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海临风》 吴征：献给我最好的朋友 小时候的一大乐趣，是晚间将耳朵贴在睡房墙上水泥剥落后露出的小洞上，听着风声穿越墙上缝隙时形成的声响，犹如聆听器乐奏出的奇妙乐曲。风力大一点时，音乐便亢奋一些；无风的时候，空气静静地流过，竟也是低沉的男音，还带着回响。我常常想，洞里的黑暗中有什么呢？ 据说，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是源于他儿时的一个经验：在一仲夏夜，小路德维希冲出家门，狂奔进旷野，在气喘吁吁时跳进了一潭池水，仰卧着，望着宁静的星空、月光，心中体验到一种说不出的激动。后来，他长大了，儿时的这一感觉却忘不了。终于，贝多芬将这一冲动翻新，又融进了成熟后的一些思想。这样便诞生了一首绝世之作。 我生长在上海长宁区一栋年久失修的旧洋房里，自然没有原野可以驰骋，甚至星空多半也不大清晰，但一颗早熟的童心萌芽后，竟真的将我推出了“穴地”，一个十八九岁的灵魂，开始了世界的飘荡，诚惶诚恐地走进了中国国界外的世界，在“黑洞”中找寻起人生。 刚到法国时，身无分文。越南老板的喝斥，生活之窘迫从阿拉伯房客的戏弄使我相信：人生囊中空空足万万不能够的。我于是死命地干，每天晚上满足于数钱的喜悦。储蓄逐步上升，居然有一个周末可以“奢侈”一下，不打工，与几个同学滑着雪，上到了阿尔卑斯山的一座顶峰上，我惊住了：望着蓝得不能再蓝的天，白得不能再白的连绵的雪峰，及山下那一汪碧绿色的水—法国的第一大湖：普吉湖（Lac du Bourget）。我张开整个身心，让凉飕飕但又无比甜美的空气充满肺腑，顿时明白了“井中之蛙”的含义。我当时认为我在这一刻前的人生仅等同于一只蛙的经验而已。我从此想做一个游侠，去找寻世界上其他这样美的地方。 后来，我从欧洲到亚洲，又从亚洲到美洲。 后来，我从学士到硕士，从硕士到博士。 后来，我从替人打工，到替自已打工，到置身曼哈顿中城，有了自己的办公室。 我总还是在游荡：一共走过了二十多个国家，数不清的城市，数百万公里的旅程。人生是什么？世界是什么？好几次以为找到了答案，却又像肥皂泡一样，一闪光后就消失了。我还在游荡，但我已经很累了。我常常读马克·吐温的一首诗来自慰：海员回家，好似回到笼中（For a sailor，home again，prison again）。我想：到底是海员为航行而回家，还是为了回家而航行？总之，我这艘船一定是需要一个港湾了。 我的船终于到了港湾—我遇到了杨澜。 杨澜是一个很随和合群的人。我第一次见到她，只觉得她就像一个普通的学生，很一般。后来发现，她有的时候可以“光芒四射”一番。不仅在荧屏上挥洒自如，而且在与基辛格、克朗凯特这些“大人物”交往时，也落落大方，谈笑风生。而有时候，她却可以与中央公园中一个穷途潦倒的流浪汉聊上半天。完全摸清流浪汉每天究竟是从哪里弄来面包，来喂中央公园的鸽子，一九九六年三月间，美国第一大报《纽约时报》的一个记者知道了杨澜过去电视生涯的情况，于是要求与她吃顿饭。想不到就此，他竟写了一篇篇幅极长的文章，上了《纽约时报》的头版。之后一个月内，竟有五十多个媒体单位要求采访杨澜，除了《新闻周刊》外，她一概谢绝。杨澜就读的哥伦比亚大学着实吃了一惊，因为几乎无人真正知道她的过去。系主任约翰逊教授在被《新闻周刊》采访时说：“杨澜总是穿着普通地来上学，与师生相处都很好，她毫不起眼，以至于系里的很多工作人员都不认识她。”而就在约翰逊教授作此评论的下几周内，美国第一新闻主持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丹·拉瑟却这样评论杨澜“光彩照人，令人难以忘怀”。一九九六年八日，英国大百科全书通知杨澜，她的名字被收入《大不列颠年鉴》。我很佩服杨澜，因为上述这些事，我不说，她是永远不会说的。她只是怀念着北京外国语大学食堂中的白馒头与窝窝头，还有上海城隍庙的各种小吃及外婆做的醉虾、醉蟹。 杨澜是一个很固执的人，她对自己要追求的东西是毫不含糊的。例子之一，是她在《正大综艺》的峰巅状忐中“急流勇退”，又在美国完成学业后执著地要回国。说实话，直到一九九六年初，我一直暗中祈望她能改变初衷，改为在美中两地来回发展。我毕竟在美国已打下一片天下，轻车熟路，好不自在。对杨澜来讲，她也已经可以成为第一个非美国出生，在三大电视网中一家任职的业裔主持人，拿一份优厚的待遇。但她却坚决不愿意。她说：不是自己的国家，再成功，心中不会满意的。于是，她连现成的绿卡也不拿。 于是，我们先处理掉了在加州的海边别墅，后又卖了佛罗里达的房子，决心彻底回国了。 杨澜固执的例子之二，是她连“飞来横财”都不要。杨澜做了央电视台四年的主持人。却没攒下几个钱来。她外出演出开始得比别人晚，走的地方也太少，每次酬金的部分又要上缴给台里，而主持节目的服装却大多是自费的。到了美国后，尽管“正大”的谢国民先生主动地负责了学货，昂贵的生活费却令杨澜感到拮据。在认识我之前，杨澜已有过多次拍广告的邀请，开价竟高达百万港币，她却拒绝了。认识我后，又有一次有人慷慨地提出愿意支付相当可观的广告酬金，她又拒绝了。 杨澜的固执之三，在于她可以超脱尘世的一些东西，而坚持自己的想法。 一九九六年初，当杨澜要回国的消息在国内公开后，在大多数人赞美的同时，有一些说法也传了开来：杨澜嫁了有钱的丈夫，所以可以不拍广告；杨澜回来搞专题节目是为了赚钱，搞名人效应，等等等等。我曾为此而大动肝火，认为“报国未尝有门”，再一次劝她另做打算。杨澜也很生气，但她最终还是说：“我哪怕是碰得头破血流，也要撑下去，来证明这个国家有容我的地方。” 但归根结底，杨澜对我来说，是一个好妻子；她有的菜做得很好，有的菜做得不好，但她总是忙着给我做好吃的；她也是我最好的伴侣：我脾气大的时候，有时她耐心，有时她也有脾气，但她总能很快地把我俩郁弄得笑起来；杨澜更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俩都庆幸在茫茫的人海里，能遇上这么一个知己。 有一次她问我：“据心理学家统计，人在濒死的时候，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一幂幕会像放电影一样在眼前闪过，猜一猜有什么？”我茫然地摇了摇头。 她说：“没有我主持大仪式的辉煌，也没有你赚钱成功的欣喜。”“那有什么？”我不解地问。她说：“只有一些普通的、有关家庭的事。例如：夫妻久别重逢啦，孩子出生啦，等等。”她又说，人濒死时，这一幕幕过去后，人就会觉得处身于一个黑暗的隧道，向着另一端的光明飞去。我忽然悟出点味来了：大概人的航行不是为了航行而航行，而是为了找一个好港湾，一个乐得其所的家吧。 我与杨澜，注定了余生还要一起航行的。 去年夏日的一天，我们到了希腊，到了爱琴海上的桑托林岛。此岛是一绝：三百多米高，笔直站在海水中，像一堵墙，像一张帆。桑托林岛据考证，是“亚特兰蒂斯”—“大西洋国”的唯一残存，公元前三四千年的一次大灾难毁火了大西洋国，也削掉了桑托林岛的一半，使之成为大自然叹为观止的一景。岛上所有的人家均建在悬崖顶上。我们骑着毛驴来到山顶的平地，顿觉一阵莫名的惬意。山顶的民居只有蓝、白两色，整洁干净至极。我们来到悬浮在崖边的一个露天酒吧，方才发现我们身处的阳台，竟同时又是另一家民居的房顶—骄傲地伸出悬崖去，俯视着一大片蓝与一小块绿—那是一个火山岛。时间到此好像停止了，世间的一切好像都变得无所谓了。我呷上一口桑托林居民土酿的葡萄酒，顿觉自己醉了。于是便释放出白己的心去，任其划破那湛蓝明亮的天空，去追逐远处的几点白帆。忽然，杨澜惊呼起来。原来在一旁研究着观光介绍书的她发现，桑托林岛每几十年便被摧毁一次—隔壁火山岛的“功劳”。每次火山爆发，总是伴发地震，将崖顶的村落扫个支离破碎。但桑托林人永远不愿搬走。书上说：“是因为这里太美了。”她讲完后，若有所思起来。本来在这样灿烂透明的阳光中，置身于我们当时的所在，多一句话郁是不需要的。但她隔了一会儿说：“人濒死时过的黑色隧道的那一头有光的地方，一定也很美吧，但你不一直走，就体验不到了。” 离开桑托林，我与她相约：今后若在尘世烦恼的煎熬中耐不下去了，便一同再来桑托林，好将灵魂掏出，放在碧空净水中洗一洗。今年一月，我们俩回到上海时，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黄惠民先生找到我，希望她出一本书。我与黄先生谈得很投缘，竟答应促成这事。 她知道后说：“还是不写为好吧。一是怕功底不深，白纸黑字，贻笑大方；二是怕招惹麻烦。” 我说：“文笔稍欠无妨，只要文如其人，贵在真实就行了。至于其他么，我们总还可以去桑托林净化净化。” 她笑了，说道：“你游侠倒做惯了。”于是便答应了。 二月初，我俩回到美国纽约的家中，又可以看见窗外温馨的灯火了。她在学习及拍《杨澜视线》之余，拿起了笔。 二月初，也恰好是我们证实了我俩的第一个孩子已经开始孕育的时候，于是杨澜写这本书的过程，也就是她“怀胎十月，瓜熟蒂落”的过程。所以有的朋友说杨澜是在孕育“双胞胎”，这是恰如其分的。 这本散文集“游历”了杨澜“记忆中的岛屿”，重温了她“难忘的荧屏”，回顾了“留学的日子”，表达了她对“蓝色的海洋”的向往，也记下了她絮絮“心语”及人生的感悟—这是杨澜的第一本书。 杨澜今后一定还会写书，但这本书的意义却永远不一般。 我分享着杨澜在这本书中呈现的一切：写在纸上的及蕴含在其间的。杨澜认为我最了解她，固执地“逼”我来写这个序。我于是便写下了以上这一段文字，权作序吧。 好在我和她都年轻，我们还需要继续游荡。永远胸怀着明灯，在人生的黑洞中游荡。 写于一九九六年九月十日东京至纽约飞行途中 曾经的大学生 一九九五年八月，我利用暑假时间，回到中央电视台，主持“95国际大专辩论会”。场上的辩论激烈精彩，场后的签名采访也让人应接不暇。在一番手忙脚乱之后，观众已经散去，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场内有工作人员开始打扫。我向他们道别后，换了轻松的便服，舒适的平底鞋，蹑手蹑脚地走进隔壁第十演播室的走廊。周围非常安静，只听见自己的脚步声。演播室的大门越来越近。那扇门又重又厚，包着黑色的皮革，关得严严实实的，仿佛连空气也透不出来。门轴很滑润，用力推开大门，也不发出任何杂音。 演播室里没人注意到我的出现。全场的灯光聚集在场内中央，那里站着主持人程前和王雪纯，两边八字排开的是嘉宾。男女各占一边，正在回答关于莱茵河的一个什么问题。穿白、红两色t恤衫的观众坐在主持人对面，有人在窃窃私语，好像在抱怨灯光太烤人了。“如果你现在站在主持人的位置，才知道什么是烤人呢。”我心里想。靠墙角，正大综艺公司的女业务经理陈慧贞小姐，斯文地坐在监视器旁，用职业的眼光审视着屏幕。主摄像还是冯际庆老师，全神贯注的。现场导演我不认识，其他几位摄像脸孔也陌生。 没有看到什么不起眼的空位子，我便用最轻的脚步，沿墙边走上又陡又窄的铁板楼梯。从下往上数的第八级台阶比上下两层都略高一点，不熟悉的人很容易在这儿踩出响声，还曾有一位技术员在这儿绊过一跤，摔得不轻，还好，这些我都记得。 一分钟后，我就站在了控制室外的平台上。倚着栏杆，没有任何东西挡住我的视线，那下边白花花的灯光里，曾经站着我自己。 那是一个神差鬼使走上电视的大学生。 那是一九九○年，我二十一岁，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读四年级。出于未来工作考虑，主修国际经济。每门功课都还学得不错，一直排在年级的前几名，特别是口语，几年中保持全优。大概有一定组织能力，人缘也不错，所以被选为系学生会副主席，业余加入了学院话剧团，曾在英语汇演中得过最佳女演员的称号，演的是一个研究心理分析走火入魔，终于幡然醒悟的英国妇人，也曾在一些校级演出中担任过主持——其实谈不上主持，只是报幕而已。这些对我后来做电视主持人都有帮助。自从我走上电视，也有不少节目依照我“成功”经验，专门到外语学院去找大学生做主持人。理由是，一来大学教育保证了良好的知识基础，二来语言教育，特别是口语训练使这些学生具备了出色的表达能力，三来学外语的学生，眼界比较开阔，气质也比较现代。这些理由都成立，但是还有不少制片人和导演说：“很难找到第二个杨澜。” 人，毕竟不是产品，靠设定程序的流水线是出不来的。赵忠祥老师是高中毕业后直接被选入电视台做播音员的，今天，有谁能够重复他的轨迹？不说主持，单是给《动物世界》配音，有哪个人能做到像他那样出神入化？又有谁能说那只是发音吐字的训练结果呢？ 给主持人灵魂的是他自己的内心世界，主持人不仅与观众分享荧屏时间，而且分享内心感受和思想。任何其他的素质与此相比，只是技巧而已。 而每个人的内心世界，该有多大的区别！ 我的大学生活的真正的馈赠，是它给了我丰富的思想和情感的材料。 当时，校图书馆是我的精神家园。我心中的英雄是罗曼·罗兰笔下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他是我的偶像：一个真实的人，像火一样渴望美和爱情，无论任何险恶的遭遇都不能阻止他追随心中不泯的理想。我在心中一边崇拜他生命的狂野和坚韧，一边又脱不开传统文化中中庸端庄一类的观念。那是个各种思想杂乱并列的年纪，是认真地思考，也认真地痛苦着的年纪。但归根到底，是个相信至爱至纯的理想主义时代，瞧不起功利，相信不懈的努力就会带来成功，相信最大的成功不是世俗的承认，而是品尝人生的一切，最后达到心灵的安详。这么多年后，我基本还是这样一个人。不是说我做到了这些，而是说我还是坚信这些。这是件幸运的事，我希望今生都能如此。 我爱旅游，理想之一是周游世界，搞明白这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也是在大学时代养成的癖好。记得当时省下奖学金和勤工俭学的几百元钱，要和一位女同学一起去武夷山。父母不答应，说两个女孩子，出门太危险。于是我抬出这位同学在合肥的亲戚，说他可以陪同我们上黄山（有亲戚是真，但到了黄山脚下，还是只剩我们两个人）。软磨硬泡，终于说动了父母。当我们坐上南下的火车，那个高兴劲啊，真是难以形容！一天一夜的火车，坐硬座，脚下还睡了人。大热天，车窗开着，结果弄了一脸的灰烟和煤烟，极脏。车厢里混合了汗臭、烤鸡和香烟的味道，今天想起来似乎无法忍受，但当时我是怎样地感到自由和快活！出门在外，凡事都要拿出成熟老练的派头，遇到其他学校的男生过来套近乎，我们俩保持矜持，一副“见得多了”的模样；住十个人一间的旅馆，随身物品牢牢地看紧，决不给小偷钻空子。当时觉得自己够成熟，今天回过头看当时的照片，不禁笑出声来：那张娃娃脸，简直像个中学生，又能瞒得过谁了？ 古寺陈碑、名楼故亭，对我的吸引都不大，我偏爱纯天然的景致。如果是山，便希望在不太危险的情况下，手脚并用地攀援——因为我是属猴的嘛。 就这样不歇脚地上了黄山天都峰，又一惊一咋地过了险要的鲫鱼背，那遮天蔽日的大雾便重重围住了我们。它调皮地与我们游戏：我们进一步，它就退一步，但不多，仅仅一步而已，留给我们的永远是三五米的空间。这其间的竹叶绿得逼眼，每一片都有生命；湿了翅膀的小虫在坠着雨露的草叶上爬行，像喝醉了酒似的；在看不见的枝头，有鸟儿在断断续续地鸣唱，它们是我们不甘寂寞的朋友；山水哗哗地从脚下的石板缝中淌过，却不知它流到哪里去了；或许是刚刚经过的瀑布？那是什么声音，清脆而铿锵，一板一眼，从不乱了节奏，如音乐。那是开山人凿石阶的叮当声，在我们的前方，又好像在上方。声音越来越近，又越来越远了。还是瞧不见人，竟也不以为憾。 只见浓浓淡淡的雾。 我心如洗。 我拚命吸取这湿漉漉的绿色，积攒着，好留给某个干燥枯败的日子。 黄山之行在我年轻的头脑中产生的震撼是巨大的。在按部就班的半封闭的校园里长到二十岁，我才第一次认识到世界的博大，自然的神奇。从书本上读来的那些儒、道、释的学说，全被黄山夏季的雨雾淋染得湿润而丰厚，再不是干巴巴的铅字了。那也是我第一次深切地意识到，至高的智慧不是头脑的逻辑，而是心灵与自然的和谐。天人合一的观念从此深深地植根于我的生命。 身边的游客行色匆匆。不少人旅游的目的仿佛就是按旅游图登上每一座名峰，然后抱着历朝历代的碑文偶像，拍一堆纪念照。我看到无数双茫然而空洞的眼睛，也看到无数被丢弃在名胜处的果皮、饮料袋。想到黄山仅仅成为许多人相集中的一个粗略的背景，我当时有说不出的愤慨与悲哀。然而黄山的雾水安慰着我，告诉我它千万年来所经历的岂止是愚昧和麻木。我被它的泰然自若的气质所倾倒，感动得眼泪夺眶而出。 黄山之行，安全正点，使我在父母面前挣足了资本。以后再出外旅游，他们就不再阻拦了。第二个暑假，我去了海边。如果说山给了我去征服的欲望，那么海让我感到了自身的渺小。二十一岁，一个多愁善感的年纪，在夜风中独坐在海边乱石上，听拍碎的涛声，看摇曳的灯影，想着想不明白的心事，问着答不清楚的问题。希望有壮阔的一生，豪迈的情人，又隐隐地害怕风浪，感叹人生的难以驾驭。认定未来就像这夜海，诱人而不可测。就这样忽而豪情满怀，忽而悲天悯人，绝对的小资产阶级情调。怎么会想到五年后，我跨过了世界最宽的大洋，在地球的另一端找到了心中的爱情，设计了事业的新航线？ 临近毕业，同学们纷纷开始找工作。中外合资的长城饭店的市场销售部看中我的能力和成绩，决定聘用我。如果没有一个意外的机会，今天的我恐怕已经做了什么大饭店的什么经理，带着职业的微笑，坐在一张办公桌后边了。 然而，我偏偏遇上了一个走上电视荧屏的机会。 意外的机会 这个机会，便是泰国正大集团结束了与几个地方台的合作，转与中央电视台共同制作《正大综艺》。双方决定要挑选一位有大学经历的女学生做主持人。当导演辛少英来到北京外国语大学选人时，我被系里推荐去应试。同去的有三十多人。辛少英开门见山地说，她希望找一个“新面孔”，最好是纯情一点的。接着，就让每位到场的同学都说几句话，大概算是面试。轮到我，我简单地介绍了自己几句，然后说“电视台为什么一找女主持人，就要纯情型的？我们缺少的是干练的职业妇女形象”。后来小辛说她当初并没有觉得我的容貌特别出众，但这句话说明我是有思想的。于是几天后，我接到通知去中央电视台试镜，生平第一次走进那个有武警守卫的大门。 当我走进化妆间，那里已经挤了一屋子人，少说也有五十多人，据说这只是第一批。大多数女孩子是戏剧学院或广播学院的学生，不断听她们谈起演电视剧的经历，如何找到“镜头感”等等。有一位演播室的技术员从我们中间走过，听见他冲着对面的什么人喊了一句：“哟，美女如云嘛。”我认为他在说一件与自己不相干的事，看看人家，都比我漂亮，“来看看电视台就挺好的。”我这样安慰自己。 没有抱什么希望，但也不能给学校丢脸。轮到我走进演播室的时候，我就是这么想的。就这样走进灯光的中央，站到了摄像机前。奇怪，我一点也不紧张。 我至今还保存着那盘录像带，我第一次试镜头的录像带。按行话，我当时完全没有镜头感。面试时，脸一直侧向提问的导演，以至于最后导演让我把另一侧面颊转向摄像机，大概是要看看我长得是否对称。后来导演告诉我，说我的屏幕形象特纯情，特自然——你瞧，我巴望着成为职业妇女，结果还是落入了纯情少女的框框。 记得导演当时让我复述一个希腊神话，讲的是智慧女神雅典娜与海神波塞冬争夺雅典城的守护权。波塞冬为了显示武功，奋力把三叉戟投向山丘；雅典娜却只轻轻盈盈地递过去一根橄榄枝，就赢得了众神的青睐，把雅典城交给了她。 说到这儿，谈几句题外话。一九九五年夏天，我有机会去希腊旅行。在雅典城内，游览了雅典娜神庙，也到城郊，参观了临海悬崖上的波塞冬神庙。对比两者，波塞冬神庙虽然不及雅典娜神庙富丽恢宏，却一点儿也不寒伧。十几根残留的石柱展示着不二的尊严，它逼临爱琴海，傲视苍穹，占据了远近的制高点。我过去曾对夺标失败的波塞冬颇为同情，但此时我感到：雅典娜被供在卫城的香火里，倒远不如波塞冬，闲居郊野，呼吸着新鲜的海风来得自由自在。胜败荣辱，得失去留，又有谁能以一朝成败而定呢？如同塞翁失马的故事，我得到的这个意外的机会，对我究竟是福是祸，现在还常常让我茫然呢。 不论是福是祸，总之第二天我又被叫去试镜：据说是全组导演都觉得我不错，想再看看我的表现是否稳定。有二就有三，此后竟连续试了五次。随着试镜的人越来越少，我的心情也越来越紧张，等待比失败更让人心焦。每次走进电视台的大门，我都抬头望一望这座淡绿色、谈不上漂亮的大楼，问自己：这里真有属于我的一块天地吗？ 终于有一天，我沉不住气了，问一位导演：“这么吊着真不是滋味，什么时候定人选呀？”他迟疑了一会儿，好像有点为难。最后，大概是一段时期的相处让他感到应该让我知道实情，他终于告诉我：目前人选中我是最佳的，但是有人说我还不够漂亮，所以剧组决定在电视周报上登一次广告，从社会上公开再挑选一次。 “漂亮？又不是选美。”我心里其实挺不服。同时，也挺酸溜溜的。回家照了半天镜子，不断问妈妈：“人家是不是嫌我眼睛不够大？或者我不够苗条？”妈妈说：“澜澜，该是你的，就不会是别人的；是别人的，你抢来做什么？”在一旁的爸爸插上一句：“你爸爸一辈子想胖也胖不起来，你妈妈也只有八十多斤，你还用减肥？”我笑了。 我的父母，真是最好的。 一个星期之后，我被领进了中央电视台的外宾接待室，里面坐了不少人，以后才知道他们都是电视台的主管节目的领导：有洪民生副台长，几个部门的主任，正大集团方面的制片人、导演等等。还有已经敲定的男主持人姜昆。除我之外，另有一位的确非常漂亮的女孩站在一边。我明白，这是一场三堂会审，也是最后的选择。我的好胜心一下子被激起来，几天来的焦躁、委屈，都化成了倔强：“你们早以为我不够漂亮，干嘛不早说呀？电视台是了不起，但也不能把别人的时间都不当一回事呀！即使今天你们不选我，我也要证明我的素质。” 这次考试的两个题目是：一，你将如何做这个节目的主持人；二，介绍一下你自己。准备时间：五分钟。 我是这么开始的：“我认为主持人的首要标准不应是容貌，而是要看他是不是有强烈的与观众沟通的愿望。我希望做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因为我特别喜欢旅游。人与大自然相近相亲的快感是无与伦比的，我要把这些感受讲给观众听。……” 介绍自己时，我说：“父母给我起‘澜’为名，就是祝愿一个女孩子能有海一样开阔的胸襟，自强、自立。我相信自己能做到这点。……” 我的情绪很激动，一个人站在屋子正中，好像是说给评委们听的，也好像是说给自己听的。一口气讲了半个小时，没有一点儿文字参考。说完后，我感到屋子里非常安静。今天看来，按气功的说法，是我的气场把他们“罩”住了。出门的时候，我感到浑身一阵轻松：“反正我把该说的都说了，剩下的事该由你们去操心了。” 当他们再次把我叫进那个房间，告诉我，他们已决定由我与姜昆搭档担任《正大综艺》的主持人时，我一点也不惊讶。 这个机会，就是我的。 《正大综艺》，你好吗？ 纽约。从我住的四十层的高楼向外看，窗外的灯光伸展在墨蓝色的夜空里，勾勒出街道和大厦的轮廓，紧凑却不拥挤，深远而又开阔。不见了冷冰冰的钢筋水泥，只留下点点温暖的颜色，悬浮在视线里。 正如我的回忆，跃出时间的帷幕，然后就不肯离去。 那个从化妆室匆匆出来，一路小跑着进了演播室的女主持人就是我吗？那间宽敞的演播室里铺着玻璃地板，穿高跟鞋走在上边，有特别清脆的响声，在开机前的寂静里，几乎让人尴尬。接着，片头音乐响起来，节奏很快，像敲鼓，搞得我的心也怦怦直跳。身边赵老师不动声色，轻声说一句：“情绪再饱满点儿。”我稳住神，挺了挺腰板。腰真酸，这样每天站五六个钟头录像，已是连续第五天了。 音乐戛然而止。热烈的掌声。我的精神为之一振。对面坐着二百位我的客人，穿着统一的t恤衫，上面印着节目的名字，让我首先欢迎他们吧——“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大综艺》。” 《正大综艺》，我的老朋友，久违了。我们曾经共处四年，使我成为你任职最长的主持人。是你让我爱上了电视这一行；为了电视这一行，我又离开了你，飞到地球的另一边，重新做起了学生。有人说我聪明，有人为我可惜，而你是应该了解我的，这个选择是我事业的必然，人生的必然，几乎不需要得到更多人的肯定。对于这一选择，我是不假掩饰地感到骄傲的。屈指算来，离开你已经有两年了，《正大综艺》，你好吗？ 当我取出母亲为我翻录的从第一期到第二百期的《正大综艺》录像带，看到那个最熟悉而又最陌生的“我”，我突然有了表达的冲动。那个因第一次上电视而不知该往哪儿看的女学生，是多么幼稚，却又多么认真！身上穿的还是从导演那几借来的连衣裙。姜昆、戴宗显、赵忠祥，我的搭档们都是我称为“老师”的人，却又与我建立了朋友的关系。如果没有他们的提携，我的那点薄薄的天分何以在短短几年中造就了所谓的“成功”？还有同一个办公室的永远忙碌的同事们，我们曾一起看素材，写稿子，搬磁带，接电话，遇到有精神不太正常的男人打电话来，要“找杨澜谈谈”，同事们总是很果断地冲我摆摆手，叫我别出声，然后很有派头地对那人说：”杨澜不在，我是她的上级，有什么事就跟我谈吧。”在办公室的一角永远有一箱方便面。直到现在，我一看见方便面就恶心——那时候吃得太多了。隔壁的《动物世界》组，有一张单人行军床。每到录像期间，同事们就把它让给我，好让我中午打个瞌睡，而他们，都睡在拼合的椅子上——我的那间温暖的办公室已经变样了吧？我的那张办公桌，是不是已经分配给了新来的实习生？在向《正大综艺》告别的时候，赵忠祥老师一再叮嘱我：“咱们别伤感，要有洒脱的心态。”我们力争在主持第二百期时把一切离别之情加以淡化，但我在现场 还是哽咽了：因为曾经与《正大综艺》共担荣辱，因为曾经尝过酸甜苦辣、人情世故而忽生了由衷的人生感喟。 《正大综艺》，已经永远地留在了我的人生里，抹也抹不去。它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却没有改变我的个性。相反，它让我更清楚地知道了我想做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事，为了这些，我感谢《正大综艺》。我既不以它带给我的荣誉而满足，也不因我过去的稚气而羞愧。这是我社会人生的起步， 是我事业的开始。我曾经全身心地投入过，而且过得很充实。关于它，我还有很多话要告诉观众，告诉自己，那些荧屏后的故事。 于是，我开始了与那个过去的自己的对话，用的是舒服的方块字，陪伴我的是纽约冬季的灯光。 启蒙老师姜昆 我的生日在三月底。一九九○年，我刚过二十二岁生日，《中国电视周报》在头版登出了《正大综艺》即将开播的消息。关于主持人，只有一句话：“这个节目将由著名相声演员姜昆和初登荧屏的杨澜主持，”接下来的星期六，我出现在中国几亿电视观众面前。播出的时候，我正坐在家里的沙发上，听见片头的音乐，手里捏出了冷汗。那是我生平最紧张的一次。周围的一切都模糊不清，爸爸妈妈说了些什么也听不见，只有电视、电视、电视…… 一个人有机会审视自己，是件很特别的事，甚至感到不可思议：在恍惚之中似乎有了时空的倒转，不由会对自己产生从未有过的兴趣。我知道不少人喜欢照镜子，或反复看自己的照片，而现在家庭录像机的普及也使这种奇特的感受进一步得到满足。但是，如果对效果毫无把握，而且对自己的第一次审视是与几亿人同时进行的，再自信的人也会心慌。 这就是我第一次坐在电视机前，等待自己出现时的心情。 我从未发现自己有那么多小毛病。比如，眨眼太多。 连姜昆都发现了。 节目播出后的一天，他在电梯里对我说：“杨澜，电视会把你的一切毛病放大，所以你得学会控制自己的形体，特别是眨眼的习惯要改改。从现在到演播室这一段路上，你强迫自己一次都不眨眼试试。” 我很听话。 一路上果真圆睁双目，不敢让上下眼皮有任何接触。五分钟的路程在我看来足有半个小时。我浑身冒汗，眼睛发酸，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当电视主持人真是活受罪。”我在心里诅咒着。更要命的是旁边姜昆还时刻“监视”着我。“坚持住！别眨！”——还让不让人活了？！——但我知道他是为我好。我就这样走上了电视，做起了节目主持人。一开始，我认为这是个意外，但不久我就明白了：命中注定我就是干这一行的。 最先跟我这么说的是姜昆。 那时，我的心理压力大极了。毕竟从未经过任何专业训练哇，就这么往上冲，行吗？第一次录像就一口气录十三集（这个数也有点不吉利）。我把家里的衣柜翻了个里朝外，也凑不出几套能上镜头的衣服。向台里申请置装费，被抢白了一句：“中央电视台是个什么地方，有多少人倒贴钱都愿意，就为出个镜头。”幸好，热心的女编导们把自己的衣服都拿来给我挑，碰巧我们的身材又差不多，真帮了我的大忙。接下来的大问题是我总怕摄像机：那些黑乎乎的大东西，怎么看就怎么别扭，对它们怎么有感情？怎么说话？一看它们，连台词都忘了。有一次，一位摄像师扛着流动摄像机走到我面前，想给我一个特写。我下意识地一下把头转向一边，弄得那位老兄莫名其妙：“别人都抢镜头，这个女孩子怎么躲呀？” 我心灰极了，心想：早知道自己这么怕镜头，还不如把这个位置让给别人呢。那些没选上的人，看我这么糟蹋了一个好机会，肯定气死了。有一天与姜昆讨论串联词时，我谈起这个苦恼，他突然打断我说：“看着我。”我一愣，以为他又要说什么笑话了，就盯着他问：“这么严肃？领导要找我谈话？”他也不回答，问：“你觉得这么面对面与我说话有问题吗？”“没有啊！”“如果摄像机离你这么近，你能不能照现在这样说话？”——好像可以。可以。 心理的障碍就是一层纸，捅破了没什么稀奇。 从那以后，我真的不那么怕镜头了，甚至觉得过去的恐惧完全没有道理。 姜昆告诉我：”你有天分，干电视这行干对了。” 是吗？我可有点不相信。 《正大综艺》刚播出，观众来信就像雪片似地飞来了。我从小没听过那么极端的赞美，也没有受过那么直截了当的批评。我虽然不会因为接到几封表扬信就沾沾自喜，但是被人家评头论足却真有点受不了，往往会因为一封批评信而沮丧一天。一会儿，有人来信说我笑得不够；一会儿，又有人来信说我笑得太多，一会儿，他们要求我多一点幽默，一会儿，又要求我别忘了东方女性的含蓄端庄。而我是多么希望满足每一个人的标准！我自问：“我到底有没有天分？” 姜昆则问“你有没有勇气做你自己？”作为名人，姜昆有难得的平常心，总是说实实在在的大白话。某种场合下大实话会得罪人，于是他就用俏皮话接上去。大家哈哈一笑。一琢磨，他说的还是大实话。这样的功夫让我颇为羡慕，可惜适合女孩子的幽默实在太有限了。所以我选择说老实话，或者干脆什么也不说。对于老师的提问，做学生的本能是如实相报。 我说：“有时有，有时还缺点儿。观众的批评总不能置若罔闻吧？”姜昆说：“你首先应该放弃想讨好所有的人的想法。先做你自己，然后再考虑那些批评到底有没有价值。有些人眼中的你的缺点，恰恰就是你的特点。中国看过的从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人太多了，你别迫不及待地再去加入那个行列。” 别看姜昆给人的形象似乎是满口的笑话，他认真起来却一点也不含糊。而赵忠祥呢？给人的印象是持重、厚道，不苟言笑，一般人想不到他讲起故事来，能笑翻一个办公室。主持电视节目几年后的今天，我已经接触了不少我在学生时代曾经仰视过的名人，说实话，有些人走近后，并不那么可爱。而姜昆和赵忠祥，一直是我尊敬的师长，不仅因为他们对我以诚相待，无私地给予我提携，也是因为我看到了他们艺术功底的深厚：一个玩笑中带着犀利，一个深沉中带着幽默，于是他们的玩笑和深沉都变得不同凡响。而我呢，至今还是个很表面化的人，好在还年轻，路长着呢。 但我永远会记得，当我摇摇晃晃地走上主持之路的时候，在岔道口，姜昆带着我，走了一条正路。对此，我心存感激。 应该说，在《正大综艺》的头一年里，姜昆比我承担了更多的压力。我是新人，观众总是抱着比较宽容的心态来看我。主持得有进步，大家都忙不迭地鼓励；主持得不好了，大家反而去怪姜昆没有控制场面。有时我只顾把自己的话说完，而考虑不到为姜昆打铺垫；说惯相声的他，没有捧逗的，怎么抖包袱？但姜昆从没有埋怨过什么。他很洒脱：“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三五年。”（这两句诗是从清代诗人赵翼的一首《论诗五绝》诗中的“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里演绎出来的。目前演艺圈新旧交替周期缩短，于是这句话又成为“各领风骚三五月”了，以特指某些明星因一剧一曲火爆，却没有潜力继续发展了。）他认为，这是艺术规律，而观众对成名艺术家的苛刻，则是有目共睹的。当姜昆因为行政事务繁忙（他当时任中国广播说唱团团长），一年后辞去《正大综艺》主持人的位置时，我茫然了。 制片人告诉我剧组将为我另配一名主持人。那时我在大庆实习锻炼（大学毕业后我们被要求下到基层工作一年），当我风尘仆仆回到北京时，又听说剧组决定采用两组主持人，一组由方舒、方卉姐妹组成，另一组呢，则物色了第二外国语学院的戴宗显教授与我搭档。希望通过一个”试用期”，最后敲定其中的一组。这样的决定对我来说是意外的。但年轻气盛的我毕竟懂得那不是生事的时候，而是埋头努力的关头。实际上，那段时间我一下子成熟了不少。戴教授在学校是位以口才著称的学者，但在电视主持上，他还没有任何经验，导演固然想发挥他学识渊博的长处，但实在也难为了他。而我呢，从过去的小学徒，转眼要“辅导”别人，天知道有多苦恼。独自一人时，我哭过，不止一次哭过。但我的倔劲儿又被激了起来：怨天尤人有什么出息？路，不是别人铺出来的，是靠自己走出来的。正是从那时开始，我坚持自己写稿，而且主动承担起调动观众情绪的责任，比如在录像前，跟观众聊天，讲笑话等等，过去，这全是姜昆的“活儿”。