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派始末》 “冬眠”中的费孝通吓了一跳 洗去了手上的油腻，结束了炊事员生涯，迎着寒风，他离开“五七”干校，回到北京西郊的中央民族学院。原本胖得有两个下巴的他，此时双颊如同用刀削过一样一般清瘦。 他每天清早，拎着菜篮子去买菜。回家之后，洗衣服，烧饭，带外孙…… 那是一九七二年，六十二岁的他已经超过了退休的年龄，像偃了旗，息了鼓，在酷寒中处于冬眠状态。 忽地，“军代表”找他，拉长着脸，一望而知大事不妙。以为是有什么“外调”或者审问。还好，只是当面交给他一个邮包，已经拆封。 那是从美国寄来的。 他捧着邮包急急回到家中，打开一看，厚厚的英文打字稿。 那是一个名叫戴维？阿古什大学的研究生，正在攻读博士学位。那厚厚的英文打字稿，便是他的博士论文初稿。 论文的标题是： 《FeiXiaotong and Sociology Revolutionary China》 这个标题使人吓了一跳：《费孝通和在革命的中国的社会学》！ 当时，头上扣着“牛鬼蛇神”、“大右派”之类大帽子的那位老人，正是费孝通教授。 后来，费孝通在一九八三年第三期《读书》杂志上发表《我看人人看我》一文，曾真实地写及他当年的心境： “一九七二年我结束了干校生活，返京后不久，费正清夫妇（引者注：费正清为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来华访问，约我见面。当时中央民族学院领导叮嘱我不得用英语交谈。来客也就领会了我当时的处境，交谈中没有提到阿古什写我的传记事。不久我收到中央民族学院领导叫人交来了一个从美国寄来的邮包，面上并没有我的名字。打开一看就是这本传记初稿打字本。当时我的心情凡是受过相同经历的人是可以想像得到的。‘树碑立传’，罪恶滔天，何况又是出于洋人之笔，其祸大矣。我提心吊胆地过了一阵，没有人来追究，总算混了过去，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敢示人。 “这本传记稿本我曾偷偷地读过几遍……不用去捉摸他写我在美国还是个疑案。我也根本没有想过会有这种事情发生。这个稿本引起我的兴趣的倒是在别人笔下看到了‘自己’，看到了人家怎样在看我。经历了多年的‘批判’，读到此稿，真是另有一番滋味……” 当费孝通处于“冬眠”之中，成为地下“文物”的时候，隔着浩瀚的太平洋，居然有“洋人”以《费孝通传》作为博士论文！ 费孝通的厄运，确实令人为之叹息。阿古什书中的第八章，详细写了费孝通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中蒙受的不幸。那时，费孝通成了中国的“名人”，大报小报连篇累牍地批判费孝通。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更是遭到密集性批判。他被斥责为“章罗联盟的军师”。 阿古什写道： “这些批判费孝通的会议确实吓人。他的一位中央民族学院的同事离开中国后对我说，费孝通受了公开的指责和辱骂的折磨以后，体重显着减轻了…… “除了批判大会以外，在舆论界还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费运动，报纸和杂志一连几个月不断刊登批判他及其他右派的文章。我看到批判他的生活、着作和工作的文章一百多篇，此外，还出版了几本批判他的书籍……还有少数的人身攻击，具体例子如下：‘费孝通是章罗联盟的核心人物。他是资产阶级分子、个人主义者、政治投机家，打着“学者”的旗号，实际上是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此外，他一贯为封建地主阶级出谋划策，他对农村问题的主张，不论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暴露出他赤裸裸地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上，是反动的。’…… “很多人谴责他写的《早春天气》那篇文章，说文章对那些只顾研究，不问政治，不要党的领导的知识分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关于把害怕寒流再次袭来的讲话看成是第二次解放，等于说一九四九年他们未被解放……” 周恩来的讲话是怎么一回事？费孝通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又是怎样一篇文章呢？ 倒拨岁月，回到三十多年前的五十年代…… 周恩来的报告使知识分子如坐春风 “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北宋女词人李清照曾经如此这般地勾画出早春天气的特点。 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刊出了费孝通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也谈起了早春天气。不过，比起李清照来，费孝通显然话里有话： “去年一月，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像春雷起了惊蛰作用，接着百家争鸣的和风一吹，知识分子的积极因素应时而动了起来。但是对一般老知识分子来说，现在好像还是早春天气。他们的生气正在冒头，但还有一点腼腆，自信力不那么强，顾虑似乎不少。早春天气，未免乍寒乍暖，这原是最难将息的时节……” 费孝通把周恩来总理的报告，称为“春雷”，那倒是他的心里话，他的文章便是受“春雷”的震撼而写的。 是的，是的，周恩来的那回长篇演讲，对于知识分子而言，是春雷，是春风。 北京。一九五六年一月十四日至二十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省直辖市党委负责人，中央各部长长的会议出席者名单上，写着一千二百七十九个名字，足以表明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 会议的“第一提琴手”是周恩来。一月十四日，会议开幕的那天，周恩来在热烈的掌声中，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在长篇报告中，他的热情洋溢的排比句，使知识分子如坐春风： “为了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第一，应该改善对于他们的使用和安排，使他们能够发挥他们对于国家有益的专长； “为了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第二，应该对于所使用的知识分子有充分的了解，给他们以应得的信任和支持，使他们能够积极地进行工作； “为了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第三，应该给知识分子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 周恩来的话，使知识分子感到无比温暖，春风拂面。 “关于对待知识分子的各种行政性质的问题，因为需要作一些统一的规定和管理，国务院准备设一个中国专家局来负责处理……专家局在关于高级知识分子的各项行政性质的问题上，负有统一计划、统一调整、统一检查督促的责任。” 就在周恩来报告之后不久，国务院专家局成立了，费孝通教授被任命为副局长。这一任命，使他的心中热乎乎的，感到周恩来说一是一，说二是二，正在扎扎实实地“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这时的他，还兼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民主同盟中央文教委员会负责人。 “春到人间，老树也竟然茁出了新枝。”在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之后，费孝通敏锐地觉察到春天的气息：陈达教授是他的教师，是个几十年如一日的学者，社会学的老前辈，桃李满门墙的灰发教授。可是，解放后“报纸杂志上却很少见他的名字，书店里也已经找不到他所写的书。”就在周恩来报告之后，费孝通接到通知，要他出席“讲座陈达先生一篇有关人口问题论文的提纲”的座谈会，老教授写新着了！ 另一位老教授名叫李景达，也沉默已久。这位被费孝通称为“同行的老前辈”的李先生，居然写出新着《北京郊区乡村家庭生活今昔》，在《人民日报》上连载了三天。 费孝通为之兴奋，为之鼓舞：“周总理的报告对于那些心怀寂寞的朋友们所起的鼓舞作用是难于言喻的，甚至有人用了‘再度解放’来形容自己的心情。知识分子在新社会里的地位有了，心跟着落了窠，安了。心安了，眼睛会向前看，要看出自己前途，因此，对自己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有的敢于申请入党了，有的私下计议，有余钱要买些大部头书，搞点基本建设。这种长期打算的念头正反映那些老知识分子心情的转变。不说别人，我自己都把《二十四史》搬上了架，最近还买了一部。 “知识分子这种心情是可喜的，这是积极因素，蕴育着进步的要求……一年多前知识分子苦恼的是有力使不上；一年来这些问题基本上解决了，现在感觉到自己力量不足，要求提高……” 费孝通深切地意识到“春到人间”。不过，他却以为这只是“早春天气”，在暖风中夹着寒流。 笔为心声，他写出了《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披露知识分子亦喜亦忧的心绪…… “草色遥看近却无”的早春景象 费孝通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曾被说成“资产阶级右派进攻的信号弹”。 对于这篇成为众矢之的的文章，周恩来倒曾说过一段中肯、称赞的话。 那是《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见报整整一个月——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在中共浙江省委扩大会议上作题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讲话。这篇讲话稿后来被收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出版的《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一书。周恩来说道：“有一次我来杭州，回去时在飞机上看了费孝通一篇文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把知识分子心灵深处的一些想法都说出来了。共产党也有不少能写文章的知识分子，但这样的文章我看是写不出的，就是有这种想法也是不写的。” 费孝通的文章，是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报告的“反馈”，而周恩来上面这段话，则又是他对费孝通文章的“反馈”。这样的来回“反馈”，有的只是肝胆相照，赤诚相待，没有半点“进攻”、“还击”的火药味儿。 在反右派的硝烟散去三十多年后，重新细读费孝通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发觉这颗“信号弹”，其实只是道出了知识分子的心声罢了。 费孝通的文章，主要谈了知识分子对两个问题的看法，其一是向科学进军，其二是百家争鸣。关于向科学进军，费孝通无非是担心“向科学进军真像一阵风，只‘吹皱一池春水’，如此而已，意见并不很尖锐。关于百家争鸣，费孝通的话，道出了早春天气的寒意： “百家争鸣实实在在地打中了很多知识分子的心，太好了……从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对百家争鸣是热心的；心里热，嘴却还是很紧，最好是别人争，自己听。要自己出头，那还得瞧瞧，等一等再说，不为天下先。依我接触到的范围来说，不肯敞开暴露思想的人还是占多数。这一年来，情况是有好转，在一定场合之下，有些人是肯吐露些知心话了，但是还是相当腼腆的。向科学进军可以关起门来进，而百家争鸣就得抛头露面来鸣，腼腆了就鸣不成。 “究竟顾虑些什么呢？对百家争鸣的方针不明白的人当然还有。怕是圈套，搜集些思想情况，等又来个运动时可以好好整一整……面子是很现实的东西。带（戴）上一个‘落后分子’的帽子，就会被打入冷宫，一直会影响到物质基础，因为这是‘德’，评薪评级，进修出国，甚至谈恋爱，找爱人都会受到影响……‘明哲保身’‘不吃眼前亏’的思想还没有全消的知识分子……想到了不鸣无妨，鸣了说不定自讨麻烦，结果是何必开口。 “另一方面是具体领导知识分子工作的人对于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不是都搞通了呢？也不全是通的。有些人是一上来就有点担心……等到鸣了起来，闻到一些唯心主义的气味，就有人打起警钟：‘唯心主义泛滥了’，‘资产阶级的思想又冒头了’。大有好容易把妖魔镇住了，这石碣一揭开，又会冲出来，捣乱人间的样子。对这方针抗拒的人固然不算多，但是对这方针不太热心，等着瞧瞧再说的人似乎并不少。” 于是，费孝通借用唐朝韩愈的诗句，来形容知识分子的心态：“‘草色遥看近却无’——这原是早春天气应有的风光。” 费孝通其人 费孝通成了一九五七年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名角儿。走笔行文至此，不可不向读者诸君介绍一下费孝通其人。 他，一九一零年十一月二日出生于江苏吴江县同里镇，费家原本是当地大户，但如他所言：“我出生在地主家庭，但到我祖父时已家道中衰。” 费孝通的父亲费朴安读过私塾，后来留学日本，接受了西方新思想，影响了他的子女。在辛亥革命之后，他曾出任吴江议会议长，成了当地的名流。 费孝通的母亲杨纽兰，也受过良好的教育。杨家笃信基督教，她也是虔诚的基督徒。 费朴安和杨纽兰婚后，生四子一女，这五个子女中四个成了名流： 长子费振东的名字，可以从《新中国名人录》中查到。他生于一九零二年，卒于一九七五年。他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南洋公学，加入过中国国民党，从事革命工作。后来流亡南洋。一九四九年九月，他作为华侨民主人士的代表，前来北京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此后，他留在北京，担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常委。 长女费达生毕业于苏州洲墅关蚕业学校，曾赴日留学，成了养蚕专家。解放后，她担任江苏省丝绸工业局副局长、苏州丝绸工学院副院长。 次子费青留学德国，回国后担任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在法学界颇有声望。 三子费霍是一位土木工程师。 费孝通是最小的孩子。他以社会学家着称。其实，他原本应该是一位医生：一九二八年，他中学毕业之后，考入东吴大学医科，学了两年。 改变了费孝通的志趣的，乃是女作家冰心的丈夫——吴文藻。那是一九三零年初秋，二十岁的费孝通来到北平，偶然见了比他大九岁的吴文藻，那时的吴文藻，虽然只有二十九岁，却已经出类拔萃，不仅有着教授头衔，而且是燕京大学社会系系主任。吴文藻向他“吹”起了当时尚属“新兴学科”的社会学，使他为之动心。本来要转学到北平协和医学院的他，居然改换门庭，投到吴文藻门下，成了燕京大学社会学系里的学生。从此，他不再成为一名医生，而是成了中国的社会学家——他用社会学这把“解剖刀”，剖析着病中的中国。…… 进入燕京大学社会系时，费孝通写了这样的自白：“我过去的座右铭是‘洁身自好，于人有益’。生活告诉我，从现在起应该是：从认识中国，到改造中国。” 寥寥数语，清楚表明了二十岁的费孝通的思想所发生的深刻转变。 三年之后，费孝通在燕京大学社会系毕业，又过两年——九三五年，二十五岁的他在清华大学获得硕士学位。 这时的他，处于“春风得意马蹄疾”之际：刚刚成为硕士，他便迎来新婚之喜。新娘是比他低两级的同学王同惠，他俩志同道合。燕京大学校务长司徒雷登出席了俩人的婚礼。也就在这时，他考取留英博士研究生。 从天而降的厄运，给了费孝通第一次沉重的打击： 新婚之后，费孝通和妻子前往广西大瑶山进行调查，准备写一部关于中国瑶族社会的论着，万万想不到，王同惠竟在瑶山遇难！ 一位美国传教士，如此记述了这场灾难的经过： “瑶山的小路曲曲折折的难以辨认，费孝通未觉察到已走入歧途。他们没有想到再向前走会有什么危险。几个钟头过去了，他们既未看到什么人，也未遇到村庄。傍晚时走近一个似门的长竹篱笆，以为是到山民家了，遂急向前赶。那个似门的东西实际是捕虎的陷阱，当走在前边的费孝通踏上机关时，大量石头木块倾泻而下，他受了重伤；右腿几乎断了，左脚关节脱了臼。他被埋在石头下面。费夫人从丈夫身上搬开石块，但费孝通伤势甚重，难于移动。夜幕降临了，他们既无吃的，又无睡的，最后，夫人决定下山求援。但夫人未回来，费孝通躺在冰凉的地上，冷彻肌骨。夜终于过去了，但夫人仍未回来。他开始爬行，直到下午四点，才被同伴发现。费孝通向他们打听夫人的下落，但无一人知晓。他被抬到瑶族村庄，群众被发动起来寻找他的夫人，几天过去了，仍全无踪迹。七天后她的尸体才在山涧被发现……” 《结婚进行曲》余音尚在耳中回荡，短短一百零八天之后，却要响起哀乐沉重的音符！费孝通涕泗纵横，把新婚之妻安葬在广西梧州，亲笔写下这样的碑文： “吾妻王同惠女士于民国二十四年九月应广西省政府之邀特来研究特种民族。十二月二十六日由古陈赴罗远之瑶山道上，迷人竹林道，误踏猎虎陷阱，自期必死。吾妻力移巨石，得全性命。又出林呼援，至夜不返。翌日匐伏下山遇救，回村始悉吾妻失踪，半夜来梦，知在水中，搜山七日，获见于滑冲，水急崖深，怀爱而终。天呼我妻，活我何益？魂其孤寂，速召我来。吾妻年二十有四，归（引者注：指出嫁）只一百零八日。伤哉！费孝通。” 痛失新婚娇妻，费孝通心碎神伤，回到故乡将息。 姐姐费达生尽心尽力照料着孤寂之中的小弟。拄着拐杖的费孝通，难以排遣心中的苦闷，希望寄情于工作。 “我想去农村看看。”费孝通对姐姐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费达生常常下乡，帮助农民养蚕。她雇了一条小船，带着弟弟来到了太湖东岸的偏僻小村——“开弦弓”。这个颇为古怪的村名是由于村中间有一条小河笔直流向太湖，湖岸似弓，小河似箭，得名“开弦弓”。 费孝通在这江南小村开展社会学调查。不久，他完成了两部着作：《花兰瑶社会组织》，王同惠着——用以纪念为此殉身的妻子；《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费孝通着。 所谓“江村”，亦即“江南农村”、“江苏农村”之意。 他终于从痛苦中苏醒。一九三六年十月起，他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攻读。一九三八年六月，他获得英国伦敦大学研究院哲学博士学位。三个月后，他启程回国。那时，北平已落入日军手中。他的老师吴文藻在云南大学社会系，他也就来到昆明，成了云南大学社会系教授。 一九四三年，受云南大学派遣，费孝通教授前往美国，在那里工作了一年。 如他自云：“性喜写作。”费孝通写了大量社会学着作，其中《江村经济》、《乡土中国》英文版的印行，使他在国际社会学界受到重视。社会学与政治休戚相关，他不能不卷入政治。“性喜写作”的他，写了关于中国政治的文章。他于一九四四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此后不久，又主编《时代评论》，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提倡民主，维护人权。这些文章汇编成《民主、宪法、人权》一书，表明了他对当时国民党政府的不满。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晚十时，当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李公朴在昆明大兴街口突遭枪杀，费孝通的政治态度作了一次清楚的“曝光”。他公开发表声明，谴责暗杀李公朴这一暴行： “这是最后胜利的先兆。李公朴的血标志着中国人民争取民主运动的转折点，无疑地从此接近光明。我悲痛的是李公朴未能看到光明行将到来，但他为此流了血。他最后控诉暗杀他的黑暗和‘无耻’。现在让我来慰藉死者，无耻达到顶点即将被消灭。要相信人民，他们将继续战斗下去。” 费孝通发表这样的声明，是冒着生命的危险——须知，李公朴血迹未干，四天后，即七月十五日四十五分，中国民主同盟另一位中央执行委员闻一多在昆明西仓坡又遭惨杀！ 当天夜里，费孝通和潘光旦、张奚若等教授不得不躲进美国领事馆避难！ 此后，他不断地为储安平主编的《观察》杂志写稿。他的文章表明，他在政治上日益倾向于中共。他成了中国共产党的盟友。 也正因为这样，一九四八年，当中国人民解放军朝北平合围之际，身为清华大学教授的费孝通安居于清华园，既没有随一些教授朋友去台湾，也没有随另一些教授朋友去英美。 后来，在一九四九年六月，费孝通在写给一位外国友人的信中，透露出自己当时的心境： “如果我复述这半年的历史，它将是一部很长的故事。我认为我留在北平的决定是正确的。我从解放的过程中学到很多根本性的、很宝贵的经验，它至少给我一个机会，使我反省很多根本性的问题和批判我以前的工作。我又当了学生，在思想改造过程中接受‘再教育’……我也相信如果西方让我们自己建设我们的国家，中国会在我有生之年赶上现代化的西方。解放这个字不是空洞口号，它有具体含义……” 这封信表明，费孝通留在北平之后，与中国共产党人是非常融洽的，他的心情也是十分愉快的，用中国共产党人的“常用语”来说，那是因为费孝通与中共曾经“风雨同舟”，“患难与共”。 费孝通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 此后，他出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 他依然“性喜写作”，他对中国政治发表各种各样的见解。他非常敏感。正因为这样，他会在一九五七年早春发表了那样一篇十分微妙的文章…… 一时间全国上下谈“天气” 自从费孝通的《知识分子早春天气》在“中国第一大报”《人民日报》刊载之后，一时间，对“天气”的言论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话题。 不光是非中共人士议论着“天气”，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刊出《为什么会“早春”之感？》，作者的名字是众所周知的中共老党员、有着“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美誉的翦伯赞。 翦伯赞出生湖南桃源，却是一位维吾尔族人。原本他是学经济的，一九二四年曾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研读经济学。回国后加入国民党，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工作。后来却因思想“左倾”，失掉了国民党党籍。正在这时，他偶遇历史学家吕振羽、谭丕模，对历史学发生了兴趣。从此，他改换门庭，从经济学研究转到历史学研究。 一九三七年，翦伯赞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以马列主义观点研究历史，写作《中国史纲》。这样，他日渐成为历史界权威人士。 北平解放时，剪伯赞与胡愈之等参加了文化接管工作。此后，他出任北京大学历史系系主任、教授、副校长，随着年岁的增长，人们对他的称呼由“翦教授”进而称之“翦老”。 翦伯赞的文章，把“早春”的含义点得非常清楚： “自从党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来，在我国科学、文学、艺术各都出现一些欣欣向荣的现象。这种现象，在知识分子的感应中就是所谓‘早春’景色。 “不言而喻，把这种现象比作‘早春’就是意味着一直到现在还看不到万紫千红、鸟语花香的美景，能够看到的只是花的蓓蕾，能够听到的只是鸣的前奏。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已经提出半年多了，为什么至今还令人有‘早春’之感？这不能说没有原因。原因何在，各人所见不同，我的看法，主要是放得不够。 “近来许多知识分子发表了带有诗意的谈话，如像‘早春微寒’、‘春风不度玉门关’等等，充分地反映出有些地方或部门还有‘寒意’，另外一些地方或部门连春风也没有吹到。如果把带有诗意言语直接（截）了当地说出来，就是有些地方或部门文化学术领域领导同志直到现在还是不敢大放，甚至不敢小放、小小放。 “大家都知道，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对于气候的变化最为敏感，他们鸣不鸣要看放不放，鸣到什么程度要看放到什么程度。有人说：‘我们是大放则大鸣，小放则小鸣，不放则不鸣。’……” 北京的知识分子们谈“天气”，上海的知识分子们也谈“天气”。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一日，上海《文汇报》刊载记者黄裳的文章，那标题便跟费孝通的文章相呼应，日《解冻》。黄裳的文章也谈起了“早春”。 “上海还逗留着已经延迟得过久的春寒，人们的焦急心情已经有些不耐（烦）了。” 黄裳期望着“春寒”早日转暖，“春天的太阳发出的温热，使停滞的冰河解了冻，知识分子们的爱国激情冲开了那些大大小小的冰块、冰碴，沛然莫之能御地冲击下来一股浩荡的激流。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碍这道激流的通行了，这是不可能的事，大大小小的冰块冰碴是早晚必然融解，化为激流的一部分。” 黄裳感叹道： “让春天早些来到吧！让激流的力量推动我们的生活快速前进吧！” 黄裳呼唤“春天”，期待“解冻”，和费孝通的见解完全一致。费孝通的文章，甚至还引起了海峡彼岸的注意。 本来，台湾舆论界的反映，可以作为“参考消息”，加以考虑，加以分析，可是，在一九五七年那样的岁月，海峡两岸处于严重的敌对状态之中。海峡此岸，是按照毛泽东的如下名言衡量来自彼岸的舆论反馈：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① 台湾是在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日作出舆论反映的。那天出版的台湾《海外》月刊第六卷第十期，刊载了署名李蔚南的《凄凄惨惨戚戚的大陆知识分子》，对费孝通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进行了评论： “三月二十四日，北平中共《人民日报》登载费孝通的一篇长文，题目叫做《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 “我们知道费孝通是一名高级知识分子，当然也是老知识分子，抗战时期已在西南联合大学当教授，文章写的挺不错，用字非常斟酌，所以我们对他写这篇长文开场白所引起的典故，也不好放过。他文内‘未免乍寒乍暖，这原是最难将息的时候’一段，引自李清照《声声慢》悲秋词，那首词写道：‘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它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看他所写的李清照词，才知道大陆上知识分子竟是‘凄凄惨惨戚戚’。但是原词明明说秋天的‘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费孝通却巧妙地把题目改为‘早春天气’，这当然是掩‘新知识分子’（共干）耳目的一种手汉，否则他这篇文章还没登出来，恐怕就要吃官司。 “他文内‘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一段，是引自宋苏东坡《蝶恋花》词，那首词道：‘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来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这是费孝通影射中共虐待和玩弄知识分子的又一笔好文，他的意思等于说：‘什么百花齐放啊，花在自由之日早就放过了，现在残红都褪落了，柳花越吹越少，春天已经完了！那些无情的社会主义前进的队伍，已经把门墙筑得高高的，以新知识分子自居，气炎逼人，老知识分子早已经被逐出墙外，而且越逐越远，甚至逐到九泉之下，空余恨事！’…… “我们看了费孝通这几段话，充分表明了大陆上‘新知识分子’（共干及其爪牙）和老知识分子的对立已十分尖锐，老知识分子一有不是，便是罪该万死！……” 台湾李蔚南的文章，引起了北京高层的注意。按照“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一政治原则，无疑，李蔚南的文章给费孝通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麻烦……<strike></strike> 写出续篇《〈早春〉前后》 当全国上上下下议论“早春”之际，在北京却不见费孝通的身影，报刊上也不见费孝通的文章。 费孝通哪里去了呢？ 如他自述： “四月十七日离京，二十四日下乡，五月十五日回到苏州。路上和乡间不容易看到北京和上海的报纸。到了城里才坐下补看。在这一叠旧报里，也有不少提到我三月二十四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那篇《早春天气》……”① 原来，他下乡去了！这个“乡”，便是开弦弓。他，已经二十一年没有去这个小村子。 他来到苏州，依然请求姐姐费达生陪他前往开弦弓。这时的费达生已经是江苏省丝绸工业局副局长。他们依然坐了一条小船，迎着春风，小船驶向小村开弦弓。那里的面貌，与二十一年前已大不相同。经过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开弦弓已是一派新的景象。 费孝通埋头于社会调查。二十多天的调查，得到了丰富的新的材料，他写出了三篇《重访江村》文章，寄给北京《新观察》杂志（《新观察》）刊出了其中的两篇。由于后来开始反右派，第三篇夭折了。一九八四年第二期《新观察》发表了余广彤的《费孝通和他的姐姐费达生》，补述了费孝通重访开弦弓的情景）。 费孝通在苏州看到报上许许多多谈论“天气”的文章之后，又引出一番感想，竟写下了那篇的续篇——《〈早春〉前后》，费孝通很详细地谈了自己写一文的经过。今天看来，这段文字已成为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 二月初从西南回到北京，民盟中央要我做一次口头汇报，谈我离京半年中在各地看到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情况。我提到了两个盖子的话：“百家争鸣”揭开了一个盖子。这个盖子一揭开，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就冒起来了，表示在对科学研究的要求上，还有一个盖子要等互相监督来揭。这个盖子一揭开，揭出来的是知识分子列政治的积极性，他们会改变过去对国家大事不大关心的那种消极情绪。但是，我接着说，第一个盖子开得还不够敞，许多领导同志不大热心。第二个盖子似乎还没有揭，有点欲揭还罢的神气。我是主张揭盖子的，因为盖子总是要揭的，迟揭不如早揭，小揭不如大揭，揭开了比冲开为妙。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民盟的文教委员会又召开了一个座谈会，就我这个汇报希望比较全面地来估计一下当前知识分子的情况。在这个会上我用了“春寒”两字。但一经讨论，我感觉到“春寒”两字用得还是不妥当，因为这样说，没有把知识分子冒出来的积极性托出来。春意是主要的，加上了个寒字，未免走拍。于是想到“早春”两字。“早”是个正面的字眼，和过去黄昏思想对得上，刚好道出了这个转机。 有人从我这篇文章里感到寒意，认为是吹冷风，其实细细看去，我在这个温度问题上是用过心思的。比如我起初想引用李清照的“乍暖还寒”一语，后来一想，这句词，基本上是寒，暖是虚的。因此，我不直引，改了一字，写成“乍暖乍寒”一语，一字之改，提高暖的地位。当时，我嘴上也屡次念到“满园春色关不住”的句子，念来念去总是觉得还是用不上。 后来有人说，暖寒是同一天气的不同感受，于是牵出感受者的体质问题，一若寒暖的感觉可以当温度表来测验进步和落后的程度了。我当时并没有想得这样深，推论也没有这样说。我想到的只是那两个盖子“盖住”和“揭开”的矛盾。其实就是现在大家已用惯了的“收”“放”问题，“收”“放”用到“天气”上，也就成了“寒”和“暖”了。 回想起二三月间，“收、放”“盖、揭”“寒、暖”确是插得进两个“乍”字的。不说别的，就是我这一文就“收、放”了好几次。 民盟的两次会鼓励我为知识分子说说话，所以决定写这篇。二月中，初稿已经写成，但是文章提出的问题分量不轻，没有勇气送出去。反复修改了几次，又复写了好几份，分送给民盟的朋友研究提意见。大约是二月底，我正想发稿时，来了一位朋友，和我说：“天气不对，你还是再等一等，这样放出去，恐怕不妥当。”原来这位朋友听到了一个传达文艺方针的报告，说是毛主席批判了王蒙那篇《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的小说，赞成陈其通的短论，他又加了一句：“我看形势是要收了。”潘光旦先生住在我隔壁，他一听我转述了那位朋友的话，就说：“这可怪了。我在城里也听到有人说起毛主席召集过一次谈话，不是收，而是放呀。”这一下我们弄糊涂了。 过一天，又遇见了一个杂志社的记者，谈起了另外一个正在外地采访的朋友。他说：“寄回来的文章，口径不对，暴露太多。现在不准这样写了，必须考虑后果，百家争鸣出了问题了。”我因为手上就有这篇可能会出问题的文章，所以特别关心。追问他：“谁说的！”回答是：“传达下来的。” 虽然这阵冷风是没有根据的，是阵空谷来风，但却吹冻了我的。 有几位看了我底稿，而且又肯定不是收，而是放的朋友，又一再鼓励我把文章送出去，甚至使出了激将法。我夹在寒暖之间，欲说还休，欲罢不能，结果是又从头改了一遍，在这种心情下改写实际上是磨角。有人说我写得过分含蓄，不懂诗词的人，还是少装作假斯文的好。我听了只好苦笑。 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上讲话的那天上午，我把送出去了。那天因为外宾来参观，要我接待，我又不知道毛主席要讲话，所以没有进城开会。晚上潘光旦先生听了讲话回来，兴冲冲地来找我，揭开谜底。 下一天一早起来拿出底稿，把后半篇重写了一道。从修正稿送出，到文章见报，又是两个多星期。原因说是被政协会发言挤后了。不管怎样，当这篇收收和放放的出世，早春确是已过了时了。 有些朋友为我惋惜，说早一个月发表多及时，天气变了，不是马后炮了么？又有些为我告幸，说早一个月泄露了春光，怕担待不了，说不定会被围剿一阵。我想迟乎早乎都不是偶然的，既反映了天气，又反映了体质，我原本是处在这个大变动的时代的一个平常的知识分子罢了，话是想说的，勇气是有限的。…… 费孝通自云：“话是想说的，勇气是有限的”，不仅勾画出他的心态，也勾画出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正是基于这种心态，他不断地对一文进行“磨角”，不断“收收放放”。他自知，这是一篇“可能会出问题的文章”！ 不过，当费孝通写《〈早春〉前后》时，这篇谈论中国政治气候的文章还没有“出问题”，但已有了预兆。上上下下对的议论，已经提出了许多颇为尖锐的问题。费孝通在《〈早春〉前后》中把这些问题归结为三个： 第一个问题是“天气说对了没有？” 有人对此提出了使费孝通神经紧张的反诘：“知识分子解放时就已经到了春天。如果最近半年还是早春天气，前几年是什么天气呢？这不是明明暗射思想改造是冬天么？这不是有意要否定思想改造的成绩么？” 由“早春”推及了“冬天”，再把“冬天”加以引伸，这“问题”也就显得严重了。 第二个问题是，百花开不了，怨“天呢，还是草木？” 持反对意见的人，如此质问费孝通：“自从解放以来，天气一直是明朗的，温暖的。党对知识分子政策早已确定了的，而且一直是贯彻了的。明朗的天气，花不开出来，自然是草木有问题，腐朽了，蛀蚀了。自己不成器，还要怨天！” 第三个问题是，早春是在转暖，花开是不是有保证呢？ 这个问题转向了“花木”本身。有人以为，费孝通在中提及的“一间房，两本书，静静地做做功课”，是在支持“两耳不闻天下事”，是“重业务，轻政治”。 看来，这一系列“问题”，正是表明是一篇“可能会出问题的文章”！ 费孝通的《〈早春〉前后》发表后，又一次引起台湾方面的注意。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八日、十九日，香港的国民党报纸《香港时报》发表了胡希的文章，题为《天气、文章与共产党的面孔——费孝通写和《〈早春〉前后》的经过。 胡希的文章，自然是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评论中国大陆政局，使一文变得更加“麻烦”： “……实际上，他（引者注：指费孝通）在《〈早春〉前后》中揭露了大陆知识分子的苦闷，他们写文章必须看风使舵，根据共党的脸色落笔，写成后不敢骤然发表，必须再看看‘最近的气候变化’，而共党的‘气候’是经常吹无定向风，因此写文章必须一改再改……” 就这样，在一九五七年春天（这个春天后来被称为“不平常的春天”）费孝通的一文可以说是引起了“轰动效应”——上上下下谈“天气”，方方面面论…… 《傅雷家书》成了历史的真实记录 一九五七年的春天，确实是一个不平常的春天。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便曾以《不平常的春天》为题，发表社论。一开头，就这么写首： “一九五七年的春天，对于我国的政治界和知识界来说，是一段不平常的时间……” 正当费孝通写出一文，在那里“收收放放”的时候，在北京百万庄，夜深人静之际，另一位高级知识分子也正挥笔疾书。 此人脸型，如同一个正方形下面装了一个正三角形，一副近视眼镜在那正方形之中增加了两个圆圈。他的大名印在每一本《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中译本上——傅雷。虽说当年留学法国学的美术史，但精熟的法语和深厚的中国文学功底却使他在回国后走上法国文学翻译之路。他翻译了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巴尔扎克、福乐德、梅里美的一系列名着。严谨的工作态度和流畅的文笔，使他在中国翻译界颇享盛誉。 傅雷精心于翻译，人所共知；他又精心于另一番“宏业”，在当时却鲜为人知——他倾注了他全部的父爱，兢兢业业培养他的儿子成材。他的长子叫傅聪。在傅雷精心培养之下，成了出类拔萃的钢琴家，在一九五五年举行首届国际萧邦钢琴比赛中，荣获第三名，同时还获得“玛祖卡”（“玛祖卡”是波兰民间舞曲）最佳奖。这是中国音乐家头一回在国际性钢琴比赛中获奖。傅聪也因此获得了留学波兰的机会。 儿子远在万里之外，傅雷家书频频，把爱子之心倾注于笔端，依然在精心培养。 他通常深居简出。上海江苏路一幢三层英式花园洋房的底层是他的家。坐在宽大的写字桌旁，不时转动着桌边的字典架子（这是他自己设计的），翻译一本又一本法国文学名着，这是他每日的“功课”。 此刻，他却忽地出差北京。这次与他一起坐火车前来北京的，差不多都是上海文化界的名人，内中有《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译者、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上海市副市长、着名民主人士金仲华，京剧大师周信芳，电影艺术家吴永刚、石挥，上海《文汇报》社长兼总编徐铸成，上海《新民晚报》社社长赵超构（笔名林放），上海《解放日报》总编杨永直，《辞海》主编、上海市政协副主席舒新城，着名翻译家、教授周煦良。 出乎意料的是，在这群专家、教授、学者、总编之中，还有一位年二十六岁的小伙子。此人长着小圆脸、金鱼眼，名唤姚文元，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担任干事。 到了北京之后，这些人便忙于开会，傅雷待会散人去之际，在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七日夜十一时，才得空给远方的儿子傅聪写信： “亲爱的孩子，三月二日接电话，上海市委要我参加中共中央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四日动身，五日晚抵京。六日上午在怀仁堂听毛主席报告的录音，下午开小组（会），开了两天地方小组（会），再开专业小组（会），我参加了文学组。天天讨论，发言，十一日全天开大会发言，十二日下午大会发言，从五点起毛主席又亲自来讲一次话，讲到六点五十分。十三日下午陆定一同志（引者注：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又作总结，宣布会议结束。此次会议，是党内会议，党外人一起参加是破天荒第一次。毛主席每天分别召见各专业小组的部分代表谈话，每晚招各小组招集人向他汇报，性质重要可想而知。主要是因为‘百家争鸣’不开展，教条主义顽固，故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过话，立即由中宣部电召全国各省委宣传文教领导及党内外高教、科学、文艺、新闻出版的代表人士来北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我们党外人士（引者注：傅雷最初曾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后退出，成为无党派人士）大都畅所欲言，毫无顾忌，倒是党内人还有些胆小。大家收获很大，我预备在下一封信内细谈。” 傅雷在给傅聪的信中所说的“听毛主席报告的录音”，那是毛泽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身份，于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的长篇讲话。这次讲话的记录经过整理，又作了许多删节和补充，发表于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九日《人民日报》上，标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文章曾对一九五七年以及一九五七年之后的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是毛泽东着作中的名篇之一。 傅雷在信中提及，三月十二日下午五时至六时五十分，“毛主席又亲自来讲过一次话”。毛泽东的这次讲话的记录，又经过整理，后来收进《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篇名为《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此文亦是毛泽东着作中的名篇之一。 傅雷，这个平时埋头书斋、无党无派的翻译家忽地来到首都北京，忽地得以出席中共全国宣传会议，忽地得以亲耳聆听最高领袖的两次极其重要的讲话（虽然其中的一次是听录音），陷于久久的兴奋之中。知遇之感，使他对中共倍觉亲切，对毛泽东倍觉伟大。他在大会套座谈会、座谈会套小会的繁忙时刻，挤出时间整理毛泽东的讲话，写成“传达报告”，寄给远方的爱子。 傅雷一九五七年三月十八日深夜在北京写给傅聪的信中，倾吐了他当时的真实的激动心情： “亲爱的孩子，昨天寄了一信，附传达报告七页。兹又寄传达报告四页，还有别的材料，回沪整理好后再寄。在京实在抽不出时间来，东奔西跑，即使有车，也很累。这两次的信都是硬撑写的。 “毛主席的讲话，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速度恰当，间以适当的PAUSE（停顿），笔记无法传达。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都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沪上文艺界半年来有些苦闷，地方上越来越强调‘肯定’，老谈一套‘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等等（这话并不错，可是常挂在嘴上，就成了八股）。毛主席大概早已嗅到这股味儿，所以从一月十八至二十七日就在全国省市委书记大会上提到百家争鸣的问题，二月的最高国务会议更明确的提出，这次三月十二日对我们的讲话，更为具体，可见他的思考也在逐渐往深处发展。他再三说人民内部矛盾如何处理对党也是一个新问题，需要与党外人士共同研究；党内党外合在一起谈，有好处；今后三五年内，每年要举行一次。他又嘱咐各省市委还要召集党外人士共同商量党内的事。他的胸襟宽大，思想自由，和我们旧知识分子没有分别，加上极灵活的运用辩证法，当然国家大事掌握得好了。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汇通了的人。” 傅雷如此盛赞毛泽东，完全出于他的内心。他是在给儿子的家信中写这番话，用不着口是心非，用不着逢场作戏。他，确确实实被毛泽东的两次演讲征服了。 傅雷，只是许许多多中国高级知识分子、民主人士中的一个。傅雷在家书中露出的真诚悦服的声音，代表着他的朋辈们的心声。 也正是因为受到毛泽东两次讲话的鼓舞，费孝通才终于把捏在手中的一文送了出去…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对于毛泽东来说，一九五七年的春天，是异乎寻常的。 他在一九五七年二、三月，接连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两次重要演说，是异乎寻常的。 这两次讲话是毛泽东的“新思维”，不仅仅对中国产生重大影响，而且也深刻影响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在一九五七年六月，英国《曼彻斯特卫报》便对当时已在《人民日报》上刊载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如下评论： “这篇讲话对世界共产主义的影响可能比赫鲁晓夫的秘密演说来得大。因为毛泽东的讲话完全是在积极地提出新的思想和策略，而赫鲁晓夫主要在消极贬斥过去……”① 且不论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的评论是否准确，不过，评论把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跟赫鲁晓夫的秘密演说联系起来，倒是颇有见地的。 赫鲁晓夫的秘密演说像一颗原子弹。它的冲击波曾剧烈地撞击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使一九五六年成为“多事之秋”。毛泽东正是在这多事之秋中反复思索，才提了他的“新思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 一九五六年的“早春二月”，莫斯科奇寒。 从二月十四日开幕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亦即苏共“二十大”，在莫斯科进行了十天。到了二十四日，举行了闭幕式。代表们正在收拾东西，打算回去了。 午夜，突然出现反常的事：所有的代表和新当选的中央委员接到紧急通知，立即前往克里姆林宫，出席重要会议。 代表们和中央委员们懵了！当赫鲁晓夫那光亮的秃头出现在主席台上，开始作长篇报告，人们陷入困惑之中：我们苏共总书记不是已经作过大会的总结报告了吗，怎么又开始长篇报告？！ 这个报告显然非同寻常，与会者被告知，不得作记录——因为这是秘密报告！ 后来，赫鲁晓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曾这样形容会场的气氛： “代表们在绝对肃静中听了报告，大厅里肃静到如此程度以致你能够听得出苍蝇的嗡嗡声。”① 赫鲁晓夫以口若悬河的演说天才，一口气作了长达七小时的秘密报告。会场一直保持“绝对肃静”，因为这个报告完全出乎代表们的意料。 报告的题目《个人迷信及其后果》，报告的内容是谴责“历史上凶暴残忍的罪犯”斯大林！ 代表们被这颗政治原子弹震慑了！ 须知，在苏共“二十大”十天会议上，人们对于“父亲和导师”斯大林一直怀着崇敬的心情。只有米高扬在发言中，曾批评了几句斯大林，但远远没有如此激烈。 赫鲁晓夫是以突然袭击的方式，甩出这颗政治原子弹。他早就已经预谋揭露斯大林，如他所言：这件事“沉重地压在我的心上”。直至大会将结束时，“在大会的一次休息期间，当室内只有主席团的委员时，我鼓起勇气，把这事提出来”。 赫鲁晓夫当即受到主席团委员们的激烈反对。 伏罗希洛夫说：“你可曾想过，对我们党和国家的威信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你不可能把你的讲话保守秘密。消息会泄露出去，说斯大林领导下发生了什么，于是手指就要直接指向我们。对斯大林领导下我们这些人自己充当的角色，我们又将能说些什么呢？” 卡冈诺维奇则说：“我们将要受到责难！党有权要我们对斯大领导下发生的事情负责！” 莫洛托夫也警告道：“你可知道将会带来什么后果？” 赫鲁晓夫力排众议，坚持要召开紧急会议，向全体代表作报告——谴责斯大林！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赫鲁晓夫作的虽然是“秘密”报告，众口难封，风声还是迅速传了出去。 美国国务院立即要求美国中央情报局无论如何要弄到这份极端重要的报告。 中央情报局情报处处长艾默里获悉，苏共中央把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副本，送给了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负责人。艾默里考虑到南斯拉夫跟美国的关系较好，接受了美国数亿美元的援助。于是，艾默里向铁托婉转地说明了希望得到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副本。不料，铁托严词拒绝了。 艾默里把视线转向波兰。这是因为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贝鲁特在苏共“二十大”期间，病逝于莫斯科，引起波兰局势混乱。美国特工使出浑身解数，果真很快弄到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副本。 美国中央情报局如获至宝。不过，细读之后，这才发觉苏共中央送给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的，是经过删节的副本。 美国中央情报局求助于能干的以色列情报机关“摩萨德”。“摩萨德”便找到了一位苏共高干（犹太人），出以高价，秘密地买到了那份秘密报告记录全文。 于是，西方全文公布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在全世界引起了轰动。 在此之前，斯大林作为苏联的最高领袖，最高统帅，一直受到苏共和苏联人民的歌颂和赞扬。就是苏联国歌里，一句也没有提及苏共，却对斯大林大加赞颂：“斯大林教导我们忠于人民，鼓舞我们劳动完成伟大使命。” 然而，赫鲁晓夫却以从未有过的激烈词句，抨击斯大林，指责他的种种过错。 尤为令人震惊的是，赫鲁晓夫公布了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列宁对斯大林的批评： 斯大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① 斯大林太粗暴，这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的往来中是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务上便是完全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上调开，另外指定一个提任总书记，这个人在各方面同斯大林一样，只是有一点强过他，就是更耐心、更忠顺、更关心同志、少任性等。② 其实，列宁在一九二三年三月五日写给斯大林的信，更为尖锐。 您竟然粗暴地要我妻子接电话，并且辱骂了她。虽然她向您表示同意忘记您的话，但是这件事还是由她告诉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我无意这样轻易地忘记您对我的言行，不言自明，我认为反对我妻子的言行也就是反对我。因此，您是同意收回您的话并且道歉，还是宁愿断绝我们之间的关系，请您斟酌。 这些首次披露的列宁文件，表明列宁和斯大林的关系，并非斯大林时代摄制的那些电影中所描述的那般亲密，信任。 接着，赫鲁晓夫列举了大量事实，揭露斯大林“心胸狭窄，残忍和滥有职权”；“斯大林认为有必要逮捕某个人时，总是让人们相信这个人是‘人民的敌人’。”…… 赫鲁晓夫公布了触目惊心的数字：“苏共十七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一百三十九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有九十八人即百分之七十在一九二七——一九三六年被逮捕和处决了！” 他指出军队内的大清洗的恶果：五个元帅被处决三个；全部军区司令员被清洗，海军和空军首脑被枪决；所有的舰队司令员只有一人得以生还…… 他还指出，列宁建立的第一届苏维埃政府和十五名人民委员中，有九人死于斯大林之手，而六人中剩下的两人一切“太平”——这两人是列宁和斯大林 赫鲁晓夫说，斯大林是“是一个疑心很重的人”，直接受斯大林迫害的苏共党员，多达七十万！ 赫鲁晓夫尖锐地批判斯大林在苏联大搞个人崇拜。他指出： “让我们举出我国的历史影片、军事影片以及一部分文学作品来看看。这也有同样的倾向，这些东西简直令人作呕。他们的真正目的是在宣传称颂斯大林是军事天才这些问题。我们想起《攻克柏林》这部影片。在这部影片中只有斯大林在行地在许多空椅子围在的一个位置上发布命令。还有一个人靠近斯大林在报告些什么呢——这个人是斯大林的仆人波斯克列贝舍替。（会场发出笑声） “要是这样的话，军事司令部、政治局在哪里？政府在哪里？军事司令部、政治局、政府干了些什么？对于这些，影片丝毫不提，斯大林代替了一切人行动，斯大林无须考虑任何人的话，无须征求任何人的意见。影片是在假象笼罩下向人民显示一切的。……” 赫鲁晓夫还例举了一九四八年出版的《斯大林传略》——“这本书充斥了最放肆的阿谀奉承。”他指出，斯大林竟然自己对这本书进行了多处补充。他列举了出自斯大林笔下的这样的话： “斯大林完美地担负了党和人民的领袖的任务，他受到苏联人民毫无保留的支持。但是斯大林是决不允许对哪怕是一点点这样的事情进行虚伪的吹嘘，也决没有陶醉在自我欣赏之中……” 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独断专行”、“沽名钓誉”、“滥用权力”等等。 他大声疾呼：“我们彻底地提出了同与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个人崇拜这一根本问题”，并提出要消除其恶劣后果。 在“暴风雨般长时间鼓掌”中，赫鲁晓地结束了他的爆炸性的长篇演说。虽然也曾遭到一些人的反对，苏共中央毕竟还是赞成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于一九五六年六月三十日通过了《苏共中央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 波兰的动荡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强烈冲击波，首先冲击着各社会主义国家。这些国家的共产党领袖们惊讶地读着莫斯科提供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副本（虽然已经经过删节），陷入思维的急转弯——因为在这之前，斯大林一直作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领袖而久享盛誉。 在强大的冲击波面前，最易被冲垮的，显然是最薄弱的一环。在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中，这一环便是波兰。 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四日夜里，当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时，听众席上坐着波兰统一工人党总书记贝鲁特。贝鲁特是一位资深的波兰共产党人，早在一九一八年便加入波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波共接管政权时，贝鲁特是重要的人物。一九四五年，他出任波兰总统。他与斯大林有着紧密的联系，坚决贯彻斯大林的指示，以至博得“波兰斯大林”的称誉①。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给这位“波兰斯大林”以沉重的一击。 赫鲁晓夫作完报告，要贝鲁特表态。贝鲁特心境错综复杂，说了这样几句话： “我们怀着悲伤的心情得知斯大林做坏事的消息。波兰人民那么感谢斯大林，感谢他的智慧和援助。” 剧烈的精神刺激，使贝鲁特病倒于莫斯科。在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半个月后——一九五六年三月十二日，贝鲁特在莫斯科病死，由亲苏的爱德华？奥哈布继任。 不早不晚，“波兰斯大林”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猝离人世，波兰统一工人党失去了舵手，陷于一片混乱之中。 三个多月后——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八日，波兰西部的中等城市波兹南发生了骚乱，史称“波兹南事件”。 波兹南市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年曾为波兰首都。自一九二一年起，这里成为国际博览会的举办地。 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八日，波兹南工人举行总罢工，五万工人上街游行，要求“面包和自由”，要求苏联军队撤出波兰。市人民议会、市党委会、军事检察署、公安局、广播电台受到了袭击，监狱被打开… 波兹南的骚动，震惊了华沙。波兰部长会议主席西伦凯维兹和国防部长罗科索夫斯基赶往波兹南。 翌日，罗科索夫斯基下令出动军队，平息这场骚动。于是，死五十三人，伤二百多人。结束了引起全世界关注的“波兹南事件”。 六月二十九日，西伦凯维兹在波兹南广播电台发表广播演说，警告道：“我们可以明白地告诉每一个胆敢举手反对人民政权的挑拨分子或是神经失常的人，他们的手将被砍断。”① 西伦凯维兹认为：“帝国主义组织长期以来就看中了波兹南，他们要想把举行国际博览会的城市波兹南变成在举行博览会期间发生骚乱的地方。这种事情并不是偶然发生的。” 波兹南事件虽然在表面上平息，却在更深的层次上震荡着波兰。如何看待波兹南事件，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内部产生了深刻的分歧。 矛盾的焦点集中在波兰国防部长罗科索夫斯基身上。他是一位很特殊的人物：他是波兰人，但自一九一九年参加苏联红军，战功卓着，成了苏联英雄，成为苏军元帅，加入了苏联国籍，成为苏联公民。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为了确保波兰军队的领导权，斯大林要物色一位绝对忠于苏联的人物出任波兰国防部长，罗科索夫斯基便成了最佳人选。斯大林召见了这位元帅。罗科索夫斯基得知他的新的任命，他不敢违拗，但提出了条件：“保留苏联国籍，保留苏联元帅称号。”斯大林答应了。 就这样，出现了非常奇特的现象：一位苏军元帅，一位苏联公民，成了波兰政府的国防部长、波军总司令，还兼任政府副总理，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委员。 在斯大林看来，由这么一位苏联元帅掌握波兰军权，当然可以放心了。可是，波兰人却对此颇有微词，但敢怒不敢言。 在斯大林死后，在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之后，波兰人民对于苏联军队驻扎华沙日益不满（根据波茨坦协定，苏联当时在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民主德国驻有军队。但在保加利亚和捷克斯洛伐克没有驻军）。波兹南事件爆发，罗科索夫斯基根据莫斯科的指令动用军队镇压，便使身份奇特的罗科索夫斯基成为众矢之的。 就在这时，哥穆尔卡在波兰走出囚笼，日益得到人民拥护。 哥穆尔卡也是一位资深的波共领袖，在党内的地位原先不亚于那位“波兰斯大林”贝鲁特。 哥穆尔卡在一九二六年加入波兰共产党。曾经多次被捕，仍坚持斗争。一九四二年，他成为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兼华沙地区书记。一九四四年七月苏军攻入波兰后，他参加共产党领导的临时政府，出任副总理。不久，他担任党的总书记、政治局委员。 然而，他很快受到了斯大林的迫害，因为他在一九四七年九月反对成立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翌年失去总书记职务。迫害逐步升级：一九四九年底，他被开除党籍。一九五一年七月，他甚至被捕入狱。直至斯大林去世，他才于一九五四年底出狱。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无异是为哥穆尔卡平反，这样，他在一九五六年八月恢复了党籍，在政治上东山再起。不过，赫鲁晓夫对哥穆尔卡却不放心，觉得他因受斯大林迫害，有一种强烈的反苏情绪；倘若波兰落到哥穆尔卡手中，就不那么“听话了”！ 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是波兰历史上的关键时刻。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八中全会，哥穆尔卡呼声甚高，看样子会完全击败贝鲁特的继承人奥哈布，而且要采取措施，解除罗科索夫斯基手中的兵权。 哥穆尔卡在会上作长篇发言，呼吁进行经济改革，摒弃斯大林经济模式。他还重新评价了波兹南事件。 哥穆尔卡强调指出： “当波兹南工人在今年六月的那个黑色的星期四拿起了罢工的武器并且到街上游行的时候，他们发出了一个有力的呼声：够了！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从错误的路上回过头来吧！ “当波兹南工人跑到这个城市的大街上去的时候，他们抗议的是并不是波兰人民，并不是社会主义。他们抗议的是我们社会制度普遍存在的并且也是他们痛苦地感觉到的弊病，抗议的是对于社会主义——那是他们的理想——的基本原则的歪曲。 “工人阶级是我们的阶段，我们不屈不挠的力量。工人阶级是我们自己本身。失去它，也就是失去工人阶级的信任，我们每个人事实上除了代表个人不能代表的任何人。把痛心的波兹南悲剧说成是帝国主义特务和挑衅分子闹出来的，这种笨拙的企图在政治上是非常幼稚的……”① 赫鲁晓夫闻讯，立即打电话到华沙，说是马上率领一个代表团前往那里。可是，他却碰了软钉子：哥穆尔卡劝他晚些时候再来！ 赫鲁晓夫怒不可遏，组成一个阵营强大的代表团，内中包括米高扬、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华沙条约武装部队总司令科涅夫元帅，飞抵华沙。刚下飞机，代表团便驱车直奔华沙贝尔凡特列宫，要求与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举行会谈。 赫鲁晓夫并不隐讳如此急匆匆赶来的原因：“我们惟一担心的是哥穆尔卡升为第一书记，部分是由于某些反苏势力的政治策动的结果。” 苏共以“老子党”的气焰干涉波共，激起波共的极大反感。赫鲁晓夫甚至要科涅夫元帅下令，急调驻守靠近德国边境西里西亚的苏军以“演习”的名义朝华沙进逼。 哥穆尔卡得知这一重要情报，一边要求赫鲁晓夫命令苏军停止前进，一边给华沙工人发枪，组成工人自卫队。 双方剑拔弩张。一场大规模流血冲突，一触即发。 不得已，赫鲁晓夫命令苏军停止前进，并“同意”哥穆尔卡出任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这“同意”两字，虽出于无奈，却把“老子党”的嘴脸暴露无遗——须知，苏共和波兰统一工人党是彼此独立的政党，彼党的第一书记怎么要经此党“同意”方可出任呢？ 波苏关系处于万分紧张之中…… 举世震惊的匈牙利事件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波兰的动荡，激发了匈牙利的动荡。 波兰在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日的政局大变化，人称“波兰的十月革命”。 就在三天之后——十月二十三日，匈牙利风云变幻，数千大学生涌上首都布达佩斯街头，举行示威游行，声援正处于苏联重压之下的哥穆尔卡，引发了着名的“匈牙利事件”。 匈牙利共产党的领袖原是拉科西。一九四四年，流亡在苏联的拉科西随苏军一起来到匈牙利，成为匈牙利工人党（共产党）书记，后又兼任部长会议主席。拉科西是斯大林的忠实追随者，“匈牙利的斯大林”。这样，在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冲击下，他于一九五六年七月下台，改由格罗继任，政局开始动荡。 这时，一位哥穆尔卡式的人物，在匈牙利迅速赢得群众的支持。此人名唤纳吉，是一位经历曲折的匈牙利共产党人，六十岁。他早在一九一八便加入共产党，参加过苏联红军。从一九二九年至一九四四年，他在莫斯科工作。当苏联军队把德国军队赶出匈牙利，他回国参加政府工作，先后担任农业部长，内务部长，国民议会议长。一九四八年，他成为匈牙利共产党政治局委员。但是由于他支持农民的福利，批评强制实行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政策，于一九四九年被撤职。 一九五三年，在斯大林去世之后，纳吉出任匈牙利政府总理。任职两年之后，由于他希望匈牙利摆脱苏联的控制，被迫下台，还被开除了党籍。然而，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之后，纳吉像哥穆尔卡一样，日趋活跃。 当匈牙利爆发支持哥穆尔卡的大游行，不言而喻，纳吉被推举为这一潮流的领导人物。 局势的剧变，是那样迅猛，出人意料：十月二十三日上午，参加游行的人大约数千。中午，布达佩斯电台急急播出内务部公告，宣布禁止任何公众集会和游行。这一公告的作用适得其反，越来越多的人涌上街头。到了下午，参加游行的人骤然增至十万之众。 傍晚，位于多热·捷尔吉街上的斯大林铜像四周，聚满了人。这尊斯大林铜像，高达二十五米，重达数百吨。在绞车、拖车和切割枪耀眼的火舌夹攻之下，铜像被推倒，拉到拉科齐街和纳吉克鲁克街交叉口，砸成了一块块。 入夜，八时，第一书记格罗在布达佩斯电台发表讲话，要求控制局势，保持安定。 游行者高呼“要纳吉，不要格罗”，冲向电台。八时四分，电台响起第一声枪。布达佩斯陷入了大混乱。不久，电台被示威者占领。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翌日举行紧急会议，决定免去格罗的职务，由卡达尔·亚诺什任第一书记，而纳吉则被任命为政府总理。另外，中央委员会还决定，请求苏联出兵。 当一百多辆苏联坦克出现在布达佩斯，使混乱的局面越发混乱。 十月二十七日，布达佩斯各报急出号外，刊载纳吉主持成立“民族政府”消息，他出任总理。 纳吉政府派出代表团，于十月三十一日与米高扬为首的苏联政府代表团在布达佩斯举行谈判。 纳吉提出四项条件： 一、立即撤回苏军； 二、匈牙利退出华沙条约； 三、匈牙利重新确立多党制政权； 四、准备自由选举。 苏军决定暂时撤退，由布达佩斯城里退到城外飞机场。 就在米高扬和纳吉进行谈判的时候，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召开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确定匈牙利事件的性质是叛乱，是反革命。赫鲁晓夫说：“纳吉虽然是个共产党人，但是他的话已不再代表匈牙利共产党。他仅仅代表他自己极一小部分回来帮助反革命势力的逃亡者。” 赫鲁晓夫问华沙条约部队科涅夫元帅：“如果我们指令你恢复匈牙得的秩序并击溃反革命，需要多少时间？” 科涅夫略加思索，答道：“三天，不会再长。” 就这样，经过三天的准备，到了第四天——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四日，星期日，清晨五时，匈牙利索尔诺克电台响起了卡达尔的声音，宣读刚刚成立的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的号召书： “我们应当制止反革命分子的横行霸道！行动的钟声敲响了！……” 卡达尔敲响的是什么行动的钟声呢？ 布达佩斯街头正响起苏军坦克的轰鸣声——二十万苏军长驱直入匈牙利！纳吉政府当即垮台。 纳吉和他的十五位追随者在匆忙之中，躲入南斯拉夫大使馆，请求政治避难。 南斯拉夫是当时社会主义阵营中惟一不听命于苏联的国家——早在斯大林时代，铁托总统便显示了他的独立性。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曾回忆斯大林说过的一句话：“我只要动一动小指头，铁托就会完蛋，他就会倒台。”不过，斯大林曾动了好多回“小指头”，铁托还是铁托，依然是南斯拉夫总统。 纳吉败走麦城，匈牙利事件画了句号——从十月二十三日至十一月四日，整整十三天。上万匈牙利人死于这一事件，成为当时全世界关注的中心。 后来，纳吉被引渡到罗马尼亚，又重新押回匈牙利，受到审判。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六日，纳吉在布达佩斯被处以绞刑。在离开这个世界之际，他喊出了这样的口号：“独立的、社会主义的匈牙利万岁！” 毛泽东发出不同的声音 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一九五六年确实多事：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诱发了波兰的大动荡，而波兰的大动荡又引发了匈牙利事件。 一场风波接着一场风波，这三场风波剧烈地震撼着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受到了震撼。毛泽东受到了震撼。 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大党。中国的一言一行，在社会主义阵容中是举足轻重的。 这时的毛泽东，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声望，正在日渐上升。斯大林在世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领袖，无可争辩的是斯大林。当赫鲁晓夫成为苏共总书记，他毕竟已是苏联的第二代领导人，何况上台不久，资历尚嫩。虽然赫鲁晓夫最喜欢扮演的角色是“老子党”，但他在毛泽东面前已很难摆出“老子党”的架势——即便是当时的斯大林，毛泽东也未必完全听命。 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曾说及他早年只知道中国红军总司令朱德。直到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前往莫斯科参加斯大林七十寿辰庆祝活动时，他才头一回见到这位身材高大的中共领袖，把毛的名字念成“马察东”。 跟“马察东”结识之后，赫鲁晓夫很快就得出这样的印象：“绝不会听从国际共运内部超过他自己的党之上的任何别的共产党，他绝不会容忍这样的事。”① 赫鲁晓夫的这段话，倒是正确无误的。 斯大林去世不久，中苏两党的关系大致上是融洽的，如赫鲁晓夫所说： “在斯大林死后的头几年里，毛泽东对我们是友好和尊重的，我说的‘我们’，是指斯大林后组成的领导班子。”① 在那些日子里，毛泽东的主要精力，花在处理国内问题上：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揭露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写作《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语；推行农业合作化，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序言和按语…… 得知苏共即将召开“二十大”，毛泽东以为那是苏共的一次例行性的全国代表大会，派出了以中共中央副主席朱德为团长的代表团前往莫斯科。朱德是德高望重的中共元老，诚如赫鲁晓夫所言，他最早知道的中共领袖人物便是朱德，但朱德并非中共意识形态方面的专家。 从莫斯科传来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在毛泽东的脑海中卷起狂澜。毛泽东为赫鲁晓夫事先“不与兄弟党商量”而大为不悦。 对于毛泽东最初的反应，赫鲁晓夫是这么说的： “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我们揭发了斯大林的暴行，揭露了他对数百万诚实人的独断专行的惩办，揭露了他违反集体领导原则的独裁统治。起初，毛泽东认为我们对斯大林滥用权力的指责是正确的。他说二十大作出的决定表现了伟大的‘英明’…… “毛也开始诉说他自己对斯大林的不满。例如，他谴责斯大林支持过蒋介石。他还举出具体例子证明斯大林损害了中国共产党的利益……毛还指责斯大林弄错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毛具体地谈到斯大林小看了——因而妨碍了——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潜力。毛特别批评了共产国际对待中国的态度。当然，斯大林要对共产国际负全面责任……”① 毛泽东虽然也批评斯大林，不过，他的分寸跟赫鲁晓夫不同。他很快就发觉，不能照着赫鲁晓夫的调子唱下去，不能照着苏共“二十大”的路线走下去。 毛泽东发表了对于斯大林的着名观点：“三七开”，亦“三分过，七分功”。毛泽东的这一见解，清楚地体现于他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 “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过了三天，即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一次提醒人们不要盲从——跟着苏共跑。 “我们不要盲从，应加以分析，屁有香臭，不能说苏联屁都是香的。现在人家说臭，我们何必也跟着说臭？” 他叮嘱： “斯大林，第三国际（引者注：亦即共产国际）作的坏事可以传达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也可以。不要写在文章上是为照顾大局，不准备在报纸和群众中讲。” 惟一公开表明中共态度的文章，是一九五六年四月五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文章醒目地加了注解：“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议，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这一段文字，婉转地表明了文章的权威性。 此文第一次公开了中共不同于苏共的观点——虽然写得很婉转。文章先是肯定了苏共的观点——虽然写得也很婉转。文章先是肯定苏共“二十大”的功绩： “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二十次代表大会非常尖锐地揭露了个人崇拜的流行，这种现象曾经在一个长时间内的苏联生活中，造成了许多工作上的错误和不良的后果。苏联共产党对于自己有过的错误所进行的这一个勇敢的自我批评，表现了党内生活的高度原则性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生命力。” 但是，文章涉及斯大林的评价时，明显地不同于苏共的观点。文章歌颂了斯大林的“七分功”： “在列宁逝世之后，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物的斯大林，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保卫列宁主义遗产、反对列宁主义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其他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斗争中，他表达了人民的意愿，不愧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的战士。” 文章在肯定斯大林“七分功”的前提下，然后才对他的“三分过”进行了批评。 这篇文章的发表，引起了世界的注意。各国报纸纷纷加以转载。 毛泽东主张“小民主”——整风 不久，就发生了波兹南事件，哥穆尔卡在波兰上台。 不久，就发生了匈牙利事件，纳吉在匈牙利上台又下台。 毛泽东的目光，关注着东欧。他越来越觉得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推行非斯大林化的严重恶果。 在苏共二十大刚刚结束时，毛泽东曾对赫鲁晓夫说过赞扬的话： “赫鲁晓夫同志打开了我们的眼界，擦亮了我们的眼睛，增强了我们的视力。他终于把事实真相告诉了我们。我们也要进行改革。”① 虽然当时赫鲁晓夫说“对他始终保持着警惕”，说毛泽东的这些话“在哄骗我们”，因为“毛泽东简直就是隐藏自己思想和意图的大师”！ 然而，在波匈事件之后，毛泽东不再“隐藏自己思想和意图”，他对赫鲁晓夫的不满已日渐溢于言表了！他对哥穆尔卡、对纳吉、对铁托、对意大利共产党领袖陶里亚蒂的不满也日渐溢于言表了！他对卡达尔也表示了不满！ 毛泽东甚至对苏共“二十大”也公然表示不满！ 毛泽东的愤懑，集中地体现在他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所作的一次重要讲话——那是中共召开八届二中全会，他面对全体中共中央委员，谈了国际形势问题和中苏关系问题。 毛泽东这样提及了波匈事件： “波兰也好，匈牙利也好，既然有火，总是要燃烧的。烧起来好，还是不烧起来好？纸是包不住火的，现在烧起来了，烧起来就好了。匈牙利有那么多反革命，这一下暴露出来了。匈牙利事件教育了匈牙利人民，同时教育了苏联的一些同志，也教育了我们中国的同志。出了一个贝利亚，就不得了了，怎么社会主义国家出贝利亚？出了一个高岗，又是大为一惊。我们就要从这些事情中得到教育。这类事情是题中应有之义，永远也会有的。” 毛泽东把哥穆尔卡跟中国的饶漱石相提并论了： “比如说，像我们这样的人，可能犯错误，结果斗不赢，被别人推下去，让哥穆尔卡上台，把饶漱石抬出来。你说没有这种事呀？我看一千年、一万年以后还有的。” 毛泽东接着说了一段极其重要的话，点了苏共“二十大”，点了赫鲁晓夫的名： “我们不赞成苏联的一些事情，党中央已经跟他们讲过好几次，有些问题没有讲，将来还要讲。…… “关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我想讲一点。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反所谓斯大林主义。欧洲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也批评苏联，这个领袖就是陶里亚蒂。帝国主义也拿这把刀子杀人，杜勒斯（引者注：当时美国的国务卿）就拿起来耍了一顿。这把刀子不是借出去的，是丢出去的。我们中国没有丢。我们第一条是保护斯大林，第二条也批评斯大林的错误，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篇文章。我们不像有些人那样，丑化斯大林，毁灭斯大林，而是按照实际情况办。 “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丢掉了……” 毛泽东的这一段话表明，他与赫鲁晓夫的分歧，是原则的分歧。 毛泽东提出了他对波匈事件产生原因的见解： “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 毛泽东思想的落脚点在中国，他从波匈事件看中国。他意识到，对于中国来说： “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 毛泽东认为，要解除中国发生波匈事件的危险，“大民主”不可取，他说： “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他们这种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不过，大民主、小民主的讲法很形象，我们就借用这个说法。” 毛泽东主张采用“小民主”消除中国的隐患。什么是“小民主”呢？毛泽东说，中国式的“小民主”，即就是整风运动。 整风运动，中央一九四二年在延安开展了第一次，那次整风运动，整顿反对“三风”，即“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 这一回，毛泽东决定启用在延安用过的法宝，解决中国面临的新问题。 毛泽东宣布，这一回也要整顿“三风”。所要整顿的前两风，跟延安时代一样，只是把“反对八股”改成了“反对官僚主义”： “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中央决定后，先发通知，把项目开出来。比如，官僚主义就包括许多东西：不见干部和群众，不下去了解情况，不与群众同甘共苦，还有贪污、浪费，等等，如果上半年发通知，下半年整风，中间隔几个月。……预先出告示，到期进行整风，不是‘不教而诛’，这是一种小民主的手法。” 这种“小民主”，毛泽东在延安时已经用得得心应手，一连作过《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三次着名报告，被列为延安整风运动的经典文献。如今，旧法新用，胸有成竹，稳操胜券……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上的讲话，是一篇上承一九五六年，下接一九五七年的重要文献。只不过这番讲话在当时未公开发表，局限于中共高层，不大为外人所知。其实，这是毛泽东自苏共二十大之后，经过将近十个月的思索，才讲出这么一番深思熟虑的话来。 须知，在两个月前召开的隆重的中共“八大”上，毛泽东也没说什么——他只是礼节性地致了开幕词，而开幕词并非他自己写的，是他的秘书田家英代拟的。 须知，八届一中全会是在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召开的。才过了一个半月，毛泽东便召开了这次八届二中全会——两次全会挨得那么近，也是鲜见。哦，是时候了，毛泽东这才在这次会上，说出了自己对苏共二十大、对波匈事件的见解以及对策。 此后，在一个多月后（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九日）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里。点了铁托的名，公开与南共论战；在六年后（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发表的《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中，点了陶里亚蒂的名，公开与意共论战；还有与苏共分歧公开化，发表一系列论战文章，直至公开点赫鲁晓夫的名……其源出于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讲话。 此后，在一九五七年开始的中共整风以及其后开始的反右派斗争，也源于这一讲话。 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六十三岁的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上作了那番讲话之后，思维处于异常活跃的状态。这位身兼中国共产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党、政、军于一身的首脑人物，在思索着怎样在中国防止出现波匈事件。 进入一九五六年的最后一个月，毛泽东的脑海中不断涌现新的思想。 中国民主建国会的一届二中全会，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中国民主建国会通常简称“民建”，是中国民族工商界及其知识分子的一个民主党派，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在重庆白象街实业大厦成立，公推黄炎培、胡厥文、黄墨涵为主席团。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民建”召开一届二中全会，会议由主任委员黄炎培主持。会上，章乃器提出了尖锐的意见。他说：“资产阶级消极性一面已经没有了，再提两面性，就要动摇工商界的信心。”他还说，过去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太残酷”。章乃器的发言，引起了争论。人们既批评章乃器的言论“有原则性错误”，但又认为“要保护他敢于唱对台戏的积极性”。 主任委员黄炎培与毛泽东有着多年交情。早在一九二零年五月，江苏省教育会欢迎杜威博士，会议的主持者为黄炎培，而台下的听众之中有一小伙子，此人便是毛泽东。这是他们订交之初。后来，一九四五年七月，黄炎培和章伯钧等作为国民参政员，前往延安访问，受到毛泽东亲自接待。黄炎培为此写了《延安归来》一书，在国民党统治区畅销。此后，黄炎培在一九四九年春由上海经香港进入解放区。十月一日，随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他被毛泽东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后来，又出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开幕时，黄炎培作为民主人士代表，被请上主席台。 在主持召开了“民建”一届二中全会之后，黄炎培给毛泽东去函，汇报了会议情况。毛泽东阅毕，颇感兴趣，于十二月四日亲笔作复。这封信，写出了毛泽东的新思想——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黄炎培字任之。毛泽东的信，是这么写的： 你们的会议开得很好，谨致祝贺之忱！ 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方法竟在你们党内，在全国各地工商业者之间，在高级知识分子之间行通了，并且做得日益健全，真是好消息。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即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如此，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既有矛盾就要求揭露和解决。有两种揭露和解决的方法：一种是对敌（这说的是特务破坏分子）我之间的，一种是对人民内部的（包括党派内部的，党派与党派之间）。前者是用镇压的方法，后者是用说服的方法，即批评的方法。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即是说还没完全解决，表现在意识形态的，还将一个长时期内存在。另外，还有少数特务分子也将在一个长时间内存在），所以人民应当团结起来。但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仍会层出不穷，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我高兴地听到民建会这样开会法，我希望凡有问题的地方都用这种方法。 国际间麻烦问题不少，但是总有办法解决的，我是乐观主义者，我想先生也会这样的。 去年和今年各填了一词，录陈审正，以答先生历次赠诗的雅意。 毛泽东的书信通常很短。特别是解放之后，冗事缠身，他的书信简直像电报似的，一两百字而已。这封写给黄炎培的信破例，写了五百多字——因为此信阐述了他从“民建”得到启示后产生的新的重要见解。 在写此信之后不几日——十二月五日、七日、八日，毛泽东又接见在京开会的各工商联、民建会的负责人，谈及了信中的这一新观点。 在十二月五日的讲话时，毛泽东论及： “人民内部的矛盾是经常发生，层出不穷的。……对帝国主义的矛盾用机关枪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用批评、自我批评解决，动口不动手。” 在十二月八日，毛泽东又说： “刘少奇同志在‘八大’报告中说，主要的阶级矛盾已经解决了，国内有了和平。阶级矛盾虽不打仗，但是有斗争。在农业合作化和公私合营以后，阶级之间的紧张局势基本上没有了。资本家和过去不同了。……” 毛泽东把他跟“民建”的谈话的思想加以整理，加以发展，终于明确提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一命题。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差不多是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整整一周年之后（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是在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四日子夜、二十五日凌晨），毛泽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身份，面对一千八百多名党内外人士，他讲述自己的“新思维”——这也就是傅雷来到北京后听到的录音。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由毛泽东的政治秘书陈伯达整理成文的。据陈伯达告诉笔者，毛泽东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院（扩大）会议上讲话时，没有讲稿，只有一份极为简略的提纲。他在整理时，还补入毛泽东在其他会议上讲话记录。另外，整理成文之后，毛泽东又作了许多修改，亲笔加入许多新的内容。这样，当此文在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九日《人民日报》上正式发表时，与毛泽东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扩大）会议上随口而讲的话，有不少差异。 由于后来作了颇大修改，这篇文章显得有些自相矛盾。比如，阶级斗争在中国到底结束了没有？此文先是说“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后文却又说“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的甚至是很激烈的”。这后文显然是反右派之后加上去的——后来，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及至“文革”，发展为“以阶级斗争为纲”。 其实，《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内核，就是毛泽东给黄炎培的那封信。史学家黎澍在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九日去世前夕，曾在一篇文章中很简要地点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最初的原意： “毛在最高国务会议讲话题目就叫《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都矛盾的问题》，其意义就是阶级消灭了，阶级对抗不存在了，剩下的是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处理就行了。这个讲话广泛传达以后，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几个大城市的民主人士和文化科学工作者中间果然起了鼓舞作用。”① 当时跟傅雷一起听录音的上海《文汇报》总编徐铸成，如今这么回忆：“赴政协礼堂听毛主席最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的录音，很清晰，最使人兴奋的是下面一段话：国内形势急风暴雨似的阶级斗争的时代已过去了，党内命令主义、官僚主义、关门主义还很严重，中共中央决定早日开始整风，希望党外朋友帮助，但决不强迫别的民主党派参加。毛主席讲话一向很风趣，如谈到整风时，说这不再是狂风大雨，也不是中雨，是小雨，是‘毛毛雨，下个不停’似的和风细雨。从录音里听到他的讲话不时引起哄堂大笑，并听到刘少奇同志等插话，真是轻松愉快，谈笑风生。我们听了录音，也感到兴奋、舒畅。听毕，我和傅雷先生即相约赴中山公园聊天，我们觉得双百方针实在正确，党真英明。都认为今后应更好地响应党的号召，为社会建设尽力……” 众多的民主人士、高级知识分子的心境，跟徐铸成、傅雷一样，都从毛泽东的演讲中得到鼓舞——毛泽东的演讲，成了“早春二月”中的一股暖流。也正因为这样，费孝通那篇在怀里揣了多日的文章，在“毛主席在最高国务院会议扩大会上讲话”的那天上午，终于下定决心“送出去了”！ 紧接着，毛泽东又于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作了讲话。这次讲话的基调，是鼓励人们“放”，鼓励人们打消各种顾虑帮助中共整风。 其中，特别是这样两段话，使人们倍受振奋：“不要怕向我们共产党人提批评建议。‘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时候，必须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在共产党人方面，我们要给这些合作者创造有利条件……” “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我们主张放的方针，现在还是放得不够，不是放得过多。” 这篇讲话，也是陈伯达整理成文的，直至八年后的一九六五年四月才公开发表。发表时，毛泽东也作了许多增删，已非原来面目。 短短的四个月间，毛泽东一连作了三次重要讲话，即《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三次讲话是相互呼应的，表明了他面对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波兰事件、匈牙利事件，如何着手解决中国问题： 第一次讲话提出了方法——中共进行整风； 第二次讲话提出了理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第三次讲话提出了措施——鼓励民主人士大胆地“放”，帮助中共整风。 作为民主人士中的一员，政治灵敏度非常高的费孝通教授，把一九五七年不平常的春天的“早春天气”，写得淋漓尽致…… 毛泽东批评邓拓是“死人办报” 毛泽东接连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扩大会议上、在中共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作长篇讲话，他的本意是要在中国点起“鸣放”之火，让广大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大鸣大放”…… 他是个书报不离手的人。然而，当他每天打开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他大失所望：在他看来，《人民日报》应当为他在最高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发社论，向全国人民迅速传达他的“新思维”，可是《人民日报》只登了很简单的新闻而已；至于中共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人民日报》连消息也没有发！ 毛泽东恼怒了！ 毛泽东是个非常重视报纸的人。他在一九三六年跟斯诺谈话时，便曾说及： “我在长沙师范学校的几年，总共只用了一百六十块钱——里面包括我许多次的报名费！在这笔钱里，必有三分之一花在报纸上，因为订阅费是每月一元。我常常在报摊买书，买杂志。我父亲责骂我浪费。他说这是把钱挥霍在废纸上。可是我养成了读报的习惯，从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二七年我上井冈山为止，我从来没有中断过阅读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日报……”① 自从成为中共领袖，毛泽东更是每日广阅各报，内中尤其是《人民日报》——《人民日报》这名字就是他在一九四六年四月亲自起的，而且一连写五式横书《人民日报》报头供报社选用。自从一九四九年八月，《人民日报》由中共华北局机关报升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之后，毛泽东更是注意这份作为中共中央喉舌的中国第一大报。 毛泽东挑选了一位消瘦的福建“秀才”，担任《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辑。此人名唤邓拓，可以说是最佳人选：邓拓不仅手中有一支铁笔，而且早在一九三零年便加入中共。他是《人民日报》的前身——《晋察冀日报》社社长，写过数百篇社论。邓拓早在一九四四年，便在晋察冀边区编印了中国第一部《毛泽东选集》。他对毛泽东的尊重、对毛泽东思想的推崇，使毛泽东放心地把《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辑这一要职交给他。 渐渐地，毛泽东对邓拓办《人民日报》不满意了，一九五六年批评他是“书生办报”太温了，太呆板了。 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讲话时，曾批评了《人民日报》： “对于一些有害言论，要及时给予有力的反驳。比如《人民日报》登载的《说‘难免’》那篇文章，说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并不是难免的，我们是用‘难免’这句话来宽恕我们工作中的错误，这就是一种有害的言论。这篇文章，似乎可以不登。既然要登，就应当准备及时反驳，唱一个对台戏。我们搞革命和建设，总难免要犯一些错误，这是历史经验证明了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篇文章，就是大难免论。我们的同志谁愿意犯错误？错误都是后头才认识到的，开头都自以为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① 毛泽东的这段话表明，他看《人民日报》，看得相当仔细。当然，他只是对《人民日报》登载的一篇文章有意见，问题还不十分严重。 到了一九五七年三月中下旬，《人民日报》对毛泽东的两次重要讲话毫无反响，毛泽东怒形于色了。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怎可对领袖的重大“新思维”如此冷漠？那时的邓拓，虽然不是中共中央委员（在中共“八大”上，有许多人提名邓拓为中共中央委员，邓拓说“我的资历浅，同一些有贡献的老同志相比应该选他们”，逊谢了），但他作为《人民日报》第一把手，毛泽东作报告时他在场。他亲耳听了毛泽东的报告，却“按兵不动”，虽说他在报社内部曾传达了毛泽东的报告。 一九五七年四月一日，几辆轿车鱼贯而入《人民日报》社。从车里出来的是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王稼祥、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胡乔木，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不言而喻，有要事向《人民日报》社传达。 邓拓急召《人民日报》部分编委出席会议。会议由胡乔木主持。胡乔木逐字达句传达了毛泽东对《人民日报》的尖锐批评，使会议的气氛顿时变得异常紧张。 毛泽东的批评，在十一年之后——九六八年九月一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这“两报一刊”的社论《将新闻战线的革命进行到底——彻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新闻路线》一文中，头一回用黑体字排印，公之于众： “党的报纸对党的政策要及时宣传。宣传工作会议未登消息，是个错误。这次会议是党内外人士合开的，为什么不登消息？最高国务会议为什么不发社论？为什么把党的政策秘密起来？里面有鬼，鬼在什么地方？过去说是书生办报，现在应当说是死人办报。你们多半是对中央的方针唱反调，是抵触的，反对中央的方针的，不赞成中央的方针的。” 这段批评够重的！从“书生办报”升级到“死人办报”，还算承受得了——“死人”，无非是指失去了感觉，毫无反响。最厉害的一句是“你们多半是对中央的方针唱反调”，作为党中央的机关报跟党中央唱反调，这还了得！ 毛泽东还质问：“《人民日报》到底是谁家的报纸？是《人民日报》还是《国民日报》？” 邓拓和《人民日报》的编委们，面面相觑，无言以对。 胡乔木接着宣布，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报社委员会，由政治局委员负责领导，以加强《人民日报》的工作。 接着，陆定一、王稼祥、邓小平先后讲了话。他们的讲话，据邓拓手稿所记，倒还说了一些好话，不像毛泽东那样尖锐：“报社的同志做了很多、很辛苦、很好的工作，书记处以前关心得不够，大家应多关心，提醒。近两年主席常常提到《人民日报》工作改进不大。以后工作方法要改，不要埋在纸堆里，经常到外边跑跑，听听意见，争取大的进步。”他们叮嘱邓拓“接受教训，努力工作，要改革报纸，改革了就好了”。 邓拓如同被击一猛掌。虽然他意识到毛泽东的尖锐批评会使他调离《人民日报》（后来果真如此），但当时只宣布加强领导，并未撤他的职。他理所当然地服从中央的决定，在《人民日报》上认认真真地宣传毛泽东的“新思维”… 《人民日报》急转弯 《人民日报》在挨了毛泽东批评之后，作出的头一个“改正”行动，便是在一九五七年四月日发表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社论把话说得非常明白： “目前的问题不是放得太宽而是放得不够。党的任务是要继续放手，坚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社论紧接着作了自我批评，提到了“本报一月七日”所发表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曾使毛泽东不快。 社论说： “有些人对于党的方针抱着不同的想法。照他们看来，这样下去，思想界将会一团混乱，文化科学发展的方向将要模糊，资产阶级思想将要泛滥，马克思主义理论将要动摇——总而言之，前途简直是不堪设想。 “在本报一月七日所发表的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等四同志的文章《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就是这种倾向的一个代表。他们在文章里对于目前文艺界状况画了一幅吓人的暗淡的图画：‘在过去的一年中，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越来越很少有人提倡了。’‘真正反映当前重大政治斗争的主题有些作家不敢写了，也很少有人再提倡了……因此，使文学艺术的战斗性减弱了，时代的面貌模糊了，时代的声音低沉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在文学艺术这面镜子里光彩暗淡了。’ “很明显，这种估计是对于事实的一种极端歪曲。关于这一点，在本报三月一日陈辽同志的文章，三月十八日茅盾先生的文章和四月四日报第七版所辑录的大多数读者的反应中，都已经指出了。问题是何以会有这种极端歪曲的估计呢？这是由于，到现在为止，党内还有不少同志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实际上是不同意的，因此他们就片面地收集了一些消极的现象，加以渲染和夸大，企图由此来证明这方针的‘危害’，由此来‘劝告’党赶快改变自己的方针。……” 社论中提到的陈其通，资深的中共党员，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写过颇有影响的话剧《万水千山》。他当时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工作。社论批评陈其通等是“教条主义”、抵制“双百”方针。 这篇社论的发表，表明《人民日报》转变态度，积极拥戴毛泽东的“双百”方针，提倡大“放”——眼下“放得不够”。 《人民日报》在中国享有崇高威望，是报界的“带头羊”。《人民日报》的这篇社论一发表，翌日被众多的报刊所转载。（上海《文汇报》不仅在头版头条转载，而且还把重要的话用黑体标出来），一下子使全国舆论界震动。 紧接着，《人民日报》在三天后——四月十三日，发表社论《怎样对待人民内部矛盾》，正面阐述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基本思想。（此时毛泽东的这一讲话稿尚未公开发表。） 接着，《人民日报》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在四月份连着发表社论，宣传毛泽东“新思维”； 四月十七日社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 四月二十三日社论《全党必须认真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 四月二十六日社论《从各民主党派的会议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人民日报》一马当先，其他各报也紧其后，纷纷发表社论。诸如： 四月十三日上海《解放日报》社论《我们赞成“放”》 四月二十一日上海《解放日报》社论《只能“放”不能“收”》； 四月二十三日江苏《新华日报》社论《大胆“放”，好得很》。 顿时，“放”字成了中国各报排字房中使用频率最高的铅字！ 内中，《解放日报》那篇社论《只能“放”不能“收”》，写得如同一首“放”字的绕口令： “只是因为我们在‘放’字这个问题上还没有很多经验，还没有在各方面吃到‘放’的甜头，‘放’的劲头也就没有那么足……只有‘放’，只有在‘放’的过程中，谦虚谨慎，勤勤恳恳，我们才能受到锻炼，学到处理新问题的经验。” 毛泽东不愧运筹帷幄，深谋远虑。他抓住了舆论喉舌《人民日报》之后，《人民日报》社论向来被视为来自中共中央的声音，一下子便在四月份扭转全国舆论气氛，从中央到地方各报，一言一而蔽之，曰：“放！” 上海的“好学生”紧跟 毛泽东号召“放”，党中央号召“放”，《人民日报》社论号召“放”，全国上上下下从“乍暖乍寒”的“早春”中走出来。进入一九五七年四月，全国沉浸在“放”的氛围之中。《人民日报》除了频频发表社论鼓励之外，同时连篇累牍报导各地、各界大“放”特“放”的“新气象”。 跟得最紧的，莫过于上海。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曾有过“毛主席的好学生”的美誉。如今，许多批判文章涉及到此公时，不便道姓，常以“上海的那个‘好学生’”代之——读者谁都明白指的是谁。 柯庆施有个大鼻子，人称“柯大鼻子”。他又叫“柯怪”、“柯怪君”。此人资历颇深，早在一九二零年，十八岁的他便在上海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共。此后历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他是安徽歙县人）、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共河北省委前委书记、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攻下南京之后，他成为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南京市市长。不久，又兼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上海解放后的首任市长是陈毅，他又同时兼任中共华东军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后来，陈毅调往北京，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柯庆施调到上海接替陈毅。 柯庆施此人颇“左”。他的“名言”是一九五八年三月在成都会议讨论个人崇拜问题时说的一句话：“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①柯庆施后来越发“左”了，为在上海写作、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出了大力，为发动“文革”出了大力。只是他在“文革”前夕——一九六五年四月九日，猝然病逝，所以他未能卷入那场中国历史上的大浩劫，尚未陷得更深。 柯庆施手下有一员大将，名曰张春桥，职务是他的政治秘书。后来张春桥成为“四人帮”中的一“人”，成为“狗头军师张”，臭名昭着。不过，一九五七年，他在中国政治舞台上还不大露脸。三十年代，此人在上海文坛曾混过一阵。后来到晋察冀边区，出任《晋察冀日报》副总编。当柯庆施调来上海，与“凡事‘左’三分”的张春桥颇为相投，遂用此人作为政治秘书。 毛泽东四月初在浙江杭州，柯庆施和他见了面。政治灵敏度很高的柯庆施，马上从毛泽东的谈话中捕捉到他的最新意图。 于是，从四月十六日起，柯庆施在上海召开“上海市宣传工作会议预备会”，普遍传达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报告和在全国宣传会议上的讲话，随之广泛地展开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② 翌日，上海《文汇报》报导了柯庆施十六日讲的一段话：“‘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中央肯定的方针，市委将坚决地贯彻这一方针。今天在党员干部的思想中有抵触，原因是在新情况下要用新办法解决问题还不习惯。过去，长期的和敌人作斗争习惯了，要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就不简单，这需要有一个过程，一定可以贯彻执行。” 《文汇报》的报导这样形容会场气氛：“几乎所有发言人都提到听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都很兴奋，有的认为可以‘大胆说话’了，有的认为大胆‘放’，大胆‘鸣’非常正确。” 《人民日报》也迅即刊载“本报驻上海记者”发来的长篇报导《在民主的气氛中展开激烈争论——记上海知识界讨论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报导说，毛泽东讲话的传达，“成了上海知识界思想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给初春的上海，更增添了蓬蓬勃勃的生气”。“上海知识界这次对毛主席讲话的讨论，非常热烈，好些过去不肯说话或不多说话的人，这次都解除顾虑，滔滔地畅所欲言。好些座谈会上都有激烈的争论，这些都是过去稀见的现象。” 好个“过去稀见的现象”！上海的知识分子们终于开始“放”起来了——这正是毛泽东所希冀的。 报导中写及了种种“放”的情况： “在这个思想变动中，有些干部还是把握不住的，总觉得‘左’比‘右’好点……” “上海作家协会小说组讨论中严格地批评了教条主义。有人说，上海的教条主义势力很强，大胆放的百分之十也不到……” “工商界在讨论毛主席的讲话的时候，有些人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还是思想认识不足，认为这样提打击了资本家的积极性……” 在一九五七年四月十八日的《文汇报》上，则报导上海报界两位“老总”对“放”的支持： “杨永直说：《解放日报》今后要发扬民主作风，鼓励不同意见在报上发表。 “赵超构说：《新民晚报》今后要做到：有花必放，知过必改，不怕毒草，力（求）放鲜花。” 看来，上海的“气温”正在日渐升高。 紧接着，四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又报导《中共北京市委召开宣传工作会议讨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仿效中共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做法，中共北京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也邀请“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二百九十多人参加”。 报导说：“大家赞成‘放’，认为目前北京‘放’得不够。” 报导又说：“有些对‘放’还有顾虑，怕‘放’出毒草使群众中毒，怕造成思想混乱”；“也有些人还顾虑到自己‘放’了唯心主义后，遭到打击。” 同日《人民日报》又报导中共广东省委召开宣传工作会议，报导说，广东“目前的情况是又‘放’又怕‘放’。” 紧接着，《人民日报》连续报导中共河北省委等各省、市委召开宣传工作会议的消息。“放”，成了当时中国从南到北、自东至西纷纷议论的话题中心。 中共开展整风运动 进入四月下旬，《人民日报》天天曰“放”，使全国的舆论“气温”直线上升。 四月二十一、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天津的教授们关于“百家争鸣”的座谈》。 四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又刊载两篇来自文艺界的报导《文艺刊物如何贯彻“放”的方针？》和《文艺创作不要受教条主义的束缚》，这两篇报导，写及了文艺界的动向： 文化部部长茅盾以为，“根据目前情况，主要是要克服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因为目前对教条主义的批判，还存在着各种顾虑。”有人形容一些编辑部的状况是“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茅盾说，“我看还是先大开了再说”。 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则说：“现在不是要小放，要大放！” 名作家老舍认为：“毒草可以放，但是诲淫诲盗的东西不能放，这是毒蛇。” 部队的作家们的意见也很尖锐，认为陈其通等《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认识错误，态度粗暴，不合事实，后果不好”。 四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刊登《上海知识界的新气象》，内中说：“人们认为这次大讨论是三个字：好！好！好！毫无顾虑地提意见，这是一好；各种意见充分交流，这是二好，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有利，这是三好。” 从这天起，《人民日报》以《听了毛主席讲话受到极大鼓舞，各地知识分子谈“百家争鸣”》为题，连续发表报导。《人民日报》加了《编者按》指出：“本报编辑部日前通知各地记者，分别访问驻地文化界、教育界、科学界的知名人士。这些人士，大部分是曾经去北京听过毛主席的讲话的。他们的体会和意见，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编辑部决定将各地知识分子谈话刊登。” 来自各地的访问记录，勾画出当时中国的时代气氛： 济南——山东省文联主席于黑丁说：“目前知识分子有两种顾虑：一是怕犯了错误遭到粗暴打击；二是怕正确意见不能发挥作用。” 南京——着名国画家傅抱石说，“过去不敢‘放’，是怕帽子。” 杭州——杭州市副市长、中国民主促进会浙江筹委会副主委陈礼节说得很明白：浙江知识分子“在‘放’和‘鸣’上，还有顾虑”，因为“怕‘钓鱼’和怕被整”！ 成都——四川省教育厅副厅长罗承烈则说，“粗暴批评，就会使人怀疑‘鸣’、‘放’的目的是放长线，钓大鱼”。四川省文联副主席常苏民则提及四川出了一篇《草木篇》，“就惊惶失措，大有不可终日之势”。他以为，“即使有一百篇《草木篇》，也不会天下大乱”。 …… 这些知识分子的心声表明，他们正在准备大“鸣”、大“放”，但又担心“放长线，钓大鱼”，真是个欲言又止，“犹抱琵琶半遮面！” 毛泽东时时在观察着中国的局势，天天在看着《人民日报》。他以为，中共进行整风的时机日渐成熟了，虽然他早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已经明确提出“明年开展整风运动”，但一直没有落实。他当时的打算是“上半年发通知，下半年整风，中间隔几个月”。 毛泽东所说的“上半年发通知”，在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得以落实。这天，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人民日报》“闻风而动”，在五月一日便全文刊登了《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五月二日，配发社论《为什么要整风》。五月七日又发社论《为什么要用和风细雨的方法来整风》。 《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说： “几年以来，在我们党内，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有了新的滋长。因此，中央认为有必要按照‘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针，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水平，改进作风，以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指示》认为，整风运动实际上已经开始！文中这样指出： “这次整风运动应当以毛泽东同志今年二月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和三月在中央召开的宣传会议上代表中央所作的两个报告为思想的指导，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当前整风的主题。毛泽东同志的这两个报告已经在广大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中传达，以后还要继续在全体党员和人民群众中传达。这两个报告传达引起了党内党外的热烈讨论，就我们党来说，实际上，这就是整风运动的开始。” 《指示》强调，这次整风“是一次即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 《指示》还提及，“非党员愿意参加整风运动，应该欢迎，但是必须完全出于自愿，不得强迫，并且允许随时自由退出”。 在《指示》下达后，中共党史上的第二次整风运动就轰烈烈地开始了。 天安门城楼上与民主人士共商整风 在《指示》下达之前，最忙碌的要算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层层召开宣传工作会议，传达毛泽东的讲话。 在《指示》下达之后，最忙碌的却要算中共中央统战部了：这一回开展整风运动跟第一次整风运动——延安整风运动不同。那一次，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开展整风；这一次，毛泽东邀请民主人士（亦即非中共人士）帮助中共进行整风。 《指示》刚刚下达的第三天——四月三十日，毛泽东就要中共中央统战部把各民主党派的头头脑脑与无党派重要人物请上天安门城楼。毛泽东跟他们打招呼：“明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人民日报》要登载《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中国共产党全党就要行动起来，今天请各位来，是要请各位帮助我党整风。” 毛泽东谈笑风生，他说，有人讲民主党派没什么了不起，只不过是一根头发罢了，一根头发有没有无关紧要。其实这大错特错。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是联系着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不是一根头发，是一把头发，后边还连着一片头皮呢，不可藐视哩！ 毛泽东的话，使在座的民主人士们舒心地笑了。 毛泽东很概括地说及了形势：“现在是新时代和新任务，阶级斗争结束，向自然界宣战！” 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要进行整风，中共中央书记处和统战部要主动找党外人士开座谈会，征求意见。 毛泽东一席话，在天安门城楼上说得在座的民主人士心里热乎乎。 毛泽东向来重视统战工作，把统一战线视为“三大法宝”之一，诚如他一九三九年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所言： “十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① 关于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必要性，毛泽东在一九三五年如此论述：“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这是有目共见的真理。因此，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① 倘若追根溯源，中共统战的“元老”，乃共产国际执行委员、荷兰人马林。马林是列宁亲自派往中国的共产国际代表，他在一九二一年帮助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并出席了中共“一大”。他深感当时的中共太弱小，建议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马林的建议受到许多中共领导的强烈反对，但是毛泽东予以坚决支持。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在一九二三年的中共“三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当时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只有五人）并兼任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不久，他又当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兼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这样，毛泽东很早就形成“统战”的观念。 中共最初的统战对象是国民党。第一次国共合作，便是中共第一次建立的统一战线。一九二七年“四·一二”政变使这一统一战线分裂。 毛泽东在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上确立了他在中共的领导地位之后，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他提议中共设立“统一战线工作部”，亦即“统战部”，专门负责统战事务。从此，中共有了“统战部”——除了中共之外，世界上其他共产党，并没有设置“统战部”。 最初的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是王明，副部长为柯庆施。 一九四八年底起，李维汉出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 在抗日战争中，在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再度合作，结成统一战线，共同抗击日寇。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和谈破裂，两党开战，争夺中国的统治权。这时，中共又运用统一战线这一“法宝”，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转为建立反对国民党政府的统一战线。许多中国非中共知识分子参加了这一统一战线，他们反对蒋介石的独裁、专制，提出了“争民主”的口号，他们也就由此博得“民主人士”之名——这个名字一直沿用至今，“民主人士”成了非中共人士的代称，参加这一统一战线的非中共党派，也就被称为“民主党派”，这一名字同样沿用至今。 从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推国翻民党政府的斗争中，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与中共共患难，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是八个字：“风雨同舟，患难与共。”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时，跟中共站在一起的民主党派共十一个：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除了这十一个民主党派外，还有不少人不参加任何党派，称为“无党派民主人士”。这“无党派民主人士”也被视为“一派”。用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的话来说：“从新政协筹备开始，我们就把无党派民主人士列入党派单位，是因为他们长期参加民主革命斗争，虽然形式上没有结成党派，但实际上是有党派性的政治力量。”①这么一来，“无党派民主人士”也算一“党派”。于是，中国的民主党派共十二个。 不久，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和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合并，仍取名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中国人民救国会解散。 这样，中国的民主党派变成九个（包括“无党派民主人士”）。 这些“民主人士”，在解放后多了一个称谓，曰“党外人士”。“文革”，之后，有人提出民主党也党呀，“党外人士”用词不科学，于是近来又改称“非中共人士”。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下达之后，立即在天安门城楼邀集民主党派代表人物开会，请他们帮助中共整风，是出自他提出的关于民主党派的方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作了如下解释： “所谓互相监督，当然不是单方面的，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呢？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大家知道，主要监督共产党的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但是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有益。” 也就是说，他邀请民主党派帮助中共整风，是为了“听到不同的声音”。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随即在一九五七年五月四日发下一份党内文件，即《中央关于继续组织党外人士对党政府所犯错误缺点展开批评的指示》。此件十分重要，全文收录于下： 最近两个月以来，在各种有党外人士参加的会议上和报纸刊物上所展开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和对于党政所犯错误观点的批评，对于党与人民政府改正错误，提高威信，极为有益，应当继续展开，深入批判，不要停顿或间断。其中有一些批评得不正确，或者在一篇批评中有些观点不正确，当然应予以反批评，不应当听任错误思想流行，而不予回答（要研究回答的时机，并采取分析的态度，要有充分说明力），但是大多数的批评是说得中肯的，对于加强团结，改善工作，极为有益。即使是错误的批评，也暴露了一部分人的面貌，利于我们在将来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现在整风开始，中央已同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协商好，他们暂时（至少几个月内）不要表示态度，不要在各民主党派内和社会上召开整风，而要继续展开对我党缺点错误的批判，以利于我党整风，否则对于我党整风是不利的（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效）。他们同意此种做法。只要我党整风成功，我党就会取得完全的主动，那时就可以推动社会各界整风了（这里首先指知识界）。此点请你们注意，党外人士参加我党整风座谈会整风小组，是请他们向我们提意见，作批评，而不是要他们批评他们自己，此点也请你们注意。如有不便之处，则以不请党外人士参加整风，而由党外人士开座谈会请他们畅所欲言地对工作缺点提出意见为妥。请你们按当地情况斟酌处理。 这一中共中央文件，清楚地表明当时中共中央的意图：中共至少在几个月内实行整风，这一期间要组织民主人士帮助中共进行整风，原因是“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效。”一旦中共完成整风，那就“完全的主动”了，“就可以推动社会各界整风了”。 然而历史与这一中共中央文件所规划的进程异步。仅仅十天后，中共中央便下达了另一重要指示。用毛泽东的话来说：“事情正在起变化”——当然，这是十天后的话…… “电影锣鼓”声震全国 一时间，“大鸣大放”成了中国报刊上最时髦的高频词，成了最新的中国政治名词。 其实，“大鸣大放”源于“鸣放”，而“鸣放”则源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不过，毛泽东却说，“鸣放”是他“发明”的，大鸣大放的“大”则是右派们发明的。 毛泽东曾如此说过： “在多数人拥护社会主义这个基础上，在现在这个时候，出现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形式，很有益处。这种形式没有阶级性的。什么大鸣、大放、大字报，右派也可以搞。感谢右派，‘大’字是他们发明的。我在今年二月二十七日的讲话中，并没有讲什么大鸣，大放，大辩论，没有这个‘大’字。去年五月，我们在这里开会讲百花齐放，那是一个‘放’，百家争鸣，那是一个‘鸣’，就没有这个‘大’字，并且是限于文学艺术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后来右派要涉及政治，就是什么问题都要鸣放，叫作鸣放时期，而且要搞大鸣大放。可见，这个口号无产阶级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左派可以用，中间派可以用，右派也可以用。”①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三日的讲话中，虽然把大鸣大放的“大”的发明权，让给了右派们，但是，他在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的讲话中，却说是“群众创造”的。不管他前后的说法怎么不一致，但是他肯定了这种形式却是一致的。他认为这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他说： “今年这一年，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现在我们革命的内容找到了它的很适合的形式。这种形式，在过去是不能出现的。因为过去是打仗，五大运动，三大改造，这样从容辩论的形式不能产生。那个时候，从容辩论，摆事实，讲道理，搞它一年，不许可。现在许可了。我们找到这个形式，适合现在群众斗争的内容，适合现在阶级斗争的内容，适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抓住了这个形式，今后的事情好办得多了。大是大非也好，小是小非也好，革命的问题也好，建设的问题也好，都可以用这个鸣放辩论的形式去解决，而且会解决得比较快。”② 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被称为“四大”。毛泽东很欣赏这“四大”。毛泽东说： “我们的民主传统今年是一个很大的发展。以后要把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形式传下去。”③ 这“四大”从一九五七年一直传到了“文革”，并在“文革”中得到了“大发展”，以至在“文革”中把“四大”载入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自然，这是后话。 由于毛泽东提倡大鸣大放，在一九五七年，各界人士都热烈地投入了大鸣大放。 大鸣大放的先声，要算是电影界的“电影锣鼓”了。 “电影锣鼓”，敲得最早，是在上海《文汇报》敲响的。 在一九五七年，《文汇报》曾是中国政治舞台上一张大起大落的报纸。在这里，顺便提一笔《文汇报》颇为曲折的历史。 《文汇报》是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五日在上海创刊的：“孕育《文汇报》的，是一个没有什么名气的‘新新俱乐部’。主要人物是严宝礼和他的一些同事和朋友。”① 严宝礼是江苏吴江人，曾任沪宁、沪杭甬两家路局的财务稽查。他在上海南京路的新新公司所开的新新旅馆长期包租了三一三号房间，跟朋友们常在房间聚会，也就组成了“新新俱乐部”。当时，上海被日军所控制，报纸很少。严宝礼决定以“新新俱乐部”为主干，创办一家大型日报。这家报纸便是《文汇报》。所以，《文汇报》一开始，就是以一张“民间报纸”的身份出现。 此后，《文汇报》几经沧桑，几度停刊。一九四七年五月下旬，上海《文汇报》被国民党政府封闭。于是，不少《文汇报》工作人员从上海转移到香港，于一九四八年九月九日在香港创办了香港《文汇报》。迄今，香港仍有一家《文汇报》，便是这么来的。 上海《文汇报》在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一日复刊。那时属于私营报纸。自一九五三年一月一日起，上海《文汇报》改为公私合营企业。 一九五六年四月起，《文汇报》社由上海迁往北京，与北京的《小学教师》杂志合并，改为教育部的机关报——《教师报》。 不过，《文汇报》变为《教师报》，毕竟使报纸大受局限。而且《文汇报》社的编辑们大都家居上海，报社迁京造成了夫妻两地分居，人心思沪。 周恩来注意到《文汇报》过去的广泛社会影响，以为把《文汇报》并入《教师报》不妥，他提议《文汇报》应该复刊。于是，《文汇报》社重新迁回上海，于十月一日复刊。 这时的《文汇报》，由徐铸成任社长兼总编辑，副社长严宝礼、柯灵（兼副总编辑），其他副总编辑为刘火子、浦熙修、钦本立、郭根、唐海。内中，徐铸成、严宝礼、浦熙修等均非中共党员。 这样，在当时的上海，《解放日报》是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而《文汇报》则是中共领导下的一张“民间报纸”（在一九四九年前《文汇报》则是中共“影响”下的一张私营报纸）。 大约正因为《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身份”不同，所以在一九五七年的命运全然不同。 就在《文汇报》复刊之初，极想打响几炮。那时，毛泽东刚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双百”方针，《文汇报》便以“为双百方针鸣锣开道”为己任。 《文汇报》早在一九四九年九月，就已设立北京办事处，以浦熙修为主任。此时仍设北京办事处。 北京办事处有一员女记者，名叫姚芳藻，刚刚三十出头。她乃浙江鄞县人氏，一九四六年毕业于中国新闻专科学校研究班，担任过《联合晚报》及香港《文汇报》记者。 为了替双百方针“鸣锣开道”，《文汇报》驻京办事处抓住了电影问题做文章。姚芳藻这样回忆“电影锣鼓”最初是怎样敲响的： 我跑到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去找钟惦棐，准备听取他的意见，这是我第一次踏进中宣部，也是我第一次看到钟惦棐。 中宣部设在沙滩红墙里面，这里原是紫禁城的一角。一排排低矮的平房，经过几百年风风雨雨，早已破旧斑剥。我想，过去就可能是小太监的居处，钟惦棐就孤孤单单的坐在那里一间小小的房间里。我们虽是第一次见面，但彼此似乎都是熟朋友了。他那时常在报刊上发表电影评论方面的文章，已经颇负盛名了。我很欣赏他的文章，觉得它没有教条、八股味道。本来在我的想像中，他是很高大的，而实际上，他却显得那样矮小，穿着一套灰布中山装，一副落拓不羁的样子。在深度的镜片后面，一双小小的眼睛发着深邃的光芒。 当我和他谈到，我们报纸为了贯彻双百方针，准备开展问题讨论时，他立即表示：“电影问题非常多，完全值得讨论。”他很兴奋的把电影工作中的问题详细地告诉我，他说：“电影题材狭窄，故事雷同，内容概念公式，看了开头就知道了结局，谁爱看呢？所以票房价值极差，常常连成本也收不回来。” 钟惦棐就电影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侃侃而谈，一口气就讲了近两个钟头，讲得有条有理，问题看得又深又透，我很是钦佩。他是中宣部文艺处负责电影的干部，我相信他对电影问题的研究，资料的积累，已决非一朝一夕，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的话非常吸引我，使我对电影也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我相信，把这些推到版面上去讨论，很有价值，很能贯彻双百方针的精神，也一定会吸引广大读者的注意。我决定积极建议报社讨论电影问题。 就这样，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四日，《文汇报》开展了关于电影问题的讨论。这天《文汇报》上，发表了《国产片上座率情况不好》的新闻报导，配发一篇短评《为什么好的国产片这么少？》，还配发了两篇读者来稿。于是，“电影锣鼓”敲响了！ 确实，国产片的上座率不好，是事关电影创作的大问题：自一九四九年十月以来，曾拍过几部深受观众欢迎、上座率颇高的电影，如《白毛女》、、、《平原游击队》等。但是，大部分的国产片，上座率不高。以上海为例，《一件提案》的上座率仅百分之九，《土地》上座率为百分之二十，而《春风吹到诺敏河》、《闽江桔子红》为百分之二十三。 据统计，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六年六月，国产片总共发行了一百多部，而其中却有百分之七十以上没有收回成本。有的则只收回了成本的百分之十。而更有的影片连广告宣传费都没有收回。 《文汇报》的短评指出，编辑部经常收到读者来信，认为国产影片普遍存在的问题是： “题材狭窄，故事雷同，内容公式化、概念化”； “看了开头，就知道结局。” 短评鲜明地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好的国产片这样少？”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天的《文汇报》引起广泛的注意。电影界人士和广大观众纷纷参加这一大讨论。 毛泽东称赞了对电影的批评 于是，在《文汇报》上开展了关于电影问题的“大鸣大放”。 女演员上官云珠发表文章说： “一个演员，顾名思义，自然不能离开银幕和舞台。演员的生命之花，一旦离开了培育它的园地，就会枯萎。但是我们厂的绝大多数的演员，尤其是女演员们，在七年中就偏偏有过这样的遭遇，其中有七年之久只在银幕上露过一个镜头，或只在舞台上演出过一两次戏的。老演员们感到力无处使，在业务上一年一年的荒疏，青年演员们还是原地没有动，学了七年理论却没有实践的机会，自己怀疑自己到底还能不能演戏呢？心里一片空白，每个演员被搁置得快要生锈了！” 导演陈鲤庭提出：“导演应该是影片生产的中心环节。” 导演孙瑜要求尊重观众，尊重导演，尊重艺术。他说：“今天的观众在走进戏院的时候是以主人公的姿态走进去的。他们不能容忍乏味的公式化和概念化、没有思想性和艺术性的作品，我们不能不尊重他们。他们要政治，但不要政治口号。” 导演吴永刚在文章中指出：“政论不能代替艺术。人们花了时间和金钱，但是得到的不是艺术的欣赏，却是像在听一个报告，读一篇政论，这样的电影怎么能使广大观众接受呢！” 作家老舍发表了《教教电影》一文，尖锐地指出： “今天，人民真是如饥如渴地需要电影，可是好电影片却寥若晨星，这是个严重的问题。 “作家的作品是不是得到了尊重呢？恐怕不是。对他们所写的剧本，似乎人人有权修改，个个显出优越。一稿到来，大家动手，大改特改……经过大拆大卸的修改之后，那些好处即连根拔掉：原来若有四成艺术性，到后来连一成也找不着了。” 讨论进行了两个多月，《文汇报》发表了近五十篇文章。这时，需要发表一篇有分量的、总结性的文章。找谁写呢？ 最合适的人选，当然是那位坐在红墙里的、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负责电影的钟惦棐。 于是，《文汇报》副总编唐海和驻京记者姚芳藻一起前去拜访钟惦棐，向他约稿，请他写一篇总结性的文章。钟惦棐呢？他一直关心着《文汇报》上开展的这场大讨论，读了每一篇讨论文章。不过，他只答应以《文艺报》评论员的名义，写一篇评论文章，在《文艺报》上发表。因为他当时任《文艺报》编委兼艺术部主任，所以觉得在《文艺报》上发表为好。 钟惦棐的评论文章写出来了，题为《电影的锣鼓》。《文汇报》社知道了，建议此文由《文汇报》和《文艺报》同时发表。钟惦棐答应了。于是“电影的锣鼓”在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五日《文汇报》和第二十三期《文艺报》同时敲响。 《电影的锣鼓》在一九五七年是一篇影响不亚于费孝通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的文章。现摘录于下： 电影的锣鼓先从上海方面敲起来，是有道理的。这里是我国电影的发样之地和我国着名电影艺术家的汇集之区。经过七年的岁月足以辨明，电影——这一群众性最广泛的艺术，究竟该怎样才是。按照过去的经验，无疑应该丢掉一些东西，但亦需要保留一些东西，而其中最主要的是电影与观众的联系，丢掉这个，便丢掉了一切…… 上海《文汇报》在十一月份发表的二十四篇文章，就问题的性质看，可分作两类：一是属于电影的组织领导的，即以行政的方式领导创作，以机关的方式领导生产；一是属于电影的思想领导的，这便是中国电影的传统问题，题材偏狭问题，与所谓“导演中心”等问题。 ……我们有许多领导人对列宁所说的：“电影是教育群众的最强有力的工具之一”，“在所有的艺术中，电影对于我们是最重要的”理解得很不正确。因为它重要，深怕它搞不好，也就出现了像《祝福》电影中鲁四老爷教阿牛描红的情景。关心过多，也就往往变成干涉过多。 ……目前有许多经验的电影艺术家不能充分发挥出创作上的潜力，而只能唯唯听命于行政负责人员的指挥，尚未进入创作，已经畏首畏尾，如何谈得到电影艺术的创造？没有创造，如何谈得到电影事业的繁荣！ 艺术创作必须保证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必须充分尊重艺术家的风格，而不是“磨平”它。所谓“导演中心”，乃是指为了克服当前导演在摄制组工作时感觉婆婆过多而且过严，某些艺术描写的细节都要遭受干涉的情景而言。祥林嫂手中的鱼掉不掉？何时掉？这完全是创作人员，首先是导演自己的事。如果这样事都须由行政决定，要导演干什么？…… 电影的“锣鼓”声，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毛泽东对于《文汇报》上的这场讨论，最初是持肯定、鼓励的态度。一九五七年三月，毛泽东在接见新闻出版界的着名人士时，曾对《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说了这么一番话： “这次对电影的批评，很有益。但是电影局开门不够，他们的文章有肯定一切的倾向。人家一批评又把门关得死死的，我看大多数批评文章提出的问题，对于改革我们的电影是很有益的。现在的电影，我就不喜欢看。当然也有好的，不要否定一切。批评凡是符合事实的，电影局必须接受，否则电影工作不能改进。你们报上（指《文汇报》）发表的文章第一个时期批评的多，第二个时期肯定的多，现在可以组织文章，把它们统一起来，好的肯定，不好的批评，电影局不理是不对的。这次争论暴露了问题，对电影局和写文章的都有好处。”① 毛泽东的这一番话，自然使《文汇报》社受到了莫大的鼓舞。 李康年提出“赎买二十年” 就在“电影的锣鼓”敲响不久，来自工商界的一番“锣鼓”，也震动了全国。 敲响这番“锣鼓”的，是上海工商界的李康年。 李康年是上海公私合营鸿兴织造厂董事长、中国钟表厂总经理、萃众织造厂经理。他在一九五七年一月八日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第二届第一次会议上，提出了建议。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七日《人民日报》报导他的建议如下： 建议的主要内容是要求取消定息办法，发行一种“工商企业改造赎买存单”。存单像公债券一样，采取无记名方式。发行金额按全国私营企业清产合资总值计算，共二十二亿元。赎买存单一次发给资本家、资产代理人和需要照顾的资产阶级分子，并从一九五八年起开始逐季兑现，到一九七五年为止，分二十年兑讫。 