他的父亲伊曼纽尔，是位寡言少语、轻易不肯颂扬别人的人，但在当时写给他的小舅子路德维格·阿尔塞尔的一封信里却说：“我的好学而勤奋的阿尔弗里德……，受到父母的器重和兄弟们的高度尊敬，这是因为他有着无与伦比的学识和不屈不挠的工作精神。” 一八五○年，当他十七岁的时候，这位年轻人被送出去进行首次学习旅行；在那个时代，这种旅行还是冒险和困难的。我们知道，这次旅行长达两年，除到了他的祖国瑞典之外，还去过德国、法国、意大利和北美。 一八五一年，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对他的这次旅行，写过这样的诗句： 在我年轻的时候， 曾大胆离家远走， 到海外异国旅游。 一种怪念生心头： 漫漫大洋，无限锦绣， 却不能使我留念回首， 因为我心目中的海洋， 更加浩瀚悠悠……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是他生活中一段情况不明时期。除了他这首诗以外，我们掌握的全部材料是这样一些含糊不清的说法：“他出去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巴黎过的，可能是在那里的某所实验室里，继续他的化学学习。”而在纽约期间，他“曾见过约翰·埃里克森船长，取得了某些需要的图纸和情况。” 约翰·埃里克森（1803—1889）是位瑞典海军工程师，他发明了热式发动机，改进了螺桨推进器，后来又以他所设计的在美国内战中使用的“低舷铁甲舰”而闻名；他与伊曼纽尔·诺贝尔年龄相仿。由于他的兴趣和发明，多与机械化战争及蒸汽和热力技术有关，而这些技术又正是诺贝尔在圣彼得堡的机器厂所应用的，因此，可以设想阿尔费里德去拜访约翰·埃里克森一事，是事先计划好的，旨在为企业取得某些设计思想，而这次访问达到了它原来的目的。这次旅行，对于阿尔弗里德的语言和化学知识，的确起了提高与增进的作用，但可惜的是，关于在巴黎和纽约的情况，都没留下详细的记录。这是一件异乎寻常的和十分遗憾的事，因为敏感的阿尔弗里德·诺贝尔，一定会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纽约这座令人注目的城市里，在美国由于奴隶战争、黄金冲击及移民问题引起的动乱时期，在工商业界盛行的那种敷衍塞责等现象中，看到和听到很多东西。他也没有提到任何关于他对在亨利·杜邦等人主持下蓬勃发展的美国军火工业观察情况。 杰出的诺贝尔传记作者之一的亨里克·舒克教授写过 “阿尔弗里德·诺贝尔与和他年龄差不多的人相比，不管是在知识还是在精神的成熟方面，都已经明显地出人头地了，他是一位经过科学训练的化学家；他是一位精通德语、英语、法语以及瑞典语和俄语的语言学家；他有着强烈的文学爱好，特别是对英国文学发生兴趣；他的人生观的基本面貌也已经充分发展形成了。从这一时期的通信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早熟、聪明、多病、富于幻想和性格孤独的内向青年。”他的孤僻性格，显然是在刚上小学时养成的；当时的客观情况把孤僻强加在他身上。 第五章 克里米亚战争对诺贝尔事业的影响 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1853—1856）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已经回到了圣彼得堡，同他两位哥哥一起在父亲的企业里工作。他父亲的企业这时又扩大了，并且改名为“诺贝尔父子机械铸造厂”。 当时俄国的军队急需武器装备和现代化，大批国家订货使这家工厂生意兴隆。尽管在那个很多方面落后的国家，招收技术工人和原料供应方面都有困难，伊曼纽尔·诺贝尔仍然设法生产了大量军用材料，有些是他自己设计的，利用他自己制造的机床，并从瑞典招来了一些工头从事生产。这个国家第一条铁路使用的铁器制品，他自己构造的快速火枪，以及装配俄国第一批推进器兵舰所用的大炮和蒸汽机械等，都是由这家企业制造的。几艘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建造的兵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仍然服役这一事实，明显地表明这家工厂产品质量是高超的。伊曼纽尔·诺贝尔于一八五三年曾被授与帝国金质奖章，表彰他在俄国工业中的“勤奋和技艺”，这对一个外国人来说是一种罕见的荣誉。 在工厂中，儿子们有广阔天地进行实践训练，他们也充分利用了这一机会。路德维格·诺贝尔在晚年时曾经写道：“我在任何一家工厂，都没有象一八五四年至一八六○年在这里那样精力巨大，才艺也得到充分发挥。这几年简直是忙个不停地发狂工作。假如说世上还有卖劲大而报酬微的事，那么，我也毫不怀疑。” 水雷是伊曼纽尔·诺贝尔进入俄国时所持的一张王牌。它很早就是一项军事机密，是这个国家一项被遗忘了的财产；在战争期间，它也突然引起了人们直接的兴趣，并且被证明是成功的。在他儿子罗伯特的帮助下，这位发明家在芬兰的港口以及圣彼得堡的战略要地喀琅施塔得城堡冰冻的入口布了雷。这一措施曾帮助防御了由海军上将内皮尔所指挥的英法舰队的进攻，它有很大的重要性，并且由于这位海军上将在给海军部的报告中曾说过“芬兰湾充满了炸弹”这句话，从而被载入史册。 伊曼纽尔·诺贝尔编写了一本内容详细而又装帧美观的书，介绍了他所制造的布雷系统。这本书的题目是《无需陈兵设垒的海道港口防御体系》。他的这本附有水彩插图的书现在仍被珍藏着，一般认为它的法文原文很可能是出自他的儿子阿尔弗里德之手。 一八五六年由于巴黎和约的签订，结束了这场战争。沙皇尼古拉一世这时也已经到他的祖先那里报到去了，新政府撕毁了一切订货合同，于是，这家雇佣一千多名工人从事大规模生产的模范工厂，突然遭到了厄运。诺贝尔父子工厂迅速转向生产蒸汽机这一单项产品。处于困境的伊曼纽尔·诺贝尔，由于为航行于伏尔加河和里海的首批班轮设计生产了二十台蒸汽机，从而又建立了一项开创性的功绩。但是，这家曾在俄国的工业化和国防中起过巨大作用的企业，当时已经到了难以维持的地步。因此，精通外语的阿尔弗里德在一八五八年被派到伦敦和巴黎，去见那些可能愿意提供贷款的银行家，但不幸的是，他空手而归。 在那些对一个外国人毫不同情的债主摆布下，伊曼纽尔只好再次宣告破产。一八五九年他回到瑞典时，同二十二年前他刚到俄国时一样穷。同他一起回国的有他的妻子安德烈特，和他们在俄国生的三个孩子中唯一活着的那个最小的儿子埃米尔（1843—1864）。 熟悉工厂事务的三个大儿子都留在圣彼得堡，试图尽量挽回一点局面。此后几年，当罗伯特和路德维格致力于把企业的财务情况搞好的时候，阿尔费里德似乎被那些机械和化学试验吸引住了；这些试验是他过去进行过的，但由于生病和为他父亲奔走而几度中断。现在重新开始的这种试验工作出现的首批成果是，他头一次获得了在圣彼得堡三项发明的专利权：一八五七年的气体计量仪，一八五九年的液体计量仪，以及同年的“改良型”气压计或流体压力计（英国发明专利权，一八五七年第2705号，一八五九年第177号和第556号）。然而，这些发明都没有什么巨大普遍的重要性。 第六章 征服硝化甘油 十九世纪上叶，欧洲在物理、化学和机械学领域的一些新发现，在六十年代初期开始结果了。时代的脉博开始加速跳动，工业、建筑和运输都出现蓬勃发展的迹象。但是，在前进的道路上及日益增长的技术活动速度方面，仍然有着障碍。对煤炭和原料大大增加了的需要，迫切要求用更为有效的办法来开采它们，世界各地那些大型工程项目，也急需以更好的技术手段来施工。 伊曼纽尔·诺贝尔曾多年从事火药雷的试验，这时，很自然地立刻转向试图发现一种比普通黑色炸药更有威力的炸药的研究。那种黑色炸药，是五百多年来人们所知的唯一炸药。一八五五年在圣彼得堡时，两名俄国科学家，即阿尔弗里德早先的化学教师尼古拉·津宁教授和药物学教授尤里·特拉普，都曾提醒伊曼纽尔和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去注意那种异常猛烈的炸药物质——硝化甘油，说它可能成为引爆雷的材料。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后来关于爆炸物的所有重要发明，都是以这一物质为基础的，它成为他生活为道路上意义重大的里程碑。 硝化甘油的发现，是基于几位著名的和多少合作过的欧洲化学家首倡研究的结果，这项研究是由佩劳支和冯·利比格的学生，意大利人阿斯卡尼奥·索卜里罗（1812—1888）最后完成的，他把它称之为“爆炸甘”。 硝化甘油，是将防水的甘油，渗透到浓缩硝酸和浓缩硫酸的冷混合体中制成的。对于它的化学构成，无论是发明者本人还是现在的化学家，都不完全清楚。只是在后来将它的分子式定为O2）3。开始的时候，它曾引起科学家们的注意，但却从未得到任何实际应用。这主要是因为它具有猛烈的爆炸性，因而在生产和处理方面都有危险，同时也由于没有可控制的引爆方法。就已知的情况而论，硝化甘油从来没有超出诺贝尔发展火雷的试验阶段。但是，伊曼纽尔和阿尔弗里德，从一开始就深信硝化甘油具有伟大前途的可能性，他们自然不会不在这种怪油上大动脑筋了，他俩用不同的方法，分别对它进行研究。 现在已回到瑞典的伊曼纽尔，曾在斯德哥尔摩郊外旧区赫勒内堡的家里，建立了一个小实验室。然而，他那不稳定的经济情况，使他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试验。前面已经提到，一八五八年他曾试图取得贷款，但未成功。据可靠方面证实的某些记录表明，阿尔弗里德于一八六一年再次到巴黎进行试探，并成功地从佩雷拉现金信贷银行取得了十万法郎的贷款，作为生产硝化甘油的资金。伊曼纽尔·诺贝尔显然是利用这笔钱作起点，在赫勒内堡开张制造了。一八六二年，他运用索卜里罗那种比较稳妥的办法，第一次对这种生产硝化甘油的比较简单的方法，在这里进行了工厂规模的试产。通过将百分之十的硝化甘油加到黑色炸药里，他造出一种“强化炸药”，使用点火装置，可以不时将它引爆。他认为这种“强化炸药”，对于火器和岩石爆炸来说，都是最好的了。尽管他在这方面很有经验，并且是一个无所畏惧和精神饱满的人，但他并没有受过真正的科学训练，他想使爆炸纳入控制的努力，并没有取得成功。与此同时，他的家庭和邻居，却都有如生活在火山口上。 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在国外学习之后，现在是一位熟练的有经验的化学家了。一八六三年，他从圣彼得堡被召回斯德哥尔摩他父亲身边。从此之后，试验和研究才打开了局面。 在他回到瑞典的头几年，阿尔弗里德曾紧紧抓住了两个主要问题：为爆炸油发现一种相宜的控制爆炸方法；以及在不大量损失其爆炸力的情况下，将爆炸油变成一种尽可能安全的形式。这两个问题，都被他一步步用一种稳妥的办法解决了。虽然少不了同他那位火性大的父亲发生关于优先权的争论，但是，很快便取得了有利于儿子的公平处理。因为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对硝化甘油问题的解决，不是基于他父亲那种将两种爆炸作用物构成的火药与硝化甘油混合起来的方法，而是以自己的想法为基础，即以硝化甘油的燃烧为基本点，并且创造了让火药点燃硝化甘油这项新的原理。 在他父亲的实验室、赫勒内堡一座摇摇欲坠的外屋里，经过五十多次准确的试验后，当时只有三十岁的阿尔弗里德·诺贝尔，终于在一八六二年完成了他第一项划时代的发明，即所谓“诺贝尔专利雷管”。 据一八六四年和一八六五年登记的专利权，这种雷管的最初构造形式是：将流体的硝化甘油炸药，装在一个金属管或其它密封的筒状物里；其中放进一个装着普通火药的小木管；从小木管的盖子上，塞进一条导火线。硝化甘油炸药的点火，是由于小木管里火药的爆炸引起的。 为了提高效能，发明者曾几次改动雷管的装置方法。一八六五年的最后改进办法是，他将原来的小木管换成一个装着起爆水银（Hg（O）2）的金属管。通过这种所谓爆炸管的发明，“原始点火原理”被应用到爆炸物技术方面，这是后来在这方面一切发展的基础，正是这个原理，使得有效利用硝化甘油，以及后来作为独立爆炸物的其它烈性炸药成为可能；也正是这个原理，为研究各种炸药的爆炸特性提供了方便。 值得一提的是，直到二十世纪，一些著名的科学家，仍然不断把诺贝尔的这项发明，说成是“自从发明火药以来，在爆炸物科学方面最伟大的进展”。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后来最亲密的合作者拉格纳·索尔曼，曾说过下面一段话：“人们一般认为阿尔弗里德·诺贝尔主要是黄色炸药的发明者。但实际上，从纯粹的发明角度及技术的重要性来看，他所发明的爆炸管和炸药的原始引爆装置，应该远远放在黄色炸药的前面。”在最近的一九五五年，迈尔斯在《帝国化学公司诺贝尔部的研究历史》一文中写道： “通过对起爆冲击波性质的清楚认识，从而运用雷管作为炸药的引爆手段，这在炸药的原理和应用方面，当然是一项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发现。整个现代爆炸实践，都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 让我们引用这位发明家十年后自己说的话，作为本节的结束语吧！在完成了几项伟大发明之后，他曾说过：“……但是，硝化甘油的真正纪元，是从一八六四年开始的。当年，一管纯硝化甘油，头一次被一个装着火药的分管引起了爆炸。” 第七章 赫勒内堡的灾难 象诺贝尔这样一个家庭，父子们经常表演某些创始性的技艺，并且是在一个冒险的、几乎未被开拓的科学领域，进行着不疲倦的活动，发生一些事故、挫折和不被理解，看来是很自然的。这些不幸的情况，对于他们在此后几年所取得的成功来说，是必不可免的。但是，一八六四年九月三日发生的那场灾难，对这个家庭和他们事业的打击，要算是最可怕的一次了。 一次意外的爆炸，摧毁了在赫勒内堡新建的硝化甘油试验车间，炸死了五个人，其中包括伊曼纽尔·诺贝尔的小儿子埃米尔，当时，他只有二十一岁，刚刚进入大学。埃米尔曾在那里帮助这项试验工作，并且表现出突出的才干的技艺。 这场灾难不仅在斯德哥尔摩，而且在全国引起了恐惧与惊慌。它挫伤了伊曼纽尔的力量，此后不久就得了一场中风。在企业大有希望的发展形势中，这位操劳过度、精神勃勃的父亲，在此后长达八载的有生之年，几乎处于一种卧床不起的状态。对于他那位饱经风霜的妻子来说，这是一个极度焦忧的时期。正是这位妻子，才把这个家庭连在一起。她从她的儿子们，首先是从她最宠爱而又经常在家里的阿尔弗里德那里，取得了大量帮助。现在，象其他身无分文的人一样，伊曼纽尔·诺贝尔只好辞职，以便单独承担责任和当时的各种压力。 然而，这位父亲的机智并未受到损害，他的精力也没有减弱。他在自己的房间里，完成了几项很有远见的设计，并且提出了一些异想天开的东西。这位天生的建造家是位热心的爱国者，甚至在他侨居俄国之前，就曾忙于那些他认为适合瑞典国防需要的小型发明。正象我们知道的那样，这些发明都被最高当局拒绝，据他自己说，这是促使他侨居国外的部分原因。在自一八六五年至一八七二年他长期患病期间，除了思考问题之外，还写出了三部长十九英寸半、宽十六英寸的精彩插图著作。这三部著作是最近从他的一位曾孙收藏的材料里发现的，证明他思路清晰、想象丰富，以及在使用水墨作画方面的非凡才能。这三部书都是关于他的火雷发明及其在防御系统中的应用，正如他自己所述，它们包含着“一种在现在和未来，保卫我们亲爱的祖国免受强敌蹂躏的思想与办法，而这种办法又不需要代价高昂的防御工事和人力物力的巨大牺牲。”这些著作的题目是： 我国道路的经济防御（地雷） 群岛的经济防御（水雷） 对本国国防的建议（1871年元旦给瑞典人民的献礼） 每一部著作各有五十页瑞典文字和八幅引人注目的地雷或水雷爆炸的绘画插图。 必须简单提及的是，伊曼纽尔·诺贝尔最后发表的著作——关于三重叠的原始思想。尽管这部出版很少的著作在当时（一八七○年）是很优秀的，但却完全被认为是纯粹的空想。在很久以后的年代，他的这一思想才在全世界的建筑业和家具业里，以三合板等形式得到了证实。这本小册子所预示的那些颇有远见的目的和手段，也正是这些东西。伊曼纽尔曾经预言，这种将交叉放置的薄板通过压力胶合在一起，以及将废木材通过蒸汽压集起来的思想，将会受到全世界工业的重视。他详细描述了他认为可以大规模制造的几百种商品。他从摇篮讲起，列举各种家庭用具和手工制品，工业和各种生活用品，直至说到棺材为止。他以详细的草图说明怎样用胶合板来盖房和造船；用它制造一种木制管道系统，以便从尼罗河引水灌溉撒哈拉大沙漠；以及来为地震区及他设想在不久前完工的苏伊士运河和筹划中的巴拿马运河两岸将要兴起的居民点，建造一种轻便的可移动的薄板房子。他对这些建议逐个加以解释，并且说明怎样在技术、商业和组织方面加以实现。 这一出版物还有另外一个有远见的方面。正象他自己写的那样，这些工作将首先为瑞典几千名失业者提供就业和生活手段，并且制止正在蔓延的移民热；同时，还可以防止原材料不必要的浪费。 这部书即使在反对他的人口里，也不得不承认是诺贝尔的精力和进取精神，以及他对某种想法及其实现的可能性的深信不疑的最好典范。 第八章 世界上第一座硝化甘油厂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瑞典正处于繁忙的铁路建设时期之中，急需有一种更为有效和威力更大的爆炸方法，以便征服瑞典坚硬的原始岩石，开发矿山，和在起伏不平的农村修建新的运输线。 阿尔弗里德·诺贝尔，通过一八六三年获得发明专利权的爆炸管，成功地将索卜里罗的硝化甘油，从它自一八四六年被发现以来就一直处于一种任性状态的化学珍品，变为人类可以控制的强大工具。通过多次的试验，例如一八六二年五月他在圣彼得堡工厂运河进行的第一次成功的水下爆炸，一八六三年在赫勒内堡和在瑞典的矿山和防御工事里所进行的试验，这位年轻的发明家深信爆炸甘是一种取得进步的源泉。它的市场前景，在他看来也是乐观的。 赫勒内堡灾难所引起的各种忧虑，诸如忧伤、缺钱、诉讼和对诺贝尔继续干下去的普遍敌视等，都不能使他丧失勇气或者束缚他的手脚。他也没有为了个人的幸福，而去听从某些人的好意劝告；例如他的哥哥罗伯特，就从圣彼得堡写信劝他“尽快离开发明家这个讨厌的事业，因为它只能带来许多灾祸”。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使他裹足不前。他现在主要的愿望，就是以最大速度，来恢复被破坏了的家庭企业，使带有附属雷管的爆炸油进入市场，并且赢得公众对它的信任。 一八六三年十月十四日，瑞典专利办公室第一次给了他“关于一种制造炸药方法”的发明专利权，注册号码为1261号（英国一八六三年的专利登记号码是2359号）。对于诺贝尔制造硝化甘油的方法，不幸的是我们从这位青年发明家的申请、发明专利权本身及其它现存文件中所搜集到的情况，真是少得可怜。然而，在这项专利中有一句重要的话：“我宁愿使用那种将甘油徐徐加入硫酸和硝酸，或硫酸与硝酸钠，或其它硝酸钾的混合体中，从而制成的硝化甘油。”这种方法很简单，但必须视制造的数量和机械细节而有所不同；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和别的人，多年来就是以多种不同方法制造硝化甘油的。他是在许多方面表示怀疑的气氛中，以及在新的禁止“在居民区制造和储存硝化甘油”规定的压力下，以其坚韧不拔的精神达到目的的。这表明他能够以果断的行动，取得某种效果。 一八六五年元旦前后的几个月，一些大大发展了的积极事件又在迅速进展。一八六四年十月，他在重新进行了几起大胆的示范表演之后，成功地使国家铁路建设局对用他的办法制造出来的硝化甘油表示信任，认为它在爆炸力方面，远远超过了普通的黑色炸药。硝化甘油被正式批准应用，并且在当时正在斯德哥尔摩进行的隧道爆炸工程中使用了它。 现在，主要是进行大规模的工厂生产了。但公众对他的冒险行当所持的敌对态度，使得他一时不可能找到一座厂房或者场地。没有人肯要这样的一家邻居，不幸的是，人们在这方面还可以找到已公布的法令作为一种借口。整整一个月内，阿尔弗里德只好在停泊于斯德哥尔摩建筑稠密区以外的梅拉尔湖面一只带有棚盖的驳船上，利用最简单的想象出来的仪器，以每磅产品价值两个半瑞典克朗的成本，制造“诺贝尔专利爆炸油”。这只驳船很值得保存起来作为一件工业纪念品，因为它虽然简陋不堪，却是世界上具有难以想象的重要革命意义的工业的摇篮。 阿尔弗里德·诺贝尔找到思想开阔、目光远大的斯德哥尔摩富商斯密特（1821—1904），作为自己的后台。斯密特曾在南美发了财，在斯德哥尔摩的工商界里，是位出人头地的识多见广的人。一八六四年十月，阿尔弗里德同他的父亲、斯密特和几位别的人一道，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座硝化油有限公司。第二年，这家硝化甘油有限公司在经过很多挫折之后，终于得到在一个叫作温特维肯的荒郊建厂的许可。此后五十多年间（1865—1915），这座工厂随着生产能力的不断扩大，一直提供各种诺贝尔爆炸物和炸药。开张时的资本为十二万五千克朗，其中流动资金只有两万五千克朗。档案表明，在早期阶段，年轻的诺贝尔不仅是这家公司的经理，而且还要负责工程师、往来通讯、旅行、广告和财务工作。 他聘请他童年时代的朋友阿拉里克·利德伯克工程师（1834—1912），来同他一起建厂和建造机器。他们之间富有成果的合作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后来，他们又一起在世界其它地方，建立了很多重要工厂，并且在这个未被开垦的领域里，合伙建造了一些新的仪器，以及发展了某些新的生产方法。这一切的基础，是他们之间终生保持的相互理解和私人友谊。 工作和勤奋是阿尔弗里德·诺贝尔的生活指导原则，现在，这一原则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他不知疲倦地四处奔走，到采石场和矿山等未来的卖主那里，去表演他的爆炸程序。为了作广告推销公司的产品，他在那些日子里还做了一件不平常的事情：邮寄散发详细的使用说明书。尽管由于使用者的疏忽，有时也出现一些安全事故，但是，大矿业公司和国家隧道工程使用的结果是成功的，大大节省了时间和劳动力，从而增加了人们对硝化甘油和这种革命性雷管的普遍兴趣。矿务界和技术刊物，现在都以尊重的态度对此进行讨论，国外也很快便来信询问。硝化甘油的利用，曾帮助解决了当时最大的工程问题之一即建筑越过内华达山脉的中太平洋铁路。在黄色炸药发明专利权（1868）出现之前，这家铁路公司长期使用着流体的硝化甘油，事实上他们除此之外，就从来没有用过黄色炸药。诺贝尔关于硝化甘油能够引爆的发现，对这一家公司来说，就节省了几百万美元。 诺贝尔对未来在一些大型工程中利用他的发明，以及对这些发明将使全人类受益的信念，激励他把自己的计划扩大到远在第一家小工厂和国内市场之外。 第九章 新工业的发展与挫折 阿尔弗里德·诺贝尔清楚地知道国际市场上有新的需求迹象。他也认识到对于任何一家竞争者来说，制造他的简易生产仪器和产品都比较容易。他在爆炸油对撞击的敏感性方面，曾有过辛酸的教训，因而了解它在运输方面的困难。因此，他决定必须立即将爆炸油在国际上取得专利权，以便今后在尽可能靠近消费它的地方，或者至少是在使用它的那些国家里进行制造。为此，他在英国、挪威和芬兰取得专利后，又同其它几个欧洲国家和美国，开始了有希望的谈判。通过这些安排之后、加之温特维肯工厂有得力助手（他的哥哥罗伯特和阿拉里克·利德伯克）照料，他在一八六五年三月，接受了来自汉堡的一项有前途的关于联合生产的邀请。他迁居汉堡，从此开始了日益扩展的活动。 同年六月，在瑞典出生的商人威廉和西奥多·温克勒，以及同德国矿业和金融界有良好接触的汉堡律师班德曼博士的参与下，诺贝尔建立了他的第一座国外公司——“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公司。” 此后不久，所有条件苛刻的德国批准手续都办妥了，总共三万普鲁士塔勒①的资本，也足以使这家工厂在开张时，雇佣约五十名工人从事规模较大的生产。这家工厂建在易北河畔格斯塔赫特地段的克鲁梅尔，厂址选在一个地势很好的边远山谷里，北面不远就是当时欧洲大陆最大的进出口船运中心汉堡。从这里，硝化甘油（通常是装在洋铁桶里或者装箱的外面有柳条编护着的大玻璃瓶里），通过马车、铁路和船舶，不仅可以运送到德国各地、而且能够运抵奥地利、比利时，甚至还可运到远在美国、南美以及后来的澳大利亚等地的海外消费者手里—— ①德国银币名，一个塔勒等于三马克。——编者注 英国早在一八六三年就给了爆炸油发明专利权，但兴趣不大；直到诺贝尔一再亲自进行示范表演及取得安全的储存场地后，这才开始进口爆炸油。看来，北威尔士的采石场对它有着最大的基本需要，在一八六九年的限制硝化甘油法案生效之前，仅那里的两家用户在一八六六年至一八六八年期间，就用了九吨进口的爆炸油。这还是在售价高昂的情况下进口的；当时一磅硝化甘油的价格是三先令三便士，而普通炸药则只有四个半便士。 由于考虑周到，在不同国家取得了极为满意的开始。回顾这一短暂时期，一切都是那么可喜地顺利和成功。但是，尽管有很多新的主顾并且取得一定发展，此后的几年却充满了忧虑和阴暗的前景。由于这种生意的冒险性、当局的不信任及缺乏贷款和原料，诺贝尔和他的助手们每天都处境狼狈地面对着大量艰苦的工作。 更坏的情况也接踵而来。由于消费者和运输者对爆炸油的特性缺少常识，他们对给予的说明书又往往漫不经心，当然也因为这种物质在储存或温度变化情况下的分解引起的不稳定性，于是，关于可怕的爆炸灾难的报告，很快便从世界各地传来。人员死亡，运输工具、仓库和工厂被毁。随之而来的是，诺贝尔的公司和新取得的市场遭到严重影响。即使爆炸油比它的对手黑色炸药，具有已在各地得到证明的优越性，但是，用户和公众的恐慌情绪增长了，用户所在国当局也采取了越来越多的限制。有几个国家颁布禁止进口它的命令，从而使在温特维肯和克鲁梅尔的生产有被窒息的危险，在挪威和芬兰的建厂计划也被迫搁浅。 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公司这家提供灾难产品的企业，遭到了抱怨的攻击和威胁，严重妨碍它取得贷款。这位发明家必须设法尽快驱散这块乌云。但是在这之前，特别是一八六六年春天事故的报告来得比以往更频繁的时候，诺贝尔把克鲁梅尔的生产安排妥当后，便动身到美国去进行第二次访问。 诺贝尔的战术始终是计划、鼓舞和行动，当看到一件计划实现之后，又立即投入新的任务，现在，他正是这样做的。 诺贝尔在美国取得的制造和使用硝化甘油的专利权（一八六六年八月十四日，注册第57175号），立即在纽约和旧金山一些有远见的人士中，引起了大量活动；通过代理人进行的示范表演，人们很快便认识到生产它的可能性。第二年，在紧张筹建这项不平常的企业时，出现了关于所有权的纠纷和诉讼。顺便说一下，爆炸油是在美国内战动乱后的混乱时期进入美国市场的，当时正处于狂热的恢复和发展时期，要建筑泛美铁路，向西部正在兴旺的黄金和石油产区扩展。因此，爆炸油在金矿、矿业公司和民用工程等方面的市场，估计几乎是无限的。但当时企业经营方法却非常松懈和不讲信誉，诺贝尔在美国所进行的接触，不幸也遇到了这种情况。 他在美国进行的三个月访问，主要是由于克鲁梅尔工厂需要资金，同时也是为了亲自去卫护他在美国的发明优先权。此外，也有一种发展的愿望，并且多少出自他那种坐不下来的天性。这场旅行，不过是为专利权和企业组织而漂泊奔走的一场序曲，这种萍踪生涯占去了他的大半生，并且在后来，使他成为一个所谓“欧洲最富有的流浪汉。” 对于今天的商人来说，这种旅行既简单又迅速，但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尽管有很多方面的进步，旅行者却仍然处于原始时代。且不说由于携带炸药而增加的困难，就是只在手提行李里带着一点样品，在当时通过陆地和海洋进行这么一次旅行，也是不舒服的长途跋涉。任何一个想在外国发财的人都会觉得，无情的国际生意，就好象进出一片莽莽丛林那样困难；对于诺贝尔这样一位正直和谦虚的绅士来说，他所饱尝的这种颠沛之苦，自然就更加严重了。 这次旅行处理了很多事务，但却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从他在克鲁梅尔的工厂出口硝化甘油到遥远的美国。无论如何也满足不了迅速增长的需要。通过从汉堡直达纽约的船只来运送商品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将这种敏感的爆炸油转运到旧金山或者中西部，则包含着很大的冒险。从汉堡到旧金山的海路，在当时还是遥远、困难、危险和昂贵的。那只有经大西洋南去，绕过合恩角；或者经过加勒比海，到达巴拿马地峡的东岸。由于当时那里还没有运河，船上的货物必须卸下后，再用马车或者挑夫队，经过颠簸不平的丛林道路运到西部，然后再从那里装船沿太平洋海岸北上。处理这种产品的各种临时工，对它的危险性一无所知，因此，运输中的事故就难免经常发生了。 对上述办法，或者那时处理硝化甘油的其它途径所进行的无数计算，简直要使后来的专家等毛骨悚然……曾经有过很多用硝化甘油来点灯、擦皮鞋和润滑马车轮的先例，但却几乎没有肯干第二次的。阿尔弗里德·诺贝尔曾讲过一个故事：有一次在处理一桶结了冰的硝化甘油时，他用木匠的锛子将它掘了出来。然而，“事后却严重地头痛”过。他说：“有一天，车站站长通知我们到火车站去看一个漏油的硝化甘油桶。我们告诉他将那个圆盖桶竖立起来，等第二天早晨再去看。当第二天我们到车站时，站长说：‘桶漏得太厉害了。我没法等到你们来，只好请一个管子工在桶上打了块补钉。’” 由于事故多，进口被卡在运输阶段。此外，这项产品还遭到美国大军火制造企业，如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市的杜邦·德奈穆尔等的激烈反对。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他们的固定市场，如果不是受到爆炸油的威胁，那将是一个兴隆时期。这家企业的头子亨利·杜邦将军在报刊宣传和讲话中，曾大肆宣称他的明确意见是：“谁使用硝化甘油，谁就必然丧命，只不过是早死晚死的问题。” 然而，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在美国进行大规模生产的不懈努力，终于使他在一八六六年开设了一家大公司——“美国爆炸油公司”，入伙的是纽约的一些股东，计划股金资本为一百万美元。诺贝尔接受了他们提供的四分之一的免费股票，外加发明专利权的两万美元现金。但由于股票远未全部卖出去，加之长期来对能否保持垄断地位的疑虑，阻碍了这家公司在纽约完成建厂的首要任务，于是，他便将在整个美国的这项专利权转让给一家新的公司。这家设在旧金山的“大火药公司”，打算由当地的工厂供应有前途的加利福尼亚市场，而不需象从前那样从克鲁梅尔进口爆炸油，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来供应市场。公司的名字，取自加利福尼亚金矿工人给这种效能大的爆炸物起的绰号：“大火药”。 此后不久，又在旧金山西郊的里士满，即现在的“金门公园”，建立了另一座工厂。工人是些中国人，日产量为半吨左右，售价是每磅一点七五美元。生产是由几名从克鲁梅尔派来的瑞典工程师负责的；公司的管理和销售业务，则交给了精力充沛的商人朱利叶斯·班德曼；诺贝尔的这位商务代理人住在加利福尼亚，是他在汉堡那位同伙的弟兄。 诺贝尔的爆炸油在美国的首次爆炸，是于一八六五年七月十五日用进口材料进行的。那时他还没有在美国取得专利权，但是，对于这种产品几乎不可思议的威力，很快便成为有口皆碑和各种报纸均刊载的话题。几乎所有需要炸药的人，都在不择手段地寻求以尽可能低廉的代价掌握它的秘密，以便为他们的企业节省金钱和时间。因此，不久全国各地便程度不同地出现暗中制造的现象，而当时法律界的状况又长期混乱。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当硝化甘油在美国开拓市场时，人们需要有现在难以想象的勇气和胆量。他们必须以精力，信念和坚忍精神，来对付和克服各种抵抗。很多人在这场斗争中付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的故事是美国历史上一段阴抑有趣的篇章。 为了供应纽约和东部几个州的需要，同时也为了创造条件，一八六八年在纽约成立了另一个公司——“大西洋大火药公司”。这家公司后来接管了“美国爆炸油公司”的全部股票，并且接受加利福尼亚的“大火药公司”作为合伙人。这两家“大火药公司”分别在落矶山脉两边从事活动，并且取得了很多初步成功。但是，在“美国爆炸油公司”由于逐渐被一些无耻的股票经纪人控制，从而变成一家诈骗性的企业之后；以及在许多不讲信用的竞争对手公司，通过各种狡猾手段取得了大批不爱挑拣的顾客之后，依靠法律途径与它们进行斗争的前景看来是非常可疑的。因此，只好成立一个由各家公司参加的合作与利润均摊的卡特尔。“大西洋大火药公司”的股金这时已增加到三百万美元，其中三分之一按百分之三十的比例，转让给各联合公司，其余的则由原股东按比例持有。 值得在这里顺便一提的是，“大西洋大火药公司”曾有过长期成功的历史，在阿尔弗里德·诺贝尔死后，合并到“杜邦·德奈穆尔公司”。前面已经说过，这家公司在一八六五年曾激烈反对诺贝尔和他的爆炸油，但这时已经突破了最初的规模，成为一家业务广泛的军火企业。长期以来，杜邦公司一直是美国最大的化工企业，生产各种炸药和尼龙等产品。一九五六年，这家公司有七万五千名职工，其中一千五百人是科学研究者，并且把“大西洋大火药公司”，说成是“我们在烈性炸药方面大发展的主要原因，这种烈性炸药，是以诺贝尔首先引进美国的硝化甘油为基础的”。通过改进现代产品的质量及逐步提高生产能力，杜邦公司继续发扬诺贝尔的传统，为美国和全世界取得了巨大的利益。 然而，这只是目前情况的一瞥。当九十年前诺贝尔为建立公司而进行斗争时，情况却就大大不同了。由于某些海盗似的股东的诈骗行径，诺贝尔和他的几名可靠助手，对第一家大型企业的组织和经济所进行的整顿，很快证明是无法实现的。仅以奥托·伯斯宾德、谢夫纳和卡尔·迪特马这三个臭名昭著的股东为例，他们用欺骗狡诈的手段来巧取豪夺的冒险勾当，就曾导致没完没了的官司。根据诺贝尔的配方略加变动而冠以新名称的炸药（例如高效炸药、硝基剂、双硝炸药、劈石粉、大力士、铁路炸药等）竞相进入市场。它们也有买主，从而不仅抢走了诺贝尔有利可图的市场，而且威胁到他原来的发明专利权。这种行为在他后来发明的黄色炸药进入美国之后，变得更加明显。 此外，各卡特尔公司之间的纠纷，使得诺贝尔这位习惯以正派方法处事的人，对于美国的状况越来越感到支持不下去了。带着装满全无价值的“爆炸油公司”的股票，以及这时价值尚未分晓的“大火药公司”股票的公文包，然而经验却比美元更富有的诺贝尔离开了这个国家，并且从此没有再去那里，对于美国，他经常以批评和尖刻讥讽的语调来提到它。 在写给他在纽约的一位律师的信里，可以看出他不愿将自己淹没在那种冒险、暧昧的“美国方式”交易里。信中写道：“我不愿巴纳姆来此访问，并且作为一个骗子死乞白赖地与我握手。” 他对这个国家的意见，在给他的一位工程师的信里写得清清楚楚：“我终于发现美国的生活决不是愉快的。对金钱的过分追求，是一种破坏人间交往乐趣，以及为了那些想象的需要，而毁掉廉耻心的玄学。” 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那种或者成功，或者毁灭的环境中，诺贝尔为正义与进步，而同狡猾的金融鲨鱼、冒险家、骗子及他们无耻的“律师”进行的顽强和不妥协的战斗情况，在诺贝尔基金会保存的档案文件中，有着极为详细的描述，他的这些文件可以成为一部冒险材料，而其真实的故事比虚构更有力量。 直到一八八五年，他才知道自己在“美国大火药公司”里所有的股票，只有二万美元。在这之前，我们发现诺贝尔是一位仅仅表示怀疑但却默不作声的股东。 的确，这位欧洲商人在纽约被这个“新世界”的不正当方法暂时击败，但这位发明家在一八六六年赶回克鲁梅尔的路上，已经有了克服他所面临的困难的新主意。 第十章 硅藻土炸药 当他在纽约逗留期间，克鲁梅尔工厂被一次爆炸所摧毁。