那时姜昆送了我一幅字，是他自撰的打油诗，可惜写这篇文章时，那幅字静静地躺在我的北京的家里，不能抄在这里。大概的意思是：天下有不尽的烦恼。哭哭笑笑，才是人生，你只要记住自己的本分，就好了。而他的一番心意，尽在不言中了。 良师益友赵忠祥 跟赵忠祥老师第一次见面，是我刚刚入选《正大综艺》的时候。当我知道我将和这位著名的播音员兼主持人在同一间办公室上班时，那种神秘感和新奇感不亚于第一次出镜头。荧屏下的赵忠祥穿戴很平常：一条布裤子，一件半新的t恤衫——几年后的现在，他还时常穿那件t恤衫，惹得同事们善意地笑他：“老赵，攒钱给儿子娶媳妇呀？”他憨憨地一笑：“你们年轻人，多打扮打扮。”因为他的宽厚善良，小辈们都称他为“赵大叔”。 我当然极想给这位前辈留个好印象，但又不愿冒昧地多言多语，让人家反感，于是站起身，很恭敬地打了招呼。老赵也很客气：“你就是新来的主持人吗？”“是。请赵老师多指教。”“别客气。该说的我会说的。好好干吧，”说完，他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前，开始整理已经堆成一摞的信件。 与赵老师的第一次接触就这么简单，可以说完全是客套。我相信自己没有给他留下任何印象：电视台天天进进出出的女孩子，实在太多了。再说自己嘴也不甜。 过了几天，快下班的时候，我见赵老师似乎没有什么要紧事在做，就鼓足勇气征求他对我主持的意见。大概见我诚恳，赵老师直截了当地说：“中国人嘛，首先要讲礼貌，几千年的礼仪之邦嘛。你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怎么可以在节目中对年长的来宾直呼其名呢？”其实我有自己的苦衷：当时制片人明确告诉我不要用“先生”、“小姐”之类的称呼。遇到陈强、田华等老前辈，称他们“同志”吧，似乎有点过于严肃，不太适合综艺节目的氛围；“先生”、“女士”又不许用；叫“老师”吧，我又不是学表演的，哪儿来的师生关系？总不能叫“叔叔”、“阿姨”吧。情急之下，就只好直呼其名了，自己也非常别扭。但没想到这回赵老师一点也不客套，当着办公室同事们的面指出这一点。我的脸腾地红了，用很低的声音把理由说了。没想到赵老师一点也不同情：“别人让你别叫你就不叫了？损坏的是你自己的形象。 有很多事情，内情人可以原谅你，但观众不会，节目是最后的标准，你不能跟观众说：我的工作有多辛苦，多不容易。‘没有功劳有苦劳’的说法，在电视这行行不通。” 《正大综艺》往往是集中录像，通常是一周录十几集，最多达到八天录了二十四集。这意味着一个缺憾会在电视上呆上几个月。就拿称呼的问题来说吧，虽然在节目开播后的第三个星期，赵老师就指出了这一点，但在这以后的十周内，观众还是看到我在电视上没大没小的。每周看《正大综艺》，都成了我的一种负担，真想变成鸵鸟，把头埋到沙子里去。这样的录像方式对我这个新手，的确是很不利的，很难及时发现问题及时纠正。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也锻炼了我。那些缺点被重复得越多，给我的教训就越深刻。等到下一次录像，我真会使出全身解数，恨不得脱胎换骨。 这样高强度的集中录像，到了最后几天，简直就成了疲劳战。特别是主持人每天早晨八点钟要开始化妆，晚上还要讨论第二天的稿子，一天五六个小时站在强光下，要保持亢奋的状态，还要随时准备临场发挥，体力上脑力上的负担都很重。有时想不出什么好点子，似乎总有一个声音在说：“算了吧，这集就凑合吧。”但是剧组的同事们不甘心这样，我也不甘心这样，因为“没有功劳有苦劳”的说法，在电视这本字典里是不存在的。我们一时的马虎，到了观众那儿，就是几亿人的失望。 话说回来，我虽然从心里感谢赵老师对我的批评，但也有点儿灰心：这下，这位赵老师对我的印象肯定坏透了。以后见到他，竟有些怕起来。 一九九○年八月，《正大综艺》开播后的第五个月，我大学毕业后被正式分配到中央电视台国际部工作。我申请做编导而不是专职播音员。而我参与制作的第一个系列节目是《我们亚洲》。这是当时为配合亚运会制作的每集十五分钟的纪录短片，每天在《新闻联播》后播出一集，内容是介绍一个亚洲国家的概况。组里的编辑们信任我，让我试着写第一集《亚洲概述》的稿子。我采用了抒情散文的风格，借鉴了但丁《神曲》的开篇的意境。记得我写的第一句话是：“苍茫乾坤，日起东方。”当时，担任这部系列片配音的是赵老师。他读了这篇稿子后，很高兴地走过来对我说：“这是你写的稿子吗？写得不错，孺子可教也。好！好！”事后，他对我说，主持人的语言功底至关重要，而语言功底的根本在于写作。不少主持人请教他如何树立电视形象等等，都是舍本求末的做法。一离开别人的稿子就说不出一句整齐的话来的主待人，是没有前途的。 “你是块干主持人的料。” 赵老师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 一九九一年八月，面对前三个月两班主持人马并不成功的试用期，国际部决定请赵老师出马，与我一起担任《正大综艺》的主持。老赵迟疑之下，终于答应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而我将有这样一位“大叔”作靠山，心里也踏实了不少。一年多的主持经验使我多少有了长进，观众也对我抱着肯定的态度，按电视圈中人的评价，我算是已经站住了脚跟。但如何进一步发展，我心里没底。”跟着赵老师学，一定没错。”我这么想，于是在工作上也格外卖力气。 对于主持，我一直抱着学生的态度：凡事查阅资料，力求全面准确，北京图书馆是我周末常去的地方。到了那儿，我才发现目前国内介绍海外的大众型的资料常局限于人口、地理、历史、宗教等枯燥的数字与史实，可读性不强，在电视上说出来就更是味同嚼蜡。还好，我的英语背景派上了用场，图书馆有关世界各地的旅游方面的英语参考书，我几乎全看过，不同的百科全书也是我经常查阅的资料。观众反映我知识面比较宽，这其中固然有在学校打下的基础，每次录像前的资料收集更帮了不少忙，但这一番苦功也有负面作用：我总想把这些查找来的资料都用在节目里，所谓“敝帚自珍”吧，以至于把串联词搞得很像档案馆。赵老师认为，这样掉书袋会使节目缺乏活力，他力主多讲个人经历，多一些真情实感。 比如在河南录制《正大综艺》时，他大谈与河南的渊源——原来这里曾是他下干校锻炼的地方。当年他是连队的养猪员。说起养猪起圈，他津津乐道：“那时候，猪是连队的主要财产之一，把这份工作交给我，那是领导多大的信任哪！”老赵讲得起劲儿，观众听得入迷，这样的主持，简直就是与朋友聊天，真是一种享受。我服了：信息不仅是指硬性的数字，也包括感情的交流。感情所负载的信息量更直接，更能打动人心。我这个总想把凡事上升到理性的年轻人，在与赵老师的合作中知道了返璞归真的魅力。今天的我阅历浅薄，还做不到这一步，但起码明白了这是一种目标和水准。 在与赵老师的交往中，我了解了更多的他的个人经历。“文革”中他一度成了审查对象，被终止了播音工作，不能与妻子团聚，几乎隔离式地独自伺弄着十几头猪。除了养好猪，还能有什么其他更好的精神排解吗？夜晚，望着星光闪烁的天空，自称“虽非栋梁材，亦非寻常木”的他如何设想自己的未来，或者敢有什么设想吗？二十几年后的今天，他成了公认的权威，受到全国观众的尊敬和信任。但他并不是人们传说中的中央电视台的台长，甚至连组长都不是。有时，他似乎只是位普通的中年人：一丝不苟地工作，谨慎小心地处世。那是一代人的生存哲学，与他们年轻时所经历的多种运动，特别是宣传机关格外复杂的风风雨雨，紧密相关。我开始理解这位赵老师了：发这些直白的感叹又有什么意思？还是多谈谈生活中美好的一面，继续讲养猪的故事吧——那些猪长得真壮啊！ 自嘲，是老赵和我特别喜欢的幽默方式。有一次，国际象棋冠军谢军来做嘉宾，介绍她时，我开玩笑说：“谢军这么聪明，大概是因为脑袋特别大，容量也就大，”转身看到赵老师，我发现他的脑袋也不小。老赵嘿嘿一笑，说了一句：“脑袋大，里面东西的质量可不一样。” 赵老师为人宽厚，有时候我这个小辈开他几句玩笑，他也不介意。一次去内蒙古拍外景，有一组他与我骑马的镜头，他偷偷把自己的马缰绳塞到我手中，说：“杨澜，抓牢点儿。我太沉，这马已经有点儿不太乐意了，万一它走着走着突然撒开腿跑起来，我这把老骨头岂不要被摔散了吗？”这时摄像师已把镜头对准了我们，赵老师没事儿人似的，神态自若地看看蓝天、草原，指指点点，好像非常悠闲自得的样子。我当时差点笑出声来。于是，在演播室录像时，我便故意开个玩笑，请他向现场观众谈谈骑马的感受。赵老师也真诚实，老老实实地说：“我当时看见了这么美的景色，想起马玉涛唱过的‘马儿哎，你慢些走，慢些走’，我怕摔下来，所以心里直央求那马：‘马儿哎，你可要再慢些走，再慢些走啊’。” 减肥，是个时髦的话题，我们主持《正大综艺》时也常提起它。每当这时，体型微胖的赵老师总少不了自我检讨两句，说自己不常锻炼，又经不起美食的诱惑等等。有一次，他给观众讲了个故事，说的是有一个人终于下决心减肥，便向医生请教方法。医生说：“这个好办，一天只吃两片面包就行了。”过了几天，这个人又跑去找医生，问：“您说的两片面包，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啊？”我和观众们听了这个故事，当场笑弯了腰，连摄像师们也合不拢嘴。我转身看赵老师，他倒绷得住，一脸诚恳迷惑的神情，好像进入了角色。我不禁更加佩服这位搭档，当下建议他以后可改说相声。不过，他的冷面滑稽究竟误导了一些观众。不久，赵老师收到了一封观众来信，那位观众一本正经地请教他：“您的故事还没说完呢。那两片面包到底应该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啊？”——我们哭笑不得，不知道这位仁兄是真的没有幽默感呢，还是借这封信来使整个故事更幽默呢？ 赵老师说起吃，总是津津乐道的，不过，在自嘲之外，他却另有深意。他如数家珍般地道尽老北京的小吃，是想让讲究“美食文化”的人们别只把眼睛放在引进各式“洋餐”上，还要注意继承、发扬民族的传统食品，并推而广之，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我记得一百九十九期《正大综艺》是从赵老师抖空竹开场的。这木制的小玩艺儿，是他少年时代最喜爱的游戏之一。当年，抛出长线，抖响空竹，是他与小伙伴们每年春天必行的“仪式”。现在的市场上已寻不见这样的老式玩具，为了录像需要，赵老师坚持要找一个空竹。他说：“不是我怀旧，而是想说明：好些民间的玩艺儿应该保留下去。 今天的孩子们有各种昂贵的玩具，但孩提时代的快乐是花钱买不来的。我更希望孩子们在大好春光里到户外去，抖抖空竹，放放风筝，和大自然多亲近亲近，而不是躲在房间里玩电子游戏机。”最终，制片人在一个杂技团里借到了一只空竹，它已经裂开了一条大缝，大家只好用透明胶带把它勉强“包扎”起来，并一再嘱咐赵老师：“您可别抖得太狠了，不然就散架了。”赵老师痛惜地摇了摇头，对我说：“再过几年，恐怕连杂技团都没有这样的玩艺儿了。” 赵老师常对我说：“一个中国的主持人，如果不热爱、不了解自己国家的文化，那是很可悲的。” 我非常钦佩赵老师的古文功底。唐诗宋词，乃至《说文解字》中的一些段落，他可信手拈来，且用得恰到好处，而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些思想也根深蒂固地植于他的生活之中。他曾抄录给我宝光寺内一副对联：“世外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实际上，宽厚待人，不恃才自傲，正是他的处世准则。 要知道，主持人这一行中，为争出风头，或为区区排名之类的小事，明争暗斗的不少。有经验的主持人都分得清舞台上哪个位置的光线漂亮，哪个摄像机机位正，哪个麦克风混响好，而有些人专在这些事上动小脑筋。赵老师却从不计较，而且不忘提携我们这些小辈，带动相互配合的团体精神。比如主持一些大型活动时，有的主持人声音宏亮，而我没有经过发声训练，如果一味地跟着别人一起“喊”，声音就会很难听，而且嗓子一会儿就会暗哑。每到这种时候，赵老师总是一边请其他主持人略微把“调子”降下来一点儿，一边纠正我的发音方法，还会关照音响师把个人的音量、音频等加以协调。 在与赵老师搭档主持《正大综艺》两年半的时间里，我从这位“大叔”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我明白了，要确立一个主持人的形象，相貌气质固然重要，知识储备、头脑灵活固然关键，但最要紧的是内心的修养和人格的健全。 蒋子龙先生写过一篇短文，说赵忠祥与我的组合开辟了“老少搭档”的模式。说这样的组合亦庄亦谐，相得益彰，保证了最大限度的观众群。我认为他说的很有道理。但有一点，他没有提到，就是为什么两个经历、形象上有很大反差的人能很快地达成默契与和谐呢？ 说起来，也不神秘。我个人认为，原因在于我与赵老师在人生及处世上有许多不谋而合之处。比如，我们都相信生活应该是积极认真的，真善美终究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虽然社会中有不少阴暗面，但这不应成为我们怀疑一切、消极颓废的理由；我们也相信，踏踏实实的努力才是成功的捷径，投机取巧或许能换来一时的荣耀，但终究经不起时间的考验。赵老师喜欢看武侠小说，带动我也成了金庸迷。扎实稳健、厚积薄发的“少林、武当”型的正派功夫，常使我们向往，撒毒药、放暗器之流的邪门法术，会让我们皱眉。或许，这样的喜恶之情，正是我们追求主持风格时所持的态度？ 台上台下，我都称赵忠祥为“赵老师”，这是极自然的称呼。虽然如今“老师”的称呼泛滥，几乎成为电视中对长者的普遍尊称，但在严格意义上，赵老师的确是我的师长，这是不容置疑的；不，应该说是良师益友才更准确。 此刻，赵老师在做什么呢？是被请去筹划新的节目，还是偷得片刻闲暇，在家铺纸泼墨，画他最拿手的小毛驴？ 泪洒蒙特卡罗 不知怎么的，我与北京申办二○○○年奥运会的一系列活动结下了不解之缘。从奥林匹克知识竞赛到陪同国际奥委会考察团参观中央电视台，到各种以申办奥运为主题的文艺晚会，我穿梭其间，乐此不疲。我的英语主持受到国际人士，包括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先生的一致好评，北京奥申委的领导们也对我屡次鼓励。闲谈时，他们甚至说：“杨澜，如果申办成功，我们给你发勋章。”当时担任国际奥委会第一副主席的何振梁先生握着我的手对我说：“非常感谢你，你给我们中国人争气了。”何振梁先生本人精通好几门外语，在国际体育界中享有很高的声誉，其举止风范颇有外交家的风度。按他的身分，完全可以对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小辈摆出上级的权威。但他却亲近宽厚得像自家的长辈，真诚恳切得让我感动。 一九九三年九月中旬，北京申办二○○○年奥运会代表团在李岚清副总理的带领下乘民航专机离开北京前往蒙特卡罗。一周以后，国际奥委会的投票仪式将在那里举行。奥申委特别邀请我同行，决定如果申办成功，将由我在这个地中海滨的著名城市主持盛大的庆典宴会。我心想，这个邀请本身就反映了当时代表团所持的谨慎的乐观态度。有人神秘地对我说：“某某气功大师测过了，说这次奥运会准是咱们的。”能够亲身经历这次对世纪转折中的中国具有特别意义的活动，我自然格外兴奋。于是我特别定做了两套礼服，配套的首饰也全部从香港订来。服装设计师向我保证说，两款均为欧洲当年上流社会的流行品味，穿出去决不会坍台。我在穿衣镜前反复设计着自己的语言、风度甚至手势——主持其他任何仪式都没有这么费过心思！ 如果说，代表团其他人员的工作是争取申办的最终成功，那么我的参加就有点锦上添花的意味。我甚至觉得，如果在申办的关键时刻我无所事事，而成功的那一天却要大出风头，太有些下山摘桃的不安。于是一到蒙特卡罗，就主动申请与中央电视台的体育部的记者们一起工作。宋世雄老师负责每天在会议中心参加记者招待会、采访人物及配音工作，我则与另一摄制组出外景，拍一些软性的专题片，介绍摩纳哥的历史、风情和有关申办的社会性活动。 摩纳哥是个袖珍国，只有1.90平方公里。北靠大山，南邻大海，中间狭长的一条便是领土的全部。从山顶的高尔夫球场俯瞰下来，湛蓝的海湾里停满了白色的游艇，辽阔纯净的地中海一直伸展到无限远，只见阳光和煦，海鸥翩翩，真有世外桃源的超逸。蒙特卡罗是摩纳哥的首府，其主要的街区包括一些古城堡，高高低低的散落在临海的峭壁上，格外巍峨。全城最辉煌的建筑要数赌场——CASINO。我不知道它是否是世界上最大的赌场之一，但论其建筑和装修的精美华贵，大概无出其右了。这简直是一个巨大的宫殿。门前对称的弧形石阶把本来就挺拔的大厦烘托得更加辉煌。铺着红地毯的殿内，摆满了古董，挂满了名画，每一张桌椅都装饰着考究的镶金雕纹，颇显出些年代。如果没有那些荧光闪烁的老虎机（一种赌硬币的机器），提醒人们这里是一个赌场，真要以为自己走进了一个艺术博物馆。赌场分为五层，越往上等级越高，装潢越奢华。到了顶层，据说只有几个单间，是供大赌家一掷千金、一掷万金的场所。每天夜里，华灯初上，CASINO门前停着各式昂贵的跑车，从里面走下来身着夜礼服的俊男倩女，郑重其事地去参加人类最古老的游戏之一：赌博。实际上赌博业是摩纳哥的支柱型经济，公国的旗帜上有红白相间的菱形，宛如纸牌，不知是巧合否。 我们摄制组曾被允许进入CASINO的底层进行拍摄。当时是上午十点左右，两名工人正在一名经理的监督下，把一个个老虎机里的塑料筒搬出来，把里面装得满满的硬币，哗哗地倒入一个大口袋。想到几个赌客前一夜因为 在老虎机上赚了几千法郎而惊喜狂呼，比比赌场的收入真是小巫见大巫。我这才具体地明白了赌场老板才是不输的赢家。那监工的经理看到我们的摄像机拍到收钱的“盛况”，颇有些不悦，走过来向陪同我们的公关经理耳语几句，只见公关经理大惊失色，忙不迭地的向我们申明：这样的镜头千万不能播出。求我们当场消磁，否则他的饭碗就没了。看到西服笔挺的他，刚才一直矜持得像个绅士，这下惊慌失措，一脸虚汗，倒让我们着实可怜起他来。反正这些镜头价值并不大，消就消吧。临走，这位经理拉着我们的手，千恩万谢。此时，CASINO外的角逐也正如火如荼。悉尼、曼彻斯特、柏林、伊斯坦布尔各申办城市代表团纷纷抵达蒙特卡罗。国际奥委会高级官员下榻于王子饭店。于是，这家饭店外的广场便成为各家必争之地，经常有各种表演活动在那里进行。北京代表团有一支随行的由中学生组成的女子合唱团。她们曾获得过国际童声合唱大奖。这些清清秀秀的女孩子，穿着整洁漂亮的学生装，非常乖巧可爱，引得路人啧啧称道。相比之下，悉尼的公关队伍声势更为浩大，也更不拘泥于形式。那是上百个身着宣传t恤衫的成年人，挥扬着鲜艳的气球，散落于大街小巷。见了行人就热情送上一顶棒球帽，或替人家别上一枚纪念章，热情洋溢地嘱托一句：“悉尼是个阳光灿烂的城市，奥运会应该在我们那儿办。”就连会议中心附近的海鲜餐馆也被他们说动，挂上了无数悉尼的旗帜。这样铺天盖地似的热情，是很难让人不感动的。相比之下，我们靠几个孩子的攻势就显得单薄了一些。于是北京代表团里就有呼声说：“我们不是也带了几屋子的礼品吗？也该上街去发呀！”据说另一种意见占了上风：“这些礼品是等申办成功了才发的，现在发光了，到时怎么办？”——哎，怎么这么死脑筋。真要是胜利了，什么都不发又怎么样，关键是现在的公关形象呀！ 我们后来陆陆续续地散发了一些礼品。比如t恤衫、背包什么的。但是有一位英国摄影记者对我们的摄像师说：“还记得你送给我的印有北京和五环标志的背包吗？我不想使您难堪，但是那个包没用两天就开线了。如果你们用它来装分量重的镜头一类，一定要小心，别砸坏了设备。”瞧人家一本正经地给我们善意的提醒，真诚地反映“质量问题”，我们这些中国记者的心里可不是滋味。 临近投票的日子，各城市的攻势猛增。各国世界级的体育明星纷纷出现在蒙特卡罗的公共场所，签名留念，为自己国家的代表团站脚助威。我去采访中国随团的十几位世界冠军，他们却在下榻的饭店里待命，我一边采访，心中一边不安起来：把这么多世界冠军请到蒙特卡罗，难道就是为了在饭店里显显国威吗？ 在投票仪式的彩排中，我们才见到了北京的电视宣传片。恕我直言，那个片子只是在重复几个固有的视觉形象：打太极拳的老人和手捧鲜花的孩子。既没有悉尼的宣传片那么有冲击性，也没有曼彻斯特的那样追求艺术效果。只见老人慢慢地推掌，孩子们在天坛前挥动着鲜花。这就是北京吗？这就是体育吗？据说奥申办的几位主要领导看过这个片子后都一言不发：已经到了这时候，说什么也晚了。 就这样，初来蒙特卡罗的踌躇满志、志在必得的乐观信心，被一点点地消蚀：我们还缺乏国际社会的公关经验，已是大家默认的事实。我们不会像悉尼市长那样在记者招待会上大送香槟，以示热诚；也没有像土耳其的女总理那样来一招侃侃而谈的温柔战术。 就在这时，悉尼抛出杀手锏，宣布将承担所有运动员家属的旅行费用，而一些外国报纸批评北京为争办奥运搞了大量人海战术，没有把更多精力放在具体的环境改善上。这本来是一个不难反驳的话题，可就在这时，国内传来十万人上长城的“壮举”，并且传闻要花巨额卫星转播费，把这一“盛况”传送给远在蒙特卡罗的国际奥委会成员们。我们不禁暗暗叫苦，心想：“别添乱了，这儿不兴这一套。” 投票的日子终于到了，宋世雄老师和我负责向国内的观众直播投票实况。说实话，每个人心里都没有底。 终于，委员们投票结束，纷纷进入大会现场。有人急步走到北京代表团席跟前耳语。据说，当时几位领导脸色顿变。主席台上萨马兰奇先生宣布投票结果：“感谢北京、柏林、伊斯坦布尔和曼彻斯特对奥运会的热诚和积极的参与，可惜赢家只有一个——悉尼。”这句话是我现场翻译的。这也是我有生以来说过的最扫兴的话，虽然只是翻译。 悉尼代表团腾地欢呼起来，北京代表团里那十几位合唱团的女孩子们哇地哭了。只差一票，当然冤枉。但毕竟差一票，说来也不冤——如果我们以一票的多数胜了，一定会认为悉尼输得理所当然。但轮到自己头上，又实在不是滋味。我们现有的体育馆是不如人家的先进，北京的空气是没有悉尼的清洁，我们也说不出承担运动员家属的行宿的大话。 体育里有太多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差异使另外几个申办城市容易结成联盟与中国抗衡。国际奥委会内部也有权力的较量，而幕后的交易则不是我们这些老百姓所能悉知的。据说，有一些奥委会成员两面许诺——我突然想起那永远不会亏钱的CASIN0，只有他们是永远的赢家。但这一切都是推测。一股暗流在蒙特卡罗灿烂的阳光里涌动，人们嗅得出，却抓不到。 但我们似乎也该为如此接近的比分而自慰。我们毕竟做出了巨大的努力，虽败犹荣。有近一半的委员认为在新世纪来到的时候应该把国际体育界的头号盛事交给崛起的中国，他们的信心难道不使我们受到鼓舞吗？其实中国人办哪届奥运会都行，并不一定为了失去二○○○年这个特殊的“名分”而跟自己太过不去。而且城市之间的竞争，也大可不必上升到国家的荣辱。胜败乃兵家常事，还是应该抱有平常心。 这些正正反反的理由，我好像是说给自己听的。我时而清醒，时而糊涂，时而客观，时而愤愤不平。就抱着这样复杂的心情，收拾行装，踏上了回国的旅程。飞机上，合唱团的女学生们唱起歌鼓励着神情沮丧的大人们。机舱里一片悲壮。我突然深切地认识到：不错，后人也许能够对这一次的成败进行冷静的分析。对于他们来说，那只是研究已成为历史的典型事例。但对每一个直接参加申办的人员来说，这却是切身的痛楚，是情感上难以抚平的波澜。何振梁先生已经不再担任国际奥委会第一副主席之职，对于他来说，亲自参加申办奥运也许只有这么一次了。而何先生自己这些日子以来，已心力交瘁，他有多少无能为力的苦衷，我们是可以想见却又无法真正体会的。这位献身于中国和世界体育的老人，在别人的搀扶下，从前舱走到后舱，和每一个代表团成员握手、道谢。机舱内一片啜泣声。当他走到我面前时，我握着他的手说：“您要保重身体！留得青山在，……”他又用那极其亲切诚恳的眼光看着我说：“杨澜，我请你来是准备开庆功宴的。让你白跑一趟，很对不起。”我再也忍不住泪水，紧紧握住他的手，说不出话来。 身下的蒙特卡罗已渐渐消失，只剩下海天一色，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蒙特卡罗，就这样与你告别，真有点不甘心。 然而不甘心就意味着希望。 辩论之后 主持人做了五年，只有这一次改了“名分”，被尊称为“主席”了。本想与年龄相仿的辩手们融成一片，但被他们毕恭毕敬地一叫，特别是领队的老师还要提醒那些尚未打招呼的门生：“看见主席怎么不叫呢？”我不由地和他们一样惶恐起来。兼之要维护客观公正的形象，避免任何亲疏之嫌，所以变得愈加客气。今天借助笔端，可以抛开拘束，一抒胸怀，可谓快事，但时间仓促，不觉只落得只言片语。 对于学生，特别是大学生，我一直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 因为父亲是大学教授，所以我从小生长在校园里。一九九○年，还在上大学的我考入中央电视台做起主持人。观众很快接受了我，据说原因之一便是我有“书卷气”。一九九四年，我远涉重洋，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重新做了一名学生，攻读国际传媒的硕士学位。没有了“明星”的负担，还一个朴素自然的我，读爱读的书，听爱听的课，写爱写的文章，呼唤我曾久违的新鲜明净的校园空气，实在是人生一大乐事，一大幸事！ 正因为与大学生活的这些渊源，所以每次主持大学生的节目，我在情感上都很投入，而大学师生也对我抱有很大的认同感。当导演打电话到纽约邀请我主持’95国际大专辩论会时，我便一口答应下来。 然而辩论赛毕竟与轻松自由的晚会不同。 单是从辩手们略显苍白的脸色和发黑的眼圈，以及领队教授们轻轻的“别紧张”的叮嘱中，便可使我感到那无声的压力。每场辩论赛录像前，演播室一切准备就绪后，往往有几分钟时间的静寂，全场等待导演的指令。台上的辩手个个仪态端庄，大气不出，在场的几百位观众无不受到这气氛的压迫，几个耐不住的观众首先不自在地咳嗽起来，接着咳嗽声便此起彼落，像是每个人都在准备发言了。一瞬间，我仿佛又回到了学校的考场正不安地等待着老师发下的试卷。看着身边的辩手们摊在桌上写得密密麻麻的卡片，我突然倍受感动。好一群兢兢业业的学生啊！但愿今天的考题不要太难为他们；真想看到那一张张看起来镇定而老练的面孔上露出本来仍属于他们的略带稚气的笑容。 说实话，这次辩论赛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倒不是南京大学、辅仁大学等强队，而是几名非华族的辩手。其中，韩国外国语大学的整体实力最为突出。在美国学习一年多之后，我深深认识到语言不仅是思想的载体，而从某种角度说，语言就是思维本身。语言的障碍不仅影响表达能力，更会直接妨碍逻辑和判断。所以我特别能体会这几位外国学生在以非母语的华语进行辩论时所遇到的困难，在“愚公应该移山，还是应该搬家”的辩论中，持移山立场的韩国队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今天讨论的，归根结底是价值观的问题，而不是方法的问题”，在自由辩论中又反复强调寓言的意义在于比喻而不是就事论事。若不是坐在主席台上，我一定会随观众一起为如此精辟的发言而拍手叫好。 我认为学生读书的动机大致可一分为二：喜欢读书而读书或为好成绩而读书，而参加辩论的动机或许也有为辩而辩和为赢而辩之分，两者当然不完全对立，但就每个辩手而言，大概还是有轻重之别的。从感情上来说，我更钟情于前者，因为我相信真正的创造和美源于热爱而不是功利。 克拉尔·多娜丽是新南威尔士大学的“明星”辩手，其对华语的掌握程度及良好的风度、率直的性格都让人不能不喜欢她。而我最欣赏她的则是她在做观众时也表现出来的对辩论与思考的热衷。如在“社会秩序的维系主要靠法律还是靠道德？”的辩论结束后，评判团退席了，观众席中的她举手发言，有条不紊地回答正方辩手提出的、反方辩手没能正面回答的问题：“到底有哪个社会主要靠道德维系秩序的？”她列举了一些以宗教为主要社会法则的阿拉伯国家及没有成文法律的澳大利亚土著部落为例，与正方辩手讨论进一步辩论的可能，取得了很好的现场效果，更让人觉得她的可爱。我看见新南威尔士大学及其他一些大学的领队老师纷纷点头表示赞许。大概老师们都在同一时间达成了默契：孺子可教也。 赛前与波恩大学的四位“老外”聊天，想知道他们对于自己未来事业的设想。除了欧福克一人比较肯定要做老师外，其余三位都没有明确的打算。问他们怎么会选择花五六年的时间学习一门与就业并不直接“挂钩”的学问，他们极坦然地说：“我们喜欢中国文化，我们是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一个近来很少听人们提起的名词，从几位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口中，以并不十分标准的我们的语言说出来，不是可以让我们对自己有所参悟吗？ 当波恩大学首场失利后，我在结束语中说：“他们对中华文化的热爱及在辩论中展现的良好素质，使我感到他们虽败犹荣。”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一定是与我有同样的感受吧。 如果一定要问我对本届辩论赛存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考试的气氛过浓。由于辩论的空气不足，偏于文字准备，因而临场发挥不够；辩手们勤恳用功的学生气非常可爱，但在场上似乎给人各说各的，以不变应万变的印象，真正针锋相对的对辩还不多见。是不是因为事先观摩的辩论太多，以致把一些辩论技巧程式化了呢？比如在自由辩论阶段，当一方提出一个质询后，另一方往往以“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回答过了，我倒要请教对方辩手……”然后把已准备好的问题抛出了事，这样问来问去，往往不了了之。又比如对仗工整、合拍押韵的句式往往对辩论的气势有所帮助，但一味追求文字本身的抑扬顿挫，或为了营造现场气氛一味讲一些俗语、俏皮话，我个人以为都会以文害意，反而给人哗众取宠之感。 相比之下，七场辩论中，”短平快”式的精彩发言尤为难能可贵。如在“治贫与治愚哪个更重要”的辩论中，持治愚更重要观点的新加坡国立大学举出“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古训，而反方新南威尔士大学立即反唇相讥：“不妨先吃了这条鱼，再学钓鱼不迟。”又如在“社会秩序的维系主要靠法律还是靠道德”的辩论中，反方香港中文大学提出孔子的教化思想，又以包拯秉公执法为例说明道德在执法中的重要作用，正方南京大学的辩手不避不让，以孔子”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及“道德对陈世美的恶行无可奈何，最后还是靠包青天的虎头铡给了一个了断”相辩，可谓神来之笔，令我暗自叫绝。 虽然只有七天的相处，又多是在演播室正式的气氛中，我却已经与这些辩手建立了友谊。他们还是学生，有学生的好学，有学生的透明，也有学生的稚气。在场上，他们据理力争，有礼有节；在场下，他们随和友善，宽厚待人，都让我觉得他们的可爱。我其实也是学生中的一员，却偏偏不得不与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我心里有许多对于辩论的想法想与他们交流，或许能帮他们出一两个好主意，但碍于身分，不敢把酒论英雄。等到比赛结束了，可以放下架子，畅所欲言了，他们也要离开北京了。只有在临行前，我们意外地在海淀图书城相遇，每个人都拎着一袋书。虽是不期而遇，却又心意相通：学生嘛，买书不是一件最自然的事吗？！ 他们要回去继续读书，而我的学校也已开学了。回到校园，我们本来就没有多少区别。何况，在我们的日记里，已经留下了“95国际大专辩论会”这一页。 视线投向何方 一九九六年一月，我回到北京参加庆祝《正大综艺》第三百期的特别节目，见到了久违的老搭档姜昆、戴宗显、赵忠祥三位老师，以及曾主持过或正在主持这个节目的方舒、方卉、程前、袁鸣、姜丰和王雪纯，还意外地遇到了过去只在屏幕上相会的三位台湾“导游小姐”：李秀媛、谢家勋、曲雁翎，真可谓故友新朋，济济一堂。个个伶牙俐齿，还怕不把个演播室吵翻了天！ 导演特别安排我们这些前主持人与嘉宾们坐在一起，我欣喜地发现自己与乔羽先生相邻。“乔老爷”曾是《正大综艺》第一期的嘉宾。当年，我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姑娘，愣头愣脑地在演播室里首次“曝光”，面对在座的学界、艺坛的泰斗型人物，心中还是有不少局促的，而当时，“乔老爷”笑眯眯地端坐在嘉宾席上，用一口浓重的山东口音和蔼地问我：“你是哪儿选来的呀？第一次上电视，是不是？别怕，姜昆第一次上台时比你差远了。你瞧他现在不是挺出息的吗？”我乐了，紧张感顿时得到缓解。这时“乔老爷”凑过来，低声问我：“刚才导演告诉了我一个答案，我怕她蒙我，你帮我看看，这答案对不对？” 事隔六年，今天的乔老依然慈眉善目，可亲可敬，一口山东普通话也还是那么地道。录像间隙，他拍拍我的肩头，不紧不慢地说：“杨澜呀，你再不是从前那个毛丫头了，而已经有了成熟女人的味道。我看，你主持的节目也应该成熟起来，要更有深度和品味，你完全做得到，我看好你。” 我大受感动。从告别《正大综艺》起，我一直在摸索自己下一步该怎么走。