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野十大虎将传奇》 第一节 1．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将军队伍中，有一位大将最具传奇色彩。他多才多艺，用兵如神，英武豪爽，幽默风趣……有人说：像他这样的军人百年一遇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将军队伍中，有一位大将最具传奇神采。他13岁就离家从军，第一批进人黄埔军校学习，学习成绩优异，被誉为黄埔三杰之一。他曾经救了蒋介石一命，当上蒋介石的内卫，面对蒋介石给予的高官厚禄，他仍然离开了蒋介石。他多才多艺，他用兵如神，他英武豪爽，他幽默风趣……就连他的爱情故事也是委婉动人。一些前辈们感叹地说：像他这样的军人百年一遇。 他，就是大将陈赓。 陈赓的一生具有惊人的传奇色彩。 1925年10月，广东革命军为打倒军阀陈炯明，开始了第二次东征。蒋介石时任东征军总指挥兼第1军军长。他特调陈赓任连长的学生连担任护卫。 当时叛军主力林虎部集中在华阳。由旧粤军改编的东征军第3师素质较差，指挥无方，竟被敌军重重包围。蒋介石得报后，立即驰赴华阳方面督战。 此时，华阳山下到处是飘摇的敌军旗帜。蒋介石见状不由得七窍生烟，大骂粤军：“娘希匹！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该派用场的时候统统不见了！” 这边还在骂着，那边第3师像潮水一般溃退下来。有些溃兵竟从蒋介石面前飞快地掠过。蒋介石再也无法忍受，他大声喊叫道：“陈赓！” 陈赓挺直胸膛站立在蒋介石面前。 蒋介石的目光显得凶狠，说道：“陈赓，你是黄埔的好学生，现在革命危在旦夕，校长命令你赶快下山，到前面向谭曙卿师长传达我的命令，不准退却！临阵脱逃一律枪毙！” 陈赓拔出驳壳枪，冒着炮火，飞奔到前沿阵地，找到第3师师长谭曙卿，传达了蒋介石的命令。谭曙卿面对自己部队的溃退，也觉得非常丢脸。他用衣袖揩干脸上的汗污，抽出军刀狠狠挥舞几下，说道：“我再冲一次！” 然而，他身周围已经没有几个人了。他咋呼了几声，也没人上前。 陈赓只能跑回，将情况向蒋介石报告。 蒋介气得脸都发青了，他恨得直咬牙。片刻，他对陈赓道：“我命令你代理3师师长，指挥3师反冲锋，快去！” 陈赓应声挥舞着驳壳枪，跑下山梁。 他拦住一伙溃退下来的粤军，喊道：“站住！蒋总指挥命令我指挥你们！我是陈赓！我是师长！……” 可是没有人响应。一个粤军军官用肩膀顶了他一下，嘲笑道：“赶快逃吧，还当什么师长！” 陈赓仍往前冲，几个死命逃跑的士兵撞倒了他，有的人就在他的身体上面跳过去，有的干脆踩他一脚。 陈赓孤立无助，再度跑回山头，向蒋介石报告军情。 蒋介石暴跳如雷：“娘希匹，谭曙卿是毁我国民革命，我要枪毙他！” 陈赓此时头脑清醒，他知道危局一时难以扭转，就对蒋介石说：“校长，指挥部该撤退了！” “撤退？现在怎么能撤退？打到一兵一卒也要坚守阵地！” 陈赓说：“校长，我们已经落进环形包園圈，不转移个地方，无法反击！” 蒋介石环顾四野，只见周围不断有人倒下，敌军的喊叫声愈来愈近。他这时才感到危险逼至身边，有点紧张了。 陈赓不由分说，上前架住蒋介石，就朝山下跑。跑至山下，蒋介石忽然不走了，坐到了地上，喊叫起来：“我不走了！我堂堂总指挥落到这步田地，还有什么脸冋去见江东父老！” 蒋介石愈说愈激动，不由得声泪俱下：“我在黄埔一再教导你们，战死则罢，不战死则杀身成仁，今天我要实现自己的诺言，不辱黄埔之威名！”说着，蒋介石拔出短剑，举到胸前…… 陈赓一把夺过短剑，劝道：“你是总指挥，你的行动会对整个战局发生影响，这又不是黄埔的军队，赶快离开这里，再不走就晚啦！” 蒋介石仰面望着陈赓，悲哀地说：“我实在走不动了！” “我背你走！” 说完，陈赓在蒋介石面前蹲下，等候蒋介石趴上来。蒋介石犹豫了一下，还是趴到了陈赓的背上…… 陈赓背着蒋介石爬过泥泞的路坡，在草丛里奔跑。涉过一条小河后，枪声渐渐稀落，陈赓这才放下了蒋介石。 脱险后，蒋介石极力想和何应钦的第1师取得联络，可是又没有电台，只好派人去送信。他把总指挥部的几个军官召集在一间屋子里，说：“我要跟何师长联系，谁愿意去送信？” 几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大眼瞪小眼，谁都不吭气。 “我去！”一个洪亮的声音响起。蒋介石一看，这次又是陈赓挺身而出。 望着陈赓身上好几处被撕破的军服，以及陈赓疲倦的脸。蒋介石有点感动，他把手按在陈赓的肩上，道：“你太辛苦了！你是校长的好学生，我将来一定重用你！” 陈赓化装成农民的模样，带着蒋介石的亲笔信，前往海丰的后埔去找当时任第1军第1师党代表的周恩来和师长何应钦。从出发地到后埔，路程有160多里，而且过河就是敌人盘踞的地区，中间还隔着一座莲花山脉。山里有不少土匪，陈赓自己又是头一次去，道路生疏，所以任务是非常艰巨的，但这对胆大机智的陈赓来说，带有几分刺激，更促使他一定要完成任务。 陈赓出发时，有一个军官跟着同行。但走到半路上遇到土匪的时候，那个人就悄悄地溜掉了，只剩下陈赓一人。 土匪的枪口对准陈赓，陈赓为了赶路，便把身上带的100元毫洋，全部拿山来作“买路钱”。土匪上下打量着陈赓，见他举止豪爽，体格健壮，猜他八成是个军人，于是就直截了当地问：“你说老实活吧，你干的那个行当是陈炯明的军队，还是广州来的革命军？” 陈赓微微一笑，说：“当然是革命军，你们打算怎么样呢？” 这伙土匪并不是真正的打家劫舍的土匪，而都是一些走投无路的贫苦农民，因不堪忍受反动势力的压迫和剥削，而被“逼上梁山”的。他们颇讲义气，一听陈赓是革命军，不仅不予加害，而且当即把钱退还一半，放他过去，并告诉陈赓说，再往前走还会遇上土匪，深山里头还有老虎，需要小心提防，他们的头头还画了一个符号交给陈赓，告诉他再遇到他们的弟兄时，把这个符号拿出来给他们看，就不会再有人来找麻烦了。这种符号非常简单，只是在一张纸上划了一个圆圈，点上几点，陈赓谢过他们之后，继续往前走。深夜，陈赓只身穿行在深山丛林中，因被告知可能会碰到老虎，他怕出岔子，任务完不成。手里提着一条棍子，随时准备一场格斗。陈赓这时年方22岁，英武髙大、手持木棒，夜行深山，颇有些景阳岗打虎英雄武松的气概。 由于任务急，吋间紧，陈赓沿着崎岖的山道，紧赶慢赶，脚上磨出了血泡，脚板肿胀，有的地方露出了红肉，每走一步都钻心的疼，但他强忍着疼痛，马不停蹄，在次日下午赶到了后埔。周恩来等人看过陈赓捎来的信，立即派出一支部队去把蒋介石接了回来。 东征冋来后，蒋介石感激陈赓的救命之恩，便将陈赓调至侍从室，当内卫参谋。这是一个令许多黄埔校员羡慕的职位，陈赓可以随便进出蒋介石的居处，所有上送蒋介石的文件材料都需经他之手。 一些想走后门的国民党军官常悄悄地找到陈赓：“老兄，看在同学的面上，这份材料请校长早些批示。” “老弟，帮帮忙，这信请校长过目。” …… 每遇这种走后门的人，陈赓都故意打趣：“有什么好处？” “你说吧，‘鸿宾楼’包一桌怎么样？” “给你叫‘条子’，四个五个任你挑！” “条子”就是妓女。国民党军官经常把这些人弄到军营里，致使淋病流行。 陈赓则有意捉弄他们。不是把能招致蒋介石怒骂的文件放在卷首，就是给共产党员学生的成绩表加上几分。 一天晚上，陈赓照例光顾一下蒋介石的办公室，看看是否留下明早要办的事。 蒋介石宽大的办公桌上，摊开了一份名册，上面批了一个“阅”字。这是一本黄埔军校学生和各级负责人的名册。陈赛趁无人时翻看了一下，发现每个共产党员的名字上都画了个红圏。在他陈赓名字旁边，有苕蒋介石潦草的批注： “此人是共产党员，不可让他带兵。” 陈赓倒吸一口凉气，背上却冒出汗来。此时，他觉得世界上一片寂静。院墙外小贩叫卖夜粥的竹梆声、楼下警卫的咳嗽声，全都消失了。陈赓如间心上被扎了一刀，强烈的剌痛。 他望着蒋介石的皮圈椅。他似乎清楚地看到了黑色斗篷里、深红色的长条地毯上、坐在办公桌后面的总爱攥着拳头的人。他真奇怪：蒋介石他那稀疏的头发竟能把他满脑子的计划遮盖得严严实实。蒋介石“革命”的口号喊得比谁都有号召力，没有人怀疑他那坚定的革命语气，可为什么不让共产党人带兵呢？陈赓低头沉思片刻，返身跑上二楼，敲开周恩来的门。 “周主任，不妙啊！” “怎么？”周恩来放下报纸，让陈赓在身边坐下。 “蒋校长心术不正，口是心非、他把共产党员都画了圈了！”陈赓抄起桌上一个茶杯，大口喝尽杯中的水，把看到的情况说了一遍。 周恩来听完讲述后，眉头紧皱起来。 陈赓道：“干脆，咱们跟他摊牌，把共产党员拉出来！” “不行。”周恩来摇了摇头。 片刻，他对陈赓说道：“现在情况很复杂。最近广东区军委也发现蒋介石的许多秘密活动，我们不能掉以轻心。既然有两个党的存在和活动，就有可能发生冲突和分裂。要有冲突，必是革命的工农群众与向帝国主义妥协的资产阶级的冲突。我们的力量现在还不够，还不能和蒋介石分庭抗礼。我看，明天你给他写个条子，辞职不干，看他如何处置？” 笫二天，陈赓托辞母亲病重，写了一份辞职报告，交给了蒋介石。 蒋介石接过条子，扫了一眼，便扔在办公桌上。房间里寂静无声，参差的树影在房问里晃来晃去，快要凋零的桂花透过窗棂，散发出阵阵清香。 突然，蒋介石大声说道：“陈赓，你是个聪明人，你不会无缘无故辞职吧？” “我母亲病重，我得回去照看。” 蒋介石坐在椅子上，伸了伸腰，仔细地盯着陈赓。陈赓只觉得头皮发痒。蒋介石的双眼明亮而诡诈，是那么的冷酷无情。要目不转睛地与蒋介石对视是困难的。陈赓移开了视线。 蒋介石眯缝起眼睛，露出古怪的微笑，突然又用尖利的声音说：“你看了我的什么东西了吧？” “我的老天！他可真是三只眼。”陈赓心中暗叫道。他掩饰好心中的吃惊，镇静地回答说：“我这个人脾气坏，不适合当侍卫，既然带不了兵打不了仗，我还不如辞职回家。” 蒋介石耸了耸眉毛，神经质地抽动了几下眼皮，发乌的嘴唇抿成一道缝。过了一会儿，他若有所思地动了动嘴唇，拖长了声调对陈赓说：“我跟你谈话，是关心你，是为你好。你要老实告诉我，你是不是已经加人了CP？” “我是个跨党分子。” “我不是问形式上。”蒋介石十分镇静地说道，“你和周恩来、恽代英他们是否有组织上的联系？” 陈赓认真地冋答：“我正式加人CP组织已经三年了。” 蒋介石站了起来，挺直腰板，在房间里走了几个来回，这才停住步子，指着陈赓说：“你必须脱离CP，马上！立刻！我要拯救你，你要跟我走！” 陈赓坚定地说：“不行！绝对不行！” 蒋介石几乎喊叫起来：“陈赓，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何去何从，将决定你一生的命运！” 陈赓说：“总指挥，你不是说，三民主义同志和共产主义同志不联合起来就不能完成国家革命吗？” “你不要钻牛角尖。我现在明白告诉你，一切CP分子一律要退出国民党，国民革命和共产革命不可同日而语！你马上给我脱离CP！” 陈赓不为所动，说：“我做不到！” 蒋介石的脸又发青了，他指着陈赓狂叫道：“你走！你只能去当连长，你辜负了我的一片苦心！” …… 陈赓离去了。他的这段故事不胫而走，在黄埔军校和国共两党内广为流传，陈赓的名字开始引起世人的注意。 几年后，陈赓和蒋介石再一次面对面地交锋。这时，国共两党已经决裂，陈和蒋完全是两个敌对阵营中的人了。 1932年9月，蒋介石对鄂豫皖苏区发动第四次围攻。此时，陈赓已是红12师师长。在战斗中，陈赓的右腿负了重伤。可他没下火线，仍坐在担架上继续指挥部队作战。 在粉碎了敌人围歼红4方面军的计划后，红4方面军开始转移。这时，陈赓的伤势很重，在部队转移中无法住院治疗，组织上决定让他暂时离开部队，前往上海医治。 10月下旬，陈赓打扮成商人模样，一瘸一拐地离开了部队。因为红军刚刚过去，敌人防范甚严，加上陈赓不是当地口音，答话也有差错，还没走出多远，就被民团的儿个团丁盘查住。幸好，陈赓身上带了一些钱，交给他们一些，就把陈赓放了。 陈赓随即雇了一辆小推车继续往南走，不料晚上在一家饭铺里刚住下，又碰见民团的人来查店。民团的人上下打量着陈赓问他从哪里来，陈赓回答说从樊城来的。团丁又问他住在樊城哪条街。胨赓没有去过樊城，只知道那里濒临汉水，顺口回答道：“河街上。”虽然樊城恰好有一条河街，而且河街也恰好是桐油商贩聚集的地方，可是民团的人听他口音不对，仍有怀疑，准备第二天把他带到南阳城去。 当天晚上，四个团丁也都在这家饭铺里住下。他们围成一圈，要陈赓睡在中间。陈赓见势不好，就从身上拿出20块银圆交给饭铺老板说：“我有8块钱在柜上存起来。”一则暗请老板帮忙，同时也向团丁表示自己不会逃走。他又暗示自己是做鸦片生意的，弄得那几个团丁将信将疑。受了贿赂的老板连忙提醒说：“这里抽的、喝的都有。”他买了鸦片烟和酒，把四个团丁灌得醉醺醺地倒下。当天深夜，饭铺老板又给陈赓指了条道，陈赓又一次逃离了险境。 随后的几天，陈赓拖着那条伤腿，一瘸一拐地紧忙赶路，数天后到达郑州。当他住到一家旅馆后，突然遇到了黄埔军校第一期的一个同学，此人现为胡宗南部队的髙级军官，一见面就认出了陈赓，劈头就问：“你是陈赓吗？” 陈赓的语言才能这时候发挥了作用，只见他从容地摇摇头，用上海话回答说：“阿拉弗姓陈。阿拉是从上海来格搭做生意格，依拉长官认错人哦！”因他十分沉着，上海话又不含糊，对方信以为真，深表遗憾地说：“可惜你是上海人，我有个朋友是湖南人，跟你长得一个样子。” 那人走后，陈赓松了一口气，赶紧搬离这家旅馆，乘火车前往上海。1932年11月间，陈赓拖着那条负伤的腿，历尽千辛万苦来到上海，终于找到了临时党中央。在党组织的安排下，陈赓去了一家医院治疗腿伤。经过精心治疗，陈赓的伤很快好了。 陈赓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喜欢到处走动。1933年3月，党决定派陈赓去江西中央苏区工作。就在要离开的前一天，他到贵州路“北京大戏院”去看电影，不巧正跟一个名叫“阿连”的叛徒坐在一起。这个叛徒在电影院看到陈赓的时候，装作平常的样子，拉扯着跟他谈话。陈赓立即从电影院出来，想把叛徒甩掉，但由于腿伤刚愈，他怎么也甩不掉叛徒的跟踪，终于被捕。 陈赓被捕后，即被送到老闸巡捕房，与他先后关押在一起的还有廖承志等人。 由于从1928年至1931年陈赓在上海做秘密工作的时候，经常跟租界巡捕房和国民党的一些特务、包探打交道，这时敌人把他扭到巡捕房，那些巡捕一见，大惊失色。他们惊异地说：“怎么？你是陈赓！你不是王先生吗？” 在巡捕房的牢房里，陈赓遭到敌人的残酷鞭打。随后，敌人又用灭绝人性的电刑，逼他供出共产党人的名字和党的秘密。 陈赓痛苦难忍，就收买了几个看守去给他弄了些香烟，等再受刑的时候，他就把香烟嚼碎，这样多少可以起点麻醉的作用。不论狀用什么样的酷刑，都不能从他口中挤出想得到的秘密。后来，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得知陈赓等人被捕的消息，就多方设法营救，并率领一些知名人士和记者几次到监狱去探望陈赓，以她的巨大影响制止反动派加害于陈赓。 敌人见来硬的不能压服陈赓，就来软的，企图瓦解他的意志。陈赓利用敌人对他管押放松的时机，向难友和看守大讲红军故事。陈赓善于辞令，他的故事常使听者动容，感叹不已，甚至连英国巡捕头子兰普逊也听得津津有味，把这些故事当做趣闻。 叛徒顾顺章曾几次来劝陈赓悔过，说什么“中国革命已经失败了”，有些共产党人“得到了蒋委员长的宽恕”等等，还说蒋介石曾发来许多有关陈赓的电报，要他们给他“特殊待遇”。顾顺章说：“你还是过来吧，你过来了一定比我强！”顾顺章无耻的叛徒行径遭到陈赓的斥责，他指着顾顺章的鼻子骂道：“你是叛徒，我绝不会像你那样无耻！”把这个叛徒骂得无言以对。 1933年3月31日，上海第二特区法院举行一次“审判”。当时和陈赓一起受审的还有廖承志等4人。在法庭上，陈赓等人大唱《国际歌》，当众揭露帝国主义和围民党反动派的罪行，宣传中国共产党救国教民的主张，弄得敌人十分狼狈。 几天后，陈赓被引渡给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当陈赓等人被押上卡车的时候，他们一路上又是高呼革命口号。4月1日，陈赓被押解到南京。因为他是一个有名的善于逃走的人，在从上海动身的时候，敌人拿来一条铁索链子，把他同另一位革命者锁在一起，关入铁甲囚车，一路上看守森严。火车离开上海站以前，他们两人同声唱起了《国际歌》，到了南京仍是这样。他们悲壮的歌声，穿过火车的板壁，越过铁甲囚车的窗格，给了周围旅客莫大的鼓舞，引起押解他们的特务、狱卒一阵惊慌。 列车到达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故意拿着一封蒋介石的电报，亲自到火车站来“接”陈赓。这封蒋介石专门为了给陈赓看而发来的“电报”上写着：由于陈赓在广东和北伐期间的历史，要尽量给他“舒适”和“鼓励”，以便使他“悔过”并且加人国民党。 陈赓被押进南京夫子庙宪兵司令部后，果然享受到“优待”，让他住进最好的房间，饮食上也是非常精细。手铐脚镣都取掉了。最初一段时间里，许多已在国民党军队中担任高级军职的黄埔军校同学不断来肴望他、劝诱他，他只是报以轻蔑的目光。叛徒顾顺章给他送来许多“礼物”，被他踢翻在地。敌人的“糖弹攻势”枉费心机，没能从陈赓嘴里得到一点儿有用的东西。过了些日子，敌人收起伪善的面孔，又把他押进宪兵司令部看守所的牢房里囚禁起来。 于是，坐镇在南昌指挥对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的蒋介石决定亲自召见陈赓，诱逼陈赓自首。蒋介石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笼络人心，掩人耳目。因为陈赓救过他的命，所以他装出一副“报恩”的面孔，要亲自“感化”陈赓，以此来影响在红军中的黄埔毕业生。 一艘轮船载着陈赓溯江而上。这位受到“蒋委员长”特别关照的囚徒，确实难以对付，除了熟睡的时间外，他没有一刻安静。不论是在轮船上，还是在旅馆中，都大声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爱国家救人民的革命主张，每次都使围着听讲的群众异常激动，即使眼前只有几个看守，他也不停地宣讲他的经历和他的主义，好像他根本不是一名囚徒，而是一位启蒙先生、一位演说家。 船到九江以后，敌人把陈赓押上火车，直赴南昌。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恰好把陈赓安顿在当年南昌起义总指挥部所在地“江西大旅社”内。陈赓在这里住了两天，蒋介石派他的秘书邓文仪带了很多“见面礼”，到旅馆来开导陈赓，但毫无结果。 两天后，陈赓才被押去见蒋介石。 蒋介石当时正住在南昌百花洲的“行营”里。他一见到陈赓，就故作姿态，说：“哎呀！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 当时的陈赓，满脸胡须，衣服破烂不堪。见蒋介石之前，邓文仪拿来绸子衬衣、哔叽长衫，还有礼帽、鞋子，要陈赓刮胡子、洗澡、换衣服，遭到陈赓拒绝：邓文仪急了，对陈赓说：“你去见校长，穿破烂衣服多没礼貌？”陈赓当即驳斥说：“你们把我关起来，整成这个样子，这是讲的什么礼貌？”弄得邓文仪毫无办法。 面对蒋介石的故作姿态，陈赓讽剌地说：“谢谢你的照顾！” 蒋介石显得十分关切，连声道：“你是校长的好学生仔，你是校长的好学生仔！虽然在政治上犯了错误，我可以原谅你。” 陈赓冷冷地回答道：“我根本不需要你原谅。” 这一下搞得蒋介石非常尴尬，苦笑着摇摇头，说：“你中毒太深！周恩来总是跟我作对，现在又伙同朱德在江西同我捣乱，现在国家弄得这么糟，都是有人在捣乱……” 陈赓看了蒋介石一眼，说：“谁造成这种局面，中国人民心里都有数，发动内战的责任由谁来负，大家心里都清楚。” 蒋介石有些生气，说：“你怎么能这样说呢？你是黄埔的老同志了。黄埔人都应当团结救国。” 坐在一旁的邓文仪凑上来说：“北洋军阀用保定军校的3000名毕业生，就统治中国30多年；黄埔军校的1万多名毕业生，一定能够统治中国80年！校长的愿望就是把所有的黄埔军官争取过来……” 陈赓轻蔑地一笑：“袁世凯小站练兵也培养了不少弟子，不就做了83天皇帝吗？黄埔学生看做什么，打内战、围剿红军，再多有什么用？” 蒋介石阻止邓文仪继续说话，道：“好了好了，你不要同他讲。”然后转向陈赓，“你不要这个态度，我和你父亲是同辈，在外面，我就是你的父亲，你要听我的话！” 不提此语则罢，一提此话陈赓脸上露出愤恨的表情：“父亲？我父亲两次入狱，到现在还生死不明，家产被你们讹诈一空，我母亲和弟弟流离失所……你还自称父亲？” 这番话使蒋介石大丢面子，气得脸又发青了，反反复复地指着陈赛说：“你这个态度，你这个态度！你应该悔过，你应该悔过！……”正巧这时有个军官进来向蒋介石请示事务，蒋介石便对邓文仪说：“你好好劝劝他，他这样不行！”说完，离去了。 邓文仪是陈赓的同乡，俩人一块儿进黄埔军校，又一同留校，论私交应该是很深的。但两人投奔不同的阵营，此时已经难以再做到推心置腹了。邓文仪对陈赓说：“校长是不会杀你的。放了你，你回去告诉在红军里的黄埔同学，只要他们回来，校长也不会杀他们的。怎么样？” 陈赓冷冷地拒绝了昔日好友的劝导，说：“办不到，我不会出卖我们的党，也不会带着别人来投降的。”邓文仪说道：“那只好委屈你了。”陈赓又被押回了南京。 后来，陈赓从南京逃脱了，跑到了上海，找到了党组织，随后即进人江西中央苏区。 第二节 2．陈赓本来就对封建习俗不满，赶巧碰上极不称心的婚事，这便成了他和家庭彻底决裂的导火线。就在父母给他张罗婚事时，他离家出走当兵去了。那年他只有13岁 1903年2月27日，在湖南湘乡柳树铺村里，一户姓陈的人家诞生了一个儿子，起乳名叫“福哥”，他就是日后的传奇大将陈赓。 关于陈赓的家世，陈赓自己在《自传》中这样写道： “祖父出身贫寒，甚至衣不能掩羞，幼从戎为官致富，善战当时。父亲袭祖业，乡闾间微有声望，对革命具同情。我幼受祖父影响，时思弃读从戎……” 从这文中可以看出，幼年的陈赓，深受他祖父的影响。 陈赓的袓父名叫陈益怀、別号培芝，1846年生于湘乡。自幼家境贫寒生活没有着落，只好到他的地主舅舅家里做长工、放牛种地，无活不做。他因自幼练功，力气过人，饭量也特别大。到舅舅家当长工后，白天下田劳动，晚上经常练武到深夜，因此饭量大增。舅舅本就嫌他吃得多，对他天天练功，十分不满，每次碰到，总是说些不咸不淡的风凉话，骂他“出息不大”有天晚上，陈益怀又在练武，舅舅见了就骂他是“黄鼠狼变猫——变也不高”。陈益怀一气之下，从舅舅家出走。 湖南当时到处可见招募新兵的告示。陈益怀既有了一身武艺，便到近处的招募处报名参加了湘军。初人伍时他只是一名“伙头军”，以后才转为作战的士兵，因为长年练功，益怀武艺高强，臂力过人。站在三张叠起的桌子上面，能用牙齿拎起4只叠在一起装满了水的木桶离地。他在军中用的大刀，有80斤重。他勇敢善战，屡建战功，得到上司的赏识，从行伍逐步提升，一直做到相当于后来新军师长的职务。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他也逐渐感到与民为敌，于国无益，万民痛恨。又见朝廷无能，清军腐败，内忧外患加剧，他实在不想再干下去了。于是，辞官回到湘乡。 回乡后，陈益怀买了一座一般的居处安家。这所房子不像曾经显赫一时的武将官府，只是一所普通的农家院落，略事修缮后，陈益怀的家就安在这里了。他还买了240亩田，大都租种出去，自己留下了30庙，雇了两个长工耕种。 因他出身贫寒，所以总是不忘自己所吃过的苦，手里有了点钱，就想给乡里多做点好事。乡邻亲友当中，谁家没有钱了，只要找上门来，总要尽量给予帮助。因为早先贫困，陈赓的袓父成家较晚，直到30岁在湘军当上哨长后，他才同家乡一位小他10岁的刘姓姑娘结婚，生下的第一个男孩就是陈赓的父亲陈绍纯。五年以后又生下他的叔父陈碧纯。不幸的是，叔父出生不久，祖母就病故了。 胨赓的父亲刚满12岁，祖父作主给他完了婚，并且叫他管理家事。过了几年，祖父又和一个当过兵的四川女子结婚，这个继祖母没生儿女，但对儿孙视若亲生，孩子们对她都很尊重、敬爱。她原是祖父军中一个骑士，性格豪爽，武功精良，骑马射箭都很在行，陈赓和父亲、弟弟，在家时都跟这位继祖母学过拳、练过武功。在练功的时候，她常拿根棍子，叫孩子们在棍子上翻筋斗，非常认真。 陈赓的父亲为人直爽，乐善好施。当大革命的浪潮袭来，湖南农民运动蓬勃兴起时，他由最初的怀疑转为同情。1927年上半年，毛泽东在湖南家乡搞农民运动考察时，曾与陈绍纯进行过长谈，陈绍纯对毛泽东说：“世道只有乱透了才能分出高低、分出好坏来。”这个朴素的思想对毛泽东启发很大，很多年以后，毛泽东还对人说陈绍纯是一个对中国革命有贡献的人。在后来的岁月里，他因陈赓是著名的共产党员和红军高级将领而受到牵连。在十年内战的严重白色恐怖期间，他接连两次被“教子不严”、“赤匪家属”的罪名抓捕人狱。伴随着反动派的政治迫害，这个家庭在经济上也逐渐破产，到了抗日战争时期，连仅存的几间破屋和几亩田地也卖尽了。 陈赓参加革命斗争的影响，国民党反动派没完没了迫害，以及由此而来的经济破产，促使陈绍纯的思想不断发生变化。到了后期他已经不只是一般地同情革命了，而是积极地支持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他经常不畏风险地保护地下组织，掩护地下党工作人员。党组织有时在他家里开会，他就自愿帮助放哨。1945年他因病去世。 陈赓的母亲名叫彭学娴，出身贫寒，她一进陈家门，作为长房媳妇，就和年轻的丈夫一起挑起管家的担子，勤俭持家。她是一个典型的贤妻良母，毕生操持家务，抚养子女，为人忠厚，跟陈赓的父亲一样慈善为怀，经常周济穷人。1944年夏天日寇大举进犯湖南，她在逃难途中因病去世。 陈赓的三弟、四弟都当过兵，也都因病死在军中。陈赓的四妹陈秋葵的丈夫名叫谭世铭，成婚后也去当了兵，后来参加了秋收起义，跟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改名为谭政，再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大将之一。 日后成为中国现代史上一颗耀目的将星的陈赓，就是在这样的家庭中成长的，真可以说是军人世家，满门英豪。 陈赓从小就“顽皮”，顽皮的孩子多聪明。陈赓自小聪慧伶俐，加上又是长房长孙，所以深得祖父的偏爱。袓父多年征战，战绩累累，身上留下许多刀枪伤痕。他时常抚摸着伤疤，向陈赓讲述他在军中如何打仗、怎样负伤，教导陈赓长大以后也去当兵打仗。祖父比较健谈，每当讲起这些故事，口若悬河，绘声绘色，常使幼年的陈赓听得人迷，留下深刻印象。他把祖父当做崇拜的英雄，暗暗发誓等长大后也要像祖父一样驰骋沙场建功立业。 陈赓生性活泼，幼年时，爱听故事，还喜欢玩胡琴、唢呐一类的乐器。他青少年时代正好处子中国社会大动荡的时期，封建社会的丧钟虽已敲响，但封建势力仍很顽固。像许多旧式家庭一样，陈赓的家庭也是一套封建家长制的作风，父亲对子女的管教特别严酷，不让其个性随意发展。陈赓6岁时即读私塾，读了6年。私塾的教学方式呆板守旧，身穿马褂、道貌岸然的老师每天给学生强迫灌输“四书”、“五经”一类的古文，学生如背不出来，就打手心，打屁股，进行体罚。陈赓是好动的人，对每天死啃毫不感兴趣的经书，深感不满。他虽然不用功，但脑子灵活，背书难不住他，总能对付过去。遭体罚的次数很少，但挨斥责还是常有的事。 为了反抗，少年的陈赓常做一些“恶作剧”的事。有一次，他把老师厕所里踏脚的木板，悄悄地锯断了一半，这样一踏上去就会断裂。结果上厕所的老师险些掉入茅坑里。诸如此类的行为他还做出许多，被老师抓住后找到家庭，陈赓为此遭到父亲的痛骂。父亲气极了的时候，常常大吼道：“到了你16岁的时候，一定把你赶出去！” 对这类话的真与假，陈赓满不在乎。他当时觉得男子汉大丈夫，岂能被那些书本束缚住。后来他在回忆录中说自己是：“幼年读书、调皮捣蛋”、“我的浪漫，不修边幅，从小就如此。” 1915年，在陈赓12岁的时候，结束了味同嚼蜡的私塾生活，来到离家约有20里路的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这所学校的前身是东山书院，是在清朝末年废科举、兴学校的时候兴办的一所新式小学。学校的课程除教授经书以外，也教自然、英语、音乐等课程，并且介绍西方先进国家的社会科学。教学方法也很新颖，辛亥革命后，新的思潮开始在这个学校传播，学校里的学生能够看到一些进步书报，教师上课时经常讲些中国日益贫弱，遭受列强欺辱的故事。有几个从日本留学回来的教员，也常对学生讲日本自从明治维新以后的富强历史，传播“富国强兵”的思想，对学生很有吸引力。学校在邻近几个县都很有名气。毛泽东也曾在这所学校读过书。 陈赓进人东山小学堂后被编入乙班，他在这里如鱼得水，再也不像上私墊时为应付老师而背书了。他心情愉快，又肯用功，学习成绩很好，加上遇到事情的时候，胆量大，又肯忍让，所以深受师长的称赞和同学们的喜爱。他的记忆力非常惊人，读过的诗文、经书、儿乎是过目成诵，像《春秋》、《纲鉴》等文章，几十年后还能背诵如流。在东山学堂，他接触了一些进步书刊，这使他他透过封建壁垒的小小裂缝，看到了―些新的与以往截然不同的一些事物，眼界大开，初步朦胧地懂得一些革命道理。在他青少年时代，心灵里就萌生了做一个优国忧民的英雄豪杰的信念，并且树立了要“富国强兵”的抱负。 可是，就在他进人东山学堂学习一年后，他的家庭实行包办婚姻，强迫他去跟一个大他两岁的女子完婚。女方家庭状况与陈赓的家庭“门当户对”，所以陈赓的父亲极力赞成。在当时的封建制度下，这种不管当事人心愿如何，完全由父母做主的包办婚姻是司空见惯的。可是对陈赓这样一个已经开始受到新思潮影响的青少年来讲，这种做法是不能容忍的，况且他从小性格倔强，所以不肯依从这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习俗，一直不承认这门婚事。 本来，陈赓对于家庭的封建礼仪习俗的不满，已是一天比一天强烈，赶巧碰上这件极不称心的婚事发生，这便成了他和家庭彻底决裂的导火线。就在父母给他张罗婚事时，他愤而离家出走——跑去当兵了。 那一年，他只有13岁。 他的离家，还并非仅仅是因为反对父亲包办婚姻。和同时代的青少年相比，陈赓的胸襟要开阔的多。在他行动的背后，是一颗想要到外面去创造一番事业的雄心，是要对国家和社会有所作为的志愿，是对一种诱人的新奇生活的憧憬。正是这些因素，鼓舞着他冲破封建的家庭束缚，把他带进一个广阔的世界。 陈赓离家后，跑到湘军招募处报了名，当即被编进鲁涤平部第6团第2营当了一名二等兵。陈赓当时年纪小，身体弱，他忍着种种难以想像的痛苦，将一支和他身高相等的德国造枪背了4年，由二等兵升至上士。湘军当时管理混乱，军官克扣军饷，士兵生活困苦。陈赓的身上生疮，家里接连多次派人到部队找他回去，他都硬挺着，坚持着度过那些艰难的日子。因为他在学校读过书，性格又豪爽，所以受到士兵的敬重。士兵喊他写家信，连长让他教唱，他都满口答应，在当时是个比较活跃的人物。 那时的湖南，正是南北军阀争夺的主要地区之一，他们走马灯互相追逐残杀着。陈赓人伍的4年间，连续参加了护法战争，驱张战争、湘鄂之战等等。他目睹军阀混战所造成的惨状，深感厌恶和痛心。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头脑中不禁产生了“自己当兵究竟为了什么”的疑问，觉得在这种祸国殃民的军队里，对于国家民族毫无益处。另外，当时在这个部队中，凡属行伍出身的人，除了个别特殊的例外，都不能被提升为军官，部队里的军官缺额，都得由军官学校的学生来补充。因此，陈赓深感在这里当兵没有前途。特别是他一度想投考讲武堂，但因自己是个士兵而不能取得投考的资格，这对他的打击很大，离开军队的念头就变得急不可耐了。 终于在1921年，他下定决心脱离了腐朽的湘军，怀着一颗优国优民的心，回到了长沙，一面在铁路上当职员，一面继续求学。 就在陈赓离开湘军的那一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了。陈赓到达长沙的时候，湖南的工人运动正在蓬勃开展，长沙已是著名的革命摇篮之一。毛泽东在长沙创办的文化书社、自修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等团体，在青年中影响很大。这个时候，陈赓和无数怀有爱国思想的进步青年一样，面对着苦难深重的祖国，苦苦地寻找着救国救民的真理，谋求着国家民族的出路。在长沙打工求学的旧子里，陈赓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报，思想上产生了新的飞跃，形成了新的信念，他自愿献身于改造中闰与世界的伟大事业。1922年12月，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那一年，他只有19岁。 1924年，在广东国民政府里任职的程潜准备办一所陆军讲武学校，从各地招募了一些学员。湖南长沙应招了一百多人，陈赓就是其中一员。他和这些应招学员到达广州后，程潜的陆军讲武学校却迟迟没有开办，陈赓和这些学员一天到晚无所事事，日子十分难熬。 一天，陈赓和宋希濂沿着珠江长堤散步，走到南堤码头附近时，看到一堆青年围着墙头议论纷纷。他挤进去一看，竟是黄埔军校的招生简章。他反复地看了两遍，心急剧眺动起来，从招生简章看，这是一所崭新的军事学校。他一把抓住了宋希濂的手，激动地说道： “这是孙中山先生办的军校，咱们快去报名吧！”宋希濂有些犹豫，问：“那……讲武学堂怎么办？” 陈赓手一挥：“咱们投错胎了，这才是咱们该去的军校！” 宋希濂还是有些犹豫，就自己的年龄离报考规定还差一岁。陈赓狠狠地拍了他一下，道：“我今年21岁，我借你两岁！” 喜悦之情可见。 就这样，陈赓拉着一群湖南同乡报考了黄埔军校，这其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中国现代战争史上的风云人物。 第三节 3．陈赓走上抗日战场后，率军屡次痛打敌人，成为鬼子的眼中钉，以至于有时日军“扫荡”时，专想抓住陈赓 陈赓受过正规的军事院校训练，其髙超的指挥艺术和镇定自若的大将风度，不仅受到我军指战员和人民群众的爱戴，甚至那些兵戎相见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也崇敬不已。在中国革命战争每一个历史时期，都可以见到陈赓的辉煌战绩，他因此被人誉为“常胜将军”。 1932年6月，红4方面军决定发动潢光战役，收复被敌人占领的潢川、光山南部地区。此时，陈赓已是红4军12师师长了。 6月12日，陈赓率领12师包围了双柳树。13日拂晓，陈赓采取“三面围攻，网开一面”即“围三阙一”的战法，从东、南、西三个方向向敌1个旅发起攻击；另以1个多团的兵力隐蔽集结在环山以北地区，虚留北面为出路，诱敌突围，准备在敌人向北突围的时候予以截击。 战斗打响后，敌人见北面红军兵力较少，遂向北突围。这正中陈赓下怀，他指挥部队乘势突人寨内，歼敌两营后跟踪追击；而预先埋伏在环山北面的部队，则迅速迂回，在蚂蚁店给了敌人迎头痛击。敌人见北逃无望，又折向西北逃窜。陈赓指挥部队猛追，在傅流店以南的薛店一带逃敌全歼，敌旅长也被击毙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著名的虎将许世友，当时尚是陈赓手下的团长。许世友在回顾这一仗时说：“双柳树一战的部署，表现了陈赓同志机智灵活的指挥艺术。当时，我们3个团对付敌人2个团，在兵力对比上并不占绝对优势，况且敌据守于工事之内，强攻硬打不易奏效，而采取‘三面包围，网开一面’的战法，诱敌撤离既设阵地，这就为我军歼敌于运动之中打下了基础。”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同红15军团合编，恢复了红1方面军的番号，陈赓改任红13团团长。这时，蒋介石派了5个师的兵力，对陕甘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围剿”，企图将红军消灭于立足未稳之中。毛泽东摸清了敌人意图，便决定在直罗镇一带摆下战场，把敌人放进直罗镇，然后两面夹击，把它消灭。 当时由于陈赓的腿两次负伤，军团参谋长左权不让他参战，要他留下休息。左权同陈赓是老战友，两人一同投考广州陆军讲武学校，后又一同进人黄埔军校，再后又都成了红军的高级将领。左权真诚的关切使陈赓很受感动，但他执意不肯留下，还“埋怨”说：“人家新宫上任三把火，你却泼我一瓢水！”左权知道陈赓的性格，只好做了让步，但要配给他两匹马代步。陈赓还是不接受，说：“长征我是走过来的，不是骑马来的！”左权没有办法，只好给他准备了一副担架，时刻跟随陈赓。 13团的任务是担任军团的警戒掩护，陈赓作为团长，跑前跑后，差不多比别人多走了一倍的路。大部队没出发前，他得先派出部队，沿途搜索警戒；等大部队过完后，他又得折回来，沿途检查放哨。 由于长途奔波，陈赓伤残的腿变得更瘸了，拄的棍子，一撑都发弯。可是专门给他准备的担架，却一直闲置着，谁劝也没用，他就是不坐。 13团开到集结地域后，又接受了新的任务。军团专门派来马匹将陈赓接去看地形。受领任务回来后，陈赓异常兴奋，在战斗部署会上，他高兴地打着比喻，问部下们：“你们谁杀过‘牛’？这回要杀‘牛’了！中央红军进入陕甘后，这头‘牛’老跟着啃屁股，我们虽然砍了它几下尾巴，它都没老实。这回要朝着它的‘牛’头狠狠地给它一锤，然后给它开膛破肚！”他这一说，大家都明白了。这“牛”就是指敌109师师长牛元峰。 陈赓又说：“13团在长征中打了娄山关后，一直是当后卫，掩护全军。这次我抢来了硬任务，打头阵，拦住‘牛’头打。不过大家不要杀红了眼就什么也不顾了，还要注意政治瓦解。这里有两句口号，大家可要记住：一句是‘宽待东北军！’一句是‘欢迎东北军掉过枪口打日本’！” 陈赓就是这样一个时时忘不了幽默的人，话从他的嘴里出来就和旁人不一样。 11月20日晚，方面军下达作战命令，各部队按照预定方向奔袭前进，直奔直罗镇。 部队已经养精蓄锐多时，说走就走，就奔就奔。可这一来苦了陈赓，他柱着棍子走夜路，再快也走不过小伙子，渐渐地他与部队拉开了距离。欧致富一看着急了，想着左权的叮嘱，命令警卫员背上陈赓走。陈赓也担心误了指挥，只好由两个警卫员轮流背了一段路，又坐了一程担架，这才赶上了部队。 经过一夜的奔跑，13团准时到达指定位置，与友邻部队一同将敌人团团围在直罗镇。 这次战斗不到两小时，就把牛元峰师基本消灭了。 在这次战斗中，陈赓再次负伤，他的左手拇指被子弹打穿。抗日战争爆发后，陈赓带领129师386旅随师部开赴山西战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抗日根据地。 在抗日战争中，智勇兼备的陈赓像一个手持利戟的战神，边走边打，神出鬼没，搞得日寇焦头烂额。在日本侵略者眼里，他是十分头疼的“好战”的将军。 陈赓自己就说：“有几天不打仗，我就坐卧不安，烦闷的难受”。整个抗战期间，他率领部队驰骋于晋冀鲁豫的辽阔大地，到处留下他征战的足迹。作战中，他特别强调游击战，对游击战有深刻的理解，他曾形象地说道：“游击战的实质，就是大踏步地前进，大踏步地后退，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分散，有时集合，要游要击。不游不击，反受打击。” 1937年10月，日军到达忻口，进犯娘子关，娘子关告急。陈赓率386旅增援娘子关，打响了386旅对日作战的第一仗。 10月25日，侦察分队向陈赓报告：日军20师团的运输部队巳向平定进犯，其后方辎重部队千余人尚在测鱼镇宿营。129师首长判断这股敌人势必尾随其主力经七亘村向平定跟进。于是，立即率部队在七亘村设伏。 26日清晨，日军辎重部队在200余名步兵的掩护下，果然由测鱼镇大摇大摆地向西进发。9时许，当其先头掩护分队通过七亘村，后续掩护分队尚在东石门，而辎重骡马群恰好进入伏击区时，隐蔽子公路两侧的386旅突然向敌人发起攻击，随着一阵手榴弹掷出，战士们端起雪亮的剌刀向敌群扑去。日军遭此突袭，慌乱中无法占据有利地形组织抵抗，只得拼死突围向測鱼镇方向回返，但在南岭又遭我预伏部队的截击。 这次战役，仅经过两小时激战，我即以10余人的伤亡，换取了击毙日军300余人的重大胜利，并缴获满载军品的骡马300余匹。首战告捷，陈赓没有因胜利而沾沾自喜，反而在思索：日军由于正面进攻非常顺利，骄横不可一世，七亘村受挫，并不能改变他们的计划，何况急于西犯的敌20师团，除七亘村外别无它路可走。于是，129师首长决定在七亘村二次设伏。 敌人已有过一次教训，变得更加凶残。而陈赓有第一次的经验，把再次伏击部署得更加周密、锖当。28日拂晓，敌由100余名骑兵和300余名步兵组成的掩护队，押解着大批给养从东向西严密搜索前进。我军设伏部队严守隐蔽伪装纪律，致使敌军进入我伏击地，离战士只有四五十米时仍无察觉。当敌骑兵通过后，我突然向敌后续辎重部队发起进攻，歼敌百余名，缴获大量物资。 1938年2月，日军开始向同蒲路南段进攻。陈赓奉命将正太路游击任务交给兄弟部队，自己率386旅转人晋东南作战。3月，刘伯承师长运用《孙子兵法》中“攻其所救，歼其救者”的战法，决定袭击黎城，吸引潞城与涉县两方面的敌人来援，然后再伏击他们，386旅的任务是歼灭援敌。经过实地勘察，陈赓决定在神头岭设伏。 神头岭一带的公路是从山岭上通过，伏兵不易选择居髙临下的阵地，陈赓便决定利用公路两旁的旧工事，严密伪装，使敌人意想不到我军会在这样近的距离内设伏。当时有人担心是不是风险太大，陈赓诙谐地说：“打仗，本来就是几分冒险的事嘛！有的险冒不得，有的险却非冒不可。诸葛亮的空城计不也是冒险吗？如果—点险不冒，他只好当司马懿的俘虏，还有什么戏好看？” 部队进人设伏阵地后，陈赓对战士们说：“就是敌人的马蹄子踩着了你的手，没有发现你，你也不要动。这好比独木桥上打架，手快打手慢。只要我们伪装得好，就更能发挥突然性。” 3月16日凌晨，“围点”战斗在黎城打响，潞城之敌匆匆赶来增援。当他们经过神头岭时，虽然搜索了一番，却没有发现他们鼻子底下的伏兵，急急忙忙朝前赶去。陈赓一声令下，我军突然开火，打得敌军人仰马翻，两个小时即解决战斗，真是一场干脆利索的伏击战。这次闪电式的围歼战，打得敌人丧魂落魄，异常震惊。敌人惊恐之余，不得不称陈赓指挥的这次战斗是“典型的伏击战”。像每一次战斗任务来到的情况那样，陈赓在整个战斗中，精神饱满地指挥战斗，并且怀着胜利的喜悦，在日记里记下战斗的经过和感怀。他在3月15日记述了部队乘夜出动的动人情景： “晚9时开始接敌，大家都兴高采烈，情绪非常高涨，均抱着必胜的决心。明月当空，照耀如同白昼，好像是为我们这次夜行特别预备的。夜行甚肃静，不闻言语声与咳嗽声，只有脚步声、马蹄声、踏着碎石声与上山的急喘声相应和。这是一群民众英雄，不顾疲劳，准备壮烈牺牲，上前线奔袭日寇的英雄行动。” 很久以后，提起这次战斗，陈赓仍兴奋不已，说：“那次部队的确隐蔽得好，事前连当地的老百姓都不知道。当时看着真是壮观，军号一吹，人忽然都出来了，给鬼子个措手不及，两个钟头就把仗打完了。战场上敌人遗弃的尸体真是漫山遍野。” 后来我军通知敌人来搬运尺体，整整搬运了两天。1938年3月31日，即神头岭战役后的半个月，陈赓又率领他的健儿们在黎城与涉县间响堂铺伏击敌人的运输队。 3月31日拂晓，日军两个汽车中队载运军用物资，从黎城经东阳关开往涉县。陈赓根据徐向前的指示，率领部队在东阳关与涉县间的响堂铺伏击敌人。设伏地形良好，路面松软，日军汽车经过此处时只能缓慢地爬行。当敌人全部进入了我军的伏击圈时，陈赓一声令下，迫击炮、机关枪、步枪一齐开火，形成一个严密的火力网，笼罩住了敌人。随后，战士们扑上汽车，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战。敌人遭到突然攻击，乱作一团。 经过两个小时的激烈战斗，敌人随车的400多人，除30多人逃脱外，大部分解消灭，近百辆汽车也全部被烧毁。 战斗开始的时候，朱德、彭德怀特意邀请了国民党军的一些高级将领前来观战。这次漂亮的战斗，使不少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对八路军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及指挥艺术赞叹不已。 在此后的一年多里，陈赓率部转战于平汉路沿线，对敌伪控制的交通要道，连续实施大规模破袭，牵制和消耗了敌军，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开辟了新的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他还转战于鲁西北和冀南平原，在威县香城固诱歼了日军摩托化快速中队，创造了平原诱伏战的优秀战例。 1939年1月，驻威县的日军连续受到了八路军的袭击、日军每次被袭击后，必派部队追击。针对这种情况，陈赓决定将计就计，以一支小分队继续对日军袭扰，诱其追击，集中优势兵力在威县南端的香城固西北一带沙滩设伏。 2月10日，386旅2个营，悄悄摸到威县城下。他们在城墙四周虚张声势地架起云梯，摆出一副全力攻城的架势。 烕县城内的日军因近期扫荡连连扑空，受到了上峰的斥责，责令他们立即寻找八路军主力决战。此时，他们见攻城阵势很大，以为是八路军主力来了，全部登城参战。 我军虚晃一枪，迅速向城南撤去。日军又急又恼，其补充大队和安田步兵中队分乘8辆汽车出城追击。正当日军找不到八路军主力的踪影时，隐蔽在城南的我骑兵连又向敌展开进攻，将日军补充大队的大队长和翻译官击毙。 狂怒到了极点的日军，回身追击我骑兵连，却又找不到踪影了。日军急躁异常。这时，我骑兵连又在康洼庄向敌射击。日军气得七窍生烟，离开公路，转道河滩地，向骑兵连扑来。 陈赓就这样一逗二逗再逗，将敌人引入自己早已布下的埋伏圈。当日军全部进人伏击圈，在香城固村北口突遭我688团迎头痛击，一辆汽车首先被毁。日军立即分兵由东向南，妄图抄688团的后路。但当他们刚刚接近庄头村时，又被预伏的我补充团拦截。直到这时，日军安田中队长才如梦初醒，知道自己陷入重围，慌忙向威县突围逃命。 当逃跑之敌刚刚踏上大沙滩北坡，又被我新1团截住。已成瓮中之鳖的日军，被团团围在大沙滩里，陷于沙窝之中的汽车在原地打着空轮，扬起丈余高沙柱，却未能前进半步。垂死挣扎的日军竟施放起毒气，我军指战员用集束手榴弹把毒气炸散后，立即端起剌刀从四面八方向敌人冲去。激战至黄昏，将被围日军全部歼灭。这是一场极为干净利落的歼灭战，刘伯承师长给予很髙的评价，称赞是伏击战上的一个范例。 陈赓率领386旅走上抗日战场后，屡次痛打敌人，成为敌人感到心悸的一个对手，成为了敌人的眼中钉，以至于有时日军寻找八路军作报复“扫荡”时，专找386旅。日军在其装甲车上贴着“专打386旅”的标语，可见其恼怒之心。可是日军每次围剿都会扑空，陈赓带着386旅以徒步与敌人的机械化竞赛，每次都机动地在宿营的当晚又转移驻地，使日军始终抓不住386旅，只好恼恨而归。 陈赓在抗战时期灵活地运用游击战，连连致胜。他每次作战的方法又各不相同，如以逸待劳、诱敌深入、声东击西等等，正因为如此，他成为敌人闻风丧胆的游击之神。 第四节 4．面对陈赓，敌整编3师参谋长沮丧地说：“贵军神出鬼没，牵着我们兜了一个大圈子，把肥牛拖成疲牛，最后还是被宰了。” 在解放战争中，陈赓最突出的战绩是率军南渡黄河，挺进豫西，撕破了国民党军的防线，与刘邓、陈粟大军一同擂响了人民解紋军战略进攻的战鼓。 1947年8月22日，陈赓率领太岳兵团来到了黄河边。 黄河，历来被兵家视为天然险阻。1947年8月的黄河，河水猛涨，河水奔腾咆哮，令人生畏。 陈赓站在岸边，弯下腰用力推身旁的一块巨石，大石纹丝不动。参谋们见状，一拥而上，在一片吆喝声中，大石脱离岸基，跌人河中，但大石竟又像一块朽木，被浪峰托起顺流而下，漂出百米之遥。 如此湍急的河水，怎么放船？怎么放羊皮阀子？怎么能用油布包偷渡？陈赓一的眉头紧皱起来。 形势不等人，战局不等人，一定要设法按预定计划渡河。陈赓带着警卫员沿河一路勘察而去。 来到10旅营地，看到10旅旅长周希汉和各团团长们正聚在河边，指手画脚地说着什么。周希汉跟陈赓多年，陈赓非常了解他的秉性。每战之前，深思熟虑；战斗之后，善于总结。遇到困难，非找出解决的办法不可，找不到办法之前一般不吱声。看样子，他有办法了。陈赓快步朝他们走去。 见陈赓走来，周希汉立即迎上去，向陈赓敬礼：“报告司令员，我们正在研究改变渡口，转移部队的事。” 陈赓笑道：“又被你想到前头了，走！看看你选择的渡口！” 新选择的渡口的河水也不平静。好在两岸的滩头宽阔一些，从北岸下渡，在南岸上岸容易一些，不像最初选定的官渡和青河口，河水一涨，只剩下两岸耸立的陡壁。 此时的渡口人头攒动，有的将准备好的渡船整整齐齐地摆在岸边；有的在检查羊皮阀子；有的把成串成串系着绳子的葫芦，摆成队列形状；有的正在扎着油布包；有的则在认真地构筑重火器工事。 见此情景，陈赓先前的忧虑，一扫而光。他兴奋地拍着周希汉的肩膀问：“按预定时间渡河，还有什么问题吗？” 周希汉回答得十分干脆：“没问题，只能前进，不能回来！” 说完，两个人笑了，笑得是那样舒心。汹涌波涛未能阻挡陈赓兵团，就连陈赓兵团许多人自己也不敢相信，他们竟顺利地渡过了8月咆哮的黄河。 后来民间把陈赓兵团渡过黄河的事神话了，说陈赓大军刚到黄河边，突然黄河水暴涨，浪涛冲天，咆哮如雷，怒不可遏。就在这时，水里窜出一条巨大的金色蛟龙，头北尾南，架起一座金色大桥，把南岸的敌人吓得傻了眼，枪炮都哑了。巨龙朝陈赓颔首致意，吼叫三声，陈赓大手一挥，十万大军踩着龙背，稳稳当当地过了黄河，没费一枪一弹就消灭了南岸上的敌人。这虽然是传说的夸张，但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地群众对叱咤风云的陈赓兵团的敬慕和称羡。 全军渡河刚完毕，陈赓便向中央军委、毛泽东及刘邓首长连发三封电报。在最后一份电报中，陈赓重申道： “我决心‘破釜沉舟’，不要太岳区后方，迅速在豫陕鄂建立根据地。” 好一个虎胆龙威的大将！ 陈庚兵团在一夜之间突破黄河天险的电报，在24日夜里，也送到了南京蒋介石的寝宫。 蒋介石接到电报，铁青着脸半晌才说出一句话来：“陈赓突破黄河天险，中原、陕东就危在旦夕！” 确实，从当时全中国的战局看，刘邓大军直插大别山，在国民党政权的胸膛上砍了一刀，陈赓兵团南渡黄河，挺进豫西，又砍了一刀，陈毅、粟裕大军进人鲁西南，挺进豫东，再砍了一刀。解放军这三路大军，在战略上就布成了一个“品”字阵势，互为犄角，协力配合，在南起长江，北至黄河，西从汉水、东到黄海的中原大地上，向国民党集团展开大规模的进攻。 蒋介石预感到战场形势将会急转直下。 为了对付陈赓兵团，蒋介石急令胡宗南将主力自米脂、绥德地区南撤，拱卫西安，并从尾追刘邓大军的部队中抽出整编第3、第15、第47、第206师各1个旅部西援，会同洛阳地区守军4个旅，组成第5兵团，由李铁军统一指挥。此外，还以分布在陕东和灵宝、陕县地区之第30师第27旅，第15师第135旅，第76师新1旅、第1师第167旅，第206师一部共4个半旅的兵力，组成陕东兵团。与第5兵团东西夹击，企图将陈赓兵团消灭在立足未稳之际。 我进敌进，一场对攻大战拉开了序幕。 毛泽东针对蒋军已被调动、蒋介石急欲扑灭陈赓兵团这一情况，接连给陈赓发来几封电报，指示陈赓兵团力求运动战，广占敌区，多歼敌人。要求部队向西运动，抢占陕县、灵宝等地，然后以一路出陕东南，一路出伏牛山，在豫陕鄂边界地区建立根据地。 9月2日，陈赓兵团开始行动，首先以一部兵力监视陕县的敌人，主力绕过陕县，直扑灵宝。以迅速的动作，歼灭多股敌人。然后以一部西攻潼关，一部回打陕县，攻克了陕县。在半个月的运动战中，陈赓带着部队消灭了敌人近3万名，控制了从新安到潼关的广大地区，切断了敌人的东西联系，直接威胁了西安。蒋介石着急了，急忙从进攻大别山的部队中抽出第65师，空运至西安，又从陕北战场上调回一些部队，在西安潼关间集中了10个旅，阻止陈赓兵团西进。这样一来，使在陕北的彭德怀又能够组织部队转人进攻了。 到了10月下旬，陈赓又率部队南下，连克宝丰、鲁山、南召、方城、登封等城。国民党军为了破坏陈赓兵团在豫西的展开，以第3师、第15师尾追南下。为了对付尾追的敌人，陈赓兵团在南召专门召开了前委会议，确定对策。当时有人主张立即歼灭紧随身后的敌人，或者把部队拉向西面，在伏牛山的“牛背”上建立根据地。这种意见有些盲动，有些轻率。 陈赓认为，还是应该坚持我军一贯的作战原则，在拖散、消耗了敌人之后，再各个歼灭。要沉得住气，要放长线钓大鱼。即先派一部兵力伪装成主力，斩断敌人控制的西峡口、荆紫关公路，与南下开辟陕南根据地的部队呼应。迷惑敌人，引诱敌整3师等部西援，牵着李铁军这条“大牛”走，尽力把它拖疲拖瘦。主力则改为向北、向东，沿平汉路西侧展开，随时准备出击平汉路，策应刘邓首长在大别山的斗争，配合陈粟大军在豫皖苏作战。待时机成熟后，一举歼灭李铁军兵团。 陈赓把这项作战计划取名为“豫西牵牛”。 前委会议采纳了陈赓的歼敌方案。 陈赓随即进行部署： 以第4纵队13旅、第9纵队25旅，由黄镇和黄新友统一指挥，向宛西挺进，担负“牵牛”任务； 以第9纵队26、27旅，由秦基伟带领，向宝丰、鲁山敌后展开； 以第4纵队10旅、11旅在方城、叶县和泌阳、唐河地区隐蔽待机。 部署完毕，陈赓对担负“牵牛”任务的13旅和25旅领导说：要想法把李铁军这头“蠢牛”牵进伏牛山，为主力争取活动时间，为更大的战役创造条件；同时要把“牛”拖疲、拖瘦、拖垮，为“杀牛”准备好条件。 “牵牛”任务其实并不轻松。13旅和25旅加起来不足6000人，而李铁军这条“牛”却是全副美械装备的3万大军，“牵牛”稍不注意，就会被“牛”顶伤，所以斗智更重于斗力。 时间紧迫，“牵牛”部队当天黄昏即出发了。第25旅直奔南阳的石佛寺，第13旅南下镇平。为了造成声势，迷惑敌人，两旅部队均以营为单位分路行进，几千人撤开，铺得大路还是小路上都是解放军部队。 为了引起敌人的注意，部队夜行军也打破惯例，唱起了嘹亮的军歌。 还有的唱起家乡小调，什么评剧、豫剧、眉剧、北路梆子……平时难以听到的精彩片断，这次都派上了用场。战士们热烈而豪放的歌声和唱腔，似乎感染了拉炮驮弹的马匹，它们也放开嗓门，引颈长嘶。 为了扩大目标，大造声势，13旅和25旅还派了一些分队回到已路过的村庄去住。宿营时，各部队在老百姓家的门楣上面画上了房子的记号：住下后，各部队马上修锅灶，连里修，排里修，班里也修，有的班甚至修好几个，做饭的、烧水的、取暖的一应俱全，就是没有用的锅灶，也要放一些柴禾烧一遍。一时间，各宿营地烟雾迷漫、火光映天，知道的是住一个连，不知道的还以为住了一个团。 第二天，老乡们便议论开来。这个说老八路过来了，光骡子、马就过了半夜。那个讲村里到处是锅台，少说也住了几千口子。一传十、十传百，越传越快，越传越远，越传越神！ 这一招果然灵验。11月15日下午，13旅38团刚在刘村镇收拾了一股土顽，侦察员就兴冲冲地跑来向旅长报告敌人追上来了。陈旅长跑到山上用望远镜一看，果然敌人像一片蝗虫似的拥来，不一会儿，山下便响起枪声，这是后卫部队和敌人交火了。这时，大家都松了一口气，这条“牛”总算被牵上了。 被“牵”来的是国民党军整编第3师，师长是李铁军。有意思的是这个李铁军和陈赓是黄埔军校同期同班同学。这个李铁军在黄埔军校里学习成绩较差，而陈赓则是“黄埔三杰”之一。在校时，李铁军尊称陈赓为“陈大哥”。现在李老弟追杀陈大哥了，尽管陈大哥是在有意耍李老弟。 李铁军也知道“陈大哥”肚子里的道道多得数不清。所以他虽然在追赶“陈大哥”，还是十分小心的。他在临汝、宝丰、南召几次扑空后，就猜想他的“陈大哥”可能又在耍他了，故徘徊不前，只派出一个旅跟着“牵牛”的部队，进一步探明虚实。 13旅陈旅长见身后的敌人小心翼翼，知道敌人有些怀疑，若是不把敌人主力引到自己这边来，就会暴露我军兵团主力的行动，使“牵牛计划”落空。他一面向陈赓报告情况，一面改进迷惑引诱敌人的办法。 陈赓很快给13旅发来电报。上面赫然写着： “坚决打下镇平！” 镇平是南阳通往内乡、西峡口的通道，镇平一丢，南阳必然受到威胁，所以李铁军是一定会救援的，这样的“激将”显然要比“请将”灵得多。 陈旅长对司令员的谋略赞叹不已。 当天夜里，13旅将镇平县城团团包围，陈旅长把全旅的几十名司号员集中起来，一起吹响冲锋号，同时集中所有的火炮、山炮和轻重机枪猛烈开火。镇平城里的敌人见这声势，以为解放军的主力已到，吓得魂飞魄散，连忙向李铁军求援。李铁军见状也着急了，连连发报：“坚持住！坚持住！我们速来增援！” 镇平的守敌却没有坚持住。天刚明，即缴械投降了。 与此同时，我“牵牛”的另一支部队第25旅也占领了石佛寺。 当李铁军率领整编3师主力疲惫不堪地赶到镇平时，我13旅早已给老百姓分完了仓里的粮食，战士们吃饱了饭，睡足了觉，浩浩荡荡、一路高歌地西进了。 在随后的日子里，我“牵牛”部队牵着敌人在豫西大游行。“牵牛”部队要彻底完成“牵牛”任务，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因为这条“牛”并不驯服，时而蹬蹄撅腿，牛气冲天。往往部队刚下米做饭，“牛”就咬上来，只得熄灭点着的柴禾，马上走。背包刚打开，“牛”就抵过来，部队只好匆匆整理行装，继续出发。尤其是后卫部队，还必须边走边抢修一些工事给“牛”看，让这条牛嗅着“牛料”的香味走。 我军“牵牛”难，国民党军似乎更难。他们跟在解放军的屁股后面，既怕解放军走脱，又怕解放军杀回马枪。整日间上气不接下气，提心吊胆地过日子。解放军一走，他们紧跟；解放军一停，他们就赶快转人防御。敌人部队臃肿，辎重累赘，士气低落，渐渐地跟不上了。 如何把“牛”牵紧，让它跑快，这又成了一个需要解决的紧要问题。 陈赓想到了打，牛不能只拉不打，拉不动，走不快，就要打。陈赓下决心给这头“牛”一点颜色瞧瞧。 11月19日，陈赓电令13旅速赴内乡与25旅会合。当天夜里，两个旅把内乡县城包围起来，25旅担任主攻，13旅担任掩护。总攻之前，陈赓对两位旅长说：“攻城的炮火要猛，让敌人向李铁军求援。” 在我军猛烈的炮火攻击下，城里的敌人果然数次向李铁军打电话求援。李铁军接到报告后，牛性大发，立即率整3师扑了上来。 “牛”又被牵紧了。我军立即后撤，向湍河对岸转移。李铁军哪里肯放过，拼命追赶。这样又被我军牵到了赤眉镇。 赤眉镇位于内乡和伏牛山腹地的中间位置，是通往伏牛山腹地必经的隘口。此处沟深路窄，山高坡陡，是兵法所说的险地。险地勿进，乃军事常识，铁军不会不懂。如果他不来怎么办？ 再激他一下！于是，我军派出一支小部队去引诱敌人，同时抽出一个营在鱼关口布置了口袋阵，准备伏击敌人。敌人又被“牵”过来了，牵到了鱼关口。敌人向我军阵地发动了一轮又一轮的攻击。而且一次比一次增加的兵力多。面对国民党军伤亡，李铁军反倒高兴起来，真的以为他已抓住了陈赓兵团的主力，索性亲自督战，调集了几十门大炮，大有不把山头炸平决不收兵的劲头。然而当敌人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攻上山头，我军早巳转移了。一无所获的李铁军却以为他的大功即将告成，直接向蒋介石发电邀功，称： “共军陈赓兵团已被我追至穷途末路，仓皇逃进深山老沟，共匪士气低落，伤亡惨重，逃兵严重，粮食困难，给养无着。其重兵器在逃跑时，丢弃遍地，国军胜利在即，捷报后奏。” 蒋介石看完李铁军的电报，也真地以为陈赓兵团在李铁军的打击下，溃不成军，成了逃兵败将，消灭解放军在中原的一翼指日可待，心中暗喜，遂致电白崇禧：“乘李铁军之捷，共军陈赓兵败之势，速向大别山刘邓之共军发起围攻，力歼于大别山中！” 当夜，国民党中央社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报道了这一“捷报”，把李铁军吹捧为“铁腕将军”、“时代英雄”。 被吹昏了头的李铁军竟干11月22日，命令整3师丢掉辎重，扔下大炮，全力朝山里追赶。 至此，我豫西“牵牛”任务已基本完成。李铁军兵团已基本被拆散，其主力20师被钳制于方城、南阳之间；整3师被拖在西峡口、夏馆镇；124旅则被我打掉一部后，逃往郑州。 这样，陈赓决定由“牵牛”改为“赶牛”，务必把敌人赶到预定地区消灭。 12月23日早晨，陈赓派出部队，沿遂平、西平公路去“迎接”整3师。 整3师一直被解放军牵来牵去，早已疲惫不堪，士气沮丧，这回又遭到突然袭击，吓得晕头转向，趴在地上不敢动弹。还没有来得及抬起头，左翼的机枪又打响了。敌军费了很大劲前进几十米，右翼的机枪又吼叫了起来。就这样，敌人5个小时，只走了5里路。 在我“迎接”部队的节节阻击下，这条精疲力尽的“牛”，最终自己走进了屠宰场。 24日上午，整3师以1个团兵力，向我阻击部队连续发起攻击，均被击退。这时，李铁军才发现自己陷人了解放军的重重包围之中。陈赓兵团的主力已集结完毕，华东野战军陈唐兵团主力正沿平汉路向南急迸。李铁军知道不妙了，立即下令向东南方向撤退。哪还能走得脱？当晚即被陈赓和陈唐两支大军团团包围在祝王砦、金刚寺地区。 25日黄昏，我各路围攻部队按预先计划向敌发起攻击，激战一昼夜，至26日20时，除李铁军率少数残敌逃跑外，第5兵团部和整3师全部被歼。第5兵团参谋长李英才、副参谋长邹炎、整3师师长路可贞等人均当了俘虏。 战后，陈赓来到俘虏所，与俘获的国民党军将领一个一个地谈话。这是陈赓的习惯。他认为这样做可以了解敌人的战术，掌握更多的敌情。 见了李英才后，陈赓说：“参座被俘，没想到吧？” 李英才沮丧地说：“没想到贵军神出鬼没。我们认为贵军主力在西，结果却在东。牵着我们兜了一个大圏子，把肥牛拖成疲牛，最后还是被宰了。没想到，真没想到。” “你们李司令长官呢？” “跑了。” “他真给你们蒋总裁丢脸呀！” 李英才这才注意到审讯者的口气非同常人，他迟疑了一下，问：“请问长官是……” 陈赓道：“陈赓，你们李司令长官的老同学。” 李英才站直了，连声说：“久仰，久仰，怪我有眼无珠，不识大哥真面目。” 陈赓微微一笑，问：“你为啥不跑？” 李英才如实回答：“我跑不出去了。”又说，“败在陈大哥手下，不丢人！” 国民党军的败将们，在他们的黄埔军校“大师哥”身上应该学到不少东西。 第五节 5．陈赓沉痛地写下一行字后，站起身跑回驻地，朝着司号员大喝一声：“吹号！全体集合！我要带领宣读抗战誓词！” 无情未必真豪杰。作为一位英武将军，陈赓的爱情经历也非同寻常。他12岁的时候，家中就给他订了亲，13岁时为了逃婚，他毅然从军。他的出走，在村里掀起轩然大波，父亲只好找当地头面人物调解，给了女方一笔钱财，才结束了这桩不幸的婚事。1923年，陈赓去了上海，他在这里结识了王根英，这是他真正爱上的第一个女人，两人的爱情故事曲折动人。 陈赓到上海后，进了上海大学当一名文化教员。这所大学实际上是共产党人办的一所夜校。坐落在上海青云路师寿坊的一条弄堂里。学校没有校门，没有礼堂，没有图书馆，也没有运动场。但授课老师却是当时革命运动中的顶尖级人物，如瞿秋白、张太雷、蔡和森、邓中夏、恽代英、任弼时、萧楚女等，也有颇负盛名的学者如沈雁冰、陈望道等人。 最让陈赓迷恋的还是学校里经常开展的辩论，学生来自各地，成分不同，政治信仰各异，有共产党员，有国民党右派，有“改造派”，有“国家主义醒狮派”，还有无政府主义者。遇到问题，大学就辩论。陈赓口才好，善辩，常常与人争论得不可开交。 王根英11岁就进了日商桓丰纱厂当童工，很早就投身到革命运动中，是上海纺织业小有名气的工人领袖。她在斗争中深感自己文化水平低，所以上海大学一成立，她就约了十几个女伴，成为夜校的笫一批学生。陈赓很快注意到这位俊俏的女工首领，对她产生了好感。当时陈赓只有20岁，正是青春勃发敢想敢爱的年龄。一天辩论时，他突发奇想，从笔记本上撕下一窄条纸，在上面写了“我爱你”三个字，折好后推到王根英跟前，然后若无其事地望着前方。玉根英接到纸条，正眼一看，脸不由涨得通红，再傲慢的姑娘，此时的心也会嘭嘭地跳动起来。 王根英急忙把纸条卷了起来…… 王根英的举动全在陈赓眼里。他庆幸自己的大胆冒险行动“得逞”，全身突然充满了紧张而甜蜜的感觉。他想女性毕竟是女性，终归挡不住伟大的征服。 陈赓正品尝着胜利者的甜美滋味时，突然见王根英一拢短发，呼地站起来，走到墙报前，朝纸条背面吐了口唾沫，“啪”的一下将纸条贴在墙报上。 陈赓一下子傻眼了。他抱住脑袋，恨不得找个墙缝钻进去。王根英在台上说什么话，他一点也听不清楚了。但他能感觉到她那雪亮的目光嘲笑地投来。 不知是羞怒，还是痴迷，陈赓一不做二不休，马上又写了一张纸条给王根英。王根英接到纸条又是“啪”地往墙上一贴…… 到下课时，墙报上贴满陈赓手书的纸条。 人们起初还以为这些纸条都是陈赓的辩论要点呢！走近一看，一个个惊得瞠目结舌：“啊，怎么都是‘我爱你’？” 这天傍晚，他俩在黄浦江畔相会了。 “陈赓，你个大先生怎么会看上我这个穷纺纱工？” 王根英显得认真。 陈赓道：“向大姐你认得吧？那天我去看望生病的蔡和森，他的夫人向警予介绍了你。她说你人好，勇敢上进，她要培养你成为一名优秀妇女干部，说你文化低，让我多帮助你。” 王根英微微一笑：“帮助我？就像你在课堂上写条子？” “这是第一步……” “以后呢？” “以后就‘工农结合’！” 说完，陈赓一把抓住王根英发烫的手。然而王裉英却把手抽了出来，声音有些发颤地说：“这不可能……再见！”她双手一捂脸，跑了。 陈赓望着王裉英惶惶离去的身影，陷人五里云雾中。 是王根英不爱陈赓吗？ 不是。自从认识陈赓那天起，王根英就对他有了良好印象。每当陈赓讲课，她总是目不转睛，跟着陈康的手势和身影转，每当陈赓的眼神与她相碰，她的心口就扑通扑通乱跳。爱情有一种奇特的逻辑，有时是越恨越爱，越远越亲。王根英喜欢听陈赓讲课，更喜欢与他辩论，喜欢看他急不可耐的样子。她钦佩他的口才，惊叹他的记忆和知识，很想能有个这样的“先生”为偶。可是陈赓哪里知道她的难言之隐：她家境贫寒，从小就由父母做主许配了人家。她若与陈赓结伴，父母怎会允许？ 那夜在黄埔江畔分手后，王裉英连续几日没来夜校。陈赓望着王根英的空座位，无限惆怅。而就在这时，党组织通知他返回湖南，参加反帝斗争。于是，陈赓鼓足勇气登门去找王根英。 在破旧的闸北棚户区，陈赓找到了王家。 全家忙碌了一阵，端出茶水，把陈康让到一把竹椅上。根英父亲在一旁闷闷地抽烟。 “根英原先每课必到，怎么最近不来了呢？”陈赓打破了沉闷的飞氛。 王根英的父亲没有应答，却直接说出心里话：“你是读书人，应该知书达理。我家根英自小许配人家，你个外地人为何要来轧一脚？” 陈赓一听，耳根臊红。想不到自己竟充当了这么个角色，怪不得根英躲着他。恍惚间，他的情绪陡落千丈，竟不知如何回答是好，支吾几声，慌忙起身告辞了。亏得屋黑，才没让人看出他窘迫的红脸。 根英就在里屋，陈赓的一举一动她估摸得清清楚楚。此刻也不顾父亲有言在先，一头冲出小屋，拽住陈赓的衣角，泪如泉涌。 根英的父亲一见这架势，两手顫抖，急得直跺脚，骂道：“你昏头了！”陈赓勉强安慰了根英几句，急急跨出门槛。 走出几步，他越想越觉自己走得窝囊：“我身为共产党员，连个封建礼教都对付不了？！我一走了事，根英岂不背一辈子黑锅？我连个追求自由的女性都拯救不了，还能拯救大众百姓？！” 他被逼急了，刚刚浇灭的那团爱火，像被重泼上一桶汽油，更加暴烈地燃烧起来。他索性跑回屋去，站在客堂中央，对王根英父母亮开了大嗓门：“我陈赓也是七尺男儿，有肝有胆！明天我就要回湖南，我爱根英是真，根英爱我也不假。你们答应，我回来明媒正娶；不答应，我，我和她私奔！你们作父母的，就这么狠心把我们拆散……” 说完，陈赓深情地望了一眼根英，转身大步离去。 陈赓走了，王根英的家里一片寂静。根英的眼睛里没了泪水，脸色惨白，一声不响。 王拫英的母亲将哀怨的目光转向老伴，“老头子，你哑巴了？你快拿主意呀！” 王根英的父亲在屋里团团地转，就是不说话。王根英的妹妹尖声叫起来：“姆妈，阿爸，陈先生不是蛮好的吗？阿姐嫁给他不会吃亏的！” “我没说陈先生不好嘛！”当父亲的终于开了口，声音很响，但不是发怒：“毁了婚约是要赔钱的！” “赔就赔！我跟阿姐再做三年工还赔不起他？”妹妹又说话。 “我的嫁妆不要了，都赔给他！”根英也开口了。 王根英赶到了火车站，月台上人迹稀少，根英在每一节车厢里寻找，都不见陈赓人影。她绝望地抹起了眼泪。 突然，有个人从后面一把搂住王根英，吓她一跳。回头一看，竟是陈赓！ “我知道你会来，在下面等你哩。”陈赓开心地笑了。他凝视着根英，直看得根英有些不好意思了：“不认识我了吗？” 陈赓道：“咱俩有缘。你不是学名叫庶心吗？我的学名叫庶赓，这叫命中注定。现在你叫根英，我叫陈赓，根、赓同音，这叫合仄押韵，拆也拆不开……” 王根英说：“把票退了吧！我爸叫你在家住两天。” 她把双手伸给他。他把她拉近了。…… 1927年，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王根英作为上海党的代表，参加了大会，在这期间她与陈庚结了婚。两人还未尝完蜜月的甜蜜，王根英就匆匆赶回上海，为了革命事业，他俩毫无怨言。 南昌起义失败之后，受伤的陈赓被送到上海，在王根英的照料下，又经骨科专家牛惠霖兄弟的精心医洽，伤腿渐渐愈合。他们在偏僻的弄堂里租了间房子，这才过起真正的夫妻生活。 1933年，陈赓因叛徒告密被捕，后被押解南京。王根英听到这个消息非常着急，竟和怀里抱着的孩子一起从楼梯上滚落下来，母子俩都受了伤。此后她只能隐蔽在乡下亲戚家，但不久也被捕了。 在宋庆龄等人的营救下，陈赓于1933年出狱后进入中央苏区，而留在上海的王根英却于这年12月被捕，被押送南京老虎桥“江苏第一模范监狱”，和帅孟奇等人关在一起。她们坚贞不屈，在党组织领导下和敌人进行斗争。她在狱中度过3年多时光，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周恩来的亲自营救下，才获释放。 出狱后，王根英跟着周恩来到了西安，然后马不停蹄地赶到了八路军总政治部。在这里，她与陈赓终于相会了。 那一夜，陈赓许久未能人睡。他坐在炕沿上，手指轻轻地抚动王根英柔软的头发。根英已经睡着了，她睡得很安宁，脸上仍露出甜蜜的微笑。这一对历经磨难的革命夫妻终于团圆了。 从那一夜起，陈赓开始记日记，记录下他的爱憎，他的搏杀，他的追求，他的情感…… 在他的第一篇口记里，他这样写道： 上午乌云密布，下午微露晴意，大家都喜形于色。昨日根英由西安到云阳总政治部，小平同志加菜为我们庆贺，并另辟一室，使我们作竟夜之谈。是晚彼此互诉离情，直达深夜，尚无疲意，其快乐有胜于1927年武汉新婚之夕。根英在狱达四年，艰苦备尝，在敌咸迫利诱下，始终坚持共产党员的立场，不为动摇，使我对她更加敬佩。从此我俩的爱情更趋稳定，而绝对不可动榣了。 短暂的相聚后是更长的离别，王根英在云阳只住了几天，陈赓就作为八路军129师第386旅旅长开赴抗日前线了。王根英也来到了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 在延安，王根英先进边区党校学习，后被调到报社工作。1938年6月，她又奔赴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来到129师师部，任师供给部财经干部学校指导员。 1939年3月8日，王根英所在的师供给部遭到日军袭击，王根英不顾个人安危，把分配给她的一头骡子让给他人，自己徒步与警卫部队一起突围。冲出敌人重围后，她突然发现装有文件的和公款的挎包没带出来，她不顾战友的劝阻，毅然返回村里，结果与日军遭遇，中弹牺牲。 王根英倒下了，倒在春天即将来临的时节。她倒在一个全体妇女都值得骄傲的日子——3月8日。 王根英牺牲的时候，陈赓带着386旅刚从香城固战场得胜归来，部队进行战斗总结。当通信员送来王根英牺牲碰耗的电报时，满脸胡子的陈赓正在给全旅干部作总结报告。 电报交到了陈赓手里，他打开一看，全身震动了一下，脸色阴沉沉，紧绷绷，仿佛石头刻的。他的声音突然变呢了，也没有清清嗓子就说：“不讲了，准备打仗！” 在众人疑惑的目光中，陈赓走出会场，独自一人来到积雪开始融化的树林。融成水珠的积雪从树枝上滴滴答答流着。陈赓坐在一棵被锯断的树桩上，紧闭着嘴，默不作声。他整个身子都在微微发抖。他打开日记本，沉痛地一笔一划记下了艰难的20个字：“今天是我不可忘记的一天，也是我最惨痛的一天！” 写完这行字，他站起来，跑回营房，朝着司号员大喝一声： “吹号！全体集合！我要带领宣读抗战誓词！” 宣誓大会结束后，一个小战士发现陈赓眼含热泪，有些胆怯地问：“首长，你怎么哭了？” 陈赓按住这个部队剧团里的“娃娃兵”，说：“我的老朋友死了！” 当时陈赓和王根英惟一的儿子和“娃娃兵”一样大，还在上海当童工。陈赓再见到这个儿子时，已是7年以后了。 王根英牺牲后，陈赓发誓要为她“守节三年”。他确实做到了这一点，足可见这位气吞山河的将军又是一位柔肠多情的男儿。 1943年2月25日，陈赓与傅涯结婚了。 傅涯出生在浙江省上虞县。她大哥傅森在林伯渠的影响下，早年参加了革命。1938年，傅森从西安写了一封信，动员妹妹去延安参加革命。同年4月，傅涯和弟弟伏希、妹妹余立，千里迢迢奔赴延安。 傅涯生得皮肤白皙，身材苗条，能歌善舞，又有一手好枪法，曾荣获过“神枪班班长”称号。陈赓对她非常喜爱，但他对她表达爱情的最高方式，是尊重她的事业和爱好，而不是把她拴在自己的身边。婚后，他们经常是分居两地，有时，傅涯的工作队在村西，他的司令部在村东，尽管心中充满思念，他仍坚持让傅涯和同志们在一起。在延安的时候，他们曾隔河而居，同事们戏称他们是“牛郎织女”，每逢周末相会，还要跨过“银河”。同事们常常想方设法帮助他们团聚，每当周末到来时，同事们就集中到河岸齐声向对面高喊：“傅涯！你快回来吧！”好像他们比陈赓还着急。 1945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知建出生，陈赓能够提供给傅涯的，只有特供给他的一点儿牛奶和白糖，他亲自去拾煤核儿为她熬稀粥，有时也向老大姐那里去求援，“偷”她们一小罐蜜或别的什么。生活是艰苦的，但他们之间的爱情却在这苦中升华。 陈赓有记日记的习惯，每次与傅涯分手，傅涯总是把自己心爱的笔记本送给陈赓一个，让他写日记用。每当部队轻装转移时，傅涯宁可扔掉自己的被褥，也要把陈赓的日记带走。行军过河，若是日记本被水浸湿了，到宿营地后傅涯第一件事就是把日记本晒干，然后再小心翼翼地保存好。 在战争年代里，陈赓深尝了“家书抵万金”的滋味。每次接到妻子的来信，他都如获至宝。1951年在朝鲜前线，他意外地收到了傅涯托人捎给他的一封信，欣喜若狂，再三读之，说：“人笑我痴，我却痛快”，“半月来的焦虑化为乌有”。他对家人的思恋溢于言表。 到了1952年，陈赓从朝鲜回国后，他们才有了一个固定的家。但陈庚仍然经常因公外出，每次外出，他们便约定一地一信或半月一信，隨总是信守“协议”，从不失约，这一封封的“两地书”，表现了这对夫妇真挚的情感。 陈赓是个好丈夫，也是一位好父亲。他对子女既慈祥又严格，戎马倥偬中，他难得同家人团聚，1945年他和傅涯的第一个孩子刚出生，上党战役就开始了。1951年他赴朝参战时，女儿知进也是刚刚出生。他疼儿爱女，但只能以党的利益为重，他给溥涯的信中或日记中，常流露出对孩子们的强烈思念，甚至于“想得发慌”。但他并不溺爱他们，他的时间很少，但他还是经常检查孩子们的学习情况，了解他们在校的表现，并坚持不让用车接送孩子。 成年累月的奔波操劳，使陈赓的身体每况愈下，他的心脏病儿度发作。1961年，陈赓的病情加重，傅涯陪他一起去上海休养。可是一到上海，陈赓就打电话给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请组织上安排傅涯搞些调查研究。结果，傅涯名义上是陪随治疗，实际上整个白天都忙子搞调研，早出晚归，根本没有时间照顾陈赓。 1961年3月16日晨，陈赓永远地离开了他的亲人，他的手在傅涯的手中渐渐变凉，爱妻的呼唤也没能让他复活。 这颗巨星在为人民奉献了最后能量后，过于匆忙地陨落了。陈赓走了，带着对亲人的眷恋，带着对未竟事业的遗憾，永远地去了。 第一节 1．摸黑打了一仗，又一次杀出敌人重围，王树声回头一看，身边竟无一人！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1、第2、第4方面军三大主力会师，从而结束了举世瞩目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以辉煌的胜利载入了史册。 可是，对王树声和他的部分战友们来说，他们尚未尽情享受这一胜利的欢乐，甚至征程未洗，随即又开始了中国工农红军最为悲壮的一幕，这就是西渡黄河，先北进，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拼杀；继西征，为“打通囯际路线”而血战。 当时王树声由于长征的积劳，正疾病缠身，完全有理由不再参加西征，但他还是毅然地去了。异常悲壮的西路军出发了。 或许是一种预兆，王树声他们一出师就不利。10月25日，由甘肃靖远西渡黄河时，即受到敌人的阻击和飞机轰炸。