这在难办的硝化甘油事故历史中，是对这位发明家打击最为严重的一次。当一八六六年八月他回到欧洲时，情况是严重混乱的。尽管有很大的经济和技术困难，他还是把自己的企业恢复了起来，从而使体力虚弱的诺贝尔，再次显示了他的性格力量。这是一种绞脑汁的工作。但那个时候，他并不把工厂的重建及商业化的组织，看成是他最重要的任务。因为经常出现不可容忍的事故，急迫需要对这种炸药的性质来一番根本的和立即的改变，而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爆炸油的浓度。诺贝尔说过“早在一八六二年，我就完全知道流体形式的硝化甘油的不利情况。”因此，现在他把自己的一切精力，都用在寻求一种办法，使它在运输中比较安全，同时又不至于把它的爆炸力减少到可惜的程度。 在纽约他曾登记了一种专利方法：在硝化甘油里加进木酒精，当爆炸油使用时，再用水很容易地将木酒精洗掉。最初的时候，他还以为他已经解决了这个敏感和冒险的问题。但实际上，这种方法被证明是不够的。很快，他便将注意力转到固体的、粉状的或者纤维性的物质上去了。他首先提到的是“用黑色炸药、火棉或纸粉混合起来”；后来又说“用对硝化甘油没有化学影响的多孔的非爆炸物质，例如多孔的砂土、纸、纸浆、木屑、砖灰、煤、干泥、石膏块、粘土块等，将硝化甘油吸进毛孔里”。最后他说：“我很快就决定用硅藻土”。这是一八六四年的事，不久，他的劳动就获得报偿，并且证明是走向解决这个问题的一步。 硅藻土是一种自然的藻类土，可以在某些地方大量发现，它具有缺少化学反应和因毛孔多而吸水力强的双重特性。在这个时候，这位发明家认为三份硝化甘油被一份经过烧炼筛选的硅藻土所吸收，已经是理想的了，因为它能形成一种容易处理的固体塑胶炸药。它的爆炸力比同样数量的普通炸药大约高五倍，尽管比纯硝化甘油低百分之二十五，但后者的流体状态、对震动和温度敏感、运输困难等主要缺点，却被有效地消除了。除此以外，这种软块还可以方便地包装在炸药纸筒里，做成让使用者可以随时放进炮眼里的棒状物。 在德国的矿山（克劳撒尔、柯尼舒特和多特蒙德）亲自进行过成功的试验表演后，诺贝尔在一八六七年对他的新爆炸物登记了专利权。在其他国家获得专利权的情况如下：英国，一八六七年五月七日专利注册第1345号；瑞典，一八六七年九月十九日专利注册第102号；美国，一八六八年五月二十六日专利注册第78317号。 他把它称为“黄色炸药或者诺贝尔的安全炸药”，是根据希腊文“力量”（dynamis）这个词而得名的。 在现存的一本印刷的小册子里，可以看到这位发明家有一次对职业听众讲话时，曾经作了下述解释：“这种被称为黄色炸药的新炸药，不过是硝化甘油同有很多毛细孔的硅石的结合物。如果说我给它起了一个新名字，这实在不是为了掩蔽它的本质，而是为了使你们对它新形式中的爆炸特性引起注意；这种特性很不寻常，以至于有必要来为它起一个新的名称。” 从他在克鲁梅尔的那个权宜之计的小实验里，并且是在神经高度紧张的时期内，这位三十三岁的发明家给了世界一项划时代的发明，也许这并不是他最重要的创造，但无论如何，却是他最闻名的一项发明。这是第一次合理与实际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并且成为以后所有化学炸药工业的基础。 根据此后不久出现在技术和其它有关的文献中并且迄今仍然不断出现的一种说法，似乎黄色炸药的构成是来自偶然机会。由于硅藻土具有不变性、重量很轻及价钱便宜等特点，人们用它来填塞装箱外运的硝化甘油金属桶之间的空隙。故事出在一次硝化甘油从一个坏桶里漏了出来，却被硅藻土吸了进去，并且形成一种象生面团似的东西。咳，说变就变，黄色炸药自己发明了自己。这就是在诺贝尔惊奇的眼前出现的一种说法。 对于这种不断重复、广为流传的说法，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没有任何根据表明确有其事。数不清的书信声明，以及这位发明家后来的助手拉格纳·索尔曼等人提供的证据，证明这个故事是错误的。被这个故事惹怒的诺贝尔，早期就曾在很多场合用典型的、既有礼貌又很坚决的态度驳斥了这一说法。他写道：“我的确从未在任何场合，注意到硝化甘油偶然漏到硅藻土里的事，而这种硅藻土竟然装得那么多，以至于能够形成一种塑胶或者甚至于湿润的材料；这种想象中的事件，一定出自某位把猜测当作事实的人。引起我注意用硅藻土来制造黄色炸药的原因，是当它干燥后的膨胀体积，当然经过试验具有很大的多孔性。因此，黄色炸药并不是偶然出现的，而是因为从一开始我就看到这种流体炸药的不利方面，并且着手找寻一种克服这一缺点的方法。” 硅藻土炸药的发现，既不是突如其来的事，也不是浪漫的偶合，而是象诺贝尔所有的发明一样，说得更恰当一点，是坚持研究与勤奋势力的结果。相反的是，黄色炸药后来在世界上取得异常迅速的胜利进展，却表现了高度的戏剧成分和善与恶的绝然对比。 这一新产品在全世界引起了巨大兴趣。当时在波士顿西部联盟电报局工作的年轻的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读过一八六八年的一份技术杂志后在日记上写道：去年，瑞典科学家阿尔弗里德·诺贝尔曾改进了一种方法，将硝化甘油融合到不起化学变化的物质里，从而可以比较安全地处理这种爆炸化合物。爱迪生说，他被诺贝尔的黄色炸药这种奇妙特性“激怒”了，在米尔顿·亚当斯的帮助下，决定去检验它。他写道：“我们试验过我们认为份量很小的一点，但却产生了那么可怕和预想不到的结果，以至于我们都吓了一跳。这件事对我们的启示是：我们已经掌握了一只很大的白象。清晨六点钟，我便将炸药装进一个梅毒药瓶里，拴上上根绳子，包在纸里，让它轻轻地流进华盛顿街头州角的一个阴沟里。” 硅藻土炸药及诺贝尔后来的改良型号，直接和间接地带来了一场无法估量的、具有深远意义与几乎无限后果的革命。在黄色炸药进入世界市场之后，从前由于时间和费用而不敢想象的矿业、工业和交通运输方面的某些极其重要的企业，现在能够马上动工了。仅以诺贝尔生前进行的几项大型工程为例，就有圣戈特哈德铁路的隧道工程（1872—1882）；纽约东河地狱门的暗礁爆破清除工程（1876年和1885年）；铁门地段的多瑙河疏浚工程（1890—1896）；以及希腊的二百九十五英尺深约四英里长的科林恩运河开凿工程（1881—1893）。 可以说阿尔弗里德·诺贝尔的炸药，为蒸汽机开创的发展时代，增添了另外一份耀眼的动力。现在，“黄色炸药”是用硝化甘油作为主要成分的一百多种不同炸药的总称。 伊曼纽尔·诺贝尔这位老的开拓者虽然动弹不得，但却仍然活着，因而有机会看到他毕生梦寐以求的炸药，已经进入晨曦灿烂的时代。由于他儿子的成功，他能够理所当然地享受某些胜利果实，特别是在几年内完全没有经济忧虑。他死于一八七二年。在此之前，他们父子俩曾于一八六八年，共同得到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与的莱特斯德特金质奖章，这种奖章，是专门用来表彰那些“在艺术、文学或科学领域出现的杰出成就，以及那些对人类有实用价值的重要发现”。皇家科学院决定给伊曼纽尔·诺贝尔授奖，是“因为他在一般应用硝化甘油作为炸药方面的贡献”；而奖励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则是“特别由于黄色炸药的发明”。 就阿尔弗里德·诺贝尔这方面来说，他从未忘记硝化甘油在他的发明与成功中是极为重要的因素。他给了硝化甘油的科学发现者阿斯卡尼奥·索卜里罗以褒奖，让他在他的瑞士——意大利公司里，当一名拿高薪的顾问，直到他于一八八八年死时为止。一八七九年，在意大利他的故乡阿维利亚诺的工厂里，还为他树立了一座半身像。 第十一章 开发时期 在完成了恢复克鲁梅尔工厂、试验发明硅藻土炸药这些花费气力的工作之后，接着而来的是一个发展时期。深信这种产品具有重要的国际前途，诺贝尔坚决地、但却不是以巨大热情地把自己投入庞大的企业安排中去；他从经验中知道得很清楚，这种安排是使新产品进入世界市场的斗争中的重要部分。往往不等发明专利权拿到手，硅藻土炸药的生产就要在工厂里紧张进行。在瑞典、挪威和芬兰的硝化甘油公司立即扩大了，以便制造黄色炸药，新的工厂也很快便兴建起来。 诺贝尔习惯于挫折，现在他也免不了遭受困难。除了财务方面的困难和某些人厚颜无耻地企图剽窃他的专利权为自己谋利外，他还必须同各国妨碍性的限制措施进行斗争，有关的当局出于长期害怕和慎密观察的理由，仍然禁止这种以硝化甘油为主要成份的黄色炸药进口。 从科学专家到爆炸工头，现在对黄色炸药，就好象前几年对爆炸油一样，有着巨大的兴趣。但是，作为最后使用者的矿业人士，却以保守著称。尽管冒险，他们仍然喜欢用那种便宜些的流体炸药，因为他们认为那种炸药更有效能。某些人还提出了这样一种当然是错误的观点：他们说，黄色炸药只不过是被冲淡了的爆炸油，是出售者以高价骗取额外利润的东西。 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期的现代报刊和技术文献上，可以清楚地看出，当时是世界各地的科学界和用户们激烈争论的高潮。到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虽然有一些非法的仿制品，然而，黄色炸药终于站稳了脚跟，并且实际上控制了市场。 一八七五年，诺贝尔自己列出的生产数字，我们看来也许觉得很小，但却清楚地表明了逐渐增长的情况。 1867年……11吨 1868年……78吨 1869年……185吨 1870年……424吨 1871年……785吨 1872年……1，350吨 1873年……2，050吨 1874年……3，120吨 保护他的发明是公司组织和诺贝尔最重要的工作之一。迄今，诺贝尔从来还没有用过秘书或常务律师，因此要亲自办理这方面的事务，特别是那些处境危险的化学专利权。因此，他必须为发明专利权花费很多时间。这种令人垂涎的物质本身，对于对手来说又比较容易仿造，这意味着诺贝尔必然要被拖进复杂的法律谈判中去，要在四面八方找自己的律师，还要对付他方的律师。有些纠纷使他很扫兴。在给一位同事的信里，他曾这样表示过：“在多数国家里，人们也许没有列举同类物质的使用。所以，假如有人要为自己的一种发明取得一项平常的专利权，那就往往需要在同一个国家里至少登记两打专利权。例如，如果有人在英国的殖民地和其他重要领地申请专利保护，他就必须把大约四十个国家计算进去。这样，一项发明就需要40×24＝960份专利权。即使有了这么多的发明专利权，得到的保护在多数情况下仍然是虚妄的。因此，我建议把化学改良品的专利登记，改名为‘对发明家征收的鼓励寄生虫税’，或者称之为对那些蛀蚀了的私生和死产的法律，进行革命性检验的反抗，报纸应该使这种不幸的状况结束。” 他设法取得很多对他企业发展大有帮助的合作者，但也不当地使用了一些助手和各种类型的投机者，这些人曾给他造成很大麻烦和经济损失，并使他丧失有希望的市场区。 诺贝尔作为一个发明家、经济家和工业组织者，几乎他的每个生活方面，都有着那么丰富有趣的细节情况，以至于每个侧面都能写成一部书。他的发明逐渐变成了很多分支，如果说世界各地都有以他的发明为基础的企业，这并非是不真实的。在这本摘要的介绍里，当然只能简单地谈到大组织最基本的情况和统计，这些情况和统计，是从诺贝尔的私人档案和其它原始材料中，仔细查找出来的。同样，也只能提到少数几名他在不同国家和不同领域那些最重要的合作者。随着时间的消逝，他有几百名这样的人，他们曾在这个庞大企业的技术、商业或管理方面作出了非常宝贵的贡献。 各种国籍的一些有远见并且通常是有技艺有胆量的人、其中很多是他的同胞，曾在他们的危险工作中殉职，有些死得还很年轻。但是，也有不少动机不良的恶棍。有几名曾被他高度信任的助手背叛了他，使他非常失望。 第十二章 建立一种世界工业 在前面的篇幅里，已经简要谈到在斯堪的纳维亚、芬兰和德国的第一批工厂，以及阿尔弗里德·诺贝尔为了使他的硝化甘油炸药进入欧洲和美国市场而进行的开拓性的斗争。这一切都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期之前，以真正明确的目的，但却在困窘的经济条件下进行的。后来的形势有了很大好转。硅藻土炸药以几乎无可比拟的速度受到人们的欢迎，从而给这位发明家和他在各国日益发展的企业带来了大量收入，来自很多方面的资本投资也大量增加了。然而象通常那样，他仍然要同反对者、严重的竞争和仿造者进行斗争。 为了给诺贝尔的公司、它们的工厂和市场勾画一个清楚的轮廓，最好是分别介绍每个国家或地区的情况，并且尽可能将它们后来和直到现在的发展情况，摘要说明一下。 德国公司 从一八六五至一八七三年，这位发明家非常朴素的住宅和私人实验室都在克鲁梅尔，公司的营业办公室则在汉堡。 “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公司”这家企业，就是从这里将数量不断增加的硝化甘油炸药，不仅发往广阔的德国市场，而且很快也运到其他欧洲和海外市场。一八七○年后，在各地接连建成的新工厂，便承担了全部供货生产。 克鲁梅尔工厂曾于一八六六年及一八七○年两度被爆炸摧毁，一八七六年又被重新建立起来，并且扩大了范围，原来的企业被改组成一家生产硅藻土炸药的有限责任公司，总部仍然设在汉堡。一八六八年于扎姆基和一八七三年在普雷斯堡兴建的大型工厂完工后，奥地利和匈牙利的顾客大量增加，这家公司第一次改名为“德国—奥地利—匈牙利黄色炸药有限公司”。然而，很快便发现没有带上诺贝尔这个招牌名字是个错误，于是又将公司的名字改为“黄色炸药有限公司，原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公司”。 法国人保罗·巴布从巴黎的诺贝尔公司调到汉堡，在以后的四年里，他一直是那里一位有能力的组织经理。与此同时，诺贝尔在汉堡的两名助手被调到巴黎的“法国总公司”工作，这是国际企业人员交流政策的一个早期范例，汉堡公司开张时的资本为三百五十万马克，其中多数属于诺贝尔和巴布。作为诺贝尔多方面活动之一的政治和行政因素，使得有必要在此后不久，便为奥地利和匈牙利另立了一家公司，即总部设在维也纳的“诺贝尔黄色炸药有限公司”。 由于贸易条件的顺利、这位发明家不断改进的专利发明，以及基于这些专利发明的新产品的制造，人们总是愿买这家公司的股票，它的股金也就不断增长。从原来的三百五十万马克，增到一八八八年的五百万，一八九八的的九百万，一九○八的一千二百万，一九一八年的三千六百万。在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三年间，竟然逐渐增加到二亿五千万的资本股票和五千万的优先股金（后者只供德国买主购买，作为批发资本转移的担保金），这当然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严重通货膨胀造成的。当一九二五年这家公司成立六十周年之际，股金已被稳定在三千万德国马克。 阿尔弗里德·诺贝尔信赖的朋友古斯塔夫·奥弗施拉格博士，从一八八九年起的三十年左右，一直是公司的董事，后来还担任了总经理。熟悉他的人一致证实，他曾在这家母公司干得很出色，并且为它在国外的利益，例如在重要的外瓦尔地区，作了卓越的贡献。 在十九世纪的六十与七十年代，这家公司在德国市场上最倔强的竞争者，是在科隆地区奥普拉登的“莱茵黄色炸药制造厂”、汉堡的“德国爆炸材料有限公司”和德累斯顿的“德累斯顿黄色炸药制造厂”。但在一八八六年，阿尔弗里德·诺贝尔成功地在价格和地区方面，将这三家公司控制在由他自己的德国和英国公司组成的卡特尔之内。这项国际协议在一九一四年的大战①爆发后，当然遭到突如其来的破坏，但在第二年，上述公司便被汉堡的“黄色炸药有限公司”所兼并—— ①指第一次世界大战。—编者注 自一八八九年起，这家公司便同柏林的一家炸药企业“科隆——罗特魏尔有限公司”，有着对前途重要的利润和冒险分摊协议，每年的清算是通过特别为此成立的一个公司进行的，这个公司就是汉堡的“阿达斯特拉管理有限公司。 本世纪头十年内，“黄色炸药有限公司”以其一千二百万马克的股金，有六百名工人的克鲁梅尔工厂，以及它的三个德国附属公司（施莱布什、萨尔韦林根和彭斯塔斯），成为欧洲最大的炸药公司。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德意志帝国的催逼下，有着二千七百名工人的克鲁梅尔工厂，在狂热的军工生产方面起过重要作用，它曾生产了制造弹药所需要的混合无烟炸药，以及各种附属品等高效能爆炸物。凡尔赛和约的条款规定立即停止这方面的生产，因此，整个工厂的炸药产量急剧下降。 工厂遭到了严重的影响，而战后的几年又是阴郁的，但却并不缺少资金和德国精神。关键在于寻求一些从生产角度来说纯属和平时期的产品，以便通过仍然存在的优良技术源泉：工程师和工人，未遭破坏的机器和实验室等，来制造这些产品，诺贝尔公司里的每一个人都在为使工厂转向和平时期的形势需要而焦急。在一种危机的时期里，这家公司努力的结果，对于国家的经济生活和恢复，以及对于科学，也都有着巨大的重要意义。 在克鲁梅尔建立了一座大型的研究实验室和两座新工厂，一座生产人造丝，另一座制造“维斯特拉”化纤，这两种纺织纤维产品，都是以低硝处理的纤维素为基础造成的。这些后来在纺织工业中起过巨大作用的新型产品，在其制造过程中的很多技术问题，都是以阿尔弗里德·诺贝尔于一八九三年到一八九四年在圣雷莫的实验室里进行的私人开创性研究和设计为基础解决的。“德国爆炸材料有限公司”的三家大工厂（瓦恩、古森、杜伦），也投入硝化纤维的生产，其产品包括赛璐璐、人造丝、人造革、漆、胶和发光合金的白炽罩等。一九二○年，从原公司分出单独设立在朱利奇的“诺贝尔胶片公司”组成，生产制造电影、X光和业余摄影用的胶片。 一九一八至一九二四年间，黄色炸药有限公司，买下了接着要提到的四家德国大公司的多数股票，这些公司也已经转到生产民用炸药和其他一些重要的工业用品。这家公司通过一些特设部门加强研究工作，尽管条件困难，但却以伊曼纽尔和阿尔弗里德·诺贝尔那种追求进步的精神，使产品在很多方面得到改善，新的机器和生产方法也被采用。买下的四家公司是： 汉堡的“碳质炸药有限公司”，它在施菜布什有一个生产合成树胶、虫胶片和油漆的工厂；在基尔还有一座生产钢丝的工厂，这家工厂在战争期间曾为海军制造过水雷和雷幕材料，现在则被诺贝尔公司组织生产工业、矿业、航运和渔业需要的各种型号的钢丝、绳子、金属丝和网制品。 汉堡的“纳恩森爆炸材料有限公司”，它在多密茨的一座工厂，利用阿尔弗里德·诺贝尔一八六五年发明的最新形式，生产工业需要的各种类型的爆炸雷管和引爆剂。 多特蒙德的“德国西部爆炸材料有限公司”，制造矿山使用的炸药及其附属材料。 科隆的“控制工具有限公司”，它在符根多夫的工厂生产各种木器螺丝材料；在威斯特伐利亚州的霍帕克，还有一座生产蓄电池和矿用灯等产品的工厂。 值得提到的另一个方面是，由于诺贝尔公司的鼓励和支持，在新巴贝尔斯堡，建立了一所杰出的“科学技术研究中心局”某些有世界重要意义的试验曾在这里进行过，并曾对化学和技术事务提供过许多咨询意见。 德国诺贝尔公司于一九二六年，再次联合成不仅类似英国的公司，而且类似“I·G·化学工业有限公司”（当时仍为德国最大的工业企业）；事实证明，这一措施有利于以后取得良好成果……公司的总部也由汉堡移到靠近科隆的特罗伊斯多夫。 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九年的和平岁月，是这家公司的兴隆繁荣时期。这时，它的母公司有三千名工人，股金达四千七百万德国马克，利润也很高。 接踵而来的是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五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阿尔弗里德·诺贝尔死去与和平奖金设立四十多年后，他在一八六五年设计的作为一个和平工业进行生产的克鲁梅尔工厂，变成了一家有九千名工人的德国最大的弹药厂，无情地为死亡和破坏服务。在当时良好的发展阶段中，一切建设性的工作都被推置在一旁。说也奇怪，这家工厂直到战争将近结束时，长期没有遭到破坏。只是到了一九四五年四月的一个白天，在盟军的一次空袭中，它才被一千多枚重型炸弹所摧毁，而这些炸弹所使用的炸药，也正是以阿尔弗里德·诺贝尔自己的发明为基础制造出来的。在战争快要结束时，所有的金属材料均被没收熔化，来满足希特勒的军工需要，甚至连为纪念这位黄色炸药的发明家和工厂创始人而在前院建立的一座上面镌有“技术胜于自然力”的大型铜像，也未遭幸免。但是，后来在废墟中找到了阿尔弗里德·诺贝尔的半身塑像，虽然它被弹片损坏，却依然屹立，已被安安放在这家公司的办公大楼里。它在这里以安详但却忧伤的眼睛，继续注意着现在的董事们，自一九四五年后，其中有一名董事是英国的管制军官。 克鲁梅尔工厂的生产当然不可能恢复，但这家现已改名为“诺贝尔黄色炸药有限公司”的德国母公司，却仍在进行工作。它的总部还在特罗伊斯多夫，在其他未被破坏或重建的地区，有现代化的工厂和办公室。 克鲁梅尔工厂区，是在莱茵河畔起伏不平的一片坡地里，现在那里野草丛生，只剩下一座办公楼没有遭到破坏。汽车疾驶，现在这里的一切就象一八六五年当年轻的诺贝尔带着各种计划首次进行现场勘察时那样平静。密茂的杂草，已被后来建立的厂房废墟掩盖起来。那所已被摧毁、但未被遗忘的小小砖砌平房，是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在那里坚持试验直到制成黄色炸药的地方，正是在这座小平房里，他首次造出了一小包炸药。 在工厂附近的格斯塔赫特小城，仍然可以找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创时期的痕迹。象本特森、彼得森、斯文森和尼尔森等很多纯瑞典人的姓，是当年跟随诺贝尔迁居这里的工人和工头们的子孙后代，这一切使我们可心想象到将近一百年前，工厂是怎样开始创建的。 在本世纪五十年代，瑞典救济组织在这里被夷平的地区，建立了一座瑞典教堂，这座教堂成为安排孤儿和各种难民的秩序良好的居民区的中心。 苏格兰、英格兰及其殖民地的诺贝尔公司 这位发明家在他的旅行中，经常访问维多利亚女王和格拉德斯通首相任职时期的英国。他通常是首先并且在最大程度上在这个国家寻求保护他的发明专利权。但由于不是在当地制造、而是从克鲁梅尔进口专利爆炸油所发生的事故，使得最初在英格兰生产黄色炸药成为一件难事。诺贝尔原想试图调动火药制造商对黄色炸药的兴趣，但他们对这种局面也无能为力。 因为爆炸油在世界各地发生的严重事故，使英国人民对任何与硝化甘油有关的东西都很不信任。一八六九年一项议会法案，禁止“在大不列颠制造、进口、销售和运输硝化甘油，以及任何含有它的物品。”当初，这看来是对整个计划的致命打击，特别是他在这个时候同最有影响的咨询人之一，著名的英国化学教授弗雷德里克·艾贝尔进行第一次接触时就碰到了坏运气。艾贝尔在科学史上是有名的人，特别是以他对化学稳定作用及火棉应用的发现著称；他曾多年献身于火棉应用的发展研究工作。在这方面，他还有着个人的经济利益。当硝化甘油法案通过时，他是政府和议会的专家顾问。很自然，他要把诺贝尔看成是一个有威胁性的对手。因此，他从不错过任何机会，甚至利用他的官方讲坛来顽强宣扬他的观点，说什么如果可能的话，黄色炸药将比硝化甘油对社会有着更加严重的危险，而他所发明的火棉，则有着无限的优越性。直到诺贝尔于一八六七年在默撒姆当着一大批专家的面亲自进行炸药的应用表演，以及在他给包括内政大臣在内的一些人写了精湛的解释之后，顽固的官僚主义的英国当局，才最后被迫放宽了严格的规定。他们通过法律上的一个漏洞，即“对那些被证明是安全的高效爆炸物，内政大臣可以按个别情况发给许可证”的规定，发给进口和制造的许可证。 这些表演至少使那些公平的专家确信无疑，道路现在看来已经打通，但却要经过苏格兰，，而且不象诺贝尔通常的作法那样，在搞完试验和取得专利权这些先行工作之后，立即以传统的高速设入生产。 由于艾贝尔教授的影响和权威，诺贝尔多次想从伦敦的金融界支持者来在英格兰建立一座黄色炸药厂的试图均遭破产，人们仍象过去一样抱着有利于火棉的的偏见。然而，通过在格拉斯哥进行新的示范表演，他出乎意外地获得了成功，接到了苏格兰的一些主要金融家和矿主提出的合作建议。其中为首的是约翰·唐尼，他以其不屈不挠的精力和良好的社交关系，成为当时生产黄色炸药的一名拥护者。 一八七一年，诺贝尔同苏格兰人一道建立了“英国黄色炸药有限公司”，它的总部设在格拉斯哥，握有股金二万四千英镑。马上便作出了在阿迪尔建厂的计划，这里是在苏格兰西部海岸，靠近埃尔郡阿德罗桑的一个偏僻的地方，诺贝尔选择这个地方，是因为那里既安全，又有发展前途。 为了设计这家他所经手的最重要的新工厂，诺贝尔把他的老朋友和亲密合作者阿拉里克·利德伯克请了来。利德伯克从一八六五年起，一直负责在温特维肯的瑞典工厂的生产。，他曾帮助设计和装配了设在另外几个国家的黄色炸药工厂，并且为它们设计了某些最重要的生产仪器。因此，他是这家产业最内行的专家。 在阿迪尔工作过的一位瑞典工程师说过，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在这家工厂开工的那天非常高兴，他在向苏格兰经理会讲话时，用了下面几句话作结束语：“好啦，先生们！我把这家公司交给你们了，这是一家即使在经理们管理不善的情况下，也必定会成功的公司。” 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阿迪尔工厂占地面积达八百五十英亩，有四十五座厂房和几百名工人，年产各种黄色炸药一千吨左右，硝化甘油一千四百吨，从各方面来说，都是一座稳步发展的模范工厂。除了厂址偏僻这个优点外，阿迪尔的原料和制成品从海上运输亦很方便，它在加诺克河口有自己的海港码头，供装卸船只使用，还有一条专用铁路，同格拉斯哥及西南部铁路公司和喀里多尼亚铁路公司联系起来。一八七七年和一八八○年，还分别在西区和雷丁穆尔建立了生产硫酸、水银雷粉、炸药点火装置及雷管等附属产品的工厂。由于政府管制炸药制造的规定非常具体，诺贝尔对这些工厂的要求也很严格，因此，在阿迪尔很少发生爆炸事故。事实上，黄色炸药、爆炸胶和其他高效炸药在制造过程中的工人死亡事故，比起在煤矿中使用它们要少得多。在阿迪尔工厂的设计过程中，对生产炸药这种昌险事业可能发生的各种危险因素，以及对于保障工人安全的措施，都曾给予仔细的考虑。 诺贝尔喜欢雇佣当过兵的人，这是因为他们有较强的纪律观念和服从精神。在阿迪尔、西区和其他一些地方的工厂里，有相当多的工人是退役军人。 关于世界各地发生的硝化甘油严重事故的报道显眼地出现在报刊上，给这家工厂造成了很大麻烦，尽管它本身并没有出过事。在一八七三年至一八九三年间，英格兰所有的铁路都拒绝载运硝化甘油炸药。因此，从工厂到港口，以及自到岸港口至用户手里这两段有时还比较远的路程，只好用马车搬运，而“装载黄色炸药的车夫，则成为大路上的社会之敌”。据说有些竞争者，“经常将硝化甘油装在瓶子里作为‘淡酒’走私进入这个国家，从而比较便宜地取得它”。于是，这家公司很快便建立了自己的轮船队，拥有一些特制的货船和安全仓库，以阿德罗桑作为中心港口。甘油和硅藻土是从德国进口的，硝石则是从智利进口的。 一八七一年至一八七五年间，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在阿迪尔住过很长时间，在这里的最后一年，他完成了伟大的新发明：爆炸胶，并且达成了一项转让这份专利权的新协议。为此，于一八七五年成立了一家新的公司—“诺贝尔炸药有限公司”，拥有股金二十四万英镑。对于老公司的全部财产，均以股票的形式偿还；新公司的股票，还作为分红发给原来的股东，当然，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也可以领取现金。仅仅四年的经营结果，英国的黄色炸药公司的股票价值就增加了十倍，这是这些发明的重要性和产品受欢迎的明显证据。 成功还在继续取得。在一八七六年至一八八六的十年期间，诺贝尔炸药公司每年都分发百分之十二至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对一家进口一种叫作“劈石剂”的黄色炸药仿制品的德国公司提出的令人恼火的专利权诉讼，得到了有利于诺贝尔的解决，从而使诺贝尔公司在以后若干年内，完全控制了英国市场。 对欧洲以外国家的大批出口业务也开展起来了，特别是对南非、澳大利亚、东亚的和南美的出口增加，并且在那里成立了一些负责推销的附属公司。此外，还取得了这些地区几家大型对手企业的多数股票。它们主要包括： 英国南非炸药有限公司（现称非洲炸药有限公司）； 蒙特利尔的哈米尔顿炸药公司（现称加拿大炸药有限公司）； 加拿大的北方大炸药有限公司； 平冢的日本炸药有限公司（后来被日本收归国有）； 比利时的阿朗东克南非公司。 对黄色炸药和类似炸药的应用，并不仅限于矿业和其它工业企业。也许有趣的是，《英国药典》在一八八五年第一次承认利用硝化甘油作为一种药品；片剂和溶剂的硝化甘油，很快便被普遍用于治疗心绞痛等病症。药典认可的最大剂量为每次只服到一至二片，每片含有的硝化甘油，不得超过百分之一喱。据报道，有一个农业工人在一次打赌时，喝了一小瓶硝化甘油，结果是死在路边并被冻僵。尸体被抬到一间外屋，和在火炉旁边、想把它烤化，但硝化甘油爆炸了，整个建筑物都被毁掉。 在美国曾经有过这样一项建议：利用黄色炸药来无痛屠宰牲畜。当时使用的屠宰方法，在使人道主义与必要的杀生协调一致情况下，就要求有相当熟练的技巧。而在农村的屠宰场，雇用的工人大半是些没有经验的人，一头牲畜，往往要挨很多刀才能被杀死。如果使用黄色炸药的话，就不会发生这种情况。 在美国和印度，黄色炸药还被用来加速降雨等自然运动，据说还取得一定成功。在纽约，有一次长期干旱，曾使得这个城市来自克罗顿引水管的供水缺乏；放到天上的一个载着二百磅黄色炸药的气球，“以巨大的威力进行了爆炸。爆炸之后，立刻下了一场倾盆大雨”。在美国的得克萨斯州，政府的农业部曾在这个州的部分地区进行过一系列的试验，因为那里气候干旱，“有时竟连续三年”不下雨，从而使得农业生产实际上成为不可能的事。大宗的黄色炸药，在晚上十点钟前，每隔一分钟就爆炸一次，“第二天凌晨三时雷声大作，接着下了一场倾盆大雨。当地的一些被誉为精明的天象判测家们宣称滴雨不下，从而提供了一个重要证据，这场雨是由于爆炸引下来的。 在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后半叶，英国开始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以来最显著的一次经济衰退中恢复过来。在这一期间的炸药贸易清楚表明，它在这场衰退中所遭到的影响，没有达到其它贸易那种程度。因为这种商品在战争前、战争期间和战后的破坏和建设中都是需要的。 甚至在阿尔弗里德·诺贝尔生前，炸药就已经成为一项关键性的工业。从地球内部有效地开采很我非常重要的、工业赖以生存的原料，需要依靠炸药；在交通建设中，当现存的障碍必须去掉时，也要靠炸药。 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在世时，主要是通过他在苏格兰的阿迪尔，从各方面看到了这种发展，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阿迪尔工厂能够提供世界炸药需要量的十分之一，即每年约五千吨。 英国公司迄今的发展情况，留待关于托拉斯组成的第十五章再叙。 法国公司 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年轻时，就曾在他的学习年代来了解过巴黎，在后来的旅行中，他也经常访问拿破仑三世时代的法国。他喜爱这个国家，因此，曾试图将他的发明在早期就介绍到那里去。然而在开始的时候，由于在生产和销售火药方面有着国垄断机构“火药与硝石管理局”，他遇到了很大的障碍。在硝化甘油炸药出现于市场之后，不幸的是被认为也要将它们纳垄断范围。直到一八六八年，诺贝尔亲自或由他的代理人在巴黎进行了初步的探测和实地表演之后，仍遭当局的忽视和冷冰冰的拒绝。 一八六八年对他来说，是难忘的一年。他同在利弗顿的一家企业“巴布父子铁铁器工厂”，进行了初步接触。他设法使这家工厂的小老板，天才的工程师和炮兵上尉保罗·弗朗塞·巴布（1836—1890），对黄色炸药发生兴趣。巴布先生拿出了二十万法郎作赌注，要求百分之六的利息和分享一半利润。这项合作一直保持到保罗·巴布死的时候，并且逐渐扩大到包括更广阔的地区和更大的企业。 最初的同几年，国家垄断机构不断拒绝诺贝尔和巴布提出的所有关建立一座法国的黄色炸药工厂的建议。但当时的外交政治进行了干预。拿破仑三世掉进了俾斯麦的圈套，一八七○至一八七一年的普法战争爆发了。在战争最初阶段，法国的总参谋部惊恐地发现，德国的工兵使用法国不予理睬的新爆炸物黄色炸药来炸毁法国的堡垒和桥梁。埃德蒙·雷鲍夫元帅发出警告说：在这场战争中使用它已经为时太晚。经过很多纠纷之后，国防部长利昂·甘贝塔戏剧性地乘坐汽球到达图尔的几天后，以现在的“第三共和国”而不是原来“帝国”的名义，命令巴布的企业以最快的速度，建立一座黄色炸药工厂。于是，诺贝尔这座接受六万法郎国家赠款的法国工厂，终于在一八七一年春注册落成，工厂建在远离战区的法国南部靠近的旺德勒港的保利勒。 这场诺贝尔讨厌的战争，就这样再一次给他的生产带来了好运气。但在停战之后，他在巴布先生及其良好联系的帮助下，赶忙将黄色炸药投放到意图中的正确市场——为采矿和交通建设进行准备工作。 巴黎公社时期，有些暴动的民众用炸药自制成炸弹进行杀伤，在全国引起了对于任何新式炸药都有一种被夸大了的恐惧感。一八七一年秋天，国民议会再次通过了禁止私人制造炸药的法令，并且勒令关闭保利勒工厂。巴布以其同伙的名义提出抗议和索赔，呼吁说黄色炸药对和平时期工业也有用途等，但一概遭到拒绝；直到一八七五年，民用的黄色炸药生产才重新开始。巴布在利弗顿的一座临时工厂，被允许进行纯粹为了出口的生产，产品主要销售于比利时等地，无疑也包括仍为德国人占领和法国地区。 尽管有大量的通信往来谈到各种事情，但是，可尔弗里德·诺贝尔却只字不提他对普法战争中双方利用炸药的看法，这同他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的作法一样，他对任何时候在战争中使用炸药进行破坏都一概保持缄默。在普法战争期间，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苏格兰度过的，忙于实现阿迪尔工程。虽然他知道黄色炸药现在被用于远离他意向中的目的，但却感到他作为一个小人物，对于干涉这种强权政治无能为力。他知道任何阻止由于他的发明这一阶梯所引起的崩落现象的试图，都将是毫无用处的。他必须以善待恶，容忍那些由于背弃建设性目的而演奏的破坏性插曲。 对于他的伙友保罗·巴布来说，就是另外一回事情了。他是一位法国军官，他热衷于复仇和战争，政治和强权，自我吹嘘和功劳荣誉等思想，当然，首先还是喜爱金钱。熟悉这位有才之士的人们曾向诺贝尔透露，巴布甚至考虑用各种手段，以便在可以允许的情况下来取得这些东西。诺贝尔曾恰当地给他作了下面的结论：“一位能干的人，一位杰出的总经理，但是，由于有着象印度橡胶那样伸展的意识，可惜使大量的聪明才智，很少用于专一的地方。” 巴布先生在诺贝尔出色的组织里有很多的股票，在十九世纪的七十和八十年代，也曾取得过成功，但后来同一些类似他的人一起，给正在繁荣的诺贝尔公司的名誉，出乎意料地造成了巨大破坏。好在由于生产、经济和扩展方面的稳步上升局面，这种破坏还没有影响公司的前进。 在第十五章论述托拉斯组成时，将介绍一些关于法国的诺贝尔—巴布公司新近的发展情况。 在其他国家的迅速发展 精力充沛的诺贝尔和巴布等伙友，不能让一处又一处的禁止和限制，来阻碍他们认为是国际性企业的发展。所以，当法国市场在一八七一年被中止后，他们立即将注意力转向别的国家和顾客们。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中部欧洲，正处于政治和社会动乱状态。诺贝尔等人经常在那里长途跋涉，有时一起出发，有时单独行动，到各国去进行探试和计划。这是一些经历丰富与完成工作较多的年代，也是充满着各种忧虑的年代。