尽管思路时明时暗，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要跳出以往驾轻就熟的综艺类节目，向社会、文化类的专题节目发展，从单纯的主持向采访、报道、评论，全方位地介人节目制作过渡。所以留美期间，我除了补充知识外，特别选择了新闻专业，学了两年新闻写作、电视新闻、电视纪录片等一系列课程，我自感收获不小，不禁跃跃欲试，乔老的话更坚定了我的决心。其实当时我已开始与上海东方电视台共同筹划制作一档《杨澜视线》，由东方电视台的节目部主任滕俊杰先生担任导演，由我担任撰稿及主持，利用我尚在美国留学的便利，介绍并评论近年美国艺坛、影坛的动态，进而把节目内容扩展到美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作为第一阶段的节目内容，我把”视线”投向了百老汇歌舞剧及近期的美国电影，并为此购买了有关影片片断的版权。由于我当时自毕业还有半年的时间，只能利用课余时间制作节目，所以节目长度不宜过长，遂定为每周二十分钟。 然而制作一档二十分钟的节目并不一定就比一档半个小时乃至一个小时的节目省力，从拍摄的人员、费用、时间来计算，几乎相差无几.在编辑上甚至要花更大的功夫来精选镜头，突出节奏。 在好朋友费翔的帮助下，我很快选定了纽约一家并不太大的制作公司，那里的导演和摄像师均有十几年的电视制作经验，而且有过与亚洲电视台合作的经历，更重要的是他们很想得到这笔生意，态度友好而积极，没有美国大制作公司中常见的傲慢和官僚作风。 这是我第一次全面负责选题、撰稿、采景、联络采访对象、交通乃至工作用餐等细节的安排。纽约市各景点有严格的拍摄限制。林肯中心、世界贸易广场等“名胜”都要求摄制组提前一至两个星期提出书面申请，这就要求事先有周密的计划。但百密也有一疏，在拍摄百老汇上演时间最长的歌舞剧“猫”时，我们就遇上了麻烦。当时，我与费翔需要在“猫”剧的巨型广告前拍一段串联，最佳的角度是在对街的一幢大办公楼前。时值隆冬，又逢大风降温，人站在室外，五分钟后脸就冻僵了。也怪了，越是这种时候，越无法一气呵成。不是摄像机出毛病，就是我们吃“螺蛳”（指说错台词）。好不容易快完成了，突然横里窜出一个大楼警卫，挡在摄像机前，声称我们立足之处乃是私人用地，没有主人准许，不可以进行拍摄。当时申请，已不可能，于是摄制组不得不移到楼侧的一个街口上。这里的取景尚可，但却是个大风口，冷风迎面刮来，让人眼睛都睁不开。我一边诅咒着多事儿的纽约，一边还要“热情洋溢”地与镜头交谈，滋味实在够受的。而且脸和嘴部的肌肉都被冻得不听使唤，有一些词儿的音已很难咬准。万不得已，只有躲进附近的商店暖和一下，然后冲出来再录——而这时，摄像师的手指又冻僵了。 吃些皮肉之苦还是小事。干电视这一行的人就是要吃苦，谁叫你喜欢呢？好在整个拍摄计划得以准时完成，我心中还是颇有成就感的，这毕竟是我第一次做制片人。 出国前，我在中央电视台的职称是编导，一直参与节目的后期编辑，按理说不该算外行。但那时在台里做节目，只要提前申请，编辑机房随你用多少时间。所以我通常抱一堆素材带进去，一边看，一边记，一边想，一边编，从没有时间的紧迫感。可是这种方法在美国就很难行得通。纽约的普通编辑机房（非数字式的）每小时开价二百美元，按时收费那可是一点儿也不含糊的。第一天编了十个小时，节目完成了约十五分钟，机房费却花了两千美元。我一算，这样下去，一定会严重超预算。于是赶紧请教有关人士，才知道美国的工作方法是把所有的素材带都翻到家庭录像带上，由编导带回家反复研究之后，在纸上写出编辑顺序，其中所标的时码要精确到秒，随后拿着这份书面编辑稿进机房，以节省机房用时。 这一点一滴的经验对于初试身手的我来说，都是非常宝贵的，虽然观众从屏幕上并看不出来。但这毕竟是我的第一次，有不少问题在事先没有考虑周全，最大的问题出在两地制作上。在分工上，我负责前期串联词的拍摄、粗编，滕导在上海负责最后合成。由于中、美两国采用不同的电视制式（中国为PAL制，美国为NtSC制），所有在美国拍摄的素材一经转制，色彩、清晰度都会受到不少影响（虽然我已选用了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数字式转制机）。另外，我们完全依靠国际特快专递来运送录像带，一去一回总要二至三周的时间。这样一来，后期编辑时间就显得十分紧张，特别是全国五十多家省市电视台也在播《杨澜视线》，为保证播出，还要把国内邮寄录像带的时间考虑在内。结果，我失去了录旁白的可能，亏得膝导经验丰富，才勉强用各种特技和字幕把各段串联词和电影素材编在一起。但这毕竟是亡羊补牢，从专业角度来看，节目的完整性与深度都受到很大影响。 还有一点也是我没有想到的，那就是前一段时间，国内市场上出现过不少盗版的外国影视节目，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节目的新鲜感。 所有这些教训，如果是单单做主持人就很难真正领会，我在懊悔之余也感到学有所得。《杨澜视线》第二阶段的拍摄和制作因此变得有的放矢。一九九六年五月底，滕导率东方电视台摄制组赴美，直接用PAL制录像，省去转制的图像损耗；当时我已毕业，可以全副精力地投入工作；滕导亲自担任摄像（他本人是摄像师出身），对镜头的捕捉和把握更到位，而后期编辑薄古参加了前期拍摄的全过程，对素材的内容及顺序更加心中有数。 而对于我来说，第二阶段的工作更有挑战性。这时的节目内容由影视评论转向社会现实题材，如治安、戒毒、减肥等等，这就要求我更多的以记者的身分出现，查阅资料，拟定节目的结构，直接用英语采访，并亲自撰稿，工作量比前一阶段增加了好几倍。不过，两年多来我学的就是这些，现在有了用武之地，心里很痛快。 况且，电视本来就充满了乐趣。 就在今年四月份，《纽约时报》和《新闻周刊》分别刊登了对我的采访。由于这两份报纸和杂志在美国很具权威性和影响力，所以《杨澜视线》在拍摄过程中得到了许多“特权”。比如，闻名于世的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历来只允许美国电视台进入，而且只许拍新闻，不许逗留。而经过事先协商，他们破例允许给我们两个小时的拍摄时间。 尽管如此，时间仍显紧迫——仅仅是在博物馆楼上楼下走上一圈，两个小时也不够啊。于是我们决定事先作为一般参观者，进去“探探路”。这一“探”，就是一天。酷爱艺术的滕导和灯光师朱文琪在一幅幅世界名画前流连忘返，大呼进行了一次艺术上的“暴饮暴食”。这样“饱餐”一顿后，我们坐下来细细“消化”，一致认为：两个小时的时间太紧张，只有舍“面”保“点”，重点放在大都会博物馆收藏最丰富的欧洲绘画馆及埃及馆，并确定了主要作品及艺术家。当夜，我翻出所有手头的中英文资料，写下了近二十段串联词。 第二天的拍摄简直就是拚抢。不等陪同我们的馆内公关部小姐多说什么，我们就一马当先，按预定计划开始录像。从文艺复兴到巴洛克时代，从伦勃朗到米勒、梵高，我们的每个镜头都非常明确，介绍的内容也相当准确，使馆内特别派来的中文解说员大感无用武之地，连说：“你们都知道了？我没有什么可补充的。”全组人马的高效配合也使公关经理大为感叹：“你们的每个镜头基本上拍第一遍就成功。我曾接待过美国国内的电视摄制组，他们的名牌主持人每段串联词都要录十遍左右才能说对，我在一旁都能把他们的词背下来了。” 但即使如此，两个小时仍飞似地溜走了。埃及馆还没有拍呢。这时，我们只有露出最灿烂、最真诚的微笑，恳求公关经理让我们再多拍一会儿（拍电视的，求人的时候多了！）也许是见我们态度恳切，也许是欣赏我们的工作作风，经理小姐犹豫了一下，同意了：“再给你们半个小时吧。”而且她还主动打开了当天关闭的“狮身人面像展室”，让我们在里面安安静静地拍了个够。 后来，她又领我们去了亚洲馆，后来，又到了博物馆的露天展台..半个小时，又半个小时.. 等到大汗淋漓的我们吐出一口长气，说：“谢谢，我们大概可以结束了。”经理小姐才突然想起什么，大呼：“唉呀，今天中午我的老板约我开午餐会议，我已经迟到一个小时了！”——对不起，经理小姐，我们可不是有意的。 这一番紧张激烈带来的是工作的快感和全组人由衷的相互敬佩。电视是项集体创作，越是成熟的电视制作，分工就越细。现在有些人一提起“主持人要采、编、播合一”就以为是主持人一个人什么都说了算，什么都干，其实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曾经有主持人在片尾字幕上用特大号字体给自己的名字冠以“策划、制片、导演、编辑、解说、主题歌演唱”等一串头衔，就差没写上自己是“摄像”了。也许有些人认为这样才显得主持人“名副其实”，多才多艺，其实这恰恰反映出制片的原始和粗糙。我认为，主持人只要在节目内容上积极参与，对其他工种粗通一下就可以了，完全没有必要要求每个主持人都做“万能胶”。即使是在西方以主持人为主导的制作集体里，他的任务也只是调动各方能人的积极性，把握总的节目水准和艺术风格，而不是面面俱到，事必躬亲。 在《杨澜视线》的制作过程中，我就深深感到集体配合的重要。先说膝俊杰导演吧。我与他的相识是在一九九四年夏天，当时他率《飞越太平洋》剧组赴美拍摄，在哥伦比亚大学采访了我。他拚命三郎式的工作作风和灵活多变的摄制风格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也促成了现在的合作。他是个完美主义者，对每个镜头，每段串联都要求很高。有时串联词太长，我出点儿小错，如一两个字的发音没有咬准等等，他都要求我重新来过。说实话，过去没有一个导演对我要求如此严格。观众听一遍就过去了，似乎也不必那么认真。但我心里知道他是对的，而且有这样一丝不苟的导演把关，自己也更有信心了。遇到光线不理想，或背景不够有特点，或构图不美，他都会要求重拍。当观众对《杨澜视线》第二阶段的拍摄质量表示赞赏时，我认为头一份功劳应该归滕导。 从五月底到六月底的二十五天中，我们拍摄了二十集节目的内容。摄制组的未文琪，薄古，吴彬都在时差还没有倒过来的情况下，就开始了无休止的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工作。白天扛着器材抢时间，晚上还要把当天几个小时的素材带检查一遍，并做场记。在这近一个月的拍摄中，没出过任何技术上的差错。拍摄的顺利进行也离不开前期周密的联系工作，我的先生吴征承担了这份复杂而细致的工作。特别是这次我们采访的基辛格博士，美国电视主持人的元老级人物沃尔特·克朗凯特，现任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首席主持人丹·拉瑟，联邦调查局纽约分局前局长等人都是不轻易接受采访的，与他们打交道需要周到的文字材料和出色的社交能力。再比如我们采访了美国最大的戒毒所之一——凤凰屋戒毒所，那里有规定，每个被摄入镜头的戒毒者都需要在事先签署一份同意上电视的声明，一个戒毒所几百号人，每人签一张，的确也够管理人员麻烦的，所以他们迟迟没有确定采访日期，而吴征就有本事不厌其烦地打电话，发传真去联系，终于使这次采访获得成功。 没有全组人员的齐心协力，光凭我一个人，什么也做不成。这不是什么表面上的谦虚话，而是我内心真实的感受。 写了这么多，似乎该收笔了，但我的确还有不少感受无法一一铺在纸上。《杨澜视线》是我作为一个主持人转型的第一步，也是我在策划和制作上的完整介入节目的开始。观众有褒有贬，我自己有得有失，这一切在这个过渡时期出现是完全正常的。人们还在评论是因为他们还在关心，搞电视的人最大悲哀恐怕就是没人评论，没人关心。为此，我感谢观众。 但是，当有些朋友还把评论停留在“杨澜的发式如何如何”或“杨澜是否比以前漂亮”之类的话题上，我想对他们说：“这些其实已不再那么重要了，我的视线早已超越这些外在的形象，而投向节目本身了。” 主持无艺术 一九九六年六月，我在纽约采访了沃尔特·克朗凯恃先生。他平易的态度恰与其简朴而雅致的书房相配，透着一股实在劲儿。这是一位须发皆白的八十岁高龄的老人，五官中以大鼻子最有特点，年轻时曾因此被认为其貌不扬。不过，半个世纪以来，人们看惯了，反而觉得亲切，于是亲亲热热地称他为“沃尔特大叔”。 电视圈的人大致都听说过他的名字。从六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初十九年的时间里，他一直担任CBS（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首席新闻主持人，主播晚间新闻和专题报道类节目，保持了近二十年的高收视率神话，可以说，同时代没有其他任何一位电视主持人能与他相提并论。他的节目伴随美国人度过最为动荡的年代：从风起云涌的黑人民权运动到席卷全美的女权运动，从疯狂的摇滚音乐热潮到目无一切的嬉皮士的一代，从越南战争到古巴导弹危机，从肯尼迪总统被刺到阿波罗飞船登月，美国固有的社会秩序、道德观念在动摇、分化、瓦解，人们激动、烦躁、不安，对未来感到前所未有的迷茫。而这时，克朗凯特，这位相貌平平，声音低沉的大鼻子新闻主持人，却以其正直的人格魅力和严谨客观的职业素质赢得了人们的普遍爱戴，成为那个怀疑一切的时代中公众可以信赖的人物。以至于当他从越南前线发回报道，称越战是一场打不赢的战争后，约翰逊总统黯然地叹息道：“失去了克朗凯特，我就失去了整个美国。” 他的敬业精神也被广为称道。他曾成功地进行过数次阿波罗登月飞船的报道，最长的一次连续工作三十多小时。为了不说外行话，把艰深的宇航知识平实地介绍给普通电视观众，他大量研修了这方面的专业书籍。其深入浅出的报道使专家们对其准确性惊叹不已。而当阿波罗11号在月球上着陆的那一刻终于来临，他只说了这样一句话：“哎哟，我的天哪！”而当时其他电视台的主持人则说了不少事先准备好的诗一样的赞美语克朗凯特对所报道的内容作出的近乎学术性的钻研和他朴素的平民化的情感，正是他的魅力所在，而这一切，他做得那么自然，甚至从未加以“设计”。 面对这位比我年长五十多岁的，具有传奇色彩的美国同行，我发问了：“如果在‘主持人’和‘记者’这两个称谓中选择一个，您希望别人怎么称呼您？” 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记者。当然是记者。” 他接着说：“主持人是个很含糊的概念。其中有的人只是很好的播音员——当然，播音本身也是值得尊敬的职业，但却没有参加节目的采访和制作。而‘记者’，则比较明确地划定了我的职业性质。” 当然，美国的一些大众型节目的主持人并不面临类似克朗凯特先生在职业称谓上的选择，以谈话节目（也称脱口秀）的头牌主持人奥普拉·雯费瑞女士为例，虽然在初期她当过几年记者，但是在她二十多年的电视生涯中，主要是在演播室中主持谈话节目，可以说跟记者这一行是分道扬镳了。美国的谈话节目多达三十多个，大多每周播出五次，因此无论在节目的数量与质量上竞争都是非常激烈的。而奥普拉竟在二十年中独占鳌头，成为美国电视、文艺界中年收入最高者，以一九九五年为例，达一亿七千万美元。她的成功所凭借的是什么呢？是她的外貌吗？她是一位四十多的黑人妇女，中等身材，相貌平常，体重曾达两百磅（约九十公斤）；是她受过什么主持人的专业训练吗？她仅在大学上了两年戏剧专业，尚未毕业就开始了工作。我反复看了她的节目，觉得她成功的秘诀其实非常简单，那就是与观众真诚的感情交流，既敞开自己的心扉，同时设身处地体会他人的苦乐。在一次关于美国少女被强奸一题讨论时，她竟全盘托出自己十五岁时被摧残的亲身经历。这样坦率和真诚怎能不打动观众的心呢？她曾经把自己的成功经验归纳为两个字：“分享”。 在哥伦比亚大学期间我主修国际传媒专业。 作为常青藤名校之一的哥伦比亚大学的藏书量不可谓不丰，我却没有查找出一本有关所谓主持人理论方面的书籍。有关主持人的著作除名人传记外，只有一本名为《采访的艺术》的书带有一些理论色彩。作为一个电视大国和主持人这个词的发源地，出现这种现象一开始让我很诧异，问及指导老师，他反问道：“主持人艺术？没听过这样的说法。” 记得过去在国内曾看过不少主持人理论方面的文章和书籍，也曾被有意著书的人士采访，谈过电视主持的经验和体会。“主持人艺术”的概念堂而皇之地出现于电视评论界，也成为不少有志于做电视主持人的年轻人的理想追求。 而现在，我却第一次对这个提法产生了根本的怀疑。 主持有艺术吗？ 如果说没有，那么怎么解释诸如镜头感、语言的分寸感、现场气氛的调节，个人情绪的把握等等对主持人的要求呢？又怎么解释世界范围内一位位卓越主持人的魅力呢？如果没有艺术可言，电视主持人这一职业岂不显得立足不稳？ 慢。我似乎发现了问题：电视主持人——这个眼下时髦的职业，有严格的定义吗？换句话说，这算得上是一种明确的职业吗？ 让我们先到美国看一看那里的电视主持人是如何产生的吧。四五十年代，美国电视发展的早期，电视中的主持人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以默罗为代表的记者出身的新闻主持人，被称为“Anc”，负责的是歌舞、说笑等娱乐性节目。他们几乎全是喜剧演员出身。一些好莱坞、百老汇明星也时常在这些节目中客串。到了五十年代末，游戏、智力竞赛类节目兴盛一时，主持人以公正的形象出现，他们多是拥有良好社会形象和一定知识修养的中年演员。六十年代，谈话节目出现，具有亲和力的新闻记者，谈吐幽默的演员成为这类节目的红星。到了七十年代以后，电视节目已多如牛毛，其主持人的来源、层次，在节目中发挥的作用也参差不齐。一些王牌节目，如《六十分钟》、《二十、二十》等依然采用资深老记者，但他们往往只负责重头新闻报道，如总统竞选，两党年会等。其他外景报道由年轻些的记者负责，串联词也往往由编辑写好，送到手上。电视上大量的新闻快讯则由相貌出众的“年轻”播音员承担。而“年轻”的概念也是指年纪在三十岁以上。名人专访类节目，突出主持人的明星效应。他们面对政界艺坛的风云人物，不卑不亢，甚至针锋相对，专门提富有挑战性的尖锐问题，有时不惜吵个天翻地覆。他们的文稿虽然事先由创作集体拟定，但因为现场采访，不容迟疑，所以要求这些主持人的思辨及语言功底都不同凡响。至于娱乐节目，脱口秀一类，则一般由电视台向私人制作公司购得。这些节目的主持人五花八门，难以概述，很多人根本离不开现场台词提示器的帮助。可以说，在美国并不存在定义严格的“主持人”这一职业，几乎所有的电视节目主持人都来自电视以外的职业背景。 国内电视主持人的称呼当从赵忠祥先生在八十年代初主持中学生智力竞赛开始，沈力女士又成为第一个拥有固定栏目——《为您服务》的主持人。现在，除新闻播音员外，几乎所有在电视节目中露脸的，以节目主人身分出现的面孔，都被冠以主持人的称号。 大概是因为我们的电视承担着推广标准普通话的职责，或许也因为我们首先想到在“圈内”寻找有经验的人选，反正一大批电视节目主持人是播音员出身。但是国内电视主持人的评奖往往把新闻播音员排除在外，因为他们虽然字正腔圆，音亮质纯，且传达准确，但只是念稿而已。为此，不少播音员并不服气：“大多数所谓‘主持人’不也是背稿吗？难道因为他们多加了些‘那么’、‘嗯呀’之类的小零碎儿，或故意把标准普通话说得像南方化国语，就高人一等了？” 我认为播音员们的抱怨是有道理的。仅仅把严谨的书面语言“翻译”成大白话，或把严肃的面孔换成一副笑脸，并不代表什么水平的差别；在主持过程中即兴来两句俏皮话，鼓励观众拍拍手之类，也与“艺术”大有差距。 近五六年来，电视主持人的另一大来源是大学生。他们年轻活泼，没有太多的条条框框，且青春亮丽，口齿伶俐，屏幕形象招人喜欢。我们不难发现这样的规律，从国家级到省市级，到乡镇厂矿的电视台，女性主持人普遍比男性多，而其中又以三十岁以下的年轻女主持人最为活跃。而那些年过三十的女主持人，几乎都希望把自己往年轻时髦里打扮，她们最大的苦恼就是面临那些脸上没有皱纹的年轻同行的挑战。这些是不是告诉我们：从电视台到观众，都把“形象”当作评价主持人的首要标准。甚至有人说：“女演员年纪大了还可以演老太太，女主持人过了四十，还有什么好看？”据我所知，一旦入了这行，找到了镜头感，不少主持人花在化妆上的时间远比花在节目上的时间多。 再来看看国内常见的一些评价主持人的惯用词汇吧：“高雅大方”、“端庄秀丽”、“亲切温柔”、“朴实无华”等等，几乎全是形容外貌和气质的。更难怪各种对主持人的采访中常有这样的问题出现：“您认为主持人与演员有什么不同？”提这个问题本身就说明在一般人心中主持人与演员区别不大，反正都是靠形象吃饭的。 我个人认为即使主持人与演员之间的模糊界线得以澄清，单就电视主持本身而言，仍无法被冠以“艺术”之美誉。这是由其工作内容所决定的。大多数电视主持人的工作就是在节目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没有多少节目以主持人为中心，而大多数现任主持人的资历与业务素质也还不足以承担节目主导的任务。所以主持人的主要工作就是在编导提供的脚本的基础上，把台词化为自己的语言，以观众比较喜爱的方式说出来而已。随着电视节奏的不断加快，主持人在镜头前的每段话从十五秒到一分半不等。时间之短，容量之小，间隔之大，使语言不可能在深度和广度上展开。这一切都似乎注定了主持人语言不太可能成为一门精深的艺术。 时下，有不少所谓“主持人训练班”，所教授的内容包括播音化妆、即兴讲演、采访等等。对此，我并不以为然。在我看来，“电视节目”是依靠一种播出的媒介——电视来划定范围的，“电视节目主持人”这个概念又因为不同的电视节目而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既然没有简单划一的“电视艺术”，也就谈不上所谓“主持人艺术”。就像你不能把一位电视剧导演与一位新闻专题节目导演横向比较一样，一位综艺节目主持人几乎完全不能与一位新闻主播相提并论。电视只是一种载体，与内容毫不相干。其作用更接近于报纸、杂志，而不是电影。谁听过有人说“报纸艺术”或“杂志记者艺术”吗？ “主持艺术”的概念含糊在于它可以被分解成一些没有多少联系的门类。比如新闻主持人的艺术往往可以被归纳成采访的艺术；综艺类节目或游戏节目的主持人也许更需要一些表演的训练，特别是喜剧表演的训练，因为活跃气氛往往要求主持人语言、表情的戏剧化，要求幽默诙谐的气质；体育节目主持人的专业知识是其“艺术”的主要内容；儿童节目主持人则必须具备教育学、儿童心理学的基本修养等等。 如果说，不同节目的成功与主持人之间尚有规律可寻的话，我想，那就是人格的魅力了。赵忠祥老师如果只是掌握了关于旅游和动、植物的大量知识，而没有一颗热爱大自然，善于感悟生命的心灵，那么他主持的《正大综艺》、《人与自然》等栏目，充其量只能成为世界知识或生物课的讲堂而已，谈什么魅力呢？克朗凯特如果没有勇气冒枪林弹雨的危险，不敢承担说真话的责任，又怎么会在越战的关键时刻，不推诿、不避让，鲜明地表白自己的反战立场呢？不过，话说回来，这样的素质完全取决于个人的修行，当属“功夫在主持外”了。所以，追求其实并不存在的大一统式的”主持艺术”，只能导致电视主持的工匠化；追求一种万金油式的技巧性的熟练，只能把本来具备成功素质的年轻人引向歧途。 况且，电视屏幕带来的虚假的“成功”和“权威”是多么容易让人沾沾自喜呀！这往往使主持人产生盲目的自大。 随着中国电视的日臻成熟，对主持人的要求也必然越来越专业化。那种凭借少量训练便可获得的“镜头感”不再神秘，对主持人的评价标准会更多地放在主持人本身的涵养素质与节目的相配性，大量的新闻专题类节目会直接起用记者作主持人（现在不少电视台已经开始这样做了），社会类的节目会把一些擅长表达的专家请进演播室，主持人队伍本身的年龄会趋于成熟化，性别分配将更为均衡。我们将很难再信任一个过于年轻的面孔分析中东局势，也很难再容忍一个空虚的头脑煞有介事地教训观众，无论他们多么上镜。 我认为，一位电视主持人，只有认识到主持无艺术，才能放得下一些虚张声势的骄傲，也才能在与节目的真正融合中找到自己的价值，形成自己的风格。 纽约，纽约 我承认，我喜欢纽约，第一眼就喜欢。 那是一九九四年一月，在录制了《正大综艺》二百期特别节目的第二天，我登上了赴美的飞机。飞机误点，到达纽约已是午夜时分。我的身下出现了一座绵延不绝的灯火的城市，繁忙的高速公路上满是紧紧相连的移动的光点，穿梭纵横，那快活的节奏让我想起一首老歌《纽约，纽约》，其中有一句歌词是：“如果能在这里成功，你就可以走遍天下，因为这里是纽约。”我的嘴里有些发干，年轻好胜的心怦怦地跳着。过去的一切荣辱胜败都在这片灯火前变得毫不相干，我将重新开始，在这个地球上最繁华的都市，找到一席之地。至于这个位置究竟是什么，我还相当模糊，但这并不要紧，要紧的是：纽约，我来了。 一向被形容得面目可憎的移民官翻看了我的证件，态度竟和善可亲，使介于临战状态的我一下放松了警惕。他指着我的入学通知书说：“纽约大学可是个好学校（我来美国时就读于私立纽约大学，半年后转入‘常青藤’名校之一的哥伦比亚大学）。我儿子想上这个学校，但学费太贵了，我供不起。所以他去了州立大学，他在那儿学得不错。”说着啪啪啪一串钢印，“祝你好运气！欢迎到美国来！”一时间，我想起了长安街上“北京欢迎您”之类的广告牌。感觉良好。 记得临行前不久，国内刚刚播了电视剧。那有关纽约既是天堂，又是地狱的名言，已成为纽约留给全中国的印象。我推着行李车，随着人群向外走的时候想：纽约是地狱的比喻是针对那些没有经济保障，语言不通，又无一技之长的人来说的。而我呢，既是美国名牌大学的研究生，又懂英语，不需要打黑工挣钱，还有四年电视主持人的专业背景，纽约对于我，当然不是地狱。于是，只剩下了另一种可能。这样简单的推理，吓了我自己一跳，好像眼前这个未知的城市已在耳边低声告诉我那个肯定的结局。心中不由一阵欣喜。 来机场接我的是三位素昧平生的朋友。称他们为“朋友”，是因为他们是我的一位朋友的朋友，受托来尽地主之谊。他们曾看过我主持的节目，因此也不显生疏。客套了五分钟就开始大声说笑起来，使我这个异乡人倍感亲切。 刚才还在波音747上俯视纽约的灯火，转眼间，已置身其中。暖洋洋的橙色或银色的亮圈在车边闪过，照得车里忽明忽暗，正搭上我们跳跃的情绪。驶上百年的布鲁克林大铁桥，才发现原来最灿烂的光彩已密密地汇聚在车的前方。地面堆不下，便挤上了天空，垒起一座座晶莹剔透的光的大厦。那就是曼哈顿了。 兴奋的我不时问这问那，热情的他们不时说这说那，谈起，他们更是滔滔不绝：“整个儿是蒙国内的人。好像纽约是个大喜大悲的戏剧化城市，其实变相的还是重复’纽约遍地是黄金’，拣一点好莱坞的套路。谁一到美国就找得到工作？谁说勤奋就可以发大财？到唐人街服装场做苦工的大多数是偷渡来的福建农民，谁见着有来自大城市的知识分子？那些小中餐馆的老板大多数都是积了近十年的钱才开出自己的买卖，老板娘都是四十往上了。看上你，就麻烦了。” 他们说得既慷慨激昂，又极流畅，显然是已对不少人说过同样的内容。 我听着有趣，知道他们在细节上太过认真了，但心里不知怎么地有些不安起来。 他们三位中有一位与我年龄相仿的女孩，叫赵伟，也在纽约大学读书。她说，在我没有找到住处之前，可以先住在她那儿。 这是一幢临街的红砖楼房，六七层高。据说离学校只有二十分钟的步行距离。深夜的街道有些冷清，偶尔有两三个人搂搂抱抱地走过，竟都是男人。赵伟介绍说这个区叫“格林威治村”，住着不少艺术青年，同性恋也特别多。“放心，对女孩子来说，相对还算安全。”她特别加上一句。 她住在二层。打开门一看，这是一个四房一厅的大单元，门厅特别宽敞，厨房也不小，设备俱全。洗手间只有一个，但两个女孩子合用也够了——我这样想。我问赵伟我一个月该付多少房租，她说：“我们俩平摊，一人二百七十五美元。” 我喜形于色，（因为王姬曾告诉我纽约的一室一厅的单元房租都在每月一千美元以上）说道：“这么便宜！北京的房价恐怕都比这个高。哪间是我的？我能不能先把行李放在客厅里，明天再收拾？”赵伟迟疑了一下，说：“放在客厅里恐怕不行，因为这是我们八个人共用的。”“八个人？”“对呀，一共四间，每间住两个人，咱们俩共用一间。”我愣了一下，才知道我刚才误会了她的意思。赵伟也停顿了几秒钟。她一定在想：“这个杨澜是不是明星做惯了，不领市价——哪有像她想的那么便宜的房子。她是不是嫌这儿的地方小，太委屈了？”我又因为怕她这么想而更感不安起来。于是，赶紧说：“不，不，这样挺好。” 她的房间大概只有十平方米，——有两张床，中间隔着简易书架，另外还有一张书桌。就这点东西，已把屋子塞得满满的，等我把箱子放到墙角，更只剩下了走路的空间。这么一小间，一个月房租五百五十美元，也太贵了！我心想：“这也不用开箱子了，东西搬出来也没地方搁。” 大概看出我窘迫，赵伟安慰说：“咱们这样的条件就算不错了。更多的中国留学生根本住不起曼哈顿，只有住在比较便宜的皇后区或布鲁克林区，甚至住在治安不好的布朗克斯区，每天坐半个小时的地铁来上学。像这样的房间，有时要有四五个人合住呢。”我感谢她的点拨，不时点头称是。 熄灯前，她又叮嘱说：“隔壁的香港女孩成天带男朋友来住，他也用同一个洗手间。另外，每天早晨大家都急着洗漱上学，但左边的那个美国女孩总是在那时候洗澡，一洗就是半个钟头。你要是来不及了，尽可以敲门催她，不用客气。哦，还有，每天晚上六点半到七点是咱们俩的做饭时间。七点以后厨房就归两个日本女孩用了。” 我一边命令疲惫的大脑记住这些细节，一边想：“这么一个单元，还真有点像个小联合国，怪不得都说纽约更像个种族大熔炉。”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赵伟时，她说：“其实有一种更新的理论认为纽约更是一个色拉盘，是各种人和各种观念的混杂，而不是熔炼。就拿这个单元来说吧，我们各有各的时间表，很少交往，谈不上了解。” 我听着听着，睡着了。但时差很快开始捣乱，在纽约清晨的黑暗里，我醒了，再也睡不着，于是望着窗外淡淡的月光出神。心想自己对于纽约的种种印象，似乎都不够正确，这以后不一定还闹什么笑话。纽约，到底是怎样的城市？我还是多看多听，少说为妙。 天渐渐发白。这才看清窗外原来还有一棵树。光秃秃的丫杈，让我想起父母家楼前的那棵树，一到冬天，也是这么冷清。不知从何时起，雪下起来了。渐渐越下越大，竟成了棉絮样的稠密，而且落得很急，似乎发出簌簌的声响。而这雪声又很快被警车的呼啸声、汽车的鸣笛声和行人的脚步声所压过。我有些兴奋起来，想起多少个下雪的早晨，妈妈掀开窗帘，一声“下雪了”便足以使爱睡懒觉的我迅速起身。堆雪人、打雪仗是儿时的把戏，成人的我只要踩上松松软软的雪地，在上面踏出一行足迹，就够开心了。此刻，躺在暖洋洋的被窝里，我几乎能听到自己走上雪地的咯吱咯吱的声音。 闹钟响了。七点半。赵伟挣扎着醒来。我立刻把下雪的消息告诉她。她探头往窗外一看，竟一脸懊丧，嘟囔一句：“又下雪了，真烦人！你知道吗，这已经是这个冬天的第十场雪了。” 我同情地“哦”了一声，心想下雪天上学一定不太方便。 我一时不知道是应该像北京人那样为下雪而欢呼呢，还是应该开始习惯纽约人对雪的不欢迎态度。 我在纽约的生活，就在这大雪的早晨，开始了。 我，不正是一个在纽约的北京人吗？ 一个大雪的早晨 纽约的天气预报还是相当准的。我起床后一掀窗帘，外面果真是鹅毛满天了。 出了门，雪花便大片大片地扑上来，几乎让我睁不开眼睛；而那些调皮地钻进围巾和领口的，想劝它们出来是绝无可能的了，只有任它们把鬓角和脖子弄得湿漉漉的。但这并不会惹恼我。只要是下雪天，我的心情总是最好的。 和往常一样，路上都是脚步匆匆的人们，只不过今天大家在半尺厚的雪里深一脚浅一脚的，速度明显不如往常。那频频看表的，估计已经有迟到的可能。在美国，迟到，几乎是最不能被原谅的事情，任何原因，包括天气，都不能成为理由。有一家电影制作公司曾在一个月里开除了二十八名员工，原因只有一条：迟到。给我们上课的教授说：“干电影电视这一行，时间就是金钱。一人迟到，则全部拍摄计划都会延误。哪怕路上摔断了腿，也要按时爬到摄影棚报到。”上次下雪，班上有一位同学迟到二十分钟，他解释说是从新泽西州赶来的。教授却不留情面地说：“你是在替新泽西道歉，而不是为你自己。”想到这儿，我的脚步又加快了几分。 临街的面包店每天七点开门。此时咖啡加面包圈的香味和热气从店里弥散到街上，让所有低头缩颈的人都不由自主地挺直腰，深吸一口气。那些预计有剩余时间的人便一头钻进这香气和热气中去了。店伙计是个高高胖胖的意大利人，看体型更应该做厨师——也许本来就身兼两职吧。他正用大雪铲铲开店前的积雪。铲完之后，再撒上一把盐，加速残留冰雪的融化。今年由于雪特别多，纽约存盐量急骤下降。所以如果有人问今年纽约什么生意最好做，答案恐怕就是“卖盐”了。人们只想着尽快化了雪，至于盐水腐蚀了路面和下水管道，似乎就没人操心了。街边的店家和住户都很自觉地把门前的积雪扫清。倒不是觉悟高，只是纽约有法律：如果有人在某家门前因雪滑跌倒摔伤，所有医疗费由此家担负。在医疗费奇高的美国，实在没有比这条法律更有效的扫雪动员令了。然而，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已有报道说，有大块冰雪从高楼房檐滑落，砸伤了路人，责任还不知由谁承担。但看看周围的人，还是更注意脚下，而不是头顶上的动静。 雪越下越大。每个路口都有司机拿了雪刷子下车，把堆积在车窗上的雪掸落，但不到一分钟，玻璃上又是白白的一片。这时，后面的车已经不耐烦地按响了喇叭。司机匆匆收起刷子，而他自己已是雪人一样了。 真的，怎么很少见纽约人堆雪人呢？若是在北京，早已有无数的雪娃娃睁着黑煤球的眼睛，竖着胡萝卜鼻子，神气活现地站在大雪中了。年轻人一见下雪便兴奋起来，急着找伙伴，急着出门，急着打雪仗，急着享受踩上松松的雪地的感觉和声音，急着躲在树后，等同伴路过时拼命摇晃树枝..