全军拼死拼活只抢渡了一大半，拖后的第4军和第31军就被胡宗南截住了——这反倒变成了“好事”，避免了西征更大的悲剧。 渡过黄河的红军是：红30军、红9军和红5军团，共约3万人，时称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他们一登岸，即向北展开进攻。时任红四方面军总部教导团长的王树声，随红9军行动。首战一条山、锁罕堡；再战打拉牌、镇虏堡。这几仗，红军虽也取得一定战绩，可打得相当艰苦，自身损失也大。 西路军面对的敌人，是把红军视为不共戴天仇敌的马家军阀。马家军阀，代表着西北地区回族上层最反动的封建势力。其军力主要为马步芳、马步青、马鸿宾、马鸿禄和马鸿逵所部，俗称“五马”。他们多为骑兵，作战机动、灵活、迅速，又在本乡本土上，供给充足。“五马”以10多万的精兵对3万人的西路军，在力量对比上占有绝对优势。 几仗之后，就使远途奔袭、没有根据地依托的红军露出不妙的迹象。 随后，宁夏战役计划因军情变化而放弃了。依照新的部署，11月11日，中央军委电令渡河红军称“西路军”，任命陈昌浩、徐向前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正、副主席，率部西进，打通新疆。 就在红30军和红5军团向西挺进之际，敌人的主力首先咬住了向古浪进发的红9军。11月11日凌晨，9军进至干柴洼地区。敌3个骑兵旅和大量民团，即由东、西、南三面猛扑过来。在这里打掩护的9军27师，与敌激战几日始脱身转至横梁山，与军部会合。随后，敌3个骑兵旅又追击而来，9军再经过一昼夜拼杀，才将敌军击退，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攻占了古浪城。 这一胜利来之不易，却使一些人轻敌麻痹起来，进驻占浪县城后，红9军放松了警戒和防御。11月16日，敌人3个骑兵旅、2个步兵旅，另加4个民团，在飞机大炮配合下，从西南和东北两面向古浪城发起了猛烈的反击。9军仓促迎战。 古浪城破烂的城垣和红军临时构筑的简易工事，无法抵挡得住飞机和大炮的轰炸。阵地很快被摧毁，敌军突人了城内。9军将士奋勇抗击，经反复肉搏，才将敌驱退；但在反击中，又遭敌骑兵的袭击，伤亡惨重，护城河水为之血染。 就这样，红9军与数倍与己之敌苦战三日，才在红31军一个团的接应下，突出重围。这一仗，虽杀敌两千余，但红9军损失也逾2000；军参谋长和一个师长都在激战中辆牲，红9军的元气大伤。就在这危难之际，王树声受命任西路军副总指挥兼第9军军长。 对红9军古浪的失利，王树声非常痛惜，却未流露出任何抱怨情绪。后来，他对此回忆说：“从指挥上讲，这次欠妥当啊！古浪的城墙残破，地势低洼，确实不利于防守；可是如果守好城外的制髙点，先把敌人挡住，再在城内做好二道防线，情况就会好多了。而我们偏偏忽视了这些，被敌人抢占了城外的高地。这就好比高山压顶，毫无办法。这个血的教训，应该牢牢记取……” 退出古浪，王树声即奉命率9军，向兄弟部队控制的河西走廊转移。原计划奔赴凉州，因敌人已有防备，又改向永昌。 王树声当时预料敌人在古浪得手之后，决不会善罢甘休。红9军一到永昌，他即传令连夜构筑工事。果然，枪眼还没掏毕，敌人就打来了；而且，兵力达5个旅和7个民团之多。 敌军仍旧同打古浪一样，先用大炮猛轰，接着就是骑兵冲锋。王树声指挥部队沉着应战，据城抗击，多次杀退敌人的进攻，歼敌2000多人，但终因敌众我寡，还是被迫撤离了。 西路军分兵西进的月余内，虽毙、伤敌6000有余，但自己损失更重，而且战斗力大为削弱，困难日益加重了。 恰在此时，“西安事变”爆发了。西路军奉命停止西进，就地牵制马家军，并创建根据地。 西路军所处的这种态势，客观上正中了敌人的下怀。马家军以一部兵力牵制倪家营子地区西路军主力，而集中重兵，对分散的西路军各部，采取分割包围、各个击破。 这时，王树声率红9军一部驻扎在甘俊堡。这是个大庄子。元月中旬的一天，王树声得悉敌人将发动进攻，甘俊堡为主攻目标之一。他考虑红9军已经远离总部，处境孤立，不宜死战死守，当夜即主动撤退，向抚彝我军主力靠拢。 不料，刚出庄子不远，骡马的嘶鸣声，惊动了已包围甘俊堡的敌军。霎时，枪声大作，队伍乱了。王树声正要发布命令，敌人一炮打来，震得他的坐骑猛然一跳，将他掀下马来。幸好没受重伤，他一跃而起，可受惊的马已不见踪影了。 一片混乱中，王树声果断地从身边战士手中抓过一挺轻枪，端起来大声喊道：“同志们，跟我来呀！”红9军杀出了一条血路。 可是，当王树声率部出生入死，历经风险，辗转汇集到西路军总部时，获悉的是一个接一个令人无比悲怆的不幸消息。 1月20日，高台失陷，守城的红5军团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13师师长叶崇本等以下3000余人，大部壮烈牺牲；1月21日，救援髙台的我骑兵师，也在中途被敌所阻。师长和政委都在激战中牺牲；总部直属队所在地抚彝，复落敌手。突围而出的战士，又遭敌截击，损失严重…… 而西路军剩余全部人马，又被数万强敌团团包围于倪家营子地区西北40多个屯庄里。处境险恶。中央虽有东返的电示，但在敌优势骑兵拦截下，已难实现。只有暂时集结全军，据地固守。 马家军发觉西路军有东返的意图，1月23日，以大炮轰击、机枪扫射，向西路军阵地发起连续猛攻。此时，西路军已是弹药奇缺，只能凭肉搏与敌人格斗。每当敌人冲锋近前时，坚守阵地的红军，不分男女老少，都一跃而出，杀声震天，冲入敌群，挥舞着长枪、大刀、木棍，以及一切可作为武器的东西，与敌搏杀；有的手中武器毁了，就赤手空拳，扑向敌人，拳打、脚踢、口咬，扯下敌人的耳朵，抓掉敌人的胡子；有的重伤员至死不下火线，不少人拉响了护身的手榴弹，与周围的敌人同归于尽…… 这时候，作为髙级指挥员的王树声，不仅每战必身先十卒，而且战斗间隙还不断跑来奔去，慰问战土，鼓舞斗志。 西路军所占的倪家营子地区，不过是弹丸之地。被困的日子一长，已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为了活命，就只有冒着敌人炮火的封锁，到敌占领区打水，这又不知伤亡了多少战士！就这样一直拼杀了月余，虽消灭了大量敌人，西路军也不足万人了。 1937年2月21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鉴于长期困守无望，决定回师东返。当晚，兵分两路突围。王树声率9军为右翼。 24日，王树声所部到达甘州的西洞堡一带。即得到大批敌人正尾随而来的消息。他一听，计上心来。敌人是骄兵，正可利用这一点，杀他一个“回马枪”。 于是，王树声缜密地布置阵地，为加强主攻兵力，他把自己的警卫、通信连全撒了出去。果然不出王树声所料，深夜敌军到了，狂妄得不安营扎寨，一上来就包围了西洞堡，随后即发起攻击。打了一阵，并不见接火，敌人认为红军再无还手之力，于是大队人马就涌人了西洞堡。 正当敌人得意之时，突然，冲锋号声划破了沉寂一时的夜空，顿时杀声四起，一排排手榴弹投向敌群，炸得敌人哭爹喊娘，人仰马翻。活命的抱头鼠窜，迎候他们的是红军手中吐着火舌的轻、重机枪；敌人的骑兵顿时失去了往日的威风，被打得四处乱窜。 一直激战到午夜，敌1个骑兵旅和1个宪兵团被打垮，我军缴获了大批的枪支弹药。 翌日，红9军和红30军又在龙首堡一带，全歼敌宪兵团，缴枪1200多支及大批军需物品。 这些胜利，打击了马家军的锐气，鼓舞了自己的斗志，本来有利于西路军摆脱险境，迅速东返。可西路军主要负责人却又一次过髙估价了这些胜利的作用，认为敌我力量已起了决定性的变化，竟又决定重返倪家营子，准备继续西进，完成既定的任务。 2月26日，部队返回倪家营子。这时，被敌洗劫一空的倪家营子，吃无粮草，住无房舍。 次日，马家军又伺机以重兵围攻。我西路军与敌连续血战7昼夜，伤亡惨重，弹尽粮绝，陷入了极其困难的境地。3月5日夜，西路军再度突围。向西北转移。到了7日，又在抚彝南三道流沟遭敌包围，苦战5天，才又解脱山来。 不断地突围，不停地战斗，已把红军拖得筋疲力竭；常常是凌晨刚刚住下，敌人的骑兵就追上来了；打退了一股敌人刚想喘口气，又一股敌人围上来了。 在如此险恶的情况下，考虑到西路军四川籍战上较多，熟悉山地战，总部决定向祁连山转移。 祁连山，位于甘肃、青海两省交界，是一座绵延千里、重峦叠嶂的大山。3月12日，西路军刚抵祁连山的梨园口，马家骑兵又蜂拥而至。 在这生死存亡的重大关头，担负后卫的红9军，在王树声的指挥下，率先抢占了梨园口西山头，力抗追敌，掩护红30军展开。战斗异常激烈，仅仅几小时，就有两个多闭的红军，在阵前洒尽热血；红9军政委陈海松、宣传部长黄思彦，红25师政委杨朝礼等，当场阵亡。王树声奋力拼杀，才在一批警卫的掩护下，得以死里脱生。 红9军失利后，敌军即倾全力向红30军扑去。红军又有两个团捐躯沙场。总指挥部率余部边打边撤，退入祁连山区。一清点，全体西路军连同大批的伤员在内，已不足3000人了。 3月14日，西路军全部转至康隆寺南40里的石窝地区，再遭敌骑兵袭击，损失2个团。至此，全军仅剩1500余人，而且被山下敌军两个旅死死包围着，情况危急终于达到了顶点。 在最后的关头，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陈吕浩，主持召开紧总会议，决定将余部整编为左、右两个支队：左支队千余人，由红30军政委李先念率领，顺祁连山向西走，隐蔽转移，摆脱敌人，向安西、新疆方向前进；右支队500余人，由王树声率领往东走，准备出山，同敌人周旋，向黄河方向东移；同时，为分散敌注意力，还决定陈昌浩和徐向前总指挥另分为一小路，脱离部队，往东潜移。 时间刻不容缓，各支队连夜分头行动了。王树声率右支队，很快将大量的敌兵吸引过去。3月15日，右支队与尾追之敌激战于黄番寺地区，击退了敌人。可是，紧接着又有两个旅的敌人围了上来，右支队寡不敌众，大部分战士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只剩百余人突围出来。 从此，王树声率领着这百余人，在祁连山打了近百日游击，历经了人间苦难。在茫茫大山里，且不说随时随地要跟凶敌进行生死搏斗，就是与大自然的斗争也是异常残酷的。严冬笼罩的祁连山，没有人迹，没有寸草，纵目所及，就是一片皑皑积雪和嶙峋怪石。这对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红军，又是何等灾难！一些在敌人枪林弹雨中幸存的战士，却又被祁连山的饥寒夺去了生命。 随着不息的生死搏斗，严寒饥饿的加剧，王树声身边的战士一天天减少，不足两月，百余人。锐减到30余人，而且，一个个衣衫褴褛，精疲力尽。有些战士再也无法忍受了，要求与敌人拼了完事。 王树声耐心地劝导：“跟敌人拼了最痛快，也最简单。可同志们要知道，我们不是做生意，搞什么赔本赚钱；我们还重任在身哪！现在可以明白告诉大家了，我们在这里既不是东藏西躲为活命，更不是占山落草当流寇，而是为了牵制敌人，掩护我们的左支队继续西进，打通国际路线！” 晓明这些大义，再苦大家也都默默忍受了。王树声带着这屈指可数的人员，熬过残冬，迎来春天。一直坚持到1937年6月了。 6月的祁连山，冰雪开始溶化，芳草开始萌芽。在一个难得的艳阳天里，王树声和战士们爬上一个山头，正想晒晒太阳，突然，眼尖的王树声看到不远处冒出几个人影，晃了一下。接着，传来一声吆喝：“哪一部分的？” 大家一怔，以为是自己流散的战友，也就回问：“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这一喊不当紧，立刻引出一阵狂叫：“共军！共军！打！” 枪声再度大作。 王树声见状，手一挥，飞身上马，喊道：“同志们，跟我冲啊！”这一冲，王树声和他的右支队就算散了，永远地散了。 跟着王树声冲出来的不足10人，这可怜的几人再就地坚持已无可能，于是王树声决定东返陕北。途中又分成了两股，一股走小路，一股走大路，为得是尽可能地保全最后这点骨血。 王树声带着几个人向东走到腾格里大沙漠的边缘，又与马家军的骑兵相遇，摸黑打了一仗，回头一看、身边竟无一人！王树声这时真正成了一个孤军指挥了！ 大地之间，除了他王树声外，就是一望无际的大沙漠，难以准确辨别方向，他只有凭着感觉朝前走了。 沙漠多风，王树声根据太阳的起落，向东走了一天，下午便遇上突起的狂风。风一起来，沙漠就像被人抖动着的大炕席，石砾细沙铺天盖地袭来，太阳不见人，方向也失去了。王树声被旋风卷起，左推右搡，不知往哪里去。等他苏醒过来，已是午夜时分，风停了，他躺在一个沙坡下。脸在脱皮，嘴唇起了许多水泡，干裂出血了。用手一摸，身上竟盖着一层厚厚的黄沙“被”。他一点一点扒出身子，挣扎着爬起来。他知道，如果不趁没风的时候赶紧走，当第二次风暴再来时，就不会这么幸运了。 他继续往前走呵，走，终于一头栽倒在沙漠里…… 醒来时，眼前是一位60岁开外的老汉，手里正拿着一个水葫芦给他喂水。他挣扎着起来，但动不了身。老人安慰他：“你不要动，你饿过头了，先喝点水。” 王树声不再言语，喝下水，又吃了老人递过来的两个馍馍，这才坐起来，朝四周看了看，发现自己已经走到了沙漠边缘。 老人问王树声：“你怎么跑到这个地方来了？” 王树声不知这个老汉的来头，不敢轻易吐露真情，只好编瞎话说：“大爷，我是贩盐的，因为途中遇上强盗，被抢走了盐和钱，才落到这个地步。” 老汉笑了：“你不像贩盐的。我这一生经常和盐贩子打交道，还能认不出真假？说实话吧，我看你是红军。” 王树卢一惊，心想不知是哪处露了马脚，但嘴上还在遮掩：“老人家，我不是红军。” 老汉生气了，一下变了脸：“是就是，为啥遮遮盖盖？我告诉你吧，我叫俞学仁，家住宁夏中卫县旋窝铺，一辈子做小生意养家糊口，不坑人。我们那一带苦得很，穷人受尽了马家军的欺压，大家都盼着红军来消灭他们，让我们也翻过身来。” 一番话说得王树声不好意思起来，只好承认：“我不瞒你，我是红军，一路上常遇上坏人，所以……” “你不要说了，跟我先回家去。”老人知道了王树声的身份，心甲里很高兴。 老人扶着王树声走了几十里路，傍晚来到女婿家。老人特意让女儿炒了几个鸡蛋给王树声吃。王树声看到老汉一家都是忠厚老实的穷人，话也多起来，把自己家里的情况都跟老汉说了： “我家住在大别山西麓的湖北麻城项家冲，全家14口人。我家的主要亲人都很早参加了革命。大哥是共产党员，病故了。二哥也是个共产党员，在战斗中牺牲了。弟弟和妹妹参加革命以后，在‘肃反’时被杀害了。现在我家是没什么人了，我参加红军就是要为打倒反动派，给穷人出气！” 老人抽着烟，一直静静地听。很长时间才说：“你看你家也没什么人，我们这个地方虽说穷一点，混口饭还是有得吃的。我看你这人忠厚老实，你留在我这里，我还有个女儿……” “老人家，”王树声有些着急，“我是党的人，无论走到哪里都要归队。老人家你救了我，我终身不忘，但要我留下来，我是呆不住的。我一定要回延安。请老人家原谅我。” 老人抽了好长一会儿的烟，叹气道：“看来是留你不住，等有个好天，我送你走。”过了几天，俞学仁老人和王树声上路了。 俩人一个扮作“丈人”，一个扮作“女婿”。遇上盘查，王树声不说话，全由俞学仁老人应答。一路还算顺利，五六天过后，他们来到陕北同心城外。这里已属红区的边缘地，王树声有些放心了。正在暗自高兴时，突然，从树林子里钻出几个手端步枪的人来，将他俩包围住。领头的人把手枪一挥说：“举起手来，你们是干什么的？” 王树声细看一眼对方的着装，反问道：“你们是干什么的？” “我们是红军！” 王树声道：“你们有负责人吗？我想会一会。” 红军战士眼一瞪：“你口气不小，说，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 王树声答道，“我叫王树声，是红4方面军的。我的部队打散了，我返回延安途中在沙漠里迷了路，多亏这位老伯救了我的命，今天他老人家送我回来了。” “我看你的打扮不像红军。”红军战士还是不相信，上前将王树声和俞学仁绑了。 王树声和俞学仁被押送到同心城内一户农家，红军排长进屋给团长汇报抓住了两个可疑之人。团长从屋里出来，一眼认出了王树声，慌忙回头批评战士：“你们怎么搞的？为啥胡乱抓人？这是红4方面军的王副总指挥！” 战士们吓得直吐舌头。 团长喊道：“还愣着干什么，快给首长松绑！”红军团长上前握住王树声的手，不好意思地说：“副总指挥，请你原谅。” 王树卢笑着说：“你们警惕性高，做得对，不能怪你们。有没有饭哪？” 团长急忙把上树声和俞学仁老汉让进屋子，吩咐人去弄饭。俞学仁老汉在部队休息两天即要回去了。临走时，王树声把自己保存多年的一个金戒指送给他，动情说： “老人家，你救了我的命，我一辈子忘不了。这个金戒指，请你收下作个纪念吧！等将来全国解放了，我去中卫看望你！” 俞学仁老人含泪收下戒指，与王树声依依惜别。 全国解放后，王树声没有食言，他多次托人打听俞学仁老人的下落，但始终没有找到。 在红军团长派的骑兵的护送下，王树声来到了延安。 听说王树声回来了，毛泽东把他接到窑洞，请他吃饭，为他洗尘。王树卢详细汇报了西路军的作战经过，并以沉痛的心情检讨了自己的过失和应负的责任。 毛泽东没有责备他，反而表扬了他勇于承担责任的精神，亲切地说道：“你回来就是胜利，西路军失败你没有责任！” 毛泽东随后亲笔写了信，介绍王树声到“抗大”里去学习。 第二节 2．两个姓王的副司令都是有名的战将，都是火爆脾气。为了突围方向越争越烈，由吵到骂，由骂到摔，最后竟都拔出枪来…… 王树声从小出身贫寒，没有上过什么像样的学堂，也没进过军事院校进行学习和深造。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泥腿子将军，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大海洋里，乘风破浪，勇于实践，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创造出一个个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也使自己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中闻名的虎将。 在王树声的军事生涯中，曾有两次“死地逃生”的经历：一次是1937年西路军兵败，他只身回到延安；还有一次是1946年中原突围，他率部杀出重围进入武当山。两次突围，都是中国现代军事史上的重大事件，前一次他落得孤身一人，后一次他成功地将部队带出险境。 抗日战争时期，王树声主要在太行山区和豫西率军与日寇作战，日寇投降后，王震率八路军南下支队由湘、粤北返，王树声率豫西军区部队南下，在桐柏地区与李先念的新四军5师会合，组成了中原局及中原军区。 蒋介石对中原解放区早已视作眼中钉，就在国共停战谈判期间，蒋介石调集了11个军26个师，30余万人的正规部队，构筑起6000余座碉堡，将中原军区6万之师团团围住。 一时间，中原一带战云密布。 在这种情况下，我军只有突围，保存有生力暈。周恩来专程从汉口赶到了中原解放区驻地，对中原局和中原军区的领导们说：“中央信任你们，相信你们有能力粉碎敌人的进攻，到时来一个四面开花，作战略转移，来一个两条腿同汽车赛跑，把围困你们的30万军队搞得五零四散……” 突围是惟一的出路，突围方向便成了决定命运的选择。 当时，对于突围方向的选择有各种见解。在中原解放区的南面是长江天险，西边是桐柏山区，这两个方向都深人国民党势力的后方，只有北、东两面是我华北、华东解放区。蒋介石也算个明白人，他自然把重兵堆放在中原解放区的北面和东面。 面对敌我这种态势，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的意见是：敌进我进，插入东面，靠近华中新四军主力。 而副司令王震的意见是：沿平汉铁路向南再向北转移，靠近太行山区刘邓大军。 王树声当时也是副司令，他的意见是向西转移，穿越平汉线，到达鄂西北武当山和陕西南部。 王震一听有点急了，问：“到武当山干什么，当和尚？” 王树声也不相让，道：“与当地的地方武装会合，不行就打游击！” 王震不满地说：“游击，游击，你就知道打游击……” 王树声生气了：“打游击怎么了？为得是保存实力！” 两个姓王的副司令都是有名的战将，大脾气，直性子，为了突围方向越争越烈，由吵到骂，由骂到摔烟灰缸，最后竞都掏出了“家伙”…… 李先念劝住他们，提出三案齐报党中央，由中央军委定夺。 中央军委很快复电，同意第三方案，也就是王树声提出的方案，即把中原部队主力摆在川陕边界，牵制胡宗南重兵集团；以少部兵力向东突围调动敌人。 中原局随即研究决定，由皮定均率1旅担任掩护，向东突围；王震率北路向西突围，经桐柏山直下陕南；王树声率南路西越平汉路，进人鄂西北。 两位王副司令急了拍桌子，其至掏“家伙”，过后还是服从组织服从大局，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最终战胜国民党的基本原因之一。王树声和王震分别时，两个巴掌又拍到一起，只说了一声“再见！” 王树声率领中原军区1纵西越平汉路，一路西进，穿过一道道山岭，趟过一道道河溪，直奔钟祥、宜城间的汉江岸边流水沟渡口。 不料，此时汉江正在发大水，等待王树声的是滚滚的洪峰！ 汉江仿佛与王树声有不解的“冤”。14年前，他随徐向前指挥红4方面军撤离鄂豫皖苏区，往川陕边大转移途中，在国民党军的尾追下就曾渡过了这条汉江，当时也是前有江水挡路，后有追兵紧逼。如今，又是前有江水挡路，后有重兵追击。历史竞有这般惊人的相似之处。 更糟糕的是，约定接应的另一支兄弟邡队，早已不知去向，江面望不见一只大小渡船的踪影。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找到了7条船；但船小得可怜：每条顶多能搭20余人。要往返四五里宽江面，这千军万马何时才能渡完？况且，开渡还没头绪，天上的敌机、地上的追兵、又跟踪而来了…… 真是进也难，退也难，到了十分危急的时刻。 作为这支部队的最高指挥员王树声，此时毫不慌张，他只有一个信念：激流勇进！他迅速布置好强有力的后卫，死死挡住追兵。白天，他要部队隐蔽在野外，躲避敌机空袭；清晨、黄昏和夜晚，就争分夺秒全力摆渡。 就这样，王树声立在岸边，亲自指挥，急火火地渡了两夜，直到主力大多过去，追兵已迫在眉睫，他才登上小舟，直赴对岸。 渡过汉江后，王树声督师马不卸鞍、人不停步，一鼓作气向北挺进。就在途中，他接到党中央电示，命令他率部在鄂西北创建根据地。但就在这时，尾随的敌人又追踪上来了。 王树声果断指挥，打垮了这股追兵。这才穿过莽莽的晋山，进人武当山区房县上龛地区，与先期到达的原江汉部队罗厚福部会合。自此，全军将土才稍稍喘过一口气来。 杀出重围难，创建鄂西北根据地也绝非易事。在人生地不熟的情况下，王树声毅然担起区党委书记兼军区司令贝和政治委员的重任，与部下一同努力，创建根据地。 鄂西北虽地势偏僻，群山闭锁，军事上却有独特的价值。由这里西去、北上，可分别直趋川、陝，威逼蒋介石的大后方；东向、南下，又可兵临武汉、长沙等地。为此，抗战时期蒋介石就在这里蓄意经营，不容异己染指。如今，王树声来了，国民党政权就如问被捅了马蜂窝，坐卧不安。蒋介石立即调遣重兵，前来围攻王树声部队。 囯民党军采取了毒辣的“棋盘战术”：一个山头挨一个山头地捕捉我军，企图与我决战。王树声则以时而合、时而分的“麻雀战术”漫山转，与敌周旋，弄得敌人头昏脑胀、手酸脚软。 在敌人腹地作战是极其艰难的。尽管王树声在创建鄂西北根据地的斗争中多次遭挫，他本人也身负重伤，但他勇于牺牲的精神和贡献赢得毛泽东等人的高度评价。 弱小之师对敌强大之旅作战，仅仅靠非凡的胆量和勇气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善于运用智谋，以智取胜。王树声就是一个善于运用智谋的战将。 1927年5月，豫南重镇新集的土豪劣绅“王九聋子”纠集反动民团和红枪会1万多人，气势汹汹扑向被农会占领的麻城。反动势力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所过之处，洗劫一空，在麻城北乡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麻城惨案”。面对强大而凶狂的敌人，王树声等中共麻城县委领导人毫无惧色，他们沉着地带领农民自卫军和群众，坚守城池，坚决抗击敌人的进攻。 红枪会在围城的第二天，便迫不及待地向麻城展开了总攻。一股股匪徒头缠红巾，腰系黑带，肚子上还挂着一面小圆镜，一副副凶神恶煞的打扮。他们舞动着刀矛，嘴里念着法门的教词，在“教师爷”的带领下，抬着梯子，一边嚎叫，一边爬城。 率领农民自卫军坚守在城墙上的王树声命令大家等敌人冲近点再打。一个自卫军战士见敌人的气势有些害怕，说：“他们有法门，枪打不进，刀砍不人，火烧不着……” 玉树声听罢直冒火：“什么三不进？你拿的是烧火棍子？”说罢，他取过那个自卫战士手中的步枪，在蜂拥而上的敌群中，瞄准最狂的一个“教师爷”，“啪”的一枪将其撂倒。红枪会头领一倒，匪徒们为之一惊，士气大减，“刀枪不入”的鬼话顿然破产。守城的自卫军与老百姓斗志倍增，将石头、瓦片、飞叉、灰罐冰雹般的砸下城去，打得众匪头破血流，抱头鼠窜。 混战中，“王九聋子”乘着大轿，带着一股人马，悄悄地由北门往西门方向蠕动。密切注视战况的王树声，觉察到敌人企图偷袭西门，便带领一支人马，隐蔽地转移到西门城墙上。 “王九聋子”带人来到城墙下，督令民团向西门冲击。面对着黑压压一大片敌人，究竟怎么打？王树声仔细观察了敌情，突然眼睛一亮，命令自卫军战士架起土炮，专门瞄准敌酋“王九聋子”，等他靠近了突然开了一炮，只听“轰”的一声，这个穷凶极恶的敌人头目便被炸得粉身碎骨，去见阎王了。其余匪徒见“王九聋子”被击毙，胆战心惊，不敢再战，匆匆逃回了。 坚守麻城这一仗，虽然规模很小，但它毕竟是王树声登上军事舞台的第一次指挥。首战告捷，使王树声的军事才干初露头角，特别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他沉着冷静，不死打硬拼，而是运用计谋，打敌要害和关键，擒賊擒王，煞敌之威风，壮我之斗志，这是难能可贵的。同时，王树声从中也尝到了甜头，受到启发，使他在以后的武装斗争中更加注重以智取胜。 火攻方家湾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方家湾是麻城地区红枪会匪徒的大本营。这里垒高墙厚，背靠山岗，前临大塘，易守难攻。红枪会匪徒被农民自卫军从麻城击溃后，便重新聚集在方家湾，加紧构筑坚固工事，发誓与农民自卫军对抗到底。 为了除掉敌人这个堡垒，王树声带领学生军和农民自卫军包围了方家湾。然而，由于缺乏攻坚作战经验，几次攻击都未奏效。王树声并不气馁，他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召集大家开“战地会”，认为不能硬攻，只能智取，最后确定用火攻来消灭敌人。 天黑以后，王树声发动了附近的群众，运来了四五百担柴禾以及许多破棉絮。一切准备停当之后，学生军和农民自卫军再度发起猛攻。王树声指挥我军用所有的钢枪集中封锁住敌人炮楼的枪眼，打得敌人抬不起头来。然后命令一部分队员头顶湿棉絮，挑起点燃的柴禾，迅速朝敌据点里和屋顶上扔。这天夜里恰巧大风骤起，顷刻之间，浓烟滚滚，烈火腾腾，方家湾变成一片火海。敌人被烧得焦头烂额，乱成一团。王树声乘势率领部队旋风般冲进方家湾，一举击溃敌人，占领了方家湾。 这一仗，大长了学生军和农民自卫军的威风，大灭了敌人的士气。紧接着，王树声率领学生军和农民自卫军乘胜挥戈猛进，接连攻克了敌人一些据点，最后捣毁了红枪会匪徒的老窝河南境内的熊家冲。一把火终于烧出了一个红彤彤的新区来。 创建红军后，王树声更加自觉地注重提高自己的军事艺术水平，使他的军事才干在人民战争的沃土之上茁壮成长。1930年冬，担任红军第10师第30团团长的王树声奉命率部攻打新集。新集位于河南光山南部，地跨鄂豫皖三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建立后，它像一颗钉子楔在中间。它三面靠山，―面临水，地形险要，青石筑得城墙高大坚固，环绕数里。敌人防守十分严密。他们将守城的青壮年全部固定了岗位，就地标下名字，一刻也不准离开，即使大小便，也必经允许；对擅离者，不仅杀头，还要株连全家；他们还将城垣外围的房舍拆了个精光，使我军在一览无余的空地上无所依托。 王树声指挥部队对新集发起了几次的攻势均未攻下。王树声又转入夜袭，但是敌人在城垛上三步点一灯笼，五步插一火把，将城郊照耀得白昼一般，我军夜袭也未成功。 面对这种情形，王树声并不急躁，他认真地观察和分析了敌情、地形，经过苦苦思索，终于想出了“坑道爆破作业”的妙策。他向全团官兵提出了自己的设想，请大家献计献策。在“诸葛亮会”后；形成了初步作战方案，并得到上级的批准。 于是，他带领部队借助一个大土包的掩护，在城墙外挖了一条坑道。直达北门城墙下面，埋下了几百斤炸药。王树声一声令下，只听“轰隆”一声巨响，山摇地动，浓烟冲天，坚固的新集北城城墙被炸开了1丈多宽的豁口。王树声率领早就憋足了劲的突击队勇士们，乘着烟雾冲进城去。经过3个多小时的激烈巷战，红军歼灭了敌军主力，完全占领了新集。从此，新集便成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 王树声不仅善于攻打坚固城池，而且善于攻取险关要隘。 1935年3月，已是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的王树声，指挥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从四川苍溪县南塔子山渡口，强渡敌军重兵防守的嘉陵江。尔后，分路疾进，直取剑门关。 剑门关横跨剑阁、昭化两县大剑山的主峰，扼川陕咽喉。关口南北，山岭巍峨，七十二峰如波涛起伏；关口两旁，峭壁似剑，倚天而立，其间仅有一条狭窄的古道相通，真有“一夫当关，万人莫入”的气势。剑门关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三国时代的蜀国大将姜维从汉中退守此关，使得统率10万精兵的魏将钟会屡攻不克，喟然长叹。长期以来就流传着“剑阁大下雄”、“打破剑门关，好比得四川”的说法。 把守剑门关的是国民党四川宪兵司令刁文俊统领的3个精锐团，刁文俊狂妄地宣称：“红军插翅也难飞过我的剑门关！” 王树声来到剑门关下，仔细踏勘地形之后，采取了止面牵制、两翼攻击的战术，对剑门关东，西、南二面展开围攻，很快击溃了剑门关外围的守敌。紧接着，王树声命令第93师第24团向敌纵深发起猛烈进攻。但是，敌军依仗山头险峻的地势及坚固的防御工事，竭力固守，使红军的两次冲锋都未能奏效。 王树声再次观察敌情地形之后，重新调整了部署，决定集中迫击炮和机关枪，掩护突击队，对敌军各个起支撑作用的枢纽部，实行逐点攻击。 战斗重新开始。我军按照王树声的方法，连续拿下五里坡、烟灯坡、李家嘴等制高点，然后迂回侧击，封锁关口通道，堵死了敌军的后路。但是，当我军向主峰发起冲锋时，却被敌军暗堡的严密火网压得抬不起头来。恰在这关键时刻，红军的掩护炮火突然稀落下来。 在前沿阵地指挥战斗的王树声，见此情景，厉声询问：“为什么不打炮了？” 炮兵连长赶忙报告：“炮弹不多了！” “还有多少发？” “3门炮只剩下10发了。” 王树声说：“够了！”他仔细观察，挑选了主峰上敌军的一个核心大地堡，命令炮兵连长：“限你3炮打中，快！” 片刻间，随着三声炮响，敌军主峰上的这个核心工事飞上天空。卧倒的红军勇士们奋身跃起，喊着“杀”声，冲上主峰，很快歼灭了守敌。 像这样成功的事例，在王树声的军事生涯中菇屡见不鲜的。积极防御，历来为古今中外军事家所推崇，是防御中的最佳作战模式。它往往能化被动为主动，趋利避害，以弱胜强，因此是防御中的制胜之道。王树声不仅擅长进攻，是一位“善攻”的猛将，而且也深得积极防御之精气，是一位“善守”的巧将。他在战争的实践中深深懂得，进退、攻防作为一对矛盾，是战争中的两种基本作战类型，两者紧密联系，有机结合，惟有以退疲敌，以防耗敌，以进击敌，以攻败敌，才能夺取防御作战的胜利。因此，王树声所指挥的一系列防御作战，往往退中有进，退进互变，防中有攻，防攻无常，充满了无穷的辩证思想。 1931年11月，红四方面军为了巩固和扩大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打乱南线国民党军队的“围剿”部署，集中了方面军主力和黄安独立团共8个团的兵力，发起了著名的黄安战役。 黄安位于湖北省东北部，北靠大别山山脉，与罗山、新县接壤；南望长江，与黄陂毗连；东邻麻城，西接大悟，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中心区域的一部分。1927年11月和1930年10月，我革命武装曾两度占领过黄安县城，但因强敌人侵，县城终落敌手。 占据黄安的囯民党军指挥官叫赵冠英，外号“赵瞎子”，他手下有2个旅4个团的兵力，其师部率1个旅驻守城内，另1个旅驻扎城垣外围。配属该师的第30师第207团分驻城南的桃花镇和西南的高桥河，担任维护黄安、宋埠之间以及黄安、黄陂之间的交通。另外，国民党军第30师主力位于宋埠，第31师位于麻城，第32师位于黄陂，均可随时应援黄安。 鉴于此，红4方面军徐向前总指挥等领导人决定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即首先扫清黄安城外围之敌，切断赵冠英部与外部的联系，然后对城内敌军加紧围困，并打击可能增援之敌，以削弱敌军的力量和士气，待条件成熟后再行攻城，歼灭守敌。 方面军总指挥部将打援这一关系战役胜负的重任，交给了红11师师长王树声。 王树声率领红11师，在黄安独立团的协助下，与围城的兄弟部队迅速分头行动，勇猛挺进，击溃了黄陂、麻城驻敌和黄安城内敌军的流动拦截，将敌军最敏感的命脉通道高桥河、桃花镇夺下，全歼守敌1个团，圆满地完成了总指挥部下达的首战任务。 以下的行动就是“打援”了。指挥这样大规模的“打援”，对王树声来讲，还是平生第一次。为了保证“打援”必胜，王树声不避艰辛，攀山越岭，观察地形，细研敌情，并指挥部队在桃花镇要塞的远近山头，构筑了数道防御阵地。 敌将赵冠英见自己被围，一度率部出城反扑，遭到沉重打击，被迫龟缩城内。在他不停的呼救声中，驻扎在宋埠的国民党军第30师派出2个旅4个团的前来增援。 王树声认真仔细地分析敌情后，认为敌援军自恃强大，求胜心切，企望“决战”，因此我军不能与其硬碰。鉴于这种分析和判断，王树声决定采取挫其锐气，磨其锋芒的战术，首先将强弩化为末弩，耗众敌为寡敌，然后再寻机歼敌，于是，王树声率领部队先在大、小峰山第一道阵地阻击敌军，给敌军一定杀伤之后，率部主动转移到五云山一带较为有利的第二道阵地。 敌援军得寸进尺，顺势侵人了桃花镇。他们不知中计，还以为王树声不堪一击，于是又马不停蹄进攻五云山。 王树声指挥部队在五云山给敌以一定的杀伤后，又主动退却，撤至更为有利的三道阵地。 敌军贪得无厌，又增派了1个旅，向红军第二道阵地进攻。这时王树声已看到敌军锐气已退，逐呈疲惫之势，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再也不讲“客气”了，指挥主力部队，从两翼向敌军实行包抄攻击，一下子吃掉敌军1个整团。 敌军突遭猛击，惊恐不已，仓皇回撤。桃花镇又间到了王树声的红11师手中。 敌军退回宋埠后，即向武汉行营拍发了告急电报。武汉行营随即电令驻黄陂的第32师及宋埠的第30师1个旅，再往黄安解围。12月18日，敌军4个旅向红11师前沿阵地疯狂进攻。王树声见敌军人多势众，便力避死拼。他在进行了顽强的防御作战之后，主动撤出桃花镇和五云山等地，将主力转移至嶂山。然而，不甘罢休的敌军死缠不放，又在优势的炮火支援下会攻嶂山。战斗异常激烈。 王树声深知，嶂山已是这次战役打援的最后一道防线，能否最终拿下黄安城，守住嶂山成为关键。他鼓励战士们：“人在阵地在，寸步不退让！”“嶂山是我们的命根子，决不能叫敌人夺了去！”红11师广大官兵在王树声的鼓动、指挥下，抱着决战决胜的信念，与强敌展开激战。 正是由于王树声所率红军的坚决防守，大量杀伤消耗了敌人，也强烈地吸引住敌军的注意力，遂使敌人全力进攻，侧翼暴露空虚，战机骤来。徐向前总指挥亲率三路劲旅，如神兵天降，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正在进攻之敌侧翼突然攻击。敌军遭此突如其来的打击，猝不及防，失魂落魄，纷纷败退，溃不成军。 打援部队出色的防守行动，鼓舞了我军攻城部队的士气。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我军向黄安城发起了总攻，红军的第一架飞机“列宁”号也飞临县城上空助战。12月22日，红军攻下了黄安城，整个战役结束。 黄安战役，是红四方面军组建后的第一个大胜仗。在这次战役中，红军以8个团的兵力，经过43天作战，全歼守敌第69师和第30师1个团，击溃和歼灭敌援军5个旅，共毙伤敌军5000余人，俘敌近万人，缴获各种枪支7000余支，迫击炮10余门，电台1部。这一胜利，使鄂豫皖苏区更加巩固和扩大。同时，也丰富了红军对敌斗争的作战经验。 在革命战争这所大学校里，王树声逐步加深了“运用智谋诱敌深人、然后再突然攻击消灭之”这一战术手段的认识。他的仗愈打愈精，愈打愈巧，创造出一个个漂亮精彩的战例。 1944年冬，担任河南军区司令员的王树声率领八路军一支劲旅，过滑池，跨涧水，长驱直入，冲破了日伪军的层层阻拦，向嵩山挺进，与坚持战斗在嵩山地区的皮定均、徐子荣率领的部队合为一股，壮大了这一地区我八路军的阵容。 嵩山雄踞中原大地。八路军占据了嵩山，即可威胁郑州、洛阳两大重镇，又可控制平汉、陇海两大铁路，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因此，日伪军将占据嵩山的八路军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急欲拔之而后快，纠集起重兵向嵩山猛扑过来，妄图诱迫王树声在嵩山决战。 王树声抓住敌军急于决战的心理，决定首先以小部兵力吸引敌军主力，诱其深人，疲惫敌军，而以主力跳到外线去，打击敌人的心腹重地。他命令皮定均、张才千、刘昌毅率领部队多路迎敌，在嵩山山区与敌人大部队“捉迷藏”、兜圈子，吸引敌军跋山涉水，消耗和疲惫敌军，把敌军主力拖在山里。正当敌军做着“全歼共军于嵩山之中”的美梦时，王树声却率领八路军主力出其不意，飞兵直捣敌空虚的老巢登封！ 王树声的这一着十分奏效。敌寇在遭到痛击之后才如梦初醒，火速由嵩山回师救援登封。 王树声见敌已上钩，便在登封县城下，摆出一副“大打”的架势。敌寇暗自得意，在城外布下了“口袋阵”，企图将八路军“装”起来。 谁知夜色一浓，王树声却指挥部队神不知鬼不觉地跳出这个“口袋”，迅速分散，反拉起一张大网，把敌寇罩了起来。 夜半时分，城内外之敌双双发起攻击。这边机枪猛扫，那边小炮猛轰，都以为是在打八路军，因此越打越起劲，一直打了大半夜，死伤无数。当敌寇双方打得精疲力尽之时，才发觉上当受骗了。而就在这时，王树声指挥养精蓄锐的我八路军主力收紧大网，包抄过来，将残敌一网打尽。 登封解放了。被俘的日伪军垂头丧气，连声哀叹：“八路军用兵真神呀！眼看着把他们装进了‘口袋’，咋一下反叫八路包了‘饺子’？” 愚蠢的敌人哪里会明白，他们的算盘珠始终是靠王树声来拨动的。 第三节 3．同学们先是一愣，接着就是满堂喝彩。齐声称赞王树声为大伙出了这口气。一些老师赞道：“这王树声真是虎胆！” 1905年5月26口，王树声出生在大别山西麓湖北省麻城县乘马岗区项家冲。 在兄弟姐妹群中，王树声可箅得一个“幸运儿”了。他排行第五，受到长辈疼爱，又因书读得好，所以在老祖母执掌家政之后，家族中与王树声同辈的孩子都辍学下田种地、养猪放牛，惟有王树声继续就读。 王树声家境并不好，他深深地理解老人家的一片苦衷，埋首书卷，攻读不懈，终于度过了十年寒窗。 1923年，王树声“金榜题名”，考上了麻城县高等小学堂。 “树声中洋秀才”的消息，驾着欢跃的山风，伴着叮咚的溪水，飞快地传遍了王树声故土的方圆几里，令穷家小户子弟振奋，也使富贵人家公子沮丧。对于18岁的王树声来说，内心首先涌起的是扬眉吐气的豪情。要知道，他那穷乡僻壤的故里，文化教育落后异常，在乡人的眼里，县城官办的高等小学堂就是培养“洋秀才”的最高学府了，而这学府的大门，主要又是为富家子弟开的。王树声这样一个“穷小子”，如今成了“洋秀才”，他怎能不心潮起伏，格外自豪呢？ 同时，王树声还感到一种“光宗耀祖”的激奋。老祖父一生在功名上落魄，双亲临终时对他的谆谆教诲，老祖母和哥哥弟妹们为了供他上学含辛茹苦……这一切是为了什么？他们所寄托的今日让王树声实现了，王树声怎能不感激和兴奋？ 王树声告别了家人和乡亲，来到了百里外的县城。他被编入了县高等小学堂第10期学生的名册。从此，他生活史上的崭新的一页打开了。 在原先封闭的山沟里，王树声生活圈子是那样窄，视野是那么短，而今，呈现他眼前的是一个光怪陆离的大千世界：那熙熙攘攘的人流，那琳琅满目的店铺，那宽宽敞敞的学校……举目所见，都是如此奇妙，令他大有茅塞顿开之感。 王树声勤奋地、贪婪地学习着，成绩自然优秀，从而博得了老师和同学们的青睐。 无忧无虑的学生生活，充满了梦幻色彩。来自四面八方的同学们，济济一堂，既有贫富优劣之分，也有志趣相投之乐。经过朝夕相处，大家都混熟了，就免不了抓住各自的外貌或性格特征，彼此取个绰号，你唤我叫，倒也既亲近，又逗趣。王树声当时脸上长满了“青春痘”，稍一激动，满脸的疙瘩就变得通红，像鼓绷绷的麻点，大伙就用本地土话，送了他个绰号：“绷麻子”。 王树声这时正值身强力壮，魁梧过人。他蓄着小分头，浓黑的眉毛，炯炯的眼神，厚厚的嘴唇，说话像打机关枪，再配上那常穿的、家纺家做的对襟青土布小褂，更显得英姿勃勃。 王树声喜欢各项运动，尤其爱踢足球。他嫌学校的足球少，玩者多，踢得不过瘾，就省吃俭用，自个儿买了一个足球。课余常邀—帮足球迷比赛。他在场上异常活跃，脚头又刁又准。每次比赛，他这一队多半要赢。那时，球场上常爆起阵阵啦啦声： “加油！绷麻子，加油！” “好球！再来一个，绷麻子！” “绷麻子”这一绰号反映了王树声的一些外貌特征，他当时还有一个绰号叫“团长胚子”，这又反映了他的一些内在特质了。 王树声在校时，盘踞在湖北的军阀旲佩孚曾派了一个团的军队镇守麻城。军队进驻县城那天，县府传令，扎彩摆酒，鼓乐相迎。县知事亲率各界在城外恭候。王树声他们的学生队伍排在最前列，迎接场面看得一清二楚。只见那位团长真是威风十足，俨然如“钦差大臣”一般进了县衙。看完这一幕回到学校后，一向活泼、爱逗的王树声，朝同学们喊道：“伙计们，我们做个游戏吧？” “什么游戏？” 王树声滑稽地一笑，拿起自个儿的一把破烂的弯把伞，“嚓、嚓”几下子扯去伞布，举起骨架，问大家： “这像不像文明棍？” “像！像！” “好！”王树声把“文明棍”一晃，说：“那我就当团长，各位当我的马弁，我们也来进衙门。” 说笑间，他模仿刚才看到的那团长的派头，拄着文明棍，迈着八字步，绕着操场走将起来；身后，紧跟一帮装扮马弁的同学。大家嘻嘻哈哈闹腾了一阵…… “团长胚子”的绰号，就这样加到王树声的头上。不明底细的人，可能觉得这个绰号有伤大雅，甚至有挖苦之嫌。殊不知，那时送王树声此等绰号，却是同学们别出心裁，幽默中包含了对他的“祝福”。 这里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团长”这在当时稚气未脱的青少年心目中，是了不起的，高过县太爷的“大官”。王树声就曾不止一次地对同学们说：“以后我就要当个团氐，专治那些贪赃枉法、欺压老百姓的狗县官、区乡长，为穷苦人撑腰。” 其二是“胚子”一词，这是本地土话“料子”的同义语。因而，“团长胚子”合起来就是“将来能当团长的好料子”。 麻城虽处大别山区，但距九省通衢的武汉并不遥远，消息还是比较灵通的，1924年前后，随着国共合作的建立，革命形势又趋髙涨，麻城也吹进了大革命之风。 5月的一天，王树声因事上街，在路口处瞥见一大圈人正围着几个陌生的外来青年，听他们演讲。王树声也忙靠拢上前，只见一个青年在激昂慷慨演讲：“大家看看吧，我们的商店里摆得都是什么？洋油、洋火、洋纱、洋布，还有洋烟、洋酒、吗啡、肥田粉……哪一样不是东洋货！日本帝国主义就是这样从经济命脉上卡住了我们的脖子，压垮了我们民族工商业，把我们的血汗和钱财，都榨取到他日本去了。同胞们，只要还有一点民族自尊心，我们能视而不见、坐而不管吗？” 说完，那青年撒出一把传单。王树声抢过一张，只见上面印着：“誓雪国耻，誓与日本帝国经济绝交！” “要求完全废除二十一条！” 这群从武汉来的学生宣传队，把麻城人们久蓄心头的反帝火种点燃了。很快，由王幼安、王树声等进步师生串连、组合，在麻城县掀起了一个各界爱国人士参加的抵制日货运动。 王树声和大队同学，佩带着“抵制日货委员会”的大红袖章，进出于各商店，检查日货，盘点登记，闹得火红一片，大快人心！这一闹，可吓坏了少数的反动店主。他们推出县商会会长做头领，下令各商店关门，不准学生干预商务；还雇用了一批流氓打手，专跟学生作对。 但是，被爱国热情激起的学生们，无所畏惧。王树声真的像“团长”一般，带领大家，怒斥商会会长，痛击众流氓；最后在群众的欢呼卢中，把查出的一些日货，一把火烧了干干净净！ 那时的麻城县城内，除了县髙等小学堂，还有一所外国教会办的小学，由一外籍传教士主管。 这所教会学校，打着“为中国人开办”的招牌，免收学杂费；但有一些先决条件：凡要求入学者，一定得信他们的教，严格参加教会的“礼拜”，且不得随意接触外界…… 就在王树声进人县高等小学堂的第二年，那所教会学校发生了一起随意开除学生的事件，有一个学生，因家境贫寒，为求学，被迫信了教，进了教会学校。可他太专心文化功课了，“礼拜”时就难免有所不周。主持校务的传教士，借口这个学生“对上帝不诚”，把他除名了。 消息传到了县高等小学，同学们都“炸”了！联系到老师常讲的帝国主义利用教会作幌子，配合枪炮，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行径，大家义愤填膺，一致公推王树声等作代表，前往论理。 那洋教士态度傲慢，根本不予理睬。王树声等据理力争，传教士恼羞成怒，以“无理取闹”为名，倒打一耙，将王树声等拒在校口之外。这一来，更惹火了中国学生，前去论理的学生越聚越多，把教会学校包围起来了。 那传教士吓得慌忙去找县知事。县太爷怕“洋人”，立即派出县警备队弹压。学生们看到那些身穿军装，头戴白箍大盖帽的军警直扑过来，更是火上浇油。 这时，王树声满脸通红，铁拳一挥，问学们随着发出一阵“打！打！”的吼声，如洪流般向军警猛冲过去；同时，雨点似的石头、瓦块砸了过去…… 这一斗，好不痛快，可了也招来一场轩然大波。县太爷召去县髙等小学校长一顿训斥；校长也怒气冲冲地贴出公告：开除带头闹事的学生王树声等人。 然而，正义不可欺。在一些进步师生的号召下，全校同学为声援自己的代表罢课了！ 校当局迫于师生的强大示威，最后不得不收回开除王树声的成命。尽管校方没能开除王树声，却也暗自得意：这下总算煞了这个“害群之马”的野气，今后不致再“捣乱”了吧？ 谁料没过多久，王树声又大“闹”了一场。这一回矛头是指向奸商的。 当时，他们学校住宿生颇多。校当局对师生的生活漠不关心，为图省事，把学生伙食包给了一个姓宋的饭馆老板。此人老奸巨猾，为了迷惑人心，头年伙食办得还不错，有干有稀，荤素搭配，花样常变，味也爽口。可从第二年起，就慢慢偷工减料，饭菜愈来愈差了。学生们碍于情面，又恐奸商难缠，虽个个心里有气，却只在私下议论，摇头非议。 王树声原本也一忍再忍，不想为这点吃喝小事再拋头露面，可又一连数天，饭既生，菜又差，饱肚都难。包饭奸商如此唯利是图，不顾他人死活，实在太可恶了！一天午餐时，他再也按捺不住，“咣当”一下子把饭桌掀了个底朝天！ 瞅着满地饭菜和破碎的碗盘，同学们先是一愣，接着就是满堂喝彩！齐声称赞王树声为大伙出了这口憋在肚子里好久的窝囊气！ 包饭的老板又气又急又怕，赶忙请来了学监，并扬言：如果不处理王树声，他们就再不开饭！ 学监即刻召开会议，少数教员主张开除王树声，因其“屡次闹事，屡教不改”；多数教师却主持公道，认为王树声没错，即令行为过火，也纯系奸商所迫。又由于广大学生都为王树声说话，校方怕众怒难犯，就不了了之。 奸商得不到校方支持，又明知理亏心虚，也就软了。不仅照常开饭，而且又偷偷地恢复了早先的伙食水准。 当同学们再次吃到花样可口的饭菜时，都不由地夸奖王树声“闹”得好！ 一些本分的老师也不由地赞叹：“这王树声真是虎胆！” 第四节 4．中年的王树声时逢初恋，恋得炽热如火，他骑上马一口气飞奔百里，去见未婚妻。 西路军失败后，王树声只身一人回到了延安。在毛泽东的鼓励和具体安排下，王树声进人“抗大”学习，后来又上了中央党校军事队。 久经沙场的王树声，那一年（1943年）38岁了，作为一个高级干部，38岁可谓“少壮”，令人羡慕；但作为人的婚恋年龄看，38岁仍是孤身一人的话，就是超大龄青年了，甚至要让人可怜了。 在紧张的学习之余，王树声的心灵深处，时常泛起阵阵难以名状的孤寂之感；特别是周末和节假日，每当他看到战友们成双成对的倩影，闻到小家小户窑洞里飘出的缕缕饭菜清香，他那孤独的心绪就更无法描绘了。 使他孤独的心得以慰藉的是党校偶尔举办的文娱晚会，每到这时候，当听到外单位一群姑娘的欢声笑语，他的心境才神奇地觉得轻快一些。 细心的人渐渐地发现，军事队队长王树声几乎每场晚会都参加，每次还必坐同一个位置，每次的目光又都是盯在一个姑娘身上。 那姑娘，修长的身材，白皙的皮肤，大大的眼睛。王树声的目光总是围着她转。有几次王树声真想上前跟这位姑娘搭话，可姑娘的庄重、矜持的神韵，“吓”得这位威震敌胆的将军终还是不敢近前一步。 这一切，都看在王树声的老战友唐明春眼里。 一天，唐明春悄悄地凑到王树声身边，轻声问：“队长，想啥心事？” 王树声撞了他一膀子，却细声道：“莫瞎夸哟！” 唐明春诡谲地一笑：“不怕你是老革命，也瞒不了我这‘过来人’的眼！那个漂亮姑娘，我认得。怎么样，求不求我帮忙？” 王树声心里暗暗一喜，说：“你吹牛吧？”“说真格，队长！你这么大年纪了，也该解决这个问题了。同志们都在关心你哪！”停了一下，唐明春又凑近王树声的耳朵，说，“那个姑娘叫杨炬，是中央门诊部的‘一枝花’，是个好医生。和我爱人在一起工作，俩人熟着呢！” 王树声握住老战友的手，兴奋地笑道：“那就让你们费心了，多谢啦！” 讲好了“帮忙”，可一连几天唐明春没有回音。这对性急如火的王树声，是何等难耐呀，他简直度日如年！ 现在，既然知道了那姑娘的姓名、工作单位，为何不自己上门去试探一下呢？在“爱胆”的驱使下，王树声决定借治疗脚后跟裂口之名，亲自跑到中央门诊部去了。 说来也巧，当时看病的人寥寥无几。王树声等到只剩下自个儿时候，赶紧坐到杨炬的桌前。 杨炬对王树声自然如平素接待病人一般，边写边问：“叫什么？哪个单位的？哪儿不好？” 王树声一一回答，然后按捺住狂跳的心，脱下袜子，指指了脚后跟。杨炬例行地看看了，开始写处方。王树声却话多起来了，问杨炬叫什么？哪里人？多大年纪？越问越离谱，越说越紧张，最后竟变得结巴了：“小杨医生，我、我对你……印象很好，咱们、咱们、……” 杨炬不听则已，一听脸刷地红到耳根，她毫无思想准备，慌乱中扔下钢笔就跑进隔壁的诊断室，关上了门。 空荡荡的值班室里，剩下一个脱了一只袜子的王树声，好不尴尬！ 王树声败退回去了。 他不服气，他拥有军人的一些短处，比如在表达爱情方式上的简单，不会从对方的处境着想，因而使一般、特别是知识分子女性开始难以接受。但他又拥有军人的一切长处：勇敢，直率，百折不挠。“初战”失利之后，他想法仍很简单：一次生，二次熟，三次不就成啦！他又接连几次去了门诊部，可每次都是他一踏进门槛，杨炬就闪身不见了。 几番碰壁后，王树声有些茫然了。 而杨炬是又怕又气：这种求爱未免太出格太大胆了吧！唐明春得知王树声已经“捷足先登”，并且吃个闭门羹，大笑之后怪王树声太毛草，说这是细活，不能像找个警卫员那样随便，然后派出自己的“老婆”赶快进行“火力侦察”。 唐明春的爱人叫连军，是个护士。趁着门诊部清闲，连军就和杨炬拉起呱：“你知道吗？杨医生，咱们副总指挥可是个大英雄，很小就参加了红军，跟徐老总是一正一副两个指挥官，你别看人家官大，哪里有一点架子？你说是不是？” 杨炬越听越糊涂，冋道：“你说谁呀？” “嘿，你是装傻？还是真的不知道？我说的人就是那天来找你看脚后跟的那位，忘啦，你还让人家坐了冷板凳……” “哦，你说的是他呀，别说了，别说了。”杨炬不想让人家知道这件事。 “人家可是相中了你呀！”连军瞅着杨炬绯红的脸，不肯罢休，“我给你当个介绍人怎么样？” “我最讨厌媒婆了，你快走快走！”杨炬连说带笑、半真半假将连军推开了。 这边刚推走一个“媒婆”，那头又蹦出了“红娘”。一天傍晚，杨炬在延河畔洗衣服，她的同事王一楠医生也端着盆来到河边，边洗着衣服边与杨炬说话。说着说着也把话题转到王树声身上，说了王树声的许多好话。 杨炬素来跟王一楠要好，她见王一楠谈得那么恳切，不能不用心倾听。搓衣服的手越来越慢，渐渐停了下来，答应一声：“让我考虑考虑吧。” 杨炬这个决心不好下。和当时许多热血青年一样，他们投奔革命，也常有逃避旧式婚姻、追求自由解放的一面。杨炬在家中自小就被父母定了一门“娃娃亲”，小时候不懂事，等念了中学，就慢慢明白过来，尤其是看到自己的姐姐初中没毕业就当了地主少奶奶，整天受窝囊气，她恨死了包办婚姻。特别是到了每年的寒暑假，父母总要提起亲事，弄得她郁郁不乐，逼急了，她就跟大人闹，父母也无奈，只等初中毕业就嫁人过去。所以杨炬到延安，是彻底摆脱了包办婚姻；她想如果将来成家，一定要“自由”，找个对心思的。这个“王队长”人看来例不坏，可年纪大了些，样子又像个“大老粗”，似乎在感情上还有不小差距，她尊敬那些劳苦功高的“大老粗”，可做夫妻她还是下不了这个决心。 这件事又搁下了。 一天，杨炬正在办公室里坐着，她的上级、中央卫生处处长傅连璋招呼她过上一下。傅连璋手下管着一大批女性，自然少不了要做些撮合工作。这几天，周恩来副主席跟他打过招呼，让他多关心关心王树声的婚事，所以他也不必遮遮掩掩，直截了当地对杨炬说：“既然人家王队长对你印象好，又礼贤下士，亲自登门，你也不能摆架子，至少时以谈谈，增加点了解嘛！” 傅连璋为人正派，医术高明，领导有方，一向受到杨炬的敬重。傅连璋亲自当“月老”，杨炬不好再说什么，轻轻点了点头。 正在杨炬忐忑不安时，她收到了王树声写来的一封信。拆开一看，那一手遒劲的毛笔字，和娓娓的语调，使她顿时心花怒放：原来人家并不是“大老粗”，而是少见的“外粗内秀”呀！ 后来她才知道，王树卢不仅念过书，参军前还是一村的小学校长呢！ 杨炬终于同意“自由”地见一次面。 笫一次约会虽然没什么奇特之处，却总是令人难忘的。 那天，王树声依旧是上次“大老粗”的打扮，不同的是音调不再颤抖了，谈吐也不再结巴了，而是稳重中带着洒脱，浑身散发出军人的特有气质。他开口笑笑，就说：“小杨同志，真对不起，我上次太鲁莽了！” 杨炬不好意思了，也笑笑说：“该我向你道歉才是。我这个医生失了职，连病也没给你看，就跑了唔，你的脚好了吧？” “嘿，哪里有什么病？我不过是找个借口来看看你！”王树声坦诚地说。 接下来，两人开始谈各自的经历。王树声简明扼要地谈了自己多次负伤的情况，以及参加革命的经过和家世。杨炬默默地听着。末了，王树声瞅瞅她，说：“你看，我就是这么个人。” 杨炬由衷地赞许说： “早听人传过一些。你果真不简单，是个有功之臣！” “那可不敢当！”王树声赶忙说，“你不知道，我还犯过不少错误，我还跟着张国焘乱跑过哩！” 王树声的坦诚、豪放，使杨炬深为感动。她想，人家对自己既然以诚相待，自己又有什么活不能向人家讲呢？ 于是，她面对王树声，道出了自己的身世： 她说她是湖北南漳县人，父亲是位中学美术教师。只因有祖传的几十亩地，全家又无人参加劳动，就成了地主。她兄弟姐妹共十人，姑娘群中她排行老二。1935年，她考入襄阳省立五中学读书。毕业前夕，抗日战争爆发了。同学们激奋的热血沸腾，整天聚在一起议论前线的战事、民族的前途，商量自己今后怎么办，有的主张参加国民党政府的抗日团体，有的打算投奔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她是后者。 后来，在一位老师和她哥哥的启发下，她来到了延安。 王树声听到这儿，不由赞叹地说：“你的胆子也真够大的！”“都亏了我哥哥带路！”杨炬接着说，她哥哥叫杨宗权，原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当时在陕西的凤翔参加一个抗日救亡团体。听说妹妹和同学要去延安，怕她们年幼无知，就请假回来，先把杨炬送到武汉，再经友人与和八路军驻汉办事处取得联系，又护送杨炬和同学到了西安，并约定了随后在延安见，他才回转凤翔。只因国民党顽固派封锁了边区，他们兄妹俩才再没相会。 听到这儿，王树声打趣地插了一句：“你这也算参加了小长征哩！” “你听吧，热闹还在后头哩！” 杨炬微微笑着说，到了陕北，她进了陕北公学分校，学了4个月的政治理论，就毕业了。紧接着，她又幸运地被组织上送进了卫生学校，以后改为医科大学，学了3年，直到去年9月毕业。 “哈，小杨，没想到你还是个大学生，我可是个大土包子！”王树声瞧着杨炬，爽朗地笑了。 “你这个大首长，别拿我们小干部开心了。”杨炬也咯咯笑了。杨炬又说：“我也有伤脑筋的地方，前些日子，我也被‘抢救’了一顿！有人追问我：你家是地主，生活肯定富有，为什么还要跑到延安来？还问我哥哥把我送到延安，为什么不一起来延安？我一五一十地把情况说得明明白白，他们硬是不信，又对我采取了‘车轮战’连着逼问，问得也越来越离奇……后来又说我没问题了。没问题，那为什么乱整人？我至今想不通！” 王树声听着，面孔慢慢变得严肃起来。他看看杨炬满面委屈的神情，慢慢地开导说：“应该想得通。这要从两方面想：一方面，要看大局。胡宗南几十万重兵包围着延安，不能不防备国民党反动派和日伪派遣特务；另一方面，要看实践。你没有问题，结果不是整不倒你么？当然，那逼供和车轮战，肯定是错误的！不符合我们党实事求是的一贯作风，不要说对自己的同志，就是对放下武器的敌人，也不能那么办。这是那些政治水平不高的人干的，他们不能代表我们党。” “你讲的这个道理，和我敬佩的一位老同志讲的差不多。”杨炬赞叹地说道。 说着，她更靠近王树声一些，觅到知音的一股欣慰之情，油然涌上心头。 从此，在温暖的窑洞里，在桃李盛开的宝塔山麓，在知了欢唱的延河岸边，不时闪现出王树声和杨炬的身影。沐着春风，和着夏雨，经过一年的耕耘，播在俩人心田的爱情种子，渐渐萌发生长了。两人几次交往之后，王树声想早点把婚事办了。杨炬有些犹豫，她说不久可能要抽掉一批医务人员下乡，支持抗战，到安塞、蟠龙一带巡同医疗。王树声也就没有再坚持。 杨炬下乡的地点离延安有上百里，交通不便，再加四处流动，工作繁忙，一两个月也难得通上一封信，这下可把王树声急坏了。有几天，党校学习任务轻松，他就请了个假，也不带警卫员，只邀了知心战友游正刚，两人骑上马，一口气飞奔杨炬而去。 杨炬正忙着给人看病，护士告诉她外面有个当兵的找她。她出去一看，原来是王树声，不免责怪起来：“你看我们都忙着，你也不注意点影响……” 不曾想这话被一旁的游正刚听见了，他立刻打抱不平地说：“小杨，你这就不对了，我们副总指挥大老远跑来，这可是一片心意啊，我告诉你，过延河时正赶上发大水，差点没把我俩淹死！” 杨炬吃了一惊，怨气全消，急忙问：“伤着了没有？” “别听他的，没那么严重。”王树声回身去马驮上卸东西。“看见了吧，小杨！”游正刚指着马背上的两包东西，说，“人家还给你送来好吃的东西。你看，有猪肉、白面。还有你们女同志爱吃的零食！” 王树声道：“这些东西就算是慰劳你们医疗队的！你们辛苦了！” 听说杨医尘的“爱人”来了，医疗队的人早就探出了脑袋，这时都一齐鼓起掌来，喊着：“杨医生爱人给我们送吃的来啦！” 弄了杨炬一个大红脸。 9月，是王树声的好日子。中秋节那天，王树声拉上刚刚返回延安的杨炬，去西北军联防司令部，看望贺龙和徐向前。 两位老总当时是西北联防军的正副司令，一见他俩来了，高兴地拉进屋。贺龙听说杨炬是湖北南漳人，摸着自己的小胡子，说：“南漳我待过，看来咱们还是半个老乡呢！” 徐向前则拿出一副扑克牌，洗过了，往桌上一码，说：“今年咱们边区粮食丰收，前线又打了胜仗，今天是礼拜天，又是八月十五，杨炬和树声是贵客临门，来，让咱们痛快玩一把！” 四个人正好一桌，三个人都很投入，惟独杨炬不时看看外面的天色，眼见太阳已经下山，她局促不安地直向王树声使眼色，可王树声好像明白，却迟迟不说“走”字。 一旁捏着大烟斗的贺龙向徐向前眨眨眼：“既然小杨有些着急，就把事儿办了吧！” 徐向前会心地一笑，说：“对哟，小杨，今天是好日子，一边过节，一边就和树声在我们这里把喜事办了，不是两全其美吗？” 杨炬没有想到事情这么突然，终身大事就在牌桌上决定了，心急得砰砰乱跳：“啊，徐老总，贺老总，这不行，这不行！” 徐向前微笑着说：“你和树声的事都已经定了，赶上好日子就别再拖了。行了，今天你俩都别走了！” 杨炬这才发现自己今天穿得是粗布列宁服，两颗扣子也掉了，还是用别针别着的；再看脚上，那双毛边旧布鞋里是双光脚丫。“这哪成呀？你们看我这身……” 贺老总的烟斗在桌边上敲了敲，说：“革命夫妻嘛，哪里要什么讲究！” “不是为这……”杨炬连连摇头，突然总中生智：“我们门诊部还不知道呢，我得向组织上打了报告才行！” 这哪难得倒两个老总？徐向前说：“小杨啊，我是树声的老上级，你们的事，我还可以当半个家吧？” 杨炬不语，看着自己的光脚丫。 贺龙又说：“我这个联防军司令也同意了，还不行吗？以后我跟傅连璋说！” 杨炬还有什么话说呢？想想迟早要办，办就办了吧！ 此时，王树声的老战友、也在党校军事队学习的陈赓闻讯跑来了。他得知王树声和杨炬马上结婚，立即跑上一个窑洞顶，用手作个喇叭筒，对着四面大喊：“报告大家一个大喜讯：王树声和杨炬就要结婚了！” 陈赓这一广播，两位新人的战友都跑来了，一起操办起来。婚礼立马就开始了。 众人起哄，王树声和杨炬“坦白恋爱经过”。王树声直摇头，刚说了声“她太调皮”，杨炬就不让他说，堵他的嘴，说：“是你厉害……”还没等他俩说完，这边老战友徐深吉的“对联”已经出来，还专门让擅长书法的邵式平挥毫： 上联——调皮遇厉害； 下联——花好见月圆； 横批：革命伴侣。 当战友们喝完喜酒，欢送新人入洞房的时候，正是花吐夜香、月悬中天的良辰。那皎皎的中秋月，多情地把乳白色的柔光，洒进了温馨的洞房…… 第一节 1．杨勇厉声喝道：“别喊了！一点小伤，算得什么！”他简单包扎一下伤口，又投入战斗。这己是他第三次负伤了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奔赴抗日最前线。红军的军官们普遍“降职使用”，原红4师政委杨勇担任厂八路军第115师343旅686团副团长。 职务能上能下，是红军最优良的传统；一切服从大局，是革命军人优秀的品德。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杨勇和所有的红军官兵一样，义无反顾地奔向抗日最前线。 1937年8月，杨勇和686团长李天佑率领部队向灵丘开进，阻击日军的进犯。 在部队开进途中，杨勇见到许多从前线溃逃下来的国民党官兵，他叫住一个士兵，想了解一下前方日军的情况，只听到这个国民党兵一个劲儿地说日军太厉害了，但细问他日本兵怎么厉害，他却说不出一句，原来他不过是听别人说日军厉害，他自己竞然连日军的影子都没有见到。问了问其他士兵，同样是这种情况。如此无能的国民党军队，让杨勇又气又急。 由于国民党军不战而退，115师尚未赶到灵丘，灵丘就已被日军攻占。因此，115师决心利用平型关的有利地形，进行一次伏击日军的战斗，激励全国人民的抗日精神，振奋抗日军队的士气！杨勇所在的686团的任务是在老爷庙附近设伏。9月23口黄昏，在李天佑和杨勇的率领下，部队出发了。经过急行军，于当夜赶到距平型关大约15公里的冉庄驻扎下来。经过深入的战前准备、动员，指战员们明白了打好与日军交锋的笫一仗的重要意义，大家准备认真，情绪高昂，都表示要在战斗中冲锋在前，退却在后，要给日本鬼子一点厉害看看。 杨勇和李天佑安排部队休息后，也想抓紧时间休息一下，他们俩已经两天没有好好休息了，可是躺在铺上怎么也睡不着。 杨勇看了一眼辗转反侧的李天佑，开玩笑地说：“都身经百战了，怎么还这么紧张！”他话虽然这么说，心里很清楚，自己的心情何尝不一样。 “不是紧张”。李天佑转过身子面对杨勇道，“咱们这头一回与日本鬼子交手，别哪儿想到不全，误了事。” “是啊，这第一次交手很重要，我们的胜利会对全国产生影响，千万不能出任何纰漏！” 李天佑和杨勇又交换了一些意见，想到了一些要注意的事。也许是太累了，杨勇说着说着，巳听到李天佑的鼾声了，自己也不知不觉入睡了。 夜静更深，部队按时出发了。为了行动隐蔽，行进路线是很难走的羊肠小道。走着走着，便下起了瓢泼大雨。洪水横流，部队没有雨具，战士们穿着的灰军装被雨淋湿了。在崎岖的山道上，大家在奋力前进，不顾一切地疾进！ 前面的一条山溪，成了湍急咆哮的河流。为了安全过河，杨勇要求大家把枪和子弹挂在脖子上，手拉手，趟过去。 经过艰难的行军，部队按时赶到了设伏地。这时天朦朦亮了，雨也停了。部队进人一条山沟里隐蔽。 潜师远袭，贵在隐蔽。为了隐蔽好，既不能走动，也不能生火，战士们身上湿淋淋的衣服全靠自身的休温来烤下，为了战斗的胜利，大家咬牙忍耐着一切困难。 部队严阵以待，指挥员抓紧时间观察了解各种情况。李天佑和杨勇伏在一个土坡上，四处观望。李天佑举着望远镜观察了一会儿递给了杨勇。杨勇接过望远镜观察了一阵后，对李天佑说：“部队隐蔽得很好，要想捕住狡猾的野兽，就要善于隐蔽好。”他望了一下周围，接着说，“这儿真是一个伏击敌人的好地方，你看，地势狭长，公路那面山高坡陡，很难爬上，我们这边山低坡小，便于隐蔽。有利于出击，真是天赐我歼敌战场！” 李天佑点点头道：“现在我们拉好了网，张好了口袋。687团在东侧，685团在西边，单等敌人来了。到时候，攻击令一下，他们斩头砍尾，我们拦腰狠切，鬼子箅是死定了。” 说到这，李天佑微微皱了一下眉头，指一下对面的山头：“不足的是老爷庙目标太明显了，不能在那边山头上埋伏我们的人，只能在战斗打响后，再去抢占它了！” 太阳升上山头丈把高的时候，山沟里传来了马达声，随着声响越来越大，只听有人小声地说了一句：“快看，来了！” 杨勇往远处一望，隐约看到百余辆汽车载着日本兵和军用物资在前面，两百多辆大车和骡马炮队在后，接着面来的是骑兵。车鸣马嘶，一片张狂。随着车队越来越近，能看清日本兵头戴钢盔，斜背着枪，叽哩哇啦的，十分骄横。 杨勇观察了一下自己的部队，周围很平静。战士们紧握手中武器，睁大眼睛，只听着一声号令就杀奔出去。 在战士们急切的等待中，位于石灰沟南山头的师指挥部，终于发出了冲击敌军的信号。 顿时，部队埋伏的半边山岭，吼声四起，杀声震天，机枪声、步枪声、手榴弹声、迫击炮声响遍了山岗。各种武器一齐向敌人开了火。因为都在最佳距离射击，命中率很高，杀伤力极强，日军旋即倒下一大片。 八路军勇士们随即向敌人发起了冲锋，从山坡上、从公路旁杀向公路，杀向敌阵…… 日军坂垣师团是经过严格训练的部队，虽然遭到突然打击，初时有些混乩，但很快清醒过来，其指挥官立即组织部队一面利用汽车与沟坎进行顽抗，一面指挥一部分人抢占老爷庙的高地。 敌人的这一手，李天佑早已想到了，他立即命令3营：“不要怕伤亡，一定要拿下老爷庙！” “保证完成任务！”3营长带领一群战士冲了出去。“老李，你负责这里，我跟3营一起去！”杨勇没等李天佑回话，拔腿就跟着3营冲上前去。 山沟里炮声隆隆，硝烟弥漫，杀声震天。3营官兵穿行在枪林弹雨中，他们越过山沟，冲上了公路，不与公路上的敌人纠缠，只顾往老爷庙冲。部队一到老爷庙附近就与敌人展开白刃格斗。战土们与敌人扭在一起，只见枪托飞舞，刀光闪闪，杀声震耳。这是八路军战士第一次与日本鬼子交手，面对强敌，毫不畏惧，都以一当十，奋勇厮杀。 在3营向敌冲击的同时，李天佑命令12连副连长带领部下抢占东面公路拐弯处的一座土地庙，控制了有利地形，阻击后面跟进的敌大车队。12连将敌人两头的大车打瘫痪了，中间的全都卡在那里动弹不了了。 这一边杨勇指挥3营占领了老爷庙，居高临下，利用有利地形狠狠打击敌人。 突然，杨勇觉得一股力量袭来，将他扑倒在地。他想爬起来，左臂却怎么也不听使唤了。 警卫员惊叫一声：“副团长，你负伤了！” 杨勇厉声制止：“别喊了，一点小伤，算得什么！”他叫警卫员拿出急救包，简单地包扎了一下伤口，又立即投人指挥战斗。这一次负伤，已是他从军后的第二次负伤了。 我军占领老爷庙后，直打得沟里的敌人满地乱窜，无处藏身。日军指挥官看部队左冲右突难脱罗网，深知老爷庙制高点的重要，又组织了几百名鬼子，以密集队形朝山上进攻。鬼子的进攻被一次次打退。 日军飞机赶来助战了，嗡嗡嗡贴着山头盘旋。面对山沟里的混战，日机不敢投弹了，害怕炸了自己人。从入侵中国以來，他们从没见过像八路军这样勇猛的部队。战斗持续到当日下午1时，我军终于将兴庄至老爷庙之间的日军全部消灭了。十几里长的山沟公路上，留下了1000多具日军尸体。 平型关大捷是中国抗战开始后取得的第一个大胜利。它粉碎了日寇不可战胜的神话，鼓舞了全中国人民的抗战热情，这一仗的胜利的意义极其深远。 作为主攻团的领导杨勇身先土卒，堪称军人楷模。 第二节 2．杨世峻决定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杨勇”，以便时刻激励自己当一名忠诚勇敢的好兵 杨勇是湖南省浏阳县文家市人。他1927年加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8军政治部宣传大队长，红3军团连、营政治委员，红4师10团政委，红1军団第1师、第4师政委。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15师343旅686团副团长、团长兼政委，115师独立旅旅长，鲁西军区副司令员兼343旅旅长，鲁西军区司令员，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7纵队司令员、第1纵队司令员，中原野战军第1纵队司令员，第2野战军第5兵团司令员。建国后，任贵州军区司令员，总高级步兵学校副校长，第2高级步兵学校校长，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兵团司令员，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志愿军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军区司令员。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新疆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副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副秘书长。 杨勇生于1913年，其父为他取名为杨世竣，小名统伢子。“杨勇”的名字是他参加红军以后改的。“世峻”略显文雅，而一个“勇”字却是名副其实地展示杨勇的性格特点。杨勇的勇劲，从他小时候起就出名。他7岁那年，当地的财主仗势欺人，一天借故把他的衣服弄脏了，还蛮不讲理。杨毫不畏惧，要求财主赔偿。财主狡猾多端，提出条件，要年少的杨勇下鱼塘去捉一条活鱼上来。一个儿童在水中捉一条大鱼是十分困难的，在当众人都为杨勇着急担心时，只见杨勇二话不说，一个猛子扎人水中，经过半个多小时的水中搏斗，杨勇制服了水中的鱼，也制服了财主。 1928年夏，为了躲避反对派的报复，当时杨勇和好友周政财逃亡常德，打听到鲁道源第50师正在招兵，于是，他两个去了第50师学兵团当了学兵。不久，杨勇得知彭德怀率领独立团在平江举行了暴动，闹得很红火。就和周政财一同逃离了学兵团，追寻彭德怀的起义部队。直到1930年5月，才找到了彭德怀领导的红5军，终于实现厂当红军的愿望。 为了激励自己当好一名优秀的红军战丄，当时仍叫杨世峻的他决定将自己的名字改一下。改个什么名字好呢？他想起了在里仁学校读书时，陈校长讲过的“勇”字，“勇”字是形容士兵的忠诚、勇敢，刚强不屈，也是形容一个好男儿阳刚之气的。杨坻峻决定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杨勇”，以便时时刻刻激励自己当一名忠诚、勇敢的好兵。 从此，杨勇的名字，在红军中叫开了；在八路军中叫开了；在人民解放军中叫开了。一提起杨勇，就知道他是一名勇将，一名忠城于祖国的将军。 杨勇的忠勇果敢，使他在红军队伍里进步很快，1934年红军长征时，他已经是红4师第10团的政委了。 当红军连续突破敌人的三道封锁线，来到湘江岸边时，遭到国民党重兵的阻截，形势非常严峻。红3军团政治部主任向杨勇和团长沈述清下达了命令：“你们10团作为先头部队，过江后迅速修筑工事，坚守阵地，掩护中央纵队和红9军团、红5军团渡江，没有命令不准撤退！” 杨勇意识这一命令的含义，不管敌人有多少，不管敌人多么凶恶，不管战斗打得多惨，也要死守阵地，与阵地共存亡。接到命令后，杨勇和团长沈述清率部星夜急进，于28日抵达湘红岸边，立即同3营营长张震一起在界首、兴安之间选好了渡河点，迅速地组织部队渡过了湘江。 杨勇率领的先头部队虽然进至界首，但师的后续部队因道路狭窄、辎重过多，未能赶到湘江渡河点。这时传来侦察员所获的情报：敌人第一路“追剿军”一部由全州向脚山铺的红2师发起了进攻，一部正全力向黄沙河开进。其他几路“追剿军”，分别向道县、文市等地红军后卫部队进攻。桂军主力已分两路北进，企图夺回渡点，围歼红军于湘江两岸。 杨勇和团长立即组织部队抢修工事。没过多久，桂系第7军独立团和第45师赶来了，占领了脚山铺西北的高地，随后对红军阵地进行炮击。炮火密集猛烈，大有炸平红军占领的山头之势。一场前所未有的恶战，在湘江两岸展开了。 红军的阵地全部处在敌人的炮火射程之内，杨勇率领的红军，以单一兵种和步枪、手枪、手榴弹等武器，抵抗敌人步兵、骑兵、炮兵和空军的联合进攻，实力上敌众我寡，武器装备上敌优我劣，地形上敌高我低，这一切不均衡，预示着这场较量将是非常残酷的。这一点，杨勇早就想到，所以部队一进入阵地，他就要求战士们克服一切困难抢修工事，要求每一发子弹、每一颗手榴弹都要发挥作用，不能浪费。 一阵炮轰后，敌人一排排地向10团冲来。等敌人到了10团的有效杀伤距离，杨勇一声令下，红军战士奋起猛打，枪声、手榴弹声顿时响成一片，敌人纷纷倒地。 但是，打倒了一批，又上来一批，再打倒一批，又冲上来一批，敌人仗着人多势众，武器好，突入了10团的前沿阵地。红军战士用雨点般的手榴弹炸死了一批又一批敌人，迫使敌人暂时停止了进攻。 敌人调整了兵力，又一次发起进攻。红10团团长沈述清率1营顽强反击，虽然打退了敌人的进攻，但沈团长却不幸中弹壮烈牺牲。 沈述清牺牲后，上级立即派红4师参谋长杜中美接替团长的职务。但不幸的是，在当日下午与敌反复争夺阵地战时，杜中美又壮烈牺牲。一天的时间内，10团先后失去了两位主要指挥员，许多优秀战士也倒在了阵地上。 眼看敌人又一次冲了上来，杨勇望着曾患难与共的战友倒在血泊中，悲愤填膺，他从战壕里一跃而起，端起刺刀，带头冲向敌人。经过一场白刃战，又一次杀退了敌人的进攻。 杨勇率领部队与敌浴血奋战，一直顶住到中央纵队全部渡过湘江，他才奉命撤出阵地，带着部队继续西进。 1934年12月下旬，杨勇率部长途跋涉进入贵州。1935年1月9日，党中央机关进驻遵义。红3军团以一部兵力在乌江至遵义地段实行运动防御，主力则集结在懒板地区休整。由于转移以来，部队边走边战，减员很多，根据上级指示，红3军团由3个师缩编为2个师另一个独立团。杨勇仍为第4师第10团政委。 红军进驻遵义后，国民党薛岳部的两个纵队8个师尾追红军进入贵州。红军为了摆脱敌人的追击，于1月19日撤离遵义，向土城、赤水方面进发，以求迅速渡过长江。部队行动后，经侦察获悉，川军刘湘的郭勋祺师已先于红军南渡长江，抢占了土城地区的有利地形，企图阻击红军。 中央军委为了取得渡口通道，决定由彭德怀、杨尚昆指挥红3军团，还有红5军团和红1军团的各1个师，迎击川军。 杨勇和团长带领部队随军团为左路纵队，于25日赶到土城附近准备投人战斗。28日拂晓，红军发起攻击，激战3小时，突破了敌阵地。但敌立即将预备队投人了战斗，战斗越打越激烈，红军虽英勇顽强，但敌人兵力上占据优势，武器装备也优，红军久攻不克，形势十分危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亲临前线指挥，投人了主要兵力，仍是攻不破敌阵。 就在这场激战中，杨勇的腮部被敌弹击中。 战至黄昏，毛泽东果断地命令红军撤出战斗，西渡赤水河而去。 杨勇负伤后，随休养团行动。在行军路上，他碰上自己的姨表弟胡耀邦，当时胡耀邦只有18岁，因得了疟疾，发烧不止，身体很虚弱，行走困难，倒在了路旁。 