在一八七一年至一八七三年间，先后在九个国家里建立了不下十座工厂（其中两座在美国），投产初期的年产量总共达三千吨。 我们幸运地找到了一张诺贝尔制作的登记表，上面开列着这些年来由他自己或其助手建立的所有工厂的名单。读者们可以从这份再制的名单上，得到一幅比较清楚的廓影： 企业名称及厂址建成年份 瑞典斯德哥尔摩附近的温特维肯1865 德国汉堡附近的克鲁梅尔1865 挪威奥斯陆附近的利萨克尔（后迁恩格尼） （美国新泽西洲的小渡口——美国爆炸油公司——1870年被毁）1866 奥地利（现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附近的扎姆基1868 美国旧金山附近的石房谷1868 芬兰赫尔辛基附近的汉科1870 苏格兰格拉斯哥附近史蒂文斯顿的阿迪尔1871 法国旺德勒港附近的保利勒1871 美国新泽西洲多佛附近的麦凯斯维尔（现称肯维尔）——大西洋大火药公司1871 德国科隆附近的施莱布什1872 西班牙毕尔巴鄂附近的加尔达卡诺1872 美国纽约附近的大火药公司1873 瑞士弗吕伦附近的伊斯尔顿1873 意大利都灵附近的阿维利亚诺1873 奥匈帝国的雷斯堡（现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迪斯拉发）1873 名列这份名单之首的是诺贝尔在斯德哥尔摩附近温特维肯的硝化甘油制造厂，这是世界上第一座改产黄色炸药的工厂（由阿拉里克·利德伯克于一八六七年负责转产）。接着是另外四家从爆炸油时代开始的工厂，其中有两家在美国；再往下是在扎姆基的附属工厂，这座工厂是由在汉堡的第一家企业建成的，旨在供应奥匈市场；另外十座工厂是在一八七○年之后建成的，纯系生产黄色炸药及其后来的改良品种。作为一条规矩，每家工厂都有自己的由当地股票持有者作后台的本家公司，但多数股票是在诺贝尔手里。几年之内，通过预谋、斟酌和明智的生意感，诺贝尔从他的股金中得到的收入，大大超过了在各国出卖专利权所能得到的最好收入。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瑞士国家开始计划修建圣哥特哈德铁路。这条通过阿尔卑斯山脉的铁路，有三百二十四座山桥和八十座隧道，从戈申嫩到埃罗洛的隧道也在那里，这条穿过花岗岩全长九点三英里的隧道，在当时是一件了不得的工程，于一八七二年至一八八○年间凿成。为了及时供应这项工程的需要，诺贝尔和巴布成立了一家瑞士公司：“诺贝尔黄色炸药公司”，在靠近弗吕伦的伊斯尔顿建了一座工厂。这家公司由于国家订货而赚了很多钱，在从黑色炸药改用胶质黄色炸药后，这项隧道工程也进展迅速，并且大大节省了成本。 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等拉丁文国家，对改良型的炸药需要量也越来越多，最初的几年，是由在奥地利、瑞士和法国的诺贝尔工厂提供的。然而，，由于边界经常封锁，加之经常需要多次进行麻烦的装卸和其他不便，于是，便在每个国家建立了公司和工厂。 在开始的几年里，如果工厂的建立和技术领导，不是在这位发明家和阿拉里克·利德伯克的监督下的话，那么这些企业能够那么快地开工，就是一件非常可疑的事了。这些新的企业由于借鉴了以往的全部经验和安全措施，从而使过去在老厂发生的那些造成灾难和停产等预想不到的危险以及随之而来的麻烦，能够得到避免。 在黄色炸药发明后的十年期间（1867年—1877年），当工厂及其组织正在扩展的时候，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在当时情况的支配下，过着一种不得休息和高度紧张的生活，他在旅行方面花了很多时间。这些岁月为他的成功与发明奠定了基础，但也使他付出了几乎难以置信的忧虑和辛苦等代价。这在他的健康及在他对周围世界人委事的看法方面，都留下了烙印。 没有一天他不需面对各种重要问题：公司的财务和组织问题，取得可信赖的伙友和助手担负经理职务，招聘合适的监工及技术工人来从事这项极端敏感而又包含非常危险因素的生产，在边远地区建立新的建筑物，并且根据各国不同的法律采取错综的安全措施。这位发明家积极参加计划和开始每项新的工程，推动它取得成功。但对各公司的具体工作，他却很少亲自过问。 不管他在哪里，都能显示出他的效率和精力，很多场合证明他是一位熟练和有鼓舞力量的生意人与组织者，但他常说，他对这方面的工作没有兴趣，他认为这类事务对他的研究工作，有着很大的干扰。那就是为什么他从来没有一个私人办公室的缘故。毫无疑问，他在家里的实验室里一个人进行试验和思考所用去的时间，多于他同别人、当局及广大以司进行争辩的时间。由于他脆弱的健康和不寻常的情绪、这类交涉谈话，经常象套在他脖子上的一块磨盘。 第十三章 迁居巴黎和爆炸胶的发明 前面的几章已经谈过，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期，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在几乎整个欧洲，并且某种程度上在美国，有着公司、工厂以及由此而来的很大经济利益。由于他周游列国，长期呆在异邦，加之他精通几种语言，如果说真的有以四海为家的人，那么他就是一个。当他自己说：“我的故乡就是我工作的地方，而我则到处工作”这句话时，在内心里他却是一位爱国的瑞典人。他亲爱的母亲住在瑞典，他经常怀念瑞典，而且一旦可能他就回到那里，他从未放弃他的瑞典国籍。 在一八六五年至一八七三年期间，他的家、实验室和事业的焦点是在汉堡。最后的一年，当各种事情看来都在良好和大规模发展时，他想更多地在事件的中心进行工作。由于同他的伙伴保罗·巴布一道展开大的改组计划，特别是为了重新组织他在西欧的企业，他永远离开了克鲁梅尔迁居到巴黎。 他始终非常喜爱这座城市，在青年时代，就对这座城市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而且据前面引用过的那首自传诗，他还在这里第一次谈过恋爱。在商业、文化和很多别的方面，巴黎是欧洲大陆活跃的中心。 现在是一位富翁的四十岁的诺贝尔，在巴黎埃特瓦尔附近新建的上流社会居住区，买下了马拉可夫大街53—59号这座漂亮的小公馆。这是他买下的第一座长期住宅。他根据自己年龄的喜好，将这座公馆装备得大方、坚固和舒适，有雅致的会客室，有种植着他感兴趣的兰草的暖房花室，还有作为他几种爱好之一的漂亮的马车与马棚。此外，当然还有一个设备良好的小实验室。 现在，他第一次聘请了一位私人助手，即年轻的法国化学家乔治·弗伦巴克。此后这位发明家在巴黎度过的十八年是他富有创造性的重要时期，他成为诺贝尔幕后的忠实可靠助手。 任何一项新的技术成就，无论它多么成功，也不过是不断发展这条长链上的一环而已。诺贝尔完全知道这一点。因此，他有条不紊继续努力来改进早期的几项发明。但在这个时期，他的精力特别集中于硅藻土炸药上。尽管硅藻土炸药获得成功，质量也好，但也表现出某些技术上的弱点。不活跃的硅藻土降低了爆炸力，而且在实际上，在遇到压力或潮湿的情况下，就会出现很不方便的硝化甘油分泌物。在过去的十年内，各国众多的技术人员，曾试图发现一种补救办法。例如。用一种由碳氢化合物和含氧物质构成的有吸收性的混合物，来取代诺贝尔的硅藻土；这种混合物的比例，要以爆炸时能被完全燃烧为限。这种炸药在英国和美国叫作“活性剂”黄色炸药，曾在很多国家以不同名称广泛应用，而且直到现在，还被用于某些特殊的目的。但即使这种办法，诺贝尔也是首创者。伊曼纽尔早在一八六二年，就曾尽力设法解决硝化甘油和墨色炸药的问题。阿尔弗里德于一八六三年在瑞典获得的第一项专利权，曾首次将这种混合物的可用形式写在处方上，正象他于一八六八年在英国获得的专利权，曾提到将碳和碳氢化合物与硝石相混合一样。 然而，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仍然有不少缺点。其证据之一就是在某些矿山里，流体的硝化甘油爆炸油，继续作为唯一的炸药使用，因为这些矿山的岩石性质，需要异常强烈的爆炸。 因此，诺贝尔通过很多试验，力求发现一种既有硝化甘油的爆炸力，又象黄色炸药那样相对安全和容易处理的炸药。 一八七五年是难忘的一年，在这一年里，他成功地创造了“爆炸胶”，将一定质量的胶状硝化纤维素（火棉）溶液混合进硝化甘油里。 这件发明是在马拉可夫大街他的私人实验室里进行的；即使是这项发明，也象诺贝尔别的发明一样，被人说成是纯粹的侥幸，并且作为一个传统，常常被科学刊物和其他文章引用。据说是，诺贝尔曾误将硝化甘油同硝棉胶溶液混合在一起，他大吃一惊地发现，一种胶状物质就这么形成了。这里必须指出，根据这位发明家自己多次作的文字解释，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虽然如此，这项发明还是多少有点浪漫色彩。诺贝尔曾将事情的经过，作了如下描述： 他很早就想用硝化甘油和火棉相混合的办法；从他第一次获得的硝化甘油发明专利权注册里，可以看出曾提到这一点。但普通火棉对硝化甘油的吸收能力，被证明是微不足道的，他也没有设法去搞一种火棉溶液，加进份量相宜的硝化甘油里。有一天，他在实验室工作时，碰巧割破了手指，并且用火棉敷了起来。夜里，疼痛的手指使他不能入眠，于是，他默默思考着脑子里那个最大的问题：怎样适当地使火棉与硝化甘油混合起来。他想到一种可能成功的办法，即最好使用一种硝化程度低的火棉，事实上，最合适的正是他最近使用的那种硝棉胶。在凌晨四点钟，他连忙起床跑到实验室里；当他的助手费伦巴克在通常时间到来时，诺贝尔已经能够将他按正常的试验方法在一个玻璃平盘里做成的第一份爆炸胶拿给他看了。 将当时已经发现的两种威力最大的炸药结合的想法，是很了不起的。但在这项发明被认可进入市场之前，还要做很多事情。实验室的日记记录表明，诺贝尔和费伦巴克长期内在背后经常潜伏着危险的情况下，进行过二百五十多次试验。此后，又利用利德伯克制造的仪器，在诺贝尔的四家主要工厂，进行过大规模的试验，然后才开始解决发明专利权的问题。这就是事情的始来，绝不是什么侥幸的发明。 这种新型炸药的宣布（通过在英国首先取得注册，一八七五年第4179号发明专利权，及美国一八七六年专利注册第175735号），在科学家和工程师中引起了很大的兴趣，因为爆炸胶被证明是一种在很多方面都理想的炸药：它的爆炸力比纯硝化甘油还大一些；它对冲击的感觉比较迟钝；并且具有强劲的抗潮抗水力，这就使它特别适合于水下爆破。更主要的，是它的生产成本较低。 这种化学构成易于变换的新发明，很快便以各种名称投入市场。它的名称有“诺贝尔特号黄色炸药”、“特快黄色炸药”、“爆炸胶”、“撒克逊人炸药”和“葛里炸药”等，至于其他厂商给它起的很多专利名字，这里还没有提到。很快，并且在未来的几十年内，它始终保持着在工业和交通服务中最有效和最畅销的炸药地位。地球母亲的脸上所发生的很多改观，都是由它造成的。在发明它的那年，这项新产品便在诺贝尔的大多数黄色炸药工厂里投产。只有英国，由于它有着严格限制爆炸物的法律，象黄色炸药被引进时的情况一样，长期踌躇不定。诺贝尔最大的阿迪尔工厂，直到一八八四年，当诺贝尔把他称为“英国最出色的硝棉倡导者”的艾贝尔教授在一种慷慨的时机公开宣布诺贝尔的爆炸胶是“在已知的炸药中各方面最为圆满的一种”时，这才等到了一张准许完全制造的许可证。 第十四章 在俄国的诺贝尔兄弟石油公司 为了说清诺贝尔尽管自己有一些大公司需要花费很多精力来经营，他却还揽了一些别的事情做，这就有必要触及他哥哥们在俄国的公司，以及他同他们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在俄国石油工业方面的合作。 正象我们知道的那样，他的哥哥罗伯特和路德维格，在一八五九年没有随同他他们的父亲回到瑞典。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他们曾在芬兰和俄国以各种设想奋斗过。经过多年的艰难波折，他们在十九世纪的七十年代初期，终于在圣彼得堡建立了自己的生产机器和武器的工厂，从而成为他们父亲从事过的老机器制造业中的主要企业家。路德维格·诺贝尔的枪炮制造厂，通过提供第一流产品，曾在亚历山大二世和三世决定命运的麻烦时代，在民用和军用方面都取得了好名声。 一八七三年，通过罗伯特对高加索巴库丰富的石油储藏进行的幸运接触，他果断地购买了那里的一些开采特许权，加之两兄弟卓有远见和辛勤地进行了大规模开发，他们的事业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重要方面。 路德维格在圣彼得堡提供了开张资本之后，罗伯特搬到了巴库，靠近他的开采区建立了一座石蜡油（煤油）炼制厂，在困难的条件下以巨大的精力工作着。在头五年里，路德维格要设法用自己的资本为这家企业提供资金，但是，当石油从逐渐增多的钻井里喷射出来之后，以及在石蜡油成为俄国通用的照明油，对不同种类的石油需要量增加之后，最主要的就是扩大规模，以便维持其盈利能力，和迎接现在兴起的竞争。 一八七七年，在巴库地区有不下二百家小型石油企业，都是由一些全无训练的企业主，用非常原始的方法经营的。他们总共生产大约七万五千吨炼制过的石油，而罗伯特·诺贝尔则生产二千五百吨。这时，某些相邻的大一点的公司，开始从罗思柴尔德遍处伸手的银行企业取得资金，以便作为采用诺贝尔那种比较现代化的勘探和生产方法的手段。俄国对石油产品征收的出口税最高，但却没有进口保护，这意味着当时在全世界胜利发展的洛克菲勒的美孚石油公司，也出现在俄国市场上，结果是使本国生产的石油价格大跌。 路德维格·诺贝尔这位最有组织眼光的兄弟，曾试图同这一大群制造商就持久价格达成协议，但是一直没有成功，因此，他正在进行更大的计划。他要通过使企业合理化和大规模扩建的办法投入竞争，但这要求巨大的资本。他的自信、精力和工作能力，都是绰绰有余的。罗伯特已经作好了必要的准备工作，克服了许多几乎是人力所不及的障碍，现在，路德维格要来表现一下怎样在成功的道路上再前进一步。 在圣彼得堡的七位机器制造业的商友，同意成为股票持有者；一八七七年在访问巴黎时，路德维格设法使阿尔弗里德对这项筹划感兴趣，于是，“诺贝尔兄弟石油生产以司”于一八七九年成立了，内部一直把它称作“诺贝尔兄弟”。公司的总部设在圣彼得堡，股金资本为三百万卢布，分属十名股东持有。路德维格用了他所有资产，取得了多数股票，阿尔弗里德贡献了三十分之一，而罗伯特则由于他的发现和创始工作，被给予十万卢布的股票。，由于他的健康原因，也因为他作为一名通常的董事长，很难想象能使自己适用有限责任公司这种形式，第二年他便回到在瑞典的家里，在那里作为一个土地所有者谋生，直到一八九六年死去。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时，两家大型企业压在路德维格的肓膀上，考虑到当时的形势和生产的产品，哪一家也不能丢掉。在移居的一些瑞典工程师的帮助下，他在里海海岸建立了各种大工厂，以及通过陆运和水运的一个有效的石油分配系统。 石蜡油、汽油和所有的石油副产品，都是从原油生产出来的。操作需要的机器和炼油所用的硫酸与苏打等化学剂，也都是在那里制造的。这家公司建有自己的煤气和电力厂、机器制造厂和实验室。它自己的输油管和油罐火车，使石油很快地通过荒凉的原野，送到瑞典人建造的世界上第一艘（1878年）蒸汽油轮上。这些油轮主要是在伏尔加河、里海和黑海航行。有这么一种说法：“除了高效炸药之外，便利的油轮，是世界应该感激诺贝尔家庭的一项影响最大的成就。” 奇怪的是，当诺贝兄弟活着时，从来没有在俄国建立硝化甘油或黄色炸药工厂。他们自己使用的，以及俄国所需要的数量不小的炸药，都是从阿尔弗里德·诺贝尔的欧洲公司进口的。为了这项进口，路德维格把在圣彼得堡的法俄黄色炸药公司，作为他的总代理行。 只有路德维格·诺贝尔自己，能够取得将黄色炸药引进俄国市场的贷款。他通过讲座和表演，使人们知道它的实际应用，同时还必须克服其中不少是来自政府的反对。由于从进口的地方到遥远工矿区之间很长的距离以及老式的不适宜的运输手段所造成的巨大困难，也逐渐被真正的诺贝尔精神所克服了。 石油收入很大，信贷条件也好，但是，路德维格却是这样一种工业领导人：他认为积聚资本，不如完善公司设备、提高产品质量和改善工人条件重要。 由于很多同时发生的情况，这家正在成长的公司不久就遇到了风暴。它必须同出自嫉妒、仇恨和诽谤而进行的纵火、侵盗及肆意破坏而斗争。这家公司新建的几艘油轮沉没，巴库地区的一些工厂遭到火灾。然而，什么也不能吓倒极为乐观的路德维格，使他不去进行改进和重建。他自己为工人们支付社会福利机构的费用，这在那时候是很突出的事；他还建立了一些学校、住宅区、蒸汽厨房和医院。甚至连公园和体育场，也在这个由于供水不足而没有树木的草原地区修建起来了。他还建立了职工奖励制度，这不仅在俄国，而且据知在世界各地，也是一件前所未闻的事情，直到五十年之后，这才被比较普遍地应用起来。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最初的几年获利很多，但大量收入立即被经常的扩建所吞噬。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的红利按股票分配；五十万卢布用作奖赏，而债券贷款则被取回用于新的建筑。这一切意味着，这家公司很快便感到资金周转不足。 当关于这种支出的年度报告和路德维格更大的工程计划到达巴黎有经验的阿尔弗里德手里时，他对他的哥哥路德维格，以忧虑的语言提出了警告。阿尔弗里德对所有的事情都很廉虚，尽管他的健康不佳；但在花钱方面仍很谨慎。一八八三年，他终于去了一趟圣彼得堡；他发现纯粹的技术建设和巴库发展工作的制度表是正常的，但他不得不为帐目的管理不善而严厉责备那些俄国的财务经理们。这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需要的难忘的一课。一些夸张的工程被砍掉了，这一次他还允许自己被选为公司董事。从那时起，由于他对石油企业明显有了真正兴趣，他答应在需要提供某些帮助时，他将尽力而为。时过不久，也真的出现了这种情况。 新的逐渐改进的钻探方法，使得整个巴库和巴拉赫纳地区都打了窟窿，似乎永不枯竭的原油，从四百口油井流到几百座工厂里。此外，炼制的石油还从美国源源而来。结果是是在一八八四年，出现了严重的过剩和积压，以致煤油的价格被迫下降到前几年的三分之一。这种形势使整个地区危险不安，而诺贝尔公司遭到的打击更加严重；这家公司在产量（占总产量的百分之五十）、库存（九万多吨）及工人数字（七千人）方面，都是无与伦比的最大的一家。 生产还要继续进行；但现在由于资金短缺，完美的组织和上等的现代化生产及运输设备，又有什么用处呢？ 十一万多吨煤油使贮油罐装得满满的；而公司的二十六口油井和十四口喷井流出的原油，已经溢出了储油池的堤坝。与此同时，由于缺少储藏的地方、运输困难和市场不足，不得不将六万吨石油烧掉。这不仅是一项直接损失，而且还要付出额外的花销，造成危险的技术困难。总的气氛是紧张的，当地工人和居民的态度，是敌对与带有威胁性的。关于“巴库大灾难”的谣言很快传播。在圣彼得堡和其它大城市的股票交易所和银行也受到影响，贷款利率提高了，对生产过剩的企业主提供的信贷被卡得很紧。 诺贝尔的企业对提供油罐车辆和油轮的公司欠债很大，国税还得照付不误。巴黎和圣皮得堡的银行家冈兹伯格，威胁要收回一百多万卢布的贷款；而在伦敦和巴黎向著名的银行寻求贷款的试探，可能是由于罗思柴尔德的背景，一律遭到客气但是坚决的拒绝。从这时发的大量电报和信件中，可以清楚看出当时形势确实错综复杂，困难重重，但也由于那些谣传引起的惊慌情绪而被夸大了些。很明显，以路德维格为首的诺贝尔公司的技术领导，是精明练达的典型，总是走在时间前面；但是那些俄国商业助手却没有这种水平。简而言之，管理这样一种现代化发展的任务，对于他们来说是不胜任的。 虽然阿尔弗里德·诺贝尔的健康状况不佳，他还要为自己正在迅速发展进程中的宠大组织操心，但却不能不出面干预了。他既不急躁也不拖延地提供了劝告和帮助，再次尖锐地批评了公司的财务专家，但“对我的哥哥能够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没有漏失地完成这样宏伟的企业所取得的卓越个人成就，表示羡慕。”他现在和从前一样，以其巨大的经验、谨慎和对企业发展的预见，提供了宝贵的援助。除了他的很多调查和在生产方面的纯技术改进外，他还给了相当大的金钱帮助。通过提供四百万法郎的低息短期贷款，购买大批新的股票证券，他使得这家公司的形势转危为安。红利逐渐由原先的百分之二十和百分之十五，降到百分之二。他把自己的俄国公债券，拿出作为对这家公司征收的利润税款的保证金，以及作为它从俄国国家银行借用的一百万卢布的帖现贷款的抵押；他同路德维格还把自己在这家生产公司的全部股票所有权也都转让出去。 这一切挽救了局势，大机器再次开始运转起来。但这不过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发生的事例这一。此后多年，这家公司还有很多别的困难，这两位性格暴躁、特点不同的兄弟之间，也有着严重的意见不合。大批金钱经常处于危险之中，使他们从来不能掉以轻心。对观念论兴趣很浓的路德维格，总想个人拥有和资助他的企业，从而将它纳入自己负责和完全操纵之下；他想在这个只有很少几名股东的家庭企业里，制造一个更小的“独立王国”。他厌恶股票交易的预测和手续，这引起了外部股票持有者的干预。另一方面，阿尔弗里德的经验，使他具有一位发明家的处事观点：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事事精通；一家商业企业一旦在良好的基础上开始之后，就应该马上放心地交给那些在各个特定方面称职的人。下面的商务经营和财务等责任，应该尽可能分给更多的人去管理。这两兄弟有一个共同之处；他们都不贪财。他们热爱工作，但对工作报酬的喜爱，只是由于它能够成为有用的流通资本，或者用来为某些值得的目的投资。这一特点，显然是从他们的父亲伊曼纽尔那里继承来的。他们两个人在掌管资金方面，总的说来具有一种罕见但却无可非议的性格。只是在具体的用钱方面，他们各有不同的作法。 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在一八八三年写信给路德维格说：“我们意见分岐的唯一之处是，你是先积蓄后赚钱；而我则建议将来最好是先借钱后扩充。如果我们把这个不同的计划除外，那么，我象你一样赞成发展。”路德维格写道：“作为一个站在商人和簿记员前面，有着勇气和诚实，以及坚决履行自己义务的人……你所给予我们的帮助有很大价值，我希望人们将不再象现在这样，说什么诺贝尔兄弟公司是路德维格·诺贝尔的公司。” 伊曼纽尔·诺贝尔的三个儿子，都象他们的父亲一样，是诚实正直的人，人们无论做什么事，都坚信自己做得对。从他们父子身上，可以看出在采取一项决定时的某种固执性，他们总是要在深思熟虑之后，才提出自己的主张。 诺贝尔兄弟石油公司后来变化甚大的历史，超出了本文的介绍范围。然而，值得一提的是，一八四二年由父亲建立的机械厂，和儿子们搞的开创性石油公司，都在诺贝尔的后代（1890—1817）熟练的指导下，发展成为巨大的世界性企业。在本世纪初的几年，诺贝尔在巴库的石油生产曾超过美国。 在二十世纪第二个十年里，当沙皇的帝国和整个俄国的社会结构都被共产主义革命①投入熔炉时，兴隆的诺贝尔公司当然也免不了如此。这家公司和与它相关的几百万财富，均被没收和国有化了。在最初的动乱年代里，生产曾急剧下降，但于三十年代便在新政权下恢复起来；由于诺贝尔家族长期着眼的计划，它在世界市场上再次成为一个有意义的因素。但在开始的时候，所有的石油，都被用来供应本国市场迅速增长的需要—— ①指一九一七年在俄国爆发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编者注 一九一八年，诺贝尔家族的所有成员，不得不留下他们拥有的一切东西，经过巨大的困苦，作为难民离开了俄国。七十五年来，他们在这个国家曾提供过无法估量的服务工作，就此宣告终结。 第十五章 国际托拉斯的组成 现存的信件表明，如果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在四十多岁的时候，能够根据自己的喜好自由支配时间的话，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他将献身于实验工作，并对他的发明进行技术改进。这样一来，他对那些无可异议，处于成功发展中的庞大组织的问题就无法参与解决了。可以说是由于保罗·巴布的功劳，才没有让这种情况出现。他那种移山倒海、勇往直前的企业家精神，使他成为一个天生的严格的老板和大规模的组织者，当诺贝尔在巴黎的头十年期间，这一点特别明显。当时，诺贝尔公司正在同那些受到它的利润吸引而开始制造新的改动型号炸药的外部企业，进行着尖锐的竞争战斗。不久，诺贝尔的一些工厂之间，也出现不体面的竞争，它们自己相互掠夺仍然处于自由状态的市场，特别是那些国内生产尚未开始的欧洲以外的国家。这意味着在一八七三年至一八八五年间，诺贝尔在巴布的鼓励和支持下，要不断试图在相互冲突的利益之间，取得合作与妥协，并且创立一个规定更加严格的组织。 最初，在不同的国家成立了一些特别公司，从原来的有限责任公司手里，接管由它们建立并在开始时期经营的工厂。在法国，诺贝尔的所有专利权和保利勒（东比利牛斯省）的工厂，于一八七五年都转归新建立的一个公司——“黄色炸药和化工品生产总公司”，这家总公司的总部设在巴黎，开张时的资本为三百万法郎。当一八八四年在阿布隆（卡尔瓦多斯省）的另一家工厂参加后，它的股票资本增加到四百万法郎。 瑞士和意大利的工厂，被设在伊斯尔顿的“诺贝尔黄色炸药联合公司”所接管；西班牙和莆萄牙的市场，则通过在毕尔巴鄂建立的“西班牙黄色炸药公司”来进行协调。 在普法战争后的工业活动兴旺时期，为所有黄色炸药公司服务的国际技术咨询机构，于一八七五年在巴黎成立。它被命名为“黄色炸药制造辛迪加”，诺贝尔任命瑞典人阿拉里克·利德伯克负责，他当时是黄色炸药制造方面的第一流专家。 将独立的德国工厂纳入适当合作的试图，是件微妙与复杂的任务；他们相互之间激烈竞争。各种形式的合营协议与贸易联合，都被充分讨论和决定过，以便保护英德黄色炸药公司和那些在拉丁语国家工作的公司双方的利益。经过后来几年的热情努力，终于建成为了不同目标和地区而合并的广泛分布网。但在这里，只能略述其大概。 这一时期，在欧洲出现了这类大规模的合并，后来以托拉斯的名称变得越来越平常。值得一提的是，这与约翰·洛克菲勒将他在美国的石油利益，组成世界闻名的第一家这类的托拉斯—美孚石油公司（1882年），几乎是在同时发生的事。 尽量保护和协调利益的努力，导致于一八八六年组成了英德和拉丁两家全面的托拉斯公司，在欧洲在这类托拉斯中，它们算是最早的了。这两家托拉斯的组成，为后来在工业和商业方面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英国—德国托拉斯 “诺贝尔黄色炸药托拉斯有限公司”，总部设在伦敦，股金二百万英镑，分公司包括： 诺贝尔炸药公司， 格拉斯哥黄色炸药有限公司，原阿尔 弗里德·诺贝尔公司，汉堡 莱茵黄色炸药制造公司， 科隆附近的奥普拉登德国爆炸材料有限公司， 汉堡德累斯顿黄色炸药制造公司，德累斯顿 此外，还包括由这些公司所控制的下属公司。在上述公司中的后四家，被称为“德国联盟”。很快，这个托拉斯又增加了另外五家公司： 炸药有限公司联盟，大不列颠南威尔士炸药有限公司大不列颠 墨西哥全国诺贝尔黄色炸药公司，墨西哥城 巴西全国诺贝尔黄色炸药公司，里约热内卢 南美太平洋海岸炸药商务公司，南美洲 其中最后的三家公司，被集体称为“美洲公司”；而上述全部五家，再加上在格拉斯哥的诺贝尔炸药公司，被称为“非德国公司”。 在诺贝尔的很多负责这项巨大协调工作的助手中，除了保罗·巴布以外，最重要的就是英国人亨利·德莫森索尔。他曾成功地在这家公司里担负各种经理职务达二十五年之久。 在诺贝尔死后的头一年，即一八九七年，当这家托拉斯把在墨尔本的“澳大利亚炸药化学公司”也包括进它的非德公司时，它的托拉斯网就遍及五大洲，这从市场的角度来看是很重要的。 尽管这些分公司的条件很不相同，并且存在着很多强烈的分散意愿，但是，这家英德托拉斯，还是通过长达二十五年之久的协议，获得了巨大的利润。可是，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经常致命干涉诺贝尔事务的强权政治，把它那可怕的手掌伸到试图越过边界的一切合同上。形象地说，黄色炸药在战争期间好象比平时更具有爆炸性，而这家托拉斯不得不停止作为一个国际公司。一九一五年，它的财产被分给了各国的股东。英国的股票持有者，再次从“诺贝尔炸药公司”，而不是从托拉斯领取他们的股票。这家公司在英国及其殖民地保存了很多附属公司。同德国的情况一样，它在英国的工厂，现在被政府强行改变到几乎百分之百的军工生产，从而成为战争期间帝国防御和战斗力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整个组织良好的国际卡特尔网，曾以其相互有利的协定，服务于世界各个角落的和平工业，而现在也被拆散了。以同样的黄色炸药和混合无烟炸药专利权为基础的炸药工厂，实际上存在于每个国家。其中很多完全为诺贝尔所有的公司，象其他国际公司的情况一样，由于命运的讥讽，出现了一种奇怪的局面。在英国和其他所有协约国家，也包括美国在内的诺贝尔公司，有义务集合工厂与研究中心等一切为它支配的手段，来同在德国和其它轴心国的诺贝尔公司进行战斗；反过来说，情况也是这样。一场工业上的总体战对总休战；双方阵营里没有任何一家公司知道，他们可怕的毁灭工具，什么时候会将他们自己和他们所有的财富摧毁。对于大家的损失是沉重的，诺贝尔公司遭受的损失也不小。在人类历史上的这一黑暗时期，诺贝尔和平奖在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九年间，唯一高尚的获得者是“国际红十字会”，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停战之后不久，英国人在严重的衰退时期运用技巧，将以诺贝尔炸药公司为核心的整个英国炸药工业合并起来。他们所有的公司加上对手公司，总共二十三家产品各不相同，但却有着同样利益的公司，被合并到一家巨大的托拉斯“炸药贸易有限公司”。这家公司自己的历史学家把这称为“在英国炸药工业历史上最重要的发展”。 然而，几年之后它发现（正象汉堡的企业在一八七七年那样），诺贝尔的名字是有着商业价值的一块工业质量招牌，而且是这家托拉斯公司丢不得的一份历史和传统财富。因此，这家托拉斯的名字，在一九二○年改为“诺贝尔工业有限公司”，其股票资本为一千八百万英镑。此后不久，它的总部设在伦敦白金汉门堂皇的“诺贝尔大厦”。 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这个集团包括十七家经营炸药及其副产品的英国大型企业，加上生产无数产品的附属公司和工厂；这样一来，在它合并的第一年，在英国及其殖民地就有五十四家企业和九十三座工厂。这意味着，这家托拉斯控制的生产有： 第一，所有民用和军用炸药，其中大多数是以诺贝尔的专利为基础的（包括它们的附属产品）。 第二，大量原料和基础产品，例如酸、碱、甘油、火药及其它很多工业化学品。 此外，这家托拉斯还插手到钢铁和其他金属冶炼、机械、汽车、摩托车、纺织、造纸、人造革、漆料、油漆及当时开始迅速发展的合成纤维和塑料等产品。 诺贝尔工业托拉斯，虽然有着那么巨大的企业，但不久又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二十年代中期，国际工业方面的竞争异常激烈。许多有名但却保守的英国企业，没有象英国诺贝尔托拉斯那样，及时地通过卡特尔或其它方式来设法保护自己。因此，它们遭到德国等地企业的尖锐竞争。德国等国的大型化工企业在当时的衰退时期，需要为它的能力寻求出路，为它从前的军工厂寻找新的市场，于是便合并成巨型企业“I·G化学工业有限公司”。一九一五年，从莫德诺贝尔托拉斯分出的德国诺贝尔企业，同这家以其五花八门的上等化工品及质量高超的技术商品而使英国大吃苦头的垄断公司，有着良好的关系。尽管英国人处事谨慎，但当这种情况开始影响诺贝尔工业公司在大英帝国内部的市场时，他们也不得不采取猛烈的措施。 简而言之，其结果是：诺贝尔工业公司在一九二六年，联合成一家更大的企业集团。它同三家英国大化学公司——布伦纳与蒙德公司（钾碱、苏打、软皂）、联合碱业公司和英国染料公司，合并在一起。 随着这家取名为“帝国化学工业有限公司”的新的强大托拉斯的织成，不利的竞争局面减弱了，并且取得了很多别的好处，甚至还同德国的“I·G·化学工业有限公司取得了合作。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现在。 无可争辩与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帝国化学工业公司由于生产无数种产品，加之它的“诺贝尔部”所进行的杰出的特别研究，而这所研究部，就设在当年诺贝尔在苏格兰的阿迪尔建立的那座工厂里，这家公司对于英联邦和世界各地来说，无论是在战争、危机还是和平时期，在很多方面都有着巨大的意义。它的工作对于科学和工业的生命息息相关，但却常常是在异常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 从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八年这十年期间，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它被强行变成了一家军工企业，这同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的情况一样，不过情况更糟糕些罢了。当时，这家组织被限制在一座“玻璃监狱”里，它只能向进攻它的人扔几块石头而已。自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五三年这九年里，这家公司真正继承了诺贝尔的精神，克服了衰退、限制、缺少资金及货源等困难。帝国化学工业公司的历史，是英联邦历史的一部分，而且是其中不小的一部分。 现在，帝国化学工业公司这棵主要是由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播种长成的果树，已经是枝繁叶茂，果实累累了，他的名字被这家公司给予高度的荣誉和尊敬；在它的《研究历史》（1955年）中写道： “诺贝尔部为它的名字，历史和它的创始者阿尔弗里德·诺贝尔而感到非常自豪。这位发明大家是一位少有的天才与多产的发明者，对于商务异常机灵的人，而且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在阿迪尔的研究工作，仍然从他那里得到很大鼓舞。如果我们回顾一下整个而不是在任何特殊地方有关炸药研究与发展的进程，那么，就会发现其真正的源泉，正是诺贝尔从一八六二年以来在利用硝化甘油方面亲自作的那些努力。” 拉丁托拉斯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整个世界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继续不断的工业革命的影响。在欧洲，法国革命和很多国家激烈的改革和运动，已为工业革命耕好了土地。在美国，南北战争起了同样的作用。当时的发明提供了种子；播种后成长中的庄稼，则体现于普遍从原始的生产方法，改变到现在的现代化和更有效率的工业技术方面。 炸药给了这种发展以适宜的帮助；而时代则为那些能够利用这种经济形势的人提供了良机。但象通常那样，要取得成功，还需要有资金和精力，而且是大量的资金和精力才行。 我们已经盾到，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同他那些能干的助手们，是怎样拿起棍棒来达到他的目的，并且安排了他在德国和英国市场上的公司之间的合作。