而那些闹了别扭的，也在纷飞的雪球中大笑着忘了隔阂。只有被塞了一脖子雪，双手由冷变烫，由白变红，头发眉毛全白了，全湿了，那才过瘾，那才骄傲，才是个下雪天的样子。 可是，纽约，每个人都在赶路。大雪明显妨碍了人们。交通阻塞，邮局关门，学校停课，道路泥泞..大家似乎都愿意马上进入室内，脱掉大衣，喝杯咖啡，暖和而干燥地工作、谈判、吵架、赚钱..这是他们四季如春的生活，也是一成不变的生活。雪打乱了这种节奏，所以成为这个城市不受欢迎的客人，纽约人不感激它的美丽，它的湿润，它的去病杀菌，他们只是抱怨它。是因为美国人从来就没有“瑞雪兆丰年”的期望，还是他们无暇体会上帝赐予冬季城市生活的这一份浪漫。 雪，你何不到中国去？那里有为你欢呼的人们。 在纽约，路面街口多，车辆挤，所以大多数上班的人都坐地铁。下雪天，乘地铁的人就更多了。地铁站就像一个真空管道一样，把路上的人往里面吸。躲开了大雪，人人都松了一口气。一边抖落身上的雪花，一边自言自语地咒骂着环天气。纽约地铁的脏是有名的，不时会有小老鼠在轨道间窜来窜去。此时车站里热乎乎的、湿乎乎的，香水混合着角落里垃圾的异味，几乎让人恶心。人越聚越多，而行乞的人们也多起来。他们大多是青壮年，穿着脏棉衣，外面裹着塑料布，手里拿个铁皮罐，把仅有的几个硬币摇得哗哗直响。他们大声诉说无家可归的苦楚，重复着“又下雪了，我冷，我饿，给我帮助吧，谁也难说没有这么一天。”绝大多数人都不理睬，继续看他们的报纸。而乞丐们也知趣地走开，并不纠缠。地铁车厢里常贴着这样的宣传品：“地铁中行乞是非法的。你有理由拒绝。这是你辛辛苦苦挣来的钱，怎么知道他们会拿这些钱做什么？把钱捐给慈善机构，而不是给乞丐。”而行乞的人却说：“别相信这些鬼话，我们从慈善机构那儿根本得不到食物。”真不知该相信谁。这时一只脏手和一只铁罐伸到我面前。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冲他摇了摇头。心想：“昨天已经给过一次了，如果天天如此，这岂不成为一个固定开支项目了？”他走开了。我心里希望他从别处能要到一点钱。相比之下，地铁里的街头音乐家们倒比较容易得到同情。他们并不开口要，只是卖力地唱呀，弹呀，吹呀，有些人的水平还真不错，中间有不少像东欧来的。他们的收入大概够上温饱了。 今年，纽约的雪格外多，天气已成为新闻中的一条。最近电视新闻刚刚炒完了南希和托尼娅的奥运之争，又传来犹太青年被枪击，世界贸易中心爆炸案定罪的消息。主播们个个神态严肃。这时只有雪是个轻松的话题，一个没有阴谋，没有暴力，不用担心伤害任何人的话题。当预报最近还有可能下雪时，主播们都苦笑着摇着头，说他们的车可能又要再擦洗一遍了——他们似乎都不喜欢雪。 我从地铁站出来，雪还在下，但小一点儿了。整个纽约在一片洁白中显得漂亮可爱。但雪会化的，那时这个藏污纳垢的城市又要原形毕露了。街头到处会出现动物的粪便，散落的垃圾，无家可归的人又会卧在人行道的暖气口上呼呼大睡。当然，霓虹灯会一如既往地闪烁，人们还是那样地忙碌。 我的同学 一九九四年一月至五月，我在纽约大学电影进修班学习。班上的同学真可谓是来自五湖四海了，有美国人、瑞士人、日本人、墨西哥人、意大利人、巴西人、法国人..当然还有我——中国人。纽约是个国际大都会，见到这么多国家的人并不稀奇，但当这一群人聚在一个教室里，操着五花八门的口音，睁着或大或小的眼睛，讨论同一主题：电影，也就真够热闹的了。 来自波多黎哥的胡里奥是个高个儿的小伙子，总带着热带海岛般灿烂透明的笑容。他酷爱舞会，狂跳一通宵是常事。即使走在街上，路边的小咖啡馆隐约传出的音乐也能让他手舞足蹈起来。班上一宣布周末有聚会，他就会马上问：“跳舞吗？”他的英语不流利，急了会把西班牙语说出来。一旦意识到这丝毫不能帮助我们理解他的意图时，他就开始做手势。每个手势都富有节奏感，好像在舞蹈，以至于大家对这些手势大感兴趣，却依旧不明白他要说什么，他只好又说英语，每句话都带着：“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以确保我们跟上他的思路。有一次拍片，他做制片人，任务之一是负责买午饭。他选中了中餐，当我告诉他这些中式快餐根本不正宗时，他大为诧异地说：“这已经够好吃的了，你们在北京天天都吃得到吗？”“比这个好吃多了！如果你有机会到北京，我保证各种大菜小吃让你吃一个月不重样。”我谈起中国菜从来是不遗余力的。他张大了嘴巴，先是兴奋地大呼小叫，然后不无沮丧地说：“可惜我现在还没有钱，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班上也有富家子弟。来自意大利的安德烈是个不足1.70米的小个子，只有二十一岁，一脸稚气，却时常要把手插在裤兜里装出老成持重的样子。可是他咬起自己手指头来，简直是一副孩子模样。他的父亲是一位有名的外科医生，在经济上支持他。果然是财大气粗，他租了世界贸易中心附近的一间高级公寓，月租金逾两千美元，还说：“这个很便宜，而且我喜欢那个能看海的窗户。”——谁不喜欢啊？！拍电影作业需要不少额外费用。虽说学校免费提供设备，但胶片给得有限。遇到技术不熟练拍废了片子，学生们就要自己掏钱。一般学生都要咬咬牙狠狠心才能拿出一二百美元，只有安德烈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这个很便宜，你们如果有困难，我包了。”在美国，朋友们在一起吃饭都是各人付各人的帐，只有安德烈常常主动为别人掏腰包。 如果别人谢他，他就摇着头，很真诚地安慰人家：“这算什么，很便宜。”大伙儿对他有点看不惯，但觉得他年纪小，又无恶意，也就不去计较了。不过全班一致认为，安德烈如果当制片人，非超支不可，不把他爸爸的钱全赔进去才怪呢，谁叫他样样都嫌便宜呢。 班上还有一位同学从瑞士来，平日出手也很大方。一次坐地铁，却因不买1.25美元的票，被便衣检查人员发现，当场罚款六十美元。最糟的是在同学面前大丢了面子，连地铁里的乞丐也不忘走过来挖苦一句：“兄弟，连我都是买了票进来的！” 班上女孩子中跟我要好的是美国人克里斯蒂。她是公认的美人：模特的身材，永远带着温柔甜美的笑容，漂亮的眼睛总蒙着一层羞色。在我看来，她有着西方人的外貌，气质上却更接近东方，甚至是古典东方。她在一家剧院里做了几年舞台设计，挣了一笔钱就全部拿出来上学，她说这是最好的投资，再说年纪轻还不想攒钱，等钱用光了再挣也不迟。她的这种豁达自信的态度在很多美国同学中都找得到。蒂姆就是其中之一。他放弃了收入颇丰的华尔街会计师工作，明知电影是个竞争激烈、稳定性差的圈子，却偏偏闯进来，不为别的，就是因为“喜欢电影”。一次同学们在酒吧聚会，蒂姆坐在我身边。几杯过后，他悄悄跟我说他爱上了克里斯蒂。“为什么不跟她说？” 我好奇地问。“我怕被拒绝。她那么迷人，一定有男朋友了。”我大为惊异：原来还以为美国人在爱情上都是不顾一切的呢！现在看到蒂姆喝得脸红红的，却在为不能启齿言爱而深深烦恼，倒让我觉得他更可爱了。 其实，热烈的情人也有。英国小伙子杰斯就遇上这么一位。杰斯金发碧眼，气质出众，让班上的助教小姐动了芳心。每次遇到杰斯问问题，她总是回答得详详细细，而且态度温柔谦和，连眼神都变了。据说后来她向杰斯表示要做他的女朋友，却失望而归。但这并不减少她的热情。只要有机会，她就去“辅导”杰斯，而且每次都靠杰斯很近，几乎把杰斯逼到一见她就想逃的地步。 杰斯立志要当名导演。也许这个愿望太迫切了，所以工作起来，他总有一股“得听我的！”气势。一次我与他，还有法国的玛丽亚，墨西哥的尤利，瑞典的海娜分在一组，杰斯任导演，我担任摄像。在讨论分镜头剧本时，他非常独断，别人的意见总是被他不礼貌地打断。玛丽亚首先忍不住了，这个爱抽烟的女孩毫不掩饰自己的反感：“杰斯，我们为什么都要听你的？” 杰斯毫不示弱：“因为我是导演，而且我的意见是正确的。” “你的一些意见明显有问题！”尤利是个大嗓门，然后转向我：“澜，是不是这样？”我表示同意说：“杰斯，比如你为什么非要去拍火车站附近的纽约市景呢？这与故事没有什么关系。” “因为这样可以让人知道这个故事发生在纽约。” “可是通过其他镜头，观众已经知道这是纽约了。而且火车出现在镜头里，容易让人以为主人公是不是出门了或是回来了。” “澜，你的这些想法逻辑性太强。电影讲的是感觉，你大概只看过好莱坞的情节片吧。你在中国看过欧洲的抽象电影吗？”杰斯几乎是在用居高临下的语气对我说话了。 我压着的火腾地冒了上来：“可是这个镜头容易让人误解你的感觉。故事本身是写实的。这样做是浪费胶片！”这时一直没吭气的海娜也冷冷地加上一句：“再说，澜和我们都不需要接受你的抽象电影教育。”（瞧，我的这些同学可没有一个是好惹的。）大家就这么不欢而散了。 晚上，我们几个都接到了杰斯的电话。他为白天的态度道歉，说离开了大家，他什么也做不成，并建议第二天碰头再议剧本。他的道歉坦率而真诚，我们也没有得理不让人。那次作业最后得到全班一致的赞赏。后来，我也没忘了向他请教抽象电影。 我的这些同学，有什么说什么，不高兴就吵，吵得不留余地，和好了又亲热得不得了，总之很少掩藏自己的情绪。也许是因为大家都是学生的缘故，才会这样单纯而无所顾忌吧。这也是我工作几年来一直眷恋着学校生活的理由之一。顺便提一句，我生日那天，收到同学们送的一束白玫瑰和一张写满了各式文字的贺卡。两边的面颊都快被亲破了。胡里奥大声建议说：“今晚为什么不开个舞会？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 教授先生 理查德教授被哥伦比亚新闻学院开除了。原因是有学生告他。罪名之一：上课内容不充实；罪名之二：从不留课外作业。 带头写信的学生是一位名叫凯特的姑娘。她理直气壮地公开说：“我们是付了哥伦比亚的高昂学费（每年两万美元）来听课的，学不到东西当然要请他（指理查德）走路。” 理查德教的是电视新闻课。在此以前，他已经在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ABC（美国广播公司）做了三十多年的新闻制片人，现任ABC晚间新闻部副主任，在美国电视圈里颇有声望。这一次被几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砸了饭碗，心中一定不怎么好受。 学生炒老师鱿鱼的事，我这还是第一次碰到。在国内上学时只听到学生们埋怨功课太多，从来没有因哪个老师留的作业少而发难的。看来自己掏钱交学费感觉的确不一样。 美国学生的不依不饶让我领教了不止一次。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第二个学期，我选修了电视纪录片这门课。赫弗教授是我们的指导老师。他为人谦和，有问必答，使我们觉得他很好说话。期末将至，每个学生都忙于完成一个二十分钟的纪录片，在电视机房里通宵达旦地做后期编辑。正在此时，一个同学跑进来说，他偶尔在学校的电脑系统里查询成绩，发现赫弗教授在没有看过期末作品的情况下，已打了分数，输入了学校电脑系统，而且据他说，给的分数很低。熬得两眼通红的同学们立刻群情激愤，纷纷查询自己的分数，果真低于常规，竟有一些人得C（美国大学以A、B、C、D、E排列分数等级）。 近年美国高校的成绩有“通货膨胀”的趋势，老师很少给B-以下的分数。对于不少只有靠争取奖学金才能完成学业的学生们来说，得一个C无异于前途被断送。第二天，赫弗教授的日子可真不好过。学生们一个个走进他的办公室，要求解释。可怜的教授只好承认他只根据平时印象打了分，而且对其他教授的评分“行情”毫无所知。他答应在看过个人的纪录片作业后再酌情加分，这场风波才算过去。 说起来，美国大学里的教授，日子过得也挺不容易的。除了个别知名学者之外，大多数教授一年只挣四五万美金，在中产阶层中混个中下游。近年来全美各高校经费紧张，很少给教师长工资，教授们的实际收入因此反而逐年下降。眼见自己的学生毕业后即能找到差不多工资水平的工作，教授们颇有怨言。若不是看在一年四个月假期的份儿上，真会有不少人辞职不干呢。年轻的教授们生活更拮据些。教我“微观经济学”的恩格尔教授三十多岁就谢了顶。他在课堂上开玩笑说，这全是营养不良，常年操劳的结果。他的未婚妻也在哥伦比亚大学执教经济学。两人结婚时给亲朋好友散发的邀请信上，赫然画着经济学中常用的“消费曲线”，标明：“如果您将送我们结婚礼物的话，最好还是送现钞。因为这样我们就有更多的消费选择，从而可以达到更高的消费满意曲线。”恩格尔教授在讲到“消费选择”这节课时，特别举了这个例子，现身说法，结果给我们极深的印象，以至于在年级统考中，有关这方面的问题，我们班上的同学极少有答错的。 当然，尽管教授们收入不丰，尽管他们有时还要受到学生的“挟制”，但他们毕竟是堂堂名校的老师，肚子里装着学问，简历里写着成就，你不服气还不行。 麦特劳克教授做了一辈子外交官，曾任美国驻前苏联大使。由他来教“现代外交”课，真是再合适不过了。哥伦比亚大学的老师中大多数人穿便装上课，而麦特劳克教授却从来西服革履，在着装上一丝不苟，说起话来也是字斟句酌，一副职业外交官的派头，让讲台下穿牛仔裤、t恤衫，习惯把脚放在桌面上的学生们在他的课上收敛不少，不敢造次。一次，在谈到文化差异与外交事务时，他谈起了个人经历，“作为外交官，我一直穿西服，戴领带。在当驻苏大使时，有一次，我应邀去一个农场参观。为了显示平易随和，我特地换上了布衣布裤，没想到，这一换装反倒惹恼了那些农民。他们认为我穿着过于随便，是对他们的一种轻视。这次经历让我记忆犹深。别小看穿衣戴帽这样的小事，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对于外交官来说，不拘小节或忽视当地的文化传统，是不可饶恕的错误。” 这番话说得我们这些学生纷纷点头，明白教授先生平日为人师表，的确用心良苦。当然，有时麦特劳克教授也要为此付出代价。一次，教室里的空调失灵，又正值天热，身体早已发福的他，只得不停地掏出手帕擦拭额头的汗水，尽管如此，他也只脱下西服上装而已，决不解开衬衫的领子或袖口，领带也未尝松动，依旧紧紧地箍住脖子。我不禁大为感动起来。那天他讲课的主要内容是“外交官的纪律性”。 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的两年中，给我帮助最大的是约翰逊教授。他是我所在的国际传媒系主任，又是我的个人指导老师。他本人是报纸记者出身，文字功夫很到家，曾在美国的最大报纸《纽约时报》担任了二十年的高级编辑。今年他已六十五岁，一头雪白的鬈发，眼睛里既有为师的慈祥，又有记者的锐利，爱穿高领套头衫、粗呢西装和牛仔裤，非常干练，好像随时都准备出门采访似的。 约翰逊教授常说：“记者最忌一个‘懒’字，落在纸上的东西一定要亲自核实，切不可照搬道所途说。”每周，他都要求我们交一篇两千字左右的专题报道。遇上有的学生为图省事，连续几篇都写些在学校里发生的事，他就不客气地说：“如果有一天你做了记者，是不是只报道发生在报馆或电视台内部的事呢？这样你倒是适合去某个机关报干干。” 有了这样的前车之鉴，我岂敢掉以轻心？于是力争每篇报道都在内容上有所不同：既有对代表前卫艺术的外百老汇剧的采访，又有对公立小学教育经费问题的调查；既写市中心的高档咖啡馆，也写街边的流浪汉。一次，为了了解黑人社区对州长竞选的态度，我只身深入治安不佳的哈雷姆区，采访黑人教堂、社团及商贩，取得了第一手资料。结果，那篇文章很得约翰逊教授的赞赏，并作为范文印发全班人手一册。当然，他在文章结尾处的评语也就被公诸于众了：“我很欣赏你对不同题材的尝试，并认为这是一篇构架完整，文字流畅的好文章。作为一名母语不是英语的外国学生，做到这点尤为不易，但是我必须提醒你：哈雷姆区是很不安全的地段，以后最好不要单独前往。”我回想起那天采访归来，天色已暗，路边潦倒的醉汉向我投来的审视目光，心中也不禁后怕起来。而约翰逊教授的评语中所表露的关怀，在我心头留下了一份暖意。 临毕业的时候，《纽约时报》采访了我，接着《新闻周刊》也登出了醒目的专访。那些记者在提问时请我谈谈对美国传媒的一些看法。我坦率地说：“美国主要新闻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往往集中在某些敏感话题上。且不论这些报道本身的准确性如何，单是与其他现实题材的比例失调，就违反了你们所信奉的‘新闻原则’，给读者留下有失偏颇的总体印象。如果我是一名驻美记者，而我发回给中国的报道无一例外都是关于美国毒品问题的，那么中国人头脑中的美国将会是如何呢？作为美国人，你们是不是也会感到不公平呢？”这番话中有关新闻准确性所包含的比例概念，正是我在约翰逊教授的新闻课上学来的。 当我把这些讲给约翰逊教授听时，老头儿一拍大腿，哈哈大笑起来：“妙极了，不愧我给你的那个‘A’。我为你感到骄傲。美国的媒体习惯于标榜自己的公正与准确，依我看，是到了反省的时候了。” 离别时，我问他何时有机会去中国看看，也去看看我做的电视节目。他怅然地说：“如果有机会，我一定会去。只是，我年纪大了，不知什么时候能有这个机会。” 我说：“如果没有机会，我就用摄像机把中国拍下来，带到美国来给您看，教授先生。” 二泉映月 暑假，哥伦比亚大学最忙的图书馆是东亚图书馆。台湾、香港的学生大多出外旅游或回家探亲去了。大陆的学生望望那条飞越半个地球的航线，盘算着下学期的学费、生活费，琢磨着该把分别已久的妻子、丈夫“办”出来，就断了回家的念头。四个月的暑假是打工挣钱的黄金时段。寂寞了，想家了，便会不由自主地来到东亚图书馆：在这里你翻到的是中国的书，看到的是中国人的脸，听到的是中国的语言。念了一年的专业，整天泡在英语的世界里，只有这时才能真正地放松。读读林语堂，也读读金庸。有一把那么结实厚重的大木椅，看上几小时那么古典优美的文字，真是享受。出国之前怎么只顾看GRE和tOEFL了呢？ 校园绿地上常见五六十岁的中国老人（其实不该算老），素不相识，却只凭一句”请问，您也是大陆来的吧？”就可以聊上一天。“您也是陪读吧？孩子读什么专业？出来几年了？在纽约真呆不惯，房租那么贵！在国内哪知道孩子在美国这么不容易。写给家里的信只捡好事说，一来才知道..” 六月份，哥伦比亚大学出了一桩有关中国留学生孩子抚养权的案子。这也就成了近来大家的话题。一对中国留学生夫妇在美国生了两个孩子，大的两岁，小的只有两个月。母亲在市外找到一份工作，白天照顾孩子的重任就落到了正准备参加研究生考试的父亲身上。这可难为了他。就拿给孩子洗澡来说吧，这么娇嫩的小东西托在手上，擦过肥皂，滑溜溜的，揉也揉不得，搓也搓不得。搬动一下小胳膊小腿也会担心弄断了什么，实在让一个大男人出了一身汗。百密一疏，孩子落在浴缸里。手忙脚乱地捞起来，孩子一挣扎，又掉下水去。情急之下，父亲一把揪住孩子，不敢有一点放松。孩子总算没有危险，但手臂上磕出一块乌青，身上也留下几道淡淡的血印。父亲又是歉疚又是心疼，看孩子哭个不停，就抱去学校医院检查。医生对那块乌青和几道血印大皱眉头。斜眼打量了一下魂不附体的年轻父亲，一言不发，打电话到当地儿童福利局，报告了这一起“虐待儿童案”。调查员说到就到，根本不理会孩子父母的解释，坚持说孩子是被殴打致伤的，并认为当时没有工作的父亲，闲在家里，极有可能因此产生心理不平衡甚至压抑症，从而拿孩子出气。另外，做母亲的为什么在孩子出生不久就出去工作？这分明是毫无抚养孩子的诚意。（至于如果这位母亲不工作，一家大小拿什么吃饭的问题，调查员就不屑考虑了。）孩子已是美国公民，怎能任凭两个中国人虐待？！ 不久，法院寄来传票，开庭当天就把两个孩子送到福利机构监护。大孩子又哭又闹，不愿离开爸爸、妈妈，却被当场强行抱走。为了重新领回孩子，妻子不得不表示与丈夫“划”清界线。夫妻分居，父亲只能每周在第三者监视下探望孩子一小时，同时接受心理检查。至今，此案还未了结，而每小时三百美元的律师费已使小夫妻俩债台高筑。 我们都为这对留学生夫妇鸣不平，但是儿童福利局的官员也振振有词：“美国每年有大批幼儿是被自己的亲生父母虐待致死的，这些父母往往是失业者，经济条件差。我们怎么能保证你们这对中国父母就是例外？既然你们生活在美国的地盘上，就得按美国的法律办事。” 如果说这桩案子叫人哭笑不得，那么另一起则是触目惊心了。七月，费城发生一起谋杀案，涉及三个留学生。其中A（男）与B是一对夫妻。他俩在国内众多羡慕的眼光中双双赴美留学。在美期间，两人情感出现不和。不久，B与另一位中国留学生C同居，向A提出离婚，A一直不同意。一天A却突然通知B回家取行李，并说同意离婚。 B 于是携C 及C 为之打工的餐厅老板一同前往。 A 先是客气地招呼三人进屋，接着走进厨房，端出茶水；第二次走进厨房，出来时手里便有了一把枪。 C 面部首先被击中，应声倒地。 餐厅老板在莫名其妙中也被打中；但他随身竟也有枪，立即掏枪还击，打伤了A。此时。惊慌失措的B欲夺门而逃，已经受伤的A不肯放过她，向自己的妻子开了枪，然后开枪自杀。 B挨的这一枪没有致命，C虽破了相，但也活了下来。原本毫无牵连的餐厅老板却与A一同命赴黄泉。听着像电影吧？却是真人真事。联想到两年前依阿华大学的一名中国同学，因为教授把奖学金颁给另外一名中国留学生而他气愤难当，竟拧枪闯入教授办公室，枪杀数人，人们不禁会问：如果当初他们留在中国会出现这样的惨剧吗？这仅仅是夫妻离异和一笔没有得到的奖学金所引发的吗？社会原本就有许多不公正，人生原本就有许多磨难，他们在心理上有应变的能力吗？如果没有国内优越感的丧失所带来的不平衡，没有长期生存危机所带来的郁闷，没有因歧视和文化隔阂所带来的孤独愤懑，他们会选择这样激烈的方式来释放压抑已久的情感吗？如果不是在充满暴力的美国，这些曾是温文尔雅的中国知识分子会举起枪吗？他们能随意买到枪吗？但你又能把这些悲剧统统归于美国吗？它可没有哭着喊着求他们来这里呀！ 这个话题太沉重了。被抛人这个既是天堂又是地狱的美国，有些人毁灭了，有些人无所谓了，也有些人不仅存活下来了，而且比任何时候都更有信念了。人的命运如此不同。有人说，性格决定命运，你相信吗？ L四年前只身来到美国。在国内他是高收入的导游，如今他已成为纽约不少一流摄影师的指定洗印师。我称赞他洗印工艺的细腻和艺术品味的纯正，他一笑说：“还不是走投无路嘛。别人洗出的照片上允许有一两点灰尘，谁会注意呢？但我要有生意做，就必须做到哪怕在放大镜下也一尘不染。有时候，艺术也是‘生存’逼出来的。” 我知道他在国内各方面关系很熟，随便做点生意，挣下个舒服的日子并不难，便问他为什么不回国发展？他沉思片刻说：“我十七岁去了北大荒，一呆就是六年。后来考上了大学，大学毕业后当了导游。一天我在五星级饭店的大厅里听音乐，周围的一切，豪华高雅。我突然想哭。不是为了过去吃过的苦，而是想，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我学到了很多，而在我最舒服悠闲的日子里，我是最没出息的。我已经荒废了太多的时间。在美国我又尝了一次洋插队的苦。我最终是要回国的。但现在刚刚有一点起色，如果因为怕苦而在纽约半途而废，将来我在国内也同样做不成什么事情。” 我觉得他是个明白人。明白自己想要什么，所以活得清醒而独立。在美国，许多人固有的生活模式和思维模式统统被打碎。有些人望着一堆瓦砾不知如何收拾，而那些审视过去，审视未来，重新补充、组合自我的人，往往是那些极有自爱精神的人。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只属于他们。 当我听说95％以上的留美中国学生都取得了硕士以上的学位，其中四分之一在工作的第二年就拿到了五万美元以上的年薪（美国中产阶级收入水平）；当我看到又一个中国留学生在哥伦比亚大学被授权组建百万美元的实验项目，又一批不甘寂寞的中国留学生打入了华尔街，我真的感到由衷的振奋。一个群体的素质，一个优秀民族的优秀的知识青年。成功的标准并不仅仅来自美国社会的承认。他们大多数人的成功是在经历了生活、心理环境的大震荡后，又找到了新的平衡，也超越了自己。无论留在美国还是回到祖国，他们都不会替中国人丢脸。 今天在地铁站等车时，忽然听见委婉的二胡琴声，是“二泉映月”。一听就知道是专业水平。我走过去，向拉二胡的年轻人笑笑，算是打过招呼；他也会意地点了点头。周围的人们都不约而同地侧转身，朝向琴声。他们大概不认识这种陌生的乐器，却又分明被这种奇异动人的旋律所触动。年轻人很平静，毫无卖艺的窘迫，不卑不亢，缓缓拉来，如行云流水，如置无人之地。在这份真实坦然中，你品得出美国式的处世态度：从不顾影自怜，无需矫揉造作；而曲子中的中国味儿似乎因此更地道了。 我的眼圈有点湿了。 放松自己 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的第一个学期。 自从学期开始时为追求刺激，一下子选了十八个学分的课程（一般学生只选十二个学分）：这半年就没有了所谓的周末。进入十二月，期末考试一拥而上，真有十面埋伏的架式：三篇各二十页的论文，一部电视纪录片。两周之内必须交齐，外加三个小时的当堂考试，真让我悟出了“绞尽脑汁”的形象性和准确性。每天不足四个小时的睡眠，使白天和黑夜的区别不再有意义。连滚带爬地熬过这“黑色双周”，神经已磨成细细的一根，绷得透明。实在不忍心再撩动它，便把所有的书都塞进柜子，视野之中绝不允许任何笔记的存在。 呼呼大睡三天，然后收拾行装去维尔（VAIL）。 去滑雪，生平第一次。 蓝天、雪山、松林、麋鹿，来不及惊呼，心中所有的禁铜在一瞬间瓦解，我大口呼吸着科罗拉多高山的空气，它湿润寒冷，微微刺痛着喉咙，却让我有说不出的快感。我没有缘故地放声大笑，几乎吓着了自己。 在沉闷的计算机房里呆了太久，情感都长了皱纹；白纸黑字看得大多，眼睛只习惯于最短的距离。终于有一片大大的天空在头顶，有飘扬的雪潮湿着干燥的肌肤，我感到自己的神经在山风和树香中变得强壮，和着远山起伏的旋律轻声地吟唱；我看得见自己眼神中的闪光，通过别人看我的神情和视线尽头那一团亮色的云霞。 维尔的人们单纯而快乐，像一群孩子，最鲜艳的滑雪衫、最大胆的玩笑、最好的体力和胃口。有穿着短袖布裙在室外餐厅穿梭的侍女，有手臂上吊着绷带，仍不忘大口喝啤酒和吹牛的男人，也有在黄昏时分缓缓驶过灯火融融的街道的那辆马车。 维尔的游客来自世界各地，连麻烦不断的英国王妃戴安娜也来到了维尔。新年之际，她与所有来维尔的人一样，寻找一个几乎变得陌生的权力——快乐。无论王妃还是村夫，在快乐面前变得平等，自我内心的满足使世俗的价值变得无关紧要。滑雪和寻找快乐使他们的沟通不成问题。 但滑雪还是成问题的，特别是对我这个从未滑过雪的人。过去对滑雪的唯一感官认识是梦见自己从雪峰疾驰而下，忽然在转弯处发现正前方一棵粗壮的松树，眼看就要迎面撞去，脚下却无论如何不能控制.. 幸好同行的朋友中有滑得不错的。在他们的悉心传授下，第二天我就掌握了要领。在照顾脚下的同时，居然能不时抬眼四下张望一番，颇为自命不凡。 雪无拘无束地下着，时密时疏，根本不理会什么章法。溪边灌木丛裹着层层霜花，没有了春华秋实的点缀，倒愈显得雅致。高树枝丫上有一只黑羽的鹰，在瑟瑟的风中纹丝不动，缩颈向天。额顶一簇金色的绒毛，是银色世界中的亮丽。没有老树昏鸦的凄凉，也没有冷眼向人的孤僻，它承受着寒风朔雪，却安详而自得；自信得不必显示，清高得无需证明。 我停下脚步，望着它，算是不周到的致意，它也不怪。我们对视了一会儿，直到身后的朋友大嚷我挡了道路。 一滑就是五公里，心情松快得像雪花。这才知道雪中的景致和雪中的心情才是滑雪的真正乐趣。 离开维尔的前一天，我和朋友们有了乘坐热气球的经历。 这一天格外晴朗。彩虹般颜色的气球膨胀起一个饱满的惊喜，我的心情早已轻飘飘得不能自己。 几乎没有震动，已经飞行在半空中。刚刚还置身其中的大地转眼成了渐去渐远的风景。热气球的驾驶员DON有十二年的经验，但他承认他所能做的不过是调整气球的高度来捕捉不同的风向，至于气球的具体航线及落点，实在是听天由命的。大家一致说：这才是热气球的魅力所在——既有控制的可能性，又保留了不确定性，所以这比任何精确设定的飞行来得更刺激。你既不能盲目自信，又不敢放弃努力的机会。其实人生的乐趣也是如此，全在这定与不定之间。 大家一路赞叹着身下的景致。 当我们俯瞰世界时，有没有一双眼睛在俯瞰我们？ 回到纽约，期末考试成绩揭晓：除了一门功课得B＋，其余全部是A，这在哥伦比亚大学绝对算得上是好成绩。在美国的第一个寒假就这么结束了。 新的学期已经开始。 老人啊，老人 “活那么大岁数干嘛呀？六十岁就够本儿了。”——说这话的大多数是青年人。 我的爷爷今年九十三岁了，他年轻时脾气刚烈，老了倒成了慢性子。什么事都不着急。每天捧一杯茶，看一份报纸，或双手拄杖，垂眉闭目，打坐人定，真像一位老神仙。最近他竟长出新牙，大家都说他返老还童了。但我清楚地记得他八十多岁时曾生过一场大病，卧床不起。当我去看望他的时候，他吃力地欠起身，一双瘦骨嶙峋的手紧紧握住我的手，眼中落下泪来，似乎对我说，又似乎是自言自语：“我想活下去，想活下去啊！”那神情，像是一位迷路的幼童，张皇不安，孤单无助，心中充满恐惧。在那一时刻，我突然明白人类对于生的留恋，对于死的畏惧是多么根深蒂固。凡是轻言生死的人，除非他经历过死亡的考验，不然都是草率而不可信的。 有人说，老年的来临之所以可怕，便是因为它与死亡的距离太近，让人没了退路。也有人说，比生理的死亡更为可怕的，是力不从心的烦恼和不再被需要的沮丧，精神的空虚与孤独无异于慢性的自杀。年轻人不愿自寻烦恼，不愿设想六十岁以后的麻烦事，全不顾中国的平均寿命已经达到七十岁左右。 然而时间并不搭理我们。它不紧不慢地向前走，让我们每个人最终尝到它的厉害。它也将把中国带人老龄化的下个世纪。如果老年生活从根本上是让人担心和烦恼的，那么我们这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不是会变成一个不快乐的人群吗？ 有人寄希望于在养老金方面为老年人提供经济保障，有人呼吁在医疗护理上为老年人设立系统的服务。我认为，社会固然承担着无可推卸的责任，但老年人自身的精神健康才是他们获得幸福的关键。 我所认识的高寿老人几乎都很豁达乐观，比如我的外婆。今年八十五岁的她依然耳聪目明，每天亲自去市场买菜，打扫房间，还要照顾近九十岁的外公，好像不服老似的。她的座右铭是：“人要劳动，心要放宽。”她幼年丧父，家里穷得只能吃蚕豆。她整夜地和母亲在昏暗的油灯下纳鞋底，勉强过活。年轻时的她和外公从浙江绍兴老家来到上海，勤俭持家，撑起一个小小的五金店，渐渐殷实起来。家中前前后后住过十几位前来投靠的穷亲戚，有的一住就是几年。她一视同仁，资助不少远亲的孩子成家立业。“文革”时，她和外公被划为“资本家”，家业被抄。一生积蓄，化为乌有。她的退休金也被取消，一时家境非常困难。原来受恩于她的亲朋好友竟有人以怨报德。没听她怨恨过谁。她说：“多做好事，自己心里踏实。”“文革”结束，政府发还了几千元钱，这当然不抵当年被抄去的财产，但她挥挥手说：“身外之物，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们一辈子靠自己的劳动吃饭。现在政府给我恢复了退休金，又有了劳保，就可以了。”她虽然没有受过什么正规教育，但在我看来，她对“施恩莫念，受惠莫忘”的参悟，远远高于许多“知识分子”。 简单的“知足长乐”并不是幸福老年的全部秘密。德行的修养，智慧的锤炼，更代表了老年生活中积极主动的一面。 古罗马著名演说家西塞罗曾与友人细述老年之道。他说：“凡是靠自身不能过美好、幸福生活的人，无论什么年纪都会使他们烦恼；凡是力求从自身寻求各种美好的东西的人，按自然规律必然产主的一切事物都不会使他们觉得可厌。在这类事物中首先要数老年。人都希望能活到老年，却又抱怨它的降临。愚蠢使人变得如此反复无常！”当时有人对西塞罗说：“您对老年的降临如此洒脱，乃是因为您既有名望又有财富的缘故。”西塞罗回答说：“这不假。极度的贫穷中，聪明的人也会一筹莫展；但是愚蠢的人，即使给他大福大贵，他也还是会感到百无聊赖。” 我见过戎马一生的将军，晚年无法忍受侍花养草的生活，整日在对金戈铁马、纵横东西的往事中黯然神伤；也见过平凡一生的看门老汉，在迎来送往的忙碌中，在信件报纸的传递中，自得其乐，对世事的变迁一通百通。人的精神寄托，实在不能以世俗的功败来评价权衡啊！ 《杨澜视线》的选题之一是美国老年人的生活。为此我采访了位于纽约市外斯坦顿岛上的“安乐家”老人院。这是一家公益性质的养老院，人院标准是取得绿卡三年以上，个人存款在一千美金以下，那里60％以上的居民是华裔老人。他们在养老院的吃住由美国政府负担，另外每人每月可领取一百多美元的零花钱。我走进这家养老院时是上午十点左右。阳光透过宽大的玻璃窗射进一楼的活动大厅，这里是老人们活动的主要场所。窗边一排排的沙发上，坐着三三两两的老人，或念念有词，或呆坐出神，互不搭理，对我们的摄像机也没有任何兴趣，连眼皮也不抬一下。陪同我们的杨女士解释说，这些老人大多患有老年痴呆或轻度精神疾病，但尚未完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如果没有医护人员提醒，他们可以在这里坐上一整天。在大厅的另一边，有几张大桌子，围坐着一些老人，正用毛线、彩布一类的材料做着手工艺品，如提袋什么的。他们偶尔彼此交谈几句，但声音很轻。我看到其中一位七十岁左右的妇人，手工做得很巧，便上前攀谈。她姓蔡，来自上海虹口区，做了一辈子家庭妇女。十几年前丈夫就去世了，现在有两个女儿在上海工作，一个儿子已在纽约成家立业。几年前她来到美国，起初与儿子、儿媳、孙子同住，而现在则一个人生活在老人院里，儿孙有时一个月也不打一个照面。 “想他们吗？”我问。她没作声。过了一会儿，头也不抬他说：“不想，想他们做什么？！” “你在来美国之前想过会住在老人院里吗？” 