见到杨勇，胡耀邦的眼泪都快要流出来了，他拉着杨勇的手说：“世峻哥；我怕坚持不到头了。” “不会的，你要有信心。再说，有我在嘛！”杨勇极力鼓励和安慰表弟，并将他搀扶了起来，把水壶递给他喝水。 这对表兄弟，在生死攸关的征途中相遇，而且一个负了伤，一个染上了疾病，为了革命大业，他俩都付出许多，此时两人内心都很激动。真正的人生价值是从艰难困苦中磨炼出来的。杨勇和胡耀邦相见后，勇气顿生，信心倍增。杨勇不顾自己负伤的身体，把胡耀邦扶上自己的坐骑，跟随着部队缓缓向前，朝前走，决不回头，共同的信念将他俩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杨勇不久又回到战斗部队，他率部翻雪山、过草地，与张国焘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掩护和保卫党中央的安全，一直抵达陕北。 第三节 3．杨勇率领686团在汾离公路连战取胜，轰动了整个吕梁山区。老百姓们争相传颂：“杨勇，杨勇，真是扬了勇！” 平型关大战后，杨勇担任了686团团长。1938年3月14口下午，杨勇带领部队正在驻地和友军联欢，这时突然接到师部来电，说13日由临汾增援蒲县的日军，其先头五六百人已向午城开进，中午与师直属队遭遇，师部警卫连已占领午城镇东北的高地，正在抗击敌人。警卫连与敌激战两小时，歼灭敌人百余人后，现已撤至午城镇北侧高地与敌对峙，掩护师主力及友军迸人机动位置。9军现巳占领了午城。陈光代师长命令686团开至义泉镇地区，打击西进的敌人。 接到命令，杨勇通知部队停止观看演出，立即进行了战斗动员，并连夜出发。急行军80多里，于第二天下午到达下桑峨、下寺徒一带宿营。 16日，敌情又有变化，杨勇率部队沿一条山间小道，插向午城东侧。经过几个小时的急行军，到了蒲县与午城之间的上下龙花―带集结，隐蔽待命。 不久传来消息：杨得志率领的685团，在罗曲镇歼灭了西进的200多名日军，缴获战马100余匝，还有不少军用物资。 兄弟部队的胜利，对杨勇所部起到了激励与鼓舞的作用。官兵们急切地盼望杀敌。杨勇安慰大家说，日军骄横，他们既然已深人到大宁，定有后援来，我们做好准备打敌后援！ 果然不出所料，3月17日，日军从蒲县开出了60多辆装满物资的汽车，在6卡车全副武装的士兵护送下向大宁开来。 当日军车队进入并沟以西时，他们没有想到杨勇率领的686团早已在这里等候多时了。 日军进人伏击圏后，杨勇一声令下，全团所有火力向敌人猛打，当即击毁敌军车6辆，击毙敌人200多人，余敌逃人午城。师部立即命令685团和686团从东西两边夹击，将午城的日军包围住，尔后歼灭该敌。 686团担任主攻任务，杨勇决定以3营作为主攻营。3营官兵受领任务后，情绪高昂，决心一定打好这次战斗。他们人人在左臂上系了一条白布条，作为夜间行动的识别标志。午夜时分，他们开始接敌。 日军因连续遭到袭电，他们最怕与八路军夜战，所以，再也不敢安心死睡了。 然而，杨勇的部队更加凶猛，尽管日军拼命抵抗，686团3营还是很快抢占了日军的工事，穷追猛打分散在街上的敌人。 日军急了，竟发动汽车加大油门冲撞3营战士。由于汽车马达的响声和灯光很明显。战士可以及时躲闪，不仅吃不了亏，反而可以用手榴弹打击这个庞大的目标，而且一掷就准。日军汽车挨了手榴弹便爆炸起火，吓得再也不敢开灯了。夜间难以识别目标，结果汽车撞汽车，自家人打自家人，许多车挤在一起找不到出路，气得日军叽哩哇啦相互咒骂，这样更加暴露了目标，遭到了更大的打击。 经过一场激战，一场混战，日军60多辆装有物资的车燃成了团团的火球，火球连火球，成了火城，成了火海。这股日军被全部火化了。 驻临汾日军得知他们驻午城的部队遭袭击，立即派出600多名步兵、200多名骑兵和一个炮兵中队驰援午城。 旅部命令685团控制午城镇，钳制可能从大宁西进的敌人；命令杨勇率686团在拂晓前赶到井沟、张庄一带，埋伏于路北；孙家庄的游击支队埋伏在路南，重新布下了一个口袋，等着捕装鬼子。日军因连续上当吃亏，也学乖了许多，行动缓慢、谨慎，没有以前那样狂妄骄横了。他们采取一面火力搜索、一面向前运动的方式步步前进。 隐蔽于山沟、丛林中的686团的战士们，高兴地看到鱼儿要进网了，大家在默默地数着日军的车辆和人数。 当日军的先头部队到达井沟、张庄之间时，日军指挥官一声吆喝，部队马上变成了战斗队形，分三路搜索前进。为了壮胆，日军指挥官命令炮兵向山梁打了几炮，尔后警惕地观察动静。 杨勇知道日军是在搞火力侦察，示意部队不必理睬日军打炮，他观察了一下自己的部队，指战员们隐蔽得很好。 日军火力侦察没见有什么反映，又静观了一会儿，仍未发现什么破绽。日军指挥官放心了，便又命令部队继续前进。 杨勇见时机已到，一声令下，全团官兵和游击支队同时从两侧山腰猛烈开火，几十挺机枪喷出了火舌，成批的手榴弹从丛林里居高临下飞向敌阵，枪声、爆炸声，像阵阵滚雪掉人山谷，山岗在晃动，大地在颤抖。日军处于八路军强大的火力控制下，顿时乱了方寸。 过了一会儿，日军指挥官才清醒过来，组织部队反击，并抢占了井沟、张庄以南的龙王庙阵地，进行拼死的抵抗。由于日军的地形有利，且武器好，八路军进攻受阻，两军呈胶着状态。 战至1时，日军6架飞机前来轰炸，在686团降地上投下了100多枚炸弹，日军的大炮也进行猛烈轰击。好在杨勇灵活地指挥部队利用山沟、岩石、丛林进行掩护，避免了伤亡。狂轰滥炸过后，日军组织士兵出击，妄图突出重围。杨勇见日军来势凶猛，鼓励部队说：“同志们，敌人拼命了，我们一定要顶住！”战士们心里都清楚，战斗到了拼意志、拼决心的关键时刻，决不能让眼前的这群鬼子跑了。在杨勇的带领下，全团官兵奋不顾身地冲出了阵地，与敌人展开厮杀。 战至黄昏，龙王庙一带的日军终于被歼灭，500多名日本兵丧了性命。张庄200多名口本兵，大部分死在阵地上，少部分逃走。 3月19日早晨，午城与井沟的战斗正式结束。杨勇指挥686团与日军连续三次交锋，取得了三战三捷的胜利。 日军连续败在八路军手下，自然不甘心，急于报复，又组织了千余人的兵力进行反扑。凑巧在大宁附近与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的部队相遇，双方激战了起来。战斗不久，卫立煌部不敌日军的凶猛攻势，退了下来。 日军得势不放手，穷追不舍，最后将卫立煌的部队打散了。卫立煌只得求助于八路军支援。 八路军115师代师长陈光了解了卫立煌的意图后，表示可以支援。陈光命令杨勇派部队在白儿里阻击猖狂进攻的日军，掩护卫立煌部队撤退。 杨勇接受任务后，命令团直属队教导员方国南带领持务连，迅速抢占白儿里的有利地形阻击日军，争取时间，掩护大部队展开。 特务连以惊人的速度占领了阵地，并立即借助阵地前的悬崖峭壁构筑了工事。日军一次又一次企图通过，都被特务连的坚决阻击挡住了。日军万万没有想到会在这里受阻，日军指挥官杀气腾腾地逼着部队进行更疯狂的攻击，结果遭到的是更大的惨败。日军动用大炮轰击，也无济于事。英勇善战的特务连，打退了日军一次次攻击，没有让日军一个人通过。 从战斗一开始，杨勇就陪同卫立煌在指挥部观察战斗情况。两军拼杀的激烈场面，令人惊心动魄。不管日军怎么发疯，就是通过不了山口，日军士兵的尸体很快堆满了山沟。 卫立煌惊诧地问杨勇：“战斗打得这么激烈，请问杨团长，在前面打阻击的有贵军几个团的兵力？” “只有我们686团的一个连。”杨勇回答说。“只有一个连？不，杨团长，请不要开玩笑！一个连怎么能挡得住这么多日军的连续冲击？” “卫长官，这是真的，我只派去一个连。你要是不信，等他们撤下来，你查查人数就请楚了。” “好，眼看为实，我一定要看看，看他们是怎样的一个连。”战斗很快结束了，杨勇向担任阻击任务的特务连下了撤出战斗的命令。没想到卫立煌真的等在那里清点人数，要看看他们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人。 卫立煌手下的参谋仔细核实了人数，向卫立煌报告说：打阻击的八路军确实只是一个连，共200多人。卫立煌看着这些从面前经过的八路军战士，看到他们身上背满了缴获的战利品，听了连长向杨勇的报告，他信服了。他十分感叹地对杨勇说：“杨团长，如果我有像贵军这个连队一样的一个团，恐怕会打遍天下无敌手了。” 杨勇笑了笑，说：“卫将军，一个团的能力总是有限的，我们八路军的每个部队都和我们团一样，真正的力量是民众，是千百万觉醒的劳苦大众，他们才是所向无敌的力量！” 这次亲眼目睹杨勇部队对日作战，给卫立煌印象极深。他后来一直与八路军团结抗日，并给予八路军诸多支持和帮助，并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毅然从海外回归祖国，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杨勇的“勇猛”，就连他的对手也不得不折服。1938年9月，华南方面的日军大举进攻广州、武汉。华北方面日军也不甘落后，向山西增兵1万多人，兵分两路，一路走永济、风陵渡，直逼西安；一路朝离石、柳林进犯，企图威胁陕甘宁中共中央的安全。 根据日军的动态，八路军115师在罗荣桓、陈光的指挥下，主动出击敌人。师首长命令杨勇率686团迅速进至汾阳、离石公路东段，伺机打击西犯的日军。 杨勇接到命令后，带领团、营干部到现地勘察地形，仔细研究作战方案。 上了薛公岭后，杨勇举起望远镜四处了望，只见薛公岭一带峰峦起伏，沟壑纵横。汾离公路顺山势蜿蜓东来，紧靠薛公岭的一段是个沿山而上的斜坡，斜坡上来便到了岭下的一块回地，凹地一带并排平列着4条山沟，沟里长满了齐腰深的杂草。团、营干部们看到这种地形，忍不住都兴奋地对杨勇说：“团长，这里真是个好战场，就在这里干吧！” 杨勇不说话，目光盯住了路北侧山坡上的一个碉堡。根据侦察队的报告，碉堡是鬼子用来监视公路东西两头动静的，白天由一小队鬼子来占领，晚上撤回东边的王家池据点。要是先拔掉据点，势必会打草惊蛇；要是不拔掉，据点里的日军一旦出动，我军这场伏击战取胜的把握就会小很多。 这时，炮兵连长看出杨勇的心思，他笑着对杨勇说：“团长，你不必为那碉堡操心，一打起来，我保证三炮就把它干掉！” “好！”杨勇重重地拍了一下炮兵连长的肩膀，“你保证三炮把鬼子的碉堡干掉，我就保证把路上的鬼子全部干掉！” 9月14日凌晨，686团按预定方案进人了伏击阵地，静静地等待鬼子前来送死。 7点来钟，侦察员送来情报：驻汾阳的日军汽车队已经出城。大约两个小时过去后，从东边的坡根下面传上来一阵阵汽车的马达声。过了一会儿，东边的路口上冒出来十多个闪亮的钢盔和十多把剌刀。这是日军的搜索队，他们在火力侦察中走走停停，缓慢前进。未发现与往常不一样的情况，便哇哩哇啦唱起了日本歌，不知是自娱解闷，还是为了壮胆，声调显得悲酸、凄厉。 日军搜索队发出了“平安无事”的信号，日军车队的马达声由远而近，一辆接一辆开过来了，毫无戒备地开进了686团伏击圈。 杨勇命令炮兵连长开炮。只听“轰”的一声巨响，炮兵连第一发炮弹就打中了碉堡，接着又是两发，碉堡里的日军连碉堡一起报销了。 埋伏在北侧山坡上的连队迅速冲了出来，占领碉堡前的一线阵地。 一排排手榴弹飞向敌汽车，机枪、步枪射向敌群，几公里路面上的汽车陆续起火，在狭窄的路上相互挤撞着、燃烧着、爆炸着……车上的日军，有的眺下来同八路军搏斗；有的趴在车厢边胡乱射击，因为硝烟弥漫看不清目标，只能胡乱放枪，有的后面的打着他们前面的；许多受伤的士兵手捂着伤口，嘴里叽哩哇啦喊叫着。八路军战士高喊着“杀”声冲下山坡，冲上公路，与躲在汽车旁的日军格斗，经过近1小时的战斗，一举歼灭日军200多人，生俘3人，缴获2辆没有炸坏的汽车和一批军用物资，余下开不动的车，统统烧毁了。 由于汾离公路不能通车，驻扎在黄河边上的日军第108旅团―部的供给发生了困难，旅团长山口少将只得命令部队沿公路向汾阳回撤。 115师陈光师长立即命令杨勇堵截敌人。杨勇接受任务后，反复地考虑歼敌方案。他心中清楚这一仗不太好打，一是日军在汾离公路连吃败仗，行动更加警惕了，伏击不易达成突然性；二是这次目标不同以往，过去几次都是日军的运输队，而这次是由山口少将亲自指挥的战斗部队，难以全歼。要使战斗取胜，设伏点必须远在敌人意料不到的地段，才能达到突然性，以小的代价争取战斗的胜利。 杨勇经过反复考虑，决定将设伏点放在王家池。 当他把这个想法向团、营干部传达后，有人提出意见说：敌人在王家池吃过亏，现在已在那里安了个据点，再要在敌据点附近设伏，困难多，风险大。 杨勇解释说：“过去我们几次在远离敌据点的地方设伏，这样是容易出奇制胜，但也似乎成了我们设伏的规律，敌人已注意到了我们这个规律。我们打破这个规律，在王家池设伏，是有些冒险，但只要我们把工作做好，在那里设伏会使敌人想不到，可以达到出奇制胜的目的。” 利用有利地形，出其不意，出奇制胜。杨勇决心导演一出新戏。 9月20日天亮前，杨勇率部悄悄地摸到王家池附近隐蔽了起来。 凌晨，日军垂头丧气地由离石出发，向汾阳撤退。对于沿途游击队的袭扰，山口少将采取“不恋战，快速前进”的策略，他怕与游击队纠缠发生不测，只顾一路前进。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等待他的是杨勇布好的口袋。 上午9点多钟，山口率部完全进人杨勇设下的伏击圈，天空中升起了一颗红色信号弹，寂静的公路上顿时如刮起狂风暴雨，手榴弹和爆炸声、机枪步枪的射击声响成一片。 日军没有料到会在这里遭到伏击，一下子就炸了窝，在光秃秃的公路上团团乱转，没过多久，就死伤大半。 随着嘹亮的冲锋号，686团和65团一部向敌人发起了冲击，迅速将敌人分割成几段。日军尽管垂死抵抗，终还是被我军歼灭了。 此次战斗，歼敌近千人，山口少将也被击毙。杨勇率部在汾离公路连战取胜，轰动了整个吕梁山区。老百姓们争相传赞：“杨勇，杨勇，真是扬了勇！” 八路军连战连胜，大大激怒了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寺内寿一大将，他破口大骂山口旅团无能，给日本皇军丢了脸，现了丑。驻临汾的日军联队长更是气急败坏，在为战死的日军召开的所谓“哀悼”大会上，由他提出，经与会的日军军官通过，给杨勇写了一份挑战书，逼迫一名中国老百姓送给了杨勇。日军“挑战书”的大意是：左地区队长兼政委杨勇麾下： 前与贵军交战，因地不利，三战不决，遗憾万千。实为大日本皇军不适山地作战，而善大平原战，愿约贵军到兑九裕平原一带再战，以决雌雄…… 杨勇看完“挑战书”，哈哈大笑。他将日军的“战书”递给副团长张仁初和其他团领导。 众人看过，一个个都乐了，对杨勇说：“‘左地区队长兼政委杨勇麾下’你就回他一书吧！” 杨勇叫一声“好！”飞笔回笺，书写几字：“阁下来隰县山间，再一较可耳？”信送去之后，终不见汾阳的日军有什么举动。也箅是人侵汾阳地区的日军幸运，令他们又恨又怕的杨勇在这一年的10月，奉命率686团东进太行、鲁西，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去了。 第四节 4．宋希濂大吃一惊！面前这位含笑的“年轻人”竞是大名鼎鼎的“勇猛战将”杨勇！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杨勇依然勇猛过人，是第二野战军闻名的虎将。 1945年11月，晋冀鲁豫野战军第7纵队成立，杨勇担任了司令员。7纵下辖3个旅，1.6万人。从1945年底到1946年初，在短短的四天时间里，杨勇率领7纵连克鲁西南的郓城、巨野、嘉祥3城，得到军区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的通令表扬。 1946年4月，国民党公开撕毁国共停战谈判达成的协议，在关外首先向东北解放区发起进攻；在关内则积极向各解放区周围调集军队，进行局部性的进攻和蚕食推进。从6月底开始，国民党军以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掀起了空前规模的内战。 为了进行自卫战争，杨勇带着第7纵队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拼杀在冀鲁豫战场上。 首先，参加了陇海路汴徐段自卫反击战。在战斗中，杨勇把运动战和大规模的交通破袭战结合起来，这在当时是对付国民党军队最有效的作战法。杨勇率部经过13天的奔袭，攻克砀山，并协同3纵队围歼国民党军181旅及29旅1个团。为粉碎敌人的进犯，在定陶战役、巨野战役、鄄南战役中，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同兄弟部队一起，歼灭敌整编第3师和师、47师各一个旅，接着又参加滑县战役，巨金鱼战役、豫皖边战役，歼灭了大量敌人，粉碎了国民党企图霸占冀鲁豫、打通平汉路的计划，有力地配合了山东、苏北我军的作战。 1947年3月，第7纵队与从晋察冀归建的第1纵队合编为新的第1纵队，杨勇为司令员、苏振华为政治委员。 到了1947年7月，全国战局发生了变化，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率先于6月底突破黄河防线，揭开了战略反攻的序幕。 杨勇率领1纵强渡黄河后，按预定计划将郓城驻敌包围，于7月7日黄昏时发起总攻。由于总攻前杨勇做了深入侦察，掌握了敌情，选择了敌人防御薄弱的西门作为主攻方向，采用集中兵力、火力先突破一点，尔后扩大战果的战法。经一夜攻击，全歼了国民党军的两个整旅，生俘敌副师长理明亚以下8500余人，毙伤敌2000余人。 郓城战斗的胜利，为正在进行的鲁西南战役取胜创造了有利条件，1纵获得军区通令嘉奖，并记大功一次。 在部队向大别山挺进时，杨勇率领1纵和中原独立旅，经过22天的长途艰苦跋涉和激烈的战斗，粉碎了大量敌人的前堵后追，连打9仗，攻克7座县城，跨越陇海路、黄泛区，渡过沙河、淮河等8条河流，行程600多公里，于1947年8月底到达大别山北麓河南的罗山地区。9月，杨勇指挥1纵在商城以西的中铺歼敌58师一个团2000多人，并将国民党军的机动兵力吸引到大别山的北麓，有力地保障了3纵、6纵队在大别山南麓皖西、鄂东地区的快速展开。 进人10月，杨勇统一指挥1纵、中原独立旅和6纵主力，在2纵4旅的协同下，于广济地区的高山铺一带，组织伏击战，全歼尾追的国民党军第40师师部及3个旅，并计126万余人。这一战役的胜利，极大地振奋了大别山区军民的情绪，提高了军队在无后方条件下作战和山地作战的信心，解决了部队过冬物资，对大别山区斗争局面的好转和重建根椐地工作起了重要作用，为在大别山区站稳脚跟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12月中旬，杨勇又率1纵挺进淮河以北、沙河以南的淮西地区，协同豫皖苏军区开辟息县、临泉、正阳等10余县的工作，成立了豫皖苏第4分区，使大別山区和豫皖苏区连成了一区，扩大了解放区活动范围。 1948年淮海战役打响后，杨勇率领1纵，在张公店地区歼敌181师5000余人，俘敌55军中将副军长兼181师师长米文和，后又率部阻击国民党军的进攻，激战三天三夜，迟滞了敌人近12万人的进攻。随后又参加围歼战，经过九天九夜的激战，直至淮海战役取得全胜。 1949年2月，杨勇升任人民解放军第5兵团司令员。4月，率兵团参加渡江战役，向大西南进军。到了11月，解放了贵州，随后人川作战。杨勇手下这时有三个军：第16军、第17军、第18军，第17军留驻贵阳，第16军和第18军入川作战。第16军和第18军都是能征善战的部队，在入川途中，披坚执锐，攻无不克，敌人如鸟兽散。 第18军155团团长阴法唐在进军途中获悉国民党湘鄂绥靖公署中将主任宋希濂正率7000余人逃窜。当即率部迂回，截住了敌人的退路，经过1小时的激战，歼敌4000余人。宋希濂率领残余人员向龙池逃窜，我139团继续追击，终于追上逃敌，生俘了宋希濂。 宋希濂是黄埔军校的优等生，在国民党军中也箅是一员悍将，沙场征战二十多年，胜多负少，最后却成了解放军的俘虏，其沮丧心情可想而知。后来他曾写下这样的回忆： “我在大渡河沙坪被俘之后，随俘虏队伍经峨嵋被送往乐山县集中，一路上，思前想后，万念俱灭。一想到自己数十年横枪跃马，未曾战死在沙场，却落到了今天这种可悲的境地，心里便感到一阵阵痛楚……” “当我们拖着无力的脚步踏进乐山县城时，远远就看到有不少解放军战士站在城门外，大约有一连人，等我和身后十几个将官到他们跟前时，押送我们的排长，让我们十几个人站在这一连人前面，这时，一个身背照相机的解放军干部出现在队前。我一看，立刻明白这是要给我们这些将官拍照，目标自然要以我为主要对象。我思想上很反感，心里极为不快，心想，反正你们把我抓来也难以活命了，还照什么相！如果你们拿去报上登出，人家看到我们这些人这副狼狈样子，昔日的声威岂不荡然无存了。要死也要死个骨气，决不能丢这个脸！……” “第二天早上8点多钟，门口停留一辆吉普车，点名叫我一人上车，说是解放军司令员找我谈话。我部下一听，都感到发慌，为我担起心来。我也感到事情有点蹊跷，默默地看了看这些跟我出生入死、南征北战的部属，心里一阵发酸，深感对不起他们。于是，我向大家点了点头，箅是最后的道别，然后转身向院门口的汽车走去。” 宋希濂当时的心情极为矛盾，他又怕死，又要拿出军人不畏死的“骨气”。怀着复杂的心情，他上了汽车，来一所中学校园里，随后被领到个相貌很看年轻的军官面前。这个看模样只有三十岁左右的军官穿着普通战士服，脸上露看笑容。他见宋希濂进来，放下手上的公文，指着桌旁的椅子说：“请坐。” 宋希濂打量着对方，猜测他的身份。就在宋希濂满腹狐疑，胡思乱想时，一个倒开水的战士对宋希濂说：“这就是我们兵团杨勇司令员。” 宋希濂大吃一惊！面前这位含笑的“年轻人”竟是大名鼎鼎的“勇猛战将”杨勇！ 下面是宋希濂和杨勇的谈话。 杨勇这时发话了，他对宋希濂和蔼地笑看说：“宋将军，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我们在湖南时曾研究过，并非没有争取你起义的可能。有几个人，一是你的大哥，还有几个是你的朋友，其中有个姓段的，还有个姓刘的，他们当时准备到湖北恩施去找你。但还没等他们找到你，你已经带着部队向西退了。此后，大家彼此赛跑，联系不上，也只好听事态自然发展了。” 说到这里，杨勇停了一下，看到宋希濂听得很入神，便又接着说，“话又说回来，现在事情既然已经这样，对过去的事，你也就不必计较啦！你先安下心，考虑一下怎样度过自己的后半生，好好改造一个时期，将来到北京去，看看我们共产党掌握政权后，是怎样治理国家的。” 杨勇和宋希濂谈了1个多小时，耐心细致地讲了共产党对待战俘的政策，要他相信共产党的政策，好好改造。最后，杨勇送他出来时又诚恳地说：“宋将军，我们的工作人员很年轻，不太懂事，请你不必计较。” 宋希濂一听这话，就知道是指昨天照相时发生的事，想不到这么点小事，很快就传到兵团司令员耳朵里了，本来是自己不诚心，可杨勇却检查他们自己，宋希濂心里很感动，觉得解放军确实了不起。 这就是杨勇，除了其勇，还有其诚，不但折服对手，也令对手叹服。 成都战役结束后，杨勇接到野战军邓小平政委电话指示，要他回贵州主持工作。 1950年1月2日，杨勇率兵团前线指挥部等机关工作人员，从彭山县启程，经乐山、荣昌、重庆，回师贵州。这一支由20多辆汽车组成的车队，满载着西南军区发给的军用物资，兼程而进。 杨勇坐在3兵团司令员陈锡联赠送的一辆黑色轿车上，行驶在车队的中间。担任这次行动警卫的只有一个排的兵力，分坐在几辆卡车上。 车队行进的路线，杨勇已经走过三次了，可以说很熟悉，有许多还是浴血奋战过的地方，如四渡赤水河、两占遵义城、设組娄山关，当年真是抢关夺隘，一路血战通过的。这一次可以说是凯歌高奏，得胜回朝。沿途经过城镇、驻军部队，都热情接待。 车队到了遵义后，得知贵阳军政各界将要举行盛大集会，欢迎杨勇司令员凯旋，欢迎省主席杨勇主政。大家听了非常高兴，巴不得立即飞回贵阳和战友们见面。第二天很早就上了路，车队一出了城，就加快厂速度。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在一个被称为“三道拐”的险峻路段，遭到了土匪的伏击。 当时情况十分危险，路的左边是陡峭的山岩，右面是大深沟。车行至这里，只能减慢车速，逐一通过。土匪正是利用这一险境进行伏击。匪徒们依仗着人多势众，已占据有利地形，气焰十分嚣张。 指挥部作战参谋很快查明，这股胆敢明火执仗的土匪，是“反共救国军靖黔先遣司令部”的人，由国民党军副师长宋泽指挥，他是一个惯匪出身，曾任过国民党新站乡乡长、刀把镇镇长、“黔北督导区”特务组组长。人民解放军解放贵州后，他为了执行谷正伦的“应变计划”，先携枪隐蔽，尔后进行暗中活动，胁迫群众，把遵义地区的25股土匪纠合一起，组成这股反动武装。这次，是宋泽通过隐蔽的特务人员探听到杨勇回黔的消息，企图在他盘踞的川黔公路凭借险要地形，埋伏重兵，来一个突然袭击。 面对突然出现的敌情，杨勇神色自若，泰然处之。他在这条路上打过许多恶仗，闯过道道险关，这点土匪，他并不担心。虽然敌人占据有利地形并有人数上的优势，但只要认真对待、沉着处理，不会出什么大的问题。杨勇指示立即给附近驻军发电，要部队火速增援。手下的人马只要能坚抟和敌人对峙，敌人就不敢贸然上来。 杨勇同时还考虑到与土匪纠缠时间长了会延误贵阳的欢迎大会，让大家久等，他决定马上冲出敌人的伏击地，赶回贵阳参加会议。 兵团副参谋长潘焱建议用小轿车吸引住敌人的火力，请杨司令换到大卡车里，由警卫人员掩护，强行通过。 土匪的射击目标果然被黑色轿车吸引住了。三辆卡车则趁机开足了马力，在密集的火力掩护下，冲出了敌人的伏击地段。 这一次遭土匪伏击，虽然有惊无险，但却给杨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后来说：这一切都在意料之外，在意外的时间、意外的地点，经受了一次意外的考验。 大难不死对于杨勇来说已经多次了，敌人的子弹至多在他的身上穿个窟窿，很难打倒他。 第五节 5．死亡，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可怕的，但杨勇这位忠勇战将面对死亡却没有一丝一毫的畏惧 杨勇忠实坦诚，刚正不阿。在革命战争年代里他是这样，在残酷的“文革”时期，他依然如此，坚持革命真理，决不屈服，被人称为勇士中的勇士。 1967年初，中国大地被乌云所笼罩，当时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杨勇已经预感到自己将要面临一场极其复杂极其险恶的战斗。果然，一天有一群自称“里火燎原战斗队”的不明身份的人冲进北京军区司令部大院，声称要抓什么“东北党”。 在当时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都很紧张的情况下，杨勇心中明白军队重要秘密一旦泄露，将会给国家安全造成巨大威胁。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他当即命令军区警卫营将这群闹事的人抓了起来。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谁敢抓“造反派”？事情一下子弄大了。就连杨勇也没想到，几个小时后，毛泽东也亲自打来电话过问此事，而且语气明显不悦：“听说你们抓了人了？” 杨勇只能回答：“报告主席，这伙人强行冲击军区司令部办公楼，直接威胁核心军事秘密，我采取了适当防卫措施！……主席让我放人我坚决执行，不过为了防止泄密，今后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建议仍该采取坚决措施。”杨勇随即就将那伙人放了。 但是他心中不明白，为何这事会如此迅速地惊动最高领导人？他的勇敢和耿直，使他卷入了更深的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其实，那一伙胆敢冲击大军区司令部，有极硬的后台，他们只不过是一群喽罗，一伙打手。指派他们行动的就是林彪一伙人。 杨勇是林彪的老部下，两人彼此比较了解。林彪一直想把杨勇拉人自己的核心圈子里，而杨勇却一直不肯上林彪的船。建国初期，林彪借病深居寡出，一度失去毛泽东的信任。直到1959年7月，彭德怀因耿直上书，与毛泽东产生强烈冲突，被罢免了国防部长职务，林彪趁机出山，当上了国防部长。他一面釆取各种办法竭力博取毛泽东的欢心，一面迅速扩大自己的势力，加强自己的力量。杨勇作为林彪的老部下，自然成了林彪拉拢的主要对象。 1965年，林彪让老婆叶群亲自去找杨勇，希望北京军区的人能和“林总谈一谈”。杨勇明白这谈一谈是什么意思，他若是在林彪面前献点殷勤，哪怕是稍稍热乎一点，林彪也会把他划人自己的圈子里的。但是杨勇就是不领这个情，他一直没登林彪的门，他这样做也就为自己埋下了隐患。 对于杨勇的冷淡，林彪又气又恼，于是他便开始对杨勇和北京军区的工作横加指责，多次在公开场合批评北京军区。“文革”开始后，杨勇也就劫难难避了。 1967年1月，杨勇遭到批斗。不久，他就失去了人身自由。林彪一伙对杨勇进行了不择手段的审讯逼供。杨勇白天被押去劳动，晚上则被连续审讯，整得他精疲力尽。专案组一伙人还在肉体上折磨他，在炎热的夏季里把一个200瓦的大灯泡始终挂在他的头上，烤得他儿度昏晕过去。 更为卑鄙的是，专案组竟然诱逼杨勇自杀。他们对杨勇进行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后，公开地留下绳子和安眠药，企图让杨勇选择自杀。但是杨勇心中非常清醒，他告诫自己决不能轻易去死，他要顽强地与对手最后的疯狂进行斗争。 杨勇的顽强令专案组又急又恨又无可奈何。这些甘做人渣的打手们如果稍稍认真了解一下杨勇的性格及历史，也许就不会在杨勇面前现丑了。 杨勇被关押期间，他时常反思自己的人生道路，反思后他更是坚定自己的信念，认为自己无愧于党和人民，这就更加坚定了他与林彪一伙作斗争的勇气。 杨勇的勇敢和忠诚在党内有口皆碑。毛泽东也没有忘记他。196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没有看到杨勇的面孔，就问道：“北京的杨勇是怎么回事？……这些人总还是有功劳的吧！” “九大”闭幕后，周恩来总理在几次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努力“解放”一批老干部。杨勇的妻子林彬当时下放到宁夏平罗干校，她闻知毛泽东在“九大”上关于杨勇的讲话后，就和孩子们商量，让准备回京结婚的儿子杨小平出面去见见父亲。 杨小平回到了北京，找到专案组，提出要同父亲会面的要求，专案组的人用“我们无权答复”的理由拒绝了。 林彬着急了，她写信给了当时在位的李先念，请李先念将信转给周总理。信是这样写的： 我是杨勇的妻子，在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工作，是第一批下放到宁夏平罗‘五七’干校的。当时留下两个年幼无知的孩子，实在放心不下。这次我来北京决定把他们也带到宁夏去劳动锻炼，以后是否再冋北京，何时能回北京，就很难说了厂。为此，在我和孩子离京前，想见见久别而又不知下落的丈大，恳求予以批示。 这封字里行间饱含泪水的信转到周恩来手中后，周恩来亲自过问此事。这样，专案组只得派人通知林彬：杨勇在石家庄，她可以带孩子前去探望。 林彬和孩子探望杨勇过后，林彪一伙又把杨勇转移到北京军区的裴堡农场继续关押。直到1970年4月，才宣布恢复杨勇的军籍，但仍未解除对他的看管。 一天，杨勇在活动中意外地摔倒，腿部骨折了。兩于未做及时处理，加之腿断后连续活动，伤口处感染，高烧不退，不得不送往石家庄和平医院做手术。 尽管杨勇已处于这般境地，专案组仍是如临大敌，对其戒备森严，派专人押送他去石家庄。幸好负责看护杨勇的小姚是一位善良的战士，他悄悄地给远在大西北的林彬发了电报，将杨勇的情况告诉了林彬。 林彬接到电报后预感到杨勇会有危险，于是急赴石家庄。果然，林彪的手下人已在预谋利用给杨勇做手术进一步迫害他。林彬的突然出现，使专案组的人慌了手脚，他们气势汹汹地逼问战士小姚，问他是不是泄露了消息。 杨勇得知此事后勃然大怒，说：“有什么事找我，追问一个小战士干什么？” 专案组的人被斥得哑口无言。他们不愿放弃这次谋害扬勇的机会，硬逼着一名缺乏手术经验的年轻医生给杨勇做手术。杨勇心中明白，这个匆匆决定的手术里面一定包含着阴谋，他正在为难之时，收到了林彬从北京拍来的加急电报，告诫杨勇千万不要做手术。林彬是在见到杨勇后，旋即赶到了北京，去找周恩来求救的。关键时刻还是周恩来伸出救助之手，他亲自下令将杨勇接到北京进行手术。 林彪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后，杨勇才获得真正的解放。几个月后，在周恩来的提议下，杨勇被任命为沈阳军区副司令员。 1973年5月下旬，杨勇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准备召开党的“十大”、批林整风和经济计划等问题。 会议结束前，周恩来找杨勇谈话，告诉他，中央决定派他去新疆担任军区司令员和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问杨勇有什么意见，身体能否吃得消。 杨勇表示服从组织分配，身体也还可以，只是多年没搞地方工作了，在地方兼职怕难胜任，可否免兼区党委第二书记。 周恩来解释说：新疆战略位置重要，又是少数民族地区，情况复杂，加上原来林彪一伙的干扰破坏，地方和军队的局势都不够稳定，需要派一位有威望、有水平、善于团结人的老同志去，尽快把局势稳定下来。对于杨勇的兼职，中央是经过充分酝酿和慎重考虑的。 杨勇听后，郑重地向周恩来表示：“一定竭尽全力去工作，绝不辜负中央的期望。” 不久，中共中央发出杨勇任职通知：“调杨勇任新疆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二书记，新疆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第二书记，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委员、常委、副主任。” 杨勇接到命令后，于6月4日带着秘书、警卫员轻装飞赴新疆。当天晚上，在自治区、军区两个党委召开的常委联席会议上，杨勇牢记周恩来关于首先要搞好民族团结的指示，谈了自己的意见：“无论足搞建设还是打仗，离开依靠群众这一条不行。在新疆，要依靠新疆的1100万人民，特别是要依靠700多万少数民族的人民。我们一定要认真落实党的民族政策，搞好民族团结，这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基础。” 6月下旬，杨勇陪同来新疆检查工作的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达下基层搞调查研究。在天山南北绕了一圏，同李达副总长边看边议，杨勇对新疆的建设问题有了腹案。杨勇说，新疆建设要重点建设好“一个巴掌、五个指头”。巴掌就是天山，五个指头是喀什、伊犁、博乐、塔城、阿勒泰。要把天山搞活，就要修筑横越天山的公路。 杨勇的这一建议和设想，在军区党委常委会上获得一致通过，并决定把修建“两路”的建议报告中央。1973年7月27日，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新疆的报告。 杨勇在会上详细汇报说：“把南北疆的交通搞通畅，对经营天山、依靠天山、搞活天山，对发展新疆的经济建设是非常重要的。独库公路如果修通，平时南北疆的公路运输就不需绕经乌鲁木齐和大河沿，远程可减少420公里。修通大河沿至库尔勒的铁路，对加速后方建设，开发南疆地区意义都很大……” 听完杨勇的汇报，周恩来舒心地笑了，他许多天没有这样高兴过了，兴致勃勃地对大家说：“果然不出所料，杨勇一到新疆就有大动作，提出了修筑天山公路和南疆铁路。此事拖了十年，确实不宜再耽搁了。” 显然，杨勇的汇报，慰藉着周恩来那颗为国为民的心，他多么想尽快把新疆的建设搞好啊。现在有了杨勇这员干将，他的愿望可以实现了。 林彪一伙倒台了，但江青一伙还把持着重要权力，中国当时的局势仍然潜伏着巨大的危机。 1974年1月底，江青在北京召开“1.24”、“1.25”大会，批林批孔批走后门，向周恩来、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发难。当时在中央读书班学习的自治区党委书记司马义，艾买提参加了大会，会后打电话向新疆传回了江青、姚文元等人的讲话。 “文革”初期惨遭磨难的杨勇，经过和林彪集团的斗争后，政治上更加成熟，他凭着敏锐的目光，很快识破了江青的阴谋。 杨勇亲自主持了自治区和军区两个党委常委会，他在会上说：“我们新疆无论如何不能抓孔子的‘徒子徒孙’，不能抓什么复辟倒退的代表，我们新疆没有！” 在他和新疆大多数同志的抵制下，余疆没有传达江青等人的关于“批林批孔”的精神。 杨勇对于江青的“指示”精神既不传达，也不表态的举动被人告到江青那里，江青十分恼火。江靑对杨勇并不陌生，杨勇在受迫害时顽强不屈的精神也给江青留下很深的印象。江青希望能拉拢杨勇这样的人物。于是，她给杨勇寄去一封亲笔信，信里还装了几期《国内动态清样》，其用意不言自明。 杨勇一眼就看穿了江青的心思，他要求秘书把这封落款是“江青同志处”的信退回中央办公厅。 江青仍不肯罢休，她又给杨勇寄去了一包材料，里面有她的亲笔信，大意是：新疆一位作者写了一首长诗寄给她，但不能公开发表，请杨司令员能亲自找到该作者退回该诗稿。 其实，这位作者本人就在北京，而且江青也知道，她这样做无非是想指派一下杨勇，让杨勇为她效力。 杨勇根本就不理这个茬，他指示办公室主任将诗稿以外的材料全部退给了江青。 1975年国庆节前夕，杨勇和妻子商量把董必武的夫人何莲芝、罗荣桓的夫人林月琴、谢觉哉的夫人王定国、甘泗琪的夫人李贞四位老大姐请到新疆来游览散心。 杨勇的女儿领着几位老前辈在新疆各地游览，几位老大姐离开了北京沉闷压抑的环境，感到特别舒畅和兴奋。 —天，杨勇陪几位老大姐看电影，他要求把两部片子拿出来放映。办公室的同志有些犹豫，说：“这两部片子还没开放，如果一演，传出去会惹出麻烦的；请几位老大姐来新疆已经有人风言风语了，有人已经向北京告状了……” 杨勇一听就火了，说：“怕什么？主席不是讲要调整文艺政策吗？他们禁演电影，还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不用怕，有事我顶着。”后来，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这件事又成了杨勇的一大“罪状” 面对当时国内政治风云变幻，面对江青一伙嚣张的气焰，杨勇内心沉重，为国家的命运和前途担忧。虽然他人在边疆，但时时关注着首都北京的动态。他也十分渴望能与一些昔日的老战友见见面，在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危急关头尽快交换一下意见。 陈锡联是杨勇的老战友，当时所处的地位举足轻重，江青一直设法拉拢陈锡联，杨勇为此很为老战友担心，一直在寻找机会想和陈锡联交流一下思想。 机会终于等到了。新疆自治区成立20周年庆祝活动时，陈锡联率代表团来了。杨勇抓住机会与陈锡联彻夜长谈，他对党和国家的忧虑，对老战友的担心，都得到了满意的答复，他为陈锡联仍然保持清醒的头脑而激动。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男儿有泪不轻弹的杨勇，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不禁潸然泪下，他含着泪水召集两个党委常委开会。 会议经过讨论，提议三点请示中央，即：1、治区党政军联合召开追悼会；2、派出新疆代表闭去北京参加追悼会；3、以自治区党委和军区党委的名义，在北京召开的追悼会上敬献花圏。 报告电发北京后，中央治丧委员会很快答复说不行，说按中央的通知精神办。 当时中央的精神就是不让全国各地举行追悼活动。杨勇得到消息后十分气愤，他不顾风险，指示区党委办公厅和军区党办，再次分别请示中央治丧办、国务院和军委有关部门，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请示送上去后，又未获批准；于是再请示……如此反复了几次。 最后，杨勇拍案而起，对手下人说：“不批是他们的事，我们做我们该做的。军区先走一步，在司令部礼堂开追悼会；然后是自治区开。就这么定了，不要再请示了，追悼总理犯什么罪？” 1月14日，在北京召开追悼大会的前一天，新疆军区机关召开了追悼大会，杨勇等军区首长带领机关全体干部战上佩带黑纱排队缓缓走进会场，向周恩来遗像致敬默哀。 由干杨勇态度坚决，“四人帮”控制的中央治丧办的几不准，在新疆不起作用了。继新疆军区召开追悼大会后，自治区机关和各地区、各单仪也相继举行了悼念活动，以寄托对周恩来的哀思。 “四人帮”被打倒后，杨勇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谋长。1978年的一天，他在《光明日报》上看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文章，阅读过后立即感到这篇文章的分量。他放下报纸，当即打电话给当时的副总参谋长兼总参政治部主任迟浩田，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是一个带有方向性的重大理论问题，我们军队不能回避，应该认真学习和讨论！” 于是，总参在全军率先举行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大讨论。 1982年10月，杨勇再次病倒了。 11月6日，杨勇在临终前一个月请假从医院里出来，他不为别的，只为去主持研究战备问题的会议，这是他临终前对党和国家作出的又一次贡献。 死亡，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可怕的，但对杨勇这位忠勇战将来说，面对死亡他没有一丝一毫的畏惧。他从容地面对一切，把自己仅剩下的日子安排得井井有条。 他对旁人说：“医生说我还能活30天到60天，在这一两个月里，就按45天算，除去最后10天脑子可能不清楚，最后5天用来处理一下个人的事，我还有30天时间可以用来工作。” 听了他这香话，人们禁不住都热泪盈眶。这位奋斗一辈子即将耗尽人生的勇将至死都是把工作放在第一位。 11月底，宋任穷来看望他，他乐呵呵地对宋任穷说：医生说我还能活两个月，现在我还剩下一个月了。 12月底，杨得志前来探望他，他拉着杨得志的手说：“告诉医生不要再用药了，不起作用就浪费了。我不愿拜浪费国家和人民的钱了！” 12月3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前来看望他。杨勇望着自己的表弟，满含热泪，用微弱的声音说：“你的担子很重，不要再为我浪费时间了。你可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呀！” 1983年1月6日凌晨1时，虚弱的杨勇把全家人召唤到床前，说：“我这一生没有什么遗憾的，党对我很好，我也无愧于党。我死后，你们要靠自己去生活，不要向组织提出任何要求啊！”说完这段话不久，他就与世长辞了。 杨勇走了，人们却永远记住了他，记住了这位出生人死、战功卓著的上将。 第一节 1．陈锡联刚说明来意，国民党团长便谈虎色变地说：“日军实在厉害呀！他们的炮弹都像长了眼睛一样……”说着说着，国民党团长竟打起哆嗦来。 在第2野战军的将军队伍中，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的有8人，其中最年轻的一位是陈锡联，他当时只有40岁。 在同龄人中，陈锡联最早担任了兵团司令，也最早担任了人民解放军的兵种（炮兵）司令。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上，有几个“第一”的战例是陈锡联率部取得的。在第二野战军的战史上，陈锡联参加了所有的重大战役，并取得辉煌的战绩。 有人这样说：陈锡联不事声张，却尽打漂亮仗。夜袭阳明堡日军飞机场，就是陈锡联直接指挥的。它是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第一次大规模摧毁敌机，其辉煌战绩闻名全国。 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时任红军师长的陈锡联改任八路军129师385旅769团团长。那一年，他22岁。 当时，入侵中国华北的日军在平型关吃了苦头之后，变更了作战部署，从平型关与雁门关之间的茹越口突破了晋北防线，接着，又气势汹汹地沿同蒲路直下太原。 国民党军队依然是节节败退。在城市、在乡村，到处可以看到那些穿灰色军装的大兵，三五成群，倒背着枪，拖着疲惫的双腿南逃。 而八路军却是义无反顾地奔向战场。10月中旬的一天，陈锡联带着769团来到代县以南的苏郎口村。 苏郎口是滹沱河东岸的一个大村庄，顺河南下便是忻口。战事正在那里进行，隆隆的炮声不断由南方传来。日军的飞机一会儿2架，一会儿3架，不断从村庄上空掠过，疯狂到了极点。八路军战士气得跺脚大骂：“别光在天上逞凶，有种下来和老子较量较！” 从敌机活动的规律来看，机场可能离这儿不远。陈锡联祥细一打听，果然得知隔河十来里外的阳明堡镇有个飞机场。 打，还是不打？ 陆地打飞机，在陈锡联过去的作战史上似乎没有过，而现在面对的又是日本侵略军控制的飞机场，这仗如何打？ 在北上途中，刘伯承师长曾专门向陈锡联传达了平型关战斗总结的经验，刘伯承再三嘱咐：日军装备好，训练有素。我军到晋北后，每战都应加倍谨慎。这些话一直装在陈锡联心里，他是一个细致稳重的战将，他决定仔细了解敌情后，再定下作战决心。 在苏郎口村附近驻有国民党部队。陈锡联打听到国民党军的团长和日军打过仗，是前两天才带着少数部队从大同方面退下来的。于是陈锡联前去访问他。 寻遍了附近的大小山沟，好容易才在一个偏僻的山脚下找到了这位团长。不料陈锡联刚说明来意，这个团长便谈虎色变地说：“日军实在厉害呀！天上有飞机，地下有大炮，他们的炸弹、炮弹都像长了眼睛一样，我们的电台刚一架上，就遭轰炸了！”说着说着，这个困长竟打起哆嗦来。 陈锡联强制住心头的厌恶，问他：“那你们是用什么方法打敌人的呢？” 这位堂堂的国民党中级军官竞毫不知耻地说：“我还没有看见日军，队伍就垮了下来，现在敝部只剩下1个连了！” 没有必要再问下去了。这家伙除了能散布一些恐日情绪以外，是不会再谈出什么有用的东西的。于是，陈锡联起身告辞。 刚转身要走，这个团长又嬉皮笑脸地轻声对陈锡联说：“抗什么战？抗来抗去只不过抗掉了我们的小锅饭而已……老弟，放明白点！看你们那副装备，和日军真干起来，还不是白送礼？” 陈锡联不想再和这样的怕死鬼啰嗦了，和他讲抗日道理没用，只有用八路军抗日的战绩来教训他。 为了设法弄清敌人机场的情况，第二天陈锡联决定到现场侦察一下。他和几个营长顺着一条山沟来到了滹沱河边。登上山峰，大家立时为眼前的景色所吸引：东面是峰峦重叠的五台山，北面内长城线上矗立着巍峨的雁门关；极目西眺，管岑山在雾气笼罩中忽隐忽现……滹沱河两岸，土地肥沃，江山壮丽，只可惜如今正遭受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浩劫！突然，2营长叫道：“飞机！” 众人不约而同地举起望远镜。顺着2营长手指的方向看去，果然发现对岸阳明堡的东南方有一群灰白色的敌机整整齐齐地排列在空地上，机体在阳光映照下，发出闪闪刺眼的光芒。 陈锡联仔细观察着机场内外的每一个目标，忽然发现一个人从河边走来。从望远镜里看到：这人蓬头垢面，衣衫褴褛，还打着赤脚，看样子是个农民，但神情很紧张。 等他走近一些，陈锡联忙迎上去喊：“老乡，从哪里来？”那人听到喊声，身子一怔，马上停住了脚步，见到陈锡联这几个陌生的军人时，更是惊慌不安，好半天才哆哆嗦嚷地吐出了两个字：“老……总……” 陈锡联和蔼地说：“老乡，不要怕，我们是八路军，来打鬼子的。” 听到“八路军”三个字，这个老乡马上“啊！”了一声，一下扑上来抓住了陈锡联的手，激愤地诉说起他的遭遇。 原来他就住在飞机场附近的一个小村庄里，自从日军侵入山西以后，国民党军队的抢劫、日本兵的烧杀，弄得他家破人亡，一家3口，只剩下他一个人了。后来，日本兵又把他抓去做苦工，逼着他整天往飞机场搬汽油、运炸弹。每天从早累到晚，常常是饿着肚子干活，还得挨打受气。他受不了敌人的折磨，才由机场偷偷跑了出来。最后，他指着敌人的机场狠狠地说：“去收拾他们吧，我给你们带路！” 听了这位老乡的控诉，大家更加气愤。3营长赵崇德握着老乡的手，恳切地说：“老乡，我们一定给你报仇，给所有受难的老乡报仇！” 接着，这位老乡又向陈锡联等人详细介绍了敌人机场内外的情况。 经过侦察，陈锡联了解到的和老乡介绍的大体一致：机场里共奋24架飞机，白天轮番去轰炸太原、忻口，晚上都停在这里。敌香月师团的一个联队大部驻在阳明堡街里，机场里只有一小股守卫部队。看来，敌人正忙于夺取太原，根本想不到八路军会绕到背后来揍它。 这正是歼敌的好时机。如果出其不意，给它以突然袭击，胜利是有把握的。 陈锡联当即决定马上下手。 袭击机场的任务交给了3营，并以1营、2营各一部破坏崞县至阳明堡之间的公路和桥梁，阻击崞县、阳明堡可能来援之敌；团迫击炮连和机枪连则在滹沱河东岸占领阵地，准备随时支援3营。 10月19日下午，整个苏郎口村都沸腾起来了。各营、连纷纷召开支部大会、军人大会进行动员；干部、战士们个个意志高昂，决心如钢。老乡们听说八路军要去打鬼子，几个钟头之内就扎起了几十副担架。 傍晚，陈锡联和几个团于部一起来到了3营11连。战十们见到团首长，一齐围了上来，争着表示决心。“准备得怎么样？”啦陈锡联问大家。 “没问题，团长，只要摸进机场，保证把龟儿子的飞机敲个稀巴烂！”战士们纷纷回答。 陈锡联指着面前的一个小战士又问：“飞机全身包着铝皮，子弹穿不透，怎么办？” 这个小战士毫不犹豫，举起右拳在空中摇几摇，干脆而响亮地回答：“我们研究好了，用手榴弹捶它！” 这时，3营长赵崇德向战士们说：“同志们，国民党部队有人说我们拿着这些武器去打敌人是‘白送礼’，这回我们一定打个漂亮仗给他们看看！” 人丛中走出来一个粗壮的小伙子，手里提着机枪，气呼呼地用大嗓门说：“他们自己长了个兔子腿，听见炮响就跑，还有脸耻笑人？我一定要缴架飞机回来给他们瞧瞧！” 陈锡联一看，正是全团有名的机枪班长老李。 有人笑着问：“那样大的家伙，你能扛得动吗？” 他辩解道：“扛不回整的，砸个尾巴也行！” 战士们被他逗得哄然大笑。这真是初生的牛犊不怕虎，虽然是第一次与侵华4军作战，而且又是去打从来也没打过的飞机，但谁也不把这些困难放在眼里。 夜里，部队悄悄地出发了。 战士们一律轻装，棉衣、背包都放下了，刺刀、铁铲、手榴弹，凡是容易发出响声的装具，都绑得紧紧的。长长的队伍，顺着漆黑的山谷行进，神速而又肃穆。 向导就是先前陈锡联遇到的那位老乡。他对这一带的道路了如指掌。在他的引导下，部队很快涉过了滹沱河，来到了机场外边。 机场里死一样沉寂。鬼子正在做着美梦。3营爬过了铁丝网，神不知鬼不觉地摸进了机场。赵崇德带着10连向机场西北角运动，准备袭击敌守卫队的掩蔽部。11连则向机场中央的机群扑去。 11连2排的战士们最先看到了飞机，它们果然整整齐齐地分三排停在那里。多少天来大家日夜盼望着打鬼子，现在猛然看到飞机就摆在眼前，真是又惊喜又愤恨。不知谁悄声骂道：“龟儿子！在天上你耍威风，现在该我们来收拾你啦！”说着就要接近飞机。 突然，西北方有个敌兵哇啦哇啦地呼叫起来，紧接着响起一连串清脆的枪声，10连与敌哨兵遭遇了。枪声就是命令，就在这一瞬间，10连和11连在两个方向同时发起了攻击。战士们髙喊着冲杀声，勇猛地扑了上去。机枪、手榴弹一齐倾泻，一团团的火光照亮了夜空。 正在机群周围巡逻的敌哨兵慌忙赶来，和冲在前面的我军战土绕着飞机互相角逐；机舱里值勤的驾驶员被惊醒了，他们惊慌之中盲目开火，后边飞机上的机枪子弹接连打进了前面的机身。 战士们越打劲头越大，有的边打过喊：“这一架算我的！”也有人七手八脚地往机身上爬。机枪班长老李早爬上了一架飞机的尾部，端起机枪朝机身猛扫。 正打得热闹，敌人的守卫队嚎叫着向我军扑来。我军猛烈进行还击，双方展开了激战。3营长赵崇德跑前跑后地指挥部队，突然，他看见一个敌人打开机舱，跳下来抱住了一个战士，那个战士回身就是一刺刀，结果了敌人的性命。赵崇德大声喊道：“快！手榴弹，往飞机肚子里扔！” 只听接连几声巨响，两三架飞机燃起大火。火乘风势，风助火威，片刻，滚滚浓烟卷着熊熊的烈火，弥漫了整个机场。 正在这时，老李的那挺机枪不响了。原来，他举着铁锹正在猛砸飞机。他倒真想砸块飞机尾巴拿回去哩！赵崇德忙跑过去喊道：“快打！砸什么！” 老李抱起机枪又扫射起来。 敌人守卫队的反扑被杀退了。赵崇德指挥战士们炸敌机。突然，一颗子弹把他打倒了。几个战士跑上去把他扶起，他用尽所有力气喊道：“不要管我，去炸飞机……”话没说完，这位优秀的指挥员就合上了眼睛。他的牺牲使全营官兵万分悲痛，战士们髙喊着“为营长报仇！”的口号，抓起手榴弹，冒着密集的枪弹向敌机冲去…… 十几分钟后，24架敌机完全陷入熊熊烈焰之中。等驻在街里的香月师团的装甲车急急赶来增援时，这些飞机已经烧成黑铁疙瘩，而陈锡联早已带领部队转移了。 夜袭阳明堡飞机场的胜利，使日军一时丧失进攻忻口、太原的空中支援力量，并且被迫回调大批部队守备后方。八路军的这一胜利，通过无线电迅速传遍了全国，赢得国内外反法西斯力量的赞扬。那些国民党官儿们开始根本不相信，说：“就凭八路军那破武器还能打飞机？不可能！”可是自从10月20日起，一连几天忻口、太原都没有遭到日机轰炸，那些官儿们才闭上了嘴巴。 第二节 2．陈锡联常到这一带的学校里和学生打球，许多学生都知道这个爱打篮球的青年军人是个旅长 抗日战争“百团大战”时，陈锡联已经是旅长了。在“百团大战”第一阶段的作战中，他率领八路军129师385旅在狮垴山顽强地阻击日军的进攻，打出了威风。 狮垴山峰峦峻峭，远远望去如同一个圆锥，四周崖陡如壁，只是在山的东面有一条小径通向山顶。北面山脚下，是正太铁路。控制了狮垴山，既可防止日军由平定、辽县一线调集兵力支援正太铁路，又可以堵住阳泉日军抽兵解救正太铁路西段被围的分散据点。129师将这一艰巨任务交给了陈锡联的385旅。 385旅是由红4方面军的红4军改编而成，这是一支战绩辉煌、战斗作风顽强的部队。红4方面军的总指挥徐向前曾用“狠、硬、快、猛、活”五个字，概括这支部队的战斗作风。无论小仗或大仗，游击战或运动战，进攻或防御，正面突击或迂回包围，外线转战或内线突击，这支部队从上到下，自始至终都有一股狠劲，不消灭敌人，决不罢休。 不仅狠，而旦硬。危急时刻，拿得出，挺得住，过得硬。能在这样的过硬部队里当旅长，非一般人不能胜任。陈锡联在这个旅里先是当主力团团长，后是当旅长，在他的领导下，这支部队继续保持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 许多年以后，陈锡联在回忆他带兵的经验时这样说：部队的勇猛作风，首先是一种震慑敌人的强大精神力量。战争不仅是双方物质力量的较量，同时又是精祌力量的较量，两军相逢勇者胜。军心涣散，萎靡不振，缺乏战斗勇气的部队，装备再好也不堪一击。如果上下一心，同仇敌忾，视死如归，首先从精神上就战胜了对方。当“百团大战”战役全面打响后，刘伯承和邓小平将坚守狮垴山的任务交给了陈锡联具体指挥。 1940年8月20日凌晨，769团以极其隐蔽的动作，攀上了狮垴山。随后，陈锡联率385旅指挥所也登上了山巅。 狮垴山易守，不在高，而在陡。从山脚至山顶仅仅200米，山周围却几乎如同刀切斧剁一般。陈锡联在山北面的一片灌木丛中，借助望远镜把阳泉反复看了几遍，对指挥所的人说：“坚守狮垴山是一场恶战，这里虽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险之地，但是日军因为攻不上来，可能会求助于空军。狮垴山顶平坦似田，如若空军对我们实施轰炸，那形势对我们将是不利的，因此要把困难想得多一些。” 在陈锡联的指示下，各部队立即抢修工事，争取在大战前把工事修得更坚固一些。 20日傍晚，日军驻阳泉警备队队长德江光中佐，收到密探的报告，说在阳泉以南约80公里的地方驻有兵力约2000人的八路军。德江光判断，这股八路军即使来袭，徒步行军也需要两天、因此他既没有向上司报告，也没有采取紧急措施。 骄横的德江光没有把八路军放在眼里，他认为自己掌握的兵力足以和大股八路军决战。他手下有独立步兵大队，山炮兵大队，轻重兵中队，加上县警察队、保安队、警备队，有作战能力的近千人，凭借这一军事力量，德江光心里格外坦然，不要说不出问题，就是出了问题，这些兵力也能对付。 20日夜，陈锡联的385旅一部袭击阳泉，割断了日军的有线通信，使德江光和上峰失去联系。 接着，385旅占领了庙高地。 21日清晨，当德江光和军司令部之间的联络中断后，他这才感到事态严重。这时，阳泉以西的无名桥梁，辛兴镇、坡头、测石、落磨寺镇各据点，均受到八路军的攻击。德江光认为必须抓住八路军一部与其决战，否则只能进一步陷入被动挨打的困境。于是在21日的上午，先派出步兵向狮垴山进攻。 陈锡联利385旅栺挥所的人，对于进攻狮垴山的日军行动，观察得非常清楚，陈锡联命令各营连准备还缶。当日军进入河滩徒步涉水时，385旅的迫击炮连一阵猛轰，打得日军未及登上南岸，便遗尸数具，掉头往回跑。 下午，日军出动步兵和炮兵，淌过洮河，逼近狮垴山下，向385旅769团右侧阵地攻击。守卫右侧阵地的第1营在第3营配合下，以手榴弹和轻重机枪还击，时间不长，即击毙日军炮兵中队长中岛，毙伤日军近百人。残佘日军不敢恋战，又涉水逃回阳泉。 22日清晨，200多名日军从阳泉出来，又向狮垴山右侧的1营阵地进攻。冒雨卧在泥水里的1营指战员，用排枪和集束手榴弹，把一次次冲上来的日军打了下去。当日军第5次冲击时，1营3连的机枪手阵亡，几十个日本兵眼看就要突入阵地，385旅政治部主任卢仁灿跃出指挥所，带着1排机枪手冲上去反击敌人。这时迎面飞来一颗子弹，击中了卢仁灿的肩膀，他倒下了。 陈锡联见状，又带着机枪手冲了上去。随着机枪的扫射，接近阵地的日本兵纷纷倒下。接着，1营发起了冲锋，把残余的日军赶下了狮垴山。 阳泉公路被我军切断后，8军打开阳泉通向榆次、太原的道路，只有下最大的本钱，与八路军争夺狮垴山。于是，23日天刚亮，阳泉守备日军几乎倾巢出动，向挪城山发起全线攻击。日军先以密集的炮火轰击，然后大量施放毒气，接着大队步兵向狮垴山发起冲击。 陈锡联深知能不能继续守住狮垴山，关系到129师在正太路西段破袭战役的成败。他指挥部队进行殊死的抵抗。9军的山炮轰毁了阵地上的工事，我军就利用弹坑作掩体；日军投掷的毒气弹在阵地上冒出毒烟，我军就甩出手榴弹驱散毒气烟雾；大雨将战壕、工事、掩体灌满了水，指战员们就趴在泥水里射击、投弹。口军出动了20余架飞机前来助战，一时间，狮垴山上枪炮声大作，喊杀声震天动地。战至夜幕降临，385旅还是将日军赶下山去。 在以后的两天里，日军又调集兵力，在飞机的掩护下，向狮垴山发起多次攻击，但始终未能攻下狮垴山。陈锡联率领385旅拖住了大量的敌人，为我军在正太路的破袭行动创造了有利条件。直到当阳泉至榆次间的铁路被彻底摧毁，陈锡联才带着385旅撤离了狮垴山。 此战结束后，385旅受到八路军总部的通令嘉奖。 “百团大战”的第二阶段的任务之一是拔除榆社至辽县公路沿线日伪据点，称之为“榆辽战役”。陈锡联担任战役的右集团总指挥。 陈锡联对这一带非常熟悉，马厩村、石匣村、拐儿镇、寒王村他都住过。他常常到这一带的学校里打球，和许多学生在一起打过，很多人都知道这个爱打篮球的青年军人是个旅长。 和往常一样，一个大的战役歼始之前，陈锡联总要召开战前研究会。这次参加会议的是旅团的领导。陈锡联首先讲话，他对众人说：“这一场战斗我们是在辽县的土地上进行，我们385旅的指战员要明白辽县也是我们这个旅的家，是我们的根据地。这一仗一定要打出我们的威风，同时也要打出老百姓的骄傲和自豪来。大家想过没有，辽县现在7万多人，男男女女除了小孩子外，他们都是我们部队的一员，甚至小孩子也是我们的一个战斗员，哪一次战斗他们都是跟我们在一起的。辽县的群众现在的生活是糠莱半年粮，难道他们就没有好粮食吃吗？难道他们就愿吃糠菜吗？都不是，而是他们把好的粮食省下给我们了。” 参加会议的人听到这里，都很激动，一个个眼角都潮湿起来。陈锡联继续说道：“我们在太行山坚持斗争，是艰苦的英勇的，不仅是英勇斗争，还有英勇牺牲。但是，还要看到斗争和牺牲也不光是军队，还有老百姓。我们旅在辽县打了不少仗，战士负了伤以后，老百姓你背一个我背一个地背回家去，每次战斗都是这样，部队保卫了他们，他们又支援了我们，既是鱼水关系，又是血肉关系。所以我说这次战斗要打胜，要打得让老百姓痛快开心。” 陈锡联是员勇将，又是一员很有头脑的战将。若说他与一些虎将有所区别的话，那就是他很善于战斗动员，他政治动员的水平甚至比一些政工干部的水平还要高。 讲完这些话后，陈锡联才把话题转到战斗的具体部署上来。此战攻克石匣村敌据点的任务交给了769团。769团团长郑国仲一听把攻克石匣的任务交给他们这个团，立即站起身来说：“报告旅长，老9团决不辜负旅首长的希望和重托！” 陈锡联鼓励道：“上次在狮垴山打得不错，争取这一次要打得更漂亮些。” “是！”郑国仲回答得坚定有力。 769团跟旅指挥所前进到了狼牙山地区。 辽县原是古代军事要地，经常发生战争。清代县内仅可查的墩台就有19处，其中就有铺上、管头和石匣。石匣是榆辽公路上一个有200多户人家的大村，离辽县15里，是辽县的门户。1939年7月日军占据辽县后，先后派山本、水井中队的一个小队，进驻石匣村。日军把王爷庙北面几个院子的老百姓赶走，成为他们的兵营。在西边的小山包上，还修筑了炮楼、地堡、哨棚，据点周围到处是纵横交错的盖沟和铁丝网，防守很严密。“百团大战”打响后，石匣日军兵力增加了一倍以上，而且粮弹屯得很充足。 石匣的地形易守不易攻，村北面高地已为日军控制，公路南面隔有清漳河作屏障，西面是公路不易部队行动，村东民房与日军兵营之间有旧寨墙和铁丝网阻隔，不便接近。 然而，敌人守备再严密，陈锡联也要啃下这块硬骨头。深夜，769团1营和2营下了狼牙山，涉过了清璋河，直逼石匣村边。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扫清了日军外围障碍，占领了石匣村大部分房屋，日军收缩到村西北小山包上，依据坚固工事继续顽抗。 27日早晨6时，1营向日军固守的小山包发起攻击。开始颇为顺手，后因日军占据碉堡死守顽抗，1营几次冲击都被日军猛烈火力压了回来。陈锡联见状命令部队撤至河堤隐蔽休息，准备黄昏时再战。 太阳西斜时，我军再次发起攻击。3营担任主攻，1营3连为预备队。突击队将日军的铁丝网全部砍断，轻重机枪组成的火力队以密集火力压制住敌人，3营一举攻占了日军两个地堡。 但残余日军仍不肯交枪，依据最后的一个炮楼进行抵抗。日军两架飞机飞来助战，低空盘旋扫射轰炸。我3营亳不畏惧继续向前攻击：日军垂死挣扎，竟施放大量毒气阻挡我军。一时间白烟滚滚。 这时，陈锡联正在狼牙山上观察攻击情况，忽然间觉出前面枪声稀落下来，而且还看到不少人撤到河边，不知出了什么事情。便问郑国仲：“怎么搞的，部队不攻了？”“我下去看看。”郑国仲说着就走。 “走，一起去看看。”陈锡联说完，便问郑国仲一起下山，赶到河边。 在河边郑国仲看到河滩里散着不少战士，纷纷在漱口、洗脸。他问3营长马忠全：“部队为什么下来了？” “鬼子放毒气弹，部队都中毒了。”马忠全一边用手巾抹着眼睛，一边愤怒地骂着。 “看样子敌人是支持不住了。”陈锡联对郑国仲和马忠全说：“部队稍微休息一下，等天黑的时候，正面再加1个连，右侧把旅特务连拉上去，从村东打通寨墙、民房攻进去，争取今晚解决战斗！” 天黑以后，我军又一次向石匣村发起攻击。日军不时发射照明弹，以窥测八路军进攻方向，并想夺路反扑。385旅特务连从村东头向西打，穿过街巷，打通寨墙和民房，直逼日军炮楼。马忠全指挥2个连和李德生率领的3连，分左右两路围歼日军。一排排集束手榴弹把炮楼附近浓厚的毒气全部炸散。3连7班副班长李清泉，提着一篮子手榴弹最先冲了进去，一边朝炮楼里扔手榴弹，一边骂：“狗东西，你放毒气，老子叫你尝尝八路军的手榴弹！” 日军的仓库被手榴弹击中起火，熊熊烈火把反扑过来的日本兵照得一清二楚。我军集中火力向日军猛扫。日军死伤大半，残兵被逼回炮楼。 战士们又将手榴弹一个一个扔进了炮楼，炸得日军哇哇乱叫，丧失了战斗力，炮楼终于被我军攻克了。 拿下了石匣村，扫除了攻打辽县城的一大障碍。陈锡联随后又率领部队与386旅旅长陈赓指挥的左集团一同攻克了辽县。将辽县以西公路上的日军据点全部拔除了。 第三节 3．孙殿英上下打量面前这位视死如归的解放军敢死队员，连连点头，叹道：“共军真是好样的！打仗就得要你这样的敢死鬼啊！” 在中国现代史上，有一个臭名昭著的人物，此人既非文才出众，也非武功盖世，却因有过一次惊世之举——掘了清朝慈禧太后的墓而臭名远扬。 此人就是大土匪孙殿英。 孙殿英贫民出身，幼年随父母逃过荒，后来上山当土匪，再后来被军阀们招编。可是他一身匪气，奸诈狡猾，他投奔冯玉样又背叛冯玉祥：他反对蒋介石又投奔蒋介石，他抗日又降日，朝秦暮楚，反复无常。 1947年4月，晋冀鲁豫野战军决定攻取豫北重镇汤阴，据守在汤阴县内的正是大土匪孙殿英。 陈锡联此时已是晋冀鲁豫野战军第3纵队司令员，他有幸会一会中国现代史上的恶棍孙殿英，指挥3纵与6纵等部队一同铲除了孙殿英这股恶势力。 面对强大的人民解放军，遭国人唾弃的孙殿英虽知自己在劫难逃，却仍是要做最后的顽抗。汤阴县城经过他多年的苦心经营，已被他构筑成一座坚固的城堡，他手下有3个师，加上地方反动武装，共有1万多人，他自信还能抵挡一阵。 小小的汤阴城，孙殿英居然建立了五道防线，一条护城河深达5米，宽达9米。城墙高达3丈，设了3层射孔。城墙垛口与城墙底部射孔构成了上下交叉火网，各据点之间均有通道，城内弹药库、粮食库储备充足。在城外的开阔地上遍设了地雷。整个守备可谓固若金汤。 孙殿英也算是一个乱世英雄，掘墓有胆，守城有术。他曾站在汤阴城头，自恃地对部下说：“只能野战，不善攻坚的共军没有飞机、坦克，要想进我的汤阴城，只怕是梦想！” 他可能不知道，想打进汤阴城活捉他孙殿英的人太多了。他是一位“历史名人”，解放军早已为其画像张榜，悬赏捉拿了：“特征：大个子。光头肉脸，一脸麻子；年龄：60多岁。活捉孙殿英者，记大功一次。” 在攻城前，刘伯承命令部队用无引信炮弹向城内发射了几发炮弹，送去了劝降信。孙殿英对此不屑一顾，仍在麻将桌上玩乐不止。 4月6日，6纵和太行独1旅开始合围汤阴城。4个旅同时攻打汤阴四关，但是激战了一天，除18旅攻占东关外，其他三关均没攻下。 孙殿英有些得意了，对部下道：“怎么样？我说共军打不动吧？东关他们也待不长！” 他派出部队前去争夺东关。 蒋介石得知汤阴被围后，急令王仲廉驰援。4月10日，王仲廉亲率6个旅，沿平汉路北援。 刘伯承决心围点打援，他立即命令陈锡联率3纵和其他部队南下打援。18日，陈锡联率部在汤阴南面的大胡营地区全歼了国民党军第2快速纵队，生俘了司令官李守正。其他部队乘胜追击，消灭了敌41师、66师各一部，打死打伤敌人1万余人，收复了3座县城。王仲廉只得狼狈退回了新乡。 陈锡联率领3纵在歼敌第2快速纵队后，又回头赶到汤阴城下，与6纵一同围攻汤阴。6纵打东关和北关，3纵打西关和南关。孙殿英曾与八路军交过手，了解解放军的战术，他知道解放军强攻未果后，会采用掘壕推进的战术，于是他命令部下沿城墙四周埋没了一些水缸，缸底挖一小洞，用来听地下挖土的声音。 还真给他听出来了，城东北角出现挖土声。孙殿英亲自带领工兵赶到东北角，当护城河外壁的土出现摇动时，他的工兵迅速埋进炸药引爆，将地道炸毁。 依此法，孙殿英又相继将其他处的地道炸毁。一天夜里，城墙碉堡的士兵回城内换班，在城门口检查人数时，忽然发现多了一个，一搜査，见此人身上捆满手榴弹，还背了一个炸药包。经审问方知是解放军一名士兵，很快将他送到孙殿英面前。 孙殿英上下打量面前这位视死如归的解放军敢死队员，连连点头，叹道：“共军真有好样的！打仗就是要你这样的敢死鬼啊！”孙殿英命令把这个解放军士兵先养着。我军除了采取掘壕作业外，还在城墙周边挖了无数个射击掩体，对城墙工事内的敌人进行压制性射击，只要城垛口有人窥探即遭狙击。这一招很灵验，打得孙殿英部队白日不敢乱动了。 双方交战了半个多月，孙殿英的兵力渐减，他有点撑不住劲了，再次向蒋介石告急。蒋介石又严令王仲廉救援。王仲廉硬着头皮出动部队，走到毕路上又遭到我军的阻击，他再也愿朝前走了，派飞机给孙殿英空投了一点弹药，算是安慰孙殿英。王仲廉第一波就出动了10多架飞机，到了汤阴城南的宜沟镇，误认为已到汤阴，将弹药全部投下，结果全都落到我3纵部队手中。 第二波飞机空投还算认清楚地方，但楚却又有一箱手榴弹的降落伞没能打开，只见那箱“炸弹”直直地朝城内蒋军营地撞去，轰降一声巨响，把躲避不及的蒋军土兵炸得血肉横飞。气得孙殿英指着天上的飞机大骂：“奶奶个熊！你们也帮着共军来炸老子！” 当我军一切准备就绪后，即开始总攻汤阴。5月1日黄昏，我军把威力强大的榴弹炮抵近距城墙仅400米处，轰击正面仅200米。第一次炮击，就把坚固厚实的城墙东北角，轰开了一个20米宽的大口子！轰塌的城墙把护城河几乎填平了。 炮击过后，3纵和6纵部队攻入城内，与孙殿英的部队展开短兵相接的肉搏。孙殿英的部队长期受毒化教育，比较顽固。他们用土袋做临时掩体，抵挡解放军进攻。双方反复争夺，战斗逐步向纵深发展。 眼看大势已去，孙殿英只得起用预备队。督战队长官刘月亭光着膀子，挥动手枪歇斯底里地叫喊：“总司令有令，坚守者重赏；退逃者枪毙！” 一些亡命之徒疯狂地朝解放军冲去，上去一个连，在解放军猛烈火力的扫射下所剩无几，又上去一个连，又是死伤殆尽……敌我双方拼杀异常残醋，阵地数次易手，反复争夺后，孙殿英的这点血本全拼光了。 这时，天上下起大雨，汤阴城内，枪声、喊声、雨声交织在一起。孙殿英见城内四处硝烟弥漫，不禁仰天哭叫：“天意灭我！天意灭我啊！”说罢，掏出手枪对准自己的脑袋……随从上前一把夺下孙殿英手中的枪，簇拥着朝东南门的地道窜去。 这是孙殿英早已给自己留下的退路，打不赢就溜。这条地道通向城外。孙殿英和亲信钻入地道后，拼命地朝前奔，一口气出了汤阴城，跑到城外的一个小村庄里。 孙殿英出了地道，靠在一堵上墙上大口喘着气。枪声此时已显得稀疏了，孙殿英认为自己又一次死里逃生，福大命大。正有点得意，忽然从身后传来一声断喝：“不许动！统统举起手来！” 孙殿英回身一看，只见一排解放军士兵站立面前，黑洞洞的枪口对着他。 原来，我军早已估计到孙殿英会来这一手，派出熟悉汤阴地形的小分队执行追捕孙殿英的任务，已在这处地道出口等候多时了。孙殿英被活捉以后，许多战士都想见识一眼这位臭名昭著的“东陵大盗”。 有一个战士挤上前，朝着孙殿英大声问：“喂！你就是孙大麻子？慈禧的墓就是你扒的？” 没想到孙殿英丝毫没有不悦之色，反而讨好似的对那战土哈一下腰，连声说道： “兄弟正是。兄弟多年前的事了……” 闻此话语的战士们都憋不住想笑，又怕领导批评，只得偷偷地捂住嘴。 孙殿英被活捉时，他身后还紧跟着一个随从。随从的手里拎着两只大箱子。箱子并不招人眼目，只是很普通的木箱，外面裹着一层红色皮革。知底的人都知道，孙殿英走到那里，提箱随从都一步不离跟到那里。孙殿英成了俘虏，这随从还是一步不离地紧跟着。 这两只箱子里到底装着仆么东西，当时还没人去过问。孙殿英被押到18旅旅部关了起来。消息很快报告给野司。一个小时后，野司来了电话： “立刻把孙殿英手里的两件东四送来：一个是玉石西瓜，一个是宝剑。” 18旅旅长肖永银心想，没见孙殿英身上有这两样东西啊！当即叫来了保卫干事，说：“你去查查，看看孙殿英的玉石西瓜和宝剑放在哪里了。” 保卫干事走后，肖永银有点不放心。野司指明要上交孙殿英手里的两件东西，这两件东西肓定是宝贝。当年孙殿英从慈禧墓里取出了许多珍宝，最后留在身边的一定是稀世珍宝了。可是，孙殿英到底带没带在身边呢？万一藏了起来……肖水银要亲自问一下。 一进关押孙殿英的房间，孙殿英马上恭恭敬敬站起身。肖永银和颜悦色地说：“孙司令，听说你有两件宝贝，拿了来看看。” 一听此话，孙殿英脸色顿时现出一副痛苦相，此时要取走他私留身边多年的宝物，真如用刀子剜他心头的肉。可是，自己一生作恶多端，性命都难保了，两件宝贝还有什么可留的？他发呆了半夭，终于又点头哈腰地说出：“兄弟献宝，兄弟献宝！”说完，他命令随从打开了箱子。 普普通通的箱子一开，竟满屋生辉。玉石西瓜全是由珍宝玉石做成，且不论每一粒玉石的价值，仅玉石的数量已是一时难以数清；那口宝剑，剑身已呈黑色，剑柄镂金雕玉，年代已是久远。 肖永银看了一会儿，问孙殿英：“孙司令，你这两件宝贝，是从那里来的呀？” 这一问，孙殿英神色顿时黯然。好一会儿，他才叹息一声：“是从慈禧墓里……取出来的。” 肖永银又问：“这两件东西有什么特殊吗？”孙殿英的目光在两件宝物上滑动，低声地说：“这只玉石西瓜，是当年外藩进贡清朝皇帝的。这口宝剑，是三国时代赵子龙的。” 肖永银心头不由一震，啊！赵云的剑！当年叱咤风云赵子龙用得就是这把剑？！肖永银不由将宝剑握在手中，感觉沉甸甸的。望着发黑的古剑，两千年前赵子龙的神武英姿，仿佛跃现眼前…… 肖永银将宝剑放回箱内，合上了箱盖，对孙殿英道：“孙司令，这些宝贝必须上交！” 孙殿英后来被押送到中原野战军总部，刘伯承还见了他一面。以后他被关在涉县，生活上对他还是很优待的。 由于他当年抽大烟的恶习难绝，被关押后他很不适应，不久即患了病，解放军本着人道主义精神，积极为他医治，终因其身体太差，于1947年秋病死。 第四节 4．在西线，陈锡联率中野1纵、3纵队和华野13纵发起攻击，与全副美式装备的黄维兵团，展开了殊死搏斗 1948年淮海大战前夕，陈锡联率领中原野战军第1、第3纵队和华东野战军第13纵队组成西线集团，与东、北、南线集团一同对国民党黄维兵团实施围歼。 从11月23日起，黄维兵团就被我军包围在一个名叫双堆集的地方。 双堆集在安徽蒙城东北40里处，是一个有百户人家的小镇，双堆集是以其村子的东西两端各有一个大土堆而得名的。土堆并不髙，却是周围地区惟一的制高点。黄维把其兵团部设在双堆集村子里，其他部队挤在了在双堆集周围大小18个村子。 在双堆集，所有人家的住宅，都被国民党军筑成了工事。街前街后，全挖有交通壕、盖沟、掩体。在村的东而和南面，黄维命令部队用8百辆汽车全部堆满了泥土，造成一条新奇的“汽车防线”。在双堆集外面，黄维还修了一个临时小飞机场。黄维还命令第18军将几百具蒋军尸体堆叠成围墙，浇上泥水，经严寒一冻，冻成“人墙”，由黄维的主力团队“英雄团”扼守。 黄维兵团被困在这个人称“死城”的包围圈里，已把老百姓家里能吃的一切，包括粮食、红薯、菜蔬、鸡、鸭、猪、牛、羊、驴、狗、兔、猫，都吃尽无遗。最后，就宰杀军中的骡、马充饥。 凡是能烧的东西，包括家具、门窗、树木，直到埋在地底下的棺材板等等，也都烧光了。 各村庄河塘里的水，因人马众多，也快喝干了。黄维兵团10余万人马，每天每人的口粮，4000多头骡马的草料，1000多辆汽车的燃料，1000多门火炮的炮弹，还有难以计数的子弹，这些物资，每天最少也得200余吨，一旦供应断绝，立刻就出现恐慌争夺。靠每天飞机空投只是杯水车薪，一包东西落下总有成百人蜂拥而至，落在后面抢不着的士兵，恼怒之下就用手里的冲锋枪向抢着的人扫射。稠密人群纷纷应声而倒。这样的空投场，就变成了自相残杀的屠场。 在双堆集的临时飞机场附近，是黄维兵团的野战医院。在这里集中了成千上万的伤兵，在空无一物的野地露宿，形同活地狱。伤兵的呻吟声、叫唤声、咒骂声，棍成一片，惨不忍闻。每天早上起来，总有许多伤兵直挺挺冻毙。黄维兵团完全陷入了绝境。 为了营救黄维兵团，12月6日，蒋介石在南京光华门外空军基地专门召开军事会议，寻求对策。会议在一个大房间举行，中间摆着一个大沙盘，按五千分之一的比例，把双堆集周围的地形和交战双方的态势都标记出来。这是由国民党空军在双堆集地区上空进行摄影后放大制作出来的。 空军副司令王叔铭在介绍情况时，蒋介石一直沉默地听着，一点精神也没有。当王叔铭说国民党空军手中有一种凝固汽油弹威力特大，可以使双堆集周围每一个村庄都化为灰烬时。蒋介石精神一振，沉郁的脸上顿添了喜悦之色，连声说道：“好！好！应该大量投掷，连同共军后方村庄都要投掷。这样，可以大量杀伤他们，叫他们的补给发生困难。” 于是会议决定国民党援军赶到后，立即由空军向双堆集投掷燃烧弹，以解黄维之围。 就在蒋介石使用一切手段企图救援黄维兵团之时，解放军淮海前线总前委也在调兵遣将，准备给黄维兵团最后一击。总前委在12月10日调整了南北两处包围的兵力部署，决定暂困杜聿明集团于陈官庄，集中兵力先吃掉被围在双堆集的黄维兵团。 