我们也知道了后来这种合作的发展情况。在对于进入现代世界的情况大略看了一下之后，让我们再回到诺贝尔在巴黎的大本营。 在完成了他的重要新发现爆炸胶的研究（1875年）后，诺贝尔在巴黎郊外的塞夫兰—利夫里，建立了一座更现代化的大型实验室。他打算在这个安静的地方，继续对他来说比最赚钱的生意还要宝贵的研究工作。然而，事与愿违，他在商务和组织方面的公务，再次侵占了他的试验时间。在汉堡负责改组德国和奥地利公司的保罗·巴布，精力充沛与成功地干了三年多之后，于一八八一年回到了巴黎。他不失时机地对法国的企业进行了急需的改革。 一八七五年建立的诺贝尔——巴布生产总公司，曾经通过它在保利勒的工厂向欧洲南部和西部，在炸药和工业化学制品方面进行了兴旺的出口贸易，现在由于有法国国家垄断协议，利润更加雄厚。从某种方面来说，它是一家很杰出的公司。在一八七六年至一八八六年这十年期间，它不仅可以从其巨大利润中支付良好的分红，在既未借贷也没增加原来四百万法郎股票资本的情况下，积累了一千万法郎的储备金；而且全部清还了建厂费用。并向在拉丁文国家的其它公司提供资助。这家企业在各方面的成就，都是卓著的。 虽然在生产中存在着很大的危险性，但工厂招收工人却很容易。与其他工业相比，诺贝尔工厂的工资较高；安全措施及工人某些不寻常的社会福利，在当时也处于领先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当阿尔弗里德·诺贝尔活着的时候，他的工厂没有发生罢工或关厂的现象，甚至在危机时期，其它工业企业常常闹罢工的时候，诺贝尔工厂也没有这种情况。 在广大的拉丁文地区，诺贝尔在各国的公司之间曾出现过不健康的竞争，因而必须立即进行调整。一八八七年，诺贝尔和巴布设法将法国生产公司总公司，与所有的西班牙、葡萄牙及瑞士和意大利公司（包括它们的附属公司）统统结合到一个卡特尔里。其中有些附属公司座落在中美和南美迅速发展的很理想的市场区。 这家正式名称为“黄色炸药中央公司”的托拉斯，从它在巴黎的总部伸向遥远的地方。它的股金为一千六百万法郎。保罗·巴布是这家托拉斯的总经理，而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则被任命耿名誉董事长，他自己曾笑着把这个职务描绘成“好象画像一类的东西”。 这个公司对于有关国家的原料和价格进行了控制。为了进一步保险起见，它还同前面提到的伦敦英国—德国托斯一道，成立了一个调节价格和地区的总卡特尔。 在完成了所有这些安排之后，诺贝尔想他终于能够实现盼望已久的愿望：从引人注目的沉重而讨厌的行政与代表性工作负担中摆脱出来，从而躲在他的实验室里，将时间用于他的试验方面。他希望在退休之前，还需要征服整个新的领域。 巴布先生的志向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托拉斯里，他看到有取得个人权利和荣誉，增加财富和政治成功的巨大可能性。这两个非常不同的人的希望，在开始的时候都实现了，但却没有达到他们所要求的程度或方式。他们还有别的计划藏在命运之中。 从伦敦指挥的英德托拉斯和在巴黎指挥的拉丁托拉斯这两大组织，在后来的十年期间，由于新的工厂和分支不断增加，发展成为一个显眼的工业集团。炸药及其副产品的生产由于工业和交通高速发展的需要，不可避免地要在世界范围内计划这些技术事业。特别是当诺贝尔新的发明——一八七五年的爆炸胶和一八八八年的混合无烟炸药出现以后，这种情况就更加紧迫。 从英德托拉斯的情况可以看出，易受政治形势影响的诺贝尔公司产品，在诺贝尔死后的二十世纪两次可怖的战争中，曾以各种专利名称，被用于改善军工材料。尽管这是可悲的，但炸药贸易自其存在以来，它的所有产品和企业遭受的打击，看来却是命中注定的。 读者也许对战后在拉丁托拉斯里哪些公司是最活跃的以及它们的现状感到不解。因此，下面的简短介绍，将把已经谈过的创始时期的情况连接起来。 一九二七年，“总公司”改名为“诺贝尔法国公司”，其股金增至二千一百万法郎；此后，有几家工厂逐渐成功地转到纤维素产品与塑料生产方面，这些在当时大有希望的新产品与炸药生意密切相关。三十年后（1956年），这家公司取得了三家法国大公司的多数股票，它们是烈性炸药总公司（炸药）、塑料公司（塑料制品）和雷伊兄弟公司（塑料产品）；它所拥有的股金总额因此增至三亿八千万法郎。 第二年，“诺贝尔法国公司”与一家同类的主要公司“博泽尔—马利特拉公司”合并，合并后的名字为“诺贝尔—博泽尔公司”。该公司在一九六○年拥有的股金达三十三亿八千三百万法郎，现在控制着法国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的十八家重要工厂，从事着五个主要方面的业务：电冶金（在萨瓦有两座工厂）；电解（巴黎、图卢兹、里昂）；工业化学（鲁昂、圣康坦）；炸药；以及技术制盐（奥兰、阿尔及利亚）。 自一八八七年后的七十年来，“黄色炸药中央公司”这家托拉斯，一直保持它作为有决定性作用的公司地位；随着资本的不断增加，一九六○年它不仅在先前提过的头号法国公司——“诺贝尔—博泽尔公司”里握有多数股票，而且在其它拉丁语国家的头号大公司，如“西班牙诺贝尔黄色炸药公司”、“意大利—瑞士诺贝尔黄色炸药公司”和“瑞士烈性炸药公司”等，也拥有多数股票。 这家公司对其工厂主要原料之一甘油的需要和兴趣反映在它拥有七亿二千四百万法郎，并在于马赛和沃西内设厂的“法国甘油公司”中，握有多数股票这一事实上。这家甘油公司，在拥有八亿五千万法郎股金的异常现代化的“法国抗生素工业制造公司”里，控制着多数股票。 在一九二六年后的几年里，中央公司在英国的“帝国化学工业有限公司”中，曾经拥有大量股票；后来将这些股票变卖了出去，用这笔钱买了杜科公司（有三座生产油漆的大工厂，股金达七亿九千六百万法郎）、伊索里尔公司（有三座木板厂，股金为八亿一千九百万法郎）等公司的大量股票。 最后，可以说中央公司在比利时的阿朗东克、摩洛哥的科克里克斯和几内亚的“U·C·O·A”这三家炸药公司中，仍然拥有多数股票。 第十六章 工厂、生产及其他 某些有意义的数字，可以帮助说清诺贝尔公司的发展情况。 在黄色炸药最初投入市场的一八六七年，由当时仅有的温特维肯（瑞典）、利萨克（挪威）和克鲁梅尔（德国）三家工厂生产的炸药，总共为十一吨。十年之后，从世界各地十六家工厂生产的各种黄色炸药，超过了五千吨。在全面踏实地进行企业组织工作时期的巨大利润、显著扩展和经济稳定，反映了需要和生产的猛烈提高及诺贝尔公司的成功。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的大量投资，诺贝尔公司和托拉斯由于分红多，它们的股票在投资市场需要量很大，其原因之一要归功于诺贝尔这个名字。 在一八九六年，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去世时，在二十个国家拥有诺贝尔总公司；在全世界有几百座工厂，根据他的专利权生产炸药和附属品。下面的表格，列举了当时比较重要的工厂： 澳大利亚墨尔本 奥——匈诺里斯多夫、普雷斯堡、圣兰普雷特、索伯斯多夫、扎姆基、祖恩多夫 比利时阿朗东克、贝伦、大马塔尼 巴西马卡科斯 加拿大阿卡迪亚、蒙特利尔、渥太华 法国阿布隆、库格尼、杰内弗莱、翁弗勒、保利勒、圣马丁、维拉弗朗卡 德国阿尔特伯兰、安兆森、本斯贝格、邦默伦、顿撒尔、敦瓦尔德、多米兹、埃尔、弗赖堡、福德、吉叶、戈斯韦格、克鲁梅尔、克鲁巴穆尔、莱姆巴希、卢塞德、奥普拉登、拉德贝格、赖因斯多夫、隆萨尔、施莱布什、文格斯特、瓦恩（二十三座工厂） 英国阿迪尔、阿克洛、法弗沙姆、海尔、彭布里、帕兰波斯、皮特西、沃尔瑟姆教堂 希腊皮雷埃夫斯 意大利阿维利亚诺、森乔、奥内利亚 日本平坟 挪威恩格尼、利萨克尔 葡萄牙特拉法利亚 俄国—芬兰汉科、叶卡捷琳堡、施卢塞尔堡 南非扎尔的利欧泉、扎尔的莫德泉 西班牙阿里戈维亚加、布尔西纳、博南扎、埃斯康布里拉、菲格拉斯、加尔达卡诺、新曼雷萨、奥维多、圣福斯托、圣巴巴拉（十座工厂） 瑞典博福斯、宇托普、格兰耶斯贝里、佩尔斯堡、温特维肯 瑞士伊斯尔顿 美国新泽西州的法明代尔、新泽西州的霍巴特港、新泽西州的肯维尔、宾夕法尼亚州的内斯克霍宁、加利福尼亚州的旧金山、新泽西州的托姆斯河委内瑞拉博利瓦尔城 与此同期，诺贝尔工厂的大约总产量，可从下面的表格中看出来。(见图1) 在一八九六年，九十三家工厂的总产量为六万六千五百吨，产值大约为一亿瑞典克朗。十五年后，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几年和平时期，欧洲的五十座工厂和世界其他各地的大约二十五家工厂企业的生产数字，提高到年产量八万吨，产值一亿二千万克朗。在这一时期内，雇佣的生产工人估计共约一万五千人。 后来的生产数字更高。例如，在两次大战之间的一九二九年，产量为十七万吨，产值为二亿五千万克朗。有位炸药专家曾经计算过：“一公斤黄色炸药平均炸掉三立方米的岩石；以此推算，一九二九年爆破下来的岩石，大约为五百亿立方米，足够围绕赤道建造两道二米高二米宽的长城。” 诺贝尔拥有的工厂在本世纪前夕生产的大量炸药、附属品及有关产品包括：各种弹药：薄板、长条、管子和细丝等形状的黄铜，熟铜和铜镍合金，以及用来制造子弹头的铅或白铜、弹壳、硬币材料、绝缘电线和电报线等金属与合金制品；炼制的甘油及硝酸；硝化甘油、硝化棉，以及诸如黄色炸药、爆炸胶、混合无烟炸药和硝棉炸药等以这两种产品为基础的很多不同炸药；硝酸铅；苦味酸；化肥；雷汞；雷管；各种起爆剂和爆炸品；以及适应各种气候条件的安全导火线。不同产品的种类不断增加，在阿尔弗里德·诺贝尔死后的几十年中，又比原来翻了几番。 世界上第一次成功组织的“硝化甘油爆炸油”引爆，是由阿尔弗里德·诺贝尔于一八六二年五月，在流经他哥哥路德维格在圣彼得堡涅夫卡工厂区的一条小运河里，在水下进行的。最早在美国制造诺贝尔的黄色炸药，是于一八六七年八月五日，在加利福尼亚洲的贾德森工厂开始的；主持建厂的是诺贝尔的助手瑞典人西奥多·温克勒，他是从汉堡派去作广告代理人的。他用当时造出的几镑黄色炸药，于一八六七年八月十日在贝维尤铁路计划线上进行了在美国的第一次爆炸。美国的一份官方材料曾引用说：在九十年后的一九五七年，美国本国三十六座工厂的黄色炸药产量，达到四十万吨以上。每天爆炸的黄色炸药，大约为三百吨。在现代炸药的帮助下，每年在美国开采的岩石、矿砂和其它材料超过十五亿吨。 在诺贝尔生前开始订货的最大一家主顾，是巴拿马运河建设当局，先后在一八七九年至一八九○年及一九○三年至一九一四年，向它提供了三万吨黄色炸药。 最大的硝化甘油炸药爆炸事故发生在一九一三年。当时，英国货船“明矾岭号”载着三百吨黄色炸药，在开往巴拿马的途中，于美国马尔的摩的帕塔普斯科河中爆炸。 在已知的为了建设目的而在一次爆炸中使用的最大炸药里，是本世纪四十年代初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卡塔利娜岛修建一道防波堤时引爆的一百五十吨胶状黄色炸药，它在三秒钟之内，炸掉了约一百万吨坚固的岩石。 被阿尔弗里德·诺贝尔驯服的黄色炸药和硝化甘油，就这样以它的巨大力量以及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和应用范围，干预着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在通常情况下给人类带来很大的利益，但有时也造成可怕的危害。 世界上有很多地方的风景，被阿尔弗里德·诺贝尔的手臂重新作了安排；这不是通过黄色炸药的力量，而是通过在原来的荒废地上设计建筑了生产黄色炸药的工厂、发展居民点等刺激活动实现的。最突出的事例，也许是苏格兰的阿迪尔。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这个地区从没有水源的一片荒无人烟的沙漠空地，用诺贝尔自己在一八七一年说过的话说，那里是“连兔子都难以找到东西吃”的地方，变成了一座工业小城，有着良好的水陆交通和自己的水、电、煤气系统。在后来的十五年间，它茁壮地成长为世界上最大的炸药中心之一，提供世界炸药需要量的十分之一；而这一切都是在诺贝尔本人活着的时候所看到的。 一九二六年之后，“帝国化学公司诺贝尔部”这座新的世界著名的研究中心，就建立在那里；它的人员不断增加，在一九五八年，仅科学工作者就有八百多人。 有两座围绕诺贝尔企业发展起来的繁荣城镇被命名为“诺贝尔城”。一座是在加拿大安大略地区的休伦湖畔，紧靠于一九五九年通航的世界上最长的运河圣劳伦斯航道，另一座则在加利福尼亚州。 因为有些近似的仿制品经常欺骗公众，诺贝尔公司，特别是在英国的公司，必须经常指出：“诺贝尔炸药有限公司的商标底下，凡未注明‘格拉斯哥’字样者，都不是真货。”曾经有一家炸药制造企业，将其工厂所在的乡村居民点改名为“诺贝尔”，并长期把它的产品说成是“真正诺贝尔炸药”；从这件事例中，人们就可以理解注重商标字样的必要性了。 在世界很多城市的那些以诺贝尔命名的建筑物、机构、广场和街道，使我们经常想到这位瑞典发明家自己以及其家庭所作的具有深远世界意义的工作。 第十七章 混合无烟炸药的发明 第十七章混合无烟炸药的发明（1887） 离开巴黎迁居圣雷莫（1891） 我们知道，诺贝尔家庭在早期阶段，就曾从事改进老式炸药的工作。伊曼纽尔曾用他的火药混合物来装置各种雷，打算使它成为一种军事防御工具；但诺贝尔后来的努力，则旨在创造一种效能尽可能大的民用矿业矿药。他的发明通过含有黑色火药的爆炸油和雷管，以及通过不含这种火药而另闯新路的黄色炸药，已经取得了进步。随着爆炸胶的发明，他在这个领域是至高无上的了。 一八七五年，他在伦敦举办了“关于现代爆炸物”的讲座；在这次原来打算宣传黄色炸药但却引起很多讨论的讲座中，他用下面的话谈到黑色火药的利弊：“老式炸药具有一种真正难得的伸缩性，从而能够根据性质极为不同的目的而灵活使用它。于是，在地雷里，只要它的爆炸力而不要其推进力；在枪膛里，则只要它的推进力而不要其爆炸力；在枪弹里，它可以为这两种相结合的目的服务；在作烟火的导火线时，它又着得很慢，而且不爆炸。在如此众多的用途中，它所产生的压力也大不相同：“在一平方英寸的导火线中，可以小至一盎司左右；但在一平方英寸的炮弹中，则能够大至八万五千磅。然而，它却象一位担负各种工作的女仆一样，缺少某一方面的专长；而用更好的工具装备起来的现代科学，正在逐渐占领它的旧有领域。”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一些欧洲国家的政府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急于得到适合的炮弹、鱼雷和其它弹药需要的一种威力更大、冒烟更少的军用炸药。为此，世界各地的很多化学家都在设法解决这个问题，但都没有获得特别的成功。不过，其中有两名我们将要谈到的化学家，曾给诺贝尔造成了很大麻烦，因为他们也对无烟炸药感兴趣。诺贝尔在巴黎塞夫兰实验室的试验日记表明，早在一八七九年，他就为研制那样一种炸药花了大量时间；并且非常独特的是，他的研究路子与科学界和出版物认为是可能导致成功的唯一门路完全不同。他是通过闯赛璐珞物质这条路，经过八年的研究之后，才达到了目的。 自一八八七年至一八九一年间，他通过在所有主要国家取得发明专利权（一八八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法国首次专利注册第185179号；一八八八年一月三十一日英国专利注册第1471号），把他所发明的这种以无烟为长处的炸药公之于世。他给这种炸药取名为“混合无烟炸药”或“诺贝尔炸药”，亦称C．89。正象诺贝尔说的那样，它是用同样份量“以可溶著称”的硝化甘油和硝化棉，加上百分之十的樟脑构成的。诺贝尔接着说：“赛璐珞通常包含着大约相当于其重量三分之二的硝化棉，但是由于樟脑成份和这种物质的密集浓度，赛璐珞即使在作成细粒的情况下燃烧，使它作为抛射物的一种适宜推进力，也并不嫌慢。通过用硝化甘油来完全或部分取代樟脑，就可以产生一种有足以形成粒状浓度的赛璐珞；将这种赛璐珞装在火器里，它就会以缓和的燃烧率进行燃烧；如果用这种物质代替黑色火药的话，这种缓和的燃烧是有必要的，但却比黑色火药具有下列的优越性：它产生巨大的力量，不留下任何渣滓，而且是无烟或非常接近于无烟的”。此外，它还可以无限期地储存，并且便宜。 一八七五年发明的爆炸胶，是硝化甘油与硝化棉的混合物。然而，这一次的新发明却被认为是最杰出的。这是因为它通过结合两种各有高度爆炸威力特性的炸药，从而制成了完全新型的炸药；而这种新型炸药在真正意义上讲是不会引起爆炸的。除非在密集的岩层中，用几乎是数学般的准确性来点火燃烧。事实上，连专业界的人士也表示怀疑；而当他们知道这种混合炸药既可以在热滚子之间辗转，也可以在热气下压制成条绳、管筒和其它形状时，所表示出来的惊愕也同样不小。 这项发明立即引起了巨大的兴趣；军方和各国政府的兴趣也不小，因为他们害怕由于出现这种新产品，将使自己的战争潜力比别的国家变弱。一种真正的无烟炸药肯定要在战术方面引起根本性的变化。通过不同渠道使得诺贝尔感觉到了这种兴趣的影响。 诺贝尔最先向法国炸药龚断组织“炸药与硝石局”提供这项专利，但遭拒绝，因为他们完全被自己的一种产品遮掩住了。一位名叫维伊尔的法国化学教授，在用全然不同的原理进行研究之后，于一八八五年发现了一种有希望的接近无烟的炸药：“B型萨劳——维伊尔炸药”。由于同政界有势力人士的关系，这种炸药已被陆军和海军方面迅速采用。诺贝尔曾为此骂道：“对于所有的政府来说，差劲的炸药只要有强劲的后台，显然比没有后台这个基本因素的优良炸药，要好得多。” 后来，意大利政府成为第一家接受混合无烟炸药的政府。诺贝尔在阿维利亚诺的工厂建立了一个大型的专门制造这种炸药的生产部，一八八九年还签订了三百吨的交货合同。此后不久，意大利政府自己想取得生产混合无烟炸药的权利，于是，诺贝尔以五十万里拉的价钱，将他在意大利的这项专利权转让给政府。 由于诺贝尔在法国生活和工作，这件事当然要引起一些后果。法国炸药龚断局一些有势力的人，长期以来便对诺贝尔在塞夫兰—利夫里从国家租用的射击场从事的响亮的枪炮弹药试验，以怀疑和恶意进行监视。混合无烟炸药被看成是维伊尔炸药的危险对手，从而引起了政治干预和法国人的激情。报界对诺贝尔开始了猛烈的攻击。他被公开指控为犯了不亚于间谍罪的罪行，说他从座落在他自己的实验室不远的那个警戒森严的龚断局炸药研究实验室里偷窃了机密。在初期的狂怒中，诺贝尔受到了坐牢的威胁，他的实验室被警察仔细搜查过并被封闭起来，他拥有枪炮和进行试验的许可证被吊销了，在翁弗勒的黄色炸药工厂进行混合无烟炸药生产也被禁止，这座工厂已经制成的试验用的炸药遭到没收。 法国当局对于一位在他们国家从事军用材料试验、并向属于三国同盟的一个国家出售这种材料的外国公民进行监视，不管这位外国公民是多么有名气，都是无可指责的。但是，对这位发明家提出的工业间谍和盗窃发明专利权等指控，则当然是毫无根据的。一切负责的人都知道这一点，然而出于政治动机，报刊上的诽谤和各种迫害仍在继续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诺贝尔中断了他的重要工作，情绪沮丧、心情沉重地决定离开这个国家，离开这座十八年来他感到自己在其中终于有了一个家和定居点的城市。 这在他的生活中，是另一个决定性的十字路口，他所采取的这一步骤，自然也有着广泛影响。 在访问了他在瑞典的哥哥罗伯特，并且到他在阿维利亚诺、阿迪尔和克鲁梅尔的工厂，进行了关于今后各种安排的商谈之后，诺贝尔急忙赶回巴黎。他毅然离开了他在马拉可夫大街的住宅，带着所有未被没收的实验仪器和少量私人财产，包括由安德期·佐恩为他母亲画的那幅油画肖像，于一八九一年迁居到意大利。在波嫩特河畔的圣雷莫，他定居在一所带有大花园的新装修的别墅里；他希望那里的气候将对他敏感的支气管有利，并且能有助于治好他的慢性伤风、“硝化甘油头痛症”以及坏血症的预兆。这所俯视碧蓝的地中海、周围环绕着桔园、棕榈和花坛的美丽别墅，被他称为“我的安乐窝”。有一次，当阿尔弗里德的朋友、汉堡公司的总经理古斯塔夫·奥夫施拉格开玩笑地指出“在一个窝里应该有两只鸟生活才对，而不能只有一只鸟”时，诺贝尔便将它改名为“诺贝尔别墅”，这个名称一直流传到现在。 从上述情况来看，也许人们会认为这次搬家是顷刻之间完成的事，实际上并非如此。由于离开巴黎，诺贝尔辞别了他度过一生中的一个重要时期、并在那里进行过很多试验的环境。尽管他在居留巴黎期间曾用了很多时间去旅行，但塞夫兰实验室却是他永久和最喜爱的工作地点之一。与不下五十项大大小小的发明创造有关的最后阶段的化学试验，以及办理专利权和投入生产等工作，就是在这里进行的。在巴黎，他熟悉商业生活的一切：成功与巨大的经济利润；令人烦恼的诉讼；企业里的侵吞；以及来自世界各地关于他的产品在生产和运输过程中所发生的灾难事故的报告等。在巴黎的年代，还包括大型卡特尔的组成：在石油生产公司处于棘手的财政困窘时期，他所给予的帮助，以及他的伙友保罗·巴布背着他所干的非法操纵等。这些非法操纵，是在巴布死后发觉的，曾给诺贝尔造成巨大损失；那件“巴拿马丑闻”，使他处于一种很危险的境地。 在纯私人事务方面，他在巴黎的最后五年，遇到了很多痛苦和麻烦的事情。他最亲爱的相依为命的母亲于一八八九年去世。这使他忧伤到几乎失去平衡的地步。诺贝尔与他的哥哥路德维格，毕生关系密切，并将自己很大一部分财产投资在路德维格的企业里，但是，路德维格由于操劳过度，死于一八八八年。世界的报界出自某种原因，将石油大王路德维格与黄色炸药大王阿尔弗里德·诺贝尔混淆起来，写出了很多矛盾重重的关于后者死讯的文章。法国的新闻报道最不客观，而且语调尖刻，这当然是因为对塞夫兰的插曲记忆犹新。诺贝尔基金会的档案记录表明，他当时曾以异乎寻常和令人不解的愉快，读着世界对他本人和一生工作所作的评价意见。没有任何人，特别象他这样一位经常躲避公众眼光的发明家，能够不被这种注意所感动从而保持平静。大约有一半这种死讯报道，提供了有着惊人错误的个人材料，而那些评论，则介于当时典型的颂词之间。 在混合无烟炸药问题上，同法国政府发生的不愉快事件，尽管形势逼人，却只不过是诺贝尔经历过的一系列挫折与不幸之一。他在一八八六年至一八九一年所遭遇的一切，当然无论他在哪里都有可能发生；但是，从这些事件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他尽管健康不佳和生活繁忙，却是一位能够勇敢地经受和忍耐得住的人，因此谈到这些，就不是多余的了。正是这位五十八岁饱经风霜的人，离开了他的工作神经中枢所在的法国首都，离开了他在那里接触文化生活并且会见了各个领域很多伟大的当代名流的巴黎。 如果有人要将“家庭”和“轻松”这些字眼，与象阿尔弗里德·诺贝尔这样一位浑身都是精力的人联系起来，那么，他就无疑要把巴黎看作是他的真正家庭。那里的图书馆、马棚和兰花室，是他在少有的空闲时间轻松于他的爱好活动的见证。还值得提到的是，在离开他那座单身汉住宅不远的一所套间里，他曾有过一位幕后的年轻女人，她和他往来达六年之久。他慷慨地给过她无限关怀，尽管他的苦心没有得到任何感谢，他却试图对她进行某种洗炼，希望能够使她成为自己生活的伴侣。在迁居圣雷莫的头一年，他们之间就破裂了，从而粉碎了这场蠢梦。当时，他曾在财富和世界范围的生意中，以沉默和深切的孤独感，忍受着这一无比的痛苦。 第十八章 巴布先生和巴拿马丑闻 当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期间保罗·巴布曾在诺贝尔公司参加过许多重要活动的范围为人知晓后，人们也许以为：他在一些主要方面担负着诺贝尔一直不爱干的经理和组织者的工作，这足以使他整天忙得不可开交的了。然而，事情并非如此。他还是一位政客和激进的代表，并曾在鲁维耶政府里担任过几个月的共和国农业部长。这意味着，他一方面有条件利用他在高层的良好关系，为自己的企业谋利；另一方面，也由于某些冒险和可疑的行动，他淹没在倒霉的投机生意中。特别是在一八八○年后，随着他日益增长的权利欲，他经常同诺贝尔在精神上属于正确的意见和健康的判断背道而驰。 巴布对巴拿马运河工程很感兴趣，这曾在一八九○年前后，造成了很大的麻烦。他在那一年突然死掉，诺贝尔被投进了苦海。据透露，巴布同其他一些政府高级官员，严重地陷入一场以“巴拿马丑闻”著称的巨额行贿与国家彩券事件。此外，在法国黄色炸药公司与巴布联系密切的几名经理，在他许可并且背着诺贝尔的情况下，使这家公司纠缠进可疑的甘油投机之中。结果遭到了破产。诺贝尔在访问汉堡时知道了这件事，并曾一度认为，在这些根本不知道的生意中所承担的经济义务，把他完全毁了。他甚至还想到在德国公司里当一名化学工作职员。幸亏甘油投机买卖的损失比他所听到的要小些。他象年轻时一样，迅速地采取了行动。这些损失，由他握有股票的一家公司提供证券贷款予以补偿。总公司的所有经理委员会成员都被撤换，他任命了名声好、有干劲的商人保罗·杜比特担任经理。杜比特不是政客。这家公司此时的资本，已经增加到二千万法朗。 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就这一可悲事件，用四种语言愤怒地给各伙友写的信件是他对人和对政客与国家看法的肯确性与讽刺挖苦的最好典范。这些信件还表明，几百万法郎的沉重损失，远不如他信赖的合作者那种背信和贪婪以及国家官员的腐败更使他感到心绪烦乱。 法国公司的改组是诺贝尔的一项巨大功绩和一种前所未见的事情。现在，他对企业上的忧虑和危机已经感到够多的了，象以前通常那样，他渴望放弃财务和商业方面的工作，以便将他的全部时间都用于实验室的研究中去。他在这一时期的通信清楚地透露了这一点：“我厌倦于炸药贸易，在这方面，人们要不断由于事故、限制规定、繁文缛礼、自夸空谈、不轨行为及其它麻烦事情而摔跟头。我希望安静地将我的时间用在科学研究方面，而每天带来的新忧虑；使得这种希望成为不可能的事……我希望完全摆脱商务；而各种各样的商务……对我来说，就好象兀鹰窝里的一位和解者那样，简直是一种格格不入的事情……没有丝毫理由说明，为什么我这个没有受过商业训练并且从心眼里嫌弃它的人，应该被所有这些商务事务所折磨；而我对这些商业事务，不比对月球上的人更熟悉。在美国、瑞典和挪威的公司正处于繁荣时期，不需要以他们的商业事务来麻烦我；我不明白，为什么别的公司不能做到这一点？” 在他一八九一年迁居圣雷莫之前，无疑是出自放心，诺贝尔坚决辞退了所有黄色炸药公司董事会成员的职务。尽管如此，直到他死的时候，他始终对它们保持着起支配作用的影响，这不仅由于他是一位大股东，以及因为他的坚毅和廉洁的人格受到各方面人士的完全尊重，而且也由于他作为一位发明家，人们对他孜孜不倦的工作充满信任。但是，他一生四处奔波的历程看来却命中注定是复杂、劳累和忧虑的。这位发明家希望在和平与安静的环境中进行工作的夙愿，从来也没有实现。在他的有生之年，他反而遇到了逆转的命运。 第十九章 线状无烟炸药诉讼案 诺贝尔的无烟硝化甘油炸药，即混合无烟炸药，立即引起了很多国家特别是大国的浓厚兴趣。也该着倒霉，它在英国所引起的兴趣，给这位发明家造成了他一生中最辛酸沮丧的事件之一。他同这个国家多年来的关系，使他对在英国进行成功的生产，比对任何其他地方都抱着特别大的希望。正是诺贝尔在黄色炸药时代的老敌手弗雷德里克·艾贝尔教授，再次阻挠了他的计划。尽管存在着技术意见方面的分歧，但诺贝尔曾以巨大的圆通手法，处理这些分歧，这两位专家相处得还算相当友好。十多年来，他们曾就技术问题交换信件，并且不时在伦敦或巴黎相见。诺贝尔同艾贝尔的好朋友、著名的苏格兰物理学家詹姆斯·迪尤尔教授，也有着密切的接触。 英国政府在一八八八年任命了一个炸药委员会，负责“请查新的发明，特别是那些对军用有影响的炸药，并且向国防部提出委员会能够推荐的、关于在这方面引起某些技术改良品的建议”。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中，包括艾贝尔和迪尤尔教授，他们以委员会的名义与诺贝尔接触，要求他将自己的新发明及其发展情况，尽可能完整、秘密地提交给这个委员会，出于信任，诺贝尔这样做了。从一八八八年秋到一八八九年秋天，他提供了样品和关于混合无烟炸药配方及其生产方法的完整情报。前面已经说过，一八八七年诺贝尔原来的发明专利权的处方是：用份量相同的硝化甘油和可溶硝化棉，加上百分之十的樟脑。这个委员会（也就是艾贝尔）有兴趣的研究了这些轻易得来的详细情况，并且当即发现这个公式中的错误，认为樟脑由于它的挥发性，是一种不适宜的成份。诺贝尔在塞夫兰的实验室里，真诚地继续进行试验，并且提出了用丙酮来作为替代物等建议（早在一八七六年在瑞典的专利注册中，就已经用过这种处方）。艾贝尔告诉他说，不溶解的硝化棉比诺贝尔用的可溶硝化棉要好得多，他认为可溶硝化棉的特性太变化无常了。从此以后，艾贝尔无论是作为委员会的代表或他本人，不再将进一步的活动情况通知诺贝尔；并且在他自己看来，他有充分的理由说：他已经看到了使自己成为一个发明家的机会，而处于他这种地位的一个人，也具备这方面所有的条件。 在迪尤尔教授的合作下，他现在在国家实验室里研究他自己的改良型炸药，用百分之五十八的硝化甘油，百分之三十七的硝化棉，加上百分之五的凡士林，用挥发性的有溶解力的丙酮，将它们作为胶质物。这种火药物质被挤成索状组织，因此给它取名为“线状无烟炸药”。 这项发明，立即在英国和其它几个国家登记了发明专利权。在英国的发明专利权移交给了国家，而在其他地方的，则作为发明者私人的财产，后来曾以可观的利润卖给了各国政府。由于艾贝尔教授的声誉和良好关系，这项专利登记能够一度保密；与此同时却对诺贝尔继续试验的进一步情况，巧妙地进行摸底，在国家委员会的推荐下，艾贝尔和迪尤尔使英国陆军和海军采用了线状无烟炸药，并且拥有使用它的独占权利。 当已经取得诺贝尔的混合无烟炸药专利权的诺贝尔炸药公司向国防部提供它的炸药时，艾贝尔和迪尤尔的整个行动暴露出来了，线状无烟炸药是怎样演变出来的，也被看清楚了。这家公司自然把这件事看成是违背发明专利权的行径，并且提出了抗议。同这种身居高位、蓄意行事并且有恃无恐的对手取得友好解决的企图，被证明是无用的。尽管诺贝尔对这家公司提出劝阻，它还是决定向法院提出控告，打算通过所谓“友好的诉讼”取得解决。 这一行动首先于一八九二年在平衡法院审理，后来被提交到上诉法院和贵族院（1895年），经过大量的推断和拖了很长时间。仅存放在诺贝尔基金会档案架上的印刷文件，就有好几英尺高。这个案件引起了轰动，英国的报刊也展开了活泼的辩论。然而，结果却是，所有的法庭都驳回了这家公司和诺贝尔向英国提出的索赔要求。此外，原告诺贝尔的炸药公司，被勒令支付二万八千英磅的诉讼费。拒绝诺贝尔要求对线状无烟炸药拥有的发明优先权的理由是，在他发明专利权登记上，不幸地写了一些细节：他曾将配方写为“以可溶著称的那种”硝化棉成份，这种颇为含糊的表达方式，被双方的证人和愤怒相争的专家们，用不同的方法进行了解释。于是，法院判决说，这种表达意味着在申请发明专利权的时候，并不包括那些被认为是“不可溶解的”硝化棉在内。当时是我么困难地解决这个问题，曾有这么一件事例：在审讯期间，原告清清楚楚地表明，甚至是那些迄今被认为是“不可溶解的”硝化棉，在一定条件下也是“可以溶解的”。 在这件案子的审理期间，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在这个领域开创性工作的革命重要性，被各界人士普遍了解。此后很长时间，许多有影响的人士及炸药专家中的科学自由撰稿人，曾对国防部和政府提出了尖税的批评，而那些政治家和军事当局，则袒护艾贝尔和迪尤尔。 在最后的一次审讯中，诺贝尔得到了精神上的补偿：当时法官之一的凯伊高等民事法官，在说了他是纯粹依照正式的法律根据，被迫同意他的两位同事关于驳回原告案件的决定后，接着宣布： 相当明显的是，一个被允许爬到巨人背上的侏儒，能够比这位巨人本身看得更远些……在这桩案件中，我不能不对原来的发明专利权持有者表示同情。诺贝尔先生搞出了一项伟大的发明，这项发明在理论上是卓绝的，是一项真正伟大的发明。之后，两位聪明的化学家，得到了这项专利品的详细说明，仔细地阅读了这些说明，然后，在他们自己精通化学的帮助下，发现了他们实际上可以使用同样的物质，不过其中之一却改用了有所不同的东西，并且产生了彼此相同的效果。如果可能的话，人们急于发现的是，是想从诺贝尔先生那里拿走一项极其重要的发明专利权的价值，那是办不到的事情。” 一则关于这项诉讼的报道说，在这个时候，那位帝国顾问大声喊道：“在我们的构适方面，我们没有从他那里夺走任何东西。我不希望被误解。我根本没有在这方面赶上诺贝尔先生的愿望。”对于他这种喊叫，高等民事法官当即回答说：“如果你试图那样干的话，我认为你也干不出来；因为在我看来，你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对诺贝尔先生最大可能的恭维。” 诺贝尔的助手拉格纳·索尔曼，在谈到他对这件事的看法时说道： “对诺贝尔的对手们处事方法的尖锐批评，是难以想象的；但是，都还没有接触到最大的痛处——诺贝尔同艾贝尔和迪尤尔先生之间过去在炸药问题上的亲密合作。对于诺贝尔感到受了侮辱及他的信任遭到背叛的心情，人们是能够理解的。这种心情当然要影响他那已经变坏的健康，并不是金钱上的损失使得他大为愤懑，而是他认为不正当地取消了他作为发明家的成就，对于这一点他始终是敏感的。” 在帝国化学公司诺贝尔部一九五五年出版的《研究历史》中，迈尔斯对于这场诉讼的主要方面，曾提出了一项重要的和有启发性的看法： “现在，我们掌握了我们的先辈在一八九二年没有发现的秘决。他们没有关于纤维素分子大小不同的概念，也不懂得这样一个事实：总有一些体积差别很大的分子出现，而不是象当时很多人相信的那样，只有少数几个特别的品种。他们不晓得溶解性是由于两个完全独立的不同因素，即分子体积和氮含量影响的结果。诺贝尔和他的化学家们认识到第二种影响，这在他们那个时代是先进的发现；但是，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去怀疑第一种因素的影响。” 为了发泄他的感情，诺贝尔象平时常作的那样，拿起笔来私下写了他对英国这场诉讼的奇妙小结。他对这场官司写得戏剧化，讽刺也很厉害。他保存的这份文件，表达了作者的典型性格。他把这项技术剽窃，称之为“杆菌发明专利权”；在这份文件中，他对一般的法律和官僚主义，特别是对线状无烟炸药的诉讼，用给有关人员取假名的方式加以戏弄。 他把打输官司一事，通知了他在世界各地的伙友。在当时他的信里，包含很多反应尖刻的挖苦评论。例如，他写道：“那位正义之神，经常两腿瘫痪，因此行动迟钝；但是现在，她的头也遭到了打击，看起来她比疯人院那些疯子有过之……对于这场官司在金钱方面的损失，我可以不去注意，但却难以抑制我对表现出来的那种卑鄙的极大厌恶……人们说，牛奶洒了，哭也没有用，我说这些也是这样；但一个国家作了非常不公正的事情，却不能不使我产生憎恶的感情。一种健康的是非观念，不应该是从民众上达于国王，而应该是从最高点向下传布才对。整个线状无烟炸药诉讼的道德，正象哈姆雷特所预示的那样：国家法律中的某些东西已经腐烂了。” 在诺贝尔发明无烟硝化甘油炸药后的十年期间，这种炸药被很多国家所引进，其中主要是意大利、德国、奥—匈、瑞典和挪威。英国、日本和某些南美国家使用线状无烟炸药；而法国、俄国和美国则喜欢纯硝化甘油炸药，即以维伊尔的发明为基础的“B型炸药”。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多年来，从那些引进并为自己的陆海军制造混合无烟炸药的国家，收到了数额可观的许可费。在英国的诺贝尔炸药公司，明智地开始为国家和出口而生产线状无烟炸药（同时也生产混合无烟炸药），曾向诺贝尔提交了这种生产的红利，这笔利润相当于他自己的混合无烟炸药所得的一半左右。就这样，这位发明家的确为他的发明得到了某些补偿；即使在英国的情况也是这样，只不过这种补偿在那里有限罢了。 第二十章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诺贝尔的发明 阿尔弗里德·诺贝尔虽然于一八九一年正式定居在圣雷莫，但这并不是说，在一八九一年至一八九六年他的晚年期间，他已经安于已得的名誉，或者只是在阳光明媚的地中海休养地消磨时间。这不是他的品性。从他在那里寄出的很多信件中可以看出，他因工作需要而进行的没完没了的奔走，即使现在也不能让他平静下来。