她摇了摇头。 “想不想回到上海去？” 她又摇了摇头，说：“回去没有地方住了。” “女儿们呢？” “提她们做什么？我不想她们。不想了。”老人眼角渗出了泪水。 记者的本能促使我再问下去，但我没有，因为那样分明会触动她的伤心事，使一颗在彩色绒线中稍得安慰的心又伤痛起来。而一旦伤痛起来，我又如何安慰？她泪水后面的细节我无法了解，我也宁愿不知道。当初她即将踏上异国土地的时候，该是非常兴奋的吧？她的在上海的老姐妹们该是非常羡慕她的吧？她跨越太平洋，追求的幸福老年该是与现在的境遇有不少差别的吧？孩子曾是她一生的事业和寄托，如今她一贫如洗，言语不通，把岁月时光编织进一只只手袋中，才是她所能做的最有意义的事吧？ 我默默地起身离去，又望见沙发上那些乖乖坐着的老年病人，其中有一、两个正聚精会神地用手去抓在眼前光线中舞蹈的灰尘。对比蔡老太，他们显得幸福多了。 就在采访了这家老人院的当天下午，我在离住处不远的理发店里遇到了一位名叫戴维的美国老人。当时，理发师约瑟夫正在给他系围脖儿，冲着镜子对他说：“戴维，你现在越来越精神了，等我给你剃个漂亮的发型，保你比年轻时还帅。” “算了吧，我年轻时头发比现在密多了。对了，我还没跟你算帐呢，这两年我的头发越来越少，怎么也不见你减价呀？” 一屋子的人都笑起来，我留意打量着这位风趣的老人。他花白的头发，红通通的脸，挺直的腰板，充沛的底气，真是位精神的老先生。老人生活的选题一直萦绕在我的脑际，我当下决定采访他。 他爽快地答应了，但说当时正有个约会，不如傍晚在街心花园碰面，那是他每天散步的必经之地——原来我们还是邻居。 当他如约出现在花园时，手里已牵了两只棕色的鬈毛狗，老远就跟我挥手致意，兴高采烈地指着树上的花蕾说：“纽约的春天总算来了，我还以为它今年要耍赖了呢。” 我们东拉西扯地聊起来。老人今年已近八十岁了。他出生在美国中部的一个农场里，三代同堂，一大群孩子。”整天乱糟糟的，没人能完整地说一句话。”他笑着说。后来，他不愿意再过平淡的农场生活，只身来到了纽约。当过餐厅侍从，杂货店伙计，最后不甘寂寞，上了表演学校，做起了演员。他提了几部电影的名字，我都没听说过，心想这下会使老人难堪，便连忙补充一句：“我才来美国两年，很多老电影我没看过。” 他毫不介意，说：“别说是你，就是美国人也早把这些电影忘了。我当时演的只是些小角色，我自己都记不得了。不然，今天我坐在这儿，不是会有很多人围过来找我签名了吗？”他顿了顿，挺得意地眨了眨眼睛，继续说：“不过，我最骄傲的是：在竞争如此激烈的演艺圈里，我一直都有工作，从来没让我太太孩子担心过。我太太可漂亮了，可惜去年她过世了。现在，我跟它们过。”他说着，拍了拍身边的鬈毛狗，两只小狗亲热地伸出舌头，起劲儿地舔了舔他修理得很整齐的胡须。 我问起他的孩子。他告诉我，他的两个儿子现在都干得不错，在大公司里做经理，也已生儿育女。前两天过父亲节，孙子、孙女们还给他寄来了贺卡。逢年过节，儿女们都来看他，他也时常去他们那儿串串门。 “但我不想跟他们住在一起。”他说，“我不想成为任何人的负担，即使是亲生儿子的负担。我能自己照顾自己。再说，我有很多自己的事要做。我在学电脑，每天在电脑网络上读报纸杂志；我还研究股票行情。不瞒你说，我早些时候买的股票，价格都已经上翻了好几倍。”老人说到兴奋处，手舞足蹈。显然，能跟我这位小听众吹吹牛，他很开心。 “如果有一天您无法照料自己了该怎么办？”我不知趣地问。 “我早就买好了保险，到时候会有家庭护士上门服务的。当然，并不是每个老人都有这个条件。我是很幸运的一个，计划得比较早。” 我被老人的自信感染了。早晨在养老院里的压抑心情稍稍舒缓了一些。 在美国的三年中，我发现文化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老年人对自身的看法。据美国官方统计，七十岁以上的华裔老人的自杀率是白人老人的十倍。我个人认为，这固然与华裔老人经济状况的相对贫困有关，但精神方面的因素恐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自杀与绝望相联，绝望又是失望的积累。而失望呢，就会牵扯出原本的期望。不少华裔老人对自己晚年的期望往往依赖于子女对他们的态度，诸如是否与子女注在一起，子女是否孝顺等等。在我们的传统中有“养儿防老”的观念。如果年纪大了，子女却不在身边照顾，岂不与孤老无异？住老人院更被不少老人认为是丢脸的事。而美国人的家庭似乎就是为两个人准备的，儿女只是中间十几年的过渡。儿女一旦成人，经济上就与父母绝对分开，父母一般来说也不愿像许多中国老人那样承担抚养第三代的“麻烦事”。乐得自己出外旅游——累了一辈子，该清闲一下了。反过来，父母年迈体衰，子女虽然通常也会每周过来探访一下，但亲身服侍的并不多见，父母也并不因此责怪子女——因为他们年轻时也没有照顾过自己的父母。每个人的晚年生活的质量几乎全由自己负责。如果工作时没有给自己预备下养老金，那可全怪自己，这包袱做子女的一般不会承担。 两种观念，孰优孰劣，很难给以简单的判断。一方面，人是需要亲情的动物，生老病死，总是希望有亲人相伴，至于彼此不愿迁就，难以和睦相处，而坚持与子女分居的想法，其中多少有无可奈何的成分。另一方面，一个人对自己的生活负完全责任，年轻时不依靠父母，年老时不依赖子女，在物质和精神上保持相对的独立，又的确是一种比较积极的人生态度。我个人认为，前者可以更多地从子女方面得以改善，而后者呢，对于老人自身的精神修养，则是有借鉴意义的。 我的一位中年朋友，近来颇为憔悴。问其原因，才知道其父去世后，其母精神孤寂，无以排遣，不时拿女佣出气。近来情况更趋恶化，一天几个电话打到儿子单位，要求儿子昼夜陪伴，对儿媳又百般挑剔，弄得我这位朋友与妻子也产生了一些不和；稍有小恙，就疑是不治之症，定要住院治疗，还时时冲医生发脾气，说他们与儿子一起欺骗她：“你们就是希望我早点儿死。”儿子对这位母亲毫无办法，人被搞得精疲力竭，只有叹气摇头的份儿。其母的处境固然让人担忧，儿子的烦恼也实在值得同情。各家的实际情况有很多独特性，但一部分老人精神空虚，给自己和子女带来很重的负担，却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现象。 其实，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流动性的加强，晚年与子女在一个屋檐下生活的可能性也正受到挑战。于是，朋友在老年时期就会显得格外重要。 我的一位朋友的父亲，离休前曾是位副部级干部，实权在握。当年，在家时门庭若市，出门时前呼后拥，风光无限。离休之后，老人心中一直耿耿不平，见人必谈世态炎凉，其忿懑之情溢于言表。原来不少先前唯恐巴结不上的人一见他没了实权，就不再来往了，甚至见面打招呼都少了几份恭敬；原来生病上医院，医生护士全都殷勤周到，如今不仅脸色不好，而且用药标准也不如从前。老人心想原先有人鞍前马后地伺候，而现在却连个说话的人都难寻，实在咽不下这口气。 那天我去这位朋友家串门儿，与老人家闲聊起来。他又搬出一些新的佐证，说明人情的浅薄，天底下没有真心的朋友。他的儿子忍不住了，数落了他几：“老爸，那些人本来就不是你的朋友，人家来就是求你办件事，如今他们依然要办事，你又帮不上忙，为什么还来求你？要怪只能怪你当时没有花时间和精力去结交真的朋友。那时候你的架子大得吓死人！换了我，也对你没好印象，干嘛还搭理你？” 老人猛喝一口茶，不作声了。 一所舒适的住宅在于它的未被占满的空间，一颗睿智的心灵在于它的开阔与宽松。老年人，正因为与世事的喧嚣拉开了一定的距离，才更应该有了某种超脱，对人生有了更清醒的见识。这种精神的陈酿，不仅是社会的财富，更是他们自身幸福的最好的保障。身体的衰老和精神的成熟，从社会中淡出和对社会更深刻的见地，这些奇妙的组合往往出现在老年，这是年轻人无以速成的本领。 再说说死亡，这个等待我们每一个人的结局吧。有一位日本的文学家说过：“在生活中有真正热爱和留恋的人是不愿死的，但唯有不断积累真正热爱和留恋的事物的人才能够面对死亡。”这似乎是个悖论，却有它难以抗拒的魅力，因为一个真正爱着和留恋着的人会在他所热爱和留恋的事物中找到归宿，找到永生。我的爷爷，当他拄着磨得光滑的手杖看着重孙们追逐嬉戏的时候，他是多么满足。有一次，须发皆白的他翻开六十年前的照片，指着上面身着长衫、手持礼帽、潇洒地笑着的自己，说：“时间过得真快！我们这一辈人，留不下什么遗产给儿孙，只能传个正派的家风吧。眼看你们都长大了，我很安心。即使有办法返老还童，我也会拒绝，就像一个走了很长的路的人，快要到家了，怎么也不会愿意被拉到起点，再走一次。”我相信，经过一次死亡考验的他，说的是不妄的话。在他那被皱纹压迫的眼睛中，闪烁的是平和智慧的光芒。 人从萌芽开始，就驶上了一条没有退路的航线。天灾人祸、意外事端，死亡对于儿童、青年、老年几乎是机会均等，随时可能降临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老年本身并不与死亡更亲密。而每位老年人都应该在心里存了感激，感激上天给了自己体验完整人生的机会。没有什么比在老年时面临死亡更自然的事了。每一个有着丰富回忆的人，当他们回首历史往事，品尝个中滋味的时候，就像是在高速摄影中观察一棵果树的生长，看到春夏秋冬，花开花落，果实由青变白，由白转红，如果这果实成熟落地，岂不是最自然的结局吗？从容坦然，在我看来，是最优雅的心态。法国印象派画家雷诺阿说过：“只要有进步，那就是进一步接近死亡..但我还是相信进步。” 当然，我在二十八岁的时候奢谈老年，定有许多漏洞。但愿我能活到老年，能以切身体验证实以上的这些话。 体面 “中国人是最讲面子的，”我对我的美国同学说，“美国政府常常在中国人那儿碰壁，就是因为太盛气凌人，不给面子。”我的同学赞同地点了点头。 不一会儿，他似乎发现了什么新问题，皱着眉头问我，“既然中国人最讲面子，为什么唐人街是纽约各个少数民族社区中比较脏乱的呢？” 我一时语塞。 我的先生曾经有一位三十出头的美国秘书，她崇尚中国功夫，刻苦修研，如今已有了相当的功力，并担任纽约地区女子防身协会的秘书长。别看她表面温文尔雅，练起拳脚来却是英武逼人。前不久她来到向往已久的中国，乘国内航班从上海飞往北京。下飞机时，身后一位中国男子反复用手推她，催她快走，她从未遭此礼遇，不知如何是好，忙问我的先生是否碰上了坏人，需要还击？事后她不解地问：”下飞机为什么要推人呢？他不懂得尊重妇女吗？要是在美国，我就对他不客气了。” 如果说男人行为鲁莽无礼让人愤怒的话，女人的失态就多少可悲了。我不明白，不少女人在年轻时非常注重自己的公众形象，为什么一旦生儿育女步入中年以后，不但对自己的外表漫不经心，连举止也“男性化”起来了？为一点儿口舌之利就搬出最难听的脏话，连男人恐怕都要脸红，她们却一派气宇轩昂，自以为泼辣豪爽，在众人眼里，其实已经粗俗不堪了。 如今，国内的考察团一批批地前往国外访问，一些有失水准的行为也跟着出口到国外”发扬光大”起来。我曾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一个旅游点，遇上来自国内的一个代表团。当时正值暑天，旅游旺季，公共厕所外排起了长队。三位国内来的女同胞竟如人无人之境，冲到队前，心安理得地等在最前面，全不顾后面的人高声抗议，只当听不懂英语。充耳不闻。我不相信她们连“sorry”也不会说。她们说说笑笑地往外走时，人群中发出了嘘声，我听见有人说：“Chinese（中国人）。”更要命的是，她们认出了队中的我，一时非常兴奋亲热：“你是杨澜吧？肯定是！我们是你的热心观众。从你的节目里了解了很多世界知识。”周围的人异样地看着我，我的脸腾地红了。我当时的态度，在这几位“热心观众”看来，肯定太冷淡了一些。怎么能不冷淡呢——排队的礼貌是不必特别介绍的“世界知识”吧。 曾有一个国内的代表团到德国考察，成员大多是有一定级别的干部。有一次坐渡船，当地陪同给每一个人买了一张船票。这张船票是一种硬币，把它投入自动收款机后，就可以转动挡杆上船。代表团中有一位老兄，在挡杆前突然叫了起来，说自己投了硬币，为什么挡杆不转动呢？售票员闻声赶来，开始检修收款机。试了几次，见并无故障，便向这人道歉说：“大概是刚才机器一下子卡壳了，请您上船吧，对不起。”等大家上船之后，这个人突然大笑起来，与同伴们说：“都说外国人笨，果真不假。其实我根本没投硬币，我是想留下来拿回去给儿子做纪念品的。你们看那个傻老外还居然相信，还说对不起！哈哈哈..”多么由衷的快乐啊！我真想对这位说一句：“瞧您聪明类似的“趣闻”尚有不少，每次听到，我心中都有别样滋味。真想给这些人深揖一礼：“拜托拜托，别再给中国人丢脸了。” 有人谈十年动乱带来的社会起码规范的混乱，有人谈贫穷带来的精神上的低要求，我认为都有道理，但似乎又不能完全解释所发生的一切。唐人街的华族该没有直接遭受“文革”的迫害，出国考察的老兄大概也不是买不起一枚硬币。 我不想擅自把这些事与国民性联系起来，也不想站在道德的高度谈社会标准，想来想去，找到一个词：“体面。” 《辞海》中把“体面”解释为“礼貌；规矩；面子”。从字面上看，“体”和“面”不外乎是外表上的东西，这个词在生活中常被用来描绘衣食住行的排场，于是“体面”在许多人的头脑中带上了虚浮的色彩。在我看来，“体面”其实是自尊自爱的外在表现。有人也许会说：“体面不过是一种包装，一种希望被他人认同的形式而已。”我却认为，人，既然生活在群体中，就需要这样的形式和包装。这不仅是为了赢得他人的赞许，更是自我心理的需要。难以想象，第一次约见女朋友的男士，会把自己故意搞得蓬头垢面；也难以想象，热爱家庭的妻子会为一个乱七八糟的家而自豪。我们虽然不需要为迎合他人而一味地矫饰自己，但是渴望得到尊重，按社会公认的基本标准检点个人的举止，却是人之常情，是人的起码修养。 况且，体面不仅仅存在于个人整洁的服饰，抬人的态度，得体的言行，更在于磊落的行为和尊严的人格，进而累积成为一个国家的形象。它直接表现为一种羞耻感，有一种对公众舆论的敏感。这种羞耻感即使在缺乏他人监督的环境下，也会表现为自我的约束。亚当和夏娃以裸体为羞。而人穿上了衣服，并不一定就自然拥有了体面。 我相信不少人与我有同样的经历：过去见到行乞的人，往往怜其不幸，助以小资，但现在，厌恶之情却常常大于怜悯之心。原因就是许多人以行乞为职业，或自残肢体，或无病呻吟，以人格的代价骗取同情，不劳而获，甚至聚敛财富。最难以容忍的就是利用孩子行乞。四五个不满十岁的孩子被逼迫或诱骗着向陌生人伸出小手，极熟练地将几句早已背得滚瓜烂熟的”行乞词”操练一遍，拿了钱后，一转身交到躲在暗处的成年人手中。那人见是大张钞票，便鼓励几句；如果是一把零钱，便训斥有加。只见孩子起劲地讨着，成年人稳当地收着数着，那场面真是我平生最痛恶的：难道还有比剥夺孩子的自尊与体面更难以容忍的事吗？一个伤残的孩子还可以读书，一个穷得读不起书的孩子还可以自食其力。一个从小没了羞耻感的孩子，能做什么？一次，与几个朋友从餐厅出来，迎面遇到一位面色红润、毫无困顿感的中年妇女，牵着抱着三个毫无相像之处的孩子，声称一家四口遭灾，几天没吃饭了，要求施舍。那三个小人在她的推搡下怯生生地伸出小手，拉住我们的衣角，眼珠转来转去不敢看人。嘴里嘟嚷着几乎听不出的恳求。我忍不住气，对那个女人说：“你如果真是他们的妈妈，怎么忍心逼他们来做这样的事？” 原谅我举的都是些反面的例子，实在是这些事给我的印象太深。休面只是做人的起码标准，所以拥有它的人并不以它为奇。而一旦失去了它，一切就会变得难以容忍。而一个国家的体面，要靠每一位国人去珍惜啊！ 最近，美国《读者文摘》做了一次全美调查。调查员把一只钱包放在街上，然后隐蔽起来，看抬到钱包的人会怎么做。结果67％的人把钱包交到了警察局。 我们是否也可以做一个同样的试验呢？ 向往希腊 希腊是如此不同。 拜惯了菩萨的中国人第一次见到裸体的维纳斯雕像时，一定吃惊不小。这个爱琴海国家的传统——什么公民、选举之类，与我们君权天授的历史毫不相干。原来整个西方文明都跑到希腊去认祖归宗。其实，希腊的命运比近代中国还要可怜：从亚历山大的马其顿帝国时代到一次大战结束的近两千年中，希腊压根儿就没有独立过；罗马人、东哥特人、威尼斯人、土耳其人轮流坐庄，二战期间德军又是这里的实际统治者。希腊的时运如此不济，倒让富有同情心的中国人顿时软了心肠。再端详希腊的那些健美的神像，就觉得并不那么大惊小怪了，甚至还发现了人家的一些优点：当我们祖先用金丝楠木支撑的宫殿在岁月中腐蚀殆尽时，希腊那些古老的神庙却依然屹立，毕竟，它们是用石头做的。 在我看来，不论后人在东西方文明比较上如何借题发挥，任何一种文明原本都是值得敬重的，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在表态之前，先拿来与自家的文化比个山高水低。正如美国有句谚语：“苹果是苹果，橘子是橘子。” 我向往希腊，正是因为它的不同。 当我带着一脑袋希腊神话和荷马史诗兴冲冲地来到雅典时，却大失所望。整个城市被毫无特点的不高不矮的灰色水泥楼房所覆盖，实在平庸得很；卫城山上的巴特农神庙前游人如潮，在烈日当空的夏季，更添了烦躁。加上神庙正在维修，俊美的石柱被脚手架东遮西拦，顿失风雅。我只好匆匆拍了一张纪念照，表示到此一游——其实拍给谁看呢？反正不是给自己。倒像是为了以后向别人炫耀似的。 晚上去一家远近闻名的“亚里士多德”餐厅吃饭，饭菜没什么特别，价格倒让人印象深刻：一只食指粗细的海虾仅原料就标价四块美金，加上烹饪和服务费，竟达五块美金。我笑着说：”这价钱让我恍若置身于什么沙漠国家，而不是这个海滨都市了。”更绝的是，帐单递上来，上面竟有两三道根本没有点过的菜。正在大声惊诧，临桌的客人转过头来：“我们的帐单上也有不少出入，希腊人的聪明全用在这方面了。” 记得一位法国朋友对我说，她一直很向往北京，但参观了故宫、十三陵之后，却认为不如想象中的好，于是大呼“距离是美的必要条件”。我在雅典也有同感：这里名声最盛的古迹早已被现代商业所包围，而在号称国宾级的饭店大堂内，我却从已经磨破褪色的沙发绒垫上发现了什么是“历史悠久”。想想也不奇怪，我们曾接触的有关古城的电视片、照片、文字之类都力图从最佳角度刻画最佳形象，又加上我们至善至美的幻想功夫，怎么经得起例行公事式的走马观花呢？我不禁空前怀疑起旅游的意义来。 雅典的朋友劝我别失望。他们说：“想看真正的希腊吗？那得上爱琴海。” 我听了他们的话。 看过爱琴海的蓝色，便觉得其余的海域总有些混混沌沌、不清不楚。这里全是岩石海岸，所谓的沙滩也全是粗大的石粒，绝少泥沙，所以数米深的海水都是晶莹剔透的，可以看见鱼儿在游。 再往深处去，重重叠叠的海浪尽情地把天光吸纳、摇匀，酿成不透明的极纯的湛蓝色，似乎还有了粘稠感，让人只觉得心神随之荡漾起来，才明白了荷马把爱琴海形容成“醇厚的酒的颜色”，是多么的受用。 在这水如酒的海域里，我一天比一天沉醉：米克诺斯（Mykanos）岛上的高大风车和悠闲的塘鹅，让我愉快轻松得几乎懒散；克里特岛（Crete）上绚丽的壁画和险要的古堡，让我在长吁短叹中肃然起敬。而最让我难忘的是迪诺斯岛（Delos）和桑托林岛（Santorini）。 迪诺斯岛很荒凉，荒凉到在这个几十平方公里的岛上，除了二三个守岛的管理员外无人居住。山脚下，曾经挺拔的太阳神阿波罗神庙坍塌了；山顶上，曾经辉煌的天后赫拉神庙只剩了一个平台；而在山坡上，数以百计的没有了旁顶的石屋依然规整，宽阔的石街依旧洁净，半圆形的露天阶梯剧场依然随时可以接纳五百位观众。公元前四世纪前后的一千年中，迪诺斯岛是爱琴海各共和国的政治、宗教中心，商业也很发达。据说每天在那里被买卖的奴隶达一万人之多。当年的迪诺斯岛海港中，商船云集，好不热闹。四年一度的丰收节是全希腊最重要的节日。每逢佳节，周围各岛居民纷纷来此聚会，祭奠神灵，饮酒看戏，通宵达旦。但好景不常，一次罗马人来袭，守岛的希腊将士全军覆没。杀红眼的罗马人还不罢休，竟把岛上四万余平民百姓砍杀殆尽。一时间哭喊震天，血肉横飞。大概是因为杀人太多，连强悍的罗马人也不敢在岛上久留。于是，盛极一时的迪诺斯岛成了无人区，岛上血腥腐败的气味经年不减，过往的船只躲之还嫌不及，岂敢停靠？ 这一荒，就是两千多年。 断剑残骸都已化作泥土，冤魂游鬼今日何处安家？迪诺斯岛是有名的风岛，昔日民房的门窗都很狭小。当强劲的海风穿过这些门窗的时候，便发出奇异的呜咽声，让人心寒。没膝的荒草长得很茂盛，成片的石柱、石台从草丛中探出半截身子，白森森的，凄凉得很。我被这荒凉的岛镇慑住了，不敢放大声音说话，脸也被风吹得生疼。 在一片冷清败落中，我找到了五尊完好的石狮子（据管理员讲，原本共有九尊，有四尊已损坏）。它们昂首驻立，同真狮子一般大小，都是母狮的样子。它们流线形的身材，在两千年风雨的冲刷后，依然圆润流畅。饱满的头颅上，五官已模糊不清，但镇定稳健的气韵犹存，一副凛然不可侵犯的神情。起初，我责怪粗心的希腊人把这无价的国宝丢在这荒岛上不管，但管理员告诉我，这些石狮的造型极富力学原理，若非人为原因，不易破损。再说，它们是这岛的标志，如果把它们搬走，迪诺斯岛就真的没有一点生气了。顿了一下，他继续说道：“别看我们住在岛上，但不过是客人，它们才是这岛的主人。” 离岛上船的时候，我走在最后。回头望望这片巨大的废墟，心中竟不再害怕：那五尊坚强而温良的石狮，一定会把迪诺斯岛镇守得好好的。 文明诞生了，也坍塌了，但有过这么一次也就够了，让后世永远有了参照的内容。人，曾不懈地尝试各种长生不老的方法，没想到，却在自己雕刻的石头中得到了永生。 桑托林岛与迪诺斯岛可以说是完全相反。这座岛相传是古大西洋国在火山爆发沉入海底后仅存的一部分。每隔半个世纪左右，岛就要经历一次毁灭性的地震。最近一次发生在五十年代。按理说，这该足以使桑托林岛成为荒岛了。 但奇怪，人们撤走了，又回来了；房子倒塌了，又重建起来了。 人们忙碌快乐得如同对大自然的咒语充耳不闻。对比迪诺斯岛，天灾和人祸，究竟哪一个更可怕呢？ 桑托林岛的主城在三百米高的峭壁上，一色纯白的平顶民房不紧不慢地散落开去，远远望去，像是从蓝天上泻下的一抹流云。曲曲折折的山路上，有成队的骡马载着游人缓缓上行。每到峰回路转之处，这些牲畜也懂得停留片刻，让我们这些外地人对着四周的景色大惊小怪一番。驮客上山这一行，骡子们干得习惯了，大抵也知道了一些旅游心理学。只是如果遇上了体态肥硕的游客，骡子们也懂得避重就轻，竟会远远地躲开去。直到它们的主人生气了，吆喝着它们过来，才老大不情愿地靠上前来，嘴里还喷着气。 任何一位登上桑托林岛山顶的人都会精神一爽。这里几乎只有两种颜色：蓝色和白色。前者是无染的海与天，后者是无尘的屋与街。 在这蓝与白的世界里，我惊讶于希腊居民的简朴。 那是简单的立方块的组合：平顶、直墙。墙的外壁很粗糙，好像岛上的泥瓦匠很粗心，从未抹平过；岛上风也不小，所以门窗都用实心木板钉成。平平常常的两片，小而结实，板面也没有刨光。种花呢，也只挑了最平的那几种，大大咧咧地种在半人高的粗陶罐里，任凭灿烂的小花爬满不高的墙头。 希腊人也有讲究的地方：那就是颜色的纯正。教堂的圆顶与住家的门窗全漆成天蓝色—— 和爱琴海的颜色又有什么不同呢？漆就漆吧，怎么好像用了同一桶油漆，岛东岛西，深浅没有一点区别？或许是大家商量好了，干脆就拿大海做了共同的参照？还有各家墙壁的白色，纯得像阳光过滤过的。稍有褪色，就有人调了浓浓的白灰，漫天漫地抹上去，直到雪亮如新。就连石板路的缝隙，也被涂成同样的白色。我眼见一个人抱着一桶白浆，跪在街口，用窄刷子细心地描抹，不让一点白色溅上石板。 这样单纯的颜色，这样朴素的民房，若是零星散落在红墙金瓦间，一定会显得寒酸；但它们在桑托林岛连成一山，一岛，映着同样纯净的海水和天空，便有了说不出的清爽。因为不少人家依山而居，房屋高低错落，所以邻居的阳台就成了自家的屋顶； 自家的石梯又成了另一位街坊的阴凉。窄巷中有或浓或淡的灰色的影子，是两边住户半开半合的门窗投下的。在这高低错落中，周围的景致显得气韵生动，毫无单调呆板之嫌。 我就在这极端洁净的环境中，明白了希腊人创造出健康而雅致的文化来，并不是件什么奇怪的事。 坐在橄榄树下，眺望海的尽头，琢磨着潮涨潮落，哲学家便有了；欣赏着海风中衣裾飘飘的妻子，望着健壮活泼的儿女，而把神仙雕成他们的模样，雕塑家便有了；守着沃土，生活不算太艰难，于是几位老哥一边饮酒，一边添油加醋地大谈英雄的故事；还不过瘾，就找来俊美的少年，让他们当众演示，从而有了剧场和戏剧，也颇为自然。至于有了剩余的精力，想把肌肉在和煦的地中海阳光中展示一下，与远近各岛的同龄人比试比试掷远和较力，或是为了纪念一个战士，而去跑他曾跑过的距离（马拉松），从而诞生了竞技会也就不是什么巧合了。 在我看来，欧洲浪漫派艺术过于渲染丝绒和花边，一个个达官贵人的肖像逼真得不厌其烦；巴洛克式的艺术又太重肉感，把人体涂抹得红红白白，新鲜亮丽得像在待价而沽的肉市。而希腊的绘画、雕塑却总保持一种安详和朴实。人，而且是人本身，是希腊艺术的主题，而这些人的形象总散发着神的灵魂，于是人变得不朽。 希腊文明的美来自和谐。而和谐的文明就在这和谐的自然中产生。真正的文化传统，决不仅仅存在于考古上的意义，它更是一种已完全融入百姓生活的心情和态度。 这才是我真正向往的希腊。 两位神仙的故事 六年前，当我参加《正大综艺》主持人面试时，考题之一是复述一段希腊神话：战神兼海神波塞冬与智慧女神雅典娜争夺希腊城市共和国首府的守护权。众神难以裁决，便让他们各送一件礼物给这个新兴的城市，以分高低。只见波塞冬奋力掷出三叉戟，它深深扎入卫城的山岩，一股清泉旧汩而出，引得一片唏嘘：如此神威，新城将有恃无恐。此时雅典娜款款而来，不慌不忙递上一根橄榄枝。众神默默赞许：和平的信念胜于武力的炫耀。于是雅典娜获得守护权，新城亦以她的名字命名，这就是雅典。据说我把这段故事叙述得挺生动，所以第二天又被传进电视台，于是也就有了第三次、第四次，直到被确定为节目主持人。 半年前，我终于有机会来到了雅典。第一天的日程就包括了游览雅典娜神庙和波塞冬神庙。我兴致冲冲，像是去拜会两位颇有渊源却从未谋面的老朋友。然而似乎这两位朋友之间仍存在芥蒂——两个神庙相隔三十多公里。胜利者傲居位于市区的卫城山顶，失败者远在市郊的爱琴海滨。 雅典娜当然是不会寂寞的。熙熙攘攘的游客早已把卫城山上的石阶踏得滑溜溜的。山脚与山腰层层叠叠的附属庙宇与剧场更把她的殿堂烘托得壮丽辉煌。神庙的石柱每根都是下粗上细，并微微向内倾斜。当你立于柱下，顿觉浊气下沉，清气上扬。在灿烂的日光里，一方蓝天被擎在柱端，安安稳稳，十分妥当——建筑智慧女神的家，人类岂可不用智慧？传说中的雅典娜神像有近十米高，周身镶满金玉珠宝——光芒让每个前来膜拜的信徒不敢逼视。当年童男童女们穿着白衣端立于庙宇周围，人们头戴橄榄枝环，手捧自家最好的菜肴，缓步登上山顶，敬献给他们的守护神，盛况空前。不幸，这位许诺和平的女神并没有给雅典带来和平。希腊先是被亚历山大的马其顿王国所吞并，后又被归于威尼斯城市共和国的版图，当土耳其奥斯曼的军团把雅典团团围住的时候，意大利士兵把雅典娜神庙当作了炸药库。土耳其大炮一轰，正中山顶，整个神殿便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在冲天的熊熊烈焰中，香消玉殒，只留下残石满地。石柱尚可修复，神像却成了历史。直到一次大战结束，希腊才获独立，但雅典娜神庙中仅剩的艺术品却又被英国人与法国人搬走了。和平的愿望有时就是如此脆弱，当初如果众神把雅典交给威武有力的波塞冬，这位战神大概可保住这座城市平安无事吧？！然而话又说回来，无论谁征服了希腊，最后都被希腊文明所征服。其实雅典娜神庙压根就是亚历山大大帝亲自下令建造的，一来要安抚希腊人心，二来是因为他本人就是希腊文明铁杆儿的“追星族”。似乎雅典娜回眸一笑，百万雄师就纷纷俯首。这精神的优越感，恐怕还是智慧的力量吧。 波塞冬神庙建在临海的三四十米高的悬崖上，这里的游人少多了。它的式样与雅典娜神庙类似，但规模只有后者的一半那么大。真应了中国人“胜者诸侯败者寇”的逻辑。那个六月的下午，天有些阴沉，海风扑面，竟有些冷。远远的海面上有孤帆驶过，然后就只是一片安静的、无边的海。 我突然想起了项羽，他在兵败之时，激愤不平，自叹力拔山兮气盖世，却落得四面楚歌，江东难归，偌大个世界，竟无容身之地，只有一死了之。想那波塞冬一身神勇，自以为雅典守护神非他莫属，却被雅典娜轻轻巧巧地赢了过去。若是凡人，看人家烟火兴盛，自己只落得在这荒郊野外安身，他也极有可能在羞愤中拔剑自刎。但他是神，死不了，于是只有忍耐。他是战神，亦是海神。希腊人特意把他的神庙建在爱琴海边，大概是为了安慰他，当然还有请他保佑航船的私心。 海边风景独好。当雅典娜忙于在尘嚣中接纳众人的赞美和牺牲的时候，当她在帝王的更替，朝代的交接中享尽荣华和屈辱的时候，波塞冬临风而立，迎惊涛骇浪，接斗转星移。大海是他的领地，悬崖是他的祭坛。空气新鲜，景色悦目，不比雅典娜来得自由自在，无拘无束？雅典娜一定羡慕得很呢。如此看来，福兮、祸兮？又岂在一朝一夕？ 我为波塞冬感到高兴。 如果今天再让我讲雅典娜与波塞冬的故事，一定与六年前有所不同。 热带风情 在直升机的轰鸣的马达声里，透过时聚时散的雾气，我看见了暗红色的翻动的火山熔浆。 这是夏威夷群岛中最大的岛屿，名字就叫“大岛”，我国常把它称为“夏威夷岛”。冒纳罗亚火山位于岛上，八十年代未还喷发过一次，粘稠的岩浆挟带着、熔化着它所触及的一切，涌到海边。水火相交之处，沸腾的浆液四散奔腾，的烧着太平洋的层层狂澜，激起冲天的火焰和浓烟，蔚为壮观。至今，岩浆流淌过的路线上还积着厚厚的黑色沥青状的一层，呈放射状，从山顶延伸到海岸，向人们记述当年惊心动魄的奇观。 如今，草木复苏，迁移的人家又重新筑起简单的房屋，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而地壳依然没有凝结，熔岩依然没有冷却，山顶上依然冒着丝丝白烟，展示着这组由火山造就的岛屿的不停息的活力。 夏威夷的魅力远非仅此而已。就拿大岛来说，其地貌不仅包括活火山，而且还有被森林覆盖的峡谷和平原，郁郁葱葱，充满生机。电影《侏罗纪公园》就是在这里拍摄的。峡谷十分陡峭，大约有五六百米深，山间清泉瀑布，飞流而下，更显景色的俊美。直升飞机的驾驶员不时跟我们这些乘客开开玩笑，故意放松操纵杆，让飞机来一下“自由落体”，直吓得机上惊叫声响作一团，才重新将飞机稳住，在一片唏嘘声中，顺着峡谷向纵深飞去。峰回路转，大家正忙于欣赏两边的风景，忽然间一堵峰墙横挡在面前，眼看飞机就要撞上去。驾驶员气定神闲，不慌不忙地把直升机“忽”地拉起，擦着崖面掠过——又是一场虚惊。机上一对老年夫妇忍不住埋怨起来，说心脏受不了。我却暗暗喊着“过瘾”，与驾驶员交换了一个眼神：这比坐电子滑车来劲儿多了！ 惊险刺激的直升机之旅展现了夏威夷壮美的一面，足以让人神往，偏偏夏威夷还有闻名于世的海滩，于是这壮美便多了一份秀丽。 不过，这回可需要体肤毛发的全方位接触——我是指潜水。 选一块风平浪静的小海湾。那里棕榈树亮丽的绿色浸染着毫无杂质的海水，珊瑚一簇簇的，投下略暗的影子，成为彩色的鱼儿休憩的场所。见到这样一池舞动着阳光的水面，人会不由自主地想跳进去，成为这美景的一部分。 潜水分为深层潜水和浅层潜水。前者要求背氧气瓶，后者则是通过伸出水面的塑料管来呼吸。无论进行哪种潜水，潜水者都要戴鸭形蹼。浅层潜水简单易学。我入水的心情迫切，便选择了一副大小合适的面套，套上脚践，跟着教练下到海里。一开始，我有些胆怯，不敢将头完全浸入水里，脚蹼拍打起来也不熟练。身下鱼儿傲然地游过，连看都不看我一眼，它们也许在奇怪：“游泳难道不是天底下最简单的事吗？这人怎么游得这么别扭。”我不好意思地冲它们挥了挥手，做了个夏威夷特有的手语，即伸出大小拇指，弯起其余的三指，来回晃晃，意思是：“别紧张，轻松轻松！”——游泳对你们这些水族当然容易，可我是只旱鸭子，总得通融一下，别那么瞧不起人嘛！哎哟，差点又呛口水！ 渐渐地，手脚配合得协调了，呼吸也顺畅了。我这才把所有的注意力投入水下的世界。这是个斑斓的世界，闪着各种明亮的颜色。 鱼儿分五六种，数目最多的一种身体扁平、通体金黄，横腮上挂一条黑色弧线，常常结伴而行。 它们也最胆大，离我们这些潜水的人靠得最近，一副逍遥自得的模样。我甚至怀疑它们是在故意炫耀自己的美丽。不过，你不能不承认，造物主的确赋予了它们炫耀的资本。另外几种鱼颜色比较淡雅，有银色的，淡紫色的，模样略显粗壮，有点儿憨，也有点儿害羞，总在离礁石不远的地方游荡，不敢走远。依我看，这海洋世界也是一个大社会，不同的鱼有不同的性格和脾气，各自都有其他鱼不可替代之处，彼此和睦相处。当然，水中除了各式各样的“小老百姓”，也有霸气十足的“诸侯将相”。这不，在船上休息时，我看见远处海面上喷出一道水柱，那是鲸在不露声色地巡视自己的领地。 我徜徉在鱼儿中间，一时间仿佛自己也身心自由得像鱼儿一样。如果人可以选择做一条鱼——让我想想——我愿作那种矫健却不张扬的鱼儿，自由自在地赶自己的路。 上天下海，夏威夷己尽在我的眼前，但我似乎还在寻找什么。 离开大岛，我落脚在檀香山（火奴鲁鲁）。在下榻的喜来登饭店的大堂内，我发现了一张海报，是五六十年代美国红歌星堂荷的演唱会。这位歌星出生在夏威夷，当年弹着吉他走遍美国，以一首欢快清新的《小小水泡》歌曲红透半边天：“小小水泡，在大海中翻腾，..”我非常喜欢这首民谣式的歌曲，自然也喜欢堂荷富有磁性的嗓音。今天能在夏威夷亲眼目睹其演唱的风采，岂非快事哉。虽然这场演唱会的票价高达五十美元，我还是咬咬牙买了下来。 当晚，我还特意换上了漂亮的连衣裙，隆隆重重地去聆听我神交已久的歌声。 没想到，等待我的竟是失望。 台上的堂荷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高高地跷着二郎腿，眼皮懒得抬，舌头也似乎懒得动，尽发些含混不清的喉音。