李康年在建议书中例举十九条理由。他认为目前国家采取的定息办法，每年按股金百分之五发付定息。资本家的股金“应该是二十年可以得到全部代价”，如果仅仅算到一九六二年为止，“似觉赎买还未完成”。 他还认为定息有许多害处。定息存在，就会被认为私方人员在合营企业中还占有股份，“尚留着剥削的残余”，由此造成公私之间、工人与私方之间、私方与私方之间的种种矛盾。因此他主张把全部资本归还资本家以“赎买到底”。这样做，他认为“剥削的尾巴”就完全断了，各种矛盾也不存在了。 他还表示如果采用他的建议，将二十二亿赎买存单在一九五八年全部发给资本家，那末，实际上改造已经完成。公私合营企业就可以改为国营；而“此时，资产阶级手中只多了一些赎买存单，其性质与国家公债大同小异”，因而资产阶级的改造也“基本完成”了。 李康年的这一建议，称为“赎买二十年”。 一九五七年六月六日，《人民日报》又发表《李康年重申赎买二十年的主张》。李康年说：“我的建议的根据是《人民日报》社论。” 李康年这样加以说明：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一篇《统一认识，全面规划，认真地做好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工作》的社论。这篇文章，我认为是党和国家对赎买政策的方针，亦是党和国家对工商业者昭示了赎买政策的信条。 第一段：“我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完成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的变革，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说明大约需要十五年之期建成社会主义社会。 第五段第一节：“对于我国工人阶级说来，最适当的正是向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实行赎买，并且不是一下子赎买，而是在十几年的时间里，逐步赎买。分给资本家的不足四分之一的股息红利，资本家所得，看来不算很多，但是就全国统计，一年就有几亿人民币，积十几年之久，就有人民币几十亿之多，用来作为赎买民族资产阶级的全部生产资料的代价，是完全足够的了。”这说明国家将以几十亿人民币，来购买民族资产阶级的全部生产资料。 李康年的“赎买二十年”的建议发表后，引起广泛的反应。 有人叫好。比如私方人员林炳辉就举出李康年的建议有十一条优点。林炳辉这样说道： “定息七年，赎买已有百分之三十五，如果拖个尾巴，又要加百分之几，再把定息以前的利润分配加上，与二十二亿元相差无几，不如发行存单，一次赎清。他同意采用赎买存单，所有制就可立刻转变，因此有利于工人和私方人员的团结，有利于公私共事关系，许多中小合营企业私方因对合营企业性质变化认识不清而发生挪用公款的事也可不再发生。有的人认为，赎买存单作为简化目前定息领取的手续方法，确有一定可取之处。” 对于李康年的建议，反对者大有人在。不过，最初的反对意见，还是很温和的，是讨论式的。如同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七日的《人民日报》报导所言： “在讨论中，大多数人不同意李康年的看法。他们认为，李的建议是对赎买政策认识不清，把赎买当做‘买卖’和‘还本’。 “在讨论中，大家认为李康年的意见，在工商界人士中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这个建议值得进一步展开讨论。” 最初的大鸣大放平平淡淡 在钟惦棐和李康年早早地敲响这两声之后，中共中央统战部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分别召开两个大型座谈会，为大鸣大放提供场所： 自五月初起，在全国政协召开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总共开了十三次，七十多人次发言； 自五月中旬起，在国务院礼堂召开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开了二十五次，一百零八人次发言。 与此同时，国务院各部门的党委，各省市党委以及一些高等院校党委，也都召开了党外人士座谈会。 召开这些座谈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帮助中国共产党整风。 毛泽东说了这样的热情洋溢的话： “整风总的题目是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反对三个主义。 “现在已造成批评的空气，这种空气应该继续下去。揭露出来的矛盾在报上发表，可以引起大家的注意，不然官僚主义永远不得解决。”① 毛泽东还说： “非党员自愿参加，自由退出。” “有意见就说，党内外打成一片。”② 毛泽东的话像一把火，把这些座谈会的气温烧得高高的。 《人民日报》迅速报导中共中央统战部所召集的党外人士座谈会情况，其他报纸也分别报导中共各级党委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情况。这些报导不断见报，也起着不断加温的作用。 一九五七年五月九日《人民日报》以《倾听党外意见推进整风运动》为题，醒目报导了在五月八日由中共中央统战部首次召开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 会议是由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和副部长平杰三主持的。 李维汉一开始，就把会议的目的说得明明白白： “召集这个会的目的，就是请大家帮助我们进行整风，帮助我们改正缺点和错误。通过统一战线的方式来推动我们整风，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因此，希望大家多发表一些批评意见。” 李维汉很强调，要党外人士们多发表“批评意见”。 大约是首次会议的缘故，党外人士们多少还有顾虑，虽说发表的确实也是“批评意见”，不过，那些意见大都不痛不痒，属于“温吞水”之类。 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章伯钧率先发言，讲了些鸡毛蒜皮意见。章伯钧说： “几年来，有些民主党派的成员在国家事务中确实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他们是有能力的，但是没有条件。例如某机关的一个计划科长，因为是非党员，不能参加国家计划委员会召开的他本应参加的有关会议，很感苦脑。过去选拔留学生，学校留助教，都是首先考察政治条件，有些有能力、有专长的人，常被认为历史复杂而不能入选，非党人士出国学习的机会不多。非党干部要得到提拔很困难，党员提升得快，好像只有党员才有能力，有办法。” 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章乃器，是粮食部部长。他说了自身的体会： “我是有职有权的。在粮食部里，党组和我的关系是正常的，党组管思想政治领导，我管行政领导，党组和我有了分歧意见，要能说服我，我才同意。但是我这个有职有权是斗争得来的。”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陈铭枢的发言，后来被说成是“取消学校党委制”。其实，照《人民日报》当时所载的陈铭枢的发言，并无此意： “陈铭枢在谈到高等学校中各种组织的作用时说，当前学校的领导方面，多半是靠党、团、工会这‘一条鞭’进行工作，这是值得研究的。他认为今后应该更多地依靠教师和学生。他还说，学校中的党委制，今后也应该从多方面进行考虑。” 就在陈铭枢的发言报导见报后，陈铭枢看了，并不满意。他当即写了《向非党人士求师求友》一文，《人民日报》迅即在五月十二日发表： “本月九日《人民日报》登载我八日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恰好把我讲的‘党员应向非党人士求师求友’一段话漏掉了。这很可惜。难道这句话刺耳吗？我想未必。” 陈铭枢在说了一通这样的警人之语之后，话题一转，讲起了中共乃“非党人士”之师的道理： “非党人士要饮水思源，都应当不忘本。人人都应记着，如果没有出生入死、打江山的人民解放军，哪里有我们今天的政权呢？如果没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决策，正确领导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肃反——一系列的社会政治改革运动，以及广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哪里有我们今天的最广泛的社会主义的民主生活呢？解放以来党外人士都接受了共产党的思想教育，并虚心向党员同志学习，实际上也就是以党员为师。如果不经过这一番锻炼，谁还能保证不犯严重的错误呢？站稳立场，分清敌我界线，是我们政治生活中的主要课题。党外人士过去的思想基础，很容易‘引狼入室’，‘与虎谋皮’而不自觉。这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是有危害性的、可怕的。几年来，党对于我们的教育以及我们的自我改造，基本上已达到了一定的程度，我们应当有所感激。党员同志也大有助于我们，就我几年来的切身经历来说，他们的教益对我的帮助很大，不只高级领导同志，就是中下级的党员同志，对我也有很大的帮助。真是‘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由此，不难想到，我们之报答于党者是什么？我们对于党员同志的帮助又是什么？有施无报，何能心安理得！我撰本文，就是本此一片赤忱，并由此出发，我想党中央所指示的，民主党派暂不搞本身的整风，就是要我们投身于党的整风运动中来帮助党员同志。” 陈铭枢的这一番话，说得热乎乎，披露了对中共一片赤诚之心。 在说了这么中共乃“非党人士”之师一番话后，这才小心翼翼地论证“党员应向非党人士求师求友”。 陈铭枢从孔子，一直论述到马克思和列宁。他这么写道： “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荀子说：‘是吾而当者，吾友也，非吾而当者，吾师也’这是我国古代哲学家留下的一分宝贵遗产，也反映了我国祖先的优良美德。我们均应把它铭诸座右。以我们的导师而论，如马克思之服膺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列宁告诫共产党员要学习资本家的文明经商。这都是党向非党学习的范例。 “凡是出于善意的批评，都应当欢迎，批评者都应被视为师与友。” 应当说，陈铭枢是个有代表性的人物。他的发言，他的文章，反映了大鸣大放的最初的“水平”。 陈铭枢曾走过复杂的历史之路——既“剿”过共，又曾拥共。他说话那样小心翼翼，是有其历史根源的： 他原本是国民党高级将领。早年参加过孙中山的中国同盟会，参加过北伐，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军长兼武汉卫戍司令，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 一九三零年，他参加了第三次围剿红军，出任右翼集团军总司令。 “九·一八”事变之后，他奋起抗日，曾代理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 此后，他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大同盟，赞同中共的《八一宣言》。 此后，他逐渐靠拢中共。这样，一九四八年一月，当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后，他出任中央常委。 一九四九年，他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了中共的战友……陈铭枢正是从自身的曲折经历之中，说出那么一番话的。 黄绍竑批评“以党代政” 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了一次又一次民主党派负责人士的座谈会，鼓励他们大鸣大放，《人民日报》连篇累牍地发表报导，刊登这些民主人士的发言。 《人民日报》还连连发表文章，积极支持民主人士大鸣大放。 五月十二日，《人民日报》转载上海《解放日报》五月九日的社论《好得很，还是糟得很？》，写得是那么的热情： 近来，我们全党正在过着极其不平凡的日子。在上海市委召集的各种座谈会上，在报纸、刊物上，在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大家议论纷纷。一些不明情理的同志，认为似乎是满城风雨了。其实，哪里是什么风雨，正是我们需要的阳光…… 有些共产党员觉得这些议论好得很，但是也有些共产党员却说它糟得很。有些共产党员在这种形势之下，感到又怕、又屈、又难、又急。“怕”什么呢？怕大家议论纷纷，不好领导了。“屈”什么呢？自以为辛辛苦苦，干了几十年革命，到头来还只落得一个官僚主义，大不服气。“难”什么呢？四面八方的意见压来以后工作不好干了，没有安定的日子了。“急”什么呢？认为大事不好了，自己又无能耐，如何才能想个主意赶快把纷纷的意见收拾了才好。 看来，党外有议论，党内有情绪。我们认为党外的议论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好在哪里呢？好在这些议论，大多数是批评得中肯的，对于加强党与非党的大团结，全市六百万人民的大团结，对于改进我们的工作，克服我们的错误和缺点极为有利。党内有情绪，我们认为这类情绪是不健康的…… 五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又以本报评论员名义发表《欢迎非党同志帮助我们整风》： 目前，许多中央机关以及一部分地方党组织，都正在邀请各方面的非党同志举行各种座谈会，倾听他们对党的批评，实际上，这就是吸收非党同志参加整风运动的一种很好的形式。 渐渐地，民主人士们在热情的鼓励下，总算开始打破顾虑，开始鸣起来，放起来，虽说不少人还总是小心翼翼的…… 罗隆基提及有人发的牢骚：“民主党派不是眼睛、鼻子，而是眉毛。眉毛是可有可无的。” 邵力子说：“县级以下以党代政的情况需要改变。” 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王一帆，认为中共“征求意见保证改进工作，事过境迁抛到九霄云外”。 中国致公党中央副秘书长严希纯称：“有些党员不懂装懂，把领导科学机关看成带军队一样。不管党员称职不称职就把他放在什么‘长’的位置上，并不等于实现了党的领导。”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黄药眠说：“党员不对也对，非党员对也不对。”他还说：“党员可以一年提升三级，非党员尽管勤勤恳恳工作，三五年也不能升一级。”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秘书长叶笃义指出：“只要当了人大常委会委员，立刻提到五级以上，并坐起吉姆牌汽车来，政治地位超过一切，造成知识分子既怕社会活动过多又怕少的不正常的想法。”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黄绍竑说：“‘成绩是主要的，偏差错误是个别的’已经成为工作报告中的一种公式，任何工作报告都套上这个公式，我认为这样会意味着强调成绩掩盖错误，造成更多错误的危险，个别错误即仅仅是百分之二、三，也不能用百分之九十七、八的成绩来掩护它，忽视它。” 黄绍竑还就党政关系提出自己的见解，他以为不能以党代政——这在当年，是非常敏感的话题，尽管他的意见完全正确。 黄绍竑和陈铭枢一样，也走过了曲折复杂的人生道路。 黄绍竑也曾是国民党高级军政大员。他担任过国民党政府的广西省主席、浙江省主席、湖南省主席，也当过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军军长，国民政府内政部部长。他和陈铭枢一样，曾经有过反共历史。 在抗日战争中，黄绍竑任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有过抗日战功。 一九四九年一月，黄绍竑出任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团员。当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之后，黄绍竑出走香港，公开发表声明，脱离国民党政府。一时间，他成了新闻人物，产生广泛的影响。 一九四九年九月，黄绍竑前往北平，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战友。 此时，在大鸣大放的热潮中，黄绍竑真诚地投入，真心实意地帮助中共整风。 黄绍竑和陈铭枢一样，在发言中，十分注意对自己的意见加以严密的论述。 他首先强调了前提：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必需有中国共产党的英明的坚强的领导，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有人怀疑党的领导权问题，那就与宪法的规定违背了。”① 在论述了这一前提之后，他才就党政关系加以论述： “但是，领导方法是可以研究的。我所以提党政关系问题，绝不涉及党的领导权问题，而是领导方法问题。我觉得过去某些地方某些工作上，没有通过人民、通过政府，而直接向人民和政府发号施令……” 黄绍竑举例说： “各地方或机关党委五人小组在肃反运动中直接处理案件，如党和政府共同发布决定而没有把党对各级党委的指示和政府对于人民的指示分开来，这样就可能导致人们或某些党员认为党的领导方法就是直接向人民发号施令，这样对于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完成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是有妨碍的，这样会造成很多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问题，希望在整风中对党政的关系检查一下，并且明确地把它规定下来。”① 黄绍竑的这番话，被《人民日报》以“党不应该直接向人民发号施令”为题，醒目地刊出。 平心而论，他的这番话，和陈铭枢的“向非党人士求师求友”一样，都是抱着对中共的一片赤诚之心才提出的。 张奚若批评“好大喜功” “气温”日渐升高。 在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三日下午，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第五次座谈会上，张奚若发话了。 张奚若此人，无党无派，被称为“无党派人士”。前文已经提及，无党派人士也被视为一“派”，而张奚若是着名的无党派人士，所以也就出席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的座谈会。 张奚若早年留学美国，回国后过着教授生涯。他先后在北京政法大学、中国大学、中央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担任政治学教授。 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张奚若拥护中共关于联合政府的主张，支持学生的民主运动，拒绝出席国民参政会，成为中共的朋友。 一九四九年九月，张奚若作为无党派人士的代表，出席了在北平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此后，他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教授。 张奚若敢于讲话，而且颇有见解。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名，最初就是张奚若先生提议的。 那是在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一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的第四筹备小组，负责拟定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该小组以董必武为组长，以张奚若为代理副组长。在起草过程中，涉及国名问题。有人提议用“中华人民民主国”，张奚若听罢，建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张奚若的这一建议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所接受，写入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张奚若毕竟是教授，毕竟是政治学教授，讲起话来喜欢归纳为几条。他说，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三大主义的根源是三句话，即“居功自大、知识水平低、经验不足”。 翌日，他再度发言，批评中共和政府工作中的“四大偏差”：“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 一言既出，四座皆惊。 张奚若徐徐道来，细细论述这“四大偏差”。 一是“好大喜功”。 张奚若说：“某些人在工作中好大喜功，什么事都喜欢‘大’，一为形式要大，一为组织要大。其中，又以形式要大最为突出，最受人喜欢。” 张奚若举例说：“新建的北京饭店的那个大礼堂，大则大矣，适用与否，却是不管的。去年在那个大礼堂举行报告会，效果是：在前排的听来声音太响，坐在后面的人又听不清，结果不得不改到天桥剧场去举行。王府井的百货大楼，六层只用了三层营业，据说上边有礼堂，办公室，但没有货仓，只顾礼堂，办公室，而不管货仓，也是一妙事。” 张奚若接着分析道：“好大喜功的的原因，客气一点说是由于‘幼稚’，比如小孩子要苹果总是要大的，不管好吃不好吃。好大的结果必然粗糙。” 二是“急功近利”。 张奚若说：“一切要速成，要快。说什么向科学进军，大学毕业几年以后，可以考副博士等等。作学问的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杨振宁、李政道推翻了‘宇称守恒定律’，轰动了全世界，杨振宁有很好的数学基础，大学毕业也已经十几年了，而且毕业十几年的大学生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如此。我说治学是要投资的，给一批人时间，叫他们去研究，可能这批人中间只有少数能真正有所贡献，有些人会变成书呆子，但不要紧，六亿人口出几个书呆子有什么了不起呢！我想有一些事情不要急着办，尽可能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办。” 三是“鄙视既往”。 张奚若说：“历史是一步一步继承下来的。每个社会都要继承前一阶段的东西。当然，这几年来‘鄙视既往’的偏差有了很大改变，但还很严重。好像是什么东西都是解放以后算起，以前什么都是封建，在打倒之列。好像马克思出生之前，人类就没有文化似的。王羲之的字，赵子昂的画，李白、杜甫的诗，等等，都是封建。倒是苏联文化界纪念了司马迁，我们却没有重视这些。” 四是“迷信将来”。 张奚若说：“我们都知道，五十年以后一定比现在好……将来有的发展，有的停滞，有的后退，有的消灭。而发展也有不平衡。……将来是好，但不是不分青红皂白，事无巨细，都好。对将来不能有机械的看法。” 张奚若教授的这一番讲话，虽说立论听来令人震惊，但从他整个的讲话看来，完全是一番善意。 《人民日报》以《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十六个字为标题，醒目地刊载张奚若的发言。 毛泽东看罢，说道：“好大喜功，何错之有？我们就是要好社会主义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 大约是张奚若的这四句话给毛泽东留下的印象太深，所以他在一年多以后——一九五八年九月五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时，又一次谈及张奚若的这四句话： 那一次讲了几句不好听的话，批评了“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过去，迷信将来”。你说是坏的，我说是好的，这不是唱对台戏吗？有些人看了那四句评语实在舒服。“共产党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岂有此理！”我说，恰好是有理，不是岂有此理，而是确有此理。有些人为什么支持那种批评呢？就是因为他们对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无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三门科学或者了解得不深不透，或者简直就不大去理会，因此就缺乏分析。什么分析呢？有资产阶级的好大喜功，有无产阶级的好大喜功，两种好大喜功。有资产阶级的急功近利，有无产阶级的急功近利。“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这大概是今天的资产阶级的一类。孜孜为利者，资本家之徒也。我们呢？我们就是另外一种急功近利。至于鄙视过去，迷信将来，也是有阶级不同的。资产阶级是迷信过去，鄙视将来。过去的古董，那就是宝贝，至于将来，什么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那就是狗屁。这不是迷信过去，鄙视将来吗？① 章伯钧提出“政治设计院” 经过四天休会之后，五月二十一日下午，中共中央统战部召集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进入了第八次会议。 章伯钧发话了。 章伯钧兼两个民主党派的领导职务于一身：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第一副主席。 章伯钧此人的政治经历，可谓多变： 章伯钧，一八九五年出生于安徽桐城。一九二零年毕业于武昌国立师范学校，后任安徽宣城师范学校校长。由于他聘请恽代英、彭湃等左翼人士任教，被解除校长职务。 一九二二年九月，章伯钧离沪，乘法国“阿尔及利亚”号轮船前往德国留学。在船上，他结识了朱德将军，相谈极为投机。到德国后，章伯钧担任了朱德秘书。这年年底，朱德加入了中共，章伯钧也加入了中共。所以，章伯钧是中共为数不多的早期党员之一。 此后，他又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兼跨两党。 一九二六年春，章伯钧回国。他出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兵农联合委员会主席。一九二七年，他和李健生结婚。① 不久，他参加了中共的南昌起义，并随军南征。失败后到了香港，从此，他与中共脱离了组织关系。 一九二八年，章伯钧和邓演达、谭平山等发起组织了中华革命党，又称“第三党”——即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之外的第三党。章伯钧既参加过共产党，又参加过国民党，如今树起了“第三党”的旗号。 一九三零年五月，中华革命党改名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 一九三三年，他曾参加国民党左派蒋光鼐、蔡廷锴、李济深、陈铭枢等在福州发起的反蒋事变。 失败后，他和夫人李健生流亡日本。 一九三五年，“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改组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一九四七年二月，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章伯钧是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一直担任该党主席。 章伯钧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来到南京，出任国民参政员。他力主积极抗战，和中共合作，被国民党除名。 他参与发起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担任中央常委、组织部部长。一九四四年十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为中国民主同盟，他仍任中央常委、中央组织委员会主任委员。所以，他又是中国民主同盟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章伯钧主张民主建国，反对内战。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党之间，章伯钧日渐反对国民党而支持共产党。一九四八年一月，章伯钧在香港通电响应中共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这年九月，他来到了东北解放区，完全站到了中共一边。 一九四九年，章伯钧来到北平，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不久，章伯钧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部长。 一九五四年，章伯钧出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纵观章伯钧的政治道路：这位早年加入中共，后来又加入国民党，而后又曾经希冀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外建立第三党的政治活动家，最后毕竟成了中共的亲密朋友。 由于章伯钧身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中国民主同盟第一副主席兼《光明日报》社社长，在民主人士中，举足轻重，所以他的发言很引人注目。 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负责人第一次座谈会上，章伯钧讲过几句无关痛痒的话。直至到了第八次座谈会，他这才说了一些有分量的话。 章伯钧这一回的发言，提出了关于“政治设计院”的设想。 章伯钧先是说： “今天，我谈个人的意见。近二十天来，全国各地都在谈论人民内部矛盾，帮助共产党整风，提出了很多意见，看来是正常的。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的政策，共产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民主精神，已经取得了极大的效果。……鸣，放，并不影响共产党的领导，而是愈益提高了共产党的威信。” 接着，章伯钧谈及了“政治设计院”。 以下是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所载章伯钧发言的原文，标题是《现在工业上有设计院，可是政治上没有设计院》。章伯钧说： “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 这就是著名的“政治设计院”的来历。 这段话，不论是从头至尾，或者是从尾至头，反反复复地捉摸，也看不出有什么“出格”的地方。 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是指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而不是别的什么。他的“政治设计”的含义，无非是指“政治上的基本建设”，先交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这四个“政治设计院”讨论，因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 章伯钧在发言中，批评了国务院。他说： “国务院开会常拿出成品，这种形式主义的会议可以少开。” 章伯钧的这段话，是希望把国务院也作为“政治设计院”。他作为交通部长，常常出席国务院会议。在他看来，国务院开会，应是“政治设计”会议，即让部长们都参予设计，而不是“拿出成品”。 章伯钧这样一段明明白白的话，后来被列为“着名右派观点”，蒙受了历史的冤屈。 其实，“政治设计院”并非章伯钧的发明，最初倒是毛泽东讲的！章伯钧只不过借用毛泽东的话，加以发挥罢了。 大约正因为这样，后来毛泽东虽然曾多次批判了章伯钧提出的“政治设计院”，但是他并没有否定“政治设计院”本身。 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三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所作的题为《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讲话中，这么说及： “这个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是中共中央这个政治设计院设计出来的，不是章伯钧的那个‘政治设计院’设计出来的。”① 这段话清楚表明，毛泽东并不反对“政治设计院”本身，而是以为政治要由“中共中央这个政治设计院设计出来”，绝不能由别的“政治设计院”来设计。 其实，章伯钧主张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也作为“政治设计院”，何错之有？ 章伯钧还说： “政协、人大不要等到期满，今年就可以进行明年要作的大事的讨论，不能全靠视察制度，对国家准备作的事情要经常的讨论。” “近一两年来，政府对老年知识分子问题，有所安排，收到了极大的效果。但是还有些名望较小的知识分子，思想已经起了很大的变化，生活他有困难，政府应当有适当的政策，逐步地解决他们的问题。” “镇反、三反、肃反中的遗留问题，党和政府应该下决心，检查一下，检查要有准备，要好好作。” 罗隆基建议成立“平反委员会” 就在章伯钧提出“政治设计院”的翌日，五月二十二日，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负责人第九次座谈会上，中国民主同盟的另一位副主席罗隆基发言了。 罗隆基提出应该成立“平反委员会”，后来又成了“著名右派观点”。 罗隆基是江西安福人，生于一八九六年，比章伯钧小一岁。一九一三年他以江西总分第一名考入北京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大学的前身。 一九一九年，当“五四”运动爆发时，二十三岁的罗隆基是学生领袖之一。 此后，罗隆基留学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 罗隆基此人，擅长演讲，亦擅长写作。他于一九二八年回国后，一面在上海光华大学、中国公学等学校担任政治学教授，一面为《新月》等杂志撰稿。他崇拜英美政治，抨击蒋介石的独裁政治，人称“英美派”。 一九三一年，罗隆基和张君劢等组织“再生社”，出版《再生》杂志。翌年，再生社改组为中国国家社会党。 此后，罗隆基一直兼政治学教授、政治评论家、政治活动家于一身。他担任过南开大学、西南联大教授，担任过《新月》杂志主编，北京《晨报》社长，天津《益世报》主笔。 一九四一年十月，罗隆基参与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出任宣传部部长，而章伯钧则为组织部部长。不久，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 在抗日战争结束后，罗隆基站在中共一边，跟蒋介石政府作斗争，成了中共的坚定的盟友。在许多场合，罗隆基发表谈话，或者发表声明，支持中共，反对蒋介石。 储安平曾在一九四七年《观察》杂志二卷二期的《中国的政局》一文，如此评论过罗隆基： “若以现代的标准言之，严格说来，在今日民盟的领导人物中适宜于实际政治生活者，恐怕只有罗努生（隆基）先生一人。罗氏中英文都好，口才文章都来，有煽动力，有原动力，而且对政治生活真正有兴趣……” 储安平也同时指出，“可惜罗氏的最大弱点是德不济才。” 蒋介石把罗隆基视为眼中钉。一九四九年春，蒋介石曾在上海软禁罗隆基。 罗隆基脱险后，和张澜一起于六月二十四日抵达北平，朱德、李维汉、郭沫若、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等到车站迎接。 不久，罗隆基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被选为常委。 罗隆基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森林工业部部长。 一九五五年五月，胡风在北京家中被捕，罪名是“反革命”。紧接着，一场声势浩大的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席卷中国大陆。罗隆基对此摇头，他曾对朋友说：“胡风会是反革命？我不相信！” 罗隆基对于“肃反”、“三反”、“五反”中的过左行为，也颇有微词。 既然中共开展整风运动，中共中央统战部一次又一次召开座谈会，竭诚地欢迎民主人士提意见。罗隆基有话在肚子里，搁不住，他就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即成立一个“平反委员会”，以纠正以往运动中的冤案。 以下是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关于罗隆基发言的报导： 他谈到顾虑与保证问题，他说：为了鼓励大家“鸣”“放”，并保证“鸣”“放”得好，我觉得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协可以成立一个有共产党、民主党派的成员和其他方面人士参加的委员会，以检查过去三反、五反和肃反工作中的偏差，并鼓励受委屈的人士向这个委员会申诉。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指示过，由人大常委和政协常委成立一个机构来检查肃反偏差。他拥护这主张。他说，成立这么一个委员会有三大好处： 一、可以鼓励有意见的人向委员会申诉。地方上的一些知识分子都希望有说话的地方，并且希望“条条道路通北京”，认为有意见传到北京，就是“上情下达”。因此，有了这个委员会，就可以使有委屈的人不致于没地方申诉。 二、可以更好地做好平反工作。王昆仑先生说，现在有人以为今天的“鸣”“放”是三部曲：放、收、整。其实这不外是经验主义者错误的主观主义设想出来的公式。过去许多大运动造成一些隔阂。过去的运动都有平反工作。不过，过去的平反工作往往是：人民代表大会把意见转给地方，地方又将意见转给有关单位领导的组织去处理。这样就很难做到“有错必纠”了。如果成立了这么一个委员会，那就可以将平反的机构和“三反”、“五反”、“肃反”的机构分开来。过去的运动是共产党领导的，今天平反有各民主党派人士参加，那就更有利于做平反工作。 三、在“鸣”“放”中，就有人有顾虑。谁也不敢保证，对“放”与“鸣”绝对不会有人打击报复。有了这个委员会，受到打击报复的人就可以直接向委员会控诉。这样，有报复思想的人就害怕，真的受到报复的人也有路可走。 这样的委员会，中央有，地方也应该有，而且中央可以领导地方的这样的委员会；全国有这么样的有系统的机构，一定能够保证“鸣”“放”得好。我这个仅是建议，很不成熟，不知道是否妥当。 罗隆基所建议的“平反委员会”，又何错之有！ 二十一年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会议公报中，有一段话专门论述平反问题： “会议指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必须遵循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只有坚决地平反假案，纠正错案，昭雪冤案，才能巩固党和人民的团结，维护党和毛泽东同志的崇高威信。”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精神的指引下，当年作为“反革命集团”的胡风一案，得到了彻底平反。 历史证明了罗隆基关于胡风问题的见解完全正确。 历史证明了罗隆基关于“平反委员会”的建议完全正确。 可是，在当年，罗隆基善意的建议，却遭到了恶意的批判。关于“平反委员会”本身，也成了一桩需要平反的历史冤案！ 看来，罗隆基的“错误”，只是超越了时代！ 储安平向“老和尚”提意见 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总共开了十三次。 已近尾声，中共中央统战部查对了重要民主人士名单，发觉九三学社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民主同盟成员、《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尚未发言。于是，中共中央统战部打电话给储安平，请他务必在六月一日所召开的座谈会上作一次发言。 储安平从命，在六月一日的座谈会上，作了颇为直率的发言。他是事先写好发言稿，照着稿子念的。那发言的题目就够惊人的：《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 《光明日报》那时是“中国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报”，社长为章伯钧，总编辑便是储安平。 储安平其实是在一九五七年四月一日才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在他作那番发言时，他上任不过整整两个月。 储安平向来是一位“秀才”。他的笔杆子在中国颇有名气。正因为这样，《光明日报》社长章伯钧在向报社同仁介绍这位新总编时说：“他是一个作家”。① 纵观储安平走过的人生之路，是“作家、编辑、记者”之路。 储安平，一九零九年出生于江苏宜兴。他比章伯钧、罗隆基小十几岁。他在上高中时就写小说，连载于上海很有影响的《申报》。他靠这笔稿费来到上海，考入光华大学。毕业后，他进入《中央日报》当副刊编辑。 二十六岁的时候，他去英国留学，攻读政治学三年。一边求学，一边为《中央日报》做记者，以稿费维持生活。 回国后，他当编辑、教授。后来，又在中英文化协会当秘书。 储安平引起人们广泛注意，是在一九四六年，他创办了《观察》周刊。当时的储安平没有参加中国的任何党派。他声称《观察》杂志是“独立的、客观的、超党派的”。他虽然是这么声称的，但实际上带有明显的反蒋色彩，在国民党统治区产生广泛的影响，发行量居然上升到十万多份。储安平很得意地说：“本刊的经营足以为中国言论界开辟一条新的道路。” 国民党政府理所当然讨嫌《观察》，由讨嫌进而恼怒，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查封了《观察》。 储安平明显地倒向中共。一九四九年九月，他到北平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 此后，他出任新华书店总店副总经理，新闻出版总署发行管理局副局长。 一九五一年，他结束了无党派人士的政治生涯，既加入了九三学社，又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 储安平作为民主人士，怎么会忽然在一九五七年的大鸣大放中，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呢？ 《光明日报》在当时虽说是一张中国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报，但是历任总编辑都是中共党员：第一任胡愈之，第二任邵宗汉，都是中共党员。 内中胡愈之，向来有着“党外布尔什维克”之称。他的公开身份是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 中国民主同盟原本在香港创办过《光明报》。一九四九年春，中国民主同盟总部在北平筹备办一张以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的报纸，取名《光明日报》。胡愈之负责筹备工作，并出任第一任总编辑。创刊时，胡愈之请毛泽东为《光明日报》题词，毛泽东写了“团结起来，光明在望”。《光明日报》的发刊词《团结一致建设民主新中国》，便出自胡愈之的手笔。 胡愈之在一九八六年去世之后，这才公开了他的身份：“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后来，人们从他的自传中才得知，在一九二七年“四·一二”政变后，胡愈之便以“特科”成员的特殊身份，跟中共保持“单线联系”。单线联系者先是宣侠父，后来是严希纯，潘汉年。① 胡愈之于一九三三年九月加入中国共产党。② 不过，胡愈之是中共特别党员，对外不公开身份，一直以民主人士身份从事社会活动。也正因为这样，最初由胡愈之负责创办《光明日报》，可以说是最佳人选。 胡愈之在担任《光明日报》总编后，由于他又担任了出版总署署长，工作太忙，所以一年后由邵宗汉继任《光明日报》总编辑。 《光明日报》第三任总编辑，亦即储安平的前任常芝青，也是中共党员。不过，他的中共党员身份是公开的。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日，毛泽东在接见新闻出版界人士时，忽然问起《光明日报》总编常芝青：“你是不是共产党员？”常芝青当即据实回答：“是。”紧接着，毛泽东说道：“共产党替民主党派办报，这不好吧！” 毛泽东一言定音。于是，《光明日报》社赶紧物色民主人士担任总编辑。 储安平成了最佳人选。储安平有着办《观察》周刊的丰富经验，又是身兼两个民主党派的成员。 就在毛泽东说了那句之后的第二十天，储安平走马上任《光明日报》总编辑。 储安平后来在交代中，曾这么说及自己为什么会在六月一日的座谈会上发言： 解放以后，一般说来，我很少在外面说话。鸣放开展以后，也很少讲话。九三、作家协会来邀，都未发言，多少采取逃避的态度。一则我对发言的积极性不高，二则我也没有什么具体的问题要谈。所以统战部座谈会开得很久，我一直没有去。五月三十日上午统战部来电话要我去。我答应去，但说明不发言。下午听说六月一日还要开会，统战部彭处长希望我六月一日发一次言。我三十一日上午还在报社工作，三十一日下午在家写发言稿，那天上午和晚上一直在家，没有外出。伯钧同志说我的发言稿罗隆基看过，并无此事。 应当说，储安平的发言，是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以来，言辞最为尖锐的一个。 储安平说：“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件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 他的这句话，把毛泽东和周恩来称为“老和尚”，把一般的中共干部称为“小和尚”，够“惊人”的。 其实，这比喻并不的储安平“发明”的。他只不过是套用毛泽东的话罢了。这诚如章伯钧提出的“政治设计院”，也只是对毛泽东的话加以发挥而已。 在一九五七年四月三十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面对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回顾前些日子的鸣放时，很风趣地说了这么一句： “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希望对老和尚也提些意见。” 毛泽东说罢，引起一番大笑声。 储安平正是顺着毛泽东的这句话，找到了发言的话题——《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因为毛泽东“希望对老和尚也提些意见”嘛！ 储安平并没有想到，像“小和尚”、“老和尚”之类的“幽默语言”，只有毛泽东说得，别人却是万万说不得的！ 储安平正儿八经地“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了： 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议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一九四九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两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中没有一人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可以被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国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 储安平在发言中，批评了“党天下”： 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地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亟需调整的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有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实现他的理想，推行他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在国家大政上，党外人士都心心愿愿跟着党走，但跟着党走，是因为党的理想伟大，政策正确，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见解，就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所担任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根本所在。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些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 储安平的发言，把大鸣大放推上了最高潮。 他刚讲毕，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便连连用英语称赞说：“Very good！Very good！”（很好！很好！） 第二天，《光明日报》全文刊登了储安平的《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人民日报》也详细加以报导。那时的中国还没有电视，重要新闻由电台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节目中播出了储安平的发言。 这样，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负责人的座谈会上，经过一次次鼓励，终于颇有“收获”，即“涌现”了右派的“三大理论”：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储安平的“党天下”。 毛泽东曾这样说： “帝国主义、蒋介石跟右派也是通气的。比如台湾、香港的反动派，对储安平的‘党天下’，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是很拥护的。”① 六月三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降下帷幕，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作总结发言。 李维汉说： “中共诚意地欢迎各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的监督和帮助。最近几个月里，全国范围内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所提出的大量的批评和意见，就充分地说明了这种批评和意见大大有助于中共克服自己队伍中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进一步加强和巩固自己在全国人民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核心领导作用。” 李维汉的讲话，在“我向朋友们致衷心的感谢”声中结束。 在一片掌声之中，民主人士们谁也没有想到，一场大风暴已经迫在眉睫…… 章乃器和“红色资产阶级” 除了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那样高层次的鸣放会之外，各种各样的鸣放会议在中国大陆举行着。上上下下，一片大鸣大放的热烈气氛。 章乃器说话了。 章乃器身为中国民主建国会的副主任委员，他只三次出席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他当时很忙，因为他是粮食部部长，如他自述： “我的主要精力放在业务上——计算粮食、油脂的社会平衡，准备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言，并在部内召开几次会议，讨论了适当放宽北京周围粮食统销指标和改进食油特殊供应的办法，以阻塞漏洞，防止‘大民主’的可能发生。”① 正因为忙，章乃器在中共中央统战部的民主党派负责人会议上，只作了一次简单的发言。 五月三十一日，大鸣大放的热度越来越高，章乃器在中国民主建国会的全国工商改造辅导工作座谈会上，就中国资产阶级的一系列问题作了长篇发言。这一发言，对于全国的影响，不亚于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和储安平的“党天下”。 章乃器此人，早在一九三六年就名震全国：这年十一月，国民党政府逮捕了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等救国会的七位领袖，人称“七君子”。全国掀起营救“七君子”的运动，使“七君子”终于获释。从此，章乃器的“君子”形象，深深地留在人们心中。 章乃器是浙江青田人，生于一八九六年，和罗隆基同龄。他原名章挺① 章乃器在浙江甲种商业学校毕业后，由校长周季伦介绍，入银行当练习生。他从练习生逐级提拔到浙江实业银行副总经理。 章乃器关注着中国政治。他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创办了《新评论》半月刊，抨击蒋介石。此后又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一九三三年，章乃器参加救国会。如他所言：“救国会的文件几十万言，十分之九是我执笔的。所有的重大活动，如筹措经费直至群众上街头的部署，都需要我参加，工作通宵达旦是常有的。”② 这样，章乃器也就兼企业家、政治家于一身。 他成为“七君子”之一以后，名声大振。他成为中国工商界的代表人物。 一九三八年，他在安徽任财政厅厅长，竟换取统一税税收的名义，每月补助新四军三万元！ 他日益不满于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也就日益接近中共。一九四四年，中共元老董必武曾秘密派遣中共党员陈钧，会见章乃器。陈钧转达了中共的建议，请章乃器出面，联络工商界人士，组织工商界的政治团体。 于是章乃器和黄炎培、胡厥文、杨卫玉等共同发起、组建了以工商界人士为主的“中国民主建国会”。 中国民主建国会和中国民主同盟等一起，成为中共的战友，共同反对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章乃器自嘲为“宣言专家”，中国民主建国会的种种宣言差不多都出自他的笔下。 一九四八年，章乃器抛下了自己在香港创办的企业，应中共之邀，前来东北。他在那里听见到处在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他听罢，建议加一个“新”字。因为中国早在有共产党之前，就已存在。 一九四九年初，章乃器来到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毛泽东在会见章乃器时，很客气地对他说： “你的意见是很好的，我们已经让作者把歌词修改了。” 那时的毛泽东，连这样一条对于一首歌的意见，都很注意听取，改正。从此，那首歌改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此后，他出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委，中华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粮食部部长。 不久，章乃器关于中国民主建国会的性质的话，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有人说，中国民主建国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中国资产阶级政党。章乃器则说，中国民主建国会可以称之为“红色资产阶级政党”。章乃器这话，是从刘少奇的关于“红色资本家”的说法加以延伸。 这话传进了毛泽东的耳朵。章乃器这样谈及： “有一次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曾指着我说：‘我很同意你的红色资产阶级的说法，难道我们还允许白色资产阶级存在？’”① 其实，章乃器的原意，说的是“红色资产阶级政党”，而毛泽东说成了“红色资产阶级”。 后来，当章乃器被打成“右派”，毛泽东又旧话重提，却称章乃器是“白色资产阶级”！毛泽东说： “右派中间那些不愿意改变的。大概章乃器算一个。你要他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就不干，他说他早已变好了，是‘红色资产阶级’，自报公议嘛，你自报可以，大家还要公议。我们说，你还不行，你章乃器是白色资产阶级。”② 在大鸣大放中，章乃器虽然忙于粮食部的工作，但是也在一些场合发表了讲话或文章。 章乃器在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五日召开的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委会宣教工作座谈会上，谈及不要神化毛泽东： “思想改造工作要做得自然一些，不能粗暴，不要神秘，不要仅仅喊没有内容的、抽象的口号，不要神化任何个人。大家都是人，没有哪个人是神，包括毛主席在内。毛主席就一贯反对把他神化起来。” 这段完全正确的话，后来被套上“反对毛主席”的大帽子。 章乃器曾在五月十四的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从‘墙’和‘沟’的思想基础说起》一文。他在文章中批评了“以党代政”： “‘以党代政’的情况，的确是存在的，中央较少，愈到下层愈多。我有这样的想法：不少党员对国家机构的作用还没有足够的认识，没有充分认识到国家机构是党进行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武器。” 章乃器打了一个生动的比喻： “党组织有如戏剧的编导，其他国家机构有如演员、艺术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编导一般不必自己上前台，更不应代替艺术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这样，党组织可以使自己的头脑更加清醒，领导更加全面，而且更加主动。” 章乃器的比喻妥切而形象，后来却被说成“反党”。 章乃器五月三十一日在中国民主建国会全国工商改造辅导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主题仍然是关于中国资产阶级的性质。他的这一发言，后来被摘要刊登在六月二日的《人民日报》。 章乃器说： “如果社会主义企业加上官僚主义，那它的效率就将比资本主义企业低。我并不是留恋资本主义。但资本主义也有好有坏，我们应该吸取对社会主义有益的东西。” 章乃器还说： “为什么有些社会主义企业经营反而不如过去的现代化私营企业呢？这是因为资本家为了图利，善于选用人才，并且对人才的培养、提拔，还要尽量表示公平，不这样他就很难和别人竞争。而有些社会主义企业却不能做到这点。” 章乃器对于国营企业的这些批评，正是今日改革开放中力求克服的国有企业的弊病，而在当年却被说成“反社会主义”。 章乃器对定息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有些人认为定息的性质是剥削，我认为很值得研究。因为照剥削字面讲，被剥削者应该是很痛苦的，但我们又说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当前的矛盾，并不具有对抗性，这就说不通了。我认为不应该把定息说成剥削，而应说成是不劳而获的收入，这样工商业者才心平气和。”他还说，“二千元的杆子，也有重新考虑研究的必要，因为这个数字太小了，很难划分二千元以上的都是资产阶级；二千元以下的都是小资产阶级。” 章乃器这样论述了中国的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有本质的不同，即一是剥削阶级，一是不剥削和反剥削阶级。但这两个阶级的分子不能说有本质的区别。资产阶级的剥削是与生俱来，至死方休，只能消灭，不能改造；而资产阶级分子是可以改造的，因他的剥削不是与生俱来的。目前我国所有阶级的特性已基本上消灭，大家正在向人类的共同本性过渡。” 《草木篇》的否定之否定 中国的文艺界向来被称为“阶级斗争的晴雨表”。对于中国文艺界来说，一九五七年的春天也是不平常的，不平静的。 很出乎意料，四川省在一九五七年初新创办的一家诗刊——《星星》，在创刊号上所发表的一组不起眼的散文诗，引起了全国的注意。 这组散文的作者，不过二十六岁而已，瘦瘦的小伙子，名日“流沙河”。他做梦也不会想到，他那一组全文不足五百字的散文诗《草木篇》，会在一九五七年成为震动全国的“名作”！ 待历史的硝烟散尽，笔者飞往成都，步入流沙河的书房①，请他回首那“不平常”的往事…… 流沙河，如今依然那般清瘦，一派书生气质。他那双大眼睛，显得格外明亮。只是岁月在他的白净的脸上刻下了坎坷的皱纹。当年的青年诗人，如今也垂垂老矣。当我拿起相机给他拍照时，他指着书房里挂着的一幅太极图说：“把太极图也拍进去！”于是，他端起椅子，特地坐到太极图跟前让我拍照。 我问起流沙河其名，是否取义于中那条流沙河？沙和尚便出自流沙河。 他笑道，他本姓徐。按徐家大排行，算是老九，于是小名唤老九——恰恰是那“臭老九”的老九，也是京剧《智取威虎山》中“老九走不得”那老九！由老九，又派生出一个小名，叫“九娃子”。他的正儿八经的“大名”，叫徐勋坦。他的身份证上，写着徐勋坦。他说，他取流沙河为笔名，与无关： “我的笔名初用流沙二字，一九五零年发现四十年代已有诗人用过，遂添一河，不涉也。” 流沙河这笔名，享誉于中国文坛，如今几乎很少有人知道他的本名。 据流沙河说，他虽自幼喜爱文学，可是高中毕业后却考上四川大学农业化学系。他“身在曹营心在汉”，居然不去听课，热心于写作。他写诗，写小说。一九五零年，他出版了平生第一本诗集《农村夜曲》以及第一本短篇小说集，还去北京出席了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 流沙河名噪全国，是由于他写了那“大毒草”《草木篇》，其实，当他写《草木篇》的时候，压根儿没想到这一组短短的散文诗，会成为“全国共讨之”的对象。 据他自云，那是一九五六年秋日，他在北京的文学讲习所结业后，登上南行的列车回四川，一路上思绪起伏，挥就五首寓言式的散文小诗，即《白杨》、《藤》、《仙人掌》、《梅》和《毒菌》。写毕，由于所写非草即木，便冠以《草木篇》为总题。文末原注明的写作日期是“一九五六年十月三十日”。 这时，《星星》诗歌月刊正筹备创刊，全部兵马为“二白二河”，即白航、白峡，石天河、流沙河。创刊号亟需诗作，流河便拿出《草木篇》。这样，一九五六年元旦，当《星星》创刊号面世之际，《草木篇》也就首次发表了。 《草木篇》全文如下： 她，一柄绿光闪闪的长剑，孤伶伶地立在平原，高指蓝天。也许，一场暴风会把她连根拔去。但，纵然死了吧，她的腰也不肯向谁弯一弯！ 他纠缠着丁香，往上爬，爬，爬……终于把花挂上树梢。丁香被缠死了，砍作柴烧了。他倒在地上，喘着气，窥视着另一株树 她不想用鲜花向主人献媚，遍身披上刺刀。主人把她逐出花园，也不给水喝。在野地里，在沙漠中，她活着，繁殖着儿女…… 在姐姐妹妹里，她的爱情来得最迟。春天，百花用媚笑引诱蝴蝶的时候，她却把自己悄悄地许给了冬天的白雪。轻佻的蝴蝶是不配吻她的，正如别的花不配被白雪抚爱一样。在姐姐妹妹里，她笑得最晚，笑得最美丽。 在阳光照不到的河畔，他出现了。白天，用美丽的彩衣，黑夜，用暗绿的磷火，诱惑人类。然而，连三岁孩子也不去采他。因为，妈妈说过，那是毒蛇吐的唾液…… 在人们的印象中，流沙河是一九五七年的“大右派”，《草木篇》是“大毒草”，他和他的作品遭到挞伐总是在反右派运动开始之后。 然而，流沙河的回忆，完全出乎我的意想：《草木篇》遭到批判，被指责为“大毒草”，竟然在一九五七年初！ 根据流沙河的回忆，我来到离他家不远的四川省图书馆，查阅了当年的《四川日报》及《成都日报》。那“白纸黑字”，清晰地记录了历史的脚印。 《草木篇》一开始并没有引人注目，导火线是一九五七年一月八日《成都日报》在报导《星星》创刊的新闻时，引述了该刊主编白航对记者所谈的一段话： “要是没有党中央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刊物是办不起来的。诗歌的春天来到了！不单是诗，整个文学也一样，正在解冻。” 这段话末的“解冻”一语，招来了麻烦。 一月十四日，《四川日报》刊载署名“春生”（注：按照当时的习惯，这种批判文章很少署真名，这也表明了批判者的心虚。）的《百花齐放与死鼠乱抛》一文，对《星星》主编的“解冻”一语进行批判： “这无异乎说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公布之前文艺是被冻结了的，也即是说根本没有文艺的。” 文章指责《星星》不是“百花齐放”而是“死鼠乱抛”。作者列举了《星星》创刊号上的一首诗，以为“与二十年前曾在蒋介石统治区流行的‘桃花江上美人窝’‘妹妹我爱你’之类的货色差不多的”。 就这样，《星星》在问世不到半个月，便遭到批判，但是并没有涉及流沙河，没有涉及《草木篇》。 一月十五日《四川日报》又载“金川”的《从“坟场”和“解冻”想到的》一文，也只是就“解冻”一语进行批判。 不过，这么一来，《星星》引起了“批判家”们的注意。于是，有人细细“扫描”《星星》，终于把“批判”的目光投向了《草木篇》。 一月十七日《四川日报》发表了署名“曦波”的《“白杨”的抗辩》和《“仙人掌”的声音》，仿照《草木篇》的笔调，首次公开批判《草木篇》。文中以“白杨”的口吻写道： “可是你呵，写诗的流沙河！在鲜血绽出花朵，眼泪变为欢笑的今天、却把我当作你笔下的奴仆，曲解我的精神，任意把我作贱！” 文中以“仙人掌”的口气，发出呼吁： “我为什么发声，我为什么抗辩，请参看《星星》创刊号，流沙河的《草木篇》。” 这么一来，《草木篇》引起了注意。 此后，《四川日报》接连发表文章，抨击刚刚创刊的《星星》，点名的作品为和《草木篇》。 对于，批判了几句“把色情当爱情”之类，批判的调子难以升高。《草木篇》则不然，随着批判的升温，也就开始上纲了，从政治的角度加以拎高。有的文章甚至说“《草木篇》是极少数不愿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分子感到一个阶级灭亡，充满了没落的情绪，要咿咿唔唔地为旧社会的灭亡唱挽歌！” 须知，流沙河的父亲有二十亩土地，成分是地主。这样的政治性的批判，已经把二十六岁的流沙河推到岌岌可危的地步。 不过，也有不少人不同意这样的政治性批判。二月八日、十二日，四川省文联文艺理论批评组两次召开座谈会。如当时《四川日报》所报导的那样： “邱乾昆、晓风、沈镇、华剑等发言支持《草木篇》和，认为它们不应该受到人们那样的批评。邱乾昆认为《草木篇》的弱点只是立场不明确，在客观上会引起不良的效果。沈镇说，不是黄色的，难道人们在吻的时候也要喊一声共产主义万岁吗？《草木篇》只是有些含糊，从这方面来讲，它并没有错。晓风认为《四川日报》上对《草木篇》和的批评文章是用教条框子去套，而不是从生活上看，这些批评是不实事求是的。他说：‘我非常痛恨’……” 随着中国“大气候”的转暖，在二月底，批判开始降温，《四川日报》不再发表对于《草木篇》的批判文章——因为毛泽东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 流沙河从危机中解脱，松了一口气。 流沙河回忆说，报上再度提《草木篇》，是在六月初。不过，不再是继续批判《草木篇》，而是否定年初对于《草木篇》的批判。 那时，四川省文联邀请作家、教授、文艺批评家开座谈会，大鸣大放。 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老作家张默生站出来，认为那场对于《草木篇》的批判是错误的。 六月四日，《四川日报》刊登张教授的发言： “对《草木篇》的错误批评，文联领导同志是怎样看的？文联内部统战工作是如何作好？《草木篇》批评之初文联领导上抱的什么态度？当批评发展到超越文艺批评界限的时候，又抱的什么态度？听了毛泽东报告传达后，我们回头来看对作品的粗暴的、自上而下的批评，与党的文艺方针符不符合？” 会上西南民族学院何剑熏教授也仗义直言，说道： “我认为，《草木篇》反映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在历史运动、尤其是在肃反运动以后的痛苦、失望和一定程度的恐怖的情绪。《草木篇》所反映的那种现实是存在的。尤其在肃反运动以后，一部分知识分子是怀着一定的痛苦、失望，甚至恐怖的情绪的。” 何剑薰还说： “不应该专打梅香、小姐，还要问老夫人。” 他所指的“老夫人”，就是四川文艺的领导。 六月五日，《四川日报》刊登了刘冰的发言，指出： “对《草木篇》的批评，是我省文艺领导中和文艺批评中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总爆发。对《草木篇》的围剿的结果，文艺界的‘百花齐放’中的沟和墙显然地加深加厚了。” 同日《四川日报、》还刊载流沙河的发言，更为引人注目。 流沙河说： “在开展对《草木篇》讨论时，报纸上那样搞，反驳文章不能发表，而且越来越拉到政治边缘上去，我个人并不怕，但却很气愤。” 流沙河还幽默地说： “有时我这人爱发牢骚，发了就算了，而别人给你记着，一朝出了毛病，就零存整付，啥都端出来了。而且这些批评是很缺乏说服力的。” 经过否定之否定，《草木篇》算是“翻案”了！ 毛泽东注意起王蒙的小说 在北京，另一位比流沙河还小三岁的青年作家，也在“大风大浪”时浮时沉。 此人便是王蒙。 虽说王蒙不过二十三岁，倒也颇有点来历： 他一九三四年出生于北京沙滩——也真有缘，那里如今是中国作家协会总部的所在地。一九四五年，十一岁的王蒙跳级考入初中时，就受到中共地下组织的影响。一九四八年，十四岁的王蒙，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看得出，他是一个在政治上早熟的人。 王蒙在文学创作上也是个早熟的人。一九五三年，十九岁的他便写出了处女作长篇小说《青春万岁》。这部小说，曾于一九五六年在《北京日报》和《文汇报》选载。 王蒙自一九五五年开始发表短篇小说《小豆儿》。 一九五七年初，王蒙居然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那是在二月十六日，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一口气谈到了三位青年作家，即二十三岁的王蒙、三十岁的李希凡和二十四岁的姚文元。 毛泽东谈及王蒙的话最多： 王蒙最近写了一篇《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此人二十二岁（应是二十三岁），把王蒙调查一下，是个青年人。这篇小说有缺点，需要帮助他，对待起义将领也要帮助，为什么对青年人不采取帮助的态度呢？我们许多的文化人和胡风是有分别的。对于他们要又批评又保护，在保护下批评。 王蒙写正面人物无力，写反面人物比较生动，原因是生活不丰富，对生活情况不熟悉，也有观点的原因。有些同志批评王蒙说他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写得不真实，中央附近不该有官僚主义。我认为这个观点不对，我们要反过来问：为什么中央附近就不会产生官僚主义呢？中央内部也产生坏人嘛！如果照有些同志的观点，以为中央附近不会出官僚主义，那就要对写小说的人割肉了。 总之，我们对人民中的错误，采取如何处理的方针，有大量的人是没有弄清楚的，我们要采取保护的方针，应该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以使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 说王蒙的小说时间不对地点不对（不该写在北京，不该在这个时候来写），这就没有说服力。我们党内经常有不正常的东西存在，在全国有很大的成绩和威信之下滋长了一些坏的作风，就叫违法乱纪、横行霸道。我们的国家是个小资产阶级的大王国，真正的无产阶级据说不到一千二百万，这一千二百万中也还发现有国民党中将，为什么说共产党的缺点是不能揭发的呢？党的统一战线实际上赞成的还是少数，我们讲过要“统筹兼顾，各得其所”。 思想上和工作上都要从帮助别人出发，我们有些同志不从帮助出发，而以一脚踢倒，最简单的办法是开枪，这是国民党的作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地主、富农和资产阶级，但最大量的是小资产阶级，这是我们客观的现实，合作社主要是一部分富裕中农不满，学生中百分之八十是出身于小资产阶级以上。虽然如此，但多数人他们都不搞匈牙利，我们有许多同志就怕匈牙利事件。 任何事情都有两种属性，匈牙利事件又好又不好，把不好的事变过来就是好事情；我们有些同志喜欢用片面性来反对片面性，这是形而上学的方法，是教条主义的方法。 王蒙这篇小说是一篇没有写好的作品，但要帮助。 紧接着，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又一次详细地谈到了王蒙。 毛泽东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内中并没有提到王蒙。其实，收入《毛泽东选集》的这一讲话，后来经过删节和修改。笔者的兄长当时在浙江党的部门工作，他在出席浙江省的一次会议时，收到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印发的《毛主席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是当时的记录稿。由于是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作为正式文件印发的，所以要比“文革”中红卫兵的传单要可靠得多。 这一记录稿上，有这么一段关于王蒙的话： 有个人叫王蒙，大家包围他，想剿灭他，总而言之，讲不得，违反了军法，军法戎事。我也是过甚其词，就是有那么几个人，写了那么几篇文章。现在替王蒙解围，要把这个人教出来，此人虽有缺点，但是他讲正了一个问题，就是批评官僚主义。我们在军事时期搞惯了，过去这个时期叫革命，我们党就是搞这一套的，叫做阶级斗争，这方面确实有些学问，有些办法，这里面也产生了一些简单化、行政命令。因为革命的时候，就是率领广大群众向敌人斗争，不能犹豫，有许多事情不能从容讨论，需要迅速，于是养成了一种作风，有许多同志在新的情况下也就只有那个经验，只有那么一点办法，特别是在军队里面工作久了的人。 现在，围剿王蒙，也是解放军围的，就是开个团，把他包围起来。这当然不好。 另外一种人是否定一切，没有一点好事，工人、农民的事业，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这样大的事业几亿人口所进行的这个伟大斗争，似乎没有什么好处可说，一团黑暗。这就会使人丧失信心，也不合乎事实。一切都好，这不合乎事实，不是一切都好，有很多毛病，有很多缺点、错误；也不是一切都不好，要加以分析。最近，我们有一位同志，叫钟惦棐，举他为例，他是讲电影问题，他在这方面做了一件好事，引起许多人发表文章，揭露电影事业中间的错误、缺点。这些人的文章我们管电影事业的人必须要注意，他们所揭露的那些坏事统统应该加以改正。至于批评者，是有片面性，有错误。错误的要加以批评，讲得正确的应该改正。 在一月七日《人民日报》上四个人发表声明，那个东西是不好的，并且传错了，说是我赞成。我就不那么赞成，今天又当着你们大家再说一遍，很不赞成。我讲过，这几个同志是出于什么呢？说他们忠心耿耿，为党为国，这对不对呢？我看也是对的，他是要保护党，保护工人阶级的利益。他有那么一种情绪，就是毒草的情绪，其实王蒙这些东西不是毒草。百花齐放，放了这么几个月，百家争鸣也只几个月，据他们估计是成绩甚少，坏处甚多，牛鬼蛇神都出来了，大势不好，大有不可终日之势。这个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因此，他们就那么急。方针，他们似乎也赞成，其实看来就是怀疑这个方针，他们在方针上有问题。他们的方法叫作短促突击，没有分析的，没有说明力的，人家看了文章不服的，批评王蒙的文章我看了就不服。这个人我也不认识，我跟他也不是儿女亲家，（笑声）我就不服。 这两派，据我看，他们的方法都是形而上学，都是毒草，都要批评。但是，要以治病教人的态度去批评。对待这些同志也要运用这个原则，要帮助他们。共产党里面有这样的人，他们不过是代表，他们代表很多人，代表很多共产党员，不单是他们个人的问题。难道共产党以外五百万知识分子里面就没有了吗？我看也有这两种人，无非也是教条主义，也是机会主义，有右派，有“左”派。我现在讲的“左”派不是真正左派，是有引号的左派。也是肯定一切，否定一切。 毛泽东的这两次讲话迅速地传了开来。台湾报纸以《毛泽东也看小说》为题，报导了毛泽东关于王蒙小说的谈话。 其实，那是因为王蒙的小说引起了争议，毛泽东特地找来看。 毛泽东提到的王蒙小说，即《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发表于一九五六年九月号《人民文学》杂志。 这篇小说在发表前，《人民文学》编辑部对这位文坛上“新来的青年人”的小说作了仔细修改，不仅把原来的篇名改了，而且对作品的内容也作了很多改动。 对于《人民文学》的修改，王蒙是不满的。王蒙在中国作家协会一九五七年五月召开的北京文学期刊编辑工作座谈会上，谈出了自己的意见： “我深深感到，对于某些报刊说来稿子给编辑部以前，你是主动的，稿子给了他，你就只有任人摆布的份儿，但是，哪个作者能为了保持主动地位而只写稿不投稿呢，所以总的来说，作者就没有什么主动了。 “希望编辑同志处理稿子时多几分社会主义的同志态度，少几分商人气，江湖气。希望编者对作者平等看待，尽力克服店大压客或客大压店的现象。”① 王蒙并不遮掩他的不满情绪，虽说他明白他只是“一个初学写作者”，原本“不敢和一些有成就的编辑同志争。”当他的小说《小豆儿》一九五五年在《人民文学》上发表时，被删去了三分之一，他还只是“小有不满”。这一回，他直言不讳了： “《人民文学》编辑部对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修改，除了文字细节上的一些更动以外，我觉得主要是从这么一个考虑出发的：使作品的意思更明确些。…… “原稿为什么有许多‘不明确’呢？一方面，是由于艺术表现方面的缺少经验，有一些含混、罗嗦的文字。这些经编者删改以后，作品更精炼、完整些；一方面，却是反映了作者思想上的一些模糊、矛盾的。这方面的修改，使作品的不健康情绪更加‘明确’了，是有某些不恰当的地方的。”②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一发表，就引起文坛的注意。作品中的“不健康情绪”引起了争议。李长之在一九五七年一月号《文艺学习》上发表《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李希凡则在一九五七年二月九日《文汇报》上也发表了一篇《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大约正是这些争论，使毛泽东注意起王蒙，注意起《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毛泽东对李希凡的评论不以为然，虽说他在一九五四年曾热烈地支持过这个“小人物”对于专家俞平伯的批判。所以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二月十六日那次谈话中，在谈完王蒙之后，就这样谈及了李希凡： “李希凡这个人开始写的东西是好的，后来写的几篇也没有什么特色了，应该让他生活在实践中，过去当小媳妇时兢兢业业，而当了婆婆后就扳起面孔了。用教条主义来批评人家的文章，是没有力量的。” 此后，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四，毛泽东在致诗人袁水拍的信中，又一次谈及李希凡： “李希凡宜于回到学校边教书，边研究。一到报社他就脱离群众了，平心说理的态度就不足了。请你和他商量一下。”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争论引起毛泽东的注意，而毛泽东的注意益发使这篇小说为文坛瞩目。 一九五七年三月二日，《光明日报》特地综合报导了对于王蒙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讨论情况。 同年五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王蒙的文章《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王蒙写道： “最近一个时期，我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引起了争论，受到了不少批评；这些批评大多数都提出了正确、有益的意见，教育了作者。我深深体会到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要：作品需要批评，就像花木需要阳光雨露似的；我体会到党和同志们对于创作的亲切关怀，严格要求，与热忱保护，我要向帮助自己免于走上歧路的前辈和朋友表示同志的谢意。” 王蒙作了自我批评： “作者根本没有用心想一想写出积极因素的问题，他觉得小说篇幅有限，各有分工，这一篇就分工写缺点吧！至于会产生什么效果，没有考虑。作者还隐约感到，如果一写积极因素，由于通过积极因素的描写，就必须反衬出对于种种消极因素的正确的、清醒的、有力的分析和批判，那任务才会艰巨得多，作者隐约感到自己的‘力不胜任’，于是就把积极因素绕开了。” 王蒙还表示“必须克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情绪”。他说： “在形象思维的曲折道路上，任何一个岔道都可以把你引入迷途。我必须好好地学习理论，学习客观地、全面地、深刻地认识生活；必须克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情绪，不仅‘统治阶级的利益’，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情绪，都会对错误的、片面的认识起‘巩固’作用呢。” 王蒙说了这些话，也许就是因为毛泽东称《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是“一篇没有写好的作品”。毛泽东的话，一锤定音，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仿佛下了“结论”。 至于毛泽东在讲话中对姚文元则给予“高度评价”，这将在后面写及这位在一九五七年升起的“政治新星”时，再详细述及。 北京大学学生发出“是时候了”的呼喊： 在大鸣大放中，大学生们也开始活跃。 北京大学向来是中国政治神经最敏感的所在。由于北京大学党委号召大鸣大放，层层举行教师座谈会，也就促使大学生们加入了大鸣大放的行列。 “是时候了！是时候了！” 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沈泽宜和张元勋写出了题为《是时候了》的诗，一时间，在北京大学，在首都高校，迅速传诵开来： 把我们的痛苦和爱情一齐都写在纸上。 ……为什么有人说集体没有温暖？ 为什么有无数墙壁隔在我们中间？ 为什么你和我不能坦率地交谈？ 对于北京大学来说，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九日是难忘的。这一天，北京大学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学生们用大字报来鸣放。短短的三天内，大字报骤然增加到数百张之多。于是，学生们称之为“五·一九”运动。 五月二十日，署名“一个‘强壮而又怀有恶意的小伙子’”的题为《一株毒草》的大字报前，人头攒动。这张由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谭天荣写的大字报，引起了普遍的注意： “一切都很好，只是千万不要发神经病，应该改一改那种听到一句不习惯的话，就本能地反对那种条件或无条件反射，要不我说西郊公园（引者注：指北京动物园）比北大对你更合适。” 这位“强壮而又怀有恶意的小伙子”宣称： “我曾经痛苦的思考过，看过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思想家的一切我能找到的经典着作，现在到底整理出一个眉目来。” 他整理出什么“眉目”呢？那就是他写的长篇文章《教条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他要求北大党委“给我一间房子，让我把自己的作品展览一下”。 他气度不凡，说起话来，口气不小： “我是从物理学本身发现辩证法的，不久我就看到，现在哲学已经江河日下，一切科学在形而上学的统治下已经面临毁灭，一些着名的学者，例如周培源、钱学森、华罗庚、郭沫若、艾思奇等，在哲学科学常识方面存在多么可怕的空虚和混乱啊。紧接着，我意识到，全世界面临一次空前的变革，反对殖民主义和反对教条主义的两支大军在不同领域内显示了自己的力量，北大的学生运动不过是一次世界规模的民主运动的序曲而已。全世界注视着中国，中国注视着青年学生，青年学生注视着我们北京大学，所以我们没有权利放松自己的战斗。” 谭天荣在他的大字报结尾，高呼五个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社会主义民主万岁！马克思主义万岁！自由、民主、理性、人权万岁！” 作为我的校友，谭天荣曾在一九九一年初赠我近着《哥本哈根迷误》一书。虽说时光已飞逝三十多个春秋，他依然是那样以哲学的目光研究着物理学。 他是湖南人，生于一九三五年。一九五七年，二十二岁的他正在北京大学物理系上四年级，共青团员。 我参加过批斗他以及沈泽宜的大会。自然，他逃不脱被错划为“右派”的命运。 此后，他“劳动”了二十二年。直至一九七九年，他才开始在湖南湘潭大学物理系任教。自一九八三年起开始在杂志上发表论文。一九八六年，他调往青岛工作，他致力于量子力学、热力学和统计物理学的研究。 如今，沈泽宜在浙江工作。笔者在一九九七年浙江的文学月刊《东海》上，读到沈泽宜的一组诗歌新作以及对于当今诗歌创作的见解《渴望生命》。 在《渴望生命》一文中，沈泽宜还是保持着学生时代那种忧国忧民的思绪。他对九十年代的中国诗坛发出抨击之声： “诗正在被漂亮朋友们断送，在搔首弄姿、附庸高雅中走失悲剧精神，已被挤进角落仍试图保持它自诩清高的贵族身份…… “悲剧精神的失落，痛感的失落，也就是诗歌生命的失落，是诗不再被读者认同的最深刻的原因。” 他的九十年代的文章，依然响着一九五七年发出的《是时候了》的焦虑、忧伤、激愤的情感。 在初版出版之后，笔者接到北京大学校友、广东青年干部学院刘发清教授来信，提及应该补充刘奇弟。 他说： “在北京大学的学生‘右派’之中，除谭天荣之外，第二号人物应是物理系三年级学生刘奇弟。 “刘奇弟是中国第一个贴大字报说‘胡风不是反革命’（大字报标题似乎是《为白毛女伸冤》）。他被当作‘反革命分子’逮捕法办，冤死狱中。” 刘发清教授当年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三年级学生。在一九五八年三月补为“右派”。接着，发配到甘肃农村劳改。“改正”后调回广东。他说，在新闻专业五四级近百名学生中，有十七人被打成“右派分子”。数学系五四级六十来名学生中，划了二十个“右派分子”。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向达，中文系教工党支部书记乐黛云等，也被打成“右派分子”。 北京大学“右派分子”总数多达五百多人！ 林希翎成了“带刺的玫瑰花” 就在北京大学出现了谭天荣的大字报不久，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三日晚，大学生们聚集在广场，听一位锋芒毕露的女大学生富有鼓动性的演讲。 令人奇怪的是，这员女将并不是北大学生，却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 她的演说词，虽说当时并无准确的现场记录，但是一九五七年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所发表的新华社长篇通讯《毒草识别记——中国人民大学学生驳倒了林希翎的谬论和谎言》（作者郑伯亚、丁宝芳），倒是有着她的演说摘要。众所周知，那个特殊年月的关于“右派”言论的报导，往往进行过某些“加工”。现在就把这些经过“加工”后的话，转录于下： 她说：“胡风的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党现在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同胡风所提的基本一致。” “真正的社会主义是很民主的，但我们这里是不民主的，我把这个社会叫做在封建主义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四日的《北京日报》所载该报记者顾行的《强有力的回击》一文，揭发林希翎的“反动言行”： “资产阶级国家的部长可以罢免，这我看是好的。” “肃反扩大化了。” 这位“林希翎”，其实本名叫程海果，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四年级的学生。 程海果取“林希翎”为笔名，据云那是因为她非常崇拜两位奋起批判研究权威的俞平伯的“小人物”——李希凡和蓝翎，分别从两人的名字中，各取了一个字。李希凡和蓝翎由于良好的机遇，一下子从“小人物”跃为文坛上的权威人士，她也希望这样。她写了论文《试论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和创作》，便寄给了李希凡和蓝翎…… 林希翎变得十分活跃，和《中国青年报》文艺部、《文艺报》、《文艺学习》等报刊有了许多接触。她想成为一名女作家。她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信心。她说起话来，在别人听来似乎有点“狂”。 就在这时，一九五六年六月，《中国青年报》向她射来一支冷箭：发表了署名“究真”的《在灵魂深处长着脓疮》！ 这支冷箭，大大激怒了林希翎。 她，曾奋起自卫，奋起反击。 她指斥《中国青年报》诬蔑她，陷害她。 她得到了支持。中国人民大学德高望重的老校长吴玉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胡耀邦，都约见了林希翎，对她进行安慰。 就连后来林希翎被打成“右派”之后，《中国青年报》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二日发表孙立超、丁钢的《从个人野心家走到政治上反动的害群之马林希翎》一文，对林希翎进行“总清算”的时候，也不得不承认发表《灵魂深处长着脓疮》一文是“粗暴了些”： “《中国青年报》的批评在当时来说，对于一个尚可争取的青年，批评的态度是粗暴了些，某些事实也有出入，因此两度公开在报上检讨，为了使她有机会接触实际，彻底改造自己，报社还出了路费，让她到玉门油矿住了一个时期……” 这样，在一九五六年八月，林希翎以“《中国青年报》特约记者”身份前往甘肃玉门…… 大抵有过这番亲身受到《中国青年报》无端攻击的体会，所以当大鸣大放开始之后，她就为受冤受屈的胡风奔走呼号，就要求纠正肃反运动中的“左”的错误——她是法律系的学生，深切感到当时中国的种种运动无法可依！ 她有口才，也有文才。她也就在大鸣大放中，崭露头角。 批判林希翎时，报上揭发林希翎曾自称是“有棱角的青年”，她的“右派”同学们称赞她“勇敢的化身”、“带刺的玫瑰花”、“中国的娜斯加”、“能独立思考”，这倒也从某种角度反映了她的特点。在当时的女学生之中，她确实勇敢而大胆。 林希翎在一九五七年被称为“害群之马”。不错，她是一个富有煽动性的学生领袖。她在北京各高校奔走呼号，滔滔不绝地发表演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那年月喜欢“挖出身”。在批判林希翎时，《人民日报》以“本报综合稿”的名义在七月十五日发表《灵魂深处长了脓疮的林希翎》，花了不少篇幅去“揭露”林希翎的“反动家庭”，以求证明林希翎成为“右派”是“阶级本性”所致。 耐人寻味的是，同是林希翎，同是中国大陆的报纸，在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八六年，对于她的家庭的表述截然不同！ 一九五七年《人民日报》所载《灵魂深处长了脓疮的林希翎》是这么描述的：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林希翎（原名程海果）究竟是怎样的人？她是怎样走上反党反社会主义道路的呢？这与她的家庭出身、生活环境及资产阶级思想是分不开的。 林希翎经常夸耀她出身于贫农家庭，从小就吃苦、受罪，又做工。她自称有“工人阶级觉悟”，十三岁参加革命，现在才是个二十一岁的女孩子。 实际情况是这样：林希翎的父亲做过浙江温岭县的伪税务局主任，解放前夕带着姨太太逃跑，遗弃了原妻。她的父亲还做过中国世界语学院（函授）院长，做过英语教员和报纸编辑。家庭长期居住在城市，一九四八年底才搬到乡下去，在土改期间分了六亩地，于是就算个“贫农”了。林希翎的母亲是个“虔城的基督教徒”，曾当过中小学教员。林希翎说她做过工，实际情况怎样呢？解放前夕因父母关系恶化，父亲断绝对她们的供给，她不得不半工半读。所谓做工，也只不过是帮助她母亲搞一些包香烟、雕雨伞柄等手工劳动。她母亲被丈夫遗弃后，把一切希望寄托在林希翎身上，要她好好读书，将来飞黄腾达，高人一等。林希翎在父亲、母亲那儿接受来的思想，总结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吗，不留芳千古，也要遗臭万年”。 在那样的年月，父亲曾是国民党官员，又“逃”到台湾，那当然是“反动家庭”！ 可是，进入八十年代，台属在大陆又变得“香”了起来。一九八六年的《上海政协报》所载徐铸成的《“林希翎旋风”记》一文，却是这样谈及林希翎的家庭： “她的父亲，原来也是解放前进步的宗教界人士，一九四九年前在台湾传教……” 时而“反动家庭”，时而“进步人士”，仿佛揉面团似的，按照政治需要，可以随意捏来捏去！ 其实，这样的“反差”何止林希翎。 笔者曾采访过梁实秋之长女梁文茜。她当年被视为“反动文人”梁实秋之女，也在一九五七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如今却因为她是“台湾着名作家”梁实秋之女，而成为北京市政协委员！ 笔者也曾采访过张居礼。他是国民党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的长子。当年，被作为“反动将领”之子而屡受批判，如今却跃为重要统战对象而成为西安民革负责人！ 其实，林希翎、梁文茜、张居礼的家庭出身并没有变化，却是因为政治在变，政策在变！ 林希翎在反右派运动中，成为“全国共讨之”的人物。谁都以为，这个“臭右派”从此也就“遗臭万年”了。 完全出人意料，在一九八三年传出惊人的消息：林希翎居然获准出国了！ 就在她出国之际，中国人民大学仍然坚持她是不能“改正”的“右派分子”！ 政治的黑锅，掩盖不住才华的光辉。她在被打成“右派”之后，虽与外界完全隔绝，却为她孜孜于学术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她出国后，即被法国国家社会科学院聘为高级研究员！ 林希翎的父亲在台湾，她当然希望前往台湾探亲。台湾当然欢迎她，因为她是中国大陆着名的“右派”。 一九八五年九月，父亲在台湾病重，林希翎获准飞往台湾。 在台北，林希翎受到了隆重的接待，期望她以“反共义士”的身份发表演讲——林希翎向来是擅长演讲的。 可是，林希翎却如此说： “‘反共义士’正如‘右派分子’一样，这两顶帽子都使我感到深恶痛绝。” “我既不当共产党什么‘统战工具’，也决不会做国民党的‘反共义士’。” 林希翎还这样说： “我最关心的是海峡两岸人民之间，特别是分离的亲人骨肉之间，应当自由来往，在这方面，我认为共产党‘三通’政策是得人心的，开明的，不是什么‘统战阴谋’，而是客观事实。但国民党方面‘三不主义’则太僵化了，是很不得人心的，希望赶快改正。” 林希翎在台湾只住了一个多月，就离开那里了。 从此，林希翎被台湾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 林希翎这三个字，从一九五七年之后，本来已从中国大陆的报刊上消失。此时，中国大陆报刊却纷纷报导林希翎的台湾之行。 从此，中国大陆又对林希翎有了好感——虽说一九五七年对于林希翎的“深刻批判”，还深刻地印在人们的脑海里。 受林希翎的鼓舞，北京俄语学院学生之中，驶出了一艘“破冰船”…… 一九九七年十月十七日，列车西去，从湖南张家界驶往长沙。伴随着车轮和铁轨有节奏的喀嚓、喀嚓摩擦声，我倾听着罗永年教授的回忆。 罗永年教授如今在遵义医学院任教。我和他结识于在张家界召开的第三届中外传记文学研讨会。在会上，没有机会详谈。这回乘同车之际，对他进行采访…… 在一九五七年，罗永年是北京俄语学院“破冰船”的“船长”。“破冰船”在“反右派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沉没，他也就从此成为“右派分子”。 那时，他是二年级大学生。他说，他当时受林希翎的影响，在大鸣大放中和几位同学办起了一个刊物。刊物取名“列宁号破冰船”，是因为当时苏联制造了一艘原子能破冰船，命名为“列宁号”，在北冰洋破冰。作为俄语学院的学生，理所当然关心苏联，所以也就用“列宁号破冰船”作为刊名。 其实，这刊物无非是用大字报贴在饭厅的外墙上的壁报而已。文稿大都署笔名，如“川人”、“严君”等。 不料，这小小的刊物引起了校方的注意，居然派人用照相机暗中拍照！ 据云，这个壁报一诞生，那刊名“破冰船”便使“左派”们大为不满：因为社会主义中国，一片春光，用得着破冰船？你们把刊物取名“破冰船”，显然是把社会主义中国当成了“坚冰”？！ 尽管这艘“破冰船”是“列宁号”，那无非是以革命的名义进行“伪装”罢了！ 不过，当时正值“引蛇出洞”之际，所以“左派”只是悄然拍照存档而已——这壁报式的刊物，如果不拍照留存，过几天就会被别的大字报覆盖了。 在“反右派斗争”的号角吹响之后，“破冰船”受到“左派”大字报的围攻。 下一期还出不出？“船长”罗永年决定“停航”——不出。 罗永年知道形势不妙，暗中把所有底稿一烧了之：因为抄大字报的人不一定就是大字报的作者，而且大字报用的是笔名。 “破冰船”在猛烈的炮火中沉没。 “左派”们加在“破冰船”上的“罪名”，主要便是“攻击苏联”：罗永年和他的伙伴们作为俄语学院的学生，很早就得知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得知中苏关系恶化…… 尽管此后不久，毛泽东公开猛烈地“攻击苏联”。但是，在一九五七年，“反对苏联”是列为毒草的“六条标准”之一。 罗永年被定为“极右分子”。他先是被送往农场劳动，接着在一九六零年九月三十日发配贵州…… 葛佩琦作了“惊人”发言 就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中出了个“大右派”林希翎之际，在教师中又出了个“大右派”葛佩琦。 葛佩琦本来和林希翎一样，毫无名气。他只是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的一名讲师。 葛佩琦成了“大右派”，是因为他在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城内”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即席发了一篇“惊人”的发言。 所谓“城内”，是由于中国人民大学当时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在北京城内张自忠路，另一部分则在北京西郊。 所谓“惊人”，是由于他的发言远比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储安平的“党天下”要厉害得多。 笔者为了查核葛佩琦那篇“惊人”的发言，自一九八五年三月起，多次采访了葛佩琦，也去中国人民大学多次查阅了原始资料。 葛佩琦的这一发言，最早见于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七日的中国人民大学校刊《人民大学周报》（第一四八期）。 葛佩琦连做梦也没有想到，四天之后——五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以《中国人民大学继续举行座谈会教师们从不同观点提出问题》，摘载了葛佩琦的发言。这是葛佩琦头一回上《人民日报》。 葛佩琦的发言，一下子引起了全国的注意。可以说，葛佩琦的发言，达到了“最高峰”！ 我从《人民大学周报》上，查到葛佩琦发言记录的全文。 葛佩琦发言的开头第一句话，就使人感到奇怪：“我过去在党里面混过一个时期，对党里的事多少还知道一些。” 他参加的是“党外人士座谈会”，这表明他并非中共党员。可是，他怎么曾“在党里面混过一个时期”？他为什么用一个“混”字？ 这一历史之谜，后来笔者听了葛佩琦的长篇自述，这才明白内中的一肚苦水。此是后话。 葛佩琦在讲了那句令人费解的话之后，这样说道： “因为平时不接近领导，事不关己不问。所以今天很难提得恰当。从几天运动以来，养成了明哲保身思想。因为，同志们在一起交谈，就被称之为小广播，再甚之，为自由主义。这样之风，形成了人们思想不开放。我个人是不关心学校的；但是，别人也应想一想：人们为什么要养成这个样子呢！” 听得出，葛佩琦带有很大委曲情绪说这些话。 他开始对中国人民大学的领导提意见。他说： “学校的基本矛盾是领导上骄傲自满，而没完成中央所交任务。” “我校领导是：有职有权而无能。自己没有办校经验，又不依靠中国的专家。” “领导方法不像个学校领导，而像县政府对农村，层层领导，一切都是命令。” 他的这些意见，还算一般。接着，他的话慢慢尖锐起来： 今天党群关系与解放前相比，差了十万八千里。学校是这样，老百姓也是这样。老百姓把豆饼做的豆腐叫做日本的混合面。统购统销搞糟了，所以物资供应紧张，“肃反”运动搞糟了，党犯了错误，领导人应该自请处分。猪肉紧张，老百姓吃不上，有人说这是生活水平提高。生活水平提高的是那些人呢？过去穿破鞋，现在坐小卧车穿呢子制服的党员和干部。说良心话，这是生活水平下降，这是党的政策犯了错误。猪肉那里去了呢？被干部们吃光了。 一九四九年共产党进城时，老百姓都是“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来欢迎。老百姓几时也是这样，中国历史上好多这样的例子，当统治者没有得到统治地位的时候，老百姓总是欢迎他们的，但他们一旦得到了统治地位，人民就要反对他们。日本来的时候老百姓还不是照样欢迎，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时，老百姓也欢迎过国民党，后来国民党的大员搞“五子登科”，人民就反对他们。现在的情况不同了，老百姓对共产党的意见很多了。共产党若不自觉，也是很危险的。 葛佩琦接着又说起令人费解的话，表明他似乎过去做过“地下工作”： 过去在学校做地下工作时，是联系进步，争取中立等一套方式，而今天是用党员来领导，所以看党员的成绩就看汇报多少，汇报的多，就是好党员。党员起了监督群众的便衣警察的作用。这事不能怪党员，因为党组织叫他们作情报，所以责任在党组织，因为是组织给的任务。 在说了这些话之后，葛佩琦变得颇为激动，终于达到了“最高峰”： 共产党对我三心二意，我对你也三心二意。中国是六亿人民的中国，包括反革命在内，不是共产党的中国。党员有主人翁的态度这是好的，但是，你们认为“朕即国家”是不容许的。你们不应因自己是主人翁而排斥别人，不能只有党员是可靠的，而别人都是可疑的，特别是对爱发牢骚的党外人士，共产党可以看看，不要自高自大，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的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共产党亡了，中国不会亡。因为，不要共产党领导，人家也不会卖国。 他的这些话，显然出格了，可以说是反共言论。正因为这样，《人民日报》对他的这些话，加以转载。当然，转载的目的是为了“全国共讨之”。 接着，《人民日报》又在六月八日，发表了《中国人民大学教师汪金丁等发言要跟葛佩琦划清界限》，报导中国人民大学六月五日、七日的党外教师座谈会。会上，汪金丁等对葛佩琦进行了批判，但是葛佩琦“继续发表反共言论”。 《人民日报》第二次报导了葛佩琦在六月五日党外座谈会上的“反共言论”： 葛佩琦说，至今群众对鸣放还有顾虑，具体反映了群众对共产党的话不敢信任，共产党对这一点应特别重视。因为，“民无信不立”我还要重述一遍，群众是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若你们再不改，不争口气，腐化下去，那必走这条道路，总有那么一天。这也是合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只空喊万岁也是没有用的。 他说，群众为什么不敢信任共产党呢？因为群众在八年中体会到共产党善变，如去年中央指示照顾知识分子，校部派公务员送饭送水，今年实行精简节约，又取消了公务员。党组织对人，认为有用时，把杀过朋友、杀过同志、杀过党内人的人都当作宝贝；不用时，把对流过血和汗的人关在大门之外，冷若冰霜。有些党员六亲不认，连儿子同爸爸都不接近，儿子入党给妈妈来信称同志。这些事例说明，群众不信任共产党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他又说，一九四九年群众对共产党不会有这么多意见。三害不铲除，狂澜既倒，挽狂澜既倒的可能是除三害，另一个可能被狂澜冲走，葬身鱼腹。 葛佩琦的这些话，空前激烈，空前尖锐。通过《人民日报》的转载，顿时传遍了全中国。连台湾报纸都醒目报导葛佩琦的这些言论。葛佩琦就是这样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大学讲师，一下子“名震全国”的。 葛佩琦理所当然地遭到全国性的批判。 一九五七年七月三日上海《文汇报》在关于中国人民大学批判葛佩琦的报导中，写及葛佩琦在批判会上的态度： “葛佩琦仍然坚持说，他是向党进忠言，出于好心，并且强调他的发言，一部分是别人领会错了；一部分形容过火；一部分感情冲动脱口而出。” 应当说，葛佩琦的这些话，是实事求是的。笔者在二十多年后采访葛佩琦，他也是这么说的。 也就在这篇报导中，按照“挖老根”的“惯例”，揭露了葛佩琦的“丑恶历史”： 原来，葛佩琦曾经做过国民党第一战区长官部少将参议，一九三七年他在北大毕业，以后流亡到洛阳，一度参加共产党，不久被清除出党，就投奔了国民党反动头子胡宗南。由于他知道共产党的内幕，又积极地反共反人民，很得胡宗南的欢心，做官一帆风顺。抗战胜利后，又在东北任国民党中宣部东北新闻通讯处处长和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部、政治部二组少将组长，在沈阳时，他曾经组织山东同乡会，自己担任主席。这时，更露骨地表现了他的反动言行。他以山东同乡会名义发过通电给他的主子蒋介石，请求讨伐鲁镇“共匪”，请求制止其他地区的“共匪”进驻山东，还给当时的国民党山东省主席王耀武打电报，要求限期肃请“奸匪”，以安桑梓。另外又给毛主席发过电报，内容是“停止赤化山东”。从这里反映了他的反动立场是多么明确。一直到今天，他的阶级立场并没有转变。 哦，读了关于葛佩琦“丑恶历史”的报导，人们明白了，葛佩琦为什么会说出那番话来。这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树有根，水有源。” 不过，历史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一九九三年一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却发表了这样的报导： “葛佩琦曾经是一九三五年‘一二·九’抗日救亡学生运动时期北京大学学生会领导人之一。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共，长期在国民党军政机关从事中共的地下工作。 “一月二十五日，当年参加‘一二·九’运动的邓力群、朱穆之、吕东、袁宝华、韩天石、刘导生、顾大椿、任继愈等在北京举行座谈会，深切悼念他们的老战友、中国人民大学着名教授葛佩琦。” “参加座谈会的人士回顾了葛佩琦一生传奇般坎坷曲折的经历，高度赞扬他在极端困苦的情况下，心胸豁达，忍辱负重，刚直不阿，坚信中国共产党，对革命信念始终不动摇的崇高精神。” 同样是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同样是关于葛佩琦的报导，一九五七年和一九九三年的报导，简直有着天渊之别！ 葛佩琦向我诉说了内中的缘由： “我原名葛畔珩。我是一九三八年七月在洛阳加入中共。一九四六年二月，我奉命以国民党‘少将督察’的身份，打入东北保安司令部，司令为杜聿明。我在那里，不断把国民党军队的绝密情报交给我的单线联系者、中共地下党员李年，由李年交中共东北秘密电台发出…… “不幸的是，一九四七年十月，东北的中共地下组织遭到大破坏，李年被捕。从此，我失去了组织关系。 “解放后，我多次向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反映，我的党籍始终得不到承认。正因为这样，我对他们的意见很大。 “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倒是来找我，要我在‘党外’教师座谈会上向党委意见。我一听‘党外’两字，就气了。我想，我是一九三八年的老党员，怎么叫我在‘党外’座谈会上发言？所以，从我发言的头一句话，就可以听出，我当时是有着一股强烈的气愤情绪。我是在这样的气愤之中，说了那番话的……” 难怪，葛佩琦说的话，会那么的激烈。 葛佩琦所说的党组织“把流过汗流过血的人关在大门外，冷若冰霜”，说的就是他自己。 又是“树有根，水有源”。葛佩琦既然是“老布尔什维克”，怎么可能喊“杀共产党人”呢？ 这笔历史之帐，在葛佩琦的历史问题得到彻底解决之后，也就迎刃而解了。 然而，在一九五七年，在《人民日报》两次报导了葛佩琦的发言之后，葛佩琦的言论被列为“极右派言论”、“反共言论”，作为要发动一场“反右派运动”的重要依据。 黄秋耘忽闻风向“转了”的消息 就在大鸣大放红红火火的时候，毛泽东密切注视着中国的局势，每天在仔细读着各种报纸和内部简报。 毛泽东很重视运用“诱敌深入”的策略。据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说： “到了江西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时，‘诱敌深入’的方针提出来了，而且应用成功了。”① 此后，毛泽东得心应手地运用“诱敌深入”的方针，取得一次又一次的作战胜利。 毛泽东曾生动地引用中的例子，说明过“诱敌深入”战略： “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劈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 “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声‘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① 其实，这种“诱敌深入”的事例是很多的，关云长用的“拖刀计”，也与林冲出于同一构思。 不过，毛泽东从理论上发展了“诱敌深入”的战略。 毛泽东在实行“诱敌深入”时，第一步日“战略退却”。他指出：“战略退却的全部作用，在于转入反攻。” 在找到了合适的机会之后，毛泽东这才实行第二步，日“战略反攻”。 毛泽东在与蒋介石作战时，把“诱敌深入”的战略已用得滚瓜烂熟。 毛泽东在与印度总理尼赫鲁作战时，先让印度军队越过麦克马洪线，进入中国西藏腹地，再一举围歼，同样用的是“诱敌深入”战略。 在一九五七年，毛泽东也用起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毛泽东连唤几个“来”“来”“来”，在这“来”声中让“右派”们大鸣大放。个个“右派”都不知是计，虽说也有人隐隐约约有所感觉，就连葛佩琦也在一九五七年六月五日的座谈会上，如此说道： “朋友说，不要多说话，多说话没有好处。有的人说，别图今天嘴快，当心别人明天打你屁股。我想，整好风就不会有人来打屁股，整不好风，才有人来打屁股。” 我在采访葛佩琦时，曾问他那“有的人”是谁？他摇摇头，叹了一口气说：“唉，记不起来了！” 倒是有一个人的记忆力很不错，他差一点也被划为“右派”，喝够了历史的苦水。虽说事隔三十多年，他在他的长篇回忆录中，清楚地说出他在一九五七年头一回获知毛泽东要进行“战略反攻”的时间。 他便是作家黄秋耘。 记得，一九七八年夏天，我在北京的中华书局见到他。那时，他刚刚走出历史的阴影，穿一件白汗衫，摇着蒲扇，正在忙着修订大型古代汉语词典《辞源》。 我问他一个有趣的问题：“向来只有春耘、夏耘，你怎么叫‘秋耘’？” 他大笑着回答道：“我原先不是作家，而是职业军人。很晚，直到五十年代，我才开始创作。别人是在春天耘草，我却是在秋天——别人已经在那里收获，我才开始耘草，所以叫‘秋耘’，是起步很晚的意思。” 那时，我没有注意他所说的“职业军人”是指什么。 一九八四年底，我在北京出席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遇上了他，就跟他聊了起来。我这才知道，他是资历很深的中共党员，跟葛佩琦有点相似。 他一九三五年考入北平清华大学中文系，积极参加了“一二，九运动”，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此后，他跟葛佩琦一样，到八路军中工作，成了“职业军人”。他也和葛佩琦一样，从事地下工作。 他告诉我，不久前，他写了关于在军队工作的回忆录。一出版，日本马上注意，日本报纸称之为“中共克格勃的第一部回忆录”。 他又说，最近在参加写“一二·九运动”回忆录。他写十万字，韦君宜写十万字。定于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九日“一二·九运动”五十周年前出版。不过，他写惯了文艺作品，不习惯于写这类党史的严肃文字。他爱写点生动、有趣的小插曲，全给删去了。韦君宜当过记者，倒适应这样的写作。 他向我透露，他还完成了三十年代至今的长篇回忆录。不过，他说：“恐怕生前无法出版，等死后再出版吧！” 也许是幸运，他这部原本“死后再出版的”长篇回忆录，居然在他生前就印出来了。这便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在一九八八年出版的《风雨年华》。 正是在《风雨年华》中，他透露了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八日晚在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兼党组书记邵荃麟那里获知的重要政治信息——风向“转了”： “我们正谈得起劲的时候，桌上的电话铃声响了，邵荃麟连忙走过去接电话。不到两分钟，他登时脸色苍白，手腕发抖，神情显得慌乱而阴沉，只是连声答应：‘嗯！嗯！’最后只说了一句，‘明白了。好！我马上就来。’我看了一下手表，已经是九点二十分了，肯定是发生了出人意料之外的重大事件，要召开紧急会议。他放下了电话，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周扬来的电话，唔，转了！’至于究竟怎样转法，他没有说，我自然也不便问。沉默了好一会儿，他又叮嘱我一句：‘咱们今天晚上的谈话，你回去千万不要对别人说！暂时也不要采取任何措施，例如抽掉某些稿子。这样会引起怀疑的。’……第二天早上回到编辑部一问，才知道这一期的《文艺学习》早已签字付印了，正在装订中，大错铸成，无法挽回。要是我早两三天就知道了‘转’的消息，像《刺在哪里》那样的文章是绝对不会发表出来的。不过，我总算还来得及从《大公报》（当时还在北京出版）和《光明日报》抽出了几篇措词尖锐的杂文，稍稍减轻了我的一点‘罪行’……唉！倘若我早些就知道了这个‘转’的消息，该有多好呵！我可以挽救许多人…… “事后聪明，人皆有之。最可贵的却是事前的聪明。但，政治上的先见之明，往往不完全是得力于敏锐的观察力和周密的分析力，而是得力于准确的、及时的情报。比方那一个‘转’字，哪怕我是个‘小诸葛’，在五月十八日晚之前，也是无法想得出来的，只不过由于偶然听到的一个电话，才‘顿悟’起来。” 当今，“五·一八”被视为“大吉大利”的日子，因为“五·一八”是“我要发”的谐音，多少商店选择这一天开张，多少男女选择这一天结婚。可是，一九五七年的五月十八日对于黄秋耘来说，却是那么的不吉利。 黄秋耘还写道： “这个‘急刹车’的措施可能已经酝酿了一段时间，直到五月中旬才决定下来。周扬那一级的高级干部（他当时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宣传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至早也到五月中旬稍晚一些时间才确知这一消息，我相信他知道以后，一天也没有耽搁就通知了邵荃麟。邵荃麟在当天（五月十八日）晚上就暗示给我。” 这样，据黄秋耘判断，毛泽东决定进行“反右派运动”，是在五月十八日那天传达到周扬这样一级的干部。 毛泽东实行“诱敌深入”的策略 毛泽东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决定“转了”的呢？ 在“考证”这一问题之前，先来“考证”毛泽东什么时候定下在一九五七年实行“诱敌深入”的策略。 关于这一“诱敌深入”的策略，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曾写过一篇着名的文章，那就是由他亲自执笔的《人民日报》七月一日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 在这篇社论中，毛泽东写了一段关于“阳谋”的论述： 本报及一切党报，在五月八日至六月七日这个期间，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正是这样做的。其目的是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就是说，共产党看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一场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让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这一场战争，报纸在一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资产阶级反动右派的猖狂进攻不予回击，一切整风的机关学校的党组织，对于这种猖狂在一个时期内也一概不予回击，使群众看得清清楚楚，什么人的批评是善意的，什么人的所谓批评是恶意的，从而聚集力量，等待时机，实行反击。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农民不是每年要锄几次草吗？草锄过来还可作肥料。① 毛泽东的这一“诱敌深入”的策略，其实早在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他便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了阐述： 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② 所谓“后发制人”，其实也就是“诱敌深入”的另一种说法。 对此，林彪有一精采的解释，称之为：“引蛇出洞，让一些人喝雄黄酒！”① 在林彪的眼里，“右派分子”就是化装成人的蛇。如同《白蛇传》里的白娘子，喝了雄黄酒显出原形一样，大鸣大放就是让“右派分子”喝“雄黄酒”。林彪把毛泽东所说的“阳谋”，比喻为“引蛇出洞”，颇有见地。 在那段话的前面，毛泽东这样说道： “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就有点像国民党了。国民党很怕批评，每次开参政会就诚惶诚恐。民主人士的批评也无非是两种：一种是错的，一种是不错的。不错的可以补足我们的短处；错的要反驳。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孤立，就能从反面教育人民。”② 可以说，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初的这一讲话，已经定下了他在一九五七年对待民主人士的策略。 这样，当一九五七年五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后，毛泽东便在一九五七年五月四日起草《中央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全文如下： 上海局，各省委，直属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组： 最近两个月以来，在各种有党外人士参加的会议上和报纸刊物上所展开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和对于党政所犯错误缺点的批评，对于党和人民政府改正错误，提高威信，极为有益，应当继续展开，深入批判，不要停顿或间断。其中有一些批评得不正确，或者在一篇批评中有些观点不正确，当然应当予以反批评，不应当听任错误思想流行，而不予回答（要研究回答的时机并采取分析的态度，要有充分说服力），但是大多数的批评是说得中肯的，对于加强团结，改善工作，极为有益。即使是错误的批评，也暴露了一部分人的面貌，利于我们在将来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现在整风开始，中央已同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领导人士商好，他们暂时（至少几个月内）不要表示态度，不要在各民主党派内和社会上号召整风，而要继续展开对我党缺点错误的批判，以利于我党整风，否则对于我党整风是不利的（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效）。他们同意此种做法。只要我党整风成功，我党就会取得完全的主动，那时就可以推动社会各界整风了（这里首先指知识界）。此点请你们注意。党外人士参加我党整风座谈会和整风小组，是请他们向我们提意见，作批评，而不是要他们批评他们自己，此点也请你们注意。如有不便之处，则以不请党外人士参加整风，而由党邀请党外人士开座谈会，请他们畅所欲言地对工作上缺点错误提出意见为妥。请你们按当地情况斟酌处理。 毛泽东在这一指示中所说的“要研究回答的时机”，也就是要精心选择扭转政治风向的时机，也就是黄秋耘所说的“转了”的时候。 毛泽东作出“事情正在起变化”的论断一九五七年中国政治风向“转了”的时间，笔者以为，大体上可确定为五月十五日。 为什么认定为五月十五日呢？ 中国政治风向“转了”的标志，是毛泽东写了一份极为重要的党内指示文件。这一文件从未对外透露。直至整整二十年之后——一九七七年四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时，由于此文被收入书中，这才第一次公开发表。 这一极为重要的文件，便是《事情正在起变化》。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标题下方，标明“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于是，五月十五日便被认定为风向“转了”的时间。 《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作出了一系列极端重要的论断： “几个月以来，人们都在批判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 “共产党的右派——修正主义者。” “右派的特征是他们的政治态度右。” “党内党外的右派都不懂辩证法：物极必反。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这种鱼不是普通的鱼，大概是鲨鱼吧，具有利牙，欢喜吃人。” “右派有两条出路。一条，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一条，继续无闹，自取灭亡。” 这一文件首次提出了“反右派”的概念。此后不久开展的那场“反右派运动”，所依据的就是这一纲领性的文件。整整九年后——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布的《通知》（亦即《“五·一六”通知》），则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 其实，《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所标明的“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因此，把“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定为中国政治风向“转了”的时间。 据档案所载，在这篇《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手稿上，那字迹一望而知是“毛体”，原题为《走向反面》，署名“本报评论员”。这篇文章原是毛泽东为《人民日报》所写的评论。 在排出清样后，毛泽东在清样上把题目改为《事情正在起变化》，而把署名改为“中央政治研究室”。 这一改动，表明毛泽东不想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而是想在党内刊物上发表。所以，他在题目之下加了一句说明： “（此文可登党刊，但不公开发表。此文是五月中旬写的）。” 毛泽东还在清样上方加了八个字： “内部文件，注意保存” 毛泽东对清样作了若干修改。 不过，毛泽东并未将此文交党刊发表。 在清样上，还可见到毛泽东写的两个批语。 第一个批语如下： “刘、周、朱、陈、彭真阅。如认为可用，请尚昆印若干份，发给中央一级和省市一级负责同志。退尚昆办。” 只是这一批语未注明时间。 这里的“刘、周、朱、陈”，是指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因为他们四位是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尚昆”指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另一个批语是在“刘、周、朱、陈”圈阅后，毛泽东写下的： 此文请即印发中央一级若干同志并印送各省市委、内蒙党委，新疆、西藏不要发。北京及外地各发多少份为宜，请加酌定。 遵照毛泽东的批示，杨尚昆在六月十二日将此件按照毛泽东指定的范围印发。 这一印发件送毛泽东一份。毛泽东又在这份印发件上删去原题下的说明，把署名改为“毛泽东”。另外，把时间改为“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 毛泽东在印发件的右上角，又一次加上曾写在清样上的八个字： “内部文件，注意保存。” 毛泽东还加写了这样一行字： “不登报纸，不让新闻记者知道，不给党内不可靠的人。大概要待半年或一年之后，才考虑在中国报纸上发表。” 从毛泽东三易署名——从“本报评论员”到“中央政治研究室”到“毛泽东”，从毛泽东原本打算交《人民日报》发表到强调“不让新闻记者知道，不给党内不可靠的人”，足见毛泽东对这篇文章的看重。 这篇文章清楚表明：毛泽东决定发动“反右派运动”！ 至于毛泽东把此文的时间定为“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这时间是后来补写上去的，是否完全准确，不得而知。 不过，笔者注意到，在五月十五日前后，即十四日和十六日，中共中央各发一个重要文件。这两个文件以电报发出，足见具有极强的时间性。 毛泽东对“阳谋”进行了部署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报导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全文如下： 最近各地党外人士正在展开对于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这是很好的现象，这不但会大大帮助我党的整风，消除同党外人士的隔阂，而且可以在群众中暴露右倾分子的面貌。我们党员对于党外人士的错误批评，特别是对于右倾分子的言论，目前不要反驳，以便使他们畅所欲言。我们各地的报纸应该继续充分报导党外人士的言论，特别是对于右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论，必须原样地、不加粉饰地报导出来，使群众明了他们的面目，这对于教育群众、教育中间分子，有很大的好处。近来我们许多党报，对于一些反共的言论加以删节，是不妥当的，这实际上是帮助了右倾分子，并且使人感到是我们惧怕这些言论，这种现象，请你们立即加以纠正。 但是，在报导中，有三类言论必须加以领导和控制，即，（一）对于市场物价容易发生影响的消息和言论；（二）违背国家外交政策，易为帝国主义挑拨和利用的消息和言论，其中包括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消息和言论；（三）涉及个别肃反案件具体事实的消息和言论。 以上各点，请即召集党报负责同志加以布置，至要。 对于这一文件，请注意两点： 一，不称“右派分子”，而称“右倾分子”； 二，只强调了党报不要删节反共言论，不提将来如何处理。 显而易见，这一文件明令各级党报“诱敌深入”，暂不反击。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则发出《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这一指示的手稿，乃毛泽东笔迹，只是没有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一般人不知是毛泽东的文章。 这是一九五七年的《五·一六“通知”》！ 这一指示发放的范围是“各省委、直属市委、自治区党委，各中央直属部委首长，各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的负责同志”。周扬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副部长，属“中央直属部委首长”，所以他看到了这一文件。 毛泽东写道： 最近一些天以来，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企图将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以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引导到错误方向去，此点请你们注意，放手让他们发表，并且暂时（几个星期内）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过一个时期再研究反驳的问题。这一点，五月十四日我们已告诉你们了。为了研究问题，请你们多看几种报纸。有些地方例如上海党外批评相当紧张，应当好好掌握形势，设法团结多数中间力量，逐步孤立右派，争取胜利。 对于这一文件，也请注意两点： 一，不称“右派分子”，而称“右翼分子”； 二，明确指出“过一时期”要“反驳”，亦即反击。而这“一时期”，为“几个星期”。 后来的事实表明，在“几个星期”后，毛泽东果真发动了大反击，开展声势浩大的“反右派运动”。 毛泽东虽说写了纲领性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但是那一文件毕竟在当时只请“刘、周、朱、陈、彭真”看过，直至六月十二日才印发“中央一级若干同志”及“各省市委”。这一文件，是第一次直接向中共高层打招呼的文件。 中共中央在五月十六日发出这一文件，而周扬在五月十八日晚电话中告诉邵荃麟风向“转了”，就是因为周扬看过了这一文件。 中共中央在五月十四日、十六日连发这两个重要文件之后，又于五月二十日发出一个更为重要的文件，亦即《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对当前运动的领导的指示》。中共中央要求“结合五月十四日、五月十六日两电一并研究执行”。 这一指示共包括六条，现照录前言及前三条于下： 关于如何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问题，中央在五月十四日、十六日两次指示中已经告诉你们。现在的情况是，在上海、北京等运动已经展开的地方，右翼分子的言论颇为猖狂，但有些人的反动面目还没有暴露或者暴露的不够。中间分子的批评，一般是善意的和有益处的，但大多是侧重批评方面，而正确的言论还较少，特别是由他们出面来驳斥右翼反动言论的更少；左翼分子前一时期不宜多讲话，共产党员则采取暂时不讲的方针。因此，在最近的报纸上，很自然地表现为批评、不满甚至谩骂的言论占了主要的篇幅。这在前一阶段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报纸这样报导的时间过长、分量过大，特别是正面言论太少，是不利的。为了“好好掌握形势，设法团结多数中间力量，逐步孤立右派，争取胜利”（五月十六日指示），各地党委必须根据本地运动的发展情况，切实加强运动的领导。为此，中央提出如下各点，望加注意。 （一）各地党报的报导方针，应该是：甲、继续登载一些右翼分子的反动言论，最好是登那些能够充分暴露他们的反动面目的言论（越反动的越好），但是右翼分子言论在报上所占比重应逐步缩小，特别是那种一般性批评和谩骂的东西，更应少登或不登。乙、特别注意登载中间分子那些比较公道的、批评右翼分子某些反动论点或批评某些错误观点的言论，这种言论应该逐步增多，占到报纸的主要篇幅。丙、应该逐渐增加一些左翼分子的言论，但暂时不宜过多，特别注意登他们一些有说服力的东西，不要登他们那些没有说服力和火气太大的，特别是“乱扣帽子”的东西。丁，应该登载关于改进工作的事实报导，并且告诉同志们怎样去改进工作。戊、在一个短期内，党员仍以暂不发言为好，但是各省市党委必须指导宣传部门和党报立即着手分类研究右翼的反动言论和其他资产阶级论点，准备在适当时机（中央届时另作通知）发表一批论文和社论，予以反驳和批判。 （二）根据上述的党报宣传方针，在各种大小会议上，应该有计划地组织一部分左派分子和中间分子的发言，特别是某些中间分子的发言，以便据以报导。 （三）为了避免因力量分散、照顾不周而出乱子，目前运动的方面千万不要太多。在最近期间，应该集中力量先在机关、文教系统内解决我们同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此外不要点火，特别不要同时在工厂和学校中发动工人和学生的批评运动，因为工人、学生一经发动起来，就会提出许多具体要求，没有很大精力是处理不了的。因此，在报纸上，目前不应该挑起这两个方面的问题，不要登载工人、学生、农民闹事的消息，不要登载对经济政策、工资政策的争论。如果发生工人、学生闹事的事件，应该采取说服教育、合理解决的方法，迅速处理下去。 …… 请注意，这一文件中，仍称“右翼分子”，没有称“右派分子”。 这一文件，可以说把“阳谋”的策划，写得一清二楚。 正是根据这一文件所指示的“越反动越好”，《人民日报》从中国人民大学那不起眼的校刊上发现葛佩琦的“反动言论”后，迅即以醒目的地位转载。 毛泽东提出“右派分子”的概念 走笔至此，该探讨一下“右派分子”一词的来历了。 前文已提请读者诸君注意，五月十四、十五、十六日这三天，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所写的三个文件，分别用了三种不同的名词： 十四日，“右倾分子”； 十五日，“右派分子”； 十六日，“右翼分子”。 这三个名词，看似含义相近，仔细推敲，其实有细微的差别：“右倾分子”一词，通常用于党内；“右翼分子”，通常则用于党外；而“右派分子”，则可用于党内、党外。 毛泽东经过反复斟酌，最后选定了“右派分子”一词。 此后，大张旗鼓开展的运动，毛泽东便命名为“反右派运动”，各类文件、文章，统一使用“右派分子”一词。 细细考究“左”与“右”的来历，是颇为耐人寻味的。 左和右，原本是方向名词，与政治无关。 在中国古代，自先秦开始，便有“右”居“左”上习惯。 在英文中，很有趣，右——“RIGht”，是“正确”的同义词。 左、右成为政治名词，则始于法国革命。 在一七八九年至一七九一年，法国的国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分为三派： 要求国王具有绝对的否决权的代表们，集中坐在右边的席位，于是得了“右派”之称； 要求废除国王否决权的代表们，则集中坐在左边的席位，于是得了“左派”之称。 从此，“右派”总是意味着是保守派，“左派”则意味着是激进派。这一“右派”“左派”观念，在全世界通用。 毛泽东在他一九二六年三月所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此文被列为《毛泽东选集》的开篇之作，就谈到了左和右。毛泽东写道： “有一个自称为戴季陶‘真实信徒’的，在北京《晨报》上发表议论说：‘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 毛泽东还写道： “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 此后，毛泽东在党内斗争中，称王明等为“左”倾机会主义，而称陈独秀为右倾机会主义。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由一九四五年四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是一部叙述中共自成立以来“左”倾、右倾路线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之间的斗争史。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写了《论持久战》，把速胜论者视为“左”，把亡国论者视为右。 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说： “国民党是一个由复杂成分组成的党，其中有顽固派，也有中间派，也有进步派……”① 毛泽东把国民党内的“顽固派”，称为“右派”。把“进步派”称为“左派”。 在解放后，毛泽东曾在党“反右倾”，也批判过“左”的倾向。但是，提出“右派”概念，则是在一九五七年的那篇《事情正在起变化》。 如前所述，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中，第一次给“共产党的右派”下了一个崭新的定义，即“修正主义者”。 后来，毛泽东的这一观点不断加以发展，反复强调“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他在九年后发动“文化大革命”，其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在中国出修正主义。“反修防修”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主题。所以，“文化大革命”是“反右派运动”的发展和延伸。如果没有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也就不会有一九六六年的“文化大革命”。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九五七年是中国向左转的转折点。 正因为这样，邓小平深刻地说： “总起来说，一九五七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① 邓小平的话，也就是指出，一九五七年是中国左的转捩点。 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中提及“党内党外的右派”，这表明他的“右派”概念是包括“党内党外”的。党内的右派，是“修正主义者”；党外的右派，即“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 毛泽东还对左、中、右的力量作了如下分析： “社会上的中间派是大量的，他们大约占全体党外知识分子的百分之七十左右，而左派大约占全体党外知识分子的百分之二十左右，右派大约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二、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况而不同。” 毛泽东对于为什么要划左、中、右，作了说明： “‘你们把人们划分为左、中、右，未免不合情况吧？’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会是这样。为什么不合情况？划分了，使群众有一个观察人们的方向，便于争取中间，孤立右派。” 何香凝首次公开点出“右派”一词 第一次在报纸上公开点出“右派”一词，不是毛泽东，却是国民党内着名的左派、廖仲恺夫人何香凝！ 这是因为中共中央五月二十日指示：“应该逐渐增加一些左翼分子的言论。” 于是，也就选中了德高望重的“左翼分子”何香凝，来透露毛泽东的意思。 那是在一九五七年六月一日，中共中央统战部举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的最后一次座谈会。正是在这次会上，储安平作了关于“党天下”的发言，而何香凝在储安平之后作了长篇书面发言。 何香凝的书面发言，恰与储安平南辕北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何香凝说：“因我近数月来身体不好，医生又劝告我不要多开会，因而未能前来参加，请见谅。” 为此，何香凝写了一封长信，作为书面发言。 何香凝在信中提及了已故丈夫廖仲恺当年对国民党的分析，即国民党内存在“革命派，不革命派，假革命派，反革命派”。 她指出，革命派即左派，不革命派为中间派，而假革命派会变成反革命派，反革命派即右派。 何香凝回顾历史道： 当时国民党内部确实有左派和右派，用不着别人来制造。我就一贯承认我就是国民党左派，因为我就是坚决拥护孙先生的三大政策的。国民党的右派就是反对联合苏联，联合共产党和执行工农政策的。甚至连民生主义，也有人反对。革命一定是联合左派，争取中间派和孤立右派，这个真理并不是今天开始，是古已有之的。在抗战开始的时候，毛主席的方针，根据我的记忆，也就是团结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和孤立顽固势力。自然，每个革命的新旧交替的时期中，昨天还是比较进步的人，今天也可能变成比较顽固的人；反过来，昨天是落后的人，今天也可能变为是进步的人，所以一个革命党和它的朋友联合的时候，我认为当然应该是联合进步的力量，争取中间的力量，孤立保守顽固的力量。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如果不这样做，它就不成其为革命党了。 何香凝在说了历史上的左派和右派之后，把话题转向了“新时代”： 问题并不在革命党应不应该这样做。问题倒是在于这个革命潮流里的人，究竟自己应当决心参加革命的行列，当一个跟着潮流走的左派呢？还是中间派，或者是甘心自己当一辈子右派呢？ 今天是新时代了，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走上社会主义。难道在这个时代，也就一切都是清一色，再也不会有左、中、右了吗？不会的，大凡忠心耿耿愿意在共产党领导下，诚诚恳恳地帮助领导党。我想这就是左派。我们中国人口占世界第一位，应有决心和工人阶级在一起，为全世界被压迫人类及贫苦大众跳出水深火热的苦镜，这才是革命的左派。我认为民主党派中，每一的愿意进步的人士，都要努力做一个左派，并且要在行动上表现出来才好。其次，基本上有爱国良心的，但在思想上模糊不清，自己抓不定方向，这样中间的人们是很多的，我相信我们的领导党和各个民主党派的左派，应该努力地帮助这些人，但有极少数人对社会主义是口是心非，心里向往的其实是资本主义，脑子里憧憬的是欧美式的政治，这些人我认为是右派了。我希望有这类思想和抱着这种态度的人，应该不要甘心于长久做右派，而应不断改造自己，提高自己，那他们就有光明的前途了。 何香凝最后对右派发出了警告： 我希望在整风中，我们能够帮助领导党纠正错误和缺点，同时也希望民主党派在整风中提高自己，首先是希望极少数右派的人能彻底改造自己，所以在现在如果领导党团结我们的左派，争取和帮助我们的中间分子，教育和批评右派的话，那只能对我们民主党派有好处，我们欢迎领导党这样做。 翌日——一九五七年六月二日，何香凝的书面发言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 这是在一九五七年头一回在《人民日报》上出现“右派”这一名词，头一回提出“批评和教育右派”。 照理，何香凝的讲话应引起广泛注意。可是，由于她并非中共领导，只是民主人士，很多人也就不以为然。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在何香凝的书面发言中，说出了毛泽东的《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基本观点！ “左派”姚文元敏感地领悟毛泽东的意思 其实，在何香凝之前，根据中共中央五月二十日的指示，一颗又一颗信号弹在中国报刊上出现。 这是因为指示中以为前些日子“正面言论太少”，《人民日报》也就立即贯彻，加强了“正面言论”的报导。 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上出现醒目的标题： 《陆定一在青年团代表大会上勉励青年团员在风浪里站稳共产主义者立场》 这一报导中有这样一段话： “陆定一说，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并不是风平浪静的。他希望青年们要经得起政治上、思想上的风浪的考验，经得起困难的考验，在风浪里站稳共产主义者的立场。” 陆定一所说的“风浪”是什么？ 政治神经敏感的人，就可以从陆定一的话中得出启示。 紧接着，五月二十五日新华社自北京发出一条电讯，全国各报差不多都登载了： 中央领导人毛泽东主席等接见参加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 毛泽东主席在接见青年代表的时候，向他们讲话说： 你们的会议开得很好。希望你们团结起来，作为全国青年的领导核心。 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 你们这个会议是一个团结的会议，对全中国青年会有很大的影响。我对你们表示祝贺。 同志们，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 毛泽东的这番话，特别是最后一句话，透露了极为重要的政治信息。 众多的“右派”都未曾注意毛泽东的这番话，就连储安平这样的“老报人”也都忽视了，以为那只是对青年团员们说的罢了。 倒是远在上海的一位“青年作家”，以其特有的政治敏感，嗅出了这是一场政治大风暴即将到来的信号。 他便是姚文元。 前文已经提及，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二月十六日的讲话中，谈到三位文学青年，即王蒙、李希凡和姚文元。 姚文元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是因为毛泽东读了姚文元十天前——二月六日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的杂文《教条与原则——与姚雪垠先生讨论》。 毛泽东十分欣赏这篇杂文，向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柯庆施打听姚文元是何许人也。 那时，柯庆施刚从南京调上海工作不久，不知姚文元是何等人物。问了他的政治秘书，这才知道姚文元乃姚蓬子之子。 柯庆施的政治秘书，就是后来成为“四人帮”之一的张春桥。张春桥担任《解放日报》总编兼社长多年，当然对姚文元的底细十分清楚。 毛泽东在二月十六日这样谈论姚文元： 我们的危险就在革命成功，革命成功了，四方无事，天下太平了。片面性的打不能锻炼出真正好的文学艺术，只允许香花不允许毒草，这种观念是不对的。香花是从和毒草作斗争中出来的，年年都有野草，野草一翻过来就是肥料，只准长粮食不准长野草是不对的，香花与毒草齐放，落霞与孤骛齐飞。斯大林教条主义不是两点论，而是一点论，我们的同志看事物应该是两点论，同时一点里面又有两点；我们连队指导员，讲话时总是讲两点，优点和缺点。最近姚蓬子的儿子叫姚文元，写了一篇文章（《文汇报》二月六日，题目是《教条与原则》）。我看是不错的。过去我们提倡一家独鸣，那是历史条件决定的，不如此不能打倒国民党二十年一家独鸣的理论…… 毛泽东如此夸奖姚文元，理所当然受到柯庆施的青睐。此后不久，姚文元居然作为上海代表团的成员，赴北京出席中共中央全国宣传工作会议。 三月十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上海代表团时，又一次谈到了三位青年作家，谈到了姚文元： 不要怕片面性，片面性总是难免的嘛！多学一点马列主义。刚学，会学不进去，会吐出来，这叫条件反射嘛，都学了会慢慢学进去，像瓶子里装油，倒出来，总是会留一点。慢慢就学懂了。鲁迅学马列主义，是创造社郭沫若逼出来的嘛，他原是相信进化论的嘛，早期的杂文，很多片面性。后来学习马列主义，片面性就很少了。我看，任何人都难免有片面性，青年人也有，李希凡有片面性，王蒙有片面性，在青年作家中，我看姚文元的片面性比较少…… 这一回不是听传达，姚文元是当面听见毛泽东夸他，自然是受到了极大为鼓舞。 此后，姚文元就更加注意毛泽东的言论，揣摩中国的政治风向。 姚文元不仅非常敏锐地注意到新华社五月二十五日关于毛泽东的讲话的电讯，而且还注意到《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对这条消息的不同处理。 为此，姚文元写了《录以备考——读报偶感》一文，发表于六月十日的《文汇报》。姚文元写道： 同是一条消息，经过不同的编辑同志的编排，其价值竟可以相差十万八千里之遥，这个奇妙的秘诀，是我最近从报纸上得来的。 前几天毛主席在接见共青团代表时发表了讲话。讲话虽短，含意却极深远。解放日报用特别巨大的铅字和醒目的标题放在第一条新闻，人民日报排在当中，标题比解放日报要小些，也突出了“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都是错误的”。但文汇报呢，却缩小到简直使粗枝大叶的人找不到的地步，或者看了也觉得这是一条无足轻重的新闻。其全部地位，大约只有解放日报标题用的铅字二个铅字那么大。 到底是什么缘故使三个报纸编辑部对一条新闻的估价相差如此之远呢？是因为解放日报认为这条新闻特别重要呢，还是因为文汇报编者同志觉得这个谈话是谈谈什么社会主义、党的领导……之类早已“听得烂熟”的老话，没有什么新鲜内容，所以无足轻重呢？还是因为编者以为文汇报的读者是知识分子、同青年没有什么关系？抑还是编者以为突出这条消息，会影响“争鸣”，因为“争鸣”中似乎是不适合多说什么党的领导，社会主义的，我因为说了两句，就很遭到有些人的反对。 于是，姚文元得出了结论： 有人要问：你自己就没有见解了吗？答曰：有的。但不想说。不想说的理由呢？答曰：也不想说。这并非如唐弢同志所说的“欲说还休”，而是另一种原因。然而这至少驳倒了一种理论：“新闻的编排是没有政治性”。编排也有政治性，“各取所需”即是。 姚文元此文发表之后，立即受到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大大地把姚文元褒奖了一番，这是后话。 可惜，中国的“右派”们的政治敏感度，远远不如“左派”姚文元。他们依然沉醉于大鸣大放…… 一九五七年五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又一次发出“讯号弹”，发表了这样的报导：《彭德怀元帅在军械先进工作者代表会议上说在社会大变动时期站稳立场》 报导说： “彭德怀元帅要求代表们在中国社会大变动时期站稳立场，明辨是非，正确地对待和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 一九五七年六月五日，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则在上海市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发出这样的警告： “永远记住毛主席的话，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 《人民日报》刊登从五月二十三日起，陆续发表陆定一、毛泽东、彭德怀、何香凝、柯庆施的这些“正面言论”，意味着离“大反击”已为时不远了！ 毛泽东在精心选择突破口 毛泽东运用“诱敌深入”的战略，简直是熟练极了。 毛泽东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他一回又一回成功地运用了“诱敌深入”的战略，取得一回又一回的战斗胜利。 当年在井冈山上，毛泽东就是用“诱敌深入”之法，歼灭地主武装尹道一： 毛泽东在地势险峻的旗锣凹布好伏兵，而要王佐在和尹道一部队一接触就败退，一直退进旗锣凹那事先布好的“口袋”。尹道一不知是计，进入了“口袋”，当然全军覆没！ 此后，毛泽东又在瑞金和宁都之间的狭谷麻子坳布下“口袋”，引诱国民党刘士毅部队进入“口袋”，一声令下，刘士毅部队成了瓮中之鳖！ 接着，毛泽东又在江西龙冈附近的苦竹岭设下伏击圈，引诱国民党张辉瓒部队九千多人进入“口袋”，全军覆没，毛泽东高兴地哼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如今，毛泽东把他的军事战略运用到政治上，依然是那么的得心应手！ 毛泽东早已布好“口袋”，眼看着大批“右派”进入了“口袋”，他在思索着选择什么时机下令发起总攻击。 毛泽东所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其实是一道对于“右派”的总攻击令。他最初署《人民日报》“本报评论员”，就是打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此文，在全国发起对“右派”的总攻击。 不过，毛泽东很快就意识到，在一九五七年五月中旬发动“反右派运动”，还为时过早。因为还没有让“右派”们说够。也就是说，还有一大批“右派”尚未进入“口袋”。 这样，毛泽东在他亲笔起草的中共中央五月十六日的指示中，定下了“暂时（几个星期内）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 在那些日子里，毛泽东非常仔细地关注着“右派”们的动向。 毛泽东向来很讲究斗争的策略，讲究“有理”，亦即“师出有名”，所以他在寻找着机会，在精心选择突破口。 蓦地，一个不很着名的人物，引起了毛泽东极大的注意。 此人名唤卢郁文，职务是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却是“民革”成员，亦即民主人士。 根据中共中央五月二十日指示中所说“应该逐渐增加一些左翼分子的言论”的精神，卢郁文作为“左翼分子”讲话了，大约他不像何香凝那样德高望重，便受到“右派”们的集中攻击，甚至收到了匿名信！ 卢郁文的名字，虽说并不广为人知，却也颇有来历。 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不得不派出“和平商谈代表团”和中共谈判。这年三月二十四日，南京政府公布了代表团名单，内中便有卢郁文其人： 首席代表：张治中 代表：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二十八日又补刘斐） 秘书长：卢郁文 顾问：屈武、李俊龙、金山、刘仲容 代表团分两批前往北平。第一批是由卢郁文所率，于三月三十一日飞往北平。第二批则由张治中率领飞往北平。 后来，由于国民党败北，代表团拒绝返回南京，留在北平，加入了中共领导下的反蒋统一战线。 关于卢郁文的经历，鲜见于史料。笔者请教了卢郁文之子卢存学先生。承卢存学先生于一九九零年一月九日复函，寄来卢郁文先生简历，现照录于下： 卢郁文简历 男—九零零年十一月生 籍贯：河北省昌黎县 学历： 一九一八年河北省永平府（今卢龙县）中学毕业 一九二二年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毕业 一九二九——一九三一年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 简历： 一九二二年——一九二六年北师大附中英语教师 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国民革命军蔡廷锴部政治部上校宣传科长 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江苏省东海县某中学教务主任 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河北省教育厅科长 一九二九——一九三一年英国留学 一九三一——一九三六年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讲师，河北法商学院教务长（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部长的杨秀峰，当时也在该校任教） 一九三七——一九四五年国民政府行政院编审、军事委员会工矿调整处主任秘书、经济部主任秘书、全国粮食管理局主任秘书、河南省粮政局长、国家总动员委员会物资处长、新疆省财政厅长 一九四六年——一九四九年资源委员会参事立法委员 一九四九年四月国民政府和谈代表团秘书长，参加国共和谈后留北京 一九四九年九月第一届全国政协特邀委员 一九四九年十月政务院参事，民革中共候补委员 一九五五年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委员 一九五九年国务院副秘书长，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共常委兼副秘书长 一九六四年全国政协常委兼副秘书长、民革中央常委兼副秘书长 一九六八年十月六日逝世 卢郁文的“匿名信事件”成了反击右派的突破口 卢郁文收到匿名信，这一“匿名信事件”为毛泽东所关注。 “匿名信事件”的起因是这样的： 根据中共中央五月二十日的指示，卢郁文是在五月二十五日上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小组扩大会议上，作了“正面发言”。 翌日，《人民日报》就详细报导了这次会议，用很醒目的标题标明： 《卢郁文提醒大家：区别社会主义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警惕摆脱党的领导的想法》 《人民日报》以两千多字的篇幅，不寻常地报导了卢郁文的发言： 卢郁文说，怎样帮助共产党整风？现在自己不整风，光帮助领导整风，提意见很容易只看到别人的缺点，看不见自己的缺点，很容易片面。因此，他提醒大家在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是搞社会主义民主。我们提意见时要警惕，社会主义民主才刚刚形成，还是在摸索中前进；而资产阶级民主却在人们思想中根深蒂固，一不小心，很容易用旧民主观点来看新事物，这不但无益，而且有害。他举例说，最近民主人士对党的领导提了许多意见，如机关中党组如何工作，学校改变党委制，合营工厂中公方代表撤出，基层以党代政，党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指示，以及定息二十年等问题。这些意见看来虽然承认党的领导，但恍恍忽忽又有摆脱党的领导的意思。他提醒说，我们不要忘记，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这都是我们举了手的！ 卢郁文还用他自己在国务院的工作体会批判了章伯钧： 接着他谈到社会主义的另一个条件，就是民主集中制问题。他说，章伯钧先生认为国务院开会不应拿出成品来让大家讨论，说这是形式主义的会议，这使他大吃一惊。他是国务院秘书长助理。他说，他是给国务院会议准备工作的一员，是要搞成品的。在提出一个部的文件的时候，总要问清楚，部长看过了没有；如果文件牵涉到几个部，就要问清楚商量过没有，力求把文件搞得成熟再提给领导。越向高一级提出，越希望把文件准备成熟，免得费周折。 卢郁文说及了他对中共党员的看法： 由于工作岗位不同，接触人物不同，就有不同的感觉。他觉得党员和他之间没有墙和沟，他和党员一起工作、学习、下棋、打扑克，并没有感到有墙，自己也没有自外。 卢郁文的这番发言，或是中共方面授意，或是因为他在国务院高层工作，虽是民主人士，但是获悉了中共中央五月二十日指示精神。不论是卢郁文“奉命出击”，还是“主动请缪”，他反正是以“左翼分子”的姿态在会上亮相了。 卢郁文刚刚发了言，一员五十多岁的女将便向他“开火”了。 此人便是谭惕吾。 谭惕吾有着颇为复杂的历史。 她早年在北京大学法律系学习，参加过北京大学学生救国团。一九三一年，她加入国民党。此后，她在国民党政府的内政部工作。一九三三年黄绍竑赴内蒙古巡视时，调她作为随员，从此她与黄绍竑有了密切的关系，以至成为黄绍竑的“感情的俘虏”。 一九四五年，谭惕吾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站到了中共的统一战线的旗帜之下。 一九四九年，当黄绍竑在香港时，谭惕吾帮助中共华南局和黄绍竑暗中接头，后来促使黄绍竑脱离国民党政府，从香港前往北平，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 此后，谭惕吾担任政务院参事。 谭惕吾十分喜欢“海果”——林希翎。她和林希翎曾如同母女一般亲密。林希翎曾在她家住。她介绍林希翎认识了黄绍竑。因此，她曾被视为林希翎的“后台”。 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六日的《人民日报》这样报导谭惕吾在会上对卢郁文的强烈不满： 谭惕吾不同意卢郁文的意见。她认为卢郁文的意见不是帮助共产党整风，卢郁文说与党员毫无隔阂，那不是由衷之言。她说，我们要说真话。领导党选择人也要注意，要选对党进忠言的人。 她说，很多党与非党的关系问题，常常不是因为共产党，而是由无耻的民主人士弄出来的。这些人隔离党，隔离群众，借机会向上爬。 不言而喻，谭惕吾所说的“无耻的民主人士”、“向上爬”，指的就是卢郁文。 在谭惕吾之后，甘祠森发言，表示不同意谭惕吾的意见。他说： “不能认为卢郁文的意见是话不由衷，谭惕吾太主观了。” 这一争论并没有结束。在五月二十九日上午举行的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上，这一争论又在卢郁文和谭惕吾之间继续下去。 《人民日报》在五月三十日又加以报导。 那天，卢郁文再度发言，表示“不能同意二十五日会上谭惕吾的意见”。《人民日报》这样报导卢郁文的发言： 他说，给领导党提意见是应当的，对这些意见表示不同的看法，也是应当的。这些看法对不对，可以研究。但是不能说这就是要收，是压迫鸣放。为什么只许批评共产党，而不许批评批评者呢？不公平。他说，总的来说，党和非党之间有墙有沟。但是具体的讲，也有没墙没沟的，怎么非说有墙有沟才开心呢？他认为不能养成这样一种风气，只能批评领导党，不能批评民主人士。在谈到如何拆墙填沟的时候，他指出，这应该是两方面的。共产党应该拆的是三个主义；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要拆的是旧思想、旧习惯、旧作风，要放弃过去的立场，要坚定地树立人民的立场。不这样，单是共产党拆墙，是拆不了的。如有人要二十年定息，墙怎能拆得了？拆墙填沟以后，应该是民主人士、工商业者进一步 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这才是方向。 在卢郁文发言之后，谭惕吾也再度发言，批驳卢郁文。报导是这样写的： 她说，帮助共产党整风就是要揭露矛盾，就是要敲警钟，把一些党员敲醒。她认为卢郁文是在代表一部分抗拒整风的共产党员说话，他没有一句是对党有帮助的，这是对党不实，对国不忠的表现。她说，毛主席早在十八九年以前，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等等的文章里面，就教导共产党员要关心非党干部，要重视知识分子，要任人唯贤……但是，现在工作中的很多缺点，都说明很多共产党员并没有按照毛主席的话办事。她认为这些党员是对党不忠实的。因此，她要问问那些抗拒毛主席的指示的共产党员：“你们为什么不听毛主席的话，为什么抗拒？”她要求这些党员作深刻检查。 在卢郁文和谭惕吾发言之后，梅龚彬发言，采取中间态度。报导说： 梅龚彬对谭惕吾和卢郁文的争论，作了这样的表示：对中共提意见是为了帮助中共整风。什么意见都可以提，不论是正面的，或者反面的，都可以提。这才叫争鸣。 终于，在一九五七年六月七日，《人民日报》以三千字的不寻常的篇幅，刊登新华社电讯，报导了卢郁文六月六日在国务院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长篇发言，捅出了“匿名信事件”。 这是极为重要的报导。一开头，这么写道： 在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今天下午邀请党外人士举行的座谈会上，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首先发言，他宣读了他最近收到的一封匿名恐吓信。 这封匿名信攻击卢郁文五月二十五日在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卢郁文在那次发言中曾认为拆“墙”是两方面的事，并且不同意有些人只许批评中共、不许批评批评者的主张。匿名信辱骂卢郁文“为虎作伥”，是“无耻之尤”，并恫吓卢郁文“及早回头”，还说否则“不会饶恕你的”。 这封匿名信还说，“共产党如果只认你这班人的话”，“总有一天会走向灭亡”。 报导称： 卢郁文在读完这封匿名信以后对大家说，因为我在民革中央小组座谈会上说了几句实事求是的话，对于不同意的意见提出了批评，就遭到了谩骂，骂我是言不由衷，对党不实，对国不忠。现在又有人写这封匿名信来威吓我，辱骂我。 卢郁文说，整风中向党提意见应当实事求是，有不同的情况就有不同的意见，自己鸣，也要让别人鸣。他说：“我不理解有人为什么只许说反面话不许说正面话，对讲了正面话的人就这样仇视，有的人辱骂我，有的人威胁我，有的装出‘公正’的态度来箝制我的发言，难道我们不应该站在社会主义的立场上吗？难道不是因为我们有了社会主义的共同立场，所以许多问题才能是人民内部矛盾吗？既然是人民内部矛盾，为什么要如此谩骂？”他还说，另外还有的人要求下轿、下台，这样怎么能够达到团结呢？ 卢郁文说，我们应当深思，我们对共产党的批评究竟是从什么地方出发？要到什么地方去呢？ 卢郁文在说了这些话之后表示，“他不怕辱骂，不怕威胁，他还要讲话。” 在卢郁文谈到收到匿名信时，李仲公插话说，他也收到了匿名信，一下子把会议推向高潮： 在卢郁文发言当中，国务院参事李仲公谈到他也因为批评了对中共提意见的人而收到了一封对他进行威胁的匿名信。李仲公说，我不怕辩论，但有人采用这种手段来对付我是卑鄙的。 李仲公的发言，从一个侧面起着证实卢郁文确实收到了匿名信的作用——因为有不少人对于匿名信的真实性表示怀疑。既然李仲公也收到匿名信，表明匿名信不止一封，表明的确有人以匿名信为手段来发泄自己的不满…… 毛泽东不失时机地抓住了卢郁文的“匿名信事件”作为突破口，一声令下，发起总攻击，一场急风暴雨式的“反右派运动”便席卷中国！ 《人民日报》质问：这是为什么？ 对于中国当代史而言，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反右派运动”就是从这一天开始的。 这是因为在这一天，《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地位发表了石破天惊的重要社论，以质问的口气作为题目：《这是为什么？》！ 社论一开头，就提到了卢郁文的“匿名信事件”，作为“反右派运动”的突破口。社论写道：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因为五月二十五日在“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上讨论怎样帮助共产党整风的时候，发表了一些与别人不同的意见，就有人写了匿名信恐吓他，这封信说：“在报上看到你在民革中央扩大会议上的发言，我们十分气愤。我们反对你的意见，我们完全同意谭惕吾先生的意见。我们觉得：你就是谭先生所指的那些无耻之徒的‘典型’。你现在已经爬到国务院秘书长的宝座了。你在过去，在制造共产党与党外人士的墙和沟上是出了不少力量的，现在还敢为虎作伥，真是无耻之尤。我们警告你，及早回头吧！不然人民不会饶恕你的！” 在共产党整风运动中，竟发生这样的事件，它的意义十分严重。每个人都应该想想：这究竟是为什么？ 社论在提出“为什么”之后，对卢郁文的“匿名信事件”加以剖示。社论首先对所谓“无耻之尤”加以批驳： 卢郁文在五月二十五日的发言中讲了些什么呢？归纳起来，一是告诉人们不要混淆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不要削弱和取消共产党的领导；二是说国务院开会时应该有事先准备好的文件，以便讨论，免得像资产阶级国家的议会一样每天争吵。议而不决，不能说就是形式主义，就是不让大家讨论；三是说他自己同共产党员相处得很融洽，中间没有墙和沟；如果有些人和党员之间有了墙和沟，应该“从两面拆、填”，双方都要主动；四是说共产党人对某些批评可以辩驳，这种辩驳不能认为是报复打击；五是对党外人士如何实现有职有权的问题提供了一些具体意见。我们和许多读者一样不能不问：发表这样实事求是，平易近人的意见，为什么就是“为虎作伥”、“无耻之尤”？为什么要“及早回头”，否则就“不会饶恕你”？ 社论接着着重批驳了所谓“为虎作伥”： 把卢郁文的发言说成“为虎作伥”，共产党当然就是写信者们心目中的“老虎”了。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死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作战的时候，的确和老虎一样勇猛，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使它畏惧，屈服。但对中国人民来说，共产党却是最好的朋友：它帮助人民推翻了压在人民身上的反革命势力，帮助人民收回了土地、工厂等生产资料，使人民摆脱了剥削阶级的残酷压榨，把自己的历史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现在正朝着人民富裕、人民幸福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迈进，最广大的人民从来没有像在共产党领导的时代这样充满光明的希望和生的乐趣。共产党也犯过错误，也有缺点，共产党的整风运动正是要整掉这些错误和缺点。一切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抱有善意的人们，都在积极地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以便加强社会主义事业，巩固党对人民群众的领导。在这样的时候，却有人把维护社会主义民主、维护共产党的领导权的言论称为“无耻之尤”，“为虎作伥”，把共产党人比作可怕的吃人的“老虎”，这种人的政治面目，难道还能不引起人们的警惕么？这些人警告卢郁文“及早回头”，请想想他们所说的，究竟是向什么地方“回头”？当然，这些人在另外的地方，口头上也会说他们怎样才是真正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云云，但是，难道还能相信对劳动人民的先锋队如此仇视的人们，是在那里帮助共产党整风，是在那里拥护社会主义事业么？ 社论借卢郁文的“匿名信事件”加以发挥，引用何香凝的话，点出了主题，亦即开展一场反右派运动——尽管这是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中提出的，何香凝只是借用了毛泽东的观点，但是以何香凝的身份来说出这样的意思，显然更加方便一些。 其实，这不足为奇。毛泽东向来十分注重斗争的策略： 在抗日战争胜利后，那些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的名义发出的批驳蒋介石的电文，如今收进了《毛泽东选集》； 在炮轰金门时，那些署名“国防部长彭德怀”的文告，其实出自毛泽东的手笔…… 社论《这是为什么？》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写的，通篇却没有一处提到毛泽东！毛泽东特意借重何香凝在党外的崇高声誉提出反击右派，这是很巧妙的斗争策略。 社论这样用何香凝的话严正指出： 我们所以认为这封恐吓信是当前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因为这封信的确是对于广大人民的一个警告，是某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信号。这封信告诉我们，国内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在思想战线上尤其是如此。革命的老前辈何香凝先生说得好：“今天是新时代了，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走上社会主义。难道在这个时代，也就一切都是清一色，再也不会有左、中、右了吗？不会的。”她指出，有极少数人对社会主义是口是心非，心里向往的其实是资本主义，脑子里憧憬的是欧美式的政治，这些人就是今天的右派。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少数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他们企图乘此时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拉着历史向后倒退，退到资产阶级专政，实际是退到革命胜利以前的半殖民地地位，把中国人民重新放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之下。可是他们忘记了，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以前的中国，要想使历史倒退，最广大的人民是决不许可的。在全国一切进行整风的地方，这些右派分子都想利用整风运动使共产党孤立，想使拥护社会主义的人孤立，结果真正孤立的却是他们自己。在各民主党派和高级知识分子中，有少数右派分子像卢郁文所说，还想利用辱骂，威胁，“装出‘公正’的态度来箝制人们”的言论，甚至采取写恐吓信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这一切岂不是做得太过分了吗？物极必反，他们难道不懂得这个真理吗？ 社论最后强调了阶级斗争： 非常明显，尽管有人叫共产党“下台”，有人向拥护共产党的人写恐吓信，这些决不会使共产党和人民群众发生任何动摇。共产党仍然要整风，仍然要倾听党外人士的一切善意批评，而人民群众也仍然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那些威胁和辱骂，只是提醒我们，在我们的国家里，阶级斗争还在进行着，我们还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当前的种种现象，并且得出正确的结论。 另外，《人民日报》在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的同时，还转载了署名“小雅”的《关于“特殊材料制成的”——和章乃器先生商榷》一文，紧紧配合了社论，开始反击右派。 其实，这也是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安排的。 “小雅”的文章，本来发表于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九日的《新闻日报》。 共产党人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这一观点最初是斯大林在哀悼列宁时的誓词中提出的。章乃器在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四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从“墙”和“沟”的思想基础说起》，表示异议。 章乃器说： “由于这一句话的影响，可能有不少非党人士便以特殊的眼光看待党员，某些修养不够的党员，也就不免以特殊自居了。这样，这一句话也就成为‘墙’和‘沟’的一种思想基础了。” “小雅”的文章，批驳了章乃器的这一观点。 阅报甚细甚勤的毛泽东，在翌日就注意到这篇文章。毛泽东当即给他的政治秘书胡乔木写了一封短函： 此篇似可转载，何时转载适宜，请你和报馆商量一下。 胡乔木没有马上安排《人民日报》转载，显然过早转载还不是时机。安排在六月八日发表，这是最恰当不过了。 《这是为什么？》的内幕 《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白纸黑字，多少人曾细细研究过——因为“反右派斗争”，正是从这一篇社论开始的。 然而，这篇社论是怎样写出来的？毛泽东究竟是怎么策划的？这么多年以来，一直是个谜。1995年，吴冷西由新华出版社出版了回忆录《忆毛主席》一书，终于解开了这个谜。因为吴冷西是极为重要的当事人，他的回忆说出了《这是为什么？》的有关内情…… 吴冷西是在关键时刻——《这是为什么？》发表的前一天，即一九五七年六月七日，应毛泽东之约，在胡乔木的陪同下，一起来到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毛泽东的卧室。吴冷西说，那次谈话，除了毛泽东、胡乔木和他之外，“没有其他人参加这次谈话。” 吴冷西回忆道，他刚坐下，毛泽东就跟他说起了“卢郁文事件”： 我们刚坐下来，毛主席就兴高采烈地说，今天报上登了卢郁文在座谈会上的发言，说他收到匿名信，对他攻击、辱骂和恫吓。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发动反击右派的好机会。 接着，毛泽东向吴冷西说明了为什么要抓住“卢郁文事件”做文章。毛泽东显然极具战略眼光，他是经过深思熟虑，才选择了“卢郁文事件”作为突破点的。毛泽东以为抓住“卢郁文事件”有两大好处：第一，卢郁文是非中共人士；第二，那信是匿名的。 吴冷西这样回忆： 毛主席说，这封恫吓信好就好在他攻击的是党外人士，而且是民革成员；好就好在它是匿名的，它不是某个有名有姓的人署名。当然署名也可以作为一股势力的代表，但不署名更可以使人们广泛地联想到一种倾向，一股势力。本来，这样的恫吓信在旧社会也为人所不齿，现在我们邀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这样的恫吓信就显得很不寻常。 毛泽东在跟吴冷西谈话时，其实已经写好《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毛泽东手里拿着《人民日报》的这篇社论，向吴冷西解释了社论的题目《这是为什么？》的含义： 过去几天我就一直考虑什么时候抓住什么机会发动反击。现在机会来了，马上抓住它，用《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发动反击右派的斗争。 社论的题目是《这是为什么？》，在读者面前提出这样的问题，让大家来思考。虽然社论已经把我们的观点摆明了，但还是让读者有个思想转弯的余地。鲁迅写文章常常就是这样，总是给读者留有余地。 毛主席说，写文章尤其是社论，一定要从政治上总搅全局，紧密结合政治形势，这叫做政治家办报。 吴冷西还记得，临走时，毛泽东又在社论上改了几个字，嘱咐胡乔木在翌日《人民日报》上发表，并嘱咐吴冷西，在当晚就由新华社发出电讯，并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 这清楚表明，《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是由毛泽东亲自改定，发表的时间也是由毛泽东决定的。 这篇社论，很可能在六月六日就已经起草完毕。 在一年多之后，毛泽东在另一次讲话的时候，又谈到了“卢郁文事件”，足见毛泽东对于他选择“卢郁文事件”作为“反右派斗争”的突破口，以为是他在政治斗争中的“得意之笔”。 那是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五日下午，毛泽东在北戴河海滩游泳场休息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那时，毛泽东刚下海游泳回来，穿着睡衣就主持开会。出席会议的除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之外，还有彭德怀、王尚荣（总参作战部部长）、叶飞（福州军区政委），胡乔木和吴冷西也参加了。 那天，毛泽东兴致很高，高谈阔论。吴冷西回忆说： 毛主席说，凡事要抓住时机。去年开始反击右派是抓住了卢郁文事件，批判《文汇报》是抓住了《新民报》作了自我批评。这次炮打金门，就是抓住美军登陆黎巴嫩。 毛泽东在《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前夕——一九五七年六月七日突然召见吴冷西，主要目的倒不是为了跟他谈“卢郁文事件”，却是为了跟他商量工作调动——调吴冷西到《人民日报》主持工作。 毛泽东早已对邓拓不满，所以猛烈地批评邓拓是“死人办报”。毛泽东深知，《这是为什么？》的发表，意味着历史的转折点。在这历史的转折关头，《人民日报》必须“换帅”——以吴冷西取代邓拓。 当毛泽东向吴冷西说出了这一调令，吴冷西感到非常突然。吴冷西脱口而出一句话：“我毫无思想准备。” 尽管吴冷西毫无思想准备，毛泽东却早有准备！ 吴冷西当然只能服从调令，到《人民日报》走马上任…… 九年之后，历史重演，惊人的相似：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从此历史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文化大革命”进入了公开发动的一天。 《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发表的前夜——九六六年五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再度易帅，毛泽东指派陈伯达率工作组突然进驻《人民日报》，从此陈伯达取代了吴冷西。 发动“反右派斗争”，毛泽东抓住了“卢郁文事件”，大作文章；发动“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则抓住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大作文章，称之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在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 六月六日成了“多事之日” 毛泽东选择了六月八日作为对右派实行总反攻的日子，除了由于六月六日卢郁文在会议上公布了匿名信，而且在六月六日发生的另外两件事，使毛泽东感到了形势的紧迫——六月六日是多事之日。 就在六月六日，毛泽东对六月四日一份《高等学校整风情况简报》作了批示： 这份简报是陆定一在六月五日专门报送毛泽东的。陆定一还为此写了一信给毛泽东。毛泽东阅毕，就在陆定一的信上写了这一批示。 简报是反映北京大学有一个学生写了一篇题为《我的忧虑和呼吁》的文章，油印散发后，在学生中产生很大的影响。这篇文章称，党中央已开始分裂，毛主席的“鸣”“放”方针遭到了党内百分之九十的人反对和党内保守势力的反击，有人想逼迫毛主席下台。 毛泽东理所当然地关注这一简报反映的动向，加紧了反击右派的部署。 也是在六月六日这一天，发生了“六六六事件”。请不要误会，这“六六六”不是农药，而是“六月六日这天章伯钧召开了北京六教授会议”。 这“六教授”是曾昭抡、钱伟长、费孝通、陶大镛、吴景超、黄药眠。 此外，还邀了民盟办公厅主任叶笃义，以及史良、胡愈之（中途退席）、金若年和闵刚侯。 这“六教授会议”是六月六日上午十时，在北京南河沿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由章伯钧紧急召开的。 后来，据一九五七年七月四日《光明日报》所载章伯钧被迫所作的交代称：六月五日下午，曾昭抡、钱伟长、费孝通三教授前来他家，说是大学里学生闹风潮。钱伟长说清华大学的情况很严重。他们研究民盟该怎么办？ 于是，章伯钧在翌日召开了“六教授会议”。 会议的参加者、民盟中央常委闵刚侯，后来在一九五七年七月四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揭发”文章《章伯钧召集的一次紧急会议》。 闵刚侯“揭发”： 会议一开始，章伯钧说：“现在学校的情况十分严重，请大家来研究并考虑民盟在运动中应该怎样工作。” 曾昭抡说：“今天学生问题很多，一触即发，他们一上街，市民就结合起来，问题就闹大了。因为今天群众对党也是不满的，不要看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中国知识分子闹事是有传统的，从汉朝的太学生到‘五四’都是学生闹起来的。” 钱伟长说：“现在学生运动的特点是要找个头，如有老师领头就可出乱子。” 费孝通说：“当然要收也容易，三百万军队就可以收，但人心是去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也就完了。” 章伯钧说：“列宁死后有两个人，一个是南斯拉夫的铁托成为反对派，一个是中国的毛公继承了列宁主义。这次整风运动，要党外人士提意见，其后果我想毛公一定是估计到的。民主党派提意见想来总是客客气气的，但估计不足；没估计到党会犯这样多的错误，现在出的问题大大超过了估计，真是‘超额完成了任务’，弄得进退失措，收不好，放也不好。” 众所周知，一九五七年的这种“揭发”材料，可信度是很差的，失真度是很高的，虽说堂而皇之登在《人民日报》上。 这种“揭发”，在六月六日当天，迅速地通过内部途径，传进了毛泽东的耳朵，促使毛泽东对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错误的情报，导致错误的判断；错误的判断，导致错误的决策。 就在六月六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中央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为反击右派进行了部署。 这一指示发给“上海局，各省委，市委，内蒙古自治区党委”。 毛泽东明确地发出了准备反击右派的指示，称这是一场“思想战争”、“政治战争”： “必须注意争取中间派，团结左派，以便时机一成熟，即动员他们反击右派和反动分子。这是一场大规模的思想战争和政治战争，我们必须打胜仗，也完全有条件打胜仗。党内团内一部分右倾分子叛变出去，是极好的事，切记不要可惜。” 毛泽东还要求对左中右进行“排队”： “北京的情况证明，各民主党派、高等学校和许多机关中暴露出一大批反动思想和错误思想，反动的分子不过百分之一，百分之九十几是中间派和左派。请你们注意将你们的单位人数，在运动中按左中右标准，排一下队，使自己心中有数。” 这就是说，反击尚未开始，已经事先把左中右划好了！一旦总攻击的命令下达，朝预定的右派目标开火就行了！ 在这一指示中，毛泽东发出一项通知： “毛泽东同志二月廿七日在最高国务会议及三月间在宣传会议的两次讲话（引者注：前者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准备于六月十五日左右在报上发表。” 毛泽东接连起草反右派文件 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由于《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而载入史册。 也正是在这一天，由毛泽东亲笔所写的《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作为中共中央文件而电发各地。 虽说《人民日报》社论中，没有一处提及毛泽东，而这一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文件，清楚地表明，毛泽东是发起反右派运动的决策者。因为《人民日报》社论毕竟只是反映中共中央的观点，而中共中央文件则是中共各级领导必须坚决执行的。 这一文件虽说是在六月八日下发的，但是从文件的内容可以判定，这一文件是在《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之前起草的。 如同前几个文件一样，这一文件的发放范围依然是“上海局，各省委、市委，内蒙古自治区党委”。 毛泽东对形势作了估计： “反动分子人数不过百分之几，最积极疯狂分子不过百分之一，故不足怕。不要为一时好似天昏地暗而被吓倒。” 毛泽东决定“反击右派”： 请你们注意各民主党派中反动分子的猖狂进攻。要组织每个党派自己开座谈会，左中右的人都参加，正反两面意见都让其暴露，派记者予以报导。我们巧妙地推动左中右分子发言，反击右派。 整个过程，做得好，有一个月左右就够了，然后转入和风细雨的党内整风。这是一个伟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只有这样做，我党才能掌握主动，锻炼人才，教育群众，孤立反动派，使反动派陷入被动。过去七年，我们形式上有主动，实际上至少有一半是假主动。反动派是假投降，中间派的许多人也不心悦诚服。现在形势开始改变，我们形式上处于被动，实际上开始有了主动，因为我们认真整风。反动派头脑发胀，极为猖狂，好似极主动，但因他们做得过分，开始丧失人心，开始处于被动。各地情况不同。你们可以灵活运用策略，灵活做出部署。总之，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只溃乱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了脓疱），利益极大。这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上既有反动派存在，中间分子又未能受到现在这样的教训，党又未受到现在这样的锻炼，乱子总有一天要发生。现在国内形势很好，我们能够巩固地掌握工农党政军及大多数学生。国际形势很好，美国处在困难地位。 在这一文件中，毛泽东把他的布下的“口袋”说得一清二楚，即“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 由于这一文件的下达，中共开始反击右派。 紧锣密鼓，六月八日的中共中央文件刚刚下达，毛泽东又起草了一个新的文件，于六月十日下达。 这一文件题为《中央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 毛泽东要求各地仿照北京，开始“反击反动派”。毛泽东指出： 北京条件已成熟，人民日报已于六月八日开始反击反动派。但建设性的批评将永远继续登载。也将继续登载一些突出的反动言论，使人民得到警惕，以利批判。各地情况不同，何时开始反击，要看当地情况决定。目前应着重组织各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开座谈会，推动左中右三派人物展开争论，最为重要。北京正在广泛开展座谈会，极有效益。 毛泽东接着指出，这次务必要使右派们“在公众面前扫脸出丑”： 无论民主党派、大学教授、大学生，均有一部分右派分子和反动分子，在此次运动中闹得最凶的就是他们，他们历史复杂，或是叛徒，或是在过去三反、肃反中被整的人，或是地富资本家子弟，或是有家属亲戚被镇压的。但他们人数不多，一时可以把空气闹得天翻地暗，日月无光，但是急风暴雨，不终朝而息。就北京而论，闹了几个星期，现在劲头就不大了，有些动摇恐慌了。各党派中，民革、民建、九三、民进等颇好，民盟、农工最坏。章伯钧、罗隆基拼命做颠覆活动，野心很大，党要扩大，政要平权，积极夺取教育权，说半年或一年，天下就将大乱。毛泽东混不下去了，所以想辞职。共产党内部分裂，不久将被推翻。他们的野心极大。完全是资本主义路线，承认社会主义是假的。民盟右派和反动派的比例较大，大约有百分之十以上，霸占许多领导职位。我们任务是揭露孤立他们。他们的臭屁越放得多，对我们越有利。但民盟的多数仍然是好的，或者有希望改造好的。你们也要作具体的人物分析，实事求是，看得准，打得准。在这次运动中，一定要使反动分子在公众面前扫脸出丑。我们一定要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给扫脸的更是极少数。 毛泽东在写罢这一文件后，又写了这样一段批语： 即送刘、周、陈、朱阅，尚昆用电报发出。 另印如前示。新、藏不发。 毛泽东关注着北京高等学校动态。在写了这一中共中央文件之后，毛泽东于翌日派他的秘书林克前往清华大学了解动态。 为此，毛泽东给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蒋南翔、党委副书记陈舜瑶亲笔写了一封信： 兹派我的秘书林克同志来看你们，请由你们中任何一位和他谈一下你们学校目前的动态。如果你们忙，则请你们指定一位别的同志和他一谈为盼！ “工人说话了”！ 在毛泽东的号令下，反击右派的第一梯队是工人，率先出动了。这与在“文革”中派出“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上层建筑的做法，如出一辙。 就在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在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的同时，便以大字标题配发报导： 《石景山钢铁厂职工反对离开社会主义的谬论痛斥匿名恐吓的卑鄙手段》 报导说： “报纸上登载了卢郁文接到恐吓信的消息，激起了石景山钢铁厂工人的愤怒。…… “炼焦部工人赵景文说，报上发表卢郁文接到恐吓信的消息，我认为这正是说明了有肃反的必要。卢郁文说了拥护社会主义的话，就有人给他写恐吓信；我们肃反肃了这么久，还有人胆敢这样作，要是过去不肃反，这还了得么？” 紧接着，《人民日报》在六月九日发表了报导：《北京国棉二厂职工座谈不许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抬头》。 这一报导写了该厂细纱车间副主任、项英的女儿项苏云的发言： “她说，最使我气愤的是有人在整风当中，写匿名恐吓信，威胁卢郁文先生，不让他维护社会主义的意见，说他‘为虎作伥’，要不饶他。我父亲项英就是为了社会主义而牺牲的，他们的血没有白流，他们的努力已经开花结果，人民是会保卫胜利果实的。” 六月十日，《人民日报》则在头版头条发表社论：《工人说话了》。 社论说： “这两天，北京、上海、天津、沈阳、鞍山等地的许多职工纷纷举行座谈会，愤怒地谴责极少数右派分子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工人阶级的舆论，正在吸引着全国全国人民愈来愈强烈的注意。…… “对于目前的种种反社会主义的议论，究竟是谁更能够鉴别，谁更能够采取坚决明确的态度？工人阶级的这种坚定的立场，对于全国的知识分子也有重大的教育意义。同样的一件事，为什么有些大学生和有些大学教授是一种看法，而工人却是另一种看法？某种无政府主义的狂热可以煽动少数知识分子于一时，在工人和劳动人民中却完全孤立了。工人阶级的热情不但表现在英勇的建设的劳动中，也表现在对反社会主义言论的坚决斗争中。这个事实不但证明了，我们的国家必须由工人阶级领导，而且证明了，工人阶级有充分的觉悟和决心足以领导我们的国家。” 也就在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 《上海四十四位老工人在座谈会上慷慨陈词今日的天下是人民的天下希望那些认识不清的人睁开眼睛看清楚》 虽说《人民日报》连篇累牍发表工人们抨击右派的报导，毛泽东却并不满意。 毛泽东读了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二日的《北京日报》，颇为赞赏第二版的大批判文章。习惯于通宵工作的毛泽东，于十三日凌晨在这张报上写了一段话给秘书胡乔木： 北京日报比人民日内（报）编得好，有工人、农民、学生、左翼党外人士的批判反动言论的大量报导，极为丰富，文字也较生动，编排也好。请看第二版全部报导。 写罢之后，毛泽东思索了一下，又给胡乔木补写了这么一段话，同样也是写在那张报纸上： 请在人（民）日报召集一个会议，有较多人参加。事先要他们读这第二版，全部读一遍，然后开会。你的编排水平应当提高。文字也有些八股味，例如不感觉“怎样对待（对待）批评”这个概念化的标题是不好的，不感觉这篇文章通体是一个八股调。希望思索改进。 在这短短的总共二百来字的批示中，毛泽东有三处笔误：把“人民日报”写作“人民日内”，又一处写作“人日报”，还一处“对待对待”，则多写了一个“对待”。这表明毛泽东当时正处于工作最繁忙的时刻。 毛泽东批示中提到的《怎样对待批评》，是《人民日报》所写的一篇社论的清样，送交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亲笔把题目改成《正确地对待善意的批评》。虽说毛泽东十分不满意于这篇社论，以为“这篇文章通体是一个八股调”，但是由于当天马上要见报，没有时间修改了，也就在十三日的《人民日报》上照登了。 在各地的工人座谈会上，工人们普遍谴责了给卢郁文写匿名信的行为，这表明毛泽东选择了“匿名信事件”作为反击右派的突破口，是很有眼力的。因为这样的事，很容易激起公愤。 六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又登报导，披露“匿名信事件”的新进展： 在前一日召开的国务院非党人士座谈会上，卢郁文宣布，就在他上次收到匿名信之后，最近又收到了四封匿名信。 遗憾的是，这一回，他没有公开匿名信的内容。 这一回，倒是上次说收到匿名信的国务院参事李仲公，说那封匿名信骂他“逢党之恶”。逢，意即逢迎。 就在李仲公说及匿名信之际，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插话说，他也收到了匿名信！他说，匿名信警告他“随时随地留意，全家留意”。 不过，也就在这次国务院非党人士座谈会上，出现了一个小插曲： 国务院参事万枚子发言，批评葛佩琦“有严重的反社会主义情绪”。可是，他却以为储安平提出的“党天下”，只是“‘立异为高’，语不惊人死不休”罢了，“主观上不一定就是要反对党的领导”。 万枚子还说，陈铭枢、谭惕吾的发言，是对党“忠心耿耿”，是“拥护党”。 万枚子一言既出，四座皆惊。因为反右派的战鼓已经擂得震天响，居然还有如此糊涂的人说这番糊涂话。 万枚子的话，当即遭到群起而攻之。 万枚子最后表示“在理论上完全同意”人们对他的批评，但是仍坚持他所说的对党“忠心耿耿”，“只是指民革的陈铭枢、谭惕吾，对于其他的人他并不了解。” 毛泽东发起对《文汇报》和《光明日报》的反击 毛泽东在那最繁忙的时刻，在频频向全党发布反右派指示的时刻，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了上海的《文汇报》。 毛泽东早就不满于上海《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所以，在那特殊的年月，毛泽东几乎天天要看《文汇报》。 在这里，要披露一桩小插曲。 在毛泽东对于右派的总攻击令即将下达的前夜，《文汇报》已敏感地察觉形势可能有变，于是在那“多事之日”——一九五七年六月六日发表了笪移今的文章《知识分子应怎样对待整风》，以粉饰门面。 笪移今的文章指出，知识分子要认识党有伟大的气魄。党是以全国人民意见为制定政策的依据的，是大公无私、敢于公开承认错误、纠正错误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不是党的本性所固有的东西，而是某些党性不纯的党员在执行党的方针时，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不从团结人民出发所产生的后果。整风，就是党以实际行动来表明克服缺点的决心。 为此，笪移今以为，知识分子们在帮助党整风中，应该做到： 一是“要学习整风文件”； 二是“要掌握和风细雨的精神”； 三是“要明辨是非”； 四是“要提出解决矛盾的办法”； 五是“要从帮助整风来改造自己”； 六是“要领会整风运动的实质”。 翌日，毛泽东就看了笪移今的文章。果然，毛泽东很赞赏此文，给秘书胡乔木写了一段批示： 此文很好，可以转载在显着地位。 应当说，毛泽东对此文的评价是颇高的。 也就在毛泽东写下这一批示的时候——六月七日，笪移今在上海受到了猛烈的攻击。 笪移今是上海复旦大学政治经济系教授，由于他六月六日在《文汇报》发表了那篇文章，又由于他六月七日在复旦大学教师座谈会上作了一番类似于那篇文章的发言，当即在会上受到某些教师的抨击。 据一九五七年六月九日《人民日报》报导，笪移今那天在座谈会上说：“现在党在整风，邀请党外同志提意见帮助党来整风，这正说明了党的大公无私，说明了党很重视群众的意见。”笪移今接着要求教师们采用和风细雨的办法，帮助复旦大学党委整风。 《人民日报》的报导说，笪移今的发言，被一些教师所打断。他们说：“我们不要听你的教训！”“不要给我们上课！”“不要浪费时间！”还有人骂他“无聊”、“无耻”…… 既然毛泽东对笪移今的文章作了“转载在显着地位”的批示，而笪移今又在座谈会上受到攻击，《人民日报》理所当然迅速在显着地位予以转载。 奇怪的是，《人民日报》竟然没有予以转载！ 这看来令人不可思议。其实，那是因为毛泽东已经着手把反击的目标对准《文汇报》。既然《文汇报》是“资产阶级方向”，那么《人民日报》转载笪移今在《文汇报》上发表的文章，岂不是在支持和肯定《文汇报》吗？ 就在这时——六月十日，毛泽东在《文汇报》第三版上读到了一篇批评《文汇报》的文章，立即批示《人民日报》在六月十四日加以转载。 这篇文章，就是前文已经提及的姚文元的《录以备考——读报偶感》。 毛泽东又一次精心地选择了突破口，借用在《文汇报》上发表的批评《文汇报》的文章作为“由头”，发起对《文汇报》的反击。 更为巧妙的是，姚文元的文章中还批评了《光明日报》。毛泽东借助姚文元的文章，一箭双雕，一石二鸟，同时发起对《光明日报》的反击。 在当时，《文汇报》和《光明日报》是中国两家党外大报。毛泽东正是选择了这么一个不可多得的“由头”，一下子把这两家党外大报置于密集的火力网之中，而这两家报纸又恰恰是“右派”们的基地。 这一回，毛泽东不仅仅是让《人民日报》转载一下姚文元的文章就罢了，而是亲自动手写了一篇署“《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的重要文章，与姚文元的文章同时在六月十四日《人民日报》上发表。 毛泽东所写的，就是《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这是自打响反右派战斗以来，毛泽东首次公开发表的批驳右派的文章。 舒湮是剧作家、电影戏剧评论家。他原名冒效庸。在一九五七年，他在极为偶然的机会，见到了毛泽东所写的《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手稿，见到正在写作这一文章时的毛泽东。 舒湮曾这样回忆： 一九五七年夏季，一个偶然的因素，使我在中南海又见到了毛泽东。事情是从我父亲冒广生（鹤亭）在《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对目前整风的一点意见》引起的…… 六月的一天深夜，中南海派车来接我父亲。我是奉命陪同这位年逾八旬的老人去见党和国家主席毛泽东的。车子在静夜飞速驶向府右街，穿越怀仁堂，北折进入中南海甲区，一瞬间于游泳池畔戛然而止。从甬道转入，只见一顶硕大的帐篷覆盖池边，一张办公桌和一方八仙桌，几把藤椅，一个小铁床，一只帆布软榻，这就是毛主席夏令临时办公和休憩的处所。警卫员先行入内通报。毛泽东立刻自餐桌旁迈步伸出手来说：“冒先生，欢迎你！”…… 毛泽东看见了我父亲发表的有关整风文章，于是话题便从这里开始。 “老先生讲得好啊！”他的神采奕奕。“你讲，如果说共产党没得偏差，那就何必整风？批评是帮助党员纠正错误。我们这次整风，正如你所说的，是‘爱人以德，相见以诚’。” 我父亲自称行年八十又五，经历几个朝代，从未见过今天的政治清明。人非圣人，谁能无过？共产党员也不会承认自己是圣人的吧？ 毛泽东不住颔首倾听。 “我对主席的‘双百’方针，起初怀疑会不会把思想搞乱。后来一想，各人的立场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自不能强人以苟同。国家有道，则庶人不议。人民敢说话是好事，不因其语近偏激而以为忤。只要以国家为前提，而不是以个人为目的，那就叫争鸣也可，叫和鸣也可。” 领袖以肯定的语气郑重宣示：“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个方针一定不变。” 我觉得在这种场合毋庸置喙，便移坐餐桌右首，偶一转眸，无意中望见邻座同志正在手握一束文稿，纸上密密麻麻的毛泽东批改的墨迹，但见露出标题：《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我心头一怔，忙不迭转脸眺望一箭之遥的游泳池，此刻清澈见底，水不扬波。谁知太液池下的风浪正在汹涌激荡，而我还木然……① 舒湮还回忆道： 我父亲起立告别。毛泽东握着我父亲手说：“我过几天要到外地去。希望你老明年再来北京。” 毛泽东一定要送我父亲。他指着一泓碧波说：“我每天就在这里游泳。”他走了一程忽然停步问：“老先生有何临别赠言？” “现在党内整风。共产党能把这样大的国家治理得如此好，国势的强大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我父亲略一思索，继续说：“我记得佛经上说过，一头雄狮也不免为身上几只虮虱所苦。虮虱虽小，害莫大焉。请务必提防！” 我父亲引证佛典，意在说明整风当在党内进行，其败坏党风的亦在作风不正的党员，非他人所能败坏之。 他侧身向我，没听清楚两个字，是否指的那种寄生于人体和动物身上白色的小虫子？说时，他用姆指捻着食指形容着。 我立即回答：“主席，正是的。” “讲得好呀！”他赶上一步，用严肃的表情，右手搭着胸口说：“我一定牢记在心上。” 九旬老人冒广生先生万万没有想到，就在这次谈话后的几个月，他就被“扩大”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队伍中去了！毛泽东除了写了《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之外，还为新华社亲笔写了一则转发这篇文章的新闻导语，全文如下： （新华社十四日北京电）人民日报编辑部就姚文元的文章发表批评文汇报和光明日报的资产阶级政治方向。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意见和姚文元的文章如下： 由于这篇《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是毛泽东反击右派的重要战略部署，故全文照录于下： 下面转载的这篇文章见于六月十日文汇报，题为“录以备考”。上海文汇报和北京光明日报在过去一个时间内，登了大量的好报导和好文章。但是，这两个报纸的基本政治方向，却在一个短时期内，变成了资产阶级报纸的方向。这两个报纸在一个时间内利用“百家争鸣”这个口号和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发表了大量表现资产阶级观点而不准备批判的文章和带煽动性的报导，这是有报可查的。这两个报纸的一部分人对于报纸的观点犯了一个大错误。他们混淆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的原则区别。在这一点上，其他有些报纸的一些编辑和记者也有这种情形，一些大学的一些新闻系教师也有这种情形，不只文汇、光明两报如此，不过这两报特别显得突出罢了。错误观点是可以研究、考虑和批判加以改变的，我们对他们期待着。从最近几天这两个报纸的情况看来，方针似乎已有所改变。党外报纸当然不应当办得和党报一模一样，应有它们自己的特色。但是，它们的基本方向，应当是和其他报纸一致的。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国家，报纸是社会主义经济即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和资本主义国家报纸是无政府状态的和集团竞争的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不同。在世界上存在着阶级区分的时期，报纸又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我们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展开辩论，以求大家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一致的认识。新闻记者中，有一部分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也有资产阶级新闻观点，也应当考虑、研究、批评这个错误观点。教条主义的新闻观点和八股文风，也是应当批判的。这一方面的东西是很讨厌的。党报，包括本报在内，在这一方面犯有错误。这一方面的错误，在辩论中也必须展开批判。这样一来，在新闻问题上就要作反“左”反右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姚文元的文章只是含蓄地指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看到了文汇报的一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向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这个明显的和有害的倾向，是一篇好文章，故转载于此。并且借这个由头，向我们的同业——文汇报和光明日报说出我们的观点，以供考虑。 毛泽东此文由于是以新华社电讯发出，所以除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外，全国各报纸都予转载，造成了极大的政治影响。 二十四岁的姚文元，也就因此一跃成为中国的政治新星。可以说，那篇《录以备考》成了姚文元的成名作。 由于毛泽东把反击的矛头指向了《文汇报》和《光明日报》，于是，人们开始对这两张党外报纸进行“搜索”，细细审视着在那大鸣大放中所放出来的种种右派言论……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成为反右派武器 指明了反击的目标还不够，人们手中还要有思想武器。于是，毛泽东忙于修改他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是毛泽东的秘书陈伯达协助整理、修改的。 据陈伯达在一九八八年至一九八九年接受笔者多次采访时告诉笔者，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原是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只写了两千多字的提纲，在会上毛泽东根据提纲随口而讲。讲毕，嘱陈伯达整理成文。陈伯达在整理时，又“揉”进了毛泽东在其他场合所作的讲话的内容。最初，毛泽东在讲话提纲上所写的题目是《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在陈伯达整理出初稿时，毛泽东把标题改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陈伯达说，毛泽东非常看重这一讲话，所以反反复复地进行修改。笔者问陈伯达改了多少回，他说记不清楚了。如今经中共党史专家们根据手稿考证，《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前后总共改了十五稿！如果把毛泽东亲笔写的最初的提纲算进去，则总共有十六份稿子！ 毛泽东不仅自己修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而且在小范围内印发，听取意见。毛泽东嘱：“请收到此件的同志提出修改意见，交陈伯达同志汇总修改。”内中，陈正人的那封信，也就是“收到此件的同志”所提出的“修改意见”之一。 本来，文章是改出来的。不断修改作品，是任何一个严肃的作家、理论家都这样做的。然而，毛泽东反反复复修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却有着另一番重要原因：主要是在他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之后，鉴于“事情正在起变化”，毛泽东不能不作相应修改和补充，以适合变化了的形势。 五月二十七日，在印发第四稿时，毛泽东写了这样的批示： 这是第四稿。请看“百花齐放”那一节，有一段重要的修改。还要修改。请你们在收到后，在你们认为应当修改的地方，即行动笔加以修改，于日内将原件退还杨尚昆同志为盼！ 这里毛泽东所说的“第四稿”，实际上也就是第九稿。 毛泽东所说的关于“百花齐放”的那一节，“有一段重要的修改，”是指增加了关于区分香花与毒草的六条标准，这是原先讲话中所没有的。 这一段新补充的内容如下： 所谓香花与毒草，各个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也有各自的看法。那末，从广大人民群众的观点看来，究竟什么是我们今天辨别香花与毒草的标准呢？在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应当怎样来判断我们的言论和行动的是非呢？我们以为，根据我国的宪法的原则，根据我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我国各党派历次宣布的共同的政治主张，这种标准可以大致规定如下： （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引者注：“全国各族”是在五月二十八日第十稿中增加的。），而不是分裂人民； （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 （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 （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 （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 （六）有利于社会主义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 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施肇域先生研究表明①，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前夕，毛泽东又在前面一段文字末，加了一句话： “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 这六条标准、毛泽东说是划分香花、毒草的标准。 后来，也就演变成区分是否是右派言论的政治标准。 后来，又演变成划分右派分子的政治标准。 在“百花齐放”中，毛泽东的另一重要修改，是增加了关于修正主义的批判。这是讲话原稿中所没有的。 这是根据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的一文中所作出的新论断而增加的。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中指出： “几个月来，人们都在批判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 毛泽东以为，右派就是修正主义。所以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增写了一大段关于批判修正主义的论述： 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们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 毛泽东还对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作了新的补充。 据施肇域考证，在第六稿，毛泽东增加了这么一句： “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的斗争，还是尖锐的，长期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不久，改成：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以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尖锐的，长期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此后，毛泽东又删去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此后，毛泽东又在全句之末，加了一句： “在这方面，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另外，毛泽东原讲话稿中一些已经不合时宜的话，诸如对王蒙小说的热情肯定，也就一一删除了。 毛泽东不断地修改着《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特别是在六月八日打响反击右派的战斗的那天，毛泽东虽然工作非常忙碌，仍不忘给政治秘书陈伯达写了一信： 此件请参酌。如果文件今晚搞不完，明日下午二时交我也可以。 毛泽东在信中提到的“此件”，指的是陈正人在一九五七年六月七日致毛泽东的信。 陈正人早在井冈山，就和毛泽东一起战斗，所以在看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征求意见稿之后，也就给毛泽东写信，谈论自己的见解。 陈正人在信中建议，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的“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一句之前，加上“革命时期”四字。 毛泽东嘱陈伯达“参酌”，陈伯达采纳了陈正人的这一意见。后来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发表稿中，加上了“革命时期”四字。 六月九日，毛泽东在应付反右派战斗打响后的千头万绪中，在他自己标明“六月八日修正稿”的清样上，写了批示： 即打清样三十五份，于本日上午九时交杨尚昆同志，即分送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及田家英。另即刻付翻译。 经过如此反反复复的修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终于在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七日最后定稿。 六月十九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由《人民日报》和首都其他报纸公开发表。 这一文献，顿时成为全国人民的重要学习文件，成为反击右派的理论武器——尽管这一讲话是在反右派运动之前讲的，但是由于后来加了许多新的论述，对于正处在反右派热潮中的读者来说，仍有很强的针对性。 毛泽东一直站在主动的地位，一步步收拾那些进入“口袋”的“右派”们…… “右派”们骂卢郁文是“小丑”“小人” “落花流水春去也。”一九五七年春天，中国上上下下谈论天气。费孝通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正是一九五七年春天中国政治形势的最恰当的描述。 自从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发出那厉声的质问《这是为什么？》，从此“右派”们落花流水。 “右派”们对于《这是为什么？》最初的最强烈的反映，是关于卢郁文的“匿名信事件”。 六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史良十行日晚在民盟中央小组会议上的发言，揭露了章伯钧在六月八日当天关于《人民日报》社论谈话： 记得上星期六晚间（六月八日），伯钧来找我谈话，我是问过伯钧的。我问他储安平的发言稿，事前和你商量过没有？他说“没有，罗隆基是看过的。”伯钧又说：“有人对我说，储安平的话击中了要害。但我看是用不着写社论的。而且一再掮出卢郁文来，卢郁文这种人不过是一个小丑而已。我看，胡风、储安平倒要成为历史人物，所谓历史人物要几百年后自有定评。” 章伯钧的这一段话，鲜明地反映出他对于《人民日报》六月八日社论的态度。 就在《人民日报》六月八日社论发表的当天下午，储安平向《光明日报》社提交了辞去总编辑的辞呈，结束了他短暂的七十天《光明日报》总编辑职务。 费孝通则称《人民日报》六月八日的社论，“是中共输了一着棋，王牌打得太早了。”① 葛佩琦在六月九日给《人民日报》寄去一封更正信。他说： “六月八日你报刊登我的那个发言，有些地方和原意有出入，请予更正。‘我要重述一遍……只空喊万岁是没有用的。’（引者注：这段话的全文是‘我要重述一遍，群众是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若你们再不改，不争口气，腐化下去，那必走这条道路，总有那么一天。这也是合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只空喊万岁也是没有用。’）应改为：‘在这次整风中，如果党内同志不积极改正缺点，继续争取群众的信任，那不仅可以自趋灭亡，而发展下去可以危及党的生存。’” 《人民日报》没有理睬他，没有刊登他的更正。时隔将近三十年，在为葛佩琦平反时，才在《人民日报》的档案中找到这封更正信。 不过，显而易见，这封更正信是葛佩琦看了六月八日《人民日报》社论赶写的。因为《人民日报》在五月三十一日已经发表过他类似的言论，他当时并没有要求更正。 反映最强烈的，自然莫过于谭惕吾。她在卢郁文宣布收到匿名信之际，就当场与之讨论。她看了《人民日报》六月八日的社论，当然非常反感。 据一位自称“深受过谭惕吾的毒害”的青年、当时中国人民大学附中学生刘则智，在题为《揭露右派分子谭惕吾毒害青年的罪行》的发言中揭发道： 当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后，第二天是星期天，我到了谭家，一进门就看见谭惕吾怒气满面，手里拿着《人民日报》骂着说“什么《人民日报》呀，简直是混帐，乱登消息，党报真是岂有此理。”吃午饭时，她忽然把饭碗一摔，骂道：“卢郁文这个王八旦整到我头上来了。”又说：“什么匿名信，一定是卢郁文自己写的。”饭后，她给黄绍竑打电话，也大骂卢郁文，她在电话里说：“我百分之百保证匿名信是卢郁文自己写的。”① 又据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李逸飞、程晓霞在题为《对谭惕吾、林希翎关系的揭发与批判》的发言中说： 根据赵毅、李庆时交代，谭惕吾对他们是有指示的，他们向谭惕吾汇报学校整风有偏差，鸣放有压力，不应该对林希翎进行批判，谭惕吾对他们讲“很多事情党中央压着不让毛主席知道，下面执行当中存在问题”，并且当着邬淑荣、魏式昭、李庆时、赵毅等大骂人民日报、新华社对她的发言有歪曲，告诉他们卢郁文如何如何坏，说“卢郁文是小丑，是无耻之尤，”说“共产党忠奸不分，把她当作坏人，把卢郁文这样的小五当成好人，”说“这样忠奸不分是普遍现象，”告诉他们：不仅要说，而且要写要想办法，直接送给毛主席，鼓动他们向毛主席党中央提出抗议。又对赵李等谈了一些历代王朝兴亡的道理，说“好的王朝近君子远小人”“忠者走而不背，奸者背而不走”，挑拨他们对党不满。① 谭惕吾在遭到一回回批判之后，被迫进行检查。在《我的检查与交代》中，谭惕吾写及她去看望刘斐时谈及卢郁文的情形。国共和谈时，卢郁文是南京政府的代表团秘书长，而刘斐则是代表团代表，乃老朋友。所以，谭惕吾跟刘斐谈起卢郁文是很自然的事。 谭惕吾这么“交代”道： 六月十四日我到刘斐家里去，对刘斐说：“党怎么把我的名字和卢郁文的名字并列起来？显出卢郁文是正确的，我是不正确的”，我批评了卢郁文很多不是，我说：“党怎么相信卢郁文而不相信我？”我还说：“中国历史上，只有朝代衰落的时候，才相信小人，现在党才执政八年，正是兴盛时候，为什么就相信小人？工厂里的工人都表示拥护卢郁文，这给河南人民心里产生什么影响？什么人不好做旗子，为什么要用卢郁文做旗子？”① 关于卢郁文收到的那封匿名信，是否真有其事？笔者曾致函询问卢郁文之子卢存学先生，承他于一九九六年三月五日复函： 关于匿名信的真伪问题： 一九五七年夏，我由于担心父亲的安全，特地从桂林回京探亲，曾询及匿名信之事，父亲说，那信是从北京以外的河北省某地发来的（我已不记得是保定还是石家庄）。我还看了一批父亲没有来得及上送的信，其中大多数是表示同情和安慰的，也有个别持不同意见的。无论如何不至于如谭惕吾、章伯钧说的是自己写的。况且，父亲说匿名信上缴之后，有关方面已在我家（西单手帕胡同）附近采取了保护措施。 从卢郁文之子卢存学先生的复函中可以看出，卢郁文当时确实收到了匿名信，而这匿名信并不是他“自己写的”。 又据云，后来公安部门查出，匿名信是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杨秉功写的。杨被逮捕，以反革命罪判刑。 吴晗首先批判三大“右帅” 毛泽东在《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中采用的策略是以何香凝的话，号召“反右派”。社论发表之后，尽管毛泽东接连以中共中央名义对党内发布“反右派”指示，但是他自己绝不公开出面批判“右派”，连中共中央负责人也很少出面讲话。 只有李维汉作为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六月八日当天在全国工商界座谈会上作了发言，《人民日报》于九日醒目刊登。 李维汉指出：“有些人在反教条主义的幌子下，进行以修正主义攻击马列主义。” 毛泽东深谋远虑。 他采取的“反右派”策略，第一步棋先是以“工人说话了”打头阵，造成一种热烈的群众运动的气氛。 第二步棋是发动各民主党派中的左派人士对“右派分子”发起猛攻。这和借用何香凝的话号召“反右派”是出于同样的考虑：因为中共本来是请民主人士帮助整风，这才开展大鸣大放，这才实行“诱敌深入”… 这样，“反右派运动”最初是在民主人士中展开：左派民主人士批判“右派”民主人士。 翻开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之后的《人民日报》，满版满版的是左派民主人士头面人物对于“反右派运动”的拥护发言，以及对于“右派”们的揭发和批判： 六月十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朱学范的文章《让‘鸣’‘放’向健康方面发展》；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国民主促进会主席马叙伦的文章《怎样帮助党整风？》；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国致公党主席陈其尤的谈话《应该实事求是提出批评意见》； 六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史良的发言《民盟中央不能对心怀异志的人有所包庇》； 在“反右派”之初，并不知道谁是“右派”，也没有划分“右派”的明确的标准——虽说中共各级组织已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内部定下左中右名单，但那毕竟只是内部掌握，并不公布于众。 所以，最初的反击火力，只是集中谴责“匿名信事件”和批判葛佩琦——因为葛佩琦的言论太明显了，谁都以为葛佩琦必定是“右派”。 第一个把反击的火力指向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这三大“右帅”的，是吴晗。 那时，吴晗担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北京市支部主任委员。 吴晗似乎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他因写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文革”中第一个遭到炮击。姚文元抨击他为“右倾机会主义翻案”。然而，他在一九五七年却冲锋在“反右派”的第一线。 其实，这并不矛盾：他在一九五七年是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办，此后他写《海瑞罢官》也是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办，毛泽东看了《海瑞罢官》曾热烈地鼓掌。 郭星华曾这样回忆一九六六年三月和吴晗的谈话： “有一次，当我们谈起写《海瑞罢官》这一剧时，吴晗同志对我说：‘写海瑞是乔木同志约我写的，说毛主席提倡海瑞精神，我是研究明史的，应该写。’”① 只是风云变幻，毛泽东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选择了他曾赞赏过的《海瑞罢官》开刀，称此剧的“要害”是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翻案”，吴晗也就在“文革”中含冤西去…… 当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的翌日，吴晗就在中国民主同盟中国人民大学支部座谈会上明确指出： “我对于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的意见，完全不同意。因为他们的意见是离开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方向的。我们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对于不正确的意见，应该展开反批评。一切违反社会主义的言论都是错误的。” 六月十日，《人民日报》对吴晗的以上谈话，加了大字标题发表： 吴晗表示应该批判章伯钧等人的意见。 也就在这一天，吴晗接见《人民日报》记者，发表了长篇谈话。 六月十一日，《人民日报》迅即发表吴晗的谈话，题为：吴晗谈话批驳章伯钧罗隆基》 《人民日报》还为吴晗谈话加了四行黑体副题： “章伯钧主张另搞一个政治设计院，是否不同意宪法？” “罗隆基提出另外建立平反机构，就是不信任党的领导” “储安平‘党天下’的论调是恶毒的诬蔑” 吴晗一下子就抓住了三大“右帅”的要害。他分别对三大“右帅”进行批判。 吴晗首先批驳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 “宪法序言中讲到我国的统一战线由共产党领导。政协章程也说要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和核心作用。各民主党派也都承认共产党对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作用。所谓领导，应该是政治上、思想上重大问题的领导。如果离开这种领导，另搞一个政治设计院，这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不同意宪法精神和政协章程，不满意共产党的领导呢？” 接着，吴晗批判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 “这个意见牵涉到两个问题：一个是他对党领导的‘三反’、‘五反’、‘肃反’等机构是不信任的。一个是他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样一个最高权力的立法机关，全国政治协商委员会这样一个协商机关，下降或者改变为司法行政机关，这和这两个机关的性质是不符合的。” 吴晗非常尖锐地批判了储安平的“党天下”： “储安平作了一个很引人注意的发言，这个发言的目的是离开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方向。他提出了‘党天下’的名词。在国民党统治时代生活过的人，都知道那时候的‘党天下’就是‘蒋家天下陈家党’，这怎么能和今天的人民的天下同日而语呢？这是一种恶毒的诬蔑。” 可以说，在最初的反击中，吴晗的批判是最有“水平”的。 当然，吴晗的谈话可能跟他写《海端罢官》最初是胡乔木授意的一样，极可能是中共方面授意的。只是吴晗从未谈及这一幕后的情形，所以也就不得而知了。 陈新桂称《人民日报》是“盛锡福帽庄的老板” “右派”们并非一支有组织、有纲领的队伍。他们只是零零散散地在大鸣大放中向中共提意见。他们只不过是一批游兵散勇罢了。 正因为这样，在反击“右派”的铁拳面前，“右派”们不堪一击。 不过，在“反右派”之初，“右派”们并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他们出于不理解，曾提出过异议。 内中，最为突出的要算是陈新桂和章乃器了。 笔者于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在北京采访了劫后余生的陈新桂先生。在我和他作了录音长谈后不久，他就离开了人世。 陈新桂是一位心直口快的民主人士。他在中国民主同盟中的地位并不算高，是中央候补委员。然而由于他的鲠直，在一九五七年却遭到挞伐。 罗隆基曾对储安平这样说及陈新桂： “陈这个人很直爽，有话就当面说，不顾别人的面子下得了台下不了台。” 就在《人民日报》六月八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之后，中国政治风向大变，陈新桂居然还在六月十日晚上召开的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小组会上两度发言，尖锐地批评《人民日报》是“盛锡福帽庄的老板”！ 众所周知，盛锡福是中国历史悠久、最享盛誉的帽店。陈新桂把《人民日报》比作了“帽子公司”！ 《人民日报》在翌日以《可注意的民盟动向》为题，迅速刊载了陈新桂的发言一一在《人民日报》看来，像陈新桂这样的“跳”出来的“反面教员”，真是求之不得！ 《人民日报》这样报导： 陈新桂在他的发言中，曾两次指责了《人民日报》。他在第一次发言时，一开头就说：我上次在座谈会上讲了二十分钟的话，《人民日报》根本没有登我的发言，以后却满版登载对我的反批评，这不公平。（编者按：陈新桂所说的这次座谈会，民盟并没有通知本报参加。）他要求《人民日报》把他这次发言全部发表。他还说，现在正在整风，反对宗派主义，《人民日报》在这件事情上不要犯宗派主义。 会议结束之前，陈新桂又一次指责了《人民日报》……他把这几天报纸上对于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的反批评，说成是帽子满天飞。他说，报纸不要作盛锡福帽庄的老板。他还激昂地说：“老实讲，要是反革命分子，绝不会讲报纸上认为的错误言论；他一定会讲，共产党的成绩多么伟大之类。” 陈新桂还表示： 他完全同意储安平所说的共产党的“党天下”思想是一切宗派主义的根源。 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就是共产党的专政。这样，共产党在贯彻政策的时候，在实行对国家领导的时候，首先要信任共产党员，再就是信任青年团员，再就是信任靠拢党的人。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如果不产生宗派主义，不产生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是不可想像的，不形成“党天下”是很难想像的。 就在陈新桂称《人民日报》是“盛锡福帽庄的老板”时，章乃器也说，“大帽子太多了！” 章乃器的性格和陈新桂一样鲠直，所以也就很不识“时务”。他居然在六月九日还写了“读了六月六日和六月八日中共中央召开的工商界人士座谈会的报导”之后的“几点意见”！ 章乃器的“几点意见”，同样成为《人民日报》求之不得“反面教材”，随即以《章乃器不同意对他的批判》为题，在六月十日刊出。 章乃器说： 我觉得“抵抗改造”、“离开社会主义”、“离开党的领导”……一类的大帽子多了一些。这样会使还不敢大鸣大放的工商界人士更加滋长了顾虑。实际上，即已受到批评最多的李康年同志来说，他的建议的用意仍然在于早点消灭资产阶级，摘掉资产阶级帽子；那就没有理由说他是要离开社会主义，而只能说他是过急地追求社会主义和不问条件是否成熟就想摘帽子… 在帮助党进行整风的时候，只要是根据事实，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完全可以不提优点，只提缺点，这是正常的；和党共事日久，说话不从“拥护一番”说起，而是老老实实“开门见山”地说，更是正常的。这都说不上什么“脱离社会主义”或者“脱离领导”。 章乃器还批评了吴大琨： 吴大琨同志还说：“章乃器同志说在‘过五关’之后还要有‘脱胎换骨’‘抽筋剥皮’的最后一关”。这不是睁开眼睛撒谎，便是健忘。吴大琨同志这样的辩论作风，究竟正派不正派，是值得考虑的。 此外，还有些类似谩骂的“批评”，我认为不值得争辩。 章伯钧且战且退 在“反右派”的浪潮中，章伯钧是内部圈定的头号目标，格外引人注意。 章伯钧毕竟有着丰富的政治经验，又有着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这样的身份，所以他在公开场合以高姿态对待对于他的批判——虽然如前文所说，他六月八日在跟史良个别谈话时表示了对于《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和卢郁文的极度反感，以及对储安平的支持。 六月十日，章伯钧在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小组上的发言，对自己的问题作了模棱两可的估计，即“可能是大错误，也可能没有那么严重”。 六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对章伯钧措词巧妙的发言，作了如下报导： 副主席章伯钧在他的发言中：他感谢各方面在报纸上对他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发言的批评。 他说，一个人的讲话不能保证都对，不对的，自己说出来的时候总以为是对的。经过大家的批评、提醒，自己可以检查一下，有那些不对，这对我是有帮助的，是好的。 章伯钧接着谈到了反批评是不是围剿问题。他说他不同意反批评是“围剿”的这种说法。他说批评要有民主的风度，要有倾听不同意见的雅量。中共中央统战部开了十三次会，有七十三人发言，大家提了很多意见，都是批评，共产党没有觉得这是“围剿”。否则，就是只许你批评，不许别人批评。《人民日报》的社论提出“要有积极的批评，也要有正确的反批评”，这是合乎情合乎理的。 章伯钧谈到大家对他的批评，他说关于对我提的意见，我不想辩论，因为那就太小气了。 话虽这么说，章伯钧还是为自己进行了一番辩论： 我的意见可能是对抗党的领导、损伤党的领导权的大错误，也可能没那么严重。我说到政治上的设计院问题，设计是工程技术人员的事，不是居于领导地位的，也谈到国务院的开会程序问题等，也许就我在政治生活中所处的地位，不适宜于提这些问题，也许我的话说得含糊。 章伯钧用了两个“可能”、两个“也许”，为自己辩护。可是，他紧接着又说： “我决不辩护，不说言不由衷的话。” 在章伯钧发言之后，费孝通也作了颇为巧妙的发言。 费孝通的一文，为全国所瞩目。所以，开始“反右派”以来，他也是众所关注的人物。 费孝通发言的题目就很耐人寻味，日《言者无罪，有错必改》。前四个字是讲给中共听的，因为中共在动员民主人士帮助中共整风时就反复强调“言者无罪”。既然“言者无罪”，也就不该进行“反右派”：后四个字，当然是谦虚的自我表态，他给中共提了那么多的意见，倘有不妥，“有错必改”嘛，也就行了呗！ 费孝通到底是做文章的高手。他以讲述自己内心的“矛盾”，曲曲折折地说出了对于“反右派”的不满： 最近内心里有两个矛盾。一个是既要解除顾虑，又要明辨是非的矛盾；一个是既要保证言论自由，又要防止有些错误的言论在社会上发生坏的影响的矛盾。 章伯钧毕竟是“反右派”头号目标，他在中国民主同盟说了那么一番话，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又开会了，他又得表态。 中国农工民主党是在六月十二日召开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的。会上的发言，也很耐人寻味——虽然那次会议名义上是“批判”章伯钧的“错误思想”。 在会上，对于章伯钧的批判的调子是很温和的： 杨清源说，“章伯钧从工作方法上反对共产党领导”。 严信民说，“章伯钧多少年来在言谈或思想上常常表现动摇。”他又说，“章伯钧的动机是好的，但是错误也是严重的。” 李伯球说，“在一些政治关键问题上章伯钧常常助长或符合右派分子的活动。”他并不以为章伯钧是“右派”，所以一直称“伯钧同志”。 也是在这次会议上，有人公开表示不同意批判章伯钧。 王忱心就是其中的一个。 王忱心为章伯钧进行反批评。他说： 有人说，章伯钧提出的“政治设计院”，有脱离共产党领导的思想，我也不同意。设计院是参谋机构，并不是领导机构。铁道部和其他部都有设计院，难道这些部就是脱离共产党的领导了？ 王忱心又说： 有人说章伯钧说话太随便，我也不同意。同志间随便谈的话，不应该引为批评的根据。同志间谈话本来就不该摆出严肃面孔，使人莫测高深，就像有些人批评某些共产党员的那样子。 王忱心对章伯钧表示了坚决的支持。《人民日报》这样报导王忱心的发言： 他是我们党的最高领导同志，树大招风…… 章伯钧在小事上是有些随随便便，在大事上是从来不动摇的。他举出章伯钧在抗日时期曾拒绝蒋介石的引诱，作为例证。 在王忱心发言之后，张申府作了发言，反对批判章伯钧。张申府曾是资深的中共党员，他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后来，由于政治变故，他退出中共，成了民主人士，加入了中国农工民主党。 《人民日报》在六月十三日这样报导张申府的发言： 他认为章伯钧的立场不够百分之百坚定，但也够百分之九十五的坚定。 在听取了以上的种种发言之后，章伯钧作了发言。章伯钧的发言，依然是高姿态： 我的精神如此，欢迎所有爱护我的朋友，从思想上、作风上对我批评，让我知道错误到什么程度。我的地位不同，在党内服务很久，欢迎一切善意的批评。今天所有的同志对我都有批评，非常感谢。我不是文过饰非，而且要学习民主，要有“动心忍性”的风度。 章伯钧还就他的“政治设计院”作了说明。他说，那“主要是个人想对国家提出贡献；可是有些朋友们指责我说错了。对这些问题我是有意见的，不是凭灵感和一时高兴；但是语焉不详。” 章伯钧在那里且战且退。 不过，章伯钧并没有退到“右派”的行列。六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章伯钧的“初步检查”，那标题看样子是很厉害的——《我在政治上犯了严重错误》，实际上却只承认“为右派分子所利用”罢了。这就是说，章伯钧声明自己并非“右派”。 章伯钧的这一“初步检查”不长，全文如下： 五月二十二日，我在中国共产党中央统战部召集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座谈会上的发言，思想上犯了严重的错误，各方人士已经提出严正的批评。其中最错误的就是所谓“政治设计院”和国务院开会的“成品”问题以及文字改革问题。这说明了我的立场不稳，认识模糊，以十分不严肃的自由主义态度，对待国家政策，以至造成政治上的不良影响，为右派分子所利用。我初步检查结果，认为这是由于我几年来学习不够，我的资产阶级意识没有得到改造，因而思想上跟不上国家新形势的发展，以致犯这错误。我辜负了共产党和毛主席几年来对我的教导和信任，我深觉惭悔。 现在经过全国各界人士对我的批评，使我大吃一惊，我应该及早觉悟，纠正错误，并对帮助过我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我应该接受这次重大的教训，加强学习，改造思想，并继续深入地检查我错误思想的根源。（六月十三日） 最初的反击目标——储安平 连章伯钧都只不过是“为右派分子所利用”，那“右派分子”究竟是谁呢？ 章伯钧在以他的《光明日报》社社长身份发表于六月十二日《光明日报》上的社论《一定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中指出： “储安平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错误言论，丝毫也不能代表《光明日报》。他的党天下的论调是和《光明日报》的立场完全背谬的。” 虽说在六月八日，章伯钧私下里称储安平将成为“历史人物”，可是，眼下在公开的场合只能逢场作戏，把储安平作为“右派”进行批判了。 在“反右派”之初，尚不知谁是“右派”，而人们心目中的“右派”第一个的葛佩琦，第二个当推储安平了。 正因为这样，吴晗在六月十日对《人民日报》记者发表的谈话中，虽说同时批判了章伯钧、罗隆基和储安平，但是对储安平的批判调子最高，称“储安平的‘党天下’的论调是恶毒的诬蔑”。 六月十四日，《人民日报》以“本报编辑部”名义发表毛泽东的《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批评了《文汇报》，也批评了《光明日报》。这当然大大加强了对于《光明日报》原总编辑储安平的批判火力。 六月十四日，《人民日报》还发表胡乔木以“《人民日报》社论”名义发表的《是不是立场问题？》，指出那些“坚决反对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正在“显示出了自己的本来面目”。 也就在六月十四日，《人民日报》所载史良的谈话，批评章伯钧“对储安平的批评，我认为是很不够的，是含糊其词、模棱两可的”。史良尽管批评章伯钧，但是提到章伯钧时，都称之为“伯钧”，语气尚是友好的。 史良对于储安平，那完全是另一种口气： “我作为民盟负责人之一，我要公开声明，储安平的整篇发言论点是彻底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 六月十四日的《人民日报》，还报导了千家驹的讲话。千家驹也批判储安平，明确地称之为“右派”： 千家驹批判了少数右派在整风中混水摸鱼，假借整风反社会主义、反共。他说，为什么要批判储安平的错误思想呢？因为他有代表性，他代表了某些想在整风中“捞一把”的人，而且民盟中支持他的大有人在。 在猛烈的批判炮火面前，已经辞去《光明日报》总编辑职务的储安平，又是持什么样的态度呢？ 化学史家袁翰青（后来也被打成“右派”）六月十四日在九三学社的座谈会上，作了如下揭发： 六月九日我去找储安平，问他在统战部座谈会上发言以前，为什么没有同九三学社的人商量，并且批评他说的“党天下”是错误的。他说：准备检讨。 我问他：如何检讨？ 他说：不晓得“知无不言”本身还有个界线，如果晓得的话，就不说了。 显然，储安平在那里打“拐弯球”。 不过，在强大的批判浪潮中，储安平是“右派”似乎已成定局。 也就在这时，台湾报纸称赞储安平“有良心、有热血”，“的确有一手”，中国大陆有储安平、葛佩琦这些人是“可喜的现象”，这自然使储安平的“右派”面目更加“鲜明”了。 邓初民给了章伯钧重重一击 吴晗大声疾呼，要追击储安平的“后台”——章伯钧、罗隆基！ 在六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加强了对于章伯钧、罗隆基的火力。 《人民日报》发表报导： 《民盟北京上海等地方组织要求民盟中央表明态度跟共产党走，还是跟章伯钧罗隆基走？》 这一大字标题，鲜明地指出了如今的反击目标，应集中于章伯钧和罗隆基。 吴晗指出：“大家站在国家和社会主义立场，大力击败两面派，揭露他们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的手法。” 也就在这一天，毛泽东给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写了一信： 请彭查赵一明所揭露的东西，是否已经在成都报上发表。如已发表，请告新华社用新闻形式转发；如未发表，请商李井泉争取发表，然后新华社再发表。 毛泽东的信中所提及的赵一明，当时任中国民主同盟四川省委副秘书长，李井泉则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 毛泽东提及的“赵一明所揭露的东西”，乃指六月十五日赵一明在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揭发了章伯钧、罗隆基一九五七年四月在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召开的全国工作会议上的一些讲话，以及对中国民主同盟地方组织的影响。 赵一明十五日在成都的发言，毛泽东十六日就看了，而且作了这么详细的指示，足见毛泽东对于批判章伯钧、罗隆基是何等的关心！ 后来，经彭真与李井泉联系，知道《四川日报》已于十六日刊载了赵一明的发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人民日报》在十八日予以转载，新华社也予以转发。 毛泽东如此看重赵一明的发言，内中的原因，是由于赵一明“揭发”了章伯钧一句“要害”之言： “中国的民主党派只有两个是靠自己起家的，民主同盟是靠中间路线起家的，农工民主党是靠反共起家的。” 毛泽东不愧为精明的战略家。他抓住了赵一明的“揭发”，捅了章伯钧的“老底”。因为这意味着章伯钧过去是靠“中间路线”和“反共”起家！ 难怪，毛泽东会亲笔写指示，如此周详地安排新华社转发赵一明的发言，因为新华社转发，就意味着全国各地的报纸都将予以转载。 毛泽东的这一步棋，是在启发人们揭发“右派”们的“老底”，把历史老账和一九五七年的新账结合起来，一起清算；今日的新账，不过是历史老账的继续。因为他们在历史上曾经反共，那么今日反共也就不足为奇了。 果真，六月十九日，《人民日报》便发表了邓初民在民盟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发言，题目便是《请看章伯钧的本来面目》。 邓初民指出，章伯钧的“反共是由来已久的”。 邓初民揭发说： “一九二八年我在上海，也曾参加过第三党，这就是现在的农工民主党。但是不到一个月，我就退出来了，而且跟章伯钧也断绝了朋友关系，理由就因为他反共。” 邓初民又说起抗战时期： “在香港的时候，他曾经把我看作是他最讨厌的一个人，因为我说话常常击中他反共的要害。” 邓初民还说： “一九四九年，全中国大陆解放，我就病倒了，我看到章伯钧的政治地位一天一天在提高，我很高兴，我以为他一定在彻底改正他的错误了，不料他又想趁党的整风机会来反共，来煽动人心一致起来反共，企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 邓初民的这一发言，如同一发重磅炮弹，击中章伯钧。因为章伯钧既然自一九二八年起就反共，那么今日成为“右派”是与他的反共历史一脉相承… 这么一来，章伯钧是“右派”，也就毋庸置疑了！ 章伯钧且战且退，眼下，已经山穷水尽，没有退路了。 在批判章伯钧的同时，报上也频频点了罗隆基的名。不过，却从不见罗隆基有任何表示。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从六月三日起，罗隆基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的成员，到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去了。 正因为这样，罗隆基只得“虚席待批”！ 正因为这样，六月十四日《人民日报》所载史良发言说：“罗隆基现在出国，等到他回来以后，我也希望他能够有所交代。” 正因为这样，六月十九日《人民日报》所载邓初民的发言说：“罗隆基就要从国外回来，必须作彻底的交代。” 毛泽东审定了胡乔木写的《不平常的春天》 虽说《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不过十来天，中国的政治形势大变。 从反击“右派”最初揭露的情况来看，章伯钧、罗隆基、费孝通、储安平，全是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成员。在各民主党派之中，中国民主同盟的问题最为严重。用史良的话来说，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已处于“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的地步了。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的问题也不少。经过十来天的揭发，龙云、黄绍竑、陈铭枢、谭惕吾已在报上频频曝光，定为“右派”已是无疑的了。 中国民主建国会则集中火力猛轰章乃器…… 鉴于各民主党派都揭出一批“右派”，于是，自六月十八日起，各民主党派纷纷决定开展整风——原本是中共请民主党派帮助整风，如今则是民主党派在中共帮助下开展自身的整风。 民主党派进行整风，实际上也就是民主党派中的左派批判民主党派中的“右派”，在民主党派中开展“反右派运动”。 这时，毛泽东除了改定、发表了他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指导“反右派运动”，而且还两次审看、改定胡乔木起草的《人民日报》重要社论《不平常的春天》。这篇社论在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以头版头条地位发表。 胡乔木，人称“中共中央一枝笔”。胡乔木把一九五七年的春天，称之为“不平常的春天”。 由于那篇被称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进攻的信号弹”的费孝通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曾引发全国上下谈论天气。胡乔木在《不平常的春天》中，也谈起了天气： “在目前的争论中，有些人难免又会想到天气的寒暖。虽然立场之说还不能人人同意，但是立场不同，政治气候的寒暖之感也不同，这却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在我们社会主义者看来，目前的天气确确实实是一个大好春光的艳阳天。” 胡乔木抨击了“右派分子”们： 对于他们说来，“大鸣大放”也好，“帮助整风”也好，这原不过是一种触媒，一种由头。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右派“鸣放”，意在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推翻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既然如此，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就不能不坚决地进行反攻。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审看这篇社论时，加上了这么一句话： “现在已经有了许多事实证明，某些人老早就是另有企图的，他们不但是不赞成社会主义革命，而且早就不赞成反帝反封建的彻底的民主革命。” 毛泽东的这段话，启发人们在“反右派”时，把“右派”们的现在和过去联系起来。 毛泽东在审发了胡乔木的文章之后，又为转载郭沫若的文章给胡乔木写了一信： 郭沫若此篇，请要《人民日报》全文转载，新华社全文播发。 毛泽东所说的“郭沫若此篇”，指的是六月二十八日《光明日报》所载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向《光明日报》记者发表的关于反击“右派”的谈话，题为《拨开云雾见青天》。 郭沫若，那时是中国最有影响的民主人士之一。他的政治身份非常特殊：此前，早在一九二七年，他就参加着名的南昌起义，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脱党，所以成为民主人士；此后，他又于一九五八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郭沫若和罗隆基一起，于一九五七年六月三日离开北京，前往斯里兰卡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郭沫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他于六月二十二日和罗隆基一起回到北京。 行魂甫定，郭沫若便接见《光明日报》记者，对于“反右派运动”发表谈话。 毛泽东立即注意到郭沫若的谈话。经毛泽东批示，《人民日报》于六月二十九日转载了郭沫若的谈话，把标题改为《乌云消散，太阳更加万丈光芒——郭沫若谈反右派斗争》。 郭沫若是诗人。他用诗一般的语言说道： “在一个短时期内，右派分子的种种谬论，曾经哄骗了一些人，引起了一些紊乱。但是，它只像一团团乌云，把太阳遮了一下。……今天已经是‘拨开云雾见青天’了。乌云消散，太阳更加光芒万丈。” 郭沫若的谈话中，着重谈了“言者无罪”为什么会变成“言者有罪”的问题： “可能还有人这样问：不是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吗？怎么言者又有罪了呢？”谈到这里，郭沫若加重语气地说：“实际上，答复这个问题很简单：‘无罪者的言者无罪；有罪者的言者还是有罪的’。” 显然，这样非常敏感的问题，郭沫若以民主人士的身份作这样的答复，要比毛泽东出面答复，要方便得多。 郭沫若所说的“无罪者的言者无罪；有罪者的言者还是有罪的”，在逻辑上是极为混乱的： 首先，凭借什么区分“无罪者”和“有罪者”？也就是说，罪与非罪的界线是什么？ 其次，郭沫若把“言者无罪”圈定在“无罪者”的范围，而实际上在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开创了“以言定罪”的先例，亦即以“言有罪”定下“言者有罪”，定下言者是“有罪的言者”！ 毛泽东“反右派”的“主观随意性” “反右派运动”已在中国如火如荼般开展起来，然而，什么样的人算的“右派”？划分“右派”的标准是什么？全国到底有多少“右派分子”？ 毛泽东采取的办法是先“反”起来再说。他根据“反”的情况，不断下达指示，不断修改指示。 从六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毛泽东批发了三个中共中央文件，分别规定了对待“右派”、左派和中间派的政策。 六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打击、孤立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指示》。 《指示》要求，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要实行内外夹击，无情地给他们以歼灭性打击。使他们在国家安定的形势下，再难于组织像现在这样大规模的反共运动。切记不要在阶级斗争的紧要关头，姑息养奸，养痈遗患。 《指示》指出，划分右派必须实事求是，对于右派的数量，不要估计不足，划得太少。当然也不要扩大化。 《指示》认为，全国暴露出的企图复辟的右派分子，已经是数以千计。右派分子同人民的矛盾，实际上有些已经超出了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但是，还需要按照情况的变化，加以分析，才能分别确定。 这一指示中所规定的对“右派”予以“无情”“歼灭性打击”，埋下了“左”的祸根。 这一指示所估计的全国的“右派分子”“数以千计”。究竟是一千，还是九千？不得而知。 六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一两个月后吸收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的通知》。这是培养左派的文件，即把一批非中共的“反右派”积极分子吸收入党。 当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则发出《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指出争取和团结中间分子，是使目前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这场政治斗争、思想斗争获得完满胜利的一个关键。 毛泽东为这一指示中的一段话，进行了精心的修改。以下加了“■”号的，是毛泽东所加： 对于那些仅有右派言论，但并无右派行动的那些人，应把他们和既有言论又有行动（许多人还有历史上的劣迹）的那些极右派加以区别，在对前者进行批评的时候，要完全采取说理和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要轻率地扣以右派的帽子。这样做，对于安定和争取、团结中间分子，对于打击、孤立和分化极右派，都是十分必要的。 应当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经毛泽东仔细改定的中共中央这一段指示，还是注意了不要扩大打击面的问题——尽管历史已经证明连一九五七年那些所谓“极右派”也未必属于打击的范围。 也就在这一中共中央文件中，毛泽东亲笔写下了一段关于右派人数的估计： 右派和极右派的人数，以北京三十四个高等学校及几十个机关中，需要在各种范围点名批判的，大约有四百人左右，全国大约有四千人左右，你们应当排个队，使自己心中有数。 这是毛泽东的对于“反右派运动”的极为重要的估计。 虽说毛泽东的这一估计，大大超出中共中央在一九八零年经过仔细“复查核实”后的数字：中央级的只五名，加上地方的九十多名，总共为一百名（尽管今日对这一百名也未必认可）。 不过，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九日的这一估计，跟后来大大“超额”了的“右派”数字相比，还是小小的。 仅仅过了十天，毛泽东就把这一估计推翻了，整整“扩大了一倍”！ 那是在七月九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中央关于增加点名批判的右派骨干分子人数的通知》，全文如下： 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各党组： （一）反右派斗争正在深入，准确的右派骨干名单扩大了一倍，全国不是四千人，而是大约有八千人。例如北京约有八百人，上海有七百多人，包括大学生中的右派在内（清华大学教师及学生中的全部右派骨干五十人）。这些都是在不同范围内点名批判的右派骨干分子。现在的问题是在报纸上点名批判的大约不过占右派骨干的百分之三左右。例如上海有右派骨干七百多人，报上点名的只有二十多人，不到百分之三。报上老是这几个人，读者也看厌了。因此应当分阶段逐步增加一些人，最后增加到右派的百分之十左右为止。其他百分之九十的右派骨干，则在所在单位点名批判，不要登报。报上点名的百分之十，应包括学生中的着名右派分子在内。凡报上点名的必须证据充分，最好还有历史劣迹，素来不大得人心的人。 （二）北京哲学社会科学家十六人已就右派在学术方面的猖狂进攻，开始举行反攻了。北京此种反攻应当扩大，各地应当响应。自然科学家中在政治方面和学术方面的猖狂进攻，只要有准确的事实，也应组织反击。 写罢这一《通知》，毛泽东还写了一封短信： 起草了一个通知，请向彭真、维汉一商，如认为可行，请即决定发出。 毛泽东起草的这一通知，中共中央于七月九日当天发出。 到了八月十七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反右派斗争情况的报告》。 这一《报告》反映，到八月七日止，北京全市已发现右派分子七千五百十一人，已在大小不同范畴内重点批判的为三千五百二十九人，占右派总数百分之四十七。全市有极右分子一千二百五十七人，占右派总数百分之十六点七。全市已登报的极右分子一百三十五人，近日又决定增加五十五人。 《报告》还说，北京各高校共发现右派分子四千二百三十人，其中极右分子一千一百二十五人。 《报告》说，教授中的右派分子为一百九十二人，占教授的总数百分之十三点八。其中极右分子为八十五人。 这份《报告》所报告的仅是北京市的右派分子数目，尚不包括在北京的中央直属机关中的右派分子。 这份《报告》仅仅反映截止八月七日的统计数字。 光是北京市这一统计数字，就已经相当于毛泽东在六月二十九日所估计的全国的“右派”总数的一倍！ 薄一波曾这样谈及“反右派运动”： 据我所知，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正被错划的“右派分子”的结果表明，反右派斗争中所划的五十五万人中，除极少数是真右派外，绝大多数或者说百分之九十九都是错划的。在这些被错划的人当中，有许多参加革命多年的党的干部，许多同党长期合作共事的爱国人士和朋友，许多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和富有经营管理经验的工商业者，以及许多政治上热情但不成熟的青年学生。① 薄一波所说的“右派分子”“五十五万人”，其实还是一个大大缩小了的数字。 即使是这个数字，也相当于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所估计的“四千人”大了一百三十七倍！ 在回顾往事时，薄一波批评了毛泽东对于“反右派”的“主观随意性”： 对右派分子数字的估计，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主观随意性，并不是建立在严肃的事实基础上的。六月二十九日，毛主席估计需要在各种范围内点名批判的右派，北京大约四百人，全国大约四千人。仅仅过了十天，新的估计又翻了一番。到了九月八届三中全会时，全国已划右派达六万二千多人，据会上的透“底”估计，全国大约有右派分子十五万人。而到整个运动结束，全国共划右派分子五十五万人，比八届三中全会的透“底”估计还多四十万人。这说明，我们对右派的情况，并没有一个确实可靠的估计，而基本上是跟着群众运动走，整出多少算多少。从指导思想上讲，虽然也说过“不可过分”、“决不要扩大化”，但是更多地是怕漏掉，所以在反右派过程中，一再反对“温情主义”，强调“深入挖掘”。机械地规定百分比，比例不够就硬凑。这种明显的主观随意现象普遍发生，严重地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导致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错误。① 毛泽东的这一“主观随意性”，后来大大膨胀，在“文革”中发展到了顶峰，也是“跟着群众运动走，整出多少算多少”，以至整了上亿人，造成了中国的一场浩劫……正因为这样，在“反右派运动”中可以看出“文革”的种种“影子”，而“文革”则是“反右派运动”的“左”的继续和发展。 毛泽东尖锐抨击“章罗同盟” 七月一日，虽然经中共党史专家们后来查明并非中共“一大”的开幕之日，但是自一九四一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七月的第一天纪念自己的诞辰。至今，中共仍以七月一日为党的生日。每逢七月一日，中共报纸的主题便是纪念党的生日。 一九五七年的七月一日不同往常。这天的《人民日报》，虽说也发表马叙伦的《中国共产党万岁》那样纪念“七一”的文章，可是头版所载长篇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却与纪念党的生日毫不相干。 这篇《人民日报》社论，显然是六月十四日《人民日报》所载“本报编辑部”文章《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一文的继续。两篇文章，皆出自毛泽东手笔。 《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于是如今人人皆知是毛泽东所写。可是，《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并未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很多人误以为不是毛泽东所写。其实，早在一九六零年编《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时，就同时编《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初编本中是有《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一文的。一九七七年四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时，正值刚刚粉碎“四人帮”，而《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是以姚文元的文章为“由头”写的，显然不合“时宜”，也就删掉了。 七月一日《人民日报》所发表的毛泽东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是毛泽东关于“反右派”的极为重要的文献，其重要性甚至不亚于那篇《事情正在起变化》。 如果说，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中决策进行“反右派”，那么，《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则是定下了“反右派”的重点是“章罗同盟”。 毛泽东在社论一开头，表扬了《光明日报》，批评了《文汇报》。毛泽东写道： 自本报编辑部六月十四日发表《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以来，文汇报、光明日报对于这个问题均有所检讨。 光明日报工作人员开了几次会议，严肃地批判了社长章伯钧、总编辑储安平的方向错误，这种批判态度明朗，立场根本转过来了，由章伯钧、储安平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路线转到了革命的社会主义路线。由此恢复了读者的信任，像一张社会主义的报纸了。略嫌不足的是编排技巧方面…… 文汇报写了检讨文章，方向似乎改了，又写了许多反映正面路线的新闻和文章，这些当然是好的。但是还觉不足。好像唱戏一样，有些演员演反派人物很像，演正派人物老是不大像，装腔作势，不大自然。这也很难。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毛泽东接着点出了《文汇报》的要害所在： 严重的是文汇报编辑部，这个编辑部是该报闹资产阶级方向期间挂帅印的，包袱沉重，不易解脱。帅上有帅，攻之者说有，辩之者说无，并且指名道姓，说是章罗同盟中的罗隆基。两帅之间还有一帅，就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是一位能干的女将。人们说：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的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 毛泽东尖锐地抨击了“章罗同盟”： 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风浪就是章罗同盟造起来的。别的党派也在造，有些人也很恶劣。但人数较少，系统性不明显。就民盟、农工的成员说来，不是全体，也不是多数。呼风唤雨，推涛作浪，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连，八方呼应，以天下大乱、取而代之、逐步实行、终成大业为时局估计和最终目的者，到底只有较少人数，就是所谓资产阶级右派人物。一些人清醒，多数被蒙蔽，少数是右翼骨干。因为他们是右翼骨干，人数虽少，神通却是相当大的。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 毛泽东论述了资产阶级右派的概念： 现在又回到“资产阶级右派”这个名称。资产阶级右派就是前面说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这是科学的合乎实际情况的说明。这是一小撮人，民主党派、知识分子、资本家、青年学生里都有，共产党、青年团里面也有，在这次大风浪中表现出来了。他们人数极少，在民主党派中，特别在某几个民主党派中却有力量，不可轻视。这种人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他们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是不是要办罪呢？现在看来，可以不必。因为人民的国家很巩固，他们中许多又是一些头面人物。可以宽大为怀，不予办罪。一般称呼“右派分子”也就可以了。不必称为反动派。 毛泽东的这篇《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名义一发表，对于全国的震撼力，绝不亚于六月八日的那篇《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 如果说，《这是为什么？》是吹响了“反右派运动”的动员号，那么，《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则是指出了“反右派运动”的总攻目标——“章罗同盟”。 顿时，章伯钧和罗隆基陷入了“千夫所指”的境地。 《文汇报》“向人民请罪” 暂且按下章伯钧和罗隆基不表，先说说《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那矛头直指的上海《文汇报》。 那时的上海，在柯庆施的领导之下。柯庆施此人，有着“毛主席的好学生”之“誉”。其实，细细考证起来，他原本的“美誉”并不是这一“光环”。一九六五年四月九日柯庆施去世之后，翌日中共中央所发布的讣告中，是这么高度评价柯庆施的： “柯庆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士，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① 这“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是对柯庆施的极高评价。 无奈，“文革”开始后，“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成了林彪的“专利”，也就不再称柯庆施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而是“降”了一级，称之为“毛主席的好学生”。从此，一提“毛泽东的好学生”，人们就习惯地知道是指柯庆施。“文革”后，人们则戏称之为“上海的那位好学生”——谁都知道这是指柯庆施。 柯庆施知道毛泽东写了《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理所当然地“紧跟”，在上海向《文汇报》发动猛烈攻势。 七月一日当天，《人民日报》记者从上海发来以下电讯②： 《人民日报》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给上海新闻界带来了巨大的推动力量。 上海的五家报纸，今天都全文转载了这篇社论，各报社工作人员们都争相阅读，认为这篇文章给上海全体新闻工作者上了及时深刻的一课。 《文汇报》今天在一版显要地位转载了《人民日报》的社论，并发表了二篇消息，揭露了该报副总编辑浦熙修的反对共产党的领导活动，和该报社长兼总编辑徐铸成的错误言行。文汇报编辑部在消息后边加了一个按语。 《文汇报》在七月一日发表了报导《本报工作人员列举事实揭露徐铸成错误言行对抗党的领导坚持资产阶级办报方针》。文末，以黑体字发表如下编者按： 编辑部按：本稿发排时，《人民日报》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恰恰传到了编辑部。首先读到这篇社论的是本报值夜班的同志们。所有的同志一致的无保留的完全拥护这篇社论对本报的严肃的批评，并且下定决心，在最短期间内彻底揭露报社内外右派分子利用本报向党疯狂进攻的一切阴谋活动，坚决划清和右派分子的界线，改正本报所犯的严重的政治错误，并以这个实际行动回答《人民日报》的严正批评。 《文汇报》在批判社长兼总编辑徐铸成的报导中，用了这样一系列黑体标题： 徐铸成支持浦熙修利用“百家争鸣”，组织煽动性报导和文章，坚持要登“北大民主墙”的反动报导； 徐铸成反对“两点论”，还说不要反批评； 徐铸成不同意对葛佩琦的谬论展开批判； 徐铸成一贯抗拒党的领导，还说要唱反调，要同储安平竞赛； 徐铸成还说，不要做《人民日报》的“应声虫”； 徐铸成认为真正依靠的是民盟组织； 徐铸成散布抗拒党的领导的言论。 内中，有这么一段： 编委黄立文说：“《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后，徐铸成在编前会议上说：知识分子是一群老鼠，好容易才跑了出来，现在一顿足，老鼠都跑光了。徐铸成又说：《人民日报》是‘蛇头’，各报跟着走，‘蛇头’转几个弯，我们‘蛇尾巴’就要垮了。” 在《人民日报》发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之日，上海《文汇报》就发表批判徐铸成的报导，“配合”可谓“神速”。其实，毛泽东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在发表之前，《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邓拓就已经打电话给《文汇报》副总编钦本立。钦本立是《文汇报》中共党组书记。邓拓向钦本立透露了风声，要《文汇报》“争取主动”，而且要徐铸成先作自我检查。 徐铸成曾说： “我怎么样也想不通，不知如何落笔？” 《文汇报》在七月二日发表了社论，那题目是含泪的：《向人民请罪》！ 社论说，《文汇报》在这几个月中，确确实实成了“章罗联盟”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的喉舌。 请注意：毛泽东用的是“章罗同盟”一词，《文汇报》用的是“章罗联盟”一词。 为什么《文汇报》用了不同于毛泽东的提法呢？ 照字面上讲，“同盟”、“联盟”，似乎无大区别。当然，细细考究起来，也有一点差异：“联盟”是各自独立而联合在一起，“同盟”则更进一步，“共同结盟”。 但是，章伯钧、罗隆基同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这“章罗同盟”容易使人跟“中国民主同盟”联系在一起，给中国民主同盟带来莫大的政治压力。为了避免这一“副作用”，于是，有人主张改称“章罗联盟”，以便把“章罗”跟中国民主同盟区别开来。 至于这“有人”究竟是谁？尚待考证。 据查证，最早提出“章罗联盟”一词的是中国民主同盟中央秘书长胡愈之。其依据是七月四日《人民日报》对七月三日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整风座谈会的报导，胡愈之在会上要求罗隆基交代四个问题，其中第四个便是“章罗联盟”问题。 但是，“章罗联盟”一词，早于胡愈之之前，已经出现在七月二日的《文汇报》上，应当说《文汇报》最早用“章罗联盟”一词。 如果再往前追溯，早在毛泽东指斥“章罗同盟”之前，在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已经有人指斥章伯钧和罗隆基建立“反党联盟”。 毛泽东显然注意到中国民主同盟的批判会动向。他把章伯钧、罗隆基“反党联盟”，称之为“章罗同盟”。 中国民主同盟考虑到“章罗同盟”这“同盟”两字的副作用，把“章罗同盟”改称为“章罗联盟”——这也符合最初所称的章伯钧、罗隆基“反党联盟”。 此后，报刊上常用“章罗联盟”一词，但是有时也用“章罗同盟”一词。特别是毛泽东，自始至终用“章罗同盟”一词。所以，从此“章罗同盟”、“章罗联盟”两词在报刊上混用。 《文汇报》的社论说，右派怎么讲，《文汇报》就怎么做。章伯钧、罗隆基的锣鼓怎么敲，徐铸成、浦熙修就怎么唱。 社论说，《文汇报》有党组织，但是没有起党组织应起的作用，他们被徐铸成的“以党代政”的狼牙棒吓呆了，同徐铸成的斗争是软弱无力的。 社论称颂毛泽东是“灯塔”。社论写道： “灯塔已经又一次发出危险信号了，我们再不摆正舵向，船非触礁不可。” 社论结尾处，在一片沉痛的调子中，发出高昂的声音： “用我们的笔，与右派决一死战。” 《文汇报》在七月三日，又发表了社论《痛切改造自己》，表示“我报全体工作人员”在读了《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之后的“万分沉痛”的心情。 也就在七月二日和七月三日，《文汇报》接连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长文《我们的初步检查》。 以下是这篇《我们的初步检查》的小标题，从中可以看出全文概貌： 刚刚复刊就贩买资产阶级思想； 整风没开始就宣传罗隆基的谬论，发出向党进攻的讯号； 借整风为幌子向党猖狂进攻； 唯恐天下不乱派人到处点火； 挑拨党群关系煽动党员叛党； 用耸人听闻的标题尽夸大煽动之能事； 故意把毛主席的重要讲话登得极不显着； 对储安平的谬论加意渲染，对何香凝的正义之言略而不提； 浦熙修秉承章、罗意旨在文汇报贯彻右派路线； 徐铸成事事抗拒党的领导，处处同储安平竞赛谁更右； 不少编辑记者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以致为右派分子俘虏。 《文汇报》的这一长篇检查，完全是按照毛泽东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定下的调子写的。所以，检查中这样承认： “《文汇报》在过去一个短时期内确实犯了不可饶赦的政治错误，成了右派野心分子罗隆基、章伯钧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有力工具。这一令人痛心的事实，追寻根源，是和本报副总编辑兼北京办事处主任浦熙修和右派野心分子罗隆基、章伯钧反动联盟串在一起分不开的。这正像《人民日报》七月一日的社论所提到：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这一根线，篡夺了《文汇报》的政治方向。” 由于《文汇报》诚惶诚恐的“请罪”、“检查”，毛泽东十分得意。他后来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三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作了题为《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的讲话，说道： “我们不需要像波兰那样封一个刊物，我们只要党报发一两篇社论就行了。对文汇报，我们写了两篇社论批评它，头一篇不彻底，没有讲透问题，再发第二篇社论，它就自己改。”① 章伯钧违心承认“章罗同盟” 本来，自从反右派以来，章伯钧和罗隆基早了成了众矢之的。不过，打从毛泽东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名义发表了《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之后，对于章伯钧、罗隆基的批判不同以往：过去批章是批章，批罗是批罗，如今却把章、罗联系在一起，作为“章罗同盟”来批判。 在中国当代的诸多冤案之中，“章罗同盟”是一大冤案，千家驹先生甚至称之为“千古奇冤”。② 在中国民主同盟之中，章伯钧和罗隆基同为副主席，但章是章，罗是罗，彼此之间不合作，是人所共知的。然而，由于毛泽东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名义提出所谓“章罗同盟”，指鹿为马，成了冤案。 在那种年月，《人民日报》社论一呼百应，批判者人云亦云，个个批判“章罗同盟”，也就把“章罗同盟”打成“铁案”。 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发表之际，正值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章伯钧作为人大代表，正出席会议。会场，变成了“反右派”的“战场”。 在一片对于“章罗同盟”的指责声中，七月三日上午，章伯钧不得不在安徽代表小组里对“章罗同盟”这一问题表态。 章伯钧是这么说的： “在思想上、工作上是和罗隆基联盟的，但没有正式开过会，没有明确的几条纲领。所以和罗隆基联盟，主要是利益没有冲突，思想是一致的，都有政治野心。然而我过去和罗隆基的关系是不好的。现在之所以要和罗隆基联盟，是想通过罗隆基，把在罗隆基影响下的知识分子拉过来。” 章伯钧的这段话，虽说迫于强大的政治压力，不得不“承认”“在思想上、工作上”跟罗隆基存在“联盟”，而实际上否认了“章罗联盟”，因为“没有明确的几条纲领”。因为毛泽东所指的“章罗同盟”，是政治上的“同盟”，并非“思想联盟”。 再说，章伯钧“所以要和罗隆基联盟”，只不过想“把在罗隆基影响下的知识分子拉过来”而已，而毛泽东则称：“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 显然，章伯钧那些话，无法使批判者满意。 也就在这一天下午，章伯钧又在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受到批判，再度就“章罗同盟”表态。 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虽说也曾接连开会批判章伯钧，副主席黄琪翔曾作了这样的揭发： “章伯钧是一个恶毒无情的野心家。卢郁文批评了章伯钧的发言以后，章怀疑卢是共产党员，怀疑共产党是要通过卢郁文来打击他。有人告诉他卢郁文不是共产党员，他强作苦笑，表示不同意。这就是他对共产党的认识。” 但是在中共看来，这种批判太“软弱无力”。 为此，新华社在七月二日发出《农工党中央动向可疑》的电讯，指出： “副主席黄琪翔和副秘书长李伯球没有把他们和章伯钧的私房话说出来”！于是，在七月三日下午，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也就加强了“火力”，召开二百多人的会议，猛批章伯钧。 章伯钧不得不又后退了一步，即从上午承认“章罗联盟”是“思想联盟”、“工作联盟”，后退到承认是“政治联盟”！ 章伯钧说： “这个联盟是从去年开始的。先是在思想上同盟，以后就发展到政治上的联盟。我们没有纲领。” 章伯钧又说： “我自己有一套想法、有阴谋、有纲领、有计划、有步骤。” 请注意，章伯钧只是称“我自己”“有纲领”，而“章罗联盟”则“没有纲领”。 这时，居然有人揭发说，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内，还存在“章黄联盟”。这“黄”，是指黄琪翔。 章伯钧答道： “关于联盟，我没有法子答复这个问题。我的作风恶劣，独断专横，家长制。我现在已成为一个众叛亲离的人。” 章伯钧作为交通部部长，在交通部也受到批判。一九五七年七月十日《人民日报》发表报导《在交通部反击右派分子会上章伯钧亲信吐露小集团内幕》，内中写及章伯钧的“亲信”王一帆的揭发： “王一帆说，去年九月，章罗联盟形成。” 这么一来，把“章罗联盟”形成的日子都说得非常确切——在此之前，章伯钧只是说在“去年”形成而已。 王一帆所谓的“去年九月”，是指一九五六年八月章伯钧从北戴河回北京之后。 章伯钧在重重压力之下，只得违心地承认了“章罗联盟”。 那是章伯钧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向人民低头认罪》的发言，内中一段这样谈到“章罗联盟”① ■关于章、罗联盟的问题，在一九五六年以前，我和罗隆基有过私人的权利斗争。自一九五六年后，由于思想认识的一致，走上了今天章罗联盟的险途，我们联盟的结合，最基本的因素是由于彼此都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我的政治主张符合他的要求，因过去一些和他接近而反对我是高级知识分子，也一变过去反对我的态度而同意了我。罗隆基曾不断地向我表示：“你走到那里，我跟到那里！”并提出民盟沈老做名誉主席，我可当主席，他就可以做第一副主席，我没有同意。自去年以来在民盟工作上，他支持我的意见，在民盟中央人事安排上，如费孝通、范朴斋、潘光旦、曾昭抡、吴景超等的工作岗位，我都满足了罗的愿望。 ■民盟分工他管宣传，我管文教。《争鸣》月刊，同意由他领导，我亦不加以过问。特别是他在民盟和政协方面极力强调知识分子问题，我都予以支持，即在他硬要掌管文化俱乐部问题上，我也支持了他。 为什么我要和罗隆基妥协呢？我想在民盟内大知识分子中间取得一定的政治影响，所以我想通过罗的关系，使我在知识分子中间好做工作。盟内大知识分子如费孝通、潘大逵、曾昭抡、吴景超、潘光旦、钱端升、马哲民等都和罗有私交，在此我需要得到罗的支持，才能达到影响大知识分子的目的。这里，就可以说，由思想上的共鸣，进到政治上的联盟。彼此互为利用，相得益彰。 罗隆基矢口否认“章罗同盟” 就在章伯钧步步后退，以至违心承认了“章罗同盟”的时候，“章罗同盟”的另一位“盟主”——罗隆基，却据实矢口否认。 罗隆基是在六月二十一日从斯里兰卡飞抵昆明。在昆明，罗隆基才从报上头一回听说“章罗同盟”，感到异常震惊！ 在罗隆基看来，他跟章伯钧会结成什么“同盟”，简直不可思议！ 罗隆基当即在昆明给北京打了三个长途电话。 罗隆基的第一个电话，打到章伯钧家中。接电话的是章伯钧夫人李健生。 笔者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在北京同仁医院采访正在那里住院的李健生。据她回忆： 那天，老罗在电话里一听是我的声音，便大声喊道：“去把章伯钧叫来！” 我赶紧把伯老（引者注：熟人对章伯钧的习惯称呼）叫来。老罗在长途电话里，像连珠炮似的，接连向伯老问道：“章伯钧，报上说我跟你结成了‘反党联盟’，我什么时候跟你结成‘联盟’？怎么‘联’的？你说呀！你说呀！……” 伯老一听他的火气那么大，就对他说：“电话里面说不清楚，等你回北京以后再面谈吧。” 罗隆基又高声地喊：“我明天就回北京，我要找你算账！” 罗隆基的第二个电话打给叶笃义。笔者于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在北京采访了叶笃义。据叶笃义回忆： 罗隆基担任民盟中央宣传部长时，我是宣传部副部长。他担任民盟副主席时，我是秘书处办公厅主任，所以来往比较多。在罗隆基被打成“大右派”之后，我成了“章罗联盟联络员”，错划为“右派”。那天，罗隆基从昆明给我来电话，问我“章罗联盟”是谁说的，究竟是怎么回事。他说，就连他自己，还是第一次听说什么“章罗联盟”，他跟章伯钧之间从来不存在什么“联盟……” 罗隆基的第三个电话，打给浦熙修。 浦熙修，也就是毛泽东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中所称的“一位能干的女将”。 浦熙修跟罗隆基的关系非同一般： 一、罗隆基称她是“十年来最亲密的朋友”。她和罗隆基欲结婚而未结婚，长期同居； 二、毛泽东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中，称“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是“一个民盟右派系统”。虽说毛泽东的指责并不符合实际情况，但是也从某一角度反映罗隆基和浦熙修在政治上也有诸多联系。 关于罗隆基和浦熙修的通话，当时的报纸曾刊载与罗隆基一起从斯里兰卡回到昆明的钱端升的发言，曾这样揭发过： “罗隆基告诉钱端升说：浦熙修在长途电话里告诉他，问题并不严重，检讨一下就可以了。