他访问了他的工厂和公司所在的几个欧洲首都和很多地方。巴黎占了他出访次数的一半，并且他在那里逗留得最久。尽管法国政府和报刊对他进行过迫害，他同这座首都仍然有着很多联系。他尽可能地避免卷进政治和商业纠纷，但是如果一旦陷入这些纠纷中去了，他也无所畏惧，并且很快地用嘴和笔来进行斗争。如果他认为事情不对头地威胁到干扰他的研究工作时，他还有一手消遁的决窍。他用旧了的能够卷起来的笔记本和信笺，他自己设计的自来水笔，这在当时肯定是独一无二的新玩艺儿，以及一只特制的手提箱，所有这些东西，都曾伴随他旅行，并且表明他即使在火车、轮船和旅馆的房间里，也都要埋头于工作。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由法国政府和炸药龚断当局演奏的那场对那种远非无烟的炸药进行政治宣传的插曲，已经沉静下来了。巴布和巴拿马丑闻的时代已经消逝，使人烦恼的线状无烟炸药诉讼案也完结了。这位发明家的巨大商业事务有利地发展着，并且带来了很大的收入。新的总经理们和独立经营的公司与卡特尔，分担了他肩上的许多沉重工作，特别是现在，他已辞掉了所有董事会的职务。 这位以圣雷莫为大本营的花甲老人，已经被他生活中的遭遇弄得疲乏不堪。然而，虽然感到劳累，他却仍然认为还有很多事情在等待着他去完成。那些急需解决的有兴趣的问题，给了他坚持工作的力量。他在这个时候曾经说过：“我断断续续地工作着。有时我感到孤戚，然后接着再干。我常常是那样工作着，但对于那些我觉得最后必将成功的事情。我会始终抓住不放。”这就是典型的诺贝尔。 这位发明家信任的乔治·费伦巴克，被看作是在多产的巴黎年代一位精通理论的化学家，他不愿意离开他的故乡。因此，诺贝尔允许他领取退休金离职；他又聘请了英国人休·贝克特，作为新的实验室首席化学家；他的这座实验室，建立在圣雷莫别墅的大花园里，是用最新的德国仪器装备起来的。 在一八九三年，他还聘请了二十三岁的瑞典炸药化学家拉格纳·索尔曼（1870—1948），他是刚刚离开美国的技术工作岗位回来的。实践证明，这是很重要的一步。索尔曼这位天才，谦虚而又廉洁高尚的人，不仅成为诺贝尔自己所说的：“我的几名得意的人之一”而且成为他的遗嘱的主要执行人。在实现这项使世界受益的异乎寻常的遗嘱方面，他是那些有功劳的人之一。他以不倦的努力，常常是在引人注目的情况下，克服了在建立诺贝尔基金会的道路上、以及在接收这份遗嘱中所包含的用来授奖的基金方面所遇到许多困难与障碍。他还终生献身于诺贝尔在很多方面遗留的事务工作。 诺贝尔在圣雷莫建筑了一座伸向海里的小码头，用来进行炸药和火器试验；他在那里进行了五年高度紧张的工作。诺贝尔生前没有完成的几项重要发明的基础工作，就是在那里做的；后来，这些发明被别人接着试验成功，并且在某些重大事件中起了推动作用。 诺贝尔在炸药领域的最后发现，即所谓“改进型无烟炸药”（瑞典注册的首次发明专利权是一八九六年第7552号），是适应某些特殊目的而进一步发展了的混合无烟炸药，它就是在这座实验室里搞出来的。如果要彻底地讲清这项发明，就要涉及大炮和内弹道学的技术细节；所以在这里只能简单地说，它的目的是“增加抛射体的初速，而不增加武器内部的最大压力；这样做是通过在炸药燃烧时诱导出一定加大了的递增力，从而当抛射体在枪炮腔膛内前进时，能够保持住压力，而且整个弹道作用能够增加。这种前进的炸药消耗来自两个方面：从机械方面来说，是通过在燃烧过程中炸药小丸表层的累进增加；从而化学方面来说，则是通过单独的炸药小丸，它被做成各种各样的层次，这种多样的层次使得内层的燃烧率更大，从而在燃烧过程中能够增加效果。” 制造和试验改进型炸药，是在诺贝尔的几座工厂里开始的，主要是于一八九五年至一八九六年间，在这位发明家于博福斯附近的比耶克博恩新建的那座瑞典实验室进行的。 诺贝尔作为一个发明家的兴趣，决不是仅限于炸药，他具有高度的想象力，这是那些真正的发明天才必不可少的品质。他不仅有能力，而且急于将他那些卓越的思想，落实到自己周围的事物上。这包括着种类繁多的科目和应用化学——电气化学、光学、机械学和炮学、生物学和生理学。提到的这些，还只是技术和自然科学领域的学科。象他的父亲伊曼纽尔一样，他的创造力有时竟走得远到异想天开的地步。这通常是在一刹那间，故意这样做的。据他的助手们说，他有时划不清那些空想的主意与划时代的发明设想之间的界线。当他在某个主题方面的知识较浅薄的时候，例如某些大炮的建造方没，以及某些生物和生理问题，当然他就较难分清这种界线了。 随着岁月的消逝，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将很多这些不同的想法，变成了专利发明。申请取得的发明专利权的总数字，无法准确地说出来；但在清算他的财产时搞出的那张数字接近的登记表中，包括他在各国取得的不少于三百五十一项发明专利权，这是来自一个头脑中的令人惊佩的数字。 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起，并且作为混合无烟炸药研究的直接结果，诺贝尔自己对于火器技术方面的兴趣越来越大。据他一再对索尔曼和其他人所说的话，这个特定方面吸引了他的兴趣，主要是精神上的问题。与些同时，由于他天性强烈地厌恶战争和暴力，很不合常理的是，他变成一位越来越强烈反对实际使用这些发明的人。他在这时候曾经写道：“就我这方面来说，我希望能把所有的枪炮、它们的附属物和一切东西，都送到地狱里去，那里是展览和使用它们的恰当地方。”虽然如此，在他的晚年期间，他的理论和试验工作仍然在这方面作了很多改进，诸如含有硝化甘油的导火线，枪炮的无声发射，金属的淬火与焊接，抛射体的稳定、旋转与冷却，它们的气体封闭与安全，以及海上救险用的一种火箭等许多发明。 他对早年从他父亲那里继承来的一种想法，曾难以忘怀并且煞费过苦心，这就是试图用与制造炸药紧密相连的原料，来制成橡胶、杜仲胶和皮革的代用品。他还在溶解于各种半挥发性溶解液中的硝化纤维素的基础上，发展了各种油漆。在这些发明的试验阶段，在圣雷莫的实验室和后来在瑞典比耶克博恩的实验室里，发现了很多硝化纤维素的新溶剂。它们不仅对于与炸药混合在要求降低燃烧温度和腐蚀作用方面是重要的，而且在作为我们现代硝化纤维素型号的油漆成份方面，也是重要的；这种油漆，现在通过例如帝国化学公司和I·G·化学公司的许多产品，而闻名于全世界。事实上，导致生产这些东西的早期之路，几乎肯定是被诺贝尔的专利发明指出的。 诺贝尔对早期合成橡胶制造的兴趣，尽管在他生前没能取得多少进步，却对后来人造橡胶和人造革的制成，无疑起了推动作用。 诺贝尔在初期阶段感兴趣的硝化纤维素的另外一个用途，是制造人造丝。一八九三年至一八九四年间，他曾在圣雷莫的实验室里，与瑞典工程师斯特雷勒纳特一道，进行过这方面的试验。他发明的洞孔极细的玻璃压力喷嘴，在一八九六年得了专利权。这种喷嘴，是将硝化纤维素或赛璐珞溶液挤压出来，然后硬化成丝状纤维所必需的工具。它的制法，是用很细的白金丝穿进溶液的玻璃里，冷却之后，再用王水①将白金丝腐蚀掉。这种主意，曾被后来的很多继承者所发展。几十年来曾以很多商标知名与估价的人造丝或真丝，现在已经以数不清的形式和不断出现的新名称，成为一种畅销世界的产品。自本世纪初以来，人造丝商品便由德国、英国、意大利和法国的一些大工厂生产。诺贝尔公司是最早与它们组成卡特尔的企业，诺贝尔曾对他的某些公司提供过设计与资金支持—— ①一分浓硝酸和三分浓盐酸的混合液，腐蚀性极强，能溶解黄金和某些在一般的酸类中不能溶解的金属。——编者注 阿尔弗里德·诺贝尔还从事过改进唱片、电话、电池、白热电灯零件的试验，并且用融合矾土试制半宝石或全宝石（刚玉石、红宝石、蓝宝石等）。所有这些探索性的工作，都曾帮助后来有着更好设备的发明家们，解决了很多问题。 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对很多发明家和工业家曾经给予支持。这里，只能提到很少的几件事。 我们已经知道，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当他的哥哥路德维格处于俄国石油工业的困境时，他曾提供过有效的援助；这种帮助不仅是财政方面的，而且对这项工业的技术改进，曾几次研究出方案。铺设从产油地到装运港口的输油管的首创建议，就是他提出来的；原油提炼和蒸馏方面的几项革新，以及利用石蜡照明等技术，也是基于他的专利发明试验成功的。一八八二年他向他哥哥提出的“在某些船上用爆发性发动机代替蒸汽机”的建议，似乎预见到诺贝尔兄弟石油公司的产品能作为燃料的另外一种用途。 一八九五年，他同瑞典工程师鲁道夫·利列克维斯特一道，在崩茨佛斯建立了一座电气化学公司。这是瑞典的第一座生产电镀产品和工业及医药用化学品的工厂，后来发展成为在布胡斯拥有几座工厂的大企业。诺贝尔对利列克维斯特的人格很信任，在起草自己的遗嘱时，他指定利氏为执行人之一。 两位年轻的瑞典工程师，想用自己的发明来谱写工业历史，他们从诺贝尔那里得到了第一笔财政支持。这两名工程师是伯格尔·里扬斯特罗姆（1872—1948）和他的弟弟弗雷德里克（生于1875年）。诺贝尔在谈到他们时写道：“同里扬斯特罗姆先生这种有相当能力而又真正谦虚的人一起工作，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受到资助的设计，可以提到的还有带加快轴的斯维自行车，以及一种大马力蒸汽锅炉。里扬斯特罗姆的许多发明，例如空气预热器、蒸汽和燃气涡轮、涡轮机车等，后来曾通过他的斯文斯卡涡轮机制造厂及其他公司成功地向全世界提供过产品。 在一八九○年，他把当时是一位有希望的年轻科学家、后来成为斯德哥尔摩卡罗琳医学院教授的约翰森找了来，让他在巴黎的塞夫兰实验室里进行六个月的输血试验，这在当时是诺贝尔非常感兴趣的一项新技术。他在给约翰森的信里曾解释说，他正在考虑建立一座自己的医学试验研究所，并且以通常的远见写道：“如果此事可行，将会取得很多预想不到的结果。”诺贝尔与约翰森的合作，促使他在同一年从他母亲留下的钱里拿出了五万克朗，捐献给卡罗琳医学院去建立一项“卡罗琳·安德烈特·诺贝尔基金，供各科试验医学研究、出版上述研究成果及辅导这种研究之用”。当建立诺贝尔基金会和起草它的规则，以及在成立诺贝尔医学院的时候，都曾考虑到他的这些意见。 假如说多才多艺的诺贝尔对飞机不感兴趣的话，那将是一件怪事。他在一九八六年曾向瑞典的气球驾驶者安德烈乘坐汽船到达北极的计划提供过资助。 诺贝尔向这一计划提供大量资助的理由，是值得注意的。他写道：“如果安德烈到达他的目的地，或者假如他只飞到半路，那么，这项功绩本身将是件发扬想象力的事情，并将产生新的设想和改革。在这方面，我也要为和平的思想服务，因为每一种新的发现总要在人类的头脑里留下痕迹，从而使它有可能代代相传，以便能够在更多的头脑里唤起新的文化思想。” 但这些还并不是一切。诺贝尔的特色是始终站在时代的前面，从阿尔弗里德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的通信中可以看出，他对于通过空中摄影来进行勘测和制作地图也有兴趣。由于当时还没有飞机带着照相机上天，诺贝尔建议用气球或飞弹来实现这一目的。当读到他在临死前四个月结索尔曼写的一封信时，我们就好象尝到了当代宇宙探测的滋味一样：“……我打算将一个带着降落伞、照相机和小钟表或计时引线各一件的小气球送上天。在适当的高度，气球将自动地放气或者同降落伞分开，然后，在降落伞逐渐下降时，照相机就拍下照片来。” 他还清楚地预见到，未来的空中交通将不是通过气球或飞船发展起来的，而是通过快速的由推进器推进的飞机。在一八九二年，也就是说，较赖特兄弟在基蒂霍克进行的第一次飞行还要早十年，他就已经这样写道：“飞行真的使我感到兴奋，但是，我们一定不要以为通过气球的手段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当一只鸟高速飞行时，只要轻轻摇动它的翅膀，就能够克服重力。这并不是通过魔术办到的。鸟儿能做的事，人类当然也能。我们必须有高速推进的浮筏，一只能在三小时内从巴黎飞到圣雷莫的红雀……”他还写道：“自从电力及其伴随物发明之后，只要四分之一秒钟就可以绕地球转一周。我对于我们这个小小的地球，持轻蔑的态度；而对于一个更小得多的实体，也就是原子，却表示极大的兴趣，在单独情况下，或者作为宇宙万物生命细胞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形式、运动和定数，都比它们应有的位置更多地占据我的思想。” 阿尔弗里德·诺贝尔的助手和朋友拉格纳·索尔曼，后来在评价他在炸药科学之外作为一个发明家的造诣时说：“当精读阿尔弗里德·诺贝尔的专利发明目录时，那些抱严重偏见的人，毫无疑问将会找到很好的理由来怀疑诺贝尔的技术判断力。在那些严肃的技术家和工业家看来，他的很多思想只不过是心血来潮和异想天开而已。但是不要忘记，被现代技术家们这样认为的很多想法，曾被诺贝尔在实际上加以实现，并成为最重要的东西。人们也不应该忘记，他的另外一些设想，已经被应用到与他本人当初打算不同的别的方向或领域。在他丰富的思想方面，这位天才的发明家，就好象大自然在培育新的生命种子那样，一点都不吝啬。作为一条规律，只有其中少数种子，立即得到适宜的土壤，从而发芽成长。有些则是瘪皮；另外一些也许落在肥沃的地方，只不过时间对它们不够吉祥如意，然而，这些思想种子能够在几十年、有时甚至在几个世纪内，保持着它们的生命力。当出现改变了的条件时，它们就会象被风吹到沃土上的种子一样，开始发出芽来。 “此外，从历史上看，技术的发展是以各种努力、以不同的发明家在解决问题方面所付出的一切思考为条件的，且不管在每一特别情况下这种工作是否能产生直接的成果。正因如此，技术和发明史目前引起了人们更大的兴趣，象所有的历史一样，它也开拓了进步过程的广阔眼界，从而为现在和未来提供宝贵的指示。” 诺贝尔有一次写道：“如果说我在一年之内有一千种设想，而其中只有一种结果是好的，那么，我也就满意了。” 第二十一章 回到瑞典购买博福斯公司在圣雷莫去世 一八九三年十月二十一日，阿尔弗里德·诺贝尔的六十寿辰，是在没有任何正式赞颂庆祝的情况下度过的。当天他的实验室记录和日记表明，在那个与平时一样忙碌的工作日里，他打算办理“无声发射武器”和“消除唱片上的干扰性噪音”的发明专利权，并且“考虑购买瑞典的钢铁公司博福斯”。很有意义的是，这位思虑深远的人，由于他的发明性质，曾为社会的福祸造成了那么多雷鸣般的爆炸之后，现在竟同机械的声音战斗起来了，厌恶他所制造的那些响亮的礼赞或者别的骚扰。同样有意义的是，他的思想明确地回到了他的祖国，在那里的博福斯也许能提供他渴望已久的东西——在一个地方，建立试验其专利发明等的更好与更固定的场所。 毫无疑问，这位以四海为家的人虽然曾经说过，哪里有他的工作，哪里就是他的家；而且他至少是在圣雷莫、阿迪尔和巴黎，有过三处舒适的“家庭”，然而却在他所有的财产包围中，感到孤独，感到他同哪里都没有关系。 他有着无数的熟人和商业接触，在科学界和商务界也有着无数的崇拜者，但志同道合的亲密至友却寥寥无几。他崇敬的妈妈和他的哥哥路德维格这两位亲人，都已去世多年了。精力充沛的组织家保罗·巴布也死了，不久以前，巴布和他的几名高级法国伙友，曾无情地背叛了诺贝尔的托拉斯。他最心爱的那位年轻女人，现在也远在天边，辜负了他想使她成为真正朋友的一片希望，刚刚在不愉快的情况下，断绝了关系。 尽管他在很多场合曾说过“人在晚年交不了新的朋友”，但他在圣雷莫和长期来一直喜欢去访问的巴黎，却真正地认识了一些新的人；就我们所知，他在这些新的交往中感到极大的愉快。除了拉格纳·索尔曼以外，他还有几名乐与交往的伴友。他们都是一些有着高度文化教养的年轻的斯堪的那维亚人，其中多系技术人员。因此，诺贝尔在同他们的交往中，既受益又得到愉快；对于这位经常考虑技术问题的人来说，非物质的因素是不存在的。他们都是在巴黎的“瑞典—挪威协会”（成立于一八九一年，现称瑞典侨团）的成员，这个受到诺贝尔以各种方式慷慨支持的协会，是他们经常聚会的场所。诺贝尔从来不在节日的时候到那里去，但却喜欢非正式地去看一下。他在这个俱乐部里认识或新交的人中，包括俱乐部的主要活动家西加德·埃伦伯格中尉雕塑家沃尔特·鲁尼伯格（著名的瑞典——芬兰诗人约翰·路德维格·鲁尼伯格的儿子）、威廉·昂格上尉（鱼雷制造专家）和两位工程师：索尔斯顿·诺登费尔特（武器制造专家）与斯特雷里纳特（人造丝专家）。诺贝尔在他的晚年，还得到了当时在巴黎的瑞典教堂作过牧师的内森·索德卜罗姆这样一位有价值的朋友。 大约有十年的时间，诺贝尔是出生于伦伯家族的朱丽叶·亚当夫人客厅的常客。亚当夫人是一位著名的爱国者和共和派人士，在她的家里，当时文学、艺术、科学、政治方面的很多大人物，经常聚会讨论一些紧急的时局问题。朱丽叶·亚当是里昂·甘伯塔的热情门徒之一，主编著名的报纸《新闻评论》。那些经常到瑞典—挪威协会和亚当夫人沙龙去的人，包括伯莎·冯苏特纳在内，曾把阿尔弗里德·诺贝尔，描绘成一位使人兴奋的聪敏谈话者。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当时在圣雷莫的诺贝尔，正在考虑与瑞典和瑞典人士建立密切接触，并且打算回到他的祖国。自从一八四二年当他九岁的时候移居国外以来，除了一八六三年至一八六四年在赫勒内堡进行试验工作期间，他在国内已经没有固定的住宅了。在圣雷莫的新环境，一方面对他的健康有好处，另方面也有着妨碍他的工作的很多不利之处。所有的仪器和化学品，甚至是微不足道的需用品，都得从德国订货；当地工人找不到；住在邻近田园乐境里几座别墅中的人，并非没有理由地抱怨那些在小码头上进行的发射试验干扰了他们的平静。 这位发明家开始计划在别处为他的工作找个地方。人们会以为，象他这样一个在全世界都有工厂的人，将有很多地方可供选择；但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由于线状无烟炸药那场官司，当时他对英国非常没有好感。他曾写道：“在英国，保守主义如此盛行，以致法律顾问不敢接受任何未经上古时代准许的东西。”他还发现潮湿的英国气候，对他虚弱的身体很不利。因为早些时候同法国炸药垄断当局的冲突，他不想回到塞夫兰实验室去。他曾说过：“所有的法国人都狂喜地以为：大脑是‘法国的’器官。”尽管德国是提供他所需要的化学品和机械零件的最好来源，但因为这个国家的内部政治动乱，以及它的狂妄军事姿态，他不愿回到威廉二世的德国。他虽然长期离开自己的祖国，却仍然感到他始终是一名瑞典公民，而他回到祖国的作法，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他的性格。别的处于他这种地位的归国富翁，毫无疑问地要买下一座公寓或一处乡村田庄，以便在那里安度富裕的晚年，但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却不是那样。他得到的是一座新工厂，一个大型的新的工作领域。 这座工厂，就是在韦姆兰省博福斯的“博福斯—古尔斯邦公司”，以及原有的并在后来成为有名的钢铁厂和弹药厂。诺贝尔在一八九四年花了一百三十万克朗买下了这家公司。他把自己的私人住处安置在附近的比耶克博恩一所前庄园主的房子里；最主要的是安排在他在邻近处建造的一座实验室里；这座实验室虽小，却有着适应半工业式工作的一切最新设备。在这里，他逐渐聘请了许多瑞典工程师，在他新的信赖的朋友拉格纳·索尔曼的领导下从事工作。 诺贝尔还成为在韦姆兰省比耶尔纳堡的另外一家有名的瑞典钢铁公司的老板；他的意图是继续发展那里已有的高炉、酸性转炉炼钢厂和轧钢厂。由于同时买下了附近的卡拉斯大瀑布，他计划开发这条河流的水电资源；这是瑞典利用所谓“白煤”的早期范例，而这种“白煤”，则是现今这个国家固有的最重要的电力资源。 然而，北国冬天的凛冽气候，对于这位新的主人来说是太严酷了；尽管他的精神受到新的任务和发展责任的巨大激励，但是他的健康不佳。因此，在此后几年里，也就是在他最后的有生之年内，他只是在夏秋季节来看望，并且精力旺盛地指导他的这批新的工厂。 拉格纳·索尔曼曾经说过，这位也许是上了年纪但却精力充沛的发明家给予自己的唯一休息是步行或者乘坐由他那两匹活跃的奥洛夫种马驾驶的轻巧小马车到外面去散散心，这同他在巴黎和圣雷莫的情况是一样的。 在诺贝尔死后的第二年，当地报纸发表了一两篇关于这位发明家的当年流传的在乡村旅行的趣闻通讯。有一篇文章写道：“……他坐在他那驾密封的马车里，以极快的速度，雄纠纠地经过那里。人们只能听到轻快的马蹄声，因为车轮周围箍上了他所发明的橡胶，所以，马车本身是没有声音的。他同车夫之间有着电话联系；马车内外的灯光，是由蓄电瓶的电力照明的。就这样，这位黄色炸药大工疾驶而过。五十年前，如果有人看到有这样一辆马车在黑夜里点着灯光静悄悄地飞驰着，那么，他就会很自然地以为是魔鬼出来愉快地游山：天晓得那些信神的人们在复活节的夜间看到这样一辆马车又会想些什么！” 在一八九四年至一八九六年期间，以诺贝尔自己的设想为基础进行的多种多样的试验，表明他比他的时代先走了五十年；现在，这些试验都流进那条永恒的河流里去了。为了说一下这些以生产规模进行的试验所涉及的范围，从现代杂志上引证下列这些方面是值得的：新型炸药及附属物，枪支盔甲的电镀，抛射体和火箭的引线及推进炸药，轻金属合金，枪支内部冷热的固定偏差，钾和钠的电解产品，人造丝，合成橡胶，合成宝石、空中地图摄影，等等。很多在这里详细研究过的新奇东西，成为诺贝尔死后各方面重要发展的基础。 博福斯是瑞典的地方，而制造军用材料则是那座工厂的主要目的。作为一名军火制造者，经四海为家的阿尔弗里德·诺贝尔长期处境微妙，现在则可以完全站在瑞典人的立场上，把他的思想放在国防上，正象他的父亲伊曼纽尔当年那样，曾在先前发展了他的“保卫自己亲爱的祖国免受强敌侵犯的方法”。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写道：“假如说有一种工业部门应该完全不依赖国外供应的话，那么，它就明显地是国防部门；由于在瑞典有着弹药工厂，如果不使它们保持发展，那将是既可惜又荒唐的。……我们是为了生活而接受定货的，但我们的目的是去创造，而不是沿着祖先们的脚印走。” 在他所经营和负责的一切事务里，诺贝尔要求的是最好的劳动、原料和产品。在博福斯的情况也是这样。只要提一下，他此时对博福斯命运攸关的领导，是这座工厂整个发展的转折点，也就足以说明问题了。车间建筑、机器和生产方法都被扩大和现代化了，产量也由于采用新的方法而增加。与此同时，这家企业的财政地位，也通过新的投资而建立在健康的基础上，诺贝尔曾以股票的形式贡献了二百五十万克朗。有充分的理由这样说：博福斯在后来六十年间所经历的良好发展的基础和基本条件，都是由诺贝尔本人在他生前所奠定的。当他的一名助手，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他要求别人行动精确、语言明了，而且总是很急迫。人们必须十分注意领会他十分活跃的思想，以及留心他那些经常突然出现、然后又很快消逝的可惊的一刹那间的念头。 目前，这家公司改名为“博福斯公司”，包括它独家拥有的一些附属公司在内，是一家有着一万三四千名工人和大约五亿克朗总资产的大型公司。除了制造著名的军用材料以及由附属有“博福斯诺贝尔克鲁特公司”生产的炸药外，近几年来，它还补充制造其它化工品和医药材料，这些都完全符合诺贝尔的兴趣。 诺贝尔生前，博福斯和比耶克博恩都处在大路旁边。当他还能够在那里工作的时候，他对周围的环境，总有一种如在家乡的感觉。 诺贝尔在给索尔曼的信里曾经写过：“我从不借用的两件东西是金钱和方案。”毫无疑问，这两种东西对他来说，都是绰绰有余的。然而，使这位发明家越来越感到致命般痛苦的，是时间、睡眠、健康和平静的不足。他一生不得休息的状况，现在要来算帐了。尽管他不断表示相反的愿望，但一八九五年至一八九六年，对于“那些迫切要求改变和完善的事情”来说，的的确确是其一切图谋、规划和期望的进程中大变迁的年头。这些事情分布在地上、地下、海洋和天空。他曾用五种语言在日记、报告、草图和信件里，在诗歌和散文里，以及在数字和统计表里，亲手将这一切写了下来。在他生前最后的两年中，大量文件都注有日期，只有几周时间的间隔，那是由于他从圣雷莫到巴黎、布鲁塞尔、苏黎世、柏林、汉堡、伦敦、斯德哥尔摩和博福斯进行没完没了的巡视旅行，以及由于到埃克斯累班和卡尔斯巴德等休养地而中断的。在这些休息所里，他由于病症日趋恶化而去瞧医生和专家，然而，他对他们的劝告既不相信也不遵守；他的信件还证明，他对于一项为了“很好地休息和关心我的健康”的决定，也从未照办。 但任何事情都有一个界限。这位现在将近六十三岁的人，几十年来那种永不枯竭的智力和一往无前的精力，使得他周围的人感到惊佩。似乎难以置信的是，他的意志力量和坚忍精神竟然能将被他无情使用的这艘破船维持得那么长久。 诺贝尔在一八九六年同索尔曼一起度过了他最后一个夏天和秋天。当他在比耶克博恩和博福斯鼓励和指导广泛的技术工作时，他被那里懂得的助手们看成是一个内行。九月份，他的哥哥罗伯特死了。他自己在遭到他称之为“尼夫尔海姆鬼魂的来访”的病痛（严重的偏头痛和血管痉挛症）后，他终于明确认识到必须采取措施。他到南方并在巴黎请专家进行了诊断。他被告知说，他得的是一种厉害的心胶痛症，因此他必须绝对休息；这句话所掩藏的意思是，现在是准备后事的时候了。 现在举世皆知的他那份处理身后财产的遗嘱，是在一八九五年患病初期起草好了的，并且存放在他出生的城市斯德哥尔摩的一家银行里。这件事可以被看成是他认为自己真的属于那个城市的暗示。他现在想：有必要与一两位可靠的朋友，包括路德维格的儿子、他那位在圣彼堡石油公司当头头的侄儿伊曼纽尔，谈谈这件事，然后去一趟巴黎。医生们的判断，还使他采取了在那种情况下很不平常的另外一些行动；这些行动别的姑且不谈，却一点也显示不出诺贝尔在临死前的思想痛苦：他亲自仔细地监督了当时在圣雷莫公园为索尔曼一家建造的一座别墅；他卖掉了为自己在圣雷莫拉车的马匹，并且在巴黎买下了三匹新马和漂亮的马具来替代它们。 除了象通常那样坚持写日记外，他还把时间花在最不寻常的写作上。他穿着睡衣，头痛地坐在那里，忙着赶写一部受到雪莱影响的悲剧《复仇的女神》，以及在创作一部以不久前那场使他非常伤心的线状无烟炸药诉讼案为背景的剧本，他给这个讽刺剧取名为《杆菌发明专利权》。这是两部最奇妙的著作，在很多方面反映了作者的典型性格，包含着揭露生活和人物的痛快淋漓的哲学语言。 此外，他每天还要就多样的生意计划及复杂的化学处理亲手写下十几封信。他于十月份在给索尔曼的一封信里写道：“说起来就好象是命运的讽刺，我必须遵命服用硝化甘油。他们把它称为三硝酸酯，以使药剂师和公众不致害怕。” 他的最后一封信是于一八九六年十二月七日在圣雷莫写给索尔曼的。诺贝尔是在两个星期前到达那里的。这封信就好象他在健康时写的那样，谈的是一种新的硝化甘油炸药，末尾的几句话是：“不幸的是，我的健康状况再次恶化，连写这几行字都有困难；但是，一旦当我能够的时候，我将回到这个使我们感兴趣的题目上。您忠实的朋友，阿·诺贝尔。” 从他那通常一样清楚、易懂与端正的笔迹中，看不出他正处于崩溃的时刻；但是，他却再也不能回到那个曾经使这位才气焕发、精力旺盛的人终生感到兴趣的题目上去了。这封未寄出的信放在他的写字台上。写完信后的几个小时，他便得了脑溢血症；经努力抢救无效，终于在十二月十日凌晨二时，结束了他那多事与非凡的一生。 拉格纳·索尔曼说过这样的话：“阿尔弗里德·诺贝尔的最后几个小时，是非常悲惨的。他在信里曾多次表示的不祥预言终于成为事实。在他临死前的几天，果然‘周围只有雇佣的仆人，却没有任何一个身旁的亲人；这种亲人有一天会用他那轻轻的手将我的眼睛合上，并且会小声地说上几句温柔真诚的安慰话。’”他遭到严重不安的打击，并且不让他站起来。他部分地失去了说话的能力，除了他儿童时代的语言外，他什么都记不住了。无论如何，他的主要女仆奥古斯特说，他说了许多仆人们感到莫明其妙的话。他们看来只听懂了“电报”这个词，并且通知了他的两个侄儿伊曼纽尔和亚尔马·诺贝尔，以及索尔曼。他们都没有来得及在他临终前赶到那里，而他正象他生前那样，孤独地越过了人境。 这位曾在现代景物方面留下很多痕迹的最卓越的人，就这样多多少少在不受注意的情况下，结束了他奋斗的一生。但是，由于他是一个没有直系继承人的大富豪，并由于他用最不寻常的方式起草了遗嘱，因此，另外一场奋斗，也就是为了千百万人的奋斗，很快便开始了。 第二十二章 遗嘱 关于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就身后财产处理留下的遗嘱的来源故事，特别是它长期受人注意的执行情况，以及其复杂和有趣的细节，可以根据现有文件写出几部书来。但在这里，只能略述其大概。 在他生前的最后十年内，诺贝尔曾先后三次立下过非常相似的遗嘱。头两次立的（于一八八九年和一八九三年），由于有了一八九五年写的最后遗嘱而作废。 这位发明家长期忧郁的状况，有了缓慢的改善。这一点，自一八九四年以后，例如从他的通信里，可以清楚地看得出来。造成这种改善的原因，有这样几个因素：通过最后断绝他与索菲的关系，并且使她以后的生活有了保障，从而解除了痛苦，对圣雷莫以及对在瑞典购买博福斯与那里的安排感到满足；对他的新助手拉格纳·索尔曼也感到满意。当他书写最后的遗嘱时，由于索尔曼整天跟他在一起，因此，他的观察是当时最好的记录。索尔曼写道： “在他生前的最后三年内，诺贝尔与他的祖国有了新的接触，也许还由于他已经对自己的财产用途作出了决定，因此，尽管他不断发作的心脏病日趋严重，这一切却给了他的生活以巨大的平衡和满足。他已经发现了一个深感兴趣的新生活目的；他想找到一处归宿的美梦，也得到实现，他的这一处、或者勿宁说是两处家庭，是在远离喧闹的大城市的一个优美的环境里；他还交结了一帮新的朋友，并且完全同情他们。他先前那种孤立的压抑感，明显地有所减轻。在他的最后几年我同他的亲身交住中，我从未看到他的神经衰弱症发作，过去，他常把这种病叫作‘尼夫尔海姆鬼魂的来访’。在圣雷莫的时候，我曾经常看到他犯这种病。” 一八九五年晚秋，诺贝尔在巴黎度过了两个月；在马拉可夫大街寓所里，他写出了遗嘱的细节，这份遗嘱，成为诺贝尔基金会和诺贝尔奖金的基础。这份在一八九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由他亲手用瑞典文写的四页纸的文件，是在没有诉诸一位律师的情况下起草的。正因如此，它在法律上的缺陷，曾在很多方面引起了巨大的纠纷。 阿尔弗里德·诺贝尔是于一八九六年十二月十日病逝于他在圣雷莫的别墅里的。他的遗体被运回国，在那里火化以后，于十二月二十九日用隆重的礼仪安葬的斯德哥尔摩北方公墓的一座家庭墓穴里；在这座墓穴中，他的父母和弟弟埃米尔已先入葬。 这份由遗嘱人用瑞典文写成并存放在斯德哥尔库一家银行里的遗嘱，于一八九七年公之于众，译文如下： “签名人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在经过成熟的考虑之后，就此宣布关于我身后可能留下的财产的最后遗嘱如下： ……” 在列举了特定的私人遗物之后，原文继续写道： “我所留下的全部可变换为现金的财产，将以下列方式予以处理：这份资本由我的执行者投资于安全的证券方面，并将构成一种基金；它的利息将每年以奖金的形式，分配给那些在前一年里曾赋予人类最大利益的人。上述利息将被平分为五份，其分配办法如下：一份给在物理方面作出最重要发现或发明的人；一份给作出过最重要的化学发现或改进的人；一份给在生理和医学领域作出过最重要发现的人；一份给在文学方面曾创作出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最杰出作品的人；一份给曾为促进国家之间的友好、为废除或裁减常备军队以及为举行与和平会议作出过最大或最好工作的人。物理和化学奖金，将由瑞典自然科学院授与；生理或医学奖金，由在斯德哥尔摩的卡罗琳医学院授与；文学奖金，由在斯德哥尔的科学院授与：和平战士奖金，由挪威议会选出的一个五人委员会来授与。我明确的愿望是，在颁发这些奖金的时候，对于授奖候选人的国籍丝毫不予考虑，不管他是不是斯堪的纳维亚人，只要他值得，就应该受奖金。” 他指定两名瑞典土木工程师拉格纳·索尔曼和鲁道夫·利烈克维斯特作为执行人，他们同他自己一样是地国外工作的。只有二十六岁的索尔曼，已在巴黎、圣雷莫和博福斯作为他的雇员达三年之久；而对四十岁的利烈克维斯特，他则只见过两次面。因为索尔曼被第一个指名，而且对这份遗嘱有着更直接的了解，因此他在落实这份遗嘱主面，显得更为积极。 索尔曼说过，由于这两位执行人对法律事务感到不熟悉，他们指定当时在斯维亚上诉法院当陪审推事的卡尔·林哈根作为瑞典的法律顾问。这对于最后实现阿尔弗里德·诺贝尔遗嘱的基本思想，是非常幸运的一着。林哈根采取气量大的态度来处理引起的法律问题，而不仅仅拘限于形式；他对贯彻执行遗嘱人的思想很感兴趣，并且巧妙地请求被反指定作为奖金颁发机构的瑞典科学院等以及与这份遗嘱有关的瑞典国家当局参与接触和合作。他实际上变成为经管这份财产的共同执行人。执行遗嘱的主要推动者，是拉格纳·索尔曼。 从一开始发表这份遗嘱，就引起了越来越猛烈的批评，对其基本原则和法律缺陷的批评，曾被认为将使整个的遣嘱失效。报界公开地鼓励亲属上诉反对它，并且试图取得这样一种妥协性的方案，即这份财产将由直接继承人和遗嘱中指名的机构来共同分享。它被非难说，一个瑞典人不注意瑞典的利益，而去偏袒国际活动，那纯粹是不爱国的；瑞典的奖金颁发机构将不可能令人满意地完成分派给它们的任务。这个任务将会扰乱它们个真正的工作，并且使它们处于企图舞弊的境况；至于把颁发和平奖金的任务交给一个由挪威议会指定的委员会，将要严重损害瑞典的利益，破坏瑞典与另一个联盟国家挪威国之间当时已经非常紧张的关系，——这种指责，就更不用说了。 阿尔弗里德·诺贝尔所积累的财富，即使以当代标准来计算也是很大的，——总共有三千三百多万瑞典克朗（合二百多万英磅）。根据他的财产所在或存放的国家，其地理分布情况如下： 瑞典……5，796，140．00 挪威……94，472．28 德国……6，152，250．95 奥地利……228，754．20 法国……7，280，817．23 苏格兰……3，913，938．67 英格兰……3，904，235．32 意大利……630，410．10 俄国……5，232，773．45 总计：33，233，792．20瑞典克朗 这份遗嘱有几处要点写得不足和含糊，准确地解释与尽可能正确地落实它，是一项巨大的、复杂的和极其困难的任务。 以四海为家的阿尔弗里德·诺贝尔的实际户籍，以及由此而来的法律谈判的法庭，都不清楚。遗嘱指明的遗产继承者，是一个尚不存在的基金会。大量的金钱，散布在有着很不相同的财产法的不同国家里。来自那些认为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亲属偿们般强烈地反对，开始在各方面发生并且分成了若干集团。其存在几乎不为人们所知的索菲女士，也通过一名维也纳律师进入了这场争斗，并且提出了巨大的要求。 遗嘱中指明作为奖金颁发者的瑞典和挪威机构，在接受由于这笔捐献规定转移给它们的巨大而负责的任务方面，也有两种意见，当时对于这引进任务的范围和影响，还不可能预见得到。 那真是一个由各种安排、观点、图谋妙计与持久诉讼等构成的错综沸腾的混合体，卷进去的则有几个国家的金融、科学和法律方面的专家，报界对所采取的每一步骤发表的支持和反对的评论，也使得正在以建议者、劝告者和调解者身份进行勇敢战斗的执行人感到事情并不那么轻而易举。在解决这项巨大财产方面可以想象到会出现的一切困难中，他们没有一件能够躲得过去。 在他死后的一九五○年，只用瑞典文出版的一本题为《一项遗嘱》的书中，拉格纳·索尔曼对事件的过程作了充分和生动的说明。他写道：“这项遗嘱只有一点是完全明确的，那就是指定利烈克维斯特和我作为执行人，以及规定我们的任务。因此，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一条款和设法保证我们的特权，就成为我们的义务。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可以摘要如下： 1．法律手续和有争论的事情。 2．与财产清算有关的经济处理，以及按照遗嘱的特别规定办理在“安全的证券”方面再投资的手续。 3．组织一个适宜的管理机构来长期经管这项捐赠的基金，并且正式起草每年分配奖金的章程。” 