有气无力地哼了几句之后，便开始说些无聊的笑话，在伴舞的波利尼西亚姑娘身上做些轻佻的动作，结果只有乐队的人随和上几声干笑，令人尴尬。接下去，他干脆不说了，唤出二三名弟子，由他们来演唱他当年唱红的老歌。台下几位五十多岁的女观众，显见是堂荷当年的歌迷，这时也颇生一些恼怒：“如此唬弄观众，倒也敢把门票卖得那么贵，怎么能不砸牌子。” 演唱会拖拖拉拉地进行了一个多小时，临到结尾时，堂荷才端起吉他，拨出几个音符，是《小小水泡》的前奏。起先，他依然唱得漫不经心。渐渐地，台下的观众们随着音乐唱了起来。这老歌是那么琅琅上口，曾带给人们几多欢畅美好的回忆。观众们与其说是在应和堂荷，倒不如说是在应和自己的青春过往。他们唱得那么尽情，那么投入，用手打着节拍，自娱自乐。彼此之间点头微笑着，在歌声中发现大家原来相识已久。这时的堂荷似乎也受了感动，唱得略微卖力了些，总算使演唱会的结尾还过得去。 曲终人散，堂荷坐在一张过分华丽的靠椅里，跟观众合影，脸上依然带着傲慢而懒散的神情。而这样的合影也明码标价，每张三十美元。看堂荷老大不情愿的样子，一定还嫌这样赚钱太慢了呢。 我从他身边走过，丝毫没有兴致与他合影留念，心中为他感到悲哀。一位歌星老了，过气了，并不奇怪，也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了对演唱乃至对音乐的兴趣和热爱。离开了这种兴趣和热爱，我很难想象一名歌手的躯壳里还能残留些什么。我后悔看这场演出，为了心中一位明星的失落，也为这位明星心中失落的激情。 幸好，美好的音乐犹存。让不朽的音符继续带给人们慰藉。 我暗暗告诫自己：“杨澜，永远尊重你的观众和你自己。” 我没能在堂荷身上找到夏威夷的精神，但是这并没有让我灰心。毕竟，夏威夷的色彩是绚烂的，夏威夷的人们是快乐的，夏威夷的空气太湿润，惆怅和悲伤在这里无法凝结。第二天，我便兴致勃勃地前往波利尼西亚文化村参观。 波利尼西亚文化村与阳伯翰大学比邻而建。阳伯翰大学以传授太平洋诸岛艺术闻名于世，学生中不少是当地原著民的后裔。他们边学习，边余时间到文化村表演传统歌舞，也藉此增加收人，保障大学学业的完成。 据导游介绍说，太平洋中夏威夷、汤加、萨摩亚、斐济等诸岛的原著民都属波利尼西亚人。他们的文化口口相传，没有文字可考。历史对于他们来说，是祖先一次又一次划着独木舟的航海探险。遇到战乱，或仅仅是为了发现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他们向着茫茫大海进发。根据一段神话或传说，或根本没有方向，他们开始了大胆的漂流。惊涛骇浪中无数的沉没，子子孙孙的不息的繁衍，终于在大洋中寻找到一个个绿色的岛屿，也找到了新生活的希望。 这是一种怎样的勇气和自信！ 他们有理由为自己健壮的身体和无畏的灵魂而骄傲。波利尼西亚人本来就高大健美，在资源丰饶的热带岛屿上，他们不愁衣食，更可以充分地发育身体。他们崇尚健康自然，完全没有“减肥”的概念。汤加等地更以肥硕为美。过去，我以为那里的人不思劳动，单纯窝在家里堆积脂肪。在文化村我才了解到，其实他们相当勤劳，也相当灵巧。比如他们房屋的四壁，就是以细细的篾席编织而成，手工精制。房梁上串着只有在深海才能采集到的贝壳，也十分美观。散懒邋遇的民族是没有这份闲心的。他们认为生活在天堂一样的岛屿上，面临美丽的海洋，沐浴充沛的阳光，实在没有理由愁眉苦脸。想吃就吃，要睡就睡，自然心宽体胖。好在他们的身材高大，并不因此显得臃肿，反而更增添了几份威风。林黛玉似的弱不禁风在这里绝对没有市场。 在一处展厅里，我看到了一幅黑白肖像照。照片上的妇人体态健壮丰盈。她似乎正在和谁说话，突然听见你的招呼，便转过身来，投以热情的目光，报以灿烂的笑容。这妇人是已故的汤加女国王。据说身高在1.90米以上，声音洪亮，性格爽朗，颇受本族人的爱戴。有一次，英国女王举行生日大典，遍邀各国首脑乘敞篷车周游伦敦。不料天空突然降下雨来，其他元首都赶紧拉上车盖，或撑起雨伞。只有她，推开伸过来的雨伞，继续热情地与沿途同样淋在雨中的市民们打着招呼。她的棕色皮肤在雨中焕发着健康的光泽，她的真诚的笑容在雨中带给人温暖的关怀。伦敦人大受感动。英国报纸说：“她阳光般的微笑驱散了伦敦上空的阴雨，她的友善和快乐的天性让人无法抗拒。”如今，我在她的照片前流连忘返。如果她能从镜框中走出来，我真想跟她并肩坐在篾席上，聊聊天。虽然她是位女王，却一定不会拒绝。展厅外的小河中，波利尼西亚人的后裔在独木舟上表演着传统歌舞。头顶花冠，腰系草裙的姑娘们摆动起腰肢，在阳光中尽显自己的妩媚；入水如鱼，上树如猿的小伙子们喊着号子，重现祖先围猎丰收的激情。尽管这一切已因为现代旅游业的发展而成为了纯粹的表演，尽管今天的太平洋岛民早已超越了先人刀耕火种的原始阶段，然而我依旧能感受到那份属于这一方水土的纯朴和豪迈。这时，那翻涌的火山，曲折的峡谷，辽阔的海洋都被这如梭的歌舞交织在一起，构成夏威夷——不，己不仅限于夏威夷，而是太平洋诸岛的无限风情。它是永远的热诚和乐观，是不懈的激情和生命。 同样是阳光和海水，在希腊，它们让我沉静；在夏威夷，它们让我兴奋。我的梦想，是体验世界上每一块不同的土地和水域，然而现在，让我暂且忘掉过去和未来，用年轻的心去好好享受此时此刻的热带风情吧。 跨越 我终于来到了伊斯坦布尔，心中不免有些激动。 当游船徐徐驶入博斯普鲁斯海峡，我的激动被青蓝色的水波荡漾得愈发明澈了：这绝不是一次平常的旅行，因为这水绝不是平常的水——这一带涟漪挽起的是：欧洲和亚洲。 在这两块大陆的交接处，北面形成了白雪皑皑的高加索山脉，仿佛是天地之间永恒的惊叹号，冰冷着脸，向天空质问最后的胜负；南面则形成了明媚多姿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两岸虽迎面相峙，却不见刀光剑影，彼此都给对方留下一块余地，竟发现对手并非面目可憎。 千回百转在这里交汇，竟使这一带山水葱葱郁郁，在地中海温暖的阳光里融合成一道完美的风景。两岸的城堡、民宅建筑风格非常相似，都兼有欧亚的特色。更有博斯普鲁斯大桥横亘两岸，把本已相似的自然人文牢牢地牵系在一起。如果方向感不明确，还真分不出哪面是亚洲，哪面是欧洲呢。 遥想当年，无论是年轻气盛的亚历山大大帝，跃马扬鞭的成吉思汗的子孙，还是金装银饰的奥斯曼君主，都曾在这天堑处驻足极目，为跨越洲际，征服世界的勃勃雄心而踌躇满志。这亘古的界限，因为有了这些豪迈浪漫的故事而更显风流。 我正沉醉于忘我的激情之中，忽听身边的游客中有人说：“其实这是条平常不过的海峡，只不过人们给它的两岸起了不同的名字。” 这话真不中听。到了名胜，不去体会它的好处，反而冷眼旁观，扯上两句风凉话，正是我难以容忍的矫情——早知如此，您老又何必来呢？ 索妮亚是我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同学。记得第一天上课时每人做自我介绍。轮到她，还未开口，先笑起来，然后赶忙道歉：“对不起，我实在不知如何介绍自己。是这样： 我叫索妮亚，我的父亲是德国人和英国人的孩子，我的母亲是西班牙人和秘鲁人的孩子。我出生在法国，那时父亲在法国做外交官。不到两岁，全家搬到南美，先后在巴西、智利、秘鲁各住了三年，后来我在德国和法国上学，再后来到了匈牙利和俄罗斯。今年我二十四岁，又来到美国读硕士学位。我会六国语言。我的自我介绍完了，实在太长，对不起。” 大家都听糊涂了：“索妮亚，你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公民。你认为自己首先属于哪个国家呢？” “不知道，”索妮亚一本正经地回答，“真的搞不清，干脆也不想搞清了。虽然我有两本护照，但是地球才是我真正的国家。” 对于我来说，索妮亚的经历实在具有传奇色彩。但我很快发现周围的不少同学都有与她相似的背景。每当问他们“从哪里来？”这个问题，他们都耸耸肩膀，然后开始冗长的解释：他们都是混血儿或移民，如果想知道乡关何处，那得先从父亲的祖国开始，然后是母亲的，或者是自己的出生地..总之是一笔糊涂帐。 不过，困惑的深浅不完全取决于他们所涉及的国家的多少，而且在于影响他们的多种文化的差异。他们常常反问：“从哪里来？你是指我的血统，还是出生地，还是文化？” 明子的父母都是移居巴西的日本人。她出生在里约热内卢，从小接受的是葡萄牙语教育，高中毕业后来到美国读书，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八年。她喜欢吃日餐，却坐不惯榻榻米；觉得巴西是最美的国家，可是行为作派越来越美国化。不过，她的英语明显带葡语口音。 “我是一个喜欢美国生活方式的懂葡萄牙语的日本人。”她这样描述自己。 “哪种文化对你影响最深呢？”我问她。 “说不清，各有一点儿。它们在我的头脑中己融为一体，难分彼此了。我想生活中最重要的是做一个完整的人，而不是分清哪些想法归哪个文化。要知道，文化是相通的，只不过人们给它们取了不同的名字。”明子这样回答我。 我忽然想起博斯普鲁斯海峡上那位游客的闲话，心中隐约察觉到了些什么，但又似乎还不分明。 在对国际传媒发展历史的研究中，我发现了两条相反却又并存的线索：国际化和本地化。更有意思的是，两种趋势都日渐明显。一方面，现代通讯手段，如卫星技术、光缆技术等使全球的联络有了从所未有的便捷、高效，使地球日益成为一个小小的村庄。特别是电视的国际化，把天涯海角带入咫尺之家，一场海湾战争通过CNN现场传送到世界各地，而日新月异的电脑技术也正把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织入同一网络。这个地球不再仅存在于地理上，历史上，也存在于无形的电波、数字空间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发生在这个星球上任何一处的事情都不可能不对其他地区产生影啊。 另一方面，保留本民族、本地区文化的呼声也日益高涨。人们对文化的同化现象表示不安，而且毕竟更关心发生在身边的事情。于是，在亚洲纷纷设台的欧美传播公司不约而同地发现了一条规律：当地节目比进口节目的收视率更高更稳。即使在文化相近的欧洲各国，本地新闻和电视剧而不是美国的肥皂剧，是当地观众关注最多的电视节目。世界范围内地区性有线电视每天都在瓜分全国及全球性的大电视网的份额，因为当地节目更易调整，更有针对性，且更独特。 总而言之，这个世纪末，各个民族，各个文化都面临着相似的悖论：一方面是种族、民族的大混血、大融合，文化、生活方式的大渗透、大同化：另一方面是尖锐的宗教、宗族的流血冲突和保留纯正的传统文化的大声疾呼。面对这两个正好相反的趋势，人们真有点儿被搞糊涂了：“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 越是悠久的文明，越是骄傲的民族，在这个悖论前越显痛苦。理念与情感的冲撞不亚于地理大板块的狭路相逢。一些人抱定视而不见的鸵鸟政策，想拒绝这个大世界的冲击，也有一些人骨子里的自卑发展成表面的过于夸张的傲慢，守住“你有什么了不起，老子还看不上呢”的逻辑，或者恶狠狠地往地上啐一声“呸”，聊以泄愤，实际不损别人一根毫毛；也有些人以为守定了一些文化符号，就守住了祖宗的基业。一谈中国的艺术品，必搬出些绘着“嫦娥奔月”、“八仙过海”的鼻烟壶，津津乐道于笔触的细腻和繁多；或热衷于比赛在一张薄绢上绣几千几百个童儿，在一根头发上刻几十首唐诗。我不想贬低这些工艺品，但是沉溺于技巧的熟练，忘记了艺术的本质在于升华灵魂，只能把一个民族可贵的才华和生命浪费在工匠的复制中，而我们需要的是大师。 在纽约，我采访了在纽约时装界颇受青睐的来自杭州的服装设计师韩枫，发现她的作品中并没有明显的中国传统图案。她解释说，中国服饰文化对她的影响并不体现在盘扣和绣花上，而是表现在整体的韵味上。比如她设计的夜礼服就吸取了旗袍简单流畅的特点，以前后两片布料来衬托女性婀娜多姿的曲线。她的设计不仅出现在美国一流时装杂志上、高级商店中，而且还作为艺术品在现代博物馆展出过。美国时装专家说，她的风格在与时装主流的融合中反映出东方特有的气质。这使我明确了这样一点认识：所谓发扬传统，应指精神上的继承，而非细节上的模仿。我们的文化根深基厚，为何要抱住一些坛坛罐罐不放呢？ 当东方的古老文明在昔日的繁荣和今日的挑战面前产生困惑的时候，西方的发达国家也遇到了自己的“误区”，表现出幼稚的自高自大。比如曾经由各种外来文化相容而成的美国社会在二战后的强盛中滋生了一种“世界即我，我即世界”的自我封闭意识。我国某部长一九九四年访美时，美国《时代》杂志的董事长曾问他：“请问你们中国的媒介什么时候开放呀？”该部长回答说：“中国的电视中有30％的节目是从世界各地引进的，而美国主流电视中有多少外国节目呢？到底哪个媒介更开放呢？”一九九六年，《杨澜视线》节目的一个话题是一个调查，看看中国和美国十四岁的中学生（二○○○年中学毕业），谁更了解世界，结果表明，中国学生对世界历史、地理及科学方面的知识远远超过美国学生。一个中国学生可以用英语回答出美国的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名字。而不少美国中学生却说不出上海是哪个国家的城市。美国，该为自己下个世纪主人的知识素养操一点儿心了。 在这个文明互相撞击的时代，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需要面对现实。想拒绝冲击是不可能的，想放弃根脉也是愚蠢的。我想起明子的那句话：“重要的是做一个完整的人。..文化是相通的，只不过人们给它们取了不同的名字。” 此时，在我眼前出现的是欧亚大陆交界处的山脉和海水。我想，深厚的文明是经得起碰撞的，它反而因为对手的势均力敌而更显存在的价值。交锋处，自会山岭巍峨；相融处，又何妨柳暗花明？ 让我再回到在土耳其的旅行吧。在它的首都——伊斯坦布尔，我游览了具有二千五百多年历史的圣索菲娅清真寺。它建于东罗马拜占庭时期，当时是一座东正教教堂，十五世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定都伊斯坦布尔（当时称康斯坦丁堡），遂将它改建成清真寺。如今，它依然是这座城市的标志之一，其气势恢宏的圆顶（直径达三十多米），傲居世界之最。它更像是一座博物馆，在那里，的格言与描写《圣经》故事的瓷砖画相安无事地并肩陈列在古老的墙壁上，希腊—罗马式的廊柱坚固地支撑着伊斯兰绚烂的图纹。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安详地在这交融的东西文化中流连忘返，地理、宗教、种族、文化的不同没有使任何人产生坐立不安的焦虑或失落。彩色的镶花玻璃窗中，透过迷人的太阳的光芒，时间仿佛在一瞬间凝滞。导游告诉我，“圣索菲娅”的意思是“神圣的智慧”。 毕竟，人不是为那些界线而生活的。跨越界线，让我们的视野更加辽阔。 摇到外婆桥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身分。成年人见面时往往恭敬地递上一张名片，上面印着“经理“、“教授”的字样，那是指职位；作为主持人的我常常在介绍来宾时冠以“著名表演艺术家”、“著名作家”的头衔，那是指成就。而对于既无职业，也无成就的孩童来说，他们的身分往往只有依靠与他人的关系来确认，如“××家的小孩”等等。 在我的童年时代，曾骄傲地拥有自己的身分与标志。那是一条小手绢，上面用红棉线绣着我的名字，下面一行小字：“家住侯家路112号”。今天不少名人因为其名家喻户晓，没有必要在名片上罗列繁多的职位与荣誉，也常常采取这种只印姓名、住址的方法。而幼小的我别在衣襟上的小手绢，似乎就有类似的去繁就简的功能。当然，主要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我丢了。 侯家路112号是上海外婆家的地址。那里与城隍庙之间有两三分钟的路。我在那里从一岁半呆到四岁，后来又断断续续住过两年。那里是我记事以来最早的坐标，我的第一个社会标志，就是住在侯家路112号的那个小女孩。 然而，今天我只能在记忆里搜索这个方位了。今年夏天回国时，我兴致勃勃地拉着吴征，去“瞻仰”儿时的故居，准备指指点点、吹番牛支。但是、晚了。侯家路一侧的房屋早已被夷为平地，被水泥墙围了起来，据说是香港明星成龙、梅艳芳等等资在这里建“明星城”。用不了多久，琼楼玉宇、灯红酒绿将赋予这一片地区不夜的繁华。斜马路上的公用电话亭还在，但一年之后整个城区都将被拆除。我正长吁短叹，吴征一把将我拉到一边，一辆三轮车从我身边飞快地驶过，上面装着叮满苍蝇的西瓜皮。 我的近九十岁的外祖父母已于去年迁出了他们生活了七十多年的侯家路，搬入浦东两室一厅的单元房。年迈的他们一如既往的豁达，并不因故居难离而多愁善感。他们说，现在不必每天爬上爬下嘎吱作响、狭窄陡峭的木楼梯，可以告别老式马桶所带来的诸多不便，又可以呼吸着浦东新鲜的空气，何乐而不为呢？ 伤感的倒是我这个年轻人：永远失去了那条湿漉漉的小巷，失去了门前菜场那几只半人高的成菜缸，失去了隔壁卖话梅、粽子糖的烟纸店，我童年的“身分”还找得到吗？ 幸好，记忆还不曾丢失，而且随着我的唯恐丢失的慌张，更加清晰起来了。 我第一次住进侯家路的时候，是一九六九年的夏天——这当然不是我当时的记忆，而是妈妈事后告诉我的。因为当时我还只有一岁。那时年轻的父亲远在阿尔巴尼亚当援外专家、年轻的母亲即将离开北京赴湖北阳新五·七干校报到，她本想把我一块儿带去，可是外婆硬是不同意：“这怎么行呢？农村条件不好，说不定奶粉都不好买，还是留在侯家路，由我来带吧，保证养得白白胖胖的。” 外婆做了一辈子家庭主妇，生育抚养了五个孩子。论持家养孩子的经验在邻里中被广为称道。我妈妈虽然舍不得，但也没有什么不放心的，于是襁褓中的我，含着奶瓶，躺在东摇西晃的火车里，摇啊摇，摇到了外婆桥。 侯家路只有百米长，五六米宽。街两边是一色旧式木结构的两层楼房。 因为街道不宽，人们晾晒衣被时就把长竹竿架到对街伸出的窗台上。每年梅雨季节一过，家家户户开柜翻箱，要在煦日中把捂久的阴湿驱散。于是，整条街的半空中，被单招展，衣裙飘扬，有万国旗齐聚式的气派。 到了盛夏的傍晚，没有空调的木板房里热不可当。一排排竹椅被搬到街上，一户户人家也短衣短裤地出现了。一条侯家路被填了个满满当当。这时，后院的老伯会摇着蒲扇，给聚在身边的孩子讲个鬼故事；居委会的老太太们挨家挨户地送着驱蚊药；男人们凑上几桌棋牌，谁输了就在耳垂上夹上个晾衣服的木夹子..最可怜的是那位胖公公，数他输得最多，往往两只耳朵都夹满了，脸也涨得和耳朵一样紫红紫红的。可是每天傍晚仍见他赤膊坐在那里，心无旁骛地琢磨着手中的纸牌，其执著倔强，今天想来仍令人钦佩。 侯家路上有菜市场。每天凌晨，运菜的卡车往往亮着大头灯，大模大样地开到街心。很快，卸菜声、装筐声、标价声此起彼伏。清晨四点左右，菜市就开始热闹起来了。上海人习惯在上班前买当天的新鲜菜。各家退休的老头老太们起得更早，在城隍庙九曲侨上打一趟太极拳后，就在菜场排起队来。没有分身术的人们既要买菜蔬，又要买鱼肉，便常常以砖头、竹筐之类充当“队列”。有时，排在后面的人不买帐，偷愉地把竹筐移出队伍。主人赶来时，对这样的非礼极其愤慨，高声质问。但前前后后的人或大呼“勿晓得”，或一言不发，搞得主人也无可奈何，终于不了了之。这股怨气常常发泄在那些态度本来就不够和善的售货员身上，于是忙碌嘈杂的集市上多了几个高亢嘹亮的声音。 这一切，侯家路的人习以为常。他们夜里睡得安稳，几声汽车喇叭并不妨碍他们。在晨雾里，他们起身、洗漱，用蛤蜊壳哗啦哗啦地刷着马桶，彼此道着早安，然后吃着自家的酱菜泡饭，或奢侈一下，买一碗小馄饨，吃得津律有味，颇为知足。方才还听到一对小夫妻尖声地拌嘴，不多久又见他们俩穿戴整洁、亲亲热热地挽着手出来。在左邻右舍生煤炉的烟灰里，在各家早点扑鼻的香气里，他们用自行车的铃声催开拥挤的人群，一撇脚，骑车上班去了。 这是个典型的市民居住区，是上海最早的老城区，但随着城市的发展和新移民的迁入，这里日渐拥挤、破旧起来，在讲究地段的上海人眼中算不上什么“高级住宅区”。人很杂，环境也并不优雅。我为什么至今还是那么留恋它？出于童年的回忆外，一定还有其他的什么。细想起来，当我五岁回到父母身边以后，便进入了一个相对单纯的大学校园里。父亲是大学教师，母亲是音响工程师，左邻右舍，清一色的知识分子。人们谈吐高雅、举止得体，宽敞的校园里静悄悄的，花园很洁净。然而这斯斯文文的世界对于我这个孩子来说，反而单纯得近乎单调。相比之下，侯家路或许杂乱，或许琐碎，但那里上演的一幕幕悲喜剧是那么丰富和真切，让我神往。何况那里的人给了我最早的启蒙。 新嫂嫂 我的邻居是位四十开外的女人，粗壮高大、爱说爱笑。她在街道煤饼场里做事，专门拉着板车给人送煤球、煤饼。这完全应该是男人干的活，她却做得得心应手。每次搬完煤饼，总要帮人家垒得整整齐齐，用女人的细心把散落的煤灰打扫干净。人们都夸她勤快，为人好。她只身带了十几岁的儿子和女儿生活，我没见过她的男人。上海人把新媳妇叫做“新嫂嫂”，她四十多岁了，依然被邻里这样称呼着，好像谁也没不习惯。 都说“新嫂嫂”命不好。她出生在乡下一个殷实的富户，嫁给一个上海人，但那人年纪轻轻就因病去世了。再婚后，生育了一双儿女，小日子过得不错，后来这个丈夫被查出曾在国民党里做过事，又因为其他一些原因，被判刑送到了劳改农场，留下她一个人拉扯孩子，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有时外婆带我去菜场，就会遇到她在装烂菜叶的竹筐里挑来挑去。邻家的炉具通常都放在走廊里，她家的菜锅很少发出什么诱人的香味儿。 新嫂嫂很会讲故事，我当时最爱听的是傻女婿的故事。说的是一个毛脚女婿生性好吃，且吃相难看。有一天小夫妻回娘家，妻子嘱咐他说：“我在你脚上系一条绳子，只有我拉一下，你才能动一下筷子。”傻女婿牢牢记下了，在丈人面前一派斯文，眼睁睁看着饭桌上的红烧肉不敢轻举妄动。丈人家有一只猫，悄悄钻到饭桌下。它发现了傻女婿脚上的绳子，好奇地用爪子拉了一下，又拉了一下。这下傻女婿乐了：“看来老婆还是疼我，让我多吃几口。”小猫越拉越快，他也下箸如飞。吃完红烧肉，又消灭了老母鸡，最后连筷子都来不及拿，干脆捧起砂锅，把一条大鲫鱼吞了下去，连刺儿都不吐。 这个故事，新嫂嫂无论讲多少遍都绘声绘色，而且每次都和我一起拍手大笑，让我引为知己。有一次我问她：“你从前也给小梅姐姐（新嫂嫂的女儿）的爸爸系过绳子吗？”她收敛了笑容，说：“绳子哪里拴得住男人，他们要干什么就干什么，才不听老婆的呢。” 有一天，一位头发蓬乱半白的男人敲响了新嫂嫂的房门，他的衣衫很旧，拎着个旧书包，皮肤黑黑的像是个乡下人。新嫂嫂走出门来，见了他，张着嘴呆了一会儿，警觉地问：“你怎么来了？”那男人唯唯诺诺的，声音又低又颤：“我减刑了，出来了。”接着两个人就进了屋里。老房子的楼板不隔音，听得到屋里的啜泣声和责骂声：“你还有脸回来，你知不知道这些年我的日子怎么过？” “这些年我一直努力改造，什么活都干，这才得到宽大。当初他们说我是蓄意搞反革命破坏。这是冤枉我呀，你该晓得的。” 屋里沉默了很长时间。新嫂嫂开口了：“这是本来要寄给你的棉衣棉裤，你拿走吧，为孩子想想吧，他们已经七八年没有爸爸了，也习惯了，你回来，他们这辈子就完了。” 那男人哭着说：“这么多年我一直想着你们母子才活到今天，我只有这么一个家，你叫我去哪儿呀？”又是一片哭声。 不知过了多久，那男人手里捧着一个鼓鼓的包裹出了门，神色黯淡。在他身后，新嫂嫂啪地关上了门，嚎陶大哭。从那以后，新嫂嫂不怎么讲故事了，常见她的女儿帮她一起拉车送煤。他们一家有一天悄悄搬走了。他们本来就没有什么家具，一辆平板车就够了。我暗暗地希望，她们是去找那个男人，告诉他，这个世界上仍有他的一个家。他会听老婆话的。 辉辉与公公 辉辉是比我小两岁的表妹，住在外婆家对面的楼里。她出生的时候，因为医疗事故造成小脑溢血，致使运动神经瘫痪。她不会行走，不会说话，只能发出嗯嗯呀呀的声音。我曾经认为有智障的孩子是最可怜的，但在辉辉身上才发现，一个大脑健全，甚至聪明伶俐的孩子，清醒地看到自己身体的残障，完全懂得自己与其他儿童的不同，知道母亲眼中的神情叫做无奈，才是最残酷的事情。她分明有话要说，有话要问，但偏偏只能发出几个无人可解的模糊的叫声；她分明有冤要诉，有苦要发，但只能用纤细苍白的小拳头砸着床沿，甚至，她的手指僵硬得无法捏成一个拳头。 年幼活泼的我，每次随外婆去看这个表妹的时候，都会变得很听话。辉辉的床边，是我永远不敢撒娇的地方。辉辉的眼睛很漂亮，清澈得可以做镜子，每每震撼着我这个“姐姐”。在搞不懂她的意思的时候，我常常想在那双明亮的眼睛里寻找答案。每一次去看她，她都会把枕边的大白兔奶糖全部推给我，点着头坚持让我都吃掉。那对于我，完全是一种奢侈。我被诱惑着，却又分明感到我不应该从这个小妹妹身上索取任何东西。于是两个年幼的姐妹相执不下，直到外婆来做调停。 我们一年年长大，她永远比我小两岁。我们每隔一两年就会见面一次。每次都有她开心的笑脸，和推给我的她的最好的食品。一转眼，她二十几岁了，长高了，脸上有了青春的红润甚至妩媚。她依然不会行走，不会说话，眼神依然纯洁得像面镜子。然而现在的她已经打开了语言的封闭。她认识字。于是她与我的对话常常在报纸和字典中展开。她用僵硬的手指点着一个个铅字，然后用热切的眼神注视着我，等待我的回答。如果她是个健康的女孩，我们该有多少悄悄话可以分享。我细细搜索自己对她的感情，发现在深深的同情之余还有着深深的敬佩：这个世界伤害了她，她却给予这个世界无瑕的珍爱。当我们这些正常人在生活的沼泽里怨天尤人的时候，好一个弱小的灵魂，却接受了一切不公平，同时在给予与交流中寻求快乐。 她那双黑亮可鉴的大眼睛，让我安静。 一直抚养照顾辉辉的是一位戴金丝边眼镜的清癯矮小的老太太，因为她一生未婚，所以我们用男性的“公公”来称呼她。她出身于沪上一个富族，是家里的三小姐，读过教会办的女子学校，熟谙英语。她文雅的举止与弄堂里的其他妇人非常不同。但她以一份特有的安详亲善与这个环境和谐相处。 据老人们说，当年，她最要好的女友遭遇婚姻的不幸，无力抚养一双儿女，她便搬进了这个与自己毫无血缘关系的家庭，承诺把两个孩子抚养成人。 一诺千金。 她看破大家族的冷漠虚伪，与它脱离了关系，靠做小学教师过上独立的生活。一个未婚的年轻女性独自领着两个孩子生活，家族邻里中会有多少非议和冷眼，是不难想象的。靠小学教师的收入，维持一家人的温饱，其艰辛坎坷，对于她一个做惯小姐的人，也是不难想象的。人们总在猜测，这个弱女子的身躯里究竟哪儿来这么大的毅力和智慧，人们只知道，她累弯了腰，但是两个孩子都长得很端正，而且有出息。其中的男孩成为辉辉的父亲。 当辉辉的悲剧降临的时候，已经退休的她，又主动承担起抚养辉辉的重任。又是一句承诺，又是一个与她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孩子，又意味着几十年的操劳。这回，还是个有残疾的孩子。她一勺一勺喂养着她，一年一年安慰着她的悲愤，一个字一个字地启蒙着她的心智。她无疑有着一颗博爱仁厚的心。但她没有去操办什么瞩目的慈善事业，而是选择去抚养一个又一个的孩子。 在我关于侯家路的记忆里，永远有这样的一幅图画：阳光射进窗门，一位戴着金边眼镜的整洁的老妇人，抚慰着一个有一双大眼睛的女孩子，教她学会自己拿勺吃饭，给她讲最幸福的童话，让她知道世间的每一个灵魂都是平等的。她们俩的生活中都没有男人，一个选择这样的生活，一个只有接受这样的生活；她们俩都与这个世界保持着一种距离，这种距离让她们反而有了某种超脱；她们都不因自己的不幸而对上帝怀着怨恨，一个因为了解得太多，一个因为了解得太少。我发现，她们祖孙两代的眼神都是那么坦然。 爸爸？ 作为外婆家的第一个孙辈，我所受到的呵护和关注是不言而喻的。几位阿姨和舅舅都把我当宝贝。特别是小舅舅，他当时刚参加工作不久，又未成家，几乎把工资和时间都花在我这个“外甥女”身上。在那个年代，他算得上是颇为“洋派”的青年，书架上都是世界名著，还有两根很精致的不锈钢的乐队指挥棒。每个月总有一天，他给我穿上漂亮的小皮鞋，带我去理发，然后去上海著名的西餐馆“红房子”吃顿“罗宋汤＋牛排”。在那里，他教会我使用刀、叉的技巧，而且对我在餐桌上的举止进行“淑女”式的培训：什么背要直呀，喝汤不能出声呀，刀叉要轻拿轻放呀等等，规矩可多了。他的名言是：“女孩子一定要见世面，不然以后见到花花绿绿的世界，容易学环。” 餐后，他就拉着我的小手，到黄浦江边散散步，用一架老式照相机给我拍几张照片。他说：“这是你爸爸交给我的任务，让我每个月把你的照片寄给他，这样他就可以知道，咱们的澜澜又长高了。” 爸爸？一个多么陌生而神秘的称呼，从出生到那时，我还没有见过他的面，所以这个称呼就显得非常抽象。然而，我又莫名地盼望他。他既然去了那么遥远的地方，一定会有很多故事说给我听吧。 一个早晨，外公外婆有事出门，把我一个人留在家里，嘱咐我谁来了都不要开门。他们走后不久，便有人敲门。我从门缝望出去，看见那是一位高高瘦瘦的男人，从未见过。想起狼外婆的故事，我心中害怕起来，蹑手蹑脚搬来凳子抵住门背，自己坐在上面，大气不敢出。那男人敲门听不见回答，也干脆坐在了门槛上。我与他隔着一扇木门，背对背坐了多久，只有他知道。对于我来说，那简直有一百年。 终于听见外公外婆熟悉的脚步声，然后是他们惊喜的叫声。那个男人竟亲亲热热地叫他们“爸爸、妈妈”。外婆大声问：“怎么不进门哪？澜澜在家呢。”我这才拉开门闩，一头扑进外婆的怀里。外婆抱起我，指着那个陌生男人说：“澜澜，你不是总想爸爸吗，这就是你爸爸。叫爸爸。” 我哇地哭了，怎么也不承认这个吓坏了我的男人会是我的爸爸。 这个男人用了什么魔法让我不久就消除了对他的坏印象，我已经记不起了。只记得当天下午，我就骑在他的肩头在侯家路上“示威”了一遭，扯着嗓子大喊：“澜澜是爸爸的丫头，澜澜是爸爸的丫头。”神气活现。 爸爸告诉我，他在国外的任期已经结束，妈妈也已经从干校回到了北京，我们一家三口终于可以团聚了。 侯家路；我记忆中的人生第一站，就这样被飞转的火车车轮甩在了身后。我曾骄傲地拥有的绣着姓名、住址的小手绢也不知被丢到哪里去了。小舅舅在我离开以后曾对我妈妈说：“澜澜走了，我才意识到她原来是属于你们的。” 而我呢，直到长大，才意识到侯家路曾给予了我多少营养，又是怎样使我和其他的孩子有了不同。那条拥挤的弄堂，那一张张真实亲切的面庞，将是我心中永远的坐标。 玩水的孩子 七月流火。纽约中午的街头，闷热的水汽越来越多，越压越低。路边消防水龙头不知被谁打开了，白花花的水柱横撞出去，冲破了密密实实的热浪。这好像是给憋得喘不过气的人们一个复仇机会似的，引得一群孩子大声喝彩起来，热心地给所有过往车辆都“凉快”了一下，也不问人家愿不愿意；有几辆敞篷吉普车远远地看见，自知消受不起这份待遇，绕道走了。倒是马路对面打盹的流浪汉此时响应得特别积极，他一边和孩子们嘲笑着逃走的车子，一边冲进水瀑里，又叫又跳；反正在世上只拥有这一身破衣裳，何不享受一下免费淋浴呢？他放声大笑，大概是很久没有这样笑过了，笑声有些刺耳，笑得有些勉强，孩子们显然受了鼓舞，热切而顽皮的眼光四下张望，竟不约而同地盯上了过路的我。我哪敢有一点儿怠慢？一脸真诚地说：“哦，多谢了，还是请他多享受一会儿吧，我就不必了！”孩子们笑起来，我也笑了，不过笑得有些紧张。纽约的孩子们呀，嘿，你可拿不准他们会干什么。 我小时候又何尝不爱玩水呢？ 那时候父母工资不高，我的玩具并不多。进玩具店时，妈妈总会先问我：”澜澜是个好孩子，咱们只看不买，行吗？”别看我当时只有六七岁，可是最看不起那些一旦爸爸妈妈不给买东西，就坐在商店里的地上哭鼻子的孩子，那多丢人呀！为了显示与他们的不同，我郑重地应允了妈妈，推开玩具店厚重的大门，在比我还高的玻璃柜前停下了脚步。那是一座殿堂，充满奇迹和幻想。我怀着崇敬的心情打量每一件玩具，感叹它们的精致，猜测它们的功能，不知不觉鼻子都贴在了玻璃上。当时我暗暗定下理想：长大以后要做一位玩具厂的工人。每天都可以摸到这些玩具，还要设计更好看、更好玩的。这样精神会餐之后，便满足地拉拉妈妈的手，说：“妈妈，我看完了，咱们回家吧。”小小的我怎么会知道，妈妈着着女儿眼巴巴的神情，摸摸自己并不厚实的钱包，心里会是什么滋味。有一次我感到很意外：妈妈看到邻居小红捧着一大盒玩具火车走出商店时，突然蹲下来对我说：“澜澜，妈妈今天给你买件玩具，你来挑，好吗？”喜出望外的我一下慌了手脚——现在想起，后来考大学填志愿都没有这么为难过。最后，我没有选玩具火车——那个太贵了，要十五块钱哩！我选了一把橡皮手枪，会喷水的手枪。 当天，就有同楼的小伙伴跑回家，指着头上、衣服上的水渍告诉他们的妈妈说：“这是杨澜用水枪喷的。” 很快，楼里的孩子几乎每人都有了这样一支枪。 多少个炎热的中午，我们在院子里放肆地互相射击：水有时喷到脖子里、眼睛里、耳朵里，刚张口惊叫，又有一股细细的、清凉的水柱被喷进了嘴里。于是干脆张大嘴，叫嚷着：“渴了，还想喝！”开心的、满是童音的尖叫声压过了柳树上的蝉鸣，也引得那些被父母关在家里午睡的孩子们心急如焚，如坐针毡。 当时，孩子们的游戏多是从电影、小人书上翻版的“玩打仗”，一拨扮游击队员，一拨扮日本鬼子。常用的台词有：“同志们，冲啊！别让鬼子逃跑了！”“同志们，我不行了，你们先撤，我掩护！”这样悲壮的情节有时也会被搅得一锅粥：“我刚才已经打中你了，你该已经死了！” “没有，只是受伤，还没死呢！” “你是演坏人的，坏人就应该比好人先死！”“谁规定的呀！” “电影上都是这样的。” “那干嘛老让我演坏人呀？我该当一回好人了！” “你个子矮，谁见过游击队员比鬼子还矮的呀？” “矮怎么了，矮就不能当好人啦！” 