同时罗隆基表示，他不能揭发章伯钧。”① 六月二十二日上午，罗隆基从昆明飞回到北京。他刚刚回到北京住处，行魂未定，就在当天下午叫司机出车，直奔章伯钧家。 据李健生回忆，罗隆基一见到章伯钧，就非常激动地对他说： “伯钧，我们吵得还不够吗？我们吵过多少回？天晓得，我们成了‘联盟’！可笑，可笑，可笑之极！” 罗隆基接着质问章伯钧： “你承认什么‘思想上’存在‘联盟’。我跟你的思想分歧那么大，哪会存在‘思想上的联盟’？我们之间，不光是没有组织上的联盟，就连思想上的联盟也压根儿不存在！” 那天，他俩从下午三时吵到六时。 临走时，罗隆基仍怒形于色。他厉声道： “章伯钧，我过去没有跟你‘联盟’，现在没有跟你‘联盟’，今后也永远不会跟你‘联盟’！” 罗隆基说着，双手横握手杖，用力往大腿上一压，只听得咔嚓一声，断成两半！ 罗隆基怒气冲冲地对章伯钧说：“你我之间，如此而已！” 言罢，罗隆基把断手杖一扔，扬长而去。 李健生回忆说： “罗隆基先生很有才气，也很耿直、很倔犟，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来。” 罗隆基一回到北京，马上陷入了重围。 他变得非常忙碌，一天要出席好多次批判会。鲠直而倔犟的他，面对猛烈的批判炮火，猛烈地还击着。 六月二十六日，《光明日报》刊登报导：《民盟中央小组扩大座谈会集中揭露罗隆基的右派真面目》。这是关于六月二十五日举行的批判罗隆基的会议的报导。 这篇报导如此描述罗隆基： “他的发言主要是为自己的错误辩解。他甚至还说，把他的骨头烧成灰，也找不出反社会主义的意图。这激起了大家极大的反感。萨空了指出：花言巧语，无休止的争辩，是罗隆基几十年来的老办法。” 报导还记述了会议上对罗隆基的各种揭发。 费孝通说： “罗隆基最讨厌进步知识分子，认为他们是‘观风色，看气候，扣帽子，打冷拳’的人物。” 潘大逵“承认他一向被认为是罗隆基意见的坚决执行者，是罗隆基小宗派中的一分子”。潘大逵说： “全国解放以后，罗隆基有一个‘无形的’小组织或者小宗派，大约有十个人左右，其中有张东荪、刘王立明、周鲸文、曾昭抡、潘光旦、吴景超、叶笃义、费孝通、范朴斋、张志和等。” 彭迪先说： “罗曾经在人大第一次会议上说，共产党来了，有法无天。《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时候删去了这句话；但罗隆基确实说过这句话。” 紧接着，六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报导了罗隆基的表态： 罗隆基在大家对他揭发批判之后，作了简短的发言。他说他没有经过三反五反运动。这次运动对民盟有帮助，可以扫除一切反社会主义思想，对国家也有好处。因此他表示诚心诚意欢迎这次运动。他表示要作深刻的反省，他一方面说：“我从来没有在民盟内说过我思想进步”，可是他接着又说，就是把他的骨头烧成灰，他也没有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党的领导的企图和阴谋，如果查出，愿意受国法和盟章制裁。 罗隆基说他的确没有看过储安平在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稿。他说，不但是事先没看，事后也没看，直到这次回国才看到。他说他曾为这事打电话给章伯钧，章伯钧是含糊其词，他认为这个问题章伯钧要负责任。接着，他又说，章伯钧为什么不说别人看了储安平的发言稿，而偏要说我？章伯钧这样说，社会上很多人也都相信，这就是我应该检讨的。 罗隆基对他曾提出的“平反委员会”的问题作了名词上的辩解。他说，我没有用过“平反委员会”这个名词。我说的是由人大常委会、政协、各民主党派共同组织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有三个作用，其中有平反作用，领导党也要参加。他又说，这话是错误的，他不否认。据他说，他所以说这样的话，是因为对毛主席的指示体会不深刻。 罗隆基说：“最近有些人常常把章罗并提，我不愿意这样，我对自己的言论行动负责。”但他又说，他将交代他和章伯钧的关系。 “能干的女将”浦熙修委屈求全 在罗隆基陷入“大批判”的火力网之中的时候，浦熙修这位“能干的女将”也成了醒目的目标。 浦熙修，人称“浦二姐”。她的父亲浦友梧，是江苏省嘉定县（今属上海市）人氏。由于浦友梧后来供职于北京的北洋政府交通部，便于一九一七年举家北上①。 浦友梧娶妻黄氏，生三女一子：浦洁修，浦熙修，浦安修，浦通修。浦熙修排行第二，故有“浦二姐”之称。 浦氏三姐妹走上了不同的人生之路： 浦大姐浦洁修，留学德国，走上化学研究之路。她的丈夫杜春宴也是化学家。 浦二姐浦熙修，初学丹青，后学中文，走上记者之路。她最初和中学教师袁子英结婚，生一子一女。她在一九四七年和袁离婚。 浦三姐浦安修，加入中共，走上红色之路。她在延安认识了彭德怀，结为伉俪。 弟弟浦通修也来到延安，走上红色之路。 浦熙修在一九三九年成为重庆《新民报》记者。她富有正义感，笔锋泼辣，成为重庆着名的左派女记者。 一桩小事，充分显示了浦熙修的敏锐、机智和勇敢：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军偷袭了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同时轰炸了香港。顿时，大批“高等华人”争购飞机票，逃往大后方重庆。浦熙修在重庆机场采访，见到孔祥熙之妻宋霭龄款款走下飞机，手中抱着一支狗，身后跟着一群狗。然而，她又注意到，当时已经“下野”了的王云五，在机场一角眼巴巴地望着飞机，未曾接着他的夫人。于是，浦熙修发了宋蔼龄的狗坐上飞机以及王云五的夫人未曾坐上飞机的两条消息。送审时，两条消息各归各，检查官未加注意。等到两条消息一起见报，顿时便轰动了山城重庆！ 浦熙修在重庆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她跟周恩来、邓颖超很熟。周恩来和邓颖超曾对她说：“你是我们的亲戚。”① 也就在重庆，浦熙修结识了罗隆基。那是在一九四六年初，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浦熙修竟立下雄心，在为时二十二天的会议期间，遍访三十八位政协代表，为每一位政协代表写一篇专访。须知，这三十八人，都是党政要人、名人、忙人，有的不易见，有的不愿谈。她却说得出，做得到。既采写了共产党的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也采写了国民党的孙科、吴铁成、陈布雷、陈立夫、张厉生、王世杰、邵力子、张群，还采写了郭沫若、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当她采访政协代表罗隆基时，第一次认识了他。不料，两人越谈越投机，彼此产生了倾慕之情…“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一九四六年四月，浦熙修随《新民报》社一起迁往南京。 浦熙修不断报导南京政府镇压学生的血案。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六日深夜，当她正在写《南京政府的最后挣扎》，国民党特务将她逮捕入狱。 直至南京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向中共求和，这才被迫释放政治犯，浦熙修获释。 对此，费孝通曾作如下回忆： 她是个勇敢刚强的人。我们曾经一起访问过南京。这里曾是她的战场，投向国民党反动派最及时和最猛烈的匕首。也因此，她没有逃脱入狱的厄运。我们曾一同去参观还保留下来的那个牢狱。她曾详细地告诉我，怎样半夜里听到战友被提出去拷问，睁着眼，竖着耳等候，天明还不见回来。她是有名有姓的告诉我这些英雄故事，可惜今天我已无法追忆，我只记得她是在南京解放前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先烈进行大屠杀的前一刻被营救出来的极少数中的一个。她顶住过反动派的严刑威胁，她顶住过社会上的流言蜚语，她也顶住了乌云压城时莫须有的罪名。她不是个软弱的女性。只有善良的人才真正是坚强的人。① 一九四九年六月，浦熙修和罗隆基等一起从上海前往北平，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周恩来把浦熙修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对浦熙修的名字很熟悉，当即说：“你就是坐班房的记者。”② 受徐铸成之邀，浦熙修出任《文汇报》北京办事处主任。办事处在北京灯市口西口朝阳胡同。 也真巧，罗隆基到北京后，最初借住在北京饭店，后来被周恩来安排住在王府井大街一条名叫“乃兹府”的胡同十二号。这里与《文汇报》北京办事处不过一箭之遥。 罗隆基的住处，是一个大四合院，分为前院、后院，四周有游廊，雕梁画栋，气势不凡。此处原是清朝王府，后来成为国民党大员蒋梦麟的私邸。罗隆基无妻无子女，独自住这么大的房子。政务院给罗隆基配备了两名警卫、一名司机、一名厨师、一名秘书、一名护士。不过，这些工作人员，除警卫外，大都白天来上班，晚上回家。 这时的浦熙修，早已离婚，单身住在《文汇报》北京办事处。 浦熙修和罗隆基在重庆时就很谈得来，这时过从甚密，以至公开同居。他俩甚至在许多公众场合同进同出。他俩同为社会名人，这样同进同出，自然非常引人注目，流言蜚语袭向他俩。可是，他俩从不把这些流言蜚语放在眼里。罗隆基毫不隐晦，称浦熙修是他“十年来最亲密的朋友”。 “反右派”打响以来，罗隆基和浦熙修同遭挞伐，而毛泽东所写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则把罗隆基和浦熙修联系在一起，成了所谓“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 就在毛泽东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发表的当天——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浦熙修就遭到了激烈的批判。翌日的《文汇报》，发表了如下报导： 《浦熙修仍执迷不悟拒不交代本报北京办事处职工昨天集会表示极大愤怒》 报导称浦熙修为“右派分子”，而称罗隆基为“右派野心分子”。 报导的内容，从以下小标题，就可以清楚看出： 罗隆基前两天还打电话给浦熙修，想找她订攻守同盟； 当人民日报开始反击右派谬论以后，浦熙修居然为储安平辩护； 浦熙修根本不愿我报登左派言论，而执意使本报沦为右派分子反党言论的讲坛； 浦熙修要为储安平打掩护，因为她和储安平、章伯钧、罗隆基串连在一起； 罗隆基用尽心机抬高浦熙修的政治地位从而达到操纵文汇报的阴谋； 为什么浦熙修有许多事要和罗隆基“对证”一下呢； 浦熙修排斥党的领导，北京办事处始终没有建立党组织； 浦熙修在采访工作中故意扩大罗隆基小集团在知识分子中的影响； “北大民主墙”一稿是根据浦熙修的指示、罗隆基的授意写成的； 文汇报走上资产阶级方问是徐铸成的错误论点造成的。 浦熙修面临着如此责难，曾进行抵挡。她说： “罗隆基是一心一意帮助党整风，根本没有什么恶意。” 在民盟中央扩大座谈会上，浦熙修当场为罗隆基辩解。她说： “我和罗隆基有十年的关系，但是文汇报却和罗隆基没有关系。文汇报只借罗隆基家里请过一次客。” 她还说： “有人说，《文汇报》和罗隆基有关，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文汇报》完全是一张人民的报纸，得到党无限的关怀和帮助。去年十月复刊后的编辑方针也完全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帮助下，征求各方面的意见而制订的。至于为什么我们的报纸在最近一个短时期内走了资产阶级的方向，我们报社内部正在深入检查中，并且已得到了纠正。这是我要声明的第一点。” 毕竟毛泽东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名义所发表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具有无比的政治威力。浦熙修这员“能干的女将”陷入了困境。章伯钧步步退却，她也不得不步步退却。 七月三日，浦熙修在强大的压力之下，在民盟中央整风小组会上，交出了罗隆基给她的一些信件。当时的报导是这样写的： 浦熙修在会上宣读了一些罗隆基给她的信，罗隆基在信中透露了对社会主义的集体生活的厌恨心情：今年四月二十五日，罗给浦的信中说：“在一个集体社会中，这般一切被动，叫生活真乏味”。一九五四年五月三十一日的信中说：“生活已机化，只有积极、毫无创造，这是我最大的缺憾。生不能与日月争光，死只得与日月同朽，太可怜了。”…… 浦熙修被迫交出这些罗隆基写给她的私人信件，这表明“反右派”所采用的手法，近似于“反胡风”——在“反胡风”时，就是以私人通信的信件作为“罪证”的。 当时，浦熙修说，罗隆基给她的信很多，但“一时还找不出来”，她将继续寻找，交给民盟中央整风小组。 浦熙修终于找出了罗隆基写给她的许许多多的信。这些原本是私人通信，如今都成了“政治炮弹”。 在批判罗隆基给浦熙修的这些信件时，还闹了个小小的笑话。 罗隆基在给浦熙修的一封信中，有一段“触目惊心”的话： “你不要以为无枪无弹就不能逼宫，错踪复杂之势，可变化无穷。假使你读历史，就知道王莽取得帝位，并未费一兵一卒。到了瓦解之势已成，乱者一呼，天下四应。” 于是，罗隆基遭到“批判”，说他“想做王莽”，与章伯钧一起，效法“匈牙利事件”。 其实，那是罗隆基在解放前写给浦熙修的信，那段话是针对他支持李宗仁竞选副总统而说的，怎么能与什么“匈牙利事件”、“章罗联盟”扯在一起！？ 浦熙修表示，跟罗隆基要“划清界线”，她作了这样的表态： “我要共产党，他们不要共产党，我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他们要走资本主义道路，那么还有什么共同之处呢？因此我必须和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右派分子划清界线，站稳立场，投入战斗。这场斗争对我来说是一个考验，我相信能够经受得住这个考验。” 浦熙修交代了她和罗隆基之间的关系： 一九四九年解放后，我曾经要求申请入党，罗隆基大不赞成。他和我的一个朋友说：“一张床上怎么能睡两个党派的人。”因为我们相识后，却曾抱着个结婚的愿望，虽然至今没有结婚。 解放几年来和他的交往中，我的心情常常陷于极端矛盾中。有时向左走，有时也就向右偏了。感谢党对我的关怀与爱护，当我稍稍偏右了的时候，能够及时把我拉回来。 八年来，我对罗隆基始终从善良的愿望出发，希望他进步，希望他靠拢党。但他喜欢听他周围右派分子的话。他们好像都有一肚子怨气要找他发泄似的。我说，你为什么不可以拒绝这些朋友。他说：他们要来找我有什么办法，同时也该帮助这些朋友们前进。我不知道他真正帮助了他们多少。我对他做了惟一的一件好事，即劝告他不要再和周鲸文相交了。 他有着那么一种浓重的资产阶级的自高自大的情绪，因而忘了党，与党的领导有所抵触。最突出的例子是：他常常向我夸口说，某个宣言是他起草的，某个宣言是他执笔的。他的意思好像党内同志无人能写出这样好宣言似的。实际上，要不是党的领导，党的意图，他能写什么宣言呢？ 他在统战部关于平反委员会的发言发表后，他曾沾沾自喜地对我说，他不知道接到了多少来信拥护他。他再也没有想到拥护他的是些什么人，我想拥护他的人，也就是反对共产党的人。他从来没有从广大的六亿人民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陷在右派知识分子的小圈子里，尽管聪明才智有多大，又怎么能为人民服务呢？这样必然会走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路上去。 民盟中央内部的事情我知道得很少。几年来，他和章伯钧都是互不相干的，现在为了各自的野心是否又相互勾结在一起了，那要请他自己彻底交代。 浦熙修表示，她要“划清界线，参加战斗”。 在七月十三日，《文汇报》发表了浦熙修七月十二日在民盟中央第七次扩大整风座谈会上发言的报导，加以这样的标题： 《浦熙修用十年的亲身经历证实章罗联盟罪恶活动》 浦熙修揭发道：“罗隆基说要‘做社会主义的官，过资产阶级的生活。’”浦熙修揭发了“章罗联盟”的“联络员”叶笃义。报导说： 浦熙修用她亲身经历，证实章伯钧一罗隆基的阴谋活动。她说，章罗联盟在去年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开始形成。叶笃义是章罗联盟的联络员。张东荪事件发生后，叶笃义有一个时期比较与罗隆基疏远。但自章罗联盟后，叶笃义又经常奔走于罗隆基的门下。后来罗隆基又提名叶笃义为政协副秘书长，叶笃义就加倍为章罗联盟卖力讨好。 去年，浦熙修在北戴河一个星期，她看见章罗联盟许多事都是通过叶笃义这个联络员进行的。那时，叶笃义来看罗隆基的次数最多，罗隆基对于民盟的一百五十多条意见也是由叶笃义转达章伯钧的。罗隆基要策划阴谋，与人约谈，都是由叶笃义去的。 浦熙修在沉重的压力之下，沉重地说这些违心之言，她的心境是异常沉重的。 后来，费孝通在那篇《纪念〈文汇报〉的女将》一文中，称“浦二姐能委屈求全”，“她一生受到的委屈是沉重的”。 虽说浦熙修迫于政治压力才不得不对罗隆基作了那些“揭发”，对于罗隆基来说不啻是最沉重的一击。因为浦熙修毕竟是罗隆基“十年来最亲密的朋友”，她的这一系列“揭发”怎不使罗隆基寒心！ 尽管罗隆基跟浦熙修有着十年的亲密友谊，他再也不能原谅她。从此，罗隆基与浦熙修一刀两断，再也没有理她。 罗隆基弟弟罗兆麟曾交给笔者一批罗隆基从未发表的遗稿，内中有一封罗隆基致郭沫若的信。这封信未标明日期，但从信的开头一句话“我读了先生九月十八日在中国科学院座谈会上的讲话”，可以大致推定是在一九五七年九月十八日之后不久写的信。罗隆基在信中，有一段写及浦熙修： 现在整风座谈会中，揭露与事实相距愈来愈远，是非就愈来愈混淆不清。我举一个极小而极可笑的例子来说。浦熙修揭露“罗隆基是个地主寡妇抚养成的，是地主身份”。实则先父一九二四年去世，我已在美国留学，八十岁的庶母今天还健在北京。我家从来没有划成地主。然而这是浦熙修揭发的，谁肯不信。浦熙修且如此，别人揭发的事情就更离奇古怪。我就成了凶恶残暴、死有余辜的恶魔了。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处境如斯，诚所谓“今欲自雕琢，曼词以自饰，无益于俗不信，适足取辱耳”。我亦唯有听之而已矣。“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我信其然。 我坚决信赖共产党，我认定党最后是有真是真非的。 看得出，罗隆基字里行间，充满着痛苦——浦熙修的“揭发”，使他心如刀绞！ 罗隆基痛斥“三人成市虎” 浦熙修的“揭发”，意味着罗隆基后院起火。 在罗隆基的后院，除了浦熙修“倒戈”之外，另外两名“心腹”也对罗隆基进行“揭发”。 这两位罗隆基的“心腹”便是邵慈云和赵文璧： 邵慈云是罗隆基的机要秘书； 赵文璧是森林工业部办公厅副主任，森林工业部民盟支部的主任委员，而罗隆基则是森林工业部部长。 浦熙修、邵慈云、赵文璧三人都与罗隆基反目，使罗隆基处于众叛亲离的地步。 面对浦熙修、邵慈云、赵文璧的“揭发”，罗隆基称之为“三人成市虎”： 你们知道“三人成市虎”这句成语吗？这是韩非子书上一个讽刺造谣的故事。市本无虎。一个人造谣说，看见了市上有虎，第二个人根据第一人的谣言又故意造谣说，市上有虎，而第三人又根据第二人的谣言说，市上有虎。于是全市就谈虎色变了。这是“三人成市虎”成语所由来。这是讽刺中国过去构成冤狱的一个寓言。① 罗隆基沉痛地说： “我坚决相信领导党是有真是真非的。不过，像你、像浦熙修、像邵慈云这样的人不真实的揭发，一个是所谓我的‘亲信’，一个是我十年来的亲密朋友，一个是我的机要秘书，那不止社会上会以假为真，就是领导党对你们的揭发亦难于辨别真假了。所以人民日报和其他报纸对你们三个人的揭发，都全部发表，这就真是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使我万口莫辩了。”② 其实，赵文璧、邵慈云跟浦熙修一样，也都是在高压之下，这才说违心的话，作违心之事。 《人民日报》在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二日发表报导： 《罗隆基赵文璧狼狈为奸企图把森林工业部变成右派的独立王国》 报导称赵文璧是罗隆基的“大将”、“帮办”，揭发了赵文璧怎样和罗隆基在森林工业部“狼狈为奸”。 报导揭发了赵文璧对罗隆基问题的看法： “帽子大，没内容，从罗在统战部座谈会的发言看，就说罗是右派，不公平，不能使人心服。” 赵文璧还说： “现在有三种人，一种是趋红压黑，一种是趋红不压黑，一种是雪中送炭。” 赵文璧表示，“为人不可投井下石”。 在《人民日报》的强大攻势下，赵文璧不得不对罗隆基进行揭发。于是，《人民日报》又发表报导： 《章罗罪恶联盟是有形的罗隆基亲信人物赵文璧提出事实证明》 报导称： 据赵文璧揭露，罗隆基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是十分仇视的；罗隆基处心积虑地企图取消共产党的领导；他的反共集团并不是“无形”的，而是有形的；罗隆基说他同章伯钧没有结成联盟，赵文璧证明章伯钧和罗隆基不仅有联盟，而且章罗俩人“拉得很紧”。 赵文璧接着谈到章罗联盟的事。赵文璧说，他到北京后，曾问罗是否要他兼搞民盟的工作，罗说：“不，现在形势变了，我和伯钧很要好。”罗说：“你目前要搞民盟也不行，要到中央，史良会放松你吗？你要到北京市也不行，吴晗搞的独立王国，也不会放你进去的。” …… 赵文璧还揭露罗隆基恶毒地诬蔑肃反运动，关于胡风问题，罗隆基曾说：“胡风问题搞糟了，得罪了三百万知识分子，使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发挥不出来。”罗隆基还诬蔑说：“北京好得多，下面弄得糟，有些单位为了要凑足百分之五的数目，在肃反问题上搞出很多偏差，所以要平反。” 《人民日报》又在一九五七年九月三日发表报导： 《邵慈云继续揭露罗隆基一副阴险毒辣的面孔干着不可告人的勾当》 报导说： 邵慈云说：罗隆基一回国就表示自己问题不大，不过是个“陪客”，主角是章乃器他们。所以他没有打算交代自己的问题，更没有打算揭发其他右派分子，特别对章伯钧有意照顾，他对我说：“叶笃义叫我揭发章伯钧，我揭他干什么？我知道的也不多。”又说：“我弟弟（罗兆麟）告诉我，不要把人牵扯太多，这话也对，我牵扯别人，别人倒过来揭发我更多。” 报导中写及一个关键性的问题。邵慈云是这样揭发的： 罗隆基回国以后，曾绝口否认他看过储安平“党天下”的发言稿，但他没料到潘大逵在人大四川小组会上又给他抖了出来。六月二十七日，他神色紧张地对我说：“关于储安平发言稿问题，有人已经相信我没有看过，事情本来已经平静了。但糟糕的是潘大逵偏偏在四川小组会上说我亲口对他讲我看过，谁不知道潘与我的关系，这事真伤脑筋。”我反问他一句：“就是看了发言稿，交代不就行了吗！”他连忙说：“那还了得，没看稿子只不过是右派，看了就是有组织有行动，岂不成了反革命了。上面正是怀疑我与章、储有组织，我怎么能承认……”利用我去帮他与潘大逵订立攻守同盟，他对我说：“这事必须潘在四川小组会上更正，我又不能和潘谈。我想你去找潘一趟，叫他‘更正’。潘住新桥饭店，爱人也来了，他不是你的老师吗？你同他谈很方便的。”继而又笑笑说：“你和他爱人熟不熟，先和他爱人谈更好……” 对此，罗隆基在给赵文璧的信中，对赵文璧和邵慈云作了如下驳斥： 你捏造事实企图证明我看了储安平的发言原稿。这对我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在我出国期中，章伯钧造谣，向史良说我看了储安平的发言稿，史良、马叙伦竟公开发表谈话，说我看了储安平的发言稿，要我回国后交代。我的问题就是这样发端的。我回到北京的那一天，你告诉我，储安平在六月十五日在光明日报社社务紧急会议中已经否认了这件事。后来我知道在社务会会议上章伯钧还向储安平认了错。我亦告诉过你，我在昆明用长途电话质问章伯钧何以凭空造谣，章在电话中否认他向史良说过这样的话。事件本来清楚了。八月十号你到民盟整风座谈会中来发言，你却挺身而出来证明我的确看了储的发言稿。你的证明事实是这样：六月二日早晨你来看我，我告诉你说：“整风出了问题了，储安平的错误言论也出来了。”于是你根据假造的事实做推论说：“当时报纸未出，根据后来调查证明罗隆基六月一日并未出席统战部的整风座谈会。罗何以事先知道储安平的发言内容呢？他说他事先没有看过储安平的发言稿，这显然是个矛盾。”（见大公报八月十一日刊登你的发言全文） 你这段话说得像煞有介事，并且说“根据后来调查证明”。我倒要问你，你真调查过吗？这一句话恰恰证明你造谣。事实是我不止出席了六月一号的统战部的座谈会，并且在会上做了报告。你再看看六月二号的光明日报，报上说得清清楚楚（两条消息）“九人小组召集人罗隆基在昨天会上报告了起草经过和其他问题”（见光明日报六月二号第一版）你竟有这样大的胆子张开眼睛说瞎话，来做揭露。这不是造谣是什么？那天会的中途我出去接见法国前总理富尔是事实，但后来我又回到了座谈会。我六月一号就知道了储安平的发言内容，这是奇怪吗？真像你所说有“矛盾”吗？最妙是邵慈云，她竟根据你这谎言，引而伸之，到民盟座谈会上再来做第二次揭发。她造谣的胆子比你更大。我的日程都是由她掌握的。她竟利用我的秘书身份，说得像煞有介事，说我六月一号上午接见富尔，下午在部办公。六月一号夜间在政协大礼堂开支持哥伦坡和平会的大会，日程排得满满地，第二天早晨不看报就同赵文璧谈储安平的发言。这就是我事先看了储安平发言稿内容的证明。她既掌握我的日程，她就故意隐瞒我六月一号上午到统战部座谈会这一项。她竟敢一手遮天地说我没有到统战部座谈会。这不是欺骗是什么？她还捏造说我六月一号接见富尔到下午两点，以便一口咬定我没有到座谈会。从早上八点接见富尔到下午两点，有这样接见外宾的道理吗？不让外宾吃午饭吗？她一心一意想到造谣，而不分析自己假造的证据是“见金不见人”的拙劣技术。好吧，姑假定像邵慈云所说，我六月一号没有到座谈会，她用头脑想过没有，六月一号晚上政协礼堂到大会的是些什么人。到大会的人中就有许多是参加上午座谈会的人。许多人就在会上议论储安平荒谬发言这件事。我是聋子吗？邵慈云可以禁止我听见吗？难道我六月二号早晨不看报而知道了储安平的发言内容真是奇怪，是矛盾，是事先看了储安平发言的证明吗？进一步来说，六月一号储安平发言是这样一个惊人的错误，并且储把他的发言自己印好在会上分发，因此会后一传十，十传百，当日已经传开了。没有到上午座谈会而知道这件事的人总有好几百了。难道你同邵慈云就要诬陷这一切人都是事先看了储的发言稿吗？否则，他们没有到座谈会，怎样知道这件事呢？我在补充交代中说得明明白白，我说六月二日浦熙修首先告诉我储安平发言太胆大了，我即向浦批评储安平，我并没有说是浦熙修“首先告诉”我这个消息。我意思是说，我首先对浦熙修，后来对钱端升批评储安平。交代中写得明明白白。而邵慈云竟在揭发中故为其词地说，罗没有看报，又不可能在早晨遇到了浦熙修，怎能知道储安平发言内容呢？事实真是这样吗？你们真有这样简单的逻辑吗？那真太可笑了。① 罗隆基在致赵文璧的信中还说： 我绝对不埋怨你们对我的错误尽情揭发。今天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使错误的人彻底改造。有了错误，就应该承认，别人揭发是帮助自己改造。我认为我们今天因为犯了错误，以后更应该好好做人。我自己要做人，我希望我所认识的朋友都好好地做人。那末，我就希望你们以后不要捏造事实，诬陷别人了。① 罗隆基在信中，还对赵文璧的所谓“揭发”，痛加驳斥道： 你在座谈会上凭空捏造说，在抗战期间我从昆明到四川，在公路上掉了一个小皮箱，要你赔了伍千元。这是你最荒唐的捏造。这种捏造有什么好处，有什么作用，与反右派斗争又有什么关系呢？你捏造时却没有想到，在一九四二年前的时候，伍千元还不是个小数。你那时候拿得出伍千元吗？无怪乎你说这话时全场大笑。我掉了皮箱后，问你赔过五毛钱，五分钱吗？你这段话，报上亦没有发表，因为捏造得太不近情理。不过，以此一端，就可以推想你的所谓一切揭露的真实性了。这不是你自己证明你自己做假揭露吗？② 罗隆基还指出： 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对我来说，你的捏造虽然不算最多的，却是最严重的。第一，别人捏造的大概都是一些历史往事，你所捏造的是指现在的行动。换句话说，是现行的事；第二，别人捏造的有些是关于私人生活的，例如捏造周佛海的老婆到过我家并且说我介绍她为“我最好的朋友的太太”等，你所捏造的是政治性的东西，例如说我指示你，要取消森工部党的领导以为示范等等；第三，别人与我的关系不同，而你却是社会上所谓我的“亲信”。“亲信”揭发难道还会假造，还会冤枉吗？由于这三个理由，所以你的捏造就更严重，对我为害就更大了。① 从罗隆基的这些遗稿中，可以看出罗隆基对于“三人成市虎”那三人满腔愤懑。不过，在那扭曲的时代，人性被扭曲了。那三人是在政治高压下，才被迫作那些“揭发”的。罗隆基是蒙冤者。那三人何尝不是蒙冤者！ 罗隆基请求周恩来彻底查究“章罗联盟” 罗隆基可贵的品格是在于全国上上下下都在那里揭发、批判“章罗联盟”的时候，他据实反驳，从不承认。他的硬骨头精神，是令人赞佩的。 罗隆基曾非常坚决地说： 我抱定这样一个目的：关于我这次的事件，今天不能弄清楚，将来总会清楚；生前不能弄清楚，死后总会清楚。我要把我这次的事件，原原本本地老老实实地写出来，那些是我的错误，那些是冤狂，让别人真能知 道真象，做公平的评判。① 今日，那些罗隆基“生前不能弄清楚”的事，终于到了“做公平的评判”的时候了。 笔者于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专程赴郑州采访罗隆基惟一的亲属——弟弟罗兆麟，他给了我大批罗隆基从未发表的手稿。从这些手稿中可以清楚看出，罗隆基非常坚决地否认所谓的“章罗联盟”。尽管毛泽东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称“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尽管连章伯钧都被迫承认“章罗同盟”，而罗隆基却据实否认。 以下摘引罗隆基的遗稿，从中可以看出罗隆基当时的坚定的态度，从中也反映出所谓“章罗同盟”是何等的冤枉！ 罗隆基在写给赵文璧的长信中说： 自从反右派斗争发动以后，不知道什么人提出了“章罗联盟”这样一个名词。章伯钧立即抓紧机会，枉挠伙伴，造出种种谣言，承认“章罗联盟”确有其事，而盟内可能亦有人认为有此名义，则民盟有罪，罪在“联盟”都可以摆脱错误关系。你这个所谓的我的“亲信”也就制造这样一句话，“我同伯钧很要好”来证实确有“章罗联盟”。这应该吗？即令有这样一句话单靠“我同伯钧很要好”就够证明是“章罗联盟”吗？你知道吗，所谓的“章罗联盟”不是像你所说我个人同章伯钧很要好，而是指章伯钧同“原来的罗隆基反共阴谋集团勾结而形成了章罗联盟”（见史良的民盟整风会议报告），那末，你是不是“原来的反共阴谋集团”中的分子呢？章伯钧同你“勾结”了没有呢？你应该交代出来呀！① 罗隆基有一封写给“衡老”的信。“衡老”，即沈钧儒，中国民主同盟主席。这封信没有标明年月日，但从信的内容可大致判定写于一九五七年九月中下旬。 罗隆基在信中对“章罗联盟”这一名词提出严正的抗议。罗隆基要求周恩来总理和中共中央统战部彻底查究“章罗联盟”。 罗隆基写道： 衡老： 在九月十一日发表的《中国民主同盟当前的严重政治任务》一文中，我公以民盟主席身份，正式采用“章罗联盟”这个名称，并且说“‘章罗联盟’事实上成为全国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最高司令部”，这对我来说，是万分严重的指控。“章罗联盟”这个名词的来源和事实根据是什么，我直到今天还不知道。经过三个月的反省后，我的良心告诉我，“章罗联盟”这个罪案对我来说，绝对没有事实根据，是个极大的冤枉。这个冤案的真象，今天不能明白，将来总会明白，我生前不能明白，死后总会明白。现在我愿向我公说明这样几点： 第一，这两年来我在民主同盟的工作，在我这方面，都是经过公开正当手续的工作，我同章伯钧绝对没有什么勾结，更没有形成什么联盟。 两年来我同章伯钧绝对没有两人单独地聚谈过一次，更没有两人单独地商谈过民盟事务或其他政治问题。我已经请求周总理和统战部彻底查究“章罗联盟”这件事。我这样声明： “倘若查出我同章伯钧两年来两人的确有任何秘密勾结，秘密联系，秘密阴谋，或两人共同秘密地对任何民盟的地方组织或全国任何盟员发出过任何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或指示，我愿受国家严厉的惩治。” 两年来我在民盟的工作都是同四个副主席和秘书长进行五人的事先协商，重要事件必经过常务委员会的座谈和批准而后执行。绝对没有什么事是我同章伯钧两人秘密商量后隐瞒着其他副主席而执行了的，没有什么事是我同章伯钧两人所坚持，为其他副主席和民盟常务委员会所反对而执行了的。这些经过，史良、高崇民两位副主席和胡愈之秘书长都是参加五人小组的人，都是清楚的。民盟两年来进行工作的情况，我公亦大体都知道。我同章伯钧绝对没有什么私人的勾结，更没有形成什么联盟。① 有一回，中国民主同盟的会议通知上，只具召集人“章伯钧、罗隆基”，曾被作为“章罗联盟”的重要“证据”。对此，罗隆基这样说明事实的真相： 就拿五月间成立的科学体制等四个委员会的经过来说，在我这方面，绝对不是同章伯钧勾结的阴谋。五月中旬，章伯钧用电话通知我要约文委、宣委、学委三个委员会的负责人来座谈展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工作问题。我当时以为章指导文教，我指导宣传、学习，事既在我同章的职责范围以内，我就在电话中同意了。第二天我在政协礼堂第二会议室向章伯钧、史良两位建议仍用四个副主席名义召集座谈会，章史都同意了。回家后才知道章伯钧指示用章罗名义召集的通知已经发出，并且被召集人的名单亦已由章一人安排。我已无法补救。但开会时我仍要工作同志用电话请史、高两位来参加。他们因事未到是事实。四个委员会的产生和各委员会的召集人都是座谈会的结果，并不是章伯钧同我的预谋。座谈会只讨论了委员会工作的方法，绝对没有谈到工作的内容和目的。后来史、高两位都分别为“长期共存”和“有职有权”两个委员会的召集人。五月底我因忙于准备出国，就写信请高崇民副主席主持“有职有权”委员会。我对四个委员会的工作从此以后就没有过问。曾昭抡、钱伟长利用科学体制委员会制订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方案，我是回国后听了郭沫若院长的发言才知道。这一切事实都证明四个委员会的设立和结果，在我这方面，绝对不是同章伯钧有了什么勾结，要进行什么阴谋。 总起来说，这两年来，我在民盟的工作，没有任何一件事是我同章伯钧有了勾结，排除了其他副主席和秘书长而做的，亦没有任何一件事是由于章罗二人的勾结，强制民盟而做的。两年来我同章伯钧就绝对没有任何勾结，因此，就绝对没有形成什么联盟。① 章伯钧在高压之下违心地承认“章罗联盟”，罗隆基斥责他是“枉挠伙伴”。罗隆基在信中从五个方面加以批驳： 章伯钧在交代中承认“章罗联盟”，这是章伯钧对我的诬罔构架，这是他枉挠伙伴，分担他在盟内外全盘严重罪过的阴谋。我提出后面的具体事实来证实他的险诈行为： 甲，章伯钧在我出国期间，竟造谣向史良说我看过储安平“党天下”的发言稿。六月十五日储安平在光明日报社交代时，质问章伯钧何以凭空说这样的话，章伯钧承认说：“我个人认为是不对的”（见光明日报社务委员会紧急会议记录）。六月二十号我在昆明用长途电话质问章伯钧何以凭空造谣，章回答说他根本没有向史良说我看过，这件事应由史良负责。章伯钧造谣的目的，就企图诬陷我为储安平的主谋人和支持人，以纳我于罪。这就证明章伯钧狡诈诬罔的行为。 乙，章伯钧看到前面计划失败了，于是在七月初在农工民主党内又说：“罗说，开会你来我就来，只要你要作的我就作”。他在人大发言中又说：“罗隆基不断地向我表示，你走到那里，我跟到那里”。章伯钧妄图以此证明章罗有勾结，有联盟。其实这又完全是凭空捏造的谎言。我有生以来还没有这般重视过章伯钧其人，也绝对不会向他说这样卑屈盲从，十分无耻的话。事实上民盟许多次会，章伯钧托故取巧不来，我不止召集了会，而且主持了会。我怎能说开会他来我就来。章伯钧许多狂妄发言和荒谬主张，我经常反对并且批评。我怎肯向他说：“你走到那里，我跟到那里”。这只是章伯钧自欺而不能欺人的谣言。章伯钧这种谎言，适足以证明我同他没有勾结，没有联盟。 丙，章伯钧说：“从思想联盟到工作一致，即工作联盟。再变为政治上的联盟”，这更是章伯钧饰虚行诈的言词。章伯钧对民盟工作专断独行，坚持己见，这是几个副主席都知道的。例如一九五六年我同史良、高崇民以及郭则沉等人都主张把文教委员会分为教育、科学、文艺等委员会，章伯钧在副主席商谈时声色俱厉地反对，结果三个副主席多数服从少数。又例如人大常委会补选民盟缺额问题，章伯钧不经协商，专断独行，向统战部提出华罗庚，我同高崇民反对，他向我以辞职相要挟，要我让步，这就是他取得工作一致的方法。又例如结束民盟检查工作问题，我一再劝他赶早进行，并劝他约张云川、汪世、范仆斋等人个别谈话，章在副主席会商时，大发雷霆，主张开除并惩办张云川、范仆斋，并且认为这是我在团结宗派进行倒章，这又是他取得工作一致的办法。这些事正说明我同章伯钧不止工作上不是一致，感情上亦不融洽。不过为着民盟工作顺利，我同史、高两位经常让他而已。章伯钧在交代时却造谣说：“去年民盟检查工作，罗隆基在我出国期间把它处理掉，这是他包庇我。”事实上检查工作事到今天尚未处理，我又何尝包庇过他。章伯钧为达到在盟内为所欲为的目的，常扬言说，某事总理指示如何如何，某事李维汉部长同意如何如何，假传意旨，骗取几位副主席的工作一致，这是他经常玩弄的手段，这还能说我同他从工作一致进到了政治联盟吗？ 丁，章伯钧自己承认“对知识分子有野心，没有同罗隆基谈过。”（见《人民日报》七月四日）既没有同我谈过，又怎能说形成了联盟呢？他一年来经常请一大批大知识分子吃饭谈天，以宣传他的政治主张，这完全是他个人一方面私自笼络勾结的行为。他说：“我想通过罗隆基影响知识分子”“我就请罗的朋友马哲民、彭迪先、沈志远、潘大逵吃饭谈天。”这一批人都是民盟的中常委、中委，章伯钧要笼络勾结这一批人绝对不必通过我，事实上他不止没有通过我，并且从来不约我参加他的谈话。他请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吃饭谈天，还经常背地里在谈话中批评我，做挑拨离间工作。这是他同我从工作一致进到政治联盟吗？ 戊，章伯钧从做了政协副主席以后，得意忘形，骄傲自满，发表肆无忌惮的言论，提出荒谬狂妄的主张。这是盟内众所周知，亦为我公所痛恶的事情。他狂妄地主张民主党派要发展几百万人，我对高崇民和盟内外许多人都批评过。他狂妄地主张“两院制”，要把政协变为参议院，我向叶笃义和政协外宾招待委员会以及国际问题组组长批评过，认此与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的精神不相符合，并嘱咐不可对外宾提出此种错误意见。我对章伯钧的政治主张有这许多反对的意见，我们还怎能成为政治联盟。 衡老，章伯钧的为人，我公素所深知……而我对他一些荒谬政治主张如“民主党派几百万人”，如“两院制”、如“政治设计院”、如“资本主义国家有绝对自由”等等都不同意，我何至同他勾结而形成为政治联盟。两个人没有共同的基本政治见解，政治联盟又从何谈起？这个问题我在“我的初步交代补充材料”中说得很多，此外不再重复。① 罗隆基郑重宣布： 我坚决不承认有所谓的“章罗联盟”，我是根据事实和我的良心说的，我绝对不是企图推卸责任，洗刷罪过…… 我同章伯钧的认识，亦有了将近二十年的历史。我同他在性格上，在作风上，特别是在政治主张和政治活动上，分歧太多太大，我们不可能形成所谓的联盟，两年来亦绝对没有勾结形成联盟的事实。两年来由于我接受了盟内许多负责同志的劝告，在盟务上同章伯钧比较合作，但我同盟内许多负责同志亦一般都是合作。合作的目的是为着加强盟的团结，做好盟的工作，不是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 倘我公今天就肯定“章罗联盟”实有其事，并指所谓的“联盟”为“全国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最高司令部”使我受见疑之辜，遭无验之告，罪责既过分加重，冤案必失当造成，我固长此衔冤饮恨，此亦仁者所不取也。我公忠厚长者，爱人以德，必肯查清事实，追究真象，明辨是非，主持公道，实为殷切之望。区区真诚之怀，不敢因顾嫌而不畅陈所见，肺腑之言，幸祈谅察① 罗隆基不仅不承认所谓的“章罗联盟”，而且还否认存在所谓“罗隆基小集团”。罗隆基写道： 三年来我绝对没有了什么宗派团体。三年来我没有派任何人到任何地方做任何政治活动，我没有写信或托任何人带口信给盟内外任何人指示盟务或其他政治活动。这都是铁一般的事实。因此，我不止没有同章伯钧有任何勾结，亦没有同盟内外任何人有什么勾结。① 罗隆基还致函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郑重指出： 我读了先生九月十八日在中国科学院座谈会上的讲话，甚为敬佩。不过，先生在谈话中一再提出“章罗联盟”这个名词，并且认为曾昭抡、钱伟长等人提出的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以及费孝通、吴景超、陈达、李景汉等人提出的恢复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荒谬主张是“章罗联盟”整个政治阴谋的一部分，这是极端严重的指控和谴责，不敢不有所解答…… 关于“章罗联盟”这个问题，目前都认为实有其事，毫无怀疑。我可以指天为誓，直到今天我还不知道这个所谓“联盟”的来源，事实根据和真实意义。我同章伯钧两人两年来绝对没有单独地谈过盟务或其他政治问题…… 事实有出人意料之外者，由于报纸宣传上早提出“章罗联盟”这个名称，于是整风座谈会和社会上一般人就认为此中必有多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共同阴谋，必须追根究底，事情就愈拉愈长，而我就愈拖愈苦。我把三十年来的丑恶历史都全盘托出了，甚至说我对我的私人生活亦愿彻底交代，然而对“章罗联盟”的内幕和阴谋，我却始终一点也交代不出事实来。倘真有其事，交代清楚，岂不轻松愉快。若实无其事，我又怎能捏造杜撰。① 罗隆基这样痛切地说： 我自问良心，我同章伯钧绝对没有什么勾结，更没有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共同阴谋。章伯钧的私人野心如何，我不知道。若区区其人，在今天有了这样强大的党，有了全国人民这般坚强的团结而仍阴谋推翻党推翻社会主义，我怎能不度德不量力，疯狂到此地步。② 罗隆基铮铮之言，可惜在当时被斥责“章罗联盟”的“怒涛”所淹没。直到今日，这些罗隆基的遗稿，才放射出璀灿的光芒。 “章罗联盟”成为一九五七年最大冤案 “章罗联盟”成为中国一九五七年的最大冤案。当年的报纸，上上下下一片讨伐之声。 笔者找到一本“石人编写”的《章罗联盟罪行录》，这是一九五七年十一月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该书的第一章为《右派的神经中枢》。现摘录若干，可见当年“章罗联盟”是何等可惧的形象： “章罗联盟”就是以章伯钧、罗隆基为首的阴谋集团。章伯钧和罗隆基都是民盟的副主席（章伯钧还是农工民主党的主席）。他们都是资产阶级的政治野心家，在反共反社会主义上目标一致。他们在去年就秘密地结成了有纲领、有组织、有行动的阴谋集团。他们企图在中国制造一次类似匈牙利的叛乱事件，然后他们来“收拾残局”，取而代之。 该书指责“章罗联盟”为“有纲领”、“有组织”、“有行动”。 所谓“有纲领”： 先来谈一谈他们的政治纲领。这就是：要从动摇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入手，企图用资产阶级专政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用英美式的议会制度来代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用资产阶级的两党轮流执政来代替民主集中制。章伯钧去年曾鼓吹资本主义还有生命力，他说：“为什么有生命力呢？就因为有多党制度，有民主制度，有上下院，有在朝党和在野党。你不行，我来；我不行，你来。在朝的骂在野的，在野的骂在朝的，这就是生命力。”章伯钧主张在中国实行两院制。“章罗联盟”提出的“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党组织退出基层单位”和所谓的“党天下”等一系列的主张和谬论，就是要削弱直到取消共产党在政治上的领导。他们在外交方面，反对“一面倒”，不赞成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在文教方面，则反对党的领导。这一切说明了他们的企图是要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 所谓“有组织”： 为了实现以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纲领，章伯钧和罗隆基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就进行了一系列的组织活动。他们把亲信安插到民盟中央的许多工作岗位上，有计划地排斥民盟主席沈钧儒和其他民盟里的左翼进步分子，并极力争取一些中间分子参加他们的集团，以达到控制民盟的目的。章伯钧把农工民主党的中央执行局变成他的御用机关。他们又通过储安平和浦熙修、徐铸成篡改了光明日报和文汇报的政治方向，使这两个报变成他们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喉舌。 这个阴谋集团有盟主，有军师，也有大将和走卒。费孝通、曾昭抡等就是军师。许多大将各有据点。如北京是陶大镛、黄药眠等，西南是潘大逵、赵一明、舒军，山西是王文光，浙江是姜震中，上海是陈彦之，广东是钟平，广西是林焕平，安徽童车五，青岛是陈仰之，甘肃是杨子恒，陕西是韩兆鹗，河南是王毅斋等等。各地据点又有严密的组织和分工。 所谓“有行动”： 这个阴谋集团在党宣布开展整风运动以后，便以为时机已到，大举进攻。他们先从挑拨文教界、科学技术人员与党的关系开始，诬蔑党不能领导知识分子，不能领导科学技术。他们利用文汇报和光明日报发表大量的反动文章，呼风唤雨，推涛作浪，煽动知识分子对党不满。章伯钧和罗隆基还密室策划，利用民盟中央的名义，组织了科学规划，高等学校党委制，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有职无权四个工作组。他们首先加紧了“科学规划”和“高等学校党委制”这两个工作组的活动，分别制定了两个反社会主义的行动纲领，鼓吹科学研究应自发进行和民主办校，造谣说共产党建议撤消学校的党委制。他们把火点到所有有民盟右派分子活动的高等学校里去，上下串连、呼应。光在北京就有陶大镛、钱伟长、吴景超、庞熏琹等人公开提出民主办校，企图把师范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工艺美术学院的党员负责人“轰”出去。 章伯钧还派出农工民主党的五员大将，分别到山东、河南、东北、上海、北京等地，专找一些对党不满的人开座谈会。一个月内，在北京就组织了五百人先后举行了二十几次座谈会，煽动群众向党进攻。《光明日报》、《文汇报》也派出大批记者到处点火。 这本《章罗联盟罪行录》所勾划的，正是当年“章罗联盟”冤案的形象写照。 该书还称“六教授”为“章罗联盟的智囊团”。所谓“六教授”即钱伟长、曾昭抡、费孝通、陶大镛、吴景超、黄药眠。 该书揭露了“章罗联盟”在全国各地的“系统”： 在上海设下的一支“伏兵”，即沈志远、陈仁炳、彭文应、王造时、孙大雨、杨兆龙、陆诒等，内中沈志远为民盟上海主任委员； “章罗联盟”在四川的“主帅”为民盟四川主任委员潘大逵，潘的“哼哈二将”为赵一明、张松涛； 华中“主帅”为民盟湖北主任委员马哲民，形成所谓“马哲民集团”： “山西头目”为民盟山西省筹委会副主任委员王文光；浙江的“右派秘密集团”是以民盟浙江主任委员姜震中和副主任委员宋云彬为首的； 湖南的“亲信”则是民盟湖南省委秘书长杜迈之……这样，“章罗联盟”成了全国性的“右派集团”。 章乃器“拒绝批评” “章罗同盟”遭到“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的时候，另一“大右派”章乃器也是“大批判”的重要目标。 从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起，章乃器开始受到批判，那批判的势头日渐见盛，调门也越来越高。 最初，对于章乃器的批判，还只是局限于他在大鸣大放中的言论，从“同志式的帮助”到上纲上线，亦即“反党反社会主义”，诸如否认资产阶级剥削，反对社会主义改造等等。 李烛尘对于章乃器的批判，便颇具代表性。他指出，章乃器“一贯地使用两面派的手法”，“来达到鼓动工商界反对社会主改造的目的”。 李烛尘是从四个方面批判章乃器： 一、不要工商界接受改造； 二、教工商界否认工人阶级的领导； 三、教工商界否认剥削； 四、挑拨离间工商界与党和政府的关系，要我们反对党的领导，要我们放弃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李烛尘也是民主人士，曾任永利制碱厂厂长，解放后任轻工业部部长，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当然，他也是作为一种“政治任务”，参予批判章乃器。 后来，又扩大到他在大鸣大放前的言论，诸如“红色资产阶级政党”之类。他成了“极右派”、“右派头子”。 最后，“挖根子，算老账”。上海《文汇报》在一九五七年七月九日发表杨达的《空头实业家章乃器发迹丑史》，那副标题就够惊人的： “投靠李宗仁，勾结陈光甫，搭空架子开实业公司，战争喂饱了这个政治棍子，赤手空拳顿成富翁。” 于是，这位“七君子”之一的着名民主斗士，被戴了“反共老手”的大帽子。 面对批判狂潮，章乃器并不认“错”。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刊登报导，那标题十分醒目：《章乃器拒绝批评》！ 那是在中国民主建国会和全国工商联常委会联席会上，批判章乃器和李康年。 报导说： 在会上发言的人要求章乃器深刻检查他的错误言论，章乃器却继续为他近来发表的一些论点辩护，表示不同意工商界人士和民建常委对他的批评。 章乃器发言，他说大家的热情他很感激，但是从讲道理来说，不能说服他，他说这是他的老实话，要不然他也可以来个假检讨。 他说：“大家反映下面工作不好搞了，说这是我的言论挑拨起来的，我说不对。这是在党的‘鸣’‘放’方针下，在党的领导下自然发展起来的，许多话是整风运动引起的，不是我的文章挑拨起来的。” 李康年倒是表示撤消自己关于定息二十年的意见。报导说： 李康年说，我过去的建议中，最不妥当的一点是主张政府发行赎买存单二十二亿元，兑现年期分为二十年，我在这里声明撤回这一点。但是这个建议的其余部分仍备政府采择。 就在报导见报的翌日——六月十七日，章乃器在中国民主建国会和工商联常委会的联席会议上，还称自“心安理得，轻松愉快”，“不勉强争取做左派，但是为了革命利益也不怕别人给我戴右派的帽子”。 章乃器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为此，一九五七年七月四日，《人民日报》又发表新华社的七月二日的电讯，报导章乃器的“顽固态度”。 报导如下： 中国民主建国会和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发言人今天发表谈话，斥责章乃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四川代表小组会议上对民建会和工商联的诬蔑以及顽强抗拒批评的恶劣行为。 发言人说：“我们两会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四川代表小组处获悉，四川代表小组曾多次对右派分子章乃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进行批评，但章乃器仍以顽固的态度坚持反动立场，抗拒批评。七月一日，四川代表小组举行会议时，章乃器更变本加厉，对我们两会的联合指示，肆意诬蔑。” 我们两会七月二日上午，应四川代表小组的邀请，推派代表前往四川代表小组，对章乃器的诬蔑加以严正的驳斥，并指出章乃器竟敢利用人民代表大会小组会议的庄严场合，又一次散布他的反动言论，是令人不能容忍的。 但章乃器在两会代表人发言后，仍以无赖的态度为自己的反动活动进行诡辩，当即激起代表们的一致愤慨与驳斥。 发言人说：“这一事实说明章乃器决心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自绝于人民。对于他的反动活动，我们两会全体会员必须予以撤底的揭露与批判，并与章乃器等右派分子坚决斗争到底。” 由于章乃器拒不认“错”，所以毛泽东把他作为“顽固派”看待。毛泽东曾说： “右派中间那些不愿意的，大概章乃器算一个。”① 其实，章乃器的倔强，本来就是很有名的。 早在三十年代，“七君子”之一的邹韬奋，就在《经历》一书中，对章乃器作了如下生动的描述： “乃器的性格是偏刚强的方面，但不是无理的执拗；他和朋友讨论问题，每喜作激烈的争辩，只要你辩得过他，他也肯容纳你的意见，否则他便始终不肯让步。有些朋友觉得他在争辩的时候未免过于严厉些，但是知道他的性格的人，便知道他心里是很纯洁的，是很热烈的，一点没什么恶意。” 邹韬奋的这段话，可以说是对章乃器的最公正的评价。 细细检视章乃器在大鸣大放中的所有言论，确实也“一点没什么恶意”。 笔者采访过“右派分子”许汉三。一九九零年十月二十四日，笔者在北京访问了章乃器夫人杨美真之后，去看望八十四岁的许汉三先生。他谈及对于章乃器的印象时，和邹韬奋不约而同： “章乃器先生喜欢敲‘当面锣’。他很坦率。他要么同意，要么反对，总是旗帜鲜明。错了就认错，但是不错就决不认错。他是一条硬汉。” 毛泽东纵论一九五七年夏季形势 一九五七年的春天，是“不平常的春天”。在“反右派”的鼙鼓声中，进入了夏季。 一九五七年春天，毛泽东曾作过一次南巡，在南京，在上海，他发表一系列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三月二十日，他在南京部队以及江苏省中共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说道：“我变成了一个游说先生，一路来到处讲一点话……” 这一回，毛泽东在夏巡之中，又“变成了一个游说先生，一路来到处讲一点话”。很自然地，“反右派”成了他一路来讲话的主题。 七月九日，毛泽东出现在上海各界人士会议的讲台上。他这才透露，上一次是来“点火”的！ 他这样说道： 今年三月下旬，就是一百天以前，我在这里同党内的同志谈过一次话。那时我是来点火的。这一百天左右时间里，时局有很大的变化，人民的觉悟有了相当大的提高，就是打了一仗嘛。当时我们是料到这些事情的，我在这里就讲过，不过当时没有讲烧火这句话。而是说人家批评，我们要硬着头皮听……① 毛泽东论及了“反右派”的形势： 以学生来说，北京大学有七千多人，教授与学生一起，右派只有百分之一、二、三，什么叫一、二、三呢？就是坚决的骨干分子百分之一，只有十几个人，经常闹得天翻地复的始终只有五十几个人，还不到百分之一，他们组织小团体，什么“百花学社”、“爱智者学社”、“黑格尔——恩格斯学社”、“孔夫子——毛泽东学社”，后来觉得还是不大妥当，还是叫“百花学社”。学生的“领袖”叫谭天荣，现在是全国有名的人物了。这回可出了些英雄，左派、右派都出了英雄…… 北京大学学生中百分之一的右派，骨干分子，另外还有百分之一、二跟他们拍拍掌，拥护他们的。教授、副教授中间，情况就不同一般，大概有百分之十左右的右派，有百分之十的左派，这两方面旗鼓相当，中间派占百分之八十左右。② 毛泽东居然提出了“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论断。他是这么说的： 智慧都是从群众那里来的。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知识分子把尾巴翘，认为老子不算天下第一，也算天下第二。工人、农民算是什么？你们这些阿斗，又不识得几个字。可是决定问题的，不是知识分子而是劳动者，是劳动人民中最先进的一部分，就是工人阶级决定问题。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领导知识分子，还是知识分子领导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应该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没有别的路。我说过“皮之不存，毛将焉附”……① 毛泽东颇为赞赏大字报。他说： 大字报是个好东西，我看要传下去。你看孔夫子的也传下来。《圣经》、《十三经》传下来了，《二十四史》传下来了，《十五贯》也传下来了，大字报我看也要传，譬如讲，工厂里整风，我看用大字报好，越多越好。如果是一万张，那是头等，如果是五千张，那是二等，如果只有两千张就是三等，如果稀稀拉拉只有几张，吃丁等。② 接着，毛泽东从上海来到海滨避暑胜地青岛，在那里他出席中共各省市委书记会议，又作了讲话。 毛泽东对“右派”作了这样的论述： 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反动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 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反革命派。不这样叫，而叫右派，一是为了便于争取中间派，二是为了便于分化右派，使一部分右派分子有可能转变过来。 最后不能转变的那一部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死硬派，只要他们不当特务，不再进行破坏活动，也给他们一点事做，也不剥夺他们的公民权。这是鉴于许多历史事件采取了极端政策的后果，并不良好。我们应当看得远一些，在几十年后看这个事件，将会看到我们这样对待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会有深远影响和巨大利益的。① 毛泽东对“反右派”的意义，作了论述： 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共产党在民主党派、知识界和工商界的一部分人中（右派）当然不可能有领导权，因为他们是敌人，在多数中（中间派）的领导权不巩固，有些文教单位还根本没有建立党的领导，必须建立对中间派的巩固的领导权，并且尽可能早日巩固起来。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共产党不心服，他们中的右派分子决心要同我们较量一下。较量了，他们失败了，他们才懂得他们的大势已去，没有希望了。只有在这时，他们中的多数人（中间派及一部分右派）会逐渐老实起来，把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逐渐抛弃，站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下决心依靠无产阶级吃饭。少数人至死不改，只好让他们把他们的反动观点带到棺材里去。但是我们应当提高警惕。要知道，他们一遇机会，又会要兴风作浪的。这个斗争从现在起，可能还要延长十年至十五年之久。做得好，可能缩短时间。当然不是说，十年至十五年之后，阶级斗争就熄灭了，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我国的反革命分子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活动，不但总是带着阶级斗争的性质，并且总是同国际上的反动派互相呼应的。目前的斗争，在一段必要时间之后，应当由急风暴雨的形式转变为和风细雨的形式，以便从思想上搞得更深更透。第一个决定性的战斗，在过去几个月，主要是最近两个月内，我们已经胜利了。但是还需要几个月深入挖掘的时间，取得全胜，决不可以草率收兵。要知道，如果这一仗不打胜，社会主义是没有希望的。① 毛泽东总结了这次“反右派”的策略。他说： 在两三个星期内，各单位的领导者对于右派的猖狂进攻，硬着头皮，只听不驳，聚精会神，分析研究，聚集力量，准备反攻，团结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右派，这是一套很好的马克思主义的策略。① 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反右派运动”分为三个阶段： 一、大鸣大放阶段（边整边改）； 二、反击右派阶段（边整边改）； 三、着重整改阶段（继续鸣放）。 不言而喻，在毛泽东看来，自六月八日之后，已进入“反击右派阶段”了。 吴晗又一次猛批章罗 在“反右派”声中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是一次非同往常的会议。由于那些着名“右派”们大都是全国人民代表，因此这次大会也就成了“反右派”的战场。 在大会上发言批判“右派”，最为激烈的要算吴晗。 本来，“反右派”锣鼓一敲响，一马当先的便是吴晗。在大会上，吴晗又作了题为《控诉章伯钧、罗隆基的罪恶活动》的发言，那火力之猛是罕见的。 吴晗高呼“我愤恨，我控诉”，踏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讲台。一开始，吴晗这样说道： 我是中国民主同盟盟员，从一九四六年起就负责北京民盟地方组织的工作。我代表我自己和北京市绝大多数盟员，控诉章伯钧、罗隆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 章伯钧、罗隆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是一贯的，有组织、有计划、有部署、有策略、有最终目的，并且，还和各方面的反共分子有配合，异工同曲，互相呼应，妄想钻党整风的空子，夺取党的领导权，把今日人民的天下，变为“章罗同盟”的天下，把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的国家，变成资产阶级专政的劳动人民受压迫、受剥削的资本主义的国家，实际是美国式的国家。他们的言论行动是破坏民盟盟章的，是违反宪法的，是反对全国人民的，也是反对民盟的多数盟员的。我愤恨，我控诉。 吴晗说出了他作为中国民主同盟北京市委主任委员和罗隆基矛盾的由来： 一九五一年罗隆基替现在人所共知的右派健将陈新桂竞选民盟北京市委，请清华盟员教授吃饭，要他们投陈新桂的票，饭吃了，票没有投，落了空。又想法从市民盟拉人出去，请我们的三个脱产干部吃饭，说只要北京民盟和中央（罗）合作，民盟的事情就好办了，饭吃了，三个干部回来告诉了组织，妙计又落了空。章伯钧在一九五一年五一节，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我说，只要我们俩人合作，事情就好办。我置之不理。这样，就越发仇视、敌视我们，无论我们作什么事，总是不对。北京民盟因为没有接受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章伯钧、罗隆基的领导，多年来像是封建家庭的小媳妇，怎样也称不了这两个要改嫁的恶婆婆的心。 章罗两人原来是两个把头，争权夺利，勾心斗角，互不相下。过去，他们之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在盟内争地位，争各自党羽的安排，建国以来，章罗在民盟中央，除了闹人事纠纷以外，从来也没想到要替人民办点好事。突然一年多以前，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在匈牙利事件之后，在世界各国反共高潮之后，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口号提出之后，他们对国际和国内形势的估计，以为要变天了，共产党站不长了，民主党派大有可为了。章罗两个多年冤家突然变成“章罗同盟”了，两个人此唱彼和一鼻孔出气了，一个腔调说话了。不是个别的而是联合一致的来打击我们了。 吴晗尖锐地抨击了章伯钧： 章伯钧的民主设计院和他在农工民主党内部的谈话，“我带头，主张中国搞两院制，把政协变成参议院，把人大变成众议院，政协有监督权和不同意权（否决权），人大有选举权和立法权。”所谓监督权和不同意权，实质上就是反对共产党的领导。他还说这个主张，已经有很多人同意。我们要问，他所谓很多人，除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受他们蒙蔽的极少数人之外，还有什么人呢？他还说本钱大就是大党，本钱小就是小党，做一个政治家，就要从实际出发，这也就是说明了他为什么主张大发展，而且发展的规律越来越大，从一、二百万提高到八百万的缘故，也说明了他要拿这个他所谓大本钱把新中国拖上资本主义的道路，但是他忘记了当年蒋介石也曾经有一个中国最大的党，可是最后也没有拯救他可耻的失败的命运，他忘记了一切反人民的政党不管它大小，最后注定是要被人民抛弃，扔在垃圾坑和被人民埋葬的。 他有本钱，有两个党，一个农工民主党，他是绝对党魁，一个民盟，他是第一副主席，和罗隆基同盟以后，包办一切。还有一个报纸，光明日报。但是本钱不够大，要拖六万万人上路，还拖不动，这就是他要发展八百万人的道理。 吴晗接着激烈地抨击罗隆基： 罗隆基的本钱比章伯钧更小。只有一个小集团，这个小集团包括张东荪、曾昭抡、潘光旦、费孝通、吴景超、范朴斋、张志和、叶笃义、潘大逵、刘王立明、周鲸文等人。大体上以清华毕业一小撮不愿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留美学生为骨干，都是“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人数虽少，分量在章伯钧看来却不轻。其中罗隆基、费孝通又自命为最熟悉和了解知识分子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右派的代言人。因为他没有一个自己的党，所以只好搞据点，通过他的人来夺取当地组织的领导权。他的据点在西南是潘大逵，在太原是王文光，在浙江是姜震中，在上海是彭文应、陈仁炳，在湖南是杜迈之，在湖北是马哲民。他有这点本钱，也就可以和章伯钧结成同盟，也就可以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连，八方呼应。 吴晗最后狠批“章罗同盟”： 造成舆论另一策略是夺取报纸，通过他的女将浦熙修攫取了文汇报，构成了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这样一个制造舆论部。同时，他还通过和授意储安平，造成了“党天下”的舆论。这样，两个党派，深入到基层点火，两个报纸，一北一南，派出大批记者，到九大城市、到各个大学到处点火，火焰弥漫，烟尘蔽目，弄得他们自己也晕头转向了，以为共产党“失去人心”，以为共产党能放不能收，要收得三百万军队，但人心是去了。这条船要沉了。出路在哪里呢？只要民主党派的章伯钧、罗隆基等人出来说话就可以，现在民主党派说话是有力量的。章伯钧的结论是：“共产党现在弄得进退失措，收不好，放也不好，现在我们民盟有责任帮助党。”大有“收拾残局，舍我其谁”之慨。这就是章罗所组织的四个委员会之一的科学规划委员会，六月六日由章伯钧召集北京曾昭抡、费孝通、钱伟长、陶大镛、吴景超、黄药眠等六教授集团的密室人物，这次会议，是章罗同盟的一次行动表现，也是章罗同盟到处点火以后的高潮，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高潮。他们妄图制造这样的气氛来威胁党，进行政治讹诈，他们要借此挺身而出，以帮助之名，行篡夺之实。他们的言论和各方面的右派分子配合，异曲同工，互相呼应。他们幻想匈牙利事件会重演于百炼成钢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结果是从自己点火所造成的烟幕出发，错误的估计，罪恶的行动，点火，火烧了他们自己，凿船，整个 右派分子下了水！暴露出他们是人民的敌人。 吴晗的发言，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造成很大的震动。虽说吴晗是中国另一场政治运动——“文革”悲壮的祭旗者，然而他却是这一场运动——“反右派”冲锋陷阵的猛将。 章伯钧“低头认罪”和储安平“投降” 在强大的“反右派”攻势之下，第一届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了“右派”们纷纷检讨的大会。 一个又一个“右派”头面人物登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讲台，名为“代表发言”，实为交代检查。 一时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讲台，成了“右派”们高唱“是我错”的“歌坛”。 章伯钧作为中国的头号“右派分子”，唱起了“是我错”。七月十五日，他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向人民低头认罪》的发言。 章伯钧承认自己是“罪人”： 我今天是一个在政治上犯有严重错误的罪人，能够获得全体代表们的宽大，站在你们的面前，允许利用几分钟的时间，来表示承认错误，低头认罪，下最大的决心努力改造自己的态度。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曾指示过，只要“经以外力的推动，生活的体验和自己的觉悟，右派分子能够幡然悔悟，接受改造，社会主义改造大门对他们是开着的。”在这次连日大会上和各个小组会议上，特别是安微小组代表会议上各位代表对我所进行的谴责和揭发，将我的丑恶的荒谬的言行纷纷暴露出来，我表示衷心的接受和感谢。自从全国人民把我严重的错误言行提出以后，我们国家的敌人如帝国主义者、台湾蒋帮分子和潜藏在国内的少数反革命分子都在兴高彩烈地利用我们这般右派分子反动言行当作宣传工具，企图破坏我们伟大祖国的威信，这使我感到万分的悲痛，觉得自己的罪行更加严重起来。“亲者痛心，仇者称快”，因此我深深地感到全国人民和全体代表对于我的责备和揭发，正是对我进行抢救工作，不让我完全沉沦下去，而是给我有再生的机会，我在此要再一次向全国人民和各位代表表示衷心的感谢！① 接着，章伯钧“挖”自己的“历史的根源”。这种“挖根”检查，是那种年月所常见的： 我的错误思想和罪行是有历史的根源，反动的阶级本质和一贯性的。我是地主阶级出身，长期受着封建思想（桐城派）和资产阶级教育的人。一九二七年我背叛了光荣的中国共产党以后，堕落成“三分反共，七分反蒋”的中间路线的首要分子，组成了所谓第三党——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专作政治军事投机活动，一遇到机会就行动起来，没有了机会就停止下来。这样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投机思想，一直保留到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胜利以后。在一九五一年七月一日正逢着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周年诞辰之日，我虽然发表了“共产党教了我的自我批判”一文，表示了悔悟之意，但仍然没有挖出坏思想的根源，因此我的立场站得不稳，忽“左”忽“右”，忽冷忽热，往往表现两面派的作风，对旧事物很留恋，对新事物只是表面接受，而实际有距离。这个潜伏下来的坏思想在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进行批判以后，又重新冒出头来了。我对斯大林有着过分的恶毒的批评，对苏联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有时给以过低评价，有时强调了它的缺点。又因为反教条主义的影响，就连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也加以轻视，从未认真学习，这就形成了反马列主义的所谓修正主义思想。这个新的坏思想正与我过去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它的危险性是服务于资产阶级的危险性，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它是：“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① 章伯钧最后表示了“痛改前非”的“决心”： 从上述各种错误的事实看来，在这一年多来，我的政治思想蜕化到了这样可耻可恶而又这样可怕的地步，我得意忘形，利令智昏，个人政治野心与日俱增起来。我企图把自己一套的反动的政治主张，利用我的工作的地位，通过种种方式，如正式会议、座谈会和私人会谈等和两个民主党派组织关系与一个《光明日报》的宣传机构，去逐步扩大影响，散布毒素，以求其实现。而这一切错误的言论和行动，就是说明我站在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动立场，来否定我们国家最基本的制度，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否定民主集中制，否定党的领导，是完全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这一个重大的罪行的责任，我是不能逃避的。我愿向全国人民请罪，向党和政府请罪。 当前全国人民要求给我这个右派分子以严正处分，这是理所当然的，我愿意接受。我恨自己的丑恶，要把旧的反动的我彻底打垮，不再让他还魂，我要同全国人民一道来参加反右派分子的严肃斗争，包括我自己的斗争在内。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过去救了我，今天党又重新教我一次，我希望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和教育下，获得新的生命，使我重新回到爱党爱国家爱社会主义的立场，痛改前非，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服务。 各位代表，这个检讨只是一个低头认罪的检讨，不够全面也不够深刻。关于一切必须交代的问题将继续向有关单位进行彻底交代。最后希望各位代表对我的错误言行，继续给予严正的揭发和批判。① 章伯钧作了检查，储安平也唱起了“是我错”。章伯钧称《向人民低头认罪》，储安平检查的题目则是《向人民投降》。 七月十三日，储安平发言一开始，就表示“低头认罪”： 我六月一日在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以及我在《光明日报》的工作都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严重错误。经过全国人民对我的批判，我现在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真心诚意地向全国人民低头认罪。② 接着，储安平表示，“党天下”是“绝对错误”的，承认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 我的关于“党天下”的发言绝对错误的。首先，我说今天是党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和事实完全不符。解放以后，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翻身作了主人。今天的天下是人民的天下，到处蓬勃着巨大的人民力量。党以真诚的大公无私的精神领导人民、教育人民、团结人民。就以我们现在实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来说，这一个成为全国和各级地方权力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就是一个民主基础最广泛的政权组织。全国和各地的政治协商会议，更是最能体现党团结党外人士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无论在政府机关、学校、工厂或人民团体，都有大批的党外人士负担着主要的领导联位。党努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遇事和党外人士协商，征求大家意见。就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一九五四年夏天我去新疆的飞机票都定了，但是因为要协商人大代表名单，政府希望我临时把飞机票退去，等协商有了结果再离开北京，这就说明党对团结党外人士是如何的重视和认真。然而我在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中，硬说“不论大小巨细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我这样说，正如工人同志批判我的，是睁着眼睛说瞎话，是混淆是非，模糊一部分人民的认识，挑拨党和人民关系。其次，我们的宪法肯定了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党的政策方针首先要由党员来执行。党指派党员在各个地方，各个部门工作，是党贯彻党的政策和履行党对国家对人民的历史任务的必要措施。事实告诉我们，凡是没有党领导的地方（通过党员），党的政策便不能正确执行，工作便容易发生错误。因之，在我们的国家里，党员在各个地方，各个部门参加工作，是一个极其正常的、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现象。不仅宪法里肯定了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就是在全国人民的思想感情里，也都把党看成是我们国家中的最大的财富，是全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领导力量和核心力量。党的存在和党的强大是保卫人民民主革命胜利果实、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引导人民进入幸福美好生活的有力保证。中国人民都一致承认党给全国人民办了数也数不清的好事。全国人民正为在党的领导下而完成的一切伟大的成就而欢呼、自豪，从心底里感激着党。正因为这样，人们纷纷要求党选派党员去领导他们学习、领导他们工作。党的责任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但是我却把这些情况说成是“党天下”，想用这样一顶帽子来反对党的领导。不仅如此，我还进一步错误地把党说成是一个宗派组织，企图分裂党和人民的关系。党承认有些党员在思想作风上以及某些工作上有缺点，为了克服这些缺点，更好地提高和加强党的力量，党决定用严肃的态度进行整风。可是我却把某些个别党员的缺点说成是党的缺点。这充分暴露了我的真正目的是要直接对党进行攻击，从而削弱党的威信，削弱党的领导。但是我这种反动的言论经不起驳斥，一经人民揭发，就完全露出了我这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丑恶面。① 储安平也承认所谓的“章罗联盟”，并把自己的“党天下谬论”跟“章罗联盟”联系起来： 我所犯的错误，实质上又为“章罗联盟”为核心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党活动而服务。根据最近报纸的揭发，现在大家很明显的认清，“章罗联盟”是一个阴险的政治勾结，他们的目的是想通过扩大自己的力量，和党分庭抗礼。逐步篡夺领导。我的“党天下”的谬论实质上成为替他们的反党阴谋摇旗呐喊，而在那篇谬论中提出十二个副总理中没有一个党外人士这一点，实际上也等于在替章伯钧、罗隆基开口要求副总理的职位。① 储安平还说及自己遭到“严厉的批判”后的心情，倒是颇为真实： 当全国对我进行严厉的批判、我开始看到我自己的错误的时候，我内心感到无比沉痛，感到无地自容。每天邮差同志送报纸信件到我门口，我自己都没有脸到门口去拿。上上星期我因病去看医生的时候，我都不敢说我姓储，深恐医生怀疑我就是那个右派分子储安平。全国人民对我的严厉批判，使我严肃地认识到，假如我不痛下决心，从根本上改造自己的思想，改变自己的立场，我就没有前途。② 虽说章伯钧和储安平言不由衷，但是毕竟一个“低头认罪”，一个“投降”了！ 罗隆基的“交代”和章乃器的“检讨” 罗隆基如何表态的呢？显然引人注目。 罗隆基也唱“是我错”，来个“低头认罪”！只是他的发言题目用了《我的初步交代》。不过，在他的发言中，从头至尾，找不到“章罗同盟”或者“章罗联盟”字样。 七月十五日，罗隆基在发言一开始，就表示了“低头认罪”之意。他说： 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有了罪过的人，我最近有些言论和行为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过。今天，我站在这个庄严的讲台上是来向诸位代表低头认罪，是来向全国人民低头认罪。 解放以后，党和人民对我的照顾是优厚的。我担负的是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中相当重要的职位，站在这样的岗位上，有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为，我的恶劣影响就更大，我的罪过就更严重了。 现在我经过这次反右派斗争后，感觉到了羞愧无以自容的地步，我今日幡然悔悟，愿意以今天之我来同昨日之我作斗争，来检举自己的罪过。① 罗隆基既然表示了“低头认罪”，他就不能不就上上下下一致指责的“章罗联盟”表示态度。这对于罗隆基是一大难题，他既不能承认所谓的“章罗联盟”，又不能在这种场合为自己明确地进行辩解。他只能含糊其词地如此说道： 我站在民主同盟副主席的岗位上，一年多来，同章伯钧合作，把民盟指向了右的方向，这不止使民主同盟没有做党的好助手，并且使盟员中思想落后分子在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混乱局面中迷失了方向，甚至有了推波助浪的行为，这就不利于党的领导，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① 罗隆基也不得不对他和那位“能干的女将”浦熙修以及《文汇报》的关系作出“交代”。不过，罗隆基并没有交代出什么“惊人”的“内幕”。罗隆基说道： 我与浦熙修是日常见面的，她亦经常向我征询有关文汇报的意见。通过她我向文汇报灌输了一些不健康不进步的意见，无形中使她的工作犯了右倾的错误，间接又使文汇报犯了错误。这是今年五六月间的事情，今年五月间浦熙修到东北视察去了，等到她视察回来，我六月三号又出国了。即使我真有利用文汇报，在整风时期，来扩大右派宣传，事实上这个时期亦无法利用的。我只说明事实，并非洗刷责任。文汇报的右倾，徐铸成、浦熙修两人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已经承认了他们的责任，但我以往劝文汇报不要迷信党组的荒谬主张，我通过浦熙修经常灌输右派思想的影响是不能推卸责任的。② 在章伯钧、储安平、罗隆基都违心地表示“低头认罪”之际，章乃器却与众不同。 七月十五日，章乃器虽说也作了题为《我的检讨》的发言，但是名为“检讨”，实际上他为自己进行了一系列的辩护。 章乃器发言一开始，就为自己定下了调子： “我是一犯错误的人。我的错误的性质，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和作风。”① 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都说自己“犯”了“罪”，唯章乃器只说“犯错误”，而且只是“思想和作风”的“错误”！ 章乃器强调说： “我经深刻检查，我同那些在政治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是没有任何共同之点的。”② “八年来，我的言论和行动同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的确毫无相同之处的。”③ 别人在“交代”中都“挖”历史上的“反共”根源，章乃器以自己过去的经历来证明自己是“革命乐观主义者”！ 章乃器说： “许多同我接近过的人都可以证明，我经常是一个革命乐观主义者。我曾向许多人说过，解放以前，有三种威胁经常纠缠着我：一种是政治威胁——反动派随时可以杀害我；另一种是社会威胁——反动派可以指使流氓迫害我；还有一种是经济威胁——企业随时可以破产，陷于失业。解放后这三种威胁都完全消失了。我现在只有一条心——做好党和国家交给我的工作；学习也是为着工作。我每天工作和学习的时间，往往超过十小时，为的就是社会主义。”① 章乃器谈到了自己对中共的态度： “八年来，我对党所提出的方针、政策，是没有任何怀疑的。不但没有怀疑，而且往往还觉得出于意外的好。但在某些具体问题的看法上或者某些具体工作的做法上，我是提了不少不同的意见的，是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② 章乃器甚至不承认自己是右派分子！他居然从六个方面证明自己和右派分子“毫无相同之处”！ 章乃器说： 第一，我从来没有夸大自己国家工作的缺点，抹煞国家工作的成绩。刚刚相反，我经常为每一点一滴的国家工作成绩而引以为荣；因为那当中有我的极其微末的贡献。 第二，我坚信党和国家的强大，绝不相信匈牙利事件会在我国发生，而且从来也不打听学生可能闹事的消息。如果要检查我的思想的片面性，那只是片面的乐观，而绝不是什么悲观。 第三，我参加各项工作、各种会议，以至到各地去视察，一贯地都是以主人翁的自觉，帮助领导上解决问题，而绝不遇事生非，到处点火。 第四，对苏联和其他国家，我一贯表示最友好、最真诚的态度，没有丝毫违背“一边倒”的精神。 第五，我从来也不搞什么小组织，从来也不争取私人的权利，对于国家和人民给我的荣誉和待遇，经常觉得已经过高，从来没有丝毫不满，因此认为必须夜以继日地劳动，做好工作，才能对得起党和国家。 第六，在这次整风运动中我对党所提的意见，没有超出批判“三害”的范围，所指的只是某些和部分党员的缺点，而绝没有涉及全党和党中央的地方。我相信，目前那些对于我的流言，都会逐步得到澄清。① 章乃器的“检查”，是一篇道道地地的自我辩护词。 他最后说： “某些人相信：‘众口可以烁金’；‘曾参杀人’，重复了三次慈母也为之动摇。我认为，这是旧时代的事情了。在今天，我相信：‘真金不怕火’，有了共产党的领导，一定可以明是非。 “我始终认为，我的问题只是思想的问题：我的错误只是理论上的错误。当然，如果我的理论错误已经造成了超出时代思潮影响所可能引起的波动，那我应该负责。我请求领导上结合动机和效果，加以检查，给我以应得的处分。”② 在强大的政治高压之下，像章乃器这样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这样为自己辩护，可谓绝无仅有！ 费孝通被打成“章罗联盟”的“军师” 在一片“是我错”的“歌声”中，自然少不了费孝通。 费孝通作为《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的作者，在“反右派运动”中成为醒目的攻击目标。 不过，最初费孝通并不以为自己是“右派分子”，只是没有“明辨是非”罢了。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七日下午，费孝通在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主持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表示要和“右派分子”们划清界限，言外之意即他并非“右派分子”。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发表报导《知识分子的改造自始至终是改变立场问题费孝通在反右派斗争中提高一步》。报导说： “费孝通表示，他有决心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他要跟共产党走，不跟野心分子走。” 费孝通自称只不过是“立场不稳”，其原因乃由于“严重的温情主义”，如此而已！报导说： 费孝通分析他立场不稳，是因为他具有严重的温情主义。因而使他不能明辨是非，当机立断，划清界线。对于错误思想，有些是看到了，但没有争；有些觉得不对头，但不清楚错在哪里；有些还觉得有道理，甚至加以附和。 他举例说，他在六月八日那天，见到《人民日报》《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时，觉得太猛了，空气太紧张了。因此十日提出了“言者无罪”、“以理服人”的发言。只是在第二天看到《人民日报》把他的发言和陈新桂同意他的话小标题联系了起来，他才明白他给右派分子打了掩护。他说，在这划清思想界线的紧要关头，他却发出那种似是而非的言论，那是错误的，对人民是有危害的。 费孝通说，他立场不稳还表现在对储安平的态度上。他在报上看到了储安平“党天下”的荒谬发言时，首先想到的是“坏了，他说错话了。为什么他不多请几个朋友看看才拿出去呢？”当时他尽管觉得他们俩人看法有区别，但是不妨“百家争鸣”。费孝通说，一直等到工人出来说话了，他才觉悟到这是件大事，在这件大事上他“没有对储安平尽到朋友的责任，也没有及时地在原则上和他的思想划清界线。” 很快的，“反右派运动”的烈火烧到费孝通头上。他的那篇《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被定为“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第一声号炮”。这下子，他当然也就被划入“右派分子”之列，而且被称为“章罗联盟”的“军师”。 “转变”了立场的《文汇报》，于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发表张立云的《论知识分子的政治气候——驳费孝通〈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对费孝通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进行了批判： “在这篇恶毒的文章里，他列举了许多被他自己有色眼镜歪曲了的事实，极力描述知识分子的所谓苦闷、懊恼，情绪低沉，借以证明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如何窒息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张立云的文章还指出： “从反右派分子的斗争中，我们深刻体会到这篇文章背后所隐藏着的政治目的。他通过歪曲事实、搬弄是非、夸大缺点、抹煞成绩……等手段，把解放后的中国科学、文化战线描写得一团漆黑，否认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所取得的伟大成绩。借以挑起知识界对党的不满，使知识分子离开党，跑到他们手下去，跟着他们走，在他们的号令下，向党进行政治斗争。最终把党打下台去，使社会主义灭亡，资本主义复辟。所以有人说，费孝通的文章，是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第一声号炮，这估价是一点也不错的。 “由此，我们也可以了解费孝通所梦想的‘春暖花开时节’是意味着什么。那就是来个资本主义之春，开朵资本主义之花。” 无可奈何，费孝通也只能唱起“是我错”。七月十三日，他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不得不作了题为《向人民伏罪》的发 费孝通的发言一开始，就这样“伏罪”道： “我向人民伏罪，继续揭露自己的罪行，也就是为揭露章罗联盟的阴谋作见证。”① 费孝通揭露了自己的十几条“罪行”。内中的一条写及了《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费孝通写道： 我写了《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稿子曾经罗隆基看过，他怂恿我发表。这篇文章用了晦涩隐蔽的手法，传出了落后知识分子的心情，起到了刺激和启导作用，把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情绪勾动了起来。更应当和章罗联盟的阴谋联系起来看，这篇文章确是一个开放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论向党进攻的信号。我接受并感谢李达、夏康农和杨东莆等三位代表对我的批判和帮助。我应当进一步自己批判。② 汇成一支“‘是我错’大合唱” 由于“右派”的头面人物纷纷“认罪”、“认错”，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汇成一支“右派”们“是我错”的“大合唱”。 以下是这“‘是我错’大合唱”的“节目表”： 叶笃义，七月十二日作发言《揭露罗隆基的本来面貌并检讨我自己的错误》，七月十五日发表于《人民日报》。 韩兆鹗，七月十二日作发言《愧恨交集》，七月十六日发表于《人民日报》。 毕鸣岐，七月十二日作发言《我是一个犯了严重错误的人》，七月十六日发表于《人民日报》。 黄琪翔，七月十三日作发言《请求人民的宽恕》，七月十四日发表于《人民日报》。 龙云，七月十三日作发言《思想检查》，七月十四日发表于《人民日报》。 黄绍竑，七月十五日作发言《我的错误和罪行的检讨》，七月十六日发表于《人民日报》。 陈铭枢，七月十五日作发言《自我检讨》，七月十六日发表于《人民日报》。 谭惕吾，七月十五日作发言《我为什么犯了严重的错误》，七月十七日发表于《人民日报》。 张云川，七月十五日作发言《我恨自己是一个右派》，七月十六日发表于《人民日报》。 潘大逵，七月十五日作发言《我承认错误》，七月十七日发表于《人民日报》。 李伯球，七月十五日作发言《我痛恨自己给章伯钧利用作点火的工具，支持了黄琪翔在农工民主党执行章伯钧的道路》，七月十七日发表于《人民日报》。 马哲民，七月十五日作发言《我要重新做人》，七月十八日发表于《人民日报》。 黄药眠，七月十五日作发言《我的检讨》，七月十九日发表于《人民日报》。 宋云彬，七月十五日作发言《我辜负了人民给我的信任和荣誉》，七月二十一日发表于《人民日报》。 钱孙李，七月十五日作发言《我做了人民的罪人》，七月二十二日发表于《人民日报》。 在“右派”们高唱“是我错”的那些日子里，毛泽东在干什么呢？ 毛泽东在筹划着畅游长江三峡呢！ 毛泽东在七月七日写了这么一封信： 中央，并请转罗瑞卿、王任重二同志： 我拟七月廿四日到重庆，廿五日乘船东下，看三峡。如果峡间确能下水，则下水过三峡。如不可能，则于船出峡口时下水到宜昌，或径到沙市。然后乘船到武汉。此事，已与瑞卿谈过。请中央考虑批准。如果中央同意的话，则（一）请瑞卿即带孙勇、韩队长等能游者十人左右，到武汉与已试航试泳一次之船队再去试行，反复几次。（二）王任重同志不要去，我拟于七月中旬到武汉和省委谈一些问题。 毛泽东信中提到的罗瑞卿，当时任公安部部长，毛泽东出游的保安工作要由罗瑞卿负责。王任重则为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不仅与毛泽东有着深谊，而且毛泽东要去的三峡正处于湖北地界。 孙勇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处警卫科副科长。 韩队长，即韩庆余，当时任中央警卫团一中队中队长。 看得出，毛泽东的心境很不错。他打垮了“右派”们。在“右派”们一片“是我错”声中，他忙着准备游三峡——虽说后来经过试水，以为那里水太急，中共中央常委们没有同意毛泽东去三峡游泳。 毛泽东指示“深入反右” 右“右派”头面人物们纷唱“是我错”，表明大势已去，已处于大溃退之中。 在这一巨大的胜利面前，毛泽东分别对“加强左派”和“打击右派”采取了措施。 毛泽东抓了两件事：一是加强上层建筑的左派领导，二是深入开展“反右派运动”。 毛泽东批示发出了两个中共中央文件。 一个是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知识分子工作中三项组织措施的指示》。这一文件要求各地： （一）下最大决心，从党、政府、工矿企业系统抽调一批得力干部，去担负高等学校、中等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广播、文化机关、卫生机关等的领导工作。 （二）从上述各界知识分子中，挑选一批左派分子和政治上好的科学家，发展入党。 （三）党委的宣传文教部门，要配备一批有文化知识、经过政治斗争考验能够团结知识分子的干部。 毛泽东以为，“反右派运动”已进入“深入挖掘”时期。 为此，一九五七年八月一日，毛泽东亲笔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右斗争的指示》。 这一《指示》第一次提出了“极右派”、“普通右派”和“中间偏右分子”的不同概念。 这一《指示》全文如下： （一）在深入揭发右派分子的斗争中，现在一方面正向地县两级（在城市是向区级和大工矿基层）展开，一方面又必须在中央一级和省市自治区一级各单位深入地加以挖掘。这样，右派分子将继续发现和挖掘出来，人数将逐步增加。右派中的极右分子，即骨干分子，登报的人数，也应适当增加。不是百分之几，也不是百分之十，而是要按情况达到极右派的百分之二十、三十、四十或五十。他们既是极右派，既是实事求是地鉴定了的极右派（不是普通右派分子），多一些人在报上，揭露他们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行，使他们在公众面前出丑，就会越有利于教育广大群众，争取中间派，也有利于分化右派。这一点必须坚持，不要犹豫。 （二）深入挖掘期间，必须实事求是，有些单位右派少，或者确无右派，就不要主观主义地勉强去找右派。 （三）要准确地鉴定极右派、普通右派和中间偏右分子这三种人的界限，以免泛滥无归，陷入被动，丧失同情。此点必须注意。 （四）反右派斗争，必须坚持辩论方式，摆事实，讲道理。而且事实要是准确的事实，不是虚构的“事实”，讲道理要讲得使大多数人心服，切不可以强词夺理。 （五）地县两级、城市区级及工厂基层的领导人经验较少，有些人鉴别水平不高，你们必须谆谆给以教育，随时检查，使他们站得稳、打得准。这是要十分注意的。 （六）党内团内右派分子，只要是同党外团外右派分子政治面目相同，即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的，必须一视同仁，一律批判。该登报的，即应登报。 （七）深入挖掘时期，党和政府工作中错误缺点，边整边改，取信于人，十分重要。这点请你们同样加以注意。 陈新桂成了“右派理论家” 根据毛泽东的部署，“极右派”成了“反右派运动”的重点对象。 那个称《人民日报》为“盛锡福帽庄”的陈新桂，被列入了“极右派”的名单。尤其是吴晗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言，揭露了罗隆基曾力荐陈新桂主持民盟北京市委的工作，使陈新桂与罗隆基的密切关系更引人注目。 笔者在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采访陈新桂先生时，他说及一九五七年的灾难时，老泪纵横，心境百般痛楚…… 陈新桂对笔者说：“一九五七年，八个民主党派中，‘右派’大约九千多人，民盟是最惨的，‘右派分子’竟达四千多，占八个民主党派中的一半！民盟中央委员中，五分之二以上，被打成‘右派’！民盟如此之惨，就是因为出了所谓的‘章罗联盟’，诛连了很多很多人，我只是其中的一个而已。其实，大鸣大放是中共号召的。民主党派领导人的鸣放座谈会是由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主持的。在那些日子里，李维汉三天两头向毛泽东作汇报鸣放情况……” 笔者查到一篇题为《驳陈新桂》的文章，作者为千家驹先生。千先生当时是以“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的身份，对曾经在该院进行学习的陈新桂提出批判。 千家驹先生的《驳陈新桂》发表于七月十四日的《文汇报》。文章指出： 陈新桂最大的错误是把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专政混淆起来，共产党专政的说法是资产阶级对共产党的诬蔑。所谓共产党专政，就是共产党员对非共产党员的专政，在工人中，共产党员工人对非共产党员工人的专政。马列主义中那儿有这一条？陈新桂学习了马列主义后，居然以资产阶级的话来诬蔑我们，这是我们不能容忍的。 人民民主专政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消灭资产阶级生产资料所有制。苏联建国才四十年，我国建国才十七年，错误是难免的，但决不能因此得出结论，以取消无产阶级专政。陈新桂认为除“三害”必须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照这逻辑，资产阶级专政、封建主专政倒没有三害了，谁都知道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事实上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真正取消三个主义。如果无产阶级专政是三个主义的根源的话，就不可能提出除“三害”这个问题，无产阶级专政的优越性就在这儿。 陈新桂在社会主义学院曾经说：“苟全性命于乱世。”人民的解放，在他看来是乱世，这算什么话？他又说：“邦无道则隐。”这两句话完全暴露了他的思想本质。我想他现在所遗憾是土改了，无处可隐吧。 陈新桂认为现在是乱世，是邦无道，那么怎么使邦无道为有道呢？依照他的逻辑结论，只有恢复地主、资本家、蒋介石的专政了，除此之外，无别路可走了。他今天说他拥护共产党，我认为这话是成问题的。 在批判“章罗联盟”的日子里，陈新桂得了一顶“章罗联盟联络员”的“桂冠”。 不久，那“盛锡福帽庄”又送他一顶新的“帽子”，日“右派理论家”。 就在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右斗争的指示》下达后第八天——一九五七年八月九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新华社记者于民生的文章《右派理论家陈新桂的嘴脸》，为他“加冕”。 于民生的文章写道： 章伯钧接受罗隆基的推荐，曾经准备要右派“理论家”陈新桂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陈新桂是怎样的一个人？章伯钧和罗隆基为什么这样赏识他呢？ 社会主义学院揭露出来的陈新桂的大量反动言行，为这个问题作了回答。 陈新桂常对人这样说：“几年来精神生活不及解放前愉快”。可是，在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共产党疯狂进攻的时候，陈新桂活耀起来了。他说：“我从来没有这样高兴过。”那时，他曾经说：“‘匈牙利事件’很可能在中国发生，如果发生，将不可收拾。”他以为时机已到，他在民盟中央和社会主义学院所举行的座谈会上发表了一系列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荒谬言论。 陈新桂不但恶意地污蔑“无产阶级专政是产生‘三害’的根源”，而且对历次革命运动，特别是肃反运动，恶毒地进行了诽谤。他诬蔑这些运动“是制造矛盾的重大根源”，是“助长了唯心主义，推销了唯心主义”，认为“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个别的”这种结论是“反马列主义”的。 陈新桂把历次革命运动出现的新气象，歪曲为“只有政治上的一致，没有过思想感情上的一致，正如柏油路一样，柏油下面是碎石，一遇震动就破碎了。” 陈新桂把中国共产党描绘成“独裁者”，他公然对毛主席和刘少奇同志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他对民主党派机关挂毛主席像很为不满，他要求民主党派机关应该挂自己党派领袖的像。 陈新桂别有用心地攻击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说“新华社危机到了”，说人民日报是“教条”，“没有人想看它”，并吹嘘光明日报和文汇报“无论编排和内容，都是最好的报纸”。同时，陈新桂还在社会主义学院扬言要退学，到光明日报去担任“重要工作”。 陈新桂极端仇恨苏联，仇恨马克思列宁主义。他恶毒地诬蔑斯大林的错误和匈牙利事件的发生，都是无产阶级专政制度造成的。他说：“资本主义有危机，社会主义也有危机；资本主义要完蛋，社会主义也要完蛋。”他还荒谬地说，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对苏联没有什么“友谊”，都“恨苏联”，报上说社会主义国家坚强团结是“应酬话”，是“讲得好听”。 文章“揭露”了陈新桂和罗隆基的“亲密”关系： 罗隆基和陈新桂是在一九四五年相识的。一九四六年陈新桂在“人物杂志”上写了一篇“民主斗士罗隆基”的文章，大捧罗隆基。从此，罗隆基和陈新桂的关系就更加密切了。罗隆基到了那里，就在那里安插陈新桂当他的耳目。解放以后，罗隆基任民盟宣委会主任，安插陈新桂作秘书，罗隆基负责政协外交组和和大（引者注：“和大”指世界和平理事会全体大会）宣传部工作时，又把陈新桂带去作心腹。一九五一年，民盟北京市委改选，罗隆基支持陈新桂去竞选，阴谋夺取民盟北京市的领导权。陈新桂在罗隆基的支持下扶摇直上，一九五六年他成为民盟中央候补委员。 文章还“揭露”陈新桂和章伯钧的“密切”关系： 陈新桂同章伯钧的关系也是很密切的。六月十日在民盟中央的整风座谈会之前，陈新桂就对人说：“章伯钧今天要战斗，我今天也要战斗。”会上陈新桂继续发表了反动言论。会后，章伯钧找陈新桂谈话。章伯钧责备陈新桂没有见机而行，埋怨他不该“到这时候还讲这种话”。 文章最后来了个“习惯动作”——“挖老根”，指出陈新桂为什么这样“疯狂向党进攻”，是因为有着“杀父之仇”： 陈新桂是湖北江陵人，他的父亲陈眷煌是一个负有血债的恶霸地主。在大革命时代曾向农民进行倒算，并且由于他的控告当时在当地坚持革命活动的先锋队队长张文申被伪军团逮捕杀害，一九五二年土地改革时，陈眷煌畏罪自杀。 黄药眠成了“章罗联盟参谋长” “六六六”事件在一九五七年成为全国关注的政治事件。这个在六月六日由章伯钧召开的六教授会议，由于毛泽东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加以抨击，成了“反右派运动”的重点。 毛泽东是这样写的： 反动的阶级敌人为什么自投罗网呢？他们是反动的社会集团，利令智昏，把无产阶级的绝对优势，看成了绝对劣势。到处点火可以煽动工农，学生的大字报便于接管学校，大鸣大放，一触即发，天下顷刻大乱，共产党马上完蛋，这就是六月六日章伯钧，北京六教授所作目前形势估计。这不是利令智昏吗？“利”者，夺取权力也。① 黄药眠作为六教授之一，也被列入了“极右分子”的名单。 在我的印象中，黄药眠教授一直是一位民主党派人士。一九五七年，黄药眠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全国文联副秘书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兼宣传部长。 有一回，我在翻阅上海出版的《党史资料》时，偶然在王哲然写的《一九三四年我在上海团中央工作的一些情况》一文（载一九八三年三期），见到一段谈及关于黄药眠的不平常的经历：“团中央宣传部部长番茄（即陈子林，现名黄药眠）每周至少有三个半天时间给大家作报告……” 如此说来，这位“番茄”的原本是一位资深的中共党员。 我细细查阅文献，这才发现，黄药眠和那位也被列为“极右分子”的葛佩琦一样，都是中共老党员。黄药眠加入中共的时间，甚至比葛佩琦还早十年——一九二八年！然而，在一九五七年，黄药眠和葛佩琦一样，也是被作为“民主人士”出席种种座谈会的…… 一九九零年十月二十六日，我下榻于当年黄药眠执教的北京师范大学。黄药眠教授已于一九八七年九月三日病逝，无缘访谈。我只得前往图书馆，寻访黄药眠之子黄大地。 采访一开始，我就问起“黄药眠”这个有点古怪的名字的来历。就这样，黄大地从“黄药眠”的来历说起，回忆他的父亲…… 其实，黄药眠是笔名，竟以这笔名传世。在他晚年，熟悉的人不称他“黄老”，而是叫他“药老”！ 他的真名叫黄仿，一九零三年一月十四日生于广东梅县。 由黄仿而曾取名黄恍，又从这“恍”字延伸为“药眠”，意即“吃了药睡眠”，因为他是二十年代取这一笔名的，那个年月太使他“恍惚”了！ 早年的黄药眠，爱好文学，写诗、译诗、译小说。他渐渐地不“恍惚”了。他在一九二八年加入了中共——那是蒋介石一九二七年“四？一二”政变之后，中共正处于最艰难的时候。 此后，他成了中共地下工作者。 一九二九年秋，他被中共派往莫斯科，在青年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 一九三三年冬，他回到上海。他成了“番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宣传部长。 他回国不到一年，因叛徒出卖，他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他曾这样回忆： 我记得我是在一九三四年中秋节后（大概是十月二十二日）在法租界李梅路二楼被捕…… 被捕的那天晚上，大概是在九点多钟，同住的女孩于若美（被捕后化名为陈文淑）已经上床睡觉了，我还在赶写什么东西。突然听见有轻轻地敲门的声音。我吃了一惊，因为这时不是小陆（内交）来跟我们接头的时间。但是又想，可能是什么紧急的通知，敲门声又这样轻。过了好一会又敲了几下，我当时就示意于若美起来，把窗口的警号摘掉。她刚起来我就去开门了。门刚刚开了一条缝，三四个大汉就乘机推门而入。接着又有四五个人冲了进来。手枪指着我说：“不准动！”实际上已一边一个人拉着我的手，我动也不能动了。① 在狱中，黄药眠受尽折磨，从未松口。他被判处十年徒刑。 一九三七年，他由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保释出狱。他千里迢迢，奔赴延安。虽说在延安他受到了接待，可是他却未能恢复中共党籍。 此后，他在中共领导之下，长期从事文化工作，编报纸，写长诗，写小说。一九四六年，他在香港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于是，他便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出现在种种社会活动之中。 一九五七年四月，黄药眠出任中国民主同盟宣传部部长。 在大鸣大放之中，黄药眠也放了起来。费孝通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引起了他的共鸣。他说： 旧一代的知识分子是从旧世界来的。他们在旧世界里曾经走过一长段的旅程。但是由于各人所经历的旅程不同，所以他们衣襟上都染上有不同的酒痕和不同的尘土。也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他们对于今天新时代的看法也就不免各个从其所已经经历过的旅程去加以衡量和比较。 费孝通同志说现在正是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这个说法，我认为也是有一部分理由，而且也代表了一部分人的见解。但在我个人看来，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起就已经是春天，这并不是我有意要唱反调。这只能说我有我的一番经历。当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时候，我只是半个流浪汉半个知识分子，生活像是被一条线悬在空中，门口时常有不尴不尬的生面孔出现，窗口的短墙外，时常有人露出一个头来在探视，走路的时候也时常提防着后面有什么人跟踪。至于摇笔为文，既不能成为文豪，徘徊在大学的门墙外边，也只能作一个墙外的行人，向往于墙内的住人的笑声。到了全国解放，眼看全国人民都获得解放，反动的国民党统治被推翻，在中国飞扬跋扈百多年的帝国主义势力从中国大陆被赶走，我就不禁大乐。而我个人则竟然有机会追随在许多专门学者后面做一名小小的知识分子，有机会摸摸书本，这比我过去，有时在寒风刮面的深夜里踯躅在街头的情况，的确是温暖得多了。所以我说，从那时起，就是春天。 当然，春天也还不免有一两次的春寒，或者是一夜东风不知吹散了花红多少，或者甚至个人也还不免有一个时期的“伤春”的情绪，但春天究竟还是春天。可惋惜的只是我不能像梅花最先传出春天的消息。① 应当说，黄药眠虽然对费孝通的文章表示赞同，但是也提出不同看法，况且他的看法应算的“老革命”式的看法——他回忆了解放前那“冰冷”的生活。 不过，黄药眠以为，春天也不免有“春寒”，这他就“犯忌”了。 黄药眠接着继续谈论着知识分子话题，他写道： 知识分子，喜爱知识，喜爱自己的专业，那是很自然的事情。知识分子希望有一个书斋，书斋里有几本书，那也是很可以理解的。所以协助和推动他们搞好业务，是很重要的工作。 但是如果说，有人想躲进书斋里去就不出来了，那恐怕事实上也不可能。即使你想“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专向圣贤书”，但是时代会来敲你的门，它会给你许多邀请。而且今天的知识分子，真的想钻进书斋里去，不出来过问天下大事的人，恐怕是很少的。如果真的有人这样说，那恐怕也是出自一时的感慨…… 黄药眠批评了有些知识分子： 我觉得有些知识分子就不够尊重别人。好像他就是天生成的诸葛亮，或者是应着天上的什么星宿下凡，命定的摇摇鹅毛扇就可以指挥如意！我们还得更多学习谦虚。 渐渐地，随着大鸣大放的“气温”的升高，黄药眠的话也就越来越尖锐了。 他说起中共党员和非党员之间的不正常关系。五月十二日，《人民日报》报导了黄药眠五月十一日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 黄药眠在谈到党与非党的关系时说，当前最重要的缺点是党与非党的关系搞得很不好。他认为，有些事党员不对也认为是对的，非党员对的也认为是不对的。党员可以一年提升三级，非党员尽管勤勤恳恳工作，三五年也不能升一级。党员犯错误关起门来在党内检讨，只要不受组织处分，依然有权在手。非党员犯错误，党组织对他很少教育、帮助，一方面任其自流，另一方面就开始对这个人作组织处理。 他说，有些学校领导人怕和教师群众见面，专门坐在办公室听党、团员的汇报，造成部分群众怕和党、团员接触。还有部分党员恃功骄傲，有特权思想，不甚读书，靠党吃饭，口谈马列主义，而不肯刻苦钻研。他说 这次整风实在是十分必要的。 六月五日，黄药眠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座谈会上，谈起了自己的处境： 我自到了北京后，很满意，不满的就是叫我当了系主任，有职无权而拿人当玩具玩一玩。① 此后，当“反右派”的锣鼓敲响，作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黄药眠，不能不对章伯钧、罗隆基表示谴责。 黄药眠在六月二十日《光明日报》上发表谈话称： “章伯钧不能算是左派，他是一向主张中间路线的。” “罗隆基是一贯的资产阶级思想。” 虽然他也如此批判章、罗，可是，毛泽东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发表，作为“六教授”之一的他，马上成了“反右派”的醒目目标。 于是，黄药眠也被打入“另册”。 黄药眠成为“右派”，内中还有康生的“功劳”。作家秦牧一九九一年二月五日曾在天津《今晚报》上发表《奸臣的“定场诗”》一文，这样写道： 在所谓“反右”运动期间，康生亲自跑到北师大，要把一级教授黄药眠划为“右派”。何以他如此赤膊上阵呢？有一次我曾问过黄药眠这是什么道理？黄的回答是，多年以前，在莫斯科的时候，他奉派当过康生的翻译，深知他的为人勾当。康生当时对王明是极尽巴结恭维之能事的。为了封住黄药眠的口，免得露馅，他就亲自出马，使出这浑身解数…… 有了那毛泽东所写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又加上康生“亲自出马”，黄药眠已经无法甩掉头上的“右”帽。 黄药眠遭到了严厉的批判。种种批判文章之多，足以编一本“文集”。 此处仅选两段批判文章，也足以窥“全豹”矣。 语言学家陆宗达在批判黄药眠时，称他“极不老实”，“总结”了黄药眠的“手法”： “一是撒谎；二是抵赖；三是抗拒；四是拖延，企图反攻；五是躲闪，故意把政治问题说成是思想问题；六是有的问题根本不谈，有的谈得很少，有的却反复地谈。” 最有意思的是，诗人张光年在批判黄药眠时，颇为别出心裁。这位《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文艺报》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采用在黄药眠的原文中加括号、又在括号中加注，在严肃的“阶级斗争”中，给读者带来一点“幽默感”，令人想起诗人当年笔下的“张老三，我问你”： 几年来我写的文章很少，但就这一点点经验来说，也就不难体会到写批评文章之难！（想粗暴）不能粗暴，（想讽刺）不能讽刺，（想说俏皮话又）不能说俏皮话，（想否定权威又）要照顾到权威，（想骂倒大作家又）要照顾大作家，（想压制新生力量又）要照顾到新生力量，（想反对领导又）要照顾到领导首长，（想打击老先生又）要照顾到老先生，（想挑拨又）要照顾到统战，（想投机，因此）要考虑主编的意图，（想赶浪头，因此）要考虑苏联目前杂志上流行的意见，（怕投错了机，赶错了浪头，因此）要考虑将来政策转变时为自己留退步。 脑子里这样许多“照顾”（为的骗人），许多“考虑”（考虑如何骗人），于是自己的主意就越来越少（口是心非的话就越来越多了）。 文章力求委婉（多绕弯子），力求面面俱到（怕露出破绽），力求不至惹起别人的反驳（使你看得见，抓不住）。 许多重复了不知千百次的为人所熟知的大道理，大原则，（为了装潢门面）也不妨假定读者有“百读不厌”的精神再来一次重复。 肯定之后（哪里是真肯定？）必须来一个“但是”（使你摸不透），否定之后（怕否定出毛病来）必须来一个解释（使你摸不透）。① 在一九五七年那“五七风暴”之后，黄药眠就不能再上讲台了。他的夫人蔡彻，原本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资料员，竟然也被划为“右派”。 在“文革”中，黄药眠又受冲击。好在他已不是系主任，挨不上“走资派”，只是充当“陪斗”的角色。 这位一级教授，受到“监督劳动”——干着打扫厕所之类的劳动。 他终于走过一生中泥泞、阴霾的一段路程。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的冤案得到了彻底平反。那位迫害狂康生，也得到应有的下场——虽然康生已经死了，仍被开除中共党籍。 步入晚年的“药老”，口授回忆录，由夫人蔡彻执笔终于完成四十四万字的《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当这本书出版前的半个月，黄药眠却因心力衰竭，病逝于北京友谊医院，终年八十四岁。 黄药眠本来还打算写“五论”，即《创作论》、《风格论》、《典型论》、《文体论》、《鉴赏论》，都因他的离世而付诸东流。倘若没有那“五七风暴”，他早就可以完成这一系列理论着作…… “六教授”之一的陶大镛教授，和黄药眠一起执教于北京师范大学。 陶大镛也陷入“右派”泥坑。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发表报导《陶大镛检讨不深刻引起不满》。那是指陶大镛被迫“交代”“六六六”事件。陶大镛说： 六月六日，章伯钧曾邀请费孝通、钱伟长、吴景超、曾昭抡、黄药眠和他到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座谈（胡愈之也在座，但是没等会开完就走了）。当时章伯钧在会上危言耸听地说：“大学生这样闹下去，说不定会发生匈牙利那样的事件”，“如果学生跑上街来，与市民搞在一起，事情就不好办了”，“交通部在汉口办的一些学校已罢课了，形势很严重”。陶大镛说，他和费孝通、钱伟长、曾昭抡、黄药眠几位同志的发言，也或多或少地受到章伯钧的感染，把党群之间的矛盾夸大了。后来在吃午饭的时候，章伯钧一边吃一边大谈发展组织，甚至站了起来，胀红了脸，挥起拳头，说民盟应该发展到几百万人。陶大镛说，当时觉得章伯钧“雄心”不小。 陶大镛教授这样“不深刻”的“检讨”，当然“引起不满”。 于是，一次又一次的批判会，追问陶大镛，要他彻底交代“六六六”事件。 陶大镛不得不作了这样的“交代”： 陶大镛说，在“六教授会议”上，他谈了四个问题： 一，北大学生来师大组织罢课未成； 二，反映了董渭川谈目前形势是“五四”运动以来所未见的情况； 三，肃反斗错的多，举了罗志甫为例； 四，评级评薪问题。 “我谈到师大情况时主要集中在平反和评薪问题上，对这两个发言较长。我还说我们负责人说话要慎重，同学们访问记录发表前要看过等，总之是怕负责任。如果同志们说这是两面派，我也不狡辩。”① 陶大镛也被迫“揭发”黄药眠： 陶大镛指出，黄药眠认为共产党在腐化。陶说：黄药眠一向发言是很少站起来的，但这次是站了起来而且很激动地作了二十多分钟的发言。他主要是谈了党内滋长着资产阶级思想，正在从内部腐蚀党的问题。黄说这是非常危险的，这危险是从内部产生的，正如资本主义内部产生矛盾一样。黄药眠这套谬论，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同意。① “交代”也罢，“揭发”也罢，陶大镛教授依然被定为“极右分子”。 吴景超成了“章罗联盟”的“谋士” “六教授”之一的吴景超，也中弹累累，成为大批判的靶子。 在种种批判文章之中，以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所发表的许征帆的《揭露章罗联盟的谋士——吴景超》，最为入骨三分。 此文一开头，就咄咄逼人： 右派大将吴景超，是章罗联盟智囊团里的头号人物。他参与这个联盟的反社会主义战略计划的制定，并力图实现它。 我们知道，章罗联盟反社会主义的战略是：首先，趁党整风的时机，借“批评”、“监督”、“争鸣”之名，在科学文教界到处放火，煽动教师带领学生上街；其次，再把火放到小商小贩中去，使上了街的学生与市民结合起来，造成混乱的局面；最后，打着“收拾残局”的幌子，粉墨登场，妄想取共产党而代之，复辟资本主义。 这个狠毒的战略计划，虽是最近才全盘暴露出来，但早在大“放”大“鸣”之前，章罗联盟的成员已千方百计在为实现它创造条件。在这方面吴景超当然不会落后于自己的“盟兄”、“盟弟”。 文章接着描画吴景超的“谋士”形象： 要实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必须控制自己所在的组织，使它变质，成为作战的基地。吴景超已认识到把民盟抓到章罗联盟手中的意义。要掌握民盟，关键在于盟内的右派能否团结起来，争取中派，排除左派。为此，吴氏夫妇亲自出马，以三十多年老朋友的身份“苦谏”罗隆基应与章伯钧搞好关系，罗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他接受这种建议。在建立这个反动联盟过程中，吴景超首立“汗马功劳”。 章罗联盟建立后，右派分子就开始了排斥左派的行动，在执行这一阴谋的过程中，吴景超的“功绩”同样是不可埋没的，他参与了攻击邓初民的大合唱，咒骂他是“教条主义者”；参加了进攻民盟北京市委会的活动，企图把吴晗撵走，让曾昭抡上台；进行了改组民盟中央文教委员会为文教部的工作，把楚图南搞下来，将费孝通捧上去，而吴景超也被内定为第一副部长。 总之，一连串的“贡献”，使得仅仅有五年盟龄的吴景超，由一般的盟员，而民盟中央文教委员会委员，而中央委员兼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而内定为文教部首席副部长，并代表民盟出席全国政协。真是官运亨通，青云直上，这就是章罗联盟给自己的忠实的谋士的“报酬”。 很自然，要“揭露”吴景超，不能不提及“六六六”事件： 以章罗联盟谋士的身份，出席“六·六”阴谋会议，是吴景超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的高峰。这个会是资产阶级政治野心家研究“目前的形势与右派的任务”的会议。在这个杀气腾腾的会上，吴景超发表对形势的看法，介绍了李景汉的咒骂党为秦始皇、思想改造为侵犯人权、新知识分子为新狗熊的反动谬论，并攻击“人大”为“四不像”，必须“摧毁”的教条主义“堡垒”，最后，他还恳求主子章伯钧根据当时的局势，指示具体的任务。 最后，许征帆概括了吴景超“罪恶活动”的三大特点： 第一，主动积极。只要章罗一出什么坏主意，吴善于立刻把它化为具体的方案、计划，付之执行； 第二，设谋献策。在关键性的问题上，他总是精于根据“领导意图”提出作战计划； 第三，深谋远虑。凡是他设计出来的各反动方案，幌子总是特别多，欺骗性大，而且进攻或退却的步骤，都有比较周密的考虑。这些特点说明吴景超真不愧为章罗联盟的谋士与干将。 吴景超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一九零一年，他出生在安徽歙县乃胡适的同乡。 他从清华学校毕业后，前往美国攻读社会学，获博士学位。 此后回国，在南京金陵大学及清华大学任社会系主任、教授。 他在一九五二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吴景超作为社会学家，颇具真知灼见。早在一九五四年三月，他便在《新建设》杂志上发表《中国人口问题新论》。他尖锐地指出： “中国人口的庞大，是中国大多数人民贫穷的主要原因。” “中国有四万万以上的人口，一不能卫国，二不能生产，只是许多的消费的单位，加增中国的消费力量而已。” “中国的财富本是有限的，现在都要供给这许多人的衣食，安能不走上穷困衰弱的路上去。” 紧接着，他又在一九五七年第一期《新建设》杂志上发表另一重要文章《社会学在新中国还有地位吗？》。他作为一位社会学博士，对这一问题发表了深刻的见解： “在解放以前，中国许多大学中都设立了社会学系。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之后，这些社会科学系都一概取消了。过去搞社会学的人，大部分都改业了。当然这不等于说，过去社会学所研究的对象，现在没有人研究了。不是这样的。社会学的某些部分，如劳动问题、民族问题，在我们的高等学校中，现在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但是也有些部分，现在还未得到适当的安排。我在这篇短文中，只想对于这些部分的安排，提出一个初步的意见。” 不料，在“反右派运动”中，吴景超的这两篇闪耀着真知光芒的论文，都被打成了“大毒草”。再加上那“六六六”事件，吴景超一下子就被划入“极右分子”的名单。 其实，如今重读吴景超先生的“右派言论”，就会为他的真理性见解而扼腕惊叹！吴景超曾这样激烈地抨击了教条主义。他在一九五七年六月六日《北京日报》上说： “这些人遇到一个理论问题或实际问题，不是去搜集、分析事实，从事物的客观联系中去寻求答案，而是去查经据典，看看马恩列斯对这些问题是怎样说的。 “例如，说民族问题的，并不去认真地研究中国有那些少数民族、分布在什么地方、有些什么特点，而只会背诵斯大林所讲的四个基本特征；研究帝国主义的人，并没有去搜集有关美国、英国的大量事实来进行分析，而只知道背诵列宁在一九一六年所提出来的五个基本经济特征，使得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还停留在第一次欧洲大战那个阶段。” 他最后深恶痛绝地指出：“教条主义对于马恩列斯所没有说过的话就不敢说，离开了马恩列斯就什么文章也写不出来，而且还迷信马恩列斯，以为他们所说的任何一句话都可以施诸四海而皆准。” 吴景超还在一九五七年第三期《新建设》杂志上指出，中国经济的发展，必须建立在“高度技术基础”上。这在五十年代，是很“超前”的见解： “如何在最短期内，消灭国民经济中的技术落后现象，使所有劳动者都在高度技术的基础上生产，都能够创造出很高的劳动生产率，则到目前为止，似乎还没有一个大家满意的方案。 “我们对于每一劳动者所配备的生产资料，如果比理想的水平少一些，低一些，生产还是可以照旧进行的，但是这种生产，就不是在高度技术基础上进行，而可能是落后技术基础上进行，那是不符合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要求的。” 吴景超的这些“右派”言论，反映了他思想的深邃和见解的深刻。他不幸地遭到挞伐。历史学家范文澜甚至称他是“国家放火犯”——因为他到处“煽风点火”！ 吴景超划入“右册”之后，备受煎熬，而在“文革”中又雪上加霜，终于在苦风凄雨的一九六八年五月含冤离世…… 钱伟长成了“章罗联盟”在科学界的“掮客” 作为“六教授”之一的钱伟长教授，也遭到了挞伐。 一九五七年七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样的“本报讯”，那标题颇为耸人听闻： 《在“反教条”旗帜的掩护下贩卖资本主义私货钱伟长是章罗联盟在科学界的掮客》 钱伟长，着名力学家。一九一二年，钱伟长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县一个名叫七房桥的小村庄。 虽说钱伟长进入清华大学，学的是自然科学，但是他对于政治一直很关心。一九三五年“一二·九”运动发生时，“他和其他几名同学一道，在清华园放走了被反动军警捆绑着的学生运动领导人蒋南翔”。① 此后，他留学加拿大，美国。 一九四一年，他提出“板壳内禀理论”，其中非线性微分方程被称为“钱伟长方程”。 一九四六年，他回到清华大学，担任教授。 “一九四八年冬，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北平郊区，钱伟长只身跑到良乡解放军参谋部，见到了钱俊瑞、荣高棠等，热忱欢迎解放军进驻清华园……”② 一九五七年，在大鸣大放的热潮中，新华社记者朱继功打电话要求采访钱伟长，钱伟长起初没有答应，后来还是答应了： 记者要求钱伟长教授谈谈清华大学内部矛盾的问题，钱先生在电话中说：“我说的话够多了，人家对我很有意见，还是找旁的教授吧！”经过记者一番解释和请求，他同意了。十一日上午，当我走进照澜院的一间会客室时，钱先生出人意料地这么讲：“你能有多长时间啊！”我说：“不限时间吧。”话匣子就揭开了。① 钱伟长一打开话匣子，居然就谈了三个多小时。他说： “我是老清华了，一向是敢说敢做的，但是这些年来，当家作主的味道越来越稀薄了。许多事情很想插手，但是做不了主，因为另外有一条线（指党的工作）总是比你走得快。”钱伟长以前是学校的教务长，现在是副校长。记者就问：“这是否牵涉到有职、有权、有责的问题呢！”“当然完全无权也不符事实”。② 钱伟长接着谈道： “在高等学校究竟依靠谁呢？应该主要依靠老教授。”钱伟长以肯定的语气说。他认为不仅清华如此，目前全国高等学校对老教授的作用和积极性的估计不足是个普遍、严重的问题。他说，“现在的情况是首先把人分成了两类，对一类人总先看他的优点，对另一类人先看他的缺点，这样老用‘先入为主’的眼光看人，一堵墙就造成了。”③ 由于钱伟长出席了“六教授会议”，一下子为全国所瞩目。“六教授”被称为“章罗联盟”的“智囊团”，全都被划入“极右派”名单。钱伟长自然难逃厄运。 于是，《人民日报》向钱伟长开火。就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发表后的第五天，《人民日报》就发表了记者陈柏生的报导： 连日来清华大学师生正向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钱伟长展开批判。在许多会议上，师生们指出，钱伟长在科学家的招牌掩护下来向党和人民进攻。他在校外与右派分子章伯钧等保持亲密的联系，在校内师生员工中间进行挑拨煽惑，想走资产阶级教育的道路，推翻共产党的领导，为资产阶级打天下。 钱伟长自整风开始以来，即在学校中利用自由论坛发表煽动性的言论，争取群众，分化同学，打击党的威信。他迷惑了一部分青年，但是也有些青年对他的右派言论提出质问和怀疑，在学生中展开争辩，一直到六月六日会议被揭露出来以后，他的画皮才被揭掉。人们才看清楚他是有政治企图、有组织活动用挑拨煽动等办法来向党和人民进攻的右派分子。① 这篇报导还这样“揭发”钱伟长： 钱伟长在解放前还只是清华大学一个普通教授，参加评议会也没有竞选上。现在他已经做到清华大学的副校长、科学院的学部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一身兼二十多职，但他还说党不重视他不信任他。他在清华的权很大，但还说他有职无权。吴晗曾经就此事在会上质问钱伟长道，今天的地位是谁给你的！你对党和人民抱着什么样的看法？什么样的态度呢？梁思成教授也在批判钱伟长的大会上激动地说，钱伟长你说“不是党员就没有前途”，可是你不是党员，你没有前途吗！你身兼二十多职，又是副校长，又是科学院学部委员！如果你认为还没有前途，那末你的前途是什么呢？是和章伯钧、罗隆基一样的前途吗？梁思成教授还说，钱伟长用的办法是搞个清华的大选举，搞个大签名，想由他来独揽清华的大权。① 批判的火力越来越猛，于是，在一九五七年七月十四日，《人民日报》便发表了那篇《在“反教条”旗帜的掩护下贩卖资本主义私货钱伟长是章罗联盟在科学界的掮客》。从此，那“章罗联盟在科学界的掮客”，成了钱伟长的“定语”。这篇报导写了许多教授对钱伟长的批判。例如： 张光斗教授认为钱伟长参加制定的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是企图使党对科学工作的领导由右派分子取而代之。 张光斗教授说：民盟中央“科学规划问题组”提出的《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这个反动纲领是由曾昭抡和钱伟长等所起草的，在这个纲领中，没有提到中国共产党，也没有提到党中央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党的科学政策的正确，以及解放后我国科学事业在党领导下取得的巨大成就，也没有提到社会主义建设以及科学研究要完成国家的科学技术任务。相反地，我们却看到对党所制定的科学政策和方针的肆意攻击和歪曲，并且竭力挑拨党和科学家、党和青年知识分子的关系。钱伟长等的意图是要摆脱党对科学工作的领导，由他的这些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取而代之”。钱伟长恶毒地攻击党所制定的科学体制，目的在破坏社会主义科学事业。钱伟长使用了两面派手法。在高等学校中攻击科学院“一家独占，占而不为”，要以高等学校作为研究中心；在科学院那里他又攻击高等学校压制科学研究。两面放火，挑拨离间，唯恐天下不乱。 自从钱伟长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处境比起别的“五七战士”来，处境还算好一些。 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三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曾谈及对于钱伟长的处理问题： “有些人，一点职务不安排，一点工作不给做，恐怕也不好。比如钱伟长，恐怕教授还可以当，副校长就当不成了。”① 毛泽东让钱伟长继续当教授，这是因为他考虑到钱伟长是自然科学家。 在知识分子之中，毛泽东对于自然科学家是比较看重。他知道，要搞建设，没有自然科学家不行。 不过，到了“文革”，钱伟长就只能在实验室里当勤杂工、清洁工了！ 钱伟长直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冤案才彻底得以平反。他出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 曾昭抡成了“章罗联盟”的“帮凶” “六教授”之中，除了钱伟长之外，曾昭抡也是自然科学家。 曾昭抡的大名，给我的印象很深。我是在一九五七年九月进入北京大学化学系，就听说了“大右派”曾昭抡——因为他是北京大学化学系的老系主任。 曾昭抡在一八九九年出生于湖南湘乡，于一九一五年进入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堂。一九二零年他赴美国留学，一九二六年获博士学位。 从一九三一年起，曾昭抡便担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兼系主任。 解放初，他担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兼化学系主任。 一九五二年，他担任教育部副部长兼高教司司长。 在化学界，一说起曾昭抡，人们常常总是以为他是一个脾气古怪的人。倒是化学家、“右派”袁翰青教授在《平生风义兼师友——缅怀曾昭抡教授》一文中，颇为真实地刻划了曾昭抡其人。 袁翰青这样写道： 曾昭抡教授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平时很少与人交际，只是专心治学，精神非常集中，有时简直到了着迷的程度，而对于治学之外的其他事情则常常是心不在焉，因此关于他性情怪癖的传说确实不少。曾夫人俞大因的姐姐俞大缜回忆说：“记得有一天，我从北大回家，路过沙滩前，只见昭抡站在红楼前面，面对一根电线杆子，又点头，又说又笑，过往行人不胜骇然。我走近他身边，他也不理我，仔细听他说话，原来他在和电线杆谈化学哩。大概他又有了什么新发现，得意了，把电线杆子当人，在向它报喜。”“昭抡对时间抓得很紧，把袜子穿好也嫌麻烦，常常是正一只，反一只。有一次，几个民盟成员带了孩子来访，一个女孩忽然指着昭抡的脚说：‘曾伯伯，你的袜子为什么拖在脚跟上？真奇怪！’一位盟员说：‘曾伯伯要是把袜子穿好，那才怪事呢！’”费孝通教授与曾昭抡教授交谊很深，费教授也说过：“尽管我们来往了多年，但是在路上碰到时，他除非有事要和我说。否则经常是熟视无睹，交臂而过，若不相识。”曾先生的家人也谈起过下面两件事：有一次在家里吃饭，曾先生正在集中思考一个问题，竟错拿了煤铲到锅里盛饭；又有一天，天空阴云密布。曾先生带着雨伞外出，走了不久，就开始下雨了。雨越下越大，他的衣服被淋湿了。但他仍然提着伞走在马路上，直到有人提醒他，他才想起把伞打开。 一九五七年，曾昭抡作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高等教育部副部长、全国科联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不可避免地要卷入“大鸣大放”的漩涡。 袁翰青写道： 一九五七年，曾昭抡教授作为民盟中央科学规划组的召集人，积极参加拟订我国科研规划。他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的号召，针对当时我国科研工作中存在的一些实际问题，与千家驹、华罗庚、童第周、钱伟长等着名学者一起向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提出了一份有关对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书面意见，就保护科学家，科学院、高等学校与业务部门研究机关之间的分工协作，社会科学、科学研究的领导和培养新生力量等五方面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然而，这份《意见》在《光明日报》发表后，在反右斗争中被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曾昭抡教授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并撤销了高教部副部长职务。 其实，这份《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一点意见》，现在仍可从一九五七年六月九日的《光明日报》上查到。这份《意见》并无“毒汁”。 《意见》鲜明地提出了“保护科学家”： 争取十二年内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必须“保护科学家”，就是采取具体措施保证科学家，特别是已有一定成就的科学家有充分条件从事科学工作，扭转目前科学家脱离科学的偏向，首先要协助他们妥善地解决时间、助手、设备、经费以及合理安排使用等问题，使他们真正能够坐下来，好好安心工作…… 《意见》也强调了要重视社会科学： 解放以来，由于国家工业化的需要，把自然科学提到最重要的地位，这是完全应该的，正确的。在我国目前情况下社会科学可以比自然科学放轻一些，但是社会科学并不是不重要，也应该有相应的发展。 要发展社会科学，首先要改变对待旧社会科学的态度。有人认为资产阶级社会里没有社会科学可言，因为那些过去被称为“社会科学”的东西都是不科学的。社会主义社会里的社会科学要从头创造，没有可继承的。对于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只有批判，谈不到接受。对旧社会科学不是改造，而是取消。因此，解放以来，过去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科学的人，在情绪上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某些学科解放后竟被废除，或不成为独立科学。过去研究社会学、政治学和法律学的人很多转业了。过去许多课程因为苏联没有就被取消了。有些课程比如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情况、政治制度、国际关系、国际法等本来都是政治学系的主要课程，但至今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这些做法我们认为是不妥当的。对待旧社会科学应当是改造不是取消，因此应当恢复的应即采取适当步骤予以恢复，应当重视的就应重视起来。 《意见》还对“政府部门的负责人”提起“意见”来了： 在社会科学方面的另一偏向是往往把政策措施或政府法令当成客观规律。例如，有些财经上的重要政策问题，如果政府部门的负责人作过报告，学者们也就只能作些宣传解释工作，这样是不够妥当的。开国以来，在政法、财经等方面所采取的方针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也不能说每一措施、每一阶段或每一环节都是毫无缺点的。我们认为应该鼓励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重视调查研究工作，根据实事求是的精神，对政府政策法令提供意见，政府部门应主动将有关资料尽量供给有关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并帮助他们制造研究工作的条件。只有这样，社会科学研究工作才能与实际相联系，才能克服目前理论落后于实际需要的状态。 这份由曾昭抡主持起草的《意见》，却在“反右派运动”中被打成“大毒草”！那罪名十分吓人，日“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 再加上那“六六六”事件，曾昭抡也就被打入另册了…… 一九五七年七月十四日，中国科学院召开批判《意见》的大会，会议分别由院长郭沫若和副院长吴有训主持。一百多位科学家出席了会议。挨批的主角，乃是曾昭抡。 原本参加起草《意见》的千家驹先生，迫于形势，来了个“反戈一击”。他质问曾昭抡： “搞科学体制问题是否有不可告人的动机？” 翌日的《人民日报》这样报导千家驹的发言： “民盟‘科学规划问题’临时研究组是章罗联盟阴谋的一部分。但是怎么成立这小组的，他和童第周、华罗庚是不清楚的。曾昭抡平时对民盟的工作管得并不多，但是对这件事却非常热心。” 《人民日报》也报导了华罗庚的发言。华罗庚检讨说： “我嗅觉十分不灵，犯了错误，对不起人民，要作为教训，今后下功夫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站稳立场，明辨是非。” 华罗庚还说： “右派分子竟提出要‘保护科学家’的口号，是一种血口喷人的诬蔑。” 此外，千家驹、华罗庚、童第周还联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题为《我们也被右派分子利用了一次》： 今年五月中旬，章伯钧、罗隆基没有经过民盟中常会讨论通过，就由少数人决定成立“高等学校党委制”、“科学规划”、“有职有权”、“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四个工作组，其中科学规划小组指定由曾昭抡、千家驹、华罗庚、童第周、钱伟长五人负责。他们说，当时他们的政治警惕性不高，未怀疑其中有任何阴谋活动，就答应了。以后这个小组开过几次会，起草了一个《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而他们因事因病没有完全参加会议，特别是最后由费孝通（他不在五人小组之内）修改过的文件没有征求大家的意见就送走了。直到《光明日报》把这个文件发表以后，他们才知道其中有些问题的提法犯了原则性的错误。主要的错误有：要“恢复”和“重视”的话在原稿上是没有的，是有人最后加进去的；强调“人民内部在培养机会上应一视同仁，对于有培养前途的青年都应当平等地看待”，这好像说国家过去对培养新生力量不是一视同仁，或者不是平等地看待似的，这不符合事实；“保护科学家”的提法也不妥当，意思好像是说党和政府不保护科学家，这也不符合事实。 在那些日子里，曾昭抡过着“挨批——交代——再挨批——再交代”的苦难生活。 那位曾以《中国西北角》闻名的老记者、新华社总编辑范长江，用风趣的“公式”概括曾昭抡的“交代”： 头上一顶大帽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犯罪）， 脚下一双大鞋（从新做人，彻底改造）， 拖一个小尾巴（还要继续交代）， 肚子却很空虚。 曾昭抡在高压之下，不得不违心承认：他“实际上是章罗联盟中的一员大将，是他们的帮凶。” 曾昭抡被划为“极右分子”，他也就被撤消教育部副部长的职务。 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六日，中国民主同盟中央第十七次扩大会议决定撤消曾昭抡中央常委职务。 一九五八年一月三十一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届五次全会决定撤消曾昭抡的人大代表资格。 虽然曾昭抡要求“保护科学家”而受到批判，毛泽东对于曾昭抡的这一条意见倒是听进去了！ 在毛泽东看来，搞建设，没有自然科学家不行。所以，对自然科学确实应该加以保护。 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九月八日，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自然科学方面反右派斗争的指示》。 《指示》说： 科学界的高级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右派和我们夺取领导权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在科学界高级知识分子中间，必须认真严肃地开展反右派斗争，决不能有温情主义。 但要区别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不同情况，更加细致，区别对待。特别是对于那些有重大成就的自然科学家和技术工作人员，除个别情节严重非划不可者外，应一律采取坚决保护过关的方针。 在反右派斗争中，对挂帅点火的，进行深入的揭露批判，对有较高科学成就的，不可轻易划为右派，必须划的，也应“斗而不狠”：对有的人，“谈而不斗”。 