正象预料中的那样，在诺贝尔的私人物品中，没有任何笔记能够阐明这份遗嘱的简单条款；而这类笔记是非常需要的。但是，通过向那些曾经见过这份遗嘱的他在巴黎时期的朋友打听，执行人能够在许多问题上对遗嘱人的意图得到了一个比较清楚的概念。当人们了解到，在他的商业事务中，他总是运用这样一条原则，即自己提出一般大纲和主要安排，然后将事情交给别人去具体执行，因为他们也可以用自己的常识把事情办好；那么，人们也就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他的意思是他的遗嘱也将以同样的办法加以执行。 执行人以外交手腕，有时是在引人注目的情况下取得的非常重要的一分，这是使得博福斯在其辖区之内的卡尔斯科加县法院被确定为处理与这份遗嘱有关的法律问题的当然法院。这样，他们就避开了法国的法庭；他们曾担心法国法庭可能破坏诺贝尔意图中的精神，来执行他的遗嘱。 在不同国家几条战线上进行的关于这份遗嘱的诉讼程序被拖延达几年之久，并且由于反对遗嘱的家庭方面所采取的广泛与激烈的措施而变得更加困难。然而，以在圣彼得堡的石油生产公司老板伊曼纽尔·诺贝尔博士为代表的所谓俄国支系，也就是他哥哥路德维格的家族，站到了执行人的方面。经过激烈的持久讨论后，伊曼纽尔·诺贝尔在一八九八年二月声明说，他希望尊重他已故的叔叔的愿望，因此，将不对这份遗属提出异议。这在解决如何执行遗嘱的问题上，是一个转折点和重要的因素；这项声明在诺贝尔基金会的建立方面，实际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他们达成了一项对亲属们作某些经济让步的协议，并且同意由政府在执行人提出的建议的基础上，经过与奖金颁发单位和诺贝尔家族的代表协商，然后规定出关于落实这项遗嘱和管理这笔财产的条款。因此，遗嘱人既未规定也没有预见到一项有影响的常识，既瑞典政府仍拥有至高无上、宪法约束和受到尊重的地位。当然，这个政府在推荐和选择奖金获得者方面，却没有权势。 由于还有很多遗留问题需要解决，因此又过了两年，才将一切事情办妥。但是，通过一九○○年六月二十九日的一项政府决定，诺贝尔基金会的章程和细则，以及由各瑞典机构授与奖金的特别规则，都被确立下来了。 拉格纳·索尔曼在他关于诺贝尔遗嘱的那本书里，用了下面几句话作结束语：“这场长期的斗争就此宣告结束。由于过去几年的经验，所取得的结果应该被认为是满意的。对于我们的国家来说，颁发诺贝尔奖金的任务是一项特权，而诺贝尔基金会作为一个整体，则是一项有着巨大价值的财产。从各方面来看，那些关于在执行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委托给我们的责任时必将遇到巨大冒险和困难的悲观预言，都是完全没有根据的。相反的是，它有助于促进对瑞典、挪威和斯堪的纳维亚文化的更大了解和尊重。” 第二十三章 诺贝尔的个性略考 一个矛盾的人 要想对阿尔弗里德·诺贝尔的复杂个性，作出恰如其分而又简短扼要的描述，并且透过六十多年来出现在印刷品中的那些一成不变和通常错误的观点去发现真正的阿尔弗里告德·诺贝尔，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由于真正了解他的人，现在尚在人世的已经寥寥无几，这就更加困难了。加上他非常谦虚，不愿谈论自己，从来没有留下一本私人的日记。然而，在他的一生中，他的确写下了大量谈论各种事务的信件。能够留下这么充分多样的文件和如此丰富多采的材料的人，恐怕为数不多；这浩翰的文件和材料，现在都保存在诺贝尔基金会的档案室里，或者存放在亲友们的手里。 认真地研究这些材料，就会有一种如入金矿的感觉。通过与那些上了年纪的人谈话与通信，可以对他了解得更清楚些；而摘录象享里克·舒克教授等阿尔弗里德·诺贝尔的传记作家，以及诺贝尔最后的至亲好友、他的助手和执行人拉格纳·索尔曼的著作，又可以弥补某些不足。如果再加上这方面或那方面专家们的意见，那么，人们就至少可以指望对这位发明家和捐赠人得出一个客观和相当正确的印象：他看来是一位非常多才多艺的人。 如果有人仅仅通过罗列好与坏、光明与阴暗适当的形容词来描述他的话，那么，这倒没有什么难处，因为对一个聪明的诺贝尔研究者来说，并不需要费劲就可以找到那些适当的形容词。但是，在准备使用的那些形容词之间却有着许多疙瘩需要解开和重系，很多错误的判断需要抛弃，很多谜需要解；只有将这副项链仔细查看和重新穿连之后，才能说它上面的每一颗宝石都是真正有价值的。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还心须允许不同的专家用不同的方法来鉴别它的真实性。 在本书的引言中已经讲过，所有的证明表明，阿尔弗里德·诺贝尔有很大程度上，是一位绝然矛盾的人。 在他的整个一生中，他身体虚弱、健康不佳，但他却能够在工作中建树惊人的功绩。从早年的贫困与忧虑，他通过但却喜爱偏远的地方和安静的生活。尽管作为一个炸药和武器方面的发明家和工业家，他却厌恶暴力与战争，并且是一名忠诚的和平之友。请注意，这并不是从他的晚期，例如从他在一八七六年会见了伯莎·冯苏特纳或者自一八九五年他决定建立和平奖金才开始的，而是从他青年时代的早期，就一直是这样，在他一生的言语文字中，始终流露着这种感情。 一方面由于也许是被他那糟糕的健康引起的显著不安静的癖性，另一方面则由于他广泛分布的活动，他变成一位从早年起就把整个世界作为自己工作场所的彻底世界主义者。他虽然是他那个时代最大的资本家之一，但却持有某种社会主义观点。他天性谦让温顺，可是在形势的逼使下，他也曾违心地卷进激烈的纠纷与对立之中。他表露出富于想象力的诗人和作家的很多品质，但同时又具有一个天生的商人那种清醒的现实与预见感及筹划能力。他在日常生活中，一向对陌生人采取缄默和回避的作法，但他在当时却起了巨大的影响，他的鼓舞和他在思想与工作中的结果，曾在全世界引起过共鸣。 作为一名机警的观察者，他甚至从年轻的时候起，就对他所看到的一切时常表示不满与怀疑。这个世界包含着很多他所不能接受的事物：“现实曾无情地挫伤了我年轻时心中的理想。”这种世界观无疑是来源于他早期的童年时代，根据前面引用过的他那首自传诗里的话，他多病的身体曾使他成为“他那个小世界里的一个陌生人，他的同伴幸福玩耍时的一个忧郁和沉思的小观众”。后来，对他同伙的扫兴经历，又加深了这种态度。这个笼罩着忧郁的孩子，变成了实验室里的一名害羞的思想家，对很多东西感到有兴趣，但对什么都不感到奇怪。在很多事情上，他一方面是一个不能为自己取得幸福与安宁的怀疑的悲观主义者；另一方面，又是一位体谅人间弱者人类之友，一位对人类的进步和前途充满信心的慷慨贡献者。但最主要的，他是一个探索者、理想主义者和创始者。 将他工作和文字中的证据，与那些熟识他或部分了解他的活动的人在他们的言论与文字中不带倾向性地谈到他的材料结合起来，这是可以办到的事。这样，就可以提供一幅有着最大根据的关于他的表现和个性的图画。 他没有继承他父亲那种洁白的肤色和强壮的体形，也没有继承他那种自信和相当粗暴的性格。他年轻时的形象，同他母亲瘦小的脸庞一模一样。他象他妈妈那样长得又黑又瘦。从现有的他二十五至三十岁期间拍下的照片上——那里他生活中的一些大事还没有发生，他也还没有留起那遮了部分面孔的胡子——可以看出他是一名相当英俊的青年，他那双深深凹陷的眼睛，流露出一种专注、聪明却充满忧郁的神采。 但是，如果有人在阿尔弗里德·诺贝尔五十五岁那年看到他，当时他正处于名声和活动的鼎盛时期，并在巴黎住了很久，那么，就会发现他是一位踏着短小而坚定的脚步，为了达到明确目标而匆忙奔走的人；一位低于中等身材、略微驼背的活跃而又严肃的矮个子的人。他有着高大的脑门，蓄着整齐的黑中带有灰纹的短胡子，挂在他那苍白面孔上的胡子，更多地表现出他的性格，而不单是好看。在他的脸上充满着紧张和忧虑的表情，但又被他那双在浓眉下慈祥闪烁的蓝色眼睛变得柔和了些。当他的近视眼需要的时候，他就将系着一条黑带儿的夹鼻眼镜夹在高凸的鼻梁上。他的修饰非常好，他的服装式样不是最新的，但却象他周围的一切东西那样，总是保持着简单、适用和高质量的传统。没有任何一件东西能够表现出他是一位大名鼎鼎或者非常有钱的人，乍一看来，很多生人还会把他当成一个迟钝、阴郁和无足轻重的人。 他几乎是倔强地回避大批吵嚷的人群，但当与可靠的朋友和同事们在一起时，他又完全是另外一个人，表现轻松，善于倾听别人的意见，对所有人都彬彬有礼，并且不分朋友们社会地位的贵贱。人们喜爱他，是因为他不摆架子，但却不能不注意到他是一束紧张的神经，必须通过约束自己的办法来防止触犯他。 他那略微粗鲁的声音，有时带着忧郁，有时带着讽刺的语调，而且无论谈到什么题目，他都要作出有趣的评论。他精通五种语言，在谈话时往往非常自在地从一种语言变换成另一种语言。当他提出一种反对意见的时候，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从他列举的论据中，可以看出他学识渊博、消息灵通，而且意见非常新颖。显然，他并不在乎会冲撞别人。有时他会带着闪亮的眼神，说出一些粗暴的话来，显然是想“敲打一下资产阶级”，并且为这些话的效果感到高兴。 那些通过访问或信件寻求开导的蒙昧的人将会受到欢迎；但对于那些来摆架子、吹牛皮的自负的人，或者来奉迎拍马的人，在客气地、但却坚决地请他滚蛋之前，总要当场训斥他一顿。 当他四十岁到五十八岁在巴黎生活期间，阿尔弗里德·诺贝尔是一个能够为所欲为的非常有钱的人。但是，他却几乎从不参与这座都会的轻浮生活。青年时代，他曾把这座城市描绘成“一个淫乐的海洋，在那里，放荡和情欲的风暴折断的难船残骸，比狂暴的咸水大海历来所摧毁的船只还要多；那里的一派情景只能使人带着厌恶的心情扭头走开。”随着年代的消逝，他改变了年轻时对巴黎的意见；但在他的整个一生中，他始终讨厌那种非常有害于社会的环境，而这种环境，则是在任何社会阶层都可能由于懒惰、不负责任、不道德和贪图色情乐趣而发生的。在人性中的那种卑鄙和自大，在政治中的黑暗交易，在商业生活中的欺诈，以及任何用哗众取宠的庸俗手腕，对他来说都是格格不入的。 他在各方面都是一位谦虚的人，他不时地参加知识分子和科学家们的友好聚会，但他却避免出头露面，并且从内心里厌恶社会活动。 在马拉可夫大街他那座漂亮的房子里，很多人为着各种不同的使命来找他。这些拜访有时使他高兴，但在更多的情况下，那些无益的访问或打搅，使他感到厌烦。他在那里举行过很多大型晚宴，招待他从瑞典和俄国来的亲属，招待他的私人朋友，招待来自欧洲各个角落、有着不同国籍的公司头头和商界相识。包括从伦敦来的亨利·德莫森索尔、阿迪尔工厂的经理乔治·麦克罗伯特和伦德霍尔姆以及从汉堡来的古斯塔夫·奥弗施拉格在内的一些人，曾经品尝到这位单身汉的家庭中所充满着的那种文化与欢乐的气氛，尽然缺少的是一位女主人。其中有人曾说过：这位主人自己“非常节俭，但待客殷勤，对餐桌上的丰肴美酒感到巨大的骄傲”。他的日常生活很简朴，而对客人的招待却很周到；从留下的文字指示和他的家庭开支帐簿上，可以明确地看到这一点。阿尔弗里德·诺贝尔一生坚持规定的饮食，既不抽烟，也不喝酒，并且不玩牌或赌钱。他什么乐器都不会玩，也从不跳舞。同他的哥哥们一样，他对音乐没有欣赏兴趣。然而，他却是一位最能体谅人的主人，对待男客，他消息灵通、照顾周到；对待女客，则彬彬有礼、殷勤相待，并且总要为光临的每位女宾准备一份礼物或一朵鲜花。 他在斯德哥尔摩老家的亲属和他们的孩子，每逢圣诞节、结婚纪念日和生日，不管当时他在那里，他总要给他们寄一份漂亮的礼物，加上一封表达他深切思乡之情的信件，特别是当他妈妈在世时的圣诞节期间，情况更是这样。 在他心情良好、孤独感全然消失的时候，他就会成为谈笑风生的主角。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与他在巴黎和别地相处的某些同代人，曾这样描述过他：“他讲故事的时候，总用那种有趣的哲学推理的方式，使入迷的听众神魂颠倒，兴高采烈。” 但也有着另外的一个诺贝尔，即被逆境伤害和多病折磨的诺贝尔；他曾把自己说成是“一个无用的思考工具，以任何人都想象不到的沉重思想，孤零零地漂泊于世。” 他经常患心绞痛，呼吸困难，头痛严重，然后就引起反复无常、坐立不安和严厉尖刻等现象。有时感到无家可归。他就消失几天或几周，谁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当病魔打击过去后，如果他不是带着少而精的行李跑到阿迪尔、汉堡或者维也纳，就会很快看到他戴着一副墨镜，头上缠着一块压定布，充满了忧郁和厌恶自己与生活的情绪，回到他那座实验室禁地。他没有休息的能力，不用多久，他的那位有耐心的助手费伦巴克，就会听到他那些最奇异的计划，而且不管是白天吃饭或晚上睡觉的时间，都必须刻不容缓地开始执行。在这种情况下，阿尔弗里德·诺贝尔通过紧张的工作，使疼痛和忧虑消失；这些工作包括试验、写信，间或写一些小的文学作品，有时还将草稿写在实验日记簿上。起草一些小的文学作品，特别是当他处于忧虑而不是生病的时候，就更加司空见惯。 阿尔弗里德·诺贝尔作为一个非常寂寞的人，经常给人留下一种明显的印象。尽管整天忙碌，并且在经济和社会事务方面完全独立，他仍然终生处于无法治愈的孤寂状态。这部分是，也许主要是由于“腐蚀性溃疡”型的内在忧郁症；部分是由于他的生活斗争；而另一部分，则是因为他自己没有一个真正美满的家庭。 我们能够找到很多关于他失望心情的例证，但是，从一封给路德维格的妻子埃德拉·诺贝尔的信里，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他写道：“我们之间的对比是多么悬殊啊！在您周围，环绕着爱情、欢乐、喧腾和跳动的生活，关怀别人和被人关怀；爱抚别人和被人爱抚；因此，您是在心满意足中安定地生活着。而我则好象一只被命运撞坏的无用的破船，在没有罗盘和舵轮的情况下到处漂流，没有对过去的甜蜜回忆，没有对未来的虚幻但却美妙的憧憬，没有尽管粗俗但却有助于自我美化的狂想，没有作为我们未来生活源泉的家庭，没有自然陶冶心灵的朋友，也没有为之愤怒的敌人；与此相反的是，只有一种在暗淡的光线中揭示那些没有洗净的污点和失败的自我批评。以这种轮廓划成的一幅肖像，对于一个欢乐幸福的家庭来说，是很不适宜的，而只配把它扔进字纸篓里。” 这位苦恼的发明家对自己那种遗传性的火爆脾气是清楚知道的，因此，当与外界发生磨擦时，他总要设法尽力控制它，特别是每当发火之后，他的健康总要受到损害。他曾宣称，当他愤怒的时候，“诺贝尔式的血液就会沸腾，我自己的炸药多得很，而生我非常生气的时候，就会冒出火花来，然而，这不过是只能维持半个钟头的事。”从他的信件中判断，如果他作为一名发明家的荣誉和名声受到攻击的干扰时，他就会变得很凶猛。 诺贝尔经常被那些要求资助这样或那样事务的、以及各种可以想象到的乞求信件所折磨。它们通常是以讨好和可怜的语气来表述这些要求，但有时是以达到难以相信程度的厚颜无耻来写的。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期，他在计算之后说：他发现“邮局每天至少送来两打申请和乞求的信件，提出的要求总共至少有两万克朗，这就是说，一年至少达七百万克朗。因此，我必须声明说，与其落得个肯帮助人的好名声，还不如干脆让人去讲坏话好了”。 他当然要大量回拒这些要求，但是，象他那样肯帮助别人的人，大概为数不多。对于那些雄心勃勃的年轻人，当他们的计划使他感到兴趣时，他就会诚心乐意地慷慨解囊相助。毫无疑问，他对自己年轻时代为取得勉强的必需品而进行的艰苦斗争，记忆犹新；因为他曾写过：“记忆里没有海绵而只有石板。”“我不问他们的父亲生在哪里，也不管他们崇拜哪个小人国的神，因为正当的施舍，是不分国界和勿需表白信仰的。” 诺贝尔对于决定手段的目的，有他自己的观点。在一位奋斗中的青年或一家科学企业真正有需要的情况下，他很少说个“不”字，但对于为立雕像、设纪念晚宴等活动而提出的资助要求，他则从不为之动心。他曾写道：“作为一条规矩，我喜欢为活人的肚皮帮忙，而不愿为死人的纪念碑出力……我的天生癖性是，不要去过于尊敬崇拜死人，他们对我们的大理石献品，既感觉不到，也一定会有不同意见，还不如去帮助那些有所需要的活人。” 现在保存的用几乎所有的语言写来的恳求和感谢的信件，以及诺贝尔提出明智劝告的复信，在档案室里足足有几大卷。明显的是没有人认为他所接到的技术或者精神方面的一纸劝导太低贱，因为有时是相当宝贵的。他是怎么找到时间来作这些事的，仍然是一个不解之谜。尽管他有警惕，仍有不少被巧妙的骗子诈取过的事例，虽然这并没有妨碍他的大方，但却肯定是造成他经常以厌世观点看待人类的原因之一。然而，初步的调查又给他带来很多麻烦；他讨厌给施舍以这种不名誉的形式，喜欢把问题谈清楚，从而经常给予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以精神的鼓舞和支持。 这位孤独的人在做过好事之后，并非没有忘恩负义的事情使他感到幻灭。他给一位朋友写道：“你提到我的‘很多朋友’。他们在哪里呢？是在蒸发干燥的幻想的泥底子上，还是在哗拉作响的水银柱旁边？请相信我，你只能在用别的动物肉来豢养的一群狗中间，或者用你自己的肉来喂肥的一些虫子里面，才能找到‘很多’朋友。愉快的肚皮和感恩的心灵是双生胎，阿门。” 诺贝尔在给一位被他认为对人吝啬的犹太朋友的信中，曾经写道：“不晓得你能否仅仅学会懂得，确实有人能够不带私利，或说不出动机去帮助别的人。在犹太人中间，恐怕只有一个人，即基督，曾经发现过这种思想；正因为少得可怜，所以他才被授与神的证书。” 宗教观点 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受过洗礼和坚信礼，是一名路德派教徒。舒克教授指出，诺贝尔真正的博爱，是他宗教态度的重要部分。“只有当一种宗教对人类表示出热爱，对于他来说才是有价值的宗教。但是，他的所谓无神论，则是一种特别的类型。作为一个年轻人，他曾受到雪莱的很大影响，他同雪莱对生活的态度在主要方面是一致的。从哲学的观点来说，这种态度无疑是相当混乱的，那位诗人比这位思想家更加混乱些，但是，持续的思想则是它的高度理想主义。它反对主要宗教的神圣信仰，因为它们的上帝是世界上一位暴虐和不正义的统治者，他要为所有的宗教战争和对其它信仰的一切迫害而受到谴责。但在这种否定之后，可以看到一个不对另外一个上帝的过错负责的上帝，这就是那位和平的、对人类满怀爱情的上帝。实际上，雪莱和诺贝尔的无神论，与基督教和柏拉图主义很相近。” 诺贝尔对内森·索德布罗姆的教区工作，经常给予金钱支持。索德布罗姆后来成为瑞典的大主教，但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他是巴黎瑞典教堂的牧师。他曾给诺贝尔写了下面几行很有启发性的话：“我们在宗教观点上的分歧也许是形式上的而不是实质上的，因为我们两人都同意，我们应该对我们的邻居，做一些我们希望他为我们做的那种事情。坦白地说，我有一位继父，而我只厌恶自己，却一点也不厌恶我的邻居。但是；就我的理论宗教观点来说，我承认它们在相当程度上是从常轨上分离出来的。由于这些问题远在我们之上，我拒绝承认它们是通过人们理解的办法解决的，在宗教方面，要想知道人们应该相信什么，就好象将圆形变成方形那样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去弄清人们不能相信什么，却完全是在可能范围之内的事情。我没有越过这些范围。任何曾经想过这一切的人，都一定会认识到，我们正被一个永恒的哑谜所缠绕着，而所有真正的宗教，都是建立在那上面的。人们透过上帝的面纱，什么东西也看不到。人们以为自己所看到的东西，只不过是来自个人的想象，因此应该被拘限于个人的直觉。” 诺贝尔在复信中，远非作为一个宗教的敌人出现，象他那样对生活的精神价值有着强烈感的人，也许为数很少。他所不能接受的，只是围绕这些精神价值的教条和装饰。 政治观点 诺贝尔总是尽可能地站在政治活动之外。不管他是在家里还是外出旅行，他读的东西都很多，并且通过各种政治色彩的报纸，他对世界政治状况显然是精通的。他在文字中所表达的观点，使我们可以对他在这方面的思路得出一个近似的看法。 他把强权政治看作是口是心非和阴谋诡计，始终带有不可告人的动机；这种强权政治影响他的国际活动，并且总是同他所憎恶的官僚主义结合在一起。在他那些没有写完的短篇中，他以戏弄的方式无情地鞭笞了政府机构、官僚作风和陈腐法律等。由于这些私人写作在他恼怒和生病时起着一种安全阀的作用，所以这些批评有时走得很远。他对现存的社会秩序，几乎全都看不惯。他的批评态度不仅是前后一贯的，而且是对所有人的。 阿尔弗里德·诺贝尔是个激进分子，但却是以一种特殊方式出现的。舒克教授认为，诺贝尔无疑是受了在他年轻的时候俄国流行的文学和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他用自己的一切气质，来反对沙皇这类专制政治。然而，他决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他对群众的政治常识没有信心，对普遍的选举权和议会制度不表同情，反而认为一个开明的政府，应该拥有广泛的权利，当他还是一个孩子时，他强烈怀疑给妇女选举权或让妇女参加政府的政策，他说：“东奔西走地受差遣，好象肯定是男人的事。” 诺贝尔在他的晚年认为，他是“一种社会民主派，不过却有点变形。”但是，索尔曼并不同意这一点。他的意见是：“诺贝尔在立场、言论和行动方面，表明他同社会民主党的观点不同。他甚至很难作为一名民主派。他对在他工厂里的工人抱有好感，并且照顾他们的利益，但却从来没有时间去进行个人接触。对他自己的仆人来说，他是一位最随便的主人，但是，他却拘守礼仪，任何私人接近都是不可思议的，即使当他生病、痛苦或者感到缺乏它的时候，也从不这样。” 他热烈支持平等机会和大众教育的原则，他曾说过：“普及教育就是普及繁荣。”他对别人的人格尊严、自由和个人信仰，表示极大的尊重。 作为一个大规模的发明家、工业家和资本家，阿尔弗里德·诺贝尔经常要同各国的高级政府机构进行接触和争论。由于他对当时的政府和国家当局以及它们的司法和经济机构持有众所周知的批评态度，因此，看来他绝不可能会对社会民主党广义的基本原则例如生产资料的国有化表示赞赏。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大量的私人财产不应该被继承或者留给亲属，其理由正象他说的那样：“它们将由于帮助懒惰，并且因此而助长损伤人类的元气，从而带来灾难。”他自己的遗嘱，就是他这种观点的证明。 有那么一两种对他作出的判断，因为它们简洁有力，而曾被轻率地引用和存留在文学传记里，因此必须予以澄清。例如，阿尔弗里德·诺贝尔经常被称为“欧洲最富有的流浪汉”，这个富有色彩的提法的唯一错误是，这个称呼对他来说不够恰当。他的确很富有，而且不倦地到处旅行，对于行动的独立和自由，有着急迫的需要。从这些方面来看有点相似，但人们熟悉的流浪汉的另外一些特征，他却一点也没有，他并不放荡不羁，从不懒散，也从不无目的地行事。他不管是在贫穷的年轻时代，麻烦的成年时代，还是在晚年多病的黑暗时期，在他的一生中，他从来没有一分钟成为任何别人的一个包袱。他总是目的明确地行事，并且以顽强的毅力，坚持不懈地奋斗。他的确是一个不同的流浪汉。似乎可以给他另外一个称号——“当时最不摆架子的大富翁。” 在一九四七年出版的一本曾为很多人引用的广泛传记中，诺贝尔曾被称为“使用炸药的歹徒、作恶分子和军火商”，说他一生的工作主要是“破坏力量的典型”。他可能发现并且从事过致命的东西，大半是在他死后，他的某些发现，逐渐发展成为用于生产军火的整个工业。但是，在诺贝尔自己的精神和性格里，在他的行动、文字和目的中，却绝对没有那种自利自利和残酷无情地从死尸身上掠取金钱的冷酷剥削者的迹象，没有任何一件东西能够证明这种无耻的谰言。不幸的是，正是这些陈词滥调，在那些不动脑筋的读者脑子里，留下了长久的印象，而那些更正确但却并不耸人听闻的其它论断，则早就被忘光了。 社会观点 在试图解释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对社会事务的态度时，人们又一次遇到了他性格中的很多矛盾。人们发现他的观点是来自固执的癖性，同样也是来于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的影响。他童年时代在瑞典的家庭尽管贫穷，但给了他一种影响其终生的良好道德教育。由于生病和家庭的贫困状况，他被剥夺了很多东西。他后来给予很多人的各种帮助，表明他希望别人能有一个更好的开端，一种更好的命运。作为一种完全是新的和不寻常的领域里的一名开创者，他遇到了多种多样的挫折和失望。坚毅勤勉和不停息的活动，是他克服逆境的手段。他有一种超脱于贪婪和爱财的雄心壮志。他的愿望是“要存在，但是不要受人注意”，自己要在和平中活着，也要让别人在和平中活着。他说：“我比那些竞争者有两个长处：赚钱和赞扬都使我完全无动于衷。”他有着科学家的锐利的眼睛和对于事物的自然怀疑，但是，一旦当他在自己的隐居地方弄清了他们的情况，他就毫不装模作样，并且忠于他的伙伴。所有那些真诚努力工作的人，不管他们的职务高低，也不管他们的努力成果大小，他都一视同仁地相待；那些勤奋的人在缺钱的时候，总会得到帮助。这就是阿尔弗里德·诺贝尔的思想状况，这从他的行为和通信里看得出来：而他的社会立场正是建筑在这些基础上的。 关于他巨大的商业交易，他曾写道：“我认真地，但却不是热情地从事它们。”在他给经理和工程师们的信中，有很多例子表明他对工人注意给予社会关心，并且坚持采取严格的安全措施，因为他认为在这种生意的全部过程中，只要有一点错误或蛮干，都可能造成灾难性的结果。无论花费有多么大，都决不因此而妨碍这种关心和注意。在他的一座工厂里的老工头和工人们说，他们听了很多关于他们老板的传说故事，他是这个行业中所有突然出现的新产品的根源。他们怀着敬意地把“诺贝尔”这个词的概念，看作是一种拥有巨大财富的神话式人物；从他们所听到的一切，这个人几乎能作超自然的事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从来没有见过他，因为他只在星期天访问工厂，以便平静地来进行研究。经理和工程师们相互交换的信件表明，他们把这位矮个子的大人物看成是一位不摆架子的正直公道的人，一位不知疲倦和鼓舞人心的人，他经常突然地来呆一会儿，并且总要引起很多改变和带来巨大的忙碌。 诺贝尔同他每个大大小小的同伙之间的团结，有着许多范例。他曾写道：如果那些没有干好工作的部门被认为应予关闭，而这一步意味着解雇工人的话，“那么，我们应该避免采取这种痛苦的措施。” 当他的一座工厂将要庆祝一次周年纪念的时候，有人要求诺贝尔送张照片给一份周年纪念出版物。他的回答是：“只要我的助手们和每个工人也都被要求把他们的肖像送去；那么，我将把我那单身汉的丑陋的大鼻子像复制一份送去收藏； 但在这之前，我可不干。” 奥地利诺贝尔工厂职工的后代们说，在十九世纪的七、八十年代，诺贝尔公司的工资和劳动条件“非常优越，很多年轻人常把他们的名字登记在招工的候补名册上。它还实行一种制度：在那里工作了若干年之后，每个工人就可以每月领到大约三十个奥地利先令的奖金。”现代的报纸，也显然以某种惊奇的口吻说：“这些公司有免费治疗的工厂医生和免费供药制度，并且有着事实上一整套社会福利，其目的是防止诺贝尔公司的退休工人出现死在厂房里或大街上的现象。” 早在一八七九年，诺贝尔就对未来有预见地写道：“当某一天世界真的变得文明时，那些尚不能工作的儿童和那些不能继续工作的老人，将会毫无疑问地享受一种普遍的国家补助金。这自然是非常公平的，而且实现这种计划，肯定会比人们想的要容易得多。” 这些就是这个人的行动和思想。与此同时，他给一名申请工作的人写了下面一段关于他自己的情况：“我是一个厌世者，然而却非常善良，有很多怪毛病，而且是一个耕种哲学比耕种粮食更在行的超级理想主义者。” 文学兴趣 阿尔弗里德·诺贝尔的主要兴趣是科学和文学。他在没有上过任何大学的情况下，获得了技术和人文学的教育，因此，它既有其局限性，也有它的自由性。他那个藏书很多、他在里面刻苦攻读过的图书室里，有着用各种主要语言写的技术著作和文学书籍。他认为，对自然科学的征服，是为子孙后代创造幸福的材料；而文学的理想主义使命，则将在这方面起着它的作用。 当他孜孜不倦地学习各种语言时，他不断将好的外国文学作品（通常是伏尔泰的作品），翻译成瑞典文。随着兴趣的增长，他自己也变得有点象个作家。舒克教授说：诺贝尔“有着成为一名反映性诗歌作家的各种希望，因为他具有巨大的敏感和想象力，这可以从他年轻时受雪莱影响和用英文写诗歌的尝试中看出来。” 但是，在他后来的生活现实中，有着世界性的商业事务、科学试验，自然地把他从诗歌方面吸引开；在他晚年的时候，他想再次拿起笔来试试短篇的创作手法，但已经为时过晚。他的想象力起伏不平，他曾把自己说成是在摸索中前进，就好象是他清楚知道自己似的。他的草稿，例如一八六一年写的《在最明亮的非洲》和一八六二年写的《姊妹们》这两部抒发他对社会改革观点的作品，或者在相当后期的一八九五年写的喜剧草稿《杆菌发明专利权》，尽管它们的确包含着对于人物性格的敏锐观察，但却有点天真和造作。他对一般生活越来越多的批评态度，使得这些作品充满了挖苦和奇妙的内容。因此，对于从来没有发表它们，人们也就不会感到奇怪了。 他唯一的一部戏剧创作是在一八九五年写作，于一八九六年在巴黎印刷的悲剧《复仇的女神》。正好当这部剧作出版的时候，他就死了。他的家族成员们认为：“象这么一部可怜的剧作，不能给一位伟人带来荣誉的纪念。”因此只留下三本保存，其余的全部销毁。舒克教授说：“这件事做得对，因为公众从这部他写出的唯一被印刷了的剧作中，肯定将会对诺贝尔得出一种错误的印象。阿尔弗里德·诺贝尔的确是位诗人，他有着诗人那种现实的概念，作为一个年轻人，能够以诗的形式把它再现出来。但这种能力已经同岁月一道消失了。” 然而，尽管他肩负巨大的工作负担，他却保持了自己对诗的喜爱。他注意跟踪包括斯堪的纳维亚在内的文学潮流，并且从中看到了它在他所梦想的人类向更好的生活发展中，能够成为一种使人振奋精神的源泉。他的遗嘱的条款，告诉了我们这一点。 在他的信件里，他经常引用莎士比亚和其他英国作家的话，并使之变得滑稽风趣；这些信件还流露出他曾仔细读过并且珍惜与他同时代的一些哲学著作，例如赫伯特·斯潘塞，他的思想在很多方面与诺贝尔自己的思想相吻合。正如我们所知，诺贝尔在诗歌方面的尝试，是模仿拜伦和雪莱的，他显然对古今著名和无名作家的基本思想倾向相当熟悉。对于他所研究过的作家，他曾表示过明确的爱憎，看来他喜欢那些带有理想主义倾向的作品，而不喜欢当时的自然主义作品。在他所崇拜的法国作家中，包括他亲身相识的维克托·雨果，以及莫泊桑、巴尔扎克和拉马丁，但他认为左拉是“一个肮脏的作家。”在象果戈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等伟大的俄国作家中，他说他最喜欢的是屠格涅夫。他爱好并在给朋友的信件里经常讨论的斯堪的纳维亚作家中，有易卜生、比约恩森、乔纳斯·李、加博格、基兰、维克托·赖德伯格和赛尔马·拉格尔洛夫。在给瑞典朋友的信中，他对易卜生的《皮尔·金特》写过一段热情的评论。他认为维克托·赖德伯格的作品“表现了贵族的灵魂和佳人的形象”；认为在拉格尔洛夫的《古期塔·柏灵斯的传说》中，“事件的起因不合乎逻辑，但风格具有魅力，因此不能评价过高。”诺贝尔的一些朋友在信件中曾说过，甚至在老年时期，他仍然平静与灵敏地朗诵出蒂格涅的《弗里特约夫的传说》，和拜伦的《哈罗德公子》中的大段诗文。他在书信里，经常引用古典作家和伏尔泰、席勒和汉斯·安德森那些智慧的词句。 在一些传记文学里，常常说诺贝尔把他大部分年青时代的诗寄给情人。然而，在档案材料里，除了那首重要的、讨论很多的诗《一则谜语》之外，还有一些关于他嗜好写诗的宝贵例证。此外，本书作者最近几年还在实验室的记录簿等想不到的地方，发现了他所写的一些笔记和未完成的诗稿。其中包括《我打算用哲学说明什么》的提纲，和在那些年代里他写的一些诗篇。 在一八九○年写的题为《拟论述的哲学反映》这份目录中，他用十二个标题涉猎天下万物非常深远的思想。例如： 互相作用的原子 大脑思维和记忆的功能 以太和可衡量的物质 各种宗教的渗透 经济和税收研究 化学新的简化体系 以新思想为基础的政府组织 爆炸学科的工作 细胞与宇宙的哲学 另外一份目录的题目是《已经写完的文学与诗歌》： 1．三姊妹 2．背负死亡 3．疾病与医疗 4．她 5．一则谜语 6．我是否曾经爱过…… 7．给与的梦想…… 8．森西 9．精神抚育 10．训诫 11．相信与不相信 12．双上鞍 13．惊奇 14．我看到两朵玫瑰蓓蕾 在这些诗作中，现在保存下来的有第一、第五、第六、第七、第八首从这几首诗中，可以看出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具有相当多诗的灵敏，虽然在晚年由于他所遭受的沉重打击，这种灵感变得迟钝，但它却伴随了他的整个一生。下面是迄今尚不为人们所知的第六首诗的从瑞典文翻译出来的一段摘录： 我是否爱过？ 啊，你的质问， 多我记忆的旋涡 唤醒了一幅甜蜜的轮廓， 那梦寐以求的幸福呵， 生活不肯将它赐给我； 那满腔热忱的爱情呵， 不待成长就已经凋落。 你不会懂得， 一个年轻心灵的理想世界， 是怎样遭到现实的折磨， 挫折、幻灭与忧思， 是怎样捉弄那欢乐的生活， 使一切都丧失灿烂的光泽。 你那年轻的灵魂， 在如意宝鉴中 只看到世界纯洁无浊， 呵，但愿你永远不要 看到它的面目赤裸。 阿尔弗里德·诺贝尔曾在他的一本没有颜色的实验室日记簿封面上用铅笔写道：“既有感觉的哲学，也有思维的哲学……”他毫无保留地沉醉在这一点上。 诺贝尔在书信中 “如果有人企图在活动于我们这个运转的地球抛射体上的十四亿两条腿的、无尾巴的杂色猿猴集团中出人头地，那似乎是卑鄙的。”诺贝尔通过在一封信里写的这段话，提供了一个关于对任何自吹自擂都从内心里一向表示厌恶的范例。他的这种厌恶与日俱增，以致厌恶在大庭广众出头露面，厌恶对他表示敬意，不喜欢被报刊或参考书提名，不喜欢画他的肖像或为他拍照，这一切意味着，他在一生中实际上坚持不为世界公众知晓。只是由于比较彻底地查阅他的书信，才将他多方面的性格弄清楚。篇幅不允许把这种查阅情况全部介绍出来，但是，如果根本不考虑这些信件，那么这盒积木玩具将会缺少一块重要的木板。 诺贝尔没有继承他父亲或其他祖先那种用铅笔画图的灵巧本领，事实上，他绘的画很难看。但由于他对写作有着天然的爱好，加上他在语言方面的天才和他的雄心壮志，他成为他父亲从来未胜任过的出色的笔杆子。很幸运的是，诺贝尔基金会在它的档案室里，几乎全部收藏着他数千封书信和草稿的副本。它们跨越的时间达四十年之久，从他二十五岁开始从事技术和商业活动起，直到他死的时候为止。诺贝尔基金会后来还取得了几百件书信和作品的原稿。它们都是用小字、以刚健和清楚的笔迹写的，而且达到工整美观的程度。它们总是用收信人自己的语言，分别用瑞典文或其它主要欧洲语言写成的。在这些信件中，还夹杂着少量的外语，用来表达有着细微差别的感情。甚至哥特文和俄文也出现在某些信件里。 作为一位富有的经营多种事务的职业人员，诺贝尔需要设法来满足或者婉拒无数的来信者、技术计划的建议者和来乞求的人。他从来没有一名私人秘书，所有信件的书写、誉抄和登记都是自己干的，并且对他收到的所有信件显然都回复过。长期以来，他每天都要发出二、三十封手书；当考虑到他还要处理那么多别的事情时，不能不说这是一项巨大的功绩。他把收到和答复的私人信件好事地分类包装存放着，显然想在每年年底时将它们捆扎起来。他在上面写道：“男人的来信”、““女人的来信”和“乞求信件”等，最后一类信件是最多的。 一个明显的细节是，诺贝尔所选择的文字和使用的语调，总要根据他所估计的收信人不同类型的精神状态加以改变。也许只有一种例外，那就是恋爱信，他显然曾经缺乏精神上的洞察力，以便使这些信件适合那位收信人的口味。在这种信件中，他看来有点象个晚年陷入情海的中学校长，或者象个手持教棍的维多利亚式学校中善良的社会改良家，甚至指出他所收到的来信中那些拼法上的错误，就好象是批改作文一样。不过后来他自己也曾说过：“爱情压制了对任何别的事情的热情。”他认为自己长期外出时，有理由留心察看那位维也纳小朋友的习惯。在给她的信中，他曾写道：“很好地关心你自己，好好学习，好好吃饭，好好睡觉——最好是一个人睡。” 