吵得怒发冲冠，壮怀激烈。直到其他孩子插嘴说：“别吵了，枪里都没水了，咱们去灌水吧。”于是顾不得好人坏人、是非曲直还没辨清，撒腿就往楼里跑：能玩水，管它是玩演游击队员还是演鬼子呢。 有一阵，楼里发生了几起自行车被盗的“大案要案”，孩子们的阶级觉悟都很高。我们决定每天中午在大人午休时看守自行车棚。当然要躲在暗处，像所有伏击敌人的游击队员那样，等坏人出现，我们就吹哨子，然后用最先进的喷水枪向坏人脸上乱喷，保管他睁不开眼睛，等爸爸妈妈们及时赶到抓住坏人后，就乱亲我门，夸我们是小英雄，说不定还会再买把喷水枪奖励我们，那时我们就可以使双枪了！ 接下来的几天中午，我们躲在楼道转弯的一扇小门背后，手里紧握着灌满水的小手枪，个个汗流泱背，紧张得不敢说话。树上的蝉儿没有了竞争对手，心花怒放地大唱特唱，唱得人心里痒痒的，真想拿根竹竿把它们都粘下来。但这样的念头终于被当小英雄的坚定信念镇压下去了。 熬到第四天，真有点熬不住了，天气预报午后有大雷雨。中午时分，天气闷热得就像今天的纽约。几个孩子躲在全楼最不通风的地方，滋味可想而知。坏人，你在哪儿呀？求求你，快出来吧，好不好？你如果再不来，我们，我们可要——睡着了。 就在此时，车棚边，柳树下，走过一黑影，一个老头，七十岁上下，手里拄着拐杖，抬头看看低沉的天，又东张西望，然后，径直向一辆停在车棚边的自行车走去。我们认识他，他是住在楼后平房的邱老头，平时一个人过，很少有人理他。听人们说他解放前是个地主。他总在人们上班，四下清静的时候才出来走走，行动很慢，脚步很轻。大概有风湿病，所以夏天也穿长袖长裤，黑色的。我们没见他发过火，也没见他笑过。有一次他想给我们水果糖吃，我们说：“谁吃地主的糖！”他倒是笑了一下，比哭还难看。电影里说，地主都有本变天帐。邱老头的变天帐是不是就藏在那根粗粗的拐杖里？中午他到车棚做什么？莫非..对呀，地主等于坏人，偷自行车的就是坏人呀！只见他走到自行车前，就去搬车的后轮——不是他是谁？我们被自己正确的判断所激动着。等待了四天，四个闷热的、没有游戏的中午，就是为了这个时刻！而且，我们手里有枪！ 且慢，越是这种时刻越是要沉住气。游击队长总是要拦住性急的战士说：“再等一等。”好吧，再等一等。只见他一手抬起后车轮，一手握把，径直把车推进了车棚，又左搬右挪，为那辆车腾出个车位。怎么会是这样呢？他应该看看四下无人，就开始撬锁，或把车推到更远的角落去呀！而且他又回转身，走向另一辆自行车，夹起拐杖，抬起后轮..又走进了车棚。这时，天上的闷雷一阵阵隆隆地滚过，乌云一层层厚厚地压下来，我们被眼前出现的事搞得不知所措。邱老头当然看不见我们，他不时看看天，加紧了并不稳健的脚步，几乎是蹭着地皮把门口最后一辆车拽到棚里去了。已经有雨点噼噼啪啪地摔打下来。他环顾四周，长长舒了口气，又倚在拐杖上喘了一会儿，回转身，险些撞到柳树上，定了定神，绕过树，走 雨，哗哗地下起来，天空一定有一把最大的喷水枪，把地上的浮土撞得溅开去，弄得清凉的空气里满是土腥味儿。但它是不是也跟门边呆站着的孩子们一样，因为找不到游戏的对手而沮丧难堪？丢失了熟悉的游戏规则，手里鼓鼓的喷水枪显得那么多余。 有大人跑过，问有没有看见他放在门口的自行车。我们说，邱老头推到车棚里去了。他将信将疑，拿了雨伞专门去查看了一下。回来时嘟囔一句：“这老头，还挺有心的。” 二十年过去了，我的喷水枪早已无影无踪，那个拄拐仗的黑色身影也再不会出现。无论是北京还是纽约，夏天还是酷热，孩子们，还一样爱玩水。 生病 一九九三年我应邀去福建主持一个艺术节，当地电视台现场直播。临开场前一个小时我突然上吐下泻，躺在宾馆里动弹不得。我忙给男主持人打电话，请他当晚“多担待点儿”，没想到，就在几分钟前，他心脏病发作，已送医院——当晚的主持全部落在我身上。 要说人还是有不少潜能可挖。如果没有退路，就只有往前冲了。一惊之下，我腾地坐了起来。只用半个小时化了妆，剩下的半个小时把男主持人的所有台词“拿”了下来。当帷幕拉开，摄像机顶上的红灯亮起，我已经手持话筒，稳稳地站在那儿了。为了不使观众感到单人主持的平淡，那天我还格外用心，把现场气氛调节得非常活跃。我尽量使自己自始至终处于高度兴奋状态，连在幕侧休息时也不敢坐下，生怕精神一放松，病痛又会占上风。两个多小时的晚会结束后，我大汗淋漓。知情的导演、演员们纷纷跑过来表示慰问。“镜头上一点儿都看不出你在生病。”导演的一句话让我最后安了心。 奇怪，这一番苦撑之后，我的病居然好了。精神胜利法，有时还真有些法力呢。事后我不无骄傲地把此事告诉了妈妈，不想妈妈的眼中流出泪来，说：“你还不是拚个年轻！” 眼下是有病生不得——每天的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哪儿有时间生病？能拚还是要拚一拚的。小时候就不一样，那时我还没病装病呢。 上小学时很羡慕因生病而请假不来上课的同学。看他们既不用听课，又不必做作业，还有爸爸妈妈心疼地问寒问暖，多棒！一个冬天的早晨，我实在不愿意爬出温暖的被窝，便有了强烈的装病的念头，谎称胃疼。大概由于我面部痛苦的表情做得十分到位，妈妈居然信了，忙托了我的一位同学送假条给老师，而她自己也请假半天，在家陪我。 一开始，靠在床上，吃着妈妈额外做的鸡蛋羹，心里美滋滋的。但慢慢的，不对劲了：妈妈守在一边，不许我起床；明明没病，却要装得一脸苦相，时间一长，还真有点儿难；窗外已下起雪来，看样子一时也不会停。课间的时候，同学们该打雪仗了吧？ 窗玻璃上的每一朵冰花都有了自己的故事，墙上的钟才走到上午十点。我实在想不出还能做什么事情，何况今天拉下的功课明天还要补上，实在不合算。我一骨碌起了床，告诉妈妈胃己不疼了，还可以去学校上两节课。妈妈却执意不肯，说什么也要我吃了午饭才能出门。而午饭呢，是我最不爱吃的面条——妈妈说，胃不舒服只能吃这东西。 唉呀，我的妈呀！我从那以后再也没装过病。 没过多久，我倒好像真有病了：天天睡不着觉，白天还特精神。眼看人一天天瘦下去，却查不出原因，医生只好开些安神的药，全是中药。于是家里整天弥漫着煎中药的味道，砂锅煮坏了两个。可怜我小小年纪，吃中药的功夫倒练出来了。那褐色的，苦苦的液体，闻着就够了，偏要早早晚晚咕嘟咕嘟地灌下肚去，喝完一抹嘴，颇感悲壮。大夫开的药中有黄连粉，需空口吃，而七十年代末，市场上还买不到胶囊，所以只好用汤勺盛来往嘴里送。 那些黄黄的粉末铺天盖地地粘在口腔里，一点点溶化在舌尖上，真是“苦”不堪言哪！药帖里还有一味是酸枣仁，爸爸在各处药店里寻找不得，便一趟趟骑了几个小时的自行车到京郊的山村里去打听。有时候，他干脆随药农直接上山采撷。我妈妈呢，特意买了本当时很流行的《赤脚医生手册》，有关失眠的那几页文字，她倒背如流，但我的“病”依然治不好，倒是她照书上其他章节所言略加实践，就医好了爸爸长年的脚气。 那时候，每到夜幕降临，全家三口人就进入紧张状态。爸爸妈妈担心我睡不着，随时留意我的动静，弄得我连翻身都不敢。他们教我数数，可我刚数到三，就联想起三毛，“人怎么会就正好长三根毛呢？还不如一根也不长呢。”这样又想起了和尚，然后是唐僧、孙悟空、动物园里的猴山，别忘了还有会作揖的黑熊..这样一路想下去，哪还有什么睡意。明明睡不着，却又要闭着眼睛装睡，一家人关了灯，连大气都不出，你说多受罪！ 最后，从小带过我的外婆被搬来做救兵。天性爽朗的她决不相信我一个小孩子会得什么失眠症，反而责怪爸爸妈妈过于小心：“从前一家七八个孩子，还不是粗放放就长大了。如今只有一个孩子，倒不知该怎么带了。让澜澜多出去玩坑，玩累了还有睡不着的？” 你说有意思不，从外婆来的那个晚上起，我天天睡得香极了，即使外面唱大戏，我都不会醒的。 生长在北京的孩子大抵都有“光顾”北京儿童医院的经历。那里的候诊室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襁褓中的婴儿，蹒跚学步的幼童，即使发烧也要来回奔跑玩耍的少年，..那空间充满了孩子的哭闹声，护士的叫号声，父母的抚慰声和斥责声，还混合着来苏水的味道，真是一幅难忘的景象。 那里是我小时候怕去的地方，想不到如今我成年了，依然怕。曾经在我眼中又宽又高的台阶，已经变得低窄，一步可以跨两级；被无数孩子当作滑梯的楼道扶手，光亮亮的，大概也已经被更换过了。但孩子们、大人们的各种声音依然汇合成那种熟悉的交响，来苏水的味道也依然浓烈。我深深敬佩儿童医院的医护人员，他们一定有超凡的爱心和耐心，才能日复一日地守候在那里，医治一个个病痛的小生命。 然而，如果你拾级而上，到了三层，周围一下子就变得安静起来。这里，就是病房了。 一天，电视台的一位女编导找到我。她的女儿最近住进了儿童医院，邻床的一位得了白血病将不久于人世的小病友得知她在中央电视台工作，便请求见见“杨澜阿姨”。 病房里排满了一张张小木床，那些大大小小的孩子们，吊着针，裹着纱布，直瞪瞪地看着我。记得小时候由于发育速度过快，引起腿关节疼痛，医生曾怀疑我得了骨癌。母亲说，她第一次看见坚强的父亲流了泪。那不过是一场虚惊，而眼前这些病恹恹的孩子，却己被证实患了癌症，而且是死亡率极高的血癌。那些坐在他们的床边，手里举着玩具、连环画和糖果的家长们，又该如何度日呢？ 那位一直想见我的女孩子惊喜地叫起来。我递给她几件电视台的纪念品，无非是圆珠笔、小别针之类。她兴奋极了，骄傲地向其他孩子展示着，然后从枕下取出准备好的笔记本，请我给她写几句话。 天知道当时我多么踌躇！我不知道该在她正飞逝着的年幼生命中留下什么。女孩说：“这一个星期我一直在打吊针，不能下床，所以隔壁的小朋友看《正大综艺》时，我只能听着。” 我忙说：“等你出院了，我请你到演播室来看现场做节目，好吗？” “真的吗？杨阿姨，我可听话了，肯定守纪律。护士阿姨都说我勇敢呢。”她说着露出两条细胳膊，上面满是针眼和瘀紫。我轻轻抚摸着，更不知该写些什么了。这个女孩子，多么乐观，多么开心，倒是她应该给我写点儿鼓励的话。 最终，我在那本笔记簿的扉页上写下：”爱你，我的小天使！” 在我临出国前，我又独自去过那个病房。我带去了两大桶冰淇淋，孩子们你争我抢，吃得很有滋味。但同样的床铺上住的是不同的孩子..我突然觉得自己真幸运，能够健康地长大。生命有时会如此脆弱，在你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仓促遁去。但愿在天国里，这些稚嫩的灵魂会得到安慰。 回国的时候，应该再去那儿看看。 中学时代 中学六年，我就读于北京理工大学附中，简称京工附中，它是海淀区的重点中学。城市里的中学生穿过农田去上学的恐怕为数不多，我却有这份享受。学校的后门连着四季青乡的大片菜田，走路只需二十分钟左右，算是条近道。遇上刮风下雨，骑自行车不便，乘公共汽车又不顺路，我便常常择此捷径步行上学。 冬日的北京，太阳起得迟。七点多钟，我走在这条乡间小路上的时候，天还半黑着。走着走着见半天星辰淡去，一轮红日跃出青濛濛的西山。身负沉重书包的我，便在寒冷的晨风中有了高歌的欲望。冬天的田野硬邦邦的，没有生气，只有成群的乌鸦在寻早餐。不知怎的，我对乌鸦从来没有反感。它们自食其力，不以声貌悦人，远远比学舌的宠中八哥讨人喜欢。中学生考试压力重，多少会有点迷信，比如有的同学认为穿某件衣服去考试运气常常不错，有的相信考试那天早饭一定不可吃鸡蛋，等等。我呢，常在心里盼着遇上乌鸦。我认为这些诚信的鸟儿会给我带来福气。若是遇上喜鹊，就大为恐慌，听它们吱吱喳喳的，心慌意乱。还好，田间的乌鸦比喜鹊多，我的考分也就常常有了保障。 小路边有一起猪圈，无论冬夏，味道都不佳。一开始我很不习惯，每次都掩鼻而过。但日复一日见农民在那里忙碌：起粪、理圈，干得起劲，且安详自得，便由衷地对他们产生了敬意。时而也看见有与我年龄相仿的农家孩子在那里帮忙，热情地叫着大猪小猪的名字，全没有城市少年的娇气。他们健康的笑容让人体验到劳动朴素的美感。那时，嫩黄的黄瓜花，淡紫的茄子花，田埂上的马兰花，装点着我上学的小路，沟渠里的流水声，田野里的风雨声，是我的“随身听”。记得一连几年放学时分常遇到一位赶驴车的老伯，问他为什么不换骡子，他回答说：“骡子娇贵得很，脾气大，讲究饲料。但驴子耐力好，肯吃苦、卖力气。小姑娘，你知道吗？驴子是不会像马一样跪下休息的，它连睡觉都站着。等哪天它站不动了，就是快死了。”那小驴子摆动着长耳，发出两声脆亮的鼻音，似是感激老伯的知遇之恩吧。也是从那时起，我对驴子有了特别的好感。在我从事电视工作之后，间或去乡村采访，都不会感到与乡民有太大的隔阂。对菜田里的事，我甚至还略知一二，分得清胡萝卜和“芯里美”的叶子，知道卷心菜该保持多大的苗距。这份对乡间的感知，都是在中学的上学路上耳濡目染的。 中学时代，我一直担任班上的学生干部，学习成绩又总是班上第一二名，所以多少有些受老师的宠。上课时我一旦感觉自己都懂了，就开始忍不住要说话。常常是捅捅同桌：“哎，我昨天听了一个故事，特精彩，我说给你听，好不好？”同桌往往因此分了心。于是我就竖起书本，挡住嘴，嘁嘁喳喳地小声说起书来。老师站在讲台上，如何看不见？但还想给我留点面子，没有立即发作。到我的同桌忍不住作出一些短小的评论或在咽喉里发出一点笑声的时候，老师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就点了同桌的名，训斥一番，我不幸的朋友也不辩解，低头听着；我呢，知道自己连累了朋友，也内心愧疚，不敢抬头。中学六年中，我的同桌换过四五个，个个因我爱说话而倒过霉。但没有一人因为代我受过而抱怨，这让我非常感动。多年以后，大家都已成家立业。老同学重逢，免不了拿中学时代的事相互打趣。同桌们的潜意识总算有了发泄的机会，指着我说我曾害得他们好苦。但同时他们又笑着承认我的那些故事的确好听。我忙不迭地认罪，赶紧把买帐单的事应承下来。 不过，我在中学课堂上犯的错误也并非全由人代过。所谓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高二的时候，我特别羡慕能用口哨吹歌的同学，课间时常诚恳地向他们讨教。但无论多么努力，灵犀永远不通，只能“嘘嘘”地吹出些气来，惹得同伴们笑话说这是给孩子把尿的声音。我心里那个急呀！这时上课铃声响了，是一节生物课。我人在教室，心思还在口哨上。“我怎么就吹不响呢？”把舌尖向上翘翘之后——突然，一声嘹亮的哨音响彻教室。我心里一惊：谁吹得这么响？立即明白了：“是自己，是自己——我终于成功了！”瞧，全班同学不都惊异地看着我吗？谁还会笑话我吹不响口哨呢？成功的喜悦立刻被老师威严的声音打断： “是谁公然在课堂上吹口哨？还有没有一点纪律性了？请站起来。”当我满面羞惭地站在全班面前，那份尴尬简直别提了。我知道自己不仅失了一个学生的体面，也失了一个女孩子的分寸。好好的，非学吹口哨干什么？讲台上的老师推了推近视镜，一时不敢相信这个捣乱分子竟会是一位公认的“好学生”。我因为感到了老师的失望而更加羞愧不堪。这样面面相觑了几秒钟，老师终于仁慈地让我坐下，嘱咐一句：“上课时不要再吹了。” 再吹？从那以后，别说我不想吹口哨了，就是想吹，也吹不响了。 唉！没羞没羞，连这样的丑事也写在纸上了，算是一辈子也脱不了干系了。还是赶快给自己抹点金吧。 中学六年当中，我在学业上是相当用心的。我的初中入学成绩并不理想，曾被同窗取笑。于是十二岁的孩子就有了卧薪尝胆的打算。在我的记忆中，每个周末都是在习题集里度过的。初中毕业时，我在年级里排到前几名，免试升入高中。进入高中，又成为学习尖子。在全区统一的高考模拟考试中，我的总分名列全区第一名，令同属海淀区的北大附中等一批市重点中学的老师和同学对我的母校刮目相看。正式高考时，我的总分在全北京市排入了前二十名，其中语文成绩几乎是满分。学生做到这个份上，也算雪了靖康之耻。 更让我引以为荣的是，我在中学时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即使在高考的关键时刻也不迟于晚上十一点熄灯。我坚信如果专心致志，讲究效率，不必悬梁刺股。听到古人捕萤为照的故事，我不以为然——白天有抓萤火虫的时间，不如把书读完。 牛吹了这么一通，心中略为一松：起码读者不会一味地指责我“顽劣”了。 我非常感谢我的母校。它的校风淳朴严谨，学习气氛很浓，造就了良好的学习环境。我不记得同学们攀比过吃穿，但大家在学习上却很较劲儿。 当然，这与八十年代初全社会开始重视教育，特别是把高考作为莘莘学子的首要出路的风气是分不开的。那时中专技校还不普遍，升高中、考大学几乎是就业的唯一出路。家长们对孩子的压力自不必说，对学校的压力也很大。评价学校的好坏往往只有一个指标：升学率。责任心强的老师们想尽一切办法让学生们把心思集中在学习上。什么打扮、早恋一类的事都在禁区之列。 有一天课间操的时候，邻班的班主任对一位女生的装扮不满意，因为她把长发分成两半，搭在胸前，还分别系了蝴蝶结。不久前有一部电影中一位“崇洋媚外”的女阿飞就梳了这样的发式。只见那位班主任气愤地大声说道“李××，你就爱打扮，今天竟敢梳了这样的阿飞头来上学，不成体统。你现在就回教室去，把头发重新梳好！”众目睽睽之下，那位女生抹着眼泪跑开了。 这件事总让我心里不是滋味。那位班主任固然恨铁不成钢，而且她的逻辑可以被当时的社会所理解。但为什么一定要当着全校的面？一个女孩子被当众斥为“女阿飞”，心里会怎么想？我们可敬的班主任，大概没怎么想过。多年之后，当她翻开毕业生纪念册，品味桃李满天下的喜悦，是否也会后悔曾如此简单地伤害过一个学生。 有时，回想起学习＋学习的中学时代，我也会产生一些遗憾：六年，目标是一个接一个的测验、期中考试、期末考试；六年的喜怒哀乐只为了教室墙上那一张张成绩排行榜；男生们因为成绩常不如我，而与我保持“纯学术关系”，使我偶尔的那么一点儿少女的惆怅，也不留痕迹地错过了。这一切让我对自己的“花季”颇有些伤感。以致于后来母校请我回去给师弟、师妹们作报告，校长提议我谈谈不要早恋的问题，我推脱说“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还是不讲大道理的好。” 我曾因此很羡慕美国的孩子，他们没有太多的功课压力，有大量的时间从事户外活动，发展个人的兴趣爱好，不比我们幸运吗？在纽约，我遇到一位公立中学的老师。她年过半百，一生从事教育。当我们谈起中学教育的问题，她深有感触地说“近些年世界上进行的中学生知识水平测试中，美国学生总落在后几名。美国的未来靠他们怎么行？我们过去总批评亚洲一些国家对学生管理太严，功课太重，但却没有充分认识到学习本来就是要下硬功夫的。而我们却一味追求轻松的课程，知识密度不高，对我们的孩子其实没什么好处。” 她说着说着，动了感情：“中国的老师可能很少遇到这样的事：我一个十三岁的男学生，本来学习很用功。近来却时常旷课。我反复追问他，才得知他的母亲一直未婚，但已有了三个孩子，一家人全靠政府救济金生活。最近她结识一位男友，怀上了身孕，但男友又离她而去，不知去向。于是，这个男孩，家中唯一的‘男子汉’，就承担起陪同妈妈上医院做流产手术的责任。”对于一个十三岁的孩子，这负担的确太重，仅仅靠老师和学校，又怎么解决这样的问题呢？ 我听到不止一位华侨说，要把他们的孩子送到中国读中学，一方面强化基础教育，一方面也逃离美国中学里吸毒、早恋、早孕及越来越严峻的学生带枪问题。 我这才发现自己曾是多么幸运地在中国的一所中学里成长。这时中学的画卷变得完整起来：小路、教室、同学、老师..这点点滴滴聚在一起，成了六年如一日的日子：苦学的日子，也是难得的好日子。 好孩子 孩子，好孩子，躲在木屋里的孩子，看见我放的风筝了吗？我知道，屋里火生得正暖，门外风刮得正寒，可是请你别睁着好奇的眼睛，迈不开迟疑的双腿。你看，外面的天有多大，风筝在跳舞。出来吧，孩子，好孩子。 你是不是梦见自己晒得很黑，身体很强壮，像门前的大树？你是不是梦见自己跃过了围栏，还有小河，像曾经见过的野鹿？想过，你一定这么想过，因为你是个好幻想的孩子。 出来吧，孩子，好孩子。 我知道，你独处时常常编些精彩的童话，或为一个未实行的恶作剧而大笑；我知道，斯斯文文的你却最渴望冒险，或在高原上与日月热烈地舞蹈。你在最艰深的古书里夹了一片羽毛，在最隐蔽的抽屉里养了只小甲虫。别怪我窥见了你的秘密，这些发现很无意。 让我指给你看飞翔的鸟儿，飞翔着的羽毛才灿烂；让我带你去找小甲虫在草苔下的家，草苔下的家才是它顽皮的天下，——不过，你要保证把它交还给它的妈妈！ 让我送你一件真正的礼物——阳光、空气、大地和水。它们全都大得让你感动，却不使你因看到自己的渺小而羞愧。我教你每个真正的孩子应该怎样长大——追逐阳光、空气、大地和水。人生就是永远的追逐，在追逐中你会拥有力量、情感和灵魂。你回头看什么？哦，是桌上的功课。你不必着急去做，老师更喜欢你新的日记。 你低头怕什么？哦，是身上的新衣。你不必害怕弄脏它，妈妈更疼爱自己会洗衣服的孩子。 还犹豫什么？ 出来吧，孩子，好孩子。 看，风筝带动了地上的线团，最后的线索不再等待。快，把它握在手中，然后，迎着风儿跑去。 是的，你会饿，会渴，会摔跤；你会怕，会冷，会哭泣；但你会健壮，会坚强，会唱，会跳，会叫，会笑，会关心。 所有的我们，都将见证你的成长。 出来吧，孩子，好孩子。 Bruno——黑眼睛黑头发的男孩 冬日的阳光暖洋洋地散落在客厅里。主人的秘书端上牛奶和糖，问我是否要在咖啡里加一点儿。我摇了摇头，指着自己的杯子说：“我还嫌这不够苦呢。”说着又呷了一口，提提精神，免得在松软的沙发上睡着了。昨夜，为了赶一篇论文，几乎一宿没睡。对面，几位故友新朋正侃侃而谈。 这时，他和主人说笑着走了进来。 “那天我给你的第一印象怎么样？”结婚那天他问我。 “男人味儿很足，很开朗。” 这是实话，他听了得意地笑起来。 “我当时怎么样？”我接着问他。刚才的话虽不是恭维，我还是指望他夸我两句。 “你当时人很瘦，特别憔悴，像个学生。” “本来就是学生嘛。” “我是说，看不出是什么电视明星。” 这也是实话。当主人把我介绍给他，并说我曾在大陆主持过当红的《正大综艺》时，他略微迟疑了一下，颇有礼貌地问我：“很荣幸认识您——不过，您认识袁鸣吗？” 周围的人笑起来。有人上来拍着他的肩膀说：“Bruno，杨澜小姐做了四年《正大综艺》的主持人。因为她来美国读书，才由袁鸣接替的。难道还能是冒充的不成？亏你也是搞电视的。” 他有点儿局促，忙说对不起：“我每次回国时间都很短，忙得没时间看电视。知道袁鸣是因为她采访过我。”说着向我伸出手来：“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吴征，在美国大家一般叫我的英文名字——Bruno。” Bruno？很少有人用这个名字。我突然想起纽约第五大道上有家高级男士服装店叫Bruno，明知那几十年的老字号与他不搭界，还是忍不住打趣说：“久仰。你在第五大道上的店生意不错呀。”他旋即领会了我的玩笑，开心地笑起来。 那笑容和笑声，暖暖的，像窗外的阳光。 大家重新坐下来之后，他告诉我：“Bruno是个法国名字。我在法国念大学的时候，教授给我起的。意思是黑眼睛黑头发的男孩。” 我这才注意到，他的眼睛和头发的确特别黑，而且亮。 有人说，要想真正了解一个人，就必须观察他的眼睛。我虽然不懂面相，却很相信“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我讨厌混混沌沌的眼神，也看不惯闪闪烁烁的目光；深不可测的眼光让我顾忌，呆板无神的眼光让我可怜，装腔作势的眼光嘛，让我起腻。而面对他的眼光时——我心中不禁一动。说出来别人也许不信，从那一刻起，我对于这个陌生的男人充满了信任。连我自己都感到奇怪，因为那段时间我正对男人有着普遍的怀疑。 至于这种莫名的信任怎么发展成畅快的对话，又如何从相见恨晚的投合到有一天我的门口出现了大捧的红玫瑰，我不想在这里赘述。爱情是一种奇迹。所有真正爱过和被爱过的人都认为很自然，而那些没有体验过的会认为很荒唐。 我相信这样的说法：女人需要的并不是完美的男人，而是有魅力的男人。 吴征身上真正吸引我的，是他的刚烈和率直。 他祖籍江苏宜兴，地地道道的江南人，却生就一副北方人魁梧的体魄和豁达的心胸，好打抱不平。一次我和他正在纽约街头散步，见一个高大粗壮的黑人正在街角殴打一名瘦小的巴基斯坦人，已经打出血来，还不住手。旁边围了一圈人，大家嘴上喊着“别打了”，但慑于那黑人的声势，没人敢往前靠。吴征把我拉到一边，说了声：“你别过来，”就跨步上前，挡在了那个黑人身前：“行了，他已经被你打出血了，快住手吧。”那黑人叫骂着“少管闲事”，还要动手，吴征一把抓住他的双手，大声喝道：“把人家打伤了，警察难道不会来找你麻烦吗？”大概是察觉出吴征很有些力气，又听见远处警车的笛声，那黑人怔了怔，终于掉头走了。 我在一边看得心惊肉跳，那黑人比他高出大半个头，万一掏出把刀子来..他说：“那也不能眼看他把那个小个子打死吧。” 我几乎认定他前世是个领兵打仗的。像不少男孩子一样，他小时候玩的是打仗的游戏，长大了看的是打仗的书。现在我们家里书架上满是中外的兵书战策，将军传记。不过，我敢说，像他这样一介书生亲身习武的还真不多见。 一日，他从报纸上看到出身于河南嵩山少林寺的释严明法师在纽约唐人街开了武术班，忍不住摩拳擦掌，要拜师学艺。通过朋友介绍，我们认识了这位法师，只见其人立如松，坐如钟，行如风，相貌堂堂，双目精光四射，真是不怒自威，一派大家风范。吴征上大学时练过散打，有些底子，言语又诚恳，大师当下便同意收他做徒弟。 第一天去练功，他特意起个大早，像孩子一样兴奋。中午回家时，已穿着印有“少林寺”的黑色练功衫，严然登堂入室一般。我问他都学了些什么，他说第一次上课只练蹲马步一类的基本功，但是亲眼看见了师傅立掌断石的功夫，心中好生敬佩，以后一定要向师父讨教些硬功夫。 “等我练成了，就给你做保镖。”他得意地说。 第二个星期，又到了上课时间，他却因为一个商业会议不得不缺席；第三个星期，纽约下大脑叫不到出租车；第四个星期我生病了；第五个星期.. 到现在他还在练蹲马步。 当然，如果根据以上的例子，使您得出他没有毅力的结论，就大错特错了。在我的同龄人中，他绝对是最勤奋、最刻苦的人之一。工作上的事从来赶早不赶晚，赶先不赶后，让我这个喜欢把事情拖到最后关头的人不佩服还真不行。我不知道他哪来这么多的精力，可以每天连续工作十二三个小时而丝毫不减效率，也搞不清他是怎么把堆积如山的传真、文件、合同当天就处理掉而很少出差错。我只知道自己花几个钟头才能写好的英文信件，他只用半个小时就能完成，而且，我不得不承认，其英文的流畅和准确在我之上。 他学金融出身，却有特别的语言天赋。幼年时即随曾经是著名外交官的祖父学习法语。我曾背着他问一位法国友人：“Bruno的法语究竟如何？” 法国人回答说：“如果闭着眼睛，我绝对相信他是正宗的巴黎人。”他的英语也非常道地，使我那从不轻易夸人的研究语言学的父亲不住地点头称赞。我嘴上不服气，心中却很为他感到骄傲。一九九五年夏天，我在人民大会堂用英语主持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开幕式前，每一句台词都请他帮我校正。我这么一谦虚，他倒来了劲儿，一板一眼地连语速带重音都纠正起来，搞得我在他面前像个刚学英语的小学生似的。他说：“你这是代表咱们国家，台下尽是各国元首，得震震那些老外。”结果那天的主持受到各方面的好评，他举着我转了好几圈，还不忘加一句：“严师出高徒。下次还得这么练。” 不过，我总还有比他强的地方。比如我的普通话就比他标准。他出生在上海，不会发卷舌音“儿”，遇上带“儿”的音就只好省略。可他偏偏还要赶时髦，在谈话里说些诸如“大腕儿”之类的京片子，结果别人还以为他说的是：“大碗”，弄得哄堂大笑。我不免因此轻飘飘起来，不失时机地要他向我“拜师学艺”。 有人说，无论男人还是女人，他（她）的一生中需要三个人：太太（丈夫）、情人和知己。 在向对方第一次表露爱意的时候，我们写下了同一句话：“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在众人眼里，我是个极顺利的人；生长在一个和睦温馨的知识分子家庭，在全国一流的大学里接受教育，尚未毕业就开始了令许多人羡慕的荧屏生涯，而且一上手就主持了重点栏目并很快得到了全国观众的肯定，又有机会在美国著名的大学里进行深造..一个人还能向命运要求什么呢？ 在旁人眼里，我也是个极理智，极有条理的人、做事有分寸，考虑问题也很周到，每天需要做的事安排得有条不紊.. 我也许还算得上是个“好”的女孩。（天知道中国人对一个“好”女孩的要求有多么复杂和具体。）知书达理、尊师重长、侍人谦和、斯文端庄、从不惹是生非.. 总之，我是一个目标明确，头脑冷静，生活在许多条条框框里的人。但是，如果我告诉你我的血型是AB，也许会使你猜想我性格的另一面。 在我的骨子里，我渴望热烈浪漫的生活，渴望冒险，渴望挣脱一切羁绊，远离尘嚣，在天上飞！ 我虽为女子，却最反感“杨柳岸晓风残月”式的伤感，最向往“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的豪情。全国三十多个省份，我几乎都去过，最难忘的是在内蒙古草原，与马头琴演奏家齐宝力高等人，策马扬鞭，从草坡上疾驰而下的经历。 天空这么低，仿佛一伸手便可以摘下几朵云彩；草原那么大，我的心可以无所顾忌地驰骋。马的四蹄已经腾空，风从耳边呼呼而过。在那一时刻，我是多么紧张（因为骑术尚不熟练，总有被掀下马背的危险），又是多么自由和快乐！至于一天下来，因为骑术不精，被颠得腰腿酸痛，连坐都有困难，这些都是后话了。 从小到大，父母总在教我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社会在教我什么是被认同的，什么是被排斥的。致使我以往的生活中充满了理念和规矩，总希望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和赞赏，几乎忘记了自己本来想要的东西。 在走过了一段感情上的弯路之后，我终于了解了自己：真实比正确更重要，对自己真实尤其如此，因为“正确”从来就没有固定的标准。 于是我试着走出别人眼中的模式，试着解放自己，于是有了一篇《好孩子》，那是我与自己的真实对话。 写到这儿，觉得有点儿跑题了——明明是要写他的，怎么写起了自己？——不过，他这个黑眼睛黑头发的男孩，是第一个读懂了所有这些的男人。 和我一样，他在事业的道路上似乎也一帆风顺。和我一样，他也被认为是个极有理智，极有目标的人。又因为是生意人的缘故，旁人还会把“精明”两字加上去。这两个字既褒又贬，掺杂了人们复杂的心理。在人们眼中，他应该是永远不会吃亏的。 然而，当昔日的一位朋友，做了对不起他的事，两人不得不终止商业合作的时候，他爽爽快快地签了份条件优厚的分手协议给对方，让律师大喊“Bruno，你疯了吗？”那位朋友感动得几乎当场哭出来。他真诚地安慰说：“大家都不容易，以后有事我还会帮你的忙。” 十九岁便独自漂洋出海的他，身上特别少国人常见的世故。遇到生气的事就痛痛快快地发顿火，遇上朋友就天南海北地吹吹牛。有时候得罪人，有时候招人嫉妒。他总站在亮处，让我担心他十几年的海外生活所养成的禀性已经不适合“中国国情”。但我能理解他：为了点点光明和温暖，飞蛾尚不惜扑向火焰，何况是人。 追求的是心灵的自由和真实的自己。 他曾约我去航行。那是一艘白色的帆船，行使在太平洋碧蓝的海水里。眼前无遮无拦，是一片任尔翱翔的海洋和天空。船体在波浪中起伏着，如在梦中。海鸟从桅边低飞而过，发出悠长的叫声。我们干脆停了马达，让船儿自由自在地在略带寒意的春风中漂荡。 他说，他一直像个水手，浪迹天涯，从一个目的地驶向另一个目的地，几乎没有一刻停歇。一开始是为了生存，后来是为了更舒适更有保障的生活，再后来是为了证明一个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的男孩有能力凭智慧和勤奋在金发碧眼的地盘上取得成功，赢得真正的尊重，甚至钦佩。 不到三十岁的他，把这一切都做到了。然后呢？ “我才知道，原来这些都不是我真正想要的东西。人生最宝贵的是感情，它似乎看不见，摸不着，却是世界上最实在、最可靠的。有了它，航行就有了意义，至于具体驶向哪个港湾，其实并不那么重要。”他说。 我在海风中沉默。 成功的男人我见多了。虽然他们各具才智，让我佩服，但不少人对名利、权柄无休止的欲望却多少令我感到乏味。在那些欲望里，他们显得那么不自由，而他们自己却浑然不知，甚至还感觉良好。 “那你一辈子最想做什么事情？”我问。 “当老师、写书、还有旅行。”他回答。 太平洋的波光映着他明亮的黑眼睛，清新的海风吹乱了他乌黑的头发。 我一直在等的人，不就是他吗？ 孕育生命 美国娱乐圈时下视养孩子为时髦。一些不愿受怀孕、分娩之苦，更不愿为生孩子破坏完美体形的女明星纷纷开始领养孩子；有些明星染指丑闻，也试图借领养孩子，以示博爱之心，重塑公众形象。不过，儿童福利中心已经拒绝了其中几位的领养要求，理由是这些女名人虽然家财万贯，但婚姻太不稳定，且有吸毒前科，不适于做母亲。从报纸上了解到，国内一位年近不惑的女影星也声称希望过一回做母亲的瘾，并说最好是领养一群各种肤色的孩子——“跟在我身后，漂漂亮亮的，像一群小狗似的。” 做母亲成了一种游戏，养孩子成了一种消遣。我不禁想问：“做游戏的不会厌倦吗？被消遣的不会报复吗？女人，就一定有资格做母亲吗？” 做母亲，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写这篇文字时，我已经有六个月的身孕。尽管肚子已经膨胀了不少，但是腿脚日益粗壮起来的胎儿还是明显感到地方不够用。他（或她）不得不蜷起身来，连伸个懒腰都困难。只好不时蹬我一脚，冲我一拳，以示不满。