在总前委这一决定下达后，原来参加包围杜聿明集团的华东野战军两个纵队迅速南下，部署在双堆集南面，同华东野战军的第6纵队、中原野战军的第4纵队，合组成南集团，协同陈锡联的西集团和陈赓的东集团，对黄维兵团实施围歼。 为了使蒋军官兵免遭无谓牺牲，淮海前线总前委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在12月12日由刘伯承、陈毅将军向黄维发出电报，劝告黄维及早投降，以免将士作无谓牺牲。劝降书是这样写的： “黄维将军：现在你们所属的4个军，业已大部被歼。85军除军部少数人员外，巳全部覆灭。14军所剩不过2000人。10军业已被歼三分之二以上。就是你所依靠的王牌第18军，亦已被歼过半。你的4个军，全部被歼，只是几天的事。而你所希望的援兵孙元良兵团，业已全歼。邱清泉、李弥两兵团业已陷入重围，损失惨重，自身难保，必被全歼。李延年兵团被我军阻击，尚在80里外，寸步难移，且伤亡惨重。在这种情况下，你本人和你的部属，再作绝望的抵抗，不但没有丝毫的出路，只能在人民解放军的炮火下完全毁灭。你身为兵团司令，应爱惜部属的生命，立即放下武器，不再让你们的官兵作无谓的牺牲。如果你接受我们这一警告，请即派代表到本部谈判投降条件。时机紧迫，望即决策。”…… 黄维看过信，一把将信撕得粉碎。他愤然道：“刘伯承、陈毅想让我投降，真是异想天开！”黄维不投降，这也让刘伯承、陈毅大为光火。刘伯承说：“黄维不投降，就命令部队打吧，看来他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 总前委旋即命令部队发起最后攻击。在东线，陈赓率中野4纵、9纵、11纵队及华野特纵炮兵发起攻击。 在西线，陈锡联率中野1纵、3纵队和华野13纵队发起攻击；在南线，陈士榘率中野6纵、华野3纵、7纵、13纵，陕南第12旅发起进攻。 在转战大别山的严酷战争环境中锤炼出来的中野官兵，与全副美式装备的黄维兵团，展开了殊死搏斗。李围子、李士楼、小周庄、宋庄，一个个被打下来了，一面面小红旗如一团团鲜红的热血，染在小李庄总前委作战室的挂图上。 陈锡联指挥的西集团，先后攻克了西马围子、小马庄、周庄、腰周庄等蒋军阵地。蒋军10军军长覃道善，乃率部逃向双堆集南面据点。 至此，黄维双堆集西面的几个村庄据点，基本被扫除。当东面的据点也被扫除后，黄维就只有靠双堆集前面的尖谷堆高地来阻挡解放军了。 尖谷堆，是黄维兵团阵地的制高点，也是蒋军整个阵地的骨干，黄维的主力18军在上面筑有层层工事。黄维依靠这个制高点，居高临下，曾数次阻遏解放军的攻击。蒋军炮兵观测所，也设置在上面，极占便宜。因此，要攻打双堆集黄维兵团部，在打下大王庄之后，就必须打下尖谷堆。只要打下尖谷堆，黄维兵团部和整个双堆集阵地，就都在解放军炮火控制之下了。到那时，黄维兵团除缴械投降以外，再无退路。 尖古堆，是两军最后争夺的要点之一。黄维兵团的18军军长杨伯涛亲自坐镇指挥，他望着高出地面仅10多米的尖古堆，又看了看用尸体垒成的长达上百米的半人多高的弧形工事，对刚刚提升起来的团长魏实斯说：“去吧，丢了尖古堆，就别来见我。” 魏实斯上去了，三个回合下来，他那个团伤亡过半，他本人也中弹负伤。无奈，他向师长报告说：“抵挡不住了，还是撤吧，也好为咱们师保留一点本钱。” 杨伯涛在一旁听到了、勃然大怒，对师长尹钟岳下令：“魏实斯动摇军心，拉出去枪毙！” 魏实斯掏出了手枪，对着自己的太阳穴，说道：“不用了，我自己解决吧。军长，我们这般拼命到底为了谁？有朝一日部队回到广西，怎么向弟兄们的父母交待？”说完他扣动了枪扳机…… 黄维一见尖谷堆失守，感到局势已到了最后，乃命令杨伯涛不顾一切地调动兵力，把特务营、炮兵营、工兵营的官兵，都推了上去，进入冲锋位置，一声令下，向尖谷堆拼死冲击。但是，解放军居高临下的炮火，打得向尖谷堆反扑的蒋军人仰马翻，头破血流，只好狼狈溃逃。 解放军在稳占尖谷堆之后，整个双堆集黄维兵团的一切防御阵地，就在解放军炮火控制之下了。黄维依靠的18军，这时不但军部受到直接的炮火威胁，美国装备的快速纵队处境更糟。这个纵队的汽车、油车、弹药车、修理车和大炮阵地，都在尖谷堆下面，连动也不好动了。解放军只要一个冲锋，他们就会全部缴械。 这时，18军所有的大炮因为炮弹已经打光，成了一堆钢铁，又无处转移，杨伯涛下令把这些大炮推到一堆，炮兵都拿起轻武器，加入步兵战斗。 黄维为了维持18军的战斗力，把最后的一点本钱也拿出来了，他将兵团部的特务营，也拨归18军，编入118师建制。总之，黄维把凡是能拿枪的人，都统统使用上了。 到12月13日，黄维兵团部比较坚固的阵地剩下东西两侧了。东侧就是双堆集东南的野外集团工事。西侧是双堆集西南小河的土庙和土堆工事。这些都是双堆集的最后防线，一旦被突破，那双堆集就没有屏障了。 为了不给敌入以喘息之机，我军在打下尖谷堆之后，立即调整兵力，从东西两侧继续猛攻黄维兵团最后的阵地。陈锡联指挥西集团从西侧向东打，华东野战军部队从东侧向西打，汇合点在双堆集。 14日下午4点半，解放军的神威炮兵开始对蒋军“老虎团”的集团工事进行炮击。只见数千发大小炮弹，向“老虎团”的集团工事，排炮卢中烟雾滚滚，天崩地裂，蒋军工事一个个被炸得飞上了天。炮火刚停，突击分队即向敌阵地冲去。残余的敌人狂喊大叫地进行反冲锋，用手榴弹实施还击，我军战士也将手榴弹掷去，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手榴弹战。 据守集团工事的蒋军“老虎团”，见正面反冲锋无效，就出动一股部队迂回圩外，企图从侧后反扑，封锁突破口。这一着，早被我突击部队料到，我军1个连，顺着圩墙外的壕沟，也向敌人侧后迂回包抄。刚好同迂回我缺口的敌人打个照面，双方立即厮杀起来。 蒋军“老虎团”算是顽强的。他们在黑夜中能连续多次不停地进行反冲锋，即使在地堡四面被围时，也仍进行疯狂的反击。但是，已经胜利在望的解放军气势更盛，很快就完全压倒了蒋军，迅速向纵深挺进。 黄维曾经吹嘘：“老虎团”的集团工事连老鼠麻雀也难通过，最终土崩瓦解，“老虎团”也不复存在了。 黄维在双堆集指挥部里，一听“老虎团”被歼，丟了野外集团工事，气得暴跳如雷，用手枪指着他的警卫团长吼道：“马上把阵地夺回来！”警卫团长带了1个营去了，经过一阵厮杀，只剩1个连败退回来。 激战到15日，黄维兵团部的东、西、南最后屏障，全部被拔除了。 龟缩在双堆集兵团部掩蔽部里的黄维和胡琏，眼睁睁地听着枪弹从头顶上呼啸而过，炮弹在附近爆炸，烟雾弥漫，危在旦夕。黄、胡二人只有相对而视，却一筹莫展。 此时，要想突围出去只能靠老天爷帮助了。黄维一面向南京的蒋介石报告，要求在15日中午过后派空军轰炸解放军阵地，以便他们分散突围；一面将18军军长杨伯涛、10军军长覃道善召来宣布突围行动。 黄维说：“目前，据我们的判断，共军的围攻重点是在双堆集南面和东南角。因为共军的目的，是挡住我们通往蚌埠的去路。至于双堆集的西面和北面，则是共军的后方。除直接围攻的兵力以外，共军第二线梯形的配备兵力是不会多的。所以我决定，这次突围的主要方向，是选择东、西、北三面，出敌不意，是有希望的。”黄维接着宣布各部队突围部署： 第10军75师和114师向东突围，突出后再往南奔向蚌埠；第18师向东北角突围，突出后向东绕个圏子，再奔向蚌埠。 第18军11师向正西突围，这一路由黄维、胡琏亲自指挥，配属坦克向前开路，步兵跟着猛冲。黄维、胡琏、吴绍周各分配一辆坦克，以供突围冲击。只要前面打开缺口，便不顾一切闯出去。 第18军军长杨伯涛率领118师及所有工兵等残余部队，向西北角突围。突出后向西绕个圈子，再向南循蒙城蚌埠方向奔去。 黄维在宣布了这个突围计划后，命令各部队凡能够携带的武器，如轻、重机枪和冲锋枪、步枪等等，无论官兵，人手一支，尽量带走。凡不能带走的重武器，如迫击炮、山炮、野炮、榴弹炮等，均一律加以破坏。至于在双堆集野地露营的1万多名伤兵，无医无药无粮，决定全部弃之不顾。 突围命令下达后，蒋军各残部都惶恐万状，准备逃命。 12月15日中午，蒋介石派来了25架轰炸机，在5架战斗机的掩护下，向小马庄倾投重磅炸弹，炸得地动山摇，尘土冲天。守卫在小马庄阵地的解放军战士，就像铁人似的紧紧守住阵地，不少战士被飞起的泥土掩埋，随即又从泥土里钻出来。他们从这个弹坑眺到那个弹坑，从这个战壕跳到另一战壕、掩蔽洞，紧紧盯住黄维兵团在双堆集的行动。 黄昏时分，黄维率领残部进行绝望的突围了。黄维主要的突围方向是西方，陈锡联指挥西集团部队早已严阵以待，在双堆集西侧设置了严密的火网地带。当突围的坦克一进入火网，我军各种火器一齐开火，顿时打成了一片火海。暴风骤雨般的火力，连蒋军的坦克也承受不了。带头冲锋的5辆坦克，在猛烈炮火下不得不掉头向东逃跑。这一转头不要紧，跟在坦克后面的成群步兵，哗啦一声四散逃命，突围的敌人完全溃乱了。 这时，黄维、胡琏分别躲在各自的坦克里。这两辆坦克乘着混乱，冲出火网地带，向前狂窜。 前方出现了一个三岔路口，坦克驾驶员有些犹豫，减速等待黄维的指示。黄维朝前一指，坦克驾驶员开足马力，朝正西方奔去。而在黄维身后的胡琏却窜向西南方向的道路。 这一分道扬镳，黄维走向死路，胡琏却逃脱了。日后继续与解放军作对，成了蒋介石最得力的干将。 黄维和胡琏在突围时，根本就没有通知18军军长杨伯涛。当杨伯涛听到西面枪声大作，人声混乱，他才知道黄维和胡琏已经跑了。他急忙和118师师长尹钟岳亲自督队往外冲杀，无奈解放军的包围阵地似铜墙铁壁一般，碰来撞去，连一条缝也撞不出来。 本来，在准备突围时，杨伯涛和尹钟岳商量好，选了一个最勇敢的营长，由他打冲锋开路。哪知，这个营长刚冲上去，就被击毙了，部队无人指挥，也随之一团混乱。 杨伯涛和尹钟岳没有冲出去，但解放军却冲进了双堆集，一时前后左右到处都听到“缴枪不杀”的喊声。开始，蒋军还胡乱放枪，不一会儿，就再也没有人敢开枪了。杨伯涛本来是向西北角突围的。这时，见势头不对，乃转向正西朝黄维突围方向奔逃。可是，刚向西跑了不远，就被西面过来的一队解放军迎头痛击，部队一哄而散，各自逃命。杨伯涛见四下无路，便逃至一条小河边，绝望地跳入水中，企图自杀。 但是，小河水太浅，阎王也不肯收容，他在冰冻沏骨的水中几乎冻僵了。他伸手掏枪，枪早已丢了。于是，他又爬到岸上，成了解放军的俘虏。 三名解放军战士押着杨伯涛经过一座小桥时，杨伯涛乘人不备，猛地跳下河去，心想这回可以尽忠了。谁知枯水季节里哪条小河都淹不死人，倒弄得他一身污泥，徒增几分狼狈。他极度沮丧地：“我不当死也！” 陈锡联后来听说杨伯涛跳河自杀的，不由地笑道：“何苦呢？当了共产党的俘虏，是你新生的开始嘛。” 同杨伯涛一起突围的118师师长尹钟岳，在与杨伯涛冲散后，随溃兵逃了一阵，也被解放军捉住，当了俘虏。由杨伯涛指挥的这一路突围的蒋军，到此完结。 由覃道善指挥突围的第10军军部及两个师残部，只有第18师师长尹俊率数百人，在黑夜中从东北角逃了出去，算是侥幸漏网。除此外，其余人都成了俘虏。覃道善指挥的这一路，也告完结。 再说黄维，命令坦克驾驶员拼命朝前突围，却事与愿违，坦克狂奔了一阵就出了故障，再也跑不动了。黄维只得爬出坦克混在乱军中逃跑。他见到处都是解放军，就跑入一道麦田沟里隐藏起来，企图乘黑再逃出重围。 这时，进攻双堆集的解放军各路部队，不断从壕沟、坑道中进入双堆集，把企图突围的蒋军，切成无数段。至深夜，双堆集黄维兵团的残部，已被一一解决，剩下的正在四零五散到处乱窜。但是，在双堆集外数十里周围，遍布解放军和民兵搜索队，犹如天罗地网，要想逃出去是很难的。当双堆集一打开后，参加围歼黄维兵团各部队的电话，都在不停地传告，“敌人溃逃了！赶快捉俘虏！赶快捉黄维！” 黄维最终也未能逃脱，被解放军生擒。新华社曾以《黄维被擒记》为题，报道了黄维落网的经过： 12月15日黄昏，我军全线出击，追歼逃敌。某部特务营教导员范天枢带着5个战士，分头向南坪集东南四五里地周庄一带搜索。他们发现一辆被打坏了的坦克停在大周庄的东南。通信员傻小六、范介明沿着坦克搜索过去，在一道麦田沟里，发现一条黑影，平伸着两手，翘着屁股，头朝下钻。他们开始以为是一条野狗，随便喊叫一声，那黑影应声就抬起头来，原来是个人，头上的钢盔在月光下发亮。傻小六、范介明端着枪跑过去，那人马上举起手站了起来。“干什么的？”傻小六问。那人吞吞吐吐地说：“14军上尉司书。” 傻小六他们就把这个“上尉司书”带回来送到俘虏收容所。到了收容所，大家才看清这个“14军军部上尉司书”穿着一身草绿色细布军服，头上笨重的钢盔低低地压住了眉眼。在他的钢盔被揭下来以后，露出了光滑的头发，惨白的圆脸，他的嘴上留着短短的胡子，右眼上长着一颗小黑痣。这些都合于通知写的黄维的特征。 收容所里的同志把登记簿拿出来，叫他登记。他写道：“方正馨，江西弋阳人，14军军部上尉司书”。他说他是今年10月从确山入伍的。 问他入伍前干什么，他说当过6年小学教员、6年科员，以后就入伍了。问他上尉司书一个月多少饷，他回答说是七十几元。到底是七十几元，他又答不了来了。 随后，他写了一张“如姓名职别不符，愿受枪毙”的保证书，并老着脸皮地说：“我还能胡说八道？我还能卖了姓名吗？” 当摄影员来给他照相时，他的脸皮变得惨白了，脸上的肌肉都在抖动，想躲避也躲避不了。 这时，来了一位宿县新解放的战士，一见这位“军部司书”时，马上说道： “他就是黄维！” “上尉司书”见瞒不过了，阴沉的脸上一阵青一阵白，随后不自然地吐出：“我就是黄维！”并拿出笔来在登记册签下这么一行字： “黄维，12兵团司令官，陆军中将，41岁，江西贵溪人，黄埔一期毕业。” 淮海大战结束后，中原野战军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野战军，下辖第3团、4团、5兵团及特种兵纵队。陈锡联担任了第3兵团司令员。 第一节 1．刘伯承打电话给陈再道：“你是想继续打，还是想撤下来？”陈再道斩钉截铁地回答：“打下去，送到嘴边的肥肉不能扔了！” 1947年6月底，刘邓大军一举攻破黄河天险，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 面对解放军这当胸一刀，蒋介石急了，蒋介石慌了，蒋介石也火了。他亲自飞到郑州，召开作战会议。他手下的大将白崇禧、顾祝同、刘峙、孙连仲、王敬久、胡琏、邱清泉、孙元良……都被召来开会。 蒋介石命令：整编第55师坚守郓城，整编第63师153旅坚守定陶，吸引解放军；而以整编第32师等4个师攻击刘邓大军的侧背；另外从豫北、晋南、豫皖苏等地紧急抽调20旅赶至鲁西南，逼迫刘邓部队背水一战，置之于死地。蒋介石把所有的“进剿”部队交给了国民党军第1兵团司令王敬久指挥。 王敬久不是刘伯承、邓小平的对手。刘邓指挥部队一取郓城，二克定陶，三战羊山集。 担任攻打羊山集主攻任务的是晋冀鲁豫野战军第2纵队，司令员就是陈再道。 羊山集，是金乡城西北的一个大镇，有1000多户人家。村镇背靠羊山。羊山东西长约5华里。远处望去，犹如一只绵羊卧在那里。最东面的一个山头，称羊头；中间一列较高的山头为羊身；两面斜坡上有许多小山头，老百姓叫羊尾。 抗日战争时期，日军曾经在这里安过据点，在羊山上修了不少坚固工事。刘邓部队在攻打郓城时，国民党军第66师向北驰援。郓城被克后，66师师长宋瑞珂领着师部及158旅、13旅等部，停在了羊山集，利用日本人留下的坚固工事固守待援。 66师是由原66军整编为师的。这个部队是国民党的嫡系。国民党军的总参谋长陈诚过去曾经在这个部队任职，格外关照这个部队。全师均为美械装备，营连军官均是军校毕业生，军事素质较好。师长宋瑞坷是黄埔军校第3期的学生，在陆大将官班也学习过，宋瑞河在国民党部队的将领中算是出色的人物。1946年6月，国民党部队在大别山围攻我李先念部队时，就是宋瑞坷率部打响了全面内战的第一枪。 羊山集被我军包围后，陈再道手下的几个旅长，纷纷要求立即向敌人发起攻击，并都提出要担负主攻任务。这几个旅长嚷嚷道：过河后，人家1纵、6纵已经歼灭了敌人3个师，而我们2纵只是小打小闹的，战果不大。战士们都憋着一股劲，要求快打。 陈再道岂不想快打，道一声：“好！你们回去加紧准备！” 当时与2纵协同作战的还有3纵，3纵司令员是陈锡联。陈再道与陈锡联商量后，决定7月16日晚向羊山集之敌发起攻击，2纵从西面攻；三纵从东面攻；冀鲁豫独立旅在南面打援。 16日，下起了大雨，进攻推迟了一天。 17日黄昏，各路突击部队同时向羊山集和羊山展开攻击。炮声、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响成一片。 然而，敌66师的抵抗异常顽强。我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经过一夜激战，2纵只攻占了羊山集西端部分民房，3纵只占领了羊山东面一些山头和羊山集东街部分民房。 第二天一早，敌人就开始反击了。由于我军暴露在敌火力网下，加上队形密集，遭到重大伤亡。竟有十几个旅团干部负了伤。无奈，我攻击部队大部撤了下来。 第一次攻击未奏效，主要原因是战前准备不足。战斗发起后部队进展情况掌握得也不够准确。攻击开始不久，5旅报告说已攻下羊尾，正向羊身发展，陈再道就命令4旅向羊山集攻击。实际上5旅没有攻占羊尾，更没有占领制高点，只攻下一些小山包。 刘伯承闻讯后驱车赶到前线。陈再道赶紧做了检讨：“司令员，仗没打好，责任在我。” 刘伯承说：“是不是连打了几个胜仗，有些麻痹？记住，不打无准备之仗，这是我们的作战原则！” 陈再道脸上发烫，他是一个勇猛战将，头脑一热有时就会出现闪失。 吸取了第一次攻击伤亡大的教训，再攻时陈再道变得稳扎稳打了。20日晚，2纵和3纵继续向羊山集展开攻击。2纵5旅由羊尾向山上攻击；6旅接替4旅由西面向羊山集攻击；4旅位于羊山集西南地区，配合3纵9旅准备打羊山突围之敌。 尽管这一次陈再道部署周密，但他的对手却是“硬茬”，国民党军第66师不愧是个“嫡系”，久战不乱，与我军展开反复的争夺。 奴仆效命，主子自然不肯丢弃。7月19日，蒋介石飞到了开封，召集他的前线将领们开会。蒋介石命令王敬久率部从金乡向羊山增援；命令王仲廉率部经曹县向羊山集增援，以解宋瑞珂之围，救出第66师。 王敬久和王仲廉不敢迟缓，分头率领部属朝着羊山集杀来。可是在我阻击部队顽强抗击下，不但到不了羊山集，就连万福河以南的石店也未能攻占。这个村距羊山集还有十多里哩！7月22日，王敬久命令鲁道源的第58师和第199旅坚决向羊山攻击。并配属其坦克、榴炮营，限当天12时到达羊山集，否则以军法从事。199旅渡过万福河之后，即被我4旅和独立旅等部包围，不但没能救成第66师，199旅自己也全部成了我军的俘虏。鲁道源一见不好，率部缩回了金乡。 然而，羊山集这一头还在激战，守敌仍不肯放下武器。 羊山集的鏖战引起了远在陕北的毛泽东等人的注意。7月23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给刘邓发来电报，提醒道：“……对羊山、济宁两点之敌，判断确有攻歼把握，则歼灭之；否则，立即集中全军休整十天左右，除扫清过路小敌及民团外，不打陇海路，不打新黄河以东，也不打平汉路，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占领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打运动战。” 毛泽东意见很明显：羊山集若是一时拿不下来，就不再打了；调整部队赶快南下。 刘伯承、邓小平十分清楚毛泽东的意见，两人不想延误大军南进的计划，可是两人却也不想放弃消灭羊山集守敌。在这急需作出决策的时刻，两人显得十分沉稳慎重，他们决定再征询一下一线指挥员的意见。 刘伯承打电话给陈再道：“你如实说：是想继续打？还是想撤下来？” 陈再道斩钉截铁地回答：“打下去，送到嘴边的肥肉不能扔了！” 刘伯承说：“好！我和邓政委马上就过来。” 刘伯承和邓小平亲临羊山集前线，仔细询问了敌情和地形情况，对陈再道等人说：越是胜利越要细心谨慎，不能疏忽大意，更不能急躁。你们要亲自到前沿看看地形，了解一下为什么攻不下来。要和下面的指战员研究打法，尽快把羊山集之敌歼灭！ 陈再道和纵队几个领导下到前沿阵地，经过火线观察，发现前几次攻击没有解决战斗，主要是羊山制高点没有攻下来，我们攻进去受到山上的炮火射击，仍站不住脚，下一步总攻要把羊山主峰拿下来就好办了。 陈再道义来到13团3营的阵地上，这个营和14团、15团各一个营全在羊尾的小山包上坚守阵地。当陈再道来到3营7连时，连长一声高喊：“全体起立，敬礼！” 随即呼啦啦站起了一群士兵。陈再道仔细一瞧，只见这群战士有的只穿一件背心，有的只穿着一条裤衩，满身都是泥。陈再道心中明白，天热加上阵地条件差，战士们干脆脱掉外衣。陈再道心头一热，说：“你们在这些小山头上坚持七八天了，要不要下去休息一下？” 没等他把话说完，一个胳膊受伤的战士，一下子跳出来，交给陈再道一份按有血印的请战书，说：“我们向首长保证，剰下一个人也不撤，我们要求当突击队，尽快总攻！” 一个小战士也站了出来，带有哭腔地对陈再道说：“为了让俺营长能当营长，俺也不能撤！” 陈再道一惊：“怎么，你们为何营长不能当营长啦？”小战士回答：“俺营长写了决心书，说打不下羊山集，他这个营长就不当了！俺们要撤下来，他不是就不能当了吗？” 陈再道心头又是一热，多好战士啊！他动情地说道：“你们营过去打仗是好样的，你们营长和你们连长都出席过英模大会，这次又在山坡上坚守了这么长时间，真是进可攻、退可守的英雄部队。这次不换你们了，希望大家做好准备，待命总攻！” 战士们一下子欢呼起来。 回到指挥部，陈再道将视察情况向刘邓首长作了报告，并把下一步如何总攻方案也向刘邓首长作了汇报。刘伯承、邓小平很快下达了总攻命令。 7月27日，火红的太阳从东方升起。天气晴朗，万里无云，连续几天的阴雨终止了。天怨人怒，困守羊山集的国民党部队真是气数已尽，老天爷也不站在他们一边了。下午6时半，我各路大军开始向羊山发起总攻击。 榴弹炮、野炮、山炮和迫击炮朝着羊山山头不停地轰击，整个羊山硝烟弥漫，炮声雷鸣。战士们随着炮火延伸，向羊山主峰和羊山大街发起冲击。战至22时，我军攻克羊山，占领了羊山制高点。国民党军虽多次进行反冲击，企图夺回羊山主峰，均被我们攻占主峰的部队打退。 与此同时，陈再道纵队的第6旅3个团从西关冲进西大街，逐屋逐院向东发展，13团的部队也从羊尾冲进羊山集。陈锡联的3纵部队从东面攻进东大街。整个羊山集的敌人被我军攻击部队分割包围。 但是敌人仍在顽抗，巷战激烈。我军每占领一个碉堡都要经过激烈拼搏。6旅18团攻到大街中心，一座坚固的地堡出现在眼前，地堡内4挺机枪封锁了我军前进的道路。团长李开道当即命令1连连长刘茂盛将这座碉堡干掉。2班的战斗小组姜金城、于树贞两人带上许多手榴弹冲向碉堡。开始他们从射击口夺敌人的机枪，由于枪筒打得火烫，夺了几次没有成功。最后他们把8个手榴弹捆在一起从射击口塞进碉堡，“轰轰”几下爆炸声，碉堡里的机枪不响了。 这样的争夺战，敌我两方伤亡都很大。仅18团营以上干部就伤亡好几个，1营的营长、副营长都倒下了。 许多年以后，当陈再道回首往事时，万分感慨地说：“羊山集这一仗，是我打得最艰苦的一仗！牺牲的战士也最多！” 一个旅参谋长这样说：“那是一场恶仗，那样的仗，我一生中没打过几次。” 当战斗结束时，敌66师师长宋瑞珂被押解走出羊山集时，陈再道纵队有个干部望着身边倒下的战友泪流满面，他冲上去就揍宋瑞坷，若不是被人拉住，他就要拔枪了。 后来，这个干部受到陈再道的批评。我军的政策是不杀俘虏，尽管这个俘虏曾杀过人，但他已经放下武器了，我们就得执行俘虏政策。 这就是人民军队可敬之处。 7月28日上午，羊山集的枪炮声渐渐稀疏。陈再道从掩体里走出来，想到羊山大街看看情况，作战参谋一把拉住，不让陈再道出去。因为金乡城内的国民党军的榴弹炮正盲目地向羊山集发射。陈再道刚回到掩体，外边的炮弹就爆炸了，尘土溅了他一身。 从7月17日发起进攻，到7月28日战斗结束，羊山集一仗竟打了12天！虽然打得艰苦，最终以我军胜利而告结束。此战歼敌1.4万余人，加上羊山外围作战共歼敌23000余人。刘邓大军以自己的牺牲调动了国民党军7个整编师17个半旅驰援鲁西南战场，从而有力地支援了其他战场上解放军的作战。 羊山集之战结束后，不常作诗的刘伯承高兴之余欣然命笔，赋诗一首： 战斗结束后，陈再道专门看了他的敌手、已成为战俘的宋瑞珂。 宋瑞珂的外表形象有些出乎陈再道的想象，宋瑞坷个子不高，当时40多岁，长得白净，外表看上去挺文雅，不像位战将。陈再道重重地拍了一下宋瑞珂的肩膀，道：“没想到你在坚守上还真有两手！” 真正的军人是渴望与强手交战的。 宋瑞珂向陈再道提出：他的部队伤亡太大了，请解放军为伤员治疗。 陈再道这时的脸色变得严峻起来，他盯看了宋瑞珂一会儿，说：“你如果早两天放下武器，就不会造成双方这么大的伤亡！” 宋瑞珂垂下了头，片刻后才说：“我是军人，是奉命打仗的，当然我也有责任。” 陈再道喘出几口粗气，这才平缓地说：“你们的伤员，我们全部都会进行治疗的，这你就放心吧。” 宋瑞珂后来被送到华北解放区进行学习，以后被特赦了。1984年6月，黄埔军校成立60周年纪念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陈再道应邀参加了这次会议。落座后，听说宋瑞珂也来了，陈再道就问身边的人：宋瑞珂坐在哪儿？宋瑞坷听说陈再道来了，就端着一杯红葡萄酒走到陈再道的身边，举杯向他敬酒。陈再道端起酒杯与宋瑞珂干杯。宋瑞坷一见陈再道端得是白酒，就回到座位上放下红酒，也倒上一杯白酒，与陈再道碰杯后，一饮而尽。两人谁也没提羊山集之战的事。 第二节 2．陈再道当红军时曾三过草地，过草地时还能见到青草，而在这个黄泛区内，什么青绿颜色都见不到 羊山集战斗结束后，刘邓大军简单地休整一下，即于1947年8月7日从鲁西南地区挥师南下。 千里跃进大别山的伟大战略进军开始了。 还在刘邓大军渡过黄河后的第二天，刘邓就召集各纵队领导开会，研究南下的行动计划。那是在一间农村小学的教室里，土墙上，挂满了画着红蓝色箭头的军用地图。 邓小平政委和平时一样，严肃而镇静，说起话来斩钉截铁。他指着墙上的地图说： “现在敌人的进攻重点是山东和陕北。在山东，敌人用了60个旅，45万人；在陕北，敌人用了15个旅，14万人。敌人使得‘哑铃战略’，把两个铁锤放在了山东和陕北，我们这里刚好是个‘把’。现在党中央和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砍断这个‘把’，把战争引到国民党统治区去。” 这当儿，刘伯承插上话来：“山东按住了敌人的脑袋，陕北按住了敌人的双腿，我们就要拦腰砍上去。” 生动的比喻，使在座的各纵队领导都笑了。 刘伯承接着说：“一年来，敌我力量对比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敌人的力量还是很大的。这就决定了我们战略进攻的方式不是逐城推进，而是跳跃式的。我们要长驱直插到敌人窝里去。” 他掏出手帕擦了擦那只发炎的眼睛，一面指着墙上的地图说道： “你们看，大别山这个地方，就像小孩子穿的‘兜肚’一样，是长江向南的突出部。我们跃进到大别山，就可以东胁南京，西逼武汉，南抵长江，这样，北面的敌人就可以吸引一部分到我们这边来，山东、陕北战场的担子就会减轻一些。” 邓小平又开口道：“我们的行动决不是冒险，而是一个勇敢的行动。毛主席指出，我们到大别山可能有三个前途。”说到这里，他停顿一下，锐利的目光扫视众人，道： “一是付出了代价站不住脚，退了回来； “一是付出了代价站不稳脚，在周围坚持斗争； “一是付出了代价站稳了脚； “我们要争取第三个前途，克服一切困难，为在那里站住脚跟而斗争。” 散会后，各纵队的领导骑着马，默默地从田间小道上走过。刘伯承和邓小平的话，还在他们耳边回响着。这些老战士，大多数是原红4方面军的人，家乡就在大别山区。革命出来十多年了，几乎无一人回过自己的家。而现在，他们所思念和渴望的不是久别的故土和亲人，而是怎样带领自己的战士，去执行这个千里跃进的战略任务，把锋利的钢刀插进敌人的心脏。 千军万马，像无数离弦的箭，向敌人的心脏地区直射而去。在中原无边的原野上，刘邓大军初期没有遇到蒋介石的一支正规军，那些民团等地方反动武装，在我军南征洪流的重压下，早给冲得不见踪影了。 刘邓大军的突然行动，却给蒋介造成一个错觉，他认为他的大军压境，刘邓部队既不能北渡黄河，又不敢和他决战，蒋介石得出的结论是：共军溃不成军，向南逃窜。 根据这个结论，蒋介石的行动计划就是一个字：“追”！ 蒋介石起初没有采取前堵后追的办法，他过于自信了，在他看来，刘邓部队向南逃窜的道路上险阻重重，前有黄泛区、沙河、洪河、汝河、淮河等六七条大小河流，不用说去打刘邓部队，仅这些天然障碍也能把部队拖垮。 确实，摆在刘邓大军面前的闲难足十分严重的。后面的敌人追得很紧，有些地方是敌人的前卫与我军的后卫紧连，有些地方两军只隔几十里，天上不时有敌机轰炸，部队只能在夜间急行军。8月的天气闷热，常下大雨，淋得浑身湿透。到了宿营地，一面做饭吃，一面要挖防空壕，找渡河器材，做群众工作，忙得不可开交。 在这种情况下，刘邓南进的决心没有丝毫动摇，要求部队坚持走，而且要快走。刘伯承对下级干部说： “慈不掌兵，部分人的饥渴和疲劳，换取大多数人的温暖和安全。此时此地的困难和危险，换取全国解放区的胜利。我们要学会算大账，不要抓小辫子。” 过了陇海铁路，部队很怏来到了黄泛区跟前。 黄泛区，就是被黄河水淹过的地方。1938年，国民党军队为了阻止日军前进，在郑州花园口掘开了黄河，使黄河水泛滥，夺淮河而人海。日寇投降后，黄河水回到故道，但是，泛水区里仍是一片积水，难以行进。 在8月的酷热中，刘邓大军开始跋涉了。 陈再道率领的2纵为中路的左路军。8月15日傍晚，2纵从鹿邑以西地区出发之前，各单位曾派人到黄泛区探路、设标。有的是在当地人民和游击队的帮助下，选择前进道路的。部队出动时，又是阴雨连绵，开始陈再道和纵队领导坐着中吉普车走了一段路，可是越走越慢，车轮越陷越深，最后不得不下车乘马而行。马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泥水里走着，慢慢腾腾，实在急人。陈再道干脆下马涉水前进，谁知越走水越深，把膝盖都漫了。最后走不动了，又重新骑在马上。 天亮后，到达郸城县以北的郭集地区。走了一夜，行程才40华里。其中约30多里是黄泛区的积水区。天亮后，回头北望，一片汪洋，见到的村庄不见人烟，未倒塌的房屋，只能看到屋顶。真是惨不忍睹。陈再道当红军时曾三过草地，过草地时还能见到青草，而在这个黄泛区内，什么青绿颜色都见不到。 太阳出来了，是个难遇的好晴天。掉队的战士仍在吃力地向南走着。炮兵、辎重还未走出黄泛区，大部队只好等他们到达后再继续前进。炮兵过黄泛区十分艰难：开始拉着几门大炮在泥泞里前进，越走陷得越深；牲口把皮套都拉断了，特别是那些大的野炮更是拉不出来；如果敌人飞机来了，发现目标，炮兵营就会遭到轰炸。 情况紧急，不容犹豫，陈再道下令将大炮炸毁。 这些野炮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从日军手里缴获的，跟随我军作战后发挥了很大作用，一直被视为珍宝。当听到一阵阵爆炸声时，许多官兵的心都要碎了，他们伤心地痛哭起来。 有个炮兵连长实在不忍心炸掉伴随自己数年的一门炮，就取下了炮栓，在炮身上刻下记号，将炮埋在泥土里。他心想，只要我还活着，今后一定要来取它。 事也凑巧，在两年以后，这位炮兵连长终于又找回这门炮，安上了他保存两年的炮栓，参加新的战斗了。 刘伯承、邓小平也和战士们一样，手拄着棍子，脚踩齐膝深的污泥，走一脚拔一脚泥。在刘邓首长的带头作用下，整个野战军以最快的速度，在两日内全部通过了黄泛区。 过了黄泛区，前面是沙河。这时，许多人认为敌人已被甩到后头去了，可以歇一歇了。而刘伯承却命令部队继续前进，限两小时内架好浮桥过河。 有些战士有点牢骚，刘伯承道： “背水作战，兵家所忌。迅速过河。” 我军部分战士还在发牢骚时，蒋介石却梦中惊醒了，意识到自己的如意算盘落空，上了神机妙算的刘伯承的当。刘伯承目标是直插大别山，要捅国民党政府的老巢了！蒋介石越发觉出形势不妙。 他气恼地质问陆军总司令顾祝同： “为什么追不上一支疲惫之师？” 顾祝同只好回答：“道路不畅，车炮辎重难行。” 蒋介石火了：“刘伯承能走，你们为什么不能走？赶紧给我追！追不上刘伯承，别再给我写战报！”随即他恶狠狠地说：“就算你刘伯承走出黄泛区，也决通不过拦在面前的几条大河！” 蒋介石这时调整大军围堵已为时过晚，只好急令尾追刘邓的蒋军死盯住不放，另急调整编85师赶至汝河南岸阻击。 整编85师师长名叫吴绍周，他不敢怠慢，亲率先头旅赶到了汝河南岸。沿河展开了部队，等北面的追兵一到，就合击刘邓于汝河水中。 当刘邓大军到达汝河北岸时，河对岸尘土飞扬，看不清尽头的蒋军步兵、炮兵、汽车正在从远处开来。 汝河虽不宽，却是水流湍急，岸边的淤泥深可没顶。徒涉是不可能的。河面上又没有一座桥，船也寻不见。 如果不尽快过河，一旦对岸的敌人立稳脚跟，再要渡河则更加艰难了。 紧急关头，我工兵部队冒着敌人的炮火在汝河上架起一座浮桥。 入夜，只见南岸火光冲天，蒋军占领了大、小雷岗左右两侧的全部村庄，并村村点火，砍倒树木，扫清射界。看得出蒋军决心要把向南去的所有通路卡死。 敌人的炮弹不时在浮桥边爆炸，浮桥已经几次破坏，又几次修复。 就在形势最紧张的时刻，刘伯承、邓小平来到汝河最前线。跟随刘邓一同来的，还有野司参谋长李达等人。 在一间小土屋里，李达指着地图向众人介绍敌情：“我军南下跃进后，敌人即以重兵向我各部队追击。现在咬得我们最紧的是中路的罗广文兵团3个整编师，距我们只有25公里，明天早上八点左右他们就能赶到。在我们正面是敌85师和64旅，他们企图在汝河堵住我们去路，等其他部队到达后，与我决战，在汝河和洪河之间吃掉我们。” 随着李达的介绍，众人的目光在地图上移动，地图上的箭头清晰地表明，国民党数十万军队正从四面八方围了上来。 历来言简意赅的邓小平接着说道： “现在除了坚决打过去以外，没有别的出路，今天过不去汝河，明天跟在后面的敌人就赶到了。” 正说着，一个参谋进来报告：后面的敌人已经和我军后卫部队接火了。 邓小平大声说道：“要不惜一切代价，坚决地打过去！” 刘伯承这时说话了：“常言道：‘狭路相逢勇者胜’，今天是两军相逢勇者胜！从现在起，不管白天还是黑夜，不管敌人的飞机大炮有多少，我们都要以进攻的手段对付进攻的敌人，从这里打开一条血路，冲过去！” 一席话，说得众人热血沸腾，“狭路相逢勇者胜”这句军事天才充满智慧的警句，许多年以后仍在当年勇士们的耳边回响。 强行突破开始了。 前卫旅的两个突击团，分别以四路纵队，端着雪亮的刺刀，冲过浮桥，朝着南岸杀去。 泥楼、大杨庄、王庄、车恒庄……一个一个村庄打下来了。 打下一个村庄，再扑向一个村庄。全体官兵们心中只有“前进”二字，一个个像下山猛虎一般向敌人冲去。 刘伯承一直守在电话机旁，倾听着前方一个接一个的捷报。当天亮时，前卫旅终于从国民党军整编85师的防线上捅开一个口子，在敌人的胸腔上撕开一条宽达6公里的通道。 紧随前卫旅之后，中原野战军司令部和直属队、中原局机关、以及王近山的6纵、陈再道的2纵等部队整齐有序地朝前奔去。子弹和炮弹在他们身周围乱飞乱窜，没有人退缩，大军汹涌，直奔南方。 汝河，被抛到了身后。 过了汝河，前面已无敌军阻挡，刘邓大军很快来到了淮河边。 淮河是华东地区介于黄河和长江之间最大的一条河流，它历来也是兵家作战中的一道天然障碍。8月的淮河，正值雨季时分，河深水急。 在刘邓大军的后面，因汝河防御失利的国民党军85师急火火地追来，企图弥补过失挽回败局。 如果两天内不能渡过淮河，我军又将背水作战。 无桥，无船，河面又宽，刘邓大军十几万人怎么过河？ 刘邓连夜在河边召开紧急会议。 邓小平说：“伯承先行指挥渡河；际春同志一同过去掌握部队；我和李达在后面指挥部队阻击。” 刘伯承道：“政委说了就是决定，立即行动。” 刘伯承到了河边，晨曦中的淮河显得难以驾驭。 有人向刘伯承报告说：一天前息县的保安团被我军穷追猛打，跳进河里的500名土匪全郁被淹死了。 刘伯承点了点头，没再问。上了一只竹排，手执一支竹竿，全神贯注地探测水深。 突然，他睁大眼睛：只见岸边有一匹正在饮水的马，忽然挣脱缰绳往水里跳。马夫死命拽住马尾巴，想把马拉回岸边。但那马劲大，竟将马夫拖人水中…… 令人惊奇的是，马夫被拖到河中心竟未淹没，与马一同平安地上了南岸！ 刘伯承目睹了这一切，他大声叫起来：“快！告诉李达参谋长，不必架桥了！可以徒涉！” 8月27日，刘邓大军顺顺利利全部渡过淮河。 我军刚一过完河，国民党军第85师赶到了淮河边。 师长吴绍周想：你刘伯承能过河，我也同样能过。于是立即下令全师涉水过河。 不料想先头人马一下水，立刻葬身鱼腹。工兵这才匆匆测量水位，只见那水位线节节上升…… 吴绍周仰天长叹一声：“天助刘伯承也！” 在当地的老百姓中，曾有这样的传说：刘邓大军过淮河时，那天忽然下了大雪，淮河水转眼间就结冰了，刘邓大军过了河，那冰就化了！ 这令人想起了陈赓兵团强渡黄河时，黄河岸边的老百姓也有相似的传说。 天助人助，这就是人民军队当年胜利的一个因素。 第三节 3．陈再道率领部队一口气追出60余里，从而解除了我军反攻作战的后顾之忧。“再道之勇”在红4方面军里赫赫有名 陈再道早在红军时期就是一员能征善战的虎将。他参加红军先后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师长、军长。参加了鄂豫皖苏区历次反“围剿”作战。“再道之勇”在当时红4方面军里是赫赫有名的。 1933年大年初一刚过，蒋介石即任命田颂尧为川陕边“剿匪”督办，并拨给军费20万元，子弹100万发，飞机4架，令其乘红4方面军在川陕边根据地立足未稳，迅速进行“围剿”。正月初三，田颂尧在成都宣布就职，并通电全川，要诸军阀“通力合作”。 田颂尧的29军，有5个师、3个旅、一个军属独立旅，共60个团。他就任“督办”以后，立即将其在嘉陵江以西的部队大部东调，以38个团约6万人的兵力，编为左、中、右三个纵队，准备分三路围攻红军，妄图把新生的川陕边革命根据地扼杀于摇篮之中。 年轻的川陕边根据地，面临着一场严峻的考验！ 当时红4方面军人川不久，部队尚未扩编，根据地又属初创，作战回旋区域小，敌强我弱。方面军总部在正确分析敌我情况和川北的地形特点以后，决定采取“收紧阵地，诱敌深人”的作战方针。要求各个部队利用险要地形，构筑必要的防御工事，以运动防御给敌以大量杀伤，然后逐步收缩，达成兵力的集中，待反攻时机成熟时，集中力量粉碎敌人的围攻。 根据部队分兵发动群众所处的位置，红4方面军总部决定以73师和11师位于南江的三江坝、木门、长池地区，对付敌左纵队；以12师位于巴中地区，对付敌中、右纵队；另以218团位于南江东北的碑坝地区，向陕南方向警戒；红10师位于通江东北的洪口场，对付敌刘存厚、杨森两部，保障方面军侧后安全。 当时的红10师师长就是陈再道。 阳历2月中旬，田颂尧率领白军向川陕边苏区发动全面进攻。 红10师的当面之敌先以一个团的兵力，分二路向发起进攻。当敌人进人我军火力区后，陈再道精心配置的轻重火力一齐开火，打得敌人无处躲藏，丢下一大堆尸体逃了回去。 激战过后的战场暂时出现了沉静。阵阵北风吹得人连打寒噤。炊事班送来了热气腾腾的午饭，战士们津津有味地吃着，仿佛正在参加一次丰盛的美宴。 饭碗一丢，战士们立即开始加修工事。不一会儿，敌人把3个团全部拉上来，再度向红10师阵地发起攻击。在炮火的掩护下，敌人向我阵地步步逼近。他们虽然遭到了大量杀伤，但是仗着人多势众，仍然一步步地往上爬。情况变得越来越紧张了。前沿阵地已经被敌人占领，陈再道立即将预备队调出，直插敌人翼侧。我正面部队乘势发起反击，把突人前沿阵地的敌人赶了下去，并以密集的火力追击敌人，一直把敌人赶到了山下。 第二天，敌刘存厚一个旅另两个团的兵力再度向红10师阵地进犯，双方激战了整整一天，红10师阵地岿然不动。 在我一线部队给进攻之敌以重大杀伤后，红4方面军总部根据预定的作战方案，命令一线部队逐步收缩阵地，诱敌深入，尔后再集中兵力消灭敌人。 激战后的两军对垒，是向下一次激战过渡的紧张时期。敌人一面整顿补充，准备发动新的攻势，一面在其后方大肆搜刮民财和食粮，以充其所谓“剿匪”之需。我军则积极开展冷枪杀敌活动，并经常派遣小分队和游击队袭扰敌人的后方。 田颂尧的部队经过一个月的休整补充后，于4月中旬又在全线发起猛攻。我军充分运用前一段的作战经验，继续以少数兵力，依托险要地形与工事，创造了许多以少胜多的战例。在三天中，我全线部队又毙伤敌3000余人。 两个多月来，我军虽然大量消耗了敌人，但是从总体上来讲，敌人在数量上仍然占有很大的优势，而红军主力的反攻条件还没有具备。为了高度集中兵力，进一步消耗敌人，造成和发现敌人的过失，我军于4月29日主动撤出通江城，再次收紧阵地至平溪坝、鹰龙山、鸡子岭、九子坡一线。 田颂尧占领通江后，以为红军不堪重兵压迫，无力还击，于是便通电全川，说：“匪自2月中旬至今伤亡过半，此乃总崩溃。我不待旬日之间，即可奏凯回师。”其骄矜之气，溢于言表。 于是，田颂尧再次组织部队展开全线进攻。其担任主攻的左纵队集中13个团的兵力向东猛扑；中央纵队、右纵队则向通江以北推进，企图歼灭我军于苦草坝地区。 一场生与死的决战迫在眉睫！ 这时的形势看来十分严重，其实已经发生了有利于红军的根本性的变化。经过3个月的战斗，敌军连遭打击，伤亡愈万，其发动的最后一次总攻，已是强弩之末。我军主动放弃通江，造成了敌人的错觉和失误。其左纵队13个团冒进至空山坝以南的柳林溪地区，补给困难，人员疲惫，士气沮丧，又处于崇山峻岭、峡谷深壑之间，步步涉险，没有回旋余地。我军虽已退到方圆不到百里的空山坝地区，但战线缩短，主力集中，士气旺盛，战斗情绪极高；空山坝地区海拔高，境内群峰林立，树木参天，退可以据险固守，进可以居高临下，是一个非常有利于作战的地区。 红4方面军总部认真分析了敌我优劣之势，决定首先歼灭进占竹峪关之敌，尔后迅速回师，集中兵力消灭柳林溪之敌。 歼灭竹峪关之敌的任务又交给了陈再道指挥的红10师和红11师。 5月15日深夜，红10师和红11师主力一举占领竹峪关西北、东北和东南的险要阵地，对敌人形成包围之势。次日，竹峪关之敌全线崩溃，陈再道率领部队一口气追出60余里，从而解除了我军反攻作战的后顾之优。 为了干净彻底地歼灭柳林溪之敌，红4方面军总部确定以4个师的兵力迂回包围敌人。陈再道率领的红10师由空山坝以东及长坤地区攻敌右翼，尔后与其他部队一同聚歼敌人。 总部会议结束后，我们担任反攻的部队立即进行政治动员和物资准备。而我军正面坚守的部队中，以誓死不退的精神，顽强坚守阵地，打退了敌人的一次又一次的疯狂进攻，为反攻的准备蠃得了宝贵的时间。 5月21日凌晨4时，总攻开始了。密集的枪声、震耳的炮声、红军战士们的呐喊声、白军士兵的嚎叫声以及骡马的嘶鸣声，汇合成一支激动人心的战斗进行曲，鼓舞着红军战士奋勇杀敌。从睡梦中惊醒的敌人，不知所措，乱成一团，有的赤条条地乱跑，有的朝着自己的人马开枪。红军勇士挥着明晃晃的大刀，把负隅顽抗的敌人一个个砍倒在地。 天亮时，红10师和红11师切断了敌人的后路，红军正面部队随即发起猛攻，将敌13个团大部分割包围于余家湾、柳林溪地区。经过三昼夜激战，红军全歼敌7个团，击溃其6个团，毙伤俘敌旅长杨选福以下官兵近5000人，缴获长短枪3000余支，机枪20佘挺，迫击炮50佘门。 空山坝大捷后，敌已陷于全线崩溃。我军穷追猛打，不断进击。陈再道率领着红10师乘胜前进，进抵土地堡。红11师收复长池、木门，逼近苍溪。红73师收复通江后，又收复了巴中城，威逼仪陇。白军在后撤中，人慌马乱，溃不成军，完全失去了抵抗能力。红军沿途又俘敌6000余人。 历时4个月的反围攻作战至此胜利结束。红军不但收复了失地，而且使根据地扩大一倍以上。总计毙伤俘敌24000余人，缴枪8000余支。白军损失近半，余部退守到嘉陵江沿岸。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田颂尧自认“才轻任重”，打电报给蒋介石，请求解除自己的川贼区“剿匪”职务。 他最后还算清醒过来，若是继续“剿匪”，只怕是连自己的命也要剿掉了。 英勇善战的红4方而军，从此在川北站稳了脚跟，并且在斗争中壮大发展了自己的队伍。方面军总部于6月下旬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将4个师扩大为4个军。红10师编为红4军。陈再道担任了副军长，后来他又升任为军长。 第四节 4．陈再道跟毛主席干了大半辈子革命，在任何艰难险阻面前都未曾动摇过，为何这时却感到跟不上了？他百思不得其解 陈再道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将领中名气是很大的，这不仅仅是他在战争年代时期作战勇敢而闻名，还因为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因武汉爆发的“7·20”事件而引起了全中国的震动。他作为武汉军区司令员，被人诬陷为“兵变”的“头目”，被罢免了职务，差一点丢掉性命。 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运动爆发后，全国形势逐渐走向混乱。1967年2月8日，武汉的激进派在《长江日报》上发表了《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公开反党反军。武汉军区2月18口发表了《严正声明》，驳斥激进派的声明。军队卷入文化大革命运动是个悲剧，但在当时的中国，找不到一块安宁的绿洲了。 在武汉地这，当时的群众组织分为两大派。拥护武汉军区《严止声明》的组织，于5月16日成立了号称拥有120万人的“百万雄师”。“百万雄师”实际上集纳了反对根本上否定湖北省委、武汉市委的许多人，他们在政治倾向上与武汉军区比较一致，为武汉军区所支持。 “百万雄师”成立后，在一系列问题上与激进派发生冲突。冲突的焦点是：“百万雄师”拥护军队，而激进派要揪出“武老谭”（即“武汉的谭震林”）。两派的矛盾不可调和，以致武斗不断。“百万雄师”人多势众，又有军区支持，激进派人数虽少，却有北京“中央文革”的支持，“中央文革”既然要指导各地全面夺权，就不可能支持武汉的“百万雄师”。 在7月20日以前，湖北省和武汉市的各级党政机关早巳瘫痪，大批领导干部被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示众，学校停课，工厂停工，武汉军区机关经常受到冲击。1967年3月以后，林彪多次对吴法宪等人说，“要把军队一小撮不好的人，都揪出来烧掉。”吴法宪多次给武汉军区空军刘丰等人打电话，要他们不要听大军区的。 4月16日，江青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军内外造反派时说出了“成都、武汉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这一下武汉的激进派有了尚方宝剑，他们当即提出“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的口号，公开绑架批斗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谩骂、围攻和殴打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指战员，激起武汉军民的愤慨。今“百万雄师”特别不满的是，支持“百万雄师”的武汉军区领导人被认为犯了“路线错误”，照此推理，“百万雄师”就是“保守派”了，而在当时，保守派等同于反动派。 7月14日，谢富治、王力以“中央代表团”的名义从四川到达武汉。他们违反周恩来关于中央代表团暂时不要公开露面的指示，四处活动，支一派，压一派，挑动群众斗群众，加剧了两派群众组织的对立情绪，引起了“百万雄师”和支持“百万雄师”的军队同志的很大反感。7月19日，声讨王力的大字报、大标语贴满武汉街头。 7月19日下午，武汉军区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 一开始，谢富治、王力商定，由谢富治出面讲话，王力就不在会上讲话了。 可是，等到谢富治讲完话，王力大概嫌谢富冶的讲话不够劲，又即席发表一通他的高见。他用教训人的口吻，指着陈再道这些战将们说：“看来，你们对文化大革命一点也不理解。因此，我只好像给小学生上课一样，从一年级的第一课讲起。” 听到王力这话，会场内许多干部被激怒了。他们有的欲起又止，要站起来质问王力；有的欲言又坐，想即刻离开会场；有的怒目而视，想看看王力葫芦里到底卖什么药。 坐在台上的王力，似乎没觉察到这些，没完没了地讲了起来，一直讲得嘴角流白沫，一直讲到夜里11点多钟才收场。 王力讲完活以后，军区还得连夜向下级传达他和谢富治的讲话。军区机关还没传达完，“百万雄师”一部分人已经在汉口举行游行示威了，以示抗议。另有一部分人乘坐着几十辆拉响警报器的消防车、上百辆大卡车一起涌人了军区大院。他们愤愤不平地质问军区：王力为什么把“百万雄师”打成“保守组织”？又凭什么把几个造反派组织封为“革命左派”？ 现场指挥者对中央文革小组派驻武汉的记者说：我们要当面向谢副总理、王力同志质问“百万雄师”是不是革命群众组织？武汉军区是不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如不答复上述问题，有可能明天全市罢工，我们要在军区呆一个月。 20日7时许，“百万雄师”代表200多人和一些战士到武汉东湖谢富治、王力的住处，要王力到军区大院去回答问题。王力赖着不走，“中央代表团”带去的北航“红旗”等造反派又气势汹汹地辱骂群众。群众忍无可忍，把王力抓出来塞进了汽车，拉到军区大院4号楼，要王力回答问题。 7月20日上午，“百万雄师”出动数万人，头戴安全帽，手执长矛，在武汉游行。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武汉市人武部和省军区独立师近千人参加了示威游行。独立师几百名士兵全副武装，带“百万雄师”袖章，枪上刺刀，在汽车上架起机枪，与“百万雄师”一起行动。武汉三镇，工厂停工，交通中断，街道堵塞，到处是反对谢富治、王力的口号声。 7月21日，“百万雄师”在武汉再度举行大规模游行，出动卡车400多辆。黄石市也来了30多辆卡车参加游行。“百万雄师”还收到湖北20多个县、市的声援电，得到了陕西、辽宁、四川一些群众组织的声援。 7月21日，在武汉大街上出现这样的大标语：“毛主席受了蒙蔽”，“打倒谢富洽”，“打倒王力，打倒戚本禹”，“打倒张春桥，江青靠边站”，“谢富治从武汉滚出去！”…… 7月22日，四川成都的一个红卫兵组织又给陈再道发来了致敬电，电文中说：“最敬爱的陈再道同志，我们坚决支持您老人家的伟大行动，希望您用您现在的权力……一不做，二不休，为革命先烈复仇，为成千上万被游街示众、被残酷斗争的革命老干部复仇，把这些不要历史、不要文化、世界上空前的独裁分子从地球上消灭……” 在“7·20”事件中无能为力的陈再道这时候一下子被一些人推到了最前台，他走不脱，躲不开，更令他不安的是独立师的宫兵端着枪上了大街，部队又是支持“保守派”反对“中央文革”的，这岂不是让人抓住把柄了吗？ 当年震惊全军全国的“陈再道搞兵变”就由此而来。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武汉“7·20”事件并不是陈再道组织的。事件的爆发，固然是由谢富治、王力公开支持一派压一派所引起，但主要的是广大军民把对上百万人参加的群众组织打成“保守派”不满，对否定武汉军区对他们的支持不满。“百万雄师”不能说没有缺点和错误，不能说没有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不能说没有派性，但是“百万雄师”的主要方面是在实际上保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他们认为建国后17年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的成绩不能一笔抹煞。所以问题的实质乃是广大群众对“中央文革”全盘否定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不满。这是人民的意愿。 武汉军民游行反对王力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北京。 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深为武汉的事态担忧，他当即放下要处理的事，亲自来处理武汉问题。 7月20日下午，周恩来乘专机从北京起飞。在飞行途中，林彪集团成员、当时的空军司令吴法宪欺骗周恩来说，陈再道派部队包围了王家墩机场，要劫持周恩来，专机不能在那里降落。需在山坡机场降落。山坡机场距离武汉60多公里。周恩来走下专机时，吴法宪已指使武空某军的领导以搞什么“反兵变”为名，紧急调来了空降部队，提前占领了山坡机场。 周恩来走下飞机时，看到的是一片刀光剑影，但他不以为然，仅带着随身的两名卫士，即登上汽车赶往武汉，把秘书和中央警卫团的领导以及两个中队的警卫部队都丢在了山坡机场。 周恩来一到武汉，就让武汉军区赶快把王力找回来。陈再道等人理解周恩来的良苦用心，他一心想尽快把武汉局势稳定下来。 可是，王力这时却不见踪影了。 他这时并不在“百万雄师”手里，“百万雄师”揪他时只是和他辩论，没多久他又被部队护送回来。但曾经不可一世的他却被群众的激愤情绪吓慌了，躲到了武汉小洪山部队营房，后来又被林彪的爪牙转移到武汉军区空军司令部。 王力终于被“找”到了。7月22日下午，谢富治、王力飞回北京，林彪、江青等人组织了数万人，到西郊机场欢迎这两位“英雄”。 本来，周恩来乘坐的专机比谢富治、王力乘坐的飞机约晚起飞半小时。但林彪、江青极为卑鄙，通过吴法宪操纵，让周恩来的专机提前飞到北京降落，这样就逼迫周恩来参加他们搞的欢迎仪式。 当天晚上，由林彪亲自主持会议，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全体参加，听取了谢富治的所谓汇报。林彪根据谢富治的汇报决定：把“7·20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处理“7·20事件”分为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以中央的名义调陈再道、钟汉华进京，看陈、钟敢不敢来，如果不敢来，就证明陈、钟有问题。第二个步骤，起草关于处理武汉问题的中央文件，开一个百万人的欢迎大会，并通知各地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 中央文革小组随即向各地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搞“三军联合行动”的武装游行，声讨“7·20事件”。 从此，开始了一场全国性的规模空前的舆论大围剿，为“揪军内一小撮”拉开了序幕。 7月23日凌晨3点钟，陈再道接到以中央名义发来的一份电报，要他和钟汉华等人立即去北京“开会”。 当他看到这份电报时，心情反倒平静了许多。他坚信是非曲直一定会搞清楚的，他要以一个老兵的赤诚去承受即将到来的一切！ 离开武汉时是在子夜时分，登上飞机的舷梯，站在机舱门口，陈再道回首再一次眺望一眼他熟悉的城市，只见武汉上空的灯光，犹如千万双眼睛，远远地向陈再道投过来，各自向陈再道诉说着什么。面对这千万双眼睛，陈再道似乎理解了他们的诉说，默默地点了点头，快步走进舱门。 在机舱里，陈再道等人按照不准随便交谈的规定，各自坐在座位上想心事。一开始，陈再道觉得脑子里乱糟糟的，自己也不知想了些什么，渐渐地，他的脑海里浮现出几次与毛泽东谈话的情景： 建国之初，陈再道在河南军区任司令员，军区机关的所在地是当时的河南省省会古城开封。1952年10月的一天，陈再道们接到一个紧急通知，说毛泽东视察黄河，路经开封，要停留几天。省军区要作好接待工作，特别是安全保卫工作，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 那时候，古老的开封百废待兴，毛泽东住在哪里为好，陈再道考虑再三没个合适的地方。最后，陈再道决定自己从红洋楼搬出来，让毛泽东在那里下榻。这座两层的红洋楼，是解放前一个外国人修建的。这在当时的开封来说，算个条件不错的住处。 毛泽东来到开封后，住进了那座红洋楼。而陈再道的临时住处与红洋楼的距离很近，所以陈再道常到红洋楼去看望毛泽东。 第一次与毛泽东直接接触，就给陈再道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交谈中，毛泽东问陈再道的出身，问陈再道的经历，问陈再道的工作，陈再道都一一作了回答，毛泽东听了以后，情不自禁地对陈再道说：“你这个放牛伢子，现在当了司令，可真不简单！我知道，你是一员战将！” 1956年6月，陈再道调到武汉军区一年之后，毛泽东来到了武汉。 毛泽东这次来武汉，二次横渡了长江，写下了《水调歌头·游泳》一词。陈再道这个平时不爱读词的人，也记住了“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名句。 一天，陈再道等人陪毛泽东游泳回来，大家坐在汽艇上休息、交谈，毛泽东穿一件毛巾浴衣，谈笑风生，兴致极高。 有一位陪同人员拿起一只苹果，刚抓起水果刀要削皮，被毛泽东看见了，示意不要削皮。毛泽东十分亲切地对众人说：“我告诉你们，吃水果的时候，最好不要削皮，把它洗净就可以了。如果你要削皮，也要薄薄地削一层，因为靠皮和靠核的果肉，是最有营养的。” 从那次以后，当吃苹果的时候，陈再道就想起毛泽东的话，很少再拿起水果刀子了。 1961年9月间，在武汉的毛泽东陪同应邀前来中国访问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乘坐汽艇游览长江沿岸风光。陈再道和湖北省的负责人也陪同登上了汽艇。 毛泽东看见陈再道走过去，向蒙哥马利介绍说，“这是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他是农民出身，没读过书，打仗很勇敢。” 蒙哥马利听了，捤住陈再逍的手，那注视的目光中，似乎带有几分奇异…… 陈再道记得，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前一年的夏天，陈冉道和许世友、王建安等人去北京参加一个会议。有一天，他们相约去看望毛泽东。在中南海毛泽东住所的游泳池旁，毛泽东接待了陈序道几个人。谈话之余，陈再道耐不住夏日的酷热，也没同毛泽东打招呼，就跳进了游泳池。 在座的其他人见状都愣住了。尽管他们热得大汗淋漓，可谁也没有跳进游泳池，大概他们觉得在毛泽东面前不能这样。 而毛泽东却毫不在意，站在池边看陈再道游了一阵，随后对在座的几位上将说：“我也要下水了。”说完，他笑容满面地进入了游泳池。 那一天，毛泽东兴致很高。游完泳，还留下陈再道等人一起吃饭。 当年的毛泽东，多么平易近人啊！ 可是，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要这么个搞法呢？陈再道跟毛主席干了大半辈子革命，在任何艰难险阻面前都未曾动摇过，为什么现在却感到跟不上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陈再道百思不得其解。 7月24日凌晨3点钟，陈再道等人乘坐的飞机到达北京，汽车把他们接到京西宾馆。陈再道和钟汉华住在第9层。 陈再道到北京之前，周恩来为了保护陈再道等人，提前做了许多工作。他嘱咐宾馆的工作人员，要遵守纪律，要注意保密，并且增派了警卫部队。 而林彪、江青等人，搞的是另外一套。陈再道等人到京的当天，他们就来了个“当头炮”。 这天上午，北京文艺口的造反派，声称要“找陈再道辩论”，几百人冲进了京西宾馆。傅崇碧一见情况紧急，立即派人把陈再道等人叫出房间，让陈再道等人藏进了电梯。尔后，把电梯开到两层之间停了下来。 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担心陈再道等人被抓走，就叫傅崇碧把造反派弄走。傅崇碧如实说，造反派不听我的，我没办法了，看谢富治有没有办法。 于是，周恩来又找谢富治，要他动员造反派撤出京西宾馆，保证陈再道等人的安全。周恩来还十分严厉地说：“我不管了，如果他们出了问题，你们去向主席交待！” 周恩来找谢富治，正好找到了“系铃人”。谢富冶一出面，造反派很快就撤走了。 同时，周恩来还打电话给吴法宪、戚本禹，要他们分别做“三军造反派”和北京文艺口造反派的工作。但是，吴、戚不仅不做工作，吴法宪还给周恩来回电话说：“三军造反派要求批斗陈再道、钟汉华等人。”因此，在北京文艺口造反派撤出京西宾馆之后，“三军造反派”又很快包围了京西宾馆。其速度，如同部队换岗一样。这个行动，实际上是林彪派叶群通过吴法宪等人布置的。叶群对吴法宪说：“插红旗，占位子、静坐游行示威，连续搞它几天”。 为了给“三军造反派”撑腰，叶群还让林彪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参加“三军造反派”的游行示威。她甚至还亲自出马，邀集江青、关锋、戚本禹等人，到京西宾馆来“观阵”，让各总部、军兵种负责同志陪同，乘坐几十辆小车，围着京西宾馆兜圈子，以表示对“三军造反派”的支持。 陈再道到京的当天，也就是7月24日晚上，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们，为执行林彪的“第二步骤”，又召开了一次会议，专门研究对“7·20事件”的宣传口径问题。 最后，会议作出决定：各种报刊不点王任重、陈再道的名字，只提“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百万雄师”中的一小撮坏头头，要在报刊上公开点名；在7月25口下午，召开百万人参加的欢迎大会，欢迎谢富治、王力“胜利回京”。 7月25日下午3点钟，距离召开欢迎大会还有两小时，林彪又打电活通知中央文革小组，说：“我经过仔细考虑，认为今天下午的大会，我以参加为好。目的在于增加左派的威力，打击右派的气焰。这个欢迎大会，实质上要开成一个示威性质的会，同右派示威，加速右派的瓦解。所以，我觉得参加利多。” 江青、陈伯达、姚文元、关锋等人，听说林彪要亲自出席欢迎大会，欣喜若狂。关锋等人还建议，为了“壮大声势”，还应把在京汇报的黄永胜、冼恒汉等人参加欢迎大会。 林彪非常赏识关锋的意见，情不自禁地夸奖说：“关锋同志的意见很好，应当壮大声势，并使这个声势扩大到全国去。” 这天下午4点多钟，林彪让工作人员扶着，上气不接下气，好不容易爬上了天安门城楼。 此时，江青已经先到了，互致问候之后，林彪对江青说道：“武汉问题，不单是武汉问题，而是全国问题。” 接着，林彪又对蒯大富、韩爱晶等北京造反派头目说：“事情发展到坏的顶点，就要向好的方向转化。从前我们要做文章，但没有题目，现在他们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要抓住大做文章。估计最近一个月，将是全国矛盾激化的一个时期。” 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采取“见缝插针”的办法，同北京造反派头目交了底，要他们行动起来“揪军内一小撮”。 那时候，蒯大富这些人，以学生“造反领袖”自居，得意忘形，极为猖狂。在大会进行中，蒯大富就问王力：“全国老保如此行动一致，中央有没有黑手？现在，是不是到了要解决军内问题的时候了？” 王力听了这番活，连连点头，表示同意：“就是，就是。” 在这次谈话中，王力还有意表示出对叶剑英、徐向前等老帅以及南京、福州军区很不满意。 于是，蒯大富又问王力：“原4方面军的将领，是不是都听毛主席的话？” 王力回答说：“有的听，有的不听。” 蒯大富这种人，既然充当打手，就很会观察辨别风向。当大会上喊出“打倒陈再道”、“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口号时，他留心观察了林彪的举动，看见林彪举起了表示赞同的手臂，他心中有底了。 第二天，蒯大富、韩爰晶两人，联合召开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两总部会议，传达林彪、王力的指示。清华“井冈山”造反派，为了“揪军内一小撮”，成立了“对外作战部”和“军事动态组”，准备大干一场。 林彪等人开完了欢迎谢、王的大会，便要拿陈再道等人问罪了。 7月26日上午，陈再道等人接到了书面通知：下午召开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讨论中央给武汉军区常委的复电。 陈再逍看了这个通知，见通知上居然称陈再道为“同志”，觉得蹊跷了。因为陈再道到京虽然只有两天，但从冲击京西宾馆，召开欢迎谢、王大会等势头看，林彪、江青等人是非要把陈再道打倒不可了。可在这个书面通知上，为何又称陈再道为同志呢？陈再道再仔细一看，才有所领悟。 原来，在这个通知的下面，还有中央复电的全文，上面有毛泽东的批语，毛泽东在陈再道的名字后面加上了“同志”二字。毛泽东仍称陈再道为“同志”，林彪、江青就不敢删改，如果没有毛泽东的这两个字，休彪等人要整死陈再道，那是易如反掌的。 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在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召开。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各总部、军兵种负责人，以及各大军区、省军区在京的负责人。整个会议室坐得满满的。 陈再道一走进这个会议室，就感到会场的气氛不对。在人们的严肃表情中，似乎隐藏着一场“风暴”。实际上，会议名为讨论闷题，实则摆出了斗争陈再道等人的架势。 陈再道还发现，会议对座位的安排，是颇费一番心思的。武汉军区的座位，分成三排，面朝会场，斜向会议主席台。陈再道和钟汉华、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廷五人，被指定在第一排就座。 果然不出所料，陈再道等人一来到座位前，就被勒令站着，就像等待接受审判一样。 会议一开始，谢富治为了定调子，抢先放了“第一炮”。他急不可待地声言，“7·20事件”是陈再道一伙操纵独立师、公检法、人武部和“百万雄师”搞的“反革命叛乩”，矛头是对准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的。 谢富治的“第一炮”余音未落，吴法宪已在盘马弯弓了。他要射出的这支箭，是有来头的，想达到一箭双雕的效果。原来就在这天早晨4点多钟，叶群打电话急着找吴法宪，要吴法宪在开会之前同张秀川串连一下。在发言的时候，一定要“涉及”徐向前，让徐向前对“7·20事件”表态，把揪徐向前的“旗帜”抢到手。 有了叶群的点化，吴法宪一上来就显得气势汹汹，说“陈再道是武汉反革命暴乱的罪魁祸首”；是“镇压革命、屠杀革命群众的刽子手”；是“刘邓的打手、干将和帮凶，是刘邓复辟资本主义的急先锋……”吓人的大帽子扔炸弹一般接连抛出。 吴法宪在发言中还说，陈再道同贺龙、陶铸、刘志坚都有密切关系，是中国的苏哈托，是现代的张国焘，是钻进革命队伍里的蒋介石，是解放军的败类，蒋介石办不到的事情，陈再道办到了。 就差没说出应该将陈再道枪毙的话了。 吴法宪的发言，越说越不像话了。在场的周恩来实在是听不下去了，曾经先后二次打断吴法宪的发言，让他讲主要的问题。 然而，吴法宪仍然信口雌黄，满嘴胡说，骂过陈再道，又对徐向前发起攻击，声言徐向前早在2月份就给陈再道打保票，说陈再道不是二反分子，有错误也打不倒。武汉问题，徐向前是要负责任的，这个责任应当追究！ 在场的徐向前听到这里，实在是忍无可忍，大声说道：“这个话我讲过”是根据当时的情况讲的，如果有出入，可以调查了解嘛！ 说罢，徐向前写了条子，递给周恩来，便愤然离开了会场。吴法宪此时就像一条疯狗，乱扑乱咬，他竟然穷凶极恶地窜到陈再道面前，伸手打了陈再道一个耳光。 在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上扇耳光，这在中国共产党最高层领导会议上是绝无仅有的。 在场的陈毅、谭震林等人实在看不下去了，也愤然离开了会场。 陈再道挨了打，仍是据理进行申辩，他说，如果我搞“兵变”，总不能没有几个人吧，总不能不开个会吧？说我搞“兵变”，可以找人对证嘛！ 吴法宪不等陈再道把话讲完，就领着武空的刘丰等人恶狼似地冲了过来，先是撕掉了陈再道的帽徽、领章，接着乂是一阵拳打脚踢。 周恩来实在看不下去了，当即制止了吴法宪的行动。 而江青却在事后表扬吴法宪，说吴法宪是造反派，有造反精神！ 当时，陈再道看见康生坐在那里不动声色，一副正人君子的样子，心里想，康生年岁大，又是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如果他能讲一讲话，也许能让会议秩序好一点。 出于这种动机，陈再道就大声喊道：“康老，康老，我是放牛娃出身，快60岁的人了，念我革命40年……” 没想到，没等陈再道把话说完，康生那张老脸拉长了，恶狠狠地训斥陈再道说：“人可以变！你陈再道不要摆老资格，不要以为毛主席叫你是同志，你就不是反革命了。30年前，张国焘在武汉叛变中央，现在你们又在武汉发动反革命叛乱，这是张国焘事件的重演！” 不说则罢，一说就定死罪。经过康生这么一说，陈再道成了叛党分子了，毛泽东称陈再道为“同志”的意思，也随着康生的解释完全变了样儿。 这是一次马拉松式的斗争会，一直开到夜幕降临还没有散。 本来，按照毛泽东的批语，根本用不着开会进行这样的“讨论”。林彪、江青等人开这个会的目的，就是要进行一次政治测验，看一看在党内、军内还有谁再敢反对他们推行的路线。如果有谁胆敢再站出来反对，其下场就会和陈再道一样，以达到杀一儆百的目的。 斗争会后，林彪一伙为挖出陈再道的“黑后台”，唆使蒯大富一批造反派，抄了徐向前的家，抢走了5铁柜机密文件。后来，在周恩来的强令之下，才把抢走的文件全部退回。 7月26口的斗争会，给林彪、江青等人造成一种错觉，认为他们已经完全控制了局势，可以随意兴风作浪了。于是，他们通过各种宣传渠道、宣传工具，使“揪军内一小撮”的恶流很快在全国备地蔓延开来。一时间，陈再道的名字，成了“军内一小撮”的代名词，到处都在揪“李再道”、“赵再道”…… 当时全国的男女老少，几乎都知道了陈再道的名字，真可谓一夜之间“大名远扬”。 “揪军内一小撮”，是林彪、江青等人蓄谋已久的行动。早在1967年1月10日，也就是在上海“一月风暴”前夕，关锋、王力等人在某些人的授意下，就摇动着笔杆子，写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报告。林彪看了这个报告后，挥笔枇上了“完全同意”四个字。 接着，林彪为了补充这个报告，并借机显露他宝贝儿子的独到见解和“天才”，又让林立果写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文章，进一步为乱军夺权造舆论。 与此同时，林彪还让吴法宪作好准备，“把要揪的人的名单和材料，交给在北京串连的军队院校的学生，由学生们去揪。” 林彪、江青等人所以要这样做，就是妄图在打倒一大批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领导干部的同时，再打倒一大批军队的各级领导干部，以便把党政军大权统统夺到手。 他们在处理武汉问题上，从开始就有意给武汉军区出难题，到后来制造出“7·20事件”，就是为了先打开一个突破口，尔后再趁势揪出“军内一小撮”。 7月22日，王力在回京的飞机上，就对北航“红旗”的造反派说：“这下子，要抓住武汉事件解决‘军内一小撮’问题了。”可见其“揪军内一小撮”的心情是多么急切！ 同一天，林立果等人炮制的“揪军内一小撮”的文章，以“红尖兵”为笔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接着，《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等报刊，以声讨“7·20事件”和“揪军内一撮”为主要内容，连篇累牍地发表消息、社论、评论、文章、照片。有人作过统计，从7月26日到8月28口，仅《人民日报》一家报纸就发表、转载：22篇社论。最多的一天，登了四篇文章。 不仅如此，中央文革小组还下达了硬指标，要求新闻电影制片厂，用“最快的速度，最好的拷贝”，把《北京支持你》搞出来。新影厂怎敢怠慢，到8月6日，他们把这部片子赶制出来了，用专机送到武汉进行了首映。 所有这些，在我党的新闻史上也是从来没有过的。 7月27日，林彪、沈青等人，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发表了《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信中这样说道： “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你们的大无畏精神和果断手段，已经使一小撮人的叛逆行为，一败涂地。” “你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凯歌正在鼓舞着全国。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开始了！” 发出这封信的同一天，林彪亲自主持会议，宣布改组武汉军区领导班子，由曾思玉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武空的刘丰任武汉军区第一政委。 8月8日，林彪下令派一架专机，把武汉造反派的头头们，以及连升三级的刘丰等人接到了北京。这些人到达北京以后，陈伯达、康生、谢富治、王力、吴法宪和黄永胜等人，曾先后两次接见他们，进行了“亲切”的谈话。事后，他们整理了《中央首长接见武汉造反派代表讲话纪要》，这是一份赤裸裸的反军和武斗的纲领，其中说道： “武汉出现了反革命叛乱，矛盾暴露得充分，武汉军区和专政机构的问题，都是在这场大风暴中彻底解决了。” “中央对武汉军区、人民武装部，都是彻底解决的方针。武汉的‘7·20事件’是个分水岭，它检验一切组织、一切人的政治态度。” “要把革命群众武装起来，武汉也要建立一支人民武装力量，由左派掌握，把枪支发给左派。” 从7月21日开始，江青、陈伯达、康生、谢富治和王力等人，就公开提出“文攻武卫”、“砸烂公检法”和“改组人武部”等口号，疯狂地煽动“揪军内一小撮”。那些造反派头头们，犹如一群逐臭的苍蝇，平时到处乱闯乱撞，一闻到适应的味道，便急急忙忙地行动起来。 欢迎大会之后，蒯大富立即在清华大学召集各地造反派的头目100多人，开了一个“目前形势分析会”。 会上，蒯大富传达了林彪、王力在天安门上的“指示”，声称现在要解决军队问题，全国都要注意这个新动态。 跑到武汉煽风点火的北航“红旗”的造反派立即传达关锋、王力的“指示”，公开地叫嚣：“文化大革命一年来，地方上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差不多都揪出来了，中央首长认为，文化大革命的重心已由地方转向军队，把军内一小撮也揪出来，是文化大革命的新阶段、是第三战役，是两个司令部的最后决战。中央用这么大的决心，这么大的气魄处理陈再道制造的‘7·20事件’，就是这个转折的标志。武汉问题的解决，可以说是拉开了序幕，吹响了进军号……” 在这段时间里，中央文革小组还向武汉造反派的一个头头当面布置了一项“任务”，要武汉的造反派组织，派出一批人马到各地去介绍、推广同军内走资派作斗争的经验。武汉的造反派接受“任务”后，先后派出了几万人次，到全国各地介绍经验，冲击当地的军事机关，到处揪“陈再道式的人物”。 林彪、江青等掀起的“揪军内一小撮”的恶浪，迅速地波及到了全国各地，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一些老帅、老将军的家被抄，各地部队系统的许多领导干部，被打成了“陈再道式的人物”，戴上了“军内走资派”的帽子，被任意批斗、监禁、迫害。甚至连公社人武干部、大队民兵干部，也被打成了“陈再道式的小人物”。 “7·20事件”中上街游行的武汉军区的独立师，被打成了“叛军”。