他经常使用简洁有力的比喻。他有一种露骨的、有时也是讽刺的幽默感，而且通常是说得恰到好处。这些信件还表明，他曾涉猎群书，并且有意无意地创造了许多精辟新颖的警句，例如： “知足是唯一真正的财富。” “我们在砂土上进行建筑，当我们到花甲之年时，这种基础也就更加适合。” “扯谎是万恶之首。” “诚实的人常被撒谎者击败。” “正义只能在想象中找到。” “追求被人尊敬的人，是不值得受到尊敬的。” “心灵中的爱情，不能象肚皮里的食物那样，可以通过劝告而消化得更多一些。” “忧虑是腹中的剧毒。” “一个没有书本和墨水的闲居者，等于是一具有生命的僵尸。” “受害者最好的辩解是：正义之神自己也是受害者之一。” “不尊重别人的自尊心，就好象一颗经不住阳光的宝石。” “除了农业之外，诈骗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行业。” “希望是掩盖真理面目的自然面纱。” 他可能有些粗率和缺乏幽默感，但却从不显得枯燥乏味和骄傲自大。虽然他是一个掌管无数人员的全权老板，但却向来不对他手下的人发号施令，而只是客气地向他们提出希望和建议。在某些纯技术性的信件中，也能发现一些优美的隐语。例如，他在给一名工程师的信中写道：“你对氯酸钾的害怕是被夸张了。当它出现硫磺气味时。它就会象一个患歇斯底里症的女孩子那样敏感；当它在表面上感到有磷的时候，它将比一千个魔鬼还要坏。但是，它可以被很好地训服于上帝的抚育和训诫之中。” 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单一的、在某种程度上又是分裂的性格，使得他的信件出现很多不同的音调。显然，技术和商务性的信件有它们特别的语调，即就事论事和特别有礼貌：而给亲属、密友和妇女们的私信，也有它们的口气。在这类私人信件中，他可能更多地注意推敲和令人吃惊地坦白，以生动的言词口吻来摆脱他那种孤独感。在他所有的书信里，有着一两个共同点：热爱人类，对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而不分贫富区别相待。他还对人类各种事业的现状，不倦地进行批评，并且常常提出一些改进的建议。他有一种深究细问和改革的倾向，而且经常带有一种反常的和反抗的性质。他雄心勃勃地想使一切事情都尽可能地完美无缺，这在他的科学工作中是很好的，但在日常生活中，不管对他自己还是别人所提出的要求，都未免过于理想化了。 在很多给他写信的人当中，诺贝尔看来最感兴趣的是那些理想家，他们有着自己杰出的计划，往往在斗争之后开始付诸行动。我们从复信中发现，他与他们讨论着一些最不平常的事务，这种讨论通常是有价值的，但有时也是徒劳无益的。他对于某些人提出的无法解决的、要求在研究或金钱方面给予帮助以便继续进行的一些难题和问题，始终感兴趣地予以解决。 诺贝尔对于任何世事人情，几乎从不无动于衷。他有一颗善良的心，既能忍耐，也能宽容；每当对一件事情彻底想过之后，他就立即打定主意。然而，他当然是一位爱走极端的人，对于所有受他尊敬的人，他以周到和尊重的态度说话；但是，当遇到某些使他很不高兴的事情时，他又会以难听和低沉的语调来粗暴地予以谴责。介于两者之间的情况，是很少见的。在他的书信里，完全没有假装多情的感伤性，但却经常出现对人对事的某些相当尖酸刻簿的评论。 诺贝尔珍视一切技术事务和它所涉及的问题，但是讨厌董事会议、股东会议和经济会议。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他首先进行调查，然后通过信件给予指示；这些信件明白、中肯，但显然有很多是料想不到的，或者在通知很晚的情况下发来的。 从他自身方面来说，诺贝尔终生轻蔑荣誉的头衔、高贵的奖章和其它正式的称号。这位伟人在这些方面接受的很少，只是出于内心的善良才接受了几个，这是他在无法不伤感情而予以回拒的情况下，才勉强接受的，因为有些怀着好意和崇拜心情的授奖人，并不了解他的这个癖性。在他的书信里，可以发现很多事例说明他对“所有这些奖章和勋章，不管它们是挂在胸前、腹部或者背后”，都一律表示挖苦。他要把“所有这些表示寄存到动肝火的地方”，并且恳求“予以保存，免受齿轮和电镀之苦。” 在另外一个场合，他对授与他以勋章的理由，作过一种调皮但也许并不那么真实的估计。他写道：“我的勋章没有爆炸基础。对于那枚瑞典的北极星勋章，我要向我的厨师表示感谢，他的烹调手艺，使得那些名门出身的大肚皮感到满意。我得到的那枚法国勋章，是由于我同一位部长密切相识；巴西的玫瑰勋章，是因为我有机会被介绍给多姆·佩德罗；至少最后那枚著名的博利瓦勋章，则是因为马克斯·菲利普曾经看过‘尼尼彻’一剧，并且想把在那里授勋的情况用人间的方式加以表演。” 诺贝尔经历过很多曾留下深刻印象的严酷重大事件：赫勒内堡灾难和其他更大的硝化甘油事故；塞夫兰的插曲，石油的萧条，巴布的丑闻，以及线状无烟炸药的诉讼，就是其中的几起。在诺贝尔的信件中，可以发现大量对这些事件感情激动的评论。然而有几种传记文学却胡说什么诺贝尔对这些事故的消息，特别是对他早期发明所引起的严重损害生命财产的那些事故，似乎无动于衷。在法庭上的一次冷酷的事实性的发言，被人们抓住不放。他在这次发言中曾说过：“不能指望一种爆炸物品能够在不牺牲性命的情况下被提供出来的普遍使用。从一份简单的统计材料中将会看出，玩耍用的火器所造成的伤亡事故，比之开发我们的矿业资源所用的这种有着伟大价值的东西，简直多到难以比较的程度。” 由于他的沉默和他无法在广大公众面前表达自己的感情，那些伤亡事故观察家们很自然地就会以为诺贝尔似乎缺少感情。不断的辛酸经历，已经把他锻炼成能够不带感情冲动地来接受命运的打击。但他在给他的助手和技术人员的信件和电报中，则用另外一种语言说话。在那里，他那常常是急切和忧虑的思想总在环绕着一个明确的目标而转动着，这位专家的目的是，立即找出一种解决这些不正常情况的药方。他认真地宣布说，由于他的发明，从瓶子里咒唤出来的那个已为人们掌握的妖魔，不可能通过向公众诉说衷情而把它再收进瓶子里去。基于这个理由，他只在他认为是唯一恰当的讲坛上讲话，这就是同他的科学家和制造商伙友们进行讨论。作为一名技术人员和专家，他自然不会象大灾难的猎奇者那样使用恐怖的语调，也不会象新闻工作者那样，以追求轰动社会的标题等方式来说话，而是冷静地有知识地探讨着从速解决问题的措施。事实上，他曾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搞出了一些以确保安全为主要目的小项发明，这些发明不仅仅限于炸药行业，还包括诸如避免火车事故的装置、火警装置、海上救险火箭以及几种厂矿工人的安全装置之类的发明。 一位有着许多事情需要经营和卫护的人，把自己放在遭受多方面攻击的位置，并且医治着自己的创伤。但在遭到被认为是不公正、背信弃义或者攻击他作为一名发明家的荣誉的事情时，人们将会遭到完全不同的一个诺贝尔。作为一位心地善良的人，他不通过报刊或当局来发泄他的烦恼，而是用向朋友或技术专家写信的办法，来摆脱这些骚扰。看来就好象他对命运的大棒和可怕的爆炸新闻，比对那小的讥讽和针刺更经受得住。这些信件通常有着严酷的嘲笑和毫不宽恕的讽刺。在这种时候，是不能轻视他的。他咒骂自己的炸药“已经沦落为不光彩的杀人犯的工具”；议会被他称为“牛皮大家的厅院”；他把自己那些讨厌的痛苦说成是“魔王的良好祝愿”；把为他看病的那些医生，叫作“肮脏的课税院”；并且认为“与那些作为两条腿的瘟疫细菌的新闻记者相比、连虱子都完全应该得到祝福”。他甚至对上帝也发牢骚，并曾气愤地写道：“这个老人真的完全没有和平的朋友，在一切事情中他都起着系统的残暴作用，并且总要伸出他的魔爪。人们肯定已经感觉到了这一点。” 诺贝尔在他的一生中，有很多事情要同多种国籍的律师们打交道。他曾用四种语言无数次地谈过与他们办事的经历，说“他们是一批吸血鬼，在对一些毫无意义的含糊不清的法律条文提供某些浅薄解释之后，就要拼命地吞剥财产”。 在被线状无烟炸药这场官司的鼓噪激怒之后，他曾写道：在圣经的十戒之外，应该加上“你不要去改进”这条第十一戒，因为“问题是，你也许可能成为一个注定要受劫难和被打入地狱的发明家”。 他在拒绝将一艘新轮船用“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号”命名的请求时，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坚决反对这样做，主要理由是船只的第三人称代词是‘她’，这艘船将被指责为企图不老实的隐瞒她的性别。此外，由于你指出这是一艘样子好看的巨轮，因此，用一条老破船的名字为她命名，那似乎是一个不祥之兆。” 关于发明专利权的书信既多又细，这里只摘引一封寄自一八九四年的典型信件的一部分：“我认为瑞典发明专利权办公室竟然拒绝给我的新型引线发给专利权，是一件奇怪的事。对迄今没有解决的问题提供出的任何一种实用的解决办法，都是一项发明；而对这条基本真理的误解，使所有的初步调查部门受到蒙蔽，从而作出了最可笑的声明和拒绝。假如它们存在或盛行于瓦特的时代，那么，他将永远不能为他的发明取得一项专利权。他们将会对他说：水是已知的东西，蒸汽是已知的，它的凝结也是已知的事情，所以，它将会荒唐地把一台凝结器放在不同的地方，称之为一项发明。人们将会嘲笑他在这方面的知识远远‘超过’了瓦特。” 诺贝尔在巴黎的厨师通知他，说她要辞职去结婚。他善意地询问她想要件什么东西作为结婚的礼物，这位机灵的法国姑娘大胆地提出，想要“诺贝尔先生本人一天所挣的钱”。诺贝尔一开始大吃一惊，接受这个要求感到既为难有趣，在对这个脑子里从来没有装过的问题进行了几天计算之后，他说：“答应过的事情就得照办。”于是他给了她四万法郎的赏钱。光靠这笔钱的利息，她就能够安乐地过上一辈子。E从诺贝尔多年来亲手用瑞典文记帐的私人开支帐簿上，可以看出他的谨慎细心。无论花销大小，他都一丝不苟地记上。象某些非常富有的人那样，他对别人很大方，而自己的日常开支却很节省，下面是他在巴黎时记载的私人帐簿上的一页，从中可以看出这种开支项目的奇妙混合情况： 用途金额（法郎） 为窟神（索菲的假名）买帽子300．00 为自己买手套3．75 一匹新马8，000．00 为R夫人买花40．00 上衣（赏给一个帮忙的人）0．25 给路德维格汇款2，300，000．00 给奥古斯特（诺贝尔的传仆）52．00 为窟神买酒600．00 诺贝尔对于那些借钱或者需要钱的人，大多表示慷慨与理解；但是作为一个习惯于数字的商人，他对那些懒惰的人则表示恼火。这位百万富翁可能训斥他们说：“我曾有过形势不利的时候，甚至在金钱方面也是这样。但无论如何困难，我从来没有一天出现超支的情况。这使我有理由来要求别人也能象我自己一样始终遵守这条规矩。”在斯德哥尔摩，有一个处境很好但却显然经常利用诺贝尔的恩惠而拖延还帐的贷款者，接到了下面一封寄自巴黎的信：“由于你再次忘记了我的那项小要求，而这项小要求在我看来已经延搁得够久的了，因此，我只好冒昧地通过大使馆或者瑞典慈善会将它收回，以便交给没钱的同胞使用。”果然，从帐本上看出的这项“小要求”一万克朗，后来真的被用于照顾在巴黎的瑞典艺术家们的福利。 最后，回到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对撰写自己传记的完全冷漠这个题目上来，是很有意思的。一八八七年，他的哥哥路德维格向他要一份详细材料，以便收入当时正在编写的家史里去。他从阿尔弗里德那里得到了这样的回答： “写自传对我来说是件相当难办的事，除非把它写得象警察局的人物卡那么短；依我看，那种写法是很动人的。例如写成：‘阿尔弗里德·诺贝尔这个可怜的半生动，应该在他哭着出生的时候，就让慈悲的医生把他闷死。 “‘最大的优点：保持他的指甲干净，对任何人都从不构成负担。最大的缺点：没有家庭，缺乏欢乐精神和良好胃口。最大的也是唯一的请求：不要被活埋。最大的罪恶：不拜财神。生平重要事件：无。’ “这些不够呢，还是多了呢？在我们这个时代，有什么东西能够适合‘重要事件’这个标题呢？在我们这个被称为银河的小小星系中，就有着几百亿颗恒星存在，而这尚且是毫无意义的，如果它们知道整个宇宙范围的话，它们将因为自己的渺小而感到羞耻。……除了演员和杀人犯，特别是那些在战场上或屋子里表演使人吓呆的绝技的杀人犯之外，谁也不会去读那些关于任何人物的散文。” 一位过劳者的旅行和休养 在很多关于阿尔弗里德·诺贝尔的虚构著作中，有一本书的名字是《无人知晓的人》。由于即使在他作出很多发明而变成世界名人、他的企业变得异常巨大、他自己也变为一个富翁之后，他仍然不喜欢出头露面，因此从这个角度上讲，这个书名是无可非议的。不管是在他间隔访问的祖国，还是在他安家落户的其它国家，他大体上保持着不为广大公众知晓的情况。 对于他的同代人来说，他们对于一位“工业大王”或“大资本家”，应该具有怎样一种仪容和举止，好许有着先入之见和老套概念，毫无疑问，会对这位居住在马拉可夫大街的个子矮小、皮肤发灰的人感到失望。他既不虚张门面，也不大摆架子，而以自己的风度轻轻地走来走去，他自己几乎不注意讲究或奢侈，对他周围的东西和服务要求不高。邻居们和走路的人，只看见他把自己包在马车上的毛毯里，每天一清早，几匹养得肥壮的马拖着马车，以轻快的脚步驰向在塞夫兰的实验室；或者在每天下午回家的路上看到他，不过很少有一个固定时间。 由于他的职业性质，他在异常偏远的地方进行研究和试验，因此，他实际上从来也不到餐馆去。在这种情况下，同其他人交往的机会也就少得可怜。这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位隐士，或者用我们现在的话叫作“一个走单行道的人”。他所受的全面教育和对各种学问继续保持的敏锐兴趣，使他不可能成为这种人。但是，无论他在巴黎、阿迪尔还是在圣雷莫居住的期间，他经常单独进行自己的部署，并且隐没在遥远的旅途上，这就意味着他在自己的家庭环境里，从来不能成为一个永久的人物，或者以他的生活方式成为一个受人注意的人。 另外一方面，在十九世纪的七、八十年代期间，他在巴黎、伦敦、柏林、维也纳和汉堡的某些大工业与金融界，是如此赫赫有名，以至于他无法避免地成为注意和尊敬的中心；同样，这种情况所包含的不方便，也就难以避免了。在这些特定领域里，对他本人作为一个参谋人、金融家、赞助人和许多别的角色，为什么会表现出那么大的兴趣来，这是有着很多理由的。但是，由于诺贝尔的名字经常是公司名称和炸药商品的一部分，这就难免要同硝化甘油和黄色炸药不时从中起作用的受到广泛宣传的故事、暴行以及同诉讼和同国家与地方政府的纠纷等联系起来，因此，有时候这个名字被用不愉快的口气叫出来；正象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而且感情是高度激动的。这只能把这位敏感的人，更深地赶进他的壳里；也就是他的工作中去。那么，难道就没有东西能够引诱他出壳吗？难道这位杰出的人就不需要朋友、休息和娱乐了吗？答复是肯定的，但除此之外，他只是在经过仔细考虑之后，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出来活动。 在交友方面，阿尔弗里德·诺贝尔是如此地特别，而且经验使得他那么多疑，以至于能够算得上朋友的人寥寥无几。他们是经过考验的，并且还要继续经受考验，而这是需要时间的。从他的早期起，所交结的朋友有西奥多·温克勒、阿拉克里·利德伯克、卡尔·奥伯格、阿道夫·阿尔塞尔·诺登舍尔德和索尔斯德·诺登费尔特等人。此外，还有他的侄儿伊曼纽尔，扬斯特罗姆兄弟，以及拉格纳·索尔曼等后期他所交往的一些朋友。 对于诺贝尔来说，休息是生活中无关紧要的一件小事，因此，同工作相比安排得很不合理，并且显然只是在绝对需要的情况下，才进行休息的；当技术上的劲头促使他继续干下去的时候，他是不允许休息来侵犯工作的。 至于娱乐和公认的那些取得乐趣的活动，诺贝尔虽然广泛熟悉，但却更加是一个消极的旁观者，而不是一个积极的娱乐活动的参加者。朋友们曾经谈过他平静的赞许和慈祥的微笑，却没有提过他的兴高采烈和放声大笑。看来在他的整个一生中，他始终格守自己年轻时的意见，认为消遣同宗教一样，并非由一套料理或体势构成的，而是通过研究自然的伟大课题来取得的。他在这方面始终有着浓厚的兴趣。在他那难以驾驭的工作热情中，他既不是为了追求诺如名誉和黄金之类人们常想达到的目的也不是为了争夺权势，更不希图有了这一切后就会有的奢侈的生活方式。也正是由于这个理由，几乎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诱惑他。 在他一生六十多年的生活中有四十年主要是由三种不同的活动来填补的：技术试验工作，这项工作吸引了他一生的兴趣，他感到在这方面是得心应手和满意的；实业事务和组织工作，在这方面他由于有自己的专门知识而得到好处，但却认为这仅仅是一种必要的东西，然而，由于它的复杂性，又是一种讨厌的祸害；旅行，这是出自另外两件活动的需要，虽然在他那个时候，旅行是件疲劳和不舒服的事，但对他这种不肯休息的性格来说，却是非常相宜的。因此，乍一看来，他好象除了工作以外，就根本没有时间来作别的事情，但是这种观点，由于下面的考虑而有所缓和。 诺贝尔的发明和实业事务工作，以及同外部世界有关连和影响的一切，大部分已探讨介绍过了，没有谈到的只是他的旅行。这些施行已经不时地在文字上接触过，但却从未仔细地加以叙述，他的旅行在当时来说，不仅次数频繁，而且范围也是异乎寻常的广泛。如果我们查阅他的书信和帐簿，检查他的图书和与他本人有关的证件，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几个新的生活侧面的火化。 原始材料和无数电报与信件的内容，流露出这些旅行都是有充分计划的，它们经常包拈在某处著名的温泉场或疗养地逗留一段时间。这就是诺贝尔所进行的休养尝试。他的休息是通过交换一下景色进行的，但对于他正在设法解决的那些问题，却一点也没有放松。虽然他经常表示愿意丢开工作完全休息一下，然而却一直做不到。许多问题和“尼夫尔海姆鬼魂的作崇”，以及信笺和地址簿，都在到处陪伴着他，而他旅途中写的书信，一点儿也不比在家的时候少。 在一八六六年至一八九六年间，他曾多次去过一些欧洲的疗养地，停留的时间长短不一；他更喜欢到德国、奥地利、法国、瑞士和意大利各地去旅行。冬天他到南方去，夏天则到北方去。正象人们所料想的那样，这些地方通常是在他的几座工厂和公司总部的旅途之间，而他则通过周密的思考，而把那里当作歇脚的地方。因为他有许多不寻常的疾病——他在书信里讨论过这些病，因此，不难得知在他的旅途中，他常常去找一些被人推荐、但他却并不信任的专家们，来治疗这种或那种病症；但他只接受诊断检查，却从不坚持治疗，也许在开始治疗之前，就对这些专家们进行挖苦性的批评了。 书信表明，诺贝尔经常因为同某个人有约会，而出现在一处疗养地，例如，要见住在遥远的圣彼得堡的哥哥路德难格，或者他有事与之相谈的某工业大王。他经常去访问德累斯顿这座美丽的小城，因为他曾说过：“它始终是我最喜欢的地方，我愿意回到那里去。”但对他这种喜欢的真正理由，则不甚了解。奥地利时髦的温泉伊斯什尔，是他在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最常去的地方，只是因为他所珍爱的那位年轻的女人，不时住在他在那里买下的一座漂亮的别墅里；关于这位女人的情况，我们以后再谈。他在伊斯什尔得不到休息，就我们所知，他在那里的逗留，并不能给他带来有利于身健康的自由。 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起，他在苏黎世的湖上有一只自己设计的小巧美观的游艇，这是世界上第一只完全用铝制成的游艇。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我们看到这位六十岁的老人，在这个群山缭绕的湖面上，同各种客人坐在游艇上，他们穿的是浅色衣着，而不是乘坐游艇的服装。在这类游览中，他有一次曾照过一张相片，这是唯一保存下来的一张可以看到在假日里满意地微笑着的阿尔弗里德·诺贝尔的照片。 诺贝尔经常利用旅行作为拒绝参加一些大型正式活动的借口，因此他不时匆匆忙忙地外出作一次小的旅行，以便躲避这类事情。由于出自礼貌，特别由于他是一位虑事周全的人，他当然也不能全部躲避这些活动。请柬和感谢信表明，有几次他曾是法国总统（朱尔斯·格雷维，于一八七九年至一八八七年任总统）在爱丽舍宫招待的客人，并且被安排在非常显著的座席上。从一封信上看出，诺贝尔有一次曾因为没有被邀请出席一项公共活动，而表示不满。这就是在一八八二年春天举行的圣哥特哈德铁路的正式通车典礼。他自然对此是很感兴趣的，因为在完成这项巨大工程的过程中，技术上获得成功的最有决定性的因素之一，就是他的新型爆炸胶。诺贝尔用下面这段话来发泄他的愤怒：“据谣传，由于加速完成这条铁路，黄色炸药和炸药胶的费用仅在利息方面就给它省了好几百万，但这一定是个误会，因为要不然的话，即使最没有教养的乡下佬，也不会忘记给我送一份出席典礼的邀请书。” 在诺贝尔的时代，乘火车长途旅行并不舒服，而是充满了颠簸、煤烟和灰尘。他把那狭窄的车箱称为“我的转动的监狱”。他乘坐头等车箱旅行，这一方面是为了不受干扰，另方面则因为他晕车，并且因为他很瘦，需要有软席坐位。每当冬季，在一些大城市里，他不住在那些大型的豪华旅馆里，而是找那些名声好并且安静的旅馆住。然而，每当夏季，在那些水乡城市，他则摆摆阔气，总要在最好的旅馆里要一个套间，而且喜欢窗户对着广阔的湖水、公园或者花园，但必须是在背阴的一面。他很喜欢花儿，在他为自己修建的三座私人实验室的院里，没有一座不带有一个管理良好的花园。 他喜欢空气流通和宽敞的屋子，并且非常讲究个人卫生；讨厌拥挤和狭窄的房间，以及不整洁的状况。从他的言语来判断，人们可以设想，他可能患有轻度的幽闭恐怖症，由于心脏毛病带来的反应，他还惧怕自己出现假死的情况而被活理，他经常在信里谈到这一点，甚至在遗嘱里还提到它，并且还作了详细的指示，防止在他死的时候出现这种情况。 诺贝尔是位眼光敏锐的旅行家，也是一位对天下事善于鉴别的观察家。在他的书信中，包含着如何对他访问过的地区的自然资源进行商业和技术开发的建议，并且对一些温泉地区的风景和内部情况作过描述。他对上流社会的周围事物和类型所作的直率、尖锐及非常有趣的评价，以及对象特鲁维尔、卡尔斯巴德或者圣莫里茨等鲜花之城的生活所作的描述，都是相当精彩的。正象他笔下所写的别的东西一样，这些评价和描述，也受到当时情绪的强烈影响，有的最为滑稽可笑，有时则非常阴惨粗俗；他毫不犹豫地直言不讳，特别是对象阿拉里克·利德伯克这样值得信任的朋友们，更是这样；而那位利德伯克，在性格和幽默方面，同他自己非常相似。 诺贝尔在他的整个一生中好学博读，对一般知识也渴求了解。每当旅行的时候，他似乎比平时更自由地去作他喜欢作的事情，而且总想把自己的观感告诉别人，不管这些细腻的观感是使人高兴的，还是使人扫兴的。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在旅途中，喜欢欣赏海洋，沐浴清风，眺望星空和沉醉于大地的芬芳，但却不喜欢同人们交谈。有一次在一个著名的温泉场，他在到达的当天便匆匆离去，并且写道：“这是一块悲哀的境地，在这座虫蚀的行尸走肉博物馆里，那些能够在一分钟内走上超过一步路的人，比较起来就算是最健康的了。但是毫无疑问，这里的生活费用一定低廉，因为只要看到自己的这些同类，人们马上就会失掉胃口。” 他对马的兴趣，使他常去赛马场；在邀请的客人、甚至是女士们的陪同下，他也到展览会、戏院和娱乐馆去，不过在参观娱乐馆的时候，他“并不提供任何赌注，只是在台子上放一点小钱而已。” 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对于他在国内外所经历的一切，都有着明确和非常独特的见解。因此很可惜的是，只有那些文字评论为后代保存了下来；但人们从这些文字评论中可以推断出，他口头表达的那些观点，也同样会是直爽、值得注意和富于启发性的，当然，除非他在生人面前由于腼腆和谦虚，而把自己的舌头管得紧紧的。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这位一生几乎没有幸福的多方面的和矛盾的人，对于他所有的成就与经历，就只能通过文件透露的东西来进行了解了。证据表明，他仅有的真正幸福的时刻，除了在实验里创造乐趣之外，就是他同妈妈在一起的时候。每当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他就经常去拜访他母亲，不过，每年九月三十日他母亲生日的这天，他总是要去看望她的。他在五十岁那年曾经写道：“假如斯德哥尔摩不是座落在离北极星三步远的地方的话，那么，我就会突然地跑到那里去过圣诞节，并且捧着我的盘子，要一块布丁吃。” 和平之友 关于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和他的和平奖金的文献及其争论表明，在他对和平感兴趣的基础从何而来这个问题上，有着不同的意见。有些人认为，他的和平兴趣，在年轻的时候并不明显，只是到了晚年由于受到外部影响，才发生了这种兴趣。另一些人认为，作为一个被用于战争的炸药的发明家，竟然变成一位和平旗手和促进者，这是一件了不得了事情。还有一种说法是，也许他是为了减轻内心的惭愧，试图对他的炸药在被用于战争和其它暴力行为中所造成的那些破坏性的结果进行补偿而采取的一种办法。 有大量材料可以驳斥这些观点。他对为了和平目的而发明的炸药，也会被用作战争的武器这一点，曾经表示过忧虑；但是，他既没有良心上的责备，也不对通过维护和平的努力能够制止这种朝着错误方向的发展抱有任何希望。他对黄色炸药作为矿业和交通运输业杰出的助手这种正当的主张，在内心里深信不疑，但他也曾说过：“世界上没有任何能够不被误解或不被人讲坏话的事情。”作为一个充满了矛盾的人，他走得更远一步。特别是在一八八七年发明了混合无烟炸药之后，他曾多次宣布说，如果能将炸药在技术上完善到一种可怕的破坏程度的话，那么，他认为它就会成为歇制战争的东西。他争辩说，只要知道还有这种可怕的炸药存在，就将制止人类使用它们作为战争的武器，从而也就促进了和平。通过早在一八七六年表达的这一具有远见的思想，他象通常一样，远远站在他的时代前面。 如果人们对他从二十岁直到六十岁期间以言论和行动表现出来的思想方法进行研究的话，就会发现诺贝尔对涌向他的大量建议，都曾急切地予以考虑；这些建议很快便会唤起他自己的意见，而这种意见则常常是非凡的，并且很少有含糊不清的情况。他并不是在任何程度上也不受别人影响的。 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对战争的厌恶和对和平的兴趣，在他的生活中可以追溯到多么早的时候呢？经过周密地研究之后，人们倒想回答说，那也许是生来就有的，并且被他早年取得的关于人性的概念所证实，正象他所说的那样，这种性格是“通过学习与研究自然本身这座大课堂的课题”而产生的。他相信他曾对这些课题正确地予以解释，这就是为什么他对于大多数事物有他自己非常明确的观点的原因。 因为在童年长期身体多病，他被迫成为一个习惯于用脑子警觉观察事物但却并不活泼的孩子；这种情况甚至在他的童年时代，就使他养成了沉思的倾向，对于生活奥妙与世间罪恶的观点，在他青年时代的文学创作中，以及在他作为一个成年人的书信中，经常再现出来。他成为一个不带偏见的追求者和自由的渴望者。他越来越多地相信，人类的进步与幸福，最好是通过和睦与协调来争取。他有一种勇敢的开拓精神，但却丝毫也没有权利的欲望，更没有任何去征服别人的领土和掠夺他们的财产的意愿。同个人进行争吵，对他来说是件格格不入的事。他在一八八三年曾写道：“我避免争吵，就象躲避瘟疫那样，即使对那些给我充分理由与之吵架的人，也是这样。”因此，他憎恶国家之间的战争，这种战争在通常情况下，不过是个人之间的争权斗殴被扩大为集体的舞台表演罢了”他对于这种战争的动机，往往是无法理解的。他的信件对于他的这种态度，提供了很多证明。 就我们所知，诺贝尔并没有留下关于他在青年时代所经历过的美国南北战争和克里米亚战争对他的影响和他的反应的材料。但是，在一八五五年九月十三日寄往瑞典的一封信里，有几行字给了我们发现这位年轻人在战争期间思想状况的线索。正当伊曼纽尔·诺贝尔同他年轻的儿子们，在政府的命令下，在喀琅施塔得城堡紧急从事防御性的雷器制造工作时，阿尔弗里德写道：“这个地方当然不会给我留下任何使心灵愉快的回忆。……因为在俄国，对沙皇的祈祷要放在对上帝的祈祷前面。”象他这样一个着迷于技术事务和试验的人，竟然写出这样的话来，可以设想他的不快是由造雷工作的军事和破坏性质所引起的。 他年轻时代能藉原文欣赏世界文学，这意味着十八岁时诺贝尔在书的领域里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运用自如了。自由派及具有乌托邦和平主义思想的雪莱，对诺贝尔的文学尝试曾有影响；他从雪莱身上发现一种混杂着宗教、批评和世界改良色彩的思想方法，这同他自己的性情及对于道德的一般态度是吻合的。由于他的科学性质和职业的因素，诺贝尔当然更现实些，并且追求那些比较可取的目标，但是，特别在和平事务这类问题上，他受到了雪莱的激励。然而，如果认为这位英国诗人就是使诺贝尔倾向于世界自由与和平的引导人，则恰恰是混淆了因果关系。首要的因素是他自己的性格，这种性格在具有同类精神的那些激动人心的作品中，找到了共鸣。 诺贝尔在日常生活中，一直躲避那些无事生非的人，以及那些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粗暴扰乱别人的人。他有很多办法来避开经理与公司之间的冲突和那些经常发生的专利权诉论。他首先主张和解，在和平的气氛中工作，并且在友好的基础上加以解决，即使这种解决在当时要使他蒙受损失或付出巨大的代价也在所不惜；他认为从各种角度来看，这种作法都符合最大的长远利益。他所经历的为时最长的化学诉论案，即线状无烟炸药那场官司，就是一个良好的例子。这场官司是由诺贝尔炸药公司在违背他所表达的意愿的情况下发动的，结果造成几年不愉快的忧虑和巨大的经济损失。诺贝尔感到在不用战争来解决国际分歧方面，就好象在日常生活中一样需要和平的工作环境。诺贝尔曾以各种语言在很多场合把战争称为“恐怖中的恐怖，各种罪恶中的魁首”。 在一些辩论和书籍中，曾指出奥地利的和平战士伯莎·冯苏特纳（她出嫁前的母家姓为金斯基女伯爵，1843—1914），是最早唤起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对和平感兴趣的一个人，而他那些关于预防战争的观点，就是由此形成的。在这里，简要说明这一点是必要的。对她所起的作用必须估计到，但不应予以夸大，因为她的影响并不是来得很早，不足以成为一个基本的和决定性的因素。强调伯莎·冯苏特纳的巨大影响这一派观点的主要来源，也许是她在一九○九年写的回忆录；这位于一九○五年获得和平奖金的作者，在她的回忆录里，在谈到她与阿尔弗里德·诺贝尔的关系时，可能给了人们这样一种印象。有几位作家，特别是那些妇女，很自然地曾对这种观点加以鼓励和赞助。然而，应该指明的是，这两个人终生只有三次在一起相处，一次是一八七六年相处了一段时期，另外两次则分别在一八八七年和一八九二年。他们彼此相慕，并且开始通信。自十九世纪的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初期，已知的重要信件就有三十封左右，其中大约有一半是关于和平事业的。当一八七六年在巴黎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当时年轻的伯莎·金斯基来申请当诺贝尔的秘书，她自己在那个时候曾经说过，她对于和平没有任何积极的兴趣。在她的回忆录里，她讲过在那个时候，正是诺贝尔本人提出了取得世界和平的手段这个问题。尤其说到：“我真想发明一种具有那么可怕的大规模破坏力的物质或机器，以至于战争将会因此而永远变为不可能的事情。” 十几年后，当他们于一八八七年冬天在巴黎诺贝尔的家里再次相会的时候，伯莎·冯苏特纳在俄国的高加索度过多年的艰苦生活后，刚刚回来不久，因此带来了对于俄土战争恐怖情况的生动印象。她现在完全被和平运动的思想所吸引住了。这种和平运动在政治动乱时期，由于威廉·洛温萨尔等几位著名创始人的推动，正处于发展时期。她已经打定主意，要为这种思想而工作。 然而，直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大约是在一八九二年，当她于伯尔尼和苏黎世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与诺贝尔相处的时候，就和平事业交换思想与信件的事，才算真正开始。如果注意到他们之间的会见是依诺贝尔的典型脾气安排在苏黎世湖他为之骄傲的那艘铝制游艇上，是件很有意思的事。 这时候的伯莎·冯苏特纳，已经成为有着几部著作的著名女作家了。她的书，包括一八八九年出版的那本曾引起很多议论的和平呼吁：《放下武器》。她在维也纳建立了一个“和平之友协会”，并且成为当时正在进行中的第四次世界和平大会的领导成员。她对于自己的信仰与宣传，几乎是一个狂热者；从那时候起，她煽动着阿尔弗里德·诺贝尔的热情，并且在对于这一运动有意义的几年斗争中，一直不断向他通报她的活动以及她的追随者们的情况。她经常向他提供大量的剪报、宣言、呼吁书和小册子，以便使这个有钱的单身汉象她给其写信的很多别的人一样，不能忘记在这项有价值的事业中需要花费大量的钱。因此，正是在这几年里，即从一八九一年至一八九五年期间，而可能不会是更早的时候，她在和平问题上，或者于他在遗嘱中写上了关于和平奖金的条款这一点上，可以被认为是曾对诺贝尔的态度起过影响作用的人。 从诺贝尔的书信中可以看出，尽管他健康状况不佳，并且有着很多各种急迫的事情要作，他仍然与其他一些为和平运动工作的理想主义者们保持着接触。早在一八八五年四月，也就是在与伯莎·冯苏特纳于巴黎相会之前的两年多，他在给比利时的一位和平倡导者的信中写道：“我越来越多地变成一个哲学家了。我对于未来的梦想，与迪奥克莱蒂安那块用忘河之水浇灌的卷心菜园有点不同。我听到的炮声越多，看到的流血、合法的掠夺与得到许可的报复越多，我的这种梦想也就变得更加栩栩如生和强烈难忘起来。”他在一八八六年一月给一位英国朋友的信中写道，他对于“在这个爆炸性的世界上能够看到开放得象玫瑰花那样鲜红的和平之花，抱着越来越真诚的希望”。 一八九一和一八九二年是重要的两年，因为诺贝尔关于解决和平问题手段的思想，在那时已经成熟到他觉得能向私人朋友以及几位和平运动的代表来阐述它的程度。在这里只能将这些信件和声明的梗概简单地摘述一下。虽然他的这些思想是高尚与理想主义的，但却构成了一种摆脱幻想的观点，诺贝尔是以现实主义的思想出现在这方面的；此外，这些观点也许正是和平奖金思想的核心。 伯莎·冯苏特纳总是感情激动、罗罗嗦嗦地鼓吹着一些崇高的雄心勃勃的计划，他以尊敬而客气的态度给她写信，但却有着很多反对的意见。在和平目的的重要性与渴望实现这些目的的紧迫性方面，他完全同意她的观点；但是，对于她和各种和平组织打算采用的方法，他却深表怀疑。她与这些和平组织关于总裁军的思想，被他认为是不能实现的而加以拒绝。一八九一年，她在寄去很多政策声明之后，接着要求他为在伯尔尼举行的和平大会捐献经费，她接到的钱数较少，并且还附来了下面一段话： “我认为缺少的不是金钱，而是一个真正的纲领。只有良好的愿望，并不能确保和平。同样，宴会和冗长的讲话也无济于事。人们必须拿出一个能为那些有好意的政府所接受的计划来。裁军的要求，实际上只能使自己成为荒谬可笑的，而不能使任何人得到任何好处。关于立即建立一座仲裁法庭的呼吁，将同上千种偏见发生冲突，并使一切有野心的人都变成你的敌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人们必须以适度的开始为满足，并且按照英国的法制去做，在英国的司法中遇到难以决定的案件时，就制定一些只在两年或一年内有效的临时法。我不认为会有很多政府拒绝考虑这样一种温和的建议，如果它能够得到杰出的政治家们支持的话。例如，要求欧洲各国的政府接受为期一年的约束，能将它们之间发生的各种纠纷，都提交到为了这一目的而建立的仲裁法庭上去；或者，如果它们拒绝这样作的话，至少能在同意的时间内，不采取任何敌对行动，这种要求并不太高。