我曾看到一幅临时房屋出租公司的广告，上面是一位孕妇紧绷绷的肚子，下面一行小字：“朋友，您一定住过比这里舒服不了多少的临时住所。”然后是公司业务的详细介绍。由此可见，娘胎里的居住条件实在不佳，难怪婴儿一落地就哭——几个月以来不断申诉的住房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而且日渐恶化，如今终于得见天日，岂有不哭之理？ 随着肚子一天天大起来，关心我的人也越来越多。最常见的问题就是：“男的还是女的？”其实我也不知道。怀孕初期在美国做过一次B超。但那时孩子太小，看不出性别。后来听说B超对孩子不利，也就没有做过。反正无论男女我和丈夫都喜欢。知道得太早了，反而无味，不如等一个惊喜。但是，性别不清楚，名字就很难起。我翻了好几遍字典，始终没有查到中意的名字，于是开玩笑说，孩子无论男女，姓“吴”，叫“所谓”。 周围的好心人纷纷为我猜测孩子的性别，有人说我的胃口大，像是生女儿；有人说我的肚子向前挺，像是生男孩。更有经验老到的大妈拉着我的手问：“闺女，爱吃酸还是吃辣呀？”我思来想去，老老实实地回答说：“起初爱吃酸，后来爱吃辣，这段时间嘛——爱吃咸。”老人困惑了：“该不会是双胞胎吧？” 我倒想生个双胞胎——只怀一次孕，多有效率。我有一位美国朋友是会计师，三十五岁头胎生了一男一女。我打电话恭喜她：“看你搭配得多好！” 她开玩笑说：“可不，这是我一生中最划算的买卖。”医生告诉我，大龄妇女的头胎生双胞胎的比例较高，大概是上帝怜惜她们受孕机会相对少些，就用多胞胎来弥补不足。 说真的，怀孕的时候，一个女人会特别感到上帝的存在。 一颗微小的种子，在一次奇妙的碰撞后，生根发芽，按部就班地成长，不需要任何人操心。什么时候长心肺，什么时候长指甲，一切都已经被安排得妥妥帖帖，以最合理、最有效、最和谐的方式进行。即使身为母亲，你也只能通过直感去体验它（为免去性别的麻烦，干脆用“它”来代表婴儿吧。）的存在。看它不见，摸它不着，而这颗小小的种子，就在你的生命里。这难道不是世界上最奇妙的事情吗？又有哪位科学家可以设计得出呢？身为孕妇，你的免疫力、抗寒力会大大增强，身上总是暖洋洋的，气温稍有下降，也冻不坏小宝宝；你不必担心胎儿的吃喝拉撒，一切都在羊水里进行，而羊水是不断更新的；你不必担心胎儿沉浸在液体中无法用肺呼吸，胎盘和脐带全把母亲血液中的氧气输送给它；你也不必担心妊娠反应，吃不下东西，孩子会因此营养不良，它正一天天健康地长大，起初只有苹果籽大小，后来像粒草莓，再后来，..你做母亲的只管放松心情，受你该受的罪。它正足吃足喝，好像暗中有人庇护。生命的顽强与坚韧、蓬勃与昂扬，是如此不可阻挡；它的美丽与精致，巧妙与周全，是如此不可思议，这一切是人类仅仅凭理念去了解的吗？不，你须用心灵去感应，而且，不是身为母亲的人，没有一点一滴地经历这种种变化的人，是不能真正领悟的。 千万代的人类，亿万家的女人，生育过孩子。人类的繁衍，如行云流水般自然、普通，并不因当今科技的先进、人文的发达而改变。我正在经历的，是无足轻重的“又一次”。经过的，早已被记录；将要发生的，也明明白白地写在书上，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呢？ 然而，当怀孕测试剂上准确无误地出现“十”号，我为什么迫不及待地拿起电话，把正在大洋彼岸出差的他从梦中唤醒，神秘而骄傲地通知他准备做爸爸？当我第一次在超声波屏幕上，辨认出腹中胎儿的轮廓，第一次通过扩音器，听到它快速而有力的心跳，我为什么不自觉地流下了眼泪？ 当我翻遍衣柜，找不出一条穿得下的裙子或裤子，我为什么全没有沮丧？当我走在街头，为什么会向每一位孕妇问好，为什么不论见到谁的小孩，都忍不住凑上去赞美几句？当我见到带着幼仔的动物，无论是狗、猫，还是兔子，无论它们本身多么其貌不扬，我为什么都会由衷地爱惜，并感到它们的高贵？当夜半更深，腹中的小家伙一脚把我踢醒， 明明白白地告诉我它已是一个独立的生命，具有独立的意志，为什么我会闭上双眼，双手轻放在肚上，情不自禁地笑起来？ 即使在独处的时候，我也并不感到孤单。我的孩子，正不动声色地陪伴着我。妊娠最初的几个月，我呕吐得很厉害，那时还要去学校上课，还要写论文，还要拍电视，真有点吃不消。它好像懂事儿似的，每当我干正事的时候，都老老实实的。 等我一下课，或是拍摄完毕，就拼命折腾我，好像在向我撒娇：“现在可以多给我一点关心了吧！”今年六月，东方电视台摄制组来到美国，拍摄《杨澜视线》第二阶段的选题。说起来有点吓人，我们计划在二十五天内完成二十集节目的素材。这意味着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工作量，而且中间没有一点喘息的时间。我的小宝宝真是好样的，每天跟着我东跑西颠，从不惹麻烦。每天歇工以后，我抚摸着日渐隆起的下腹，轻声感谢它对我的支持；每天早晨起床时，我也首先拍拍它，说：“怎么样，休息得好吗？妈妈又要干活去了，你跟妈妈一起去，好吗？”——就好像它还能选择不去似的。 当时，它有五个月大小，已经有了感应能力。对外界的触摸，对声音、光线、温度都会做出反应，正是应该开始胎教的时候了。摄制组的同事们开玩笑说，杨澜现在早早晚晚地录节目，施行的是专业化的胎教，将来孩子说的第一句话不是“爸爸”、“妈妈”，而是“观众朋友，大家好！”和”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再会。” 我觉得，一个女人在做母亲的过程中才真正成熟起来，坚强起来。在怀孕之前，我们女人是很有点娇气，很会计较别人对自己的态度的；父母是否给我们自由呀，丈夫是否给我们关怀呀，朋友是否善解我意呀，..然而现在有了这样一个人，它暂时不能为我们做任何事，它的脆弱幼小的生命完全依赖我们对它的滋养和看护，它的未来几乎全捏在我们手里，这是何等的信赖和责任！它是我的孩子，我是它的母亲，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如此简单又是如此千丝万缕。如果你和朋友吵架，而且拂袖而去；和父母有矛盾，可以离家独立生活；和丈夫拌嘴，可以赌气不理他；然而对于它，你还没有权利生气，没有权利离开，没有权利忽视。它就在你的身体里，是你血肉的延伸，有一生拆不开、剪不断的缘分。曾经一身轻快的女孩，从此有了牵挂，曾经任性的女孩，从此有了耐心和自制。 我过去走路从来是风风火火，现在横穿马路就比较会左顾右盼；我经常有神经性头疼，疼起来只有靠止痛片解决问题。但一怀孕，什么药也不敢吃，每次头疼起来，就硬熬过去，有时疼得掉下眼泪，但我心里却感到很骄傲、很轻松——我乐意为我的孩子这么做。 一旦做了母亲，再胆小的女人也会变得有勇气。这幼小的孩子完全仰仗母亲的保护。如果母亲在困难和危险面前不知所措，那孩子该怎么办呢？ 也是在六月份，我去采访在纽约曼那斯音乐学院学习的上海钢琴神童孙梅庭。他和他的父亲住在曼哈顿西区一幢老式楼房里。楼里的电梯很小，而且陈旧。当时电梯里面已经有了两位女士。我们摄制组共有六个人，又扛着录像设备，本打算乘下一部电梯。但梅庭的父亲招呼说：“这电梯没问题，都上来吧。”于是，一米多见方的小电梯里就这样挤进了八个人。谁也没有注意电梯门边标明限重一千磅。电梯上升到二三楼之间，突然卡住了。正当大家你言我语时，一股橡皮烧焦的味道冲了上来，这意味着很有可能发生了电缆短路，电梯会因此失控。不久，电梯里的空气明显减少。我们试图推开天窗，但是这种老式电梯天窗是焊死的。大家都明白情况不妙。纽约每年都有几十人死于电梯事故，我们莫不是撞上了坏运气？这时电梯里的一位美国女人哭了起来并大呼救命，连说：”完了，完了，今天没命了。”我们劝她保持镇静，她竟神经质地嚷嚷起来：“都怪你们这些人，害得我们大家都要死了。”这时，靠近门口的吴征和滕俊杰导演，顶开了电梯门，用力撞打着紧闭的楼道门，终于引起了楼上一位住户的注意。过了十多分钟，楼道管理员赶到，启用了手动开关。不料方向弄反了，电梯不但没有下降，反而径直升到五六层之间，又卡住了。这回情况更危险，橡胶的糊味儿也越来越浓。美国女人又哭喊起来。大家一边劝她，一边扯着嗓子和管理员联系，一时间好不热闹。最终，我们平安回到了底层。门口已有手持利斧的警察等着，他们准备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劈开楼道门，救我们出去。这场小小的历险，前后二十多分钟。这段时间内，吴征和滕导他们急的首先是如何把我救出去，而我却很镇静，还不断提醒他们注意脚下，不要跌出门。如果在过去，遇到这样紧急的情况，又有那个美国女人在一边“营造”恐怖气氛，我也许会惊慌。但当时我用手护住腹部，心中只想：“不能慌，不然空气更不够用。不能吓着孩子。”从电梯里脱险后，灯光师老朱拍拍吴征的肩膀，说：“杨澜真沉得住气，你这位太太娶得好。” 你看，孩子，我不是应该感谢你吗？是你给了我勇气。不过，以后上任何电梯，我都会首先注意限重标牌了，这样的“考验”能免还是免了吧。 有儿方知父母恩。怀孕以来，我与两位母亲的关系更为亲密了。一位是我自己的妈妈，一位是我的婆婆。 我今年二十八岁，而我的妈妈正是在二十八岁这个年龄生了我。这纯属巧合，我却认为是个吉兆，因为她的确是位好妈妈，而我呢，也勉强算得上好女儿。妈妈生我时，爸爸公派出国工作。外婆千里迢迢从上海赶到北京照顾妈妈，但很快就因成分不好被红卫兵勒令回沪。妈妈独自一个人带我，可真不容易。每天早晨，她要把我喂饱，送到一位邻居大娘家，然后去上班，中午又赶回来..而我却不配合，常常是在早晨妈妈抱我出门的那一刻尿湿了襁褓，害得她手忙脚乱，狼狈不堪，想起来真不好意思。妈妈看上去是位很文弱的女人，但那段独自带我的时间却特别坚强。有一次家里煤炉漏煤气，她在失去知觉前的一刻，奋力抱起我，冲出门外。我出生时只有五斤半，不到三个月就被妈妈喂成了个小弥勒。满百天的时候，妈妈抱我去了照相馆，照了我生平第一张标准像。那时照相馆在每张照片上都要印上一句毛主席语录。不知是有意还是无心，他们为我的照片选的语录是：“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 眼看我要做妈妈了，妈妈把外婆教她的一句话传给我：“女人哪，为了孩子，要吃得起苦。”要真正体会这句话，我还需要很长时间。 我的婆婆，是位退休的中学教师，人极善良，也极要强。怀孕以后，我才有时间和她住在一起，她生过两个男孩，把我当成自己的闺女。这两天，她正冒着34℃的酷暑，到处给我买好吃的。“生孩子是件辛苦的事，但也是最让人开心的。关键是要有自信。吴征生出来八斤多，又是头胎，按理很难生，但我当时就是有信心，配合医生，不乱喊乱叫，几个小时就顺产生下来了。”婆婆一边叠早做好的小孩衣裤，一边笑眯眯地说： “你别小看，这里面还挺有学问哪。比如小孩刚生出来的时候，浑身软绵绵的，头颈特别无力，东摇西晃的，按中国传统的方法裹上‘蜡烛包’，就容易抱了；孩子吃了奶以后要把它立靠在大人的肩头，轻轻地拍拍它，帮它打嗝，不然它肚中有气体，容易把吃下的东西一块呃出来；婴儿外衣的扣子最好系在背后，这样一旦把它拍得睡着了，就可以顺手解开扣子，帮它脱了衣服睡觉..” 这么多门道，如果靠自己摸索，多费事呀。不用担心，一代代的母亲们已经积累了足够的见识，口口相传着为母之道，不由你不听，不由你不佩服。要做一个好母亲，又岂是单凭一腔热情可以办到的呢？ 不知不觉中，我加入了当代准母亲的行列；不知不觉中，我被吸收到千万代母亲的绵延不绝的行列里。我是那么普通，也还是那么无知，但迄今为止我亲身体会的点点滴滴，又是那么独特。对于我未出世的孩子来说，我就是它独一无二的母亲，它将从我这儿感受独一无二的母爱，这还不让人激动吗？ 上帝，感谢你让我有了做母亲的机会。 写给我未出世的儿子 儿子，请原谅我的好奇。今天上午我的妇科医生想观察你的胎位，所以又让我做了B超（她保证这不会影响你的健康）。你起先背朝外，两腿夹得紧紧的，后来你不经意地转了转身，又抬了抬腿，于是我和你的爸爸都看到了.. 我们很兴奋，因为提前知道了谜底；同时又有些歉意，好像偷看了你的牌，破坏了游戏的兴致。我们还迫不及待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你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和叔叔。于是，你的第一个秘密就这样被泄漏了。 你的爸爸一天都在笑。我知道他暗暗地期待一个儿子，虽然他反复对我说男女都一样。我理解他：作为一个成功的男人，他有不少体验是只能传给儿子的，那是只有男人之间才能真正沟通的事。如果交给他一个闺女，他固然知道怎么爱护，但至于如何调教，也许就不那么胸有成竹了。 至于我，你的妈妈，在怀孕初期就有一种直感：你是一个男孩儿。没有什么科学根据，仅仅是一种强烈的感觉，你说怪不怪？今天这个预感得到了证实，我多少有点儿得意。 最有意思的是你的叔叔。他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高兴得跳了起来。你知道为什么吗？原来他曾经是足球运动员，有了你这个侄子，他就可以向你传授足球绝活儿了！不瞒你说，他已经准备了一个足球，恨不得你一落地就会走，会跑。 现在，一家人都在为你这个家庭新成员的到来而忙碌。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已经买了不少小衣服，还有奶瓶、摇篮、小被褥等等。他们还找来当代育婴学方面的书籍，郑重其事地“更新知识结构”。 你看，你还未出生，就已经被这么多的爱包围着了。 不少认识你爸爸和我的人也都在祝福你。他们说以父母的智商和才貌，你将来一定会很有出息。有些人还把你的前途描绘得更灿烂些。你爸爸和我对此只是笑笑，明白别人是一番好意。不用说，你将出生在最好的医院里，你的房间是明亮而宽敞的，你的衣被是柔软而温暖的。你的床头会堆满精致的玩具，但我们最怕的便是让你从小生活在一个过于优越的环境里，最怕周围的人宠坏了你，让你自命不凡，不知天高地厚。作为你的母亲，我也不希望给你任何精神上的负担，好像父母如果出色，儿子就一定要更出色。不，我不愿让你活得那么累。再说，出色的标准实在不是唯一的。 我希望你是个健康、快乐的孩子，将来做个本色的人。 想听听爸爸和妈妈童年的故事吗？ 我们出生的年代正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外面乱哄哄的。我们的父母刚刚工作不久，工资很少，住在很小的房间里，与邻居共用厨房和厕所——就像当时大多数年轻知识分子一样。你爸爸和我小时候没有什么像样的玩具，他向往一把玩具手枪，我梦想一个会闭眼的娃娃。我们的爸爸、妈妈买不起，虽然那些玩具只卖十元钱。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做游戏。你爸爸自己动手削了一把木头手枪，整天在弄堂里冲来杀去，成了孩子王；我呢，给两个小塑料娃娃做了漂亮的小围裙，给她们取名东东和西西。我最开心的事是在每个星期天的早晨，爬到爸爸、妈妈的床上，一边嚼饼干，一边听他们讲故事。所有的故事都是这样开头的：“从前有一座山，山上有一户人家，家里有一个爸爸、一个妈妈和一个女儿..”阳光照进屋来，把房间里晒得暖洋洋的。我偎依在爸爸、妈妈中间，真是世界上最最幸福的孩子。往往在这个时候，楼下居委会的山东大妈扯开嗓子，带着浓重的口音招呼起来：“各家各户的打扫卫生了！” 你的爸爸也最喜欢听故事，整天缠着大人读小人书，而且现炒现卖，到幼儿园里把听来的故事再讲给小朋友们。渐渐地，居然认识了不少字，八岁就捧着本《水浒》，读得津津有味儿。十一岁时，他参加上海市的儿童诗歌比赛，得了二等奖，作品发表在报纸上，名为《乌云乌云别神气》：“乌云乌云天上飞，我对乌云把话提：乌云乌云别神气，长大我要征服你。要你走开就走开，要你下雨就下雨。”你瞧，多有气魄！ 昨天，爸爸妈妈去朋友家作客。他们有一个刚满周岁的儿子（你该叫他小哥哥），正蹒跚学步。虽然时常跌倒，但兴致丝毫不减，“咯咯”地笑着，身子摇来晃去，像只小鸭子，真可爱啊！他最热衷的事是爬楼梯。手脚并用，一节节向上攀登，把吃奶的力气都用上了。但是下楼梯时却遇上了麻烦。他头朝下探了探身，马上认识到其危险性，立刻紧张起来。这时候，一直守护在他身边的我，帮他转过身来，教他面朝里，头朝上地向下退着爬。他一会儿就学会了，并且为这门新的技巧兴奋不已。在大人们的鼓励下，几遍之后他就把这个动作练得很娴熟了。 这让我想到你，也想到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一辈子要学的事情实在太多了。我们长大后，总会不自觉的轻视幼年时代学来的本领，好像那是不值一提的。其实，每一个举手投足，都需要教，都需要学，都需要练。人一步步迈开双腿，每一步都走得不容易啊！ 儿子，爸爸、妈妈将是扶着你起步的第一人，等你会走，会跑，会跳了，我们便会放开双手，让你自由地前进。但我们的视线将永远关注着你，我们的心将永远牵挂着你。你勇敢地去这个世界探险吧，记住：即使你失败了，你的爸爸妈妈都会永远爱着你。因此，你可以无所畏惧。 将来，你也许会嫌我罗嗦，就像每个孩子那样，因为妈妈总是在担心，总是在叮咛，好像要把她所有的经验一股脑儿地都告诉你。我小时候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每当变季的时候，几乎天天早晨都要为加减衣服惹我的妈妈生气。她怕我感冒，一定要我穿毛裤呀，毛衣呀。不到“六·一”儿童节不能穿裙子呀..规矩可多了。我如果不加衣服，她就不让我出门，最后，我就耍了小花招：先当她的面儿穿上，而后又悄俏地脱掉，自己还很得意。等到自己好几次真的冻病了，才明白妈妈的一片苦心。 我曾经读过一篇气势豪迈的诗，大意是：”我们继承了古人的一切经验，吸取了古人的一切教训，我们将避免古人的一切错误..”其实，这是不可能的。即使我有本领告诉你世界的所有规律（说实话，连我自己还时常迷惑呢），你也肯定需要自己去摸索、检验和体会。人类社会发展了几千年，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地发展，但人生路上的弯道，几乎每一代人，每一个人都要再走一遍，因为，这才是人生。一帆风顺不仅是不可能的，也是无益的，它使生活索然无味。 所以，我的孩子，我除了把住你最早的几步，教给你跌倒后如何自己爬起来，还能做什么呢？但是，如果发现你正走向险境，做母亲的又怎么能不提醒呢？那时，你一定会嫌我罗嗦了，可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谁叫我是你的妈妈呢。 爸爸、妈妈是不可能陪你一辈子的。有一天你会发现，一切都要靠自己。 那时，你不要发愁，有一位朋友是你完全可以信赖的，那就是大自然，我们所有人的母亲。你的一切烦恼，在她面前都会显得渺小。但奇怪的是，她并不让你因此感到自卑。当你遇到挫折，她会告诉你：有花开，就有花落，只要保留着种子，明年还会发芽；当你感到不被理解，她会告诉你：水自流，风自吹，并不需要得到谁的赞同；当你被所爱的人抛弃，她会告诉你：大海并不因为滋养了河流而枯竭，阳光并未期望从它哺育的万物中得到回报；当你被虚荣所迷惑，她会告诉你：勋章和绶带也许还比不上一丛蓬勃的野菊花来得完美实在。..我和你的父亲，偏爱有水的地方。在海边，在湖畔，我们可以静静地坐上一天而不觉乏味。我们常常选择手牵手，不多说一句话，虔诚地聆听自然母亲的美妙音乐。大自然有她独特的语言，人类的语言相比之下显得多么琐碎苍白。今天的人类变得太骄傲了，其实离开大自然，我们什么也做不成。敬畏这位我们共同的母亲吧，问自己：今天的执著是否值得？ 等一个雨过天晴的夏日黄昏，让我牵了你的手，到柳树下去找知了的幼虫。它们往往在那种时候顶开湿乎乎的泥土，爬出整整三年的黑暗（它们通常在地下呆到三年，才爬出来蜕变成会飞的蝉），攀上树干。然后它的坚硬的外壳会从背部裂开，慢慢地，从里面挣出一个又软又嫩的蝉来，翅膀紧紧合拢着，上面还挂着粘液。它静静地伏在自己的壳上，用不了多久，粘液干了，翅膀张开了，硬朗了。这时的它，挣脱最后一丝牵挂，一振翅，飞上了树梢，留下了那个呆头呆脑地挂在老地方，一动不动的粘着泥土的硬壳。 大自然里这样奇妙的事何止千万！当你发现了一个秘密，天知道还有多少秘密在等待你去发现。你会明白，原来你，我，他，都是秘密的一部分，都是这个又精致、又广阔的自然母亲的杰作。所以我们没有理由不珍惜自己，没有理由看不起其他任何生命。等你烦躁的心安静下来，急促的呼吸平缓下来，眼中的泪水不再流下来的时候，自然母亲已经将你需要的答案告诉你了。 听！那只蝉儿已经在枝头唱歌了。 牵手 转眼间，我和他结婚一周年了。再过两个星期，我们的儿子就要出生了。 随着产期的临近，我的心情紧张起来。这时候，他搬出那句口头禅：“别怕，有我在呢。”我笑了：“这回你可帮不上忙。”他说：“别小看人，到时候我握着你的手，你就有劲儿了。” 他说得对。 今年一月，我突然发起烧来，39℃的体温持续不退。去诊所就医，美国大夫简单地检查了一下，说是感冒，不必吃药，过几天自然就会好的。五天过去了，病情依然不见任何好转，只有靠强退烧药才能暂时抑制一下体温，药效一过，温度计上的红线依旧窜得老高。他急了，连忙开车带我去医院看急诊。等了近一个小时才有位护士传我进去。我当时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他坚持扶我，却被那位护士不客气地挡在门外。结果，我在里面又等了半个多小时才有一位值班医生过来询问。几句话之后，便说：“你是感冒，没什么大不了的。”我问是否需要打针，他说不必。接着开了一种抗菌药，便准备打发我走。 这时，突然听到门被“砰”的一声撞开，接着是护士的抗议声，但她的声音立刻被一个更响的嗓音盖过：“我要见我的妻子。为什么耽搁了这么长时间还不见她出来？”他像牛一样冲了进来，这时谁如果拦他，他准跟人家打起来。他几步跨到我面前，紧握着我的手，说：“你没事儿吧？别怕，有我在呢。”接着转向医生：“这怎么会是一般的感冒呢：为什么不给她做X光透视？”医生大概被他的气势镇住了，一时不敢言声，乖乖地领我去做透视。结果：是肺炎，而且已相当严重。如果再发现得晚些，会并发心肌炎和肾炎。 每当我劝他改一改急脾气的时候，他就会说：“要不是有这么个急脾气，这些庸医就把你的命给送了。” 他说得也对。再说，他的急脾气也的确改不掉——命书上这么写的。 你说算命这事儿，有时还真挺准。有一位很有名气的易经学家，曾经在几年前告诉他何时会遇到终生伴侣，何时会有第一个孩子，现在一一应验，你说神不神？那位大师还说他这一生天马行空，操劳忙碌。这也不假，一年三十万英里的飞行距离，明明白白地在他的航空帐户上。 “我再也不想独自旅行了。”婚后他这样对我说。可是，半年前，他又不得不独自登上了去香港的飞机：那时我已怀孕，又在上学。去机场送他的时候，他说：“我一定尽快回来。”当时我还不甚明白“尽快”指的是什么，心想：“去跟人家签合同，日程表上写的是三天，排得满满的，怎么个尽快法？” 没想到，才过了两天就接到他的电话，说是当晚回纽约。 “谈判不成功吗？”我问。 “不，合同已经签了，一切顺利。”话筒里传出他兴奋的声音。 他提前一天回家了。因为临时改换航班，不得不用头等舱的票子换了张经济舱的——人家肯定以为他神经搭错了。要知道，他个头大，在经济舱的座位上，只能缩着腿，二十个小时的连续飞行，真够他受的。而且，为了早回来一天，前两天他每天工作二十四小时，根本没合眼。 “这下用不着倒时差了。我现在困极了。”他一脸倦容，眼皮都抬不起来了。 “干嘛把自己赶得这么紧？不要命了！”我给他盖上被子。 “一个人有什么意思？过去是没办法，现在有家了，还不赶着回来？再说，我是个急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他说着，鼾声已经响起来了。 美国去年有一本畅销书，书名是《男人从火星来，女人从水星来》。其作者认为，男人和女人犹如来自不同的星球，即使生活在一起，也有完全不同的生活逻辑：女人永远都想把男人改造成她们心中完美的模样，而男人呢，则固执地认为自己已经够完美了，于是两下纠缠不休。 我们之间当然也有着急上火的时候。事后，他总开玩笑说：“物极必反，等我老了以后，肯定是世界上脾气最好的老头，你耐心等着吧。”有了这样的承诺，我还能说什么呢？于是干脆放弃了改造他的念头，接受了他的存在。当然，这并不妨碍我时而畅想一下悠闲平和的老年生活。 而时下，我们正年轻，正天马行空。 我们一直在搬家。为了结婚，他把加里福尼亚的房子卖了，搬到了纽约； 为了陪我一起回国定居，我们又把纽约的房子退了，搬到上海。 “哪儿是我们最后的家呀？”我问他。 “有你在的地方。”他不假思索地回答。 我永远忘不了他最初送我的那捧红玫瑰。每一朵都是那么完美。关了灯， 月光从窗口透进来，那些丝绒般的花瓣折射出柔和的光泽。 真的，我们俩很知足：我们的相遇并不算太迟。爱情，在这个很多人听见就露出怀疑眼光的时代，我们俩相信。 有一位朋友曾提醒我们：”肯定会有人说闲话的，说你们一个有名，另一个又是做生意的。”其实，已有传闻说，杨澜嫁给一个又矮又丑的老华侨，还要神秘地加上一句：“不过，听说很有钱。” 我说：“这些人的想象力的确不太丰富。” 他说：“我们自己开心就行了。” 话虽这么说，毕竟还是凡人，有烦恼的时候。有人说我和他回国定居是因为在海外混不下去了，说他是想靠太太的名气赚钱。我真的愤怒了：做人怎么这么累呀！有人出国不回来吧，说人家不报效祖国；我们回来吧，又说风凉话，横竖把别人往环处想，只有这样心理才平衡吗？！ 我知道他争强好胜惯了，凭自己的才干在美国创下一块天地，从来没受过这种气，真替他不平。他苦笑着说：“谁叫我娶了个有名的太太？说不定还有人会叫我‘杨先生’呢。嘴在别人脑袋上，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吧。你可不许灰心，别没出息！” “杨澜，你多幸福啊。我真有点儿妒嫉你。”我的正被感情困扰着的女友这样对我说。 当我把这话传达给他时，他大大咧咧地说：“我本来就不错嘛！”不瞒你说，我欣赏他的这种自信。 正是凭着这种自信，他十九岁时只身去法国求学，兜里只揣着四十美金；又是凭着这种自信，生活无着的他没日没夜地在餐厅里打工，挣学费、生活费。一天，又饿又累的他在切菜时险些把手指切断。老板立刻甩过来一句话：“我可不负责医疗保险。”为了保住这份工作，他粗粗地裹了一下伤口，又干了起来。他对我说过，当时他脑子里想起了韩信。 我坚信，一个胸怀大志却又能忍受艰苦和屈辱的男人，是最了不起的，他也是最值得信赖的，因为他懂得珍惜世间真情，懂得体谅人情冷暖。 每次去纽约的中餐馆吃饭，他都给服务员不少小费，特别是那些从大陆来的。 “看见那位专为客人倒冰水、收盘子的四十来岁的人吗？一看他的手势，就知道是新手。这是餐厅服务员里干活最累，小费最少的活儿，刚进来的人才被分配做这份工。负责点菜的服务员把所收小费的10％给他，他每晚干五六个小时，连工资顶多得二十几块美元，同是中国人，还经常被资格老一点儿的人欺负。”说起餐馆里的事，他样样在行。 吃完饭，他特意给那位中年人小费，那人谢个不停。大家聊了几句才知道原来那人在国内是机关里的干部，陪读来到美国，刚到一个月。“唉，有点儿吃不消。看来出国前精神准备还是不够。”那人苦笑着对我们说。“上帝对我们俩儿真是眷顾，”出门时他感慨起来，“你看人家四十多岁了，还要从底层做起，不容易啊。” 街边有个中国老汉，看样子六七十岁了，正在卖肉包子。当时正刮着大风，行人匆匆而过，没有人注意到这老汉失望的眼神。风把老汉的皱纹吹得更深了。 他走上前去，一口气买了二十个包子。 “够我们吃一阵子的。”我挽着他的手臂往家走。 “这么大年纪还不能呆在家里享享清福。”他自言自语道。 我认真地建议说：“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又穷，也出来卖肉包子吧。到时候，我们就叱喝说：‘吴记肉包子，又鲜又香喽！’” 命运无常，谁也不可能一直走上坡路，甚至刻苦努力也不一定保证成功，只不过人们往往只看到成功的一面罢了，就像赌场里传出的永远是头彩的消息，至于那些不赔不赚或输得精光的人，大家尽量不去注意。今天的名与利是我们的劳动所得，问心无愧；明天即使名利淡去，也还有脚下一块坚实的土地；那就是我们的爱情和家庭。我很奇怪为什么记者们每次采访我都要问一句：“事业和家庭，哪样对你更重要？”这还有什么疑问吗，当然是家庭更重要：事业的成败往往取决于他人的评价，而感情上的得失却完完全全是自己真实的感受，谁也无法代替，谁也掠夺不去。这样想的时候，我和他靠得很近，天地也因此更显辽阔。 工作累的时候，我们喜欢畅想。“干脆明天就退休吧。”我们常这么开玩笑。 我曾知道这样一则故事：一个城里人一直怀着一个梦想，那就是攒够了钱去大海边买一幢房子，安享晚年。为了这个梦想，他拚命地工作了几十年，熬白了头发，累弯了腰，终于在退休的时候凑够了钱，在海边买到了称心的别墅。黄昏，他独自来到夕阳下的大海边，望着万顷波涛，回想起自己的一生，感慨不已。这时，他遇到了一位渔翁，两人攀谈起来。他对渔翁说：“我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理想，现在可以朝夕与我热爱的大海为伴，与天地共呼吸，再不必为上司的脸色患得患失。为此我奋斗了一生，得来真是不容易啊！”渔翁诧异地问：“为什么要费这么多的周折呢？你看我，不是早就得到了这一切了吗？” 当我把这个故事讲给他听时，他说：“其实，即使守着同一片海洋，老渔翁的体验与这个城里人的肯定不同：一个与生俱来地拥有，一个千辛万苦地拚搏而得，感叹的内容不一样，珍惜的程度也不一样。我倒是觉得那个城里人经历了两个世界，感悟或许还高于渔翁呢。再说，他不必为明天的鱼价担心。” “看来，目前我们还是要做城里人了，天天忙碌，脑袋里装着个关于大海的梦。” 还好，海离我们并不远。假期的时候，他便牵了我的手，走进细细软软的沙滩，漫步着，看潮起潮落，日出日落。 我们曾在海边联过一首诗。 我是万古的波涛， 我是千年的海岸。 .. 波涛撞击到海岸，才结束了漫长的流浪；海岸拥抱了波涛，才焕发出酝酿的激情。 携手而行，是爱情电影中的俗套，却是我和他生活中实实在在的每一天。今夜，我们为彼此准备了结婚周年的礼物，直到现在，还互相保守着秘密。 但是，玫瑰花已经盛开在窗前。在它的幽香里我写下这本书的最后一行字。 后记 我的第一本书即将出版了，它是我几年来断断续续写成的一些随感的汇集，记述的是我平凡生活中的一些小事。思想谈不上深邃，文笔也欠功力，本来是不敢拿出来贻笑大方的。特别是治学严谨的父亲向来认为“白纸黑字的事不能有半点马虎”，社会上又有对“名人”出书的不同反响，我何必赶这个时髦呢？所以，当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黄惠民先生向我征稿时，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以后再说吧”。 但黄先生却很执著。他看过我写的文章，认为写得不错，并说“若是追求完美与不朽，恐怕没人敢下笔写一个字了。文章贵在真实。”我的先生吴征被他的诚恳打动，也劝我“别偷懒，多动笔才能写得好。重要的是展示一段成长的过程。” 与许多我的同龄人一样，我出生在“文革”当中。那时的家境并不宽裕，但父母营造的爱巢给了我一个安全、健康的童年；我的青少年时代几乎完全被笼罩在升学的压力中，结果是一张张优秀的成绩单和一副近视眼镜；大学毕业后，我神差鬼使般地走上了电视，开始了令许多人羡慕的荧屏生涯。我爱上了电视这一行，为此我不敢偷懒，也不愿停步。或许还算有点天分，运气也不错，在最初的几年中就干出了些声色。值得庆幸的是，我始终清醒地知道所谓的知名度与真正的成功之间的巨大差距。我还年轻，我还浅薄，我还需要多看看世界，多体验人生。 在旁人眼里一直很“顺”的我，也经历过事业的波动和情感的挫折。我相信“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只要用功去“谋”就问心无愧了，至于“成”不成，那不是在我掌握中的事——写作或许也通此理？ 英国剑桥名人录编辑部给我的父亲寄了表格，请他填写，作了三十五年教书匠的父亲却没有在上面落字。他说：“我这辈子最大的成绩就是教了些学生，我并不需要什么‘名分’。” 我赶不上父亲的清高，却也明白：认认真真地做事，实实在在地做人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可靠的原则。 比如这书，是我不长的人生经历中真实的点滴，记述下来，留给将来的自己，似乎也未尝不可，不必强求众人的赞许。 于是我整理了过去写成的一些文章，又加写了不少，不求面面俱到，洋洋洒洒，但求朴素和真实。爬格子并不轻松，又值我怀孕期间，还要完成硕士学业，拍摄《杨澜视线》，日子过得辛苦但很充实。在这里我要感谢上海文艺出版社江曾培社长、郏宗培先生及黄惠民先生的一再鼓励和支持；感谢袁银昌先生对本书的装帧设计；感谢刘昱、镇霞、周莉三位小姐帮助我打印文稿。 当然，不能忘了我先生吴征的功劳。所以，干脆拉他下水，让他作序。还有我的将要出生的孩子，没有他的“配合”，我怕是也没有精力完成这本书了。为此，我把我的第一本书送给我的第一个孩子，让他长大后看看，了解他的妈妈曾经是怎样的。 一九九六年九月二十日于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