林彪亲自下达命令，取消了这个部队的番号、代号，在东湖宾馆担任多年警卫任务的部队，亦被武装押送到农场进行劳动改造。 据湖北省委统计，全省在“7·20事件”以后，被打伤、打残、打死的干部、军人、群众，多达18.4万余人。仅武汉市就打死600多人，打伤、打残6.6万多人。如果加上1968年和1969年造反派之间进行武斗的伤亡人数，那就更加骇人听闻了。 林彪面对各地武斗升级及“全面内战”的局势，又发挥他的特有“才能”，总结出了“打”的“四种情况”，即：好人打好人、坏人打坏人、坏人打好人、好人打坏人。 依林彪的意思，好人打好人，误会；坏人打好人，报复；坏人打坏人，活该；好人打坏人，惩罚。总而言之一句话，打，狠狠地打。 就在林彪、江青等人最得意、最猖狂的时候，毛泽东出来说话了，他严厉地批评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制止了正在全中国蔓延的反军恶流。 8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了由关锋主持起草、王力看过以后经陈伯达签发的两篇社论，内容都是煽动“揪军内一小撮”的。毛泽东看过这两篇社论时已是10天以后了，他感到震惊和愤怒，当即批示这两篇社论是“大毒草”。 同时，在林彪送审的下发部队的文件上，毛泽东划掉了多处“军内一小撮”的字样，并批示“不用”两个字，退给了林彪的办公室。 毛泽东的批示下达，林彪、江青等人慌作一团。 叶群把毛泽东退回的文件，悄悄地锁进了保险柜。然后，让林立果给江青写信，说明“红尖兵”文章中“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是后来别人加上去的。 江青和康生也找到了“理由”。他们先说《红旗》上发表的两篇社论，是陈伯达负责签发的，主要责任在陈伯达身上。 后来，毛泽东要追究责任，他们又觉得推到陈伯达身上不妥，江青便改变口气说，不能错误人人有份，不能怪陈伯达，是下面人干的。 而康生更是出尔反尔，赖得一干二净。他说在请示毛主席时，毛主席只同意开欢迎大会，根本就没有同意过“军内一小撮”的提法，声称“军内一小撮”的提法是王力等人私自提出来的。 就这样，王力、关锋、戚本禹这几个喽罗被打成了“变色龙”、“小爬虫”，被关进了监狱。 丢卒保车。 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行径令人憎恨，其下场也是可悲的。所以有人说：凡是当狗、当枪的人最终多是当替罪羊，没有几个好下场的。古今如此。 陈再道记事起，就常听大人们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不到；时候一到，一定要报！ 陈再道相信这句话。 1971年9月，林彪等人摔死在异国；1976年10月，“四人帮”成为阶下囚。而陈再道和一大批老将军们终于获得解放。 陈再道在高兴之余，想起了当年的“7·20事件”，想起了曾遭迫害的湖北、武汉广大军民，心中就有一种说不出的负疚感，觉得自己作为当时武汉军区的领导人，应该在有生之年为“7·20事件”平反、昭雪。 为此，在以后的几年当中，陈再道曾经多次给中央和有关领导同志写信，陈述“7·20事件”的真相，请求中央重新审查“7·20事件”，尽快地作出为“7·20事件”平反、昭雪的决定。 陈再道终于还是看到了这一天。1978年7月24日，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中共武汉军区委员会，联合向中央写了《关于处理武汉“7·20事件”的请示报告》。7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7·20事件”应予平反、昭雪。 1978年11月28日，在湖北哲会武汉市，为“7·20事件”召开平反、昭雪广播大会。参加和收听平反、昭雪大会的人数，多达1000多万人。 至此，沉冤11年的“7·20事件”，终于以其本来的面目，昭示人间。 1993年4月6日，一代勇将陈再道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 第一节 1．实际上，直到打扫战场时，王近山才知道他逮住了敌人一帮“精华”，消灭了敌人的“战地参观团”。这一仗赚大发了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将军行列里，有一些勇猛战将多有勇猛的绰号，如“猛子”、“疯子”、“老虎”，这些生动其至夸张的绰号，完全是广大指战员对这些虎将英勇无畏、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一种赞美，是对这些虎将敢打敢拼、勇猛顽强的壮士品格的颂扬。这些“疯子”、“猛子”、“老虎”的战斗故事脍炙人口，在人民军队中代代流传。 在第2野战军里，“疯子”战将首推王近山。 王近山，14岁参加红军，18岁当上红军团长，20岁当上红军师长，30岁当上解放军纵队司令员（军长），39岁当上大军区副司令员，40岁被授予中将军衔。 中国的革命战争，造就了一大批杰出的军事人才。若论王近山辉煌的任职，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军行列里还可以找出一批与王近山相似的人。但若论起作战“勇”、“猛”甚至“疯”来说，像王近山那般突出的并不多。 他当红军连长时，在一次战斗中与敌反复厮杀，最后展开肉搏。他抱住一个敌人滚下悬崖，脑袋当即被尖石穿了一个窟窿，血流满面，他硬是用带血的石头将敌人砸死，自己这才昏迷过去。从此他头部留下了一个大伤疤，后来洗澡都不能用力搓洗。 他当红军团长时，每次攻城作战总跑到前沿指挥，一两次攻不下来，他就命令竖梯子，亲自爬城墙。上级怎样枇评他，都无济于事。到后来每次作战，警卫排派出七八个战士紧跟着他，见他往最危险的地方冲时，就把他拖下来；拖下来以后几个战士就压在他身上，不然他又要窜上去，气得他在战士身下直骂娘。 他当红军副师长时，一次抢渡一条急流，白军隔岸疯狂阻击。他原本被安排在第3条船上，他嫌太靠后，上了第2条船。激战中，笫1条船被激流冲走，结果他成了最前锋。登岸时，他端起机枪和敌人对射，强占了敌人阵地。 他当红军师长时，一次带着部队翻越高山袭击守敌侧背，他又一次亲自端着机枪带部队往下冲锋，打死敌人团长，尾随逃敌攻入城内，全歼了对方一个师。 他作战如此凶猛，若是以为他是个逞个人英豪，是匹夫之勇那就小看他了。他当指挥官，打恶仗，还尽打胜仗；他有胆，又有略；有勇，又有谋。他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上创造出一些典型的成功战例。 1943年10月，王近山任太岳军区2分区司令员，奉党中央命令带16团赴延安扩编部队，保卫陕甘宁边区。当时日军正集中重兵在太岳地区扫荡，敌情复杂，形势紧张。但是，王近山没有把凶狠的敌人放在眼里。当部队经过敌腹心地区韩略村时，他看到地形险要，立即决定伏击日军，狠狠杀一下日军的嚣张气焰。 韩略，是临汾至屯留公路上的一个小镇，距临扮只有几十里，韩略村边有一条山沟，公路正巧从几米高的陡壁中间穿过。这种地形最适合打伏击。10月22日晚上，王近山指挥部队进入了伏击阵地。 王近山和他的部下当时并不知道，他们即将伏击的竟是由日军中队长以上军官组成的“战地参观团”！他们即将创造一个中国抗日战争史上收获极丰的战例。王近山事先没有料到，八路军总部没有料到，日本人也没有料到。 指挥日军对太岳区进行“铁滚式扫荡”的是日本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岗村宁茨。为了展示他的“新战法”成果，他抽调近200名中队长以上的日军军官，由他的亲信服部直臣旅团长率领，来太岳区进行实战观摩。他本想在“战地参观团”面前炫耀一下自己的武威，却没想到他把这一批日军骨干分子早早送进了地狱。 10月23日上午8时左右，公路远方腾起滚滚烟尘，日军出动了。王近山举起望远镜观察，共有13辆卡车。他心中暗暗叫好，13辆卡车也就乘坐二三百人，王近山当时手中有1000多人，吃掉敌二二百人完全有把握。 汽车渐渐驶近了。车上的日军打着太阳旗，有说有笑，一副得意洋洋的样子，俨然把中国的土地当成了他们的“王道乐土”。当日军车队耀武扬威地进入到两座高地之间的公路上。王近山一声令下：“打！”刹时，平静的小高地上骤然枪声大作，掷弹筒、手榴弹、机关枪、步枪，犹如天降狂风，狭窄的公路上一下变作火海。 毫无思想准备的服部直臣少将只在浑然不觉之间便已成了枪下之鬼，彻底完成了他的“参观”使命。 但是，这个参观团的成员毕竟都是历经沙场的老手，尽管最高指挥官战场阵亡，众人事先又并无战斗准备，但是，此时枪声一响，他们马上就百分之百地进入战斗状态。一辆汽车着火了，又一辆汽车爆炸了，本来是保护参观团的两车卫兵还未进人实战就已报销殆尽。这时，这些“参观团”的“团员”们就跑过去，从那些死去的和尚末死去的士兵手里夺过步枪、轻机枪，以汽车为依托，进行垂死的抵抗。 “必须在20分钟以内解决战斗！1营长，组织突击队，冲人敌群，消灭敌人！” 王近山大声命令道。 “保证完成任务！”1营长一甩帽子，大声喊道：“共产党员跟我来，冲啊！” 一片山呼海啸的杀声席卷而下，一片光闪闪的刺刀寒光耀眼。日军端着枪，举着刀，三五成群，背靠背互相掩护着与我军厮杀。尽管这群军官训练有素，但来自日军各部队，没有战斗组织，很快被我军分割，逐一遭到歼灭。 虎口拔牙，王近山指挥部属打了一个漂亮至极的伏击仗，岗村宁茨苦心拼凑的所谓“战地参观团”，除3人受伤装死留下性命外，1个少将旅长，6个大佐联队长，180名中佐和少佐大队长和中队长悉数毙命。 这一仗，在整个华北日军中造成了极大的震动，身处太岳山区腹地的冈村宁茨得知这一消息后，气得暴跳如雷，嚎叫道：“再牺牲两个联队也要吃掉这一股共匪！”他把担任战役侦察的6架飞机全部调回，全力侦察王近山部队的踪迹；又从“扫荡”大军中抽调了几千人，星夜搜索合击王近山部队。这样一来，日军整个“扫荡”计划被打乱了，兵力被扯开了。追来追去，却没有寻到王近山部队的踪影。 王近山早已带领部队跳出敌人的合围圈，奔赴延安了。 后来，冈村宁茨恼羞成怒，认定“战地参观团”全歼是日伪内部出了“内奸”，于是亲自出马对日军第69师团及周围的日伪人员进行“大甄别”。结果，第69师团中将师团长清水被撤了职，第1军团参谋长被调走，一个中队长则被关柙。 而实际上，直到打扫战场时，王近山才知道他逮住了敌人一帮“精华”，赚大发了。 王近山率领部队到达延安后，毛泽东专门接见了王近山，表扬他勇敢、果断、有胆略，主动积极地打了一个漂亮仗。 王近山在延安学习期间，还担任了新4旅旅长。随着杭日战争即将胜利，蒋介石为日后发动内战作准备，命令胡宗南调集大批部队夺取关中地区，并占领了军事要地爷台山。 王近山奉命率领新4旅收复爷台山。 部队迅速地集结起来。军号嘹亮，战马嘶叫。当时新4旅一些连队尚在搞生产，听到战斗号令后丢下锄头便拿起武器跑去集合。 在新4旅旅部，王近山激昂地对旅团干部说：“国民党反动派不让我们打日本侵略军，又不让我们进行和平生产，现在他们已经把血手伸进了边区的大门，侵占我爷台山阵地和周围的41个村庄。他们的目的是夺取我关中分区，钳制陕甘宁，以挑起罪恶的内战。我们一定要打退敌人的进攻，保卫边区，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 王近山随即进行战斗部署：选择爷台山为战斗的主要突击方向，新4旅5个营配属警1旅3团为主攻部队；358旅为助攻部队。另外，教导1旅、2旅集结于岭湾、上畛子地区，为战役预备队，严密监视东西两面的敌人，保障我军后方的安全。 制定作战计划的当天下午，王近山又把主攻团班长和党小组长以上的骨干集合起来，讲了关于攻打爷台山的战术问题。他挥动拳头对大家说：“打国民党这号敌人，就是要猛、要狠、要准！攻击的时候，不能像茶壶倒开水，老半天倒那么一点点，要像提着一满桶水猛向热锅里倒的那样架势。手榴弹一响，你的剌刀就得朝敌人的肚皮上捅……” 王近山这样一讲，指战员们一个个挺着胸脯，只待一声命令，纵使爷台山是虎穴龙潭也会毫不犹豫地冲进去。 1945年8月8日深夜，我军向爷台山守敌逼近。 夜，黑洞洞的，雨刷刷地下着，山沟泥泞难走。战士们用被单把枪裹起来，尽管不断有人摔跤，然而部队情绪很高。 每个人心里都明白，王旅长就是善打这种硬仗；雨夜，正是奇袭敌人的绝好机会。 11点多钟，主攻团1连摸进了爷台山敌人的前哨阵地。敌人哨兵毫无准备，被我尖兵班的两个战士猛扑过去，刺刀在眼前一晃就缴了械。12点光景，3颗红色信号弹升起，攻击开始了。 占领爷台山的是胡宗南所属暂编59师的第3团第3营和配属的第2营4连。这个4连是个加强连，是国民党军里固守阵地有名的“常胜军”，最近才从临洮、眠县一带镇压“民变”回来，因屠杀人民有功，师部给了每人4万元伪币的奖金。这次他们自动要求守备爷台山主阵地，团部又奖给他们每人1万元。这个连的官兵的徽章里侧郎印有“党卫”二字，意在仿效希特勒的“党卫军”，效忠于蒋介石的统治。 雨停下，东方渐渐发白，我军向守敌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守备在爷台山的敌党卫第4连突然蜂拥出来，想夺回独立屋，企图把我军压到沟里去。我1营2连与敌人展开反复厮杀，由于受剖敌人主碉堡里机枪的压制，2连的伤亡越来越大，弹药也补充不上来，战士们就从牺牲的战友身上，从敌人的死尸上，拣起手榴弹和子弹继续打击敌人。 与此同时，设伏在南线的3营正和敌人进行着一场有趣的作战。他们剪断了爷台山守敌和驻方里镇敌人师部之间的电话线，把线接到我军的话机上。3营营长杨兴国摇通了爷台山敌人指挥所的电话，只听耳机里嚷叫：“你是师部吗？我是山上，共军攻击猛烈，那些人简直不怕死，再不派援兵阵地就要丢了……” 杨兴国冒充敌师部人员说：“老兄，沉着点，沉着点，现在正给你们调援兵，明天才能赶到，师长命令你们无论如何要坚持到明天！” “喀”的一声，对方气得甩掉送话器走了。 杨兴国又挂通了敌师部的电话：“师部吗？我是山上，阵地没有问题。……是的，共军伤亡很大。奖励？不必了，不必了。”就这么一剪刀，剪断了敌人上下之间的联系，剪断了敌人的增援。 爷台山东西两翼的敌人阵地很快被我军攻占。何是爷台山主阵地上的战斗还在激烈地进行着，主攻团1营的伤亡越来越大。王近山想把1营换下来，前去传达命令的通信员跑回来说：“1营的同志们打得很顽强，他们决心为牺牲的同志报仇，不消灭敌人决不下火线，死也要拿下爷台山阵地。” 强将手下无弱兵。为了尽怏拿下爷台山，王近山调整火力，集中炮兵轰击爷台山主阵地。上午10时，再度发起攻击。 敌人的主阵地构筑在居高临下的断崖峭壁上，分三层，由敌党卫笫4连和一个重机枪连把守着，尽管火力凶猛，但强烈的复仇情绪促使我军战士们奋不顾身地冲了上去。冲到崖壁下，便搭起人梯往上爬，沿着一层一层的工事，与敌人拼手榴弹，拼刺刀。阵地上黑烟滚滚，刺刀闪闪发光。战士们越打越勇，战斗到11时，全歼了爷台山上的守敌5个整连和1个营部。 随即，我军又收复了爷台山及其附近41个村子。 爷台山一战，给国民党军以迎头痛击，使其较长时间不敢再进犯边区。战后，延安军民召开了庆祝大会，王近山和他指挥的部队受到了中央领导的表彰。 第二节 2．王近山说：“我们打，如果打得只剩下1个旅，我当旅长；打得只剩下1个团，我当团长；打得只剩下1个连，我去当连长！” 1946年8月下旬，国民党对我晋冀鲁豫解放区发动进攻，企图乘我军刚打罢陇海战役部队疲劳之际，迫我连续作战，将我军钳击消灭在陇海路以北、老黄河以南的狭窄地区。 国民党军这次进攻规模大，来势凶猛。总兵力有32个旅，约30万人，从东西两面形成了巨大的钳形攻势。 面对强敌，刘伯承、邓小平在司令部召集各纵队领导开会，商讨对策。 李达参谋长先介绍了敌情：陇海战役后，蒋介石不甘心失败，命令徐州的薛岳、郑州的刘峙，以14个师30万人马向我压来。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我军还是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先吃掉敌整3师。 邓小平用犀利的目光扫视一下各纵队的司令员、政委，说得干脆明了： “如果不打，我们只有回太行山去！” 刘伯承和邓小平等待着在座的部将有人站出来请缨，率部出战，挫败敌军锐气。但是等了一会儿，没有人出来请战。在场的每一位纵队指挥员，都是身经百战的勇将，都是胜多败少的名将。正因为善战，他们更脚踏实地，他们都知道晋冀鲁豫野战军当前面临的处境：4个纵队加起来不足5万人，装备落后；而当面蒋军有30万，装备精良。敌整3师是全副美械装备，参加过远征缅甸的对日作战，战斗力十分顽强。刘邓手下的这些勇将不是不想拌败敌人，而是有些担心，敌我力量对比太悬殊了，如打得不顺，会造成满盘皆输的恶局，5万官兵将会血流成河。 不打则只有回太行山去了，中原将完全成为蒋军的天下。刘伯承和邓小平是主张打下去的，他俩的目光再一次扫视部下，等待有人主动清战。 有人站出来了！他就是6纵司令员王近山。王近山面对刘邓首长，面对其他各纵队栺挥官，说出了一番慷慨激昂的话，很多年以后，很多人还是记注了当年王近山的英勇形象，记住了他那勇于献身的肺腑之言： “我和政委商量过了，我们纵队打。我王近山今天立下军令状，我们纵队和整3师干！我们6纵比起兄弟纵队来说是个年轻纵队，拿我们去拼是值得的！只要主力纵队能保存下来，晋冀鲁豫解放区就能坚持，就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王近山接着说：“我们打，纵队如果打得只剩下1个旅，我当旅长，老杜当旅政委；打得只剩下1个团，我当团长，老杜当团政委；打得只剩下1个连，我去当连长。纵队全打光了，我们对得起党，对得起太行山的父老乡亲！” 全场一片肃然，在座所有的人都被王近山这番壮烈的话语打动了，在这全军危急时刻，一位军长站出来“堵枪眼”，可歌可泣。邓小平激动了，他指着王近山大声说： “好样的！我支持你！” 刘伯承也站起来了，对王近山说：“你打！你大胆打！” 说完，他大步走到地图前，指着敌我态势图对众将军道： “东路敌人全是美械装备，战斗力强；而在西路敌人5个整编师中，只有整3师是蒋介石的嫡系，其余的都是杂牌军。整3师现在骄气十足，这正是我们可以利用的弱点。敌人内部派系矛盾很深，如果我们把整3师诱到预定战场围歼，其他杂牌部队不会积极支援，这样，强敌就会变成弱敌了。一旦整3师被消火了，西路敌人必将溃退，敌人东西钳击去了一角，整个作战计划就会瓦解。” “一定要歼灭敌人的整3师！”刘伯承掷下手中的指示棒，脸色显得严肃。 整3师从8月26日开始进犯，我军采取了边打边退，虚虚实实的战术，诱其深入。整3师师长赵锡田以为解放军怯阵，便向上方报告说“刘伯承溃不成军！”并向蒋介石发电报捷，蒋介石迅即回电嘉奖赵锡田。 这个赵锡田，十分骄狂。他是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又是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顾祝同的外甥，骄横跋扈，不可一世。他不但不把共产党军队放在眼里，也不把自己的上司放在眼里。他由武陟去考城，途经设在阳武的兵团司令部时，居然来个“将军不下马”，吉普车连停也不停。兵团司令孙震闻知十分恼火，却又无可奈何，只能对左右叹道： “赵锡田骄纵抗命，刘经扶（刘峙）非栽在此人手里不可！” 刘峙与赵锡田有师生之谊，十分信任赵锡田，整3师的装备原来就很强，刘峙又给赵加强了1个野炮营、1个战车连。整3师每次出动，场面都很壮观：战车、炮车、运输车、通信车、辎重车……一辆接一辆，足足能排出十余里，指挥调整哨的小车则是忽前忽后弛来奔去，好不威风！连路旁看热闹的老百姓也悄声地议论： “这下子可够八路军喝一壶了！” 当解放军节节抗击，引诱蒋军深人时，居于赵锡田右翼的第47师师长陈鼎勋觉出不妙，提醒赵锡田： “共军避我主力而小战，很可能引诱我深入，需多加防范。” 赵锡田却不以为然，回答道：“一路所遇村镇集市如常，说明附近没有重兵驻扎，不要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他还向刘峙作了这番报告： “据当面情况，刘伯承可能故伎重演，阻我一路，放我一路，在定陶附近以逸待劳，利用既设阵地杀伤我一部后逃窜。我们应将计就计，径直扫荡过去，看他几杆破枪如何抵挡我钢铁之师？” 刘峙连连称是，鼓励赵锡田：你尽管放胆前进，左右翼有我负责督促，绝对不成问题。这一回望你一定打出威风来！ 得意忘形的赵锡田更加趾高气扬了，命令部队加速推进，却不知道自己正在向刘邓预设的“口袋”里钻。 这时，刘峙不知从何处得到的情报：晋冀鲁豫军区的领率机关驻在山东菏泽。为了让赵锡田夺得头功，刘峙下令改变原定的合围定陶的作战计划，整3师改为进攻菏泽，第47师进攻定陶。这一改变，使原来齐头并进的整3师和第47师分道而驰，一下子拉开了几十公里距离，求功心切的赵锡田成了孤军深入的急先锋。 有利战机出现了。9月3日，整3师全部进入了我军预设战场。 刘邓歼敌的部署是：2纵和6纵为右集团，主力由北向南，一部由东向西攻击；3纵和7纵为左集团，楔入整3师和第47师之间，隔断敌人，一部阻击第47师，然后主力由南向北攻击整3师。 攻击的首要目标是位于大、小杨湖地区的整3师第20旅。 王近山所在的6纵主要任务是歼灭第20旅第59团。 第59团，是赵锡田手中的一张王牌，这个团的士兵几乎全是征战十余年以上的老兵，赵锡田是要用这支劲旅护驾的，师部就在大杨湖后面，若拔掉了大小杨湖，赵锡田的师部就处于解放军的枪口下了。 从3日到4日黄昏，6纵扫清厂大杨湖外围蒋军各据点。5日上午，王近山召集各旅和主攻团的干部开会，说：“大杨湖战斗是消灭整3师的关键，消灭整3师，又是粉碎敌人全线进攻的关键，如果这一仗打不好，东西两面敌人4个整编师赶到，我们不但要失去鲁西南，后退300里，还真要背起背包回太行山了！消灭整3师主力59团这个任务是我代表全纵队指战员，向刘邓首长立下军令状要下来的，我们必须实现！” 接着，王近山分配任务，18旅担任主攻，由东南面向大杨湖进攻；16旅主力46团在北面伺机进攻，其他各团担任牵制警戒包围任务。 大杨湖是个有200多户人家的村庄，四周地形开阔，村外有一道壕沟，深约3米，村南有一大水塘，芦苇茂密，形成天然障碍。整3师第59困占领村子后，加强了防御工事的构筑，村内主要道口，筑有暗堡工事，结合穿墙破壁的枪眼，组成密集交叉火网。村边壕沟外面，设有两道鹿砦，鹿砦外燃起烽火，供夜间巡逻照明。交通沟纵横连接村内外，纵深有敌炮火支援。村西南的鹿砦，还有坦克随时出动助战。为了扫清射界，敌人飞机扔下汽油弹，将村边民房、柴禾堆打燃，火光冲天，烈焰滚滚，大杨湖上空一片通红。 5日23日深夜，攻击大杨湖的战斗打响。 漆黑的夜空升腾起三颗红色信号弹，紧接着，6纵能用上的炮火全部向大杨湖猛轰，在震天动地的爆炸声中，村里村外顿时一片通红。火光硝烟中，可以看得见敌人的鹿砦、铁丝网、地堡工事，被炮弹掀到半空。随着炮火延伸，我攻击部队争先恐后向着预定目标，高喊杀声冲了上去…… 被团团围住的整3师并非是一块好吃的肉。他们装备好，战斗力强，并且十分骄狂，对于自己被土八路包围十分恼火，因此显得特别凶狠。 6纵18旅担任主攻任务的是52团。他们在炮火的掩护下突入大杨湖，可是，一个冲锋下来，就伤亡了400人！ 52团团长于振河在电话里向旅长肖永银报告： “旅长，我们占领了几个房子，敌入反扑得厉害，我们攻不动了！” 肖永银立即回答：“攻不动也得攻！你不攻他，他就攻你！你把所有的人都集中起来，攻！打败了，杀头！” 52团团长明白，他没有退路了，他知道旅长喊“杀头”并不是吓唬他，真要战败了，全旅将不复存在。 到了破釜沉舟的时候，他的脑子反而冷静下来，他及时调整剩余兵力，与敌人作最后争夺。 52团的左翼是配属过来的17旅49团，这个团总兵力不足五百人，他们受命攻打村东南角。上去了，被反了下来；再攻上去，再被打回来……三个回合下来，人员所剩无几了。团长只得向肖永银报告： “肖旅长，我们团没多少人了！” 肖永银知道这不是在叫苦，说道：“我把53团的2营给你！” 这个营是全旅唯一的预备力量了。此时拿出来，肖永银手里再没有机动力量了。49团团长心知肖旅长是亏血本来支援他，他咬了咬牙，将自己团所有人员和上来的2营合在一起，反复拼杀后，终于打进了大杨湖村的东南角。 54团的情况更为紧张。他们迂回到村子的西南方发起攻击，夺下两座院子后，敌人从四面调集来大批兵力，集中火力反扑，战斗空前激烈。7连长紧靠在一堵墙边，拼命堵住企图冲出来的敌人，一口气扔了100多颗手榴弹，一直战至牺牲。团长、政委、参谋长及团部所有的人都投入了战斗。 1营的教导员名叫朱辉，他刚结婚不久，出发前，他将自己的一点枳蓄和一张结婚照片，给了团长卢彦山，嘱咐道：如果我牺牲了，这是最后一次党费，请代我安慰妻子。卢彦山激动得和他紧紧拥抱告别。当突击连攻上去以后，从残破的壕沟、院落、暗堡里苏醒过来的敌人，向我攻击部队还击，机枪子弹雨点般飞过来，突去连被压得抬不起头。朱辉组织两个爆破组同时出动去炸地堡，都未能成功。他怀着满腔仇恨，从身边抓起9个手榴弹别在身上，亲率爆破组和突击排再次进攻，用手榴弹开路，冲过了一道道火网，一直冲到敌人固守的大院跟前，不幸中弹牺牲。 就在最紧张的时候，敌人师部方向出动3辆坦克，疯狂地吼叫着冲了过来，企图给大杨湖村守敌解围。当坦克冲到54团指挥所旁边时，团政治处主任抓起两颗手榴弹，高喊一声：“同志们，跟我上！”首先向坦克扑去。 警卫员、通信员、电话员都跟随着冲了上去，在他们的英勇反击下，敌坦克见孤立挨打，只得逃了回去。 就在这最紧张的时刻，团部与旅部的电话线被打断了。 旅指挥所里，所有人的心头都压上了一块重石，和54团联系不上，就难以掌握那里的情况，万一54团顶不住，敌人就会从那个缺口逃跑，全歼整3师的任务就完不成。 此刻，54团已经力不能支了，与旅部联系不上，无法报告情况，团长卢彦山和政委李少清互相看了一眼，彼此明白最后时刻就要来到了。联络中断，他们已经无法向旅长告别了。 也就在这时，报务员忽然叫喊起来：“团长，电话通了！电话通了！” 原来，54团和49团之间的电话线经过抢修，终于接通了。 卢团长接过了话筒，声音显得悲壮：“我是54团团长，请转告旅长、政委，我们正在做最后的战斗，请旅长给我们准备500副担架！” 当肖永银在旅指挥所听到49团团长的转述时，紧握电话筒的手沁出了冷汗。 一个团长的最后要求竟是500副担架！54团已经到了最后关头，如果不赶紧增援，54团就全打光了，大杨湖之战也就输了。大杨湖的背后，是整个纵队、整个刘邓大军！决不能让54团退出来！可是，能机动的兵在哪里？ 肖永银的目光紧盯着地图。突然，他一拳砸在了地图上的小杨湖黑点上。 那里还有53团的两个营，他们的任务是警戒小杨湖之敌，这两个营是轻易不敢动的，万一抽了出来，而小杨湖的敌人跑出来，全旅将陷人腹背受敌的困境。 此刻，肖永银只有走这步险棋了，战场上从来没有万无一失的部署，化险为夷而铤而走险，转败为胜与全军覆灭，险值几乎相等。 肖永银果断地抓起了话筒，命令53团团长： “你赶快把屁股掉过来，从54团右翼投入战斗。快！限你十分钟打响！” 然后，他向纵队司令员王近山报告：“司令员，54团情况危急，我把53团那两个营拉上去了！” 王近山一听，不由一惊，叫道：“哎呀！小杨湖的敌人要是出来了怎么办？” 肖永银急得只有朝上级吼开了：“我已经是火烧眉毛了！” 谁都知道王近山的脾气火爆，若要是下级顶撞他，肯定会招致一场雷霆之怒。然而这时，王近山沉默了，过了一会儿，王近山说道： “好吧，50团还有几百人，我也全部调给你。你转给卢彦山，要他一定坚持住，我代表纵队党委感谢全体同志！” 6纵已有5个团打进了大杨湖！村里的敌人被压缩在东南角上，仍在进行垂死挣扎，拼命向外反击，企图逃命。 敌我逐屋逐墙争夺，战斗空前激烈。我军每前进一步都十分困难。敌机也开始出现在阵地上，要是等天色大明，敌人援兵赶来，加上飞机、坦克配合进攻，那这场战斗的最后结局就很难说了。 在战斗的最紧张时刻，王近山下到离前沿只有几百米的地方指挥，子弹就在身边、头上乱飞，他全然不顾。 这时，17旅侦察科长李爱峰叫译电员打开电台，收听敌人动向。因为赵锡田十分骄横，作战竟不用暗语，就在电台上直接讲话，向下面发号施令。电台打开后，听到了敌人59团团长吴耀东，向赵锡田连续发出“SOS”的国际通用的救命信号，接着用明语请求紧急支援：“我们已经顶不住了！最多还能坚持15分钟！再不来援兵，我就自杀了！” 王近山接到报告后，知道敌人已经失去坚持战斗的决心，敌人崩溃的时刻到了。他毫不犹豫，立即将纵队的唯一的预备队投入战斗。这时天已大亮，敌机即将来临，王近山命令部队，在战斗中一定要和敌人面对面搏斗，缠在一起，使敌机无法下手助战。 最后决战的时刻到了，纵队部的勤务人员、机关干部，全部组织起来，投入战斗。 敌59团团部，在村里一个地主的花园砖房里，是靠街的二层楼房，屋高墙厚，攻不进去。 攻到了墙外的46团团长见此情况，大声喊道：“把胡胜才给我叫上来，用炮轰她娘的！” 46团机炮连长胡胜才是老红军，使用迫击炮百发百中，在太行山得过“神炮手”的称号。迫击炮是曲射炮，射击需有弧线，现在站在墙根下，要打头顶上的楼房怎么办？胡胜才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将迫击炮架到几乎九十度的角度，对准隔墙内的敌人的楼房射击，发射出去的炮弹简直是直上直下了，周围的人都捏了把汗，担心炮弹落到自己人头上。然而胡胜才接连七八发炮弹，竟全都落在了近在咫尺的敌人据点上。 敌人被吓得失魂落魄，再也坚持不住了，纷纷喊道：“不要打了，我们投降！” 门打开后，我军战士冲进院子，敌人统统缴械投降。还没来得及“杀身成仁”的59团团长吴耀东，也当了俘虏。 大杨湖的战斗终于胜利结束了，这场血战许多年后回忆起来仍感惊心动魄。 刘伯承得知攻下大杨湖歼灭59团的消息后，赞扬了6纵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立即下令各纵队加紧攻势，注意防止赵锡田率部逃跑。 赵锡田见主力59团被全歼，只好率领师部从大黄集逃到天爷庙，和20旅会合，以图最后挣扎。骄横跋扈的赵锡田，也露出了外强中干的真面目，一反傲慢态度，这时不得不向他看不起的孙震乞援，指望孙震派出兵力，赶到天爷庙附近接应他突围南逃。 刘伯承岂能容许赵锡田逃跑？他火速给各纵队下达追击命令。一令既出，我军4个纵队全部出击。一时间，广阔田野上人喊马叫，杀声震天。当日下午，国民党军整编第3师被全部消灭，赵锡田也被活捉。 整3师的被歼震动了国民党最高统帅部，蒋介石见自己30万人马居然没有打败刘邓部队区区5万人，让共军在壮汉肚子上挖去一块肉，十分恼火，当即撤了刘峙的职。 第三节 3．看过地形，王近山面色显得凝重。回到纵队指挥所，整整一上午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苦思对策 1948年7月2日，中原野战军发动了襄樊战役。夺取襄阳城的战斗由王近山统一指挥。 襄阳，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有“铁打的襄阳”之说，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争夺中原，必取襄阳。古代就有许多战事发生在襄阳：三国时，孙权的父亲孙坚，在攻打襄阳时，被射死在岘山脚下；关羽在夺取襄阳后，水淹七军，活捉庞德，成为千古佳话；宋朝，岳飞击败金兵于襄阳，至今在襄阳城西诸葛武侯祠内还留有岳飞手书《出师表》；明末，李自成率农民起义军攻克襄阳，建立政权，称新顺王。正因为襄阳历来是争战之地，所以历代城池的建设都从军事上着眼，选在汉水由西向南转弯的河套处，使城北、城东紧临汉水，利用河流构成天然防线。 襄阳城南和西南群峰耸立，有凤凰山、羊祜山等高地，地形险要，可以控制城南和城西的道路。襄阳城四周筑有高3丈、宽2丈的石头城墙，靠城墙有深丈余、宽3至4丈的外壕围护，如此坚城，傍山依水，形势险要，易守难攻，说它是铁打的襄阳实不为过。 国民党军占领了襄阳后，又在城壕外密布铁丝网和鹿砦，在城垣及南面大山上构筑坚固的地堡、碉楼。城垣四周遍布地雷，以国民党军常用的军事术语讲，是“固若金汤”。 由于襄阳在军事上地位重要，蒋介石特指令康泽率部防守。康泽何许人也？康泽是国民党中央常委，着名特务头子，黄埔军校第3期毕业生，曾被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因反苏、反共出名倍受蒋介石宠爱，回国后担任蒋的侍从副官，以后又担任黄埔系的核心组织“复兴社”的秘书长、二青团组织处处长等职。1948年初，蒋介石日子难过的时刻，任命康泽为第15绥靖区司令官，坐镇襄阳这个川陕鄂豫4省交界的要地。 因为康泽从未带兵打过仗，蒋介石就任命有作战经验的川军将领郭勋祺当他的副司令，并将其主力第104旅部署在城南门和城南大山重点防守，将第163旅、164旅各1个团防守西门和城西南高地，由少数正规军和反动地方武装在东门和北门防守。在康泽的眼里，襄阳城防如铁桶一般，绝对平安无事。1948年7月1日是康泽44岁生日，他竞放心大胆地在襄阳城内大摆宴席，开堂会、舞会与党羽欢庆。 7月7日，王近山带着各旅团指挥员，来到襄阳城西5公里的万山上侦察敌情。看到襄阳城防坚固，众人议论纷纷。王近山只看不说，观察得非常仔细，面色显得凝重。 回到纵队指挥所，整整一上午，王近山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苦思对策。 面对襄阳坚固的城防，硬拼肯定失败，必须运用智慧才能战胜敌人。王近山进行了细致周密的分析，襄阳地形利敌防守，敌有重兵把持，我军进攻确有较大困难。我第6纵队部队刚从大别山出来，只有6个团的兵力，连同桐柏和陕南军区的部队，总兵力也只有14个团、2万余人，重装备较少，桐柏和陕南军区部队又是从远道奔袭而来，按照集中优势兵力，四面包围，力求全歼的原则，在兵力数量上并不具备优势。这是不利的一面。 有利的一面是，我军部队通过新式整军，士气高昂，求战心切；康泽是个特务，不懂军事，是个狂妄自大之人，其副司令郭勋祺虽然精通军事，但并不受信任，手无实权，与康泽矛盾很大；敌第104旅曾在滑县上官村被我歼灭过，正副旅长被俘，该旅重建时间不长，对我存有畏惧心态。敌总体战斗力不强。 从历史上看，打襄阳都是先取大山而后攻城，这是由于襄阳的地形特征所决定的。国民党军防守襄阳也是依托大山的阵地。如果我军撇开大山，国民党军就会失去优势，一切都会改观！ 想到这，王近山的思路豁然开朗。 就在这时，王近山派出进一步侦察敌情的纵队参谋处长贺光华回来了。王近山迫不及待地询问贺光华：“前面情况究竟如何？”贺光华边擦汗水边掏出一份现地绘制的地形、工事、兵力配备要图交给王近山，很有条理地汇报说： “敌人山上的工事坚固，碉堡很多，山头与山头构成了环形防御，火力可以相互支援，也可独立作战。如果我一个山头一个山头地攻击，啃是可以啃下来，但既费时间，也要付出相当的代价。城四周除外围据点外，四关都有工事，以南关和西关更强一些。东关外水壕很宽，距汉水很近，不利屯兵。南关外紧挨羊祜山、岘山、铁帽山，东面就是汉水，由南关攻城，背后是通宜城、钟祥的公路，如汉口敌人增援，我将受敌南北夹击，而且仍然要攻山才能接近南关。西关外至万山有一条走廊，南北约1公里多，北面是汉水，南面有琵琶山、真武山，如果挖一条交通沟进去，可以直抵西关，部队运动也可以减少伤亡。” 王近山细心听完贺光华的汇报，慢慢地在指挥所里来回踱步。他又问贺光华：“十字架山、真武山、琵琶山各距这条走廊多远？重机枪火力和82迫击炮够不够得着？” 贺光华答道：“真武山、琵琶山紧挨着，重机枪火力可以控制这条走廊。虎头山离得远一些，82迫击炮勉强可以打到，而且敌人炮火并不强，不可能构成密集火力进行拦阻。” 听罢贺光华的汇报，王近山更加坚定了决心，他自言自语地说：“再攻山就中敌人的计了！” 他对贺光华说：“我们要是逐个夺取这些大山，不但付出代价太大，而且会拖延时间，贻误战机。” 说罢，他端起茶杯呷了一口水，又接着说：“根据敌情和地形，我们完全可以派一支部队迂回至东关，与将要突至西关的部队相配合，东西夹击城中守敌。” 他两手一兜，傲了一个“掐”的手势，“自古打襄阳，都是先夺山后攻城，现在我们要打破这个常规，只夺取几个小山就开始攻城。我们用刘伯承司令员教给的战法，来它个猛虎掏心，直接攻城。撇开虎头山、十字架山、羊祜山等敌人的主要阵地，不管它。估计山上的敌人在我攻城时，不敢脱离工事下来打我们，而敌人在山上的火力又打不到我们，那就让他看着我们攻城，叫康泽把那些大山当成包袱背着吧！我们这是趋利避害，出敌不意，攻敌不备，康泽就是我囊中之物了。” 说到这里，王近山显得十分自信：“我看一定能成功！”贺光华听了王近山的分析，心服口服。贺光华是从野战军总部刚下来的，以前只是听说王近山指挥有方，这次是耳闻目睹。根据王近山的指示，贺光华把作战方案报给刘、邓首长。很快，刘、邓首长复电：“完全同意作战方案，望按照计划加紧攻击。” 刘邓首长的指示，使王近山大受鼓舞。刘邓给王近山10天的时间消灭襄阳之敌，任务又是相当紧迫的。 第二天，王近山召集全纵队旅以上干部开作战会议。他传达了刘邓首长的指示，随即交待任务，部署战斗。面对在场的干部，王近山用眼睛扫描了一遍之后，眼神聚焦在第17旅旅长李德生身上。他说：“我们这次是猛虎掏心，刀劈三关——首先攻占琵琶山、真武山、铁佛寺，再集中主力从西门实施突击，消灭襄阳之敌。谁来担任‘刀劈三关’的重任呢？” 李德生已经完全看懂了王近山的眼神，王近山话音刚落，他就站起来说：“我们第17旅担任！” “你觉得有把握吗？”王近山又用起了激将法。 “不成问题，一定坚决完成任务！” 李德生的话音刚落，其他各旅旅长也纷纷要求担任主攻。 王近山表态了：“都别争了。李德生同志先说了，就让他们旅担任主攻。” 接着，王近山命令：第17旅以一部攻占琵琶山、真武山、铁佛寺，集中主要力量于西门实施主要突击；陕南第12旅和桐柏第3分区部队继续佯攻城南高地，迷惑和牵制敌人；第18旅一部兵力插人东关，钳制敌人；第16旅为预备队。 为了便于作战指挥，在突破阶段，由第17旅旅长李德生统一指挥；在纵深战斗阶段，由第16旅旅长尤太忠统一指挥。 王近山指挥攻坚作战，一贯极为重视突破和巩固突破口。这次攻打襄阳，尽管善于攻坚的第17旅担任主攻，他比较放心，但是，王近山的主要注意力仍在突破上。于是王近山特地向李德生交待：“开辟城西走廊通道，是实现整个攻城计划、击破襄阳防御锁链的首要环节，一定要充分准备好，有半点马虎都是不行的！这是关键性的硬仗，你要精心组织，打好这一仗。” 接受任务的当晚，李德生就带着几个团干部摸到城下的高粱地里，在离敌人前沿几百米的地方观察地形。 琵琶山，从褒阳西南高地前伸下来，高约200米，山上火力可封锁走廊宽阔路段。两个高大的石头碉堡，像一对牛角，耸立在山头上。岩壁前面，是铁丝网、鹿砦，山沟的死角和上山的通道，还埋有许多地雷。琵琶山虽不大，但其地形陡险，加上大山和东面真武山的火力均可支援该山，是敌城西的一个重要防御支撑点，守敌为第104旅第15团1个加强连。 看罢地形，第17旅又研究了打法。 7月9日黄昏，第17旅第49团第3营在炮火掩护下，攻击琵琶山。经15分钟激战，即全歼守敌，拿下了琵琶山。不幸的是，亲率突击营攻山的团长苟在合，在敌人的阵地上踏响了地雷，光荣牺牲。 攻下琵琶山，拔掉了通往西门的第一颗钉子。康泽甚为惊慌，调集了部分敌人，与我争夺琵琶山。10日，敌以飞机、重炮掩护步兵向我疯狂反扑。第49团第3营指战员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的战斗作风，在敌三面围攻下，凭借山上工事，与敌激战数小时，终于将敌击退，牢牢地守住了阵地。 10日晚，第17旅以第49团第2营攻击真武山。真武山在琵琶山以东，离襄阳城更近一些，它地形突出，正在襄阳城的西南拐角方向扼控着南门和西面走廊，军事位置十分重要，被蒋军称为“襄阳城的一把锁”。它是控制城关的最后一个高地，此山一丢，我军就可以直攻西关了。因此，远在汉口的白崇禧甚至在电报里告诫康泽：樊城可以放弃，真武山千万不能丢。 守卫真武山的是国民党第104旅第15团第3连及1个重机枪排，在不到300平方米的山头上，竟筑有30多个永久、半永久性的地堡，工事完备。 康泽见我军进攻真武山，忙命令重炮向山上发射黄磷弹，企图阻止我军行动。我2营战士在炮火的掩护下，冒着城内敌人的炮火和山上机枪阻拦射击，勇猛冲上山头。由于战前准备充分，上山的道路选择正确，部队又是采取小兵群机动灵活的战术，在20分钟内接连摧毁了敌人18个地堡。20时许，全部占领了阵地，全歼守敌，并打退了敌人的反扑。 至此，6纵的第49团连劈二关，皆胜。 第三关是铁佛寺，该寺位于路左，离西关大桥仅50米左右，和敌人西门城楼成犄角之势，紧紧控制着人城的唯一通道。因此，扫除铁佛寺这个大障碍，至关重要。康泽以1个营的兵力防守铁佛寺，高墙围着大庙，墙上密密麻麻构筑了各种口径的枪炮射孔，外层还有铁丝网、鹿砦，再外层的田野埋埋设了各种各样的地雷，防范十分严密。 于是，第17旅进行了紧张的准备。在此期间，陕南第12旅和桐柏第3分区部队经过英勇奋战，分别攻占了凤凰山和铁帽山，歼敌一部。汉水北岸兄弟部队亦歼敌一部。这一连串的胜利，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康泽急令第104旅放弃樊城，撤入襄阳加强守备，企图全力固守襄阳。 根据新的情况，王近山令汉水北岸的桐柏军区第28旅南下东津湾，令第18旅于10日夜在桐桕第3分区部队攻打文璧峰的掩护下，以秘密隐蔽的行动，绕过文壁峰，沿汉水西岸河堤北进，占领了东关护城堤，接应桐柏第28旅自东津湾西渡汉水，建立了东关攻城出发阵地。这一突然、大胆的声东击西的行动，大大震惊了敌人，康泽慌了，搞不清我军从何方攻城，连续向白崇禧呼救，却不敢出城反扑。11日夜，王近山又令陕南第12旅接替第18旅东关阵地，第18旅移至城两南尹家集地区为总预备队。 13日夜，17旅第50团和第47团各一部一切准备就绪后，一举攻占了铁佛寺及近旁的同济医院，歼敌第409团第4营，俘敌百余人，建立了总攻的主要阵地。 我从东西两关抵近城垣后，襄阳已直接暴露在我军攻击锋芒之下。康泽把守卫南山的部队全部撤人城内，固守待援，我军不战而得南山。 敌人龟缩襄阳城后，即分段据守，以西门和南门为重点。以第104旅和第163旅1个团防守城西门及西北部；以战斗损失较少的第164旅防守南门及城西南部；以勤务营和地方团队防守东门和城东部。 王近山即将情况电报刘、邓首长，并提出主攻西门方案。刘、邓首长同意这一方案，并指示：“攻城的指身思想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的钳形突击。重点在西门。于7月15日20时30分对襄阳发起总攻！破城歼敌，一定要获全胜！” 王近山接此命令，部署如下：第6纵队部队于西门实施主要突击；陕南第12旅和桐柏第28旅分别从东北角和东南角攻城。各部队汇合地点指向杨家祠堂康泽司令部。 在兵力配置上，以第17旅为攻城第一梯队；以第16旅第46团为第1梯队，随第17旅进入战斗；以笫18旅为第3梯队，准备入城巷战。另以第旅一部在城西北角实施攻击。 在火力组织上，集中全纵队的3门山炮、2门战防炮、17门迫击炮和27挺重机枪，分编成4个火力队，集中使用于西门一个方向，掩护突击营登城。 王近山的这种部署，充分体现了集中绝对优势兵力的思想。第6纵队3个旅全部集中在西门外，以1个营作为突击队，1个营为助攻，其余16个营成阶梯配置，突击营打开突破口后，即迅速投入，连续跟进，使敌人无还手余地、无喘息之机。这种部署，这样战法，这种勇、猛、狠、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是王近山指挥特色的典型表现。 15日20时30分，王近山发出总攻襄阳的命令。我军开始炮火准备。炮兵在近距离上行直瞄射击，将西门附近300米地段内敌入的碉堡和地堡大部摧毁，并掩护工兵连续4次爆破，终将城墙炸开一个缺口。 担任突击任务的第49团第1营乘势勇猛发起冲击，通过横跨3道外壕的大石桥，冲至城下，立即以投弹组掩护突击组架梯登城。城上的敌人死命封锁缺口，不断地朝下扔手榴弹。登城的梯子一次次被炸断。1营英雄排长李发科见此情况，就站在被打断的梯子上，让战友踩着他的肩头登城，2名战士登上了城墙，李发科却被敌人的手榴弹炸倒，壮烈牺牲在城下。 随着第一架梯子竖起，第二架、第三架、第四架梯子接连靠上城墙，突击队纷纷登城。终子在城墙上占了约50米宽的一块阵地。 敌人不甘罢休，顷刻间，架在城墙对面的民房上的机枪响了，随即成束的手榴弹扔过来，成群的敌人蜂拥而上。我军登上城墙的2个连队用手榴弹和刺刀打退了数十倍敌人的连续反扑，伤亡很大。正在危急时刻，我46团、50团的后续部队多路登上城墙，顿时喊杀声、枪声、手榴弹爆炸声震天动地，敌人终于胆怯了，纷纷掉头逃命。 接着，我第2梯队各团投入战斗。随后，陕南12旅、桐柏第28旅等部队亦相继登城。各路大军像无数支离弦之箭，纷纷插向襄阳的大街小巷，向纵深进展。 经过彻夜激战，到16日晨，城内守敌大部被歼，只剩下杨家祠堂内的康泽司令部还未解决。 王近山在战前动员时，给各旅下达过三项具体任务，一是活捉康泽；二是缴获敌人的化学炮；三是抓1万名俘虏。此时，王近山抱着电话机讲个不停：“一定要活捉康泽！要活的！要活的！千万不要让他跑了！” 康泽司令部是一座四进深建筑，围有高墙，院内四个角上各筑有十分坚固的两层碉楼。司令部中心筑有一座更为坚固的三层主碉楼。从康泽、郭勋祺的住室到中心碉楼有地道相通。敌倚仗其坚固的防御设施，顽固抵抗。 当突人襄阳的消息报告刘、邓首长后，野司传来具体指示：“康泽只能捉来，不能抬来，要活的！” 王近山召集几位旅长，以极短的时间现地明确了捣毁康泽司令郜的打法，并决定以第18旅第54团执行。负责统一指挥纵深战斗的第16旅旅长尤太忠给第54团下达了作战命令。 就在我军攻进康泽司令部前十几分钟，康泽收到蒋介石的电报：“吾弟未经过大战，这次在襄阳同优势敌人作战，可磨炼胆识。”又说援兵快到了，要康泽再坚持下去。康泽看完电报，只是苦笑了一下，将电报烧了。 16时，攻打康泽司令部的战斗开始。第54团参谋长找来炮兵连副连长康清林，命令他轰开康泽的司令部，为步兵打开冲锋道路。康清林经过侦察，选定一家破茶馆，破墙而过，摸到康泽司令部墙边，用火箭筒摧毁了敌人机枪工事，又从正面以迫击炮平射，吸引敌人火力。在爆炸的轰鸣声中，步兵冒着硝烟冲进了康泽的核心工事。 康泽的司令部被我军全部占领，敌第15绥靖区中将副司令郭勋祺被活捉，但就是不见康泽的人影。 众多战士在杨家祠堂内，一遍又一遍，翻腾了一个上午，就是看不到康泽的踪影。从各方面提供的情况证实，就在几个小时前，还有人亲眼见到康泽，他能飞了不成？ 54团团长对部下说：“一定要找到康泽，不抓住他，我们就没有完成任务，襄樊战役就不算全胜！” 大家都不认识康泽，要是他混在俘虏群里跑了怎么办？54团的官兵能打下康泽的司令部，也就有办法抓到他。他们把被俘的康泽卫士傅起戎找来，叫他带路去寻找康泽。众人打着手电筒，钻进底层坑道。 坑道阴湿、狭窄，小分队找了三个来回，还是没有发现康泽。 “翻尸体！” 又搜。坑道里横七竖八地躺着一具具尸体。 翻到一个通往碉楼的拐角处，发现有个暗洞。战士们用刺刀挑开挡在洞口的尸体。正要往里挑，一只满是血污的胳膊突然伸起来，他的双腿上横压着一具死尸，脊背下枕着一具死尸，这是一个藏在死尸堆里的活人！ 傅起戎走近，看一眼那活人，惊叫一声，拔腿就跑。 这个藏在死人堆里的活人就是康泽。 康泽上身穿着绿衬衫，下着短裤衩，光着一只脚，浑身上下涂满了尸体上的血污。他一动不动，推也不动。 战士们把这具“活尸”抬出了坑道。 消息传来，6纵上下一片欢腾。康泽这个国民党的中常委、特务头子，终于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 襄阳解放，活捉康泽，给了蒋介石集团以沉重的打击。中共中央给中原局、中原军区、刘陈邓等首长和6纵指战员发来贺电。朱德总司令称赞襄阳的攻坚作战是“小型模范战役”。 王近山和他指挥的部队在中原战场上，又一次创造了辉煌！ 第四节 4．两人流着泪说：“我们做了对不起王司令员的事，后悔死了，可王司令员还为我们说话，我们心里实在受不了啊！” 战场上英勇无畏、敢打敢拼的王近山，被人誉为“王疯子”，而在日常生活中，他又是一个关心他人、体贴下属、十分注重感情的人。 1949年6月，当时已任3兵团副司令员兼12军军长的王近山，以宽大的胸怀妥善处理了他的老父亲因车祸去世和丧葬安排的事，至今令人难以忘怀。 王近山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他很小时母亲就因病去世，撇下他的父亲和近山兄弟相依为命。他的父亲给地主扛活，艰难地把他们拉扯大。1930年，少年王近山告别父亲和弟弟参加了红军，1932年随部队告别了大别山，到达川陕根据地。1935年，参加长征到了北方，更是远离了家乡，远离了父亲。1947年8月，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时，王近山本来可以同亲人会面，可是，他却因大腿骨折而留在后方治疗，失去了这一次难得的机会。以后他虽然知道了父亲健在的消息，但是，作战频繁，一仗接一仗，加之关山阻隔，哪能顾得上父子团聚的事。 1949年6月，王近山的家乡大别山地区解放了，全国大陆解放在即，全军上下欢欣鼓舞。在部队体整的间隙，一些指战员的家属陆续来部队与亲人团聚。这时，组织上也派人到王近山的家乡湖北省黄安县桃花乡去接他的老父亲来部队。 离家19年了！岁月沧桑，天翻地覆。当年的王近山，现已成长为能文能武、智勇双全，率领千军万马的高级将领。想到这即将到来的相见，想象着历经千辛万苦的父亲苍老亲切的容颜，纵然王近山身经百战、出生入死，他的心弦也在颤动着。他急切盼望着父亲的到来。 被派去接王近山父亲的两个同志到达桃花乡时，王近山的老父亲正在给别人家挑水。听说儿子派人来接他，真是喜出望外，高兴得嘴都合不拢，立即收拾行装上了路。 老人家一生没有离开过大别山的山沟，第一次出远门，见到许多从未见过的新鲜东西，非常兴奋，激动地说：“我这一大把年纪，熬到穷苦人得了天下，能出来见世面，真是托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福，托共产党的福，托我儿子的孝心啊！” 他巴不得一步就跨到儿子身边。 正当他迫切希望尽快地见到儿子时，不幸的事却发生了。 这天，老人一行来到安徽蚌埠火车站，准备乘车到南京，再转往12军部驻地安徽当涂。陪同王近山父亲的两名同志见即将到达部队驻地，有些大意，就把老人一人留在站台上，自己却到别处买东西去了。老人从来没见过火车，他只顾看那南来北往轰鸣飞驰的列车，哪里懂得在站台上要站在白线以内，哪里知道这钢铁的巨龙十分凶猛，他不知不觉地站到了站台的边上…… 惨剧发生了。呼啸而来的一列火车擦身而过，老人躲闪不及，被强大的气流卷到了列车下面，劳苦一生的老人，在幸福时刻即将到来之际，被无情地夺去了生命！ 这事实在是太残酷了。王近山得知后震惊得一下子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王近山周围的人既痛心于老人的不幸逝世，又气愤于派去的两个同志不负责任。军部立即派人到蚌埠处理善后工作，并准备给这两个人处分。 王近山听说以后，按捺住内心的悲痛，找来了军直属队负责同志，说：“这件事是不应该发生的，我也很难过。但事情已经发生，也无法挽回，不要为我个人的事处分同志了。这两个同志虽有错误，但他们为革命战争都做出过自己的贡献，现在错了，教育教育，接受教训，改了就好嘛！他们还可以为革命做更多工作嘛！” 这两个同志内心已经非常惭愧不安，王近山突遭巨大不幸，他们两人难咎其责，王近山却没再责怪，这胸怀之宽令人感动。两人流着泪说：“我们做了对不起王司令员的事，后悔死了，可王司令员还为我们说话，我们心里实在受不了啊！” 不久，3兵团向大西南进军。部队陆续由浦口乘车北上，再转陇海路到郑州，然后南下湘鄂西集结。王近山父亲的灵柩随车顺路运回红安安葬。想到乡邻和家人的悲痛，王近山经上级首长同意，抽时间亲自扶灵柩回乡，处理善后事宜。 这是王近山离家19年后第一次返回故乡。谁又能想到而自己却是伴随着父亲的灵柩归来。儿时温馨的亲情，当年浴血的厮杀，一齐浦上心头，禁不住感慨万千。王近山回到家乡后，乡亲们奔走相告，欢迎和吊唁的人挤满了屋子： “近山，你可回来了，你父亲想得你好苦啊！可怜竟没见上你一面！” “你虽是当了大干部，见多识广，但是，你父亲一辈子不容易啊，要按咱们家乡的老规矩办，停灵‘三七’二十一天，选一个风水好的墓穴，把你父亲和母亲并骨合葬。” 王近山感谢乡亲们的厚爱，但重任在肩，不能在家乡久留。他动情地对乡亲们说：“军情紧急，我怎能等到‘三七’以后回去呢？不要按老规矩办了，老人早入土早安嘛。咱们要是什么都按老规矩，哪里会有今天的翻身解放？我母亲已故多年，她老人家葬的时候，连个棺材都没有，是用席子卷了就埋葬的，现在骨头在不在还很难说，到哪里去找呢？不要再惊动她老人家了。将我父亲安葬在她的旁边，二老也就做伴了。” 亲友们初时不依，经过王近山一再说服，最后同意了。从此，在大别山的青山绿水间就悄悄地并立着两座坟墓。墓中的人养育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代名将王近山。 长期战争生活艰苦紧张的工作，使王近山积劳成疾，1974年他因大吐血而住进医院，经过检査是得了贲门癌。手术后，他的生命又延续了4年。 1978年4月王近山病危时，曾频频问及家人：“张立三还没有来吗？我一定要见他一面。” 张立三是何人？他也是一位老红军。1931年参加革命，1932年红4方面军向西转移时，他和王近山同在红4军第10师30团工作。1933年王近山当团长时，他在团卫生队当队长。以后20多年的岁月里，他一直和王近山在一起。先后任6纵卫生处长，12军卫生部长。王近山虽然长期担任过6纵和12军的主官，与张立三在一起从没有上下级的区别，两人在一起无话不说，部队行动，一住下来，就相互看望。有时王近山发火时，身边的同志赶快把张立三请来，两人谈一谈，王近山的火气就消下去了。 在战场上叱咤风云、严厉无比的王近山，对同志、对战友却十分注重感情。在他得知自己已无生望、即将离开人世之际，他想见一见几十年来情同手足的老战友张立三。 张立三赶到了，两人一见面，紧握双手，眼泪夺眶面出。虽然张立三是经验丰富的医生，知道重病不宜过分激动，但谁能抑止得住这战友的深情！ 在这生离死别的时刻，两位战友能说些什么？沉默了好久，为了松弛这难耐的气氛，张立三全然忘记了病房内不准吸烟的常识，掏出香烟，正要点火，王近山看到后，以微弱的声音说道：“你不要吸烟了！” 原来王近山是不吸烟的，张立三却抽得很凶。王近山屡劝他戒烟也没戒成。此时，张立三十分激动地说：“你活着没看到我戒烟，今天当着你的面我从此戒掉！” 张立三当时就将香烟、打火机扔了。 从那一天起，张立三彻底戒了烟。 在王近山遗体告别仪式上，有一位中等身材、留着平头的老红军，在遗体前站了3个小时之久，他时而泪如雨下，时而凝思默想。他对王近山的儿子王少锋说：“在长征路上，我病了，你父亲说什么东西都可以丢，一定要把汪运袓带走。开始是他骑马，我拉着马尾巴走，后来他让我骑马，他拉着马尾巴走。你父亲当时是副师长啊！” 这位讲述人就是当时南京军区后勤部政委汪运袓。 汪运祖1931年参加红军。1935年，在红4方面军4军10师任秘书。当时，王近山当副师长，汪运祖与王近山在一起工作，结下了深厚友谊。 1935年10月，红4方面军第二次过草地后，继续南下。红4军从党坝地区出动，强渡大金川。在一个月色朦昽的夜晚，利用夜色渡河。王近山到了突击团的突击排，随队先行。因该地区少数民族都用牛皮船摆渡，不便作战，4军自己造了4条木船过渡。王近山本来是跟第3条船过河的，但第1条船刚出发就被敌人发现，即向我军开火射击。他急了，立刻跳上第2条船，争取早点渡过河去掌握部队，指挥作战。 大金川水流湍急，第1条船几次靠岸未成，被激流冲走了。王近山乘的第2条船就成了敌人射击的主要目标。在如雨的枪弹下，船老大被打死，排长和不少战士牺牲，全船只剩下六七个人了。由于波涛汹涌，船在水中颠簸，射击难以瞄准目标，王近山拖过机枪，让战士扛着向敌人射击。他们边打边前进，就在接近岸边时，船被敌人的枪弹打漏，急剧下沉。 这时汪运袓和28团团长乘的第3条船，避开敌人滩头阵地火力，从上游靠了岸；攀着树枝登崖而上，绕到敌人背后。汪运祖喊道：“这里有敌人，快打！”王近山在下面船上听见后，也喊道：“上面是汪书记的声音，他们已经上岸。我们快突击呀！”我军上下两面夹击，消灭了岸上的敌人。汪运袓带着战士飞快地跑来，把王近山和几个战士抢救上岸，没几分钟，那条船就沉人水中，被激流冲跑了。 这次，汪运祖从死母手中救出了王近山。 事后，有的人批评王近山，身为副师长，不应该跟突击排去冒这么大的险。王近山一笑而过。 1935年11月，红军打天全。天全是川康通道，刘湘害怕红军攻下天全西逼成都，就把他的精锐“模范师”部署在城内外防守。敌人自恃武器精良，地形险要，叫嚣“纵有红军数万，也难飞过天全”。红4军部署3个师合击天全县城。正当11师、12师从东面向敌猛攻时，从西面攻击的王近山，带领1个团，趁拂晓悄然爬上大岗山咀，绕到敌人背后，袭击了在城外山上防守的敌人1个团，击毙了敌团长。当残敌溃散，往城内逃跑时，王近山端着机枪率部紧迫，在兄弟部队协同下，趁势攻入城内，消灭了敌人的手枪营，攻下天全县城。 汪运祖在这次战斗中，紧随王近山冲杀。王近山跑得飞快，后面的部队追赶不上，有些人连帽子、鞋子都跑掉了。汪运祖也是赤着脚冲进城的。 1935年12月，红4军部队攻下荥经县，随后遭到国民党薛岳部的重兵进攻。10师在正副师长陈锡联、王近山的带领下，在吉子岗与敌苦战。部队边打边撤，情况十分紧张。陈锡联命令汪运祖带交通队一个排阻击敌人，王近山亲自在一个工事里打机枪，掩护这个排的行动。 天黑后，陈锡联准备向军部报告情况，叫道：“汪运祖，快来写封信！”因地形暴露，汪远祖在归途中遭到敌人的机枪扫射，被打断了三根肋骨，倒在野地里。王近山立即组织人员进行抢救，好不容易才把汪运祖抬到了半山一间房子里。 这时汪运袓已是气息奄奄，他不肯再拖累战友，要求战友把他丢下。王近山走进屋子，见状不由分说，命令身边两个通信员抬着汪运祖走。走出2里路，两个小通信员实在抬不动了，坐在地上哭。王近山看见后，命令部队坚决阻住敌人，他赤着脚跑到陈锡联那里，抽调了12个身强力壮的炊事员和饲养员，轮换着把汪运祖快速抬到了后方医院，迸行紧急抢救，这才保住了性命。 站在王近山的遗体前，汪运袓流着泪说：“近山，是你救了我的命！” 王近山逝世后，邓小平、刘伯承、徐向前、许世友、李德生、陈锡联等领导人都送了花圈。追悼会的规模原定500人，结果有1000多人参加了。许多王近山的战友及老战士，远道赶到南京来参加追悼会，表达他们对王近山的哀思。 第五节 5．邓小平对王近山这位爱将的过早辞世极感悲痛，话语中流露出深深的惋惜和遗憾。数年后，邓小平又亲笔题词——“一代战将” 在战场上英勇无比屡战屡胜的王近山，建国以后在个人情感上却遭到重创。或者说，他依然保持着勇猛顽强毫不畏惧的品格面对一切，却不知战场和情场毕竟有所区别，同样无畏、刚烈，在前一个场合会受人钦佩赞美，在后一个场合却遭人猜疑非议。 “堡垒都是从内部攻破的”，如果以这句常用的军事术语来形容王近山的私生活，他的情变恰恰发生在自己的身边，闯入他家庭的，或者说不顾一切爱上他的人恰恰是他的小姨子！ 王近山的小姨子是个学生，在王近山和妻子的帮助下，新中国成立时她上了大学。随着青春的成熟，情窦初开的她心中的白马王子竟是自己的姐夫！如果我们抛开她的特殊身份不谈，她追求王近山天经地义，当时的王近山年轻、英俊，充满英雄气概，极有传奇色彩。美女爱英雄，这个千古流传的定律在新中国成立之时更是强烈地印证了，对王近山这样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并不多得的“少将”来说，爱上他的姑娘岂止一个，成百上千也打不住。 可是，小姨子毕竟是小姨子，若成为“第三者”，破坏的只能是自己姐姐的家庭，夺走的是自己亲人的亲人。 如果王近山当时斩断情丝，毅然回绝，他的小姨子或许会含泪而去，也就不会出现后来发生的悲剧了。可是，王近山却未能躲避射来的丘比特之箭，甚至可以说他是迎箭而上。 正如兵无常势，爱情本身亦并无模式。谁会想到战场上勇敢果断的王近山，在情感的漩涡中却是欲罢不能，欲弃不忍…… 为伊消得人憔粹的当然不止王近山了。 王近山的结发妻子韩岫岩当时更为苦恼。她心里才真是有说不出的痛苦。她无法正视但又不能回避的事实击得她欲哭无泪，一个是自己手足情深的妹妹，一个是自己南征北战的战友和丈夫，他们，竟然背叛宁自己！ 她不知道同床异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但她记得她和王近山在一起越来越别扭，越来越爱争吵，一点小事就互不相让，闹得不欢而散。 他俩的性格过于相似，甚至连缺点都很像：固执、要强，死不认输。 论革命资历，她在女性当中也能排上队，和大多数同龄女性相比，她算是“老革命”了。 老革命遇上了新问题。 战争年代里，人各东西，和亲人偶尔有个见面的机会就惊喜好几天，就有那种生死相依的感情。可是当枪声停息，硝烟散去，一家人相守在一起时，怎么反倒觉得隔得远了呢？ 感情的隔膜越来越大，她却没去弥补。她没有时间多想，几个儿女需要她抚养操心，她还要上班，还要上速成中学，还想上医科大学……她忙得恨不得有分身术呢！ 当她有一天突然发现“后院起火”时，她又有些慌乱。有九十九种办法供她选择，她却选择了一种最过激的处置手段。她把丈夫看成是感情的“叛徒”，她要讨个“说法”。她像一个饱受委屈的孩子，把一份“状纸”递交给了组织。 她只是要讨个“说法”，却没想到这单纯的动机一到了组织那里，就变得异常复杂了。当她明白了的时候，已经不仅仅是她个人的问题了。 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但“组织”比清官的权力和威力大多了。当组织一出面时，原本算不清的“情账”一下子就算清了。 王近山的“疯劲”又上来了，他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向组织递交了“离婚申请书”。 也不能全怨“组织”的严厉，让破镜重圆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撮合没了感情的夫妻，将家庭维持下去是很多热情善良的人乐此不疲的。帮助的方式却是无情的： 王近山接到了“最后通牒”——“你只要收回离婚报告就算了，否则，就一定要处分。” 他的部属们来了，几乎是求他：“王司令，我们都希望在你手下再打胜仗，你就承认你不要离婚行吗？你哪怕等形势缓和一点再离也行嘛，目前你先改改口。” 王近山严肃地唬起了脸：“怎么能这么劝我呢？我怎么能欺骗组织呢？我王近山明人不做暗事，组织要怎么处理我都接受！” 王近山当时已是大军区副司令员，他的家庭纠纷终于惊动了中央领导人。 老政委邓小平出来苦口相劝了； 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出来婆心开导了； …… 可是无论何人劝导，都动摇不了王近山进行家庭“改组”的决心。 唉！若非如此，何以称之“疯将军”呢？若非如此，何以就是王近山呢！ 后来，毛泽东亲自批示刘少奇处理此事，处置是严厉的： 撤销大军区副司令员职务； 行政降为副军职（军衔由中将降为大校）； 开除党籍； 调往河南某农场任副场长。 面对这个结果，王近山什么也没说，他能说什么，他又去哪里说呢？！ 沉重的打击，使王近山稍稍有些清醒，伤痛的心迫切需要抚平，可是更痛心的事接踵而来，他的官职将印、半辈子流血征战出生人死换来的一切都丢失的结果是，“她”——小姨子一方面念及姐妹之情，一方面迫于那些刀子一样的人言，竟放弃了爱情，溃逃了。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王近山没想到爱情原来是只纸老虎，不堪一击。他一下子苍老了许多。 只有一位普通人没有离开他。 离京前夕，保姆小黄默默地替他收拾着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行囊，这位识字不多却有着自己的是非观的乡下姑娘终于开口了，她勇敢地说： “首长，我跟你去！” 王近山愣了一下，平和地说：“小黄，别傻，我是去农场，很偏僻，很苦的，你还年轻，早点找份工作。” 小黄急了：“首长，我就跟着你，这辈子跟定了。” 王近山摇摇头：“我是犯了错误的人，再说，你才20多岁……” “首长，你别说了，我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我没念过什么书，你是嫌弃我吧？可你这样的身体，到那么一个苦地方，没人照顾怎么行呢？首长，你就带上我吧……” 王近山带上她走了。随后她成了他的妻子。 1969年春，中共中央“九大”即将在京举行，在河南农场已经劳动了十多年的王近山写了三封信，让人捎给他的老部下、时任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员的肖永银。除了一封信给肖永银外，另外两封信一封给毛泽东，一封给许世友。 肖永银拿着信就去找许世友：“许司令，王近山给你写了封信，另一封是给毛主席的，只有你能见到主席……” 许世友立刻说： “好，我把它直接交给毛主席。” 许世友没有食言。 “九大”会议期间，一天休息时，毛泽东心情极佳，面带宽厚的微笑，把许世友召到自己身边：“许世友哇，你不是要王近山吗？” 许世友立即点头称是：“是啊，我要，如果主席同意的话……” “那就把王近山给你吧！” 毛泽东蒲扇般的大手晃了晃，就在这挥手之间，王近山最后10年的命运决定了。 大概连毛泽东本人也觉得，当年对王近山的处理太重太过了。 7月，王近山来到了南京。 前往车站迎接他的是他当年的老部下肖永银、尤太忠等人。当从郑州开往南京的火车进站后，肖永银等人吃惊地看到：王近山夫妇从硬座车厢走下，王近山身穿褪色军装，一只手拎着一只旧皮箱，另一只手拎着3只老母鸡；王近山的妻子小黄双手抱着孩子，胳膊上还挎着一只竹篮子，篮子里装着地瓜、玉米等杂物。 竹篮子里的3只老母鸡像是受了惊似的咯咯咯叫起来，声音在空旷的站台上显得袼外刺耳。 王近山像老农一般淳朴地说：“自家养的，全是吃野地里的虫子长大的，杀了舍不得。” 肖永银、尤太忠这些当年王近山手下的勇将不由得一阵心酸，眼眶湿润了…… 王近山到南京后，恢复了党籍。不久正式走马上任南京军区副参谋长，这是他传奇生涯的最后里程。 1974年，王近山被查出得了贲门癌。 诊断结果上报军委，刚刚复出的邓小平作出指示：“王近山的病要想尽一切办法救治，如有困难就送到北京来。” 老战友、老部将们闻此噩讯，心情沉痛不已。在沈阳任军区司令员的李德生连忙吩咐秘书： “你去替我买点红参，要最好的，叫人速速送到南京去！” 王近山躺在病床上，接过他的17旅旅长从千里之外特意送来的人参，竟是无语凝噎…… 当然他不知道无语凝噎的，还有他那位爱恨交加的结发妻。 韩岫岩在北京听说王近山得了癌症，脸色刷地白了，一晃10年了，他们一南一北，仿佛隔了一个世界，时光像一位善解人意的老人，以他的善良温厚消解着人世间的怨仇。10年，任有多少恨，多少怨，也会点点滴滴销蚀了呀！更何况，韩岫岩靠着微薄的薪水让6个儿女一天天长大，她自己上完了速成中学，上完了医科大学，又当了医院副院长，岁月流逝使她对人生沧桑更多些参悟。对于落魄的王近山，她早已没了那切齿的怨恨，想起来只是一份难言的酸楚和悔意。 她不敢相信王近山得了绝症。回首往事，她仿佛又看见年轻的王近山还是那么自信地笑着说：“能打死我王近山的子弹还没造出来呢！” 她第一个念头是向当了外科主任的弟弟求助，让他开最好的药。她弟弟号称“一把刀”，她要她弟弟亲自给王近山做手术。 尽管王近山在南京有他自己的新家，有他名正言顺的夫人照料着，他们不可能接受她的安排，但她还是忍不住买了大包小包的补品。她要去南京，哪怕只看王近山一眼也好啊！ 她拿起电话接通了王近山昔日的一位警卫员，含含糊糊表达了自己的心愿…… 谁想，这位和王近山出生入死，对老首长忠心耿耿的警卫员一直把王近山的落魄归咎于韩岫岩，至今不能原谅。一听她要去南京，就很不客气地说： “你去是想让他早点死吗？他说过了到死也不愿再见到你！” 韩岫岩木然撂下电话，她心死了，直到这时她才明白，她与王近山之间早已隔了千重山万重水，这一辈子再也不可能跨越了…… 王近山死在南京军区副参谋长任上。 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的聂凤智深知王近山不是一个寻常的“副参谋长”，深知王近山在中囯军界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不同凡响的声望，王近山是一位特殊的将军。聂凤智斟酌再三，对前来为王近山送行的肖永银道： “老肖，你了解王近山，这悼词，别人搞不太合适，你搞搞吧！” 肖永银欣然从命。他愿为王近山再效这最后的力，以此了结他与王近山之间的只有他们俩才清楚的知遇与情缘。 在起草悼词时，剑眉、虎目、虎虎有生气的王近山从冥冥中向肖永银走来，肖永银几次掷笔，从喷出的香烟青雾中凝视着不老的青年将军王近山。他感到，人生最苦的，是给一个在记忆中活生生的人写悼词。在给死去的王近山挂头衔时，他颇费踌躇，觉得那个“副”字实在剌眼，大名鼎鼎的、宛如一尊战神似的王近山，一个“副参谋长”就交代了王近山轰轰烈烈的一生？ 不能说肖永银太看重这“官位功名”，身为王近山的老部下，他最知晓王近山的辉煌历史。叱咤风云的一代战将，在和平的日子里却遭逢巨大不幸，现时王近山的身份与他建立的赫赫战功绝不相称。功名太薄于王近山。 肖永银将自己的意见用传真发给了老政委邓小平的办公室。 睿智的邓小平毕竟是位伟人，他很快打来电活： “人已死了，不能下命令搞个名堂，就叫顾问吧。” 刚刚复出几个月的邓小平，对王近山这位爱将的过早辞世极感悲痛，话语中流露出深深的惋惜和遗憾。然而，生死由天，人无回天之力，邓主帅对将军的爱怜也唤不回将军的生命。死而不得复生，王近山死后统帅封将，虽然无告于生时王近山，却有慰于死后王近山！ 数年后，邓小平又亲笔题词： “一代战将”。 历史索回了对王近山的公正。 第一节 1．中国老百姓知道秦基伟，一是他以军区司令员的身份，指挥了华北军事大演习；二是他作为总指挥，指挥了首都大阅兵 1947年6月，晋南战役刚刚结束，中共中央就打电报给晋冀鲁豫野战军第4纵队司令员陈赓，叫他迅速赶到陕北。7月19日，陈赓经过长途跋涉，到达了中央驻地靖边县小河村。 毛泽东见陈赓来了，高兴地握住他的手，亲切地说：“我叫你过河来，可不是来保护我的，叫你来是有更重要的任务！” 毛泽东说：“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挺进大别山，是在国民党政权的心窝里插了一刀，蒋介石调动重兵前堵后追，刘邓大军处境艰难。为了策应刘邓大军，在敌人的胸口再插上一刀，中共中央改变了原定的调中野第4纵队来陕北的计划，决定以第4纵队为主组建一个兵团，渡河南征，挺进豫西。” 这个新成立兵团就是陈（赓）谢（富治）兵团。 这个兵团成员，除了“老大哥”第4纵队外，还有一部是国民党军起义部队第38军，第三部分就是以太行军区独1旅、2旅和第1、第4、第5军分区基干团组成的第9纵队。 所以后来有人把第9纵队称为“太行山的第三个儿子”。 第9纵队的首任司令员也是唯一的司令员就是太行军区司令员秦基伟。 中国老百姓知道秦基伟，一是他在1981年以北京军区司令员的身份，指挥了华北军事大演习。二是在1984年，他作为总指挥，指挥了首都大阅兵，陪同军委主席邓小平，检阅了受阅部队。 1988年9月，解放军实行新军衔制，秦基伟以国防部长的身份，被授予上将军衔。 作为9纵的唯一司令员，秦基伟将一支地方武装，一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军龄”不算长的部队，带成了一只猛虎部队，带成了一支王牌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5军，他的功劳足很大的。 秦基伟诞生在“将军摇篮”的湖北红安县。他是家中幼子，8岁进私塾读书，但是只读了两年就回家干活了。 秦基伟11岁那年，瘟疫流行，母亲染病身亡；第二年，父亲和伯父也相继去世；第三年，哥哥也病故了，唯一的姐姐也出嫁了。13岁的秦基伟送走了最后一位亲人，环顾自己的家，空空荡荡，破破烂烂，他真想大哭一场。可是，哭又有谁能听见呢？他咬紧牙，自己上山砍柴，下田种地，孤苦伶仃，度日如年。 他15岁那年，革命烈火在大别山区燃烧，秋天里，黄安城暴动了！秦基伟肩扛着一杆红缨枪，跟着浩浩荡荡的起义大军杀进了黄安城。 他铁了心，要和天下受苦人一起闹革命。起义受挫了，他不愿回家，跟着赤卫队上山打游击。第二年，他成为一名真正的红军战士。他在红军里迅速成长，从战士到班长、排长，1931年，他担任了红4方面军总部手枪营2连连长。 那一年冬天，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精心指挥了“围城打援”的黄安战役。当战斗最激烈的时候，白军突破了红军阵地，距总指挥部仅两千米，徐向前迎着炮火而上，弹片击中了他的胳膊。秦基伟看到此情景，怒火满腔，一手挥动马刀，一手举着驳壳枪，大吼一声，如下山猛虎带领全连冲入敌群，顿时将敌阵冲乱。其他分队也及时加入肉搏，终于将敌人逐退，总指挥部转危为安。 黄安一仗，红平大胜。“秦连长勇救总指挥”一事在军中传为佳话。 1932年8月，秦基伟在麻城陡坡山战斗中被打断右臂，负了重伤。红4方面军这时又被迫开始西征转移，秦基伟是重伤员，不便行动，就发给他两个小元宝，就地安置养伤。秦基伟手捧着两个小元宝，眼望战友远去的身影，泪水夺眶而出。 “我死也不离开红军！” 他悄悄地、固执地跟在队伍后头，日日夜夜，跋山涉水，一步也不拉下，整整走了一个月。到达鄂陕边境时，部队再一次将他安排到地方养伤。秦基伟仍是死活不离去，他向领导表态：一不坐担架，二不骑牲口，爬也要跟着红军前进。 面对这样的钢铁战士，领导还能说什么呢？ 秦基伟用自己的行动实践了自己的誓言，右臂吊着绷带，跟着战友硬是走了遥遥的长征路，饥饿、寒冷、伤痛，铁打的汉子也难以忍受，然而秦基伟挺了下来，奏响了一支超极限的生命之歌。 红4方向军在川北建立了根据地，秦基伟终于获得治疗机会，住院长达半年。伤好后，他被任命为总指挥部警卫团长。1935年他参加长征，担任了红军师长。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他又随西路军西征，历经艰苦卓绝的磨难，于1937年回到了延安。 抗日战争爆发后，秦基伟受组织委派，到山西太谷县发动群众，组建人民武装，很快成立了“太谷抗日游击队”，秦基伟任游击队总指挥。不久，他在太行山见到了老营长徐向前。这是西路军失败后，他们两人第一次见面。 徐向前当时是八路军129师副师长，他把太谷、榆次、平定三县的游击队集中到一起，合编成一支游击队，命名为“独立支队”，秦基伟任支队长，赖际发任政委。故又称“秦赖支队”。这是129师在太行山区建立的第一支游击队。 后来，秦基伟担任了太行一分区司令员、太行军区司令员，直到组建9纵，担任纵队司令员。后来，这个纵队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5军，秦基伟担任军长，一当就是6年，其军长（一个部队）任职时间之长，在解放军将领中是为数不多的，他带领第15军南征北战，在朝鲜上甘岭上大逞英豪，使15军成为世界级的王牌军。笫15军功劳册上永远铭记着秦基伟的杰出功勋，新中国的领袖们也注意到这位战功赫赫的“老军长”（尽管抗美援朝战争结束时他只有39岁），在第一次授衔的所有中将里，他又是第一个担任大军区司令员的。当十年浩劫结束后，许多老红军老将军因体力、能力诸多原因纷纷退居二线，他继续在中国的军事舞台上叱咤风云，1988年他担任了国防部长，同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1947年8月15日，秦基伟由太行军区司令员改任为第9纵队司令员，率领新组建的9纵跟随陈赓直奔黄河。 9纵是跟在4纵后面渡过黄河的。 23日拂晓前，各渡河分队及火力队按计划进入渡河地段，将渡船隐蔽地下水。我军在25公里正面上组成5个强大的火点，黑黝黝地重炮瞄准了对岸的敌人碉堡，黑洞洞的枪口封住敌军堡垒的枪眼。 