对于老右派，主要应该拿过社会主义这一关的政治标准来衡量，而不可简单地拿他们在民主革命阶段是否是右派来衡量； 对在日内瓦会议后争取回国的欧美留学生，一般要“不批不斗”。 显然，曾昭抡、钱伟长属于“个别情节特别严重非划不可者”，所以还是划为“右派”。 不过，由于中共中央有这一《指示》，所以相对来说，自然科学家中的“右派”少一些；即使划成“右派”，处分也轻一些。 后来，即便到了“文革”，毛泽东在制定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也专门规定了一条： “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应该加以保护。” 曾昭抡在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之后，曾希望回到北京大学化学系，未能如愿。他到了武汉大学化学系工作。 他在“文革”中备受折磨，并没有因为他是科学家而得到保护。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八日，他在极度困苦中离世，终年六十八岁。 傅鹰成为“中间偏右”的典型 由毛泽东亲笔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右斗争的指示》中，第一次提出“极右派”、“普通右派”和“中间偏右分子”的概念。区分“极右派”和“普通右派”不难，何况两者都是“右派”，即使划错了也没有什么。 最难划分的要算是“中间偏右分子”。因为这些人稍微“推”一下，就是“右派”了！ 毛泽东亲自树立了一个“中间偏右”的典型，此人便是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傅鹰。 毛泽东早在那篇《事情正在起变化》中，就谈到了傅鹰： “多数人的批评合理，或者基本上合理，包括北京大学傅鹰教授那种尖锐的没有在报纸上发表的批评在内。这些人的批评目的，就是希望改善相互关系，他们的批评是善意的。右派的批评往往是恶意的，他们怀着敌对情绪。善意，恶意，不是猜想的，是可以看得出来的。”① 此外，在毛泽东起草的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六日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中，也这样提及傅鹰： “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包括北京大学傅鹰化学教授在内，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大有利益。” 笔者对于傅鹰教授颇为熟悉，因为一九五七年秋，当我跨进北京大学化学楼，给我们新生上普通化学课的就是傅鹰教授。那时，北京大学实行名教授亲自上课的制度，所以我有幸听傅鹰教授的课一年。也正因为这样，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当我在北京出席全国第四届文代会期间，接到了采写傅鹰报告文学的任务，我一口答应下来…… 傅鹰教授是一位正直、磊落的知识分子。他胸无城府，心口如一。 傅鹰是福建福州人氏，生于一九零二年一月十九日。可是，他讲一口道地的北京话，毫无福州口音，这是因为他的童年是在北京度过的。 一九一九年，傅鹰入燕京大学化学系。一九二二年入美国密执安大学化学系。一九二八年，他在美国获博士学位。他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着名美国化学家鲍林的高足。 一九五零年八月下旬，傅鹰和夫人张锦教授一起从美国回国。傅鹰最初在北京石油学院任教，后来调到北京大学化学系。 耿直的傅鹰，一九五五年在第九期《化学通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一个三部曲》（简称《三部曲》），尖锐地批评高等学校科研工作中的种种弊病。文章发表后，惹起一番风波。 后来，傅鹰这样谈及： 在那篇文章上我谈到了我们在化学研究方面所遭遇到的一些问题。我承认我的语气有些不好，但是有些人的看法我不能同意。那篇文章的目的是说不好的现象，因此我就没有说“成绩是主要的……”这一类话头。里面也没有提到党，因为我觉得党领导科学这一点本不成问题。我举了一些石油学院的例子，认为外行不应该来指手划脚地批评，说了一句“没有拿过试管，更没有涉猎过世界文学文献的人所提之批评，即使不是别有用心，也不过是扣帽子而已”。这一来可糟了：有人以为我是影射党，是在说党不能领导科学。北大、北大医学院有些人就说我是跟胡风一样的。① 本来，《化学通报》只是化学界人士看看而已。傅鹰的文章引起争议，引起中共北京市委的注意。中共北京市委嘱令《化学通报》把傅鹰的文章《三部曲》多印了好多份，送中共中央。 傅鹰得知这一消息，自嘲道：“由于这篇文章，我倒成了名人了。”② 过去，很多人都以为毛泽东开始注意傅鹰，是因为这篇文章，连傅鹰本人也这么以为。笔者在一九八零第二期《福建文学》发表了关于傅鹰的报告文学《敢说真话的人》一文中，同样是这么写的。后来，《新华月报》转载了拙作《敢说真话的人》。龚育之先生看到了，给笔者的文友王通讯先生去函，请王通讯转交笔者。龚育之的信，以他亲身经历，说明毛泽东对于傅鹰评价的来历，更正了笔者报告文学中的几处讹误。 龚育之先生是湖南湘潭人，一九五二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学系，长期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并从事哲学和自然辩证法研究。一九七七年后，曾任中共中央毛泽东着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理论组组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一九八八年起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现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 笔者在完成一书初稿之后，在整理旧札时，发现龚育之先生十几年前的两封关于傅鹰问题亲笔信，颇有史料价值，现补入新版之中。 龚育之在一九八零年十一月十七日致王通讯的信中写道： 上次和你谈到叶永烈同志记傅鹰的文章，我很赞成多写一些向人民介绍我国科学家的文章，尤其是像傅鹰这样的科学家，他在科学上是辛勤严谨的，在政治和道德上是正直的，敢讲真话，是党的诤友。叶文中有几处事实，因为我恰是当事人，了解详细的情况，愿意向叶同志说明，以便纠正以讹传讹之处。讹传不自叶文始，周培源同志过去的文章中就有，因为他也不了解情况。我已向周说明过。 一、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傅鹰教授那种尖锐的没有在报纸上发表的批评”，不是指的傅鹰在《化学通报》上发表的《一个三部曲》那篇文章。 傅的《三部曲》确曾引起领导注意和争论。发表之前，《化学通报》编辑部曾将原稿给我看过（我那时在中宣部科学处工作）。我们那时很赞赏这篇敢讲话的文章，不但主张发表，而且建议登在第一篇。发表后，因为其中有一些尖锐的批评党的干部与工作的语言（有的是临发表前傅新加上去的），引起了注意和争论。三种意见：一种认为傅文有“反对党的领导”的性质；一种认为从通篇可以看出傅文是爱国的，拥护党对整个国家的领导的，想改进工作的，但对党领导的科学和教学则有不满；一种认为，对这样的批评意见，我们党应该能听得进去。认为傅文错误的领导同志，曾在内部场合和口头报告中对傅有所批评（温和的）。据我所知，乔木同志是持第三种意见的。当时未曾听到毛泽东同志对傅鹰此文有何评论。这是五五年的事，议论延续到五六年初。 五七年四月整风，中宣部科学处一些同志去北大，参加各种会议听取意见。我去参加过一次化学教师的小会，会上傅鹰发言，对党的干部与工作又有很尖锐的批评，甚至用了“特务”（指党员汇报他人思想情况），“木头牌位”（指党员在位无能）之类的语言，同时又很诚恳很感人地说明了自己爱国之忱，从小时候父亲的教育（小外交官，痛感中国积弱，每次办外交，总是丧权辱国），讲到紫石英号的炮声。由于傅已是引起注意与争论的代表性人物，由于我们感到对傅必须有全面的评价，所以在向上反应情况的时候，我们没有采取通常的摘取几段最引人注意的语言的办法，而采取了不多用的纪录全文的办法。傅的这个讲话全文，登在中宣部向中央领导人反映情况的内部刊物《宣教动态》上。傅发表的意见的那次会是个小会，那次会及会上发言均未登报。 毛泽东同志提到的“傅鹰教授那种尖锐的没有在报纸上发表的批评”就是指的《宣教动态》上的这篇东西，从它的全文，当然可以“看得出来”傅是善意的。 叶文讲到市委领导人当时找到傅讲话，讲到《三部曲》，这个情况我不知道。由于毛泽东同志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中对傅作了判断，傅成了政治标兵人物。这时，又将他的《三部曲》重印若干给领导人看，是可能的。这篇《三部曲》也的确可以印证毛的判断。但说毛的判断是从《三部曲》而来，不合事实。只须看毛说的是“没有在报纸上发表的批评”便可明白，因为《三部曲》是发表过的，虽然不在报纸而在刊物，那性质是一样的，《宣教动态》上的内部反映，才属于“没有在报纸上发表的”。 由于《宣教动态》分送数量很少，一般人包括许多党政领导人都看不到，所以这个情况不为人所知。而《三部曲》事件，以前在口头在较大范围内讲过，知道的人较多。所以有些人便将《三部曲》与毛的《事情变化》一文中所讲的傅的批评，混为一谈了。 二、说毛泽东同志看过傅的化学讲义，是猜测之词，没有根据（引者注：此段因与“反右派运动”无关，略）。 罗嗦写来，不过是订正两件事实。叶的文章是很好的。如来得及，将两点事实改正，则更圆满。顺便向叶致意。 一九八一年五月，笔者应《中国科学家传略》一书之约，完成了《傅鹰传略》，把打印稿寄王通讯先生，托他转龚育之先生一阅。 龚育之复函如下： 我今晨回京，明晨又出发。匆匆看了叶文，作了补充和修改。因为我前段有机会查了《宣教动态》，把当时刊登的傅的谈话复制了下来，故现在可以把原话抄上。 另一处，叶文说《宣教动态》是摘录了傅的讲义，我记得不是如此。在这件事上，我自信记忆准确。只是时间匆忙，不能现在再去查出原文抄上。 敬礼！请转致对叶永烈同志的问候。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龚育之抄寄了《宣教动态》的原文中傅鹰的几段原话。一九九七年，当《百年潮》杂志在北京创刊时，龚育之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毛泽东与傅鹰》一文，公布了《宣教动态》所载关于傅鹰报导全文。 现转摘如下： 傅鹰对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提出尖锐的批评 北京大学教授傅鹰在北大化学系讨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座谈会上作了几次发言。 第一次（四月二十七日）座谈会上的发言如下： 年轻党员如同国民党特务 党和党外人士关系不好，首先是由于“三反”时的偏差。“三反”后，教授们谈话，只要来了个党员，便都相视面笑，说些专门给党员听的话，其实教授们并非在骂毛主席，也许是在谈梅兰芳的“贵妃醉酒”。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斗争时，党员会说，某次我听见傅鹰在议论梅兰芳，为什么不尊重艺术家？这是什么思想？什么根源？所以我对于年轻党员的看法，就同在重庆时对国民党特务的看法一样。特别是对正在争取入党争取转正的人有戒心。他们越多打你几棍子，入党转正的机会就越大。 没有把握不再来“三反” 现在说话虽然已无杀头的危险，甚至也无失业的危险，但没有把握不再来个“三反”。运动来了，给你提意见的不是毛泽东、周恩来（要是毛泽东、周恩来提意见，保证愿意接受），而是那些年轻的党员、团员。他们在大会上骂你一通，骂你三分混蛋，你承认五分混蛋，这才鼓掌通过。事后说是搞错了，他只到你一个人面前道歉。为什么科学家都想到北京来？因为运动中偏差的大小与离北京的距离成正比。我相信党，但不相信个别党员不会作难。不怕官，只怕管。好汉不吃眼前亏。你可以批评人家没骨气，为什么不扛起来？这种批评不对。求生是动物的本性，吊打是“不可逆”的反应。 当然不是说所有党员都坏，党员与非党员有一个共同之点：良莠不齐。 我最讨厌思想改造 我最讨厌“思想改造”，改造两字，和劳动改造联在一起。有了错才要改，我自信一生无大错，爱国不下于任何党员，有什么要改？现在所谓“改造”，就是要人在什么场合，慷慨激昂说一通时髦话，引经据典，马、恩、列、斯。何必要用任何人都听不懂的话去说人人都懂的事？化学系只我一个人没上夜大学，受不了。夜大学教员把人都当作全无文化。毛主席说一句话，本来清清楚楚，偏要左体会右体会。煤是黑的一一就完了。非要说什么“煤之黑也，其不同与墨之黑也，它和皮鞋油又如何如何”，全是废话。 把不好的思想说成资产阶级影响是不公平的 人们有什么不好的思想行为，总说是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这是不公平的。资产阶级思想的老祖宗无非是孔夫子，孔夫子几曾教人贪污，损人利己，唯利是图？我从小就念孔夫子那一套，不觉得有什么错。张子善、刘青山、高岗也不代表无产阶级。 一个化学家怎么可能是唯心的 我不懂一个化学家怎么可能是唯心的。自然科学家自然而然就是唯物辩证的。我看过很多哲学书，很欣赏贝克莱，但他终于搬出上帝来，我就不信他了。 前年我在《化学通报》上写了一篇文章（引者注：即《三部曲》），范长江在北大演讲，说我反对党的领导，至少是对老干部没有同情心。那时我刚从石油学院来，石油学院的老干部有一条公式：我是老党员，你是群众，所以，你是错的。这还有什么可说。石油学院的年轻党员，指指点点，我应该如何如何做研究。受不了。他们要跟我谈学问，还得先学五六年，还要下苦工学呢。在石油学院我跟两个小孩一起教普通化学，我根据多年经验，建议把某个教学次序倒转一下，那两个小孩不听，非要照格林卡（按：是苏联教本）的讲。你不听有自由。但反过来却在校刊上批评我学习苏联不积极。其实，我一人看的苏联文献比全石油学院的教授看的还多，他们只看过一本格林卡。 傅鹰还说： “党对知识分子的脾气还没有摸对。知识分子的要求就是把我们当自己人，如此而已，并不需要优待。加了薪便感激涕零，那么蒋介石给更多的钱，怎么办？岂不危险？”傅鹰说：“知识分子就是爱国。我父亲从前在外交部做事，从小我就听他说，从康熙尼布楚条约到辛丑条约，每条都是中国吃亏。宣统三年我到上海，公园牌子上写着‘中国人与狗不许入内’。后来到美国，过国境到加拿大看瀑布，日本人可以自由来往，中国人就不行；我到物料科领药品，那里的人说，‘你们中国人学科学干什么？’我一生的希望就是有一天中国翻身，现在这个希望实现了，所以我拥护这个政府。共产主义我不了解，从书本上看的来说，意识形态方面我不见得全同意，但共产党把国家弄成现在的气派，我拥护它。但我心里还有不快，党还会把我当外人。我十分力气只使出六分，并不是不愿意使出全力，是没有机会，还没有和党做到知已。” 在大鸣大放中，《人民日报》记者王澈到北大中关园，特地访问傅鹰。 傅鹰依然胸无城府，谈起自己的意见： “党到现在还没有摸透知识分子的脾气。知识分子的要求就是把我们当自己人，如此而已，并不在乎生活上的舒服。一个人活着并不是图舒服。一个教授拿着优特证，去理发可以不用排队，可是他宁肯不享受这种优特，因为不好意思。看电影时，特别为我们留着好位子，坐在这种特殊位子里，心里就想：还是把我当客人。” 傅鹰还提出了“民主治校”。这本是一个很遭忌讳的话题。记者如此报导傅鹰的见解： 关于学校的领导方式，傅鹰教授觉得现在这种党委制不好，但过去的校务委员会那种办法也不好。他的主张是民主治校。“不能撇开党委，因为离开了党委，很多事都行不通；也不能撇开教授，因为在业务上究竟是教授内行；此外，最好还要有学生的代表，因为学生人最多。” 傅鹰不仅对《人民日报》记者如此坦陈心中的话，而且在各种大会、小会上鸣放。 毛泽东就是根据傅鹰的这些言论，把他定为“中间偏右”的典型。 “中间偏右”，向前一厘米，便是“右派”。倘若不是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中讲了傅鹰那尖锐的批评是“善意”的，倘若不是毛泽东把傅鹰树为“中间偏右”的典型，在那种宁左勿右的年月，傅鹰早已入“右册”了！ 由于毛泽东关注傅鹰，傅鹰也就为新闻界所关注。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文汇报》发表记者叶冈所写的傅鹰访问记。傅鹰对记者说： 整风期间，我提的意见是够激烈的，有些话简直讲得有点失态了。彭真市长有次在市委的教授座谈会上还点了我的名，说我的意见尖锐得很。 虽说傅鹰的意见那么尖锐，由于毛泽东为他说了话，所以也就平安过了“反右”关。 傅鹰对《文汇报》记者说道： 党是元帅，我们这些拿试管的人是连排长。元帅的任务是画蓝图，定战略，管全局，我们的任务是根据蓝图占阵地，攻堡垒。我们这些连排长如果离开了元帅，那就会枪法大乱。 傅鹰原本以为，没有拿过试管的人，怎能领导他？此刻，通过“反右派运动”，傅鹰批驳起“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了。他对《文汇报》记者说： 举一个浅近的例子，毛主席不会驾驶飞机，也不一定会开坦克，但是他指挥我们的军队打了多少胜仗。他是人民解放军的灵魂，三军是在他的战略思想指导下打胜仗的。如果这样来看领导问题，党为什么就偏偏领导不了自然科学！ 于是，傅鹰也投入了“反右派”的行列。一九五七年七月十六日，在中国科学院召开的批判曾昭抡的会议上，傅鹰第一个发言，批判他的老朋友曾昭抡。 傅鹰说： “曾昭抡自己是被章、罗所利用，完全是一种谎言，如果是被利用，为什么在拟订反社会主义纲领的时候，要叫钱伟长去摸摸科学规划委员会的底呢？为什么还要抢先发表呢？这种做法根本不是什么‘分庭抗礼’，而是要告诉人家‘我在领导科学’。” 傅鹰还说： “曾昭抡这种野心不是今天才有的。在‘三反’时候，曾昭抡的一位学生告诉人说，曾昭抡素以权术待人，应与他划清界线。” 傅鹰虽说平安度过了多灾多难的一九五七年，可是他难改直率的脾气。在一九六一年教育部的一次会议上，傅鹰又放“炮”了。以下是摘自会议简报上的原文： 傅鹰说，任何一个党团员都是“党代表”，不听他们的话，就是“反党”，“反党”谁受得了！教授写完了讲义，要“呈请鉴核”，一个二年级的学生拿起红笔勾勾抹抹，这个不要，那个不要，其实他什么也不懂，可是他是“代表党”的。 傅鹰说，一个教研组内有经验的教师总是少数，而没有经验的却是多数。在学术问题上少数服从多数，是对群众路线的曲解。对科学事业非常不利。 傅鹰说，这几年科学研究中的浮夸之风不得了。北京大学化学系一报告，就说一年内完成了一千多项科研项目。根据教师的力量与水平，一年之内完成十几项像样的研究就不错了。表面上进展很快，实际上完全不是这回事。近几年来，每年都有献礼，献礼应该是拿最好的成果，可是常常拿去的连次货也不是，而是废品。献礼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年年献礼，每次都要新项目，那里会有这么多新项目？就像唱戏，怎么能要求每次都有新痛上台呢？ 傅鹰还说，这三年我们北大化学系在科研上最大的收获，就是知道了怎样搞法会给我们工作带来损失。至于正面的研究成绩是很少的，我们取得了一些经验，但付出的代价却非常大，而时间的耗费是不可弥补的。 不过，毛泽东依然原谅了傅鹰。 一九六三年，傅鹰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 一九六四年，在关于“合二而一”论的批判中，周培源告诉傅鹰： “主席很清楚你关于氢氧化合成水要几千万年的见解，他说你的意见是值得注意的。毛主席还说：‘《光明日报》上前两天有一篇文章，讲氢、氧化合成水要经过几百万年。北大傅鹰教授说要几千万年。不知道《光明日报》那篇文章的作者同傅鹰讨论过没有？’” 毛泽东怎么会知道“北大傅鹰教授说要几千万年”呢？ 当时，周培源问傅鹰，傅鹰猜想毛泽东是从他所着几十万言的讲义《普通化学》中得知。 于是，周培源便在其他场合说，毛泽东主席博览群书，连傅鹰教授的讲义《普通化学》都注意了！ 笔者在关于傅鹰的报告文学中，也重述了周培源的话。 对此，龚育之先生在一九八零年十一月十七日的信中，已经谈及，周培源的谈话有误。一九九七年，龚育之在《百年潮》创刊号上，详尽谈了此事： 《宣教动态》在一九六四年八月三日关于“合二而一”的专刊（第十八期）登了一条消息：“几位自然科学家谈‘合二而一’问题”，其中有这样一段： “化学系傅鹰（北京大学副校长）说，大家都知道，氢跟氧化合成水，即hO，但是决不能说，氢和氧‘合二而一’为水，因为氢跟氧不知道要经过几千万次的结合，才有可能在一定的条件下，变成水。而这个水，既不同于‘氢’，也不同于‘氧’。” 傅的这个谈话，我不知道是谁去访谈，又如何被《宣教动态》选用的。 龚育之以为，毛泽东是从《宣教动态》上得知傅鹰关于氢和氧化合成水需要几千万年的意见。 龚育之说： “周培源当时是北京大学副校长，听到毛提及傅鹰，回去便同傅鹰谈起，并问傅关于氢氧化合的见解毛是怎么得知的。傅并不知道，因为当时《宣教动态》登这类反映一般是不告诉本人的。他大概也没有记得曾和谁谈起过，便说他写的普通化学讲义中讲到过类似的意见。周便以为毛连北大的化学讲义都翻阅过，很惊异于毛读书之广博。毛读书的确广博，但是傅鹰对氢氧化合的见解，毛是从他常看的《宣教动态》得知的，不会是从北大的化学讲义上得知的。这是可以肯定的。毛逝世后，周写纪念文章，提到毛那次同于光远和他的谈话，提到谈及傅鹰的事以及他们猜测的毛读到北大化学讲义的事。叶永烈写傅鹰，便据周的文章，写了毛读过傅鹰的讲义。”① 在“文革”中，傅鹰的遭遇就很惨了。原本是作为“中间偏右”的典型，却一下子变成了“漏网右派”。再加上“资产阶级反动权威”、“黑帮分子”、“资产阶级黑线专政的大学阀”之类大帽子，傅鹰被批斗，被抄家，被打骂，被“喷气式”，被送进“劳改大院”……在北大“黑帮”之中，傅鹰是被打得最重的一个，甚至脸上被吐满了口水！ 傅鹰作为一级教授、学部委员，成天价拉车运煤，甚至爬到大楼楼顶去铺瓦片——因为瓦片被武斗的“勇士”们砸碎了。 傅鹰仍然是那样的直率。他指着“文革”中的《人民日报》说：“现在的报纸大部分是假话，不可信。” 在一九七五年春，傅鹰说：“中央给邓小平同志这么多领导职务，我相信他一定能够做得好，我完全拥护，如果早给他那么多工作，许多问题早解决了……王洪文比起老干部来，又作了什么呢！”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来去世，傅鹰说：“我担心总理死后，会天下大乱。”“天下大乱，这还不明白？邓小平旁边有张春桥，张是要闯乱子的。” 他终于盼来了粉碎“四人帮”。他原本是三届、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在第五届全国政协会议上，他被选为常委。 一九七九年九月七日，傅鹰因脑溢血去世。 陈铭枢因致函毛泽东获罪 在“反右派运动”中，中国民主同盟是“重灾户”。因为中国民主同盟之中出了个“章罗同盟”，株连所及，所谓“章罗同盟”的“军师”、“谋士”、“大将”、“联络员”等等，牵涉一大片。此外，还有所谓“章伯钧小集团”、“罗隆基小集团”，又株连了一大批。难怪，中国民主同盟成了“右派”最多的民主党派。 仅次于中国民主同盟的，要算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了，也是“反右派运动”的“重灾户”。 民革的成员之中，不少人是原国民党军政人员。用毛泽东的话来说，要抓那些既有“右派”言论而又有历史“劣迹”的人，作为“右派”的代表人物。于是，民革中很多人符合毛泽东的“条件”。正因为这样，民革也成了“重灾户”。在批判民革“右派”时，几乎都要“新账”、“老账”一起算。所谓“新账”，即“右派”言行，而“老账”则是历史“劣迹”。 民革的“名右派”之中，陈铭枢算一个。 陈铭枢走过曲折的政治道路： 一八九零年，他出生在广西合浦。合浦以产珍珠而着称，有所谓“珠还合浦”之语。他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参加过北伐，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副军长。 后来，他也曾反共：一九二九年参加过江西围剿红军。一九三一年出任江西剿共右翼军总司令。 接着，他又反对过蒋介石：一九三三年，他和李济深等一起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举起反蒋大旗。失败后去香港。 他积极参加了抗日战争。 一九四五年，他参加发起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这个联合会是国民党民主派的组织，反对蒋介石。 他从反共转向亲共。一九四九年出席了在北平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 此后，他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交通部部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 纵观陈铭枢的政治道路，虽说有过反共、剿共这样的“劣迹”，毕竟后来成了中共的战友。 可是，在一九五七年，陈铭枢成了“右派”，那就翻出了当年的反共、剿共的“老账”了……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曾说，“我们从各方面收到了关于右派分子陈铭枢反动言行的材料达百万余言，陈铭枢的罪恶真是罄竹难书。” 李济深曾用这样一段话，来概括陈铭枢的“罪行”： 陈铭枢是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进行反动活动的右派头子。他为了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和反掉社会主义，制定了一套全面向党进攻的纲领：他诬蔑党的组织、党的领袖和党的干部，妄图削弱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他诬蔑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建设，妄图资本主义复辟；他诬蔑人民民主专政，妄图反革命统治之卷土重来；他诬蔑民主集中制，妄图实行资产阶级所谓“民主”；他辱骂与党靠拢的党外人士和极力挑拨党与非党的关系，妄图分裂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他反对苏联，妄图破坏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他为了推销他的反动纲领，到处拉拢落后，组织败类，从事种种阴谋活动。他企图篡夺民革中央领导和控制民革的地方组织，实际上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计划步骤之一。 陈铭枢是张牙舞爪、丧心病狂的右派野心家。他几乎逢人就咬，丑诋拥护共产党的民主人士，丑诋党员、团员，甚至诋毁毛主席这样不好那样不好，公然以为中国之大，只有陈铭枢及其一小撮右派集团才是正气好人，共产党应该退出领导地位，让陈铭枢之流取而代之。他的魔爪很长，伸到四方八面，全国若干重要城市，几乎都有他的爪牙。 陈铭枢是广通声气、集反动之大成的右派巨魁。所有当代右派名人如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储安平、龙云、黄绍竑等等，陈铭枢无不与之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一切反苏、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等荒谬言论，陈铭枢都兼而有之。 陈铭枢是口是心非，造谣生事的右派阴谋家。他向党进攻惯用两面手法，说一些空洞恭维的话，接着就是恶毒的攻击，这种手法是很阴险毒辣的。他企图欺骗群众，使群众相信他的话是公正，党的缺点是真实。他又惯于勾结各机关、学校中的不满分子和坏分子，搜集党政领导的工作缺点，加以扩大或歪曲，甚至捏造事实，据以向党大肆攻击，但陈铭枢还说他对党的“一片赤忱”哩！① 在陈铭枢的种种“右派”言行之中，最为“要害”的是他所写的一封尚未发出的信。这封信是写给毛泽东的。 屈武曾以《驳斥陈铭枢给毛主席的信》为题，在批判陈铭枢的大会上作了长篇发言。这一发言，透露了陈铭枢给毛泽东的信的若干内容。现摘要如下： 右派分子政治野心家陈铭枢，在今年五月十八日写了一封信给毛主席。陈铭枢的这封信虽然不过三千来字，却构成了一个十分完备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纲领和行动纲领。 他攻击毛主席“好大喜功”，在个人修养上“热而不淡，疾而不舒，躁而难宁，察而难周”，“轻信干部的虚伪汇报与教条主义的分析方法，未经郑重细致的研究，即作过激的决定。”在察人听言，决策定计方面缺乏“睿断”，在政策措施上是“畸轻畸重，失缓失急”。陈铭枢说：“我深感于党的领导诸同志，一般都缺乏个人师友的关系……对于人的精神生活，总不免失之单调”…… 陈铭枢在信里向毛主席说：您所常接触的党外人士“仍多趋附之辈，耿介不苟者实属寥寥，至于能犯颜敢谏者，我尚未见其人。” 他说：“建国后，党化敌为友，对来自旧社会中某些人士的使用多从效用出发，少能兼及其品格与能力的遴选，不次拔擢，累累若若，茸满目、修洁潜光，至于贪天之功者有之，不虞之誉者有之，争名猎位，禄蠹充斥。 “我感到你有时尚不免为喜怒所乘。在一个浪潮下，轻易挫伤高级干部的自尊心和他们固有的地位，同样有时被狡黠者乘您喜怒之际，俟隙淆混黑白，投其所好。 “俾斯麦曾对威廉第一说过，‘对相随日久的人，因念其汗马勋劳，纵有不肯，不忍也不能去之，继起所说，新初试，必能割此痈疽’。 “您那治病教人是有伟大感动力的，不知道感动了多少阶级敌人，把他们变成了热爱您的知心朋友了，为什么我一个人始终争取不到您的治疗呢？安心把我关在门外，加重我的病痛呢？ “蒋介石您都要团结他，为什么不要我呢？”① 陈铭枢的这封没有发出的信，铮铮灼见，锋芒毕露。可是，在一九五七年，却成了大逆不道的罪证，成为“极右”的“谬论”。 陈铭枢这样的“反毛主席”的“新账”，再加上历史上反共的“老账”，当然就被划入“极右分子”之列。 甚至，还揭发出一个“陈铭枢反党集团”： 陈铭枢在北京的反共小集团是陈铭枢由武汉调京后形成的，这是一个无形的小集团，其中的参加者，是以陈铭枢为中心的黄居素（陈的老朋友，也是陈的军师），王之南（陈的秘书），曹任远（陈的老朋友，工业学院的教授），罗伟之还有其他分子…… 陈铭枢集团上海的首脑分子有在新沪中学闹大民主的罗海沙，有陈铭枢的得意军师、在民革提篮桥搞恶性发展组织的余若南……① 陈铭枢在郁郁寡欢中度着晚年，于一九六五年五月病殁于北京。 龙云因“反苏”入“右”册 龙云，在一九五七年也是民革中“见报频率”颇高的“大右派”。 龙云和陈铭枢一样，原本也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人称“云南王”。 龙云是彝族人，他的彝名叫做“纳吉岬岬”。他一八八七年生于云南昭通。 龙云和陈铭枢有着相似的政治经历： 他从一九二七年起，掌握云南的军政大权，担任过云南省政府主席兼国民革命军第十三路军总指挥，成为“云南王”。 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红军长征进入云南，龙云出任剿共第二路军总司令，曾有过反共的“劣迹”。 他毕竟是地方军阀，跟蒋介石有着矛盾。他的反蒋倾向日益强烈。一九四五年，蒋介石以武力相胁，迫使“云南王”离开老窝，去担任军事参议院院长。实际上，龙云在南京处于软禁之中。 龙云由反蒋而日渐亲共。一九四八年十二月，龙云从南京逃往香港，参加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此后，他前往北平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代表大会。这样，他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 龙云被划入“右”册，是因为他在大鸣大放中发表了四点“谬论”： 一、抗美援朝战争的经费，全部由中国负担，不合理。 二、第一、第二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借款给盟国，又实施租借法案，后来他们有的赖了债，有的美国不要他们还了。苏联对我国借款，十几年都还不清，还要付利息。中国为社会主义而战，结果如此。 三、苏军解放我国东北时，拆走了工厂中的一些机器，有无代价？偿还不偿还？ 四、我国援外预算太大，主张抓紧压缩对外的援助。 龙云的这四点“谬论”，核心是“反苏”。 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区分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内中的第六条为“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龙云的话，被看成违反了第六条，也就成了“毒草”，被扣上了“反苏”的帽子。 尽管中共后来也和苏共展开大论战，毛泽东高举起“反苏”大旗，可是，在一九五七年，“反苏”却是很大的罪名，足以打成“右派”。 于是，龙云被戴上“反苏崇美”的帽子。 王昆仑曾这样逐条驳斥了龙云的“谬论”： 一、抗美援朝是中国对美国的战争，也是社会主义阵营反对帝国主义阵营侵略的战争。如果不是苏联的伟大帮助，我们怎能打胜仗。社会主义国家休戚相关，互相支援，而特别是苏联帮助各国最多，现在龙云却反要责备苏联没有负担抗美援朝经费，这样合情合理吗？ 二、龙云认为，中国借苏联的债要还，不如美国大方。看来龙云很欣赏美国的慷慨大方。龙云说苏联对我们真厉害，我们不该为社会主义而战；难道龙云认为应该依靠美国，为资本主义而战吗？ 三、苏联帮助我们解放东北，正是国民党向东北进攻的时候，如不搬走那些机器，只有留给国民党打我们。建国以来，苏联帮助我们建立了许多新式的工厂，装备了多少新的机器，今天龙云反要向苏联算账，“这简直是太没有良心！” 四、龙云强调我们财政困难，要求紧缩援外，否则对国家民族不利，这像是爱国，但到底是爱社会主义之国，还是爱资本主义之国？① 在龙云挨批之际，“理所当然”要“新账老账一起算”。于是，龙云那“云南王”的历史被翻了出来。 一九五七年七月六日《人民日报》刊登这样的“揭老底”报导： 本月六日全国人代会云南小组代表们指出右派分子龙云统治云南，十八年剥削与屠杀人民的罪恶，是金沙江的水也洗不清的。这真是形容得入木三分。他在假检讨中振振有词，我要以具体事实来拆穿龙云的“西洋镜”。 龙云割据云南十八年，在经济上尽量剥削民脂民膏。在一九三八年龙云下令以“旧滇币五元”折换“新滇币”一元，人民的财产一下子就给打了二折。“土皇帝”还能不发财？ 又如一九三四年十月红军长征开始，准备经过滇黔边境，蒋光头专机赶到昆明，要龙云出兵“追剿”，许以数十万元作为酬劳。龙云一口答允，“反共”又发财，一箭双雕。抗战初起，蒋军一路败退，就以金钱收买龙云，言定按月拨给他三万元换取云南作蒋帮后方立脚点。最近有人揭露龙云现在还在美国保有大量存款，这是一点也不假的。而且，他还是法商东方汇理银行的一个大存户。 过去，云南是龙云的“独立王国”，是龙家天下。满“朝”文武几乎都是“皇亲国戚”：“民政厅长”李培天、“财政厅长”陆子安、“宪兵司令”禄国藩都是非亲即眷，掌兵权的则是二儿子龙纯祖。他甚至连帮会势力也要“家天下”一番；鼎鼎大名的“龙三公子”龙纯曾就是“云南的杜月笙”。只要看一件事就可以知道“龙家天下”的气焰：一九三八——一九三九年间，昆明各个电影院放映正片前先要映出龙云的照片，全体观众必须“肃立致敬”。这不是“土皇帝”是什么？ 谁都知道汪精卫公开投敌就是从昆明乘飞机到河内的，龙云明知道而不加阻止。他说一向“爱国”，又说一向主张“富国强兵”，三只指头遮面孔，龙云的丑史难道还经得起翻吗？ 其实，即使是“翻老账”，龙云也有反蒋拥共的重要的一页。可是，这些一概不提了！所以，“反右派运动”，实际上挫伤了许多当年弃蒋投共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心。陈铭枢、龙云如此，黄绍竑也如此。 龙云在一九六二年六月二十七日含恨死于北京。 在他死后十八年——一九八零年七月，他的“右派”冤案这才得到平反。在平反时，提及他的“反苏”言论，很多人颇为惊讶，凭这些话也被打成“右派”？！真可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所幸，龙云在他离世之前，已经读到中共猛烈地抨击苏共的长篇大论…… 黄绍竑也“新账老账一起算” 黄绍竑和陈铭枢、龙云一样，原本都是国民党高级将领。 黄绍竑又名黄绍雄，一八九五年生于广西容县。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国国民党。 黄绍竑曾先后担任国民党政府三个省的省主席：广西省主席，浙江省主席，湖南省主席。 黄绍竑是军人，先后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军军长，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 黄绍竑也担任过国民党政府内政部部长，监察院副院长。 一九四九年一月，黄绍竑出任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成员。四月，黄绍竑随团前往北平，参加国共和平谈判。最后，由于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双方拟定的和平协定上签字，谈判破裂。黄绍竑前往香港，声明脱离国民党政府。 此后，他前往北平，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成为中共的战友。 此后，他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 在一九五七年，黄绍竑也成了“极右分子”，“大右派”。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曾这样批判过黄绍竑： 我平日和黄绍竑接触，察其言，观其行，也深深感觉到他在开国以来，特别是在肃反运动和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以来，对于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总是心怀不满，别有用心，专门找岔，替党和政府抹黑脸，看不到他还有什么天良和爱国之心，完全不像是人民中国的一个公民，更不像是一个高级干部应有的态度。 现在大量事实更足以证明：黄绍竑是一个有纲领、有计划进行阴谋活动的右派头子。他的纲领，旨在推翻共产党的领导；他诬蔑“党直接向人民发号施令”，是“造成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根源”，妄图取消共产党的领导；他诬蔑我国“无法可依”，对反革命分子镇压过多过火了，妄图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他诬蔑“成绩是主要的，偏差错误是个别的，这是工作报告中的一种公式”，把我们各方面工作描写成一团漆黑，妄图抹煞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成绩，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他的纲领，实质上，是要使反动政权复辟的。① 李济深还指出： 在解放前，人人都认为黄绍竑是一个翻云覆雨的政治阴谋家，是一个残酷的反共反人民的刽子手。解放后，党和人民不究既往，给他很大的信任和很高的政治地位，他却自始至终拒不接受改造，坚持反动立场，继续施展着他的阴谋惯技，处处同党和人民为敌。当然这是全国人民所不能容忍的。在这里，也可以说明他之所以成为资产阶级右派头子，是有他的历史思想根源的。② 曾经共事于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的张治中将军，以自身的经历批判黄绍竑： 我相信，在座许多从旧政权过来的同志都会和我有同样的体会，就是到新社会来之初，把新旧社会新旧事物对比之后，就完全痛恨过去，厌恶过去，因而就完全认识现在：我们看到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权的所有一切措施，无不感到心悦诚服，感到欢欣鼓舞。我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代是一个比较负了责任的人，在过去尤其从抗战末期以后，心里实在非常苦闷，天天为国家民族的前途担忧，就是这样坏下去怎么得了？但从一九四九年到北京以后，看到共产党领导的正确伟大，看到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看到新中国蓬蓬勃勃蒸蒸日上的景象，我认为国家有了办法了，共产党一定能够把国家搞好，一定能够把全国人民领导到富强康乐繁荣幸福的道路上去，于是精神上得到了完全解放，苦恼烦闷为之一扫而空。这些年来共产党领导下的一切伟大成就，无论国家制度、经济建设、人民生活、国际地位，那一样不是使我们衷心佩服交口称赞的！黄绍竑闭眼不看事实，站在旁边说怪话，歪曲挑剔，吹毛求疵，到底是什么居心呢？ 说到这里，我们就不禁要问：为什么解放后国家会有这样大的成就，很简单，一是由于共产党领导的英明，一是由于社会主义政治与经济制度的优越性，所以获得了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和信赖。黄绍竑看不到这些，反而放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箭，当然在广大人民的铁掌下碰得头破血流，这是很自然的了！① 陈此生对黄绍竑的右派言行，进行了概括，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反对共产党领导和反对共产党的各项政策”： 一、反对党向人民和政府发号施令，并诬蔑这是造成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原因，这实际上就是诋毁共产党领导，不能再居领导的地位。 二、捏造农民生活困苦，诬蔑农民要造反。实际上是搜罗一些还没有改造好的地主富农的反动意见，强加在农民身上，挑拨农民对党和政府的不满，借以反对农业合作化的方针政策。 三、反对民族自治政策，破坏国内民族间的团结。开始讨论建立广西僮族自治区时，黄绍竑根本就反对成立这个自治区，后来经过省政协和省人民代表大会的讨论，全国政协常委和全国人大常委的讨论，绝大多数同意建立了，黄绍竑又顽固地反对党和群众认为比较有利的实现广西僮族自治区的方案，捏造广西的汉族人民多数不同意，其实只是黄绍竑之流极少数人不同意罢了。黄绍竑的用心是破坏民族间团结合作，以阻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四、诬蔑党的统战政策为利用党外人士，利用完了就把党外人士踢开，妄图挑拨党与非党的关系，破坏党外人士对党信赖。 五、夸大缺点，抹煞成绩，以为反对共产党领导的根据。① 第二部分是“反对社会主义法制”： 一、诬蔑我国“无法可依”。其实并不是无法可依，而是黄绍竑之流的右派分子无视我们社会主义的法律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的政府已颁布了四千多种法律，属于刑法、民法的有二百八十种。属于经济的有二千六百九十八种。为什么黄绍竑抹煞这些事实呢？因为在黄绍竑的心目中，资产阶级的六法全书才是法律，我们人民政府所颁布的法律不算是法律的。他的意图就是要恢复资产阶级的六法。 二、攻击司法工作干部。 三、攻击司法工作制度。 四、攻击司法部门的工作。 五、攻击劳改政策和劳改工作，其目的就是要改变我们人民司法的性质，使它变成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司法。 第三部分是“反对肃反运动”： 一、反对肃反走群众路线。 二、捏造肃反偏差很多，极力替反革命分子喊冤，其目的就是要保护反革命残余，作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力量。 陈此生指出： 十分明显，右派分子黄绍竑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是有一套纲领的。他的纲领的第一条是从各方面破坏共产党的威信，要党退出领导地位；第二条是从各方面挑拨人民内部的关系，使革命力量（亦即是拥护党的力量）分裂；第三条是推翻人民的法制，恢复资产阶级的法制，好让黄绍竑之流的右派分子重新骑在人民头上，恣意剥削和奴役人民；第四条是庇护反革命分子，作为资本主义复辟的力量。① 在批判黄绍竑时，照例“翻老账”。黄绍竑那些历史“劣迹”，不断被揭载于《人民日报》。内中特别是姜卿云所揭发的黄绍竑反共罪行： 我要作证的，黄绍竑是杀害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刘英同志的主犯。 刘英同志当时在温州、平阳一带浙闽边区做抗日工作，由于他是一个共产党领导人，由于他是一个爱国抗日志士，因此，黄绍竑以及那时的浙江特务机关，下令要逮捕他。逮捕刘英同志的是特务刘怡生、陈家璧；还有黄绍竑的两个亲信：一个是平阳伪县长张绍舞，另一个是温州专员张宝琛。他们把刘英同志关在永康方岩的山洞里，关押的地点，与黄绍竑公馆相隔只有几步路。特务们逮捕刘英同志之后，刘怡生等曾经向黄绍竑报案。黄绍竑一听逮捕住刘英了，当时还有点不敢相信，他对特务刘怡生说：“刘英有真有假，右手抬不起的才是真刘英。”刘怡生回答：“是右手抬不起来的。”这下黄绍竑放心了，他说：“那是真的了。”于是在浙江省府会上拨了一笔奖金奖给特务们。在浙江伪省政府撤离方岩的前夕，刘英同志殉难了。黄绍竑就是杀害刘英同志的主犯。① 黄绍竑确实曾是国民党的反共将领。正因为这样，他才会被蒋介石所重用，才会担任国民党政府的和谈代表。然而，他后来毕竟公开声明背叛蒋介石，公开声明拥护中国共产党，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政治影响。倘若真的要“翻老账”，也应翻一翻黄绍竑“弃蒋投共”这一笔“账”。片面地只翻反共“老账”，使许多国民党军政人员心寒——因为他们也像黄绍竑一样，经历了从反共到拥共的曲折过程… 在一片谴责声中，黄绍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检讨。一九五七年七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黄绍竑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我的错误和罪行的检讨》。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四日，黄绍竑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批判大会上又作检讨。 黄绍竑不得不言不由衷地对种种批判表示“感谢”： 经过各位同志屡次的揭发和批判我的反动言行，使我能进一步认识我的错误和罪行。我非常感谢！ 现在我向大会作交代，我首先承认我未解放前的一切罪行，我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做了二十多年的官僚军阀，做了很多获罪人民的罪恶，解放后蒙党和人民的宽大，使我能够回到人民的怀抱里来，我应该如何痛改前非为人民服务，我应该如何感谢党和人民。但我得意忘形地忘记了过去的罪恶，重新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和罪行，我辜负了党和人民的优厚美意…… 从一九五七年之后，黄绍竑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声匿迹。 在“文革”大幕刚刚揭开之际，一九六六年九月，黄绍竑在郁闷之中死于北京。 谭惕吾被打成“右派急先锋” 在“右派分子”之中，浦熙修是一员“能干的女将”，而谭惕吾也是一员“能干的女将”。 浦熙修和罗隆基有着多年同居关系，而谭惕吾则和黄绍竑有过一段暖昧关系。 浦熙修和罗隆基均为民盟成员，在民盟同受批判；谭惕吾和黄绍竑均为民革成员，在民革同受批判。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熊克武，曾以《谭惕吾是右派向党进攻的急先锋》为题，于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在民革中央举行的“揭露批判右派分子谭惕吾反动言行大会”上发言，进行批判： 民革开会揭露批判右派分子谭惕吾，这是第四次了，连同其他方面对她开的大会已不下十次。历次大会，谭惕吾在形式上曾作过几次检讨，空洞的给自己扣了一些思想上的帽子，检讨中虽然对已公开揭发的问题，她不得不被动的、勉强的承认和交代点滴事实，但她惯于诡谲多变，避重就轻，总的来看，直到今天谭惕吾还是没有真诚悔过的表现。今天会上发给同志们的谭惕吾最近的一份书面检讨，就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在她这份检讨中，她对她疯狂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一切严重罪行，轻松的给自己戴上了一顶“修正主义”的帽子，把进攻党的恶毒动机故意缩小为私人利害，说成是什么“个人主义”；把她与黄绍竑等大右派分子的勾结，说成是出于“忠于个人的封建道德思想”；有些证据确凿的重大罪行还是硬不承认，或干脆一字不提。这是继续负偶顽抗，我们决不能容忍。① 熊克武接着指出： 根据历次大会，尤其在今天大会上，所揭发批判的谭惕吾的一系列反动言行，足以证明：谭惕吾是有计划、有纲领，有行动的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一个阴险恶毒的大右派分子。 整风一开始，谭惕吾就辱骂说公正话的人，攻击党报，诬蔑共产党员对整风有抵触情绪，企图预行封闭正面意见和反批评，为右派向党向人民进攻打开道路。其后，她提出的四点建议，就是反党的具体纲领。她要撤销共产党内各工作领导机构，反对党对人民群众进行政治动员号召，反对党直接指挥党员和发给党员指示，反对党对人民专政机关的统一领导，诬蔑、歪曲党的统战政策和干部政策，甚至公然包庇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她的真正意图，在于从根本上推翻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篡改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而代之以资产阶级专政，其实质就是要反动统治复辟。 熊克武特地提到了谭惕吾和黄绍竑的关系： 谭惕吾与右派分子黄绍竑，一向在政治上紧密勾结，在这次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中，更是狼狈为奸，此唱彼合。关于这方面的事实，谭惕吾迄今还未彻底交代。谭惕吾与大右派学生林希翎，早在今年三月间就勾结在一起，攻击人民司法，鸣放期间，谭惕吾更支持鼓励林希翎，以谭惕吾处作为林希翎右派集团的指挥部，在几个大学生中，疯狂进行反党活动。谭惕吾还勾结章罗联盟的骨干分子范朴斋，社会主义学院右派分子唐现之等人，企图互相策应向党进攻。由于人民群众及时展开反右斗争，其阴谋诡计始未得逞。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朱蕴山接着批判了谭惕吾的“顽固态度”： 谭惕吾是一个极其猖狂、恶劣、顽固的右派分子。自反右派斗争开始到现在，各个方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中国政法学会、民革中央和民革北京市委会，对谭惕吾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恶言行，先后进行过七次正式的揭露和批判，今天是第八次了。至于小会批判和个别谈话，更是不计其数。可是直到今天，右派分子谭惕吾还是不肯交代自己严重的政治罪行，更没有真诚悔过自新的表示。① 朱蕴山还针对谭惕吾的“现场表现”批评道： 大家看：同志们刚才对她摆事实、讲道理，她还坐在那里装模作样，横眉瞪眼，呲牙咧嘴，在她眉宇之间，还隐约可以看见她几个月前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那股腾腾上升的杀气，这不能不使我们感到十分愤恨，是完全令人不能容忍的！ 楚溪春、钱昌照、陆天的联合发言，历数谭惕吾“争名争利的丑行”，摘其要点，分为四部分： （一）谭惕吾到处争名、争位，多多益善，贪多无厌。 （二）谭惕吾的手很长，脸皮很厚，只要她能够伸手的地方，她都要插上一手。有她她便罢，没有她就来一个“伸手硬要”。 （三）谭惕吾不仅手很长，胃口很大，而且口味很高，任何单位，光排个坐位还不行，还要坐头一、二把椅子。 （四）谭惕吾的名位思想是极端严重的，达不到她的目的，满足不了她的欲望时，甚至可以拍桌大闹，拂袖而去，撒手不干。② 谭惕吾虽说“态度顽固”，但是也不能不一次次写交代，作检查…… 陈铭枢、龙云、黄绍竑、谭惕吾，成了民革中的“四大右派”。 农工民主党揭出“章、黄、李反党集团” 在“反右派运动”中，在民主党派之中，“端”出来的“右派”以民盟最多，民革次之，而“老三”该算是中国农工民主党了。 中国农工民主党遭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主席章伯钧带来的。毛泽东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称，“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这句话使中国民主同盟成了“反右派运动”的重点，因为章罗皆为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同时也使中国农工民主党成了“反右派运动”的重点，因为章伯钧是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 就在《人民日报》七月一日发表了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之后，七月二日新华社就在北京发出电讯《农工党中央动向可疑》。这一电讯提醒人们，请注意中国农工民主党！ 为什么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的“动向可疑”呢？ 新华社的电讯说，这是因为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对章伯钧的斗争“软弱无力”，“态度暖昧”。 电讯特别指出，中国农工民主党副主席黄琪翔和副秘书长李伯球没有把他们跟章伯钧的“私房话”说出来。 新华社的电讯，等于点明了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反右派”重点是黄琪翔和李伯球 黄琪翔其实也是国民党将领，只是他没有加入民革，而加入了中国农工民主党。 黄琪翔于一八九八年出生于广东梅县，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国国民党。在北伐中因功勋卓着而升任第四军军长。 此后，黄琪翔曾率部尾追过中共南昌起义部队，又和张发奎一起镇压过中共的广州起义。 此后，他在一九三三年又参加了李济深、陈铭枢等发动的福建反蒋事变。 黄琪翔既反共又反蒋。一九三五年，他在香港成立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自任总书记。 在抗日战争中，他先后担任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第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 一九四八年，他曾力劝蒋介石停止反共内战，未能被蒋介石所接受。 此后，他秘密赴香港，转往北平，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 他出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农工民主党副主席兼秘书长。 在新华社发出电讯《农工党中央动向可疑》之后，黄琪翔受到注意，受到批判。 黄琪翔不得不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请求人民的宽恕》的发言，着重交代他和章伯钧的关系： 以民主同盟为活动中心的章罗联盟，在农工民主党内是得到我的支持的。整风期间，我参加了农工民主党北京市委会所组织的所谓座谈会，到处起点火作用，造成了共产党威信上重大的损失。章伯钧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罪行被揭露以后，他要做假检讨，我又盲目地帮助了他。我在章伯钧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是无可置辩的。 我和章伯钧过去多年相识，解放以后，共事也已足有八年。章伯钧的政客野心家面目，凡是有一点政治嗅觉的人都早已觉察到了。八年以来，特别是最近两年以来，章伯钧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思想和言论冒头，而且有很多阴谋活动，我竟然丝毫没有感觉，这是对人民事业完全不负责的态度，是不能推卸责任的。 章伯钧的罪行被揭发以后，我迟疑观望，这说明我的思想深处和章伯钧有不少共同之点。我经常自负，以赤胆忠诚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但一接触实际，则一切都变成假象：人家骂共产党我无动于衷；人家说社会主义缺乏民主我也无动于衷；人家说苏联不好我默认；人家说资本主义好我暗中同情。一切一切，说明我对共产党没有真正的感情。对社会主义也没有真正的热爱。我经不住事实的考验。① 黄琪翔接着检查了自己的“思想根源”： 我是一个封建地主家庭出身而又长期生活在旧社会的军人，我在历史上是有污点的，后来又沾染上不少欧美资产阶级社会生活的毒素。青年时代，无疑我的思想是封建的；大革命以后，二十年间又渗杂了一些资产阶级思想。解放后，我受到了共产党的教育，但进步很慢，留恋旧的多于接受新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残余思想浓厚地潜藏在我的灵魂深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我来说，简直还无法掌握运用。① 黄琪翔先生于一九七零年十二月十日，在万般苦闷之中病逝于北京。 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在“反右派运动”中，揭出了所谓的“章伯钧、黄琪翔、李伯球右派集团”。于是，由此追查这一“集团”在该党中央机构及各地的骨干，一追就追出一大堆，株连了许多人： 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开始后，这个集团及其各地代理人就得意忘形地进行了大规模的非法活动。 首先，右派分子章伯钧、黄琪翔、李伯球、王一帆（农工中央执行局委员、秘书处长、交通部公路局副局长、全国政协委员）、杨逸棠（农工中央执行局委员、交通部办公厅副主任、全国人大代表）、李健生（农工候补中委、北京市委副主委、北京市公共卫生局副局长）、王寄一（农工中央委员、交通部船厂局副局长、全国政协委员）、钟岱（农工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等在中央经过策划以后，便派遣王一帆、杨逸棠、张云川分别到东北、山东、河南等地，执行反社会主义的组织路线，滥肆发展。 在北京，章伯钧、黄琪翔和李健生动员了他们的骨干分子，如张申府（北京图书馆研究员）、王枕心（农业部专员）、张含清（对外贸易学院教员）、陈苏生（中医研究院编审）、曾宪朴（农业部经济作物总局副局长、农工党农业部总支部主委）、李宗恩（协和医学院院长）、李万春（北京市京剧一团团长）等，在科学教育、工程技术、农林水利、医药卫生、文化艺术和妇女六个方面，邀集了很多对党不满的分子，举行了二十多次点火会，煽动反党的毒焰。① 在追查中，又在北京农工民主党市委查出两个“右派分支小集团”： 章伯钧、黄琪翔、李伯球右派集团的阴谋活动被揭发后，农工民主党中央和北京市委的干部即乘胜向右派分子展开斗争，并先后于七月上半月和八月上旬揭发了另外的两个右派分支小集团。这两个小集团的分子一向都是在右派分子李伯球、张云川的指使之下，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献策奔忙，摇旗呐喊的。这两个右派小集团被先后揭发后，农工民主党中央和北京市委机关反右派斗争的队伍的阵线更分明了一些。② 紧接着，各省、市农工民主党揭发出“章、黄、李右派集团”的代理人： 浙江——右派分子李士豪（农工浙江省委主委、中央执行局委员、浙江林业厅厅长、全国人大代表）、蔡一鸣（农工浙江省委副主委、浙江交通厅副厅长），在整风运动期间，除了在杭州到处点火外，还派干部到湖州、嘉兴去召开座谈会，煽动反党。 陕西——右派分子韩兆鹗（农工中央委员、西安市筹委主委、陕西省副省长、全国人大代表），煽动知识分子发表反动言论。 江苏——右派分子邓昊明（农工江苏省委主委、江苏省交通厅厅长），在整风运动一开始便同章伯钧南北呼应，发展反共分子来扩大他的“邓家店”，并挑拨医药卫生界同政府对立。 上海——右派分子夏高阳（农工上海市委委员、宣传处处长），早在去年八月间即煽动上海国画界同政府对立，整风中又由李伯球“面授机宜”，接二连三地到处点火放毒。 天津——右派分子杨济时（农工天津市委副主委、天津第一中心医院副院长）、吴孟晖（农工天津市委组织处副处长）在章、黄、李和钟岱的亲自指使下，进行反动活动。 武汉——右派分子欧阳平（农工武汉市委副主任、武汉长江航管局副局长），乘“大鸣大放”的机会，四出派人到中小学校点火，煽动文教界反对政府。 福建——右派分子李述中（农工福建省委主委、省政协副主席）、黄震（农工福建省委副主委、福建农学院教授）。右派分子李述中、黄震在布置基层点火时，曾坚决表示要推翻人民政权。李述中说：“这次如果搞不成，我就逃到香港去”。黄震也说：“共产党会上山，我们就不会上山吗？” 长沙——右派分子徐君虎（农工长沙市委委员、组织处处长）。 广东——右派分子云应霖（农工广东省委副主委、省监察厅副厅长） 广西——右派分子黄现瑶（农工广西省委委员、广西师范学院教授、全国人大代表）等，竟乘整风的机会，阴谋煽动知识分子、资本家等起来推翻政府，制造匈牙利事件。 安徽——右派分子李湘若（农工合肥市委主委）、金白描（农工蚌埠市筹委负责人）、吴建东（农工合肥市委委员、秘书处处长）曾同章伯钧的反动言论一再唱和。 四川——右派分子郭仲衡（农工四川省委副主委、重庆市委主委、重庆市劳动局副局长）、张明泛（农工四川省委秘书处处长、成都市委委员）、姜煊（农工四川省委宣传处处长）等，在章伯钧的怂恿下结成了另一个右派小集团，经常贩卖章伯钧的反动言论，打击进步分子和农工民主党内的共产党员。① 这还仅仅是中国农工民主党“反右派运动”“初见成效”呢！随着运动的深入，更多的人遭到株连…… 民主人士中的“右”字花名册 在中国民主同盟、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和中国农工民主党这三大“反右派运动”的“重灾户”之外，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和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也分别揭出了各自的“右派分子”，就连无党派人士，同样揭出“右派分子”。 正因为这样，后来胡耀邦在为民主党派的“右派分子”平反时，说了一句颇为深刻的话：“解放后，不是民主党派对不起共产党，是共产党对不起民主党派！” 在各民主党派中，受“反右派斗争”打击最沉重的是中国民主同盟：除了两位中央副主席章伯钧和罗隆基在劫难逃之外，所有中央委员之中三分之一划入“右”册，全国两万多盟员中有五千人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中国民主同盟，简直成了“中国右派同盟”！ 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的“右派”代表人物如下： 中国民主同盟—— “章罗联盟”，即以副主席章伯钧、罗隆基为首的右派集团。 章伯钧：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交通部部长，《光明日报》社社长。 罗隆基：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森林工业部部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 费孝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中央民族学院教授、副院长，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全国人大委员。 曾昭抡：化学家，北京大学化学系系主任。高等教育部副部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 黄药眠：文学评论家，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 叶笃义：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全国人大委员。 钱端升：北京政法学院院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 钱伟长：力学家，清华大学副校长，全国人大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 吴景超：社会学家，清华大学教授。 刘王立明（女）：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妇联常委。 陈新桂：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候补委员。 潘大逵：中国民主同盟四川省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委员。 沈志远：经济学家，上海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市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委员。 徐铸成：《文汇报》社长兼总编辑，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市委宣传部主任。 浦熙修（女）：《文汇报》副总编辑，《文汇报》驻京办事处主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候补委员。 彭文应：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市副主任委员，上海市政协常委。 陈仁炳：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市副主任委员，复旦大学教授。 王毅斋：中国民主同盟河南省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委员，河南省副省长。 王文光：中国民主同盟山西省筹委会副主任。 姜震中：中国民主同盟浙江省主任委员。 杜迈之：中国民主同盟湖南省委秘书长。 马哲民：中国民主同盟湖北省主任委员，中南财经学院院长。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以龙云、黄绍竑、陈铭枢、谭惕吾为“右派主帅”。内中龙云为副主席，其余三人均为中央常委。 龙云：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黄绍竑：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常委，全国人大常委。 陈铭枢：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 谭惕吾（女）：律师，中国政法学会主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全国人大委员。 张轸：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委员，河南省副省长。 中国农工民主党—— “章黄李右派集团”，即以主席章伯钧、副主席兼秘书长黄琪翔、副秘书长李伯球为首的右派集团。 章伯钧：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交通部部长，《光明日报》社社长。 黄琪翔：中国农工民主党副主席兼秘书长，全国政协常委。 李伯球：中国农工民主党副秘书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委员。 张申府：中国农工民主党成员，北京图书馆研究员。其实，他是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早在一九二零年便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他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 李健生（女，章伯钧夫人）：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候补委员，北京市副主委，北京市公共卫生局副局长。 韩兆鹗：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委员，陕西省副省长。 李述中：中国农工民主党福建省主任委员，福建省政协副主席。 邓昊明：中国农工民主党江苏省主任委员。 九三学社—— 以主席许德珩为首的右派集团。 许德珩：九三学社主任委员，水产部部长。 储安平：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委员，《光明日报》总编辑。 陆侃如：历史学家，山东大学副校长，九三学社中央常委。 袁翰青：化学史教授，九三学社中央委员。 金宝善：公共卫生专家，卫生部技术室主任，九三学社卫生部支社主任委员。 顾执中：资深记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九三学社中央候补委员。 中国民主建国会—— 以副主席章乃器为首右派集团。 章乃器：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粮食工业部部长。 毕鸣岐：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委，全国人大委员，天津市副市长。 中国民主促进会—— 以副主席林汉达为首的右派集团。 林汉达：教育部副部长，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 中国致公党—— 以主席陈其尤为首的右派集团。 陈其尤：中国致公党主席，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以主席谢雪红为首的右派集团。 谢雪红（女）：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主席（中共党员，台湾“二二八”起义女领袖），全国人大委员。 其中，中国民主同盟揭出的“章罗联盟”骨干，遍及全国各地。现把“章罗联盟”主要八十九名骨干名单列于下面，中国民主同盟这一“反右派运动”的“重灾户”也由此可见一斑： 北京市： 1．曾昭抡 2．费孝通 3．潘光旦 4．吴景超 5．黄药眠 6．钱端升 7．叶笃义 8．范朴斋 9．张志和 10．浦熙修（女） 11陈新桂 上海市： 12．沈志远 13．陈仁炳 14．彭文应 15．孙大雨 16．赵文璧 17．孙斯鸣 18．陆治 19．许杰 20．徐铸成 21．万鸿开 22．赵望 23．韩鸣 24．周永德 25．程应锷 26．谢仿林 27．朱立波 28．曲友诚 29．吴茵 30．莫筠 天津市： 31．王大川 32．杨思慎 安徽省： 33．童车五 34．王晋斋 35．吴伯敏 36．马轶尘 浙江省： 37．姜震中 38．宋云彬 福建省： 39．何云敢 黑龙江省： 40．关贵武 41．许振英 河南省： 42．王毅斋 湖南省： 43．杜迈之 44．康德 45．陈新民 46．屈子健 47．刘文炳 湖北省： 48．马哲民 49．戴今生 50．项粹安 51．张云冕 52．陆鸣秋 53．朱裕璧 甘肃省： 54．杨子恒 55．李化方 江西省： 56．许德瑷 57．漆裕元 58．向法宜 59．王秋心 吉林省： 60．余瑞璜 61．杨清 62．丁克全 广西： 63．林焕平 64．万仲文 65．卢显能 66．黄中文 广东省： 67．钟平 68．林孔湘 69．应云霖 70．董每戡 71．侯黄 贵州省： 72．吴雪俦 辽宁省： 73．陈彦之 74．程厚之 山西省： 75．王文光 76．田羽翔 陕西省： 77．韩兆鹗 78．李子健 四川省： 79．潘大逵 80．赵一明 81．李康 82．舒军 83．韩文畦 84．张松涛 85．罗西玲 86．杨志农 87．张默生 88．张崇古 89．吴仲钧 毛泽东点了上海“右派”们的名 “经过两个多月的斗争，上海的反右派斗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投入斗争人数已达数十万，右派分子已经一批一批地被揭露出来，而且已被驳得理屈词穷、败下阵来……” 这番“宏论”，是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于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五日，在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预备会议上说的。 这位毛泽东的“好学生”，紧跟毛泽东，所以把上海的“反右派运动”也搞得“火热朝天”。 柯庆施仿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办法，也要把上海人民代表大会变成“反右派”的战场。柯庆施如此说： “会议上的斗争将和会外的民主党派、文艺、新闻、出版、教育、卫生、工商界等各条反右派战线配合，把全市的反右派斗争推向新的高潮。”① 柯庆施还对上海的“反右派”形势作了这样的分析： “上海市在前一阶段中一些重要右派分子已经被揭发出来，许多基层单位也揭发出一批右派分子。”① 后来，柯庆施的这一报告，以《深入反右派斗争开展全民性整风》为题，发表于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柯庆施说： 上海的右派是存在已久的，这次暴露得比较彻底。他们中间，主要是这三种人： 一种是原来民主革命时期民主党中的右翼，他们历来代表资产阶级右翼的立场，有比较多的政治斗争经验，又有“民主教授”“进步人士”等伪装，在一部分群众中有欺骗作用，这次起了带头和进攻的作用； 一种是过去的当权派，是国民党时期的台上人物，他们已臭名远扬，又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平时不敢抛头露面，这次以为天下大变，也纷纷出动了； 还有一种是政治上一向怀不满的人，以及其他抗拒社会主义革命的资产阶级分子。 这几种人是客观存在，遇有机会总要浮出来的。这次大暴露，不足为奇，而且是好事。 对于上海的“反右派运动”，毛泽东是非常关心的。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一九五七年三月下旬，他来上海，“那时我是来点火的”。 过了一百天，毛泽东又来上海。这一回，他则是来号召上海人民“反右派”的。 一九五七年七月九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所作的讲话，点了上海一连串的“右派分子”的名： “在你们上海，就是什么王造时，陆诒，陈仁炳，彭文应，还有一个吴茵，这么一些右派人物出来捣乱。右派一捣乱，中间派就搞糊涂了。右派的老祖宗就是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发源地都是在北京。北京那个地方越乱越好，乱得越透越好。这是一条经验。”① 毛泽东这样把北京和上海的“右派”们相提并论： “民主党派现在作风问题在其次，主要是走那条路线的问题。是走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陈仁炳、彭文应、陆诒、孙大雨那种反革命路线，还是走什么路线？首先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② 当然，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四日以“本报编辑部”名义，为《人民日报》所写的《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还有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以《人民日报》社论名义所写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给上海的“反右派运动”点起了两把大火。 在毛泽东的亲自点名之下，在“好学生”柯庆施的努力贯彻之下，上海的“反右派运动”果然“轰轰烈烈”…… 《打垮了右派锻炼了群众》，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以这样的标题报导了“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预备会议进行了九天的论战”。报导称： 这次大辩论中，共对人民代表和列席人员中的二十多个右派分子作了全面的揭露和批判，其中有十五个右派分子是在会前已经在社会上受到揭露和批判的，他们是：彭文应、陈仁炳、孙大雨、沈志远、王造时、陆诒、夏高阳、张孟闻、许杰、罗家衡、李康年、王子建、韩鸣、鲁莽、许卜五等。有一些是会上新揭发出来的右派分子，他们是：上海外国语学院教授董任坚、上海市回民中等学校校长金幼云、天主教内右派集团分子朱孔嘉、顾守熙、董贵民，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筹备处副主任、党内右派分子吴承禧等。 报导说： 许多本来对斗争认识模糊的中间群众也觉悟过来，不少过去一直保持沉默的人，这次在会上都情不自禁地起来发言痛斥右派。年过七旬的考古家徐森玉、老画家丰子恺、书法家沈尹默等老先生，都在会上慷慨陈词。人民代表胡仲藩检讨自己过去对反右派斗争一直抱“隔岸观火”的态度，这次会上他才认识到“这是一次生死存亡的斗争”。 这篇报导，倒是留下了上海“反右派运动”的瞬间形象。 陈仁炳笑谓自己成了“禁区” “我是‘禁区’，你别来采访我！” 一九八六年四月十一日下午，当我去上海体育馆对面的大楼里采访复旦大学老教授陈仁炳先生时，他幽默地对我说。 陈仁炳先生自称“禁区”，是因为据告他是“五人”之一。 所谓“五人”，是指在一九八零年五月八日，中共中央统战部的报告经中共中央审批同意，全国“只摘帽子，维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的中央一级的民主人士共五人，即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陈仁炳、彭文应。 在这五人之中，四人皆已到另一个世界去了，唯有陈仁炳先生尚健在。 这么一来，陈仁炳成了惟一活着的中央一级“不予改正”的“右派分子”，当然也就成了“禁区”。 我庆幸在一九八六年闯进了陈仁炳这个“禁区”。此后，在一九九零年十二月九日上午，陈仁炳先生就不幸去世了。于是，“惟一活着的中央一级‘不予改正’的‘右派分子’”也到那个冥不可知的世界去了。 据陈仁炳先生告诉我，他生于一九零九年中秋节，换算成公历也就是九月二十八日。他出生在湖北武昌一个基督教徒家庭。一九三二年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文学院社会系，同年自费赴美国留学。先在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获社会学硕士学位，然后于一九三六年在美国密西根大学获得社会学哲学博士学位。这年秋天回国，任教于武昌华中大学。他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这位头发灰白、面目清癯的老教授，指着墙上挂着的博士证书，风趣地对我说：“幸亏这博士证书是用羊皮做的，很结实。在‘文革’中，红卫兵想撕掉它，撕不破，只好揉成一团，扔在墙脚，被我捡回来了。所以，我现在把它高挂起来，作个纪念。” 陈先生还告诉我，他的博士论文长达三百七十三页，在“文革”中丢失了。几年前，他给美国母校写信，询问能否复印一份当年的博士论文。美国很快就给他寄来了，因为博士论文在美国学校是作为档案保存的。 陈先生说，他原本有一房间的书，内中有不少英文原版书，在“文革”中全被抄走。后来发还“抄家物资”，竟然只找到一百零九册！ 陈先生说，在一九五七年，他是作为“章罗联盟”在上海的“首要分子”而遭到批判的。他记得当时的报纸有过报导。 根据陈先生的提示，我在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三日的《人民日报》上，查到了这篇报道，题为《陈仁炳承认是章罗联盟在上海的首要分子》： 章罗联盟在上海的骨干分子陈仁炳，最近初步交代了他反对党的领导反社会主义的一些活动。 陈仁炳承认他是罗隆基反党集团在上海的首要分子。他说，他从一九四七年起就靠拢了这一集团，一九四八年——一九四九年起完全参加了这个集团。一九四九年民盟召开中央四中全会，罗隆基提名他当选了中央委员。在那次会上，罗隆基打击史良等盟内的进步人物，陈仁炳为罗隆基作“打手”。那时，罗隆基经常邀集他和潘大逵、张东荪、费孝通、曾昭抡等在范朴斋家里开会研究策略。在一九五一年的民盟中央组织宣传工作会议上，陈仁炳和罗隆基小集团的其他成员激烈反对民盟的阶级联盟性质，怕有非资产阶级分子参加进来。罗隆基还和陈仁炳、潘大逵一起研究过潘大逵的工作问题。最初他们认为潘大逵在四川同楚图南关系搞得不好，工作不顺利，准备把他调到北京搞民盟中央宣传部，继而一想中央宣传部已有曾昭抡，同时四川非常重要，罗隆基认为潘大逵在四川总比不在好，先抓一个副主委也好。此后，罗隆基、浦熙修到上海来，和陈仁炳都有密切来往。陈仁炳还说，他在罗隆基心目中的地位逐渐增高，因为他比彭文应更加“埋头苦干”。罗隆基原来想把彭文应搞上一个上海副市长的职位，后来又改变想以陈仁炳代彭文应…… 陈仁炳又说：“这个反党集团在上海的成员除他以外，还有彭文应、赵文璧、孙大雨、孙斯鸣、韩鸣等近二十人。他们的活动策略，是特别针对知识分子对党不满的三种情况，即有职无权、外行领导内行和失业问题，到处挑拨，到处放火。” 陈仁炳自己供认，他在电影、京剧、地方剧、文学、出版、阅览等方面都放过火。他利用言慧珠对工作安排的意见和言的丈夫失业问题，煽动群众对党不满。在文学界，他曾特别地请王西彦等作家在文化俱乐部吃饭谈话，后来就利用谈话材料，加以夸大，到处渲染…… 文中提及的言慧珠，是上海京剧院着名女演员。一九五七年七月十日，《人民日报》发表言慧珠的文章《陈仁炳的鬼把戏》一文，说道： “陈仁炳表面上摆出一副好像替我鸣不平的伪善面孔，骨子里却是贩卖向党进攻的私货，不惜捏造事实，假借名义，挑拨上海京剧院党的领导和演员之间的关系。我们京剧演员饱尝过旧社会的贫困、压迫、污辱的痛苦，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地位提高了，生活安定了，一切条件都优越了，今昔相比，我敢说任何一个京剧演员打心眼里都会感到社会主义社会比旧社会的社会制度好一千倍，一万倍！陈仁炳的挑拨伎俩是徒劳的。” 显而易见，言慧珠是“奉命批判”的。她不这样“奉命批判”，过不了“反右”关。虽说言慧珠总算过了“反右”关，却难逃“文革”关。一九六六年，“文革”锣鼓敲响不久，她就上吊自杀，离开了“左”风日盛的人世…… 《人民日报》在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七日，还曾发表署名董代的《“火线入盟”》一文，称陈仁炳为“放火专家”。文章写道： 放火专家陈仁炳就是一个“火线入盟”的“发明人”。他在上海电影制片厂放了一把野火，的确构成了一条斗争非常激烈的“火线”，而且他亲自督战，召开五次烧火的座谈会。他在会前就做了一番准备工作，并且责备了上影民盟支部“软弱无能”，“斗争性”不强，而且在这样一个大厂中只有七个盟员，怎么能派用场，任大事呢？他要大发展也有“路线”的，不是随便发展的。他要找的是一贯对党不满，有情绪的，有牢骚的，有历史包袱的……等等，但是他还要对这些人来一次“考验”，来一个“火线入盟”。五次座谈会就是一场火线战斗，他找来的是符合他的要求的人，在会上极尽煽火的能事，于是在这条“火线”上就充满了“对党的诽谤谩骂和对民盟的恭维歌颂”。这个放火专家陈仁炳就从这条“火线”上挑选起对象来，在五次座谈会的过程中，从七名盟员发展到三十三名盟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增加了四倍，而这些人就称之为“火线入盟”的人了。 陈仁炳有了“放火专家”的“头衔”，一九五七年八月七日《文汇报》上发表了这样的讽刺诗： 张春桥狠批陈仁炳 陈仁炳教授告诉我，他所以成为“章罗联盟”在上海的“首要分子”，跟张春桥有很大的关系。 那时，张春桥担任上海《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辑。他跟柯庆施有着密切的关系，以至担任柯庆施的政治秘书。柯庆施不少报告，出自张春桥笔下。 在上海，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中，“涌现”了两员“左”将：一是张春桥，一是姚文元。他俩在报刊上劈头盖脑地打“右派”。九年后，这两员“左”将双双进入“中央文革小组”，又为“文革”立下汗马功劳。 当然，张春桥年长姚文元十四岁一一张春桥生于一九一七年，姚文元生于一九三一年，所以张春桥比姚文元要老练得多。姚文元批张三，驳李四，那文章大都署真名，而张春桥深知那些文章见不得人，每一篇文章的发表都意味着埋下一颗钉子，所以张春桥那些“反右”文章，几乎每一篇换一个名字，全是署笔名。 内中，张春桥写过两篇批判陈仁炳的文章：一篇曰《陈仁炳的“另外一条道路”是什么？》，署“吴松”，发表于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八日《解放日报》；另一篇则是以《解放日报》社论的名义发表的，题曰《论算旧账》，见于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四日《解放日报》，《人民日报》则于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五日予以转载。 “吴松”的《陈仁炳的“另外一条道路”是什么？》，差不多占了《解放日报》半个版。此文对陈仁炳进行了系统的批判。 张春桥在文章一开头，就这么说道： 陈仁炳在中共上海市委召开的宣传会议上说：“我们帮助党整风的最好方法就是向这些党内同志们大喝一声：同志，你必须改走另一条道路了。”陈仁炳的这“另一条道路”是什么道路呢？从他发言的字面上看，好像是劝人虚心，不要骄傲；实际上，最近揭露出的一些尚不完备的材料，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所说的，所走的是一条反共、反社会主义道路。 张春桥接着指出： 许多人揭露了陈仁炳的历史情况，比如，他是右派领袖之一罗隆基长期培养的骨干，曾经担负过“顶住华东”的重任，这些旧账暂时不算，只说近年来，他在沈志远领导下的民盟上海市委工作期间，他同王造时、彭文应、夏高阳、陆诒等等右派分子搞在一起，所作所为，都证明他是“忠诚地”执行了他们右派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纲领的。 张春桥对陈仁炳的“右派”言论进行了概括，总结为“六论”： 一曰“暗无天日”论； 二曰“辩驳有罪”论； 三曰“拆桥头堡”论； 四曰“火烧基层”论； 五曰“大病重药”论； 六曰“我们负责”论。 所谓“暗无天日”论，其实是因为陈仁炳说了一句“某个角落”已“到了暗无天日的地步。”陈仁炳指的是上海作家协会这个“角落”，而张春桥则把此话扩大为陈仁炳说新中国“各个角落”都“到了暗无天日的地步”，然后加以“驳斥”。 所谓“辩驳有罪”论，则是因为陈仁炳说了句：“在整风运动中是应该着重鼓励人发掘缺点和错误的，决不要拿‘抹煞过去成绩’的帽子往人家头上戴。” 所谓“拆桥头堡”论，是因为陈仁炳称那些“反右”积极分子为“桥头堡”，要“拆除”。 所谓“火烧基层”论，是出自陈仁炳的一句话：“整风暂不到基层，是由于基层的‘消防’力量不够。” 所谓“大病重药”论，是由于陈仁炳常说：“治大病要用重药。” 所谓“我们负责”论，是出于陈仁炳一句带笑的话：“上影厂有许多同志在我们民盟开会，说了许多话，我们可负责不起责任呀！” 其实，陈仁炳随口而说的话，并没有什么大逆不道的意思，而张春桥则挖空心思加以“总结”，上纲上线——这才是张春桥的看家本事。 张春桥另一篇以《解放日报》社论名义发表的《论算旧账》，用的也是攻其一点、无限上纲的战术： 陈仁炳提出了算旧账的问题。据他说，“为了党和祖国的前途”需要算算旧账。陈仁炳要向谁算账呢？是向帝国主义吗？是向地主阶级吗？是向压迫剥削中国人民的反动分子吗？都不是。那是向谁呢？原来是要借整风的机会，同共产党算一算旧账。因为，据说“有的犯了错误的同志，最喜欢用反对算旧账来遮掩自己的错误。”你如果不赞成算旧账，那就无法逃避掩盖自己的错误的嫌疑，而且就无法逃避不“为了党和祖国的前途”的罪名。看来，旧账是非算不可了。 我们是不是赞成算旧账呢？ 我们是又赞成又不赞成。 如果说是对敌人，我们是主张算账的，旧账要算，新账也要算；小账要算，大账更要算。不但要算，而且要算清，要偿还。如果敌人欠账不还，我们就强迫他还。用嘴讲要不还，就动手，文的不行，来武的，直到敌人还清为止。在这方面，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一向不马虎的。这早已为历史事实所证实了。应当表明，就是对敌人，包括武装的敌人，只要他放下武器，我们仍然主张不算旧账，实行宽大政策，给予重新作人的机会，这也是历史事实早已证明了的。 如果说是对朋友，我们不但不赞成算老账，而且主张不记账。因为既然是朋友，就不免有一致的地方，又有不一致的地方，有愉快的欢聚，又有不愉快的争执，甚至有甲“得罪了”乙，乙“得罪了”丙，或者丙“得罪了”甲的情况。从这种实际情况出发，我们主张以团结为重，把问题说清楚，不记朋友的账，友好相处，共同把事情办好。因为我们是共产主义者，我们知道共产主义的事业不是少数共产党员的私事，在这条道路上，朋友越多越好。如果对朋友记账，算老账，是不符合我们的道德标准的。我们有些同志对于这种求同存异的精神领会不够，对有些朋友抱有宗派主义情绪，这是党经常反对的，也是这次整风中要解决的…… 其实，真正进行算旧账的，倒是张春桥等“左”兄们。在“反右派运动”中，“新账老账一起算”已成了普遍“规律”。这在批判龙云、陈铭枢、黄绍竑、黄琪翔等“大右派”时，已充分运用了“算旧账”的战术。 虽说陈仁炳成了上海的“大右派”，但是人们知道那只是一场政治把戏罢了。上海国画界滕白给陈仁炳写了一信，道出了许多人的心声： 仁炳兄： 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当它无所事，决不可向打手们屈服，如果，你发表的言论是由衷之言，那你一定要忠实于自己的意见，不怕一切，拿定自己主张，坚持到底，不再做什么检讨之类…… 张春桥“质问”彭文应 张春桥这位“打手”，化名“吴松”打了陈仁炳一棍子，又化名“常孰”打了彭文应一棍子。 那是在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九日，上海《解放日报》上发表了署名“常孰”的文章，那标题便咄咄逼人：《质问彭文应》。 张春桥写道： 彭文应现在改变了战术。原来他同他的一伙商定了三条锦囊妙计：一不讲话，二讲一点，三大辩论。认为凭这三条，足以制敌取胜。时局的发展同他们的估计相反，三条妙计失灵。不讲话，不行；讲一点，藏头露尾，也无用；大辩论，拿不出货色，不敢出场。于是改变战术，说是个别的话讲错了，这是有的，是思想问题，不是政治问题；说是只有言论，没有行动。彭文应说：可以用“我的一切生命、人格及儿女负责担保”自己不是右派分子，不曾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 这种担保是可以令人相信吗？否，这完全是欺骗。 谁是左派，谁是右派，这是有言论有行动可查的…… 彭文应，一九五七年名震上海的“大右派”。上海《解放日报》除了发表张春桥的《质问彭文应》之外，在短短的三个月里，发表了近二十篇批判彭文应的文章： 六月十九日，《彭文应有严重反党言行，民盟上海市委机关盟员予以揭发》； 六月二十二日，《反党好汉彭文应》； 七月五日，《彭文应借视察寻找火种》； 七月十三日，《简评彭文应的大进军》； 七月十四日，《彭文应在浙江南道上说了些什么》； 七月二十一日，《彭文应的“太过”与“不及”》； …… 彭文应，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民盟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员，上海市政协常委。他除了遭到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的猛烈抨击之外，还受到各报大轰大嗡。 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为章罗联盟打天下卖足气力——彭文应是罗隆基的一等功臣》。 七月二十六日，《中国青年报》则发表《右派分子彭文应的嘴脸》，称彭文应为“罗隆基在上海的第二员大将”。不言而喻，那“第一员大将”是指陈仁炳。 从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七月九日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也可以看出，提到陈仁炳，紧接着就提到彭文应。 一九五七年八月二日，上海印行了《右派分子彭文应的反动言论摘要》，分为八大类，内容十分“丰富”。 为了了解彭文应其人，笔者于一九八六年四月十三日采访了彭文应之子彭志一先生。 据告，彭文应乃江西安福人氏，和罗隆基、王造时同乡。彭文应生于一九零四年。天资聪颖的他，十三岁考入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和罗隆基、王造时同学。这样，他和罗隆基、王造时同乡又同学。 彭文应参加过“五四运动”。一九二五年，二十一岁的他赴美国留学，获政治学硕士学位。一九三二年回国，出任上海法学院、光华大学教授。一九四六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一九四七年，当中国民主同盟被国民党宣布为“非法团体”后，他出任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市地下支部主任委员。 我在一九八五年初，曾在四川成都采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民盟四川省委主任委员潘大逵先生。他曾赠我他所写的《我们不能忘记彭文应》一文。内中，有一段写及彭文应和周恩来的交往，给我印象极深： 三十年代初文应在上海，一天去看一位朋友，正相畅叙，忽又有一仪表堂堂身着西装的不速之客来访。因见客房里有陌生人，便不肯进入，只在过道中和文应之友交头接耳私语几句，文应之友便立即匆忙跑进寝室寻找什么，客房的门开着，文应和站在过道中的西装客人彼此曾一再交换眼神，但因未经介绍，西装客人面容又极为严肃，相互都未招呼，当然更说不上交谈了。约过一二分钟，文应之友复急步回到客房，对文应说道：这位来客现有燃眉之急，自己身边的钱和钥匙，不巧都被太太带着上街去了，问文应身上有没有钱。文应立即罄其所有以付其友，其友未清点就马上拿出去交给候在过道上的西装客人。这位客人未再说话，也未问钱数，接过手后一面把钱放入上衣里面的口袋，一面向解囊者注目点头，便匆匆走了。文应之友送客转来，才对文应说出内情。原来这个西装客人就是当局正悬重赏缉拿的周恩来，因当天拂晓有个地下同志被捕，如通过关系进行贿赂即可免送警备司令部，周一时手中拮据，所以前来告急求援。文应同志回忆，钱并不多，约相当于今天人民币百元左右，事过之后早经淡忘。谁料事隔多年，周总理不仅未曾忘却此事，而且还记得文应同志相貌。上海解放不久，周总理到上海视察，上海军管会陈毅同志特为召开一次座谈会，文应应邀出席。会上总理讲了话，文应觉得总理似乎特别注意他；又以为也许是主观幻觉，因自己从未与总理有过联系接触。及至散会，总理竟快步赶到文应面前，口称“彭先生”，热情地与之握手。文应正感惊愕，总理已向他回溯了三十年代初的这件往事。这时陈老总走近总理身旁，总理特郑重给陈介绍说，这位彭先生曾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帮过我们的忙，并嘱陈老总要记住这个朋友。以后陈老总和文应曾接触过两次。陈老总调京时，还与文应话别，诚挚盼望文应以后有机会到京务请通知一下，以便重获聚谈。一次文应赴京开会，与陈老总通了电话，陈老总即请文应至家便饭，饭后畅谈甚久，深夜始归。① 我问潘大逵先生这段故事的来历，他说是听陈新桂先生说的。 于是，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我在北京采访陈新桂先生时，便请他讲述那段故事是怎么听说的。 陈新桂告诉我，那是陈毅调任外交部部长不久，彭文应从上海来北京，住在太平胡同民盟宿舍，那里原是北洋总统徐世昌的公馆。一天深夜，陈新桂正在办公室伏案工作，在万籁俱静之中，听见汽车喇叭声，开门声，皮鞋橐橐声。陈新桂一看，是彭文应回来，满面春风。陈新桂问他从哪里来？彭文应只得照实说从陈老总那里来，陈毅请他吃晚饭。陈新桂好生奇怪，彭文应怎么跟陈毅相熟？于是连连追问。在老朋友的追问之下，彭文应这才不得不说出关于周恩来的故事——平日，彭文应从未对人道及此事…… 可是，在一九五七年，风云变幻，彭文应遭到了挞伐。 彭文应是个心直口快的人，他在大鸣大放中的种种言论，成了“右派”言论： “学习苏联不一定好，学习美国不一定坏。” “近年来，上海各报纸所登载的新闻，有报喜不报扰，小文章标大题目，大文章标小题目，而且不是把新发生的事情及时向读者报导出来。” “去年上海某公司因不善于管理而大量死亡猪的事实，报纸从未提及只字，直到事情已经全部处理，报纸才发表了消息。这样来处理新闻，就失掉新闻的价值，大有明日黄花之感。” “斯大林发生错误的原因之一，即报纸长期没有揭露错误。报纸当敢于揭露错误，不要报喜不报忧，也不要只打苍蝇蚊子。” “我们的国家对创造发明、合理化建议的奖励只不过是毛巾、茶杯、汗衫、奖状。而资本主义国家的奖励一下子就可以成为百万富翁。要很好理解‘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道理。” …… 彭文应不光是“右派”言论受到批判，而且被说成进行“有纲领有组织的反社会主义小集团活动”。 于是，“彭文应与另一右派分子陈仁炳是民盟中央在上海的代理人”。 彭文应性格直率而倔强。在种种“批判”面前，他总是据理反驳，这就越发加重了他的罪名。彭文应被斥为“态度顽固”。 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新华社记者余辉音上海电讯，题为： 《正义的声音粉碎了邪说歪道上海人民代表舌战彭文应一层层透彻的道理，一件件确切的事实把章罗联盟这个凶恶爪牙驳得理屈词穷》 报导说： 三个月来，上海民盟市委整风领导小组为彭文应开过大小会议十六次，尽管他自己始终是不讲或只讲一点，但经过大家全面的揭发和批判，他的丑恶面目还是完全暴露了。但是，彭文应仍然负隅顽抗，认为大辩论他输不了。 彭文应在这次上海市人代会上完全有机会充分阐述自己的论点。这个狡猾的右派分子在辩论会上对自己在大鸣大放期间一系列的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行百般抵赖，赖不掉就避而不谈。在他的一次长达二小时半的发言中，一面口口声声说自己是“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的，他的用意“是为了帮助党改正工作”，另一方面却就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社会主义民主、党的领导、民主党派的作用、干部政策等十一个问题，搬出一整套的资产阶级谬论，继续向共产党进攻。 报导还说： 种种谬论被驳倒以后，彭文应又在会上把自己扮成“迷途的羔羊”，代表们同声驳斥他说：“你那里是善良的羔羊，你是一个披着羊皮的狼外婆！” 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又作这样的报导： “这次大辩论中的事实也说明，资产阶级右派中有一部分人是死硬派，他们是坚决反动到底的，如彭文应，在辩论中虽已罪行大白，但仍拒不作交代，反而利用辩论会的讲坛继续肆无忌惮此宣扬反动的资产阶级论调，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事业……” 大约也正因为彭文应“态度顽固”，又因为他和罗隆基有着同乡兼同学的密切关系，所以后来他被列入五个中央一级“不予改正”的“右派”中的一个，虽说不论按照“级别”或者职务，他似乎都不会在这五名之列。 彭文应的妻子邓世容，在“反右派”的高潮中——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九日，亦即张春桥的《质问彭文应》发表的那天，血压骤升，死于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彭文应的次子彭志平，性格内向，面对着家庭的不幸想不开，于一九六一年三月十八日吃了许多碎玻璃和钢针，自杀未果，又于同年十二月二十日服用大量安眠药而离世，年仅十九岁！ 次子的不幸，使彭文应心似刀绞。他在一夜之间，须发骤白。他在给姐姐的信中这样写道： 被宣布为右派，对自己的家庭乃至亲戚都蒙受了无穷的耻辱与不幸。但这事非我们能料及的。既然发生了，我只有根据最正确的方法来解决。三年多来我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做得很好很快，这是有过错的，但是我总的方向，我认为还是不错的。把好意说成恶意，把好事情说成是坏事情，把帮助党和政府说成反对，把一个朋友说成是一个敌人，这样做是不可以的，是不应当的。具体详细的情况说来话长，我现在还不能写给你，而最后总是要来弄清楚明白的。这样的交代是对党、对人民、对自己、对地下的父母和有关的一切人所不可少的。我总要做一个人，对得起以上这些人…… 一九六二年，彭文应发出最后的呼声——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了万言书。他强烈呼吁： “建议在全国范围内结束反右斗争，摘去全部右派分子帽子。团结起来，建设社会主义！” 同年十二月十五日，彭文应因心包炎败血症去世，终年只有五十八岁！ 彭文应生前所坚信的“最后总是要来弄清楚明白的”事，在一九八九年发生了。 这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礼堂举行了异乎寻常的座谈会。那红地横幅上写着白字：“彭文应同志诞辰八十五周年纪念座谈会”！ 彭文应被称为“同志”，这已很不容易，何况是为了纪念他“八十五周年诞辰”（他生前从未如此隆重纪念过诞辰）。 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赵定玉发表了讲话。他热情地称赞了彭文应在解放前的多方面的贡献，也肯定了他在解放后做的许多有益的工作。他最后概括道： “彭文应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二十七年了，纵观他的一生，虽也有过一些曲折，但总的来说是爱国的、进步的，是值得缅怀和纪念的。”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叶笃义专程来沪出席会议。他和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市主任委员谈家桢都发表了纪念彭文应的讲话。七十多人出席了会议。 会上，散发了笔者为彭文应先生所写的报告文学《诤友》。 虽说彭文应至今仍属“不予改正”的“五分之一”，但是这次纪念座谈会，实际上是为彭文应恢复了政治名誉。 也就在这次座谈的前一天，在上海联谊俱乐部二楼，由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市委举行了祝贺陈仁炳教授八十寿辰，也是七十多人出席。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茅志琼发表讲话，称赞陈仁炳在解放前后所作的诸多贡献。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叶笃义、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参议委员会副主任李文宜也发表了讲话。 这次祝寿座谈会，也是“空前”的。虽说陈仁炳至今和彭文应一样，也属“不予改正”的“五分之一”，但是这次座谈会，同样是为恢复陈仁炳的政治名誉而举行的。 陈仁炳有幸在生前出席这次座谈会。不久，他就离开了人世。 王造时博士成了“检讨博士” 在上海，另一位和罗隆基有着同乡、同学之谊的，是王造时。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也点了王造时的名。 陈仁炳、彭文应被作为“章罗联盟”在上海的“首要分子”而批判。王造时则无党无派，属无党派人士。 在“反右派运动”之前，比起陈仁炳、彭文应来，王造时的知名度要高得多，因为王造时是当年的“七君子”之一：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国民党当局在上海逮捕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史良、王造时、沙千里七人，随后移解苏州羁押。消息传出，全国为之震怒，史称“七君子事件”。 邹韬奋先生曾在他的《经历》一书中，这样描写过当时的王造时： 我们的“难兄难弟”里面有一个胖弟弟——王博士。这个胖弟弟的样子生得那样胖胖白白，和蔼可亲！他的性情又是那样天真烂漫，笃实敦厚！凡是和我们这个胖弟弟做过朋友的，想都能得到这样印象吧。 我第一次和造时见面，比认识乃器的时候迟了一半，是在五年前；但是他来看我的情形，却有些和乃器的相类。那时他正在光华大学做文学院院长，为着要替他的《自由言论》半月刊办理登记的问题，特到生活周刊来和我商量。后来在蔡孑民先生等所领导的民权保障同盟开大会的时候，才第二次和他见面。此后没有机会碰着，一直到前年（一九三五年）年底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开成立大会的时候，他扶病到会，刚巧坐在我的旁边，我们才第三次见面。他对我说，国难严重到这地步，他虽有病，也不得不勉强来参加。他在会场上还起来说了几句激昂慷慨的话；他说要起来组织救国会，先要有准备进监牢的决心，现在他自己果然进监牢了。 邹韬奋对王造时的品德，非常赞赏。他写了一段十分深刻的评价： 王博士屡有做官的机会，但是因为忠实于他自己的主张，不肯随便迁就，宁愿过清苦的生活，行其心之所安，这是很值得敬佩的。 邹韬奋称王造时为“王博士”，是因为王造时从清华学校毕业后，一九二五年赴美国威士康辛大学留学，一九二九年获政治学博士学位。 作为“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时，站在左翼知识分子的阵营之中。在国共两党的斗争中，王造时是中共的盟友，他甚至被国民党特务列入暗杀名单。他在一九三三年加入宋庆龄、鲁迅等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一九三五年任全国各界救国会常务理事兼宣传部部长。 王造时和罗隆基的友谊颇深。他在其《自述》中，曾有一段颇有兴味的描写： 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九日，王造时和罗隆基一起在上海福州路杏花楼出席田汉五十寿辰聚餐会。散席时，罗隆基和王造时一起走出大门。罗隆基问王造时往哪里走？王造时说，向右走，就会走到黄浦江中去；中间向前，走到马路中心，会被汽车压死；还是向左转，走到跑马厅那边去吧。 罗隆基一听王造时这番关于“左、中、右”别有风趣的话，会心地笑了…… 虽说王造时“向左转”，可是在一九五七年，他还是被打成“极右派”。只要翻一翻当时的上海报纸，一行行大字标题触目惊心： 六月十七日，《上海法学界反驳王造时》； 六月十八日，《上海法学界人士列举事实，揭露王造时的居心不良》； 六月二十三日，《不获全胜，决不收兵上海高校反右派斗争声势浩大王造时、徐仲年等遭到迎头痛击陷于孤立》； 六月二十六日，《质问王造时》； 六月二十七日，《王造时代表谁的利益？》； 六月二十九日，《复旦师生警告右派分子要王造时等认真检查老实交代》； 七月四日，《复旦反右派斗争声势浩大王造时假检讨当场被揭穿》，《看王造时现形记》； 七月九日，《工人的血养肥了王造时》； …… 其实，王造时的所谓“右派”言论，是对中共的既善意又深刻的批评：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道理，大家当然懂得，实行却不太容易。拿一个或许是不伦不类的比喻来说，做唐太宗固然不易，做魏征更难。做唐太宗的非有高度的政治修养，难得虚怀若谷；做魏征的非对人民事业有高度的忠诚，更易忧谗畏讥。我想，现在党内各级干部中像唐太宗的可能很多，党外像魏征的倒嫌其少。① 面对着猛烈的批判，王造时争辩着，反驳着。一九五七年七月四日上海《文汇报》便这样报导王造时在复旦大学批判会上的发言： “在这次反右派斗争运动过程中，说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我是难于接受的。因为我认为我是在向党提意见，想帮助党改进我认为不满的地方。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企图。我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 然而，在那“左”星高照的年月，王造时的辩解，被淹没在“大批判”的洪流之中。 笔者于一九八五年九月十二日、十四日、十七日三度采访了王造时夫人郑毓秀。 她出示一大叠王造时的“检讨书”手稿，令我非常震惊。据告，王造时在写“检讨书”时，夹了一张复写纸，留了一份底稿。这些底稿是在“文革”后退还“抄家物资”时交到郑毓秀手中的，但是已经佚散甚多。 这些残存的“检讨书”，我按时间顺序，编成了以下很不完整的目录。从这份目录中，可以看出，“王博士”已成了一位“检讨博士”。有的“检讨书”甚至长达万字，以至足以出一本《王造时博士检讨文集》： 一九五七年八月十日《第二次检查》； 一九五七年八月十四日《在文化俱乐部的检查》； 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在上海市二届二次人代会预备上的检查》；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一日《恳切申请下乡参加体力劳动改造自己》；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八日《交代撕毁来信的经过》；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我的忏悔》；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七日《我忏悔我的罪行》； 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日《改造规划》；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六日《学习〈实践论〉的小结（对照检查）》； 一九五九年六月十日《学习〈矛盾论〉的小结（对照检查）》； 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六日《社会主义学院学习总结（六班二组王造时）》； 一九五九年九月六日《思想汇报——对党的感情的变化》； 一九五九年九月六日《改造规划》； 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日《思想汇报——关于三件事》； 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六日《两年来的自我改造》；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六日《思想汇报——在反右倾鼓干劲运动中的感受》；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八日《思想汇报——鼓足干劲，加紧改造，争取不戴右派帽子过年》；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半年来的思想小结》； 一九六零年一月十四日《思想汇报》； 一九六零年一月二十一日《在社会主义学院鉴定会上的发言》； 一九六零年十一月十五日《摘帽后的思想汇报》； 一九六零年十二月十八日《思想汇报》； 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六日《摘掉右派帽子以来的思想小结》 …… 王造时不幸连着不幸。家庭的不幸和政治的不幸，一起煎熬着他： 他的原配夫人朱秀芳于一九五六年病逝； 长子王钧陶，自一九四六年起患精神病； 次子王钧枢，北京大学西语系学生，自一九五六年起患精神病，一九六九年初去世； 长女王海若，一九四九年三月在上海加入中共，一九五零年被劝退党，一九五五年开除公职，一九五九年去世； 次女王海容，因兄姐都命运坎坷，所以她最受王造时宠爱。不料，一九五七年正在复旦大学物理系读书的她，因父亲王造时成了复旦大学的“大右派”，同情父亲的她竟然也被打成“右派分子”！她于一九七三年去世。 王造时被打成“极右派”之后，送往上海市郊颛桥，一边劳动，一边“反省”。在颛桥，王造时陷入极度的痛楚之中，因为上海精神病院恰好在颛桥，而他的两个儿子正在那里住院！他不时前往探视，每一回都唉声叹气而归。打成“右派”后，王造时降级降薪，而两个儿子住院，那医药费对他来说，是沉重的负担。所以，在上海的“右派”之中，王造时是态度“最好”的。他不断地写“检讨”，为的是早一点摘掉帽子，早一点摆脱经济窘境…… 一九六零年九月二十九日，王造时终于摘掉了“右派”帽子。 他在颛桥“学习”时，结识了“右派同学”李康年。李康年因提出“定息二十年”而被打成“右派”。李康年非常同情王造时的遭遇。李康年把自己的外甥女郑毓秀介绍给王造时。这样，王造时在一九六一年和郑毓秀结婚，从此总算有了温暖的家。 王造时刚刚喘了一口气，“文革”风暴又把他卷入痛苦的深渊。作为“摘帽右派”，理所当然成为“文革”的第一批冲击目标。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一日，王造时遭到第一次抄家。九月二十二日，又遭抄家，并被隔离审查。此后整整四十二个昼夜，王造时被轮番批斗。十一月二日，他甚至被关入看守所！ 一九七一年八月五日，王造时惨死于冤狱之中，终年六十八岁。 郑毓秀用颤抖的手，打开一只包袱给笔者看： 里面的一双棉袜，打了四五个补丁，是王造时狱中遗物； 一把断了把的塑料匙上接着一段牙刷柄，是王造时在狱中每日三餐所用的； 一只旧搪瓷缸里残留着血迹，是王造时临终咯血所留下来的！ 堂堂“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时，因一九五七年之祸，如此悲惨离世，令人怆然涕下…… 王造时自称“高楼病客”，在一九五八年八月十六日曾写了一首词，道出心迹，现录于下： 谁念高楼病客，辗转呻吟，独抱一天岑寂。最怕窗外风狂雨骤，把杨柳摧折。夜沉沉，万家灯火明灭，更那堪今夕正是断肠时节。嗟往事难忘，中枕尽湿。恨人间，欢少苦多。旧怨未去，新愁又织。百般心情，自别后，向谁诉说。风流人物阻，怅望有如千山万水隔。但愿艰危历尽，东风带来消息。待从头，重收拾，相携手，报祖国。 “战地记者”陆诒在“反右”炮火中中弹 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还点了陆诒的名。 陆诒是一位资深的老记者。早在一九三零年，正在上海当小学教员的陆诒，就利用晚上时间，前往顾执中主办的上海民治新闻学院进修。从此，他立志献身于新闻事业。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他便进入上海《新闻报》社当记者。此时，正当抗日的战火在中国大地燃烧，陆诒奔走于枪林弹雨之中，写下一篇又一篇战地通讯，成为名震全国的“战地记者”： 从长城抗战到百灵庙战役； 从“七·七”事变到“八·一三”抗战； 从娘子关战斗到台儿庄战役； 从保卫大武汉战役直至滇缅战役…… 夏衍曾说： “抗日战争时期有三位出色的新闻记者，这就是范长江、孟秋江和陆诒……”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陆诒又忙于采访国共谈判、民主运动，一直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盛典。 此后，他又用他的笔，不断地报导解放后的种种新闻。他担任上海《新闻日报》副总编辑。 陆诒曾说： “新闻记者最重要的是闯劲，又要踏实工作，要为真理而写，无所畏惧。” 陆诒正是以“无所畏惧”的“闯劲”，投入了大鸣大放，中了“阳谋”之计。 陆诒在上海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作了这样的“鸣放”： 许多人批评报上的文章。一片教条主义，真像面符念咒，根本谈不到解决思想问题。整天板起面孔“训人”，写文章的人和读者之间，不是处于“平等、友好”的地位，试问谁愿意来看你的报纸，天天受训？另一方面长期训人的结果，也使读者专等报纸上的指示，经验总结，结论等等，一再独立思考，也沾染着不少教条主义，反对来整报纸。 举例而言，《解放日报》登了一篇范瑞娟的文章，谈到她的丈夫和她的新婚，我看没什么，也可以登吧。但是读者来信雪片纷来，开会讨论，联合抗议，好像天下大乱。在读者来说，这也是一种独立思考，也说明报纸长期推广教条主义的结果。 谈到宗派主义，先要实事求是地承认，党和一部分进步的新闻界人士之间，有过长期“共患难，共生死”的历史关系。今天解放了，不管我们旧知识分子身上还有多少缺点，多少错误，需要继续进行改造，可是党总不应该把我们当做“墙外之人”。可惜，这几年来，党和非党的新闻界人士之间，竟然也有墙，也有沟，也有一层木板。 首先也要怪我们自己不主动，不积极靠拢党。其次，党内宗派主义思想传统，也要负责任。有这样一种思想指导，必然有一批所谓筑墙、开沟、制造木板的“积极分子”，他们专靠打小报告、抓思想来靠拢。于是党群之间有了墙、有了沟、有了一层木板。党对积极分子的依靠，要有一个标准。第一要看他是否真正密切联系了群众，是否正确反映了群众意见。其次要看他是不是真正在那里切切实实地在工作，老老实实的学习，不能光听他对你歌功颂德，即封他为积极分子。 解放几年来，我们新闻界培养的人才还不多，但是被宗派主义者和那些筑墙、开沟、制造木板的挤掉的人才竟不少。言之痛尽。 在陆诒发言之中，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插话问道：“你们《新闻日报》不是在搞大民主吗？” 陆诒似乎没有听清楚柯庆施的意思，回答说：“柯老，我们《新闻日报》照常出版。” 这“柯老”之称，在上海很普遍，甚至连毛泽东也随大家喊柯庆施为“柯老”。其实，柯庆施生于一九零二年，当时不过五十五岁而已。他被称之为“柯老”，主要大抵是资格老：柯庆施一九二零年便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见过列宁…… 后来，陆诒这才明白，柯庆施所说的《新闻日报》“在搞大民主”，是指陆诒在报社里召开“鸣放大会”。柯庆施的消息好灵通啊！ “柯老”约陆诒谈话。 陆诒对柯庆施说：“柯老，这是谁给您打的小报告，说我们《新闻报》在搞‘大民主’？柯老，您可不能偏听一面之词哟！” 虽说陆诒作了解释，但是柯庆施仍劝他不要开“鸣放大会”。 此后，在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七日《文汇报》所发表的报导《新闻日报编辑部昨天集会揭发陆诒反党言行》中，以“三心两意、动摇对立”为小标题，对此事作了所谓的“揭发”： 邹兆琦还揭发陆诒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会议上对抗党的嚣张气焰。陆诒在宣传会议发言时，柯庆施同志曾插话问道：新闻日报是不是搞大民主？事后陆诒写信责问柯老什么叫大民主，什么叫小民主？后来柯老和他谈话时，陆诒又责问道：你是不是听了“小报告”？竟要干涉党的领导机关，了解基层情况。邹兆琦在指出陆诒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行为后说：“我们可以这样说：党对陆诒的照顾、挽救，二十年如一日；而陆诒对党态度的三心两意、动摇对立，也是二十年如一日；这不是很清楚的吗？” 陆诒这位久经枪林弹雨的老记者，在“反右派”的炮火中中弹了！ 一九五七年七月三日《人民日报》发表另一报导，题为： 《攻破章罗联盟重要据点上海右派集团阴谋暴露陆诒承认：这个集团是章罗联盟领导的，有纲领有组织有分工》 报导说： （今年春天）陆诒一到北京，就去拜访了顾执中。顾执中是陆诒的老师……陆诒向顾执中汇报了上海情况，也谈到孙大雨，顾曾指示说孙大雨要讲策略。顾执中、陆诒和王造时等还想借用恢复救国会的名义来组织一个反动的政党，并曾为此在“全聚德”饭馆会商。他们妄图想拉拢青年、学生和海外华侨参加组织，作为他们的反动资本。罗隆基还向王造时面授机宜说，组织是次要问题，共产党就不喜欢我们搞组织，关键在于设法拉拢群众。罗并一再指示他们要小心，章乃器也表示要在这个未来的反动组织中担任职务。 其实，恢复“救国会”，是周恩来向王造时提出来的。这在王造时写的“交代”里说得清清楚楚。只是王造时对这种组织已心灰意懒，而且以为“救国会”是抗战时的组织，现在恢复似无必要，所以没有照周恩来的意思去办。可是，在“反右派运动”中，却被说成“借用恢复救国会的名义来组织一个反动的政党”！ 陆诒虽被打成“右派”，所幸他是一个豁达的人，迄今仍在写作。他年已八旬，居然看报不用戴眼镜。他出版了《战地萍踪》一书，记录了他这位“战地记者”的历史脚印…… 孙大雨经历了“暴风骤雨” 笔者从美国纽约出版的一九九四年第九期《中外论坛》杂志上，读到了《暮年回首》一文，作者是已经步入暮年、九十高龄的孙大雨教授。 孙大雨写道： 如果说新月诸人中只有我还苟延残喘于世，倒是事实；但由于我后半生遭遇坎坷，被剥夺和浪费掉数十年宝贵时间，因此我的“文学业绩”并不为多…… 孙大雨所说的“新月”，亦即新月派。新月派是因组织新月社（一九二三年）和出版《新月》月刊（一九二八年——一九三三年）而得名的文学流派。代表人物胡适、徐志摩、梁实秋、陈源（陈西滢）都已西去，孙大雨确实是新月派惟一的健在者。 孙大雨所说的“被剥夺和浪费掉数十年时间”，便是从他被打成“右派”开始的，甚至可以说是从肃反开始的。在全国几十万右派分子之中，虽说大都蒙受又降级、降职以至开除公职、下乡劳动的，但是被关进监狱的并不多。孙大雨却受到起诉，并关了六年监狱！所以，他在“暮年回首”时，不禁长叹“被剥夺和浪费”的时间实在太多！ 正因为这样，孙大雨在《暮年回首》中，把自己和当年的清华同学梁实秋加以比较：“总结起来我一生只有十一部着译。梁实秋先生以散文译笔译竣了莎士比亚全集这一浩大工程，完成了他早年的宿愿。” 孙大雨和梁实秋号称海峡两岸两大“莎剧权威”。梁实秋在海峡彼岸，没有什么“运动”找他麻烦，所以他的时间得以充分利用，终于独力完成了莎士比亚剧作的全部中译工作，而孙大雨在海峡此岸，“被剥夺和浪费”的时间太多。所以，孙大雨先生的新作《暮年回首》，是发人深省的。 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除了提及“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陈仁炳、彭文应、陆诒、孙大雨那种反革命路线”之外，还在谈到知识分子时，专门提到了孙大雨： 你那么多的知识，为什么犯错误呀？你那么厉害，尾巴翘得那么高，为什么动摇呀？墙上一蔸草，风吹两边倒。可见你知识不太多。在这方面，知识多是工人，是农民里头的半无产阶级。为什么孙大雨那一套，他们一看就知道不对。你看谁人知识高呀？① 其实，孙大雨教授确实是大学问家。他的父亲，也是大学问家——父亲孙廷翰，是清朝翰林呢！ 孙大雨，本名孙铭传，生于一九零五年，浙江诸暨人氏。他于一九二二年入北京清华学校。一九二六年入美国新汉布什尔州达德穆学院。此后入美国耶鲁大学研究院，专攻英国文学，潜心于莎士比亚研究。一九三零年秋回国，出任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等教授。 孙大雨在一九四六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后又加入上海大学民主教授联谊会，担任干事会主席。他曾积极地参加过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民主斗争，拥护中共的政治主张。一九四九年三月，就在上海面临着解放的前夕，他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组织的“上海解放工作委员会”，做了许多工作…… 上海解放后，他出任复旦大学教授。 在一九五七年，孙大雨的“鸣放”与众不同，曾一度轰动上海。 一九五七年六月九日，《文汇报》载孙大雨如此说： 一九五五年二月，我写信给陈市长（引者注：即陈毅市长），因为我在协商会议上，看到市人民委员会的名单，我有意见，就写信给陈市长，揭露潘汉年有问题，他搞一个丑恶分子集团。上海统战文教工作搞得很不好，潘等应负责。如人民委员会的某某人等，就是丑恶分子集团中的人，是潘汉年扶植起来的。陈市长在二月九日邀我在文化俱乐部谈话。当时在座的有柯庆施、刘述周、陈其五。陈其五一见我就说：“你反党，反政府！你跟张孟闻、王恒守、陈子展反党、反政府！”陈其五并且不止讲了一次，讲了四五次，我可以要陈市长和柯书记作证。我说：“这问题很严重，你有什么根据？”他说：“根据很多，现在不可以给你知道”…… 孙大雨提到的陈其五，当时任上海市高等教育局局长，孙大雨的“顶头上司”。由于陈其五说他“反党，反政府”，使他很是想不开…… 孙大雨的“惊人之举”，如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所报导的： 去年十二月二十日他在市政协会议上诬告市高教局局长陈其五、中共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杨西光以及教授漆琪生、作家章靳以等二十多人为“反革命集团”，并且几次向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提出诬告信。整风开始以后，孙大雨更加疯狂起来，六月六日，在中共复旦大学党委召开的整风座谈会上，他又提出大批“反革命”名单，说《解放日报》社和《新闻日报》社内部也有“反革命集团”。七月三日与五日，他继续扩大名单，诬指司法部部长史良和上海市副市长金仲华也是“反革命分子”。孙大雨这种血口喷人的无赖行为，上海市市长陈毅和其他党政领导人曾几次给予劝告，但他置之不理，反而变本加厉。到现在为止，被他诬指为“反革命分子”的已经达六十多人。 今日看来，孙大雨的“惊人之举”，几乎不可理解。可是，在当年，孙大雨却有着他的逻辑，他的理由。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谢循初先生，和孙大雨一样，在肃反运动中都受到过审查，而上海高等学校的肃反工作是陈其五主持的。据谢循初后来揭发，孙大雨曾这样对他说过： “你看，你不是反革命分子，我也不是反革命分子，我们为什么作为重点被斗争呢？事实很明显，凡把不是反革命分子当反革命分子斗争的人，都是反革命分子！”① 孙大雨正是依照“凡把不是反革命分子当反革命分子斗争的人，都是反革命分子”的逻辑，把许多人看成是“反革命分子”，说成是“反革命分子”。 今日的读者定然会笑孙大雨的逻辑是何等的幼稚以至荒唐。可是，他在肃反运动中被当成“重点”斗争，心灵受到极大的刺激，以这样逻辑看待那些误斗他的人，却是可以理解的。连孙大雨自己都说，他成了“思想战线上的唐·吉诃德”。 孙大雨的“惊人之举”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那些被他指为“反革命分子”的人，理所当然群起而攻孙大雨。 于是，孙大雨不光是大会批、小会斗，而是受到法律惩处。一九五七年八月七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陈其五等十六人对孙大雨的控诉状》，孙大雨吃“官司”了！ 这十六人是： 陈其五上海市高教局局长 杨西光复旦大学副校长 李正文高教部副司长 苏步青复旦大学副校长 章靳以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 漆琪生复旦大学教授 全增瑕复旦大学教授 曹未风上海市高教局处长 杨岂深复旦大学副教授 李振麟复旦大学教授 徐燕谋复旦大学教授 程雨民复旦大学讲师 谢受康复旦大学学生处副处长 龙文佩复旦大学助教 雷兰《解放日报》职工代表 鲁平《新闻日报》职工代表 《控诉状》写道： 被控诉人孙大雨，自解放以来，处心积虑，多次捏造事实，一再肆意污指公开诽谤控诉人等为反革命，企图陷害成罪。最近以来，孙大雨更假借帮助中国共产党整风之名，变本加厉，又大肆公开诽谤，其用心之险恶，令人忍无可忍。为此，特向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提起控诉。 …… 孙大雨是别有用心，以诬陷好人为反革命来掩盖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阴谋。所有孙大雨的诬告诽谤，陷害好人行为证据俱在，且属屡教不改，显已触犯国家刑律，构成犯罪，为了维护国家法律和保障控诉人等的合法权利，请依法侦告，提起公诉。 审判的结果可想而知。一九五八年六月二日，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孙大雨有期徒刑六年。 于是，孙大雨被送往苏北农场“劳改”。 不过，他毕竟是着名民主人士，“劳改”了三年，便于一九六一年十月五日回到上海。 他原住上海茂名大楼高级公寓，如今只能回到他的老宅——上海城隍庙后面一座年久失修石库门房子。 他蛰居于这祖传的老屋之中，才透了一口气，却又飞来横祸。 那是在一九六六年七八月间，忽然在孙大雨家附近的一口水井里，发现一支生锈了的手枪。 本来，此事跟孙大雨无关，可是有人却以为在附近的居民之中，只有孙大雨扔手枪的可能性最大。于是，一群戴着红袖章的人，便冲进孙大雨家。 孙大雨据理争辩：“我只是个做学问的老头子，我和武器从来没有缘份，我只需要笔和纸……” 可是，“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造反派们硬说手枪是孙大雨扔到井里去的。他们用塑料鞋底打孙大雨，打得孙大雨耳朵出血。从此，孙大雨听力日衰。 这场横祸，使孙大雨在床上躺了两个多月，这才勉强起床。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八日，又是一群人突然闯进孙家，把孙大雨带走了。从此，孙大雨被投入监狱。那时，说抓就抓，无法无天。到了一九七零年十二月五日，又突然把孙大雨释放了。说放就放，没有说明任何理由。 孙大雨回家后，在一九七二年二月，又有人突然闯进来，宣布孙大雨为“反革命分子”。据告，这一决定是在一九七零年七月作出的。 孙大雨被搞得稀里糊涂…… 终于，这些“糊涂账”到了了结的时候了。 一九八四年，孙大雨收到了《关于孙大雨教授错划右派的改正结论》公文，全文如下： 孙大雨，男，一九零五年生，浙江诸暨人，一九四六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一九四七年参加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原为复旦大学外文系二级教授。一九五七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受降级降薪处分，现在华东师范大学任教。 根据中共中央一九七八年五十五号文件精神，经复查，孙大雨教授的右派问题属于错划，决定予以改正，恢复教授职称和高教二级的工资待遇。 这时的孙大雨，已是七十九岁的老人了！ 孙大雨意识到大量的时间“被剥夺和浪费”，想把失去的时间追回来。他每晚七八点开始译书，一直工作到翌晨六七点钟。可是，毕竟年岁不饶人，疾病“剥夺”了他的工作权利。 正因为这样，孙大雨在他的新作《暮年回首》中，把自己和梁实秋相比，不禁喟然长叹。 其实，倘若梁实秋在海峡此岸的话，恐怕也难逃一九五七年的劫难…… “东方第一老太婆”和《乌“昼”啼》 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历数上海的“右派头目”陈仁炳、彭文应、王造时、陆诒、孙大雨之后，提了一句： “还有一个吴茵。” 吴茵，当时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组组长，怎么也够不上“大右派”，可是毛泽东还是注意到了她。 吴茵，素有“东方第一老太婆”之誉。 吴茵其实是艺名，她原名杨瑛，一九零九年生于上海。 吴茵最初是学画的，毕业于上海城东女校国画科。从一九三四年起，进入电影、话剧圈。她参加了《新女性》、《自由神》、《都市风光》等片的拍摄。这时的她，并没有演老太婆。 在抗战中，吴茵参加影人剧团，在重庆、成都演出话剧《残零》。她把洗老太太这一角色演得维妙维肖，受到交口赞誉。她竟从此专攻“老太婆”演技，在《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乌鸦和麻雀》等影片中，成功地饰演了各种“老太婆”角色，从此有了“东方第一老太婆”的美誉。 吴茵会成为“五七战士”，与陈仁炳密切相关。比如，一九五七年七月七日《文汇报》所发表的批判吴茵的报导，就用了这样的标题： 《在陈仁炳编导的反党丑剧中吴茵扮演了重要角色》 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一日《解放日报》，发表李式玉的《吴茵往何处去？》，着重揭发了所谓的“五次座谈会”： 在右派头子陈仁炳的主持和上影右派分子吴茵等的计划下，陈仁炳利用了民盟的名义，邀约了上影一部分人员举行了五次“座谈会”，这五次“座谈会”，就其实质看来，乃是民盟右派头目巧妙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员会。参加的人员，是经过陈仁炳和右派分子吴茵、马国亮等逐一研究过的。他们不要党团员，不要积极分子，也不要不肯说话的人。他们曾提到过一个着名的导演，吴茵说他不大肯说话，就把他剔掉了。 这五次“座谈会”，一次比一次嚣张，一次比一次疯狂。在陈仁炳的指挥，其他右派分子的呼应下，在这些别有用心的座谈会上弥漫了反党的空气。有人对工作对党有某些不满情绪，右派分子便极力把这种不满引导到对党的攻击和污蔑。因此，在会上，许多人拍桌大骂，捶胸痛哭，污辱党员是“坐探”，“太上皇”，积极分子是“包打听”，“卖身投靠”。有人把这种可耻的“座谈会”说成是他们的“民主日”。就在这几次“座谈会”上，他们拟定了一张名单，要求市委按照这张名单撤换上影厂几乎是所有负责艺术工作的党员干部。 在这些罪恶活动中，吴茵是积极的参加者和组织者。 就这样，吴茵这“东方第一老太婆”，也被打入“右”册。 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还曾不指名地提及上海“那么一个人”。毛泽东是这样说的： 你们上海不是有那么一个人写了一篇文章叫《乌“昼”啼》吗？那个“乌鸦”他提此一议……我看，那个“乌鸦”现在是很欢迎和风细雨了。现在是暴雨天，过了七月，到了八月那个时候就可以和风细雨了，因为没有多少东西挖了嘛。① 毛泽东所说的“那么一个人”，就是徐仲年。 徐仲年，原名徐颂年，上海外国语学院德法语系法语教授。 徐仲年是江苏无锡人氏，早年留学法国十年，获法国里昂大学文学博士。一九三零年回国后，一直在各大学担任法语教授。他翻译了许多法国文学作品，也创作了不少小说、散文、诗和戏剧。 他参加了中国农工民主党，担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上海外国语学院主任。 徐仲年在大鸣大放中发表了杂文《乌“昼”啼》，遭到了一位名叫“洛雨”的先生的批判，这才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这位“洛雨”先生何许人？ 张春桥之化名也！ 张春桥写了一篇《“乌鸦”新证》，发表在《解放日报》上，批驳了徐仲年。张春桥称徐仲年为“乌鸦”，那文章笔锋藏刀，颇为尖锐： “乌鸦”徐仲年，曾对“乌鸦”做过一番高深的考证。考证的结果，认为“可以肯定”：“乌鸦”是“益鸟”，而且能“报喜”。对徐仲年的考证，像我这样才疏学浅的“老百姓”，实在“不敢赞一辞”。只因徐仲年的“理论水准”实在太“高”了，考证得令人难以理解；为了“学习怎样研究分析”，我倒要给徐仲年的考证，试作一点粗浅不堪的注释。注曰：“乌鸦”徐仲年，系政治动物；在台湾“四大家族”的屋檐下，华尔街老板们的花园里……均有“益鸟”之誉；“乌‘昼’啼”者，向主子们“报喜”也。 接着，张春桥又借乌鸦加以发挥，“深入批判”徐仲年： “乌鸦”又是“食腐肉”为生的动物。根据我们的常识，哪里发生战争或饥荒，哪里就有“乌鸦”盛集，斜飞怪叫，以抢食死尸的腐肉为乐。因此，在“乌鸦”身上，“臭气”冲天，令人掩鼻。也许就是这个原故，在劳动人民的心目中，“乌鸦”便成为“不吉利”的“害鸟”（徐仲年身为“乌鸦”，居然说“不知道从何年何月起，乌鸦变成了‘不吉利’的动物”，足见“乌鸦”还是一种善于撒谎的动物）。证之徐仲年，他把共产党比作“牛鬼蛇神”，比作“阎王殿上戴着‘一见生财’的帽子的活宝”，深仇大恨，不共戴天；切齿之声，发自内心。而徐仲年究竟是个“知识分子”，不像葛佩琦“少将”那样的“武艺高强”，动辄喊“杀共产党人”。但是，这又恰好显出了“乌鸦”的本性，他既要不劳而“食”，只好和葛佩琦“少将”来一个分工：你去杀人，我来啃死尸。论杀人，葛佩琦当然不如蒋介石。那末，什么是“乌鸦”的“发展”“观点”？也就“昭然若揭”的了。“乌鸦”，就是这样无耻，这样狠毒的动物。 社会主义的时代，劳动人民的天下，决不许“乌鸦”猖狂！徐仲年如果甘心永做“乌鸦”，那末，“乌鸦”的命运就是这样：自取灭亡！ 徐仲年先生被错划为“右派”之后，由于那篇《乌“昼”啼》曾遭毛泽东点名，而毛泽东的那篇讲话又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所以问题显得很“严重”。直至一九七九年九月，徐仲年才终于获得“改正”。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九日，徐仲年去世，终年七十七岁。 揭出“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 就各界而言，文学界是“反右派运动”的“重灾户”。 作家是时代最敏感的神经。在知识分子之中，作家是最勤于思索而又最勤于用文字表达自己思想的人。作家们向来以铅字在报刊上“发言”作为自己的职业，也正因为这样，作家富有广泛的社会影响。 自然，在那以言定罪的年月，作家成了“维吾尔族姑娘——辫子多”。特别是用“铅字”发言，字字俱在，要找“麻烦”很容易，要打成“毒草”也不难。于是，作家之中的“右派”比例就显得高。 对一九五七年的“右派”作家们进行分析，大抵可分“三大反党典型”： 以丁玲、冯雪峰为代表的“左联”时期作家反党典型； 以钟惦棐为代表的“延安时期”作家反党典型； 以刘绍棠、王蒙、流沙河为代表的共和国成立以后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反党典型。① 重炮猛轰“丁陈反党集团”，是中国文学界在“反右派运动”中的大事。 一九五七年八月七日，《人民日报》以异乎寻常的特大字标题加以报导： 《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重大进展攻破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 这篇报导震动了全国！ 报导称： 文艺界正在进行一场反对丁玲、陈企霞等人的反党活动、维护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和维护文艺界的团结的斗争。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从六月六日到八月六日陆续举行了十二次扩大会议。从七月二十五日起，会议范围进一步扩大，参加会议的有党和非党的作家及文艺工作者二百多人。会上揭发了以丁玲为首的反党小集团的活动。 …… 党组扩大会议由作协副主席、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主持。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中宣部机关党委书记李之琏出席了会议，并讲了话。他们指出，这是文艺界一场极重要的具有高度原则意义的斗争。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盾和着名社会活动家、鲁迅夫人许广平也在会上讲了话。他们认为这个会议有很大教育意义，并指出丁玲的严重个人主义思想的错误，希望她改悔。 报导称：“茅盾说丁玲身上至今还有‘莎菲女士’的影子。” 报导称：“许广平说丁玲现在的行为很像三十多年前鲁迅所反对的女师大校长杨荫榆。” 报导又称：“刘白羽对丁玲等的反党活动作了系统的揭露和分析，同时对一九五五年作协肃反和对丁、陈斗争的某些错误缺点也作了检查。” 最为令人惊讶的是，报导称：“丁、陈集团如果从一九四二年算起，已经存在了十五年之久。” 这就是说，早在延安，丁玲就已经和陈企霞结成“反党集团”了。 丁玲，中国着名的女作家。她原名蒋冰之、丁冰之，一九零四年生于湖南临澧，长于常德。她曾这样说及她的家：“住在有二百多间屋子的门院里，床铺非常大，每张床都带着窗格子的。”“我的家中，差不多无一人读书，全在酒色之中完蛋了。”① 丁玲却没有“完蛋”。她在长沙、北京、上海读书，从一九二七年起发表小说。她的轰动了中国文坛，从此她成了女作家。 丁玲在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共，翌年出任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这时，她不过二十八岁。就在这一年，她被捕。三年后，在中共党组织帮助下出狱，奔往陕北中央苏区保安。中共中央宣传部在一个大窑洞里为丁玲举行欢迎会，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都出席欢迎。 毛泽东于一九三六年，欣然为丁玲写了一首《临江仙》： 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 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 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 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① 丁玲出席延安文艺座谈会。此后，她在一九四八年写了反映中国农村土地改革的长篇小说，于一九五一年获斯大林文艺奖金二等奖。这在当时的中国文学界，已算是极高的荣誉了。那时，丁玲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党组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处长。在当时中国的女作家之中，可以说是第一人了。 陈企霞是一位文学评论家。企霞原本是他的笔名，因为他母亲生他的时候正患伤寒，在高烧之中梦见东方一片火烧般的红霞，于是他后来以“企霞”为笔名，竟以笔名传世。 陈企霞是浙江鄞县人。他比丁玲小九岁，生于一九一三年。他于一九三一年起发表小说。一九三五年在上海加入中共。他曾两度被捕。 陈企霞在一九四零年从重庆来到延安。一九四二年，他在延安《解放日报》编副刊文艺版，而丁玲则是副刊主编。用陈企霞自己的话来说，这时他“成为丁玲同志的助手”②。把“丁陈反党集团”追溯到始于一九四二年，大抵便是这么个缘故。 陈企霞在解放初担任全国文联、文协秘书长。此后，他调往《文艺报》任副主编。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帮助丁玲、冯雪峰同志”③编辑《文艺报》。 “丁陈反党集团”这一公案，虽说在一九五七年闹得沸沸扬扬，其实由来已久，不过是借助于“反右派运动”的时机爆发而已。 李之琏说出了“丁陈”挨整的内幕 “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这一公案，盘根错节，内幕甚深。笔者注意到在一九九三年，李之琏终于说话了。 李之琏，《人民日报》一九五七年八月七日的报导中，就已提到他：“中宣部机关党委书记李之琏出席了会议，并讲了话。” 李之琏是在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从中共中央组织部调往中共中央宣传部，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秘书长兼机关党委书记。后来，改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兼机关党委书记。 李之琏深知内幕，是因为他当年是处理“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这一公案的负责人之一。 李之琏来自中共中央组织部，对文艺界不熟悉。他只见过丁玲一面，而对陈企霞则不认识。不过，也正因为他有组织部的工作经验，又与丁、陈毫无瓜葛，所以他也就成了处理这一公案的很合适的人选。 李之琏在回首这一公案的全过程时，以为这一公案成为冤案，其原因不光是由于“左”。李之琏说： 对揭发的问题无限上纲是“左”；无中生有的，捏造事实的，颠倒是非的，就不只是“左”了。因为处理每个案件都是由一定的人主持的……这个主持人如果经常说了不算，或朝秦暮楚，毫无定见，或以个人好恶来认定是非，或感情冲动、看风使舵、随风倒……他就不可能正确处理人的是非曲直。① 李之琏所说的那个“以个人好恶认定是非”的“主持人”，就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 这一公案的发生，是在李之琏进入中共中央宣传部不久…… 一九五七年八月七日《人民日报》那篇报导，便把“斗争”追溯到一九五五年： 一九五五年的斗争，是从三封匿名信开始的。