这看来是件小事，但只有通过满足于这种很小的进展，人们才能够取得重大的结果。一年的时间，在国家生活中是无足轻重的，甚至就连那些最好斗的部长也会说，在需要使用暴力破坏这项短期协议的时候，一年时间并没有什么真正的价值。当限制期满时，各国将急忙把这项和平协议再延期一年。就这样在不造成任何担忧和几乎是察觉不到的情况下，就可以取得长期的和平。只有到了那个时候，才有可能来逐渐考虑那个为所有正直的人们以及几乎一切政府所希望的彻底裁军问题。假设尽管有了这一切，两个政府之间仍然爆发了一场冲突，在那个时候，会不会有这样一种最大可能，即在十之有九的情况下，将于它们必须遵守的强制停火的期间内，有时间来平息这场冲突呢？ 阿尔弗里德·诺贝尔混在人群里在没有被人认出的情况下，参观了在伯尔尼城举行的和平大会，并且由于这次参观的印象，他决定以某种方式进一步积极地参加和平工作。因此，他在一八九二年聘请了一位退休的土耳其外交家，即格雷戈里·阿里斯塔奇·伯伊，他的任务是“让诺贝尔经常熟悉政治潮流和欧洲和平工作的进展情况，并且试图在报刊上开展和平工作”。这项合作的结果是微不足道的，但他们之间的信件往来却是很有意义的。 在向阿里斯塔奇提出了类似他向伯莎·冯苏特纳建议过的那些观点后，诺贝尔说：“我对于那些胜任的头脑严肃的代表人数的迅速增加，感到吃惊；但对于那些坏事有余的空谈家们荒唐无益的行为，也感到异常惊讶……所有的政府，对于避免象布兰杰之类的个人冒险家所一再挑起的那种战争，无一例外地都会感到兴趣。如果人们能够找出一种减少这类战争的次数的办法，也许多数政府将会感激地接受这种办法。我曾问过自己，为什么不能象个人之间的决斗那样，在国家之间也规定一套决斗法来。被指定的证人将研究一下这场决斗的理由是否充足。如果这种初步的检验仍然不能制止这些国家相互发动战争的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有谁会去冒险招致人人痛恨，或者遭到群起而攻之的危险呢？至于证人，既可以从中立国政府，也可以从象贵族这类的法庭或者其它的最高法院当中来进行挑选。如果我能够推动和平大会工作前进的话，哪怕是只前进一步也好，我将会感到非常愉快，并且为了这一目标，要找花多少钱我都在所不惜。不应用这件事看成仅仅是一种乌托邦思想，因为亨利四世的政府为经严肃地这样作过，只是后来被拉维拉克不幸地将它中断了。附带地说一下，自一八一六年以来，总共有不下六十一起国际纠纷，就是通过仲革取得解决的。这足以证明，如果说国民还处在糊里糊涂的状态的话，那么，政府却并非如此。” 同年在给比利时的一位和平之友的信中，诺贝尔写道：“我已得出一条结论：唯一真正的解决办法，是由政府签订一项约束它们自己的条约，以便联合起来保卫每个遭受攻击的国家。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导致部分裁军，而部分裁军才是唯一可能实现的事情，因为必须有一支武装力量来维持治安。从前的一些政府比起它们的公民来，更加目光短浅、心胸狭窄和喜好争斗。现在的情况则似乎是，各国政府常常作出努力，来使被恶意的报界煽动起来的愚蠢公众的感情冲动平息下来。” 诺贝尔关于争取和平的办法的观点，也许会被看成是奇怪的，但是，人们必须记住由他的职业造成的那种奇妙的中间立场。在这位发明家所从事的炸药和混合无烟炸药的职业背后，始终有着一种真诚的愿望，即能够通过改进炸药方面的技术，使得战争成为不可能的事。战争将象过去那样，由战争本身来加以遏制。这就是为什么他在给伯莎·冯苏特纳的信中能够写出他那句著名的、也许是举世皆知的警句：“我的那些工厂，可能在你的和平大会之前，就会让战争消亡。因为，在两支军队彼此能在一秒钟之内相互消灭掉的那一天，一切文明国家肯定会在战争面前退缩回去，并将裁减它们的军队。” 他的这些直率的、几乎是预言性的语言，使得这一观点变得更加有力。据军火大王施奈德的儿子（在法国勒克勒佐市开设施奈德公司）说，诺贝尔于一八九○年在巴黎的一次讨论会上曾经表明：“仅仅通过努力提高战争武器的精密程度，并不能够为我们保障和平。炸药的有限作用，是这方面的一个巨大障碍。为了弥补这一缺点，必须使战争对国内民众的杀伤力也能象对前线军队的杀伤力一样大。让临头的危险环绕在每个人的身边，先生们，你们将会看到一项奇迹：如果武器是细菌学的话，那么，一切战争便会很快地停止下来。” 诺贝尔从来不用旁敲侧击的办法来表达他的意见。他在此后的年代中，一直认为对破坏和平的国家实行有力的集体干预，是防止战争发生的最有效的办法。这方面的例子很多，但是，只要从他给伯莎·冯苏特纳最后的两封信里摘录几行光辉的文字作为结束语，也就足够了。他的思想与后来作为国联与联合国基本原则的那些思想非常一致。同时，这些思想对于他在遗嘱中关于和平奖金的规定，也起了预示的作用。 他在一八九二年十一月写道：“仲裁法庭将从所有的中立国得到一项关于进行制裁，甚至动用武力来进行制裁的保证。让我们承认这一点：什么都比战争好。一切边界都是不可侵犯的，并且发表一项宣言说：任何侵略者都将遭到整个欧洲的反对。但是，这并不适用于裁军，我甚至不晓得现在是否值得希望裁军。从最低层来的一种新的恐怖势力，正在使自己成为一种黑暗中的狂暴，人们好象能听到发自远方的空幻的隆隆声。但是，由联合部队的力量来保证的和平，将使一切和平的破坏者们懂得尊重，并将很快使紧张得到缓和。我们将会看到，各国的常备军将怎样逐年减少，因为各国将不再存在一半居民是杀人犯、另一半则是他们的受害者这种情况了，自然也就没有必要来维持那么多的常备军了。” 一八九三年一月，他又写道：“我很愿把我的部分财产留作一项基金，以便用来每隔五年颁发一次奖金（比方说发六次吧，因为如果在三十年内，人们还不能成功地将现今的社会状况进行改革的话，那么，我们将不可避免地堕落到野蛮中去），奖励那些以最有效的方法为实现欧洲和平作过贡献的男人或妇女。我讲的不是裁军（因为我们只能慢慢与谨慎地达到这一理想），也不是那种强制性的仲裁。但是，我们能够而且应该至少很快达到这样一步，即所有的国家都相互承担义务，来共同干预对付和平的破坏者。这将是使得战争不可能发生的手段，并且是迫使最残暴无理的国家或者接受仲裁或者保持安静的一种办法。如果三国同盟能够包括所有的而不是三个国家，那么，和平将会在今后几个世纪内得到保障。” 在这里，我们又一次遇到了那位充满了内在矛盾的阿尔弗里德·诺贝尔。作为一个异常尖刻、并且在大半生涯中持守如恒的悲观主义者，竟然在他心灵的深处是一位他从来不曾是过的最坚定的乐观主义者。他多少是一个梦想家，相信一般开导的高贵力量，相信科学使人类幸福的能力，并且相信持久和平将取代“武器和其它中世纪的遗物”。那就是为什么他能够说出：“传播教导就是传播繁荣——我指的是一般繁荣，而不是个人致富。而有了繁荣，作为黑暗时代遗物的多数邪恶将会消失。征服科学研究和它不断扩大的领域，唤起了我们这样的希望：那些细菌从灵魂到肉体将会逐渐被消灭，未来人类进行的唯一战争，就是反对这些细菌的战争。” 他也相信妇女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一八九六年二月他曾写道：“任何走向和平的有价值的一步，都将结出果实来；而朝着这个方向取得真正伟大进步的使命，将会唤醒一切善良与真诚的妇女们的思想感情，而她们的这种思想感情，将会传播到后代身上。将来的年轻一代的头脑，将要受到它的鼓舞。” 这几行字是在他去世那年写的。它表明他对和平的热烈兴趣一直怀抱到那么久，并且按照他自己的思想方法加以塑造，一直发展到一八九五年在遗嘱里所表达的最后形式；这种和平热情，，一直陪伴着这位理想主义者和世界主义者，直到他的生命结束的时候。 阿诺贝尔生活中的女性 阿尔弗里德·诺贝尔终生是个单身汉。在一些关于他的书里，曾有这样一个说法：对于这位不平常的、拘谨的人来说，唯一真正有意义的女人，就是他的妈妈安德烈特·诺贝尔，她的母家姓为阿尔塞尔。我们知道他的亲密朋友很少，而他又总想远离人群。他对女人也是这样。他认为自己丑陋，没有吸引力，但他重视知识妇女的社会，每当有时间就到那里去。在他那些经常是妙语如珠的书信里，他曾对投合他的兴趣与经历的妇女，作过很多精辟的评论。 他从他那位不平凡的妈妈那里，继承了她的貌相和很多优良品质，他显然也是她最得意的一个孩子；在这位母亲的一生中，都受到他巨大的尊敬和孝顺。他们之间的相依为命使得他们的生活无论在幸福或逆境中，都过得很充实。 最近的研究，以及某些无法得到现在已经死去的人同意因而在本世纪五十年代前不能发表的文件表明，那种认为在他的私人生活中没有别的女人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至少有另外三个女人曾经进入他的生活。 前面已经引用过他的那首自传诗《一则谜语》。这首诗是在一八五一年他第一次到国外进行学习旅行期间或此后不久写的，在这首诗里，他曾传记性地描写了巴黎的光明面与黑暗面。从这首诗里，我们还知道他在那里逗留期间，曾包括着他的第一次热恋。当他深切感到孤独的时候，在那里发现了一个“既好且美”的姑娘，这位姑娘回报了他的爱情，并且给了他直到那个时候“一直象枯燥的沙漠一样”的生活以爱情，使他第一次尝到着迷的幸福感。他们成为“彼此的至福”，但是，他们的幸福不幸为时不长。当他还在巴黎的时候，她突然死去，这给他带来了第一次辛酸的失望。他对年轻时代这一强烈的悲痛作了描写，说这种悲痛使得他“这个在繁忙世界里的孤独行路人，决心把他的生命献给高贵的事业。从那个时候起，我就不曾享受到人间的欢乐。……但是，我已经懂得去研究大自然的知识，去领悟它的篇章，并从它的深邃里，来为我的忧伤汲取一种安慰”。 这个不知名的姑娘，早就消失在时间薄幕的背后，但这件事在阿尔弗里德·诺贝尔的敏感的脑海里的长期影响，却是不言而喻的。 就我们所知，在他四十三岁那年，他的希望之火再次燃烧起来。不能否认的是，在一八七六年春天，当他录用漂亮、聪明和迷人的伯莎·金斯基女伯爵作为他的秘书时，他几乎马上就对她发生了兴趣，满希望她能在他那个美好的家庭里，成为一位虚席以待的适宜的女主人，并曾为她可能成为他的妻子这一想法捉弄过。我们知道他曾问过她：“你的心是不是还自由？”诺贝尔得到的回答是否定的。虽然这个回答对他来说也许是个打击，但它却导致了彼此相互尊重的终生友谊。当她已经成为著名女作家、和平旗手以及伯莎·冯苏特纳的时候，这两位和平主义者仍然讨论与酝酿着对于世界和平的观点。 在经过一段不长的时间后，伯莎·金斯基突然离开了她的秘书职务去结婚，孤独的魔鬼再次偷偷地走进马拉可夫大街的这所房子里。这段经历，可能为后来在那一年发生的事情开了路，那就是诺贝尔最后试图驱除这个魔鬼，并且设法找一个愿意与他同甘共苦在一起生活的女人。很清楚，他现在感到需要有一个年轻的女人，来作为伴侣和给予他爱情，最好这个女人能象他那样聪明。他写道：“我象别人一样，也许比别人更强烈地感到孤独的沉重压力；在多少个漫长的岁月里，我一直在寻求一个能够与我心心相印的人。”在他与之通信的那些人里，的确有几个女人，而诺贝尔也确实有着能以各种语言向她们表示最大恭敬的技巧。 第三个女人的故事，也是他的巨大爱情和后来他的巨大失望的故事，由于这个故事对他的生活影响很深，因此应该给予以叙述，即使只是简单地讲一下也好。这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在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期间，他那种经常出现的沮丧的思想状态。这个故事对于这位发明家后期的情况，提供了很多解释，否则，这些情况就会是阴暗不明的。因此，它对于整个一部传记，对于诺贝尔作为一个人的完整形象，都是重要的。 一八七六年秋，诺贝尔到奥地利去进行一次商业性的旅行。在巴登贝文疗养地的一家花店里，这位四十三岁的男人结识了索菲（1856—1919）；索菲是位个子矮小的二十岁的犹太血统的美女，出身于维也纳的一个简朴的中下层家庭里；因为她的继母对她不好，这个无人理睬的没娘的小家碧玉，从她的家里跑了出来。 他们经常相见，当她把自己年轻生活中的悲惨故事讲给他听的时候，他为之感动、感到兴趣并且迷恋上了她。他们的大量通信和其它文献材料对于他们长期的交往作了完整的说明。这是一场地地道道的爱情故事，男方是一位有着高度文化教养和自我修养的人，但却是经常生病、神经过敏和猜疑嫉妒的有钱人，他追求的是建立一个气氛轻松、整齐舒适的家庭；女方则是一个迷人的、随和的、但却并不聪明也相当没有教养的、典型维也纳模特儿式的年轻美女，她所追求的是生活享受。这场爱情故事包含着一些令人感动的事例，表明诺贝尔每天象叔父那样地关怀、指导和给钱花，多年来他付出很多代价和花费很多心血，来对她进行训练和改造，以求使她接近于自己的性格和教养水平。这个爱情故事还表明，在开始的时候，她曾试图使他高兴和对他进行鼓励，但后来她却希望摆脱这一切她无法忍受的训练，并且很自然地要去享受合乎她的口味的那种更具有浪漫色彩的爱情。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场类似萧伯纳的《窈窕淑女》的故事；也是一位具有维多利亚时代形象的年纪较大、心情烦恼孤独的男人，与一位以其小巧而贪婪的双手抓住机会猛要渴求的东西——金钱、衣服和娱乐，认为为此必须戒掉年轻人爱情念头的年轻快活的维也纳女孩子之间进行的一场拔河赛。 当然，这种结合是注定要失败的。但在这场悲剧结束之前，十八个年头过去了，其中既有阳光与幸福，也有纠纷与不和。在诺贝尔两年内经常访问维也纳后，我们发现索菲被安置在巴黎的一座华丽的公寓里，过着有各种物质享受的奢侈生活，并且有一些仆人侍候；但在诺贝尔经常出差不在身边的时候，她却过着寂寞冷清与不知所措的生活。诺贝尔在原则和对生活的态度方面，对人对已要求都很严格；并且在他认为一个女人应该具备的良好品德和教养方面，从来不降低他的标准；但是，他感到孤独，而且陷入情海。他在用言语和书信进行劝导的同时，又以他的热心和金钱来娇惯她，因此，在事情的进程中，他自己也应该受到部分责备。 不幸的是，索菲欠缺处在她这种地位的人所应该具有的那些优良品质，例如喜爱安排良好的家庭生活和履行家务责任，勤劳节省，善于理财等，她都很少具备。她对于她自己和她那个穷奢极欲、贪得无厌和节节逼人的家庭，越来越感到厌腻；她开始经常到那些时髦的水乡城市去，在那里以诺贝尔夫人的身份，同一个又一个的崇拜者鬼混。处于失望与无法理解状态的诺贝尔，曾经严厉地申斥她，但却又太宽恕了她。他为她提供车马首饰费，支付旅馆费，并且在伊什尔疗养地为她买下一座漂亮的别墅。她仍然处于不满足、稳不住和无动于衷的状态。他从欧洲各地给她写下许多有指导意义的长信，通常还是用典型的维也纳方言写的；他满怀希望地试图将她从一个懒惰和贪玩的顽皮姑娘，培养成一个聪明和有事业心的女人。后来，看来有些时候好象只是正式地给她写信，通过向她讲述他的兴趣，表达他那些变化无常的心情，作为减轻他沉重的精神负担的一种办法。 完全可以理解的是，她对于他所吐露的关于试验和工程，关于他对石油公司的忧虑，或者他对线状无烟炸药诉讼的厌恶，根本无法领悟；但是人们可以想象到，他对他们一起看过的戏剧经常作出的那些有趣的评论，或者对他建议阅读的那些适宜的轻松读物，可能曾使她感到兴趣。但是，她那些相当简短的回信，是没有文化和难以领悟的，信中所吐露的一些别的细节，也都是潦草写成的。这些信很少回答他的问题，但却充满着贪心的新的愿望，谈论最新式的时装，以及要求增加津贴费。这些要求加在一起，以各种货币来说，常常都是四位数字，还需要为她买法国的长上衣和匈牙利酒，此外，还越来越经常地夹杂着她在维也纳的家庭里的其它成员寄来的讨好的乞求信。 他一年又一年地纵容着她的任性和行为。他为她招聘了一个法国女伴，并且让她参加他的社交活动，甚至在他的哥哥们访问巴黎的时候，还将她介绍给他们。尽管他没有问出口，但显然是想听听他们的意见。这里仅从不同方面举出几个人来。例如保罗·巴布、利德伯克和维克托·雨果，当他们在诺贝尔家里见到她时，都对她表示同情。但他的哥哥路德维格，由于在很多方面比阿尔弗里德和其他人，有着更加严格的观点，则强调自己的弟弟同这个女孩子的关系不相配，并且督促他断绝这种关系。 虽然这一定会伤害自己的感情，但是，诺贝尔在一八七八年至一八八一期间，曾经一再以坚决但却令人感动的慈祥态度，劝她离开他，不要为“老坏脾气”过于担忧，并且去找一个年轻人。“……请设法从一个朴实正派的男人那里，取得真诚、持久和深厚的爱情，并同他建立一种纯实的真正结合的家庭关系，这种家庭关系，与那种不正当的关系毫不相干。他的病（一种初期贫血症），可能更多地是由于一种空虚的感情，以及心中的渴望没有得到满足而引起的，这在你身上，则以多病的形式表现出来……” 从一八八三年至一八九三年这十年期间，也就是从他五十岁到六十岁，在阿尔弗里德·诺贝尔的生活中，是一个极痛苦的时期。形势迫使他违背自己的意志，去进行一些没完没了和多种多样的活动。各种发明，建立工厂，大型托拉斯，令人操心的发明专利权官司和经常的旅行，所有这些都使他疲惫不堪和损害他的健康。显而易见，其结果就是他已经经受不起另外的严重烦恼。他在给索菲的信里写道：“当我被迫充当一个长大成人的孩子的妈妈子，以及成为我所有熟人的笑柄时，我的整个生活都转向苦恼之中。” 他打消了一切想带她到斯德哥尔摩去见他的妈妈和亲属的念头。他的哥哥路德维格在一八八八年的死亡和他妈妈在一八八九年的去世，对他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他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感到孤独和没有根底。那个本来应该成为他在寂寞中渴望的亲密伴侣的女人，相反地却由于愚蠢和难以悛改的挥霍淫逸，从而变成一个消磨精力和费用高昂的障碍物。尽管这一切他还是很喜欢她，并且慷慨地支持她；但在他移居圣雷莫之后，他很少到伊什尔去看望她。她出没于对他来说是完全生疏的放荡淫乱的圈子里，而且不管走到哪里，总要以他的名义欠下大笔的债款。他在信件中，总是用长辈的态度来恳求和忠告她；而她的信，则总是泪汪汪的并且夹杂着一些金钱的数字。随之而来的，是那场不可避免的打击。 一八九一年春天，她在一封令人悲伤和绝望的信中告诉他说，几个月之内，她就要生下一个父亲是一位年轻的匈牙利军官的孩子来。阿尔弗里德·诺贝尔经历过很多严重的考验，并且习惯于听到扫兴的消息，但却从来也不鲁莽行事，他毕竟是一位绅士。他写了一些有感情的话去安慰和劝告她，并且决定不再去看望她，但却通过一位律师为她以后的生活供养作了安排。她收到三十万匈牙利克朗的养老费，这在当时是很大的一笔钱。 这个孩子于一八九一年七月生了下来，是个小女孩。只有一次，即在一八九四年九月，诺贝尔确实见到了索菲和这个当时三岁的孩子，那时候她们已经回到了维也纳。在一八九五年三月七日给她的最后一封信里，当时她正准备与她那个骑兵上尉结婚，他曾写道：“你的孩子是一个可爱的小家伙，现在重要的是将她恰当地培养成人。……但是，你必须放弃你的一切懒惰与愚蠢的思想。总之，你真是一个感情的小人物，而感情是有着伟大价值的。我甚至相信，倘若普拉特斯特拉斯（她的家）远在一百英里之外，你也不会是完全没有良心的”。 索菲的结婚纯粹是一种形式。她同她的丈夫并不住在一起。她继续过着她那种不负责的生活，而且他们两口子都从不同的方面试图敲诈诺贝尔的钱，直到他于一八九六年死时为止。甚至连诺贝尔对她“不会是完全没有良心的”这个希望，也被她放到耻辱堆里去了。因为据拉格纳·索尔曼说，她在一八九七年曾与诺贝尔遗嘱的执行人接触，并且威胁说，如果不给她比遗嘱规定还多的东西，她就要将诺贝尔给她的二百一十六封信的原件出版权出卖掉。这项遗嘱的执行已经由于非常错综的情况，成为一件难事；为了避免可能出现一场丑闻，执行人有条件地买下了这些信件，这样就保证使他们在将来不致遭受任何讹诈。 这位大富翁和那个从后街上来的小姑娘之间的故事，就这样结束了。这种不幸的关系，是造成阿尔弗里德·诺贝尔晚年患有的沮丧和忧郁症最主要的一个原因；这还意味着他是作为一个对女人和爱情感到幻灭的人而死去的。 人们禁不住要问，假如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在他的成年生活中，与一个能够帮助和理解他的相匹配的女人幸福地结合在一起，那么，事情又将是怎样呢…… 诺贝尔机构与诺贝尔奖金 （作者：尼尔斯·斯塔尔） 诺贝尔机构 诺贝尔基金会，是根据阿尔弗里德·诺贝尔遗嘱的规定建立起来的。他的这项遗嘱于一八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也就是在他一八九六年十二月十日去世前大约一年的时间，于巴黎签署的。管理这个基金会和奖金颁发机构的章程，是由瑞典国王于一九○○年六月二十九日在议会颁布的。因此，这个基金会的出现，是在阿尔弗里德·诺贝尔死后大约三年半的事情。 受这一章程的制约机构是： 1．诺贝尔基金会及其理事会和董事会； 2．四个奖金颁发机构：瑞典皇家自然科学院、皇家卡罗琳医学院、瑞典科学院和挪威议会的诺贝尔委员会； 3．五个诺贝尔委员会，分别负责每项奖金事务（其中包括上面提到的挪威议会的那个委员会，它本身就是一个奖金颁发机构）； 4．四个诺贝尔学会，分别对每家奖金颁发机构负责。 五个诺贝尔委员会各有三至五名委员，分别由所属的机构指定。每个委员会可以召集专家参加评议和推荐工作，在某些情况下，它们可以增选临时委员，临时委员有权参与决定。委员和专家们，可以从超出奖金颁发机构本身的范围去挑选，而且不分国籍。委员会的职能走为对口的相应奖金颁发机构，进行筹备工作和提供咨询意见；但挪威委员会由于本身就是奖金颁发机构，因此其职能有所例外。 诺贝尔学会分别由每个奖金颁发机构建立，以便对奖金的执行过程，进行必要的调查，并以各种方式推行基金会的宗旨。后一项职责现在变得更加重要。这些协会及其写在括弧里的成立年份如下： 自然科学院诺贝尔学会（1905），下设物理学部（1937）和化学部（1944）。 卡罗琳医学院诺贝尔学会，下设生物化学学部（1937）、生理神经学部（1945）和细胞研究与遗传学学部（1945）。 瑞典科学院诺贝尔学会，下设诺贝尔现代文学图书馆（1901）。 挪威诺贝尔学会，下设一座收藏关于和平与国际关系方面书籍的图书馆（1902）。 组织、管理与财务 诺贝尔学会的负责人和职员，由奖金颁发机构讨论选择。这些任命均不分国籍。 诺贝尔基金会的理事，由各奖金颁发机构挑选，总共有十五名现事，每个奖金机构选择三名。理事们选举产生基金会的董事会成员，但正副董事长不在此内，他们是由瑞典政府任命的。理事会的其它主要任务是，审阅董事会的年度报告及审计员们的财务报告，并对董事会当年的工作进行审核批准。 基金会的董事会，由五名董事和三名副董事组成。他们从董事会的成员中，选举一名执行主任。董事会的主要任务是，管理基金和基金会的其它财产。 执行主任是基金会的行政负责人。他负责起草基金会投资政策的基本方向，就投资和人事等问题向董事会提出建议，以及管理基金会的各种财产。他还负责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隆重授奖仪式的安排工作。在五任执行主任中，最杰出的是拉格纳·索尔曼，他是阿尔弗里德·诺贝尔的生前友好与合作者，也是他的遗嘱的执行人之一。索尔曼先生从基金会的开始，直到他在一九四八年去世，曾在基金会里担负过不同的职务，应该说他在工作中，始终贯彻执行阿尔弗里德·诺贝尔的精神。基金会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由于他在执行这项遗嘱方面，所具有的严肃热情和所进行的献身工作。随着他的去世，将基金会与这位捐献者联系起来的最后一个人，也就不复存在了。 自从一九二六年以来，基金会在斯德哥尔摩有了自己的办公大楼，即座落在斯图尔街十四号的诺贝尔大厦。 从阿尔弗里德·诺贝尔的遗产接收过来的钱，总共有三千一百多万瑞黄克朗。根据章程规定，将这笔钱的大部分用作“主要基金”（即奖金基金，约二千八百万克朗），剩下的一小部，用来设立“建筑物基金”（行政大楼和每年举行授奖仪式使用的大厅租金）和“组织基金”，五项奖金部门各有一份“组织基金”，用来支付各自的诺贝尔学会的组织费用。 主要基金的增长，是通过每年将它在当年所获净收入的十分之一作为附加资金，通过无法分配的奖金的利息，以及通过把这些无法分配的奖金的全部或部分（不低于三分之一），交付主要基金作为资本而取得的。每年将主要基金得到的净收入，扣除前面所提到的十分之一，然后平均分成五份，交给各奖金颁发机构使用。各奖金颁发机构，都将自己摊到的那份金额的四分之一，留下作为与奖金颁发有关事宜的费用，其余部份则交给各自的诺贝尔学会，每份金额的四分之三，构成奖金的款项。 除了组织基金之外，颁发各项奖金的部门还有由它们支配的“特别基金”和储蓄基金”，作为规定范围之内某些特殊目的的费用。 一切基金和其它财产，均属诺贝尔基金会所有，并由它来进行管理。 总而言之，主要基金的收入，在减去百分之三十二点五（即百分之十的附加资本，加上剩下的百分之九十中的百分之二十五，作为各奖金部门的经费），然后将它分成五个等份，就是每年颁发的诺贝尔奖金的金额。一九○一年第一次颁发的奖金，每份金额为十五万零八百克朗。现在的奖金，在票面上要高出百分之七十左右①，当然在实际价值上，却要比这个数字低得多。从一九四六年起，基金会的财产和由此而来的收入，除地方不动产税外，其它税款均被免除。在这之前，总共交出的税款达一千三百五十万瑞典克朗。据了解，奖金获得者的所在国家，或者在法律上，或者在事实上，也对这种奖金免收所得税—— ①一九八一年，每份奖金的金额为一百万瑞典克朗，相当于一九○一年的六点六三倍。—译者注 基金会的投资政策，很自然地要把保持和增加它的基金，从而增加奖金的金额，作为头等重要的因素来制定。遗嘱本身曾指示执行人把剩余的财产投资到“安全的证券”方面，从而形成诺贝尔基金。在一九○一年最初为董事会制定的投资规则中，“安全的证券”这个提法曾根据当时的情况，被解释为意味着金边证券，或者以这类证券或不动产为抵押的贷款，而这类证券和不动产，主要是在瑞典和挪威发行或存在的。由于两次世界大战及其在经济和金融方面的后果所引起的变化，“安全的证券”这个提法，需要根据现有的经济条件和趋势，而重新加以解释。因此，在基金董事会的要求下，原来对于投资的限制，已经逐渐有所放宽。根据这种情况，自一九五八年以来，基金会原则上可以不仅在证券和有担保的贷 款方面投资，而且也可以自由地在不动产或股票方面投资。 然而，在对外国股票投资方面的某些限制，却仍然存在。这些改变的目的是，尽可能地保护住资本和收入。从而使奖金能够不因货币贬值而降低，并且能够抵得住贷款市场利率降低的情况，而不致使这项资本减少。基金会主要是在瑞典和挪威投资它的基金资本。在某种程度上，也在别的国家进行投资。 诺贝尔奖金 这份遗嘱确定了评判奖金的基本原则。遗嘱的执行人、奖金颁发机构的代表和诺贝尔家族的代表，曾共同为奖金实施制定了必要的指令。如前所述，这些指令包括在诺贝尔基金会的章程以及各种奖金颁发单位的特别规则里；根据指令，所有这些章程和规则，都是从一九○○年生效的（后来有些改动），并且根据关于这项遗嘱的纠纷所达成的一项协议，它们都经过了瑞典政府的批准。 按照遗嘱的规定，奖金将授给那些在前一年里曾经给予人类以最大利益的人；不分国籍，只看功绩。在文学方面，诺贝尔曾规定把奖金授给“带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最杰出的著作”。 根据实施指令，“前一年”这三个字，不一定拘限于只考虑在那个时间之内所作出的成就；也可以包括那些其重要性直到一年前还没有显露出来的成就。另外一个评判条件是，该项成就应该是已经发表出来的。 将文学限制于带有理想主义倾向的著作这条规定，曾使颁发这项奖金的瑞典科学院，经常处于为难状态；并且使这项奖金引起了很多批评性的争论。开始的时候，这句话被狭义地按字义进行了解释，其结果是，使世界文坛很多名将一概落选。“带有理想主义倾向的著作”这个概念，后来逐渐有了改变，现在的那种广义解释，更多地是以其精神而不是以其文学为基础。 某些人已经有权推荐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候选人，而另外一些人则由于受到各奖金颁发机构的邀请，从而被授与这种权利。这两类提名人的选择，都是根据能力作出的；而对于后者，还要考虑其广泛性。各奖金颁发系统的规则略有差异，但在提名权属于个人而不属于科学院或其他机构这一点上，却是共同的。这是为了避免引起公开的讨论和投票，从而可能给那些潜在的获奖候选人造成不必要的难堪。任何对于诺贝尔奖金的毛遂自荐，都要被作为取消资格的一个理由，这在各授奖系统都是这样作的。现将各授奖系统的资格规定，简要地分述如下： 物理和化学 根据章程中第七款规定，下列人员有权推荐获奖人： 1．皇家自然科学院的瑞典或外国院士； 2．诺贝尔物理和化学委员会的委员； 3．曾被授与诺贝尔物理或化学奖金的科学家； 4．在乌普萨拉、隆德、奥斯陆、哥本哈根、赫尔辛基大学、卡罗琳医学院和皇家技术学院永久或临时任职的物理和化学教授，以及在斯德哥尔摩大学有永久性职务的这种学科的教员 5．根据使各国和它们的学术中心能够得到相宜名额分配的考虑，由皇家自然科学院选择至少六年大学或具有同等水平的学院，担任同类职务的人员； 6．自然科学院认为可能合乎邀请目的的其他科学家。 生理或医学 下列人员有权提出获奖候选人名单 1．卡罗琳医学院教学机构的成员； 2．皇家自然科学院医学部院士； 3．以前的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 4．乌普萨拉、隆德、奥斯陆、哥本哈根和赫尔辛基大学医学系的系务成员； 5．由授奖单位根据使各国和它们的学术中心能够得到相宜名额分配的考虑，选择至少六个医学系的系务成员； 6．授将单位可能认为合乎邀请目的的其他科学家； 文学 享有获奖候选人推荐权的人员为： 1．瑞典科学院和其他在体制与目的方面与它相似的科学院、研究所和学会的成员； 2．大学和大学学院的文学和语言学教授； 3．以前得过诺贝尔文学奖金的人； 4．在本国文学创作界有代表性的那些作家协会的主席。 和平 下列人员有权提名授与诺贝尔和平奖金的候选人名单： 1．挪威议会诺贝尔委员会的现任或前任委员，以及挪威诺贝尔学会所任命的顾问； 2．各国全国议会的议员和政府成员，以及议会联盟的成员； 3．在海牙的国际仲裁法院的成员； 4．国际和平委员会常务理事会的委员； 5．国际权利协会的成员和联系成员； 6．大学的政治科学、法律学、历史和哲学教授； 7．曾经获得过诺贝尔和平奖金的人。 征求推荐奖金获得者候选人的邀请书，在颁发奖金前一年的秋天发出去。推荐的名单，必须于授奖那一年的二月一日前，到达授奖机构的诺贝尔委员会。如果把推荐的名单送到了诺贝尔基金会的话，它们将被转交到相宜的诺贝尔委员会那里。二月一日之后，各诺贝尔委员会立即开始对它们所收到的提名，进行初步的工作。被推荐的名单及他们所代表的国家数字，除了和平奖金之外，都有一种不断增加的趋势。 推荐的名单必须是书面的，并且要附来那种能够说明获奖理由的已经发表过的材料。如果提名没有及时交来，或者作为评判的材料不是用任何一种斯堪的纳维亚语言，或英语、法语、德语或拉丁语写的，并且在不付出很大麻烦和花费就无法利用的情况下，有关授奖单位就没有义务来考虑这一提名。 经过对被推荐的那些人的成就进行艰苦、细致的权衡之后，最后阶段的评判工作，便集中到少数几名候选人身上。如果有必要的话，正象所提过的那样，可能请进另外一些专家参加评判，而且不管他们的国籍如何。在九、十月份期间，各委员会推荐的名单，要提交到各自的奖金颁发机构。只在很少见的情况下，还出现一些遗留问题。各授奖系统最后作出决定的日子略有不同，但在十一月十五日前，各项决定必须作出来。在通常情况下，奖金颁发机构会同意委员会的推荐，但例外的情况也并不是没有的，因此，直到授奖宣布之前，谁也难以肯定下来。奖金一般只发给个人，但和平奖金例外，它也可以发给一个机构。对于这种奖，通常不许上诉反对。外交或政治方面对某位候选人的官方支持，对于奖金颁发不起影响作用，因为授奖机构在履行职责方面，是完全独立于国家之外的。 一份奖金，可能以几种方式分配： 1．完全给一个人； 2．由共同作出一项成就的两个或更多的人一起均摊； 3．平均分配给两项成就：或者是每人一半；或者是有一个人摊一半，而另一半则由两名或更多的人共同分 摊；或者是每一半都由二名或更多的人分摊。 然而，在上述第二、三种方式中，实际上还从来没有出现冠军一份奖金被三人以上分享的情况。 一份奖金，也可以留到第二年再发，或者根本不发，但要把它交回基金会。因此，每个授奖系统都可以在同一年内颁发两份奖金，那就是上一年留下未发的奖金和当年该发的奖金。 在裁判过程中所发表的不同意见，均可不作记录，也不得泄露其内容。只有取得的决议，立即公诸于众。各委员会的工作也都保密。对一项奖励所进行的讨论之所以不予公布，一方面是由于考虑，到那些被讲座的人的处境；另方面则因为公众的辩论，可能会对裁判产生影响。正是这些考虑决定了诺贝尔机构在这个不断谈论的公开化问题上所采取的态度。那些企图在一个所谓以可透露的时刻提前去探听秘密消息的作法，从来都没有产生过好结果，还有一个不利和不肯定的地方，那就是事先得到的任何情况，都可能被最高授奖机构的决定所改变，因为它们并不一定要同意各委员会的推荐。 如果任何人拒绝接受诺贝尔奖金，或者在第二年的十月一日前，还没有领他所获得的奖金，那么，按照已经说过的办法，奖金将交回基金会，并将在奖金获得者名单上予以注明。假如有人由于受到外部的强迫或压力而拒绝接受奖金，但后来又愿意接受奖金，在这种情况下，他只能得到金质奖章和奖状，而不能领取奖金，因为这份奖金已经退还给基金会了。 每年十二月十日诺贝尔逝世周年纪念日，将在斯德哥尔摩和奥斯陆举行隆重的授奖仪式。作为惯例，奖金获得者要亲自出席这个仪式，以便领取他们的奖品，其中包括奖金、金质奖章和奖状。同时，奖金获得者通常要履行他们唯一被规定下来的义务，即在授奖仪式后的半年内，要作一次所谓“诺贝尔报告”。 新世界中的诺贝尔奖金 自从诺贝尔立下遗嘱之后，情况的发展，特别是在三个自然科学领域的发展，比任何人所能预见得到的都要快得多。但是，诺贝尔将遗嘱的规定写得非常灵活，以至于在授奖学科之间的很多新的边缘科学，也能够被解释为属于这些学科之一。与此同时，传统科学领域之间的界限，越来变得模糊不清了。因此，从解释的角度看，就有可能在不改变科学奖金份数的情况下，来扩大它们的适用范围。 另外一种趋势是，科学研究越来越经常地被作为一项集体工作进行，或者由不同的科学家们在同一范围内分头进行研究。这一趋势，给奖金颁发机构带来越来越多的困难，从而也就随着出现某些连它们自己也不满意的现象，例如，有时要将一份奖金发给一人以上的情况。在一份奖金需要分成两份而不是联合受奖的情况下，尤其如此。在这种场合里，每项成就都值得单独奖励，因此，本来可以授与全部奖金。在文学与和平奖金方面，这个问题的影响要小得多。 现在更加要求那些奖金颁发机构，跟得上它们主管领域迅速的扩展的进步情况。迄今为止，值得匠候选人就颁的地区来说，仍然是从主要的西方国家中挑选的。这种本文文明的地域，正在迅速扩大之中。此外，即使在现在，人们也能够看出新的文化将会怎样产生，过去的文化又将怎样来唤起一种新的和富有成果的生活。为了使诺贝尔奖金的声誉能够保持不变，关键的一环在于奖金颁发机构对于在越来越多的国家里和被扩大了的知识领域内，所出现的一切最新趋势，都能紧跟不误。这就提高了对于奖金颁发机构的要求，并且增加了它们在工作中所需要的经费。 全世界对诺贝尔机构的工作所普遍表示出来的欣赏，对于它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它们也知道自己在维持这种奖金的国际威信以及其经济价值方面所负有的责任；由于它们对自己的要求不断提高，责任也就变得越来越重了。①—— ①译者注：一九六八年，瑞典银行在它成立三百周年纪念之际，决定设立“阿尔弗里德·诺贝尔经济纪念奖金”。每年由这家银行提供与当年诺贝尔奖金相同金额的奖金，交由诺贝基金会统一使用。诺贝尔经济学奖金，由瑞典皇家科学院负责颁发。对获奖候选人推荐、奖金的评判和授奖仪式的等规则，基本与其它诺贝尔奖金一致。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