吋值秋汛，河水猛涨，浪声涛涛。我军趁对岸敌人看不见、听不见的机会，泛水登舟。 突击队行至河心，敌人发现了，枪声一响，我军枪炮齐发，只见我军重炮连喷弹丸，机枪疾射万千弹雨，对岸敌堡火力很快就哑了。我军首批登岸勇士用机枪横扫敌军滩头阵地，当我军冲上河滩吋，敌人掉头急窜。 陈谢兵团强渡黄河，突然又迅速，令蒋介石猝不及防，令全国人民感到惊喜，以至在晋南黄河岸边流传许多“神话”：——那天夜里。陈谢大军刚到河边，突然乌云密布，狂风大作，黄河咆哮如雷，惊涛骇浪中涌出一条金色蛟龙。它朝着陈赓将军摇尾颔首，大吼三声。陈赓一声令下，十万健儿便骑着这条巨龙，腾云驾雾，飞过南岸，只吓得隔岸蒋匪军目瞪口呆，一个个乖乖地当了俘虏…… 神话自然是夸张的。但是，这个传说里的“巨龙”并非足毫无由来的。 原来，当陈谢大军前卫部队到达黄河边时，却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岸边的船都被蒋军砸沉和抢走了。 怎么办？部队找当地的人民群众商量，群众说：蒋军能抢走船，抢不走我们的心！我们没船了，但是我们还有“黄龙”！群众带着部队来到圣人涧，只见涧边横躺着几个黄澄澄的、1丈多长的油布包，样子颇有点像闹元宵时“大龙”。这种“大龙”在地方武装反封锁时曾经用过，一个“大龙”可以坐四五个人。 原来，油布包里塞得都是秫秸、棉花，抬起来很轻，放在水中浮力很大。 大家高兴一阵，又坐下来进一步研究改进方法，油包的缺点是易打转，易翻。一位战士建议把几个油包捆在一起，架上木板，就不会打转了。当场试验一下，结果稳稳当当，就像个“汽艇”，每艘可以搭乘一个班，还可以载一门小炮。 部队全力制作“大龙”，并开始了紧张的水上练兵活动。一切准备停当后，开始了“赛龙”作战。 那天夜里，几十条“大龙”在黄河岸边一字儿排开，又活像一条长龙，担任突击任务的分队站立在“大龙”边待命。一声令下后，油布包被推入水中，战士们疾速地挥动桨板、铁锹，催动油布包像箭一样驰向河心。 这时候，狂风起，暴风至，浪大涛猛，战士们镇定地划着桨，艄公们稳稳地掌着舵，乘风破浪，奋勇前进。当我军快到南岸边时，敌军才发现，要想阻止我军前进已经晚了。 后续部队也都乘坐这些“大龙”，登上了南岸。 第二节 2．郑州战役我军原本是想与蒋军大打一场，由于蒋军慌忙撤退，秦基伟率领9纵几乎是独立地承担了全部歼敌任务 郑州战役是中原野战军在战略决战阶段进行的第一个战役，也是秦基伟担任纵队司令员后指挥部队打得第一个大仗。这一仗他打出了威风。 1948年10月，解放军准备发起淮海战役。10月11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的名义电令中原野战军：攻击陇海铁路郑州至徐州段，牵制国民党16兵团孙元良部，策应华东野战军开始淮海战役。 孙元良兵团在哪里？ 他的兵团部原先设在郑州城内。济南战役打响后，他奉命东进蒙城。他带队走后，郑州城防空虚，蒋介石只好将原驻在河南新乡的第12绥靖公署南迁，搬到了郑州来。 郑州是中国最重要的两大铁路平汉路和陇海路的交汇点，它如同巨大十字架的中心，北通北平，南达汉口，西抵西安，东连徐州。 而到1948年秋，郑州则成为了一座钉在十字架上的孤城。中原野战军打郑州是有把握的。值得考虑的是，我军打郑州时，孙元良兵团是否会回援？ 再说，中野当时大多数部队都在准备加入淮海大战，刘伯承带2纵、6纵队在鄂豫边与黄维兵团、张淦兵团“捉迷藏”，11纵远在安徽配合华东野战军作战，中野能够用于打郑州的部队只有4个纵队。 这4个纵队是：杨勇的1纵，陈锡联的3纵，陈赓的4纵，秦基伟的9纵。 根据中央军委和刘邓首长的指示，4个纵队组成两个集团，东集团由1纵、3纵队组成，西集团由4纵、9纵组成。 镇守郑州的是国民党军第40军，军长名叫李振清，外号“李铁头”。他曾经当过解放军的俘虏，对解放军的作战决心深有了解。这时候，国民党军已是四面楚歌，他哪有决心死守郑州，一面在防守，一面做好了逃跑的准备。 9纵负责从郑州城西北方向进攻。司令员秦基伟分析：李铁头很可能要逃跑，如果逃跑，极可能沿平汉路向新乡逃，因此，北路阻击任务将是很重的。 秦基伟调兵遣将，派26旅担任攻城任务，27旅为攻城2梯队，另以27旅一个团加上配属的地方武装，组成“北支队”在郑州以北扼守，阻击南下之敌。 27旅旅长崔建功知道手下的79团担负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如果郑州城内的敌人倾巢而逃，南下敌人的增援部队再赶至黄河边，79团及“北支队”将两面应敌。 崔建功叮咛79团团长任应和：行动力争提前，尽量争取时间构筑工事，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以逸待劳消灭敌人。 79团比预定时间提前8小时出发，21日晚9时进入了预定作战地区。 10月22日凌晨，郑州战役打响，1纵一举攻占了郑州城东北方向的郑州飞机场。 城内的李铁头吓破了胆，立即决定全线撤退，逃奔新乡。命令一出，郑州城内1万多蒋军倾城出逃。 攻城夺堡的城市攻坚战用不着了，郑州城不战而下。 然而，压力却转向了城北的9纵防线，蒋军为了打开北逃新乡的道路，变得十分疯狂，不惜代价朝前突围。 最激烈的战斗在薛岗村周围进行。薛岗村南贴平汉铁路，村中间贯通郑新公路。不管蒋军北逃还是南援，这里都是必经之路。 担任薛岗村守备任务的是79团2营。营长名叫王凤书。 22日晨7时，2个营的蒋军开始对薛岗进行试探性进攻。王营长一声令下，全营猛烈开火，将蒋军打得狼狈而回。 李铁头一见碰上了硬手，忙调整兵力，将268师3个闭一齐投上，轮番向薛岗村发起攻击。 战斗空前激烈，蒋军曾一度攻人薛岗村内，均被我军顽强逐出。 蒋军急红了眼，像没头苍蝇一样，撞不动薛岗，就改撞苏家屯，再撞不动，又去撞固镇。 位于薛岗东边的固镇，守军只有79团3营1个连和团部的侦察排。敌众我寡，只得步步后退，退到了苏家屯。 此时，是79团最危急的时刻了！在他们身后，南下增援的敌人已经打到杜庄，嚎叫声已能听见；在他们左侧，占领固镇的敌人扑了过来；在他们正面，逃跑之敌的主力拼命想打开通路。 蒋军此时见南下援敌接近。像吃了兴奋剂一样，更加疯狂了。他们组织了敢死队，一色的赤膊上阵，挥舞着大刀片，平端着冲锋枪，不躲不闪，挺胸怪叫，恶狠狠地猛扑上来。 2营的战上也毫不畏惧，用机枪、手榴弹猛烈还击敌人，也端起了刺刀，跳出工事与敌人肉搏。 李铁头的敢死队纷纷倒下，2营的勇士们也倒下一片，在最危急的时刻，王营长亲率5连从敌人侧后反击，打垮了敌军敢死队的冲锋。 随后，我各路部队纷纷赶到，蒋军又处于前后夹击的状态了。 战至下午3时，我军转入进攻。9纵26旅首先对李铁头直属队据守的老鸦村发动攻击。26旅摆开大炮，向村内猛轰，连打了180多炮，打得敌人哭爹喊娘，举起白旗投降了。 李铁头一见大势已去，慌忙穿上士兵服装，偷偷地溜了。 26旅这一战歼敌8000多人，是建旅以来战果最辉煌的一仗。 郑州战役的第二阶段作战发生在黄河边的邙山头高地。 邙山头位于黄河铁桥南端的西侧，南扼郑州，北控黄河，方圆数十里，沟壑纵横，道路崎岖。平汉铁路从山脚下通过，是连接黄河南北的咽喉要地。 早在日军占领时期，邙山头上就修有坚固工事。国民党军后来又进一步完善，使其更加坚固。加上地势险要，易守难攻。 国民党军原有两个团在此防守，后见势不妙，主力匆匆撤离，只留下两个营在此凭险顽抗。 23口，秦基伟将攻打邙山、夺取黄河大桥的任务交给了25旅和27旅。 24日拂晓，邙山战斗打响，由于地形不熟，加之轻敌，27旅81团3次攻击均未奏效。自身伤亡却不小，两个营长负伤，3位连长牺牲。 战士们气得火冒三丈，骂道：敢死队被我们打垮了；李铁头溜跑了；你们这帮家伙却还在顽抗？大家高喊着口号，一波又一波地往上冲。 旅长崔建功及时赶到，果断地命令暂停攻击。然后要求部队认真研究打法。 这时官兵们的脑子有些清醒了，硬拼只能带来伤亡，对于残敌，更要认真对待。经过集思广益后，决定采用声东击西的打法，明攻山头，暗袭山脚，先沿着铁路打黄河南站，守敌见后路被切断，必定军心动摇，那时再趁机攻击山头，必能一鼓而下。 24日下午3时，27旅80团直扑黄河南岸车站，一举攻克。剪断了敌人准备炸桥的导火索，占领了黄河铁桥。 与此同时，黄河北岸的华北野战军14纵队急急赶到，开始进攻北岸车站。 邙山上，敌军见大桥两岸打得热闹，害怕后路被切断，无心再战。9纵的3个团从3个方向同时发起攻击，一举拿下了邙山。 郑州战役原本是想与蒋军大打一场，由于蒋军慌忙撤退，使得中原野战军中最年轻的第9纵队，几乎是独立地承担了全部歼敌任务。与敌人相比，9纵优势不大，但战役结果，9纵共歼敌1万多人，自己仅伤亡300余人。 由于郑州的攻克，使开封之敌匆匆撤退。陇海铁路上的三颗明珠：洛阳、郑州、开封全部获得解放。 中央军委专门向淮海战役总前委发来了贺电。 郑州解放后，9纵担负城市警备任务。秦基伟兼任郑州警备司令员。一周后，留下26旅78团守卫郑州，全军主力东移，参加了淮海大战。 第三节 3．秦基伟后来谈到渡江作战时，得意地说：当年孔明草船借箭就是利用了天候，我们渡江时也是利用了天候地理条件 淮海战役结朿后。9纵奉命移驻河南周口地区，进行部队统编和渡江准备工作。 1949年2月14日，9纵的部队番号正式从“中原野战军第九纵队”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野战军第15军”。秦基伟由纵队司令员改称为军长。他带领这支部队越战越强，名声也越叫越响。 在第2野战军4兵团的渡江作战中，秦基伟的第15军州任先遣军。 他们从周口地区出发，历经20余天，连克英山、罗田、太湖、望江等城，于3月27日占领了老洲头一线江岸。控制了安徽太湖、望江沿江以北的滩头阵地，掩护兵团主力在沿江北岸展开。 为了突破长江防线，15军在江北进行紧张的水上练兵运动。以惊人的效率，在短时间内完成了渡江作战的一切准备工作。 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布渡江命令，伟大的渡江战役开始了。 15军的130团第3连，争得了渡江突击连的光荣任务。当听到渡江命令后，连指导员拿着上级授予的红旗，对全连战士和船工宣布：“今天晚上，我们就要把这面红旗插到江南去！打过长江，是最光荣的任务，我们一定要百分之百地完成任务！” 战士们对着红旗宣誓：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130团是全军的突击团，天黑以后，全团勇上们扛着上级授予的大红旗，按作战序列登上渡船。一时间，大小船只升起船帆，只见江风紧吹，江水滔滔，船桅如林，群帆如画，连绵数里，十分壮观。 晚19时30分，我军炮兵开始压制射击。23时，渡江开始。数百条战船，就像无数支利箭，射向南岸。各级指挥员的联络灯，红红绿绿在船尾前闪烁，与夜空中的繁星交相辉映。船队冲入江心，敌人阵地上飞起几颗照明弹，把江面照得通亮，接着，猛烈的炮火射来，江面上掀起冲天的水柱。 有的战船中弹燃烧起来，带着团团烟火，扑向南岸，有的船被打沉了，落水的官兵不待救护船赶到，拿着武器奋力向南岸游去。我军的炮兵对敌人火力进行摧毁性压制射击，霎时整个江硝烟弥漫，在激烈的炮火中，江面上响起一片壮烈的口号声：“真英雄真好汉，长江南岸见！” “到达对岸就是胜利！” 秦基伟站在江边的一个土坎上，焦灼地注视着江面，一旁的参谋身背电台不断与部队联系。一会儿，电台内传来了44师师长向守志的声音：“军长，突击分队已经到了江心，正在前进。” 秦基伟抓着电台话筒说：“好！控制部队，快速前进！” 突击船队越接近敌岸，敌人的火力越猛。130团的团长李钟玄，脸部被弹片擦伤，血流满面，但仍是屹立在船头指挥作战。 3连2排是先锋船，船上高挂着“打过长江去”的大旗，登陆前被炮火击中，船失去了控制，在江面上直打转转。眼看着别的船超前了，随船指挥的淮海战役战斗英雄、连指导员周福祺急了，大呼—声：“我们不能辜负全团对我们的信任，同志们，拼命赶啊！” 战士们操起铁锹，摘下钢盔，奋力划水，船又冲到最前面去了。 6连的任务是攻打灯塔。这个连38名勇士，分成三个班。船至江心时，敌人的炮弹飞来，一些战士负伤了。连长罗金印见状亲自掌舵，对全船战士道：“胜利就在今晚，只有前进，没有后退！”行进中，敌人一发炮弹在船尾爆炸，他的头部被弹片划开了一道二指长的大口子，血流到脸上、颈上，袄领子被鲜血浸湿了一大片，但是他仍是紧握着船舵，指挥前进。 当船在灯塔右侧靠岸时，正对着敌人的火力点，只见六七处敌堡冒着火舌。 2班副班长高玉生第一个跳上岸，朝着一个地堡投去一颗手榴弹，其他战士趁着烟雾冲到其他地堡前，接连从枪眼里塞进两个炸药包，吓得剩余敌人逃出了地堡。 罗金印率领他的战士们，把胜利的旗帜插到了灯塔上。 15军的先锋团30分钟渡过长江，1小时占领滩头阵地。至22日凌晨3时，“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两面大旗胜利地插上了香山与黄山的主峰。 渡江作战，是秦基伟军事生涯中又一值得记载的胜利。秦基伟在后来总结15军成长历程时，专门谈到渡江作战，他说：“我们装备差，兵力不足，靠什么？靠技术、靠指战员的勇敢加科研成果。还有一个重要的依靠力量，就是依靠天候地理条件。当年孔明草船借箭就是利用了天候，我们渡江时也是利用了天候地理条件，我带着130团几个干部在江边勘察了好几天，才定下这个方案，凭着浓雾，溯水拉船，如猛虎静卧于吉水一带，等渡江时蛟龙出海，顺流急下，叫做奇兵飞流下香山，出其不意。这一手是很厉害的，其他滩头敌人猛烈的火力拼命打我们，等香山一突破，敌人就不战自乱了。占领了香山，我们又是放火，又是吹号，搞得沸沸扬扬，从心理上给敌人很大的震慑和压力。” 15军打过长江后，随即疾进浙赣线，直指武夷山麓，创造了昼夜连续追击逃敌1500里的战绩，解放了大片城镇。用秦基伟的话说，除了长征，就数打过长江后走得路最远了。10月，秦基伟率领15军参加广东战役。11月，又参加广西战役，真可以说是一口气跑了半个中国。 就在我军势如破竹追歼国民党军残余部队时，胡宗南集团的2个军却在云南发动了对起义部队的“反攻”。 云南告急！ 中央军委急派5兵团杨勇部就近增援昆明，同吋命令4兵团入滇作战，消灭胡宗南集团余部。 国民党军在江南有“四大集团”之说。这四大集团是：汤恩伯集团、余汉谋集团、白崇禧集团、胡宗南集团。 15军与这四大集团都交了手：千里追击在闽北与汤恩伯集团擦了边；广东战役打了余汉谋；广西作战又打了白崇禧；现在，要碰碰胡宗南这最后一个对手了。 然而，胡宗南集团的残余力量却不经打，他们反攻国民党军中的起义部队尚有点胆量，而当解放军主力一出现，他们却迅速逃跑了。 15军的任务由集团作战变成肃清残敌了。 胡宗南当时逃到了西昌。今日的西昌已是中外闻名的卫星发射基地，是我国重要的航天科技城。而当年的西昌是十分荒凉的。虽然荒凉，地理位置却十分重要，它扼川、滇要冲，北有大渡河，南环金沙江，东连大凉山，本身是一绝地，四周髙山深壑，壁立千尺，河流湍急，人烟稀少。 新中国是决心要拔除国民党在大陆上最后几个据点。西南军政委员会领导刘伯承、邓小平、贺龙作出决定：出兵直捣西昌。 3月12日，参战部队启程。各路勇士如同当年红军一样，智取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翻山越岭，夺城斩将，快速向西昌逼近。 南线的15军44师132团是参战部队中行程最远的一个团，他们要跋涉1200里。一路紧赶慢赶，好不容易赶到了金沙江。正想休整一下，忽然接到新的命令：三天内赶到西昌城。 前面还有500里！ 三天跑500里，一天要跑170里，并且都是山路。 军令如山倒。团长和政委一通气，对全团喊道：“赶！赶不到也要拼命赶！” 部队端着饭碗就上路了。饿了，啃几口干粮；渴了，喝山沟里的水，找不到水源，就喝人尿。 26日凌晨，132团赶到德昌城，这是西昌南边最后一道屏障，有国民党军一个营在守卫。精疲力竭的132团一见敌人在面前了，顿时来了精神。一个猛冲，消灭了敌人。然后部队进行最后冲刺，全团跑步前进，直插西昌城。 此时的西昌城内已是一片混乱。胡宗南的部下见势不好，连连劝他“撤离”。而胡宗南却一本正经起来，不肯挪窝，对众人道：“自西安南撤以来，一路失地战败，有负总裁重托，作为军人，只有以死谢国，我决心不出去了！” 如此激昂悲壮却不能保持长久，当天夜里11点，胡宗南还是坐上飞机跑了。 据他后来回忆说：因为机场四周枪声浓密，部下以死相劝，他才上了飞机。 这浓密的枪地声就是132团放的。他们行动神速，一举歼火机场守敌，控制了机场。天亮时，一批国民党官员坐着车子赶到机场“候机”，结果都做了俘虏。 西昌解放后，在西昌之南会理等地防守的国民党124师残部2000余人，偷渡金沙江，向滇南逃窜。南线左路14军发现后，跟踪追击8天8夜。将逃敌消灭在滇西北部，其他溃散之敌，也分别在各地被歼灭。 至此，西昌战役胜利结束。共歼敌1万多人，其中15军就歼敌4000多人。 第四节 4．作为一名军人，能亲身参加上甘岭这样的大战，足以骄傲终身。作为大战胜利一方的首席指挥官，秦基伟名垂青史 在秦基伟的军事生涯中，最为辉煌的当属抗美援朝战争中直接指挥的上甘岭大战了。这场大战使朝鲜战争局势进一步趋向稳定，使美军再也无力向朝鲜北部进犯，使全世界人民都看到了中国军人的战斗力。 可以这么说：秦基伟的大名是在上甘岭上打出来的。 朝鲜战争爆发后，秦基伟和他率领的15军还在袓国的西南边陲。秦基伟多次争取，才得以率领15军赴朝参战。1952年3月，15军进驻平、金、淮地区，担负五圣山、西方山一线的防御任务。 五圣山海拔1000多米，是朝鲜东海岸到西海岸的联结点。控制着金化、平康、铁原三角地带，是中部战线的战略要地，是朝鲜中部平原的天然屏障，它可俯瞰敌人防线的纵深。志愿军守住了五圣山，就可以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如果敌人夺取了五圣山，就可以从中部突破志愿军的防线，进至平康平原，危及朝鲜整个防线。 彭德怀曾经这样说过： “丢了五圣山，后面200里将无险可守。” 在五圣山的南面有个小山村，名叫上甘岭，在上甘岭的北边还个小村名叫下甘岭，两岭相距1000米。在第五次战役前，下甘岭曾是志愿军总部所在地，北犯的美军曾进至距下甘岭仅几十里的地方。毛泽东主席得知这一消息后，亲自下令将志愿军总部后撤100公里。 在上甘岭的两侧，有两个小山头，右边的是597.9高地，左边的是537.7高地，这两个山头加起来只有3.7平方公里。正面宽只有2.5公里。但是它们却互为犄角，背靠五圣山，为五圣山的前沿重要支撑点。 上甘岭大战主要是在这两个小山头上进行。 战斗打响前，中美双方谁也没想到将会在这两个小山头上爆发一场全世界瞩目的大战，由战斗演变成战役，直至影响了整个朝鲜战争的走向。 美军最初对夺取上甘岭两个小山头是十分自信的。“联合国军”司令官克拉克轻松地说道：“此次作战将会非同寻常地创造一个好机会，可以不付出大的牺牲就能拿下一些阵地，假如一切按计划行事，两个营就可以完成这一任务！” 他甚至“精确”地计算出美军的伤亡人数，说行动只进行5天，美军有200人伤亡。 后来的事实是：美军总共投入了6万兵力，发射了190多万发炮弹，伤亡了2.5万多人，花费了近两个月的时间，只占领了上甘岭上志愿军两个班的阵地（后来仍被志愿军夺回）。 上甘岭大战，在兵力的密度、炮火的密度、人员伤亡率上都是中外战争史上罕见的。 在战斗打响前，秦基伟在上甘岭两个高地上也是只放了2个连。 战争的变化有时是难以预料的。秦基伟包括志愿军总部在战役打响前，都没想到上甘岭会出现成一场10万人的大战。但是，秦基伟在组织部队防御时，是充分考虑到了战斗的残酷性的。是决心率领15军把五圣山一线建成一条突不破的防线的。 秦基伟这样说：如果在战争初期，某国建立一条防线，敌国经过多年准备，发动大规模进攻，很可能被突破，所以军事家们都说“世界上没有攻不破的防线”。但是朝鲜战争已经进行了五次战役的较量，战场上出现了对峙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一条突不破的防线，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 当时，15军的右翼是12军，12军在坑道战中有经验；左翼是38军，38军入朝最早，打得最好，是“万岁军”。 秦基伟颇为风趣地说：他们是“万岁军”，我们15军要打个“九千岁”！ 打个“九千岁”！成为了15军全体指战员战胜强敌的响亮口号。 1952年，时任所谓“联合国军”总司令的是一个名叫马克·克拉克的美国人。 马克·克拉克是美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意大利战场上的英雄，在美军中以善战出名。他是李奇微走后接任所谓“联合国军”司令一职的。 克拉克出身于一个军人世家，他是西点军校的毕业生，与李奇微是同班同学。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克拉克先后任过美军第5军军长，第15方面军司令，因战功显赫而受到陆军参谋长马歇尔的赏识。 未到朝鲜战场任职前，克拉克曾到朝鲜实地考察过，与当时的第8集团军司令李奇微作过长谈。他的反共和好战立场深受华盛顿方面的赞赏。 作为新一仟的“联合国军”司令，也拉克一直苦思冥想如何在地面作战中突破中朝军队防线。他知道双方已经处于对峙状态，要想在中朝军队中稳定的防线上打开口子很难。根据地形特点，只有中部的“铁三角”平康地区和西部的开城一带便于机械化部队行动。 开城是双方谈判所在地，不便大打。那么，只有中部的“铁三角”是理想的战场了。 克拉克想打又怕打输，他上任后一个大仗还没进行，第一个大仗的胜败，直接影响到他的声誉。为了更有把握取胜，他决定亲自到前线视察。 在汉城市郊一幢日本式的白色建筑物里，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向克拉克等人详细地汇报了“摊牌作战”计划。此时的范佛里特，指挥着在朝鲜的所有美韩军及仆从军，总兵力达55万人，其中美军达25万人，他在南朝鲜境内，实际上是最有权势的人。 范佛里特指着作战地图对克拉克说：“据情报侦察，在铁三角―带设防的是中共军一支精锐部队第15军，军长是秦基伟。他是一个老资格的共军指挥官。该军的西翼是被共军称之为‘万岁军’的第38军，这说明敌人是十分重视铁三角至平康一线的防守的。在五圣山设防的是第15军的第45师。” 克拉克问：“与敌对峙的联军部队情况如何？” 范佛里特回答：“联军在五圣山地区的部队是美7师第32团和韩军第2师第32团，均属第9军团詹金斯少将指挥。” 他接着说：“根据作战计划，美7师负责攻占三角形高地，韩2师负责攻击棱线。如果进攻顺利，我第8集团军总预备队将投入战斗，全部控制铁三角。有可能的话，我军可以出击东海岸，切断半岛东部共军的退路。” 克拉克听过范佛里特的汇报后，又赶往前线视察。 他先在第8集团军总部召集了美9军团、7军团、10军团指挥官会议，接着，赶往金化前线，听取了美7师师长史密斯少将和韩2师师长丁一权的汇报。 经过视察，克拉克相信范佛里特的“摊牌作战”计划是经过了周密考虑的，他带着满意的笑容离去了。临上飞机前，他对范佛里特说：“你抓紧时间完成战斗准备吧！” 1952年10月14日凌晨3时，范佛里特通过美联社驻汉城记者向全世界宣布：“金化攻势开始了！这是一年来联军向中国军队主要防线发动的最猛烈的进攻。” 就在范佛里特在笫8集团军司令部宣布这一消息半小时后，美第9军团所属的16个炮兵营的300门大炮、40架飞机、120辆坦克全部出动，向上甘岭地区五圣山前沿的597高地和537高地实施自朝鲜战争以来最猛烈的一次火力急袭。 随后，美7师笫31团和韩2师第32团发起了进攻。 在三角山方向，美7师师长史密斯自信地在指挥所里等待胜利佳音。但是佳音没有传来，却传来了丧音：美军发起攻击仅半小时，进攻597高地的两个突击连连长及排长全部阵亡。部队被志愿军压在碉堡下抬不起头来，拼命通过报话机要求炮火支援。31团团长亲自督战。指挥两个营连续发起攻击，一直打到黄昏，才勉强占领了表面阵地。 美7师的第一天进攻遭到挫折，韩军第2师的攻击行动则更为差劲。战斗打响后，韩军第2师第32团3营出动了两个连，第9连攻击537高地的“岩石棱线”，第10连攻击高地的“狙击棱线”。为加强韩军的火力，美军一个坦克连和一个对空射击队加强韩军，对志愿军目标逬行压制射击。 然而，当韩军的第9连接近“狙击兵岭”前沿阵地时，即遭到15军45师各种火器的猛烈还击，双方激战了1个多小时，韩军连续5次冲击全部受挫，突击队陷入孤立，不得不退却下去。 在左侧发起攻击的韩军第10连，也遭到志愿军的顽强防御而受阻。韩军只得求助美军火力支援。美机一个编队前来助战，重炮也对志愿军阵地进行压制射击，但志愿军阵地仍是坚如磐石。 韩军无奈，只得投入两个连兵力的预备队，企图从中间打开缺口。可是战斗直至下午，仍是无法突破志愿军阵地。 韩军32团团长柳根昌见第3营已经无力夺取阵地，只得将1营调上来，动用全团火力支援冲锋，又经过了两个多小时的激战，到下午5点才占领了“狙击棱线”阵地。柳根昌大喜过望，急忙将这一“喜讯”报告给韩军第2师师长丁一权。 他高兴得有点早了。仅仅过了20分钟，志愿军就进行了反击，一个小时后，阵地全被志愿军夺回。 第一天的进攻，美7师和韩军第2师双双失利，这消息迅速在美韩军部队中传开。踌躇满志的范佛里特没料到他精心策划的“摊牌作战”计划刚刚开始，就挨了秦基伟手下勇土的当头一棒！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队伍里，涌现出一些举世闻名的英雄，如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罗盛教……其中，黄继光、邱少云就出自秦基伟当军长时的第15军。 这两位英雄都是在上甘岭战役中用生命谱写一曲英雄壮歌的。 邱少云献身的时间比黄继光早几天，他所在的部队原是第10军第29师，1950年底这个师编入15军序列。 邱少云是87团3营9连的战士，1952年10月11日，他与战友们一同受命进入391高地下方潜伏，待机消灭敌人。 391高地山势狭长孤立，南北两峰对峙，四周多峭壁，周围数百米野草丛生，高达1米以上。这个高地由韩军1个加强连防守，筑有地堡、暗火力点、交通壕相结合的环形防御阵地，阵地四周有6道铁丝网，外围布有大量地雷。 15军第87团第3营奉命夺取该高地。11日17时，第3营突击分队采取秘密神速的行动，行进20余公里，于22时到达潜伏区。 6个小时后，天渐渐亮了，敌人阵地开始清晰地出现在面前。一道道铁丝网，密密麻麻的地堡群，纵横交错的交通壕，黑洞洞的射孔，一一展现在眼前。 26岁的邱少云见到这一切，义兴奋又焦急，敌人就在眼前，一个冲锋就可以攻上去。可是，按照作战计划突击队还得继续潜伏，既不能睡觉，又不能活动，只能一动不动地睁着双眼监视敌人，真让人难受。 潜伏纪律是很严格的，邱少云趴在地上一动也不动。快到中午的时候，391高地的交通壕里突然跳出5个敌人，朝山下走来。 这突然出现的情况，使整个潜伏区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草丛里500多双眼睛紧紧盯着这几个敌人。 敌人是下山来检查铁丝网的。走在最前面的一个敌人，突然脚下一滑，打了个趔趄，发现了草丛里埋伏的志愿军。他顿时吓得两腿发麻，一动也不敢动了。好半天才从惊恐中醒过来，也不知道叫喊，掉头就朝山上跑。 跟在他身后的敌兵弄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看同伙吓成那副模样，也跟着朝后退，并朝天开了枪。 9连长立即示意身边的战士消灭这几个敌人。战士们开枪击毙了跑在最前面的敌兵，剩余4个一见不好，大叫起来：“有共军！有共军！” 9连战士又撂倒了两个，剩下的两个跑得更快了。 眼看这两个敌兵就要跑回敌阵地了。突然，15军的炮兵开火了，组成了一道严密的火墙，那两个敌兵被炸得无影无踪。 敌人阵地内的指挥官也许觉察出异常，忙向上司作了报告。过了一会儿，一架美军的侦察机飞来，在潜伏地域上空盘旋侦察。 我军潜伏部队一动也不动，敌机盘旋了一阵，没看出什么名堂，便盲目地对着潜伏区进行扫射，敌纵深内的炮兵也朝着潜伏区发射了数发燃烧弹，顿时潜伏区内外成了一片火海。 炸起的石块、泥土纷纷落到潜伏战士们的身上，但潜伏战士们一动也不动，没有一个惊慌失措。 惹起麻烦的是那些燃烧弹，燃着了草丛，火势逐渐扩大，朝着潜伏区卷来。 邱少云的身上溅到了燃烧液，炸弹爆炸的火星点燃了他腿上的伪装网。一股强烈的灼痛使邱少云本能地抽搐了一下。 邱少云的身后就是一条流着清水的小沟，他如果轻轻地一滚，也有扑灭烈火的可能，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知道如果这样做，就很可能被敌人发现，招致不堪设想的后果。 邱少云明白，反击391高地，最大的困难就是通过眼前约3000米的开阔地，若从我军阵地直接发起进攻，不仅指战员的体力达不到，而且长距离在敌人火力下运动，部队会付出较大伤亡。因此，抵近潜伏是取胜的有效办法，并关系到作战的成败。如果整个行动因自己而暴露，那么，500多位战友的性命就可能丧失。 邱少云镇静地趴在那里，任凭烈火烧身。 熊熊燃烧的烈火渐渐熄灭了，一个普通士兵为了战斗的胜利，为了战友的生存，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当预定发起攻击的时间一到，15军的炮兵带着对敌人的无比愤怒，连续猛烈轰击敌阵。潜伏区内的战士们一跃而起，高喊着“为邱少云报仇”的口号冲向敌阵，仅4分钟就突入敌阵，全歼了391高地守敌。 战后，15军党委追认邱少云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志愿军司令部给他记了特等功，追授“一级英雄”称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追授他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并授予金星奖章和一级国旗勋章。 黄继光是四川中江县人，他是在反击597.9高地时壮烈牺牲的。 上甘岭战役打响后，从10月15日起，连续几天敌人以2个团4个营的兵力，对上甘岭的两个小山头轮番攻击。15军45师以顽强阻击和积极的反冲击与敌人进行争夺。 白天，敌人夺去了阵地；晚上，我军又夺回了阵地。反复拉锯，反复争夺。 18日，45师在上甘岭两个高地的守备部队再次全部退入坑道。19日黄昏时分，我军以5个连的兵力，对占领高地表面阵地之敌实施反击。 19日下午，135团2营通信员黄继光跟随营参谋长张广生来到第6连，准备参加第6连的反击战。 战斗发起后，6边战士像小老虎一般朝597高地扑去。黄继光紧跟在张广生后面，观察着战斗进程。 很快，6号、5号、4号阵地上空升起了胜利的信号弹，战斗向零号阵地发展。零号阵地位于3号、4号和10号阵地之间，敌人用十多挺机关枪组织顽抗，进行垂死挣扎。 从黄昏战至深夜，6连连续发起了5次冲击，都没能够摧毁敌人的主要火力点，部队被阻在山梁前面无法前进。 营参谋张广生召集连长、指导员研究，决定组织9名战士分成3个小组对敌人火力点实施爆破。可是，3个小组上去后都被敌人猛烈火力打了下来。此时，离天亮不到一个小时了。 若是天亮前打不下敌人火力点，天亮后敌人空军和炮兵火力将会发挥协同作战的优势，我军的进攻作战将会更加困难。 黄继光心中的怒火在燃烧。他明白，不拿下零号高地，就不能按预定计划完成作战任务，粉身碎骨也要攻下它。他一个大跨步站到了张广生面前，坚定要求道：“请把消灭敌人火力点的任务交给我吧！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一定保证完成任务！” 一直在战场上飞来奔去的连部通信员吴三羊、肖登良也了解目前的局势，有黄继光带头，他们更不甘落后，情绪激昂，一起上前说道：“请首长允许我们一起去完成这个任务吧！” 营参谋长张广生对眼前这些年轻热血的战士，特别是对黄继光更是了解，他信任地点了点头说：“继光同志，这次任务就交给你了！我用火力全力支援你！” 在这硝烟弥漫的战场，在这炮火笼罩的山地，由3位通信员组成的特殊爆破小组出发了。他们身背冲锋枪，每人带了2颗手雷和8颗手榴弹，跃出工事，向着敌人火力点匍匐前进。 刚刚爬到山梁中间，敌人就发现了，数十颗照明弹立即挂上天空，机枪疯狂地叫唤起来。黄继光急中生智，用双手推动敌人僵硬的尸体做活动掩体，一步步前进。吴三羊、肖登良也用同样的办法前进。 这样爬行了一会儿，黄继光突然用力将敌尸掀下山坡，敌人的枪弹紧追着滚动的尸体射击，趁敌人火力转移之机，黄继光迅速跃进几步，跳进一个弹坑里。吴三羊、肖登良也同时跳入弹坑。三人终于越过敌人密集火力封锁的山梁，滚进一条交通壕里。 在我方阵地上紧紧注视黄继光三人行动的张广生和6连的战士们禁不住齐声叫起好来！ 黄继光三人离敌人火力点只有30米了。黄继光果断地下了决心：由吴三羊用冲锋枪掩护，他和肖登良一左一右爬到敌人两个火力点旁，将手雷塞入枪眼内，随着两声巨响，两个火力点土崩瓦解。紧接着，吴三羊一个箭步冲上前去，朝中间的火力点投进一个手雷，又一声巨响后，这个火力点也被消灭了。 突然，又一串子弹从前方射来，黄继光抬头一看，在离他约30米处的一道石坎后面，有一个黑乎乎的突出物正在朝外喷吐火舌，这是敌人的中心火力点。 在接近敌中心火力点的途中，吴三羊牺牲了，肖登良也负伤了，黄继光只身继续前进。敌人的火力一齐朝他压来，子弹在他身子周围飞窜，快到中心火力点时，他也负伤了。 然而，他似乎没有感觉，依然朝前爬去。只是动作越来越慢了，10米、9米、8米……一步步越加艰难。 我军阵地上，所有人的目光都注视着黄继光的行动，战士们看见，在敌人的猛烈射击下，黄继光举起了手雷投向敌堡……随着一声巨响，敌人的这个大地堡被炸塌了。 可是这个地堡太大了，手雷只能炸毁它的一半，敌人的一挺机关枪，仍从残存的枪眼中朝外射击。 倒在敌人火力点前面的黄继光，仍在顽强地朝敌人的地堡爬去！3米、2米、1米…… 突然，一种气壮山河的英雄行为出现在所有人的面前：黄继光拼尽最后一点力气，猛然跃起，张开双臂，挺起他那结实的胸膛，朝着正在喷吐火舌的枪口，扑压上去…… 敌人的机枪顿时哑了！ 英雄黄继光用年轻的生命开通了胜利之路。 冲杀声瞬间响起，战士们高呼口号扑向敌人。 20日清晨，山头敌人全部被消灭了，红旗插上零号阵地。 为了表彰黄继光伟大的献身精神，志愿军总部作出决定：给黄继光记特等功，授予“特级英雄”称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追授黄继光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并授予金星奖章和一级国旗勋章。 黄继光的名字很快传遍朝鲜的山山水水，传遍中国大江南北。令人万分惋惜的是，像黄继光这样举世闻名的英雄，一生中却没有留下—张照片，甚至连他的名字也是经过长时间的查证才弄清楚的。 黄继光的原名叫黄继广，当时在向全国人民报道他的英雄事迹时却写成了黄继光。这并不是记者的粗心，而是当时战斗的惨烈和紧张，使记者一时无法核实准确。 黄继光生前所在连队的战友大部分牺牲了，幸存的人大多因伤住在医院里；黄继光生前也没留下写有自己姓名的物品。 记者当吋去部队采访时，提供情况的战士们方言各异，有广西人，有福建人，普通话极不标准，记者就把黄继广写成了黄继光。 人的名字只是个符号，重要的是他的思想、品德和精神，一个人的生命也许是短暂的，他奉献于人类的事迹却可以是永存的。 黄继光的名字就已经是一座丰碑，一种楷模，他的名字永远是一种鼓舞后人前进的力量。 上甘岭战役打响后，敌我双方以拉锯的形式，进行空前激烈的争夺。白天，敌人依仗飞机、坦克、大炮火力上的优势，攻占了我表面阵地；晚上，我军在坑道部队的配合下，里应外合又将占据表面阵地的敌人消灭。 10月21日，上甘岭战役已经进行了7天，我军已经歼敌8000多人。45师的伤亡也是很大的，有些连队基本打光了。上甘岭的两个高地上的岩石都被打成粉末状，阵地上已经修不起坚固的工事了。 597.9高地经过90次反复争夺，再一次落入敌手。我134团战斗分队几乎耗尽，团长刘占华再也拉不出一支精悍的分队来。这位浑身伤疤的血性汉子哪能容忍自己的阵地被敌人踏在脚下？他把团部的卫生员、司号员、炊事员、通信员和仅剩的参谋干事助理员们集合起来，成立一支特殊的敢死队，他慷慨宣誓：“妈拉个巴子，阵地丢了，要命干球？134团只要有一个人还有一口气，就要给我往597.7高地上打！” 消息传到军部，秦基伟为之动容。刘占华是他的一名爱将，不知多少次在枪林弹雨里出生入死，立过赫赫战功。秦基伟固然对阵地易手揪心攫肺，但是，真的为了这个阵地，去拼光他的一个团，他的心还是颤栗的。 他让作战参谋给刘占华打电话，命令134团残部暂停冲击，待兵力调整后再图良策。 岂知刘占华杀红了眼，当即把命令顶了回来：“阵地是我丢的，我要是不把它夺冋来，就一头撞死在阵地上！” 作战参谋只好如实向秦基伟报告。 秦基伟亲自给刘占华打电话：“刘占华，我命令你立即停止行动！” 暴怒中的刘占华几乎失去了理智：“军长，我这是第二次违背你的命令了。我非把狗日的597.9高地拿下来不可！” 秦基伟说：“刘占华，你昏了头，下来后再找你算账！” 刘占华叫喊道：“军长，我要是把阵地拿下来，你毙了我也成。我要是拿不下，不用军长动口动手，我自己把自己毙了！” 秦基伟急了，嘴里骂了句“混账！”心里却是一阵发热：刘占华，有种！老子不拦你，等你拼下来我请你吃狗肉喝烧酒！ 刘占华果然没有食言，凭着一股血气，硬是率领他的“敢死队”，再一次夺回了597.9高地。 仗打到这种程度，怎样进行下去？是继续采取昼失夜反呢？还是用别的办法？10月21日，志愿军代司令员邓华打来了电话，询问秦基伟对于下一步作战的设想。 秦基伟正要将自己的设想向上级报告，于是说：“目前拉锯式的争夺战已经进行7天了，表面阵地失而复得，多次易手，我军已经为反攻赢得了时间。我的意见是：暂停反击，前沿部队转入坑道，以小分队活动和敌人周旋，牵住他的牛鼻子，同时调整部署，整补部队，研究战术，抓紧时间准备进行决定性的反击。” 邓华说：“你们的意见是正确的，我同意。目前，敌人成团成营地向我军阵地冲击，这是敌人用兵上的错误，是我们歼敌的良好时机，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大量消灭敌人。” 在得到司令员的同意之后，秦基伟立即作出决定：命令部队，转入坑道斗争。 鉴于15军严重伤亡的情况，兵团代司令员王近山给秦基伟打来电话：“老秦，15军打到这个地步，已经到极限了。现在有两条路，一是顶着打下去；二是退一步再说，由你选择！” 在原第二野战军中，几乎没人不知道王近山是一员战斗作风勇猛、敢拼敢打硬仗的虎将，但在上甘岭严酷的形势面前，这位曾被国民党军称为“王老虎”、“王疯子”的铁将军也有点踌躇了。 秦甚伟接电话的当口脸色就阴沉了：“王司令员，信不过15军吗？为什么不打，从前10天情况看，范佛里特的底气不过如此，我的意见是坚决打下去！” 王近山的眼睛发潮了，说：“我知道你，我个人也是主张打下去的，但要考虑部队情绪。打，也要想办法了，不能硬拼了，你们开个会研究一下，往上甘岭方向再调点部队。我这里赶紧调整，给你派部队去。” 10月25日，秦基伟在军指挥所召开作战会议，参加会议的除几名军领导外，还有各师师长、政委。 因为恶仗还得打，有的同志提出目前减员较大，兵力有限，而敌人还在调兵遣将，其势正旺，是否可以暂避其锋，做战略退却。 秦基伟斩钉截铁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说，眼下整个朝鲜的仗都集中在上甘岭打，这是15军的光荣，15军打得苦一点，兄弟部队休整时间就长一点。15军已经打出了很硬的作风，咬着牙再挺一挺，敌人比不了这个硬劲。上甘岭打胜了，能把美国军队的士气打下去一大截，战场上常常是这样，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敌人可能更困难，这时候就要较量胆魄和意志。秦基伟最后提出，上甘岭战斗要坚决打下去，就是要跟美国人比这个狠劲凶劲。 上甘岭战役历时43天。前23天的作战是由15军单独完成，后来12军等部队加入战斗，两军协同，最终打赢了这场战役。 从11月20日起，“联合国军”因伤亡惨重，兵力不足，只能以连以下兵力实施小规模反扑，以其空、炮火力对志愿军逬行报复性袭击。 11月26日，15军司令部发布了上甘岭战役战绩公报，标志着上甘岭作战告一段落。 在43天的战斗中，我军共打退敌人排以上进攻900余次，与敌进行大规模争夺战29次，以11529人的伤亡代价，毙、伤、俘敌25498人。其中全部歼灭敌建制1个营、18个连、218个排，击落击伤敌机300架，击毁坦克40辆，大口径火炮61门，使敌人所谓的“一年来最大的攻势”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美国人自己也承认遭到严重失败。美联社是这样报道的：“联军所牺牲的人，所消耗的军火，已使联军的司令官震惊了。这次战斗的损失仅次于1950年第8集团军在北朝鲜惨败时的损失。” 上甘岭在战争前是个很美丽的地方，在战争中它遭受了空前的破坏。两个高地分别被炮火削去了2米，严格意义上讲，地图重新绘制时上甘岭不再有“597.9”“537.7”高地了。 战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走上这块土地，一脚踏入，粉末竟能淹至小腿。随便抓起一把土，里面有一半竟是弹片和弹壳。 上甘岭战役，不只是志愿军在夜战、近战等传统战法方面创造了又一范例，更重要的是，上甘岭作战以其阵地战诸多方面的显著特点而载入世界战争史册。 上甘岭战役，在兵力的密度、炮火的密度以及伤亡率诸方面，在中外战争史上都是罕见的。 在兵力的密度上，双方在两个小山头上先后共投入10万大军，这是近代战争史上所没有的，从朝鲜战争一至五次战役来看，上甘岭战役的兵力密度比其中任何一次都要大。 在炮火密度上，双方集中了438门大炮（口径75毫米以下的火炮不计），美韩军动用了3000架次飞机、170辆坦克。而弹药的消耗量则达到了天文数字—— “联合国军”向上甘岭两个小山头倾泻了190万发炮弹和5000枚炸弹，最多的一天高达30万发炮弹，平均每秒钟有6发。每平方米要承受76发。志愿军也先后发射了40万发炮弹，在单位火力密度上创造了自己的最高纪录。 同两个密度相联系的是兵员的伤亡。上甘岭作战，双方伤亡约4万人，平均每天伤亡约1000人。尤其对美军来说，伤亡率是个可怕的数字，美军曾认为他们在战争中最髙伤亡率是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硫磺岛战役，那一次他们的伤亡率是32.6％，而上甘岭战役，美军的伤亡率达到40％。 仅仅从这些简单的统计数字看，就可知道上甘岭作战是世界战争史上少有的激战。 残酷的战争也造就了顽强的英雄。在上甘岭大战中，志愿军中获得“战斗英雄”称号的有44人。在朝鲜战争中，金日成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名义，给12名中国军人授予英雄称号，参加上甘岭作战的就有4人，他们是：黄继光、邱少云、胡修道、孙占元。 上甘岭，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地名概念了，它已经成为一种精神，一种追求，一种象征。 作为一名军人，能参加上甘岭这样的大战，足以骄傲终身。 作为上甘岭大战胜利一方的首席指挥官，秦基伟名垂史册。 第一节 1．张国华强忍着悲痛，咽下苦涩的泪水。他能说什么呢？只好把这作为进藏的第一个“牺牲”。 第2野战军的将军们在新中国成立后，大多数投身于祖国的和平建设事业，而惟有那么几位将军却告别了鱼米之乡，走进雪域之疆，为首的就是张国华。 在中国当代史上，特别是中国民族关系史上，张国华是一个值得赞颂的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几次重大事件中，他都站在了最前线，他的才华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袖们的赞赏，当他壮年早逝时，毛泽东潸然泪下。 1949年8月，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以摄政势力达扎为代表的西藏地方政府噶厦中的少数亲帝分子，与英国人、印度驻拉萨总领事理查逊暗中勾结，想乘人民解放军尚未抵藏之时，把西藏“独立分化”出去。 由于国际反动势力的插手，西藏问题一开始便错综复杂，而又迫在眉睫。雄才大略的毛泽东自然敏锐地看到这一问题，解放军的钢铁洪流势不可挡，区区西藏分裂势力不堪一击。1949年底，毛泽东在去苏联访问途中，就下达了这样的指示：“为不失时机地解放西藏，打击帝国主义侵略扩张野心，促使西藏向内向转化，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越早越有利，否则，夜长梦多。” 还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对全军各大野战军就进行了战区划分，第1野战军负责青海、新疆、陕西、甘肃等省区；第2野战军负责云南、贵州、四川、西康等省区。10月份以后，全国战局变化，中共中央又将战区作了调整，第2野战军的战区变化为四川、云南、贵州、西康、西藏等省区。后来又几经调整，最终还是把进军解放西藏的任务交给了第2野战军。 第2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和政委邓小平将电报来回传阅了两遍，执行上是没有二话可说的，但是派谁执行这个任务，刘伯承一时有些犹豫了。 2野的部队确实不少，有3个兵团、9个军。可是当时占领西康省会雅安、也就是离西藏最近的不是2野的老部队，而是贺龙指挥的第62军。尽管从地理位置和经济、时间上看，62军最适合入藏，但刘伯承很快否定了这个安排。刘伯承想，我可不能让贺大胡子指着我脊梁骨骂，说我自私，手下那么多部队不派，偏让62军去。 最艰苦的任务该由自己的部队来承担。刘伯承把他的几个兵团的所有部队一个个地排列对比，觉得10军在他的2野是战斗力最强的部队，10军完全可以胜任解放西藏的任务。只是军长杜义德出生入死，多年征战，最近身体状况很差，对完成任务不利。 杜义德不去，派谁去呢？刘伯承把他的几十员战将一个一个地放在脑子里转了几圏，觉得有一个人可以顶替杜义德带10军去解放西藏。但自己的看法准不准呢？他想先听听邓小平的意见。 刘伯承说：“我想让杜义德去，但他身体不好。你看谁去适合呢？” 邓小平不假思索地说：“让‘地主’去吧！” 这个“地主”就是张国华，他当时是第18军军长。 邓小平的考虑和刘伯承不谋而合。刘伯承高兴地说：“好好好，就让‘地主’去！” 18军军长张国华，怎么会有“地主”的绰号呢？ 这要从18军的干部队伍说起。这个军有相当数量的老红军和抗战勇士，有不少做过地方工作的干部，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南京解放后，需要一批干部去接管，但多数部队还在打仗，抽不出人。刘伯承、邓小平决定由各军随营学校来接管南京。在部署会上，当18军随校政委林亮说到该校人员有4500多时，全场哗然。因为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其他各军随校人数的总和。有人小声窃窃：“张军长如此富有，真是个‘地主’！” “地主”的叫法就这样传开了。 后来，连邓小平说到干部问题时，也要开玩笑地说：“18军的干部不必考虑，张国华是‘地主’嘛！” 可是到了1949年底，张国华手下的“地主”们差不多真正归了地方！18军进入川南，大批干部被派往川南各地担任县市领导，连军政委谭冠三也要调到自贡市当市委书记，并且已经喝过18军的送行酒了。 就连张国华本人，也已就任了川南行署主任。 1950年1月8日，18军接到了刘邓首长的电令：就地待命；张国华及各师主要领导干部速来重庆。 张国华接到电报后吃了一惊，他立即意识到任务有变，当即驱车火速赶往重庆。 一路上，张国华都在琢磨：部队会去哪里呢？云南？那是第4兵团的地盘；西康？18兵团已经进驻；打台湾？有3野主力；看来十之八九是要去西藏了，因为只有那里是一片空地。 张国华的估计没有错。一到曾家岩，刘邓就把毛泽东要2野进军西藏的情况说给他听。 刘邓对张国华说：让10军部队受张国华领导去西藏，弯子可能不好转，张国华可以在2野所有部队中任意挑选3个主力师，组成3万人的一个军。 张国华明确任务后，一时没言语。他心中很凊楚，任意挑选而组成的一个军战斗力肯定不成问题，可是进藏不只是打仗，更多的是政治斗争，一支临时组成的新军各方面关系尚未理顺，面临如此艰巨的任务，恐怕会延误工作。 张国华思考了一番后，对刘邓说道：“我还是想带18军担负进藏任务。” 刘伯承以目光征询邓小平的意见。邓小平转而问张国华：“你觉得有没有把握？” “问题不大。” 邓小平看了一下刘伯承，刘伯承笑而不答。邓小平知道他也同意，便对张国华说：“那就这样定了。我们马上报告中央。你还有什么困难吗？” “现在还没有想到。” 刘伯承叮嘱他：“有困难要说话。全2野都会支援你们。” 张国华走后，刘邓马上给毛泽东发电报告落实情况。毛泽东很快复电：完全同意刘邓进军西藏的计划。说，只要加紧督促张国华及18军等部，在时间上是来得及的。 1950年1月11日，刘伯承接见了18军主要领导。 “小平同志有个重要会议，让我先问同志们好！” 刘伯承操着一口四川话，依次与18军几个主官握手。刘伯承没有马上交待任务，而是微笑着一一打量18军几个主官，他扶了扶眼镜，首先问张国华：“你没得40岁吧？” 张国华挺起的胸脯往问收了一下，答：“36啦！” 刘伯承满意地拍了拍张国华的肩膀：“好嘛，很年轻嘛！36按虚岁是属兔的，兔子灵活，跑跳很在行，特别是爬山。” 张国华笑了：“已经开始走下山路罗。” “下山？还早得很呢！”刘伯承又握着谭冠三的手说，“这里除了我和你，他们几个都是三十来岁的年轻人嘛，朝气蓬勃，手脚灵活，又都是红军时期的，准备叫你们挑重担子。” “请司令员下命令吧！”军领导们异口同声地说。 刘伯承敛起笑容：“这次是交给你们一个非常重要、非常艰巨、非常光荣的任务。党中央、毛主席决定18军担任解放西藏的任务。” 张、谭等都表示坚决完成任务。 刘伯承点点头：“好，很好！共产党员就要有这股子劲头，这就叫做党性。” 张国华和军领导勇敢地接受了进藏艰巨任务，中、高级干部党性还是强的，可是在基层却出现了一些问题。去西藏的消息传开后，一些基层官兵的思想一下子跟不上，个别部队甚至出现了逃兵现象，严重的一天一个班只剩下班长、副班氏，急得连干部夜里不敢睡，轮流把门。营团领导天天晚上追问当天逃兵人数。对于拍着胸膛无条件接下任务的高级将领来说，更是有苦难言：这支打日本、打老蒋的光荣部队，无论在多么残酷的环境中也没有发生过逃兵现象。似乎是一夜之间，这支队伍变了！ 18军前身是由原冀鲁豫军区第1纵队20旅和豫皖苏军区独立旅等部队组建起来的，在敌后孤军作战，在坚持敌后抗日、挺进大别山的艰苦岁月里，在参加淮海、横渡长江及进军大西南的征战中，历尽千辛万苦。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打过长江，18军从安徽渡江到江西，再经湖北到湖南、贵州，抵进四川，征战数千里。1949年12月27日成都战役胜利结束后，18军奉命进驻川南，军部驻在以盛产美酒著称的泸州，53师驻泸州以南的纳溪，54师驻以井盐名扬天下的自贡，52师驻号称万里长江第一城的宜宾。整个18军的驻防是第2野战军第5兵团驻防地区条件最好的，全军官兵都喜气洋洋。 当时战士们乐呵呵地说：“我们18军吃苦最多，野战军首长都知道，这次专门照顾我们了。” 进军西藏的任务一公开，对于18军中许多人来说，这个弯子实在转得太急，眼看一些问题有希望解决了，如干部家庭、婚姻等问题，一进西藏又全都顾不上了。不说别的，连通封家信都不容易。进军西藏虽然没有大仗硬仗可打，但都是苦差事，思想工作任务实在艰巨。 有这样一件事情生动地说明当时“突变”带来的难题： 有一个团的团长在部队离开安徽过江西至湖北时给他的部下作动员说：这下全国解放了，我们要在湖北安家了，要做好支援地方建设的准备，该成家的可以成家了。 话说出没两天，18军继续南下，进入湖南。部队到长沙时，这个团长又对他的部下说：这下好了，请大家放心了，这次肯定在长沙安家落户了，该娶老婆的这次可以娶了。 可是没有几天，部队又继续南下到了贵州。这个团长这时又说：这次肯定在贵州安家了，别看贵州现在穷，但它的气候好，物产丰富，将来发展起来一定是个好地方，在这里安家是很理想的。 可是一个星期后部队又向前开进，进入了四川。成都战役结束后，18军奉命驻守川南，张国华兼川南行署主任，谭冠三为自贡市委书记。这个团长一看全国除台湾、西藏、海南岛外都解放了，蒋介石在大陆上的最后一支主力胡宗南部也被消灭了，军长兼地方职务、政委到地方任职，仗已是没有打的了，川南安家已成定局了，于是这一回他拍着胸脯对他的部下打保票说：你们该找对象的叫以找了，想结婚的也可以作准备了，这次我敢保证川南安家已定局了。我们在天府之国息养终身，这就是先苦后甜，这次如果要再走，你们就骂我是个混蛋！ 就在他发誓几天后，18军进军西藏的任务下达了。这个团长捶着自己的脑袋说：“我操他娘的，老子从此不作动员啦！” 当时一些连队可以说是失去了控制，“病号”与日剧增，到了开饭时间没有人来吃饭。连长、指导员急了，下命令叫司务长搞好伙食，伙食标准一下提高了，猪肉一盆一盆地端出来，还是看都没人看。连长喊不动排长，排长喊不动班长，班长喊不动士兵。有个连队的连长，为了做好思想工作，想杀猪改善伙食，从排里派四个公差杀猪，从早上到下午公差硬是不来，连长把那个排长找来，说：“你这个排长是怎么当的？叫派几个公差，一个也派不来。” 排长说：“我叫不动。” 连长说：“当排长连个兵都叫不动，你还算什么排长，你这个排长干脆别给老子当了。” 排长说：“我正不想了哩，你有本事你去叫来。” 连长说：“叫就叫，叫来了你给老子坐三天禁闭！” 于是连长亲自到排里去喊出公差。几个战士用被子蒙住脑袋，理都不理。连长急了，说老子枪毙你们。战士们一下翻身坐起来，齐声吼：你枪毙谁？连长一看这阵势，愣了。说：好好好，你们睡你们睡。 后来，这个连长亲自杀猪给战士们吃，边杀边骂：“反了反了！让老子来杀猪！” 闹情况压铺板倒也罢了，最要命的是逃跑，没有兵靠什么打仗。逃兵日益增多，18军的头头们急了，张国华这个军长更急了，他气得直跺脚，拍着桌子说：“去，把他们都给我抓回来！” 下面的干部就等军长这句话。所以命令一出，“抓兵队”四面出击，一会儿就绑回来一串逃兵。憋了一肚子气的连队干部有的就抽出了皮带，狠狠地抽那些逃兵的屁股。 最使张国华痛心的是干部队伍里也出现了逃兵。本来他熟悉的原18军炮兵营政委、后提升为52师154团副政委的刘结挺（此人在“文革”中成为风云人物），第一个向张国华和谭冠三政委提出身体不好，不愿进藏。 张国华气得手都抖起来了，他本来挺赏识刘结挺的聪明能干，已经准备提升刘结挺当政委了。这时候刘结挺竟第一个跳出来声言不进藏，张国华气得一个劲地说：“这刘结挺太坏了，想不到他这样坏！他为什么会这样坏？我这一辈子不想再见到他！” 谭冠三更是气得七窍生烟，他拍了桌子，破口大骂：“他不去？就这么便宜他？给我把他捆来！不去？我把他捆到西藏！我到哪儿，就叫马把他拖到哪儿！” 刘结挺硬是给捆回来了。 可张国华思考再三，觉得进藏是件光容的事，不能让这些人败坏了18军的名声，便规定凡是逃兵一律不准去藏，就地转退地方。新生的共和国和军队的历史，把“荣誉”两个字浇铸得十分鲜亮，多数人还是把荣誉看得比生命重要。另外地方也特别看重历史，“思想有问题的人”是不受欢迎的。于是开过小差的人急了，生怕被裁减，给自己或后代留下抹不掉的污点。当真的不让其入藏并清出队伍时，这些人又急了，痛哭流涕的，写血书表决心的，只要能保持自己那份“清白”，刀山火海也敢上了。 为了确保进军西藏，18军党委召开了紧急会议，张国华要求各级部门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要求干部们的脑子全部开动起来，寻找解决思想问题的良策，无论如何要把全体官兵的思想引导到进军西藏这个主航道上来。 18军还在各师召开动员大会，军的领导分别参加各师的动员会，张国华参加了52师的动员会。 动员会一开始，张国华就站起来说：“我是张国华！” 台下人见军长亲临本师，立即报以掌声。 张国华说：“你们师的前身是全军闻名的苏杨纵队20旅，知道不知道？” 台下的官兵们高声回答：“知道！” 张国华再问：“打日本你们怕过吗？” “没有！” “打老蒋你们后退过吗？” “没有！” “打日本、打蒋介石都没人怕死，可是现在要进军西藏了，有人却怕苦了！” 台下鸦雀无声了。 张国华继续说道：“有人说2野这么多部队不派进藏，偏偏派我们，你们说为什么派我们？这是刘邓首长对我们18军的信任，这是我们的自豪和骄傲！过去我们协同兄弟部队解放一个省会，消灭几万敌人，就兴高采烈，觉得很了不起。而现在进军西藏是以我们18军为主，不只是解放一个省会，而是解放全西藏，把帝国主义势力赶出西藏，完成统一祖国大业。这还不值得我们自豪吗？” 张国华又道：“你把西藏看成不毛之地，可是帝闻主义却从不嫌它荒凉，长期以来拼命往那里钻。难道我们对自己的国土反倒不如帝国主义热心？一省不保，四省不安，如果西藏真被帝国主义分割出去，我们的西南边疆后退到金沙江，恐怕我们在四川也坐不安稳吧！” 台下出现一些轻轻的骚动，谁能说这番道理不对呢？可多数人更担心的是切身的家庭、婚姻之事。军长的话锋一转，紧锣密鼓地敲到了人们心坎：“个人老婆问题的解决，有句老话，叫做‘自古美人爱英雄’，我们去完成解放西藏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可以说大家都是英雄。我们只要好好学习，努力工作，精神愉快地进藏，找个老婆是不成问题的。不管是农村或城市的姑娘都会爱你们的。有人提出能不能和藏族姑娘结婚？大家都知道，在1000多年前的唐朝，就有文成公主和金成公主先后与西藏王松赞干布和赤德祖赞结了婚。现在我们到了西藏，也可以同西藏姑娘结婚，而且藏族姑娘都非常勤劳和善良，也很漂亮。结婚条件，过去由于战争环境的限制，应当严一点；一两年后，我们国家实行薪金制，条件就会放宽，就可以允许干部带家属；战士婚姻问题，随着义务兵役制，也就很好解决了。” 不知是准起的头，会场里鼓起掌，掌声越来越热烈。许多紧绷的脸随之舒展。张国华用手势压了压掌声，脸色又严肃起来，道：“必须看到，我们这次进军西藏不同于红军长征，那时我们是作战略转移，蒋介石派兵在前面堵截，后面追击，天上飞机跟着轰炸。而这次有全国人民支援，还有苏联人民的支援和帮助，比长征时的条件好上千百倍；比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也优越。我们的装备和供应将是建军以来从来没有过的。我知道还有一些老一点的同志不想去，认为胸前已经有了两三枚光荣纪念章了，就想躺在光荣上面睡大觉，不想再前进了，这是不对的。干部要起带头作用，所有的人思想都要通，要高高兴兴地去西藏！” 张国华的报告印发到全18军贯彻传达，全军官兵的积极性调动了起来，几乎人人都写了决心书。 张国华不但苦口婆心地教育部属，而且自己为人楷模。就在他下部队动员时，秘书打来电话，说：“难难病了，高烧不退，您是不是回来看一看？” 难难是张国华的第一个孩子。张国华1946年与樊近真结婚，樊近真怀了难难后还接受组织的派遣，去开封执行打进国民党银行的任务。她化装成农妇，路过一个村庄时被敌包围，正巧临产，只好躲在老乡的牲口栅里分娩。黑灯瞎火，冷风习习，举目无亲，一边是驴的叫声，一边是樊近真疼痛欲绝的呻吟声，孩子生下后一会儿，敌人就进村了。樊近真用被子把孩子一裹，放在床上。进来的敌人以为被子里裹着好东西，伸出刺刀就刺。樊近真急得心都跳到口里，又不好喊叫。房东大娘也急得扑腾一下跪下哭喊：“里面是我的孙子呀！”敌人走了，两人急忙打开包被，好在刺刀只刺破旧被子，没伤着孩子。为这，张国华和樊近真给孩子起了个小名叫“难难”。是要让孩子记住生长之难，记住共产党人度过的那些个艰难岁月。 张国华听说孩子病了，怔了一下，问：“什么病？” 秘书报告：“可能是肺炎，又咳又喘。” 因为当时工作十分紧张，张国华没往深里想，说道：“我抽不出身，你帮助照看一下。” 就在会议进行当中，张国华的警卫员又慌慌张张跑来，说难难情况不好，请张国华快去看看。 张国华火了：“3万多人要进藏，百事都要有个谱，在这时候我这个军长能离开吗？” 警卫员挨了批，撅着嘴，急急忙忙又往医院赶。晚上，张国华稍得一点空，立即驱车去医院看一看孩子。他想告诉孩子就要到西藏去看火焰山，找孙悟空。可是一走进医院大门，他就发现气氛不对，有些熟悉的医生也躲着他。他快步往病房里走。当站在病床前时，他似被五雷轰顶，惊呆住了——难难已经永远闭上了眼睛。 妻子樊近真坐在一旁，已经哭得泣不成声。张国华强忍着悲痛，咽下苦涩的泪水。他能说什么，只好把这作为进藏的第一个牺牲，他身为军长付出这样的牺牲，他相信他的部下会振作起来的。 张国华的妻子当时已在川西银行当了业务科长，并且正怀孕，她本不想去西藏。张国华动员她：“一块去吧。把孩子生在西藏，咱们都在一起！” 樊近真与丈夫一同进藏了，后来孩子生在进藏的路上。 1950年2月15日，西南局、西南军区、第二野战军发出了进军西藏的政治动员令。3月7日，18军在乐山举行进军西藏誓师大会，张国华、谭冠三在会上作了讲话，号召全军官兵坚决执行中央命令，发扬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稍后，张国华率领18军主力部队开拔，踏上了进军西藏的艰险征程。 第二节 2．达赖一伙逃亡国外，一路上没有受到任何阻碍，连他自己都想不通：解放军为什么不派部队沿途阻止？ 1957年，在西藏噶厦分裂独立派的策划、支持下，一些叛乱分子在拉萨组成了“曲细岗珠”的反动组织。“曲细岗珠”汉语直译为“四木六岗”，泛指西藏及川、滇、甘、青等省藏族聚居的地区，即“大西藏国”所要提出揽括的地方。 该组织一成立，即以向达赖献“金宝座”为名，展开大规模的捐献活动。西藏噶厦的噶伦柳霞·士登塔巴、先喀·居美多占出席了他们的筹备会议。1958年7月4日，“曲细岗珠”向达赖正式献“金宝座”的仪式在布达拉宫毕行，噶厦以达赖名义向参如仪式的藏、川、滇、甘、青500多名“曲细岗珠”的组织成员回送了礼品。尔后，他们又向达赖呈送一份报告，要求达赖领导“曲细岗珠”地区。接着，在西藏上层亲帝独立派的支持下，建立了武装力量，并不断扩大。他们公开提出“保卫宗教”、“西藏独立”、“反对改革、反对共产党”等口号。同时，噶厦政府大幅度地调整区划机构及其领导人员，委任了一批分裂独立派骨干担任宗本（县长）、基巧（相当于专员）等职务，强化其基层统治。 还在1958年4月，由各邻省窜入拉萨的武装叛乱头目近500人就秘密聚会，结成同盟，将所有武装力量统一于“曲细岗珠”组织之内，并正式签订了盟书，划分了将来叛乱时各自承担的任务。 6月15日，恩珠·公布扎西等人带着两名藏籍美国特务和部分叛乱武装分子离开拉萨，到山南地区的哲古宗建立叛乱“根据地”。24日召开了有27股叛乱武装的大小首领参加的会议，成立了“卫教军”，设立了司令部，下辖4个机关，按地区编制36个迮队，由思珠·公布扎西任司令。 “卫教军”一成立，就得到了美国等国的武器弹药物质的支援。同时，噶厦也全力支持“卫教军”。噶厦下令名宗、寺庙大力支持“曲细岗珠”，为其筹备粮草，并在川南地区打开了拉康、多宗等地粮仓，向武装叛乱部队发放粮食，同时提供武器弹药。 这样，叛乱武装由秘密走向公开。7月21日，叛乱分子在拉萨以东仅80余公里的争莫寺伏击了解放军的1辆运输汽车，打响了在西藏噶厦管辖区武装叛乱的第一枪。 接着，叛乱分子又在麻江、贡噶、扎朗等地伏击解放军的汽车队，18军的一个副团长等149人被杀，22人致残，汽车被焚毁，大量武器弹药被抢劫。 到1959年初，武装叛乱活动加剧升级，愈演愈烈。叛乱武装不仅洗劫道班、袭击兵站、伏击车辆、炸毁桥梁、截断公路，而且围攻各地解放军和党政机关。泽当中共山南分工委、札木中心县委、丁青县委和驻这些地方的解放军先后被叛乱武装力量包围。山南分工委被围攻两次共77天，丁青县委被围攻90余天。 叛乱分子还到处劫掠财物、奸淫妇女、破坏寺庙、杀戮无辜、残害进步僧俗民众和爱国人士，连寺庙里敬神的灯油、灯盏也被抢走。嘉黎阿扎寺活佛及其管家叛乱后，不顾众僧反对，抢走寺内金银珠宝，焚毁经书，捣毁佛像；山南凯松溪长一个仅有50户农家的村庄，家家遭到“卫教军”洗劫，妇女被奸污，从10岁的小姑娘到六七十岁的老太婆无一幸免。 中共西藏工委向中央汇报了这种情况，中央一直命令部队采取克制态度，西藏工委、西藏军这派军区参谋长李觉给阿沛·阿旺晋美、绕噶厦通气，让两人给噶厦转达军区的意图：“如果叛乱继续下去，解放军就要反击。”阿沛·阿旺晋美和绕噶厦向噶厦转达了军区的态度，但叛乱分子的气焰有增无减。为了防止事态的进一步恶化，解放军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在黑河以东的那曲比如以北一带实施反击，一举歼敌200名，活捉300多名。 张国华等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领导明知道噶厦在暗中支持叛军，但为了不使矛盾激化，仍然频繁地找噶厦上层人物谈话、做工作。但是噶厦官员还是一意孤行，他们不但直接策划、支持发动局部叛乱，而且噶厦政府也在准备进行叛乱。 根据西藏的情况，中共中央指示西藏工委，应当对噶伦们表示严正的态度，指出他们对西藏地区的叛乱分子采取纵容的立场是完全错误的，要求他们转变立场，认真担负起制止叛乱进而平息叛乱的责任；并告诉他们，如果反动分子一定要叛乱，中央就一定武装平息叛乱。 张国华、张经武、谭冠三分别召开统战会议，对噶厦官员进行劝说。谭冠三组织召开噶厦政府二品官以上的官员和夫人们的座谈会，劝他们不要搞叛乱，说到激动的时候，谭冠三一拍桌子站起来，说：“我告诉你们，如果不听我劝，你们要搞叛乱的话，我们不怕！” 张经武在召开统战工作会时，一再对噶厦官员讲共产党的政策，讲共产党的立场，希望他们反对搞叛乱。但是无论张经武怎么开导，怎么解释，都没有一个人发言反对叛乱，张经武非常气愤，说：“我就给你们明说了，我听说你们要搞叛乱，谁有胆量就站起来当着我说一说你搞叛乱的原因和理由。”噶厦的官员们仍是沉默无话。张经武火了，用手掌猛一拍膝盖站起来，愤怒地说：“有胆量就站起来嘛。我告诉你们，谁如果真要发动叛乱，我在这里宣布，我24小时以内将其干净、彻底、全部消灭！散会！” 1959年2月7日，西藏军区副司令邓少东、四藏工委秘书长郭锡兰应达赖邀请，前往布达拉宫参观驱鬼节的跳神活动。 邓少东和郭锡兰等人到达布达拉宫后，在与达赖的交谈中介绍了军区文工团新近编排了许多节目，邀请达赖去观看演出。 达赖说：“等参加了藏历1月的传召大会后即去观看。” 邓少东立即告诉噶厦噶伦索康和达赖的副官长帕拉·土登维登，要他们安排一下达赖去看演出的时间，并转告军区作准备。 当时噶伦们都在场，一听达赖喇嘛要去军区，就说这个事情还是再考虑一下为好，最好达赖喇嘛不要去。 这个情况当天就由基巧堪布格冒报告了噶厦政府。噶厦分裂独立派一听这个消息，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点燃西藏武装叛乱的火种，于是便秘密进行策划活动。 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对达赖要看文工团演出这件事十分重视。因为这是一次团结这位青年宗教领袖的机会。 藏历1月传召大会结束后，3月10，西藏工委统战部副部长何祖荫面见达赖，请他确定看演出的时间和地点。 达赖说：“现在传召已结束了，格西（宗教最高学位）也考完了，看演出的时间大体确定在藏历2月初一、初二或初三（即公历3月10日11日或12日），具体安排你们可以和代理基巧堪布噶章·洛桑仁增直接联系。” 3月5日，西藏工委统战部副部长梁洪会见洛桑仁增，商量达赖看演出的时间，并将拟就的一个邀请陪同看演出的人员名单交给了他。 三天后，洛桑仁增请示达赖后用电话通知统战部，说达赖定于藏历2月1日（即公历3月10日）到军区礼堂看演出。 统战部接到通知后，向工委和军区汇报了达赖喇嘛的这个决定。西藏工委和军区召开会议后拟定接待计划，于3月9日让统战部转交给噶章·洛桑仁增。 统战部立即发放清帖。同时，文工一团认真排练节目，准备达赖的到来。 而在另一边，噶厦分裂独立派却以为时机已到，便于3月9日夜间开始行动。派人到藏民中造谣煽动，说汉人准备在宴会上毒死达赖，逼迫每家都要派人去罗布林卡向达赖请愿，要求达赖喇嘛不去看戏。 3月10日清晨，西藏噶厦警察首领俊巴·才仁罗吉带着武装警察和“卫教军”一起荷枪实弹，穿梭奔驰在市内大街小巷，吆喝驱赶群众去罗布林卡。许多不明真相的藏族百姓，听信了谣，纷纷前往罗布林卡。一时间，各种谣言传遍全市。 12时左右，昌都堪穷（仅次于堪布职务的僧官）、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委员、爱国人士帕巴拉·索朗降措于早上穿着袈裟去晋见达赖喇嘛，结束后回到了拉萨。当他听见满街的谣言，便换了一件普通的藏袍，戴着一个口罩，到罗布林卡去，想看一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就在他走到罗布林卡门口时，有一个分裂派骨干看见了他，便大声喊：“共产党的特务来了！”人群立即混乱，土块和石头一时像雨点一样落在帕巴拉·索郎降措的头上、身上。帕巴拉·索郎降措当场被打死。 到了下午，叛乱分子将帕巴拉·索郎降措的尸体系于马尾上，拖着游街示众2公里多，同时叛乱分子纠集1000多人在市区游行，高呼“西藏独立！”“汉人滚出去！”等反动口号，并且沿街张贴反动标语，同时撕毁墙壁上共产党的官传画，捣毁交通指挥亭，用石头打砸机关和商店的门窗，向正在值勤的解放军和地方工作人员投石块，恣意寻衅。西藏噶厦组织的叛乱正式开始了。 此时，噶厦噶伦索康、柳霞、夏苏三人到了西藏军区会见正在等待欢迎和陪同达赖看演出的谭冠三，假意告知拉萨发生的一切，同时说噶厦事先不知道达赖喇嘛要来军区看戏，由于达赖喇嘛的近侍机构、三大寺堪布和僧俗官员反对达赖喇嘛来军区看戏，事态发展到噶厦无法控制的地步，达赖喇嘛肯定不能来了。 谭冠三当即严正指出：“今天的事件显然是有预谋的行动。达赖要到军区看戏是他自己提出并经过一个多月的协商安排确定的，你们竟然说噶厦不知道，怎能使人相信呢？你们必须负责保护好达赖的安全，彻底追查制造今天事件的主谋者。惩办凶手，抚恤、慰问死者家属，妥当处理善后事宜。” 索康从军区回到罗布林卡后，立即召开100多人参加的“西藏人民代表”会议，造谣煽动说：“军区请达赖喇嘛看戏，没有通知噶厦是不对的，所以达赖喇嘛不能去。”这个所谓人民代表会议立即决定：“从今天起西藏独立了，西藏人民站起来与共产党中央分裂，为西藏独立而战斗到底。” 这帮乌合之众决定，由索康·旺清格来、噶章·洛桑仁增、考若巴、洛珠格桑等人领导西藏独立运动。晚上6点，叛乱集团派出12名“人民代表”到印度驻拉萨总领事馆，要求印度政府对西藏独立给予支持、保护。印度总领事蔡伯尔接见了他们，并表示要有一个书面文件为凭。 噶厦叛乱集团立即拟定一个书面求援报告交给了印度总领事馆。 黄昏时分，叛乱集团命令三大寺的1400多名喇嘛和分散潜伏在拉萨周围的叛乱武装利用夜色向市区集结，以加强达赖警卫为名，派一部分武装人员进入罗布林卡，将达赖置于武装包围的控制之下。 第二天，也就是3月11日，叛乱集团召开“西藏人民代表会”，决定参加会议的人员按班、排、连组织起来，与共产党解放军作战。并宣布，凡在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和汉人机关工作的藏人，限即日前来登记悔过，否则必将严惩。又派人星夜分赴工布、彭波、江孜、山南、曲水等地传送噶厦命令，命令各地组织武装，迅速赶到拉萨保卫达赖。 12日，叛乱集团在布达拉宫前召开了“西藏独立国人民会议”，除僧俗官员代表外，还有近千名武装叛乱人员以人民代表身份参加会议。会上推举噶伦索康、大喇嘛绒朗色、堪仲士登降秋、孜本雪若巴、孜本凯墨巴五人为人民会议领导；调整西藏独立国武装总司令部组织，任命拉鲁·次旺多吉为总司令。13日，西藏独立国人民会议向各宗教派别发布命令：“为了反对共产党和获取西藏独立的武装斗争的胜利，所有18至60岁的男人，都必须自带武器、弹药、食物，立即赶来拉萨，不得迟缓；如果对宗教事业不负责任，贪生惜命，定将依法惩处。” 16、17日，叛乱集团以“西藏独立国人民会议”的名义，通过印度驻拉萨总领事馆电台给逃亡印度噶伦堡的原噶厦孜本夏格巴·旺秋德丹发去密电两封，声称西藏独立国已经成立，请向幸福事业会及所有在印度的西藏人宣布，并向邻国印度政府、佛教协会、联合国报告，立即派代表到西藏调查，以设法谋求他们支持。 也就在16日这天，聚集在罗布林卡的叛乱武装向罗布林卡北面的青藏公路管理局拉萨运输站连续开枪射击。至17日除继续向该站射击外，又向汕库射击。运输站的民兵未经请示向叛乱武装还击，两发60迫击炮弹落在了罗布林卡北围墙外二三百米处。叛乱集团以此为由，挟持了达赖出逃。 当夜，达赖和索康、柳霞、夏苏三位噶伦，副官长帕拉、副经师赤江及达赖的家属、随员还有藏军600余人，从罗布林卡附近南渡拉萨河出逃山南。在沿途叛乱武装的警戒接应下，3月26日逃抵隆子宗。3月31日越过非法“麦克马洪线”进入印度占领区，从此背向祖国、流亡印度。 达赖和索康等人逃跑途中一路上没有受到任何阻碍，顺利地逃到了山南。他们都没有想到这次外逃会这么顺利，但又想不通，解放军历来作战神速，布置十分周密，这次为什么没有想到他们会渡拉萨河逃往山南奔印度，为什么不派部队沿途阻止呢？ 噶厦的叛乱集团哪里知道，这是毛泽东的策略。当时我军部队早已作好一切准备，对拉萨早已形成合围之势，只要中央指示阻截噶厦出逃人员，那么达赖等人是一个也逃不出拉萨的。西藏军区参谋长李觉后来回忆说：“1959年3月17日，达赖他们在拉萨河北岸沙滩上准备渡河时，我们早已将大炮对准了他们，只要我们的炮一响，他们没有一个能活着离开河边沙滩。但是，中央没有命令阻截他们，我们是静静地坐在林子中，凭借明月之光看着他们惊慌地用牛皮船一船一船地往拉萨河南岸渡人。” “不要阻截他们！”这是毛泽东下的命令。3月11日，毛泽东在湖北武昌就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公开叛乱问题给中央、西南局、西南军区、西藏工委及西藏军区的电报中指出：“西藏工委目前的策略，应是军事上采取守势，政治上采取攻势。目的是分化上层争取可能多的人站在我们一边。教肓下层，准备群众条件。” 电报还指出：如果达赖及其一伙逃走时，我军一概不要阻拦，无论去山南，去印度，让他们去。 有了毛泽东的命令，我军官兵才没再阻拦，可以说是坐在战壕沿上，抱着枪，看着达赖集团渡过拉萨河，仓促逃往山南。 达赖等人到隆子宗后，召开了大会，由噶伦索康·旺清格来代表达赖宣布西藏已“独立”，并宣布成立“西藏临时政府”，并定隆子宗为临时首都，任命鲁康娃和洛桑扎西为司伦，以西藏独立国的名义发布命令，要求僧俗人民遵守“临时政府”的一切法令，为争取西藏独立而斗争。命令发完了，达赖继续逃往印度，将鲁康娃留在西藏主持“政务”。 3月31日，达赖一行进入印度占领区后，印度政府派外交部司长梅农专程至达吒迎接达赖，待之如贵宾。4月18日，达赖一行抵达印度提斯普尔后，即由印度外交部官员向记者散发用英文书写的“达赖喇嘛的声明”。4月22日，这一伙人抵达印度穆索里后，再次以达赖的名义发表西藏独立的声明。 1960年7月，在印度的达拉姆萨拉召开了“首届西藏人民代表会议”，宣布成立以达赖为首的西藏流亡政府，并将3月10日定为“西藏人民起义日”。 以达赖为首的叛乱分子逃到国外了，在西藏境内还有相当数量的叛乱分子滋事。毛泽东在3月11日指示西藏工委对达赖外逃不要阻拦的同时，电转中央及中央军委调遣134师及其他配属部队急速汇于青海格尔木，并令张国华立即赶到格尔木，率134师等入藏部队从藏北入藏，进行大迂回合围拉萨，要谭冠三牵制住拉萨叛乱之敌。 当时，解放军在拉萨力量不强，叛匪们以为抓住机会可以一举消灭拉萨城内的解放军，所以藏区的叛匪都汇到了拉萨。这又恰恰为我军歼灭叛匪创造了有利条件。 