在一九五五年四月，陈企霞写了三封匿名信给党中央负责同志，污蔑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作协党组织，要求推翻对《文艺报》的检查结论。在此以前，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国文联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开展以后，对《文艺报》的向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投降和对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采取贵族老爷式态度的错误。作协党的组织并针对陈企霞顽强抗拒批评的态度给他以党纪处分。陈企霞在匿名信里捏造了事实，说检查《文艺报》是“打击压制”，“假公济私”。他诬蔑作协的党组织“摧残民主”、“无中生有”。尽管许多人指出匿名信有很大可能是陈企霞写的，但他仍矢口否认…… 报导又说： 一九五五年的党组会从追查匿名信进而揭露了丁玲、陈企霞的反党小集团活动。会上揭露了丁玲长期存在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和反党情绪，这种思想情绪有它的历史根源。一九三三年丁玲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以后，曾经在南京变节，这件事她曾长期对党隐瞒。一九四二年丁玲在延安担任《解放日报》文艺版主编，曾经发表了她自己写的，和托派分子王实味写的，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候，对党、对革命进行了恶毒的诽谤。这些文章旋即被国民党用来作为反共的宣传材料。 这就是说，“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是从一九五五年追查匿名信开始“揭露”的。而那匿名信又是种种原因引出的：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毛泽东写了关于研究问题的一封信，支持了“小人物”李希凡、蓝翎，批评了《文艺报》，而陈企霞不服这批评导致了受到党纪处分； 在肃反运动中，又由于丁玲曾被捕三年，陈企霞曾两次被捕，而且有着“托派”嫌疑，遭到了审查…… 于是，从一九五五年八月三日起，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批判丁玲、陈企霞。周扬和丁玲、陈企霞积怨甚深，力主把丁、陈打成“反党小集团”。九月三十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把《关于丁玲、陈企霞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处理意见的报告》呈报中共中央。这一报告，就是由周扬主持起草的。 那报告虽说丁玲、陈企霞组成“反党小集团”，可是，并没有多少关于他们“反党”的证据，却着重于他们的历史问题，即丁玲有着“自首、叛变”行为。而陈企霞和“反党小集团”的成员李又然则有着“托派嫌疑”。 其实，丁玲的被捕问题，早在一九四零年四月，就已经在延安由中共中央组织部进行过审查。一九四一年一月，中共中央组织部把陈云、李富春亲自审定和签署的丁玲历史结论通知丁玲，认为她“仍然是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① 可是，周扬坚持要对丁玲的历史问题重新审查，而且要写成“有变节行为”，定为“政治错误”。对于陈企霞和李又然的历史问题，也要写成“托派嫌疑”。 于是，陈企霞和李又然由公安机关实行隔离审查。 公安机关经过仔细审查，否定了陈企霞和李又然的“托派嫌疑”，于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二日恢复了他们的自由。 关于丁玲的历史问题，周恩来深知其中的根源，作了指示： “由于周扬和丁玲之间成见很深，在审查时要避免周扬和丁玲的直接接触，以免形成对立，不利于弄清是非。”① 丁玲为自己写了申辩材料，经过调查组调查、核实，一些问题逐渐得以澄清。李之琏举了几个例子： 原来说：丁玲“狂妄地吹嘘自己，制造个人崇拜……一九五三年，文学讲习所在招待德国作家的时候，居然把丁玲的照片与鲁迅、郭沫若、茅盾的照片并排挂起来。”调查的结果是：这次会场不是丁玲本人布置的，当她知道挂了鲁迅、郭沫若、茅盾和她自己的照片时，她即批评了布置会场的人，并把她自己的照片取了下来。 原来说：丁玲提倡“一本书主义”，说“一个人只要写出一本书来，就谁也打他不倒，有一本书就有了地位，有了一切，有了不朽。”调查结果是：有一次丁玲和青年作家们谈话，她说：“作为一个作家，首先是要写出书来，有作品；一本书也写不出来，还算什么作家呢？”② 这样，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又起草了《关于丁玲同志的错误问题查对结果的结论》，否定了“反党小集团”的结论。 就在这时，遇上大鸣大放。自然，错误地处理丁、陈，成了文艺界鸣放的热点。 一九五七年六月六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周扬作了自我检查： “一九五五年对丁玲的批判只有斗争没有团结，对待丁玲这样的老同志，这样作是很不应该的……” 于是，天平朝丁玲倾斜。 可是，才过了两天，天平就剧烈地晃动了——六月八日，随着《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的发表，“反右派运动”开始了。 丁玲的那些申辩材料，被说成了“翻案”。丁玲的历史问题，这时像变戏法似的，改成了： “一九三三年丁玲被捕后，自首叛变；从南京回到陕北是敌人派回来的。” 这么一来，来了个否定之否定，“丁陈反党集团”成了文艺界万炮齐轰的首要目标。 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经过揭发，包括七个人，即丁玲、陈企霞、冯雪峰、艾青、罗烽、白朗、陈明。内中陈明为丁玲丈夫。 以至李之琏，由于实事求是地坚持调查结果，不同意周扬意见，居然也被划入“反党集团”！ 毛泽东虽说当年为丁玲写下“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的诗句，在一九五七年也支持把丁玲打成“右派”。 一九五八年，当《文艺报》要发表对丁玲的《在医院中》、王实味的等的批判文章时，毛泽东在一月十九日为《文艺报》写了按语： 去年下半年，文艺界展开了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斗争和批判。许多同志在文章和发言里，重新发表了丁玲的。其他文章没有重载。“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许多人想读这一批“奇文”，我们把这些东西搜集起来全部重读一遍，果然有些奇处。奇就奇在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鼻子灵的一眼就能识破，其他的人往往受骗。外国知道丁玲名字的人也许想要了解这件事情的究竟。因此我们重新全部发表了这批文章。 谢谢丁玲、王实味等人的劳作，毒草成了肥料，他们成了我广大人民的教员。他们确能教育人民懂得我们的敌人是如何工作的。鼻子塞了的开通起来，天真烂漫、世事不知的青年人或老年人迅速知道了许多事情。 有了毛泽东的支持，周扬成了胜利者。 周扬大胜，写了《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发表于一九五八年二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 此后，“文革”开场，却又是姚文元大胜，他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发表了《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 此后，粉碎“四人帮”，“反革命两面派”的帽子戴到了姚文元头上。丁玲、陈企霞和周扬都从苦难的阴影中走了出来…… 丁玲于一九八六年三月四日病逝，终年八十二岁。她的遗体上裹着红缎，上书鲜黄色的“丁玲不死”四个大字。 陈企霞于一九八八年一月十六日死于肺癌，终年七十四岁。悼词称他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 冯雪峰成了“文艺界反党分子” 批判“丁陈反党集团”之火，引燃了冯雪峰。 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以同样醒目的标题，发表重要报导： 《丁陈集团参加者胡风思想同路人冯雪峰是文艺界反党分子》 报导一开始，就这样写道：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正在继续进行反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斗争。会议除继续揭发和批判丁玲、陈企霞等的反党活动外，进一步揭露出作协副主席、作协党组成员、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冯雪峰，不但参加了丁、陈反党集团的活动；而且在大鸣大放期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煽风点火，鼓动对党不满的分子向党进攻。会上还揭露了冯雪峰二十多年来一系列严重的反党言行。 其实，冯雪峰是中国文艺界的老布尔什维克。 冯雪峰，比丁玲年长一岁，浙江义乌人。 闪回一个个历史镜头，便可掂量出冯雪峰在中国文艺界的分量： 一九二五年，这位年轻的诗人来到北京，便结识了鲁迅，他的诗也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一九二七年六月，在“四·一二”政变后那腥风血雨之中，冯雪峰加入了中共； 这年，冯雪峰受到追捕，其原因是他的一部译稿被查抄，稿纸上赫然写着他的一句题记——“这本译书献给为共产主义而牺牲的人们”； 一九三一年出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 一九三三年出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年底，他前往红都瑞金，和毛泽东结为好友。他和毛泽东一起散步交谈达数十次； 一九三四年起，他参加了着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一九三六年春，他奉中共中央之命，由陕北前往上海，住在鲁迅家中，和鲁迅倾心相谈，向鲁迅介绍了长征和红军。他为病中的鲁迅笔录了《论我们的文学运动》、《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并起草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十月，鲁迅去世，他参与主持葬礼。他还为美国记者斯诺访问陕北作了安排； 一九三七年，他回到陕北，和毛泽东长谈十几个夜晚； 一九四一年他被捕，关押在上饶集中营，经周恩来设法营救出狱。后来，他因此创作电影《上饶集中营》，毛泽东称之为“一部深刻的影片”； …… 解放后，冯雪峰出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文艺报》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 但是，冯雪峰这位“老布尔什维克”却和周扬等有着历史龉龊。 冯雪峰曾在《有关一九三六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文学”口号的经过》中说及他一九三六年由陕北来沪之际： 行前，洛甫（引者注：即当时中共中央总负责张闻天）曾几次嘱咐我说：“到上海后，务必先找鲁迅、茅盾等，了解一下情况后，再找党员和地下组织。派你先去上海，就因为你同鲁迅等熟悉。”① 张闻天这样安排，是由于当时上海中共地下组织屡遭破坏，情况不明。 冯雪峰遵照张闻天的指示，到上海以后，先找鲁迅、茅盾，并在鲁迅家遇见胡风。 对于冯雪峰来沪后，先找党外，后找党内，当时在上海的周扬气得拒见冯雪峰！ 直至一九八五年，夏衍还在他的《懒寻旧梦录》中，透露他对冯雪峰的不满之情： 盼星星盼月亮地盼了近一年，盼望中央能派人来领导我们，这个人终于盼到了，而且来的人又是我们的老战友，那么他为什么不理睬我们？上海情况复杂，对我们这些人有怀疑么？……为什么不找他信得过的人，对上海文化界的情况实事求是地调查研究一下呢？当时我们这些人的凄苦和愤懑，实在是难以言喻的。② 胡愈之在他去世前夕，谈及他和冯雪峰在上海见面的情况，还谈及了夏衍之事： 我到上海时大约是一九三六年五月中下旬……我们在仲持家会面了……谈到上海地下党的情况，我第一个告诉他，夏衍是可靠的。雪峰第二天就找了夏衍，但后来夏衍很有意见，说雪峰“先找党外，后找党内”，这是夏衍的误会…… 冯雪峰当时是做党中央特派员到上海来寻觅、恢复、联系地下党组织的，而上海那几个党员却不接受他的领导，不听从他的劝告，甚至连面也不肯见，而这在当时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无论是对党的事业，还是对全民抗日救亡运动都不利的。① 另外，由冯雪峰起草的鲁迅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更是关于“两个口号”之争的主要文献，引起周扬的忌恨。因为周扬、夏衍等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而鲁迅、冯雪峰则主张“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口号，曾发生一场大论争…… 另外，冯雪峰和丁玲有着很深的友谊。作家骆宾基曾这样评述冯雪峰和丁玲的友谊： 丁玲是冯雪峰患难与共肝胆相照的老战友，他们相识于一九二七年国内第一次民主大革命之前，两人是三十年代左联时期的老一辈共产党人，一个是以小说《水》为标志在中国新文学界出现的第一位左翼女作家；另一个是中国第一位马列主义的新文学左翼理论家。他们如珠如玉，在新文学史上相映成辉。丁玲当时是冯雪峰最关心的一个新现实主义阵营的作家；冯雪峰又是丁玲在新文学征途中的带路人，因而丁玲是冯雪峰的知已，是最理解冯雪峰同志的一个作家，正如后者同样是一个最理解她的作品在历史过程中的革命价值的新文学理论家一样。① 历史的纠葛，再加上冯雪峰与丁玲的密切关系，于是，借助于“反右派运动”的时机，周扬不仅整了丁玲，而且把火烧向冯雪峰。 于是，《人民日报》的报导，称冯雪峰是“丁陈反党集团”的“支持者和参与者”： 会上指出，冯雪峰是丁、陈反党集团的支持者和参与者。一九五二年丁玲改任《人民文学》主编，她推荐冯雪峰接替她作了《文艺报》的主编，陈企霞作副主编。他们把《文艺报》变成了抗拒党的领导和监督的“独立王国”。一九五四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全国文联和中国作家协会对《文艺报》向资产阶级思想投降、压制新生力量的错误进行检查时，批评了冯雪峰的错误，冯雪峰阳奉阴违地做了检讨，但是心怀不满，认为这是对他在政治上的一次大打击。他对陈企霞说：“很快人家就要整你了，你要当心点！”又说这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大举进攻的时候，冯雪峰和丁玲、陈企霞密谋推翻一九五五年党关于丁、陈反党集团所做的结论。他对丁玲说：“你的问题在党组讨论不会有什么结果，要是拿到群众里去，那就好些。”又向丁玲献策说：“你吗，最好装病，就作出一副给人打倒了的样子。”丁玲果然在会上装出是受迫害的样子说：“我是一棍子被打死了的，是从坟墓里爬出来的人。”冯雪峰还对丁玲说：“你可以像企霞那样，拒绝在结论上签字。”又说：“党员还是要做的，共产党还要统治世界几百年。”今年六月，作家协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重新讨论丁、陈反党集团问题时，冯雪峰作为党组成员，却不参加党组会。他对陈企霞说：“党组会你顶住，我不参加，我能推就推，能拖就拖。”陈企霞说：“这很好，我可以在各种会上问你为什么不参加会，将他们的军。”以后陈企霞果然这样做了。 冯雪峰除了背着党筹划办同人刊物，企图搞垮《文艺报》外，还积极地参加了丁、陈反党集团分裂文艺界的阴谋活动。丁玲和陈企霞要在今年十月准备举行的第三次全国文艺界代表大会上，公开退出作家协会分裂文艺界的事，是征求过冯雪峰的意见的。① 报导还有这样一连串的小标题： 《人民文学出版社右派分子的“青天”》； 《三十年来一贯反对党的领导》； 《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胡风一致》； 《反动的社会思想》。 这样，冯雪峰也被划入了“右”册。 冯雪峰受尽磨难，在一九七六年一月三十一日那寒冷的日子中去世。 胡愈之为老战友奔走，要求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名义召开冯雪峰追悼会。这一要求，经有关部门审批，终于同意了，但是附有三项规定： 一、不准见报； 二、不准致悼词； 三、规模不超过三百人； 直至一九七九年四月，在中共中央的直接过问下，冯雪峰的冤案得以平反。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十七日，北京举行了隆重的冯雪峰追悼会，确认冯雪峰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 艾青成了“右派诗人” 作为“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的成员之一，诗人艾青也被打成“右派”。 一九五七年九月四日，《人民日报》在报导批判艾青的消息时，精心地用了这样“四个‘的’”的标题： 《丁玲的伙伴李又然的老友江丰的手足吴祖光的知心艾青长期奔走于反动集团之间》 这里提及的江丰、吴祖光，不仅都是“右派”，而且都是“右派小集团”的“首领”，分别曰“江丰小集团”和“吴祖光小集团”。 报导这样“揭露”艾青是“丁玲的伙伴”： 艾青到处为丁玲“喊冤”，替丁玲“诉苦”。丁玲常常通过艾青，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决定对策。整风运动开始时，丁玲对艾青说：“我先沉默，不发言，叫他们（指党）摸不到我的底。”并说：“艾青呵，你发言时等于告诉他们，怕，不敢提意见，怕报复。”并说她自己就这样说。丁玲还把党要审查江丰的消息告诉艾青，嘱附艾青去转告江丰：“现在不能乱说。”艾青都一一按丁玲的嘱附行事。 丁玲和陈企霞为了掩盖他们的反党活动，有时不直接来往，曾由艾青通风报信，传递消息。艾青也十分同情陈企霞，为陈企霞受党的批评抱不平。 报导这样“揭露”艾青是“李又然的老友，江丰的手足”： 艾青和李又然是反党“老朋友”，他们常在一起谩骂党的领导。艾青和江丰更是亲如手足。江丰受到党的批评后，艾青到处说，这是党“要在政治上一棍子打死江丰”…… 报导又这样“揭露”艾青是“吴祖光的知心”： 艾青和吴祖光在一起是“无话不说”的。在吴祖光面前，他诬蔑党内阴森恐怖，说“党内没有民主”，“党内没有温暖”，并说：“你不是党员还好点，”“党是无情的，专整人。”他向吴祖光表示：后悔入党，入了党不自由。还说：“入党有啥好处，入了党还不是被人家指着鼻子骂。”……艾青准会被开除党籍。艾青甚至在党的会议上，也散布“党内做人难”，“一批人整人，一批人挨整”等荒谬言论。 艾青，其实是笔名，是他一九三三年写长诗《大堰河——我的保姆》时第一次使用的，不料此后竟以这个笔名着称于文坛。 艾青原名蒋海澄，一九一零年出生于浙江金华山区。据说他是难产的，“克父母”，从小成为一个不受欢迎的孩子，只能喊父母为“叔叔婶婶”。 艾青最初是学画的。十八岁那年，艾青考入杭州国立西湖艺术学院绘画系。翌年，他赴法国勤工俭学，专修绘画。 一九三二年四月艾青回国，在上海参加了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组织“春地画会”。这年七月十二日，法国巡捕突然袭击了在上海法租界的“春地画会”，艾青和十二个美术青年一起被捕。 在狱中，艾青写出了他的成名作、长诗《大堰河》，从此他成为诗人。 艾青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出狱。 一九四零年，艾青在重庆北碚见到了周恩来，提出了奔赴延安的要求。 翌年，艾青和四位作家一起奔赴延安，沿途经过四十七次检查，这才终于到达目的地。 艾青的到来，毛泽东十分尊重。毛泽东多次与艾青交谈。艾青出席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听了毛泽东的讲话…… 艾青既有着革命经历，又是着名诗人，所以在中国文艺界有着广泛影响。 然而，他由于替丁玲“诉苦”，被划入“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 在许多批判艾青的文章中，我注意到徐迟在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上所发表的《艾青能不能为社会主义歌唱？》一文。 徐迟写道： 这些年来，艾青的情绪是非常阴暗的。由于犯过错误而受到党的处分，他认为自己是处在逆境之中了。但是，和丁玲一样，他也经常把外国出版的他的翻译诗集和关于他的诗论文集捧来捧去给人看，并以之作为处于逆境中的安慰以及对党骄傲的资本。 徐迟着重批判了艾青的寓言诗，并把这些寓言诗跟流沙河的《草木篇》相提并论。 徐迟先是批判了艾青的《黄鸟》： 《黄鸟》一诗是作于一九五三年，发表于去年八月二十六日《北京日报》，内容是：怒了，向黄鸟挑战似的冲去……黄鸟飞走了……喜鹊占领了树枝……小麻雀跳到他身边，流露谄媚的神气。喜鹊就对小麻雀说，“她长得妖模怪样，歌声里有妖气，我们虽然吱吱喳喳，说起话来却有条有理。”小麻雀说：“对，对，对”……很久很久没有声音……微风……黄鸟又在歌唱了。 这是首讽刺寓言诗。无论如何总是在讽刺什么人的。艾青显然自比为黄鸟，那末喜鹊和小麻雀呢？倒要问问他指的是谁？ 接着，徐迟又批判艾青的《养花人的梦》，称“这是艾青的《草木篇》”： 《养花人的梦》讲一个人只养月季花，养了几百种。夜里他梦见牡丹、睡莲、牵牛、石榴、白兰等花来诉苦，石榴花说：“冷淡里面就含有轻蔑。”仙人掌说：“只爱温顺的人，本身是软弱的；而我们却具有倔强的灵魂。”最后所有的花都说：“能被理解就是幸福。” 月季花说：其实她们也很寂寞。 养花的人从梦中醒来了，感慨起来，不满于自己的偏爱，说：“我自己也越来越觉得世界太狭窄了。”这句话实际上就是说，诗人觉得他很不自由。这是艾青的《草木篇》，其恶毒不亚于流沙河的。 徐迟又批判了艾青的，又称“和流沙河相似”： 写一只八哥，听蝉早晨就“知了知了”的唱早晨的歌，中午还“知了知了”的唱热的赞美诗；傍晚唱夕阳，夜晚唱月亮也是同一的“知了知了”的歌，八哥说：“我一听你的歌，就厌烦极了，原因就是它没有变化；没有变化，再好的歌也会叫人厌烦的。你的不肯休息，已使我害怕，明天我要搬家了。” 这篇寓言里，艾青对我们的诗歌的估价，和右派分子李白凤的“狭窄的领域”等说法岂不一样？而“明天要搬家”则又和流沙河相似，不知艾青要搬到什么资本主义的自由世界去！艾青忽然也爱上了寓言这形式。这和冯雪峰的寓言，和臭名远扬的流沙河的草木篇等，是形式内容上，思想感情上都十分一致的。 艾青虽然因“右派”而蒙受苦难，但是，丁玲最后成了胜利者，陈企霞成了胜利者，流沙河成了胜利者，艾青也成了胜利者。 一九七八年，艾青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了他的诗作《红旗》，这意味着他复出文坛。 笔者在北京开会时见到艾青，为他拍照。他忽地问：“你的相机装胶卷了吗？打开让我看看！”说罢，哈哈大笑起来。他的幽默和笑声，表明他已完全是一个胜利者了。 流沙河“翻案”未成划入“右派” 从艾青的寓言诗被打成《草木篇》式的“毒草”，不禁令人记起流沙河。 如前所述，《草木篇》是在一九五七年初被“揭露”，后来在大鸣大放中又“翻案”了。 在一九五七年六月五日的《四川日报》上，还可以读到流沙河在四川省文联座谈会上的“翻案”发言： “在开展对《草木篇》讨论时，报纸上那样搞，反驳文章不能发表，而且越来越拉到政治边缘上去，我个人并不怕，但却很气愤……” 三天之后——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地位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反右派运动”开始了。 有着年初对于《草木篇》的一连串批判，又有几天前流沙河等的“反击”，不言而喻，《草木篇》成了四川文艺界大批判的头号目标。 批判的浪潮，迅即从四川推向全国。北京各报也纷纷发表文章，批判“大毒草”《草木篇》。 八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本报记者姚丹的《在“草木篇”的背后》一文，称《星星》编辑部是“以石天河为首的反党集团”，点了“一大群右派分子”的名。内中，除了“臭名昭着”的流沙河之外，还有站在这个“反党集团”背后的“赫赫有名的右派将军”，即张默生教授。为《草木篇》说过公道话的人，也一个个被点名： 流沙河所写的《草木篇》虽说早已臭名远扬，但右派分子却极力为它搽脂抹粉，说它是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而放出来的一朵“香花”，在四川文艺界中，以石天河（即周天哲、《星星》编辑）为首，包括流沙河（团员、《星星》编辑）、白航（党员、《星星》编辑部主任）、丘原（即丘漾、省文联干部）、储一天（团员、《草地》编辑）、陈谦（即茜子、《草地》编辑）、遥攀（《草地》编辑）、白堤（《歌词创作》编辑）、晓枫（即黄泽荣、成都日报编辑）、徐航（即徐荣忠、成都第二师范学校学生）等一大群右派分子，确实是在那里热烈“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努力实行百“花”齐放哩！《草木篇》不过是其中的一朵而已。 从此，《草木篇》成为闻名全国的“大毒草”。 随着《草木篇》被打成“毒草”，流沙河也就被定为“右派分子”，开除共青团团籍、开除公职、监督劳动。他曾六年拉大锯，六年钉包装木箱…… 在“文革”中，在一九七五年，流沙河虽然早已是“死老虎”，那“无产阶级的金棍子”姚文元仍不放过他——早在一九五七年，姚文元就狠批过《草木篇》，此时要搞所谓的“再批判”。诚如流沙河所言： 到了一九七五年秋真正黑云乱翻之际，他（引者注：指姚文元）又打我，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这哪里是跟我这个“死老虎”过意不去，他那时候明明是想搞一场《草木篇》再批判，并以此为由头，再一次大残大害良心未泯的广大的知识分子而已！① 流沙河虽历尽劫难，却仍像艾青那般幽默。 他对我说：“我是一九五八年五月六日下午三时被宣布正式戴上‘右派分子’帽子，一九七八年五月六日上午九时被宣布摘除‘右派分子’的帽子。屈指算来，我戴帽二十年还差六小时！”① 他又风趣地跟我谈起《草木篇》。他说，把《草木篇》定为“大毒草”当然不对，关于有些人把《草木篇》说成如何如何优秀也言过其实。他以为迄今对《草木篇》作出最正确评价的，是他的儿子！ 儿子从一九六七年出生，就泡在《草木篇》的苦水里。儿子稍知世事，便听人说，父亲乃是写了“大毒草”《草木篇》的“大右派”。这样，在他幼小的心灵中，那《草木篇》可谓“如雷贯耳”。儿子识了几个字，就想看一看《草木篇》，可是一直无缘见到。一九七八年，十一岁的他在家中翻看旧书时，终于见到了那梦寐以求的《草木篇》！他屏息敛气读毕，结果大失所望。他对流沙河说：“那有什么？！我本来以为《草木篇》一定好厉害！” 《草木篇》后来被收入《重放的鲜花》一书。流沙河这样写道： 二十年后，左家庄的兵马被打败了……已成为历史的那一炷炷烽烟，总算不再有毒，被说成是什么“重放的鲜花”。 鲜不鲜，很难说。说它们是花，我看不太像。无论如何，我写的那一篇，看来看去，既不悦目，闻来闻去，也不悦鼻，没法提供‘美的享受’。它是火，它是烟，它是狼粪的点燃，绝不是花瓶插的，盆栽的，园植的，野生的，它都不是。它不可能使人娱而忘忧，只会使人思而忘嬉。② 这可以说是流沙河自评《草木篇》。 刘绍棠成为青年作家“堕落”的“典型” 本章一开始，就提及刘绍棠在一九五七年是“共和国成立以后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的反党典型”的代表人物。 在五十年代初，刘绍棠便以“神童作家”而闻名全国。和王蒙一样，刘绍棠是早熟的文学奇才： 刘绍棠在一九三六年出生于河北通县儒林村。 十三岁时刘绍棠就进入“儒林”——在《北京青年报》发表第一篇作品。 一九五三年发生奇迹——在这位十七岁的高中生的语文课本里，那课文竟是他的作品！因为他的短篇小说《青枝绿叶》一九五二年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之后，很快就被收入了高中语文课本。 也就在这一年，刘绍棠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也就在这一年，刘绍棠出版了第一部小说集…… 毁随誉至。一九五七年，二十一岁的刘绍棠在“大风大浪”中沉没！ 据笔者“扫描”一九五七年的报刊，内中光是令人尊敬的文学大师茅盾先生所写的批判刘绍棠的文章，就达四篇之多！ 这四篇是： 《刘绍棠的经历给我们的教育意义》，《中国青年》一九五七年第九期； 《关于写真实和独立思考》，《中国青年报》一九五七年八月十六日； 《公式化、概念化如何避免？》，《文艺学习》第九期； 《我们要把刘绍棠当作一面镜子》，《人民日报》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七日。 另一位文学大师老舍先生所写的《勖勉青年作家》，也不指名批判了刘绍棠。 最为令人震惊的是，周扬在那篇“宏文”《文艺界的一场大辩论》中，批判刘绍棠的篇幅，仅次于丁玲！ 刘绍棠曾这样回忆周扬最初对他评语“不知天高地厚”的来历： “不知天高地厚”，是五十年代周扬对我的评语。 那时，我在团中央，一向童言无忌；到了文艺界，也就不知忌口。周扬是代表党主管文艺工作的最高领导人，在文艺界令人十分敬畏。我的放肆，给他留下不良印象。 十八岁那年，一次座谈会前，周扬招手叫我走过去，问我是哪里人。我答是通县的。他便问我读过李卓吾的着作没有。 明末大学者李卓吾，晚年流寓通州，遭谗被捕，狱中自杀，埋葬在通州北关外。我知道李卓吾其人其事，但并未读过他的着作。“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便据实相告。 “你这个通县人，怎么连李卓吾的着作也没有读过呢？”周扬陡地变脸，声严色厉喝道。 周扬是周瑜的后代，也是美男子。发起脾气，亦如其先祖的玉面生威，盛气凌人。 其实，不光是周扬称刘绍棠“不知天高地厚”，茅盾也是这么说： 在《刘绍棠的经历给我们的教育意义》文中，我说过：“刘绍棠的反党经过，正如丁、陈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丁玲、陈企霞、冯雪峰等，有其基本类似之处。”这就是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骄傲自满，对党闹独立，觉得党限制了他们的发展，觉得党干涉了他们的自由，这样当然发展到反党）和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的文艺思想。这篇文章写得早一点，现在看了更多的揭发刘绍棠的材料，我觉得刘绍棠还多一个特点，就是：无知（生活经验、文艺知识、一般文化知识都是很贫乏的）而又狂妄。“不知天高地厚”，这句话对他说是合适的。① 茅盾称刘绍棠“堕落”了。茅盾写道： 刘绍棠一方面无知得很，一方面狂妄得很。这种不老实，不踏实的作风，都不是一个青年作者所应有的。一个青年犯了这种毛病，一定要毁灭自己！开这样的批判会，是指出他的病根来，挽救他。 刘绍棠的堕落过程，让我们注意到培养青年作家的一些问题。② 令人惊讶的是，在一九七九年，茅盾先生在出版论文集时，还把批判刘绍棠的两篇文章收入集子。就在集子出版之后不久，刘绍棠得以“改正”。茅盾先生托人向刘绍棠表示歉意。后来，在那本集子再印时，茅盾抽掉了那两篇批判刘绍棠的文章。 刘绍棠的“不知天高地厚”，在于大鸣大放时，他竟敢提出对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进行“修正”！ 从维熙当年也是青年作家，后来也被打成“右派”。他是这么回忆的： 绍棠善饮，几杯热酒下肚之后，天之骄子的神态脱颖而出：“别的还有什么？我们都是共产党培养出来的青年作家，还能对党怀有二心？该说就说，该写就写。比如，对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该提出修正意见。”① 其实，刘绍棠所谓的对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修正”，无非是指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应该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对于已经过时的“策略性理论”（即某些具体做法），不应守旧地、片面地、机械地执行。 刘绍棠把他的见解，写入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十五周年的文章中。 这下子，刘绍棠闯了大祸。因为他确实“不知天高地厚”！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被奉为中国的文艺方针，怎可进行“修改”？！ 连郭沫若都对刘绍棠动怒了。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郭沫若在北京首都剧场批判刘绍棠时，大声呵斥刘绍棠： “刘绍棠狂妄至极，把冯雪峰不敢说出和不敢写出的话，说了出来，写了出来！” 郭沫若还引用民谚批判刘绍棠：“十岁的神童，二十岁的才子，三十岁的庸人，四十岁的老而不死。” 小小的二十一岁的青年作家刘绍棠，连遭周扬、郭沫若、茅盾、老舍这样四位“重量级”的文学主帅的批判，几乎被“踏平”了！ 小小的刘绍棠，也就被随意丑化。种种不实之词，朝他飞来。内中最为耸人听闻的是，所谓刘绍棠“要为三万元而奋斗”。这个谣言，就像关于丁玲的“一本书主义”一样，传遍了全国。 三十二年之后，当事者从维熙的回忆，这才澄清了事实的真象： 我愚笨而懦弱，尽管也想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得更好一点，但总是不成功。我思想方法上至今仍有一条劣根，遇事过多地为对方着想。那天，在会上我这个毛病再次暴露。在一些文友发言批判之后，我游离开政治话题，给绍棠生活上提出揭发。我结结巴巴地说：“他在《田野落霞》这篇小说中，写党的干部风纪败坏。我曾问过他是否有这等事？他说在运河边上出现过大姑娘溺婴，是生活的真实。”我又说：“在北京的青年作家中，只有刘和我不拿工资靠稿费生活。有一次在闲谈中，我和他都深感一边写作，一边还要考虑饭碗，心神很不安定。刘说如果能有三万元的存款当后盾，利息够吃饭穿衣的，心就能踏实下来，有条件去长期深入生活了。不然，心里总有后顾之忧，影响写作的精雕细刻。”我还说：“有一次，刘患肠炎，考虑到可能是村里食物不洁造成的，便带了些馒头下乡。”会议主持人当即指出我只说芝麻，不说西瓜；只谈生活，不谈政治。我落了个态度恶劣，包庇右派分子刘绍棠。但是，没过几天，这些“芝麻”在报纸上都被放大成了“西瓜”。报导这个会议的记者，以《从神童作家到右派分子》为题，妙笔生花地裁取了所需，把绍棠谈及的有三万元存款就能安心生活、安心写作之说，耸人听闻地变成了“刘绍棠扬言要为三万元而奋斗”。把他患肠炎，带馒头下乡之事，写成了“下乡常常挎一篮馒头”，并说“他和从维熙等堕落到专门爱谈‘大姑娘在河边私生孩子’云云”。这篇文章，后来变成对青年进行教育的活教材，四处流传，殊不知这是下等记者断章取义之劣行。至今，这位记者尚在人世，真不知他有无对绍棠的负罪之感。① 这种把“芝麻”放大成“西瓜”的伎俩，害苦了刘绍棠。千千万万的读者信以为真，就连茅盾先生也两次引用刘绍棠“挎着一篮馒头”下乡的“典型事例”，对刘绍棠进行批判。 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从刘绍棠的堕落吸取教训》中，也这么说： “他在北京买了房子住下来做‘专业作家’，偶尔下乡，要自己带伙食去，因为他吃不下乡下的饭菜了。” 所谓“要为三万元而奋斗”，其实也跟“他在北京买了房子”有点关系。刘绍棠在北京中南海附近买了座小院，这倒是事实。那是一九五六年春，刘绍棠的妻子生了孩子，他决定在北京买房子。一九五七年，他在北京买了一座三合院，自然在文艺界引起小小的“轰动”。这样，谣言“要为三万元而奋斗”一传出，也就有许许多多人信以为真了…… 不过，刘绍棠细细开列他在那时的稿费账，买座房子确实不算什么。这是因为在“反右派运动”前，作家的稿费标准与当时的物价相比，远远高于现在。 那时，小说稿酬每千字分别为二十元、十八元、十五元。出书时，依照苏联方式，三万册为一个定额，每增加一个定额便增加一倍稿费。那时的书的种数不多，所以每种书的发行量也就相当大。 刘绍棠说，他的中篇小说《夏天》，十一万字，每千字十八元，印了十万册，四个定额，相当于每千字七十二元，收入八千元——即便按稿费的绝对值来说，也比现在的稿费标准高得多。 刘绍棠的《瓜棚记》，印了十七万册，六个定额，稿费标准高达每千字一百零八元！ 那时的房子不贵。刘绍棠买的房子，住房五间，厨房一间，厕所一间，堆房一间，并有五棵枣树、五棵槐树，也只不过两千元！也就是说，刘绍棠的一篇十一万字的中篇小说《夏天》，就可以买四座这么大的三合院！今日作家的同样字数的中篇小说的稿费，恐怕买商品房的一个平方米都不够！ 小小年纪的刘绍棠，显眼地买了那么一座三合院，记者们进进出出采访，纷传刘绍棠买房子，那“为三万元而奋斗”的谣言，也就不胫而走了。 就在刘绍棠买了房子一个月后，他就被划人“右派”之列了。刘绍棠不由得怪那房子的“风水”不好。据云，三间南房，两间东厢房，一间西厢房，这样的“么二三”格局为“风水”之大忌。 从一九五七年划为“右派”，到一九七九年“改正”，刘绍棠蒙尘二十二年。在这座老房子里，刘绍棠住了三十三年。 他不由得自嘲，应了郭沫若的话： 我的大半生的遭遇，真被郭老言中了。 从二十一岁划右到四十三岁“改正”，我回乡务农，体力和技能不如一个小脚放足的老太太，货真价实是个庸人。四十三岁“改正”之后，拼命干了九年，五十二岁中风病倒，但并未病故，正是“老而不死”。 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我是神童老矣，“饭”也不能。因为我是糖尿病患者，又因糖尿病而引发中风；必须严格控制饮食，每餐只许吃一两米面。① 在一九五七年，除了流沙河、刘绍棠之外，一大批年轻有为的作家被错划为“右派”，浪费了可贵的青春时光。内中有： 王蒙，由于毛泽东曾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演讲中，说过关于王蒙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好话（后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正式发表时删去），所以他的“右派”问题迟迟难定。在内部名单上，王蒙被划了“右”，又推翻了。所以我注意到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发表批判冯雪峰的报导中，在作“批判”发言的名单中，居然有王蒙。在批判刘绍棠时，作“批判”发言的也有王蒙。这表明那时他还算“正面角色”。不过，终究在劫难逃，王蒙还是划“右”，他“流放”新疆。“改正”后连连推出佳作，连连获奖。他出任文化部部长、中共中央委员； 白桦，他和叶楠乃孪生兄弟，皆为作家。白桦原名陈佑华，叶楠原名陈佐华。笔者曾开玩笑地对白桦说，你叫“佑华”，大抵命中注定要成为“右派”。白桦是一位早熟而富有才华的作家。他只比我大十岁，但是我在上中学时便看了他写的电影《山间铃响马帮来》，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白桦在“改正”后，小说、诗、电影、散文，数管齐下，成绩斐然。内中电影《苦恋》，曾震动海内外； 陆文夫，在江苏组织“探求者”文学月刊社，提出“大胆干预生活，严肃探讨人生”，小说《小巷深处》、《平原的颂歌》打成“毒草”，他被划“右”。他称“反右派运动”是“知识分子的灾难”。“改正”后连出佳作，成为江苏文坛的主帅； 高晓声，也是因“探求者”而获罪。“改正”后以擅长写农村题材而享誉中国文坛。 从维熙，划“右”后以至入狱。“改正”后，写出许多反映劳改痛苦生活的力作《大墙下的红玉兰》、《第十个弹孔》、《献给医生的玫瑰花》等等，深受读者赞誉； 张贤亮，因长诗《大风歌》划“右”。“下放”到宁夏南梁农场当农业工人。“改正”后写出《牧马人》、、等广有影响的作品； 此外，诗人邵燕祥，作家邓友梅、李国文、宗璞、阿章、耿龙祥……都是在文学之花刚刚绽放之际，在一九五七年受到霜打雪残。 我记得，在上中学时，我是站在新华书店里，看完邓友梅的小说《在悬崖上》，那“蓝皮猴”给我难忘的印象。后来，我很吃惊地从报上得知《在悬崖上》是“大毒草”，我真不知这小说怎么会有“毒”？待我步上文坛，在北京见到他，方知他只比我大九岁——在一九五七年，他不过二十六岁而已，就被打成“右”字号了！ 傅雷父子的恶性牵连 上海向来有中国文学界的“半壁江山”之称。上海有那位“好学生”柯庆施坐镇，自然，文学界的“反右”炮火也很猛烈…… 在本书第二章中，写了一节《〈傅雷家书〉成了历史的真实记录》。确实，傅雷作为党外人士，一九五七年春天在北京列席中共中央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时，亲耳听到毛泽东的讲话，他“如坐春风”。 在大鸣大放中，傅雷确实很积极。不过，他向来是很谨慎的人，所以只是发表《增产节约的要点在哪里？》①之类的文章。 在“反右派运动”开始之后，傅雷压根儿没有想到自己会被划入“右”册。傅雷在那里批驳“右派”呢！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文汇报》发表了傅雷的《比一比想一想》一文。傅雷把解放后跟解放前一一对比，最后得出结论说： “总之，不比一比，显不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显不出共产党领导的正确，感觉不到做的是史无前例的大事业。” 紧接着，傅雷又在七月十六日的《文汇报》上，发表《识别右派分子之不易》——说实在的，“识别”右派分子确实不易，因为傅雷自己都不能“识别”自己是“右派分子”！ 傅雷写道： 在《文汇报》彻底检查资产阶级办报思想与被右派分子利用经过的时候，我觉得作为社外编委之一，也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 …… 从我与《文汇报》的关系来说，我深切感到个人思想觉悟不高，难免有时流露出错误的言论，被右派分子引为思想上的同道而不自知。我们是站在普通的人民立场上提意见，他们是站在右派野心家的立场上说话…… 傅雷表示，“要和已揭发的右派分子作坚决的斗争，同时还要擦亮眼睛，严防未揭发的敌人。” 其实，傅雷自己已经被划入“未揭发的敌人”，他还在那里“擦亮眼睛呢”！ 傅雷表示和“已揭发的右派分子作坚决的斗争”，那“已揭发的右派分子”指的便是《文汇报》社长兼总编徐铸成在文章中，傅雷揭发了徐铸成的“右派”言行。 翌日，傅雷又在上海《解放日报》上发表文章，题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傅雷在文章中把“右派分子”和当时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联系起来批判，称他们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杜勒斯把对人民的民主，对敌人的专政，和几千年以来初次实现的六亿人民主动的团结一致，诬蔑为“强求一致的统一”；而我们的右派分子也在用各种语言咒骂无产阶级专政，指为一切罪恶的根源；无怪杜勒斯要大为欣赏葛佩琦了；替他在中国土地上公然咒骂我们的党，在杜勒斯的心目中当然是“勇敢”得很。 不过，由于毛泽东两度着文批判《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炮火异常猛烈，终于连《文汇报》的“社外编委”的傅雷也中弹了！ 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二日，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都刊登了徐铸成的长篇检查《我的反党罪行》。内中有一段，专门写及傅雷，小标题为《同傅雷密商许多问题》，这下子把傅雷“牵”了进去！徐铸成写道： 解放以前，认识傅雷后，我的思想右倾，其中有许多就是受傅雷的影响。当时的《文汇报》上曾刊登过傅雷反苏的文章，他总是要我走中间路线。在我到香港办《文汇报》时，傅雷等曾嘱咐我不要受共产党利用。在香港时（解放前夕）又曾突然接到傅从昆明寄来的信，要我寄英美报刊。解放后，有时不敢和他接近——怕受他的坏影响。一九五五年傅雷到市政协活动之后，表面上进步起来了，对《文汇报》的复刊也很热心，于是我们又恢复了往来，以至于遇事都向他请教。 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会议期间，我到上海的第二天，傅雷就打电话给我，责问我为什么把金仲华这样空洞的发言登得这样显着？他赞赏陆诒和吕文的发言，并一再责怪《文汇报》把吕文的发言压缩得很小，还介绍我和右派分子庞熏琹联系，要我派记者去访问。在六月初，傅雷曾亲自到我家，问起柯庆施同志在宣传工作会议以后和我谈了些什么？我告诉说，柯庆施同志说：党的整风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层层下放。傅雷说，可见他们早就要收了，傅雷还告诉我说上海作协的问题是党内有宗派，应该派记者去深入了解，不要把重点放在党与非党的关系上。在我这次回上海后，傅雷主动和我的联系特别密切，谈的大部分是各学校三大主义如何严重等等，而且在我回上海以前，他就到处为我们拉所谓拆墙填沟的稿件，因为我有右倾思想，所以和傅雷这样投机。 紧接着，八月二十四日，《文汇报》点了傅雷“中间路线”的名。报导的标题是： 《市政协大辩论进入高潮傅雷“中间路线”思想和王普涵“唯后果论”受到批判》 所谓“中间路线”是赵铭彝揭发的。赵铭彝说，傅雷在解放前不是不问政治，傅雷在“左派”和“右派”之间，走中间路线，实际上是为国民党“敲边鼓”。 已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孙斯鸣则揭发说：“在政协一届四次会议期间，他亲眼看见右派分子陈仁炳交给傅雷一篇稿子，傅雷还替陈仁炳作了修改。”至于是什么稿子，连孙斯鸣也不得而知。不过，陈仁炳交给傅雷一篇稿子，这也成为莫大的问题了。 过了两天，傅雷的问题严重化了，《文汇报》发表了社论《“中间路线”是不存在的》，引述了柯庆施的话，抨击傅雷： “谁如果企图走中间道路，不管他主观上如何，他都不能不是帮助了右派。” 这样，傅雷不能不表态了。他说： “解放以前自己是‘反美反苏、反蒋疑共’。”① “自认为是一个有糊涂思想的普通人民，属于中间分子。”② 于是，傅雷遭到驳斥，说他不是“反苏疑共”，而是“亲美反共”！ 傅雷的处境，日益艰难。“右派分子”的帽子，已经在他的头上“旋转”，仿佛随时可以落到他的头上。 在这危险的时刻，上海文艺界一位好心的领导石西民，找傅雷谈话。他想保傅雷过关，暗示傅雷把“检讨”的调子唱得高一点，承认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哪怕是说“实质上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也行，以求得“认识深刻”，免戴帽子。 “检讨一下，过一下‘关’吧，反正检讨是不花钱的！”石西民这样“启发”傅雷。不料，傅雷冷冷地说：“没有廉价的检讨。人格比任何东西都可贵！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我无法作那样的‘深刻检查’！”① 一九八三年秋，石西民在一次讲话中，忆及了这段往事。他无限感叹地说：“傅雷是有个性、有思想的铁汉子，硬汉子！作为知识分子，他把人格看得比什么都重。他不认为错误的东西，是不会检讨的。他不会口是心非！”② 就这样，傅雷在一九五八年“反右补课”时，被“补入”了“右派分子”的行列！ 在被宣布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那天晚上，傅雷出席了“批判大会”之后，久久没有回家。 夫人朱梅馥在家中坐立不安。直至夜深，这才响起敲门声。 原来，傅雷曾想一死了之。他喟然长叹，对夫人朱梅馥说道：“如果不是阿敏还小，还在念书，今天我就……”③ 傅雷的悲剧，不仅仅在于他自己被划为“右派”，而且在于牵连了儿子傅聪。 傅聪是傅雷的骄傲。傅雷自称是傅聪的“园丁”，倾注了诸多心血，培养傅聪为钢琴家。傅聪于一九五五年在波兰荣获第五届国际萧邦钢琴比赛第三名，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在国际性钢琴赛中的音乐家。一时间，报刊竞相报导，在上海传为美谈。 批判傅雷的时候，居然牵涉到傅聪。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四日，上海两报——《文汇报》和《解放日报》，都发表了署名辛艺、剑平的报导《鞭子、天才及其他——从傅聪的成长驳傅雷的谬论》。 报导称： 昨天的政协座谈会上，出现了一个有趣的插曲：傅聪的成就究竟是傅雷用鞭子打出来的呢，还是在党的领导下教育培养出来的？ 委员们在批评傅雷时，都谈到他的儿子——钢琴家傅聪。许多委员说，傅雷过去一面把儿子关在家里，培养成为“温室里的花朵”，一面又对傅聪实行粗暴的教养，弄得傅聪十分痛苦，父子仿佛冤家，甚至避不见面；但是傅雷对傅聪在音乐上的成就，却认为是他一手培养出来的。他在《新观察》、《文汇报》发表的文章上，都流露出这种情绪。在外界还流传着傅聪的天才是父亲“用鞭子打出来的”说法…… 刘海粟说，傅聪没有进过音乐学院，又不是党团员，但是党一旦发现了他的才能，就决定送他出国培养，这不正说明了党的大公无私以及对青年的爱护备至吗！ 在这时作“正面发言”的刘海粟，后来也成了“右”字号！ 傅雷被划为“右派”，使正在波兰留学的傅聪深受刺激。在他看来，倘若回国，会落到父子彼此揭发的悲惨境地①。他绝不愿意这样做。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傅聪在一位英籍教师的帮助下，从波兰出走英国。 顿时，舆论哗然！ 傅聪的出走，加深了傅雷的痛苦。因为儿子成了“叛国投敌分子”，牵连了傅雷。 在“文革”中，自己的“右派”之罪，加上傅聪的“罪行”，傅雷受到抄家、批斗。刚烈的傅雷和他的夫人一起，双双于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凌晨，上吊于上海江苏路家中。 傅雷在自杀前，留下遗书，内中写道： “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 父亲错划为“右派”，导致儿子出走异国；儿子的出走，又导致父母的自杀……傅雷父子的彼此牵连，成了中国“反右派运动”最沉重的家庭悲剧！ 傅聪曾这样对笔者说： “我们应当接受历史的教训。中国人民倒楣了那么十年（引者注：指十年文革），不能白倒楣！不能好了疮疤忘了疼。极左那一套，绝对不能重来！”① 一九七九年二月三日，中共上海市文联临时支部作出《关于改正傅雷同志右派问题的报告》，内中写道： “一九五七年鸣放时，傅雷同志发表的文章和言论，其中有些意见是建设性的，有的观点有错误，但不是右派言论，定为右派分子是错误的。因此，根据中共中央第五十五号文件精神，对其被划为右派分子应予改正，恢复其政治名誉。” 也就在这份报告中透露傅雷是“一九五八年反右‘补课’时，经中共上海市委批准定为右派分子。” 除了傅雷之外，另一位着名的翻译家萧乾，也成了“右派”。 萧乾赶上了“末班车”：在大鸣大放中，萧乾没说什么。他被打成“右派”，主要是因为发表了那篇《放心？容忍？人事工作》，而这篇文章是一九五七年六月一日发表于《人民日报》的，离《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只一星期！倘若他消息灵通，可以马上抽回那篇文章，也许就可以避开一场大灾难！ 萧乾在文章中写道： 在资本主义国家没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前，他们有一句非常豪迈的话：“我完全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是我情愿牺牲我的生命，来维护你说出这个看法的权利。”在这句话里蕴藏着他们对自己的宪法、对他们的民主传统和制度的自豪。 ……那句豪迈的话意味着：一个人说的话对不对是一件事，他可不可以说出来是另外一件事。准不准许说不对的话是对任何民主宪法的严重考验。今天，至少英美这两个自诩为“民主的”国家，在这个考验面前早就破了产……从“共同纲领”到宪法，我们国家对于人民享有言论、着作的自由，都有明文规定。而且，解放以来，每个中国人都可以自豪地说，我们的政府从来也没下命令禁过一本书。可惜我们目前还不能进一步说：每个中国人都已经有了说话和写作的自由了。 我们从一九四九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一下子就飞跃到社会主义社会，这中间，我们在民主精神的锻炼下，不能算很多。所谓“民主精神”，应该包括能容忍你不喜欢的人，容忍你不喜欢的话。由于革命进展得很快，干部的提升有时候也与他们本身的提高难得相称。假使在掌握“民主”与“专政”的时候有些偏，轻易把“乱说”当作“乱动”来办，就会在维护宪法的名义下，干出实质上是违背宪法的事。 不言而喻，萧乾的这篇文章不合“时宜”。他果真被划入“右派”，从此开始了苦难的历程… 张春桥报了施蛰存的旧仇 上海文学界除了揪出了傅雷之外，“中弹”的还有施蛰存、王若望、许杰、徐中玉、阿章…… 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七日，上海《解放日报》发表了署名“静流”的《施蛰存的丑恶面目》一文。 “静流”何人？张春桥也！ 施蛰存先生于一九零五年生于浙江杭州。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五年，在上海主编了广有影响的大型文学月刊《现代》。此外，他还创作了许多小说、诗、散文，翻译了很多外国文学作品。后来，他在光华大学、沪江大学任教授。解放后，一直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担任教授。 张春桥批判施蛰存道： 前些时，施蛰存在《文汇报》上写了一篇《才与德》，极尽其污蔑的能事，明目张胆地咆哮着要我们的干部下台。他在报纸上引经据典地鸣出了他们的“怨声”，还在学生面前装出一副委屈相，散布谬论，说“这次整风是第二次肃反”。在揭露了许杰的反动言行后，施蛰存却说：“想不到整风整到许杰头上。”他的《才与德》的论调被批驳得体无完肤时，他却说：“早知今天，这篇文章我也就不写了。” 张春桥在算了施蛰存的“新账”之后，算起“老账”来了： 抗日战争期间，施蛰存与杜衡合做生意，圈点出售…… 笔者于一九八八年九月八日采访了年已八旬的施蛰存先生。他告诉我，张春桥当年只是他手下的“小伙计”罢了——他圈点古书，才十八岁的张春桥在他手下标点古书，拿些“标点费”。 施蛰存回忆，当年标点古书时，是把古书拆开，再在上面蒙上一张玻璃纸，在玻璃纸上加标点，然后送印刷厂排印。印毕，再去掉玻璃纸，把古书装订如初。 张春桥的古文底子很差，出了洋相…… 施蛰存先生对我说，只要查一查当年上海的《小晨报》，你就会恍然大悟。 遵照施蛰存先生的指点，我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八日《小晨报》上，查到了署名“岂以”的《张春桥标点珍本记》一文，我果真恍然大悟。 这篇《张春桥标点珍本记》，全文如下： 是年也，旧书走运，“珍本”出头。 可恨“珍本”之类的东西，古文人忒煞作怪，不标不点，未免要使今人多费一番手脚。在这里，施蛰存，阿英，以至章衣萍等等人便做到了一笔好生意。 至于这篇文章的标题上的那位姓张的，也许诸君还不认识。事实上，他也的确不能算做什么“作家”；不过，因为他曾经在《太白》之类的杂志上发表过散文，而又做过一任上海杂志公司的助理编辑，与所谓“作家”们略有交往，便也自命为作家，而且还自视为“前进的作家”了。——在文坛之边上，这种“自得其乐”的人是很多的，对于张春桥，自亦不足怪了。 但笑话来了！不知怎么一来，这位自命“前进新作家”的张春桥也居然标点起旧书来，在上海杂志公司的珍本丛书项下也当了一名标点员：他所担任的工作，是一部《柳亭诗话》和五本《金瓶梅词话》。 于是，张先生用他在《太白》上写速写的方法“速标”起《柳亭诗话》来。可是，说也笑话，他对于中国的诗实在懂得太少了。他只知道诗有五言七言，而不知道还有四言以至长短句。而且，对于诗话的摘选诗句，有时不一定尽录全章而常常仅提一联或一句，他也不懂。于是，他当然有点感觉到困难。幸而，张先生毕竟是聪明的。他相信为诗总是诗，非五言一定七言，非以四句为一绝即一定以八句为一律。假如违犯这个规条，那就决不是我张春桥自己不懂而一定是《柳亭诗话》的古本印错了。根据这个定例，他就把《柳亭诗话》里的四言诗硬派作五言或七言来标点；而把诗话里所同时列举的不同的诗篇里的诗句也硬用了引号（“”）而硬派作一首诗。——在这样的方法之下，《柳亭诗话》总算标点成功了。 可是，问题是有的。当他有一次碰到了一首长短句的古风诗而发现用五言也读不通，用七言也点不够的时候，他就断定了《柳亭诗话》的原本是大错误了。于是，他就在原书上批了一个大大的“疑问符号”而附了一封信给张静庐老板说：“原书有误，请注意。”当下，给主编的施蛰存看见，才发现了张先生的大大的滑稽，再把以前他所标点的原书（拿）来看，又觉察满篇都给张先生点了“破句”而简直无一是处了。于是，施先生笑而张老板怒。三十大洋马上送去，对他说：“你标点得实在太不成语，这三十元聊以酬过目之劳，以后则不敢请教了。”在这情形之下，张春桥饭碗即告破碎，而五本《金瓶梅（词话）》的标点生意也就被夺。 自然，张先生会得光火起来的。他决不怪自己的错误，而以一种“前进的”姿态向张静庐老板和施蛰存先生开起火来。他写了一封“义正辞严”的信给上海杂志公司，大意是说，“标点古书，实系市侩行为，欺骗读者，贻害大众，尤非浅鲜，且该项珍本乃由施某编辑，更令人不齿，早知如此，我亦不愿加入矣……”云云。 张老板一看此信，不禁哈哈大笑，却幽默地说道：“原来标点得不错，那么‘欺骗读者’和‘贻害大众’之罪或者还可以减少一些。如果像张春桥那样的乱标乱点，那才十足的‘欺骗读者’，‘贻害大众’了呢！” 可是，张静庐的损失毕竟也不少，重新叫人标点过，已经煞费力量了（因为事先不察，已经付排部分），而等到《柳亭诗话》印出的时候，张老板又发现张春桥的乱标误点的遗迹还有不少未能全勘正，因此害他吃了《国闻周报》一刀；而且对于读者，毕竟也非常抱憾呢。（听说，现在这部《柳亭诗话》下集已由施蛰存重校付印，以免再蹈覆辙也）。 当年，施蛰存把不学无术的张春桥“炒鱿鱼”，张春桥怀恨在心。“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在一九五七年，张春桥终于趁“反右派运动”之际，化名“静流”，射出了复仇之箭！ 施蛰存被打成了“右派”，蒙受了屈辱，而张春桥则步步高升…… 不过，施蛰存先生笑道，他毕竟看到了张春桥这个当年的“洋场恶少”的可耻下场。施蛰存先生度过了劫难，笔耕不辍。一九八三年，他动了直肠癌手术，又过了一关。他的晚年，成了人生的黄金季节，在创作上获得了可喜的丰收。 姚雪垠成为武汉的“大右派” 北京和上海是作家群集之处，“右派”也当然群集。 在北京和上海之外的作家之中，除了四川的流沙河“‘右’名震全国”，那就要算湖北作家姚雪垠了。 一九五七年九月三日《人民日报》发表报导： 《资产阶级文艺复辟的道路不通姚雪垠的狂想破灭作协武汉分会揭穿了这个右派分子的一贯反动本质》 报导说，“中国作家协会武汉分会从八月五日至二十九日召开了七次座谈会，揭发和批判了姚雪垠一贯反共反社会主义。” 批判姚雪垠，跟批判刘绍棠颇为相似，“要害”也是关于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需要“发展”的问题： 姚雪垠首先用所谓“发展”的观点，企图从根本上来否定毛主席的文艺方针。他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历史条件在不断变化，许多真理也要跟着发展。”并歪曲地说，“今天除了提到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外，也提到为知识分子服务。这就是发展。”企图偷天换日地以“为知识分子服务”来代替“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他诬蔑执行毛主席的方针是“原地踏步走，背诵去年的皇历。”姚雪垠攻击毛主席提出的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正确原则为“不仅是简单的，而且是死的”，一个“总原则”而已，说“如果有人企图拿着一个总原则认为是找到了万能的钥匙，随便使用，他难免不跌进教条主义的泥坑。”从这一根本的反动前提出发，他把党对文学事业的政治、思想的领导，诬蔑为教条主义的统治。说什么教条主义“上有领导，下有群众，性的感冒，散布在我们日常生活的环境中。”因此，“作家在进行创作时，不能不缩手缩脚”，“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于是，姚雪垠以反对教条主义为幌子，进而提出了资产阶级“百无禁忌”的文学自由的主张代替党的文艺方针。① 对于姚雪垠的批判，除了武汉的《长江文艺》发表长文之外，《人民日报》也于一九五七年九月二日以半版篇幅发表《为资产阶级文艺复辟鸣锣喝道右派分子姚雪垠灵魂丑恶》。 刘绍棠年轻，无“老账”可算。批判姚雪垠，当然也就算起他的“老账”来了：从一九二九年算起，一直算到一九四九年！ 于是，姚雪垠被划为“极右派”。 在这最艰难的时候，姚雪垠把痛苦置之度外，埋头于写作。 他从一九五七年十月开始，姚雪垠写《李自成》第一卷，至翌年八月完成。 一九六零年，姚雪垠“摘帽”。 虽说是“摘帽”了，他仍是“摘帽右派”。好不容易，总算在一九六三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李自成》第一卷。 紧接着，“文革”开始了。 一九六六年八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见到中共湖北第一书记王任重，对他说道： “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一卷，我看过一半，写得不错。你告诉武汉市委，要对姚雪垠加以保护，让他把书写完。” 毛泽东的一句话，使姚雪垠在大动乱的“文革”岁月，得以写《李自成》。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毛泽东在姚雪垠的信上，又一次作了批示：“同意他的创作计划，给他提供条件，让他把书写完。” 在众多的“右派”作家之中，姚雪垠算是例外的幸运。爱读历史小说的毛泽东，曾推荐过郭沫若关于李自成的《甲申三百年祭》，也曾多次谈过要从李自成的失败中汲取教训。正因为这样，他两次指示要让姚雪垠“把书写完”，使姚雪垠得以完成长卷《李自成》。 毛泽东尖锐批判“电影锣鼓” 文学和艺术是姐妹花。在“反右派运动”中，文学劫难，艺术悲歌，姐妹花同遭霜凌。 “电影锣鼓”是大鸣大放的前奏曲。在“反右派运动”中，“电影锣鼓”自然成了“反击”的重点。 毛泽东的着名论断：“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个论断一般来说是正确的。但是最忌绝对化，而在“左”风盛行之时，却是最爱绝对化。 前面已经提及，这个论断绝对化，用于《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曾使费孝通受到讨伐——因为台湾的《海外》月刊在当时赞扬了《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 同样，这个论断的绝对化，也使钟惦棐遭殃——因为他的《电影的锣鼓》，在当时被台湾所引用。 那是在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五日，《香港时报》发表了台湾大道通讯社所发的通讯《重重压迫束缚下，大陆电影事业惨不堪言》。这篇通讯大量引用了钟惦棐《电影的锣鼓》中的材料，最后，这篇通讯写道： “身陷大陆的全体电影工作者，被迫害压抑得太久了，现在居然敲起反暴的锣鼓……” 这下子钟惦棐糟透了！因为他的《电影的锣鼓》，如今被台湾通讯社称之“反暴的锣鼓”，这还得了？！ 于是，套用“敌人拥护”则“我们反对”的“公式”，钟惦棐也就成了“我们反对”的对象了。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演讲时，发出对钟惦棐的严厉批判： “共产党里也有右派有左派，中宣部有个干部叫钟惦棐，他用假名字写了两篇文章，把过去说了个一塌糊涂，否定一切，这篇文章引起批评了，引起争论了，但是台湾很赏识这篇文章。”① 毛泽东所说的“用假名字写了两篇文章”，一篇当然是指钟惦棐以《文艺报》评论员名义写的《电影的锣鼓》；另一篇则是钟惦棐化名朱煮竹在一九五七年一月四日《文汇报》上所发表的《为了前进》。 毛泽东的话，一锤定音，一下子就把钟惦棐打入“另册”——虽说这时反右派的锣鼓尚未敲响。 其实，钟惦棐这位坐在红墙里的电影理论家，倒是颇有些来历的。 他是四川江津县人氏，生于一九一九年。一九三七年，十八岁的他，奔赴延安，入抗日军政大学。翌年，加入中共。此后，他长期从事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研究。 一九五一年初，钟惦棐调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电影处工作。这个电影处，只有两名主要干部，一位是钟惦棐，另一位就是处长江青。 就在钟惦棐进入中宣部不久，毛泽东发动了对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这年六月，武训历史调查团从北京前往武训故乡山东进行二十多天的调查。这个调查团的临时党小组长便是钟惦棐，而主要成员为江青和袁水拍。 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人民日报》连载了这个调查团所写的《武训历史调查记》。此文是经毛泽东亲笔修改后发表的，而文章的执笔者是钟惦棐。<u>ｈttｐ://ｗww.９9ｌｉｂ?ｎｅｔ</u> 钟惦棐曾这样回忆起同赴山东进行调查时对江青的印象： “此人是无法共事的，早晨起来是A调，到了晚上又升为B调，很难知道她的真实想法是什么。而她的曲谱，总是和她的实际演唱能力相去甚远。在山东时期，一路上不是指责这个，便是呵斥那个，事情却涉及到文化部的一些领导人。一次我实在忍不住，便以党小组长的身份和她谈了一次，说‘你有些意见还是回北京再谈的好。和我们同来的有省委和聊城地委的同志，他们年轻，也不知道北京在文艺上的一些工作情况……’她顿时涨红着脸说：‘我考虑考虑你的意见’。第二天，才表了个态：‘我接受你的批评……’而我从此多事了。”① 钟惦棐是在一九五七年三月初，得悉毛泽东对《电影的锣鼓》的严厉批判。 陈荒煤揭发钟惦棐的“密信” 陈荒煤在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从“密信”看钟惦棐向党的第二次进攻》一文中，揭发了钟惦棐在四月十一日写给天津何迟的一封信——也就是所谓的“密信”： 得手书，甚慰。三十八岁倒霉，似还不算很坏。如果六十岁，就会再使不上劲，就会（盖棺）“论定”了。悲剧刚一开始，就结束，本身岂不正是最大的悲剧！ 起居亦如往常，只是不写文章了，一是忙——总得先把党交给我做的工作做好，尤其是现在；二是不作检讨，其他的话就无从说起，而检讨，又不能是哭鼻涕…… 这几年我很糟糕，从不积蓄……这也是因为我没有预计到会有这么一天的缘故……日后如有翻身的可能，全聚德的账当由我付。 这封信只署“知名不具”。钟惦棐还加了一个注解： “这是前几天看《国庆十点钟》时，从一个特务的署名学来的，不想现在居然用上了。” 钟惦棐写给何迟的信，陈荒煤怎么会知道？显而易见，陈荒煤的文章发表之时——一九五七年九月，何迟已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不得不交出钟惦棐写给他的信。虽说这些信件本来只是钟惦棐和何迟之间的个人通信，可是在一九五五年的反胡风运动中，已经开了恶例：私人信件被用作“反党罪证”，并加上按语在报上公开发表。这么一来，谁成了什么“分子”，谁就得交出私人信件。 陈荒煤的文章，又揭发了钟惦棐“不作检讨”，仍在“向党进攻”。文章披露了钟惦棐写给上海周文博的私人信件。 钟惦棐在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一日写给周文博的信中有这么几句话： “上影的‘衙门’和‘保密’须密切注意，望你对此采取坚决进攻的方针。” 同年五月二十六日，钟惦棐致信周文博说： “许多人建议我们搞电影问题，说是三害在这里为最。我也正在考虑这事，盼你即刻和上海的电影界新闻人们交换一下意见：搞不搞，要搞，怎么搞？” 二十七日又去信说： “今天部里开了全体会，同志们均对电影问题发生极大兴趣，并且说：只要工作需要，大家愿意‘倾巢出犯’。而我的信心却还不足，并表示，讨论起来，我是不能挂帅的了。” “明天，我们接受长影十多个演员的来访……我简直一说电影就有充血的危险！……” 甚至在《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之后的第三日——六月十日，钟惦棐在给正在北京的周文博的信中还这样写道： “……你在回来前，必须在电影方面撒下一个大网，以便日后好去抓他们。我很想急于知道：上海方面对电影问题的再提起态度如何？如果他们不能积极支持我们，半壁江山，也就完了。前线出击，后继无人，其尴尬你是可以想见的。” 在作了以上揭露之后，陈荒煤指出： “这几封信证明了，钟惦棐是多么急切、多么坚决地企图打起第二场电影锣鼓来，好给他作翻案文章。因为他知道，对中央的批评，他自己是无法翻案的，只有再发起一场进攻，用以证明电影方面‘三害为最’，就证明了他过去对电影事业的进攻是对的，也才可以为他所受到的批评‘翻案’。” 徐景贤批判“电影锣鼓” 在“文革”中大显身手的徐景贤，曾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成为赫赫有名的“左派”。其实，他早在一九五七年，就以“左派”面目出现。那时，他不过二十四岁而已。 徐景贤参加了对于“电影锣鼓”的批判。一九五七年八月四日，徐景贤和姚征人共同署名，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了《否定成绩，改变方向，篡夺领导——揭露〈电影的锣鼓〉一文的右派论点》。 徐景贤说： 和所有的右派论调一样，“电影的锣鼓”首先就从根本上否定电影的成绩。它摆出一副谆谆告诫的姿态，强调所谓“过去的经验”，“最主要的是电影与观众的联系，丢掉这个，便丢掉了一切。”…… 我们不仅要问：钟惦棐作为一个电影艺术的行家，作为深知电影界内情的人，为什么偏偏只抓住几部影片在某一个城市里上座率较低的，滥施污蔑…… 总之，钟惦棐之故意把工农兵方向和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串在一起，决不是为了帮助我们克服缺点，而正是为了把工农兵方向连根拔掉。我们必须识破这种企图把澡盆里的孩子连同脏水一同倒掉的手法。 徐景贤“上挂下联”，笔头一转，把钟惦棐和上海的“右派分子”们联系在一起： 钟惦棐的论点，已经由右派分子的头目陈仁炳在上海加以实践了：民盟在上影的五次座谈会，正是从否定成绩着手，进一步地阴谋改变方向和篡夺领导的；钟惦棐说：“所谓‘传统’问题，在这里实际表现成为对人的看法”，于是，右派分子吴茵就立即呼应起来：“我的丈夫是中国电影的传统。”吴茵所主张成立的没有党员参加的民盟厂，由孟君谋当厂长，由吴茵自己和项坤担任艺术领导，岂不是很合乎钟惦棐的口味吗？ “电影的锣鼓”，在上海敲出了一片乌烟瘴气；右派分子随着锣鼓点子的节奏，把上海电影界一度闹得黑云翻飞。这些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罪恶行为，已经博得了敌人的喝采和掌声，台湾报纸全文转载了《电影的锣鼓》，不正是这篇文章对人民犯罪的最有力的罪证么？吹去黑云，扫尽瘴气。现在是时候了！ 徐景贤在这里，用的依然是“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逻辑。 徐景贤提及的吴茵的丈夫孟君谋，笔者倒是熟悉的。孟君谋在三十年代是上海电影界的大制片，跟夏衍交谊甚深。“文革”中，孟君谋被作为“三十年代黑线人物”，长期关押于某电影厂的动物园里。那动物园原本是关那些供拍摄的动物用的。想不到，那铁笼子竟用来关“中国电影的传统”孟君谋。寒冬腊月，孟君谋就死于那铁笼之中。 钟惦棐作为中国电影界的“右派首领”，受到了声势浩大的批判。那时，文化部在北京朝内大街刚建成文化部大厦礼堂，首先在那里“上演”的竟是批判钟惦棐的闹剧：从一九五七年八月四日起，至九月二十七日，在那里举行了十五次批判钟惦棐大会。 每一次批判大会，钟惦棐都得坐在前排“洗耳恭听”。他不得不一次次作检讨。 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在题为《钟惦棐仇恨党的文艺事业》的报导中说： “在最近一次大会上，钟惦棐作第三次检讨后，主席陈荒煤指出，钟惦棐的检讨仍然没有改变立场。指出钟惦棐不仅是文艺思想上反党反社会主义，而是发展到对党中央领导和重大政策有恶毒的攻击和污蔑。责成钟惦棐应该向党老老实实彻底交代。” 不过，在批判的浪潮中，也有人并不顺着浪潮而走：着名京剧演员梅兰芳先生把《电影的锣鼓》仔仔细细看了两遍。看罢，他说：“我看不出错在哪里！” 吴祖光成了“小家族”集团的“统帅” 在戏剧界，剧作家吴祖光成了“反右派运动”的重点人物。 吴祖光，一九一七年生于北京，江苏武进人氏。一九四一年因写了话剧《风雪夜归人》而广受赞誉。 一九四五年，吴祖光在重庆主编民营报纸《新民报晚刊》的副刊《西方夜谭》时，干了一件轰动山城的事。不过，只是这件事轰动，而吴祖光在幕后所起的关键性作用，并不为人所知：那是他在王昆仑先生处，见到毛泽东《沁园春·雪》一词，当即抄下，并决定在《西方夜谭》副刊上发表。发表时，他把标题改为《毛诗·沁园春》，署名“毛润之”。这是毛泽东的这首名作第一次公开发表，在重庆引起轰动…… 吴祖光之父吴瀛，是一位学者，着有《中国国文法》，并主编《故宫周刊》。吴祖光之妻新凤霞，是着名戏剧演员，所扮刘巧儿一角，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吴祖光之弟吴祖强，乃是音乐家，曾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 吴祖光在“反右派运动”中，会被打成“小家族集团”的“统帅”，是他做梦也想不到的！ 大抵是受一九五五年“反胡风”运动的影响，那时揭出了所谓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最初称为“胡风反党集团”），于是在“反右派运动”中便到处揪“小集团”。在批判吴祖光时，揭出了所谓“小家族”集团。 一九五七年九月十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山柏”的《论小集团》一文，居然对“小集团现象”进行了一番“理论探讨”。 《论小集团》一开头，论述了“小集团”的普遍性： 在反右派斗争更加广泛和深入地开展的时候，就像过去所进行的几次政治、思想斗争运动的情况一样，各地、各个单位往往发现他们那儿存在着一个以至几个小集团。每一个小集团有领导人，有“奋斗目标”，名称和形式不同，而行动诡秘则一样。在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时候，发现过这样的组织，什么“读书会”，什么“文艺社”等。在这次运动当中，又发现了为数不少的右派大小集团，仅以文艺界来说，就有丁、陈集团，江丰集团，吴祖光的“小家族”集团，戏剧学院的“卡秋莎”集团，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小白楼”集团，以及什么“社会新闻”、“市民晚报”、文学或艺术的“同人刊物”等等之类的集团。这些小集团并不是公开的、文学艺术上的一个流派，科学上的一个学派，而是别有用心的宗派性的结合。 接着，《论小集团》一文，指出了“小集团”的特点： “这些小集团分子，都有着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反对领导，抗拒思想改造，不论是党员、非党员，一律具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 受这种“挖”所谓“小集团”的风气的影响，“挖”出了“吴祖光小家族小集团”。一九五七年九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报导： 《“小家族”干着大阴谋吴祖光反动小集团彻底败露》报导说： 吴祖光统帅的“小家族”右派集团，在北京戏剧电影界六日至十三日连续举行的四次大会上，被全面而彻底地揭发和批判后，现已全部败露。 “小家族”是吴祖光右派集团中一支青年“队伍”，是在一九五一年暗中组织起来的，在肃反运动中已被揭穿，而肃反后又死灰复燃。 这个右派小集团纠合一伙自称“神童”“才子”和不满现实的文艺青年，分布在戏剧、电影、文学、美术和出版等方面。他们有着严密的组织和分工。吴祖光为“家长”，高踞帅位发号施令。杜高（戏剧出版社编辑）被尊为“政委”，汪明（《剧本》月刊编辑）主持内政，田庄（北影编辑）、陶冶（对外文化联络局干部）等管外交。 “小家族”内有一套家规和黑话。他们吸收成员要具有他们一套“天才”和“政治标准”，如对党不满等，还得经过审查批准。每当批准吸收新族员时，全家族要举行宴会，并在酒宴席上为“家族共同事业干杯”。 严重的是，报导把“小家族”跟“胡风反革命集团”联系在一起： 这个“小家族”完全继承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衣钵，而且始终和胡风骨干分子路翎建立着联系。在肃反运动前，胡风反革命集团常通过路翎在一些重大事件上指使“小家族”首要分子配合作战。 其实，那所谓的“小家族集团”，纯属子虚乌有。在“反右派运动”中所揭发的最大的“集团”——“章罗同盟”都不存在，种种“小集团”也都是冤屈之案。 吴祖光对于自己在一九五七年的遭遇，曾喟然长叹。他说： “可怜我由于在政治上的无知，以真对假，以诚对诡，上了一个大当。”① 在一篇篇批判吴祖光的文章中，笔者注意到老舍先生所写的一篇批判文章。老舍先生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令人感佩，在“文革”中发生的“太平湖”悲剧令人感叹，但是他的批判吴祖光的文章那般尖刻，却不能不令人遗憾。 老舍批判吴祖光的文章，发表在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日《人民日报》，题为《吴祖光为什么怨气冲天》。这篇文章似乎并非那种应付性的批判，而是透露老舍先生对吴祖光很深的“怨气”： 最初听到吴祖光的事情时，我心中有些惋惜。但当我看了有关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材料之后，我很气愤，觉得过去认识他真是对我的一种侮辱。 这两天，我常思索这个问题：为什么吴祖光会变成这样呢？想来想去，我想起了《聊斋》上常常用的一句“翩翩浊世之佳公子也”。在肮脏的旧社会里，做坏事情、肮脏事情的就是这些漂亮的“佳公子”。这样的人在《聊斋》中，希望狐狸变成美女和自己同寝。他们觉得什么臭事都好玩，一切事都是供自己欣赏的。吴祖光正是这样的人。 老舍先生回顾往事，提及了“臭尿池”： 我知道吴祖光年轻的时候常到广和楼去听戏。那时候，这个戏园外有个臭尿池，池旁边有个豆腐脑摊。吴祖光欣赏这里的豆腐脑，欣赏一旁的臭气逼人的尿池，欣赏一旁站着的挨打受气的科班学生。他不管尿池怎样的臭，也不管挨打挨骂的小学生如何痛苦，反正受苦的是旁人，欣赏的是他自己。的确，他是很欣赏这些东西的，他认为这些很有诗意。可以看出，吴祖光心中没有什么是非的。因为他自己不分是非，所以也就谩骂我们这个社会是非不分。 老舍先生甚至说吴祖光的精神世界就是“粪坑、蛆虫与牛鬼蛇神”： 当吴祖光见到我们这个社会的戏院门口没有粪坑、蛆虫和被虐待的小学生时，他就认为我们的这个社会没有趣味，限制了他的自由。他最近发表的几篇文章我都读了，全是攻击和诬蔑新社会的，他敌视新社会，他要冲破这个“牢笼”，他要找到他那个精神世界。而他的精神世界就是粪坑、蛆虫、与牛鬼蛇神，但是，很可惜，我们这个社会是个是非分明的社会，是个自由平等的社会，没有吴祖光的那种“自由”，也不能满足他的趣味。 吴祖光被戴上“右派”帽子之后，被送往北大荒监督劳动，真的成了“风雪夜归人”。 虽说在一九六一年，他终于成了“摘帽右派”。但是在“文革”中，他又成了“黑帮”。这一回，“揪”出所谓“二流堂”，又把吴祖光牵了进去。《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南卫东”的批判文章，题曰《粉碎中国斐多菲俱乐部“二流堂”》，把吴祖光臭骂了一顿。 直至一九七九年二月，吴祖光的“右派”问题才得以改正。这年六月，所谓“二流堂”的冤案也得以平反。 一九八八年，吴祖光从历史的角度，说了一段颇为深刻的话： 新中国成立以后，进入五十年代，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逐渐发生了变化。对《红楼梦研究》、对《武训传》、对“胡风”的批判一步步转入政治问题的范畴。到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以号召向党提意见为名而向数十万响应号召提出各种意见的知识分子进行了残酷的政治迫害，罪名提到反革命的高度，迫使千家万户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成为历史上罕见的人间悲剧；尽管在几十年后大部分得到“平反”和“改正”，但巨大的创伤却是永远难以弥补的。而发生在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却又是从迫害知识分子开始，十年浩劫，几乎使国家民族濒於毁灭。……再三再四残酷践踏中国知识分子的尊严以至生命，真是使人痛心，使人伤心。 …… 中国的历史可以说明，知识分子是建设国家的主要力量。秦始皇焚书坑儒，不过二世而亡。汉高祖也知道“马上得天下”，却不能“马上治天下”。宋太祖治天下也得依靠半部。到了近代，推翻满清政府的国民党人孙中山先生和他的大批战友、壮烈牺牲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绝大部分都是知识分子。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新中国的领导人也大都是知识分子。再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哪一个不是知识分子？古今中外一切的生活现实都得不出仇视知识分子的结论。① 美术界的“纵火头目” 电影、戏剧界“反右派运动热火朝天”，美术界也“轰轰烈烈”。 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记者王孔诚的报导《一个毒辣的右派集团》，把美术界的“右派集团”公之于众。 报导称：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以庞薰琹为首的右派集团，在党开始整风前后，就向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事业进行了猖狂的进攻。企图先夺取这个学院的领导，进而夺取全国工艺美术界的领导。这个右派集团的首脑庞薰琹是学院的副院长和民盟区分部主任委员，它的主要成员是教授郑可，院长办公室秘书刘守强，工艺美术科学研究所秘书何燕明。刘、何两人都是共产党员，但被庞拉下泥坑成为右派集团的重要分子。这个集团是有组织、有纲领，而且在进攻中有周密计划和策略部署的。 庞薰琹，中国着名的工艺美术家。早年他留学法国，原本是学钢琴的，只是手指太短，法国教师以为他学钢琴不合适。于是，改学小提琴。谁知法国教师又说，小提琴要从小学习才行，你二十来岁学小提琴，已经太晚了……好在他从小对绘画也很有兴趣，于是他改学绘画，成为一位工艺美术家。①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是在一九五六年夏天成立的。《人民日报》所载国务院任命是这样的：“庞薰琹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第一副院长。”可是，院部却自行宣布：庞薰琹改任第三副院长！至于第一、第二副院长，则是院部另行任命的，并非国务院任命。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从成立之初，就发生如此深刻的矛盾，原因在于它有两个“婆婆”：文化部是业务领导，手工业管理局则是行政领导。这是因为工艺美术跟一般的美术作品不同，工艺美术品既是美术作品，又要靠手工业进行大批生产。 两个“婆婆”之间，有着矛盾。文化部不愿管，推给手工业管理局，而手工业管理局对于业务又不熟悉，使这个新生的学校举步维艰。 正在这个时候，恰遇大鸣大放。于是，庞薰琹就把自己对于学校的忧思，“放”了出来。他在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二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跟着党走，真理总会见太阳》一文，诉说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困境以及自己的意见：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终于成立了，这是我国文化事业中一件破天荒的大事。但是由于文化部的严重官僚主义，使这个初创的学校，受到了完全不必要的挫折。文化部在决定成立这个学院的时候，事前完全没有和工艺美术工作者商量研究，同时也没有正确估计这些年来在党的教育之下，工艺美术工作者的进步努力，同时也没有尊重这些同志们的专长是甚么，草草率率的只看到了手工业管理局可以让出一座房子来，于是就决定业务由文化部领导，行政由手工业管理局领导。文化部就这样顺手把这个学校推出去不管了。把业务领导和行政领导分家，于是业务领导在实际上变成为一句名无其实的空话，而行政领导又对业务完全外行，结果成为推进业务的阻碍，而手工业管理局的领导同志，又偏偏存在着严重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致使这个初创的学校，从一开始就遭到了种种不必要的损失和摧残。手工业管理局的副局长兼任我院院长，他自建院以来，到校的时间，总加起来，大概不到二百小时，他派手工业管理局的推销局局长来作为他的“院长代表”。并当一个副院长尚在国外，一个副院长卧病医院时期，院长突然宣称这个学校一塌糊涂，要停止招收学生，一面提出要把学校改为手工艺作坊的方案…… 庞薰琹称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为“一个被忍心的父母所抛弃的婴孩”。他批评道： 这个忍心的父母就是文化部。这孩子在被弃时期，被狂风暴雨吹打，这狂风暴雨就是手工业管理局的一些无理而粗暴的对艺术教育工作的干涉。 就在庞薰琹的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当天，他出席中国画院的成立大会。一进会场，他见到周恩来坐在台上。过去，周恩来参观全国民间美术工艺品展览会时，由庞薰琹陪同，周恩来认识了他。这一回，大会即将开始，周恩来便问：“庞薰琹来了没有？”庞薰琹站了起来答道：“来了。”周恩来即说：“报上发表你的文章，我看过了！你为什么不上台来？”庞薰琹只得上了主席台…… 庞薰琹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章，充其量只是对文化部和手工业管理局提出一些意见罢了，何况这些意见都是正确的。 可是，在“反右派运动”中，庞薰琹对手工业管理局的一些意见，却被说成是反对“党的领导”。于是，庞薰琹也就被列为“右派”。和庞薰琹持相同意见的一些人，也就被列入“以庞薰琹为首的右派集团”。 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报导全国工艺美术艺人代表会议闭幕的消息，称“不少代表揭发了工艺美术界以庞薰琹为首的一小撮反动右派分子的阴谋”。 庞薰琹是民主人士。在揭发“庞薰琹右派集团”时，渐渐涉及到美术界的中共领导人物、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江丰，以至又揭发出“江丰右派集团”。《人民日报》称庞薰琹“提出了反党纲领，得到了江丰支持”： 这一右派集团就拿出了一个反动的公然取消党在学校中领导权“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组织条例简则”，在这个“简则”里，他们提出了“民主治校”的“原则”和“具体措施”。这“组织条例简则”比陶大镛提出的“民主治校”方案还要详细。庞薰琹说，这个方案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江丰也同意；江丰对他提出的三点建议，构成了方案的主要内容。这“简则”取消了党委制，确定学校最高的权力机关是“院务委员会”；“院务委员会由各方面选举产生，包括各系代表、教授、讲师、助教代表、职工代表、共产党、民主党派、工会、共青团代表”；“院务委员会选举常务委员五至七人。组成常委委员会；选举院长、副院长提议国务院任命（批准）。”庞还提出将来院务委员会的人选，党由刘守强担任候选人。这时候，以庞薰琹为首的右派集团的活动可说达到了反党反社会主义最猖獗的程度。① 庞薰琹的意见，今日看来完全正确，可是在“反右派运动”中，却成了“反党纲领”。 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以大字标题发表报导： 《藏在党内竟想煽起反党火焰美术界找着了“纵火头目”——江丰》 报导说： 首都的美术家们昨天在文化部召开的座谈会上，揭露、批判了江丰（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党组书记）的反党言论和行动。 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在会上简述了江丰的反党言行。他希望美术界展开一场政治大辩论，按照毛主席指示的六项标准，辨明大是大非。 在会上，着名画家、雕塑家艾中信、吴作人、刘开渠等都作了批判江丰的发言。 在揭发江丰的种种“反党言行”之中，最为“严重”的是他关于毛泽东的一些话： 他说党的领袖的话“并不是每一句都是完全正确”，他企图以此来反对党的领袖，说什么“根据上面一两句话来决定问题是很危险的，这是一种崇拜权威的思想。”① 江丰的所谓这些“反动言行”，其实并不反动。 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着名文艺理论家王朝闻先生的文章《批判江丰在文艺上的反党思想》，对江丰进行“理论批判”。 漫画家丁聪和李滨声的惨遇 美术界在揭出了“江丰反党集团”、“庞薰琹右派集团”之际，又“挖”出了一个“小集团”，名曰“丁聪小集团”。 丁聪，当时任《人民画报》副总编辑。虽说已步入不惑之年，人们仍习惯地喊他“小丁”。 丁聪出自画家之家。他的父亲丁悚，是上海老画家，擅长画政治性漫画。丁聪自幼在父亲身边学画。他只在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过半年素描而已，从未进任何学校。 对于这位“小丁”来说，一九五七年是难忘的。因为他在一九五六年的除夕新婚，正沉浸在幸福之中。可是，一九五七年的寒风，撕碎了他的温梦。 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发表报导： 《丁聪妄想挂帅独霸画报人民画报揭露这个当副总编的野心家》 报导说： 《人民画报》副总编辑丁聪（民盟盟员）与另一副总编辑胡考，编辑沈百昌、周绍昌等勾结，企图篡夺人民画报，独霸我国画报界的阴谋活动，已在《人民画报》编辑部最近连续举行的批判会上被揭发并受到批判。据揭发，他们的步骤是，首先篡夺《人民画报》，然后独霸我国画报界。如果此计不成，他们就打算出版两种《人民画报》，制造分裂，将现在《人民画报》所有的党员赶出去，另出画报，由丁聪和他的小集团来把持现有的《人民画报》，将它变质，专向资本主义国家销售。再不行就专门去搞“同人刊物”，和共产党领导的画报唱对台戏。丁聪参予准备搞的“同人刊物”打算专辟一栏，登载其他画报和杂志的退稿，并把编辑部的退稿信件一起发表出来。还计划向国外发行…… 从此，丁聪陷入了灾难之中。丁聪被划人“右”列。 一九五八年，丁聪将为人父，可是却被“动员”前往北大荒！ 所幸，丁聪是个幽默乐观的人。虽说年岁从“不惑”到“知天命”，从“耳顺”到“古稀”，他一直是“小丁”。 从一九七九年以后，丁聪那不用署名便知是他画的漫画，又与广大读者见面了。 在漫画家之中，除了丁聪以外，李滨声也被划为“右派”。 漫画和寓言差不多，在一九五七年都是“危险”的作品。寓言中的老虎、太阳、乌云之类，可以随意加以政治含义，打成“毒草”。流沙河的《草木篇》，其实也可以说是寓言诗。他和艾青的寓言诗一样，都是被随意加以引伸，打成“毒草”。寓言作家金江，也是这样被打成“右派”的。漫画的“随意性”也很大，很容易被引伸为毒草。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八日《人民日报》曾发表报导： 《报刊不重视清规戒律多漫画家下笔难》 这篇报导说，北京的漫画家们在中国美术家协会举行的座谈会上“大鸣大放”。发言的有漫画家米谷、沈同衡、李滨声、丁午、陈永镇、缪印堂、钟灵。 李滨声如此说： “有些部门和有些人轻视漫画，轻视作者，已经‘粗暴到野蛮的程度’。北京出版社去年曾出版了他的漫画选集。这本画集不仅印得错误很多，而且不许在封面上印‘李滨声’的名字。据说印上作者的名字就会培养个人英雄主义。” 李滨声所发表的漫画《没嘴的人》，画了一个穿干部服的人，五官独缺嘴巴，作者的原意是讽刺那些对上级不提意见的干部。这被说成讽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没有民主，干部不能说话，于是打成“毒草”…… 李滨声被打成“右派”之后，跟作家从维熙一起下乡，接受“改造”。从维熙曾记述了李滨声的遭遇： 那是一个令人悲恸而难忘的“阶级斗争新动向”批斗会，起因有二：一，李滨声去赵家台为老乡画街头画时，据说把大跃进年代必然是肥肥壮壮的牛画瘦了；二，是李滨声为“一担石沟”落成的第一座宫殿（起名礼堂）画宫灯时，宫灯上的水仙花叶用了墨黑色。李滨声当时正逢办理母亲的丧事，从京城返回山区奉命立刻提笔作画，“头人”说那墨黑线条是在祭悼他的亡母，而非吉庆之意。由此，推断出李滨声与党与人民两条心，非打垮他的疯狂气焰不可。 李滨声刚刚奔丧归来，面庞清癯瘦削。他连连解释。什么“赵家台的牛本来就瘦”啦，“水仙花的叶子宜于用褐墨色表现啦”，但他这样虔诚执愚的说明，在暴风雨般的声讨中弱若游丝，不但起不到解释作用，反而使会场加了温度： “你放屁，——。” “公社的牛膘肥肉胖，你画瘦了是心怀鬼胎！” “这是立场问题，只说明你反动之极！”① 音乐界“苦难的音符” 在一九五七年，音乐界的斗争也颇为激烈。 九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主任喻宜萱的文章《从音乐事业的发展回击右派》。文章说道： 右派分子都是一个鼻孔出气的，他们的共同阴谋是企图取消党的领导，重新站在劳动人民的头上。他们伪装为各色各样的专家，宣传党不能领导专门业务，说什么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他们睁着眼睛撒谎，否定解放后一切成就，从而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音乐界的右派分子刘雪庵、张权等之流也不例外，我和所有热爱新中国、热爱社会主义事业的同志们一样，对这些丧心病狂的右派分子的言行，感到无比的愤怒。 喻宜萱是着名的老一辈女高音歌唱家，声乐教育家。看得出，她的文章是“奉命”而写。不过，透过她的文章可以看出，当时音乐界的批判重点是刘雪庵和张权。 刘雪庵是中国老一代作曲家，生于一九零五年，四川铜梁人。三十年代，他的一曲《何日君再来》，曾风靡中国。他的《长城谣》、《流亡三部曲》，也是广为传唱的抗战歌曲。 不过，在五十年代，《何日君再来》尚被列入“黄色歌曲”的范畴，所以刘雪庵在大鸣大放中稍有微词，就“理所当然”地被列入“右”册。 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二日，《文汇报》发表了音乐家孟波的批判文章： 《音乐战线上两条道路的斗争——刘雪庵是一个一贯向人民进攻的反动音乐家》 这标题，就充满着浓烈的火药味。孟波文章中的五个小标题，勾勒出刘雪庵的“右派”轮廓： 一、为反动阶级作帮凶； 二、刘雪庵的“进步”史； 三、恶毒攻击聂耳、冼星海； 四、利用整风向党进攻； 五、刘雪庵妄图倒算。 最为耐人寻味的是，与孟波文章一起发表的是画家洪荒的漫画《刘雪庵的“狂想曲”》：画的是刘雪庵在唱《何日君再来》，他脑子里想的是蒋介石，意即“何日蒋介石再来”！ 音乐界的另一“右派”代表人物是女高音张权。 张权一九四六年留学美国，先后获得美国音乐文学硕士、音乐会独唱家、歌剧艺术家的头衔回国。她的实际行动清楚表明，她酷爱祖国。 连张权自己都弄不清楚，她怎么会被划为“右派”的！ 祸不单行，她的丈夫在劳改中死去。 张权被“流放”到哈尔滨。不料，她因祸得福，那里的领导却很看重她这位歌唱家。她在哈尔滨提出建议，外国有维也纳音乐节，我们中国能不能搞“哈尔滨之夏”音乐会呢？ 她的建议，受到了黑龙江省和哈尔滨市领导的重视，采纳了。 地总算熬到了摘去“右派”帽子。哈尔滨市市长吕其恩请张权吃了一顿烤鸭，表示祝贺之意，使她感动万分…… 在一九五七年，上海和北京的两位音乐大师，处于“右派”边缘，差一点落入苦难的深渊。 那时，上海音乐学院院长是贺绿汀，一位心直口快的音乐家。在大鸣大放中，贺绿汀痛痛快快地提了不少意见。正当“右派”帽子在他头上旋转之际，被陈毅知道了。陈老总当年作为新四军军长，非常欣赏贺绿汀的名作《游击队员之歌》。陈毅说，怎么能把贺绿汀打成“右派”？就这样，陈老总保护贺绿汀过了关。① 那时，中国音乐学院院长是马思聪，他也差一点被划为“右派”。周恩来得知，出面保护，使马思聪躲开了这场灾难——虽说九年之后他在“文革”中遭到了灭顶之灾…… 顺便提一笔，音乐界的一位“小人物”唐壁光的遭遇： 唐壁光的名字，很少为人所知。但是一提民歌《浏阳河》，几乎家喻户晓。那歌声“浏阳河，弯了几道湾？几十里水路到湘江……”，不仅传唱全国，而且还被灌成唱片和录音带在八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其实，《浏阳河》由唐壁光作曲，发表于一九五二年，当时他收到二元稿费。 唐壁光在一九五七年八月被划为“右派”。不久，他被送往洞庭湖农场劳改。从此，《浏阳河》只标“湖南民歌”，删去了唐壁光的名字…… 唐壁光被“尘封”多年，直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作为“出土文物”重返故里…… 《文汇报》“老总”徐铸成挨斗 报纸素有“喉舌”之称。新闻出版界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在一九五七年，各级党报因有中共内部指示，知道“阳谋”，故在大鸣大放中稳坐钓鱼台。内中也有令人忍俊不禁的真实的政治笑话：《中国青年报》在转载那篇《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竟然把关键性的一句，即“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印成了“我们说，这是阴谋”！这是因为《中国青年报》的夜班编辑从未听说过“阳谋”一词，以为是错别字，改成了“阴谋”，为此犯了“严重政治错误”。《中国青年报》社不得不作检讨…… 在“阳谋”中上当的，是那些“民间报纸”，即《文汇报》、《光明日报》和上海的《新民报》。 《文汇报》首当其冲，因为毛泽东为《人民日报》写的两篇文章《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和《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都是冲着《文汇报》而来的。 在《文汇报》社，除了毛泽东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中已经点名的“能干的女将”浦熙修之外，最大的目标要算是《文汇报》社长兼总编辑的徐铸成了。 可是，在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起草的《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一文的当天，徐铸成还在那里表示“要与右派分子划清界线”呢！翌日，《文汇报》发表这样的报导： 《民盟文汇报支部声斥章伯钧等要求民盟中央表示态度徐铸成等严正指出要与右派分子划清界限》 报导写及徐铸成的发言： 徐铸成说：“对民盟中央和民盟上海市委的一些人如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陈新桂、陈仁炳等的荒谬言论，我们是决不能容忍的。从史良同志的发言里可以看到，有些人的幕后鬼影憧憧，不知在搞什么阴谋诡计，我完全同意史良同志的发言，要求民盟中央与右派分子划清界线，同时也要求民盟市委揭斥右派分子的谬论。我们参加民盟组织，是要求改造自己，坚决跟党走，走向社会主义。” 对于《文汇报》在这一时期所犯的严重错误，徐铸成也在会上作了检查，他说：“《文汇报》从来就是在党的领导下成长和发展的一张人民的报纸。过去一个时期，由于我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使报纸犯了方向上的错误。《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文章和《解放日报》、《新闻日报》的文章，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使我深刻认识到，办报必定要端正立场观点，如果在思想上脱离党的领导，就会发生严重的错误。” 这时的徐铸成，还算显得轻松。内中的原因是大鸣大放期间徐铸成担任中国新闻记者代表团团长访问苏联四十四天，《文汇报》由第一副总编、中共党员钦本立负责，所以徐铸成只是检查自己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而已！ 渐渐地，批判徐铸成的火力加强了。七月一日，《文汇报》发表报导： 《本报工作人员列举事实揭露徐铸成错误言行对抗党的领导坚持资产阶级办报方针》 虽说所“揭露”的徐铸成“错误”言行不少，但是毕竟行文之中注意与“本报右派分子浦熙修”有所区别。 不过，也就在这一天，毛泽东所写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在《人民日报》发表了，给了徐铸成以致命的打击。七月四日，《文汇报》编辑部在所发表的《初步检查》中，用了一节专门批判徐铸成：《徐铸成事事抗拒党的领导处处同储安平竞赛谁更右》。 徐铸成已落到跟储安平相提并论的地步！ 不过，那时的批判会，对浦熙修和对徐铸成的提法仍有所区别：对浦熙修是说“批判浦熙修反党罪行”，而对徐铸成则提“批判徐铸成错误言行”。也就是说，浦熙修已成了“打倒对象”，而徐铸成尚处于“火烧”阶段…… 徐铸成乃上海着名老报人。他是江苏宜兴人氏。一九二六年，十九岁的他考入北京清华大学。很偶然，他见到天津《庸报》的一则征文启事，征求小说：要么长于五千字，但是故事发生的时间越短越好；要么短于五百字，但是故事发生的时间越长越好。 徐铸成对这则要求奇特的征文启事发生了兴趣，写了一个只有四百五十字而时间跨度很大的故事寄去，竟得了第一名！从此，他对写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最初，他是从报社的练习记者开始，后来当上《大公报》总编辑和《文汇报》社长兼总编辑，是一位出身“行伍”的文“将军”…… 本来，徐铸成才思敏捷，写作新闻报导倚马可待。可是，在一九五七年，他写起检查来，却常常每晚抽两包烟，还写不出一个字来！ 他曾回忆当年挨斗的情形： 到深夜，只能自己胡乱上纲，凑写成篇（引者注：指写检查）。到睡到床上，辗转难眠，每晚必出几身冷汗，汗衫透湿。入睡至多只有两小时。嘴里发腻，吃不下东西，饭菜到喉头就卡住了…… 当时（在北京）斗我的战场，主要有二，一是人大广州小组（我是广东选出的代表），一是全国“新协”（引者注：即新闻记者协会）召集的会议。上午在人大小组，“火力”不大，很多代表只是照例“表态”。主战场在“新协”，每天下午一场，而且每次批斗后，主持会议的必说：“这次交代不老实，明天继续批斗，浦熙修、徐铸成要端正态度，老老实实彻底交代。” 一个多月的批斗“持久战”到了七月底才结束，身为“新协”主席的邓拓同志一次也没有参加。我于七月三十一日乘车回沪。邓拓同志还关照唐海同志一路陪着我，大概是怕我寻短见罢。 八月一日傍晚回到上海。不久，又由上海“新协”出面，召开了会议，又展开了疲劳战术，要我交代“罪行”，检查根源，大概共开了四次大会，三次都被主持者说是没有触及政治问题，态度不老实。到第四次交代时，我把他们所提的批判和暗示都写了上去，大概算是“老实”了，不再开会穷追猛打了。① 经过这样的七斗八斗，徐铸成总算写出检查。 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二日，《文汇报》发表了徐铸成的长篇检查《我的反党罪行》，编者在按语中便直呼“右派分子徐铸成”了！ 徐铸成的长篇检查，由《文汇报》编者为之加了一连串小标题。开列一下小标题，便可知其大概了—— 一、复刊以后，特别是五月以后的严重反党罪行： 民盟《文汇报》右派系统的形成； 污蔑党员企图独立为王； 坚决抗拒市委指示，排挤党团员和进步同志； 破坏编委会集体领导，调兵遣将到处点火。 二、反动思想的历史根源： 和反动派交往密切，恶毒污蔑人民革命事业； 无耻地以“进步人士”自居，争地位，闹情绪； 贯彻自己反动意图，对党恩将仇报。 三、和章罗及其他民盟右派分子的关系： 接受章伯钧、罗隆基指示，订出反党宣传纲领； 勾结民盟市委右派头目，向三家党外报纸进攻； 同宋云彬沆瀣一气，借龙泉事件大做文章； 同傅雷密商许多问题； 妄想成为舆论界权威，推翻党的领导。 就在徐铸成被打成“右派分子”之际，一桩并未见报的新闻不胫而走，震惊了《文汇报》社，震惊了上海！ 那是在批判徐铸成时，有人说：“徐铸成也成了‘右派’，我想不通！”言罢，此人立即受到围攻。他气愤不过，走出会场，跑上屋顶，跳了下去，当即身亡！ 他叫梅焕藻，《文汇报》社长办公室秘书。梅焕藻英文很好，曾长期担任《大公报》驻印度记者。抗日战争胜利后，他担任《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的秘书。由于后来《大公报》从上海迁往北京，他仍希望留沪工作。经徐铸成恳请，出任《文汇报》社社长办公室秘书。 徐铸成在一九五九年被列入第一批摘帽的名单，算是“不胜荣幸”了。 不过，作为“摘帽右派”，他在“文革”中又挨批斗。《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这“两报一刊”在“文革”中，曾两度点了徐铸成的名，称“大右派徐铸成把持的文汇报是中国赫鲁晓夫最欣赏的报纸。” 直至一九八零年，徐铸成才终于得以平反。 徐铸成步入晚年，仍笔耕不辍。他曾说：“作为老记者，如果放下了笔，不‘记’了，那就成了一个‘老者’了！” 他已不能再为读者奉献新闻，他就写“旧闻”，一口气写了十多本书，三百多万字。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徐铸成病逝于上海，终年八十五岁。 梅朵、姚芳藻成了“右派夫妻” 《文汇报》社是“反右派运动”中新闻界的“重灾户”。在《文汇报》社诸多的“右派”之中，梅朵和姚芳藻成了一对“右派夫妻”。 当年的姚芳藻，三十岁，共青团员，也是一位活动能力很强的新闻记者。她当时和梅朵都在《文汇报》北京办事处工作。梅朵是《文汇报》编委，姚芳藻是记者。 一九五七年四月九日，《文汇报》醒目地发表《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同志答本报记者问》，还郑重其事地配发了社论《读周扬同志答本报记者问》。这位“本报记者”，便是姚芳藻。 姚芳藻向周扬提出了这么五个颇为敏感的问题： 一、自从去年党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以来，在学术界、文艺界有什么重要收获？ 二、你觉得在这几个月中“百花齐放”是不是放得够了？“百家争鸣”是不是鸣得够了？如果不够的话，你以为什么阻碍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的贯彻执行？ 三、你对陈其通等四同志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有什么意见？对文艺版评论员《电影的锣鼓》一文有什么意见？批评这些文章，对开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什么意义？ 四、你对我报所进行的电影问题讨论有什么意见？ 五、你认为应该怎样进一步开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使科学、文艺更加繁荣起来？ 据姚芳藻告诉笔者，在当时，几乎没有记者去采访领导，所以她去采访周扬，向他提出众所关注的五个问题，一下子就成了“大新闻”，报社也就配发了社论。① 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文汇报》年轻的女记者姚芳藻的干劲和魄力。 在“反右派运动”开始之后，批判的浪潮很快就朝这位年轻的女记者袭来： 《文汇报》上关于电影的讨论，最初是姚芳藻出的主意。又是她和《文汇报》副总编辑唐海一起去看望钟惦棐的。所以钟惦棐的《电影的锣鼓》一遭到批判，马上就牵涉到她； 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也涉及到她。一九五七年八月七日《人民日报》发表《攻破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一文，内中就有一大段涉及姚芳藻——五月底，陈企霞派柳溪去找姚芳藻。六月六日姚芳藻写成《作家们的窃窃私语》（未能发表），要把一九五五年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批判丁、陈问题公开报导。七日，姚芳藻又和浦熙修一起去访问丁玲； 就连武汉批判姚雪垠，也涉及姚芳藻。一九五七年九月三日《人民日报》报导，姚雪垠和“右派分子彭子冈、姚芳藻、梅朵、苏金伞等过往频繁，交流反党的‘内幕新闻’，并到处传播谣言”。 …… 正因为这样，《文汇报》在一九五七年九月十六日发表报导： 《充当文艺界反党集团的急先锋姚芳藻公然煽动党员叛党配合丁玲、钟惦棐、唐祈等分路向中央宣传部进攻》 报导称，“姚芳藻在鸣放期间，不但积极充当了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马前卒，而且与文艺界其他右派分子吴祖光、钟惦棐、萧乾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姚芳藻的丈夫梅朵，向来有着“没法躲”的雅号。梅朵有着一股子韧劲，他向哪位作家约稿，非要约到手不可，所以作家们称他为“没法躲”。 这位《文汇报》的热情编辑、电影评论家，在一九五七年，却“没法躲”掉那厄运。 一九五七年九月七日，《文汇报》发表报导： 《在文艺界呼风唤雨向党进攻梅朵是阴险的两面派将丁陈集团黑线牵入本报并为反革命分子胡风喊冤抱屈》 报导说： 本报北京办事处在连续进行了两个多月的反右派斗争中，已经初步查明：除了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这一条罪恶反党黑线以外，最近又揭发了另一条来自文艺界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黑线，牵线人是梅朵和姚芳藻。他们一方面把陈企霞的密友柳溪和丁陈反党集团的积极支持者艾青这两条线牵进来；另一方面又把受丁陈反党集团走卒李又然积极支持的唐祈、吕剑那一条线牵进来。同时还和《文艺报》的党内右派分子唐因、唐达成等相勾结。梅朵、姚芳藻在鸣放期间与这些文艺界的党内外的右派分子八方串连，成为文艺界右派分子中的“红人”，而且直接参与了他们的反党阴谋活动，其总目标是进攻党的文艺领导。 这么一来，梅朵和姚芳藻夫妻双双“没法躲”，都成了“右派”。 姚芳藻毕竟年轻，没有什么历史老账可算，她被调回上海，到奉贤、宝山等郊县农村劳动了一段时间。然后回到报社处理读者来信，只是不能再做记者了。她在一九六零年摘去“右派”帽子。 梅朵的遭遇比姚芳藻要惨得多，他受到“劳动教养”。先是到北京郊区清河劳动，然后调到山西劳动，甚至到阳泉煤矿挖煤…… 直至“文革”结束，这对“右派夫妻”的苦难才画上了句号。 梅朵又成了“没法躲”。他出任《文汇月刊》主编，一口气编了一百多期。一位位作家“没法躲”，为《文汇月刊》写了作品。 姚芳藻也重操旧业，依然那样敏锐而泼辣。 《新民晚报》创始人陈铭德夫妇蒙尘 在新闻界，还有一对“右派夫妻”，这便是老报人陈铭德、邓季惺夫妇。 毛泽东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中提及： “新民报不同，它已经作了许多比较认真的自我批判。新民报犯的错误比文汇报小，它一发现自己犯了错误，就认真更正，表示了这张报纸的负责人和记者们对于人民事业的责任心，这个报纸在读者面前就开始有了主动。”① 这《新民报》，就是现在的《新民晚报》的前身，而陈铭德正是《新民报》的创始人。 一九二九年，陈铭德在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当编辑，总觉得很受束缚。于是，设法自己办报。他很崇敬孙中山。当年，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办过《民报》，陈铭德就把自己创办的新报取名《新民报》。 这时，邓季惺从北平朝阳大学法律系毕业，和谭惕吾等一起帮助陈铭德编辑《新民报》副刊。一九三三年，陈铭德和邓季惺结为伉俪。 《新民报》最初的发行量只有两千份而已。经陈铭德艰苦努力，发行量日渐上升。在抗日战争期间，《新民报》迁往重庆，发行量多达十万份，成为大后方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浦熙修当时便是《新民报》采访主任，为《新民报》写了不少好报导。吴祖光则主编《新民报》副刊，前已提及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最初就是在《新民报》上发表的。夏衍、阳翰笙、陈白尘、聂甘弩、孙伏园等也都曾在《新民报》任职…… 抗战胜利后，《新民报》迁往南京。由于《新民报》日渐倾向于中共，于一九四八年七月八日被国民党社会局以“为匪宣传”的罪名停刊。 解放后，《新民报》在上海复刊，陈铭德任副社长。后来，陈铭德调往北京，担任北京市社会福利事业局副局长，邓季惺则任北京市民政局副局长。 一九五七年，原本已经脱离新闻界的陈铭德、邓季惺，被作为“老报人”，应邀出席新闻工作者座谈会，进行大鸣大放，卷入了“阳谋”之中。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八日《人民日报》以《老报人批评现在报纸的缺点》为题，发表了这些老报人在座谈会上的谈话。这篇报导，使许多老报人后来遭到“麻烦”。 报导称： 老报人陈铭德在会上介绍了《新民报》成长的过程，接着还谈了一些他对新闻工作的看法。他说：“报纸是人们的精神食粮，新闻工作者是厨师。厨师要是光注意营养价值，不注意色、香、味不行。趣味性和思想性不矛盾，正像色、香、味和营养不矛盾一样。” 陈铭德提出二点建议：一，增办非党报纸，能不能倡办同仁报纸？二，北京应该有晚报。 陈铭德所说的办非党的“同仁报纸”，犯了大忌，闯了大祸！ 其他老报人的话，也闯祸。比如： 张友鸾说：旧社会有一句话：“记者不坐牢，不是好记者；报馆不封门，不是好报馆。”现在呢？他认为可以这样说：“记者不讨厌，不是好记者；报馆不闯祸，不是好报馆。” 萧离说：新闻常被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垄断，他们想竞赛也无从竞赛。 《大公报》社社长王芸生说，现在的报纸是报喜不报忧，隐恶扬善。新闻工作者劳动生产率低。 祸从口出。陈铭德竟然因此而被划为“右派”。就连邓季惺也被划为“右派”！ 顾执中成了“固执中” 在报上常常读到顾执中老先生的文章，不久前又见到厚厚的顾执中新闻作品集。一九九一年夏日来北京时，我便去拜访顾老。那天，我吃过晚饭，按照通讯处前往寻访，却有点担心，因为事先想打电话给他。不知电话号码，也就无法知道他是否在家。 他家不好找。在北京的胡同里左拐右弯，这才找到一座大杂院。一打听顾先生，邻居们人人都知道，指给我一间屋子。我前去叩门，开门的是顾老夫人程慧敏。她说，顾老已经上床了！我一看手表，还不到七点呢。 听见声响，一位清瘦长者从里屋走了出来，他便是顾先生。他九十有三，是当今中国资格最老的记者之一。他用上海话跟我交谈着，耳聪目明，思维快捷，口齿也很清楚。他告诉我起居习惯，晚六时上床休息，十时睡觉，早上三时半起床，做“工间操”。老伴五时一刻起床，一起吃泡饭。六时半，收听天气预报…… 我不明白“工间操”怎么会在清早做。他说，那是他锻炼身体的自己改编的体操。他多年前曾患心脏病，大夫要他住院开刀，他不干。他黎明即起，在客堂里舞刀弄剑，居然驱走了病魔。不光是心脏病好了，连三叉神经痛也好了。从此，他坚持早锻炼，只是随着年岁的增长，把挥舞刀剑改为“工间操”。 北京盖了那么多新楼，他仍住在老房子里——自一九六一年起，他便住在这一大杂院。那时，他刚刚摘去“右派”帽子。一九六三年退休。他家没有电话，难怪我查不到他家的电话号码。 他说自己与世无争。当年，他父亲给他取名执中，源于“汤执中立言无方”。他一辈子没有用过笔名。不过，他说自己往往没有“执中”。正因为这样，汪伪特工总部特务的子弹从他这位进步记者的右脖子打进去，差一点置他于非命；在一九五七年他又因直言招祸，遭到“错划”。所以，朋友们笑称他是“固执中”！ 在老报人之中，一九五七年受到挞伐最为猛烈的，要算是顾执中了。前画写及陆诒时，就提到了他的老师顾执中。在一九三零年，陆诒在上海当小学教师，晚上到顾执中主办的民治新闻学院学习——这足以表明顾执中的资格是何等之老！ 顾执中是上海人，一八九八年出生于上海浦东周浦镇。二十岁出头，便进入报馆当记者。几年后成为上海《新闻报》采访部主任。 一九二八年六月三日，上海《新闻报》以大字标题发表独家新闻：《张作霖偕眷属今晨逃离北京》。 翌日，张作霖便在皇姑屯被日军所炸。 张作霖的行踪诡秘，《新闻报》何以能发出关于他偕眷离京的独家新闻？ 这新闻便是正在北京的顾执中发出的。原来，张作霖战败，顾执中便在北京火车站观察动静，于六月二日发觉张作霖的行李运抵车站，正在装车。这表明张作霖即将逃离北京。 顾执中急忙去电报局发电报。可是，电报局尚在张作霖的控制之下，顾执中难以直截了当地发出新闻稿。他只得改用“隐语”发出： “……二弟拟于本日晚偕小妾离京，所有家务，托郭务远先生管理。” 上海《新闻报》编辑陈达哉收到顾执中这一奇怪的电报，由于他正天天关心北京时局，便猜出了电报的隐语：“二弟”为张作霖，“小妾”当然是指家眷，“郭务远”为国务院的谐音。 于是，《新闻报》便在六月三日发出了那条独家新闻…… 顾执中还在上海创办民治新闻专科学校，培养了许多新闻记者。 在抗日战争中，顾执中奔走于战场，进行采访……他曾和王造时等组织了“救国会”。 顾执中于一九五四年调往北京，在高等教育出版社担任编审。他是九三学社的中央候补委员兼北京市分社宣传部部长。 在“反右派运动”中，最初只是王造时、陆诒的问题牵涉到顾执中。九三学社和北京市分社曾举行座谈会，批判顾执中。 顾执中问题的忽然变得严重，在于上了《人民日报》的社论，引起广泛的注意。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再论立场问题》，这篇社论便是为驳斥顾执中的一句话而写的。 顾执中这位“固执中”，针对“反右派运动”曾说了这么一句话：“群众有些左，人民日报又有些右。” 其实，顾执中所说的群众，是指那些被打成“右派”的朋友们。当然，他所说的“左”和“右”的概念，正与《人民日报》相反。换成“通常”的话，那就是“‘右派’们有些右，《人民日报》又有些左。”顾执中的原意是“执中”，居中说话。 顾执中竟然说到《人民日报》头上，引起《人民日报》的反击。在《人民日报》看来，顾执中的“左右观”如此颠倒，乃是“立场”问题。于是，就发表社论，大谈“立场”问题。 社论写道： 广大群众对于右派分子的态度是坚决的，立场是明确的。他们看了本报在本月八日以来的一系列反击右派分子的社论，觉得久旱逢甘雨一般地高兴，因为这些社论支持了革命的正气，打击了反社会主义的邪气。但是有一部分人的论调却完全不同。他们看到报纸上的读者来信、工人座谈和反击右派分子的社论，马上大惊小怪起来，说什么报纸的态度变了呀，恐吓信值不得小题大做呀，恐吓信和读者来信还不知道是真是假呀，葛佩琦只是态度偏激、储安平无非是想出语惊人呀，就是反社会主义也不该一棍子打死呀，如此等等。在这类论调中，顾执中先生的两句话特别有意思：“群众有些左，《人民日报》又有些右。”这两句话所以特别有意思，因为其中所说的“群众”，所说的“左”和“右”，意义都同一般人的了解截然相反。在这里，真可以说是没有共同的语言了。 接着，《人民日报》社论对顾执中进行了批判： 在顾执中之流看来，什么是“群众”呢？那就是一小撮反群众的右派分子，还有就是一时分不清是非而跟了右派分子走的少数人；至于起来批判右派分子的人民群众，那是被取消了称为“群众”的资格的。至于什么是“左”，什么是“右”呢？在顾执中之流看来，储安平、葛佩琦等人的言论就是“左”，而批驳这些言论就是“右”，或者叫做“气量不大”。顾执中接着说的一段话可以作为注脚，有些人“虽然知道大‘鸣’大‘放’不应越出拥护共产党和建设社会主义这个轨道，但在讲话时，控制不住感情，不免有越出轨道的地方。”越出了社会主义轨道又是意味着走上了什么主义轨道呢？他可没有说。大概总不是越过了当前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而跑到遥远将来的共产主义阶段去了吧。那么，顾执中所说的“控制不住”的“感情”，难道不是指着反社会主义的感情么？然而他说这就是“左”！ 自从上了《人民日报》社论，顾执中也就“毫无疑问”进入“右派”之列。 所幸顾执中想得开，所以他居然天天黎明舞剑，锻炼身体。年已九旬的他，跟我聊着，不时发出笑声。 他原来戴近视眼镜，如今写稿不戴眼镜了。他写稿，都是亲笔写的，连信封也自己写。老伴是他的第一读者，帮他校对，改正错字，补上漏字。这样高龄仍写作不辍，在上海只有郑逸梅能与之匹敌。他写作时，还是老习惯，不打草稿，一气呵成，可谓“宝刀不老”。 他每顿饭吃二两的样子，或者吃一片蛋糕。居然尚有真牙七八颗。平常很少外出，不大参加社会活动。他在院子里种花，种丝瓜。 这位老报人依然每日阅报成癖。有五家晚报赠报给他——《北京晚报》、《今晚报》、《新民晚报》、《武汉晚报》、《重庆晚报》，赠报的还有英文报纸《中国日报》。另外，他还自费订阅了《人民日报》。每天，他都要把这七份报纸看一遍，那是他最愉快的时光。 他有三子两女，有的在外地，有的在北京。他给子女取名，颇有意思：三子均“震”，即震夷、震美、震帝。两女均“凌”，即凌英、凌苏。他的爱国之情，由此可见一斑。子女都成家，独立门户，节日或星期日来看望两老。 作为老记者，顾先生交游甚广。不过，如今历数老友，大都已进入“冥界”，他不胜感叹。好在他向来心境开朗，乐者寿，所以他仍不断笔耕，不断向前奋进。 “女将”彭子冈落马 这首发表于一九八零年第七期《文汇增刊》上的诗，是彭子冈的儿子徐城北为晚年的彭子冈所勾勒的“素描”。 确实，在彭子冈晚年，日夜萦绕在她的脑海中的，是“昔年峥嵘的岁月”，是“先逝友人的墓穴”。 彭子冈最为怀念的，莫过于浦熙修了：当年，抗战“峥嵘的岁月”，她俩在重庆是新闻界的一对姐妹花；在一九五七年，又双双成为“右”字号的“能干的女将”…… 一九五七年八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样的报导： 《资产阶级新闻观点毒化了她的灵魂彭子冈堕入右派泥潭自夸为二十年党龄的“名记者”原来是浦熙修的忠实伙伴》 报导说： 中国青年出版社连日集会，揭露和批判《旅行家》杂志主编、《文汇报》编委彭子冈的反动言行。 彭子冈是共产党员，过去曾作过十多年大公报的记者。她出身在一个资产阶级高级知识分子的家庭里，长期以来，没有改变自己的阶级立场，始终同党貌合神离。当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这位以“二十年党龄”和“名记者”自诩的彭子冈更变本加厉。她一方面参加浦熙修、费孝通右派骨干分子策划向党进攻的活动，企图单纯从法理的观点，为储安平“党天下”的谬论打掩护，一方面又积极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内部点火。她张贴大字报或在座谈会上叫嚣，阴谋否定团中央对中国青年出版社的领导，主张撤走党员领导干部，取消中国青年出版社。她还主张停办《农村青年》，要求把《旅行家》杂志改为“同仁刊物”。 彭子冈，原名彭雪珍，一九一四年二月七日出生于江苏吴县（今苏州）。她在苏州景梅女子师范读书时，就写了两首诗《我骂你》和《月夜》，上高中时又写了散文《送寒衣》和《死》，这些作品被叶圣陶看中，发表在《中学生》和《中学生文艺》杂志上。这样，她爱上了写作。 一九三四年，她改用“子冈”的字名考入北平中国大学英语专业。此后发表作品，也署“子冈”，竟以此名传世，以至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原名。 不过，彭子冈只在中国大学学习了半年，就离开北平前往上海。那时，她的中学老师沈兹九正在上海主编《妇女生活》杂志，她就在《妇女生活》杂志当记者，从此开始了她的记者生涯。沈兹九后来在一九四一年和胡愈之结婚。 彭子冈在一九三六年和《大公报》记者徐盈结婚。徐盈，本名徐绪桓，字奚行。一九三七年，彭子冈和徐盈双双进入江西“红区”——中央苏区采访。这在当时是非常大胆的行动。他们用自己的笔，报导了“红区”的见闻。 不久，彭子冈也进入《大公报》当记者。 一九三八年，彭子冈秘密加入中共。所以她是“三八式”的老布尔什维克。她的丈夫徐盈，也是中共地下党员。 就这样，彭子冈在记者的公开身份掩护下，做着中共秘密工作。 四十年代，在抗日的炮声中，彭子冈和浦熙修先后来到“陪都”重庆。一个是《大公报》记者，一个是《新民报》记者，她俩旗鼓相当，并肩采访。 彭子冈曾回忆和浦熙修并肩采访的情形： “那时候，我们的行业叫‘跑’新闻，那真是跑啊，山城上下，有多少阶梯，我们不搭任何交通工具，都是徒步，且说且走，颇不气闷。有时警报来了，便躲进邻近的防空洞。有时天色已晚，两人家中不见人回，便互相寻找……”①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下午，是重庆的记者们最为忙碌的时刻，彭子冈也处于异常的忙碌之中。因为毛泽东应蒋介石的邀请，从延安飞抵重庆，这是举国瞩目的新闻。 彭子冈赶往重庆九龙坡机场，等待着毛泽东专机。作为中共的秘密党员，她要用自己手中的笔，写好这一重大新闻。 果真，翌日她就发表了《毛泽东先生到重庆》，这篇一千五百字的特写。她写得那么细腻：毛泽东那被香烟烧得焦黄的手指，那簇新的白绸衬衫，那崭新的鞋底，那一口湖南话……她写出了一个活生生的毛泽东。在众多的新闻稿中，唯她这篇特写最受读者欢迎。 彭子冈这样写道： 毛泽东先生，五十二岁，灰蓝色的中山服，蓄发，似乎与惯常见过的肖像相似，身材中上，衣服宽大得很，这个九年前经过四川境的人，今天踏到了抗战首都的土地了。 …… “很感谢。”他几乎是用陕北口音说这三个字，当记者与他握手时，他仍在重复这三个字。他的手指被香烟烧得焦黄。当他大踏步走下扶梯的时候，我看到他的鞋底还是新的。无疑的，这是他的新装。 频繁的开麦拉镜头阻拦了他的去路，张治中部长说：“好了罢。”赫尔利欲与毛泽东周恩来并肩相立，抚着八字银须说：“这儿是好来坞！” 于是他们被摄入镜头，这个全中国喜欢看的镜头。 张部长在汽车旁力劝：“蒋主席已经预备好黄山及山洞两处住所招待毛先生，很凉快的。”结果决定毛先生还是暂住龙桥十八集团军办事处，改日去黄山与山洞歇凉。 毛、张、赫、周四个人坐了美大使馆二八一九号汽车去张公馆小憩，蒋主席特别拨出一辆二八二三号的蓬车给毛先生使用，也随着开回曾家岩五十号了。侍从室组长陈希曾忙得满头大汗。 记者们追进了张公馆。郭沫若夫妇也到了。毛先生宽了外衣，又露出里面簇新白调衬衫。他打碎了一只盖碗茶杯，广漆地板的客厅里的一切，显然对他很生疏。 …… 张部长报告蒋主席电话里说：八点半在山洞官邸邀宴毛、周诸先生，因此张公馆赶快备办过迟的午宴，想让毛先生等稍稍休息后再赴晚宴，作世界所关心的一次胜利与和平的握手。① 解放后，彭子冈曾在《人民日报》文艺部工作。一九五四年，胡乔木建议办《旅行家》杂志，提名彭子冈主笔。于是，彭子冈调往中国青年出版社，主编《旅行家》。 彭子冈在重庆时，和周恩来夫妇很熟。一九五七年一月，邓颖超还把她和彭子冈在南京的合影找出来送给她。邓颖超在照片背面亲笔写上： “子冈同志留念：一九四六年摄于南京梅园新村三十号院中。” 彭子冈做梦也不会想到，半年之后，她和浦煕修双双成了“极右分子”！ 这年九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记者宗子度的《彭子冈的右派道路》一文，历数了彭子冈最初从北平中国大学“带着知识分子追求进步的憧憬”来到社会，到秘密加入中共，到成为“极右派”，“一根黑线贯穿着彭子冈的‘慧眼’和‘神笔’。” 这篇文章从彭子冈的道路得出这样的结论： “从彭子冈发展的右派道路，不难看出一个知识分子认真进行思想改造，坚决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是多么刻不容缓的大事情。” 彭子冈被划为“极右分子”之后，开除了党籍，每月只发给生活费三十元。本来，要“流放”她到北大荒。周恩来知道了，从名单上勾去。不过，她仍被安排到河北安国县劳动。然后，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当杂工。 彭子冈的丈夫徐盈也被打入“右”册。于是，中国又多了一对“右派夫妻”。 一九六一年秋，正在传说她全家要“下放”，她忽地接到通知，到全国政协属下的文史资料委员会当编辑，这已算是很不错的“照顾”了。 出乎意料的是，与她隔桌相对的，竟是浦熙修！ 原来，浦熙修被打成“右派”之后，在不幸之中还算比别的“右派”幸运：她仍被保留全国政协委员的头衔，而且在第一批“右派”摘帽时，名单上便有她。 于是，浦熙修在全国政协下属的文史资料委员会下属的文教组，当个小小的副组长。这时，彭子冈便成了浦熙修手下的组员！ 两员曾经驰骋风云的“能干的女将”，在这么个小组相遇，彼此都感慨万分。 更使她俩感慨的是，她们的组稿对象，又有不少人正是她们当年的采访对象！ 在“文革”中，浦熙修身患癌症，住进医院，而彭子冈则在一九六九年和丈夫徐盈一起被送往湖北沙洋“五七干校”劳动。 也真巧，那时“大右派”费孝通也在湖北沙洋“五七干校”。费孝通曾这样回忆： 一九七零年我从湖北沙洋的五七干校回北京，我去探望她，她的癌症复发了。我们心里都知道这也许是我们见面的最后一次。她睡在床上，行动已不便，但是并没有半点愁容。她说她很想吃我老伴作的红烧肉。第二天我老伴就要我骑车把肉送去。我们分手时，她很舒坦地和我握手，要我保重身体。我不知道用什么话去安慰她。忽然抬头看见窗外我骑来的自行车，就说，你好好养，养好了，我教你骑车，一同去沙洋的长堤上比赛。这是一个多好的美景，我们就在这想像的美景中永别了。她弃世时，我还在干校。①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自知余日不多，浦熙修在病床上写下一份自传。她这么写及自己的病况： “一九六五年国庆节后，我就病倒了，十二月进医院才知道是直肠癌。一九六六年一月动手术，后来又到疗养院休养，直到六月七日才出院。那时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不料当年十一月，直肠癌手术后复发。十二月我还到民盟学习，直到一九六七年三月，我实在走不动才告假。我病已三年，我住医院的时候，民盟、政协的人还来看我，第二年就很少有人来看我，今年好像与世隔绝，连家人都不来了。我知道我的生命快结束，我努力完成我的自传，供政协大联委总部审查。我无法响应毛主席的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最新指示，但我一息尚存，我就要学习毛主席的着作，改造自己……” 浦熙修死于一九七零年四月二十三日，终年仅六十岁。 对于浦熙修的死，彭子冈这样沉痛地回忆： 后来在干校，听说她住进那家市级医院不久，又被轰回了家，那位邻居大嫂临时学习注射，担负起全部护理工作。后来又听说她死在那家医院的观察室里，临终时身边无人，疼得大喊大叫。在北京工作的女儿呢？最近她女儿来找我，才知道她在娘去世时去河南干校，无法侍奉在侧。后从遗物中找出熙修自己写的两份自传，还有她画的扇面……① 雨过天晴。一九八一年三月十九日，全国政协、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为浦熙修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虽然浦熙修已经离开人世十一年！ 追悼会由全国政协副主席康克清主持，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萨空了致悼词。 悼词高度评价浦熙修： “具有一个优秀新闻记者的品德和才华。她富有正义感，为人正直。她新闻敏感性强，文笔质朴犀利。她工作勤奋，忠诚于自己的职责。她疾恶如仇……她不仅用墨水，而且是用鲜血写新闻……她是我们党的忠实朋友，对党无比信赖……” 背着“章罗同盟女干将”黑锅离开人世的浦熙修，倘若能够听到这样的悼词，当含笑于九泉之下！ 令浦熙修亲属颇为感动的是，就在这一天，收到两封亲笔道歉信。 一封信是陆定一写来的。尽管浦熙修“右”案乃是“钦定”的，与陆定一并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陆定一认为自己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负有一定领导责任。为此，他特地向浦熙修亲属道歉。 另一封信则是漫画家华君武写来的。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高潮中，为了配合时政，华君武画了一幅题为《犹抱琵琶半遮面》，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画的是浦熙修抱着琵琶，在那里犹犹豫豫、瞻前顾后，跟“章罗同盟”划不清界线。华君武也向浦熙修亲属表示歉意。 陆定一和华君武严于自律，知错改错，一时传为佳话。 彭子冈比浦熙修幸福，她总算熬过了那些严寒的日子，在一九七九年秋冬之交，她和丈夫徐盈的“右派”问题，双双得以“改正”。他们的党籍，也得以恢复。 《旅行家》复刊，彭子冈出任主任编委。她正想重操旧业，却突然患脑血栓。她倒下去了，多年卧病，终于在一九八八年一月去世，终年七十四岁。 青年记者刘宾雁中箭 一九五七年，在青年记者之中，三十二岁的刘宾雁要算是“反右派运动”的“重点人物”了。 和王蒙、刘绍棠一样，刘宾雁是一个早熟的文学青年。 一九二五年元宵节的晚上，刘宾雁出生在长春市一个铁路职员的家庭。 一九四四年，十九岁的刘宾雁便加入了中共——王蒙是在十四岁加入中共，刘绍棠则在十七岁加入中共。 长春离苏联不远，而又长期受日本统治，所以刘宾雁从小就学俄语和日语。于是，二十来岁的他，最初迷恋于文学翻译，曾译了几本苏联的文学作品。 据刘宾雁自述： “一九五一年以后，新闻工作几乎吸住了我全部的兴趣。对于文学，只限于关心，搞创作仅仅是未来的一种可能了。”① 刘宾雁在一九五五年曾遭到政治上的“麻烦”。幸亏公安机关在四个月之内破了案，使刘宾雁避免了一场“反革命”之祸。 此后，刘宾雁到三门峡和兰州采访。在兰州黄河大桥工地上的采访，促使他写了《在桥梁工地上》，发表于一九五六年四月号《人民文学》。 紧接着，刘宾雁又在一九五六年六月号《人民文学》发表《本报内部消息》。 刘宾雁的这两篇报告文学的发表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刘宾雁曾这样说： 在很多人看来，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反右派斗争似乎是突如其来的，其实早在一九五六年年底，已经出现了它的影子，那时评论界围攻王蒙同志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达到高潮。继之，一九五七年一月，在《中国青年报》会议室里召开过一次小型座谈会，讨论这篇小说和我的《本报内部消息》。会前，每人发了一份王实味的。这就很说明问题了。② 在一九五七年那个不平常的春天里，刘宾雁和林希翎由于志趣一致，彼此间作了这样的评价： 林希翎称刘宾雁是“中国的奥维奇金，是新中国文坛上第一个真正配得起敢于‘干预生活’的特写专家。” 刘宾雁则称林希翎是“有才能，善于独立思考的了不起的青年。” 在“反右派”开始之后，刘宾雁成了中国新闻界的众矢之的。 在种种批判刘宾雁的文章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一九五七年七月十八日《中国青年报》发表的《右派分子刘宾雁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真面目》，署名为“《中国青年报》记者”。 这篇文章指出： 刘宾雁是一个充满了资产阶级思想和情调的人。一九四四年九月入党后，一再拒绝党对他的仁至义尽的帮助，一直没有得到改造，长期以来对党组织怀有不满和对立情绪。一九五三年以后发展到对新社会的不满，向党攻击，自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到最近这两年来，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刘宾雁曾在党支部大会上说：“我从来没有感觉到党是我的。”这话倒也真实地透露了他和党的关系。 刘宾雁对党的领导机关满怀憎恶之感。他说道：“官僚主义腐蚀党的肌体，使党脱离群众。机构庞大是原因之一，另一个就是党内一批‘贵族’的出现。”接着像煞有介事地说：“中央应采取措施，创造出官僚主义病菌不能容身的条件，而首先是——不给这种人以‘生命保险’，干得好叫他干好，不好——请他走。”他曾在许多地方宣扬这个“理论”。去年十二月在他写的《湘鄂所见》中写道：“坐在警戒森严的，豪华的皇宫里的，只有党委机关，和党省委的人。”他只和党省委一个干部谈了一次话，就说：“更令人气愤的是住在这里的人一般都不大了解情况，依靠层层汇报过日子。” 反党分子刘宾雁表面好像并不反对党的领导，而实际上他认为“党的领导问题很多，在许多重要领域中是可有可无的。”他历来扬言厂矿党的领导无能，“工厂里根本没有政治工作”，生产管理混乱，劳动竞赛搞不起来。他常把党对文艺的领导与教条主义混为一谈，认为它妨碍文艺的发展，因而在实际上处处反对党对文艺的领导。他在《上海在沉思中》这篇文章中，一笔抹杀党领导文化艺术的成绩，甚至说成不如解放以前，他恶毒地挑拨说：“今天所以不可能有一个二十多年前胆敢与周扬抗衡的鲁迅，乃是由于一个作家与党委宣传部部长的关系不同。”他认为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是限制，是多此一举，是妨碍新闻工作者发挥作用。 刘宾雁对党极端不信任，在群众中散布对党和党的领袖不满情绪。党的八次代表大会，是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大会，它解决了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系列的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然而刘宾雁却说：“八大”没有提出什么新问题，没有好好开展批评！他在报社整风会议上露骨地说：“团代会毛主席说开得好，群众（？）说开得不好，我说开得不好。”邓小平同志在团的“三大”以后，向团的省市委书记讲了话，团中央要把他的讲话印发全国各地团委，刘宾雁也认为没有必要这样做！看，刘宾雁的反党态度多么狂妄！ 这篇文章还指出： 怎样反官僚主义，克服缺点呢？他说：“我对‘大民主’很感兴趣。”虽然他还没有公开提倡过罢工，他却宣传过罢会。他说：“因为只有‘大民主’才能狠狠地刺激一下麻木不仁的官僚主义者，使他们清醒。”他在实际工作中，确也曾这么做了。他去年在哈尔滨电机厂就曾经贴出一张条子，说有事可找他，鼓动了一百多工人找他。他看中了些什么样的人呢？就是林希翎那样的右派分子。他说：“犯了错误受了打击、生活困苦和不得志的人，随时都可以引起我的同情。”“我往往把同情寄与被统治者。肃反被斗的、资产阶级、小工商业者没落的、旧知识分子……”他就是欣赏、歌颂和依靠这一批人。 刘宾雁把社会主义看成漆黑一团，把一切缺点发生的原因归咎于官僚主义，而所谓官僚主义就是党的领导。他依靠一批对党仇视、不满的分子，主张用大民主的方式，这就是刘宾雁口口声声要“革新”、“反官僚主义”的真实内容。 刘宾雁中箭了。他被打成“右派分子”。此后，他被“下放”到山西、山东和北京郊区的农村，劳动了四年。他在劳动之余，居然背下了一本英日字典。 直至一九六六年三月，刘宾雁终于摘去“右派分子”帽子。可是，只过了两个月，他便被“内定”为重新打成“右派”。 “文革”中，刘宾雁又一次被“下放”农村，达八年之久。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刘宾雁仍被报纸点名为“右派分子”。如刘宾雁所说： 一九七七年五月，上海一位文人所写、全国报纸转载的《评反革命两面派姚文元》的文章，和一九六七年姚文元的文章《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惊人地如出一辙地点出我的名字，而且重新冠以“右派分子”头衔。这似乎是一个信号，预告了以后现实的一个小小侧面：为使“左派”永远是左派，“右派”必须永远的右派。① 直至一九七九年八月刘宾雁写了《人妖之间》，发表于《人民文学》杂志，刘宾雁这才重新走上文坛。 戈扬主编的《新观察》遭殃 一九五零年，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为了筹办《新观察》杂志，找了四位女将商量。胡乔木为《新观察》定下了十六字方针，即：“图文并茂，活泼清新，古今中外，无所不谈。” 这四员女将是戈扬、浦熙修、子冈、郁风，中国着名的四位女记者。 在中国的新闻界，把这四位女将称为“四大名旦”。 “四大名旦”之一戈扬，就被胡乔木点名，从上海调往北京，出任《新观察》杂志首任主编。 然而，在一九五七年，戈扬和浦熙修、子冈一起，都被划入“右”册…… 戈扬是江苏海安县人，生于一九一六年。一九三七年毕业于镇江师范学校。一九四一年在苏北参加新四军，同年加入中共。她担任过记者、编辑、新华社苏南支社主任、苏北分社社长、华东总分社主任。一九四六年任山东《大众日报》采访部主任、《潍坊日报》副总编辑。 一九四九年，戈扬来到上海，出任新华社华东总分社副总编辑。 一九五零年起，出任北京《新观察》杂志主编。从此，戈扬的命运和《新观察》杂志休戚相关。 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运动”中，《新观察》遭到了猛烈的炮轰。 《新观察》遭到批判，最初的导火线是费孝通。一九五七年七月九日，费孝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小组会上交代： “《新观察》记者中有我的学生，我想利用《新观察》约稿的关系，开拓一个扩大我思想影响的园地。” 费孝通所说的他的学生，就是黄沙，任《新观察》杂志记者、社会生活组副组长。 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林今”的文章《质问新观察》。这篇文章以费孝通为突破口，攻击《新观察》。因为费孝通已成了“右派分子”中的代表人物，所以只要把《新观察》和费孝通“挂钩”，就能把《新观察》向“右”推。这篇文章写道： 《新观察》最近发表了不少反社会主义和煽动性的文章，这些言论和右派的思想一脉相承，表现了编辑部严重的右倾思想。 五月十六日出版的第十期《新观察》发表该刊对百家争鸣的综合报导，题为《蓓蕾满园乍开时》一文，便是大量地贩卖了右派的私货。这篇文章首先把费孝通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大大赞美了一番。大家都知道费孝通在那篇文章中写了些什么，他认为在党提出百家争鸣的方针以前，没有春天，有的只是严寒和冰冻，现在也只不过是早春天气而已。本来这只是反映费孝通个人以及极少数落后分子的心情，但《新观察》在复述这篇文章时，以赞美不绝的口吻说：“费孝通先生的感受，是有一定的代表意义的。因为‘早春’确实说明了知识分子当时的心情。既然是早春的气候，就不免寒暖无常。”他又肯定地说：“早春天气的比喻，看法大家一致。”这里人们不觉要问，《新观察》用什么观点进行观察，而得出结论说早春的比喻是和大家的看法一致呢？和谁“一致”呢？“大家”指谁呢？ “反右英雄”姚文元，也加入了批判《新观察》的行列。他于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九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新观察〉放出的一支毒箭》一文中，批判道： 五月十六日的《新观察》上，有一篇“一个月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情况小记”，题为《蓓蕾满园乍开时》，作者为“本刊记者”，登在第一页。 用一句简单的话来概括：这篇文章是向党进攻的一支毒箭…… 《新观察》这篇文章在替什么人说话，是够明白的了。《新观察》是作协领导的文艺性刊物之一，报刊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我写这些文章的用意，就是希望这个武器能够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而不是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 紧接着，二十六日，上海《文汇报》发表报导，点了戈扬的名： 《费孝通勾结黄沙进攻〈新观察〉主编戈扬丧失立场支持右派活动〈新观察〉编辑部连日召开大会揭露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 报导指出： 《新观察》杂志编辑部自七月九日以来，连续召开工作人员大会，检查刊物的方向，并展开反右派斗争。