张国华当时因病在北京治疗，人在北京，却与西藏保待着密切的联系。接到毛泽东指示后，他立即从北京飞往格尔木，着手围歼叛匪行动。 3月20日凌晨3点45分，拉萨的叛乱指挥部均视胜利在握，下达了向西藏军区、中共西藏工委、自治区筹委会发起全面进攻的命令。几千名叛乱分子在密集的炮火掩护下，分成三路向目标冲了上来。 张国华及时向部队传达了中央的作战意图，要求部队想办法把敌人吸住，为全歼敌人创造条件。可就在这时，张国华及中央军委与拉萨方面联系不上了。就在叛匪将西藏军区大院团团围住时，军区大功率电台由于连续开机发生故障，既发不出信号，也收不到信号了。 在此紧急关头，留在军区大院内的谭冠三政委没有慌乱，也没有退缩，相反，他独断专行竟下令实施反击！要知道当时的情况是敌众我寡，我军援兵尚在千里之外。 部队反击了，与叛军激烈交战。正打得难解难分之时，军区电台也修好了，收到了来自北京的指挥电，电报是国防部长彭德怀亲自签署的，说敌我双方力量悬殊，不要主动出击，只可依托战壕、掩体死守，等候援军解围。 接到彭德怀的电报，谭冠三急得头上直冒汗，他打乱了毛泽东的战略计划，有可能给西藏的局势带来很大的困难，怎么办是好？当时惟一的希望就是反击取胜。 幸好，解放军训练有素，而叛匪们属乌合之众，战斗力不强，尽管人数上占据优势，却在解放军的反击下节节败退。各战区的捷报很快一个接一个地报至军区大院，谭冠三紧蹙的眉头终于舒展开来。 谭冠三一面命令部队乘胜前进，一面给军委回电，详细陈述独自决定反击的缘由，检讨组织不周之处，并自凊处分。 中央很快复电，肯定了谭冠三的做法，因反击已取得战果，故不予处分。 当收到军委重申作战方针的复电时，我反击部队已开始围攻拉萨制高点药王山。仅用1个小时，便攻占了药王山，切断了市区和罗布林卡叛乱武装的联系，打乱了敌人的统一指挥。 当晚19时30分，解放军攻占了罗布林卡的叛军指挥中心。21日，解放军开始逐个歼灭了盘踞在恩珠仓宅、朗加多吉宅、木鹿寺、小昭寺等据点的叛乱武装。22日，大昭寺叛军经政治争取而投降，布达拉宫之敌也打出了白旗。3月23日，拉萨市的社会秩序恢复正常。 张国华飞回了拉萨，具体指挥对西藏各地的平叛作战。 驻藏部队于4月8日挥师南下，分东、中、西三路，渡过雅鲁藏布江，对山南地区的叛乱武装展开扫荡。出师10日，奔袭千里，一举荡平了叛匪的老巢，封锁了亚东以东、米林以西的边境线，割断了叛乱分子与国外陆上联系的重要通道。 鉴于叛匪在山南盘踞较久，很多寺庙都与叛匪有过瓜葛。平叛部队也正在复仇的火头上，许多人主张扫平所有这些寺庙。张国华进行阻止，说：“寺庙是国家的，不能破坏！”他的一句话，使一些寺庙得以保留下来。 到1960年夏天，西藏全境平叛基本结束。西藏封建农奴制被彻底推翻，西藏人民摆脱封建枷锁束缚，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第三节 3．张国华激越的声音在前线指挥所里响起：“准备打它三千，打它五千。三到五天解决问题。不要怕伤亡。速战速决，务必全歼！” 1962年，张国华参加完中央召开的7000人大会后，留在了内地养病。长期的战争环境和边疆生活，使他过度疲惫的身躯一直未得到休息。西藏平叛结束，社会走向稳定，他这才有点时间松弛一下身心。 然而，医院里温馨安宁的生活只过了几天，张国华刚刚放松的心又被吊了起来。中印边境冲突日趋严重，中央领导和军委总部不时传唤他，与其说他在北京治病，不如说他更便利去总部参加会议。 1962年9月20日，印军越过克节朗河向中国尺冬哨卡攻击，至10月20日我军已有47名官兵伤亡。那天张国华去军委开会，刘伯承憋不住了，在会发言：“不能不打了！打的时候要以雄狮子缚鸡之势来打；不是和他的边防警察部队打，而是和他最好的曾经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标准部队作战。狠狠教训他们一下！” 张闻华点点头，回答说：“我们已按主席说的边防部队在精不在多作了调整。要打就是泰山压顶之势。” 刘伯承、贺龙、徐向前几个老帅在一起交换了想法，很快，一支代号为“419”部队的作战指挥机构组成了。 中央的决心定下之后，张国华准备飞临前线，具体指挥中印边境东段达旺方面的自卫反击战。出发前，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召见了他。 毛泽东站在巨幅军用地图前，一手夹着烟，沉思良久，忽然喷出一口浓烟，指着军用地图上印军据点，大手劈了一下，提高声音说道：“扫了它！” 毛泽东在听说了尼赫鲁最大的王牌是中国不敢打他后，坚定了打的决心。毛泽东一生喜欢碰硬，尤其愿同那些小视他的人斗。 总书记邓小平侧过脸问张国华：“粮食够不够？” 张国华回答说：“前几年我们就大办军垦农场。现在光军区生产的粮食就有2000多万斤。” 邓小平很满意：“好，这是有战略眼光的。” 总参谋长罗瑞卿更关心军事上的胜负，问道：“你有没有把握打赢？” 张国华爽快地答应：“有！” “根据呢？” 张国华说：“我们面对的敌人，是印度的王牌军，但比不上蒋介石的主力。他们长期没有打仗，我们却刚刚平叛；他们未到过高山，我们却常住髙山；他们的训练也赶不上我们……” 会议结束时，张国华的头已疼得要裂开似的，他的高血压病又犯了。但他不吭气，第二天就登上了飞机飞赴拉萨。 中印边境的争端由来已久。1892年，国力衰弱的清朝政府，为了阻遏号称“日不落”的大英帝国的推进战略，在南部边疆的喀喇昆仑山口树立了一块界石，界石上的铭文宣告：“中国领土自此开始”。 然时，已将印度沦为殖民地的英帝国并不甘心就此止步，当时的英国陆军少将约翰·阿尔达向英外交部和印度事务部呈发了一份文件和一张地图，公然将印中边界划到了昆仑山一线。按阿尔达划定的版图，阿克赛钦地区、叶尔芜和喀拉喀什河系的上游地区，都将并入印度的领土。阿尔达这一非法的边界划分，不仅当时的清政府断然拒绝，就连印度总督埃尔金勋爵也给予否认。 关丁中印东段边界，其实早已在一个世纪前的历史活动中就形成了，察隅和达旺都是中国西藏的领地。香火鼎盛的达旺寺是方圆千里内最著名的佛教中心，商业也异常繁荣。1904年，印度总督冠松勋爵授命部下出使拉萨，签订了《拉萨条约》，表示尊重西藏的领土完整。1907年，英俄两国签订的协定中，亦表明双方愿共同承担义务，不插手中国西藏事务。 但是，到了1911年，英国官员诺埃尔·威廉逊越过中印边界探察西藏的势力，被一个部落的藏人杀害。为了报复，英军进行了四次讨伐，用洋枪洋炮杀死了近千名藏人。1914年4月，英中召开了西姆拉会议，英方代表麦克马洪爵士，狂傲地用手杖在地图上划了一条弧线，将西藏的门隅、济瑜和下察隅地区圈了过去（这一地区面积约9万平方公里），然后逼迫中方代表签字。这就是臭名昭著的“麦克马洪线”。 这条“麦克马洪线”，当时的中国政府没有承认，西姆拉会议只好草草收场。事后就连麦克马洪本人也承认：“谈判未能使中国政府在协定上正式签字，西姆拉会议垮了。” 1947年8月，印度独立了。这个摆脱了英国殖民统治的国家，在边境政策上同过去英国政府的政策没有丝毫改变。1949年，印度利用了锡金一个地方起义的机会把军队开了进去，使锡金成为它的保护国，而且使锡金对它的依附程度超过了过去锡金对英国的依附关系。同年，印度与不丹签订了条约，把英国指导不丹对外关系的权利接收过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就宣布即将进军西藏。印度的反应十分强烈，新德里以外交照会警告说，以印度为首的一些国家正促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国民党政权在联合国的中国席位，中国在西藏的军事行动势必损害这种努力。当然，这份照会无法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紧接着，新德里就提出一项措词激烈的抗议，对西藏遭到“入侵”以及中国使用武力解决它和西藏的关系问题表示遗憾。 新中国的答复也同样尖锐：“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问题完全是中国的一个内政问题，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进入西藏，解放西藏人民，并保卫中国边疆。” 面对着新中国1950年恢复了在西藏的权力的既成事实，印度政府的反应是实用主义的。他们一方面继续执行对中国的友好政策，承认过去西藏与中央在法律上的密切关系；另一方面却下令把印度的行政管辖范围扩展到整个东北边境特区，这就是那块位于“麦克马洪线”南面的部落地带的名称。更有甚者，印度当时还决定：如果中国一旦提出这个问题，印度将拒绝谈判。 在印度政府公开官布“麦克马洪线”是印度的东北边界的头几年，中国政府为了顾全大局，没有提出抗议。然而，这种忍让被印度当局误认为中国默许他们的做法，于是得寸进尺，把这项政策扩大到边界的其他各段。 1954年，印度官方地图在东段用实线代替虚线注明“麦克马洪线”为国际边界。印度政府同时还决定，只要有可能，就应该把边境哨所推进到有争议的地方。因此，在中印边境中段和东段，印军的哨所都向前推进了。 印度在中段向前推进，立即引起中国的不满。1954年7月，中国政府照会印度政府，抗议印度军队侵入中国领土，认为印方的这一行动不符合中印两国互不侵犯、友好相处的原则，而这些原则是刚刚写成条文载入“潘查希拉”协定中的。印度政府却答复说该处领土属于印度，并反过来要中国尊重五项原则，将其人员撤出。 1959年夏季，西藏发生叛乱。印度政府公开支持西藏叛乱分子，引起中印两国邦交的恶化。双方沿着中印边界调兵遣将，使得两国走向迎面对撞的局面。 在中印边境东段，康巴族叛乱分子在雅鲁藏布江和“麦克马洪线”之间进行集结，使得中国政府也在这个地区派驻重兵，把军队开到边界上，防止叛乱分子越境进入印度寻求庇护。而在边界的另一面，印度军队却把他们的前沿哨所准进到“麦克马洪线”，在有些地方甚至越过了“麦克巧洪线”。 1959年8月25日，中印边界争端第一次在“麦克马洪线”上演变为真枪实弹的射击，双方互有伤亡。与此同时，西段的局势也是一触即发。那年夏季，印度政府决定在列城东北的三个地点设置哨所。 10月20日，3名印度武装人员在空喀山口以南地区，非法越入了中国领土。中国边防人员当即劝告他们立即退出中国国境，但是为他们所拒绝。中国边防人员为了维护袓闻领土不被侵犯，不得不将他们解除武装，予以扣押。 10月21日，一支70余人的印度军队又在同一地方侵入中国境内，并且无端地向在该地巡逻的中国边防部队进行武装挑衅。印度军队倚仗优势的兵力，分两路包围和逼近人数较少的中国巡逻部队。中国巡逻部队用手势要他们退出中国国境和停止射击。但是，印度军队不理，继续开枪射击。中国巡逻部队再一次向他们作出手势，印度军队仍不理会，反而继续进逼，抢走中国巡逻部队放在附近的马匹，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巡逻部队为了自卫，不得不进行还击。在约两小时的冲突中，印军7人被中国巡逻部队俘获，9人被击毙。 事件发生后，中国外交部立即向印度驻华大使递交备忘录，提出严重抗议，要求印度政府立即采取措施，防止挑衅事件的再次发生。但是，印度外交部却在10月23日先后向中国驻印度大使馆递交照会和发表声明，歪曲上述事件的真实经过，反诬中国部队侵犯印度领土和挑起武装冲突，企图把发生事件的责任全部推在中国方面。中国外交部在10月24日再次向印度大使递交照会，驳斥印度政府对中国的亳无根据的指控，断然拒绝印度外交部在10月23口照会中提出的抗议，并且重申中国政府在10月22目的备忘录中所提出的严重抗议和要求。 空喀山事件后，印度总理尼赫鲁给印度各主要驻外使节发去了一份备忘录。这份备忘录后来泄漏给美国的《纽约时报》，该报于11月12日公布了它的要点，这就是尼赫鲁认为印度可能不得不使用武装力量把中国军队从他们所占领的“印度领土”上赶出去。 实际上，尼赫鲁此时已经屡次明示中印之间有可能发生战争。他不断地向印度政界保证说：“印度国防力量已经作好一切准备；为边境而同中国进行一场战争是有可能的，而且如果战争爆发，印度可以获胜。” 在以后的两年时间里，中印双方进行了多次谈判解决边境争端。两国高级领导人也数次会晤，然而收效甚微。印度政府把中国和平解决边境争端的不懈努力看成是一种软弱，印度人过于自信，认为他们能够击败中国军队。 1962年10月1日，正逢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围13周年庆典。当首都北京的夜空鸣响着隆隆礼炮，燃放着五彩缤纷的焰火的时候，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防部作战厅里，正在进行着决定印度命运的作战会议。 主持会议的是印度国防部长梅农。身为文职官员的梅农，虽然担当着国防部长的重任，但当他面对着一个个肩抗金花、绶带斜挂的将领时，总奋一种情不自禁的压迫感。为了保持自己的尊严，他的看家法宝便是斥责、嘲笑属下的将领们。因此这些将军们对梅农多有不满，可是又不得不感激他，因为梅农不断晋升他们的军衔，同时又大幅度地提高了军饷，特别是将军们的薪金。梅农在任期间，军队的武器装备也得到了改善。尤其是梅农同尼赫鲁之间的极亲密的私人关系，使每一个军官不得不小心翼翼。 梅农在作了简短的开场白后说：“尼赫鲁总理已前往伦敦参加英联邦总理会议，临行时授权我制定一份将中国军队清除出去的作战计划。我已经指令总参谋部拟定了，这就是‘里窝那’作战计划。下面就请帕列特准将宣读作战计划的文本。” 总参谋部作战处长帕列特准将摊开文件夹说：“取名‘里窝那’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这是一个地名，意大利的一个港口，二次大战时，总参谋长曾在那里作过战，仅此而已。” 接着，他宣讲了作战的任务和要点： 在中印边境东段，要占领塔格拉山脊，将中国军队赶出塔格拉山； 在中印边境西段，要拔除中国军队的21个据点，占领全部有争议的阿克赛钦地区； 为了加强东段的军事力量，拟在最快的时间内组建特种部队第4军，考尔中将亲赴东北边境指挥并兼任第4军军长； 进攻的准备，要在10月10日前完成。 印军的第一步行动是把哨所推到中国警戒哨所前方，如果看到中国没有动作，第二步再把哨所推进到中国哨所的后面，切断中国哨所与主阵地的联系，若中国还没有动静。印军就实行第三步了，把中国的哨所拔掉。 在这决定国家命运的时刻，印度的前陆军参谋长蒂迈雅却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说若是中国军队打败印军的进攻，而且趁势反击过来，消灭全部边境部队，再趁势追击，攻占新德里怎么办？ 然而，他除了从第23军军长辛格中将那饱含同情目光中得到些安慰外，其他人都是漠然的冷眼和嘴角的蔑笑。 他无可奈何地站了起来，颤抖无力的手无意间碰翻了茶杯，茶水溅到了参谋局长考尔中将笔挺的军服上。 考尔惊呼了一声，愤愤地说：“老精怪，早下台了，还啰嗦什么，不知羞耻！” 蒂迈雅仿佛没有听到，说：“部长先生，快从梦中醒来吧！中国军队并非不堪一击，也不会永远不还手。想想蒋介石的800万军队，想想朝鲜战场上的美8军，想想刚刚被镇压的西藏军队！我不想说，可我不能不说：中国军队要胜过我们百倍！” 这最后一句，激怒了在座的全体高级将领，顿时，椭圆形的会议桌上响起一片责骂声： “你不配当军人！” “卖国贼！” “滚出去！” …… 蒂迈雅被赶出了会场。 他走了以后，作战厅里反而沉寂下来，许久没人发言，蒂迈雅的预言，仿佛将在座人的心都冻僵了，凝固了。这些狂傲的印度将领们不愿想象可能出现的败局，也不敢想象。 在这群印度将军中，考尔中将是最为狂热的一个。召开作战会议的第二天早晨，他就飞往提斯浦尔，指挥第4军。10月8日，考尔揭开了“里窝那”作战行动的序幕。他命令拉加普特联队和廓尔喀联队从章多开下来，加入沿河的其他部队，开往拥错山口。这个山口在塔格拉西面约1.6公里处，高达4800米。考尔命令他们到达那里后，要在中国部队背后建立控制对方的阵地。 对考尔的这个命令，第4师师长普拉沙德和该师第7旅旅长达尔维提出了异议。他们指出，部队没有冬衣，也得不到给养，在3000米髙的地方，无法生存下去。而且如不给予一定的炮火掩护，拉加普特联队在中途就会遭到歼灭。 考尔完全漠视他们的意见。但他同意在大部队行动之前，先派出侦察队，并说侦察队应立即出发，找好最合适的渡河点，并于第二天拂晓掩护大部队的行动。 也就在这时，张国华带病回到西藏。 10月13日，张国华到达拉萨的当天，军区就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议。先由军区参谋长王亢传达中央指示： “这次作战像平型关战斗一样，意义重大。打得要狠，打死了还要再踩他两脚。中央确定，前面靠西藏军区指挥，有关战术上的部署调整等事宜，均由张国华司令员决定。过去总部规定在50米以外不打枪不再执行。” 参谋长讲完后，张国华站起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他学得惟妙惟肖，包括毛泽东的手势、毛泽东的神态。最后他讲了自己一直想说的话：“事关重大，影响深远。我的决心是：准备干掉他1300人，根本不要考虑伤亡。我们始终保持4个大团满员，打一个补一个……为了加强指挥，我们都可以下去；必要时，副司令员可以到团里去指挥。” 张国华环视会场，话语里充满了鼓动性：“现在是非常时期，一切都要围绕打仗，一切服从前线，把自己担负的责任落实下去，负责到底。现在北京就看我们的了，是共产党员表现的时候了！” 会后，他问自治区的侯杰：“你在24小时内为前线运送50车炮弹，有问题没有？” 侯杰面有难色：“190公里呀，路况你也清楚……” “现在是非常时期，我知道你有办法。”张国华目光盯了一下侯杰。 这一盯，侯杰他们只用了10多个小时就把炮弹送到前线。 13日开了紧急会议，15日张国华就去了前方指挥所。路过簿山口时，他被正在那里集结待命的154团的几名干部认了出来。消息传开，山坡上一片欢呼。张国华抓紧时间和干部们说几句：“你们要拿出在解放战争时期打国民党军队主力整编11师的劲头来，这样才能打败印军的王牌第7旅。要有马一样的快速，又要有牛一样的耐力！” 战前指挥所的气氛是紧张的。张国华有时专心研究地图，有时离开地图踱着步子深思。“慎重初战”是个很不好驾驭的车头，初战必胜又是最起码的要求。与印军毕竟是初次交手，它是“太极派”还是“少林派”呢？张国华估计不会有国民党的主力强，但也不能估计过低，要猫当老虎打，像对付国民党的中等部队。 当时上级有一种意见，为了慎重，初战吃掉敌人1个营即可，这是个很保险的方案。张国华考虑再三，觉得吃掉1个营，不痛不痒，要吃就吃它1个旅！ 当他把这个想法告诉另一位领导时，这位领导颇为犹豫：“这太冒险了！万一……” 张国华带着询问的神气看着其他领导，他的手不时地摸着脸上的胡子茬。他的目光是锐利的，薄薄的嘴唇和威严的下颏，使他的脸显出一种信心十足的神气。这时，部队的建议反馈上来，155团经过现场勘察，感到打一个点撕开的口子小，敌人很可能从两面侧射和增援，不如采取中央突破，将一下子打三个点。419团政委阴法唐还跑来当面向张国华请求扩大攻击面。听取了这些意见后，张国华宣布：“上下意见一致了。一般来说，应该先打弱的，但由于地形条件的限制，我决心先打强的。打掉敌人主力，敌人的部署就乱了，就容易被我各个击破。” 有一位领导显得慎重，说仗要打大了，原定的战役发起时间是不是朝后推迟两天？ 这时，阴法唐又代表419团再次进言：战役发起时间不能推迟。 张国华反问道：“理由是什么？” 阴法唐回答：“我1万多人进入战场，在森林里隐蔽一天一夜，不动烟火。再推迟两天很容易暴露目标，那里再进攻就没什么突然性了！” 张国华道：“好！不推迟。让敌人还没穿裤子就当俘虏！” 当张国华把意见报到中央时，有的领导认为张国华是在冒险。毛泽东在军事上历来高人一筹，他不喜欢墨守成规，肯定了张国华的“冒险”，说：“他是前线指挥员，让他打嘛！打不好重来！” 方案获得批准后，张国华激越的声音在前线指挥所里响起： “现在当面敌人不是1300，而是2500，准备打它3000，如果敌人增援就按它5000打。三到五天解决问题。不要怕伤亡。要打得好，打得快，速战速决，务必全歼。打起来不受‘麦线’约束。打不好是前边人的责任，补给不好是管后勤人的责任。哪个搞不好，就要追究哪个人的责任。” 张国华又下令多准备些猪肉，把各团电影队都派到前面去，把军区文工团也调到前方，以励士气。 三天后，也就是10月18日，印军率先发起进攻。 喜马拉雅山麓，密集的炮弹从印度一方飞向中国的土地，隆隆的巨响，使得群山为之震撼，浓黑的硝烟融入了世界屋脊的稠雾之中。 印军王牌部队第7旅旅长达尔维准将站在多拉附近一个山头的掩蔽所里，透过窗口凝望着中国的阵地。他好像被眼前的耀眼的爆光和舞动的硝烟迷住了。这是近400门火炮齐射所创造的战争奇观，在中印边界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10月18日、19日，印军持续向中国边防哨所倾泻了1.48万余发炮弹。 旅参谋长兴奋地跑过来，报告说：“准将阁下，我们猛烈的炮火已经摧毁了中国军队的10多个据点，目前正准备延伸火力，向中国军队的主阵地进行轰击。” 达尔维面部毫无表情，似乎根本没听到参谋长的报告，他整个身心完全沉溺到面前的战争奇观之中了。 “旅长……”参谋长以为达尔维没有听清，想把刚才的战果再复述一遍。 达尔维打断了他的话：“你看到对面哨所里有躲避的士兵吗？你听到中国军队还击的炮声了吗？没有。中国军队早有准备，这是一场外交战，他们在等我们先放第一枪。中国军队的反击，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 让达尔维说对了。10月20日清晨，中国军队实施了全面反击。 清晨5时，两颗照明弹在喜马拉雅山上空腾起。中国军队近500门迫击炮和大炮发出了震天动地的怒吼。曾被战场奇观陶醉的达尔维这次目睹了更为惊心动魄的场面。他这样回忆道：“第一批炮弹在头顶上呼啸而过时，有几分钟我们都吓得目瞪口呆，这种场面与迄今为止的沉寂状态相对照，更令人胆战心惊。双方军队挨得如此之近，以至看来好像是部队发生了一场哗变。” 中国部队进攻的重点指向印军沿河的中央阵地，廓尔喀联队和拉加普特联队首当其冲。印度阵地一个接着一个被攻克，到了上午9时，沿河的廓尔喀和拉加普特联队全部被歼。 中国部队接着进攻章多。当时这个要害阵地上只有属于廓尔喀联队的力量单薄的一个连防守，还有两门伞兵的炮。这时他们开炮平射，顽固抵抗，直至全军覆没。 印度第7旅很快就溃不成军了。旅部通向各营的电话线已被排炮打断。拉加普特联队和廓尔喀联队的通信兵不得不关闭电台，拿起步枪投入战斗。 张国华制定的作战计划是中央突破，然后占领章多和哈东山口。这两处攻克后，沿河残余印军就会被截住，既不能逃脱，也得不到补给。我军就可以从容不迫地对付他们，或者在印军撤至山口时把他们打垮。这个计划进行得十分顺利，达尔维在面临被截后路的情况下，只能落荒而逃，但最终还是未能逃脱，于10月22日被俘。 印度王牌军第7旅从此不复存在了。 中国部队同时在中印边境西段也发动了进攻，猛烈攻击奇普恰普河谷、加勒万河地区以及班公湖地区的印度哨所。印军尽管竭力抵抗，但不是被打死就是被俘。 印度政府不肯坐视失败的残局，他们又从全国各地调兵遣将，使东西两段的总兵力增至3万人，计划在11月日发起反击，这样，中印边境战争第二阶段的战斗又开始了。 印度西部军区把楚舒勒当做关键地带，因为他们预见到如果中国部队攻占列城，那么，在高山之间的斯潘古尔峡谷显然会成为中国军队的通路。因此印军就在楚舒勒以东的山地上建立了阵地，冬天构筑工事条件极其艰苦，封冻的土地挖不动，只好炸开，空气十分稀薄，就是已经能够适应高原气候的部队也只能进行短促的体力活动。连作燃料和修筑掩体用的木头都没有，什么东西都要由部队自己装成小包从山谷下搬运上来，骡子也爬不上这样高的地方，但不管怎样，印军还是修建了一些比较牢固的阵地。 18日凌晨，中国军队开始对印度的前哨阵地以及河谷中的旅部阵地和机场进行炮击；拂晓时，步兵攻击了山上的印军阵地。重迫击炮、无后坐力炮和火箭炮把挖得不深的印度工事几乎削平。 中国军队的正面进攻受到了阻击，他们就迂回包抄印军阵地的侧翼和后方，经过激烈的肉搏战，攻下了这些阵地。在一个叫热赞拉的山脊上据守工事的库马翁营的1个连，只有3个受伤的士兵回到了山谷中的营部，其余被歼。 仅用了5个小时，印军西部军区据守的山头阵地或被攻破，或因无法防守而放弃。中国军队击溃了西段中国领土上所有的印度部队，席卷了楚舒勒以东山上的各阵地，缴获大批军用物资。 在中印边境东段色拉至邦迪拉的印军集结速度较慢，中国军队发起攻击后，印军即后撤，中国军队紧跟后撤的印军，占领了印军已经修筑好的阵地，印军第62旅旅长霍希尔·辛格开始还能对自己的部队维持控制，当遭到中国军队猛烈射击时，退却的部队挤成一团，陷入混乱状态，全旅就散成了零星小股，分头奔向平原。以后的几天里，很多小股在路上遭到伏击，不是打死就是被俘。霍希尔·辛格准将也于11月27日在普汤被击毙。 这样，驻在邦迪拉的印军第48旅已成为印度在东北边境特区唯一的有组织的部队。该旅有6个步枪连，分散防守原来由12个连据守的半圆形阵地，因此，阵地上就出现了许多缺口。 但印度部队是据守在已准备好的阵地上等待中国军队的进攻，同时又有野炮、重迫击炮和4辆轻型坦克的炮火支援；两个增援营中的1个营的先头部队，这时已到达并立即进行了布防，堵住了阵地上的一个缺口。原本这里会进行一场恶战的。也就在这时候，第4军军长考尔从提斯浦尔打来电话，命令第48旅派出一支机动部队解除德让宗的围因。第48旅旅长格巴兹·辛格准将提出抗议说：他的处境并没有变化，增援部队也没有全部到达，再从他的阵地上抽调部队，等于把邦迪拉奉送给中国人。考尔怒气冲冲地断然命令他：机动部队必须在半小时内上路，不管这样做对邦迪拉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印度军队这般拆东墙补西墙，岂有不败之理？ 第48旅从阵地上抽调出2个连的步兵，外加2辆坦克和2门山炮，组成一支纵队，沿着曲折的山道向德让宗方向奔去。这支纵队启程后30分钟左右，中国军队就发动了进攻。已上路的那支纵队又奉命返回原阵地，等他们回来时自己的阵地已被中国部队占领了。 18日夜间，第48旅开始在鲁巴周围组织防御，这时又接到考尔的命令，要他们再撤到接近平原的伏特山。部队根据命令后撤的过程中，又接到考尔的命令，要他们继续在鲁巴固守！这样，第48旅又根据这个命令折回鲁巴。和白天的结局一样，等第48旅折回鲁巴时，鲁巴周围山上的阵地已被中国军队占领了！ 第48旅只有撤向查库，这是沿公路南下的另一个可能组织抵抗的地方。中国军队跟踪追赶，一直追到了查库。第48旅至此已失去控制，残部分散成小股奔向平原。 中国军队反击战取得全面胜利，而印度方面是一片恐慌。那个战前十分狂妄的考尔中将，打电话给提斯浦尔地区专员，告诉他有关军事形势十分不妙，吓得那位地区专员放下电话就携带家眷溜往加尔各答。 地区专员带头逃跑，老百姓是一片混乱。大量的群众，包括从疯人院中放出来的疯子和被释放的罪犯，都拥向码头，等候渡轮汽船把他们运到布拉马普特拉河彼岸。渡船的安全载重量是300到400人，但每次装载都达1000人以上。更可笑的是银行的工作人员竟点火把运不走的钱烧掉，硬币没法烧，他们就把硬币扔进一个湖里，这一下子引来许多老百姓，人们纷纷跳到湖里去捞硬币。 在阿萨姆邦，民防处长已准备执行“焦土政策”，计划要把该邦一切能炸毁的东西统统炸掉，从提斯浦尔的机场到迪格博伊的油田，都在炸毁之列。除此外还要烧掉茶园，当然一切发电厂、自来水厂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都要炸掉。 20日早晨，考尔又在他的军部向两名邦政府的部长介绍情况，告诉他们中国部队快要到了，可能在米萨马里进行空降，并很可能对提斯浦尔进行空袭。因此，军部“根据上级命令”正在撤走。 这位考尔中将大大抬高了中国军队的实力，当时中国为数不多的空降兵根本就没有派到中印边境。 就在印度国内一片恐慌之时，中国政府单方面宣布停止战斗，并将从中印边境东段地区后撤。印度新德里的各大报纸以最快的速度报道这一新闻，一时间报纸成了抢手物。直到这时，印度政府才明白：中国不是要侵略印度，只不过是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惩罚。 中印边境反击战以中国军队的辉煌胜利而告结束。中国军队在中印边境西段清除了印军全部入侵据点，在东段进到了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靠近传统习惯线附近的地区。此战歼灭印军3个旅，另有5个旅的印军部分被歼。击毙印军第62旅旅长霍希尔·辛格准将以下官兵4800余名，俘虏印军第7旅旅长达尔维准将以下官兵3900余名，缴获了飞机、坦克和大量的汽车、枪炮、弹药及其他军用物资。 取得如此大的战果，而中国出动的军队并不多，总兵力与印度参战部队大体相当，约3个师。兵力相当为何会彻底打败对手，除了我军训练有素、战斗力较强外；指挥正确，坚决贯彻毛泽东的“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战术原则是一个重要原因。我军总兵力不多，但局部作战必集中优势兵力，每战胜之，再转而用兵下一个目标。反观印军，部署分散，处处把守，只能被动挨打。 中印边境反击战，使我军在和平时期取得了作战的经验。战后，许多战斗骨干被输送到其他部队。1963年，张国华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为中央警卫团抽调了12名参加过战斗的连排长。 1963年2月，张国华回北京参加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身边—位参谋喜滋滋地说：“这次首长要进得（德）胜门了。”张国华怕的就是部队骄傲，说：“你想的是进德胜门，我想的是再出宣武门。” 秘书接到通知，主席要亲自听张国华汇报。张国华有些发怵：“叫别人汇报吧。”“不行，主席点名要听你讲，说你一直在前线，最有发言权。” 张国华心里忐忑不安。他知道主席听部下汇报时，最喜次插话提问，即兴发挥。他生怕哪个细节疏漏，对答不妥，只好加紧准备汇报提纲。准备完了，他还觉没把握，就把提纲送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审阅。罗秘书长在上面批了几个字：“此件看了，很好，请照此向中央工作会议汇报。” 2月19日下午，汇报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当张国华走向怀仁堂讲台时，他那安然自若的神情忽然间又变得紧张起来，好像所有的目光都向他射来，对着他笑。他朝左右一看，自己的座位竟被安排在毛泽东和刘少奇中间。他也记不得是怎样走到自己座位上去的，只记得紧张得后来反而抛弃了一切杂念，放开了胆子照直说。 当他说到“这场斗争是一场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时，毛泽东果然愉快地插话：“要注意军事，只搞文不搞武是危险的。各大区、省委的同志都要准备打仗。” 张国华说：“中央军委和总部在作战中的每一重大转换时节，都给我们作了及时、具体又详尽的指示……” 毛泽东插话：“我这次是参战了的。还有少奇、总理、小平。” 张国华说：“印度国防部长说中国军队在背后刺了他们一刀……” 毛泽东插话：“工人农民的军队、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为什么不能打胜仗呀！日本、蒋介石、美国、印度都被整下去了嘛！印度说抓了我们的人，又交不出来。好啊！没有抓到我们一个。” 张国华说：“在交通运输上，我们是依靠土法，依靠自己，依靠群众。没有空军支援，靠地面；没有公路，靠人、畜；没有体积小、重量轻、有营养的干粮，靠糌粑……” 毛泽东又插话：“在这一点上，他是现代化，我们是原始化。但革命的原始化战胜了反革命的现代化。” 汇报会后，罗瑞卿又将参战部队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情况向毛泽东详报。毛泽东若有所思：“过去岳飞说过，‘文官不要钱，武官不怕死，天下太平矣。’那时金兀术说：撼山易，撼岳家军难。我要说，撼山易，撼解放军更难。” 张国华在西藏整整工作了17年，他的身体不好，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在高寒缺氧地区，心脏有病的人更是难以生存。但张国华为了祖国的利益顽强坚持在雪域髙原，直到1967年他才调到四川任党政军一把手。 1972年，正当张国华领导四川人民清算林彪反党罪行，由于过分劳累，竟在2月21日主持解决四川大学问题的会议上，猝然病发，倒在会场上。党中央闻讯，立刻派出专家小组抢救。专家小组在周总理的具体安排下，连夜飞往成都，但未能奏效。张国华再也没有起来。 2月24日，周恩来秘密访问越南，他一到越南，就伤心地对驻越大使王幼平说：“知道吗，国华同志死了。” 王幼平是张国华的老战友，听后大吃一惊。周恩来边说边流泪，十分伤心。王幼平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失声痛哭了起来。 周总理从越南回到北京后，张国华的骨灰也运送到北京西郊机场。周恩来正在与访华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会谈，他从忙碌中抽身，亲往机场迎接。周恩来一生只去机场接过两位将军的骨灰，一个是他颇为赞赏的陈赓大将，一个就是张国华中将。寒风中，周恩来接过张国华的骨灰，伤心得不能自持，潸然泪下。 他沉痛地说：“中央正要重用他的时候，他却过早地走了……” 一旁的其他领导人也都恸哭出声。 不久，中央召开解决四川问题的工作会议。当周恩来询问毛泽东是否接见时，一般情况毛泽东总是满足地方干部的愿望，但这次却执意不从，他拍了一下沙发扶手，神色黯然，许久，叹了一口气：“不见了，再见也见不到张国华了！” 张国华在藏17年。这17年，是西藏变革时期最经磨难的时期，也是张国华人生最辉煌的17年。解放军多数将领都走进和平生活，而他却没有离开过艰难困苦。刀枪之战刚刚结束，又陷入“文革”的灾难，一生不得清闲。然而历史记住了他。他的事业融进了佛光里的皑皑白雪，人们赞颂他是“佛光将军”。 第一节 1．对于他的傲气，领导当面批评过，私下里敲打过，然而成效不大。久而久之，上下各级也就承认了他的作风 在第2野战军的将领中，有这样一位，他从士兵到军长，所担任的职务没有带“副”字的（只任过一次分区副司令员，但司令员未配，他行施的是正职权力）。此人不当副职，除了其能力超人外，还与其孤傲的性格有关，凡在他的权力范围内的大事，他要做主决断，他要说话算数。 对于他的傲气，领导上当面批评过，私下里敲打过，然而成效不大。有道是江山好改、性格难移，久而久之，上下各级也就承认了他的作风。 因为傲和犟，他也常引出一些麻烦，甚至带来生命危险。他19岁那年，担任红4方面军总部参谋。一天宿营，为了工作方便，他把一处土豪的大庄园安排给党中央的代表张国焘住，生性多疑的张国焘看那房子周围无其他建筑，觉得目标太大，容易受到飞机的袭击，便认定他是在有意陷害。训斥了他一顿，他火了，怒目圆睁据理力争，死活不认错。张国焘竟当即下令砍他的头。 就在押赴刑场时，红4方面军军事总指挥徐向前恰巧路过，出面解救了他。 松绑时，他的脖子还是梗着的，嘴里仍愤怒地嘟囔着。 他20岁那年，担任了红9军的作战科长。一次作战，旧军阀出身的红9军军长何畏，非要把自己的指挥失误推给这个年轻的作战科长。他的犟劲上来了，非要与军长论个是非。何畏恼羞成怒，竟然气急败坏地抽出手枪，对准他连开数枪。 不知是何畏的枪法不准，还是他的命大，何畏连发数枪居然一枪也没打中他。 枪声落了，他仍然梗着脖子在陈述自己的道理。倒是身为军长的何畏冒出一脑门子虚汗，瘫在椅子上再也骂不出声来。 他犟，他傲，他却常打胜仗，于是又有了“常胜将军”之誉。 此人名叫周希汉。 1946年9月，晋冀鲁豫解放军连续取得了闻夏、同蒲战役的胜利，狠狠地教训了向解放区进犯的国民党军。胡宗南集团不甘心失败，又拼凑了11个旅，再度向晋南进犯。晋冀鲁豫解放军主力悄悄地隐蔽在洪洞东南，在浮山一带设下了口袋，就等着国民党军朝里钻。 9月22日，国民党军第27旅和167旅钻进了这个“口袋”。 胡宗南一见浮山告急，便令他的第1军第1旅前去救援，这又恰恰中了我军“围点打援”之计。 担任打援主要任务的就是周希汉的第10旅。 胡宗南的第1军第1旅，自封为“天下第一旅”，它是由原第1师改编而成的。该部首任司令长官即是胡宗南。它是胡宗南起家的本钱，所以倍受宠爱。无论多么昂贵的外国武器装备，只要蒋介石能弄进国内的，总要先尽着这个旅挑。旅长黄正诚不仅是蒋介石的得意门生，而且留学德国，上过希特勒的军事学校。他与蒋、胡的关系非同一般，一个旅长竟授了中将军衔，两个副旅长，甚至团长也都是少将。这在国民党军队中是绝无仅有的。这个旅老兵特别多，训练有素，战斗力在国民党军队中也的确是佼佼者。 黄正诚的前卫2团刚到官雀村，即被陈广兵团的第11旅包围起来。黄正诚恼了，带着他的第1团杀奔上来。 到底是“天下第一旅”，机械化程度高，天刚过午，黄正诚便带第第1团冲过了陈堰。过了陈堰，公路拐了一个小弯，然后一路上坡，视野宽阔了，远远地可以看见公路前方左右各有一座小土坎，宛如一个天然的隘口。过了这个隘口，便可以看到官雀村了。 眼看尖兵就要通过坡顶的隘口。望着坡顶，黄正诚心里想，你陈赓也不过如此！若是我黄某，才不去官雀那鬼地方呢，我就在这里围点打援了。 黄正诚正自鸣得意时，“轰！轰！”几声炸雷，炸断了黄正诚的思绪，他急忙抬头望去，只见他的尖兵在坡顶被炸得人仰马翻。 黄正诚慌忙眺下汽车，伏在路旁的小土坡后，举起望远镜观察隘口处的情况。然而眨眼间隘口处又变得宁静了，没有通常见到的那种火力追击，也没有人影移动，山冈上只有稀疏的树木和错落的岩石，好像刚才发生的一切都只是幻觉。然而，被炸毁的装备还在冒着浓烟，被击毙的士兵尸体横陈公路，被抬回的伤兵在痛苦地呻吟。这一切都明白地告诉黄正诚，去路已经被拦住，要想冲过去绝非易事。 黄正诚狠狠地骂了一句，挥手示意1团向前发起冲击。 令他意外的是，他以全部美械装备，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连续发起两次冲击，竟未能前进一步。 黄正诚知道自己遇上了强悍对手。 此时，周希汉坐在离指挥所不远的一棵树下，居高临下地观察战场情况。他一脸的平静，平静中甚至有点悠然自得。像驻足观棋，又像登高览景。此处离战场近得几乎用不着望远镜便可看到一切。 但周希汉还是举起了望远镜，他想在某一个角落里找到黄正诚，看一看这位“天下第一旅”的中将旅长是何模样。 他已经给对手布下了一个口袋。第29团埋伏在临浮公路陈堰村的人口处，截断了黄正诚的退路；第28团埋伏在陈堰村北侧；在正面堵截的是一向善守的第30团。 凭多年的作战经验，周希汉知道这一回逮着的“大鱼”基本上跑不了了。 周希汉对黄正诚十分的不服气，不服气的就是这个“天下第一旅”的封号。你是天下第一？谁封的？若是在战场上打出来的威名，被各方所承认，谁也说不出什么，可是你自己封自己是天下第一，那就太自大了。你是第一，我是第几？周希汉决心要抓住这次战机单独跟黄正诚一试高低。 原本做事十分缜密的周希汉，此番战斗部署更是力求滴水不漏。他对第30团团氏卢显阳说，这“天下第一旅”不是一般的对手。此番我们不是要同它争勇斗狠，不求在阻击时对它有多大的杀伤，拦住它的去路就是胜利。 借助望远镜，周希汉没找到黄正诚。但他看见，敌人没有被突然的一击打昏头，很快便组织起了反冲锋。那散兵线的队形有点特殊，既不像日本军队那样凶猛，也不像其他国民党军队那样松松垮垮。这种队形很不利于阻击部队发挥火力。他不由得暗自叹道：“若是我们没有占据有利地形，要拦住他们还真不容易。” 连续冲击受挫后，黄正诚放下望远镜，焦躁地嘘了一口气。火炮的威力难以发挥。他感到隘口处和公路两旁的山岗在逐渐长高，自己脚下的土地在逐渐下陷。刚才正当午时的艳阳天，也忽然变得灰蒙蒙的了。 他不由地骂了一声在官雀被围的2团团长王亚武：“你这混账东西，你谎报军情。你碰到的是哪国陈赓呢？老子这里才是陈赓呢！中原共军的将领，除了陈赓，谁会这一手？！” 谁会有这一手？陈赓手下的勇将都会。黄正诚或许不知道，陈赓当旅长时，周希汉是旅参谋长，许多作战计划是由周希汉首先拟定的。 激战了一天，“天下第一旅”还是冲不过隘口，眼见天黑了，黄正诚只好把部队撤进陈堰，企图拖到天明再想办法。 战机来了。周希汉即刻调回第29团团长吴效闵。令第28团和第30团利用夜暗压向陈堰村。陈堰村被铁桶般的箍住了。 周希汉没给敌人一点喘息的机会，包围圈一形成，便适时地发起了进攻。不过，他的进攻声势虽大，攻击点虽多，却不急于突破，只是迫使敌人无法设立防御重点。他用这个办法，继续耗掉敌人的锐气，尽可能地减少自己的伤亡。 此时，官雀方向第11旅已全歼了黄正诚的第2团，陈赓马上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周希汉。 “希汉，成芳那里已经解决了，我们更主动了。你拂晓前一定要捉到黄正诚。” 周希汉回答道：“等不到那么久了，过了一会儿我就把黄正诚捉住！” 周希汉的第29团已经突入陈堰村内，正向敌指挥部所在位置突击。“天下第一旅”毕竟是蒋家的“御林军”，不肯轻易就范，凭着美械装备，用轻重机枪掩护，冲锋枪开路，向我军反扑。一连七八次反扑都被打垮下去，才缩回房屋里。 进了屋，又在房顶上架起一溜一溜的机枪，集中火力顽抗，一间房一堵墙地和我军争夺。有些死硬分子，被掐着脖子还死不缴枪。土匪出身的团长刘五树，双手抡着匣子，像一头野兽，在一个房上跳来转去，拼命呼叫，最后被我军战士撵得无路可逃，才摔了下来。 他被活捉以后，还是又跳又蹦，眼里射出一道蛮横的凶光，咬牙切齿地说，“你们快把我毙了吧！我是国民党，你们是共产党，我们不共戴天。你们抓住我，算我倒霉。想消灭‘天下第一旅’，凭你们这几条烂杆子枪，那是妄想！” 周希汉闻讯后，一拍桌子，厉声说道：“给我狠狠地打，让他亲眼看看‘天下第一旅’的下场！” 深夜，激烈的冲杀声，一阵紧似一阵。敌人拼死命地顽抗，我军就用炸药、手榴弹开路。许多战士多次负伤不下火线。有的战士刺刀捅弯了，有的手榴弹打光了，仍继续战斗。无论敌人多么疯狂地反扑，我军部队仍是一步步地向敌核心阵地逼近。 周希汉给29团团长吴效闵打去电话：“黄正诚还在报话机里向上面吹牛。说他一定能坚持到天亮。我们一定要在天亮以前解决敌人！” “保证天亮以前解决战斗！”旲效闵回答道。 此时，陈堰村内到处是横七竖八的蒋军尸体，激战的痕迹满目皆是。走进一座院子，看到是我军许多战士们满脸灰土，一些人头上、手上缠着绷带，仍在不停刨墙、挖交通壕。 吴效闵调整兵力后，与从东门进攻的第28团协同动作，向敌发起了最后的攻击。在猛烈的机枪火力掩护下，我军爆破手接连炸开院墙，摧毁了敌人最后一道阵地。 黄正诚的旅部被彻底打烂了，他的副旅长、参谋长都当了俘虏。 吴效闵将这胜利的捷报报告给周希汉。 周希汉问：“捉到黄正诚没有？” 吴效闵回答：“没有，俘虏说：可能被炸死了。” 周希汉说：“不可能。你们大炮、炸药刚才响的时候，我还听见黄正诚在报话机大喊大叫呢！好好搜索，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战士们重新搜索，把俘虏中一些穿马靴、模样像大官的都查个遍，仍不见黄正诚的人影。 东方发亮，部队撤出了战场。吴效闵带着几个参谋，来到俘虏集中的一片树林里。“天下第一旅”的官兵们一个个蓬头垢面，畏畏缩缩地坐在树底下，有的还呆呆地望着陈堰村。 吴效闵的目光在俘虏群里搜寻，忽然，他发现一个上身穿士兵衣服，下身着呢子裤子，脚穿皮靴的人，此人鼻梁上还架着一副金丝眼镜。他看见吴效闵后，立即垂下头去，身子朝另一个俘虏背后挪动，神态很不白然。 吴效闵走过去，指着他问：“你是做什么的？” “书记官，我是书记官。” 当他发现吴效闵的目光在他的呢子裤和皮靴上扫动时，连忙解释说：“我确实是书记官。这裤子、皮靴是我去年在西安结婚时朋友送的。” 越解释破绽越多。吴效闵拽过旁边的俘虏，一查问，这个戴金丝眼镜的人就是“天下第一旅”的中将旅长黄正诚。 黄正诚被带到了10旅旅部，带到了周希汉面前。 油灯下，两个旅长相视而立。周希汉又高又瘦，黄正诚墩墩实实，一个穿着土布军装，一个套着呢料军裤。 良久，黄正诚气恼地扭过身：“你不是陈赓！” 周希汉明白了，黄正诚想见的不是他。周希汉被对方的傲慢激怒了，冷冷地说：“我是周希汉！” 黄正诚再次上下打量周希汉一眼，说：“我要见陈赓，他为什么不见我？” 周希汉拉过椅子坐下了，际了黄正诚一眼：“杀鸡焉用牛刀？捉你，我周希汉足矣。” 第二节 2．部署完毕，众人以为他要下达总攻命令了，谁知他用力扔掉烟蒂，大声说了一句：“开饭！” 1947年8月，陈赓兵团强渡黄河，穿越陇海铁路，连克县城10余座，歼灭国民党军队4万余人，朝着国民党控制区的腹地又插上一刀。蒋介石越发着急了，命令李铁军、裴昌会两个主力军分别组成两个兵团，夹击陈赓兵团。陈赓在调动敌人后，除除留少数兵力继续在陇海线吸引敌人外，主力挥师南下。 陈赓在黄埔军校时的同学李铁军，看来想与自己的校友一争高低，紧跟陈赓不舍，一直跟到豫西。陈赓在校时就没把李铁军放在眼里，这时候见李铁军不知好歹硬凑热乎，于是决定揍他一拳。 10月30日，部队进至河南伊川境内，陈赓召集纵队各旅旅长到温泉镇开会。 各旅长落座后，陈赓看见周希汉还在抽烟，就向周希汉要了一支，吸了一大口，随即进人正题：“眼前，这个仗不太好打。李铁军这小子就这么跟着，我们现在的任务不是跟他决战，现在也不是决战的时机。要想实现中央的决策，得先把他甩开。可是他这么老跟在咱们屁股后面挺烦人，我想先揍他一下再走。怎样打他，有两个办法讲给你们听听，看哪个好一点。” 陈赓的脸上又露出他那特有的爱开玩笑的笑容。 他弹了弹烟灰，继续说道：“一个呢，用两个旅分别去打临汝和郏县，其余的部队直接下宝丰、方城一带。打临汝、郏县的两个旅得手后，立刻向这边靠拢。这个办法的好处是好打，因为敌人兵力少。再一个呢，用一个旅连续奔袭临汝和郏县，造成声势，把李铁军的注意力引向汝河以东，我主力急下鲁山、南召一带开创根据地。这办法好在兵力集中，主力可以争取到一个短期休整的时间，缺点是打临汝、郏县的这个旅压力比较大。行动稍有迟缓，被李铁军追上便不好收拾。” 很显然，第二个方案好，各旅长都同意实施第二个方案。 “那么，谁去打临汝和郏县？”陈赓问道。 “我！”周希汉先开了口。 陈赓的目光投到周希汉脸上，他点点头，一副认可的表情。其实陈赓事先考虑的就是让周希汉带10旅去打。 周希汉说出话后，其他几位旅长也都站出来争任务，争来争去，还是周希汉的嗓门髙，模样狠。最后陈赓发话：“就让10旅打吧！” 周希汉一脸喜悦，陈赓反而沉吟了：“你担子不轻，得瞻前顾后啊！” “不怕！”周希汉大咧咧地回答。 13旅旅长陈康半开玩笑半提醒他：“老周啊，小心李铁军摸屁股。” 周希汉梗梗脖子：“我是老虎的屁股，李铁军他不敢摸。你到了鲁山，别忘了给我留点熟柿子！” 周希汉回到10旅后，跟政委廖冠贤、副旅长周学义碰了头便开始部署： “第28团主攻临汝。如果顺利，第29团、第30团不进临汝，直插郏县。第30团主攻，第29团跟进，第28团策应。从现在开始，我们是在敌后独立作战，同纵队主力保持无线电静默。侦察分队已经提前出发了，我们的行动开始前，两个县的电话线都要破坏掉。这一仗的成败，关系到主力能否在豫西站住脚，换句话说关系到我们能否实现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动作要快，下手要狠，不狠就快不了。还有不明白的没有？” “没有。” “散会。” 从开会到散会，只用了5分钟。 这就是周希汉的作风。 周希汉还有一个特点，出了指挥所你再有什么问题提出，即便提得再好也得挨批评，他会板起脸：“刚才干什么去了？” 10月31日，第10旅出伊川、柳泉，南渡伊河。11月1日，第28团袭临汝，轻松得手。毙伤及俘虏敌人600余人。 按计划，第28团由旅政委廖冠贤率领杀奔禹县神垢，监视禹县、许昌之敌；周希汉则率第29团和30团直插郏县，对郏县实施包围。 30日上午10时，第30团来到郏县城外，只见城门紧闭，东门外横七竖八地散放着伐倒的树木，构成障碍。南关被大火烧得只剩下断壁残垣，要接近城门十分困难。北门外地势开阔平坦，但在敌火控制之下，难以靠近。西门临近汝河，西关抵近城门，这一处敌人也设了防。 第28团袭击临汝打得漂亮，担任主攻陕县的第30团团长卢显阳也想打个漂亮仗。勘察过战场，他把攻击点选在西关。不等跟近的第29团展开，30团便开始行动。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争夺，等周希汉赶到时，第30团已经拿下西关，正在架梯攻城。 然而，郏县的守敌显得十分顽强。手榴弹雨点般地砸下来，第30团两次强攻都没有奏效。 周希汉抵近观察着西门争夺战，心中疑团顿起。这决不是民团，民团哪里有这么强的火力，哪里有重机枪、迫击炮？“停止攻击。”他果断地下了命令。 他对卢显阳说：“不要急躁，看来敌情有变化。再侦察一下，看能不能选择新的攻击点，这样打消耗太大，不合算。” 卢显阳和第29团长吴效闵领命而去。周希汉心里估计，即便找到新的攻击点，也得利用夜暗。城内有多少敌人虽然尚不明确，但有正规军是肯定的，大意不得。 傍晚，吴效闵报告：东门外有一条干河床，可以利用接敌。 “好！” 周希汉迅速调整部署，第29团在东门主攻。调派炮兵大队1个加强连6门山炮，工兵营1个排携炸药300公斤配属第29团。午夜零点开始攻击；第30团2个营在第29团打响前继续佯攻西门，另派1个营堵住南门，防敌从南门逃跑。他还令人急从禹县方向调回第28团，在北门外担负预备队任务。 刚部署停当，潜人城内侦察的侦察员跑回来报告了：国民党整编第15师师长武庭麟率该师师部及第64旅2个团，孙元良兵团第125旅1个加强营于2日晚乘80余辆汽车窜至郏县。郏县守敌现已有5000余人。 怪不得这么难打，郏县城里的正规军接近1个旅了！ 似乎敌人就要与周希汉这个硬汉较劲，刚摸清郏县城内的敌情，侦察员又送来情报：李铁军大军进至伊川。 前有武庭麟，后有李铁军。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陈赓曾担心的情况果真出现了，周希汉的10旅猛然间处于敌前后夹击的境地。 形势突然紧张起来，周希汉孤军作战，必须尽快拿出对策。如果撤退，不打郏县，10旅的损失较小。但是敌人就会很快发现我主力的位置，陈赓司令员的密下鲁山的计划就会落空。换句话说，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就难以实现。保全自己，输掉大局，这种事不是周希汉丁的。 打，却无取胜的把握。郏县城内已有5000国民党正规军，身背后又来了个李铁军。如果把李铁军的部队算上，敌人刚好是周希汉的10倍。 与10倍与己的敌人对抗，弄不好郏县打不下来，自己还得搭进去。徐向前、陈赓花费多年心血培养起来的这支优秀的部队就这样葬送在自己手里？ 前后为难，怎么办？ 周希汉摸出一支炮筒烟点着吸了起来。 指挥所里鸦雀无声，依稀可以听见周希汉每吸一口烟，烟叶燃烧时发出的“丝丝”声。微弱的红光在他凝神的双眼上映出两个小小的亮点。 周希汉继续吸着烟，一支又一支。他思考着一个问题：郏县能不能打？ 武庭麟一进郏县，就自闭门户，城外基本没有设防。不管他来郏县是什么目的，单就这一点，便说明他是消极的，是惊弓之鸟。而我军自渡黄河以来，连打了几个胜仗，士气高昂，而且弹药充足，武器好，打开郏县，为豫西人民除掉武庭麟这个祸害是有可能的。李铁军在我军后面跟了多日，总是保持一定的距离，说明他还不敢跟我军决战。武庭麟受到我的攻击后，不会不向李铁军求援。李铁军吃够了我军围点打援的苦头，不会轻举妄动的。即便来援，他也会让武庭麟死守，等我军消耗得差不多，他再以小的代价来捡便宜。即使李铁军全力来援，没有一整天的工夫，也到不了郏县。 一整天，对我军来说做好准备足够了。 周希汉想得更多的是整个全局，即使第10旅有被吃掉的危险，也要保证陈赓司令员的部署，保证党中央的决策实现。 他扔掉烟蒂，对众人说道：“打，按原计划打！” 4日凌晨2时，担任佯攻的10旅30团再次发起攻击，敌主力被我佯攻部队吸引，10旅29团随即猛攻东门。旅工兵连用炸药将东门的外门炸开。29团乘势登城，5连战斗英雄张天同带领3名战士搭梯首先登上城楼。战士方闻柱头一个爬上城头，他一伸手就把城垛上的1挺机枪夺在手中。城楼上的18个敌人吓慌了，一起逃到第2道城楼上。张大同带领突击组守在第1道城楼上，不停地向30米外的第2道城楼冲击，往返冲杀4次，终于冲了上去，把还活着的11个敌人全部捉住。 攻击部队的发展异常神速，不过几分钟光景，前锋即插人敌人纵深。武庭麟一见局势不好，急忙将防守北城门的部分兵力东调，但已无济于事，抵挡不住潮水般涌来的解放军，一个个都做了俘虏。 穿着美式军官服装的敌副师长杨天明，带着一伙人赶来“督战”，刚走到十字路口，就碰上我1连政治指导员王吉友带领的1排。杨天明还以为是自己的部队。正想吆喝，王吉友带着战士一拥而上，抓住了杨天明。杨天明还在喊：“不要误会！不要误会！” 王吉友上前拍7杨天明一下：“副师长，没有误会，我们是解放军！” 攻破城垣后，周希汉令29团继续由东向西攻击，并以一部兵力占领南门，接应伏于南门外的部队进城。同时令28团及时从东门与北门之间投入战斗，扩大战果。30团也由北门突进城内。战斗到10点钟，我军已将城北、东、南3个地区控制，残敌退守城西北角。 这时，派出的侦察员赶回向周希汉报告：敌整3师、20师已由临汝进至三十里堡，正匆匆赶来。 听了侦察员的报告，10旅指挥所不亚于落下一发重磅炮弹。周希汉要他的部下沉着。然而，此时再沉着的人也会紧张的。三十里堡距郏县正是30里。 就连周希汉也没有料到，李铁军的动作会如此之快。如果说武庭麟是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的话，这李铁军倒是兵也不熊将也不熊。 30里行程，走快了2个小时，走慢了也只需3个小时。时刻关注10旅动态的陈赓这时已得到报告，一向有大将风度的陈赓此时却不那么沉着了。他来回踱着步，嘴里反复念叨着：“30里，30里”。 有人提议：“要不要命令周希汉他们撤下来？” 陈赓停住脚步，沉思片刻，摇摇头：“不要！让他自己决定，我们不要干扰他。” 这个时候，指挥员的应变、判断、处置能力是关键的关键。不撤，大不了砸进去一个旅；撤下来，则是满盘皆输。 当然，陈赓怎么会舍得砸进去第10旅和周希汉呢！他问：“谁离10旅最近？” “第13旅。” “命令陈康快去接应他一下！” …… 郏县城下，周希汉旅长再次点上了炮筒烟。城外大兵压境，城内顽敌未歼。走？哪里走得脱！武庭麟会破裤子缠腿把你死死地缠住。打，敌援军眨眼就到。情势之危甚过攻城之前，胜负只在毫厘之间。走不脱或者吃不掉武庭麟，那李铁军肯定不会放过吃掉周希汉的这个绝好机会。只有干净彻底地吃掉武庭麟，李铁军才会收敛。 周希汉扔下了手里的烟头，又点上一支，他对临时指挥所里其他人说：“形势的确很危险，但现在不能撤退。为什么，你们都清楚，我不多讲。只有坚决歼灭武庭麟才是我们的惟一生路。” 接着，他命令第30团派1个营迅速到十五里堡占领阵地，第28团第3营在城北5里处担任阻击第二梯队。这是两个迟滞李铁军进平速度的措施。 交待完毕，他又命令第29团、30团各留2个营作预备队，其余4个营统一由他自己指挥攻坚。旅直属队和伤员及俘虏先撤过汝河以西，向鲁山方向运动。 3小时，阻击部队只要能争取到3个小时的时间就够了。周希汉嘴里在布置，眼睛在看手表，心里在盘算着。 部署完毕，众人以为他要下达总攻命令了，谁知他用力扔掉烟蒂，大声说一句：“开饭！” 众人一时惊呆了，什么时候了，还想到吃饭！有人怀疑自己是否耳朵出了毛病，疑惑地望着周希汉。 周希汉环视众人，十分肯定地说：“对，开饭！” 然后他对周学义副旅长说：“老周，你想想办法，主攻部队最好能喝上热汤。” 周学义点头会意，转身便走。 周希汉敁得有些激动地梗起了脖子，眼睛发亮，对众人道：“同志们，李铁军有饭吃，武庭麟也有饭吃。我们的部队不能饿着肚子去会他们。” 许多年以后，周希汉在回忆郏县城下这一幕时，这样说道：“当时我想说的话很多，可就说了那么两句。我有吃饭的时间，为什么不吃？不吃饭也能打仗，可吃饱了有劲，吃跑了胆壮，吃饱了心不慌。我要吃饱了去捉武庭麟，看他李铁军能把我们怎么样！” 傲骨雄风，几十年以后仍是令人震撼。 4个主攻营，2000多口人，半个小时要吃上热汤哪那么容易？这件事却没让副旅长周学义费力气，热饭热汤是当地老百姓给送来了。老百姓们知道，解放军是在为他们拼命啊！ 周希汉双手捧起一碗面汤，两颗硕大的泪珠落到了碗里。 经过2小时的准备，10旅于13时对残敌发起了总攻击。我军集中炮火压制了敌人火力，炮兵将山炮推到距敌碉堡20米的地方直接瞄准射击，一举将敌碉堡摧毁。 部队随即发起冲击。29团4连1排是突击队，在战斗中，全排18人受伤，除重伤者外，轻伤不下火线，直到把敌人彻底歼灭，俘敌90名。 28团1营由西南突破敌前沿阵地，2连冲在最前面。敌人利用一堵高墙，以猛烈炮火封锁我军前进道路。2连3排长张保珍带领全排扑上去，被敌火压制在髙墙下抬不起头。2连长周应全上前察看冲击道路，没跑出几步就被敌机枪射穿腹部和腿部，躺倒在血泊里。通信员冒着弹雨扑上去，把连长拖到一个墙角紧急救护。 指导员王文辉把上衣一扒，大叫一声：“奶奶的，我就不相信打不过去！把小炮班给我喊来！” 小炮班跑过来了。 王文辉对炮班班长道：“郑国英，我要你3炮把这堵墙戳个洞，给你全班记大功！” 郑国英二话没说，把60迫击炮架起抵进打平射。“嗵嗵嗵”3声闷响，3发炮弹把高墙穿了个洞，刚好能钻过一个人。 可是，敌人的重机枪又把洞口封锁起来。子弹像啄木鸟的尖嘴一样，把洞口的黄土一块块敲击下来。黄色的尘埃宛如弥散开来。 炮班没炮弹了，只有用炸药爆破了。 王文辉命令道：“爆破队第1组，上！” 第1组还没有到达高墙，就被敌人暴风雨般的机枪子弹打倒在地。 接着，第2、第3组相继伤亡。 王文辉面颊上的青筋暴起，他把军帽和小白褂往地上一甩，毫不迟疑地命令：“机枪掩护，我上！” 他人还没冲出去，只见通信员卫小堂一下子率先冲了出去，卫小堂的身上披挂了10颗手榴弹，双手又各抓起3颗，导火索铁环已套在无名指上。 卫小堂趁着敌人机枪换链带的火力间隙，冲到敌火力点前，向射孔里投了2颗手榴弹，乘着爆炸烟雾，又左右开弓，把8颗手榴弹扔进敌人堆里。 敌人乱作一团，惊呼道：“共军打进来了，快跑！”卫小堂灵机一动，虚张声势地高喊：“1排向左，2排向右，3排跟我冲！”喊完，他在地上拣起1支带刺刀的步枪，向前冲去。 再往前打，便是敌人的核心阵地、敌师部所在地龙王庙了。 副旅长周学义、团长赵华青都来到前沿阵地。指战员们从旅团首长亲临前沿组织战斗的行动中，察觉到整个战斗已处在一发千钧的时刻。 按照周希汉的命令，旅山炮大队再度将山炮推到距离敌地堡几十米处进行抵进射击，将敌子母堡群摧毁。旅工兵连连续爆破，消灭敌人10多个地堡。接着，全旅的司号员在司号长带领下，—齐吹响了嘹亮的冲锋号。 我军向敌发起了最后的冲击。 敌人知道即将覆灭，于是进行了最后的挣扎。将全部火力喷吐出来。我军前进受阻。 还是那位勇士卫小堂，他见冲击分队被压在敌人的火力之下，心急如焚，对指导员又说一声：“我上！”抱起炸药包扑了上去。 敌人密集的子弹嘶嘶地在卫小堂身旁乱窜，雨点般地喷洒在地上。卫小堂不断变换动作，时而跃起，时而卧倒，竟在弹雨中冲到了龙王庙的东墙下。 随着一声巨响，龙王庙被炸塌了一面墙…… 在浓烟粉尘里，敌人伸出了投降的白旗。在国民党军中长于防守的第15师师长武庭麟，最终还是没有逃脱覆没的命运。 周希汉接到报告后，立即吩咐部队：“赶快押走！” 说完他用无线电直接同陈赓通了话：“攻克郏县，捉到武庭麟和两个副师长。李铁军已过十里堡，离县城5里。我现在撤离。” 陈赓放下话筒，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这一仗真是周希汉的杰作！”陈赓的话带有感情色彩，但说是杰作却一点也不过分。部队在运动中，在敌人大兵压境的情况下，攻克城池，歼灭了与自己数量相当的敌人，并擒获数员敌将，这在战争史上，并不多见。 周希汉却创造了这个奇迹，除了他有较高的指挥能力外，他还有胆！ 第三节 3．周希汉率领10旅突入敌核心阵地，绝望中邱行湘向蒋介石发去电报：“天不佑我，人不助我，时不济我，非我之过……” 打洛阳，周希汉再一次大逞英豪。 洛阳地处晋豫陕三省要冲，地势雄险。它北临黄河和邙山，南依洛河，东西两面为群山，洛阳就坐落在天然的聚宝盆中，犹如盆底的一块蓝宝石。因此，在我国古代历史上，许多朝代都以洛阳为都，东汉、三国魏、西晋、北魏、隋、武周、五代唐等都在洛阳定都，新莽、唐、五代、梁、晋、汉、周、北宋、金亦曾把洛阳作为陪都。抗战爆发后，蒋介石也曾选择洛阳作为陪都，企图把洛阳作为他“避难”之地。 解放战争开始后，蒋介石更是把洛阳作为扼守中原的重镇，认为只要在豫西守住洛阳，就可使陇海路畅通，就有了立足之地。为此，在美国军事顾问团的指导下，洛阳的防御工事进一步完善，被蒋介石称为“金城汤池”。 其防御体系的特点是： 在城墙外围的突出部设有主阵地，与坚固房屋或山包、土丘、沟壑相连，形成堡垒工事； 在城内的洛阳中学构筑核心阵地。该阵地的每个堡垒工事均以母堡为核心，伸出多个子堡，以地堡和明暗堡相交叉，以交通壕或地下通道相连接，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并且在地下隐蔽处设立了密集的火力点，互为犄角，互相照应，既可交叉射击，也可独立环顾左右； 在每个堡垒工事和主要的子堡中，配有火炮、重机枪等重装备，分段分区监视封锁通道；在核心阵地外围筑有外层阵地，修筑了外壕、铁丝网、鹿砦、地雷区等多层障碍。 如此严密的防御体系，自然被蒋军称之为“金城”了。 驻守洛阳的国民党部队是青年军第206师。师长名叫邱行湘。他原是国民党参谋总长陈诚身边的卫士，后提为副官、在陈诚身边工作达19年之久，深得陈诚的赏识。为“培养”他，陈诚把他放到师长的位置上去锻炼，当了第94军第5师师长。1947年11月他又被蒋介石看中，调任206师师长。青年军是蒋经国一手经营的“御林军”，地位特殊，邱行湘自然愿意当这个师长。他知道依附于蒋家父子日后定会飞黄腾达。 果然，当解放战争进入到1948年，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个战场接连取胜，国民党军节节败退，眼见国民党江山不保，蒋介石越发肴急，一纸电令将邱行湘召到南京议事。 邱行湘一下飞机，即被蒋介石接进府邸。 一见面，蒋介石便急匆匆地说：“我特意将你召来，就是要与你商讨御匪事宜。” 邱行湘有些受宠若惊，急忙回答：“学生承受不起，望委座教渝。” 蒋介石道：“洛阳乃中原与华东、西北连接要地，现共军企图犯洛阳，而我各兵团均在外地，你势单力薄，能否坚守？” 邱行湘向蒋介石发誓：“战至一兵一卒，也要保住洛阳！” 蒋介石满意地点了点头，“我历来视你是党国忠良，有你这番决心，我也就放心了。” 蒋介石沉吟了片刻又说：“我拟将计就计，让共军来攻。你要死守洛阳，我速调胡琏兵团北进，孙元良兵团西攻，裴昌会兵团东援，将共军包闹在洛阳城外。届时，你们里外携手，在洛阳外围消灭共军的4个纵队，这样你就为党国立了一大功。” 邱行湘应和：“委座，调的这3个兵团如能从速召来，抓住战机，准能一举将围城共军歼灭！” 蒋介石又点了点头，说：“是的，是的。不过，你一定要加强外围要点的防御。要点在，洛阳就会在。为了指挥方便，我令你兼任洛阳警备司令。将军警和地方武装动员起来，全力参战！” 蒋介石亲自授令，更使邱行湘感激涕零，他挺胸阿答：“谢委座厚爱，我将以死报效党国！” 邱行湘从蒋介石府邸出来后，又被蒋经同拉去鼓励一番。受到蒋家父子如此“器重”，邱行湘一时间有点飘飘然了。他更感到自己的荣幸和伟大。别说邱行湘只是一个小小的师长，就连资格很高的国民党元老和将领，能同时被蒋氏父子接见并面授机宜的，都是风毛麟角。邱行湘得此殊荣，怎能不尽力效忠？ 邱行湘怀揣着洛阳警备司令的委任状回到洛阳后，就立即以洛阳最高首脑和洛阳警备司令的身份，召集洛阳所属各县的军警特和地方反动武装的头头们举行军事联席会议。邱行湘在会上宣布了如下决定： 1．洛阳所属各县地方武装，由警备司令部统管，立即补充武器弹药，扩充人马。 2．实行连坐连保，一家支持共军，连保之户受惩，严格施行规定，违规者亦惩。 3．即日起，洛阳城只准进，不准出。造谣生非，鼓动民众者立斩，以警他人。 4．凡军警特眷属不在洛阳者，限3大内接来同住，以死保护洛阳。 5．冻结银行货币，只准收，不准放。银行金库由警察保护，银行职员在战时不得离开银行。 6．集中军用民需物资，洛阳城内居民按人头定期供应。 7．周围各县的粮草，全部征购收到军用仓库保管，定量发放。 8．立即整训地方武装力量，培训战术技术，随时补人正规军。 9．整修加固所有工事，做好殊死战斗的一切准备。 10．严格战场军规，英勇善战者奖，怯战畏匪者罚，战时逃脱者杀。 为了扫清射界。阻止解放军接近，邱行湘不顾人民死活，强迫洛阳附近十几个县农民大修城防工事，仅拆城关民房即达1500间以上。洛阳的东门、东北门、西门等处数条街道的民房所剩无几。美丽的九朝古都被挖得百孔千疮。大批居民和商人流浪街头，饥寒交迫，无以为生。 尽管邱行湘采取了他所想到的一切措施，但解放军华野和中野两路大军，仍以迅雷不可阻挡之势，切断了陇海铁路，华东野战军8纵攻占了洛阳东面的偃师、黑石关、白马寺等重要城镇和要冲；中野的陈赓兵团9纵攻占了洛阳西面的新安、渑池，洛河南岸的宜阳和洛阳边的龙门，肃清了洛阳四周100多里内的敌人。 3月9日黄昏，我各路突击队按照预定计划开始扫清洛阳城外围据点。尽管蒋军防御体系构筑严密，我军仍是一步步逼近城垣。 根据纵队分配的任务，周希汉率10旅首先攻歼周公庙之敌，然后从西门攻城。 周公庙是洛阳西门外的一个重要据点，背靠西关，南依洛水，北面是开阔地，西面是敌人的兵营，守敌为第206师第6团团部及2个营。周公庙据点是敌人精心构筑的以碉堡为主的半永久性的环形防御阵地。敌人在稠密的鹿砦和铁丝网前，还布下了三角形的地雷群。仅在500米的正面上，就埋了1500颗地雷，并筑有一道2丈多深的外壕作为屏障。 3月9日夜间，10旅29团和30团协同向马市街及西关奇袭，一举占领了马市街。10日，29团和30团由马市街再攻西关。30团在突破敌前沿后，遭到敌炮火的猛烈射击不能进展，而北面的28团也受到敌多方面的火力侧射，进攻未能得手。根据敌我态势和地形条件，周希汉及时调整部署，决定由正面牵制，从后侧进攻，出其不意地在敌人的背后开刀。除留30团主力及28团9连继续牵制周公庙之敌外，以28团及30团2营由29团的突破口投入西关战斗，先歼西关的敌人，截断周公庙与城内敌主力的联系，然后由东面再回攻周公庙。 次日晨，在占领西关大部以后，周希汉来到了29团3营，到前沿阵地了解进攻情况。营教导员周耀华说：“我的意见是7连配合兄弟部队继续消灭西关残存的敌人，其余2个连向周公庙背后齐头并进。” 周希汉一拍桌案，说：“好！应该齐头并进。这次是在敌人的背后开刀，要勇猛迅速，打他个措手不及！” 周教导员说：“请首长放心，我们一定完成任务。只是……”他迟疑了一下说：“要是能有几门炮就好。” “要炮，行！”周希汉对身边一个参谋说：“把旅里的3门炮全给他们！” 中午，旅里的3门山炮悄悄地运至3营。3营像护送宝贝疙瘩一样将3门炮神不知鬼不觉地安置到离敌人仅100米的地方隐蔽起来。 攻打周公庙的战斗发起了。轰！轰！轰！3门山炮接连怒吼，29团担任突击任务的8连、9连，在炮火的掩护下，像两把利剑，向周公庙背后的外壕猛插过去。步枪、机枪狂风暴雨般向敌人妇去。敌人遭到这出其不意的攻击，一时惊惶万状。 当8连冲进布满暗堡群的敌阵地时，敌人凭借有利地形，在暗堡内用机枪拼命拦阻射击。8连被压在一片废墟里，9连也在一座小桥附近被阻住了。 8连长曹学海一面把情况向营里报告，一面将机枪集中起来，采取重点突破的办法，向主要碉堡开火。这时，副营长带着山炮上来厂，大炮“上了刺刀”，很快压制住了敌人的火力，曹学海带着1排趁势冲了上去。 3排也从右翼冲进敌阵地，占领了一座房子后，遭到敌人暗堡群密集火力的扫射。3排长命令9班掩护，其余的人编成几个战斗小组，带上炸药和手榴弹，炸掉敌人的暗堡。几个战斗小组分头摸到敌人的暗堡群里，随着几声震耳的响声，敌人几个暗堡开了花。 当曹学海带着1排攻到周公庙院墙附近时，又遭到了敌人新的密集火力的射击。曹学海仔细一看，原来这火力来自庙前3幢房子中央的大碉堡。一定要炸掉这个“拦路虎”！一个爆破小组冲了上去，在敌猛烈火力扫射下全部倒下。 大炮一时上不来，怎么办？这时，1排长在旁建议：“用燃烧弹！”曹学海眼睛一亮，立即命令把所有的烟幕弹、燃烧弹集中向敌中央碉堡施放。一瞬间，浓烟弥漫。敌人视线被阻挡，射击显得盲目了。8连在烟幕掩护下，神速地冲到碉堡墙下。 “要活命就赶快缴枪！” “解放军宽待俘虏！” 1排长带着几个战士向敌碉堡内喊话。敌人害怕近战，见解放军已经冲到了跟前，知道大势已去，只得伸出了白旗。 打下周公庙，仅仅是解放洛阳的开始。周希汉率领部队乘胜前进，再攻西门。 要攻入西门，必须通过敌人用拒马暗堡堵塞着的一道长桥。总攻发起前，10旅29团1营曾两次试图偷越此桥，皆未成功。 偷袭不成，周希汉决定强攻，他命令28团实施主要突击，29团、30团在两侧助攻。 再次攻击西门的战斗打响了，炮兵集中火力突击敌城墙上的几个主要碉堡，很快将其摧毁，同时在外城上炸开了一个缺口。就在突击队涌人缺口时，敌火力点又恢复射击，缺口被封锁住，我军冲击受阻。 与此危急时刻，28团5连排长李世和和两名战士从隐蔽坑里站起来，冲向城头，子弹呼啸而来，一个战士的帽子被打掉，他们继续冲锋，向敌军最后一道铁丝网冲去。铁丝网割断了，李世和却中弹倒下厂。 两名战士继续前进，随着两声巨响，通路打开了。 5连连长大喊一声：“冲啊！”突击队员们跃身而起，向桥头冲去，他们将成束手榴弹扔上城头，将炸药扔进暗堡。在爆炸声中，城墙倒塌，暗堡飞上了天。 副连长李志华中弹倒下了，倒下之前他还扔出最后一颗手榴弹，高声喊道：“同志们，上呀！” 指导员傅立志腹部中弹，他一手捂着伤口，一手撑着站起来进行战场鼓动：“有口气的站起来，往前冲！”话没说完，扑通一声栽倒在地。 第一道城墙被突破了…… 在我山炮的轰击下，第二道城门被掀上天空…… 城门打开了，10旅部队相继突入城内，与敌人展开巷战。 突入城内后，周希汉立即抓起话筒向陈赓报告：“我们已经突入城内，正与敌人展开巷战！” 陈赓兴奋地说：“通知部队要顽强地推进，占领有利地形，不可恋战。后续部队跟进多少？” “后续部队正在跟进，28团基本进完” “好！命令29团、30团同时跟进！” …… 就在陈赓接到周希汉告捷的报告时，远在南京的蒋介石也收到了邱行湘拍来的告急电报。一向被蒋介石视作“金城汤池”的洛阳，竟然几天间就被突破，这是蒋介石始料不及的。他手掐着邱行湘的电报，气得牙关紧咬，眼睛发直，周身发抖。半晌才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 “电告邱行湘，要他竖持到底，与洛阳共存亡！向郑州孙元良发电，查问他在什么地域？” 孙元良在国民党军队里是有名的保存实力专家，洛阳战役一打响，他就收到了蒋介石命他前去救援的电报。但他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平常没少受蒋介石的责骂，对蒋介石一直存有怨愤，加之担心救援洛阳途中遭到解放军伏击，而使空虚的郑州再失，所以不敢贸然行事。尽管蒋介石逼得很紧，他还是迟迟不发兵。后来在蒋介石的一再催问下，他才派出2个团的兵力前去救援，而对蒋介石却报告说：“已派大部队直奔洛阳。” 接到孙元良的报告后，蒋介石又问：“胡琏兵团进到什么地方？” “胡琏仍在登封与共军酣战。”副官怕蒋介石气上加气，把声音压得很低。 蒋介石一脸怒容道：“难道我军十个都不顶共军一个吗？向他们发电，不惜一切代价，火速前进，如再延误，以军法论处！” 胡琏接到蒋介石催逼的电报后，不敢怠慢，亲自率整编11师强行军，向洛阳进发，遭到我22旅的顽强阻击。与此同时，孙元良派出的援兵亦在黑石关遭到我军的阻击。 就在蒋介石又气又急之时，侍卫又送来了邱行湘的电报，说： “我军士气旺盛，迭挫凶锋，斩获甚众。共军前进困难，正在向后退缩。我们决心决战至一兵一卒，决不气馁，以报党国。但如外围兵团能与协战，共军将会被我内外夹攻，定败无疑！” 蒋介石看罢，转怒为喜，当即口述命令，电发邱行湘、孙元良、胡琏：“邱部以寡敌众，殊堪嘉奖，希激励三军，坚守阵地。孙、胡部即与邱部配合，合围共军，聚歼来犯之敌，务急！” 其实邱行湘在说大话，他拍电报的目的是想让援军尽快到达。至12日黄昏，解放军攻城部队已突破了洛阳城所有的城门，将邱行湘的残部压缩到洛阳城两北角洛阳中学的五幢楼房里了。 洛阳中学，长宽各近百米，外现四四方方，南北两面，排列着5幢楼房，这既是敌人的核心阵地，也是敌人最后的抵抗据点。 蒋军在这里构筑的围墙高达两丈，围墙上设有密密麻麻的枪眼。围墙外面笔直的壕沟宽2丈，深1.5丈左右，沟底设有坚固的地下室和众多暗堡，室室相通，堡堡相连，既可集中火力于一侧，又可四面分散应战，是攻守皆备的阵地。 邱行湘还抱有幻想，他企图凭借着这个坚固的工事，负隅顽抗，待援军一到，里应外合，聚歼解敌军。 我军岂能给他喘息机会，陈赓立即下达了命令：邱行湘不投降，就坚决消灭他！ 担当最后突击任务的还是周希汉的10旅。12日16时，10旅28团和29团突进到洛阳中学南面不到200米的居民区。 就在我军逼近敌核心阵地时，邱行湘又接到蒋介石的电报，要他“坚守到底，与洛阳共存亡！” 问时，胡琏、孙元良两兵团的援兵在蒋介石的催逼下，也由南面和东面节节推进，在洛阳郊区已经可以听到敌援兵与我打援部队激战的炮声了。 于是，邱行湘又摆出一副杀气腾腾的面孔，给他的官兵打气说：“要死守，援兵马上就到了，胜利是我们的！” 为了鼓舞士气，他下令将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挂在洛阳中学大楼的屋顶上。 周希汉和他的战友又一次遇上前有顽敌、后有敌援的紧张境地。 越到这样紧张时刻，周希汉越是勇气大增，不是硬仗，他顿觉没劲。 然而，周希汉打硬仗却不打莽仗，越到紧张复杂的时刻，他反而心明如镜。为了打下敌最后的核心阵地，周希汉要求担任主攻的28团仔细观察地形后再发起攻击。 28团团长赵华青把团观察所移到洛阳中学南面不到100米的一幢民房里。通过被敌人炮弹打穿了的墙洞，观察邱行湘最后退守的核心阵地。他们发现在这个狭小孤立的小围子里，四四方方，南北两面排列着5幢教学楼。敌人在这里构筑了深沟、高垒、地道、地下室等坚固的集团工事，周围筑有髙墙，墙外边挖了很深的壕沟，壕沿陡立，壕底暗堡密布。 经过勘察，赵华青对攻击核心阵地的任务和各项准备工作做了认真研究，并于13日黄昏前利用战斗间隙召集各营干部开会布置，决定2营夺取敌核心阵地南面的几个碉堡，为我军从南面突进核心阵地扫清道路；3营担任主攻，从南面突进核心阵地，力争活捉邱行湘；1营作为团的机动部队，在城西门外至西北角待机行动。 14日16时30分，最后的攻击开始了。 大炮、山炮、小口径曲射炮，一齐向敌阵地轰击。敌人被突然猛烈的炮火惊呆了。在我强大急促的火力轰击下，敌核心阵地的楼房燃烧了，围墙倒塌了，工事摧毁了。 17时20分，两颗绿色信号弹升上天空，冲击开始了！周希汉指挥第10旅向邱行湘的最后巢穴发起总攻。战士们跳出前沿阵地，端着明晃晃的刺刀，杀声震天地向被炮火打开的缺口冲去。 与此同时，华东野战军第3纵队第8师和第9师分别从东面和北面向敌发起攻击。 10旅是从西面和南面两个方向攻击敌核心阵地。担任突击先锋连的28团5连勇猛冲击，当接近敌师部时全连仅剩下30来人。他们没有退缩，继续向前，直至当面守敌放下了武器。 10旅从西面攻击的部队，冒着敌人密集的枪弹，迅速在外壕上架好跳板。战士李秉禄第一个冲到缺口外面。这时，敌人的一个连长带着三个土兵，突然从里面冲出来。李秉禄见状，往壕边一闪，用刺刀把打头的敌人挑到沟里。 第二个敌人正欲扣动扳机，李秉禄一回枪，把敌人的枪挡到一边，再一挑，第二个敌人落进了沟里。 敌连长和剩下的那个士兵，吓得扑嗵一声跪倒在地。直喊“饶命”。 敌人被压倒了，战士们潮水般地从四面涌进敌核心工事。核心工事里的敌人哭爹喊娘，一个个像霜打的茄子，蔫头呆脑，六神无主。邱行湘组织起的“突围队”，也像惊散了的羊群东躲西藏，抱头鼠窜。 