在斗争中揭露和批判了费孝通勾结该刊右派分子黄沙的反动阴谋，并批判了该刊主编戈扬同志的右派思想和支持右派活动的错误。 《新观察》自去年秋天起，就陆续发表了一些具有资产阶级思想和对社会主义不利的文章；整风开始后，刊物上更出现了一批反党的毒箭。对这些反动的文章，编辑部非但长期不准备反驳，而且把毒草当作香花送给读者，如《西游记新编》（一九五六年二十二期）、《六亲不认与墙》（一九五七年十一期）、《女工的要求》（一九五七年一期）、《野兽的厨房》（一九五六年二十四期）、《蓓蕾满园乍开时》（一九五七年十期）、《为什么放得不够》及《风雨小集》（一九五七年十二期）、《记者是干么的？》（一九五七年十一期）等十几篇文章，其中十一篇是编辑部的人写的。这些文章中，最能代表编辑部右派思想的是用“本刊记者”名义发表的《蓓蕾满园乍开时》的报导，这篇报导总汇费孝通等人的右派言论，向党放出了一支毒箭，而编者却把它放在刊物首页；该刊记者李今写的《为什么放得不够》，是一篇恶毒的挑拔性的煽动文章，也放在刊物的重要位置。 这篇报导以《主编戈扬的右派思想》为小标题，揭发了戈扬的“严重错误”： 大会对主编戈扬的右派思想和丧失党的立场的严重错误，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和揭露。大家一致认为：编辑部内部的右派分子所以如此嚣张，以及《新观察》刊物逐渐变质，是和戈扬的严重错误分不开的。 许多同志指出：从匈牙利事件后戈扬在一些根本问题上发生了怀疑和动摇，右倾机会主义思想越来越严重。戈扬身为党员，并且是编辑部肃反运动的领导人，但到肃反运动作总结的时候，却对肃反运动的成绩采取了完全否定的态度。她认为肃反运动不应该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她说：“如果苏共二十次党代会早开半年，我们可能不用这种方式来搞肃反运动。”整风开始后，戈扬有一次在不少人面前说过：“教条主义束缚人，过去做一个党员，不是当疯子，就是当死人，心里话只能在自己房里讲讲。”从戈扬这些反党的言论里，已经嗅不出党员的气味了。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四日下午，我在北京《新观察》编辑部，采访了戈扬。 戈扬说，对于她的批判，最初还只是说犯了“严重错误”，后来进一步打成“右派分子”。她是在一九五八年三月八日——这天是“三八国际妇女节”，被定为“右派分子”。当时，一份文件上写着她二十多条“右派”言行，要她签名。她看也没看，就签了名。 从此，她从十一级降为十四级。戈扬说，她对于这种所谓的“干部级别”毫无兴趣，所以对于“降级处分”也就毫不在乎。 戈扬对笔者说：“我向来是干活的人，不是当官的人。有些人太看重这些‘级别’，我从不看重这些。” 戈扬说，其实她这个人，本来倒并不是“右派”，却应该说是左派。所以，把她打成“右派”，最初她还想不通呢！ 自从打成“右派分子”之后，她开始变得冷静，开始认真的思索，以至大彻大悟了…… 她先是被“下放”到河北农村劳动，然后被调往辽宁编《鸭绿江》文学杂志。 “文革”开始后，她又受折腾，被“下放”到内蒙古沙漠。她告诉笔者：“从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八年，我被折腾得死去活来！我生了肝炎，四个‘+’……那对，我自称‘沙窝老太婆’。” 直至一九八零年，戈扬这才终于从内蒙古回到北京，忙于《新观察》杂志复刊。就在这时，她病倒了。最初诊断为肺癌，后经检查，确定为结核，切除了一叶肺。 于是，她又主编《新观察》。她的命运，又一次和《新观察》紧紧联系在一起…… 注意党内的“鲨鱼” 反“反右派运动”的烈火，最初烧的是“章罗同盟”，烧的是储安平、费孝通、钱伟长……全是民主人士。后来烧到了丁玲、陈企霞、冯雪峰、彭子冈头上，这表明这烈火从中共党外烧到了党内。 一九五七年七月七日，中共中央曾转发中共吉林省委《关于高等学校反右派斗争的情况报告》。中共吉林省委在报告中认为，先前在第一线公开向我们进攻的右派分子，主要是一批虾兵蟹将，更凶恶的“鲨鱼”多在暗地活动。中共中央对报告作了批示说，吉林省委报告中关于发现“鲨鱼”一点很重要，请各地都注意。 这“鲨鱼”，不少是中共党内的“右派”。 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反右派斗争是对于每个党员的重大考验》。社论明确指出党内有人是资产阶级右派的“内应”： “还有极少数的人虽然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实际上却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当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的时候，他们成了可耻的内应。” 这“内应”，也就是“党内右派分子”。 这样，社论纠正了一种错误观念，即右派分子只在中共党外。 社论提出了反对“温情主义”的口号： “对党外右派不能有温情主义，对党内的右派分子同样不能有温情主义。谁都知道，堡垒最容易从内部夺取。如果党的核心瓦解了，无产阶级领导权丧失了，堡垒就可以不攻自破了。为了使党的肌体不被右派分子腐蚀，为了保持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的纯洁，必须对党内外的右派分子‘一视同仁’地展开斗争。” 就在这篇社论发表时，《人民日报》配发了一组这样的报导： 《保持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纯洁决不可温情放过党内右派分子》 这组报导有来自《四川日报》的消息，四川省工业厅揭发出“党内右派”范硕默，而来自《吉林日报》、《长春日报》的消息，则称在《吉林日报》文艺组揭发出“党内右派”梁致政。 《人民日报》的社论和报导表明，要把全国的“反右派运动”引导到揭发、批判“党内右派”。 当然，这时揭发、批判的“党内右派”，绝大部分只是一般党员。到了“四清”、“文革”，毛泽东这才进一步“发展”了他的思想，即“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一九五七年八月一日，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右斗争的指示》中，指出“反右派运动”已进入“深入挖掘时期”，要注意党内团内的“右派”： “党内团内的右派分子，只要是同党外团外右派分子政治面貌相同，即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的，必须一视同仁，一律批判。该登报的，即应登报。” 于是，“反右派运动”也在中共内部进行——本来，这场运动是由中共请民主人士帮助整风引起的，最初只是反击民主人士中的“右派”。 一个来月后，一九五七年九月二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严肃对待党内右派分子问题的指示》，全文如下： 随着反右派斗争在全国各地、各界的深入开展，党内的右派分子也更多地暴露出来，根据目前的统计，已经发现出来的党内右派分子约有三千余人。党内的右派分子，多数是解放前后入党的，也有不少是一二十年以上党龄的老党员。应该看到，从党内发现出这些右派分子，是这次反右派斗争的很大成绩，这对于我们党的巩固和纯结，具有重大的意义。 但是，现在还有一些同志，在反对党内右派分子的斗争中，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温情主义。特别是在中央肯定了右派的性质和对党内右派分子的党籍采取从严的方针之后。他们对于同党外右派分子政治面貌完全相同的“党员”，往往姑息宽容，不愿意把他们划为右派，特别是对于一些应该划为右派的老党员，更加惋惜，心软，下不了手。有的单位甚至因此影响了反右派分子的深入和开展。显然，这是完全错误的。 应该指出，在运动中，对于一个党员应否划为右派分子，应该同党外人士应否划为右派分子一样，采取非常慎重的态度，对于党龄较老的党员尤其应该如此。但是，既然他的言行同党外右派分子一样，就没有理由不根据一视同仁的原则，把他同样地划为右派分子，并与之进行坚决的斗争。必须了解，党内右派分子有着“共产党员”的招牌，有较多的政治资本，因而也就容易欺骗、蒙蔽和影响群众。同时，他们又和党外的右派分子相呼应，相配合，从堡垒内部向党进攻，因而对党的危害就更加严重。这种党内右派分子，他们的党龄愈长，职位愈高，对党的危害就愈大。因此，对于那些同党外右派分子政治面貌完全相同的人，决不应该因为他们是党员而有所宽容，决不应该漏掉真正的党内右派分子。因为这样，不但对于开展反右派斗争是不利的，而对于纯结党的队伍和提高党的战斗力，是尤其有害的。 随着中共中央这一指示的下达，中共党内开展“反右派运动”，又揭发出一批党内的“右派”。 十月十三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讲话，便提到党内右派问题： “我们不是说过，共产党里头出了高岗，你们民主党派一个高岗都没有呀？我就不信。现在共产党又出了丁玲、冯雪峰、江丰这么一些人，你们民主党派不是也出了吗？”① “有的人进了共产党，他还反共，丁玲、冯雪峰不就是共产党员反共吗？”② 顺便提一笔，中共中央在下达《关于严肃对待党内右派分子问题的指示》的两天后，即九月四日，又下达了《关于在工人、农民中不划分右派分子的通知》。这一通知全文如下：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另印发北京各单位） 现在农村中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工厂中的整风运动正在逐步开展，不少地方来问在农民和工人中要不要划右派分子。中央认为，在农村中，对于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没有改变成分的，即照原来的帽子，但不要叫右派分子。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应当批判，不要戴右派分子的帽子。工厂中科室以上的干部和技术人员可以划为右派分子，在工人中则只定先进、中间、落后的界限，不作左中右的划分，是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分子、流氓分子、坏分子的，可按各人具体情况加以确定，但一律不用右派分子的名称。工人、农民中已经划了右派分子的，应当改正，此点望即通知工厂和农村中的党的基层组织。 最大的“党内右派”沙文汉 在“反右派运动”中，在“反温情”声中，揭发出来的最大的“党内右派”，要算是浙江的沙文汉了。 沙文汉是浙江省省长，中共浙江省常委。除了沙文汉之外，在浙江同时被揭发出来的“党内右派”还有： 中共浙江省委常委、浙江省副省长杨思一； 中共浙江省委常委、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彭瑞林； 中共浙江省委委员、省委财贸部部长孙章录。 沙文汉的妻子、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部长陈修良，也被打成“右派”，成了一对“党内右派夫妻”。 笔者在一九五七年秋进入北京大学时，同班有一位个子高高的女同学，叫沙尚之。她沉默寡言，脸上几乎看不到笑容，而成绩却很优秀。后来，我才知道，她便是沙文汉之女。她算是不幸中有幸，她在报考北京大学时，父母都还没有出事。倘若晚一两个月，她成了“右派子女”，那恐怕就和北京大学无缘了！ 沙文汉，一个资深的中共党员。他早在一九二五年，年仅十八岁，便加入中共，比丁玲、比冯雪峰都早。 沙文汉是浙江鄞县塘溪乡沙村人氏，父亲是务农的中医，三十九岁那年撒下五个儿子离世。这样，沙氏五兄弟在寡母的抚养下，在艰难中长大。 沙文汉排行第三。长兄沙孟海，原名沙文翰，以书法见长，他曾担任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部长朱家骅的秘书多年。蒋介石欲修家谱，也曾要他主笔。他甚至担任蒋介石的秘书。虽说沙孟海在“曹营”做事，却在暗中接济他的弟弟们——这些弟弟，全都站到了中共的红旗之下。 老二沙文求，和沙文汉同年加入中共。一九二七年，沙文求担任共青团广州市委秘书长。在中共发动广州起义时，任共青团广州市委少先队总队长。在起义失败后被捕，于一九二八年被杀于广州黄花岗，年仅二十四岁。 老四沙文威，后来改名史永，也是中共党员，多年从事地下工作。后来出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 老五于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共。在延安整风审干中，被误为“特务”，精神失常而死。 沙文汉本名沙文舒，做地下工作时化名张登，解放后才用沙文汉这名字。他多年从事地下工作。一九三七年四月，当冯雪峰出任中共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书记时，沙文汉便是宣传部部长。 在初版本出版之后，我接到我的朋友孙恒志的电话，说是正在上海华东医院住院的陈修良希望约我一谈。 一九九六年一月十三日，我在华东医院见到了八十九岁高龄的陈修良。她的记忆力很不错，身体也还好，一口气跟我谈了两个多小时。她告诉我，她买到一书，读后感慨万千。一买到此书，就先读了关于沙文汉的一节。她说，沙文汉被打成“右派分子”一事，已经将近四十年，这本书第一次详细地写了此事，她特别高兴。 陈修良，生于一九零七年，也是资深的中共党员。一九二五年，十八岁的她便已经成为宁波的学生运动领袖。她在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她在莫斯科留学时，与杨尚昆、陈伯达是同学。回国后，她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她曾任中共南京地下党市委书记。 陈修良对笔者说，在她的一生中，两回当“右派”。头一回是在苏联，她因为反对左倾机会主义，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就是“右派”；第二回，则在一九五七年。 陈修良说，一九五七年，她在九月先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到了十二月，沙文汉也被打成“右派分子”。 陈修良被打成“右派分子”，是由于她在一九五六年七月召开的中共浙江省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发言，反对“以党代政”。陈修良举了一个很生动的例子：浙江农村开路条，也要盖上乡党支部的圆印子。那时，乡政府用的是方印子。所以，老百姓都说“方印子不如圆印子”。她以为，“党”与“政”应该分开，该用“方印子”的地方，不该用“圆印子”。 陈修良遭到了批判，称她“五毒俱全”。这位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部长，甚至被戏称为“牛克思”。这“牛克思”有两层含意：一是说她非“马克思主义者”；二是贬斥这位宣传部部长只会吹“牛”。 陈修良说，她是中共多年的老干部，在政治上是“独立的人”。可是，在一九五七年九月把她打成“右派分子”之后，却硬要把她和沙文汉扯在一起，说她是沙文汉进行“反党活动”的“先锋”。 后来，陈修良才明白，把她打成“右派分子”，是为了打沙文汉的“外围”。 终于，浙江省“反右派运动”的火力集中到沙文汉身上。 对于沙文汉的批判，最初也从批判他一九五六年在中共浙江省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开始。陈修良把中共浙江省第二次代表大会秘书处在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三日印发的《沙文汉同志的发言》交给笔者。她说，这份发言是沙文汉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主要“依据”。 作为浙江省的省长，沙文汉在发言中强调了不能以党代政。沙文汉说： 现在我们的作法，由党委来包揽政府机关许多的行政事务和把大大小小政府机关的工作都拿到党内来决定的作法，显然已落后于形势的发展，既妨碍了党在重大问题上的研究与领导，也使我们的政权机关的实际内容机械、空虚，不能适应人民日益提高的要求。 沙文汉建议： 统一党内对政权机关职能、工作的认识，包括政权机关有独立的形式和自己平衡统一领导组织，是否就是闹独立闹分散，妨碍党委工作等等在内，进行认真的研究和讨论。 沙文汉以为： 政府机关怎样在党委统一领导下担负起它所应该担负的责任，哪些工作应党委做，哪些工作应政府办，尤其是党委的部门如何监督政府的同种工作部门，二者之间关系如何摆法，并使之少重复，少扯皮，而各能尽其职责，发挥它的作用。在这方面我们还都没有经验，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应该积极来摸索研究一下，以便经过相当时期后，召开会议来解决这个问题，或者把这个问题列到体制会议中作为一个专门的重大问题来解决也可以的。因为政府工作问题中，除了前述这些问题之外，也还有上级集中过多，下级权力太少，条条规定得太死，块块没有机动余地等问题存在。 沙文汉还就党内发扬民主问题，谈了自己的见解： 的确，我们党内民主是太少了，由于缺少这个宝贵的要素，这就使我们党内上下之间和同志们相互之间存在着许多不应有的隔阂，压抑了党员的积极性，严重地损害了群众路线的原则，使集体智慧不能很好发挥。在这样情形之下，我们工作上要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 沙文汉还说： 我们过去错误的重大原因之一，就是实际上不承认集体的马列主义水平，大大的高于我们自己的水平，就是没有把健全党的生活，发扬党内民主看作是提高党的领导水平，调动全党积极性的重要关键。同志们对前届省委的各种各样的批评以及对将来省委的要求，都归结到要加强党内民主生活（包括集体领导在内），反对骄傲自满，主观主义、脱离群众的领导作风，这是完全正确的。 沙文汉的这一发言，被扣上两顶大帽子：反对以党代政，被说成“篡党夺权”； 加强党内民主，被说成“反对党的领导”、“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也真巧，陈修良在大会上所说的“圆印子”、“方印子”，也是关于不能“以党代政”的问题。这样，陈修良也就被列为沙文汉“反党集团”的成员。 笔者问陈修良，沙文汉被划入“右”册，是否与一九五五年的“潘汉年事件”有关？ 陈修良说，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沙文汉和潘汉年有着诸多工作上的联系。潘汉年在一九五五年被诬为“内奸”，也就牵连到沙文汉。当时，有人曾说，不仅有“上海的潘汉年”，而且还有“浙江的潘汉年”。不言而喻，这“浙江的潘汉年”，指的就是沙文汉。虽说沙文汉当时还在做浙江省省长，但是已被打上个问号。 这样，在一九五七年抓住他的一些言论，趁“反右派运动”之机，把他打成了“右派”——虽说在打成“右派分子”时，只是批判沙文汉的“右派言论”，并没有提“浙江的潘汉年”。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共浙江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作出《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沙文汉、杨思一、彭瑞林、孙章录党籍的决议》： 代表大会一致认为这是浙江党组织内一场两条道路的原则斗争。这场斗争的胜利，对于巩固和纯洁党的组织，加强全省各级党组织在中央统一领导之下的坚强团结，增强党的战斗力，具有极为重大的历史意义。 会议揭发的材料说明：沙文汉和杨思一两人已经完全堕落成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在今年春天大鸣大放期间，沙、杨两人和党内外的右派分子一唱一和，互相支持，亲如兄弟。沙文汉积极支持右派分子宋云彬、李士豪、陈修良等对党的猖狂进攻。杨思一同李士豪的关系极为密切，多方掩饰李士豪的反动面貌。在反右派斗争中，沙文汉、杨思一两人又狂妄地抗拒中央的方针和省委的指示，千方百计地包庇宋云彬和李士豪，破坏反右派斗争，并且在事后还多方掩饰，拒不交代。会上揭发的材料说明：沙文汉、杨思一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不是偶然的，而是一贯的。在一九五六年浙江省第二届党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期间，他们就结合在一起，恶毒地向党进攻。沙文汉在那次大会上宣扬资产阶级的政权观点，诬蔑我国的人民民主制度，反对党对政权工作的领导，并且支持以黄源为首的文艺界反党集团的资产阶级文艺路线。杨思一除了积极支持沙文汉的反动的政权观点以外，还捏造事实，恶毒地否定全省几年来的工作成绩，歪曲党内生活真相，自吹一贯正确，冒充群众代表攻击党的领导。在肃反运动中，沙、杨两人对党的肃反政策也心怀不满，杨思一并污蔑肃反五人小组违反党的组织原则。代表们还一致指出，杨思一几年来一贯坚持地方主义宗派主义立场，在党内拉拢一部分人，打击一部分人，甚至发展到在省委常委内部划圈圈，处心积虑地制造党的分裂…… 陈修良和沙文汉被先后打成“右派分子”，一直瞒着正在北京大学上学的独生女沙尚之。他们怕十八岁的女儿承受不了这么大的打击。后来，《人民日报》登了批判陈修良、沙文汉的文章，沙尚之这才终于得知父母双双被打成“右派分子”的悲剧。 陈修良被打成“右派分子”之后，“下放”到浙江嘉兴农村当农民。 沙文汉被打成“右派分子”之后，还算挂了个“浙江省政协委员”的空衔。他在万分郁闷之中，埋头于研究中国古代史。他写出《中国奴隶制度之探讨》一书。 精神上的折磨，使沙文汉病倒。一九六四年一月二日，沙文汉死于肺气肿，年仅五十五岁！ 陈修良的“右派”冤案，在一九七九年九月得以平反。 沙文汉的“右派”冤案，在一九八零年得以平反。随着潘汉年冤案的平反，在一九八二年，沙文汉在地下工作中的贡献也得到了充分的表彰。他晚年所写的《中国奴隶制度之探讨》一书，也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杨思一竟死于“反右派斗争” 跟沙文汉相比，浙江省副省长杨思一的命运更为悲惨——他竟死于“反右派斗争”！ 杨思一有着每天记日记的习惯。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三日，他正与沙文汉一起，在北京出席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他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 浙江小组为了配合家里对宋云彬、李士豪的斗争，对宋、李也作了批评斗争。但当我们开始看到《浙江日报》登载宋、李的右派言行时，思想上有很大顾虑与怀疑，怀疑将宋作为右派头子、李作为右派来打击是否适当？因此犹豫动摇了几天。在这一点上，沙与我的毛病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沙的怀疑心比我更大些。他怕打不准将来被动，因此曾主张批评时不要引用《浙江日报》上登的材料，关照新华社暂时不要登载宋、李的材料。后来我感觉家里斗开了，我们不配合不行，下决心斗了再说，暂不戴右派帽子就是。谭也推动了我们，这才下了决心。① 这里提到的宋云彬、李士豪，如上所述，都是浙江的“右派”的“头面人物”。“沙”，即沙文汉。后来，杨思一被划入“右”册，也与他所谓“包庇”宋云彬、李士豪有关。 杨思一在“反右派斗争”中病倒。但是，柯庆施却下命令：“不会走，抬了来”！杨思一的妻子章文君是这么回忆的： 到一九五七年十月，省四级干部大会召开了，党内“反右派”斗争进入高潮。这个会议持续了很长时间。在大会召开前半个多月，思一同志因心脏病、高血压先后发作住院。但他关心大会将开，病还没好，就匆匆出院回来参加会议。几天后，眼底又出血，只得在家里，天天听取秘书对会议情况的汇报。会议的气氛一天比一天紧张，听说柯庆施同志宣布：“有病住院的也要来参加，不会走，抬了来。”思一同志被迫抱病出席会议。这时，他一直在发低烧。 杨思一的妻子章文君这样回忆杨思一之死： 终于到了那个我永远忘不了的十二月十七日晚上。那时，思一同志已经把两套劳动服装和好几本马列主义着作，连同其他衣物，装在两只大网篮里，准备带到农村去劳动改造。我知道他善于也喜欢和农村的群众相处，也不怕什么艰苦，只是他的身体这样瘦弱，心灵上又受到这么大的创伤，使我十分担忧。他却平静地对我说：“我们俩要暂时分开几年了。三五年后我可以上北京去，把我的问题向中央说清楚。” 这天晚上，我叫他早一点睡觉。无意中我们发现西窗外附近的小土坡上，在我们家和主要负责人之间，新设了一个岗哨。这大概是怕我们乱来。思一同志摇摇头，自言自语地说：“我杨思一还不至于这样吧！”那晚，他学习到十点多才上床。 大约十二时左右，我迷迷朦朦地听到一阵“踢嗒踢嗒”的脚步声。抬起头来，只见思一同志整个身子直挺挺地贴着房门旁的墙壁，双脚却在原地踏步，好像要找厕所却找不到门似的。他浑身发抖，不时恶心，双手捧着脑袋，非常疼痛的样子。我连忙把他扶上厕所，又扶回床上躺下。他难受地反复低声哼着说：“我看不见了，看不见了……。”后来大约是自知情况不好，他又断断续续地说：“你们……要听党的话！……听党的话……。” 医院的电话死也打不通，孩子们又都年幼帮不上忙，眼睁睁等到天明，才把他送进浙江省第一医院。医生诊断为脑溢血。那时，他已深度昏迷，失去知觉，话也不会说了。稍稍清醒时，只看到他痛苦地一边喘气，一边流泪。昏迷了三天，到二十日下午，思一同志终于停止了呼吸。这个在对敌斗争中英勇无畏，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中艰苦奋斗、废寝忘食的共产党员，没有被敌人的炮弹夺去生命，也没有被糖衣炮弹打中，却受到党内错误思想、残酷斗争的危害而含冤辞世。我为失去了革命的伴侣而极度悲痛！ 除了沙文汉之外，在“反右派运动”揭发出来的省级干部党内“右派”还有： 潘复生：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河北省政协主席。 孙作宾：青海省省长，中共青海省委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 孙殿才：甘肃省副省长。 欧百川：贵州省副省长，全国人大委员。 陈沂：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 李世农：安徽省副省长。 王汉：监察部副部长，中共八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候补委员。 曾彦修：笔名严秀，人民出版社副总编兼副社长。 值得提到的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之中，有五千多人被划为“右派分子”！ 迟到的“划分右派分子标准” “反右派运动”渐渐进入尾声。可是，究竟什么样的人才算是“右派分子”，居然到了此时此刻还没有一个统一、明确的标准。“反右派运动”出了那么多冤案、假案、错案，内中很大的原因，就是对于“右派分子”没有一个明确的划分标准。 在“反右派运动”之初，曾以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所谈到的“六条标准”来划分“右派”。可是，这“六条标准”本来只是“辨别香花和毒草的标准”，只是原则性的大框框。所以，用“六条标准”来划分“右派”，很容易造成错划。 进行那么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派运动”，却没有明确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怎不打乱战？！何况又一回回强调“反温情”，每反一回，“右派分子”就多了一大批！ 由于中共中央没有下达统一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于是，“自反右派斗争开始以来，不少地方和部门分别拟定了一些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并要求中央予以审查批准。考虑到斗争中的实际需要，中央认为有必要制定一个统一的标准，以免各单位在划分右派分子的时候有畸轻畸重的地方。”这样，中共中央才在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五日终于下达《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 这迟迟下达的《通知》说：“现在将经过中央讨论通过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发给你们，请即下达到一切进行反右派斗争的单位，予以认真研究，在划分右派分子的时候即以此件为标准。” 《通知》指出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如下： 一 凡言论、行动属于下列性质者，应划为右派分子： （一）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城市和农村中的社会主义革命，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关于社会经济的基本政策（如工业化、统购统销等）；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坚持资本主义立场，宣扬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剥削。 （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民主集中制。攻击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和人民政府的外交政策；攻击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否定“五大运动”的成就；反对对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人事制度和干部政策；要求用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代替社会主义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 （三）反对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反对共产党对于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的领导；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为目的的而恶意地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污蔑工农干部和革命积极分子、污蔑共产党的革命活动和组织原则。 （四）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共产党为目的而分裂人民的团结。煽动群众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煽动工人和农民的分裂；煽动各民族之间的分裂；污蔑社会主义阵营，煽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之间的分裂。 （五）组织和积极参加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小集团；蓄谋推翻某一部门或者某一基层单位的共产党的领导；煽动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政府的骚乱。 （六）为犯有上述罪行的右派分子出主意，拉关系，通情报，向他们报告革命组织的机密。 二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应划为极右分子： （一）右派活动中的野心家、为首分子、主谋分子和骨干分子。 （二）提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意见，并积极鼓吹这种意见的分子。 （三）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特别恶劣，特别坚决的分子。 （四）在历史上一批反共反人民，在这次进攻中又积极进行反动活动的分子。 三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错误应予批评纠正，但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一）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对于局部性的工作制度，局部性的不属于原则的政策，工作中的问题，学术性的问题，共产党的个别组织，个别工作人员表示不满，提出批评的人，即使意见错误，措词尖锐，也不应划为右派分子；同样，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在思想意识上有某些错误的人，也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二）有过类似右派的思想，但是并未发表过或散布过，而且已经认为错误、自动检讨出来的人，或者偶然讲过类似右派的话，现在已经承认错误，而在历史上一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三）对于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或共产党的领导发表了错误的言论，但是并未积极宣传，事实证明不是出于敌意，经过指正表示愿意转变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四）一度盲目地附和了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或者一度被蒙蔽参加了右派小集团，或者一度被右派利用，在了解右派错误以后，迅速地站在正确立场，同右派决裂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五）历史上曾经站在反动立场，现在也没有显着的转变，但是在右派进攻时期并未进行反动活动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六）凡是界乎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之间的疑似分子，在尚未查足确定为右派分子的充分材料之前，一概不划为右派分子，并且不用斗争右派分子的方法来对待他们。 《通知》还指出若干注意事项： 一、全国反右派斗争一般是进行得健康的，所划的右派分子一般是适当的，但是也有划多了和划少了的情况。而在运动进到深入阶段，在切实纠正了温情主义右倾情绪以后，一些单位把右派的标准放得宽了一些，以至多划了右派的情况，比较更需要引起注意。无论划多了或者划少了，都应该按照正确的标准及时地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但是在右派划多了，需要改正的单位，必须注意保护群众和积极分子的热情和正义感，不要使人产生“反右派斗争过火了”的错误印象。有些中右分子有过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言行，但是不够右派，如果当作右派斗争了，现在不要当众宣布对他的批判是错了，因为既有错误言行就应该批判。但是应在内部改划为中右分子，按照中右分子对待，并注意多加教育争取，到适当时机可以宣布因情节轻微已有悔改，脱掉他们的右派帽子。 二、为了正确地划分右派分子，达到既不多划又不少划的目的，除了要有适当的标准，还要有适当的审查批准手续。凡是各单位确定为右派分子的名单，必须报告县一级或县一级以上的党的领导机关审查批准。高级知识分子、重要民主人士中的右派分子和其他有特殊情况的右派分子的名单，必须报告省一级或省一级以上的党的领导机关审查批准。 三上级领导机关除必须认真地审查所属单位上报的右派分子名单外，还必须教育党员和群众十分重视对于实际情况的认真研究和具体分析，力戒浮夸和片面性。同时，还必须经常主动地细心地抽查和调阅所属单位右派分子的详细材料，及时纠正其中偏宽偏严的错误，并且对于极右分子、一般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的界限举出具体的人物和材料作为实例，切实帮助下级掌握正确划分的标准。 毛泽东常说，“在游泳中学会游泳。”这一回，他是在“反右派”中学会“反右派”。他是在发动了“反右派运动”之后，才从中总结出“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可是，在这“标准”下达之前，全国已有几十万人被打成了“右派分子”！ 虽说这一“标准”也强调了一些“只是在思想意识上有某些错误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实际上在强调“反温情”、“反右倾情绪”的当时，无法做到。所以，被划为“右派”的人，越来越多。 特别是毛泽东曾反复强调“反右派就是肃反”，是“新式肃反”，是“清党清团的好机会，也包括各民主党派”。这么一来，也使“右派”大为增加。 对“右派”们进行组织处理 毛泽东曾把一九五七年的整风运动，分为四个阶段： “整风运动有四个阶段：放、反、改、学。就是一个大鸣大放，一个反击右派，一个整改，最后还有一个，学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风细雨，开点小组会，搞点批评和自我批评。” 这四个阶段，大鸣大放从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开始； 反击右派，从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开始； 到了十月，渐渐进入整改阶段。当然，由于全国各地“反右派运动”的进度不一，所以转入整改阶段的时间也不一致。 十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醒目报导： 《中央国家机关陆续转入整改阶段一周内贴出三百多张大字报掀起鸣放热潮》 这表明这时中央国家机关已从“反右派运动”逐渐转入“整改阶段”。 十一月二日至二十一日，毛泽东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前往苏联，出席“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典，并出席各国共产党、工人党莫斯科会议。 十一月十七日，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见中国留学生、实习生时，谈及了国内的“反右派运动”： 今年国内五月到六月是满天乌云，我们的方针是硬着头皮顶住，让右派骂。他们骂共产党是王八蛋，共产党不能领导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成绩少错误多。我们把它都登在《人民日报》上了。我们还给机关学校下了指示：硬着头皮，别开口。国内贴了许多大字报，你们这里没贴吧！北京大学贴了几万张，《人民日报》是“小字报”。好，鸣放就鸣放，到人民面前去报账，让人民去讨论。右派打垮了…… 在“整改阶段”，着手对“右派”的组织处理。这表明“反右派运动”已进入尾声。 十一月十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国家机关党委《关于目前反右派斗争和转入第三阶段的情况与问题的报告》。报告说，中央国家机关的反右派斗争已进行了四个月，据一九五七年十月十四日统计，共发现右派分子四千八百三十七名，占参加运动总人数的百分之二点七五，其中：右派骨干分子八百二十八名，一般右派分子四千零九名，党员右派为七百五十四名。 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三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曾这么说及“右派”的处理： “章伯钧的部长怎么样呀？部长恐怕当不成了。右派当部长，人民恐怕不赞成吧！还有一些着名的右派，原来是人民代表，现在怎么办？恐怕难安排了。比如丁玲，就不能当人民代表了。”①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统战部在十二月召开了第九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提出了对一百多位着名民主人士中的“右派分子”的处理意见，内中，绝大部分撤职或降职。 在中共中央统战部的意见的基础上，十二月十四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一届人大代表中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在反右派斗争中，共揭发出一届人大代表中的右派分子共六十二人。经中共中央决定，内中五十三人由原选区的人民代表大会撤销其代表资格。 一九五八年一月，中共中央统战部又会同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组织部一起研究，选择了九十六位知名的“右派分子”作为“标兵”，写出了《对一部分右派分子处理的初步意见》，上报中共中央，转发全国各地，以作为“样板”，供各地处理“右派分子”参照。 这九十六人中包括：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章乃器、陈铭枢、黄绍竑、龙云、曾昭抡、吴景超、浦熙修、刘王立明、陈仁炳、彭文应、沈志远、彭一湖、毕鸣岐、黄琪翔、张云川、谢雪红、王造时、费孝通、钱伟长、黄药眠、陶大镛、徐铸成、马哲民、潘大逵…… 在这九十六人之中，绝大部分撤职降职，有的开除公职，有的送劳动教养，有的被监督劳动，只有两人免于处分。 当年一月十三日至二十六日，各民主党派分别召开会议，纷纷作出决定，撤销那些被划为右派分子者的职务。 一月二十九日，国务院作出决定，免去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的部长职务，并将这一决定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一月三十一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这一决定。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批准河南省委的请示，规定：乡、（区）级整风，不进行反右派斗争。 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讲话，谈及对右派的政策。他说： “对右派的批判必须严肃、深刻、全面，处理要比较宽大。宽大无边当然不好，但要留一条路让他们走，使他们有可能回到人民的队伍里来。” 二月一日，毛泽东主席发布命令，撤销龙云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和黄琪翔的委员职务。 三月七日，中共中央提出《对民主人士中的右派分子进行工作的意见》。这一文件指出： 在对右派分子作了组织处理之后，对他们应该有计划地进行教育工作，以进一步分化和改造右派，更好地争取中间分子。 一、对他们进行经常的政治思想工作，交代政策，指明前途；消除他们的抵触情绪，批判其错误态度，推动和帮助他们接受改造； 二、对于右派分子，除实行劳动教养，监督劳动或劳动察看外，一般应该按照他们新的职务给以适当的工作； 三、应该按照他们新的职务和级别，给以相应的生活待遇。对于个别生活上确有困难的，可以酌给临时补助。在政治待遇上，让他们参加某些应该参加的会议和政治理论学习；阅读可以让他们阅读的文件。但对于某些公开出面的政治活动，凡是会在群众中造成错觉或造成他们的政治资本的，不要让他们参加。 三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党外右派分子处理报批手续的通知》。 这一《通知》规定： 一、原任副省（市）长、自治区副主席，省、市、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中的右派分子，其处理应报中央审批。 二、右派分子兼任全国人民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等职务的撤消或者保留，由省、市、自治区党委提出意见报中央批准或者由中央决定。 三、对九十六名标兵中的右派分子，在处理上如有原则变动，应当报中央审批；如果只是轻重程度上的改变，即由省、市、自治区党委决定。 四、省（市）、自治区人民委员、政协常委中的右派分子，均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根据中央所规定的处理原则和标准自行决定，报中央备案，不必事先请示中央。其他的党外右派分子（副厅、局长级以下）即由你们自行处理。 三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正确处理中小学教师中的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问题的指示》。 《指示》规定，要把中小学教师中右派分子的大部分（大约百分之七十左右）调离学校另行安置，或者将其中有教学能力而又愿意悔改的，调到教师人数较多和党的领导较强的学校去任教，以观后效。 三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资本家要求参加劳动、放弃定息和降低高薪问题的通知》，明确指出：定息延长为七年，是毛泽东主席一九五六年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的，现在才过两年，不宜有所改变。 运动中套着运动。在整改之中，又开展一场新的运动，名曰：“双反运动”。 所谓“双反”，即反浪费，反保守。 一九五八年三月三日，中共中央下达了《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这样，就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双反”运动。 随着“双反”运动的开展，那“反保守”被引导到反对“反右派运动”中的“保守思想”。于是，全国又进行了一场“反右补课”。许多人在“补课”中被“补为”“右派”。 傅雷先生就是在“反右补课”中，被“补”为“右派分子”的。 现任上海市文联党组书记的李伦新先生告诉笔者，那时他还是小伙子，在共青团上海市委工作，便是在“反右补课”中，坐上“末班车”，被“补”为“右派”。他说，在“反右派运动”中，他还忙着批“右派”呢。做梦也没有想到，在“反右派运动”结束的时候，把他“补”为“右派”！ 不过，由于他毕竟问题最“轻”，一年后，在第一批“右派”摘帽时，内中就有他。所以，他成了最晚的“右派”、最早的摘帽者！① 紧接着，四月二日，中共中央又下达《关于整风问题的指示》，指出整风运动要逐渐转入第四阶段，在一九五八年六月底以前基本结束整风运动。 这一《指示》指出： 一定要把整风运动坚持到底，不能虎头蛇尾。各地区、各部门，在目前的“双反”运动告一段落后，应当及时地转入整风的第四阶段，即阅文件，个人反省，提高自己的阶段。千万不能把这个阶段滑过去。这样，才能进一步鼓起干劲，打掉官风，实事求是，和人民打成一片，纠正工作上、作风上、制度上的缺点和错误，从目前情况看来，一般地区的整风运动，应当在六月底以前基本结束，如果某些地区、某些部门有必要延长整风时间，也可以适当延长。 《指示》还指出： 为了有力的分化右派分子，各地区、各部门应当选择适当时机，召开右派分子会议或者吸收右派分子参加会议，由负责同志作报告，交代政策，指明出路，并且要组织右派分子加以讨论。对于右派分子还应当注意分别进行工作，以便根据个人的不同情况，有拉有打，争取分化他们，并且督促他们彻底悔改。 “反右派运动”的最后一仗，是在当年四月。笔者所在的北京大学，贴满了批判校长马寅初的大字报。大字标语上写着：“马老，究竟属于哪个马家？”那是批判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所谓“哪个马家”，是指马克思还是马尔萨斯？康生指出：“马寅初的问题已经不是学术问题，而是右派向党进攻的政治问题。”于是，对于马寅初的批判，成了“反右派运动”尾声中一个强音符。 五月五日至二十三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浙江、甘肃、安徽、云南、广西、青海、河北、广东、新疆、河南、山东等省和自治区的代表，在发言中都汇报了在本地区对党内的“右派分子”、“右派集团”、“反党集团”斗争的情况。到了六月底，“反右派运动”大体上画上了句号。 “反右派运动”的恶果，便是导致中国向“左”转：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三日《人民日报》社论中，第一次发出号召，“来一个大跃进”。 一九五八年三月八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批判“右派分子”张奚若道：“任何一个阶级都是好大喜功的。‘好大喜功，急功近利’是正确的。” 于是，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凯歌”便响遍中国，“三面红旗”高高飘扬…… 国庆十周年时，“右派分子”和战争罪犯一起获得宽大 一九五九年十月一日，是一个大庆大喜的日子。就在这时所发现的一家东北的油田，因此而取名“大庆”油田。 在北京，为了庆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新建的“十大建筑”相继落成。崭新的人民大会堂，宏伟的革命历史博物馆，使天安门广场的面目为之一新。 在这样大庆大喜的日子临近之际，向来有大赦的习惯。为此，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四日从杭州致函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建议进行“特赦”罪犯，同时也给“右派分子”们以宽大处理——分批摘帽。 毛泽东写给刘少奇的信全文如下： 关于全国四十五万右派分子分期分批摘帽子的问题，据江西省委杨尚奎同志说，是一个重要的政策问题。他说，已经向你说过了，你答应回北京统一考虑此问题。我认为，积以时日，至少可以争取百分之七十的右派分子改变过来。例如说，在今后七年中（或更多时间），每年争取转变和摘掉帽子百分之十左右，是有可能的。请你提向常委和书记处讨论一次，由中央发一个指示，在国庆十周年时机，根据确有改变的情况，给第一批改好了的右派分子，摘掉四万五千人左右的帽子，即百分之十，对于教育右派分子，一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主党派成员，将大有作用，他们会感到确有前途。对于目前反右倾、鼓干劲也甚有利。摘去帽子后，旧病复发，再次，三次……右倾，也不要紧，给他再带（戴）上右派帽子就是了。 此外，我想到，今年国庆十年纪念，是否可以赦免一批（不是“大赦”，而是古时所谓“特赦”，即局部的赦免）确实改恶从善的战犯及一般正在服刑的刑事罪犯。如办此事，离国庆只有三十几天时间，是否来得（及）审查清楚？或者不赶国庆，在秋天办理即可，但仍用国庆十年的名义。此事是否可行，亦请召集有关同志商议一下。 （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四日于杭州 此后，在九月十四日，毛泽东又致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建议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犯。 毛泽东指出：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建议：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犯。” 九月十七日，二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九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建议。同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颁布了特赦令。 经中央人民政府战犯管理机关的严格审查，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在十二月四日，特赦释放了蒋介石集团战争罪犯和伪满洲国战争罪犯三十三人，内中包括徐州“剿总”中将副司令杜聿明，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等。各省、市、自治区特赦的反革命罪犯和刑事犯共一万二千零八人。 也就在这时，“右派分子”们也得以“宽大”。 九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确实表现改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凡是已经改恶从善，并且在言论和行动上表现出确实是已经改好了的右派分子，今后不再当作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看待，即摘掉他们的右派的帽子。 翌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央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 这一《指示》对“右派分子”们的概况，作了如下分析： 一九五七年，党领导全国人民粉碎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胜利，在这一斗争中，全国揭发出右派分子约四十五万人，对于这一批右派分子，党采取了严肃与宽大相结合和区别对待的正确处理方针，对他们进行了一系列的教育和改造工作；同时，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伟大胜利的影响，这就促使右派分子中的多数人有了不同程度的转变和分化。根据若干单位的初步统计，右派分子的当前表现，大体可分为以下三类： 一、已经低头认罪、确实悔改，并且在工作、学习和劳动中表现较好、愿意向党和人民靠近的，约占右派分子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其中有一部分人已经有显着的悔改表现； 二、表示愿意悔改，但内心不完全服，表现时好时坏的，约占右派分子总数的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六十； 三、基本不服或完全不服，表现不好的，约占右派分子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左右，其中有一小部分人坚持反动立场、抗拒改造甚至继续有反动言行。上述情况说明，只要我们坚持正确的方针，继续加强对他们的改造工作，经过相当时期之后，就可以逐步地把右派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改造过来。 《指示》对“右派”摘帽的比例，作出了具体规定，即百分之十： 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决定在庆祝建国十周年的时候，摘掉一批确实改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帽子。中央认为，这样做，对于教育右派分子，对于教育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成员，将会大有作用，他们会感到只要自己真正接受改造，就确有前途：对于目前反右倾、鼓干劲也甚有利。摘掉帽子的右派分子的数目，以控制在全国右派分子的百分之十左右为好。今后，根据右派分子的表现，对那些确实改好了的人，还准备分批分期摘掉他们的帽子。最后，剩下少数死不悔改的、花岗石头脑的反动分子，就会完全陷于孤立。至于摘掉帽子之后，如果有人旧病复发，再次、三次进行右派活动，可以再把右派帽子给他戴上。 这里所说的“全国揭发出的右派分子约四十五万人”，是一个缩小了的数字。 《指示》规定了“右派分子”摘帽的三项条件，认为只有符合这三项条件才可摘帽： 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是一件严肃的政治工作。摘掉帽子的人，必须具备下列三个条件： 一、真正认识错误，口服心服，确实悔改； 二、在言论、行动上积极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拥护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三、在工作和劳动中表现好，或者在工作和劳动中有一定的贡献。各地各部门应该根据这些条件和实际情况，把右派分子仔细排队，定出摘帽子的具体计划和步骤，对于摘掉右派帽子的人，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做出实事求是的鉴定。但不要机械地硬凑比例数字，比例可以稍大或者稍小于百分之十。 《指示》对党内“右派分子”摘帽作了规定： 原来是党员的右派分子，在摘掉帽子以后，一律不得恢复党籍；只有经过一个更长时间的考察，确实具备入党条件的，才可以接受他们重新入党。 顺便提一下，关于摘帽“右派”的重新入党问题，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组织部曾呈送了《关于处理原来是党员的右派分子摘帽后重新入党问题向中共书记处的请示》，中共中央书记处审阅后表示同意。这一文件规定“右派分子”摘帽后重新入党的原则是： 这些人重新入党，必须经过长时间的、全面的、系统的考察，必须着重审查他们在政治思想方面和工作方面的一贯表现，对过去所犯错误真正有了认识，并且在实际行动中确实证明已经彻底改正；对一些重大政治问题能站在党的立场上，服从党的领导，坚决执行党的政策。只有各方面确已具备党员条件，才可以重新入党。重新入党时，可以不要预备期。 为了宣传“右派”“接受改造”而摘帽的成果，《人民日报》等报纸陆续刊登了“右派”头面人物摘帽的消息，内中有曾昭抡、沈志远、雷天觉、黄万里等。 中共中央《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规定的摘帽数控制“十分之一左右为好”，这样，第一批摘帽的“右派分子”为四万五千人。这一数字可以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摘掉右派帽子的人员的工作分配和生活待遇的规定》中见到： “目前，各地正在贯彻执行‘中央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在最近期间，全国约有四万五千名左右的右派摘掉右派帽子。对于这批人的工作分配、生活待遇和入校学习等问题，应该采取认真负责的态度，予以处理。” 这一文件对于安排摘帽右派的工作作出种种限制： 现在分配的工作职务，一般要低于他们受处分以前所担任的职务，并且不要让他们担任机要部门、要害部门的工作。 所有摘掉右派帽子的人，不经过相当长时期的考验，一律不得提拔使用。 凡已开除学籍、实行劳动教养的右派分子，在摘掉右派帽子以后，学籍一律不予恢复，可以帮助他们就业。 原来学习国防、外交、尖端技术等机密性专业的右派分子，在摘掉右派帽子以后，一律不再学习原专业，可以转学别的专业和其他学校，或分配适当的工作。 “右派”甄别报告在一九六二年搁浅 虽说“右派分子”沾了国庆十周年的光，虽说第一回按比例只摘掉十分之一的帽子，但是总算开始摘帽了。 此后，用毛泽东的话来话，“阴摘一批，阳摘一批”，慢慢的，一批又一批总算摘去头上的帽子。 到了一九六二年，由于“大跃进”受挫，中共中央于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由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 二月三日，朱德说：“这几年党的斗争扩大化了，吃了一些亏，这次会议，畅所欲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上下通了气，我很满意。” 八日，陈云说：“这几年我们党内生活不正常。‘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种现象是非常危险的。这次大会取得了非常大的胜利，不要估计低了。只要有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条，坚持真理，改正错误，我们共产党就将无敌于天下。” 刘少奇则指出：“产生错误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在建设工作中的经验还很不够，另一方面是由于几年来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这么一来，中国的政治气氛转向宽松。 三月六日，陈毅在广州的创作座谈会上，甚至说了这样的话： “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今天，我给你们行‘脱帽礼’。” 紧接着，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指出： “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和基本错了的党员、干部，应当采取简便的办法，认真地、迅速地加以甄别平反。” 一时间，“甄别”、“平反”成了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高频词”。 既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可以“脱帽”，而在“反右倾”等运动中批错了的也可以平反，自然也就令人联想到“反右派运动”。 很多人向中共中央统战部反映，在“反右派运动”中，错划的“右派”甚多，也应予以甄别、平反。 特别是在一九六二年六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对于中共中央统战部《关于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报告》的批示，给了中共中央统战领导以莫大的鼓舞。中共中央的指示，批判了统战工作中的“宁‘左’勿右”思想。批示指出： 近几年来在一部分同志中有一种忽视统战工作的倾向，滋长了骄傲自满、宁“左”勿右的思想，这对于党同党外人士的团结合作，对于社会主义事业是十分不利的，必须坚决纠正。当前，为了保证顺利完成调整国民经济的艰巨任务，必须调整统一战线内部的各种关系，发扬人民民主，团结一切爱国人士，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共同克服困难，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 既然要批判在统战工作中的“宁‘左’勿右”思想，理所当然，已经到了可以提出对“右派分子”进行甄别、平反的时候了！ 顺便提一笔：就在中共中央批转中共中央统战部报告的两天后——十六日，彭德怀发出给毛泽东的长信（即八万言书），申明他从未组织过什么“反党小集团”，要求“翻”那庐山之“案”。这表明政治气候确实正在“回暖”。 于是，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等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由副部长平杰三主持，于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六日写出了《关于右派分子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报告》。 这个报告指出： 如果领导上认为需要和右派分子本人或家属申请甄别的，可以甄别。对于确实划错的，予以平反；对于可划可不划而划了的，可以从宽摘掉他们的右派帽子。 如果这个报告得以贯彻，那么将会有数以万计的“右派”可以得到平反！ 说实在的，中共中央统战部的领导们对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不无看法。他们是与诸多民主人士直接打交道的部门，深知民主人士们在“反右派运动”中的冤屈。虽说在一九五七年服从毛泽东的意见，参与了“阳谋”，参与了“反右派运动”，但是到了这政治气候“回暖”的时候，也就提出了要为错划的“右派”平反。 中共中央统战部向中共中央呈报了这一报告。 这个报告在中共中央压了二十天，才作批复。 出乎意料，中共中央在批复中批评了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不仅不同意对于“右派”的甄别、平反，而且甚至提出要给一些在摘帽后“表现很坏”的“右派分子”重新戴上帽子！ 八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关于右派分子工作的几个问题的复示》，全文如下： 中央统战部并平杰三、李楚离、张子意、章夷白、凌云同志： 你们七月二十六日《关于右派分子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及所附平杰三等同志关于安置右派分子的意见，已悉。中央同意你们今年八月下旬召开一次关于处理右派问题的工作会议，检查工作，和再给一批确实已经表现悔改，或者有相当悔改的右派分子摘掉帽子的意见。此外有以下三点，请你们注意： 一、对右派分子不应当一般地提出甄别、平反问题，只是对于其中个别完全搞错了的，即确实不曾有过右派言论、行动的，才作为个别人的问题，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但是报告中所提：“如果……右派分子本人和其家属要求甄别的（包括已摘掉右派帽子的人），应该进行甄别”的意见是不妥当的。这样做起来，实际上会搞成一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普遍的甄别，或者对很多右派分子进行甄别。这是没有必要的，也是对党和人民不利的。 二、右派分子摘掉帽子以后，如果表现很坏，怙恶不悛，应该在审查确实后，选一部分恶劣的，再把右派帽子给他们戴上。 三、在精简中，对右派分子，既不要抱着卸包袱的态度，借机一概推出不管，也不能特殊照顾，应当按照一般精简原则处理和安置。对其中生活无着和生活特别困难的，应适当解决。 中国的政治舞台风云变幻。中共中央对中共中央统战部的报告作出那样的批复，是因为“风向”变了！ 就在中共中央作了那次批复后的一个月，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着名的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强调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会议批判了“三风”，即“翻案风”、“单干风”和“黑暗风”。“黑暗风”是指对当时的严重困难所作的充分估计。 这么一来，中共中央统战部也就噤若寒蝉，再也不敢提对于“右派”的甄别、平反了——因为那会被视为“翻案风”！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中央统战部只得又给一批已经摘帽但是“表现不好”的“右派分子”，重新戴帽！ 从此，中国的“左”风越刮越烈，直至爆发了“文革”…… “文革”成了第二次“反右派运动” 几乎成了普遍的规律：“右派分子”在“文革”中无一不吃“二遍苦”，雪上加霜！ 这“二遍苦”，比一九五七年更苦：批斗，抄家，蹲“牛棚”，进劳改队，“扫地出门”回原籍…… 在“文革”中，“右派分子”有了新的称谓： 已经摘帽的，称之“摘帽右派”； 未划“右派”的（即当年的“中间偏右”），称之“漏网右派”； 未摘帽的，称之“老右派”。 这些“摘帽右派”、“漏网右派”和“老右派”一样，统统算作“右派”，统统算作阶级敌人——“五类分子”！ 细细考证起来，这“五类分子”一词，最初始于“四类分子”一词。 细细考证起来，这“四类分子”一词，最初见于一九六三年九月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中： “向群众进行阶级斗争的教育，划清敌我界限。发动群众对敌人进行说理斗争。正确处理有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和投机倒把分子、贪污盗窃分子。” 这“四类分子”指的是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简称“地、富、反、坏”。 “五类分子”的提法，见于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四日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两个文件的通知》： “对于农村和城市的地、富、反、坏、右，也要宣读和讲解这两个文件。” “地、富、反、坏、右”，即“五类分子”。 由“四类分子”增至“五类分子”，是因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最初是在农村进行。农村在一九五七年没有划过“右派分子”，所以只提“地、富、反、坏”。后来，在城市也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于是增加了“右”，变成“地、富、反、坏、右”，即“五类分子”。 本来，毛泽东并不把“右派分子”和“地、富、反、坏”并列的，还是加以区别的。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三日曾说： “右派，因为他们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所以是一种敌对的力量。但是，现在我们不把他们当作地主、反革命分子那么对待，其基本标志，就是不取消他们的选举权。……”① 毛泽东又说： “右派，过去是人民，现在这些人，我看是三分之一的人民，三分之二的反革命。”② 可是，在“四清”中，毛泽东把“右派”列入“五类分子”之末，也就是把“右派”跟“地、富、反、坏”等同起来了。 在“文革”中，“右派分子”受到比“地、富、反、坏”更为猛烈的批判，是因为“文革”实际上是“反右派运动”的继续，或者说是第二次“反右派运动”！ 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亦即《十六条》），内中就反复强调了“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这里所说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并不是那些“死老虎”——一九五七年的“右派分子”，却是一批新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正因为这样，“文革”成了第二次“反右派运动”。 《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多处提及了打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比如，第五条中写道：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 党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这样，才能够在运动中，彻底地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经过运动，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 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充分地揭露和批判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把他们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注意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同拥护党和社会主义、但也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或写过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第七条中指出： 有些有严重错误思想的人们、甚至有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利用群众运动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散布流言蜚语，进行煽动，故意把一些群众打成“反革命”。要谨防扒手，及时揭穿他们耍弄的这套把戏。 显而易见，这里提到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是一批新“右派”。因为一九五七年的“老右派”，早已自顾不暇，那里还能“把群众打成‘反革命’”？！ 在第八条《干部问题》中，写得更明白： 干部大致可分以下四种： （一）好的。 （二）比较好的。 （三）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四）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在一般情况下，前两种人（好的，比较好的）是大多数。 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要充分揭露，要斗倒，斗垮，斗臭，肃清他们的影响，同时给以出路，让他们重新做人。 这样，“文革”也就成了揭露干部队伍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的“革命”。 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就是党内的“右派分子头目”。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文革”确实成了第二次“反右派运动”。与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的不同之处在于：一九五七年主要是整民主人士中的“右派分子”（虽然也涉及党内“右派”），而这一回的重点则是整党内的“右派分子”，尤其是党内当权的“右派分子”。 “反右派运动”清除了民主人士中的“右派”，“文革”则着力于清除党内的“右派”。 如果说，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是中国向“左”转的转折点，那么，“文革”就是中国向“左”的“大跃进”。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是“文革”的预演。没有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也就不会有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这叫七八年来一次！ 请读一下毛泽东在“文革”伊始，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里写给江青的信中，有一段这样的话： 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① 这里，毛泽东把“文革”的使命说得很清楚，那就是“在全党全国基本上打倒右派”。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用的就是毛泽东这封信中的一句话作为标题。 毛泽东在这封给江青的信中，还这样详细论述了一旦“右派当权”的形势： 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要倒霉了。中国自从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学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地得势了。但这二十年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① 《十六条》中所提出的“文革”的任务是“要充分揭露，要斗倒，斗垮，斗臭”那些干部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其实也就是根据毛泽东给江青的这封信的精神写的。后来毛泽东考虑到这“右派分子”一词会与原先的那些一九五七年的“右派分子”混同，于是改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词，虽说两者的含义是一样的。 在“文革”中，揭发出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不论其数量还是级别，都远远超过一九五七年的“右派分子”。不仅在一九五七年曾积极投身于“反右派运动”中的吴晗、老舍等等成为批斗对象，就连刘少奇、邓小平，都成了中国最大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亦即最大的“右派”。 毛泽东曾说，他实行“剥笋政策”。在一九五七年，他剥去了民主人士中的“右派”，在“文革”中，则剥去中共党内的“右派”。他还不满足，还要七八年剥一次。他终于在一九七六年离世，也无法七八年再“横扫”一次了…… 罗隆基的猝然死去 罗隆基是在“文革”前夕去世的。去世的前一天晚上，他还和联络员赵君迈在一起。赵君迈对笔者说，那是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六日晚上，罗隆基在家里设宴，与几位朋友聚餐。来者除了赵君迈之外，还有刘王立明和女儿刘炜等。 至于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罗隆基与中共并肩作战，阎明复列举大量事实，称罗隆基“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贡献”； 护士奔了进去，揿亮电灯，发觉地板上撒落着几片硝酸甘油片。那是治疗心绞痛的急救药，发病时含一片于舌下，一两分钟之内便可使冠状血管扩张而获救。他患此症，总是随身带着救命之药硝酸甘油片。这次，大概是夜里发病，他掏出硝酸甘油片时失手落于地上，他伸手去取，却因心力交瘁而无法完成这“举手之劳”的动作，终于垂下了手臂…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我在北京陆军总院见到了正在住院的八十五岁高龄的赵君迈先生。他笑着对我说：“我真的成了‘章罗联盟’的联络员！” 只有一人自告奋勇，愿意联络罗隆基。此人便是罗隆基当年留美的老同学、全国政协委员赵君迈。 阎明复说： 罗隆基和章伯钧都不抽烟，不喝酒，无法借酒浇愁，只是借聚餐驱除那可怕的孤独感。 “干脆把章伯钧也分配给我，由我联络章、罗两人。”赵君迈对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龚饮冰说。 一九三二年以后，担任天津《益世报》主笔，发表大量抗日文章； 为此，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办公厅于一九六六年二月三日给罗兆麟的工作单位发去公文，题为《关于罗兆麟同志来京处理其四哥右派分子罗隆基后事的一些情况》。公文指出： 护士摸了一下他的前额，发觉尚有余温，当即拨电话给北京医院。 罗隆基和章乃器，是两个“死不投降”的“右派分子”。 赵君迈记得，那时罗隆基组织“大江会”，他对政治不感兴趣，不参加。他热心于体育。所以，他骂罗隆基是“臭政客”，而罗隆基则讥他为“武侠”…… 阎明复历数罗隆基一生的功绩： 因罗隆基是右派分子，其骨灰一时难以找到适当的存放地点，因此，暂时存放在火葬场的一间临时存放处，等组织上考虑决定后再作处理。罗兆麟父子对此事表示很不满意。从存放处回来以后连声叹气说：“惨啊！惨啊！”他向民盟组织再三提出要求，在他离京之前，妥为安置其哥的骨灰。最近来信又提出尽快安置他哥的骨灰问题。① 罗隆基去世后，弟弟罗兆麟曾要求摘去罗隆基的“右派分子”帽子，希望不要把帽子带到棺材里去。罗兆麟的要求遭到拒绝，因为“经组织说明罗隆基所犯错误一直没有悔改表现，不能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为此，罗兆麟受到了批评，“承认自己认识水平低，没有和右派划清敌我界线。” 就这样，他孑然一身，离开了人世。他没有妻子，没有子女，他的亲人是年迈的母亲和从郑州匆匆赶来的同父异母，比他小十六岁的弟弟…… 阎明复是以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的身份发表讲话的。因此，他的这一讲话，是表达了中共对于罗隆基的一生的评价。 罗隆基没有车，通常是章伯钧用车去接他，一起去饭店。有时，罗隆基外出要用车，就打电话给章伯钧借车。 可是，无人敢联络章伯钧。 “罗隆基先生在他一生的奋斗中有过曲折，五十年代后期曾有过严重错误，但是，他能接受真理，努力总结自己的经验和教训。纵观罗隆基先生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总的来说，他是爱国的，进步的，为我们民族和国家做了好事，是值得我们纪念的。”① 护士又敲卧室的门，仍不见动静。她等了片刻之后，只得轻轻地推开了房门。 在青年时代创办并主编《新月》杂志，因发表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言论而遭逮捕； 饭足酒余，他还到不远的东四——刘王立明家中聊天，直至夜十一时，这才回家。那时他还一切正常。 那是在一九八六年十月十四日，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召开了“纪念民盟创建人、着名爱国主义战士和政治活动家罗隆基诞辰九十周年座谈会”。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出席了会议。 罗隆基请厨师做了涮羊肉，为朋友们驱寒。他还拿出一瓶殷红的北京葡萄酒，斟入一只只江西景德镇瓷杯。大概有点兴奋，他开了酒戒——本来，他患心脏病，已与酒“绝缘”。 此后，罗隆基又“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中国人民保卫和平事业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毛泽东曾说： 在一九八零年，罗隆基虽然仍被列为全国中央级五名不予改正的“右派分子”之一，后来还是以一定的方式为他恢复政治名誉。 赵君迈注意到，罗隆基往日爱穿西装，打成“右派”后却常穿中山装。 那时，赵君迈作为联络员常常登门拜访罗隆基和章伯钧，跟他们聊天，为他们解闷。赵君迈跟罗隆基无话不谈。他对罗隆基说，到底还是“武侠”不错，“反右派”反不到“武侠”头上，倒是你这“臭政客”倒楣。罗隆基一听，哈哈大笑。这是罗隆基成为“右派”后，难得听见的笑声。 偶然间，他们说起章乃器，说起梁漱溟……他们对老朋友充满思念之情。章伯钧对于章乃器、梁漱溟的“硬”，表示佩服。 在列举了罗隆基的诸多贡献之后，阎明复用很小心、拘谨的调子，提及了一九五七年： 原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刘王立明，康有为的女儿康同璧以及她们的女儿，还有黄绍竑，也常常参加聚餐。大家一起谈天气，谈种花，边吃边聊，话题漫无边际，不过几乎不愿涉及政治。罗隆基虽然还是那样的脾气，但是说话比起过去要谨慎多了。 “现在有些右派死不投降，像罗隆基、章乃器就是死不投降。”② 章伯钧和储安平惨死于“文革” 罗隆基在一九六五年底的突然去世，据李健生对笔者说，那消息曾使章伯钧一连几天双眉紧锁，长时间的呆坐。 章伯钧似乎想得很多，想得很远。 在家里，章伯钧变得沉默寡言。他难得说几句话，话却很深刻。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笔者在北京采访了章伯钧的次女章诒和。据她回忆，章伯钧当时曾对她说： “一九五七年，我的本意是希望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探索如何实现民主政治的问题。” “我从未说过‘轮流坐庄’这句话，那是别人在批判我的时候，把意思加以引伸。后来就成了我的话，加以批判。” “归根结底一句话，我没有野心！” 当他看到报上登载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良久，他说了一句话：“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马上要开始了！” 果真，被他不幸而言中——十年浩劫开始了！ “大右派”首当其冲。一个在郊区的中学——八一中学，那里的红卫兵干脆占领了章伯钧的家，作为“红卫兵总部”。 章伯钧被隔离审查。夫人成天忙着为红卫兵烧开水。 再也没有联络委员来联络，再也没有聚餐，无法跟老朋友聊天。心中的苦闷积在心中，苦闷在心中积累，他渐渐吃不下饭，人越来越瘦。 抑郁是癌症的催化剂。一九六九年早春，他终于支持不住了。可是，“大右派”属于“地、富、反、坏、右”的那个“右”。属于“五类分子”之一，怎能住院？ 夫人李健生在这危难之际，想起了周恩来总理。她写了一封给周恩来的信，跑到中南海后门，央求传达室把这封信马上交周恩来。李健生急得哭了。 警卫见了，连忙安慰道：“老太太，你别哭，我们一定负责转交周总理。” 第二天，周恩来总理就通知人民医院，立即让章伯钧住院治疗。周总理指示：以后不论甚么“牛鬼蛇神”，生了病，一定要给予及时治疗，不得歧视。 住院一查，已经晚了：胃癌，晚期。 女儿章诒和来看他，忍不住热泪纵横，他却说：“别哭，爸爸很快就会好的。” 癌症使他再也没有回天之力。 一九六九年六月十七日，章伯钧在“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中离世，终年七十三岁。 他的次女章诒和在四川工作，被说成替父亲“翻案”，判处二十年徒刑！ 后来，她坐了十年牢——从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九年。她的孩子是在牢里出生的。 和罗隆基一样，章伯钧在一九八零年也被列入中央级五名未予改正的“右派分子”名单。 同样，中共后来采取了委婉的措施，为章伯钧恢复政治名誉。 一九八三年初，在北京为“文革”中受迫害而死的章伯钧举行了追悼会。会后，章伯钧的骨灰盒不寻常地被送入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 她的夫人李健生，由全国政协委员升为常委。 一九八四年，北京又破例为章伯钧九十诞辰举行座谈会——这一“模式”后来被用在罗隆基、彭文应、陈仁炳身上，但章伯钧是第一个。 当时的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杨静仁在会上致词，对章伯钧作出颇高的评价： “章伯钧先生是一位着名的爱国主义民主战士和政治活动家。” “纵观章伯钧先生的全部历史和工作，他是爱国的、进步的，为我们国家和民族做了好事，是值得我们纪念的。” 同样，杨静仁的讲话，也是代表着中共对章伯钧的评价。 章伯钧夫人李健生于一九九零年五月三十一日去世。女儿章诒和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悼念母亲： 储安平在“反右派运动”后的命运也是非常悲惨。妻子跟他离婚了，然后又跟另一个男人结婚，而且住在储家南屋。本来，离婚、结婚之类，并非了不起的大事，并且只要手续正规，那是无可厚非的。然而，天天看见南屋，储安平的心境是极端痛苦的。 全国政协安排他下放劳动，他求之不得。他在长城脚下放羊。虽然他很想在那里长住，与草为伴，与羊为伍，但领导上还是要他回城了。他依旧爱羊。他在小院里养起羊来。一天，他捧着一个铁罐，去敲章伯钧的门。原来，那罐里满满的装着羊奶。他对章伯钧说：“羊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这羊是我亲手养的，这奶是我亲手挤的。羊奶有营养，你收下吧！” 储安平有很多藏书。养羊之余，他埋头于看书。羊与书，陪伴着他度过那些寂寞的日子。 在长城脚下放羊时，他结识了下放劳动的李汝苍老先生。回城之后，李汝苍成为惟一的经常跟他来往的朋友。 “文革”风云骤起，储安平成为红卫兵折磨的对象。任意打骂。人身侮辱，无所不为。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群红卫兵又来敲门，要批斗“大右派”。储安平从后院翻墙出逃。 他逃到李汝苍家，塞进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 他走了！从此，人们再也没有见到他。 那时候，北京的北海、颐和园，天天有死尸漂起。可是，未能确认哪一具死尸是储安平。 他走了！从此，在人世间消逝。 他晚年的惟一挚友李汝苍老先生，也是“右派分子”，经不起红卫兵七斗八斗，生命之火终于熄灭。于是，关于储安平的“走”的详细情况，已不得而知…… 储安平毕竟是“头面人物”。为了查清他的死，一个专案小组工作了两年，也未能查出个结果来。 一九六九年，康生嘟囔了这么一句话： “储安平，大右派，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怎么回事？！” 章乃器至死坚信“时间解决问题” 病榻上放着一大叠《人物》杂志，年已八十有七的章乃器夫人杨美真，虽说因中风已经左半身瘫痪，却仍关注着历史和政治。一九九零年十月二十三日，我在北京西城新街口附近采访了她。没多久，她就遽然离世。 杨美真早在三十年代就颇有名气。一九三零年在上海创办的《女声》杂志上，设有“美真信箱”，那便是她主持的专栏。一九三三年，她离开上海前往巴黎、伦敦，然后来到美国，在费城宾夕法尼亚学院攻读社会学，两年后获硕士学位。回国后，担任金陵大学教授。 她告诉我，她和章乃器是一九四四年在贵阳结婚的。此前，章乃器曾有过两次婚姻： 元配夫人是浙江青田人，姓陈（杨美真说她也许记不准确），听说一九六三年死于癌症； 第二位夫人是胡子婴，着名民主人士，解放后曾任商业部副部长、中华工商联合会副秘书长、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委，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三十日病逝。 杨美真是在章乃器和胡子婴离婚后而结婚的。她参加了筹建中国民主建国会的工作，成为中央常委。 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时，杨美真正因病住院。反右派运动开始后，中国民主建国会要求杨美真离开医院，回机关“揭发”章乃器。在小组会上，有人问她：“章乃器是不是右派分子？”她据实回答：“我从未听到过他对党有什么不满的话。”于是，杨美真也受到了批判，甚至她也成了“右派分子”！ 章乃器原先作为粮食部部长，住在北京灯草胡同的大院，相当宽敞。成了“右派”之后，迁到北京张自忠路宿舍。他的最后十年，则是在北京东郊呼家楼一间十多平方米的小屋中度过。那时，只有小儿子章立凡陪伴着他。 一九五八年一月，章乃器又一次被迫检查。这一回，他的检查长达三万多字，标题为《根据事实，全面检查》。在这一检查中，章乃器仍然重申： “我对党披肝沥胆，希望党对我推心置腹。” 一九五八年一月三十一日，章乃器被撤销粮食部部长职务。他在中国民主建国会、全国工商联以及全国人大的职务，也先后被撤销，只保留全国政协委员的头衔。 在章乃器被撤销粮食部部长的前夕，周恩来作为国务院总理，曾召见他，作了一次谈话。章乃器《七十自述》中，这样回忆道： 大概是一月二十八日上午周恩来总理召见我，我就乘车到西华厅去见他，当时在场的还有习仲勋、徐冰两位秘书长。周总理对我说，要撤我和章伯钧、罗隆基的职，马上就要提出国务院会议讨论，已经告诉了伯钧、隆基二人，而且不让他们出席会议，但是可以让我出席会议申辩。 我问，我写的《根据事实，全面检查》的文件有没有看过？他说没有。我说，那是很遗憾的。我问，撤职的事是否最后决定了？他说党中央决定了。我说，那还申辩什么呢？我愿意放弃出席的权利。他说，那也好，辩论起来我们人多，你说不过我们的。他又说，也曾考虑是否让我们辞职，可是又何必那样转弯抹角呢？我说，撤职倒没有什么，但为什么要扣上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名呢，这是违反事实的，是宁死不能承认的。 他说，那你可以保留思想，我们党是准许保留思想的。于是，他又谈到和罗隆基谈话的经过，他曾问罗作何打算，罗答要么就自杀，否则便只好接受。总理说，你可以去美国。罗问，是否意味着驱逐出境？总理答，绝不是。 总理问我作何打算？我说，我是全心全意，全力投向党的，党给我处分，我愿积极接受下来，作为党对我的锻炼和考验。我和党共事已经三十年了，仍然没有被了解，那就请再看五年吧，五年不够，也可以看十年，到那时我也不过七十岁；我现在开始就好好地锻炼体格，充实头脑，准备到时再为党工作十年。总理笑着说，你倒真乐观呀！① 从以上章乃器和周恩来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是何等的倔强，又是何等的乐观。 章乃器以诸葛亮的“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为座右铭，微笑着离开中国的政治舞台，在逆境中每日不止地练气功…… 在“文革”中，章乃器的处境可想而知。他在《七十自述》中记述了遭到毒打的经历，可谓“字字血，声声泪”：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的灾祸，这是我有生以来所遇到的最大的灾祸，是对我一次最严峻的锻炼和考验，从二十四日到三十一日，整整八昼夜，我在绝食中受到百般的拷打、凌辱和威胁，后来看到北京六中“劳改所”的材料，那里面所用的酷刑，十分之八九都已在我的身上预演过了。但我居然没有死，而且自信仍然可以活十年以上。我对付它的态度就是镇静、镇静、再一个镇静…… 这时除了遍体鳞伤之外，右目的拳伤特重。看出有个红色的外圈带锯齿形的椭圆圆圈，经常在眼前闪现，可能是瘀血所致，内伤也相当重，右胸、背、股、尾间和膝均经常疼痛。但到第三天，我发现手上的乌紫退色了，右目已能见物，内伤痛楚也减轻，真是气到之处，效验如神。 八月二十五日以后的七天，是每天总有几批人来拷打，凌辱我。门是开着的，又没有入管，拷打和凌虐的自由是很充分的。值得记述的，是有人用钢丝包橡皮的鞭子打我，所得的伤肿特别不容易消退。还有人划了火柴烧我的手，更有人用汽枪射击我的头面。此外，还有冷水浇头，如用水壶灌鼻孔，如硬要我吃肮脏的食物等等，就算轻微的了。可怕的是居然有人主张用椒辣水灌我的鼻腔，大概是因为我家里找不到辣椒，所以没有实现，但最后我们要迁出之前，竟有人用油彩抹我的面部之后，用氨水灌我的鼻孔，我真不知道这些坏人是怎样教育出来的。① 章乃器在漫漫长夜中，受尽凌辱和煎熬。 直至一九七五年初，邓小平全面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章乃器给中共中央写信，反映自己的情况。 章乃器的信，受到中共中央的重视。陈云、张劲夫代表中共中央和章乃器作了谈话。一九七五年四月，毛泽东、周恩来指示摘去章乃器的“右派分子”帽子——尽管章乃器从未承认自己是“右派分子”。 章乃器终于见到粉碎“四人帮”的日子。一九七七年五月十三日，章乃器与世长辞，终年八十岁。 一九八零年六月，章乃器的“右派”问题得以改正——这表明当年划他为“右派分子”是完全错误的，这也表明章乃器从不承认自己是“右派分子”完全正确。 一九八二年五月，章乃器的骨灰被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 “锣鼓一声，沉冤如海” “锣鼓一声，沉冤如海，亮节如山，长为人间留榜样； “文章百万，沥血化珠，呕心化玉，拼释生命铸银坛。” 这是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日，钟惦棐在患肝病及肾癌不治而病逝之后，人们为他写的挽联。这副挽联，概括了钟惦棐一生的坎途。 钟惦棐在一九五七年因《电影的锣鼓》罹祸，受到了如下严厉处分：开除党籍，罢官，降四级，下放农场监督劳动。 钟惦棐右派生涯是如此的悲惨： 钟惦棐获罪之后，最直接的牵连当然是他的直系亲属。夫人张子芳和岳母带着五个孩子，四男一女，从机关大楼的宿舍迁居到陋巷的平房院落。钟惦棐每月生活费二十六元，每个孩子十元，加上张子芳每月工资共一百多元要养活八口之家，物质生活的窘迫，可想而知。长年靠棒子面窝窝头养活，不买论斤称的菜而买论捆的菜。孩子们放学回家，马上脱下布鞋换木屐，以节约鞋子，三年困难时期，张子芳工作的北京电影制片厂从外地弄到一批鸡，每只六元（黑市价十到十五元），每个职工限一只。张子芳盘算来盘算去，硬是拿不出这六块钱来养五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和一个老弱的母亲！“一毛钱攥出汗水，也舍不得花”。① 经过在唐山市柏各庄农场的四年监督劳动，钟惦棐终于调回北京，在中国影协资料室工作。一九六三年，他被摘去“右派分子”帽子，成了一名“摘帽右派”。 钟惦棐还没有缓过一口气，“文革”的锣鼓敲响了。作为“摘帽右派”，他成了“革命大批判”的“必然对象”。于是，他成了“牛”，进入“牛棚”，然后被赶到咸宁“五七干校”劳动。 直至一九七九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才使钟惦棐的沉冤得以昭雪。钟惦棐苦笑道：“我的党龄现在被确定为四十年，居然有一半多时间不在党内。” 钟惦棐又开始忙于电影评论工作，他被推选为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他开始有了自己的学术助手仲呈祥。 仲呈祥这样记述第一次到钟家报到的情形： 我是几年前的一个星期天，奉命到钟惦棐先生家报到的。那时，他还住在振兴巷六号。繁华的北京闹市区，竟有如此一条窄巷，三人并肩就无法通过。六号是一个几户合住的极简陋的小院，先生自一九五七年因那篇《电影的锣鼓》被“亲自点名”划为“大右派”而被逐出原机关宿舍后，一家老小八口就一直挤住在这里的几间狭小的平房中。我步入小院，穿过先生亲手栽培搭起的葡萄架，轻声走进他的“工作室”。这是一间虽小破旧但布置得典雅文静的房子。东、南壁都被书柜占满了，北壁靠窗，是一张大书桌，壁上挂着一幅令人肃然起敬的鲁迅肖像，那是名画家裘沙的手笔。两壁是一张供来客坐的长沙发。壁角，几盆生机盎然的云竹惹人喜爱。先生正伏案疾书。 仲呈祥还回忆说：“家中数他桌上那盏台灯亮得最早，熄得最晚。早晨，我总是不及六时即起床跑步，而先生已伏在案上奋笔疾书，或是专心攻读。先生每每教我，人活一天，倘学无长进，则愧对人生。” 钟惦棐在晚年，忍着病痛，写下百万言电影理论着作，为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令他欣慰的是，他的次子阿城以小说震动中国文坛，进入作家的行列。 钟惦棐的去世，中国知识界哀思如潮。中国人民大学甘惜分教授用这样两句话，勾画钟惦棐的品格： 陈仁炳至死未获“改正” 陈仁炳作为“章罗联盟”在上海的“首要分子”，理所当然被划入“极右分子”之列。 陈教授告诉我，自从他被打成“右派分子”之后，经历了“七斗八斗”，便被送入上海社会主义学院学习。 内中，在一九五八年九月至年底，上海“名右派”四十八人，被送往郊区上海县的颛桥“集中学习”。这四十八人之中，有三名女右派，其中一个就是号称“亚洲第一老太婆”的电影演员吴茵——因为吴茵以演老太婆维妙维肖而着称。 陈仁炳记得，这四十八人分为三个小组，第一组组长为陆诒，他属第一组，第二组组长为徐铸成，第三组组长为沈志远。 他们住在农村，上午在田间劳动，下午写交代。十二个人睡一个房间。除了右派外，还有监督人员，生怕有人自杀。 每人都睡帆布床。刚下乡时，蚊子极多，夜不能安眠。 他们这些人，平常家中有保姆做家务。到了乡下，要自己烧饭。陈仁炳烧饭时，满屋是烟，真是双眼泪汪汪！那位李康年，也跟他一样，呛得泪水直流。 下雨天，一位姓吴的右派去河边淘米，一滑脚，连人带米滑进了小河里…… 陈仁炳在下乡劳动的日子里，得了细菌性亚急性心内膜炎，经上海市第四人民医院抢救，这才保住了性命。从此，他的心脏二尖瓣关闭不善。医嘱不可感冒，每感冒一次，病情就加重一分。 也就在一九五八年，他和他的前妻离婚了。 总算盼到摘帽。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上海《解放日报》发表报导，他和王若望同时摘掉右派帽子。不过，摘了帽子，他还是“摘帽右派”。 总算盼到回学校。一九六二年，陈仁炳总算回到复旦大学，教英国史，教美国史，教世界史。 他太沉闷了，就在家里举办舞会，约老朋友沈志远等等前来跳舞。不料，“四清”运动来了，有人揭发他在家里开“地下舞会”——因为柯庆施在上海明令不得开舞会。这下子他又挨整了，何况他又是“摘帽右派”，为了这事他差一点被打成坏分子。 一九六四年初，他和陈蕴辉女士结婚，总算又有了一个家。 他还没有过几天太平的日子，“文革”来了。 他又遭殃。堂堂教授、博士的他，居然“监督劳动”，干了九年木工。反正锯木头、扛木头，他做下手。他的工资，一度被减至五十七元七角——当时，他的房租要四十元，只剩下十七元七角生活费。 不得已，他只好放弃原本在上海市中心淮海中路妇女用品商店楼上的宽敞住房，迁居到上海普陀区两间八平方米的小屋。 从一九七二年起，他患肺炎，又患心肌炎，实在干不动体力劳动。 一九七四年，六十五岁的陈仁炳，总算获准退休，从此他再也不必去做木工了。 好不容易盼来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众多的“右派”冤案得以平反，可是，陈仁炳却因毛泽东多次点过他的名，竟无法得以“改正”。 陈仁炳不得不于一九八一年给中共上海市委写信，要求解决他的问题。不久，他得到答复： 一、“右派”不予改正； 二、恢复教授待遇，工资、住房、医疗均按教授待遇； 三、解放前和解放后，陈仁炳先生曾为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应予肯定。 这样，陈仁炳迁往上海体育馆附近的高层大厦，生活条件得以改善。一九八六年，我正是在那里采访了他。那时，他正患慢性心衰。 后来，我又来到他的另一新居，比上海体育馆附近的住房更宽敞。据告，按陈仁炳的级别，尚够不上乔迁那新居的条件。考虑到他多年蒙受苦难，当时的上海市市长江泽民亲自批给了他。 陈仁炳的一生多坎坷：一九五七年的沉重打击，“文革”十年的苦难生活，此后又因成了“禁区”而闷闷终日。 步入晚年的他，用英文写回忆录，写了三百多页。 我结识一位美国女教师，她叫JEANNEttRF tAGAMI，她的中文名字叫傅珍宁。她为陈仁炳博士写传记，在美国出版。 陈仁炳晚年多病，他在一九八八年就说过不了那个冬天。所幸他的病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市委向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作了反映，尽量在医疗上给予照顾。让他住进了干部病房。即便是出院回家，还派特别护士给他打针、护理。 一九九零年十二月九日，陈仁炳在吃早饭时吐了，额上沁出冷汗，脸呈猪肝色。夫人陈蕴辉急忙打电话给特别护士。护士赶来了，给陈仁炳打针、抢救。 上午九时半，陈仁炳的手垂下来了，心脏停止了跳动。他死于心力衰竭。 十三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陈仁炳遗体告别仪式举行》，全文如下： 本报讯民盟中央参议委员会委员、民盟上海市委顾问、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知名人士陈仁炳先生因长期患病，医治无效，于十二月九日上午不幸逝世，享年八十一岁。 陈仁炳先生遗体告别仪式昨天上午在龙华殡仪馆大厅举行。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市委统战部部长毛经权，民盟市委副主委赵超构以及本市有关方面人士、陈仁炳先生生前好友出席了遗体告别仪式。中共中央统战部、民盟中央、上海市政协、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市教卫办、复旦大学，有关方面领导楚图南、费孝通、钱伟长、苏步清、吴邦国、谢希德、谈家祯等送了花圈。 葛佩琦的“离人泪” 在一群上了年岁的灰蒙蒙的楼房之中，矗立着一幢新的教授楼。一九九零年夏日，我来到那里。叩门之后，许久才发现有人慢吞吞地前来开门。站在我面前的步履蹒跚、满头飞霜的长者，正是葛佩琦。虽然他视力不佳，却也认出我来了，紧紧拉着我的手，领我进屋。 他告诉我，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他离开了那住了十年的陋室。他的新居是两间平房，二十九平方米，算是改善了些。 如今，他住进新盖的教授楼——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迁入。虽然他依然独自一人，却有四十二平方米的宽敞住房。 从山西的监牢，到北京八平方米小屋，到二十九平方米平房，直至今日四十二平方米教授新居，这十分形象地勾画出葛佩琦的境遇的逐步改善。 葛佩琦拿出一大叠手稿给我看。 “这是我的回忆录，书名暂定为《艰苦奋斗六十年》。”葛佩琦对我说，“自从你的报告文学发表之后，我的许多老朋友都知道我的冤案得以彻底平反，纷纷劝我写一写回忆录。本来，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值得写的。在朋友们的鼓励下，开始着手写，写了十万字……” 葛佩琦说，他的回忆录主要是写史实，几乎不加个人的评论。他以为，他只做了“小小的事”。写下他的所见所闻，为后人留下一点史料。 我翻阅着他的回忆录，内中有关于“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回忆。当年——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他是北京大学学生会负责人，是“一二·九”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他过去的历史是红色的。他早在一九三八年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三八式”的革命老干部。 正因为他是红色的布尔什维克，所以他能够写出回忆自己革命经历的《艰苦奋斗六十年》。虽然内中也写及“历史的误会”，但是他着眼于希望后人从中汲取教训，希望今后不要再发生这类冤案 在去看望葛佩琦之前，我来到一幢陈旧的灰色的大楼，探望他原先的妻子朱秀玲。五年前，在那里我曾与朱秀玲作过详细交谈，知道她的苦难的身世。她长年卧床，重病在身。这一回，她的房门紧锁，邻居告诉我，她住院了。很遗憾，不能请她谈谈近况。 我深为这对患难夫妻之间的感情误会而遗憾。这是因为在一九八七年我曾发表了报告文学《离人泪》，写了他们之间的感情误会，许多读者来信希望他们复婚。我一次又一次把热忱的读者来信，转寄给葛佩琦。他说感谢读者的关心，但是否复婚还要考虑。我知道，他的脾气有点“倔”，感情的转弯需要时间。 这一回，我见到葛佩琦，又提及了朱秀玲。 “我们没有复婚。”葛佩琦对我说道，“不过，她常来看我，我也常去看她。我们都已上了年纪，她又长期患病。现在，我雇了一个保姆，上午照料我，下午就到医院照料她，给她弄吃的，洗洗刷刷……” 听了他的答复，我心中的担忧消散了。尽管他与她没有正式办理复婚手续，但是感情的疙瘩毕竟已经消除。 朱秀玲在五十年代已是数学副教授，受葛佩琦牵累，三十多年未加过工资。葛佩琦告诉我，最近组织上已给她加上了两级工资。她住的旧房，没有卫生设备，组织上也准备给她分配新房子。她已七十六岁，心脏病日益严重，腿脚麻木，不得不长期住院。 葛佩琦在狱中患青光眼、白内障，视力很差，甚至在明媚的阳光下对面看不见人。如今经过治疗，已能看清公共汽车上的牌号。戴着一千六百度的眼镜，再拿着放大镜，可以看报纸。他是在极其艰难之中，亲笔写下回忆录的。从去年开始，心脏不适，常有憋气之感。七十九岁的他，已垂垂老矣！ 我问起他的子女近况。他脸上浮现了笑容。曾经受他株连，子女吃尽苦头，但是个个学习认真，成绩优良。如今，两个女儿在日本，都已获得硕士学位；儿子和儿媳都在加拿大…… 葛佩琦终于苦尽甘来，他的家庭也从“离人泪”变为“合家欢”。 一九九三年一月十三日，葛佩琦在北京病逝，终年八十二岁。他的悼词，给他戴上了三顶红色的“帽子”：“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新华社为葛佩琦的去世，发了电讯，对他的一生作了高度评价： “葛佩琦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刚直不阿，心胸豁达，坚韧顽强，忍辱负重，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思国忧民，坚信真理，对革命的信念始终没有动摇过，在冤案平反之后，他以新的姿态投入四化建设，抱病着述，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为人民贡献一生。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从不以老革命的身份自居，始终保持一个革命者的本色。” 一九九三年一月三十日，《人民日报》还刊载了报导《“一二·九”老战士聚会京城深切悼念老战友葛佩琦》。 在葛佩琦去世之后，笔者收到葛佩琦夫人朱秀玲寄赠的新出的《葛佩琦回忆录》一书。在葛佩琦生前，他给我看过这本回忆录的原稿。葛佩琦在回忆录中提及，“一九八五年六月，上海《文汇月刊》发表了叶永烈同志写的《离人泪——葛佩琦传》。有些报刊曾摘登载了这篇访问记的内容……我感谢报导我的事迹的同志们对我的关怀和鼓励。”书中收录了葛佩琦的入党介绍信、原劳动人事部顾问刘子久，在一九八四年六月为祝贺葛佩琦冤案彻底平反写的一首诗，可以说概括了葛佩琦的一生： 李天德的乖戾命运 大“右派”们受尽苦难，小“右派”们更为不幸。 笔者曾从上海专程前往四川雅安，采访命运乖戾的小“右派”李天德。 李天德被打成“右派分子”不过十九岁，大学二年级学生。他后来被打成“反革命”，以至判处死刑！ 他引起我的注意，最初却是《人民日报》海外版上的一条短讯： 本报讯四川雅安地区一位名叫李天德的知识分子，一九七五年写的致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万言书——《献国策》原件，最近被中国革命博物馆作为革命文物收藏。《献国策》的核心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当时李天德因写这份万言书被“四人帮”打成现行反革命，判处死刑。后经雅安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改判为有期徒刑二十年，直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才得到平反。 我来到雅安，在中级人民法院见到了刑二庭庭长杨正全。他给我看了一份“反革命”案卷，内中存放着《献国策》。 笔写下来的，斧头也砍不掉。在和煦明媚的春日，读着在一灯如豆的寒夜中写成的万言书，我的心中充满着对作者的敬意。他超越了时代。他的许多真知灼见，即使在挣脱了“四人帮”的禁锢后的一九七八年至一九七九年，也未必为人们所接受。《献国策》的作者具有政治上的火眼金睛。 端端正正的字，写在二十二页五百字方格稿纸上。首页写着“献国策——致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 《献国策》锋芒所向，直指那场“好得很，就是好”的“文化大革命”。他指出： 关于文化大革命，我认为是完全不必要的，坏处大大超过好处。 （A）我们的许多干部受到林彪一类的迫害。 （B）我们的人民遭到前所未有的愚弄，受了坏人的唆使，像仇人一般相互厮杀。 （C）让林彪一类大小坏蛋捞了便宜。小坏蛋搞打、砸、抢、抄、抓、奸淫、烧杀；大坏蛋搞阴谋诡计、篡党、夺政、搞法西斯主义。为一切仇杀，个人报复大开绿灯。 （D）国民经济遭到建国以来仅次于“自然灾害”几年的空前大破坏。中央当然不可能知道“文革”期间全国工农业产值的真实数目。 （E）在精神道德方面，由于林彪搞的神秘主义，宗教迷信，极权崇拜，使人们变得不诚实、伪善，变得奸滑…… 他还进而从“文革”上溯“三面红旗”和“反右派运动”扩大化，痛斥种种“左”的所为； “关于三面红旗，虽然有人极力肯定，但我要否定……人民公社是‘共产’风，大破坏，乌托邦的狂热……层层干部弄虚作假，谎报成绩，欺上瞒下……大跃进的第二个年头（一九五九年）一切工农业产品减少，到了一九六零年，就变得奇缺……彭德怀的意见是对的、正确的。” “大学生右派一律无罪释放。对治理国家大事确有独特进步见解者，可担任国家干部。” 他那犀利的笔锋，触及当时人们讳言的个人迷信，要求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功与过，尖锐地指出毛泽东晚年的严重错误。 他建议废除干部终身制，明确提出“中央主席，不得连任二十年”，“总理、‘人大’委员长和各部委，任职均不得超过十五年”。他认为“这样做，即（既）避免了形成个人专制和宗派集团，也造就了更多的国家领导人，让人民中的更多的优秀人物都有机会管理国家事务。” 他在万言书中，提出整整十二个方面的国策。 在同一案卷里，我又读到十年前——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四日雅安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的《对现行反革命李天德案审理总结》，我的心一下子收紧了。 “李犯天德曾因反革命犯罪两次判刑，不思悔改，公然流窜到首都，疯狂进行反革命活动，实属罪大恶极、屡教不改、死心塌地的反革命分子。建议判处李犯天德死刑，立即执行。” 人妖颠倒，明珠暗投，革命志士李天德险些被作为“反革命分子”押上断头台。九死一生，劫后幸存，我终于找到了依旧健在人间的李天德…… 一个中等身材、瘦削的中年人，穿着一身旧的蓝色公安制服，向我走来。他就是李天德。看上去普普通通，只是眼角、嘴巴的皱纹使他显得比四十七岁更苍老一点。 “我的青春年华，是在铁窗下度过的。”他长叹一口气说：“一九五八年，我才十九岁，就被错划为‘右派’。当年被捕入狱。此后，在漫长的二十年中，我的身份一直是‘囚徒’，‘反革命’，‘现管分子’。直到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我才被摘掉‘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但是仍然给我留下了一条‘有政治错误’的尾巴。在一九八一年国庆节，我四十二岁了，这才结婚，有了小家庭。艳艳出生的时候，我已经四十三岁了。如果不是粉碎‘四人帮’，如果没有党中央领导同志对我的关心，我今天还在监狱里。尽管我一生坎坷，甚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还有人整我，但是，我从来没有动摇过对党的信念。我在监狱里的漫长日子，就是全靠坚信党才挺了过来……” 一九三九年，李天德出生在四川荣县李子乡，父亲李佛海靠染布为生。他才二岁，父亲被日本飞机炸死。母亲是文盲、在他十一岁时死去。靠着大哥的照料，他才艰难地念完小学，中学。他十二岁入队，十五岁入团。高中毕业后，做了一年中学代课教师，终于在一九五六年九月戴上了重庆大学校徽。 虽然他念的是冶金系，却酷爱文学。他担任了系学生会宣传部副部长，写过诗，演过京剧《捉放曹》中的陈宫……他，沿着“红领巾——共青团——布尔什维克”的道路前进。他，向往的英雄是卓娅、马特罗索夫、邱少云、黄继光、吴运铎。他，读了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他，是五十年代纯真向上的大学生中的一员。 然而，一九五八年三月，他的书桌上，他的宿舍里，被贴了许许多多触目惊心的标语：“警告你，狡猾的孤狸李天德！”“反党分子李天德必须低头认罪！”…… 他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保留学籍，劳动考察。我从一九七九年二月十四日中共重庆大学核心办公室所发的一份平反文件上，查到如下的话： “在一九五七年反右中，李天德对当时个别班的反右斗争提了意见，写了三张大字报和一些诗，根据中央一九七八年五十五号文件和中央一九五七年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六条标准》衡量，不是右派言论。原划李天德为右派骨干分子实属错划，应予以改正，恢复政治名誉。”然而，这份平反文件发到李天德手中时，他已步入不惑之年了！ 祸不单行，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在重庆南桐矿区下放劳动的李天德，正在吃力地背着铁矿石。突然，他被叫到操场上开会。重庆市公安局派人出席大会，当众宣布逮捕四名反革命小集团骨干分子。李天德刚听见念到自己的名字，双手就被冰凉的手铐反铐起来。从此，手铐脚镣如同家常便饭。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七日，他被判处五年徒刑。罪名相当可怕——“妄图偷越国境”！原来，他被判为“右派”之后，跟几个“右派”学生一起劳动。其中一个云南籍的“右派”学生说他的家乡土地肥沃，气候温暖，大家不如上那混口饭吃，起码比“监督劳动”要自由自在些。不料，打算去云南被说成“妄图偷越国境”，打成了“反革命小集团”。 逆境中冰水般的生活，没有使他那颗火热的心变冷。别的犯人觉得狱中的时间格外漫长，度日如年，无处打发那无穷无尽的时光；他却深感光阴似箭，分分秒秒一去不返。白天，他给犯人们上机械制图课，为制造小火车而设计夹具，搞工艺；夜晚，他把时间花费在苦读上。他读了《毛泽东选集》，读了《资本论》，反反复复研究了《共产党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还读了黑格尔、亚里士多德、费尔巴哈、康德、尼采等哲学名着，写下数十万字的读书笔记。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五日，李天德终于刑满。但是，他的头上依旧戴着“反革命分子”帽子，留厂管制就业。 一九六五年底，他写了五幕九场话剧剧本《和平里的战争》，投寄给《人民文学》和《剧本》两杂志。剧本以他亲身经历的重庆大学“五七风云”为背景。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四日，四川石棉县人民法院判处他六年徒刑。判决书上这样写着： “李犯天德借写剧本为名，大肆散布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反动言论，污蔑、攻击党的各项政策，污蔑‘五反’、‘肃反’搞糟了，妄图反革命复辟……” 在法庭上，李天德面不改色，从容自若。因为他早已听惯这类“大批判”词句，他坚信：真理绝不是权势的儿子。“一时强弱在于力，千秋胜负在于理！” 就这样，他在一九七五年，又写出了《献国策》…… 李天德是一个受尽磨难的小“右派”。可是，正是在多年的磨难中，他的思想之剑越磨越锋利。 他的冤案终于在雨过天晴时得以平反。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李天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沈默因一幅漫画羁祸二十年 沈默这人，上海报纸称之“香港雕塑家”，香港报纸则称之“上海雕塑家”。其实怎么说都对：他持香港护照，在香港安家，当然算是香港雕塑家；可是，他原本在上海工作，至今在上海仍有寓所，所以也可算是上海雕塑家。一年到头，他在香港、上海两头跑。他总是说，什么“香港雕塑家”、“上海雕塑家”，叫我“中国雕塑家”最恰当！ 沈默此人的经历，颇为奇特。我隐约记得，他有一次偶然跟我说起：“别看我现在一边雕塑，一边下海，人家都喊我‘香港老板’。其实，我当年是道道地地的工人阶级，是很正统的中共党员！我那时理发，从来不上油，尖头皮鞋也绝对不穿，以为那是‘资产阶级生活作风’。论革命资历，我算是离休干部呢。后来，我成了‘右派’……” 他眼下在上海投资办厂，是名符其实的“香港老板”。他怎么会从工人阶级、革命干部、中共党员，变为“右派分子”，变为“香港雕塑家”，又变为“香港老板”的呢？“哦，说来话长……”沈默这一回打破了沉默，说起了他的曲折人生。他告诉我，根据他的传奇经历，香港在筹拍电视剧《雕塑人生》。 他用了四个多小时，向我讲述他的“雕塑人生”。我仿佛觉得，他的人生道路上，时时打上了时代的鲜明印记…… 沈默其实原本是他的笔名。他的真名叫沈志达。一九三二年，他出生在越剧之乡——浙江嵊县农村，难怪他至今仍讲一口“绍兴官话”。他的父亲沈树根，是中农。沈默作为一个农村青年，原本默默地在那片土地上度过他的一生。 在解放前夕，沈默正在嵊县中学上学，一桩突然发生的不幸事件，改变了他的一生。 那是当时担任乡长的他的堂房叔叔，和他的父亲发生冲突。乡长有手枪，用枪打伤了他的父亲，并把他的三哥打成重伤（后来死去）。乡长扬言，他的手枪里还有十二颗子弹，而沈默一家十二口人，正好一人“吃”一颗！ 在县城上学的沈默，要走五里路才能回到家中。在路上，很容易遭到乡长的袭击。家人通知他，赶紧远逃，千万不能回家。 一个农村青年，能逃到哪里去呢？他听说山上有中共的游击队，叫“三五支队”，他投奔那里。所以，如今他按资历，倒是货真价实的离休干部。 几个月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挥师南下，红旗插上了嵊县。沈默从游击队员，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事大学的学员。他穿起了军装，别起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符号。从此，他成为红色军队的一员。 那时的军事大学是随军流动的。沈默这一“流”，从浙江“流”到了四川，驻扎在合川。他在第十二军三十五师，师长便是李德生。 沈默原先生过肺病，入伍后不久复发，吐血不已。无奈，在一九五二年五月，他不得不复员，从四川“流”到上海。从此，他那“雕塑人生”中的一幕幕悲喜剧，就在上海发生。 沈默在小学时就酷爱美术。他的老师见了他的画，说他将来会大有出息，会成为画家。他来到上海，被分配到上海一家大厂——上海冶炼厂。考虑到他爱画画，沈默被安排到厂工会里，担任宣传副主任兼俱乐部主任。这时的沈默，年方二十。 由于沈默打过游击参过军，加上工作又积极，况且生活作风朴素——也就是他所说的“头发不上油，不穿尖头皮鞋”，他在工厂里成了党组织的发展对象。一九五五年，沈默加入中共。这时，他不过二十三岁。他来自农村，当过兵，现在又是工人阶级，集“工农兵”于一身，如果他沿着红色之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迈上去，也许可以成为一个不小的干部。 不过，他不擅长于政治，却是艺术家的素质。那时的他，喜欢画画，也喜欢捏泥巴，做雕塑。他成了上海《劳动报》的通讯员，给报纸画漫画。由于厂里另一个通讯员取了个笔名“唐突”，他就取了个“沈默”作笔名，意思是“唐突乱说乱讲，沈默不声不响”。 万万没想到，这个“不声不响”的沈默，却因一幅漫画，闯下大祸！ 那是在一九五七年中共开展整风运动的时候，厂里的工人不满于厂长，要沈默画漫画。那位厂长是老干部，来到上海以后，抛弃了山东小脚发妻，在上海另娶了年轻女子。也真巧，上海当时有家漫画杂志，刚发表了一幅漫画《陈世美不认前妻》，讽刺的也是这样的现象。沈默依据那幅漫画作为蓝本，加以放大，画成大字报在厂里贴出。这张大字报顿时轰动了全厂…… 沈默从此埋下祸根。 不久，“反右派”运动开始。最初，还没有把沈默视为“右派”，因为他毕竟是“红小鬼”出身，又是中共党员，没有什么“阶级仇恨”可言。所以只是把沈默“下放”：沈默被送往上海北郊的张庙农村，在松南乡担任俱乐部主任。 “反右派”运动在中国如火如荼般展开。上海冶炼厂的一个个“右派分子”被揪出来，只是“数量”还不够，需要“补课”！于是，到了一九五八年，开展“反右派补课”。 原本在农村劳动的沈默，以为可以躲过这场政治灾难。不料，厂里突然派车把他接回去。他被“补”为“右派分子”，在厂里受到批判。批来批去，全是因为他画了那张漫画。“批判”的“逻辑”是这样的： 画《陈世美不认前妻》，就是“丑化革命老干部”； “丑化革命老干部”，就是“丑化党”； “丑化党”，就是“反党”； “反党”，就是“右派分子”！ 沈默因画致祸，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受到开除党籍和降职降薪的处分。他降为“二级办事员”，每月工资五十三元。 沈默再度下农村。这一回，他不再是“下放干部”，而是被“监督劳动”的“五类分子”。 那时的他，不过二十六岁，就像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一样，心境怆然。 沈默在松南乡南沈村种地。他的住处，人称“洋房”——原本是羊房。遇上下雨天，不下地，沈默在“洋房”里闲着无事。望着门前湿漉漉的泥巴，他灵机一动，何不用泥巴做雕塑！ 就这样，他把政治上的失落，置于九霄云外。农村里遍地是泥巴，而独居“洋房”又无人打扰，有的是时间。沈默迷醉于雕塑。政治风波，硬是把沈默推上了雕塑艺术家之路！ 雕塑使他忘却了痛苦，他全身心地投入到艺术世界之中。 在农村“监督劳动”了一年多，他终于调回厂里。 在厂里，他仍然被“监督劳动”。他被调去运铜。铜件是那么的沉重，他累倒了：不光是旧病复发，又吐血了，而且又添了新病——高血压。 他不得不请长期病假。医务室给他开病假单，一开就是三个月。 想不到，这病，又给他学习雕塑提供了良机！ 张充仁是上海鼎鼎大名的雕塑家。上海流传一句话：“美术学校好考，充仁画室难进。” 所谓“充仁画室”，实际上也就是张充仁办的私立美术学校。那里所收的学费很高，所以那里的学生，差不多都是富家子弟。 沈默对张充仁钦慕已久，很想进入充仁画室深造。可是，凭他那每月五十三元工资，怎能跨进充仁画室的门槛？ 病休中的沈默，去找画家颜文梁设法。过去，沈默在厂工会工作时，曾到上海市工人文化宫学过画画和雕塑，结识了颜文梁老师。 颜文梁跟张充仁颇有交情。他听了沈默的求助之意，当即拨通了张充仁的电话。颜文梁在电话中向张充仁介绍了沈默，请求张充仁收沈默为学生。张充仁没有答应。于是，那电话成了“马拉松电话”。颜文梁在电话中跟张充仁“磨”，而张充仁始终不肯松口。 电话打了半个多小时，还是没有进展。颜文梁不得不退了一步：“让沈默带上作品到你那儿去，你给他指点一下，好不好？” 这下子，张充仁倒是答应了。 于是，沈默赶紧回家——那时，他住在上海哥哥家中，挑选了自己的素描、水彩、浮雕等作品，怀着又紧张又兴奋的心情，赶往上海合肥路张宅。 一幢三上三下的楼房，便是“充仁画室”的所在。沈默进去后，张充仁的女儿让他在客厅稍候。过了一会儿，楼梯上响起脚步声，沈默连忙站了起来。果真，他仰慕的张充仁先生来了。 张充仁坐定后，慢慢地看沈默的作品。他先看沈默的静物素描——素描是雕塑的基本功。张先生看罢，说了一句完全出乎沈默意外的话：“如果叫我画，也比你好不了多少。”这表明，张先生是颇有眼力的。 接着，张充仁看沈默的水彩。这一回，他摇了摇头，说水彩不怎么样。 最后，他看雕塑作品，摇了的头又点了起来。 张先生对沈默的作品作了总的评价：“如果你继续用功，不出三年，你可以成为一个出色的雕塑家！” 沈默赶紧问道：“张先生，我能在你这里学习吗？” 张充仁答：“可以。” 命运之神是那样的奇特。真是阴差阳错，“右派”冤案，使沈默转向了雕塑艺术，而“监督劳动”引发的疾病，加上张充仁的慧眼和爱才，却使沈默有机会在充仁画室得以深造——他这个雕塑家，是被命运如此“塑造”的！ “文革”风波刚起，张充仁就成了醒目的冲击目标。红卫兵拿起“铁扫帚”，对充仁画室进行大抄家。张充仁先生一尊尊精心雕塑的作品，被扫进“历史垃圾堆”。沈默是充仁画室里惟一的“工人阶级”，他在暗中为恩师转移黄金饰品。他生怕有失，把黄金包裹于腰带，终日不离身，以不负恩师的重托…… 不过，他从此无法再在恩师身边学习雕塑技艺了。 命运之神又一次跟他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沸沸扬扬的“革命”浪潮，使他无法安心于雕塑，他居然又从艺术转向政治。沉默多年的沈默，竟然在“文革”舞台上活跃一时。 那时，复员军人们组织起全国性的造反组织——“红卫军”。沈默乃复员军人，他不仅加入了“红卫军”，而且成了“红卫军”上海总部的头头。 沈默才活跃了几天，“红卫军”就遭到了取缔。位于上海华山路上的“红卫军”总部突然遭到包围，沈默在跳墙时，被抓了起来。 于是，“摘帽右派”的老账被翻出来了——虽说沈默在一九六一年已经摘去“右派分子”帽子，但是摘了帽子，依然是“摘帽右派”。 此时，“老账新账一起算”，“摘帽右派”的旧账加上“红卫军”头头的新账，他成了“坏头头”，亦即成了“反革命”。于是，他被关进了上海市公安局拘留所，成了阶下囚。 在梦中，他常常回到充仁画室，又在那里用泥巴雕塑。醒来后，不得不仰天长叹。在“洋房”里，他虽是“监督劳动”的对象，却还有无穷无尽的泥巴可供他雕塑之用。可是，在狱中，只有水泥地皮，觅不到半点烂泥。 技痒难熬的他，在用肥皂洗手时，忽然来了“灵感”：这肥皂不是可以用来雕塑吗？材料问题有了着落，可是没有工具还是不行。他用筷子在水泥马桶上磨，终于磨成了一把雕刀。 于是，他背着看守，悄悄地重温雕塑梦。他以同室的狱友为模特儿，用肥皂雕出了翊翊如生的头像，使狱友惊喜不已！ 于是，出现了奇特的现象：囚犯们在一个月一次的“接见”家属时，纷纷要家属下一回探监时务必带几块日用肥皂！ 其实，那是沈默在比较了种种肥皂之后，发觉只有日用肥皂不软不硬，最宜雕塑。何况日用肥皂色泽橙黄，做出的雕塑近乎黄杨木雕，放在窗台上，迎着阳光，是半透明的，有着玉石的质感。 沈默在狱中“发明”的“肥皂雕塑”，可谓绝无仅有。狱友们都精心保存着沈默的这些“肥皂雕塑”。 他以“坏头头”之罪，在狱中关了四年，这才于一九七一年获释。 出狱后，他依然回到上海冶炼厂。不过，他很快被杨浦公园借调。那里要建造少先队员群雕，请沈默出马。 尽管“文革”浪潮依旧，沈默却总算过了一段“逍遥”的日子。他不断地被借调，在这里为“阶级斗争教育展览会”雕泥人，在那里为某某雕像出力。只有发工资的那一天，他才在本单位“亮相”。这比蹲监狱要自在多了，何况又从事于他酷爱的雕塑事业…… 改革开放的春风一起，沈默的岳父母获准移居澳门。沈默的太太带着两个儿子，也移居澳门。这下子，只剩下沈默独自一人在上海。 沈默埋头于雕塑，进入他的艺术生涯的黄金岁月。他变得很忙，他的新作不断地问世，获得了“东方小罗丹”的美誉。他被借调到上海油雕室从事专业创作。 不久，沈默获准迁往香港——本来，他是应该迁往澳门的，他以为香港的局面更大，更适合于他。经上海市公安局同意，批准他前往香港。他原定在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六日离沪，为了给巴金赶制塑像，他推迟了行程，直至完成后才前往香港。 沈默在香港站稳了脚跟。他从此也就变成了“香港雕塑家”。 他的广有影响的作品是《“文革”纪念碑》。那是他响应作家巴金关于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建议，以为应该有一座“文革”纪念碑。他雕塑了一位裸体女子，在颈部、胸部、部、踝部，被用四根绳子绑在天安门前的华表柱上。女子脚前的一个骷髅，象征在“文革”中死难的同胞。这一作品参加第四届亚洲国际美展，受到了人们的注意。 香港报纸称赞：“写实得形神具备，仿佛贯注了生命，沈默捏出来的塑像在呼吸。”又道：“沈默的艺术创作是以现实主义为主流，适当吸收西方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使肖像形神兼备。不但逼真，而且表现了人物的精神风貌。” 一九八九年，沈默应邀前往台湾。他在台湾也受到了新闻传媒的广泛报导。台湾杂志评论沈默作品：“在写实方面有很高造诣，立体头像维肖维妙，粗犷中带细腻。” 沈默手中有钱，他回上海投资办厂。于是，他又成了“香港老板”。 他不胜感慨地对我说：“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我历尽了艰辛。我的艺术造诣，是千辛万苦换来的！” 张有从领导整风到阶下“右”囚 张有是中共党员，一九五七年在中共黑龙江省委直属机关党委工作，担任党支部宣传委员兼共青团支部书记。 他被划为“右派分子”时，只有二十五岁。爱人是农村家庭妇女，没有文化，没有工作，不懂政治，不知“右派”是什么意思。子女中年龄最大的才四岁，还不懂事。 虽然就全国而言，张有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右派”。但是，一九九七年十月一日，张有给笔者寄来他的近五万字的身世陈述《回忆与思考》，笔者读后，深为感动。尽管他的文化水平不高，陈述中不时有错别字，但是他所叙述的在一九五七年的经历，却极具代表性、典型性。正因为这样，笔者在修订一书时，根据他的陈述，增写了这一节…… 在中共开展整风运动之初，张有深得组织信任。一九五七年二月和三月，毛泽东先后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报告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作了讲话。当时，这两次讲话稿未公开发表。为了传达毛泽东这两次讲话，机关党委派张有到中共黑龙江省委机要室听毛泽东讲话录音。张有记得，用了两三天的时间，以记录速度播放毛泽东讲话录音，张有作了详尽记录。回机关之后，张有根据记录，向机关全体党员干部作了传达。这一录音记录稿，与后来公开发表稿，有着很大的差异。毛泽东在讲话中虚怀若谷，表示欢迎各界帮助整风。 张有记得，党员干部们听了传达，都非常兴奋，以为中国将进入民主自由康平盛世，是第二个“贞观之治”，毛泽东就是“第二个唐太宗”。 不久，机关党委成立整风领导小组，共五位成员，张有是成员之一，分工负责抓整风的常务工作。 张有本人，对于共产党感情极深。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对党忠贞不二，坚信不疑。因为我是个穷苦农民出身的孩子，原只有小学三年文化，什么国家大事也不懂。是共产党让我参加工作，培养我成为一个有理想的人，教育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改变了我的人生。所以我感恩不尽，永不忘本，共产党说什么我就信什么，共产党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从来不打折扣。对于共产党，不仅我自己从来不怀疑，而且也经常说教别人，不要与共产党有二心。我确实是共产党最忠实的信徒。” 根据上级指示，机关召开党员、团员、非党干部、知识分子座谈会，反复宣传“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动员大家大鸣大放。张有积极贯彻上级指示。一开始，许多人有顾虑。经过张有反复动员，这才使很多人消除了顾虑，敢于开诚布公提意见。 张有记得，最初的意见只是局限于本机关的一些问题。根据上级部署，把鸣放重点引向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以及方针政策等重大问题。为了能够使大家深入地对重大问题大鸣大放，整风领导小组把重大问题分成一个个专题，召开专题座谈会。这些专题有：党的领导，民主选举，农业合作化，粮食统购统销，“三反”运动，“肃反”运动，知识分子政策以及统一战线，中苏关系，等等。谁提的意见多，谁的意见尖锐，谁就受到表扬，被认为是整风积极分子。 在整风领导小组的一再鼓励下，许多人敞开思想，不存戒心。张有记得，也有极少数人“看破红尘，不鸣不放”。有个叫张振远的非党干部，深有顾虑，张有动员他鸣放，他说：“共产党整风六个月，我得等到五个月零二十九天。即使到了那一天，我还得看运动发展到什么程度，才决定是否提意见。”张有问他，为什么要这么说。他回答说：“我怕共产党说话不算数，有时朝令夕改，左一下子，右一下子，把握不准就跟着吃亏！”张振远果真一条意见也没有提，结果没有事。后来，张有被打成“右派分子”，张振远对他说：“怎么样，我说对了吧？你小伙子还是‘油缩予发白——短炼’。” 还有一个“不鸣不放”者，是一位“三朝元老”，名叫刘昌福。他年长张有十岁，非中共党员。由于他曾在伪满洲国时代、国民党时代和共产党时代都做过小职员，所以有着“三朝元老”的外号。平常，在私下里，他对张有也说一些对共产党的看法，但是在各种公开场合，一言不发。张有动员他“鸣放”。他对张有说：“共产党整风，能不能诚心到底，我没有看透。像我这样出身复杂的人，说话容易使人产生误会，弄得不好，就有可能好心没好报！” 除了以上两位“不鸣不放”者之外，还有一位“不鸣不放”，那就是张有自己！ 张有“不鸣不放”，倒不是他对共产党存有戒心，也不是他“老练”，却是由于他是整风领导小组成员，忙得不可开交。他要组织、参加各种各样的鸣放会议，还要做鸣放意见的整理工作，要向上汇报，等等。他根本没有时间考虑自己鸣放。他还以为，反正各种意见大家都说了，他要说，也就是这些话，没有必要重复别人已经说过的那些话。正因为这样，当机关里绝大多数人已经多次鸣放，张有仍“未鸣未放”。 张有“不鸣不放”，照理应该太平无事。这位反复动员别人鸣放的整风领导小组成员，终于在最关键的时候，成了“动员对象”！ 那是在五月中旬，上级要求大鸣大放“再掀高潮”。 为此，机关党委居然专门传达了中国人民大学学生林希翎在北京大学的发言，以张有所在的党支部作为“试点”，召开大型鸣放大会。在这个会上，要求每个科室至少有一至两人发言，“不准有空白”。机关党委指定张有为“第一发言人”，要求作“林希翎式”的发言！ 当时，张有以为“这是上级党委对我们支部的重视，也是对我的器重”。于是，张有根据上级党委所要求的“着眼于党和国家大事”指示，拟定了发言提纲，确定“民主选举、宗派主义、党群关系”为发言重点。 五月十八日——距《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前二十天，作为“试点”，张有所在的党支部召开了大型鸣放会，外支部许多人列席旁听，出席人数总共达二百多人。 遵照上级指示，张有在会上第一个发言。据张有回忆，“发言受到全场赞同，引起共鸣。有些人还插话补充了我发言的不足。会议鸣放气氛热烈，开得很成功”。 这是张有在大鸣大放中惟一的一次鸣放。 会议结束之后，张有根据上级指示，还专门写了题为《如何组织开好鸣放大会》的“经验总结”报告上报，受到中共黑龙江省委直属机关党委的表扬！ 二十天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之后，形势急转直下，全国大张旗鼓开始“反击右派”。这时，张有仍太平无事，因为机关里绝大多数人都以为有“右派”也只在北京高级领导层里，在地方是不会有什么“右派”的。 黑龙江毕竟远离北京，政治的敏感度差，存在着“滞后现象”。直到七月，中共黑龙江省委才通知，暂停整风，开展“反右派斗争”。于是，整风领导小组调整为“反右领导小组”。组织上告诉张有，说他既做人事工作，又抓共青团工作，还要顾及宣传工作，兼职太多，就不担任“反右领导小组”的工作。张有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以为是正常的工作安排。从此之后，张有不再参与机关运动的领导工作。 此后不久，有一天，来了两位记者，说是来采访关于深入揭发“右派分子”经验的。记者回去后没有几天——八月五日，当地一家报纸头版头条消息，报导黑龙江省委直属机关深入开展反右派斗争，揭发出隐藏很深的党内右派分子——张有！ 张有顿时如五雷轰顶，怎么也想不到、怎么也想不通自己会成为“右派分子”？！怎么会成为“隐藏很深”的“党内右派分子”？！ 报纸到了机关，人们议论纷纷： “张有是党性很强的党员，怎么会是‘右派分子’？” “为什么本单位大字报、小字报上没有被点名的人，报纸上怎么点出来的？” 也有人说：“本单位有右派不揭，叫报纸给揭出来，这是严重的右倾温情主义！” 在一片哗然之后，当天中午，机关大厅里拉出一幅白色横幅，上面写着斗大的黑字：“坚决打退党内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张有的猖狂进攻！” 在横幅两侧，贴着一对大幅白纸黑字对联： “坚决批判右倾温情主义”； “揭开伪装共产党员面纱”。 在横幅之下，对联之间，贴着大字报，摘录着张有的“右派言行”。 张有回忆说：“整个大厅里真像一个办理丧事的大灵堂，只是还缺少灵柩和花圈罢了。” 支部书记找张有谈话：“你鸣放了很多右派言论，什么自由选举呀，共产党有宗派主义呀，发展党员也要听取群众意见呀……你违背了毛主席讲的‘六条标准’。” 张有反驳说：“自古以来就没有听说过，说话还有什么标准。毛主席的‘六条标准’，不是法律。我说话也不违法，宪法有言论自由的规定。” 支部书记强调说：“毛主席的话，就等于法律。这‘六条标准’，就是衡量右派的标准，就得按毛主席的话办。” 张有气愤地说：“整风是党自己发动的，鸣放是党号召的，我的鸣放是你们再三动员的，鸣放的题目也是你们出的。我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发表了意见。如今，你们反过来，把我打成‘右派分子’。这是正人君子的做法吗？是共产党干的事吗？还要不要共产党的威信了？” 尽管张有的话句句在理，胳膊拧不过大腿，他毕竟被打成了“右派分子”。 除了张有自己之外，那天被张有动员安排发言的十五人中，有五人被划为“右派分子”（包括张有在内）。另外，还有三人定为“中右”，六人定为“有右派言论”。 那些被张有动员的人，都说被张有“拉上贼船”！ 其中，有一个被张有动员的人，在“三反”中蒙受过不白之冤。张有动员他“向党交心，说出心里话”。他听从了张有的话，在会上“向党交心，说出心里话”。结果，在机关里，他第一个被打成“右派分子”。他的妻子一见到张有就埋怨：“我们家老刘如果不听你劝，就不会成为‘右派分子’！” 张有听罢，心中极为内疚。 不过，由于张有自己也成了“右派分子”，跟他“同归于尽”，那些被动员的人也就不怨张有了。 张有事后反思：“这是我忠心耿耿、甘心情愿、乐意做党的‘驯服工具’的结果，只能自食其果！” 张有遭到严厉的斗争。 斗争大会上高悬“斗争党内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张有大会”。四墙贴着许多标语： “深挖隐藏在党内的右派分子！” “揭开党内右派伪君子的面纱！” “摘下挂羊头卖狗肉的假共产党员的招牌！” “清除党内右派异己分子！” 会上的发言，集中于“批判”张有的“五大罪状”： 一、“攻击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二、“反对共产党的领导”； 三、“诋毁反右派斗争”； 四、“攻击肃反运动”； 五、“离间党群关系”。 张有想分辩几句，会场上就响起口导： “不许狡辩抵赖！” “顽固到底，死路一条！” 如果张有闭口不答，会场上又响起口号： “不许耍死狗！”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面对着严酷的斗争，张有确实想不通。就拿“反对共产党”这一“罪状”来说，张有向来是共产党最忠实的信徒，对党忠心耿耿，从无怀疑。他开始怀疑共产党，是在他被划为“右派分子”之后，而不是在划为“右派分子”之前。因为像他这样忠心耿耿的人，都被划为“右派分子”，他这才开始怀疑党的政策是否正确…… 张有被斥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国民党的代理人”、“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民族的败类”、“共产党的叛徒”，还有什么“走狗”、“豺狼”、“狗屎堆”之类…… 有人“揭发”张有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总在宿舍里记日记，必须把张有的日记拿出来“曝光”！ 这一“揭发”，引起很多人的赞同。于是，会议主持者不顾张有的抗议，马上派出三四个人到张有宿舍乱翻一通——所以，“抄家”并不是“文革”时的“发明”，早在“反右派”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一手了。 张有的日记、信件、笔记本都被抄去。不久，经过几位“秀才”的加工，仿照毛泽东对胡风“反革命集团”那些信件分类、加按语的“样板”，印出了《右派分子张有的部分日记、信件摘抄》，印发给群众，作为批判张有的材料……由于公布了私人信件，甚至还连累了那些与张有通信的人！ 一九五八年三月八日，张有所在的机关的“反右派斗争”宣告结束。党委正式公布了张有等十五名“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名单。这“右派分子”之前，冠有“资产阶级”四字。张有笑谓，从这一天开始，他从无产阶级变成了“资产阶级”！ 在这十五名“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之中，凡是党团员，一律开除党籍、团籍。张有被开除中共党籍。在宣布这一决定时，支部书记找张有谈话，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张有说了一段颇为深刻的话： “真没想到共产党会自残骨肉！开除我的党籍，你们认为这是件好事，我为党可惜一一因为党失去了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希望党能够吸取教训才好！” 支部书记当即训斥说：“你的反动立场，一点都没有改变！” 在开除党籍、团籍的同时，还进行行政处分，行政处分分为三种：降级、撤职、开除。 另外，所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一律下放农村，也分三种：一是农村生产队，二是农场，三是劳动教养队。 张有被“发配”到镜泊湖养殖场，接受群众监督，劳动改造…… 张有说：“这种‘戴帽子’进行‘监督劳动改造’，乃是中国特产，中国独有。说是刑不是刑，但是比刑还厉害。不经法院审判，不讲你违反了哪条法律法规，没有诉讼程序，不准请律师辩护，不许当事人申辩，‘刑期’没有时间限定，说长就长，说短就短。哪一级党委都有权决定和批准给人‘戴帽子’。戴上了帽子就是扣上‘紧箍咒’，是龙就得盘着，是虎就得卧着。机关党委宣布给我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并没有宣布戴多长时间；被‘送农场监督劳动改造’，也没有宣布监督改造几年。只告诉一句：‘什么时候改造好了，什么时候摘帽。’这‘什么时候’，实际上是‘无期’的代用词，可以解释为‘改造好了有期，改造不好无期’。