绝望中的邱行湘手提冲锋枪，接连毙掉了几个后退和躲藏的军官，但再也无法组织起抵抗的队伍。绝望中他向蒋介石发电，称：“天不佑我，人不助我，时不济我，非我之过。我邱行湘遵嘱与洛阳共存亡。” 蒋介石见电后，急令俞济寸带飞机去接邱行湘出城，并悲戚戚地说：“洛阳可丢，‘邱老虎’不能丢！” 俞济时早知洛阳机场已被炸毁，飞机无法起降，便强作好人地在洛阳上空转了几圈，与邱行湘呼叫话别：“邱师长，总裁派我带飞机来接你，可是无法降落，实不是为兄之不仁呀！” 邱行湘听到呼叫，带着哭腔说：“请转告总裁，我邱行湘言行一致，誓与洛阳共存亡，让我遗憾的是不能再效忠党国和领袖了。” 是的，邱行湘的尽忠尽孝到此也就算结束了。他草草地包扎—下受伤的头，穿戴上早已准备好的士兵服装，钻进了地下室……14日午夜，10旅28团抓了一批又一批的俘虏。大家正在集合俘虏，忽然看见一个中等个子，歪戴帽子，浑身是土，满脸血迹，穿着士兵服装的壮年军人从地道里爬出来，拼命地东跑西窜。众人齐声大喊：“抓住他，抓住他！” 12连战士王五彬跑上去一把抱住了他。他还想挣扎，指导员刘杰带领几个战士也上来了，使得他再也动弹不得。 原来他就是蒋介石的“宠将”，被青年军士兵称为“邱老虎”的邱行湘。 战士们高兴地喊起来： “我们捉住了邱行湘！” “我们捉住了邱行湘！” 枪声停止了。 206师被全歼了。 九朝古都洛阳解放了。 第四节 4．周希汉说：“放他过去，我就不信堵不住黄维的部队。”陈赓道：“军中无戏言。”周希汉回答：“卡不住这个口子我提头来见！” 1948年11月，震惊中外的淮海大战打响后，国民党军黄维兵团受命东进，在兵渡浍河以后，发觉在浍河两岸东、西、南、北四面，都有强大的解放军压来。敌第18军第49师前锋刚进抵双堆集东南张圩子附近，就碰上了解放军东西两路合围的人马，只经过短时激战，49师1个师就被打得落花流水。 此时，中原野战军1纵、2纵、3纵、4纵、6纵、9纵、11纵的各路人马，完成了对黄维兵团的大包围。淮海战役第2阶段围歼黄维兵团的歼灭战，乃正式开始。 周希汉此时仍是中野4纵10旅旅长，但他在淮海战役中同时指挥了10旅和13旅的作战。黄维兵团在浍河北岸撞上的就是周希汉的10旅。 进抵浍河南岸的蒋军是黄维兵团的第14军。军长名叫熊绶春。该军共辖两个师，即第10师和第85师，全军兵力共2万余人。 黄维在23日发现被围后，由往常的骄横自信，变为惊慌失措。他一会儿命令第14军守住浍河南岸，阻止解放军过河；一会儿又命令14军立即向东突击前进，弄得熊绶春一时进退失据，不知如何是好。 熊绶春正在进退不得之际，忽听浍河北岸解放军的炮火以排山倒海之势猛轰起来。随后，解放军大队人马，就像猛虎一般扑来，从对岸分成十几路，强渡浍河，也不搭浮桥，就从水里杀上岸来。 这时，正是11月天气，水冷风寒。从浍河北岸到南岸，要渡过6丈宽的水面。河水最深处，人可没顶；最浅处，也要齐胸。河底下还有1尺多深的淤泥，泥里长满芦根。人从水里前行，芦根扎脚绊腿。然而10旅的指战员在周希汉的指挥下，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不顾一切困难，勇敢地跳到水里，向南岸突击前进。 这时，南岸蒋军14军部队，没有想到解放军在如此寒冷天气里，竟然不用架桥，游水过河，冲杀过来。一时，蒋军惊得发呆，一个个措手不迭，纷纷溃退。我军乘机猛冲，一下子把熊绶春两个师冲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军长找不到师长，师长找不到团长，成连的蒋军在混乱中被缴了械。 一直混乱到天亮，熊绶春才把部队收拾起来，一清点，已经折去了一半，熊绶春无可奈何，憋了一肚子怨气，去见兵团司令黄维，报告失利经过。 哪知，黄维不但不检点自己指挥失当，反而痛斥熊绶春指挥无能，下令把熊绶春撤职留任，将功赎罪。 熊绶春有苦说不出，只好憋了一肚子气又回到自己军部，把残兵败将安置在李围子、杨围子、沈庄三个村庄，垂头丧气，待命行动。 周希汉的10旅及13旅在强渡浍河以后，乘敌人混乱之际，连夜直插双堆集以南大小王庄、小马庄、小周庄、李庄一线，同右邻第11纵队巩固厂包围圈，挡住了黄维东逃的去路。 到11月25日平层，黄维的12万人马，被中原野战军团团包围在以双堆集为中心，东西20里、南北15里的包围圈里。黄维兵团犹如钻进天罗地网，已经插翅难飞了。 黄维发觉自己被围，知道再拖下去，情势会更糟。于是赶紧调整各军位置，企图突围出去。 他命令自己的嫡系第18军在双堆集暂不行动，把双堆集东南几个小庄交给第85军第23师守卫，第85军军直属队和第110师放在野外宿营。黄维的这种做法，引起了第85军宫兵的愤恨。因为，85军放在18军的前方，等于当了18军的挡箭脾，特别是85军的直属师第110师，被放置在罗集附近野地宿营，成为第18军、第10军的屏障，这更加激起110师的愤怒。 这110师，原是西北军杨虎城将军的旧部。“四安事变”后，杨虎城被蒋介石囚禁，西北军也全部编散。110师被蒋介石编入第85军，属吴绍周指挥，这个师经常受蒋军嫡系部队的排挤，官兵迫于环境，一直含恨在心。 我地下党员、110师师长廖运周见时机成熟，便决定举行起义，将队伍拉走，投奔人民解放军。于是在11月25日派他的心腹杨副宫，亲自到解放军中野部队进行联系。 这个杨副官进人周希汉所在的4纵阵地后，很快被护送到兵团部，见到了兵团司令员陈赓。他向陈赓报告说：“11月27日晨，黄维准备调动4个主力师，齐头并进，向南突围，企图与李延年、刘汝明协援徐州。第110师是左翼，廖运周师长决定趁此机会率部起义，定于27日清晨，把部队带过来。” 为了避免出现误会，杨副官请求解放军在左翼闪开一个口子，让开一条路，放110师过来后，再把口子封住。 陈赓安排杨副官休息后，立即召开纵队党委会议，分析研究如何处置这个意外事件。陈赓说：“我们的目的，是把黄维兵团围死，再逐步把它解决。110师却要求我们把封紧了的口袋放开一个口子，而且选定的时间，又是黄维准备作全线突围的时间。我想，我们万一口子一开，合不拢来，那么，对于整个战局的影响非同小可。” 当时在双堆集包围圈的南面，只有4纵4个旅的兵力，要抗住黄维4个主力师的突围，担子是相当重的。如果接受廖运周的起义，好处是一枪不放就减少了敌人1个师的兵力。坏处是如果廖运周的行动被黄维发觉了，乘廖师过来之际，倾全力突破我军的南边防线，那问题就大了。 放，还是不放？众人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周希汉又是在不停地抽着他自卷的炮筒烟，他掐灭了烟头，说：“放他过去，我就不信堵不住黄维的部队。我和13旅保证能卡住这个口子！” 陈赓道：“军中无戏言。” 周希汉回答说：“卡不住这个口子我提头来见！” 会议作出决定后，当即电报请示总前委书记邓小平和刘伯承、陈毅司令员，获得了批准。 11月27日晚，黄维再次召开作战会议，进一步确定突围方案。黄维说：“我已电告南京、徐州，趁我军吸引大量共军主力之际，要求徐、蚌友军迅速南北合击，如进展顺利，三路会师宿县还是大有希望的。当前最要紧的，是我军必须摆脱包围。明天我们突围时集中攻击一个方向！”说罢，他又把组织4个师的突围计划，从头至尾说了一遍。 110师还是打头阵，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黄维牺牲异己进行铺路。而廖运周却站起来说道：“我完全同意司令的计划，明天早晨用4个主力师向东南突围。我们110师决心用自己的身躯杀开一条血路！” 黄维表面上显得十分高兴，称赞道：“我一定在老头子面前为你请功！” 散会后，黄维还不放心。当晚，他又找廖运周谈了两次。他向廖运周一再叮嘱道：“本兵团明晨突围成功，全靠老弟了！” 黄维哪里想到，廖运周早已看清了蒋家王朝的末日临近，决心起义，已与解放军进行了周密的沟通。廖运周回到师部后，一面同已在解放军中的杨副官定好起义的时间；一面找来两个心腹团长交待起义事宜。当时商定，由廖运周在明晨带领师部冲在最前头，然后110师全部人马紧紧跟进，顺着解放军让开的一个缺口，迅速冲出去，实行战场起义。 11月27日早晨，黄维下令各军人马按计划突围。早上6时，经过一番飞机、大炮的猛烈轰击，廖运周率领110师向刘庄方向集团“冲锋”了。 周希汉的部队迅速让出一条通路，让廖运周的110师迅速通过。 黄维一见大喜，连忙督令后续部队火速跟进。哪知，当110师刚冲过去，通路即被堵塞，随着一发信号弹升人天空，刚才还毫无动静的解放军部队突然间猛烈开火，把正在向东南方向跟进的蒋军后续部队，打个措手不及，顿时人仰马翻。 黄维在大队后边，不知前面出了什么，等到他明白过来，已经悔之晚矣。他慌忙命令部队后撤，可是有的部队已经被切割成数段，退也退不下来，只好一狠心丢掉了事。 这个出其不意的打击，使黄维损兵折将上千人。他恼羞成怒，随即命令18辆坦克、100多门大炮作掩护，向双堆集东南小李庄方向突围。 在一阵猛烈的轰击之后，黄维兵团以14军和18军的3个主力师为先锋，在从东到西6里宽的正面上，朝着周希汉的第10旅和第13旅汹涌冲击而来。 守在小李庄一线的是我第38团第1营，他们依托坚固的工事，当敌人进抵小李庄100多米时才一齐开火，子弹像雨点般倾泻于敌群，打得敌人纷纷栽倒地上。他们一连打退敌人反复十余次冲锋，杀得敌人尸横遍野。 一直激战到上午10点，国民党军仍是未前进一步。黄维简直气疯了，命令用排炮向小李庄进行毁灭性轰去。刹时，把个小李庄打成火海。 随后，黄维命令他的王牌团队从小李庄左边迂回过去，突破了刘庄阵地，使小李庄两面受敌。坚守在小李庄的着名的英雄营长张英才，对敌人的这一招早有防范，他高声叫道：“同志们，一定要坚守阵地，全歼黄维兵团，决不让一个敌人从我们阵地上跑掉！”全营官兵抱着同阵地共存亡的决心，同敌人展开了一场生死搏斗。 当敌人的坦克冲到面前，张营长沉着地发出命令：“让它过去！打步兵！”敌人坦克从我军的工事上压了过去，但敌人的步兵却被各种火力压制住了，无法前进。 正值此时，各连子弹快打光了，各连纷纷告急。张英才立即下令：“机枪打完了，打步枪，步枪打完了，打手榴弹，手榴弹打完了用刺刀！”他这番话激励了全营的杀敌勇气。 一场近战格斗开始了。守在阵地上的勇士们，一个个揭去手榴弹盖子，手榴弹像雨点般掷人敌群。手榴弹打完了，就上起明晃晃的刺刀，向涌进阵地的敌人刺杀过去。顿时，阵地前沿一片喊杀之声，一排排敌人被刺倒下去。 昏天黑地的厮杀从早晨6点打到下午4点，黄维可以说是用出了吃奶的力气，还是没有打开一条出路。 战后，张英才所在的1营被授予“钢铁营”的称号。 第2天，黄维又指挥人马向双堆集西南马庄冲击，指望杀开一条出路，他把飞机、大炮、坦克都用上了，还是白费力气。于是，黄维又向双堆集西面、北面、东面猛冲猛打，又厮杀了一天，四面都好像铜墙铁壁一般，打得黄维兵团精疲力竭，头破血流，依然冲不出去。 从此以后，黄维对于突出重围的指望，几乎完全破灭了。连“突围”两个字也不提了。他命令各军以双堆集为中心，在东西10里长、南北5里宽的包围圈里，加紧构筑工事，准备固守待援。 打垮了敌人的士气，该我军动手攻击了。 12月6日，周希汉指挥部队率先向包围圈内的李围子守敌发起攻击。 16时30分，进攻开始。我军3个炮兵群，20门炮，20个炸药抛物筒，实施排射轰击。炮弹密集地倾泻在敌人的工事上，炸药抛物筒发射的“飞雷”，抛掷到敌人的阵地上的爆炸声撼动大地，火光冲向蓝天。敌人的整个据点，笼罩在硝烟中。 战士们伏在离敌人只有40米远的壕沟里，听着头顶呼啸而过的炮弹，看到敌人阵地、工事、堡垒接连飞上天，禁不住连声高呼：“炮兵万岁！” 17时整，周希汉从电话里命令：“突击队员冲击！” 在10旅进攻正面上，10旅29团两个突击营的800多勇士，飞身跃出战壕，像一阵风从西北面冲向李围子。机枪、冲锋枪、卡宾枪、步枪的枪声响成一片；手榴弹、炸药包、爆破筒的爆炸声冲向天苍穹，战士们的呐喊声回荡在空中。还没从惊恐中回过神来的敌人，没打几枪，便纷纷举起双手缴械投降。 过了一会儿，敌军似乎从最初的震撼中恢复过来，当我28团突击队3营冲到敌人阵地前时，遭到迎面扑来的2个连敌人的反击，突击队连长霍守义见状，大喊一声：“有种的，狠狠地打！”敌人集中火力向他扫射，霍守义中弹牺牲。 指导员张兴豪见状，怒火燃胸，他大吼一声：“共产党员跟我冲！”在共产党员带领下，战上们前仆后继，勇往直前。但敌火力太猛，连续三次冲锋都没未成功，150多人的连队，打得竟只剩下一个班的兵力。 战士们的心在淌血，他们发誓：“就是剩下一个人，也要冲过敌阵地！”第4次冲锋，战士们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终于冲人敌阵地，全歼守敌，并乘胜向敌核心阵地攻击。 31团3营，此时也突入李围子村东南角敌集团阵地。在突击部队的掩护下，后续部队及时跟进，协同攻占了敌集团工事，斩断了敌人的西逃之路。 当我军全线突破了李围子敌人阵地，周希汉立即命令10旅各团：“逐倦逐壕搜歼敌人，一个都不能放过！” 部队逐街逐房攻歼残敌，守敌1个师部和2个整团最终被全部歼灭。 从发起攻击，到解决战斗，仅仅用90分钟。90分钟，我军就歼敌5000人。 打下李围子，周希汉又率军攻打杨围子。杨围子，是双堆集东南最后一个据点，拿下杨围子，我军就可以直捣双堆集黄维兵团部了。 驻守场围子的是蒋军14军军部和所属第10师、第85师残部。14军是蒋介石嫡系部队，装备好，战斗力也较强。但在解放军的猛烈打击下，14军已丧失斗志，所据守的几个村庄，都一一被解放军攻占。最后，只剩下杨围子军部所在地了。 随着包围圈日渐缩小，14军军长熊绶春焦急万分，眼看着露天工事里躺满了伤兵无人管，上千匹的牲口大部打死在外壕，饥饿的蒋军士兵，用刀割马肉充饥，这一副山穷水尽的惨相，他悲不能抑，竟坐在掩蔽部里不时地掩面饮泣。他的参谋长梁岱，在浍河南岸溃败时，曾被解放军俘虏过。梁岱当时冒称军部的书记官，解放军就把他放了。释放时给他一封劝降书，要他交给熊绶春。熊绶春却执迷不悟，不接受投降，他指望凭杨围子四周的开阔地进行顽抗，坚持到援军的到来。 哪知他碰上了二野久经战火锤炼的勇将周希汉，区区开阔地挡不住周希汉的脚步。周希汉采用了“壕沟战术”。即在杨围子东面、北面、西面挖了许多条交通壕，逐日向杨围子逼近。 到了12月11日，周希汉指挥的部队在杨围子周围挖成了连接贯通的交通沟网，把熊绶春的14军围在中间动也不能动了。解放军准备攻击的突击队，可以自如地走到敌人阵地前面30米的地方，等候着攻击命令。 12月11日下午4时，对杨围子的进攻开始了。我军上百门榴弹炮、野炮、山炮、迫击炮的炮弹，就像下雨似地落入敌入前沿阵地和纵深阵地，整个杨围子成了一片浓烟火海。随着硝烟，我军突击队发起冲击。 在杨围子北面，“洛阳突击连”首先由北向南插进敌人前沿工事，趁着爆炸和手榴弹的浓烟，他们踏过敌人的碉堡顶，一直向纵深攻进去。接着，在杨围子东面和西面的突击队，也迅速攻人村内。敌人溃乱了，仓皇向西南逃走。而我军的炮火又及时延伸向西南轰击，逃敌又大部被截了回来，走投无路之下，只得缴械投降。 前后不过十几分钟，杨围子阵地就被我军全部占领。 我军炮火的威力和指战员的英勇，简直吓昏了敌人。许多蒋军士兵从打塌的工事里爬出来，扔下枪就跑了。有的撞见解放军，吓得跪地磕头，大叫道：“饶命呀！我们早就不想打了！”在扬围子最后一个碉堡里，七八个蒋军一见解放军到了，就跳起来高喊道：“欢迎解放军，你们不来，我们就困死了，你们救了我们！” 许多蒋军军官更有经验，当解放军刚打进村时，他们就收拾行李。等解放军打到掩蔽部门口时，他们正好赶上俘虏队伍，背起行李就走。什么也没丢下。 12月11日晚7点钟，枪声完全停止，14军的一行行俘虏，从交通壕走向解放军后方。 至此，黄维兵团继第85军完结后，第14军也宣告覆灭。 淮海大战结束后，周希汉当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3军军长，他带着这支英雄部队又南下参加了渡江战役，后来又参加了广东战役、粤桂边围歼战，一直打到祖国的西南边境。1955年，周希汉被授予中将军衔。 第一节 1．李德生坐在颠簸的吉普车里，一路上考虑了许多：15军已在上甘岭遏止住敌人的攻势，自己所带的12军主力怎样巩固胜利战果呢？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在朝鲜中线，曾进行过一场举世闻名空前猛烈的激战，这就是上甘岭大战。参与这场大战的志愿军部队主要是第15军和第12军，指挥第15军的是秦基伟，指挥12军的是李德生。 后来，李德生担任了第12军军长。再后来，李德生担任了南京军区副司令员、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沈阳军区司令员、国防大学政委。在党内，他还担任过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和党的副主席。1955年，他被授予少将军衔；1988年，他被授予上将军衔。在二野的将军中，李德生“后来居上”。有人说：秦基伟的大名是在上甘岭打出来的。而李德生的大名也是在上甘岭打出来的。 1952年10月14日，上甘岭战役打响时，李德生所在第12军已接受移防休整的任务，一些部队的阵地已经移交给友军，全军后撤工作正有紧张地进行。 可是到了11月3日。兵团代司令员王近山打来电话，要李德生立即到兵团接受任务。 李德生赶到兵团部，与王近山没说上几句话就进了作战室听取情况介绍。 王近山指挥作战一向从容，但这天他也显得有几分焦急了。 他指着墙上的作战地图说：“上甘岭地区形势十分严峻，敌人投入了空前多的兵力、火力，向五圣山前沿疯狂进攻。15军能投入的机动兵力已经全部用上但敌人的攻势仍未减弱，从各方面情报看，敌人在后期，还将投入更大兵力，战斗将更激烈残酷。” 王近山说：“我们的决心是坚决守住上甘岭，寸土不让！五圣山前沿一丢，敌人会乘势攻占五圣山，从我中线突破，那将使整个朝鲜战局改观，后果不堪设想！” 这样，12军就不再休整了，而是要准备全部投入战斗。王近山对李德生说：“你先以军的领导，加强指挥。为了统一和加强上甘岭前线的工作，准备成立五圣山战斗指挥所，由你负责，指挥12军、15军等所有在前线作战的部队。” 李德生当即表示，坚决执行兵团命令，指挥好前线的战斗。王近山是12军的老领导，他对12军部队的情况很熟悉，他随即和李德生研究了兵力的使用。当时31师已经全部拉上去了，再将34师、35师的主力团100团、102团、103团全部拉上去。 研究完毕后，李德生没有返回部队，也没有带行李，只带着一名警卫员直接赶往五圣山，他对随同前来的作战参谋张军说：“情况你都知道了，你立即冋军部去，带上命令，迅速出发截住部队！现在咱们军有3个团正在朝后方走，多走一天，就远离前线一天，你坐车去追，尽快截住他们！” 李德生朝前赶，张军往后追。张军不顾白天敌机轰炸扫射的危险，匆匆赶路，找到了100团，截住了部队。随后他又乘摩托车找103团，途中连人带车翻到沟里，幸好没负重伤，他爬起来继续飞驰，又截住了103团。102团则是由军部另一作战参谋截住的。3个团接到命令后，立即转身，星夜向上甘岭战地前进。 李德生乘坐吉普车直奔前线指挥部，离前沿还有十几里，就进入了敌人的炮火封锁区，一路上不时有炮弹爆炸的闪闪火光，弹片横飞。 坐在颠簸的吉普车里，一路上李德生考虑了昨多问题。根据战况，明显可以看出敌人的攻势并未减弱，火力仍然十分猛烈，兵源不断增加，已知敌人投入的是4个师的番号，陆空火力已深入我纵深几十里，这样大的规模，岂止是为了上甘岭前沿两个连的阵地？ 我前沿阵地经过半个多月的激战，已打成一片松上，表面工事全部被摧毁，战士们反击上去如何存身？ 仅存的几条小坑道里缺粮、缺水、缺弹药，进不去出不来，如何解决吃喝、保持体力、补充弹药？ 前沿到纵深几十里地翻山越岭，敌人飞机、大炮层层封锁，如何保证物资往前方运输？ 阵地上拉一根电线要牺牲几个电话员，刚拉上，一次炮击就被炸断，如何保持通讯联络的畅通？ 反击时炮火如何配合？反上去怎么才能守得住？人多了会遭杀伤，太少了又怎么守？ 要想扭转被动局面，将敌人反下去，夺回前沿阵地，牢牢地站住脚并巩固它，摆在李德生面前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 11月15日，李德生在前线指挥所里听取了15军45师师长崔建功关于敌我情况、地形情况的介绍，李德生对崔建功说：“老崔，你情况熟悉，一定要留下来，我是单枪匹马来的，指挥所的同志也得留下来。” 崔建功幽默地说：“李副军长，你当司令，我当参谋，你要什么我给什么，‘地主’当尽‘地主’之谊嘛！何况，45师部队休整一下还要回来的。” 经过了解情况，分析研究，李德生考虑到美军后续部队有投入战斗的迹象，便向15军军长秦基伟建议，首先巩固好597.9髙地表面阵地，把反击537.7高地北山表面阵地的时间延至11月11日。根据战斗的反复性和变化快的特点，为不贻误战机，强调集中指挥，避免多层指挥和分散指挥，在战术上，多以小兵群作战，对付敌人的羊群战术。 45师政委聂济峰后来在回忆李德生在上甘岭的指挥时这样说道：李德生在用人上不分彼此，上甘岭参战部队建制多，在使用部队、使用干部上能取其所长，避其所短；在指挥上大处着眼，具体入手。既有全局在胸，又具体掌握到一个坑道，一个阵地，以至一个小兵群；在各方面的关系上处理得好，把31师部队、29师部队以及45师干部拧在一起。由于重视兄弟部队之间的团结，奠定了战斗上协同的基础。 没有思想上的亲密团结，就没有战斗中的密切协同；没有团结与协同，也就没有上甘岭。在上甘岭战役中，可以充分看到各兄弟部队之间的团结战斗情谊。45师与29师部队合守一个山头，合住一个坑道，对597.9高地实施大反击时，他们又携手并肩攻打一个山头；在大反击的第三天，12军31师91团投入战斗，又和45师部队一块坚守表面阵地；在11月11日夺取537.7高地北出的作战中，31师部队从地面攻击，29师部队由坑道出击配合。他们亲密团结，为战役胜利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原31师政委刘宣在谈到31师在上甘岭那些战斗岁月时，特别说到了李德生的指挥，他说：“李副军长是一个很全面的指挥员，打仗稳，讲究战术；联系群众好，谁跟他都能说上话。作战行，训练也行。”当谈到李德生实事求是的作风时。他还讲了一个故事：上甘岭战役我军实施大反击，夺回597.9高地的表面阵地后，93团于11月5日奉命接替45师坚守的高地的防务。正当部队向前运动时，团指挥所参谋人员向李德生报告，说该团副团长姚立凡畏缩不前。畏缩不前是作战中的大忌，尤其是指挥员，会给部队带来严重的后果。李德生听到这个报告后，毅然下令撤了姚立凡的职。当时留在团指挥所当顾问的45师一个团的领导同志得知这个情况后，觉得与实际情况不符，因为他亲眼看到姚立凡是在部队伤亡较大时，才决定部队暂停前进的，姚立凡又亲自到前面察看地形，指挥部队拉大距离，单个跃进，这怎么能说是畏缩不前呢？他把自己的意见报告了李德生，李德生核实后又立即撤销了对姚的处分。 李德生带领12军主力接受上甘岭防御任务后，借鉴15军前阶段作战的经验教训，广泛开展军事民主，想出许多新的克敌制胜的办法。 首先改善了弹药运输问题。15军原来的弹药库，离前沿十几里远，按平口防御阵地的小型战斗，消耗弹药不多，是可以应付的，但上甘岭作战敌人持续猛烈进攻，前沿需要弹药的数量非常大，面旦敌人动用了大量远射程炮火和飞机，从前沿到我阵地纵深几十里，层层火力封锁，越往前封锁得越紧。前面又没有公路，全靠人力扛运、长途运送，翻山越岭，又远又累。运输部队中，有的战士累得吐血，到了前沿，累得连跑步通过封锁线的力气都没有了，造成很大伤亡。针对这些情况，12军想出分段运输的办法。山后面用汽车运，再往前，从团后勤到营到连，每50米为一段，分几个人运送，沿途挖若干个猫耳洞，藏放弹药，瞅敌人炮火间隙，就抓紧逐段往前运送。这个办法效果很好，大大减少了人员伤亡，基本保证了前沿有充足的弹药作战。 前沿阵地的吃饭问题也得到改善。由于战斗激烈，在分散的阵地上，被敌人封锁隔离的战士，和本连队失去联系后无人知道，有时出现无吃无喝，体力耗尽难以作战的现象。针对这种情况，12军在五圣山后山脚的一个可避敌炮轰击的岩洞里，由闭里统一组织食物供应，从各个连队抽调来十几个炊事员，24小时不熄火，日夜蒸馒头。包子，源源不断出笼，组织了专门运输队，不分昼夜，冒着炮火风雪，不间断地往前沿运送熟食。为了保温，还用棉衣裹着，考虑到前沿战斗激烈不便集中吃饭，就用小袋子分装，一袋十几个包子、馒头，一次背几十袋往上送，炊事员到阵地上找人，一袋袋扔给战士们。水运不上去，就背送苹果解渴充饥。 12军接受任务上阵地时，阵地上的工事已全部炸平，到处一片虚土，一脚踩下去齐膝深，表面工事无法挖，没工事怎么打仗？根据以往作战的经验，只有用麻袋装土构筑工事。李德生立即叫参谋给军里打电话：“送1000条麻袋来！” 军里当天夜里就用汽车急速将麻袋送来，运到了前沿。通讯问题也得到了改善，当时敌我双方在上甘岭地区集结了重兵，双方的炮火都不分昼夜地往这两个小阵地上打，电线刚拉上左就被打断了，不能保障通讯联络，接线的电话员上去一个给打掉一个，伤亡太大，干脆打断的线不要了，部队上去打一次反击；通讯排就跟上去拉一根新线。稍靠后方一些的地区，只要有条件的通路，全部电运线都埋在堑壕一侧专挖的小土沟里。这些办法，基本保证了团到前沿通讯联络的畅通。报话机当然也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一般配备到连和突击排。 如何用兵？虽然是个战术问题，但却对全局带来影响。上甘岭前沿阵地狭小，敌人炮火空前猛烈，上去的人越多伤亡越大，但又要守住阵地，掌握敌情，随时准备击退敌人不同规摸的进攻，怎么办？ 对于这个问题，12军的第91团很快拿出了有效的办法。他们上了阵地后，仔细观察了敌人活动规律和上甘岭地形特点，感到前阶段造成伤亡过大的最主要原因是使用兵力不当。每次敌人进攻时都派出了太多的人员迎击敌人，以致遭敌炮火杀伤。接受了这一严重教训，团里果断釆取了十分特殊的、适应此时此地的战斗部署：全团9个步兵连，从五圣山到最前沿，一条线排成9个梯队，使师、团控制了充足的预备队，保证了源源不断的兵力补充，以对付敌人的持续进攻。不但师、团如此，直到最前沿的战斗小组，也是战斗小组长带一人守阵地，掌握一个战士在后面补充，这样富有创造性的“兵力前轻后重，火力前重后轻”的部署，使敌人猛烈炮火袭来时，我阵地上人员稀少，避开了敌火力优势，伤亡不大；而当大批敌人扑上阵地时，我军炮火和手雷、爆破筒等又发挥了重大作用，给敌以毁灭性打击。 当团接防时，李德生就指示他们：“你们要下最大决心，千方百计守住阵地！” 91团8连占领了597.9主峰、3号、9号、10号、0号、4号、5号、6号等阵地，部队不顾疲劳，立即抓紧时间抢修工事，利用庥袋、弹药箱等就便器材，构筑了部分掩体和交通壕，同时备足了弹药。 91团接防不久，敌人又对597.9高地展开了猛烈的攻击。首先以密集火力向我阵地反复轰击，发射炮弹近10万发，坦克开至山脚抵近射击，飞机百余架次轮番轰炸，持续达两小时之久。我阵地上硝烟弥漫，土石纷飞，地面工事全部被毁。从10时起，敌即以5个营的兵力先后向我各阵地发起多路、多梯次猛烈进攻。我8连在炮兵火力支援下，量敌用兵，采取小兵群战术迎敌，干部战士发扬孤胆作战的勇敢精神，与敌激战7个多小时，仅以亡36人、伤59人的代价，毙伤敌近千人。 12军接替上甘岭防御任务后，志司和兵团对上甘岭地区的炮火也大大加强了。参加作战的炮兵，已有10个团，170余门重炮，这对轰击敌人远射程炮兵、曲射炮火，及阻拦敌步兵进攻，都发挥了巨大的威力和作用。特别是对空火力组织严密，从军前指所在的德山蚬直到前沿的整个上甘岭地区，組成了绵密的多层火网，频频击落击伤敌机，仅高炮35营在5天中，就击落敌机5架，击伤敌机17架，使敌人空军胆寒怯阵。在上甘岭地区，敌人炮兵校正机到后来越来越少，其他类型敌机更不敢低空飞行，创造出朝鲜前线空前未有的我军汽车可以白天行车的条件，保证了交通运输，掩护了炮兵阵地，支援了前沿作战。 11月5日以后，敌人再也无力对597.9高地发起大规模进攻。11月9口，军委及总参对上计岭地区作战部队发来嘉奖电报。志司当即电告3兵团并要求“鼓励15军与12军参战部队及配合作战之特种兵部队，坚决作战，为争取全胜，恢复和巩固全部阵地，再予敌以更大杀伤而奋斗。” 在李德生率12军主力参加上过岭大战的第一阶段中，着重打击了进犯597.9高地的敌人。该高地除山脚下介于537.7北山之间的11号阵地外，其余阵地均为我恢复并逐步巩固，李德生决定将作战重点东移，恢复和巩固537.7北山阵地。 为了加强指挥，李德生派31师副师长李长林到前面去亲自掌握537.7北山战斗。李长林是1933年参军的老红军，战斗经验丰富，指挥沉着稳重。 反击537.7北山的战斗极为艰苦，因为南面537.7高地的主峰为敌人占领，北山在敌人鼻子底下仅100余米，西面为597.9高地敌占的号阵地火力控制，东面又为敌人注字洞南山火力侧射，这个阵地孤立突出，二面受敌。加之3敌人占领了北山表向阵地后，昼夜突击，已构筑了比较坚固的野战工事，并设置了铁丝网、地雷等大量障碍物，仅有少数坑道为我坚守。因此反去537.7北山带有攻坚性质。 鉴于以上情况，李德先和31师的领导研究后，决定以92闭全力反击537.7北山，以93团9连部分兵力同时反击西侧的597.9高地的11号阵地，牵制敌人，以保障92团进攻时西侧的安全。以93团的2营、3营作预备队。 占领537.7北山表面阵地的为韩闻的第2师3个连，其纵深尚有2个连作预备队。李德生在部署兵力时，集中了野榴炮52门轰击537.7北山；野榴炮16门轰击597.9髙地的11号阵地；野榴炮13门压制注字洞南山敌人火力。另有迫右炮兵群参战。“卡秋莎”火箭炮以3个连施行两次齐放。在我反击成功后，还将以6个榴弹炮连，在阵地前组成1200米的固定封锁区，对敌反扑部队施以火力阻拦射击。 以这样强大的火力，集中在一个小阵地上，摧毁敌人支援部队反击，在朝鲜战场上是空前未有过的。 11月11日下午4时半，在我猛烈的火力袭击和掩护下，92团的突击连，分三路迅猛突入敌阵，仅35分钟激战，将敌大部分歼灭，除最西侧山坡下的9号阵地还有残敌固守的一个阵地外，我军一举夺问了537.7北山全部阵地，并接应出艰苦固守在坑道内的部队。我军随即连夜突击工事，准备迎击敌人反扑。 果然，敌人并不死心。12日拂晓，韩2师3个团残部，在300余门火炮、20余架次飞机火力支援下，向我537.7北山发起连续进攻。激战中，我因伤亡过大，放弃了表面阵地，转入坑道斗争。92团在4天的激战中，与敌反复争夺阵地，击退敌人近百次冲击，歼敌2900余名。 在92团反击537.7北山的同时，93团9连，于11月11时反击597.9高地的11号阵地。3营长甄申亲自到最前沿指挥作战，他于战斗前一天观察好地形敌情，以无后坐力炮连续摧毁了敌人的19个地堡。第二天反击时，在炮火支援下，9连仅用5分钟就占领了阵地，消灭了全部敌人，消除了对537.7北山攻击部队西侧的威胁。12日晨，敌人1个营在炮火掩护下疯狂反扑。我9连以小兵群战术，顽强抗击敌人进攻。副班长杨国良小组，一昼夜击退敌人21次冲击，歼敌400余名，战斗到最后，阵地上仅剩他一人，他拉响爆破筒与冲上阵地的几十个敌人同归于尽。12日夜，2连接替9连防务，先后击退敌人40余次进攻，歼敌千余名，至11月20日，敌人再也不敢进攻了，至此，597力高地才全部恢复了战役前的态势。 对于12军在上甘岭的战绩，全军有目共睹，3兵团发出通令，嘉奖12军。电令称：“你们刚胜利完成阻击任务归来，不顾艰苦，立即投入五圣山前沿争夺战，你们在15军已有的胜利基础上，在强大的炮火协同下斗志昂扬，打退敌连续数日无数次反扑。坚守的597.9阵地屹立未动，特别在11日晚，又一举恢复了537.7北山阵地。你们打得英勇顽强，工事修得既快又好，战术灵活。望你们继续发扬这种小群孤胆的战斗作风，既能以小的代价坚守地面阵地，又能大量杀伤敌人，要将战斗坚持到全部恢复我原有阵地，直到敌不轻易囱该阵地进犯为止。” 11月17日，李德生又将34师106团投入上甘岭，接替93团加入537.7北山作战，继续与敌人反复争夺阵地，到21日，击退敌人50余次冲击，毙伤敌1500余人。从10月14日上甘岭战役打响，经过1个多月激烈争夺成，敌人伤亡惨重，美7师损兵折将，不得不撤出战斗西移，韩2师、9师已被打得无力再发动大的攻势。鉴于这种情况，李德生乃赋予106团打到底的任务。并令该团改变战术手段，集中兵力扼守要点，集中全力抢修工事，改善作战、生活条件。到了12月4日，106团粉碎了敌人最后一次2个多营的猛烈进攻，从此敌人再也无力向我实施大规模攻击了。 11月28日，12军31师奉命将597.9髙地全部防务移交15军。12月15日，106团奉命将537.7北山阵地移交15军。至此，军圆满完成了参加上甘岭战役的作战任务。随着战役的结朿，五圣山前线指挥所，奉3兵团命令撤销，李德生告别了15军的战友，返回12军工作。 在众多的军事史籍中，对15军在上甘岭大战中的辉煌战绩颂扬较多。的确，作为上甘岭大战的核心骨干部队，15军在战役发起后迅速适时地将兵力、兵器集中于敌人主要进攻方向，英勇顽强地抗击，挫折了敌人进攻锋芒，从而奠定了胜利的基础。15军劳苦功高。但同样应该大加颂扬的还有12军，12军投入战斗后，经过顽强的守备，粉碎了敌人最后的猛攻，巩固了597.9髙地，并继续恢复和巩固了537.7以北无名高地，为上甘岭人战我军取得最后胜利建立了功勋。 举世闻名的上甘岭战役，是15军和12军两支兄弟部队团结协作、同生共死、并肩杀敌的光辉典范。两支部队都是原第2野战军的主力，经过上甘岭大战，这两支部队成为人民解放军中响当当的王牌军。同样，秦基伟和李德生，以各自在上甘岭大战中的出色指挥，为全国所瞩目，后来相继担任更高级职务，成为人民解放军的重要领导人。 第二节 2．国民党军技师有些顾虑，问道：“是不是真不杀？”17旅的一个排长急了，说道：“谁要是杀了你，就是小舅子！” 解放战争开始时，李德生是晋冀鲁豫军区第6纵队第17旅的旅长。 当旅长后参加的第一次战斗是打兰封。兰封在陇海线上，守敌为国民党军整编55师74旅220团团部和2个营，加上保安队共3000人。其主力部署在城北，并以一部驻守南关及火车站。 李德生所在的17旅由城西及城南逬攻，并负责歼灭火车站之敌。17旅指挥所在西门外小河边，李德生和旅政委何柱成掌握全面情况，副旅长尤太忠和参谋长赖光勋跟随攻城的49团、50团到南关及火车站指挥。 黄昏时分，部队开始接敌。这时，50团2营长报告，他们在离火车站二里地的小赵庄抓到一个铁路巡警，提供了最新敌情：火车站正停着一列火车，城里开出一个营的敌人和11辆坦克都已经上了这列火车：开封方向过来一列火车即将到兰封站，那列车到达后，载有坦克和敌人一个营的这列火车就要开走。 这真是意想不到的变化！第一是开封过来的火车马上就要到站。这时没客车到，过来的一定是军车；这列车有多少车厢？车上拉的是敌军还是物资？要是敌军有多少？都无从知道。第二是车站内这列车上的敌人和11辆坦克马上要逃跑，如何截击歼灭？第三才是攻城的问题。城是死的，跑不了，城内的敌人已为我包围，但要在总攻时一齐行动，也是刻不容缓的。不过迫在眉睫的还是两列火车的问题。 李德生和旅里几位主官研究后决定，首先是炸毁开封的来车。万一车上载有大量敌人战斗部队，到站后一打响，就会使情况复杂化，影响攻城计划实施。 根据铁路巡警提供的时间，还有20来分钟火车就要到站了，李德生立即命令49团准备炸毁火车。49团派遣3营营长常国华带一个连队和团工兵班前去执行任务。 常国华带上部队跑步向西，在离车站约两里处，正巧发现有一座10来米长的铁桥，真是太好了，炸桥！待火车一上桥就炸，炸它个桥断车毁！营部电话班配合工兵，将铁轨下面的石子掏出来，埋好炸药，接通了引爆线。 刚布置停当，铁轨上就传来隆隆车轮声，很快就看到了雪亮的车前灯照射过来！火车快进站时，放慢了速度，车头刚搭上铁桥，我工兵即按响炸药，“轰隆”一声巨响，烟火起处，火车头随断桥栽入水中，后面的车厢，一个接一个甩出轨道，撞得横七歪八。这时最后面的车厢里，立即响起机枪声。 果然是军车，敌人开火了。更多的敌人则呼叫着纷纷跳车逃跑。 埋伏在铁路两侧的我军战士，以机枪、手榴弹向车上敌人猛攻，边打过向车厢扑上去。经过一场激战，消灭一部敌人，抓了70多个俘虏。 经审问，俘虏供称这列火车是从开封开往徐州的，共9节车厢，车上敌人是陈诚嫡系整编11师的武装军官营及18旅直属卫生队通信队，和辎重营的2个连，共300余人。车上的军用物资很多，17旅一下子缴获了7部电台、20多辆英国造自行车，几十箱西药及新式进口医疗器械。这批医用物资，装备了纵队和旅的卫生部门，在以后的战争中发挥了大作用。 炸桥的同时，50团副团长马宁带着2营接近了车站。这里原来只有1个连的敌人防守，现在新增加了准备逃跑的1个营和11辆坦克。敌人兵力增加，又有坦克，50团2营长张二胖心里犯嘀咕，坦克都没有见过，怎样打法！ 正琢磨着，3连长霍文炳急得不行，全身别了七八个手榴弹，想去炸坦克。张二胖叫他别急，先摸上去看看情况再说。霍文炳耐住急性子，带部队悄悄向列车接近。这时天空黑沉沉，车站上很昏暗，列车头西尾东，像一条长蛇躺在铁路上，四处没一点声息。尽管我军在两里外炸毁了开封来的火车，燃起冲天大火，枪声激烈，这里却听不到一点动静。是敌人沉得住气呢？或是车上根本就没有敌人？霍文炳悄悄摸到火车旁观察了一会，兴奋地跑回去向营长张二胖报告： “都看到了，敌人乘的是敞篷车，安安静静地坐着不吭声，大概是怕暴露目标挨打，想等开车悄悄溜掉，咱们快动手吧！” 张二胖很满意霍文炳的侦察，立即同意：“伙计，动手吧，不然这个营敌人从车上下来就麻烦了！” 这时是夜里9点半钟，随着一声令下，成排的手榴弹扔到列车上。遭到突然打击的敌人，顿时乱了套，全给吓蒙了头，各自呼天喊地往车下眺，也不还击，只顾逃命。好一会儿，敌军官才清醒过来，指挥残余人员反击。 混战了20多分钟，敌人伤亡不少，剩下的都跑进了票房。我军追过去，爬上岗楼消灭了守在上面的保安队，但票房门窗紧闭，一时攻不进去。 停在平板列车上的敌人坦克，见战斗已打响，也向我军开了火，但距离近，角度高，子弹都在空中飞，坦克上的敌人发现这一情况后，就一辆接一辆顺着跳板将坦克开下火车，全部集中在票房四周，转动炮塔向四面射击。 我军许多官兵从未与坦克直接交手，一些战士见坦克过来了，就朝坦克上扔手榴掸，只听到手榴弹的爆炸声和一片火星，坦克丝毫无损。 李德生接到报告后，立即命令部队在票房周围赶紧挖沟，将坦克围在那里，不能放跑！请求火炮支援。 纵队司令员王近山火速下令：调火箭筒、反坦克枪，到火车站打坦克！ 火箭筒班来到火车站，向敌坦克开火。这下子敌人坦克慌了，纷纷横冲直闯往外奔逃，但又都给壕沟挡住，一辆也没出来，只能盲目地开炮乱扫机枪，不让我军靠近。 为了不影响夺取兰封的总攻计划，纵队命令17旅暂时将车站的敌人包围住，待城内战斗结束后，再回头收拾车站内的敌人。 17旅49团主攻南门，副团长苟在合亲自带着突击连攻城，城内的敌人将城门紧闭，在城墙上架起机枪猛烈扫射，阻止我攻城。苟在合见前面的战士被敌人的火力压得难以前进，就骂开了。49团的干战都很敬重苟在合，都知道他在战斗紧张时爱骂几句粗话，但谁也不生气，因为一听到骂人，就知道副团长正和大家一起战斗，打起仗来更加来劲。这时苟在合一面咒骂敌人，一面叫大家沉住气等待时机，到敌人机枪一停，换梭子的几分钟，他就带着部队飞跃前冲，几个回合冲到了城门下面，竖起梯子他立即带头爬城。但梯子短，城墙高爬不上去，苟在合又组织工兵爆破城门。经过连续爆破，终于将城门炸开一个大洞。 部队正要冲锋，城门边上暗堡火力打开了，苟在合即命令工兵将炸药捆在一根长竹竿上从门洞伸进去，将暗堡炸毁。突击连攻了进去，开了城门，我军2个团的兵力全部拥进南门，和敌人展开了巷战。 在东门担任主攻的46团，接近城下时，敌人竟毫无察觉，直到部队通过护城河，爬上了城墙，敌人才发现，随后双方展开激战。此时如果我军后续部队不及吋进城增援，城上少数突击队就有遭敌人夹击消灭的危险。旅里赶紧调来惟一的一门山炮，对着城门轰击。敌人一听大炮响，无心作战了，统统逃跑，我军乘势从东门攻进城去。 到8月11日上午，城内战斗结束。 再说困在车站内的敌人和坦克，逃不脱战不成，缩在车站里不敢动弹。我包围部队趁此时间，吃饭休息。待城内战斗结束后，我军即用火箭筒、反坦克枪、集束手榴弹，猛攻敌坦克。两辆坦克履带被炸断，走不动了。敌人见已走投无路，在车内又渴又饿，闷得受不了啦！一辆坦克掀开了盖子，举起了白衣服摇晃投降。 但是，其余坦克还在用枪炮向我们攻击。50团的领导就对被俘的那辆坦克的技师说：“缴枪投降就不杀你们，赶快叫那几辆坦克上的人也出来，保证不伤害你们。” 技师反问：“是不是真不杀？”他受国民党反动派的宣传毒害太深，刚才又和解放军打得那么厉害，对解放军的俘虏政策不敢相信，疑虑很多。一位排长在旁边着急了，说道：“谁要是杀了你，就是小舅子！” 这个国民党军的技师这才稍稍安心，他一边打手势，一边喊叫。几番叫喊后，所有坦克里的敌人都停止了射击，打斤了车盖，全钻出来投降了。 敌人的坦克连同被炸坏的一共11辆，这是自卫战争开始以来，我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次缴获敌人坦克。李德生和旅领导们着实过了一把“坦克瘾”，第二天去纵队开庆功会，竟乘坐着坦克前往纵队司令部。 建国后，这其中的一辆坦克作为历史见证物，还陈列在军事博物馆展览过。 第三节 3．陈毅说出这样一个“隐情”：如果刘邓大军在大别山没有站住脚，毛泽东是不敢开12月会议的；也不敢讲“伟大的转折点” 李德生是大別山区人，1930年他从家乡河南光山县（今新县）参加工农红军，1932年10月，随红4方面军踏上西进征途，经历了红军长征、八年抗日，转战千万里，直到1947年7月才随刘邓大军重新回到家乡。 李德生率部转战大別山的经历，也就是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缩影。 大别山，雄峙于鄂豫皖二省交界地区，西至平汉路，东接淮南路，北连淮河，南临长江，突出于武汉、南京之间，山脉东西横直，南北平原广阔。依托该区，可以瞰制中原，直逼长江，威胁武汉，是我军夺取中原和进军江南的重要战略地区。如我军在此重建大别山根据地，则犹如一把尖刀插入敌人心脏。所以在1947年6月入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时，第一记重拳就由刘邓大军打出，千里跃进直插大别山。 大别山，是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老根据地，在我军历史上曾有过“四进四出”的战斗经历，即：红四方面军西征，徐海东率红军北上，髙敬亭率新四军东进，李先念率中原解放军突围。革命的火种在这块土地从未熄灭过。特别是李先念率部队突围时，留下了大批干部，仍在大别山打游击，坚持对敌斗争。当他们获悉刘邓大军南下的消息，兴奋不已，日夜盼望和主力会师。 刘邓大军一进入大别山区，邓小平政委就指示各部队，尽快和当地游击队取得联系。9月2日，李德生率17旅向黄安进发，当部队来到一个叫黄石冲的村子里宿营时，来了一位游击队的领导人，名叫刘名榜。李德生一听口音，竟是同乡人！刘名榜抗日时期是鄂东地委委员。新四军5师北撤时，李先念预见到主力撤离大别山后，革命斗争将遇到很多困难，为了保留老根据地的革命火种，指令刘名榜留下，负责重组罗、礼、经、光4县中心县委，担任中心县委书记。李德生与刘名榜越谈越激动，这是十几年没见的家乡亲人呵！ 过了两天，刘伯承司令员接见了刘名榜，并根据邓政委的意见，任命刘名榜同志为新县县长。 路过七里坪，李德生离家很近了，他已17年没有回故乡，决定回去看一看家乡的山水和亲人。李德生幼年丧母，父亲当长工，家中贫穷，两个弟妹先后因饥饿疾病死去。李德生14岁即参加红军离去，重返家乡时他已到而立之年了。李德生带了一个骑兵班回到村里，进村却找不到故居旧宅了。李德生一路打听，找到叔伯嫂子的家。因李德生离家时尚是少年，十几年过去，叔伯嫂子已经不认识他了。 李德生说：“我是德生啊！” 叔伯嫂子端详了一会儿，这才认出，顿时流出眼泪：“哎呀，你可回来了！你还活着啊！” 这时，李德生才知道，他参加红军后，父亲因为是红军家属，被国民党反动派抓走了，后来死在外地。受苦一生的老人，最终没有能看到儿子回来，没有能看到革命胜利！李德生心中一砗绞痛。 乡亲们听说李德生冋来了，纷纷赶来看他，问这又问那，格外亲热。李德生对乡亲们谈了这些年革命形势的发展，告诉大家，这次回大别山再也不走了。乡亲们听了都很兴奋。因为战斗任务紧张，李德生在村里只待了两个小时便赶回了部队。返回途中，他望着熟悉的家乡山水，感慨万端，乡亲们这些年在反动派压迫下，不知道吃了多少苦，为了家乡，为了家乡的亲人，为了千千万万劳动人民的解放，为了孩子们能过上幸福的生活，他决心为之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使蒋介石坐卧不安，他立即调集重兵进行围堵。9月上旬，国民党军23个旅，从北、东、西三面，对刘邓大军形成包围。并以对大别山情况十分熟悉的桂系7师、48师，进入大别山腹心地区寻我主力作战，妄图在我立足未稳之际一举消灭。桂系的这两个师抗日时期就在大别山活动，各地建立有谍报网，有的军官还在大别山与当地土豪劣绅结有姻亲，所以要对付这些敌人很棘手。 刘邓首长对此是有预见的。邓小平告诫部队“敌人一定会在我立足未稳时，扭住我们。不过敌人的空子仍然很大，可以抓住机会歼灭它，结束敌人的尾追堵击。只要我们有思想准备，几个回合后，一定能站住脚，能建成巩固的根据地。”这一指示迅速传至全军上下，大家都做好了与敌人进行反复斗争的思想准备。 我十几万大军，采取跃进方式，深入敌人纵深地区，远离后方依托，所带来的困难，是难以想象的。部队战士大多是北方人，到了南方吃大米说肚子痛；草鞋穿不惯，语言也难懂；习惯平原打仗，缺乏山地作战经验，因无安全后方，伤员难以安置，更成了指挥员打仗最大的顾虑。由于以上各种原因，有的人对建立大别山根据地的信心不足，遇到困难时，讲怪话发牢騷的现象便出现了，甚至营、团指挥员也有产生右倾情绪的。一次行军途中，有位以往很能打仗的团长，夜里从酣睡的敌群中穿过也不打，主要是顾虑打开后有了伤员无法处置，在诱歼敌85军时，因迂回部队动作迟缓，结果让敌人跑掉了。另外，部队中违犯群众纪律的现象也时有发生。针对这狴情况，刘伯承、邓小平决定召开旅以上高级干部会议。过去开会时，刘伯承、邓小平总是面带微笑，热情地向大家打招呼，而这一次刘邓的态度非常严肃。刘伯承、邓小平走进会场时，门口的几个人迎上前，敬过礼后习惯地伸出了双手。邓小平的手在空中一摆，说：“仗没打好，不握手了！”待众人坐下后，邓小平严肃的目光扫视全场，说：“今天召集大家来，开个不握手的会议。” 与会者的心情陡然沉重起来。 刘伯承接过话去：“政委说是‘不握手会议’，我说这是一次‘安卵子会议’！我们有些干部缺乏勇猛精神，没有卵子，不像个男子汉，怎么办呢？只好给他安上一副！” 刘伯承继续说：“有些同志打起仗来，顾虑重重，行动迟缓，错过了歼敌机会。” 刘伯承随后强调了一定要树立以大别山为家的思想，坚决克服怕打仗、纪律松弛等右倾思想情绪。刘伯承和邓小平这次会议上的讲话，对晋冀鲁豫野战军将士们鼓舞很大，这次会议后，部队的战斗意志更加坚强了。后来，有些人就笑说这次会议是一次“安卵子”会议。 为了严肃群众纪律，刘邓当时作出严令：以枪打老百姓的枪毙；抢掠民财者枪毙；强奸妇女者枪毙。 真还有撞到枪口上的人。 10月3日，军区纪律检查组在总路嘴检査，发现有一个副连长公开抢夺商贩的粉条、花布，影响极坏，把老百姓都吓得往山里跑。为了维护纪律，检查组赔偿了群众6两黄金，然后公开枪毙了那个副连长。 看到这场景，老百姓们大受感动，当地的一大批商贩也都回来了。 有一段时间，粮食十分困难，简直到了吃饭都成问题的地步。即便这样，部队也不向贫苦农民要粮，于部们带头少吃。李德生和旅里几位领导每顿饭只吃一小碗。一个副政委甚至只吃锅巴，把饭留给战士们吃。这种严格的纪律和领导以身作则的良好风气，不但在大别山群众中留下极好印象，而且还震撼了敌人。全国解放后，在缴获的国民党国防部的档案中，对李德生所在的部队就有这样的评价：“该纵，长于攻坚，指挥及纪律均佳。匪称为主力纵队。”可见，国民党军不但畏惧能打仗的部队，也畏惧纪律好的部队。 大别山区一到初冬，就下霜落雨，气候寒冷，不穿棉衣简直无法保持部队正常生活。但当时各部队凑凑合合筹集到的面料，都是五颜六色的棉布、綢缎，做出来的衣裳五花八门，不成样子！而且到哪里去找这么多裁缝，来赶制成千上万套棉衣呢？ 就在众人发愁之时，传来刘邓首长亲自动手缝制棉衣的消息。 原来天冷后，有的纵队领导关心刘邓衣衫单薄，曾送去打土豪得来的皮大衣，皮袍，还有缴获国民党军官的呢大衣等等。刘邓一律拒收，却亲自动手缝制棉衣，并要求全军将士也自己动手缝制棉衣，部队不准穿得花花绿绿的绸缎衣料，要保持军容，白布、杂色布料，可用稻草烧灰染黑。 号令一下，全军指战员纷纷染布、剪裁，穿针走线，互相帮助，自制棉衣。尽管这些衣服染得不灰不绿，自己缝的棉衣也不怎么合身，但穿在身上人人都感到特别暖和。到11月初，刘邓大军12万将士基本解决了棉衣问题。这是古今中外军队从未有过的事，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才能做到的。 进入大别山后，刘伯承、邓小平一直在寻找整师、整旅歼灭敌人的战机，以打击其嚣张气焰。刘邓得知敌82旅已归40师指挥，两敌将南下广济。刘邓即令各纵队集结兵力，准备打歼灭战。 战场选在哪里？刘邓等人亲自勘察战场，他们走了几十里的高坡，登上了鄂东最高的三角山，在那里俯看周围地形，对照地阁，选定了由浠水到广济的必经之路髙山铺作为歼敌战场。 高山铺，是一个四面环山的小盆地，两侧山峦起伏，公路蜿蜒其间，南端为一狭长山谷，西南有缺口，是一条1300多米长的丘陵，表面是稻田，底下却是深及膝盖的淤泥，敌人如果想由此处逃跑，将遇到真正的陷阱。 为了迷惑敌人，刘邓条令中原独立旅派出少数部队，佯装游击队，沿途袭扰敌人，作运动防御，迟滞敌前进，以待各参战部队能按时到达，并将敌人诱入我设伏包围圈内。 敌人果然中计，和中原独立旅接触后，所见的是陈旧枪支的稀疏枪声，一反击马上逃跑，就认定这只是“土共游击队”进行騷扰，无足轻重，越发猖狂起来，竟然在公路上排成三路、四路纵队，大摇大摆行军，全不把“土八路”放在眼里。 当敌人被牵到高山铺一带我军“口袋”里后，首先遭到我1纵的坚决阻击。敌人还是没在意，只派了2个排去抢山头，想扫清前进的道路。在我军猛烈火力打击下，这2个排基本被歼。敌人这才惊醒过来，逐渐增加兵力，连续发起冲击。但除7留下一大堆尸体外，始终未能前进一步。 这时，国民党“武汉行辕”的将军们还蒙在鼓里，一个劲儿地打电报给40师打气：“高山铺只有共军1个旅，可大胆放心前进。”国民党军的飞机也飞到高山铺上空助威，绕着先到达蕲春的敌40师师长李振清，还在报话机上催促他的部队赶到蕲春去吃晚饭哩！而陷在包围圏里的敌人则在喊爹叫娘了。 10月27日，我军总攻开始，各参战部队从四面八方向敌人压将过来，四面逃窜的敌人像没头的苍蝇一样，东边碰壁往西逃，南边无路又向北钻，在我政治攻势配合下，纷纷投降。 27日下午两点，战斗胜利结束，我军全歼敌人40师及82旅，共5个团，1.26万余人，还击落敌机1架，缴获大量武器装备。 国民党“武汉行辕”的将军们没有料到他们的部队会垮得这么快，还从武汉派了几架飞机，空投下了许多热乎乎的烧饼、馒头，正好都慰安了得胜的解放军。 高山铺大捷使远在陕北的毛泽东等人悬着的心放了下来，毛泽东对周恩来说： “高山铺一仗的胜利，其意义不仅仅在于我军消灭了1万多敌人，它表明刘邓在那里已经站住了脚，天王老子也赶不走他们了！” 高山铺战役之后，蒋介石再也沉不住气了。而此时解放军陈赓兵团和陈粟大军也分别挺进豫陕鄂地区和豫苏皖地区，解放军已在中原地区摆出“品”字阵，直逼长江，威胁到国民党政权的中心地域。蒋介石急得亲自出马，主持召开大别山作战检讨会，宣布成立“国防部九江措挥部”，由白崇禧担任主任，统一掌管津浦路以丙，长江以北，平汉路以东，淮河以南的作战指挥权。蒋介石简直把江南半壁河山的指挥权、都给了潜在的对手白崇禧了，可见其是不顾一切要与我中原部队拼一死战。 白崇禧受命后，立即组织了15个整编师又3个旅近80个团的兵力向我大别山部队进行空前规模的围剿。 面对严峻的形势，根据敌人的作战部署，又根据大别山回旋余地小，粮食困难等因素，刘伯承、邓小平决定采取“避战”方针对付故人。 具体的部署是：野战军的主力，配合地方武装，留在大别山内线作战，采取宽大机动，敌向内，我向外，敌向外，我亦向外。以小部牵制敌人大部，以大部歼灭敌人小部、以这种机动灵活的战术打击和拖散敌人。 李德生率领17旅继续留在了大别山区，主要任务是与敌周旋，拖垮敌人。12月2日夜，17旅和18旅突然远距离奔袭宋埠，将敌人四面包围，干净彻底地歼灭了国民党麻城县政府及8个保安中队和1个义勇团。这一仗，不仅给黄安、麻城地区反动势力以毁灭性打击，直接支援了诙区地方工作，而且严重威胁敌人后方补给线，迫使进入大别山中心的一部分敌人回援。 消灭宋埠之故，还震惊了鄂东一带土顽。因为他们知道，国民党的正规军，是临时调来扫荡的，不可能长期留驻，若与已在当地建立了政权的共产党为敌，迟早要遭到铲除，宋埠之战就是杀一儆百的实例。特别是国民党政府已日见衰败，共产党日益强大，大别山也许很快就会像红军时期、抗日时期那样，全部回到人民的怀抱，还不如留点后路好。一些干过坏事的土顽，纷纷向当地人民政权自首，表示愿意改过自新。一些地主土顽，为留后路，自愿或被迫地做了些好事。 6纵有两个伤员留在了麻城山沟一个小村子里，一个住在贫苦农民家，得到了很好的照顾；另一个伤员放在了地主家里，地主不敢不收，但招待极坏。一次国民党部队要进村了，我军侦察队长对地主说，“你如果把这两个伤兵交给了敌人，就杀你仝家！”后来敌人到了村里，穷老汉把伤员背进山里藏起来；而那个地主在应付国民党军时，不敢讲两个伤员的事。这两个伤员在这个小忖里一直安然无恙。 为了牵制敌人，将其拉回大别山腹地，以掩护我野司后方指挥所北上，从12月21日起，李德生率领17旅开始了向敌人包围圈内钻的“壮举行动”。之所以称为壮举，是因为这一行动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当时在大别山中心集结的敌人多达10个师，而17旅偏向敌群堆里钻！ 17旅出发了。当时正值冬季，高山上覆盖着厚厚的雪，凛冽的朔风迎面刮来，像刀子割脸般疼痛，雪花钻进领子、袖口，寒冷刺骨，有的老战士胡子上结了冰，就像长了许多冰锥子。崎岖的小路上冻结了冰层，踩上去就像在倒了油的路上走，一步一滑，不断有人跌倒又爬起来。驮机枪和迫击炮的骡子，经常滑到岩边，干部们就和战士们一起拉骡子尾巴，抬骡子的腿，硬是把牲口救了起来。下山后又过冰河，官兵们只能脱下棉裤淌水，冻得全身麻木，上岸，裤子上的冰块嚓嚓响，像穿了铠甲。 部队一面艰苦行进，一面还要和敌人作战。1948年过新年时，各连队都想办法买了一些肉，正要过节，敌人又上来了，而且不止一股，敌人是分三路围上来的。李德生带领部队与敌人打了一仗后，马上率部队转移，这个“新年”最后就留在夜行军中过了。在与敌周旋的斗争中，险象环生，生死交替常常就在一瞬之间。 有一次，敌人有袭击我驻地黄龙岩迹象，李德生及时派出侦察员，黑夜捕俘，了解敌情。侦察员在一个山坡上发现了几股电话线，就顺着摸过去，到村口，抓住了一个敌兵，经审问，了解到敌人要合围黄龙岩，先头部队已出发了。侦察员飞跑回来，向驻黄龙岩的第50团报告了情况，部队仅用20分钟，就集合出村，而这时，大批敌人已从村子另一头到达了。如果那次50团不是及时发现敌情，及时撤离，就有可能遭受重大损失。 还有一次，49团一个连，从麻城向南转移，为了便于在敌区行动，他们大多穿着缴获的国民党军装，还戴着钢盔。半路上，遇到敌人乡公所100多名土顽，正押着我们的14个民兵，往麻城送。看见这一连人，敌人误认为是国民党军队，赶忙前来报功，说抓了16个“共匪”，已经用石头砸死了两个。我们的连长说：“你们集合，给我们带路去打共匪。”土顽们集合站队，一下子就被我军全缴了械。当时战士们气极了，要用刺刀捅死这些敌人。 当然敌人也是很狡猾的。一次，有个敌人的特务，伪装贫苦农民，要求参军，我分队的领导很麻痹，将其收下了。第二天，这个敌特装病，趁无人时逃跑回去向敌人报信，引来敌军袭击我分队蛀地，幸亏我大部队及时赶到将敌人击退，才未受大的损失。 在坚持大别山斗争中，邓小平功不可没。为了调动敌人，刘伯承带领1纵和野司机关一部北渡淮河，在淮西地区展开。而邓小平、李先念、李达带着野司前指，指挥着3纵、6纵一直坚持在大别山腹地与敌周旋。尽管在敌人的重重包围圈中活动，邓小平依然是十分沉着镇定。每天晚上，一到广播时间，无论敌情多么紧张，他都不走了，一定要停下来，收听延安电台的广播。有时明明知道附近就有敌人，他也不管，非要听完才走，身边的同志再着急也拿他没办法。 1948年的元旦，条件、环境那么艰苦，邓小平还是组织警卫部队进行新年团拜、检阅。战士们连夜剃头刮脸，把破破烂烂的军装缝补整齐。元旦那大，天还没大亮，部队就成营横队。排列在山坡下的田埂上，邓小平、李先念、李达来到队列前面检阅。邓小平用洪亮的声音向大家拜年，对众人说道：只要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克服暂时困难，站稳脚跟，将敌人紧紧拖在大别山区，就是胜利！ 邓小平这种不畏艰险的精神，给许多老战士留下很深的印象。一位老战土这样回忆道： 在大别山非常困难的时刻，邓小平还时刻惦念着党中央、毛主席的安危。有一次，区党委负责同志到黄安七里坪中原局的驻地汇报工作。邓小平破例请大家喝了一次酒，他髙兴地说：“我们已有三天没有得到延安方面的消息了，今天收到党中央发来的电报，电报说毛主席和中央机关安然无恙，所以请大家喝一杯酒庆祝！” 经过激烈的斗争，我军在大别山深深地扎下了根，胜利地实现了毛泽东估计的三个前途中最好的前途。此期间，我中原三军相互配合，机动作战，大量歼灭了敌人，在4500万人口的江淮河汉广大地区，建立了中原根据地。 1948年2月，中央军委电请刘邓率指挥部和野战军主力转出大别山，进至淮河、陇海路、沙河、伏牛山之间，设立南线指挥中心，统一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陈士榘兵团，展开中原作战。 历经艰苦卓绝的斗争，从大别山走出来的部队依然迈着雄赳赳地步伐，但是从严格的意义上讲，他们已很难称之为“雄师”了。经过严冬和战火，他们自制棉衣裂开了一道道口子，树汁染成的棉布早已褪色，许多人乱发蓬散，面容憔悴。然而，就是这样一支衣衫褴褛的部队，赢得了党中央及其他战区野战军的尊敬！ 代表中央前去看望刘邓部队的陈毅感动地说出这样的话：“正因为刘邓大军大别山拖住了敌人，各地才能顺利转入进攻，打了不少胜仗。要记功的话，各地只能记一半，另一半要记在坚持大别山斗争的指战员身上。” 陈毅还说出了这样一个“隐情”： 1947年12月，中央召开了12月会议。毛主席写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主席亲自对我说：“我军在大别山各兵团如果没有站住脚，我是不敢开这个会的，我也是不敢讲这个话、写这篇文章的；我也不敢讲伟大的转折点。文章可能要等一年半载后才能写。现在中原的部队站住脚了，胜利靠得住了，我这个文章就可以写了。我们现在就要向全国人民发号召，准备在几年内夺取全国胜利。” 1930年，李德生走出了大别山，他那时只有14岁，他是不堪反动势力的压迫，只身投奔革命队伍。18年后，他再度走出了大别山，这一次他带着是一支英雄之师，走向了更广阔的战场，直至迎来新中国的建立。 第四节 4．李德生试探地问了一下副主编：是否看了郭兴福教学法以后再走？谁也没想到，这一看，引发了中国军队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练兵运动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1964年的“大比武运动”对提高人民军队军事素质、加强军队现代化建设，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它像里程碑永载史册，至今仍令许多人缅怀与向往。 “大比武”的发源地就在12军，当时的军长就是李德生，“郭兴福教学法”是李德生一手抓起来的。 1958年，已是12军军长的李德生去了北京高等军事学院（今国防大学）学习。整整上了3年，收获很大。毕业后，仍回12军任军长。 战争年代，戎马倥偬，征战不停，部队主要是通过实战学习打仗，和平时期，提高部队战斗力就要靠军事训练。部队训练应该如何搞，李德生是带着这个问题重新当他的军长的。 李德生把分管训练的干部找来，要他们如实汇报部队训练状况和存在的问题。结果发现一些干部抓训练顾虑多，因为原来搞正规化训练时，许多是苏军的训练方法。中苏关系恶化后，反了“教条主义”，否定了苏军那一套，强调继承我军的优良传统。但具体起来哪些是应当继承发扬的我军优良传统？怎样继承？苏军的方法又有哪些不能用？都不很清楚。所以部队训练五花八门。 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在1961年初，李德生就带着军、师、团联合组成的工作组，到34师100团2连蹲点，去摸第一手材料，寻求解决办法。 到了部队后，李德生看到战士练兵热情很髙，劲头很大，但是下部训练方法缺乏灵活性。射击训练时，干部检查预习忙得团团转，战上趴在那里半天只能瞄几枪；战术训练时，战士满山跑，不讲究队形。战士们自己还编了一些顺口溜，说“练射击，磨肚皮”、“练战术，走起来一条线，卧倒一大片。进攻满山跑，防御没事干”。有的连队为了出好成绩，射击专选无风的天，战术考核专选无坡度的平地进行。 这样练出来的兵，怎么能拉到战场上去打仗？ 必须让干部战士清醒过来。 一天，李德生在2连进行了一次检验性的事先不打招呼的实弹射击考核。 出的情况是：敌人在离营房十几里外的三角山空降，2连的任务是立即紧急集合，跑步前进消灭敌人。 2连全副武装跑了十几里以后，李德生突然命令：改变方向追击敌人。 2连又翻了十几个山头，趟过三条小河，来到了三角山下，刚一到达预定地点，李德生立即命令全连进行实弹射击。 结果，2连这个在全军被认为是训练好的连队，只打了个“及格”成绩。 李德生把负责2连训练的副连长郭兴福找来，询问一些问题。这时郭兴福正在生闷气呢！他对军长的“突然袭击”式考核想不通。他闷声不响，却是一脸的委屈情绪。 李德生早已看出，没有批评郭兴福，只是连问了几个问题：“在深山密林里，刮着狂风，下着暴雨，既没有指南针也没有向导，你们连能不能夜行百里？” 郭兴福想了想，答：“根据现在训练水平，不行！”“在各种距离上，在表尺规定的射程内，不论出现什么目标，你们连的战士，能不能举枪就把敌人消灭掉？”郭兴福又想了想，答：“不行！” “在一二百米内，在猛烈的敌火下，你们连的战十，能不能勇猛地冲上去？敢不敢同敌人拼刺肉搏，最后消灭敌人？郭兴福想也不想，答：不行！” 在李德生的连续提问下，郭兴福头脑清醒了，开始认识到自己连队的训练确实存在不少问题。 李德生和郭兴福谈了一个下午，告诫他训练是为了打仗，不是为了摆花架子，一定要从实战出发，严格要求，严格训练，使每一个战士都练出真本领。 郭兴福心服口服地带连队回营房了。郭兴福是山东邹平县人，1930年出生在一个贫农家庭，幼年丧父，家中生活艰难，只读了3个月书后，就在家拾柴、放猪。1944年14岁时，到国民党吴化文部队当勤务兵，1948年济南战役随吴部起义，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补充到华野13纵队战斗连队当兵，参加过淮海、渡江、淞沪、漳厦战役，当过战士、副班长、班长。1951年进陆军步兵学校学习，1955年毕业后分配到12军来的。 过了一些日子，12军召开了一个训练现场会，郭兴福没有辜负李德生的期望，他负责教学的战斗小组进攻形式活、作业内容丰富，符合实战要求。 李德生和军里领导决定抓住郭兴福的教学法不放，逐步完善和提髙，将2连3班作为试点班，让一名副排长当班长，让郭兴福当教练员。 郭兴福教学法从此起步。 经过半年艰苦努力，郭兴福和他带的这个班进步很大，在教学上已经有了一套较成型的办法。李德生见他们已经练出些成效，就先后组织34师营、连、排干部参观了两次，要大家提出改进意见，又組织全师干部看了一次，普遍反映较好。李德生又让作训处参谋带小分队到另外两个师表演，也获得好评。 一天，总参军训部《军训通讯》杂志的副总编带着几位编辑来到12军军部，《军训通讯》当时是指导全军训练的刊物，发到全军团以上单位，李德生每期都读得很仔细，以求开阔眼界，了解全军训练动态及解决一些训练中碰到的难题。这次刊物副主编来到军里，是个极好的交流机会。当时郭兴福这个班的训练试点工作，正处于探索阶段，12军既没有向南京军区训练部门报告，也没让对外进行报道。现在总参专门研究军训的杂志社来了人，是否借此偶然机会请他们看一看呢？李德生试探地问了一下杂志的副主编：是否多留一天，看了郭兴福教学法提些意见再走？副主编欣然同意。 第二天，李德生陪他们顶着烈日观看了郭兴福班的战术训练表演。那天气温髙达37度，郭兴福和战士们在作业场上浑身汗水湿透，但始终情绪饱满，操演认真，要求严格，训练中还开展群众性的政治工作；研究问题时，热烈争论，畅所欲言，一派活跃气氛，再现了我军战争年代开展军事民主互教互学的优良传统。 副主编等人看过后，大感意外，连声称好。并当场表示：他们不再南下了，就留在金华，请军里派几个人，一起到2连总结郭兴福的教学经验，将3班全部作业过程整理出来，向全军推广。 1961年10月2日，《军训通讯》为介绍郭兴福的教学经验，特地出了一期专辑，并扩大发行量，从原来只发行到团一级扩大发行到连队。专辑中载有2连战术训练经验、郭兴福任班长的单兵进攻战术作业笔记。编辑部还撰写了《既严又活》的专论。第一次向全军介绍和推广了郭兴福教学法。 这一期《军训通讯》专辑也呈送到了当时分管军事训练的叶剑英元帅的桌上。 叶剑英肯定了“郭兴福教学法”这一创造。《军训通讯》专辑同样也引起了南京军区领导的关注，分管训练的王必成副司令员，立即要郭兴福去南京表演。王必成看过后，连声称赞，并当即对军区有关部门作了三条指示，一是南京步校毕业班的学员，要把这一套教学法学会了才能毕业分配；二是军区司令部立即组织郭兴福到全区部队巡回表演；三是做好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的宣传工作。 郭兴福刚在军区表演没几天，总参分管军事训练的张宗逊副总长，就奉叶剑英的派遣来南京观看了郭兴福的表演，看后指出：像郭兴福这样严肃、认真、灵活的训练单兵、小组的方法，是个方向问题，也是我军传统的练兵方法，应该推广。 从1962年3月到10月，郭兴福带着他的小分队除在南京军区多次表演外，还应邀到广州、武汉、沈阳军区作了数十场表演，受到热烈欢迎。李德生专门派出军政干部组成的工作组随同郭兴福小分队巡回表演，帮助郭兴福提高思想、业务水平。他们每次出发和归来，李德生和军里几位领导都要和郭兴福谈话，对他提出要求和鼓励。 郭兴福教学法传播开后，推动了全军群众性练兵热潮的兴起。总参为适应这种形势需要，于1963年底，在镇江召开了有各大军区、军事院校领导干部参加的现场会。叶剑英元帅专程赶到镇江，观看了郭兴福单兵进攻战术作业表演。 历史已经过去了30多年，当年轰动全军的“郭兴福教学法”因纪录手段有限，留下的真实生动画面资料不多，今天的军人和普通人对郭兴福教学法多数只是风闻。那么，郭兴福教学法的特点究竟有哪些呢？ 首先是方法多样，教活练活。情况诱导，因人施教，正误对比，形象教学，这是郭兴福把兵练活的重要方法。郭兴福出情况不是直来直去，而是“逼”着战士动脑筋想办法。他对一个战士出情况时说：“敌人的半自动枪手，向你打了八九发子弹以后，突然停止了射击，你应怎么办？”战士想，敌人火力中断有几种可能，被我消灭、枪发生故障、有意欺骗……但半自动步枪一次只能装10发子弹，现在打了八九发，很可能是装子弹，于是战士就飞身跃起前进了。 一次郭兴福做示范动作，冲击前进时，“敌人”一个手榴弹投过来落在身边，他一脚将手榴弹踢飞，继续前进。轮到战士冲击了，手榴弹飞过来，落在距他5米远的地方，这个战士跑过去踢手榴弹。郭兴福立即叫停！告诉战士，刚才手榴弹离我近，应该踢，现在离你远，就不应停留，要赶快避开，争取时间快速冲过去。这样就使战士明白每一个动作的道理，而不是做样子，走过场。 练习打火力点，当爆破手抱着炸药包冲到地堡跟前，郭兴福说，雷管失效，爆破手马上取下手榴弹往射孔里塞；郭兴福又说，射孔有铁丝网挡住，爆破手就地一滚，想绕到地堡后门投弹；郭兴福又说，后门关上了，爆破手就立即取下小铁锹往射孔里扬土，掩护战友上去把地堡炸了。 郭兴福在教学中，既全面讲解，又能抓住重点精讲多练。他首先把课目的本质吃透，如单兵进攻，最核心的就是在战术情况诱导下，训练战士勇敢、机智、灵活，巧妙地运用五大技术，学会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本领。郭兴福围绕此核心内容，先全面讲解，如利用地形地物，有开阔地、起伏地、沟、坎、包、坟，以及房屋、田坎、树木等。众多地物中，他又抓住高于地面的“包”，和低于地面的“坑”，这两种具有代表性的地形地物，反复讲解，反复演练，使战士掌握其基本特点后，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灵活运用。 如利用土包，他首先讲，如遇树丛和土包，要利用土包，因为它既能隐蔽身体，又能作射击依托。如何利用呢？他讲清，土包分左侧、右侧和顶部，一般利用右侧出枪，因为大多数人是惯用右手和右眼瞄准，这样，身体大部可隐蔽。但个别人是“左撇子”，用左眼瞄准的，就得从左面出枪。当侧面无法观察时，则可利用顶部，虽然危险，但消灭敌人和保存自己，前者是主要的，就应在顶部射击。一个土包讲出许多学问，讲得细致全面，使战士们听得津津有味，印象深刻。 郭兴福有作战经验，又经过军校专门训练，比战士们条件当然好得多，但他也能放下架子，虚心听取战土意见，吸收别人长处，这一点十分难得。一次练习利用地形地物，前面是一人高的断墙，郭兴福本想利用它的右侧，可是班里有个爱用脑子的战士却说：断墙只有一人髙，当中有一个人头大的缺口，利用缺口，比在右侧更利于隐蔽身体，发扬火力。郭兴福端枪上前试了试，果然如此，就推翻了自己的预案，照这个战上的意见做了。 班里有个战士，冲锋时动作干净利索，两眼始终能紧盯着“敌人”，一面冲击，一面装退子弹。郭兴福觉得自己不如他，就虚心向这个战士请教要领，刻苦学习，练好才罢。谁手榴弹投得远，枪打得好，刺杀有力，他都学习，集战士们的长处于一身，做到训练中各种动作，都能示范。 在战场上及时做好政治思想工作，是我军优良传统。郭兴福在训练过程中也运用较好。有一次，他给一个战士出情况：现在敌人火力很猛，部队正要发起冲击时，只听见班长喊出一声口令，后面的话全被枪声淹没了，你该怎么办？这个战士一跃而起，提起枪就向前冲去。郭兴福当即表扬这个战士做得对，他说：向敌人冲锋时，有命令要前进，没有命令也要主动前进。要提倡战争年代那样勇往直前的精神，如果战斗中指挥员伤亡，阵地上无人指挥时，应主动带领战友作战。 一次，郭兴福带着示范班进行演练，在炮火显示的硝烟中，他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高喊杀声，勇猛冲上了“敌人”的堑壕，他左右开枪，打死了两个从两面扑上来的“敌人”，接着用刺刀朝拥上来的“敌人”猛刺过去。 正在这时，他突然停住，问后而跟来的战上，“对敌人要不要狠？” “要狠！” “怎么狠？”“坚决消灭他！” “对！”说着他一枪刺穿草靶。然后又问：“刺刀断了怎么办？” “枪托打！” 郭兴福再问：“枪断了！” “石头碰！”“手掐！”“牙齿咬！” 战士们一片响亮的回答。 郭兴福示范后，战士两人一组开始了演练。他们像郭兴福一样，一边向山上飞奔，一边连续射击。一对对战士，快如旋风闪电，在震耳的喊杀声中，近百米距离，仅十几秒钟就冲了上去，在硝烟、火光中完成了作业。 叶剑英看了郭兴福小分队的训练表演后，即给中央军委写了报告，介绍郭兴福教学法及观感。他在报告中写道：“郭兴福教学法是我军传统练兵方法的继承和发扬，是领导培养、群众支持和他个人努力的结果。” 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罗瑞卿收到叶剑英的报告后，立即送呈毛泽东，并当面汇报了情况。 毛泽东仔细看了这份报告，当他看到“把兵练得思想红、作风硬、技术精、战术活，而且身强力杜，一个个都像小老虎一样”文字时，用红铅笔在下面划了一条杠，很高兴地说，“这一条我最感兴趣！” 看完了这份报告，毛泽东对罗瑞卿说：“叶帅找到了一个好方法。” 由于毛泽东如此高度的评价，使学习郭兴福教学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964年1月3日，中央军委向全军发出指示，号召全军立即掀起学习郭兴福教学方法的运动。 1月下旬，总参谋长罗瑞卿赶到南京，主持召开了全军推广郭兴福和郭洪福式教学方法现场会。这次会议规模很大，参加会议的有各大军区、军兵种、各军事院校主管训练的领导，还有海军舰队司令，陆、空军所有军长，以及总部有关部门的领导，仅将军就有100多人。 会议结朿话，李德生还陪同罗瑞卿到12军部队防地进行视察，罗瑞卿对李德生培养了郭兴福这个典型给予了高度评价。 罗瑞卿回北京后，又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写了报告，说：郭兴福教学法在军事和政治、理论和实际、行动和思想、战术和技术、演练和讲解、言教和身教、都结合很好。从难、从严、从实战需要出发，因人施教。表扬多于批评，善于启发诱导，把工作做活了，把兵练活了，把自己头脑也使活了。这种教学方法，可以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学方法。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的教学方法。 从那以后，全军大练兵、大比武运动，进入了空前未有的高潮。1964年6月15日、16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邓小平、贺龙、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检阅了北京军区、济南军区“郭兴福式”尖子分队的技术、战术表演。毛泽东对每项精彩的表演都鼓了掌。在看完擒拿格斗表演后，毛泽东还对画有蒋介石头像的沙袋打了几下，边打过说道：“老朋友，久违了，我也打你几拳。” 当年的大比武运动，使整个中国大地上的军营呈现了生龙活虎的壮观景象，许多经历过大比武运动的老战士们回忆起往事，禁不住热血沸腾，那真是一个火热的年代啊！ 军队的大比武热潮，也推动了地方各行各业的“岗位练兵”活动。许多大专院校，中、小学教师，也都认真学习郭兴福的教学法。当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林彪，看了叶剑英的报告后，也对郭兴福教学法表示过赞许。 可是，后来林彪出于个人野心私欲，为了陷害罗瑞卿，就别有用心地诬蔑“大练兵冲击了政治”，“犯了路线错误”，把全军轰轰烈烈的大练兵、大比武热潮打了下去。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一大批军队领导人受到迫害。大比武运动中的典型人物郭兴福竟被打成“反革命”，遭到连续残酷批斗，逼得他愤而自杀，被人救活后即被长期关押。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军委才正式下文给郭兴福彻底平反，并恢复其党籍、军职。 历史是公正的。20世纪60年代初在中国军队里兴起的“郭兴福教学法”和“大比武运动”，经过历史进程的考验，至今仍然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和光辉，它对加强我军部队训练和院校教育，促进部队的全面建设，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为“郭兴福教学法”的发现者、培养者，作为“大比武运动”发源地主官的李德生，其功绩卓著，犹如军史将永久记载上甘岭大战中他的功绩一样，军史将永久地记载“大比武运动”，并将随着时间的推移面大放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