什么样算是‘改造好了’，也没有个标准。所以，‘右派分子’的帽子要戴多久，‘劳动改造’时间有多长，都是未知数，谁都说不出个子丑寅卯。判徒刑，还有个刑期盼头。这‘什么时候’，连个盼头都没有！” 张有承受着巨大的痛苦。他说：“我惦念着远方的家。父亲年岁大，爱人体弱多病，孩子幼小，依靠我菲薄的工资收入，长期的两地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经过再三的请求，已经遣回原籍五常县的父亲、妻子、孩子三代人，搬来镜泊湖养殖场，与他一起过着艰难的生活。 一九六一年冬，张有被摘去“右派分子”的帽子，成了“摘帽右派”。但是，他的处境仍是那样。张有说：“‘摘帽右派’与‘戴帽右派’的区别，只是前者没人再当众训斥而已！” 由于镜泊湖养殖场连年亏空，允许“摘帽右派”自寻出路。于是，张有离开过了五年“劳动改造”生涯的镜泊湖养殖场，带着全家老小，回到故乡五常县。 在老家，张有在人们的眼里仍是“右派”——虽说已经摘帽，毕竟还是“摘帽右派”。 在“文革”中，张有是“当然”的“牛鬼蛇神”。于是，陪斗“走资派”，进黑帮队，上“学习班”等等，样样有份…… 自从被打成“右派分子”之后，经过批判、斗争、劳动改造，要求“右派分子”们口服心服。慑于政治压力，张有在种种检讨中，只得“认错”，但是张有从来没有心服。一有“风吹草动”，张有马上就进行申诉，要求平反。 他曾多次上诉： 一九六零年夏天，报上登载毛泽东为麻雀平反的消息：毛泽东原本把麻雀列为“四害”之一，与苍蝇、蚊子、老鼠“齐名”——其理由是麻雀啄食粮食。由于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号召“除四害”，各地开展群众性的“消灭麻雀运动”。后来，科学家向毛泽东提出，麻雀不只是吃粮食，而且也吃害虫，有过也有功。对于这一意见，毛泽东倒是听进去了，就说麻雀应该给予“平反”。从此，麻雀不再“错划”为“四害”之一。 敏感的张有读了这条消息，居然马上把麻雀的“错案”跟“右派”的“错案”联系起来！他给中共中央书记处写了一封匿名信，建议像给麻雀平反一样，给“右派分子”平反。他说，把麻雀列为“四害”之一，是错案，把我们打成“右派分子”，也是错案。我们“右派分子”之中有许多人才，对国家对人民的贡献要比麻雀大得多。平反麻雀，小事一桩；平反“右派”，利国利民，比给小小的麻雀平反重要得多…… 不言而喻，他的信石沉大海。 一九六一年，张有听说中共中央下了文件，给受彭德怀株连的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进行甄别，马上就给原单位去信也要求甄别。得到的答复是：只甄别右倾，不甄别右派！ 一九六二年，他看到报上登载毛泽东和久不露面的陈云握手的照片，又浮想联翩。他知道，毛泽东曾批评陈云“一贯右倾”。陈云复出，意味着毛泽东也许改变了对“右倾”的态度。“右倾”和“右派”都姓“右”，也许“右派分子”平反的时机到了…… 于是，张有以真名实姓给中共中央书记处写信，要求平反。信被转到原单位党委。张有被找去谈话，明确告知：“右派问题，不准申诉，今后不要再到处写信了，小心弄不好会出新问题！” …… 张有，“人还在，心不死”。他仍然一次次申诉，要求平反，一次次受到严厉的警告。 直到一九七八年四月，张有在县里听了中共中央十一号文件传达，无比兴奋，兴奋无比！ 一九七八年“中发十一号”文件，亦即《中共中央批复中央统战部、公安部〈关于摘掉全部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的通知》。 由于多次申诉平反不成，他当时还不敢相信文件上所说的是真的。 回到家中，亲戚朋友接连前来贺喜，他这才相信，苦日子总算熬到头了！ 经过核查，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下旬，组织上作出了对张有右派问题复查改正和恢复党籍的决定，并把他调回原单位。张有忍辱负重二十二个春秋，终于重见天日。 有人问他：“你对自己被错划为‘右派’有何感想？” 张有用四句话答复： 这四句话，可以说是张有从多年的痛楚中提炼出来的“结晶体”。 又有人问他：“对诬陷过你的人，斗争过你的人，你是怎么看待的？你受了那么多的苦，要求补偿吗？” 张有坦然而深刻地回答说： “罪已经受过了，苦已经吃完了，我同意一位也被错划‘右派’的教授所说的一段话：‘倘若过去的一切能给将来以经验和教训，倘若我们的不幸和委屈能换取后人的成熟，那么我们的痛苦是值得的，我们的欣慰将是永久的。’也相信当年趁人之危落井下石的人，会自醒自愧。再纠缠个人私怨私忿是没有什么意思的，多想些于国于民有益的问题，多做些对社会有贡献的事情，比什么都有意义。当然，创伤会留下伤疤，烙印是抹不去的。若想伤痕和烙印全消失，只有到了寿终安息时。” 小诗《劝告》使徐成淼蒙冤二十二年 流沙河的《草木篇》，由于遭到全国性的“挞伐”，他也就成了“名右派”。 在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一位二年级的学生，也因一篇散文诗，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受尽折磨。只是他受到的“批判”的“级别”没有流沙河那么“高”，因此知道他的苦难遭遇的人也就不那么多。在初版本发行之后，一九九六年六月起，他从贵州给笔者多次来信，并寄来回忆文章。 他在信中说：“我期望先生能有机会写一下那些‘无名’的学生‘右派’。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一部传记。他们的处境，实在比‘有名’的‘右派’更难。” 他叫徐成淼。据他回忆，他的散文诗《劝告》是这么写出来的： 复旦大学化学楼门前是一片花坛。课间，我们从有教堂风格的楼厅里出来，到太阳底下活动活动腿脚。一位名叫徐富达的同学伫立在花坛前，显得精神专注。我走过去拍拍他的肩，问：看什么哪？徐富达答非所问：这花开得有多好，可惜开不了几天就蔫了。这一问一答，竟种下祸根。 徐成淼的散文诗《劝告》很短小，总共不过一百五十多字。全文如下： 你无限感伤地对我说：“花刚开，又即刻谢了——好景不长呵！”让我对你说吧：没有花谢，哪能结籽呢？须知花开固然是“好景”，但收获却更是“好景”呵。 你那么惋惜地对我说：“黄昏的景致是最美丽的，可惜立刻要代之以黑夜了！”让我对你说吧：今天的黄昏虽然过去了，可是明天，不是有一个更美丽的早晨么？ 亲爱的朋友，把你的眼睛看着前面吧！ 《劝告》写于一九五七年初，与“反右派运动”毫不相干。 一九五七年五月九日，《劝告》发表于《复旦》校刊。 六月，上海《文艺月报》编辑陈家骅到复旦大学组稿，从校刊上选中《劝告》。 八月，《劝告》发表于上海《文艺月报》。 十一月，风波骤起。当月出版的上海《文艺月报》，发表了《如此“劝告”》一文，上“纲”上“线”，称《劝告》是“鼓励右派东山再起”！ 于是，徐成淼也因此被打成“右派分子”，蒙尘二十二年！ 那篇《如此“劝告”》，一开头就气势汹汹地质问： 首先使我模糊的是“劝告”的对象问题；劝告谁呢？左派吗？不！因为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但不“收”，而且始终在“放”。这正是通过讨论和辩论，使得“香花”“毒草”得以分辨，有“毒草”就锄掉，使香花更加艳丽夺目，焕发芳香。每一个革命者和拥护革命的人所感觉到的不是“花谢”，而是“社会主义之花”、“人民之花”到处芳香艳丽，比美争妍。既然没有“花谢”，当然也就没有谁会“无限感伤地”说“花刚开，又即刻谢了”。然而徐成淼却不是这样，他叹息“好景不长”，为“毒草”惋惜；这只能是那些“毒草”在死亡里悲哀地喊叫，企图混人耳目，污蔑党的“百花齐放”的方针。 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社会光芒万丈，建设成就辉煌；落后的旧中国已经改变了面貌。每一个正直的人，都不会感到“黄昏美景”已过，“黑夜来临”。只有那些仇视共产党、仇视社会主义和仇视人民的右派分子，才污蔑新中国像“黑夜”一样。他们污蔑社会主义建设为“一团糟”，因此他们要“杀共产党人”，“要共产党下台”，企图打破这个所谓“黑夜”，而幻想“美丽的明天”——即妄想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但这是不可能的了。 徐成淼的“劝告”是充满了这种“幻想”的，它是劝告右派先生们的。 《如此“劝告”》给《劝告》定下了“毒草”之罪： “劝告”的内容又如何呢？作者不是“劝告”右派放下武器，不要继续反共反人民和反社会主义，弃暗投明，重新作人；相反地，作者首先说明“花谢”是为了“结籽”，希望等待比“花开”更好的“收获”，这里的“花”其实是指右派的“毒草”，所以作者劝告他们“忍受”这“黑夜”的过去，等待“明天一个更美丽的早晨”的来临。最后作者希望他的“亲爱的朋友”把“眼睛看着前面”。 人们不禁要问，徐成淼的这篇百余字的“劝告”，是站在什么立场上来“劝告”的？用意何在？ “劝告”虽是短短的一章散文诗，但它是含毒的“毒草”，我们必须铲除它。 对于《劝告》的“批判”，与对于《草木篇》的“批判”，如出一辙。 且不说把《劝告》引伸为对“右派先生们”的劝告，从政治上加以挞伐，这本身就是非常荒谬的。如前所述，《劝告》写于一九五七年初，发表于五月九日，那时还没有开始“反右派”，哪来对于“右派先生们”的“劝告”呢？！ 然而，随着《劝告》被打成“毒草”，十七八岁的作者徐成淼也就被打成“右派分子”！ 就是因为那一百五十多字的散文诗《劝告》，使徐成淼蒙受了二十二个春秋的苦难！这是中国“文字狱”的“新纪录”！ 在“文革”中，徐成淼在贵州省一个名叫贵定的小县，“城中心的街口搭起了一个高台”：“我被揪到台前，呈喷气机状；头发被紧拽着，脸上扬，迎着强烈的灯光。眼镜早被打掉……听到批判者指斥我是‘全国文艺界特大右派之一’的时候，那丝微笑不可抑制地又涌了上来；反右那阵子，我还是个学生，连文艺界的门坎都没有跨进去呢；‘大右派’，过奖了！” 一九七零年，祸不单行，徐成淼得了重病，动大手术，刀口累计长度达二尺多，一共缝了二百多针。贫病交迫，家庭破裂，父母年迈，小女幼弱。他，跌到了人生的最低点！ 徐成淼蒙尘二十二年，得见天日之际，已经步人“不惑”之年。大好青春年华，在斥责声中，在屈辱中度过。 如今，徐成淼已经是贵州民族学院教授。每当他回首那《劝告》小诗，回首“反右派运动”，不胜唏嘘！ “许杰的喽罗”的厄运 在出版之后，笔者收到一封来自遥远的新疆伊犁的来信，写信者名叫杨万才。他是从他的老师——上海复旦大学邵嘉陵教授的来信中，得知我写了。他理所当然关注这本书，因为正是一九五七年那场政治灾难，给他带来了无限的悲伤…… 他在信中说： “人生苦短，我已年逾六旬。古人云：朝道暮死，足矣！希望能读完后，知道那是为什么。那么寿终正寝时，也可以安然合上这双看得太多太多的双眼了。” 他给我寄来了他写的《廿九年后的回信——给许杰老师》以及许杰教授的《我与杨万才》一文。我细细读毕，不胜感叹！ 杨万才先生被打成“右派分子”，可以用“莫名其妙”四字来形容，也可以用“祸从天降”来概括。 一九五七年，杨万才与徐成淼一样，也是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学生。徐成淼由于一首小诗被打成“右派分子”，而他则仅仅因为他写了一封信给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从不相识的许杰教授，被划入“右册”！ 尽管杨万才的这封信与政治无关；许杰教授给他回了一封信——这封信也与政治无关。可是，后来在“反右派运动”中，许杰教授成了“大右派”，居然株连这位从未谋面的年轻学生。于是，杨万才也被打成“小右派”！ 杨万才这么回忆道： 二十九年前，即一九五六年，我还是复旦大学新闻系的一名学生。九月的一天，听完蒋孔阳老师的《文艺学引论》课，回到第十宿舍二零五号寝室，同室伙伴正在争阅一大堆函件——新闻系学生交际广、投稿多，信件也特别多。杨开民举起一封信对我说：“委员（当时我是团支部组织委员），有你的信，华东师大来的。”我拆开一看，信末署名是“许杰”。同学们一下都围拢来，好奇地看着这位名作家、教授、华东师大中文系主任的亲笔信，问我怎么会认识许教授的。 其实，我并没有见过许教授。 解放初期，我还是一个十五六岁的中学生，就为上海的《亦报》、《通俗报》、《新民晚报》写过通讯报导，稍后还为《文汇报》写过杂文；爱读各种各样的书，一心想当记者、作家……我整天踯躅在老城隍庙九曲桥边的旧书摊旁，随心所欲地翻阅着五花八门的旧书，刚扔下一本看不懂的，又捡起一本《冬至集文》，其中有一篇文章说：桂林山水甲天下，可是美术家看到画面的美，音乐家听到水潺、鸟鸣、山歌美，农民着眼于田肥，而商人却盘算怎样借胜地谋利……这段议论，是十来岁的我所从未想到的，我仿佛读懂了。本能地翻到封面，看到作家“许杰”。 后来，考进了复旦大学新闻系，知识增长了，才知道那是谈的“美学”。课余，我搜集了陈望道、朱光潜、黑格尔、克罗齐、伯克、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着作，如饥似渴地读起来。其时固有所得，但更多疑难。于是我想起了“许杰”。 这时，我已从现代文学史中知道，他是一位知名作家、教授，并且还知道他是华东师大中文系主任。于是，一个毛娃娃竟然提起笔来，给许教授写了一封信，谈体会，提疑问。没想到这位大名鼎鼎的现代作家，不到一个星期就给我回了一封不短的信：肯定我的某些想法，解决我的疑难问题，介绍我读什么和如何读；末了，还告诉我、他有一篇美学论文，将发表在下一期的《学术月刊》上，如感兴趣可以找来读读…… 苍劲的字体、平易的语气、渊博的知识、精深的见解，使我和全室同学倾慕不已。当然同伴们更羡慕我能得到这样一位名师的指导。 须知，杨万才收到许杰的信，是在一九五六年的九月，离开那场“反右派运动”还有九个月！ 然而，随着许杰成为“大右派”，杨万才也就被称为“许杰的喽罗”： 正当我专心致志地研读着“自然美”、“人为美”、马沙尔、休漠的“美的静观性”，还未来得及给许老师寄去我的论文和复信时，一九五七年，那篇决定千万人命运的着名《社论》发表了。许老师成为上海的“头面人物”、华东师大的“第一号大右派”，我也被那些起先羡慕不已的同伴“揭”出来，成为“白专”典型、“许杰的喽罗”。大字报、批判会，迫我交出许老师的信，逼我揭发“许杰的罪行”，以此来将功赎罪，争取宽大处理。 我愕然，茫然。 从“揭发”文章的字里行间，从华东师大断断续续传来的消息，我知道许老师也在痛苦、费解，但不屈。 我心里明白，许老师无罪；从他的文艺作品、美学论文中，从他给一个素不相识的青年来信中，我确信许老师毕生在追求真、善、美！ 严峻的现实，无情的生活，迫使我激烈地思索，要我作出抉择。 许杰，怎么会成了“大右派”呢？这连许杰自己都想不到也想不通！ 许杰，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系主任，也是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华东师范大学主任委员。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许杰和傅雷等上海文学界代表一起，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听了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讲话结束后，毛泽东接见代表们。毛泽东见到许杰，握着他的手，风趣地说道： “久仰，久仰，你原来就是那个写小说的许杰；喔，还有一位安徽籍的地理学家也叫许杰。欢迎你们民主人士给我们提意见，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嘛！” 听了毛泽东亲口说的这几句话，许杰受到莫大的鼓舞。回到学校之后，就贴出了中文系的第一张大字报…… 不料，“言者无罪”后来演变为“以言定罪”，许杰成了华东师范大学“头号大右派”。 中文系徐中玉教授为许杰仗义直言，也被打成“右派分子”。 于是，许杰、施蛰存、戴家祥、徐中玉，成了华东师范大学“万炮齐轰”的目标。 杨万才虽然在复旦大学，领导上也要他“揭发”许杰。许杰是他心目中尊敬的师长，他能够违心地“揭发”什么？！ 杨万才没有出卖自己的良心。他竟然因此成了“极右分子”，而且还是“顽固的极右分子”： 渐渐地我从痛苦中坚定了一个信念： 做人要“真”，不说违心话，不做违心事；为人要“善”，爱护关心别人，尽可能为别人排忧解难。 大字报、批判会……但我沉默着。 于是，我被认为是一个顽固的极右分子，被送到祖国最西陲的伊犁。吃的苦，远胜于《牧马人》、《燕归来》的主人公，遭遇比他们更惨：父亲因思念独子过度而亡，母亲因盼子归里绝望而离世。 但我不悔。我感谢许老师，他不仅传我以知识，更以行动教我如何做人。 直至一九八五年，杨万才终于写出《廿九年后的回信——给许杰老师》，发表在《伊犁教育学院学刊》上。杨万才把文章寄给了许杰。 许杰看了杨万才的文章，深为震惊，也深为感动。许杰在一九八八年第八期《文汇月刊》上发表了《我与杨万才》一文，作为回应。 许杰写道： 一九八五年，我已经八十五岁了。有一天，我收到一份刊物——从新疆寄来的伊犁教育学院的学报，其间有一篇文章，题目叫《二十九年后的回信——给许杰老师》，作者的名字叫杨万才。 我不认识这位寄信者的名字，等到看过文章之后才知道，他原是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学生。在一九五七年我被“揭发”为“右派”之前，曾经给我写过信。我当时也同对待一般青年一样，既然来信了，就一定要给他写复信。这事情当然忘记了，也不知道有这样一个青年，因为收到我的信，就被“错划”为“右派”。由于他很忠诚，不肯随便歪曲事实，假造事实，不肯跟着别人说话，交代不出他和我的关系，结果就成为顽固的“极右分子”。等到毕业的时候，就“充军”到新疆伊犁，当年林则徐充军的地方劳动改造。 他叙述他在复旦读书时一天收到我的复信，同宿舍的同学，如何的羡慕他和我的通信。可是不久，我在报刊上被批判，同学们也就要他揭发和我这个“大右派”的关系。可是他却没有见过我，他也说他不认识我，没有和我见过面。他在信中说到他在二十九年来所受的不人道的待遇，和艰苦的生活。说他现在也是人民教师，二十年来，也受学生的尊敬，所以想起了我。二十九年以后，仍旧给我回信。 读了这封《廿九年后的回信》，许杰感触良多。他写道： 我读了这封信之后，我的内心，的确是很感动的。我读着他谈到在新疆劳动受苦的情形，特别是读到他的父母因为他远在新疆劳动改造，以致于父母死去，家破人亡的情形，我真不知要说什么才好。我当时立即回了他的信。我说，我读了你的来信，我很激动。我好像觉得，他的受苦，只是和我通过一封信的关系。也因为和我通过信，所以“充军”到伊犁。吃苦劳动，父母死去，家破人亡。但是，事实上，我们却没有见过面，也根本不认识。他的受苦，以及家破人亡却又同我没有关系。我当时，抱着这种心理回他一封信，这总算把我们的通信关系接上了。这以后，他又给我来了信。详细叙述他的父亲的死，和母亲的死的情形。原来，他的父亲是黄包车夫，后来学会了开汽车，是运输工人。母亲是家庭妇女。他们都是劳动人民，都不识字，是受苦人。他们把儿子培养到大学读书，原来就希望他大学毕业以后，振兴家业，光耀门庭，使他的父母双亲享点后福。哪里知道，他却遭受这样的命运。 正因为这样，年已花甲的杨万才，居然还发出不明白自己为什么遭受厄运的感叹！杨万才先生在一九九六年七月十四日给笔者又一次来信： 一书已收到了几天，未能立即函告并致谢，是因为收到书后迫不及待地阅读起来。我想函告时顺便谈谈读后感受，岂不更好？ 读完厚厚的全书（有些章节还多次重读），感慨万千，简而言之： 在读的过程中，我仿佛又回到近四十年前的那个时代：我一夜之间，从一个支部组织委员、优等生（所有考试科目都是五分）、威信极高的调干生，成为被孤立的右派分子。这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我忆起了那一年前前后后的往事，这是尘封近四十年的“过去”，不愿想而又时时袭来心头的痛苦经历。 “读史使人明智”，读了，心里清楚了好多，这是一场原本可以避免而在当时的中国又实在无法避免的劫难。 感谢你，不仅是寄赠书给我，更感谢的是你花费大量精力时间，收集、采访那么多的资料和当时人，为那场灾难留下了一部记录。 书写得客观翔实，评论不多，但事实种种又都是最好的评论。 来龙去脉说得很清楚明白，连我这样当时被稀里糊涂打成右派的人，不读此书，也感模糊不清，遑论后来的年轻人和当时的“局外人”了。 它与后来长达十年的浩劫，都说明亿万人听从一个人意志的体制是万恶之源。 四十年过去了。当时的“大右派、名右派”大多已离开人间，就连我这样的“小右派”也年逾六旬，满头白发了。幸运的是我还顽强地活着，亲眼目睹了这四十年的巨变，也还能读到，能在晚年来临时好好想一想，不久当我也告别这既留恋又憎恶的人世时，终算没有成为一个糊涂鬼。 我还想再多活几年，且看看这地球如何转动，这人间如何变化，因为还有许许多多的问题仍在密封之中。 谢谢——你寄来的书和你所写的大量的文字。 书钱遵嘱不寄去了，寄去我全家专门去照的一张近影，留作纪念，算是中国东西两极有这么一个印象吧。 人生易老，尚祈上苍保佑先生健康、平安，能有更多的时间，写出更多的作品。 凝视着杨万才在新疆奎屯市拍的照片，全家三代含笑坐在喷泉前，一片欢愉。只是他那一头白发，记录了岁月的沧桑。 如果当年杨万才没有给许杰教授写信？如果许杰教授当年没有给这位年轻的大学生回信？如果许杰教授没有被打成“右派分子”？…… 如果说，与许杰教授之间的通信只是杨万才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偶然因素，那么，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在“反右派斗争”中遭劫受难，则是怎么也无法“如果”的必然结果——不是杨万才受批判，就是张万才挨斗争。 最小最晚的“右派分子” 一九九六年一月十三日，笔者刚刚采访了沙文汉夫人陈修良，翌日，家里响起了门铃声。开门一看，是一位素昧平生的不速之客。他消瘦，一头白发，说是已经把一书看了两遍，打听到我的地址，所以前来寻访。 我请他在客厅坐下。他说自己当年是“右派分子”，吃了二十年的苦，现在看了一书，才恍然大悟。 他说，书中引述了一九五七年九月四日中共中央《关于在工人、农民中不划右派分子的通知》全文。他还是头一回看到这个《通知》。他是一个工人，按照中共中央这一文件的规定，在工人中是不划“右派分子”的。可是，他却在这一文件下达后的一年零二十五天——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被划为“右派分子”！ 他长叹一口气，如果在当时他看到这一《通知》，那就不会吃那么多年的苦头了！ 他说自己在中国的“右派分子”之中，占有两个“最”： 一是最小的“右派分子”——因为他是一个工人； 二是最晚被划为“右派分子”——因为是在一九五八年六月底，“反右派运动”已经宣布结束，连“反右派补课”都已经“补”过了，已经开始进入“大跃进”运动了。他却在一九五八年九月被打成“右派分子”！ 我对他说，你所说的两个“最”，也只是相对而言。比你更“小”、比你更“晚”的“右派分子”，一定还会有。 他说，看了一书，书中写的绝大多数都是“大右派”，他跟“大右派”们相比，本来不足为道。但是，由于他沾了两个“最”的光，所以可否在一书修订再版时，把他这位“最小最晚”的“右派分子”也写上一笔？ 我同意了。我拿出录音机，请他细细道来…… 他叫陈忠兴，一九二六年生于上海漕河泾农村，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他在农村长大，后来在邮电部上海通讯设备厂当工人。他在技术上很钻研，所以在一九五六年被评为七级工，工资为一百零五元四角人民币，当时他只三十岁，这样的工资在同龄人中算是很高的了。 在一九五七年的“大鸣大放”和后来的“反右派运动”之中，他都太平无事。因为在他看来，那都是知识分子们的事，跟他这个工人无关。 他出事是在一九五八年春夏之间。那时，中共中央下达《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工厂里也就开展这“双反运动”。厂里开展写大字报“竞赛”。这样，许多工人在白天上班时间里写大字报，晚上还要吃碗阳春面，留下来写大字报，回到家里还得吃饭。陈忠兴见了，以为这样做既浪费了时间，而吃两顿晚饭又浪费粮食，也就写了大字报说：“在反浪费中造成了新的浪费！” 于是，他被视为对运动“不满”。他遭到大字报的围攻。 这时，有人给陈忠兴贴大字报，标题为《什么话？》，揭发了陈忠兴的“惊人问题”，说他“污蔑领袖毛泽东”、“污蔑中国人民解放军”！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那是在一九五三年，上海的《新民报》（《新民晚报》的前身）登了一篇《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故事。小学文化程度的他，在那时的工人中算是有点文化了，担任学习小组里的读报员。他读了《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故事之后，发表感想道： “孙悟空在花果山上，率领猴子们反抗玉皇大帝派来的天兵天将，真了不起。毛主席率领解放军，打败了蒋介石的百万大军，也真了不起。” 大字报《什么话？》批判陈忠兴，说他把伟大领袖毛主席比作孙悟空，而孙悟空是妖精，岂不是“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把中国人民解放军比作猴子，岂不是“污蔑中国人民解放军”？！ 这下子，陈忠兴的问题变得“非常严重”。 那时，正在进行“反右派补课”。因为在他们工厂里，还没有“揪”出过“右派分子”，被视为“领导思想右倾”。所以，工厂的领导正在厂里“寻找”“右派分子”。他们以为陈忠兴有着“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反动言论”，正好成为“反右派补课”的一课。所以，陈忠兴已经被内定为“右派分子”，而陈忠兴本人还蒙在鼓里。 从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六日起，陈忠兴被调到工具车间监督劳动。当时，他还以为，划成“右派”的都是知识分子和干部，他这个小工人不会被划为“右派分子”，只是他被贴了大字报，所以也就“劳动、劳动”。 终于，在九月二十九日，陈忠兴在厂里的食堂门口见到贴了两张布告，上面的一张布告是宣布一个技术员由于“反党反社会主义”，定为“右派分子”；下面的一张布告则宣布陈忠兴为“右派分子”，从七级工降为三级工。布告下方是厂长、副厂长具名。 陈忠兴本来就够不上什么“右派分子”，何况即便在当时，中共中央也早在一年前就已经规定“在工人农民中不划右派分子”。但是，他竟然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 从此，陈忠兴被推入泥坑。喝足苦水。 陈忠兴处处遭人白眼，处处矮人一截，低人一等，成了“监督劳动”的对象，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专政对象”。虽说在当时的上海，“师傅”是对年纪稍长的人的很普通的称呼，而陈忠兴是正儿八经的师傅，厂里却再也不许年轻人喊他“陈师傅”——因为“右派分子”是不能称“师傅”的。当然，更不能称“陈忠兴同志”了。 陈忠兴的工资从每月一百零五元四角的七级工，一下子降为五十七元五角的三级工。他上有双亲，下有三子一女，生活在“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原本是家中的顶梁柱，如今这顶梁柱倒了。 他的妻子是女工，在一九五六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已经被列为中共发展入党对象。自从他被打成“右派分子”，妻子也就无法入党了。家庭重担压到了妻子肩上，妻子的头发过早地白了，成了“白毛女”。 在百般无奈之中，陈忠兴把女儿送给了别人。 陈忠兴本来就够不上“右派分子”，所以在摘“右派分子”的帽子时，他完全可以列入第一批“摘帽名单”。可是，他却没有“摘帽”的“荣幸”，反而被送往上海青浦农场劳动教养。 内中的原因，是他在一九五九年批判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时，又挨了一棒。 那是在“大跃进”高潮中，厂里的青年工人“敢想敢干”，提出要制造“思想车床”。所谓“思想车床”，就是你的脑子里怎么想，车床就“自动”地怎么做。作为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工人，陈忠兴自然对这种“思想车床”摇头。于是，他被扣上“对技术革命泼冷水”的罪名。他本来就是“右派分子”，在批判“右倾机会主义”时，他又被作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加以批判…… 陈忠兴被送到上海青浦县青东农场劳动教养达两年之久。 陈忠兴想不通。他在极度孤独、苦闷之中，精神失常。他甚至几度想自杀。 一九六三年四月十六日，陈忠兴终于结束了劳动教养生活，摘去“右派分子”帽子，回到厂里。可是，他的工资竟被降为每月三十九元——据告，他从农场回到厂里，算是新工人，而新工人的工资是每月三十九元！ 他在一份旧报纸上看到“反右派运动”的总结报告，上面提到在工人之中是不划“右派分子”的。他据此写信向上申诉，却被说成是“右派翻案”。 不久，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毛泽东的《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发表。毛泽东在诗中写道： 陈忠兴又一起找到“理论依据”，因为毛泽东歌颂孙大圣，这表明他在一九五三年读报时所说的那些话没有错。 可是，陈忠兴的这些“学习体会”，又有什么用呢？ 在“文革”中，陈忠兴又吃足苦头，因为是“摘帽右派”而遭批斗、抄家。 他的双亲在“文革”中含冤而逝，他却连追悼会都没有资格主持，只得请他的妹夫出面，因为他的妹夫是中共党员。 他在工作中一直认真、苦干，从未听见过一句表扬。但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在一九七七年，他破天荒在全厂大会上受到表扬，称他“同志”，使他激动万分。他感到“天要亮了”！ 也就在一九七七年，他的每月工资加了五元，年轻人也叫他“陈师傅”了。他的心情变得舒畅。 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党支部书记对陈忠兴说：“恭喜！恭喜！”他以为一定是他的“右派”冤案得以平反，而党支部书记却告诉他，恭喜他被提升为技师。厂里给他贴了红榜，这是从未有过的。 终于在当年十二月十五日，厂里开大会，宣布为陈忠兴平反“右派”冤案，恢复原工资。 陈忠兴在欣喜之余，不由得长叹：从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九日到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五日，二十个春秋，人生的黄金岁月，在“右派”的阴影中度过！ 如今，许多年轻人不知道什么叫“反右派运动”。陈忠兴说，一定要让年轻人们知道一九五七年“左”的劫难。他一再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今后，再也不应该发生像“反右派运动”这样的苦难了！ 胡耀邦出任组织部部长挑起平反重担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中国历史终于翻开了新的一页。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五日上午八时，北京西单商场北面，忽然响起了噼噼啪啪的鞭炮声。放鞭炮的不是孩子，却是一大群中老年人。内中，聂荣臻夫人张瑞华，就买了十多元钱鞭炮来放。 他们如此欢乐，为什么呢？ 原来，那里是中共中央组织部大院。他们庆贺组织部来了新部长——胡耀邦！ 中共中央组织部向来是一个冷清的所在。可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变成了一个非常显眼的部门，因为大批的冤案、假案、错案亟待平反，中共中央组织部大院人来人往，一下子变得非常热闹。这里由“坐冷板凳”，变成了“热点部门”。 平反冤假错案的冲击波，是从粉碎“四人帮”开始的。首先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是平反“文革”冤假错案。 可是，中共中央组织部按兵不动。 一九七七年九月五日《人民日报》发表老帅聂荣臻的文章《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紧接着，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陈云的文章《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这两篇文章，都强调了应该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问题。 当年十月七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党校杨逢春等人所写的《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这是一篇得到胡耀邦支持而发表的文章，明确地把平反冤假错案提了出来。 这篇文章引起轰动效应。短短一个月内，一万多封来信，从天南地北飞向《人民日报》。 中共中央组织部仍然按兵不动。部长郭玉峰称杨逢春等的文章是“大毒草”！ 郭玉峰还说，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意见，而是“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 不言而喻，这“中央领导同志”是指那几位坚持两个“凡是”的“中央领导同志”。因为他们认为，“反右派运动”是毛泽东亲自领导的，“凡是”毛泽东领导的，必须继续坚持。 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干部们，纷纷贴出大字报，跟郭玉峰辩论。几位老干部实在气愤不过，甚至把大字报送到了《人民日报》社，请报社转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又发表评论员文章《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再一次强调了平反冤假错案的重要性。 十二月十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郭玉峰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长职务，任命胡耀邦挑此重任。 十五日，胡耀邦走马上任，受到中共中央组织部干部们的热烈欢迎，鞭炮声也就噼哩啪啦地响起来了。 一时间，多少冤假错案涌向中共中央组织部，要求平反。 胡耀邦先是抓了“文革”中的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解放一大批干部。 一九七八年八月十日，《组工通讯》第十期发表《认真清理被指控为“恶攻”的案件》的文章，涉及“文革”冤案中的难点。所谓“恶攻”，即“恶毒攻击毛泽东，恶毒攻击毛泽东思想，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在“文革”中，很多人被无端套上“恶攻”的罪名而“永世不得翻身”。胡耀邦着手解决这些棘手的冤案。 当月十七日，《组工通讯》又发表《“四清”中的错案也应纠正》。于是，平反工作开始从“文革”上推到“四清”。 在解决“文革”和“四清”冤假错案的同时，胡耀邦也着手解决“右派”问题。 “右派分子”全部摘帽 一九七八年四月四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向中共中央送交了《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 报告说，在一九五七年进行的反右派斗争中，全国划为右派分子的有四十五万人。 报告说，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四年，已分五批摘去三十余万“右派分子”的帽子。此后由于“文革”，中止了摘帽工作。全国的未摘帽的右派分子，据此时统计，尚有十余万人之多！ 报告说，现在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条件已经成熟。 一九七八年四月五日，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的这一报告，向全党下达。这便是当时引起欢呼的“五十五号文件”。 原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回忆说： “我看到文件后感到不解决问题。因此写信给胡耀邦同志，主张对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要复查平反，并提到一九六二年中央统战部当时的意见。中央采纳了我的建议。”① 李维汉的意见，确实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摘帽”是一种概念，“平反”是另一种概念，要加以区别对待。 所谓“摘帽”，即摘去“右派分子”的帽子。不管你原本是“右派分子”也罢，错划也罢，反正“摘帽”就是了。“五十五号文件”，只是提出了全部摘去“右派分子”们的帽子。 “平反”则不同。那就是说，原本就不是“右派分子”，错划了。这样，就不仅仅是“摘帽”所能解决的。 前文已经提及，中共中央统战部早在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六日给中共中央的《关于右派分子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报告》，就已经提出进行甄别，“对于确实划错的，予以平反”。后来由于遭到中共中央的否定，也就不了了之。这时，李维汉旧事重提。 如李维汉所言，这一回“中央采纳了我的建议”。这样，在给“右派分子”全部摘帽之际，“右派”们的平反工作也同时开展。 不过，对于错划了的“右派分子”，却不像其他冤假错案那样用“平反”一词，而是采用“改正”一词。 细细探究，这“改正”一词，其实源于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关于右派分子工作的几个问题的复示》： “对右派分子不应当一般地提出甄别平反问题，只是对于其中个别完全搞错了的，即确实不曾有过右派言论、行动的，才作为个别人的问题，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 于是，在一九七八年，仍继续沿用这“改正”一词。只是事实表明，“改正”的“右派分子”们并不的“个别”的，而是占“右派”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七以上！ 一九七八年六月十四日至二十二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民政部联合在山东烟台召开了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工作会议，拟定了《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 这一《实施方案》规定了各项政策措施： 凡不应划右派而错划了的，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 经批准予以改正后，恢复政治名誉，由改正单位分配适当的工作，恢复原来的工资待遇，但不补发工资。生活有困难，给予必要的补助； 原是共产党员，没有发现新的重大问题的人，被开除党籍的要恢复党籍…… 八月二十五日，这一《实施方案》呈报中共中央。 九月十七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一《实施方案》，并指出： “做好摘掉右派帽子的人的安置工作，落实党的政策，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这部分人中，不少是有用之才，不要仅仅从解决他们的生活出路出发，要统筹安排，细致地做好工作。对于过去错划的人，尽管事隔多年，也要坚持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原则，做好改正工作。” 在这一文件下达后，全国各地都开展了“右派”的摘帽、改正工作。 十月十七日，中共中央组织都专门成立了“审查改正右派工作办公室”，负责领导全国的“右派”摘帽、改正工作。 全部摘帽，即不分改正或不改正，“右派分子”一律予以摘帽，这项工作简单而痛快，所以到了十一月中旬，全国就全部摘掉了“右派分子”们的帽子。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一项重大无产阶级政策》，阐述了全部摘去“右派分子”帽子的意义。 百分之九十九以上“右派”改正 完成摘帽工作之后，又继续进行“右派分子”们的改正工作。改正工作比较复杂一些，必须区分改正和不改正的界限，不像全部摘帽那样“一刀切”。 到一九八零年，“右派分子”的改正工作基本结束。 经过这样的摘帽、改正，全国的“右派分子”总数有了精确的统计，即五十五万多人。当然，这仅仅是指“正宗”的“右派分子”，还不包括“中右分子”和“反社会主义分子”。如果把这些“分子”和受牵连的家属们计算在内，那就达数百万之众！ 可是，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所估计的北京的“右派分子”，只有四百来人，全国也只有四千人左右！ 十天之后，毛泽东把所估计的“右派分子”的数字翻了一番。即便如此，全国也不过八千人上下。 到了一九五七年九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召开时，全国已划的“右派分子”则达六万二千多人。这时，毛泽东估计，到“反右派运动”结束，全国的“右派分子”约为十五万人。 到了一九五九年九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达《关于确实表现改造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的决定》时，则称“全国揭发出右派分子约四十五万人”！ 到了一九八零年，则统计为五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七人！ 从毛泽东最初估计的四千人，到最后的五十五万人，整整增加了一百三十七倍！ 经过一九八零年的认真核查，最后的统计显示，改正的“右派分子”为五十四多万人，占“右派分子”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九以上①！ 这表明，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右派分子”是错划的！ 这表明，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以上的“右派分子”是错划的！ 这表明，一九五七年这场轰轰烈烈的“反右派运动”，所打击的“右派分子”之中，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右派分子”是打错了的！ 经过审查，全国“维持原案”、“未予改正”的“右派分子”，就中央一级而言，共五人，地方上为九十多人②。 也就是说，全国“维持原案”、“未予改正”的“右派分子”不足百人！ 且不论这些人是否是“真正”的“右派分子”，这不足百人仅占右派总数的万分之二！ 值得提到的是，除了“右派分子”之外，还有三十五万所谓的“中右分子”（即“中间偏右”，其“标兵”便是傅鹰教授）。这些“中右分子”也蒙受了历史的屈辱。 邓小平对“反右派运动”作了结论 既然承认了作为一九五七年“右派”核心的“章罗同盟”是不存在的，既然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右派分子”是错划的，那么，发动“反右派运动”还有必要么？ 那时，中国正在上上下下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既然实践表明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右派分子”是错划的，那就证明“反右派运动”是错误的。 人们不由得对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本身，提出了怀疑。有人力主，要像彻底否定“文革”那样彻底否定“反右派运动”。 对此，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作出了回答。 一九八零年一月十六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作了《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邓小平说： 当时不反击这种思想是不行的，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是随着运动的发展，扩大化了，打击面宽了，打击的分量也太重。大批的人确实处理得不适当，太重，他们多年受了委屈，不能为人民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不但是他们个人的损失，也是整个国家的损失。所以，给右派分子全部摘掉帽子，改正对其中大多数人的处理，并给他们分配适当的工作，就是一件很必要的、重大的政治措施。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一九五七年不存在反对社会主义的思潮，或者对这种思潮不应该反击。总之，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本身没有错，问题是扩大化了。① 一九八零年二月二十九日，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作《坚持党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讲话时，对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运动”也作了自我批评。他说： 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② 中共中央于一九八零年六月十一日发出《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爱国人士中的右派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通知》。 《通知》指出： 一段时间以来，党内外有一些同志由于看到改正面很大，因而对反右派斗争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这是错误的。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应该离开当时的历史背景。当时确实存在资产阶级右派向党猖狂进攻的严重事实，我们坚决给以反击，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不进行反击，不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全国就要陷于政治上思想上的大混乱，我们就不可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 《通知》对“反右派斗争”的教训作了这样的总结： 反右派斗争的主要教训在于对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把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当作了敌我矛盾，以致造成扩大化的错误。今后全党对于某一时期出现的重大思想动向和社会思潮，一定要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冷静地、细致地加以分析，查明来龙去脉，作出符合客观实际的判断。问题发生在什么范畴，什么领域，就应当在这个范畴和领域内解决，而不要任意扩大，更不能“一刀切”，发动带全局性的政治运动。一定要注意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如果矛盾的性质一时未能分清，要先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决不要把犯这样那样错误的人，轻易定为敌我矛盾。 中共中央统战部的《关于爱国人士中的右派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共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报告了关于二十七名上层爱国人士的右派复查情况。 报告从一九五八年初被划为右派的九十六名着名爱国人士中，选出二十七名影响最大的进行复查，予以改正的为二十二名。即： 章乃器、陈铭枢、黄绍竑、龙云、曾昭抡、吴景超、浦熙修、刘王立明、沈志远、彭一湖、毕鸣岐、黄琪翔、张云川、谢雪红、王造时、费孝通、钱伟长、黄药眠、陶大镛、徐铸成、马哲民、潘大逵。 不予改正、维持原案的五名： 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 报告的第二部分是关于“章罗同盟”问题。尽管“章罗同盟”一案是毛泽东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中亲自定下的，报告还是予以否定。报告说，当时章伯钧与罗隆基并不存在联盟，但有呼应。 报告的第三部分，是关于召开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座谈会，以统一对反右派斗争的认识问题。 报告中所列五名不予改正、维持原案的右派，是为了证实在一九五七年确实存在着右派，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 在这五名不予改正的右派中，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乃是人们所料之中。但是，列上彭文应、陈仁炳，未免令人费解。这可能是基于以下考虑： 一、应有上海方面的代表人物； 二、彭、陈当时就被称为“章罗同盟”在上海的“首要分子”； 三、彭文应至死不认错，被看作“态度顽固”； 四、陈仁炳当时还活着，似乎在五名之中应该有一名活着的不予改正的右派。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一日，由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党的决议形式对“反右派运动”作了正式的结论： 这一年（引者注：指一九五七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对于“反右派运动”的“不幸的后果”，其实毛泽东也有所察觉，只是毛泽东所说的“不幸的后果”不同罢了。 那是一九六二年四月九日毛泽东在第十八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讲话，颇有所感地说： “右派猖狂进攻，不得不反，你不反怎么办呀？但是带来一个缺点，就是人家不敢讲话了。” 确实，从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运动”之后，作为“不幸的后果”，那就是毛泽东的“一言堂”。这“一言堂”以至发展到“一句顶一万句”，开始了那更为不幸的“文化大革命”…… 《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出版之后 “五七战士”们非常关注这本书 一九九六年八月八日，夜深，我刚躺下，忽然电话铃声大作。一听，是傅雷次子傅敏从北京打来的。他告诉我，刚刚接到其兄傅聪从伦敦打来的电话，询问能否得到一本？ 自从《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出版以来，我不断接到这样的索书电话以及来信。 在“文革”中，被“下放”到“五七干校”的干部们，常称之为“五七战士”。然而，如今这“五七战士”又有新的涵义：在一九五七年被划人“右”册的人们，戏称自己是“五七战士”。 由于《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一书是有关“反右派运动”的非常详尽的一本书，所以这本书出版以来，受到众多读者的关注。内中特别是“五七战士”们，非常关心这本书。就连那些盗版书商也“关心”此书，在这本书出版不久，盗版本也就迅速“上市”了。 我发现，中国的“五七战士”们，仿佛已经形成了一个无形的联络网。这本书，没有在内地报上登过广告，也没有发过出版消息，但是“五七战士”们互相转告，以至十分偏远的地方，都知道出版了这么一本书。只是这些地方买不到《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所以他们给我来信，希望能够见到这本书。 也有许多“五七战士”买到此书，跟我畅谈读后感，回忆那幕历史悲歌。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九九六年一月十三日和十四日两天，两位“五七战士”——分别是当年中国最大的“党内右派”的夫人和中国最小的“右派分子”，向我倾诉各自那苦难的经历，从特殊的角度反映了那历史悲歌。 中国最大的“党内右派”夫人来电约见 一月十三日，正在上海华东医院住院的“五七战士”陈修良托人转告，希望约我一谈。 陈修良的丈夫是当年浙江省省长沙文汉——一九五七年党内最大的“右派分子”。她自己当时任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部长，也被打成“右派分子”，成了一对“党内右派夫妻”。 我在华东医院见到了八十九岁高龄的陈修良。她的记忆力很不错，身体也还好，一口气跟我谈了两个多小时。她告诉我，《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一书出版之后，别人很快就告诉了她，她托人买到《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一书，读后感慨万千。她说，作家有勇气写这本书，是很不容易的。一九五七年这么一场“左”的运动，谁都不敢去碰、去写，你能够写出来，表明你有很强的历史责任感。应该让现在的年轻人知道一九五七年的真相，这是为了将来不再发生这样的历史悲剧。 她患白内障，视力不好。一买到此书，就请人先读了书中关于沙文汉的一节给她听。她说，沙文汉被打成“右派分子”一事，已经将近四十年，这本书第一次详细地写了此事，她特别高兴。 她说，她生于一九零七年。一九二五年，十八岁的她便已经成为宁波的学生运动领袖。她在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她在莫斯科留学时，与杨尚昆、陈伯达是同学。回国后，她长期从事地下工作，曾任中共南京地下党市委书记。 陈修良对笔者说，在她的一生中，两回当“右派”。头一回是在苏联，她因为反对左倾机会主义，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就是“右派”；第二回，则在一九五七年。 陈修良说，在一九五七年，她在九月先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到了十二月，沙文汉也被打成“右派分子”。 沙文汉被打成“右派分子”之后，还算挂了个“浙江省政协委员”的空衔。他在万分郁闷之中，埋头于研究中国古代史。他写出《中国奴隶制度之探讨》一书。 精神上的折磨，使沙文汉病倒。一九六四年一月二日，沙文汉死于肺气肿，年仅五十五岁！ 陈修良的“右派”冤案，在一九七九年九月得以平反。 沙文汉的“右派”冤案，在一九八零年得以平反。 陈修良说，希望在《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修订再版的时候，补入她所谈的许多新的内容。 笔者已经遵照她的意见，把她的谈话补人《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一书。 中国最小最晚的“右派”突然来访 就在采访了陈修良的翌日，我家响起了门铃声。开门一看，是一位素昧平生的不速之客。他消瘦，一头白发，说是已经把《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一书看了两遍，打听到我的地址，所以前来寻访。 我请他在客厅坐下。他说自己当年是“五七战士”，吃了二十年的苦，现在看了《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一书，才恍然大悟。 他说，书中引述了一九五七年九月四日中共中央《关于在工人、农民中不划右派分子的通知》全文。他还是头一回看到这个《通知》。他是一个工人，按照中共中央这一文件的规定，在工人中是不划“右派分子”的。可是，他却在这一文件下达后的一年零二十五天——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被划为“右派分子”！ 他长叹一口气，如果在当时他看到这一《通知》，那就不会吃那么多年的苦头了！ 他说自己在中国的“右派分子”之中，占有两个“最”： 一是最小的“右派分子”——因为他是一个工人； 二是最晚被划为“右派分子”——因为是在一九五八年六月底，“反右派运动”已经宣布结束，连“反右派补课”都已经“补”过了，已经开始进入“大跃进”运动了。他却在一九五八年九月被打成“右派分子”！ 他说，看了《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一书，书中写的绝大多数都是“大右派”，他跟“大右派”们相比，本来不足为道。但是，由于他沾了两个“最”的光，所以可否在《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一书修订再版时，把他这位“最小最晚”的“右派分子”也写上一笔？ 我同意了。我拿出录音机，请他细细道来…… 他叫陈忠兴，一九二六年生于上海漕河泾农村，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他在农村长大，后来在邮电部上海通讯设备厂当工人。从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九日到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五日，二十个春秋，人生的黄金岁月，他在“右派”的阴影中度过！ 他同样希望在《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修订再版时，能够补入他的苦难。他说，中对“大右派”写了很多，对于“小右派”反映不够。我也遵照他的意愿，把他的坎坷经历补入了《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一书。 从病床上打来的长途电话 一九九六年一月七日中午，我忽然接到湖南湘潭的长途电话，那是一位名叫黎健的“五七战士”打来的。 他说，他很兴奋地读了《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当了二十年“右派分子”，第一次知道了自己被打成“右派分子”的真实背景。 他说自己是在病床上含泪读完《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的。他患癌症，已经晚期。 他对《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的意见，也是以为对“大右派”写得多，而写“小右派”不够。他说，他便是一个“小右派”。他愿意把关于自己的苦难经历的材料寄来，希望在再版时补入。 他告诉我，这本书最初是湘潭一家小书摊在销售。他的朋友——也是“五七战士”见到了，买了一本，向他推荐。他马上买了一本。他读后，又打电话给许多当年的“五七战友”，告诉有这么一本书。于是，那家小书摊的生意格外兴隆。 他在病中给我寄来春节贺卡，我给他回信表示感谢。 在一九九六年二月二十六日晚，他又从湘潭给我打来电话。他说，他向许多人推荐了《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这本书，内中有山西文联主席，有歌唱家成方园的父亲，湖南新闻界的朋友。其中一位《湖南日报》的记者冒雨去买这本书，书摊上只剩一本连书角都卷起来的，他也买了下来。 他说，他本来收集许多关于“反右派”的资料，有了这本书，就用不着费心了，因为这本书几乎都有。这本书是“开先河”的书。 他说，他在九岁时死了父亲，进了孤儿院。后来参加土改。自从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分子”，吃够了苦。特别是在“文革”中，受“二茬罪”。如今生活好起来了，又落了一身病，活一天算一天。自己是“小右派”，实在算不了什么。但是，经历了这么多年的苦难，心中有许多话要说。等天气稍微暖和点，他要把自己的经历写好寄来。 他还说，他要把自己在“反右派”前、“反右派”中和“反右派”后的照片寄来，作为历史资料。从照片可以看出，“反右派”后，一下子瘦了许多。 第二天晚上，他又来电话说，在一九五七年，湘潭是“反右派运动”进行很“激烈”的地方。当时的县长、公安局局长、法院院长、组织部部长，都被打成“右派分子”以至“反党集团”。县长毛特夫，还是毛泽东的亲戚，被打成“反党集团”头目。 杜重石回忆“风雨岁月” 在《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出版之后，笔者多次收到上海“五七战士”杜重石先生的来信，并赠我他在香港出版的长篇回忆录《风雨岁月》。 他在《风雨岁月》的扉页上，写下了这样的话赠我： 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说：“悲剧是写一个人遭遇不应遭遇的厄运。”而我正是遭遇这种厄运的人。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说：“如果我们不向历史学习，我们就将被迫重演历史。” 对于一个从一九五七年那大劫大难走过风雨岁月的他来说，借用亚里士多德和托夫勒的话，道出了内心深处的声音。 杜重石先生有着不平常的来历。仅从一九八六年六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给他的一封短笺，便可觑见他传奇人生的一角： 您好！我们在编辑《周恩来书信选集》时，看到一份大概是一九五零年九月一日周恩来同志发给贺龙同志的电报，电文中道：与支电称杜瑞石想系杜重石之误，杜的工作，同意来电意见。 请您证实一下，这份电报是否发于一九五零年，建国后您的工作是如何安排的，以及您的简历。 请您在百忙中回忆一下，并早日函复，谢谢。此致敬礼！ 通讯地址：北京一七四零信箱联系人：李静 杜重石证实，一九五零年，他在四川，贺龙给他安排工作之前，曾致电北京请示周恩来。周恩来一眼就看出，电文中“杜瑞石想系杜重石之误”。 这一细节，既表明周恩来的细心，也表明周恩来对杜重石是相当熟悉的。 杜重石，四川广安人，邓小平也是那里人。他在上海新华艺大卒业之后，一九三三年，二十岁的他便担任国民党二十军军长杨森的秘书。 一九三八年春，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时，他作为杨森的代表，派驻延安。在延安，他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并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从此，他与中共高层有了许多联系…… 翌年春，二十六岁的他，出任二十军驻成都办事处处长、川康绥靖主任公署少将参议。 一九四九年，当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南的时候，他扮演了重要角色。驻守四川的是国民党二十军。他从事秘密工作，受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的派遣进入成都，策反国民党二十军。 十二月中旬，奉周恩来之命，杜重石随贺龙入川，担任贺龙的政治代表……然而，一九五七年，在上海工作的他，却在大鸣大放中陷入“阳谋”： “整风学习伊始，‘戏’的导演说：毛主席教导我们帮助党整风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即使有说错的，也必须从团结愿望出发，和风细雨地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再团结。’我对这些话，真是洗耳恭听，字字句句都信其为真，因为这些话都出于毛泽东之口。 “整风导演者的娓娓动人说词，甚于伪善的求爱者。我是懵懵懂懂地被他们强扮着他们所需要的‘角色’。” 他遭到大会批，小会斗。他说： “毛主席教导我们帮助党整风，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我有什么错。不知哪位如黑松林里突然出现的‘剪径’者，鼻孔里‘哼’了一声说：什么言者无罪，言就是行动，你已经有了行动，怎么无罪。我反驳说：言就是行动，毛主席从没说过这样的话。 “我当时确是孤陋寡闻，不知道‘言就是行动’典出何处？事后听说这是郭沫若这位名人的‘言即行动’的名言。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就是据这句‘名言’来指导反右斗争的。” 他被打成“右派分子”之后，在家中发生的一个小插曲，是那样的感人： 我素知妻子最疼孩子，从不用打作教育孩子的办法，即使孩子有了错，也只是对孩子讲明道理，改正错误、不要再犯，更不会让孩子一人在楼下哭泣而不予理睬。我一边叫茜茜跟着我，一边把咪咪抱着边上楼边说：好孩子是不哭的。我们去向妈妈讲道理，为什么要打挂红领巾的孩子。 我走进卧室，眼前的情景将我愕住了：妻子靠在沙发上低头沉思，眼眶也含着晶莹泪珠。我惊诧地坐在她身旁，轻声地说：“蓉，怎么你打了咪咪，自己也在哭（妻名素蓉，生肖属猴，蓉是我对她的爱称）。”同时咪咪从我怀抱中下地来紧偎在我身旁。妻仍低头不语。经我再三说：“蓉，我知道你从不打孩子，这次打她，是不是咪咪过分淘气了。”咪咪听到我这样说，像受到更大委屈，抽咽得更厉害，断断续续的说：爸……爸，我没……没淘气，我要唱歌，妈妈不许我唱。老师教的歌，我唱不好，就得不到五分。我说：爸爸教你唱，保证得五分。咪咪的小脸呈现出希望的喜悦。妻子用不耐烦的语气说：“我就不许她唱这支歌。” “什么歌呀？”我问。 “社会主义好。”妻答。 我说：“社会主义是好嘛。大人也在唱，孩子要唱，用不着打她。” 妻子略带埋怨但仍含柔情蜜意的音调说：“唉！小牛，你知道这支歌词中的‘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已改为‘右派分子夹着尾巴逃跑了’吗。我叫这小东西不要唱，爸爸听到会难过的。她偏不听话，还要唱。” 妻子说着说着，她的泪珠竟克制不住一滴滴落下来。这时我感到袭击我的是妻子对我体贴入微的蜜情深爱，我也情不自禁地紧偎着她饮泣起来。孩子们张大着小眼望到爸爸妈妈相互饮泣，用手绢互擦泪水。咪咪反而止住哭声拉着妹妹紧紧靠着妻和我，拉着我和妻的衣角说：“爸爸，妈妈不要哭了，我和妹妹都不哭了。我一定听妈妈的话，不唱歌了。” 他不仅被打成“右派分子”，而且他的历史被颠倒，居然成了“历史反革命”！ 这样，他在一九五八年被上海黄浦公安局逮捕入狱，押送安徽劳改。作为“右派”加“历史反革命”的“双料分子”的他，蒙受了双重的屈辱。 他直至一九七六年才回到上海，一九八零年终于平反昭雪。他在一九九六年九月十五日致笔者的信中，深刻地说： “雨果在里说：‘当一个人心中充满了黑暗，罪恶便从黑暗里滋长起来。有罪的并不是犯罪的人，而是那制造黑暗的人。’回顾我的人生历程，我心中充满的不是黑暗而是光明。然而却遭遇妻离家破、骨肉分离的不应遭遇的厄运。难道犯罪的是那制造光明的人？这在我思维逻辑上实在弄不通……” 吴祖光、新凤霞、公刘来信祝贺 一九九六年一月二十一日，作为影片《大闹天宫》的编剧，我在北京长城饭店出席了影片《大闹天宫》新闻发布会。 在会上，我见到了著名“五七战士”、剧作家吴祖光先生。正巧，我的手提包里还有一本《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便送给了他——因为书中有一节专门写他的“五七悲歌”。 二月六日，吴祖光先生和夫人新凤霞给我来信。信中说： 谢谢你那天在长城会上，送给我的书，前夜回家，看见一封读者来信，正巧也是谈到读了你这本书表示对我的同情，说明你的影响之大，我十分感谢。 有很多事情你不可能知道，“反右”及“文革”之难，我家受害最惨的是我妻新凤霞……另邮寄上《我与吴祖光》一书可作参考，相比之下，我所承受的要比她轻多了。 …… 你的写作可以澄清这一代颠倒事非的历史，有功后世，功德无量，衷心敬佩。 吴祖光先生还给我转来读者百明写给他的信。读者在信中说： 近日看了一本叶永烈写的书《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其中第十五章《艺术悲歌》一节有您的介绍，说您一九一七年生于北京，江苏武进人士。一九四一年因写话剧《风雪夜归人》而广受赞誉。一九四五年您在重庆主编《新民报晚刊》的副刊《西方夜谭》时发表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后在“反右”中被错误打成“小家族集团”的“统帅”。那些批判文章简直是一派胡言，其中最不能理解的是受人尊敬的老舍（舒庆春）先生为什么会对您写那些无聊、尖刻的文章。后来您被送往北大荒监督劳动，一九六一年摘掉“右派”帽子，但在“文革”中又被扯进了所谓的“二流堂”，太冤枉了，您一生多坎坷，今年过了春节，您将八十大寿了，祝福您健康，快乐，安度晚年。 老诗人公刘在一九五七年也是“五七战士”。他在读了《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之后，在一九九六年十月五日从安徽致函笔者： “的确，这是描绘反‘右’全景的开山之作。 “我打算写一部个人‘加冕史’……” 原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陈沂，在一九九六年五月三十一日给笔者打来电话说： “最近，看了你的《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我也是‘右派’！你把这段历史写下来，很有意义。 “这些历史，如果不写下来，慢慢的大家都忘记了……一九五七年，我在部队工作。毛主席曾在三次讲话中，称我是‘左派’。可是，后来我却被打成了‘右派分子’！” 《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中，有一节专门写梅朵、姚芳藻“右派夫妇”。我准备送书给他们，事先给他们去了电话。姚芳藻马上说：“我已经听说你出了这本书。据说，书中有四页是写我们的，谢谢你！”可见，他们的消息相当灵通——“五七战士”之间，很快就“通报”消息。 山东淄博的一位“五七战士”，从外地“右友”那里得知出版了《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这本书，可是淄博买不到。他给笔者来信，说自己当了二十年“右派分子”，极想一读。笔者马上给他寄去了一册。 前宁夏文联副主席戈悟觉先生虽不是“五七战士”，但是他来信说：“我在看一书，材料翔实丰富。蓝翎的事情可以补充进去的。” 我以为他的意见很好。蓝翎原是向俞平伯挑战的两个“小人物”之一，但是在一九五七年也成了“五七战士”，确实很值得写一笔。 卢郁文之子关注这本书 在《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一书中，曾用了许多篇幅写及了卢郁文先生。关于卢郁文的“匿名信事件”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却又无论如何无法回避。我在书中尽量采用当时《人民日报》对于卢郁文事件的公开报导，尽量写得客观，全面反映当时对于卢郁文的“匿名信事件”的各种看法。 由于卢郁文先生已经故世，我在一九八九年曾通过民革中央希望采访卢郁文亲属。民革中央告知了卢郁文之子卢存学先生的在广西桂林的通讯处。我曾给卢存学先生去信，他于一九九零年一月九日复函，寄来卢郁文先生简历。我在《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一书中，引用了这份简历。 《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出版后，尽管他已经调离桂林，迁往广西北海，但是也很快知道了。他于一九九六年二月一日给我来信及贺卡。他在信中写道： 顷闻您的纪实文学大作《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业已问世，因北海市地处偏远，文化滞后，书店未见此书，未能拜读为憾。 尚记十年前我在桂林民革工作时，您曾通过民革中央与我联系，索要家父卢郁文先生资料，并说将趁出差云贵川之机去桂林一晤，惜未如愿。据朋友说，您在这部书中提到了我，并用了我当初提供的资料，急切想读之愿望无日可遏，敬希惠赠该书一册，以了此愿并慰先父在天之灵。 我几乎拜读了先生全部的纪实文学作品，对先生创作态度之严谨，客观，搜集材料之全面、翔实，采访之深入、艰苦以及文笔之流畅、朴素极为钦佩。您为中国人民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做了很多大好事。我认为，您的着作对研究中国的当代史、党史是极有参考价值的材料，作为参加工作已四十七年，在“反右”浪潮中被卷入水底的我，感受尤深，以上绝非奉谀之言。 一九九六年三月五日，卢存学先生再度来信： “来函及所赠《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分别于春节前春节后收到。感谢您及时的回复和信中表示的关注。 “我发信后数日，从朋友处先得了一本此书，怀着一种极其迫切和复杂的感情，匆匆读了一遍，有时至深夜。您的书把我带回了近四十年前那个乌云翻滚的‘不平凡的春天’，作为在那场风浪中父子二人截然不同的两种遭际卷入水底的一方，不胜唏嘘，感慨万千，在这封信中我不可能向您一一诉说，如有机会和缘份，我愿和您促膝长谈。” 卢存学先生深刻地指出： “你的书中涉及了‘右派’全部‘摘帽’和后来的几乎全部‘改正’，但没有说到在六十年代初摘了几批之后，有相当一大批人一直无人管，帽子从一九五七年戴到一九七八年，仅次于无期徒刑。判无期徒刑的人，有案有判决有人管，可以减刑可以假释可以保外就医，而戴帽二十余年的‘右派’，实际上被剥夺了工作权、被选举权、迁徙权、婚恋权（谁肯谁敢跟‘右派’谈恋爱结婚？《天云山传奇》的故事毕竟凤毛麟角）。如果……恐怕这些人真的该‘永世不得翻身’了！拿人的命运这样随意糟踏，怎不使人心栗心寒？‘反右派’搞了几十万人还不过瘾，再来‘文革’，搞他个几千万上亿人，搞到‘濒临崩溃’‘全面内战’……难怪章伯钧说‘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到了’。你说‘没有“反右派运动”就没有“文化大革命”’，确实是这样。但是其中的理论、路线上的内在联系是什么？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怎么会有这样适合迷信、野蛮、疯狂、残酷、排外、非古的毒菌生长的土壤，不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传统意识根源的吗？” 卢存学先生还指出： “中国人因可怜而丑陋，因丑陋而更加可怜，应该到头了！我们应该学会思考和辨别。 “我希望你在着述的同时，也成为一位历史理论的探索者。这方面的学术理论工作要有人去做。” 潘大逵之子寄来父亲回忆录 中国民主同盟四川省主任委员、当年所谓的“章罗联盟骨干分子”潘大逵之子潘必纯先生，读了《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之后，在一九九六年一月三十日给笔者来信： “从你的书中知道你曾在一九八四年走访过我父亲。父亲已于一九九一年去世。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里，老人家将他的一生经历写成一本书，书名叫《风雨九十年》。该书由成都出版社出版。我想，也许对你有用，故寄一本与你，留作纪念。 “我也是你的忠实读者。感谢你为一九五七年蒙冤受屈的知识分子仗义直言。” 笔者细读了潘大逵先生晚年所写的回忆录，内中这么谈及他在一九五七年的遭遇，而且写及章乃器面对“批判”的坦荡和磊落： “这次人大的小组会议，一开始就进行反右，朱德同志编在我们四川小组。我们小组内当时有右派二人，章乃器是首要，我则次之。初先大家向章集中火力，章都毫不介意地以极简短的语言报之，以‘诬蔑’、‘改造’、‘卑鄙’一类词汇向对方予以反击；别人提出的指责，他既不加以辩护，也不作出回答。他的强项，我还暗自佩服称赞。记得朱德同志在休息时，曾问他受得了么？他回答说：‘没有什么’。 “可是一轮到我，我就有点不知所措。本来是莫须有的事情，却越辩越辩不清，有的批评我的检查是‘进一步、退两步’（以后在四川的批判会上，有的说我的检讨与旧社会的惯犯‘滚案’差不多）。一位名历史学家，也与我同在一组，当我某次检讨不禁泪随声下时，他把我的流泪当作辫子来抓，指着我说：‘你想软化斗争！’这种非常尖锐、十分刻薄的批评，我真有点接受不了。但一散会，他又特来向我表示歉意，要我原谅他刚才讲的有些过分的话，这更令我啼笑皆非。 “对这些漫天飞来的批评，表面上我只好逆来顺受，要说于心毫无耿耿，那就是欺人之谈了。至于章乃器那种毫不介意，旁若无人的气概，我是自愧弗如的。最后人大举行大会发言，这时周新民、邓初民、章友江（他是国务院参事，并非代表）几位同志对我非常关心，要我在大会上作一次深刻、沉痛而又诚恳的检讨发言，使一些问题让人了解，从而得到澄清。 “周新民先看过我的发言稿，认为写得可以。我发言后，还有不少人鼓掌以示称许。周新民、邓初民都说检讨比较深刻，回到四川再检讨一下就可以过关了……” 潘大逵面对不幸的遭遇，甚至闪过自杀的念头： “在返川的途中，我曾起过跳入长江的念头，但又怕背上一个畏罪自杀的恶名，更为家人增加不幸，也就只得忍辱偷生，活下去再看。” 潘大逵从北京回到成都，迎接他的是“反右派斗争”的狂风暴雨： “孰知回到成都，风雨更狂暴，省人大会议对我的斗争，民盟组织对我的批判，无不愈演愈烈，好像我犯下滔天罪恶，虽万死亦不足蔽其事，甚至有人要求把我拿去‘敲沙罐（杀我的头）’，若不如此，就难快其心意…… “有的人说，李井泉（原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在川执行‘左’的路线很厉害，但证诸于我，至少他在反右斗争中，对我是手下留情，有所照顾的。要不是他在某次反右会上对我说：‘不要怕，你的职务多嘛，党的政策要包下来，还要给你保留几个职位’，我真的放不了心。 “当时他那样一说，想来可以免‘敲沙罐’了。这无异让我吃了一颗定心丸，我的紧张心情，至此始稍得缓解。” 李天德寄来热情的信 刚过完丙子年春节，我收到一封寄自四川自贡的快信。一看信封上近乎印刷体的手迹，我感到很熟悉。原来这是李天德先生寄来的。《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一书第十八章，有一节《李天德的乖戾命运》，写的就是他。 我曾在一九八六年专程到四川雅安采访过他，在雅安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看过他的冤案有关档案以及他写的《万言书》手稿，所以熟悉他的富有特色的字迹。 也很巧，《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是在雅安印刷的。然而，如今他调到自贡工作了。他在自贡买到了《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所以给我来信。 他写道： 叶永烈老师： 您好！ 几天前我在个体书摊上看到一本封面印有醒目的《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几个大字和您的大名的书，就毫不犹豫地花了二十九元八角买了一本。这是由雅安地区印刷厂印刷、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一九九六年二月第一次印刷的书。 在买书时摊主显得紧张又兴奋。 问其故，答：“‘上头’还不准摆出来卖。” 我听后不由火起，当即连珠炮似地问他：“为什么？哪个‘上头’？是宣传部还是文化局？既然是经国家批准发行的书有什么理由不准摆出来卖？……” 看到摊主被我这一连串的问话搞得啼笑不得时，我才猛然省悟到自己的“愤慨”不应该往他身上发。 其实，不准摆出来卖的效果远比摆出来卖的效果好得多。摊主喜形于色地说：“买的人多，算你有运气，只有最后一本了，你迟来半步，就没有你的份了……” 一口气读完大作后，仿佛又回到那个腥风血雨的年代。这段历史实在是应该揭示人间！感触太深，想说的话太多了。这真是一本系统记述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的巨着！ …… 李天德在信中说，他正在写一本以自己曲折经历为素材的长篇小说…… 众多来信痛诉“反右派”苦难 一群“小右派”在青海过着“虱肥人瘦”的日子 《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一书出版后，笔者收到的大批读者来信，这些来信真实地反映了“反右派运动”给“小右派”们造成的深深的心灵和肉体创伤。来信甚多，普遍的反映是写“小右派”太少。 方梧先生一九九七年七月三日自青海寄来一信，便这么说道：先生写了一本好书，做了一件好事。而书中所写都是大右派、中右派（即有名的右派），小右派则几乎没有。而小右派恰恰是数量最多，遭遇最惨又默默无闻的。不知先生能否对微若蝼蚁的小右派也稍加关注，为他们说几句话…… 方梧先生自己，便是当年的“小右派”。他说，在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一年，有一群小右派从南方来到青海贵南一带劳动改造。起初修水库，修不成，撤下来后开荒、种庄稼、建农场，这个场就叫“塔秀农场”。方梧先生寄来《青海拾零》组诗，写的是这群“小右派”在青海兴修水库、劳动改造的苦难情景： 多写一写小百姓中的“右派”和“准右派” 读者许岳林一九九六年四月六日自温州来信，提出与青海方梧先生同样的意见： 我近日欲将自购《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一书寄赠在浙江天台颐养天年的学姐。她丈夫一九五八年被打入另册后，学姐本人坚贞不渝以致磨难，类风湿病缠身，至今仍频繁发作，苦不胜言，实令人感慨万端。 《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我拜读后，觉得如再版时似有增订的必要。尊着所陈述基本限于右派中三四十个头面人物的人和事，这不免使《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右派头面人物的传略或者说是头面人物的“代表作”了。虽然尊着中也例举一两个小人物，如李天德的乖戾命运，但毕竟是数十万乃至上百万个小人物、小干部、小百姓、“小爬虫”右派和准右派的汪洋大海之一粟。 须知，当年右派现今幸存者，哪个不是险象环生中非常艰难地挣扎过来的！ 固然，任何一位作家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将每个划为右派的人都写进有关反右派运动史着作里，但窃以为《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应专门增补一章关于众多小右派的概况，归纳他们各式各样划右根据、经过程序、处理情况和二十多年来各种遭遇及改正善后状况等等。 读者许岳林还指出： 尊着《附录》上的着名右派名录似有偏重于人文科学领域之嫌。自然科学，医药卫生界就有许多国际闻名医学家，如上海裘祖法也被划为右派。在温州，吾师金志庄教授（着名教育家金嵘轩长子），三十年代留学日本帝国大学医部，肄业五年，适值一九三七年日本军国主义挑起侵华战争，金公志庄先生遂出于爱国热忱和民族气节，毅然放弃学业，归国参加救亡工作。万万想不到，在一九五七年被划为右派。此后，罹患肝硬变腹水，不给医治，含冤身故！ 命运最为悲惨的是“小右派” 广东省阳江市退休教师叶芳颖在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来信： 在一九五七年那场“反右派风暴”中，我不幸“名登金榜”，戴上了“桂冠”。 我整整沉沦了二十年，九死一生，历尽磨难。改正后恢复做中学教师，现已退休多年。对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我至今记忆犹新。创疤仍然在隐隐作痛！ 大作中所写，大都是一些着名的、高层人士中的“右派分子”。当局对于他们，往往还“假以颜色”、“刀下留情”。备受迫害、残酷折磨的是广大默默无闻的“小右派”，他们的命运最为悲惨，却很少见诸书刊。 鄙人不揣浅陋，意欲借“假语村言”，将尘封已久的往事写出来，以期从“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又复使后人而哀后人也”的恶性循环历史悲剧中，有所启迪。 只因说了句“现在大饼芝麻比以前少了”，被打成“右派” 上海读者葛伟导先生一九九七年九月九日的来信，从自己家庭的角度反映了“反右派运动”带来的深重苦难： 反右运动时，我尚是孩子，后来长大了才知道自己的周围发生的事与之相关。我的一位姨父在工厂工作，反右中鸣放，说“现在大饼芝麻比以前少了些”，遂成“右派”。我的岳母，祖上是苏北贫穷的农民，她十八岁进纱厂做工，除了能歪歪斜斜写出自己名字，其余文化知识就可想而知。基层鸣放时，领导让老工人“提意见，帮改进工作”，她在座谈会上直言：“国家规定八小时工作，我们厂做工超过了八小时。”后来被内定为“右派”。我父亲在一九五八年以“思想上与右派分子闹共鸣”为罪名送去劳改，这一去就是二十二年！ 满身贴遍“右派分子”标语 一位不愿署名的读者来信说： 我是一九五七年底被轰出来的一个地方右派总头子，记得是在这样“×××右派总头子滚出来”的吼声中，被揪出来的，斗了近半个月，满身贴遍了“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标语，低头，弯腰，每天站着斗四五个钟头这是常事。弄得眼睛肿胀，血在头上转，后来自己干脆跪在地下还要好些。每次批斗结果，是只准承认，不准申辩。 一九五八年三月终被逮捕，同年六月判刑五年（判决书为当年三月签发），八月改判教养三年。 一位小学教师在“文革”中居然被重新戴上“右派分子”帽子！ 湖南湘潭读者李赤怀一九九八年二月六日来信说： 我也是一个反右派斗争和文化大革命的亲身经历者和受害者。 当年我只是一个小学教师，一九五六年参加工作，在一九五七年寒假整风运动中被划为右派，作“三降”处分。一九五九年三月被清出教师队伍，一九六零年代课，一九六二年摘帽恢复公职。一九六五年社教队驻校，大搞社教运动，我作为摘帽右派，首当其冲。一九六九年二月五日又被清出教师队伍，重新戴上右派分子帽子，交贫下中农监督劳动。 不是“右派分子”，竟吃了二十年“右派”的冤枉！ 绍兴梅雪葆先生一九九七年一月二十三日来信： 绍兴有个奇特的“右派分子”，浙江师院俄语系毕业。因是“世仇分子”——父亲被镇压，毕业分配前无端隔离审查数月，无问题，分配在临海中学，后调绍兴二中。反“右派”后跟“右派”一起下乡劳动，拿二十元生活费。一九七八年“右派”改正后，他回到农村教书。后来，查看档案，竟没有他被划“右派”的资料，根本不是“右派分子”，而糊里糊涂吃了二十年冤枉。 他不是“右派”，也就谈不上改正，谈不上落实政策。回校教书后的处境，比真正的“右派”还糟。 他为了讨回公道，奔波到一九八三年才调回苏州枫桥中学教书，总算回到故乡。 “最可爱的人”变成了“最可恨的人” 彭龙先生一九九八年二月十五日来信自述： 四十年前震惊中外的反右派斗争，把我这个年方二十四岁“最可爱的人”推进“最可恨的人”行列中去，接着又推入了一条充满屈辱和磨难的坎坷人生的绝路上去，便将我一棒击倒地上。当我苏醒过来时，我一切都完了，被极左派打成一个反党右派，这简直使我蒙受天大的冤枉。 我是个军人，提着自己脑袋流亡天涯。在同公安机关周旋二十年中，我始终不知自己这是犯了什么罪？原先公安机关将我抓捕入狱后，狱方把我从右派升级为反革命分子，我问自己这究竟又是犯了什么罪？狱方在军警林立的审训中，再次问我到底犯了什么罪？我只好向狱方说了一句话：“一没偷，二没抢，三又没有参加国民党，只是向领导提了一条工作意见，左派就说我是个反党右派和反革命分子。” 《文汇报》记者杨重野竟被判刑十五年 杨重野先生原是上海《文汇报》记者。在一九五七年，《文汇报》是“重灾户”。 一九九六年六月二十三日，杨重野先生从北京给笔者来信： 反右斗争时，我是文汇报北京办事处的记者，首当其冲。人民日报对我有专文批判（文汇报就不说了），新华社发过通稿。后来被升级为现行反革命，判刑十五年，这在新闻界中也属罕见（文汇报是重点批判对象，记者中判刑、劳改的不少，但判刑十五年的仅我一人）。十五年服刑期，一天没少，刑满后送回原籍作为四类分子继续改造。到一九七八年，我被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也满了。北京中级法院通知当地政府恢复我的公民权。当地派出所不同意，我上访到沈阳省公安厅，答复是，你现在是在公安部门管制，是否要“摘帽”得由公安部门来决定。好像那时候对待劳改分子法院与公安部门是两种制度，因此我的四类分子的帽子一直戴到一九七九年年底，正式宣布“改正”才摘掉。 我当初判刑的罪名是“反苏”（因为一九四六年我作为文汇报特派记者在东北亲见亲闻关于苏军撤走鞍钢等处的机械，苏军违反纪律的事。我在文汇报社编辑部里谈过），“反对知识分子改造”，“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我曾对法院审判工作的程序提过意见）等等，当宣布对我“改正”时，认为这些意见都是正确的，法院撤销对我的刑事判决，恢复工作，恢复名誉。 兄弟姐妹五人，除一人未读大学外，全成“右派” 徐涵初先生一九九六年九月十日来信： 我今年六十五岁，是上海交大一九五二年的毕业生，也是一名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的幸存者。年过花甲，闲下心来，很想回忆一下这一生是怎么走过来的。见到报导叶永烈最近有本长篇新作《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恨不能一睹为快。可是在上海跑了很多书店和报摊，始终未见此书…… 我同胞兄弟姐妹五人，除大姐未读大学当了小学教师外，其余四人，二人在交大，一人在北大，一人在上海二医，一九五七年全都无一幸免，可见反右对我家的影响之深，也无怪乎我如此关心了。 “选举”产生的“右派分子” 无奇不有。竟然有“选举”产生的“右派分子”！这并非天方夜谭，而是哈尔滨读者张有先生在一九九七年十月一日给笔者寄来他写的亲身经历，内中写及这么一个真实的故事： 我记忆最深的有个选举右派的故事：有一个小单位共有八名干部，反右斗争开始后，上级党委给这个单位摊派抓一个右派分子的任务。这个单位领导反复发动大鸣大放，这八名干部没有一个发言是提意见的，怎么也挑不出右派言论，抓不出右派分子。 可是上级不答应，抓不出右派就要拿这个单位领导是问。急得这位领导坐卧不安，终于想出了办法…… 他公开向大家讲明，上级给抓一个右派的任务，完成也得完成，不完成也得完成，有也得有，没有也得有，抓也得抓，不抓也得抓，没办法，就得要求大家民主选举一个右派！办法是背对背每人写一张选票一个人名，谁得票多，当众宣布谁就是右派。 就这样经过投票，把一位叫沈德章的选中。 为什么多数人选这位姓沈的呢？是他工作表现不好，还是群众关系不好？都不是。因为那年代人们心目中不管有什么坏事出现，最优先考虑的是阶级成分。在八名干部中，惟有姓沈的家庭出身是“富农”。当然，这不幸的事情就得摊给他承担了。这右派当也得当，不当也得当，因为是“民选”的，“公认”的，理由说他的阶级本性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以他有话无处说，有苦无处诉，只能怪自己投错了娘胎。 沈德章戴上右派帽子后，沉冤成疾，监督改造几年之后离开了人世。 一副对联引出的“麻烦” 张有先生在他寄给笔者的亲自经历自述中，还忆及一个“反右派运动”中荒唐的故事： 有位叫王晏安的右派，原是某商学院的讲师，下放在绿色草原牧场监督劳动。我们一起在右派集训班学习期间，他表现很好，班领导想拿他做个典型，建议牧场给他摘掉右派帽子。于是派我到牧场做个调查征求一下场党委意见。 我到牧场原原本本传达了集训班领导的意见，介绍了王在班里的表现。接待我的是一位管政治工作的场党委负责人，他听完我的传达后说：“在我场被改造的右派中，王的表现也算一般，没有什么太突出的地方，虽然是劳动积极肯干能吃苦克服困难，也比较钻研饲养技术，是有些进步，但是按‘确实改造好了’的要求还有距离。对右派来说劳动改造只是个手段，目的是把思想改造好，可是王的思想还有问题，改造得还不够……” 我问他有什么具体表现，能否举出实例。接着，他举出王在当年春节给自家门上贴了一副自写的对联，上联是：“茅屋虽小有金山”；下联是“锦秀小堂居玉坤”；横批是“爱国爱民”。 他让我分析一下这副对联有啥问题。我听了之后，觉得这副对联挺好。于是，我又反问他：“这副对联能有什么问题？”这位负责人说：“我们看了以后，大家分析了很久，越分析越觉得有问题，这是发泄心中不满情绪。”我又问：“这从哪一句上能看出来？”他说：“这事你不清楚，是事出有因的。我们场职工住房很紧，新建的好房当然分不到右派名下，我们把草场旁边一间更夫小房分给他一家四口住，房子又小又不好，他当然不能满意，可表面不敢说，只好用对联表露不满情绪，把小房贬称‘茅屋’，把他右派之家比作是‘金山’、‘玉坤’富贵之家。‘锦秀小堂’这一句，即是讽刺，又是发牢骚。他写‘爱国爱民’不是真心，言外之意就是不爱共产党。这些都说明他思想里，内心世界里，不满情绪还很大，所以他还够不上是‘确实’改造好了的右派。” 我听完这位负责人对这副对联的逻辑分析之后，真是啼笑皆非。由于我的“身份”关系，未敢与他分辩，也未表示可否。 我要求同他一起到王家门口走一走。我看了这不到十平方米的小平房，那副惹事生非的对联，经过风吹日晒已经发白仍在贴着。当时我真感慨万端，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情感。那年代只要有人对某句话与政治思想动机挂钩，就会分析推理罗列出无穷无尽没有完没有了的罪名，再有本事的理论家，你也甭想驳倒他，右派不就是这样划的吗！我扫兴地回到集训班里，向领导做了汇报。领导也无可奈何的泄了气。给王摘帽的建议，随着集训班的结束，也就自消自灭了…… 事后，我问过王，为什么写了那样一副对联？王很坦然自得的说：“当时能给我个小房把家搬来，全家团圆自得其乐，我就很满足很高兴了，因为我的男孩乳名叫‘金山’，女孩叫‘玉坤’，我很爱孩子，把孩子名写进对联，表示父母疼爱，没有别的想法。”可见牧场那位负责人真是自愧自惊政治神经过敏，拿人开了一个政治玩笑！ 归国热血青年划入“右”册 上海张锷先生一九九六年九月十七日给笔者来信： 我原为国外海员，担任驾驶员二副之职，足迹所及，可说是遍及全球。在一九五三年初，当时只二十五岁的一热血青年，辞去高薪工作，返国求学，当年考入浙江医学院医疗系。作为一个爱国归国海员，归国青年，在反右斗争末期被划入右派大军。 以后在工作单位，历经磨难，自不消说，血汗积蓄，尽被搜抄一空。待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的境遇日渐好转，被选举为宝山县人民代表，推举为政协委员，又担任宝山卫校正职校长。 福建读者强调要重视“中右分子”蒙受的苦难 福建省郑盛荣先生在一九九七年九月八日给笔者来信，指出： 《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书中只谈受劫难的右派分子而从不涉及中右分子，不免使人感到有点欠缺似的。虽然中右分子没有右派分子受的苦难大，但对有些人的影响也是终身难以挽回的。 中右分子不仅在反右派运动中是一大群体，数量多达三十五万，而且受到与右派分子同样的批斗，只是在最后定性处理上有所不同而已。有些人在运动中受到的降级（降低工资级别）处分，至今都没有得到恢复。因为从书面改正通知文件看，故然写有“恢复原工资级别待遇”的白纸黑字，本该在现行工资级别基础上，降一级是给予恢复晋升一级，降二级的给予复升二级；但在实际执行中，不是采取这种实事求是的做法，而是看你现行工资级别是否已经达到一九五七年被降前的水平，没有达到的才给于恢复晋升，已经达到的就不恢复晋升了。这种不从历史客观实际出发的不实事求是的做法，导致许多受降级处分的人，至今都没有得到真正恢复。因为二十多年来，多数人都因为工作积极，表现良好，在全国统一调整晋升工资时，与广大职工一样，晋升了一至二级工资。 “中右分子”周华义讲述了自己的经历 也正巧，四川渠县读者周华义在一九九六年五月二十日来信，诉说了作为一个“中右分子”的苦难： 我在一九五七年没有被划上“右派”，但是成了“中右分子”。顾名思义，所谓中右是中间派里紧跟着右派分子摇旗呐喊的人，和右派分子只有一丝之差——一根头发丝有七丝。 我幸运的是没有戴上右派帽子。整风运动时我是预备党员、团员、小学校长，划上“中右”之后，预备党员、团员、小学校长统统取消了。从整风运动以后，我就没有过过清静日子了！ 农村其实也划“右派” 四川读者周华义在来信中还指出： 自从一九五七年八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农村也要开展大鸣大放，大争大辩》以来，整风运动很快变成全民运动。其实，农村也划右派，不过称呼不同，叫“坏分子”或者“四类分子”，实质上也就是右派分子，正如半斤与八两一样，半斤是八两，八两是半斤（老秤，十六两制）。 全国二十多万个乡，二百多万个大队，两千多万个生产队，不知划了多少“坏分子”、“四类分子”。 我家住在四川渠县宝城乡一村五组。一九五七年整风运动时，划了两个“坏分子”（实质是右派分子）。其中一个家里祖祖辈辈受穷，他十七岁还没有裤子穿。在鸣放会上，他说：“莫种双季稻，两季不如一季。”工作同志就把他抓出来，说他破坏种双季稻，就戴上坏分子的帽子。 另一个是木工，他在鸣放会上说：“修山塘占了好田好土，修的山塘没有起到作用，白天晒太阳，晚上映月亮。”工作同志又把他抓出来，说他破坏水利建设，也戴上“坏分子”帽子！ 一个“顽固右派”的经历 上海浦东邱中鲁先生一九九六年九月八日来信： 看了大作，我潸然泪下。我是当年定为“情节一般，态度特别恶劣的党内右派分子”，去找柯庆施要求个实事求是，被逮捕送劳动教养。因为是顽固分子，我们这一批约三千人送到甘肃河西走廊，世界风库安西县，昌马河水库工程，劳动教养，去了一个月后就开始“死”，五个月后送到海拔三千七百九十公尺，八百里无人烟的公婆泉，花三百八十万炼了一万五千斤硫子，下马后调到边湾农场。死，死，死，死到一九六二年春节，剩余侥幸活下来的“移民就食”送到新疆。我年年月月写信申诉，到过北京六部口中央统战部，我家破人亡，妻离（没有孩子）…… 到今天我仍然认为我是“右派”！我的右派顺序是“戴帽右派”，“摘帽右派”，“帽子拿在群众手里的右派”，再“戴帽右派”，再“摘帽右派”，再“帽子拿在群众手里的右派”，“错划右派”，到“改正右派”。只是换了几个不同的叫法。 我认为，“右派分子”五十多万，只有五个“没有改正”，运动值得搞那么大？见诸文件的是一九八二年关于清理右派的总结：右派五十五万多，中右及反社会主义分子三十一点七万，经过复查剩下不到三千。冤枉二千多人搞一个右派，反右运动的正确在哪里？ 我是贫农的子弟，上过四年小学，在济南学过三年徒。学徒期间参加了八路军的一个组织，搜集情报，购买当时的违禁品，坐过日本监狱。一九四二年参加八路军，我部打到上海（二十六军），我负伤住院，后部队赴朝，我留在上海公安局当过所长，第一中级法院代审判员。在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复查鹰厦铁路和大伙房水库的劳改犯时，我被说成为反革命分子鸣冤叫屈。在反右运动中，我因拒不承认这些罪名而被划成右派。 平反时我居然不知道早已“摘帽”！ 重庆程世光先生七月十九月给笔者来信说： 大作《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已拜读，感慨良多。 我是这场运动的最年轻的当事人，往事历历在目，一九五八年四月我被划为“右派”时才二十一岁。我出身于贫苦家庭，抗日战争时父亲在重庆经商被日机炸死。我只读过小学，后在重庆学徒，工人出身。一九五零年十五岁时就参加了革命，一九五三年入共青团，任铁路工程队工会主席，修宝成铁路，又任过工程处宣传教育干事。一九五七年三月入贵阳党校，学马列主义哲学和中共党史。 生在新社会，像我这样对事业、工作、前途是积极的，怀着一颗赤诚纯洁的心，在正常情况下，青春是美丽的。可是这场反右派运动，使我坠入冤狱，长达二十一年没有政治生命。但我坚强自信自己不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在劳动中积极肯干，可是在那些年代纵然有铁打的金刚，有“神火凡胎”，也被折磨得精疲力尽，气息奄奄…… 在“文革”中我又被遣送到农村。对此我始终不服，不下上百次地向中央、铁道部、省和原单位申诉，并在一九七三年五月和一九七六年三月两次到北京向毛主席和周总理交申诉材料。在中南海大门口交给毛主席派来收信的解放军干部。可是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不仅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反而更加重对我的批斗和管制。 河清有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终于给我彻底改正平反。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在为我平反时，一查材料，原来早在国庆十周年时就已经摘掉了我的帽子，可我一直不知道。直到这次在改正结论签字时才知道。这真是跟我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由于那个年代人民无权，国家无法，我又多遭受了妻离子散、遣送农村劳改的冤枉，真是一错再错！ 在“感慨良多”之余，他寄赠诗一首： 《读叶永烈先生着〈反右派始末〉有感》 共和国最年轻的右派之一 黑龙江读者杨泰山在一九九六年六月五日来信： 我是您的一名忠实读者。得知《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出版，我求之若渴；以一睹为快，一睹为幸。但求北京的几位朋友及出差者，搜索了大小书店而不得…… 我所以求购这本书，因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我是一名共和国最年青的右派之一，在北方一所大学的中文系读第三学期，年仅二十岁，被定为“学生右派”。 我出生于一九三七年，定为“右派”在一九五七年，退休在一九九七年，一生中占了三个“七”！ 我在那特定的历史年代，有着特殊的亲身感受及复杂经历。你能着眼这段历史，我钦佩你的眼光…… 一个涉世不深的记者被指控为“章罗同盟成员” 江苏南通王家钧一九九六年六月二十六日来信： 一九五五年我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分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记者。鸣放时我采写了不少稿件在《新闻联播》节目中播出。当时应浦熙修同志邀约，有好几篇新闻稿件均以“本报北京专电”在《文汇报》头版头条见报。我没有参加过民盟，因与浦二姐的关系及为《文汇报》撰稿，反右中我被指控为“章罗同盟成员”和“能干的女将”手下的得力干将。 无独有偶。一九五七年春天王中来北京，我和在京的好多系友在大公报和他见面，叙谈中他曾谈及北京缺张晚报。为此，我又成为贯彻执行王中办报思想和主张的资产阶级同仁报《北京晚报》的总编辑。其实办报一事纯属子虚乌有。 更有甚者，储安平在鸣放座谈会上发言，我采访回台后当即汇报。经领导层层请示，得到当今指示：一字不改，照登照播。这就是当今认为“黑云压城城欲摧”、“引蛇出洞、聚而歼之”的反右斗争前夜。我采写这条新闻，运动中被诬陷为扩散“党天下”谬论。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我一个涉世不深，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记者，与新闻界三个大右派熟悉与交往，自然在劫难逃了。批斗后戴上帽子被遣送到渤海边的黄骅县中捷农场劳改（同去的还有温济泽和邵燕祥）。 我的右派帽子在“文革”后期、粉碎“四人帮”前夕才被摘掉。时间之长，可谓老右矣。三中全会后，我从南通师专被调整到南通人民广播电台工作。一九八八年为主任记者。一九九四年满六十岁退休。退休后常被邀赴各地参加社会活动，自觉身心并不衰老，精力也还充沛。 在一九五七年一个十五岁小学生被捕入狱 读者朱育成一九九六年六月八日从金华来信，沉痛回忆往事： 先生大作已拜读数遍，读后不胜唏嘘！尤是我辈从重灾区过来之人，更倍感亲切，脑中历史银幕镜头徐徐而来。 一九五七年，确实是灾难深重民族的灾难深重岁月。本人时年仅十五岁，是个尚在小学求学的娃娃。在此灾难岁月中，竟然被指控为“现行反革命”，判刑十年！ 一九五九年岁末，在江苏句容少年管教所偶阅到彭德怀万言书，为彭公为民请命精神所感动，越狱告状，并为右派翻案，又加刑七年。 刑满后，又强制留场七年。狱中岁月，长达二十四载春秋！可谓少年出家，童身嵌满风波，年幼入圄，历尽人间沧桑！党魁元首刘、邓及一代栋梁彭罗陆杨皆可莫须有罪云，何有天理？法又何在？何况吾辈小民呼？！ “深挖”出来的“极右分子” 安徽定远县读者葛先华先生一九九六年七月九日来信： 我是九死一生的幸存者。 反右派之前，我风华正茂，在水利部治淮委员会下属佛子岭水库任器材接运站站长（正科级）。我虽不是党员，但受到提拔重用，因为我完成任务很好。 一九五八年一月五日，我被‘深挖’出来，说我是“极右分子”！ 我被斗争达五个月之久。我坚决不承认，据理力驳，弄得所谓“左派人物”在“批判斗争”会上哑口无言。最终，以所谓“抗拒从严”以及用所谓“历史问题”，对我升级加码，成了“四料坏蛋”，即“反革命”、“极右派”、“叛徒”、“富农”，判刑二十年！“左派”们说我，“头上害疮，脚下流脓，反革命加右派，坏透了！”我欲哭无泪，欲喊无声，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在“文革”中，我是双料坏蛋，死老虎，天天斗。当时说我死后还要踏上一只脚，叫做永世不得翻身…… 直到一九七八年十月，我彻底平反，在安徽定远县一所中学担任总务主任。现在我在老年大学学习。 “内划右派”竟找不到平反的依据 四川离休干部梁全海先生一九九六年一月来信： 大作《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读过之后，觉得很好。正如先生所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反右派运动尽管已经过去将近四十年，却未曾有过一本反映这一历史悲歌的长篇。”先生本着“不虚美，不隐恶”的精神来写这一重大而又敏感的政治题材…… 比定名有案可查的“右派”更多的是“内划右派”，连改正都挨不到！ 据梁全海回忆，一九七九年，当他回校办理“改正”手续时，遇到当年的学生黄君。 黄君对他说：“老师，你们戴过帽子的‘右派分子’，现在到底还‘改正’了。当年，我们被赶到农村，学校有通知，说我们是‘内划右派’！我们参军当然不行，参加工作也不行，就连当社员也受歧视。现在四十几了，一事无成。今天到学校来，又查不到划我们为‘右派’的底子。像我们这样的同学好多啊！”他对黄君说：“宽心些，你们比我们年轻。当年学校语文组十一人，就划了五个‘右派’，能教书的都打倒了。还有一个自杀的。”他与黄君相视良久，都哭笑不得。 梁全海说： “反右”和“文革”这两幕悲剧，它给中华民族的“内伤”是很大的。八十年代的“伤痕文学”起了一点医治“内伤”的作用，因为它告诉人们那些被扭曲的灵魂是怎么扭曲的。先生能在“反右”十年之际把“悲剧”较系统地引用历史档案材料，抢救口碑，如实地写出《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这无疑是一件大好事。因为《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澄清许多是非。“右派”的亲属、朋友、子孙也从中了解、理解并谅解他们。有一个“右派”的妻子读完后说：“啊！原来是这样的哟。”又说：“我们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但愿从此不再有悲剧。”在此特向先生表示敬意。先生年富力强，又有治史之才德，吾人寄以厚望。 林肯说过：“可以蒙蔽多数人于一时，也可以蒙蔽少数人于永远；但不能蒙蔽多数人于永久。”今后还会有众多的“太史公”秉笔直书，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只有如此，才能拯救中国文化。例如“士可杀，而不可辱”，在传统文化上是士的优点，因为他坚持真理、坚持正义的立场，宁可牺牲其生命也不苟同、屈服。这难道不好吗？可是“反右”和“文革”中，把不苟同，不违心，不诬陷别人，宁肯死去的人都说成是“自绝于人民，畏罪自杀”。他既然连死都不怕，还畏什么“罪”呢？那些昧着良心，无限上纲，无中生有，移花接木的人才是好人吗？可是“反右”和“文革”中就“造就”许多这样的人，坏了风气，这难道不是破坏中国文化吗？ 近读《新华文摘》（一九九五年十月第四页末）有这样一段话：“一九八八年一月全世界的诺贝尔奖得奖人在法国巴黎开会时发表宣言说：‘如果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二千五百年吸取孔子的智慧。’……”这难道是不令人深思吗？先生的《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意义重大，它是一本医治中华文化“内伤”的好书。 仅仅为了调换寝室小事而搭上“反右派”的“头班车” 四川熊习礼先生一九九六年三月二十四日来信： 拜读先生《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后，使我又重温一次四十年前之情景。先生着作中所言李天德其人者，余之至友也。 先生之着，以翔实的史料，千家万户的走访，深睿的目光，锐利的笔锋，至诚至善的心灵，写出历史的真实，献给千千万万被扭曲的灵魂，献给被侮辱与被迫害者，献给子孙后代和人类的未来…… 我名熊习礼，一九三五年出生，是四川省雅安一家医院口腔科医师，现已退休。 我于一九五三年秋考入华西大学口腔医学系，一九五七年毕业。毕业前夕，由于一件学生调换寝室的小事，和当时任我班的学生辅导员（学校派往该班专职管理学生的政治、生活干事）发生争端，我把争端的双方对话用大字报公诸于众，这样就搭上“六·八”社论的头班车了。 以后我作过洗浆工、炊事工，去农村，下矿井…… 我曾专门研究过各种自杀和死亡方式，并且在一九六零年夏天尝试过一次。但是，就像罗马的保罗二世和美国的罗纳德一样，上帝不收，死神又把我送还人间……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一切欣欣向荣。我曾经在沈阳、北京、成都等地召开的全国性专业学术会议上作大会论文讲座。我写过长篇医学专着。 抵制“反右派”也遭迫害 上海李家骥先生于一九九六年三月二十二日来信。他当年是上海教育局领导。他说： 我也是一九五七年的“右派”之一。读了《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后，很高兴。 据我所知，上海有几个中学校长拒绝在校内开展“反右派斗争”，说他们学校里没有“右派”。局方无奈，就把他们调离上海，去“支援”宁夏。其中有上海闸北区的中学校长朱信中，到宁夏后竟被派到劳改工地劳动！后来，他死在宁夏的劳改工地…… “有罪者言之有罪”论可以休矣！ 沈阳姜万里先生一九九六年五月二十日来信： 拜读大作《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衷心感谢您大的勇气和坚韧不拔的探究历史真相的毅力，把那段阴郁苦难的历史记载呈献给读者，传留给后人。这对于那五十五万多名蒙冤受屈的“右派分子”以及受株连的人数更为庞大的他们的家属们来说，是个安慰，对那些出于政治权谋需要而无中生有、强加于人的“左派”权术家们，对于那些追风逐浪、助纣为虐的政治投机家们，是对他们的一付灵魂洗涤剂。 您的大作是一面镜子，虽然写的是历史，但面向的是未来。 本人也因“右派”问题蒙冤二十三年，蹉跎岁月空耗了我青春年华，从二十六岁的小伙子化作瘦弱老人。几十年中，总是憋闷着一股受人骗入陷阱的愤慨，明明是阴谋，却忝然美名“阳谋”，政治多变的郭沫若还制造出“有罪者言之有罪”的高论。不久前，又有人替“阳谋”作了辩解，说反右派“这个决策并不是完全没有客观根据的”，只是“在两个最关键的问题上失误了。” 明明是“左”倾错误，而有些人却总是轻描淡写成个别错误。这是根本问题。如果不能正视政治上的根本错误，或者明知不对嘴还硬，则在一定条件下这样的人还会重操旧业。 我希望咱中国更快地强大起来。所以，觉得您这部书对今人、对后人、对社会是有价值的，因为这部书客观真实地写下了历史。 “反右派斗争”是把大量人民内部矛盾当成了敌我矛盾 大港油田离休干部高学仁先生在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给笔者来信： 我是“五七战士”。在一九五七年，我不足二十六岁，是河北省政府某厅的科长。 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的核心，是要求大家不要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但是，“反右派斗争”却把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当成了敌我矛盾！这样，就把五十多万党内外的优秀干部当成了敌人。 “反右派”不仅使五十多万“右派分子”及其亲属受苦受难，更重要的是伤害了两代知识分子的心，造成了中国人的贫穷——“大跃进”、“反右倾”、“文化大革命”，都是从“反右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反右派斗争的根本错误，在于开“以言定罪”之先河 平潭县读者何可澎先生在一九九六年九月二日来信中，则进一步指出： 反右派斗争的根本错误，在于开“以言定罪”之先河。 不论多么伟大的人物，对事物的认识都有时代的局限性。彼时认为是香花，此时也可能认为是毒草；彼时当作毒草的言论，也许此时却代表真理。何况一句话，可以这样理解，也可以那样理解；可以说是忠言逆耳，也可以诋之为攻击诬蔑；可以理解为善意的批评，也可以说成是恶意的中伤。以言定罪的标准，不管其文字表述如何精确，都无法防止定罪的随意性。 何况定罪权不是交给第三者，而是交给被批评者，这就给趁机打击报复，大开方便之门。 追溯“文革”浩劫，必须自“反右派”始 浙江宁波读者方明一九九六年六月六日来信说： 首先，先生有胆有识，敢于突破禁区，写出如此厚实的煌煌巨着，敢于秉笔直书反右派是毛泽东晚年犯“左”的错误的第一幕，敢于断定所谓“章罗联盟”是千古奇冤，敢于提出“反右派运动是错误的”这个命题。 其次，笔者以为，《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一书，不仅是为了今天的青年了解过去，不犯历史悲歌的错误，更重要的是为了当前，为了今天！ 自“反右派运动”之后，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四而五，强化这个方针，“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才导致了一系列错误的政治运动，最后导致了让八亿人民受劫难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穷本溯源，其源盖出自于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运动”。因而，正本清源，请自源头始！请自否定“反右派运动”始！ “右派”言论具备超前性、人民性和改革性 中共浙江省委原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云河一九九六年一月二十八日来信说： 在杭州，我是第一个买到《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的。当晚，我就用电话告诉十几位“五七”朋友，他们第二天就到新华书店购买了此书，并告诉我一看目录就被吸引住了。我说：“三十元一本，太贵了。”他们说：“别说三十元一本，就是一百元一本，也要买……这本书说出了我们心底的话！” 李云河先生以为，《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的缺憾是“没有把一九五七年的‘右派’言论与八十年代自上而下推行改革联系起来考察”。 他说： “右派”言论的超前性、人民性、改革性，只有和八十年代的改革相联系，才更显而易见。回头看，不少“右派”言论代表了人民意愿，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喊出了改革的声音。如果决策者采纳了他们的意见（而不是镇压改革者），中国绝非今天这个样子……《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如果从这个“视角”、这个“方位”多费些笔墨，可能更好。 香港《明报》称“不可不知反右派” 《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一书，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在内地版尚未出版之前，先由香港出版了香港版。 香港是“五七战士”的聚居地。因为许多“五七战士”在一九五七年羁祸之后，便千方百计借助于“海外关系”出走，大部分便定居于香港。所以，这本书在香港畅销。香港的杂志曾转载了这本书的部分章节。 一九九五年十二期《明报月刊》对此书作如下介绍： 叶永烈对“反右派”作全景式扫描 大陆作家叶永烈的《历史悲歌——“反右派”内幕》，以罕见的内部文件、书信和发言等资料，对大陆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作了全面而深入的报导。本书由上而下，描述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尤其注重揭示中共最高当局在事件前后的态度和策略，同时也将当年被愚弄和折磨的“右派分子”的遭遇和心态一一呈现。本书最近由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出版。 一九九六年初，香港一位女记者打来电话，说是已在香港见到大陆新出的一书，向我采访此书的写作及出版情况。这样，我得知，在香港市场上除了有香港版《历史悲歌——反右派内幕》之外，已经有内地版《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了。香港的书商们是很注意内地的出版动态，以极快的速度从内地进购畅销书——因为内地版往往比香港版要低廉得多，而且香港人也都认得简体字，所以许多香港人喜欢买内地版的书。 春节前夕，香港记者黄平先生来我家，说是几天前在香港《明报》上见到一篇关于《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的书评，便给我顺便带来了。 那是香港《明报》一九九六年二月十一日的“星期日读书”彩色专版，很醒目地刊登了《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一书彩色封面，并标明： 书名：《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 作者：叶永烈 还发表了蒲锋先生的书评《不可不知反右派》。书评说： 迎接一九九七，香港人要了解更多的中国历史。除了要了解鸦片战争、知道英国殖民主义者当年如何侵凌中国，也要多读点中国当代史。除了大家所熟知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也不宜忽视…… 有关“文革”的书籍很多，既有详细叙述分析的专着，亦有不少当事人的回忆录，相比起来，比较完整叙述反右派运动的专着便比较少见了。比较详尽的便要算叶永烈的这部新作了。 叶书的优点是掌握了不少第一手资料。他既访问了不少健在的重要当事人，当事人死了便访问他们的至亲好友，了解每个当事人的背景和被划为右派之后的经历。另一方面又接触到当年的原始文献，包括右派的言论和中共内部的反右派指示，能基本上勾划出当年事件的本来面貌，揭露当年一些不为人知的内幕，而在书中对中共从未正式平反的右派罗隆基、章伯钧、储安平等则以事实为他们作出辩护。 本书没有回避毛泽东的责任。在文字上虽然没有对毛有一丝不敬，但是历数毛在反右前后的言行。…… 本书的另一优点是不为一些“贤者”讳。记载了老舍、茅盾、吴晗在反右时都曾狠狠地批判过别人。特别是吴晗，我们都知道他是文化大革命中“三家村”之一，是着名的受害者。但叶却揭示这个受害者当年却曾受命打击过别人。 香港《明报》的评论，也很中肯地指出了《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一书的缺陷： 叶几乎追踪了所有着名右派的经历，叙述主要集中在上层人物中，以存其实，但难免对不同层面的受打击者缺乏描述。 一九九六年第三期《明报月刊》发表的张丹丹的书评《首度全面探讨右派的悲剧命运》一文，则指出： “可以这样说，本书不仅仅是对‘右派’们在精神和道德上的总平反，也是启发人们进一步探讨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材料。” 四月九日，香港《明报》详细报导了《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的出版。那几天，香港多家报纸加以报导。香港《亚洲周刊》以两页篇幅报导了本书，并刊登了封面照片。 我在马来西亚的文友寄来当地《星洲日报》一九九六年五月十九日关于的报导。 远在美国北达科达的朋友，在五月来信中称： “就是这么快，这里的报纸已登广告，书名被改成《历史悲歌——反右派内幕》。港版，繁体。广告介绍说：此书系迄今为止对反右派运动最全面、深入之报导，由上而下，描述整个事件来龙去脉，当局在这一事件前后之态度与策略，有罕见内部文件、书信及发言……” 台湾《中国时报》在六月二日报导了此书。美国的《世界日报》也就本书发表了详细报导。 《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是一部写了多年的书。虽说已经出版，仍需不断加以修改、补充。在广大“五七战士”们的帮助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下，这次趁此书修订再版之时，作了许多订正和补充。 著名右派分子名录 说明： 1．所列职务是1957年时的职务； 2．分类只是大致的。有的人的身份是双重的以至三重的，如既是作家，又是教授，中共党员，则只能取其最有代表性的身份分类。 一、民主党派 章伯钧：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交通部部长，《光明日报》社社长。 罗隆基：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森林工业部部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 储安平：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委员，《光明日报》总编辑。 章乃器：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粮食工业部部长。 费孝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中央民族学院教授、副院长，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全国人大委员。 黄绍竑：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常委，全国人大常委。原国民政府和平谈判代表，曾任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历任国民政府广西省长、浙江省长、湖南省长。 陈铭枢：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曾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代院长。 许德珩：九三学社主任委员，水产部部长。 陈其尤：中国致公党主席，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 谢雪红（女）：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主席（中共党员，台湾“二二八”起义女领袖），全国人大委员。 龙云：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曾任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军事参议院院长。 黄琪翔：中国农工民主党副主席兼秘书长，全国政协常委。原为国民党高级将领，曾任国民党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抗战时期曾与周恩来同时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 李伯球：中国农工民主党副秘书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委员。 刘王立明（女）：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妇联常委。 张申府：中国农工民主党成员，北京图书馆研究员。其实，他是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早在一九二零年便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他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 叶笃义：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全国人大委员。 潘大逵：中国民主同盟四川省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委员。 彭文应：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市副主任委员，上海市政协常委。 陈仁炳：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市副主任委员，复旦大学教授。 张轸：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委员，河南省副省长。 韩兆鹗：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委员，陕西省副省长。 王毅斋：中国民主同盟河南省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委员，河南省副省长。 陈新桂：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候补委员。 李健生（女，章伯钧夫人）：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候补委员，北京市副主委，北京市公共卫生局副局长。 王文光：中国民主同盟山西省筹委会副主任。 姜震中：中国民主同盟浙江省主任委员。 杜迈之：中国民主同盟湖南省委秘书长。 李述中：中国农工民主党福建省主任委员，福建省政协副主席。 邓昊明：中国农工民主党江苏省主任委员。 二、中共 沙文汉：浙江省省长，全国人大委员，中共浙江省委常委。 孙作宾：青海省省长。 杨思一：浙江省副省长，全国人大委员，中共浙江省委常委。 孙殿才：甘肃省副省长。 潘复生：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河北省政协主席。 欧百川：贵州省副省长，全国人大委员。 陈沂：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 李世农：安徽省副省长。 彭瑞林：中共浙江省委委员，浙江省人民检察院院长。 三、文学界 丁玲（女）：作家，原名蒋冰之，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共，中国作协副主席。《文艺报》和《人民文学》主编。 冯雪峰：作家，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共，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 艾青：诗人，原名蒋海澄，一九四一年加入中共，中国作协理事，全国文联委员。 陈企霞：作家，文艺评论家，一九三五年加入中共，《文艺报》副主编。 萧乾：作家，记者，翻译家，《文艺报》副总编辑，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 徐懋庸：作家，翻译家，一九三八年八月加入中共，武汉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中南文化部副部长。 傅雷：翻译家，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书记处书记。 罗烽：作家，原名傅乃琦，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共，东北文联第一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东北分会第一副主席。 白朗（女）：作家，曾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一九四五年加入中共，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东北分会专业作家。 姚雪垠：作家，中国作家协会武汉分会专业作家。 巴人：作家，本名王任叔，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尼西亚首任大使，一九五三年起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社长、党委书记。 宋云彬：文学史家，教授，浙江省文联主席，浙江省文史馆馆长。 萧也牧：作家，本名吴承淦，一九四五年加入中共，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副主任。 柳溪（女）：剧作家。 钟敬文：散文家，教授，民俗学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冯亦代：翻译家，原召冯贻德，英文《中国文学》编辑部副主任。 公刘：诗人，原名刘耿直，又名刘仁勇，一九五三年任昆明军区文化部文艺助理员，翌年起借调文化部电影局写电影剧本《阿诗玛》。 公木：诗人，原名张永年，北京文学讲习所所长。 秦兆阳：作家，《人民文学》副主编。 白桦：作家，本名陈佑华，一九四七年加入中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创作室创作员。 吴祖光：剧作家，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导。 何迟：曲艺作家，剧作家，天津戏曲学校校长。以相声《马大哈》、《买猴》闻名。 陈涌：文艺评论家，《文艺报》编委，全国人大委员。 曾彦修：笔名严秀，杂文家，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共，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 王若望：作家，原名王寿华，一九三七年加入中共，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党组成员，《文艺月报》副总编辑。 施蛰存：作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三十年代曾主编广有影响的《现代》月刊。 丰村：作家，原名冯叶莘，一九三六年加入中共，上海市文联秘书长。 李蕤：作家，中国作家协会武汉分会副主席，《长江文艺》副主编。 范泉：作家，原名徐炜，上海新中国艺术学院教授。解放前主编《文艺春秋》月刊，颇有影响。 唐达成：文艺评论家，《文艺报》编委。 唐因：文艺评论家，《文艺报》编委。 黄源：作家。 陈学昭：作家。 汪曾琪：作家。 王蒙：青年作家（二十三岁），一九四八年加入中共。一九五六年，他发表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引起注意。 刘宾雁：记者，青年作家（三十二岁），一九四四年加入中共，《中国青年报》编委。一九五六年，他发表的特写《在桥梁工地上》和《本报内部消息》引起注意。 刘绍棠：青年作家（二十一岁），一九五三年加入中共。一九五六年在《中国青年报》社从事专业创作。 流沙河：青年诗人（二十六岁），原名余勋坦，成都《星星》诗刊编辑。一九五七年初，以散文诗《草木篇》引起注意。 陆文夫：青年作家（三十岁），原为《新苏州报》记者，一九五六年到江苏省文联创作组从事专业创作。 李国文：青年作家（二十七岁）），中国铁路总工会宣传部文艺编辑。一九五七年以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短篇小说《改选》引起注意。 宗璞（女）：青年作家（二十九岁），原名冯钟璞，一九五六年加入中共，《文艺报》编辑。 高晓声：青年作家（二十九岁），江苏省文化局干部。 从维熙：青年作家（二十四岁），曾任《北京日报》文艺组编辑，一九五六年起从事专业创作。 邓友梅：青年作家（二十六岁），一九五三年入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毕业后，在建筑工地作基层干部。 邵燕祥：青年诗人（二十四岁），一九五三年加入中共，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任记者。 四、新闻界 徐铸成：《文汇报》社长兼总编辑，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市委宣传部主任。 浦熙修（女）：《文汇报》副总编辑，《文汇报》驻京办事处主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候补委员。 戈扬（女）：《新观察》杂志主编，一九四一年加入中共。 陆诒：《新闻报》副总编辑。 陆铿：老报人。曾任《中央日报》副总编辑。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在欧洲战场当战地记者。一九七九年后赴香港，创办《百姓》杂志。 王中：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系主任。 陈模：《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共。 彭子冈（女）：《旅行家》杂志主编，《文汇报》编委，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共。 陈铭德、邓季惺（夫妇）：一九三二年创办《新民报》（《新民晚报》的前身）。一九五七年陈铭德任北京市社会福利事业局副局长。 梅朵：《文汇报》记者。 姚芳藻（女）：《文汇报》记者，梅朵之妻。 五、电影界 钟惦棐：电影评论家，《文艺报》艺术部主任。 项坤：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 石挥：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 吴茵（女）：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 沙蒙：长春电影制片厂党委委员，一九四五年加入中共，导演。长春电影制片厂“小白楼”右派集团“头头”。 吕班：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与沙蒙同为长春电影制片厂“小白楼”右派集团“头头”。 六、美术界 江丰：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党组书记，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全国人大委员。 庞薰琹：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副院长，教授。 刘海粟：画家。 丁聪：漫画家，《人民画报》副总编。 沈同衡：漫画家。 邓散木：金石书法家。曾有“北齐南邓”之称。齐，即齐白石。 启功：书法家。 七、音乐界 刘雪庵：作曲家，中国音乐学院教授，曾以一曲《何日君再来》闻名。 张权（女）：女高音歌唱家，中央歌剧舞剧院演员，曾主演。 八、社会科学界 陶孟和：社会科学家，教授，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陶大镛：经济学家，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 潘光旦：社会学家，清华大学教授，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 向达：历史学家，中国史学会秘书长，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陈梦家：考古学家，诗人，清华大学教授。 吴景超：社会学家，清华大学教授。 陈达：社会学家，清华大学社会系系主任。 吴文藻：社会学家，中央民族学院教授（作家谢冰心的丈夫）。 王铁崖：法学家，北京大学教授。 陈振汉：经济学家，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 沈志远：经济学家，上海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市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委员。 谭惕吾（女）：律师，中国政法学会主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全国人大委员。 许良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九、教育界 林汉达：教育部副部长，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 钱端升：北京政法学院院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 黄药眠：文学评论家，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其实，他是一九二八年就加入中共的老党员并多年从事秘密工作。） 马哲民：中国民主同盟湖北省主任委员，中南财经学院院长。 陆侃如：历史学家，山东大学副校长，九三学社中央常委。 穆木天：原名穆敬熙，诗人，翻译家，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妻子彭慧也被打成右派分子。 孙大雨：翻译家，上海复旦大学教授。 王造时：法学家，“七君子”之一，上海复旦大学教授。 许杰：作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系主任。 徐中玉：文艺理论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顾执中：资深记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九三学社中央候补委员。 雷海宗：历史学家，南开大学教授。 葛佩琦：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讲师。 王德周：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讲师。 林希翎（女）：本名程海果，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 谭天荣：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 龙英华：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 十、工商界 毕鸣岐：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委，全国人大委员天津市副市长。 李康年：上海资本家，以提出“定息二十年”而闻名。 十一、自然科学界 钱伟长：力学家，清华大学副校长，全国人大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 曾昭抡：化学家，北京大学化学系系主任。高等教育部副部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 袁翰青：化学史专家，教授，全国政协委员。 金宝善：公共卫生专家，卫生部技术室主任，九三学社卫生部支社主任委员。他曾任国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 十二、其他 叶恭绰：因反对文字改革而戴上“右派分子”帽子。曾在北洋时代任交通总长。 董守义：当时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惟一的中国大陆委员。 “章罗联盟”八十九名骨干分子名单： 北京市： 1．曾昭抡 2．费孝通 3．潘光旦 4．吴景超 5．黄药眠 6．钱端升 7．叶笃义 8．范朴斋 9．张志和 10．浦熙修（女） 11．陈新桂 上海市： 12．沈志远 13．陈仁炳 14．彭文应 15．孙大雨 16．赵文璧 17．孙斯鸣 18．陆诒 19．许杰 20．徐铸成 21．万鸿开 22．赵望 23．韩鸣 24．周永德 25．程应锷 26．谢仿林 27．朱立波 28．曲友诚 29．吴茵 30．莫筠 天津市： 31．王大川 32．杨思慎 安徽省： 33．童车五 34．王晋斋 35．吴伯敏 36．马轶尘 浙江省： 37．姜震中 38．宋云彬 福建省： 39．何云敢 黑龙江省： 40．关贵武 41．许振英 河南省： 42．王毅斋 湖南省： 43．杜迈之 44．康德 45．陈新民 46．屈子健 47．刘文炳 湖北省： 48．马哲民 49．戴今生 50．项粹安 51．张云冕 52．陆鸣秋 53．朱裕璧 甘肃省： 54．杨子恒 55．李化方 江西省： 56．许德瑷 57．漆裕元 58．向法宜 59．王秋心 吉林省： 60．余瑞璜 61．杨清 62．丁克全 广西： 63．林焕平 64．万仲文 65．卢显能 66．黄中文 广东省： 67．钟平 68．林孔湘 69．应云霖 70．董每戡 71．侯黄 贵州省： 72．吴雪俦 辽宁省： 73．陈彦之 74．程厚之 山西省： 75．王文光 76．田羽翔 陕西省： 77．韩兆鹗 78．李子健 四川省： 79．潘大逵 80．赵一明 81．李康 82．舒军 83．韩文畦 84．张松涛 85．罗西玲 86．杨志农 87．张默生 88．张崇古 89．吴仲钧 八个民主党派中的右派代表人物名单 中国民主同盟——“章罗联盟”，即以副主席章伯钧、罗隆基为首的右派集团。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以龙云、黄绍竑、陈铭枢、谭惕吾为“主帅”。内中龙云为副主席，其余三人均为中央常委。 中国农工民主党——“章黄李右派集团”，即以主席章伯钧、副主席兼秘书长黄琪翔、副秘书长李伯球为首的右派集团。 九三学社——以主任委员许德珩为首的右派集团。 中国民主建国会——以副主席章乃器为首右派集团。 中国民主促进会——以副主席林汉达为首的右派集团。 中国致公党——以主席陈其尤为首的右派集团。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以主席谢雪红为首的右派集团。 《人民日报》关于整风和反右派运动的社论 （一九五七年） 四月 十日《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十三日《怎样对待人民内部的矛盾？》 十七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 二十七日《大胆放手，开放剧目》 五月 二日《为什么要整风？》 七日《为什么要用和风细雨的方法来整风？》 十三日《谈职工闹事》 十九日《继续争鸣，结合整风》 六月 八日《这是为什么？》 九日《要有积极的批评，也要有积极的反批评》 十日《工人说话了》 十一日《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团结起来》 十二日《正确对待善意的批评》 十四日《是不是立场问题？》 二十二日《不平常的春天》 二十九日《再论立场问题》 七月 一日《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 八日《斗争正在开始深入》 十日《党不能发号施令吗？》 十六日《反右派斗争的伟大胜利》 二十三日《用人可以不问政治吗？》 二十八日《反右派斗争是对每个党员的重大考验》 八月 十日《在农村中大放大鸣大争》 十六日《使斗争深入，再深入》 二十九日《各民主党派的严重任务》 九月 一日《为保卫社会主义文艺路线而斗争》 十一日《严肃对待党内的右派分子》 十五日《为什么说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的？》 十八日《这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十月 三日《科学技术的发展不能脱离政治》 六日《到农村去！到劳动战线上去！》 十一日《克服政法工作中的两种倾向》 十一月 一日《全民整风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发展》 十二日《要有一支强大的工人阶级的文艺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