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烧的土地·抗日著名战役录》


 序言 正面战场概述

    1936年11月25日，日本和德国签订《日德关于反共产国际阶定》，形成了“东京——柏林轴心”。从此，世界法西斯势力的两支主要力量结成同盟，组成了一个世界法西斯体系，开始进行称霸世界的扩张行动。

    日本于1937年7月7日不宣而战，在中国发动了全面侵略战争。中国人民被迫进行全面、全民族的反法西斯抗战，并很快形成了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

    正面战场，主要是国民党及其国民政府领导的，由于政治、经济、军事等形势的发展变化，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对日本的政略、战略及正面战场各个时期的作战情况，不尽相同。

    从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至1945年中国人民获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八年中，正面战场的作战，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至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为第一阶段；

    武汉失守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为第二阶段；

    太平洋战争开始至日本投降为第三阶段。

    第一阶段，日本侵略军凭借其武器装备的绝对优势，连续发动进攻，企图在三两个月内击败中国军队，攻占若干重要城市，迫使国民政府屈服，以达到其“速战速决”的战略目的。

    中国军队则在“持久消耗战略”的总方针下，节节防守，坚强抵抗，“尔后主动转进，以消耗敌人战力，保存我军主力；以空间换时间，扩大战场、分散敌军兵力”（陈诚：《八年抗战经过概述》），粉碎了日军速战速决的企图。日本法西斯发动侵华战争时，错误地判断了中国国内形势的发展，过低地估计了国民政府的抗战意志，认为“日本一宣布内地动员或大批列车一通过山海关，中国方面就会屈服”；“最大限度，通过保定一次会战，即可解决一切问题。”（日本掘场一雄：《日本对华战争指寻史》）日本陆相松山甚至扬言，“支那事变可以在一个月内完全结束”。日本军部较为谨慎，也估计“大约有两个月的时间可以结束”。但事买是，在16个月的时间里，出征中国的部队，增加到34个师团，使用兵力达68万，从华北、华中、华南三十方向进攻，也未能迫使国民政府屈服。相反，侵华日军却陷入中国抗日战争的泥淖中而无力自拔，不得不同中国进行一场极不愿意的持久战。

    七七事变发生后，日本五相会议决定动员40万军队用于侵华战争，7月30日攻陷平津后，日军沿平绥、平汉、津浦铁路，分向山西、河南、山东进攻，同时又增兵华中，进攻上海。激战三月余，11月12日攻占上海，1938年1月后又占领南京。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使30万已经放下武器的士兵和手无寸铁的民众惨遭杀害。

    1938年3月，由山东南下的日军，在台儿庄遭到中国军队的英勇抗击。中国军队获得开战以来的第一次大胜利，使狂妄骄横的日军初步认识了中国人民和军队的抗战意志。不久，日军南北夹击，打通津浦路，占领了徐州。至10月底，攻占了广州及武汉。在这期间，中国军队与日军进行的战役，主要有平津及南口作战、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忻口会战、台儿庄会战、豫东会战、武汉会战和空军的八一四空战、海军的江阴防卫战等。中国军队的广大官兵，以英勇顽强的献身精神，以自己的血肉之躯，阻挡、迟滞了装备、训练均优于自身的日本侵略军，粉碎了日本“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表现出中华民族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中国军民激昂的爱国热情。

    但是，由于国民政府统帅部在具体作战指导上，采取与其总的战略方针不相适应的单纯防御战略，导致了不应有的失败：国土丧失太多，军队损耗过大。16个月中，使日本侵占中国13个省、区，340余座城市，近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伤亡将士110余万，空军飞机、海军舰艇基本丧失殆尽。这一切，并非完全不可避免。要达到持久消耗战略的目的，本应在战役、战斗上采取积极的攻势防御，以外线进攻的运动战力主，以必要的阵地为辅，而国民政府统帅部却采用与敌人硬拼消耗的阵地战，企图以战役上的持久达到战略上的持久。蒋介石在战前就说过：“我们死伤一个半人至两个人，日本一定要死一个人，但是我们有四万万同胞，他最多只有六千万人口，我们还拼不过他们吗。”（中华民国重要史料丛编——对日抗战期间》续编三）战争爆发后又说，“我们要固守阵地”，“要多筑工事，层层布防，处处据守”。并强调说，“如果我军能屹立如山，坚守阵地，有进无退，等到接近，冲锋肉搏，他们虽有飞机大炮，也无法使用”。（《蒋总统隼》）如果是运动作战，突袭敌人，强调近战肉搏，确可使敌军的飞机、大炮无法使用。但这里说的是防守固定工事的阵地战，怎么可能使敌军的飞机、大炮无法使用呢？这种阵地持久消耗的作战，固然能起到消耗敌人、争取时间的一定作用，但并不适合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与拥有地空强大火力的日军对拼消耗，以争一城一地之得失，对抗战是很不利的。蒋介石自己后来也承认：“在湘北战争以前，我们的战略、战术是取守势的，多少是被动的”，“处处只是消极防守，陷于被动”。（《蒋总统集》）白崇禧对此曾作过总结。他说：“我们军事上的失败，可说是由于我们所采取的战术不能与我们的最高战略相适应。”（《白崇禧将军最近言论集》）

    尽管统帅部的作战指导方针有失误之处，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牺牲、损失，但这一时期正面战场的作战，对整个抗日战争来说，起了巨大的作用。首先，沉重打击了日本法西斯的狂妄气焰，粉碎了日本侵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其次，对中国共产党敌后战场的建立、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起到支援作用。再次，中国军队英勇抗战的业绩，获得了国际的赞誉，保卫了中华民族的民族尊严，也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继续抗战和争取最后胜利的信心。

    第二阶段，日本占领广州、武汉后，战区扩大，战线延长，正面战场中国军队的主力部队未被消灭，国民政府也没有屈服，仍在继续抗战；敌后战场的游击战，严重威胁其后方，日军必须使用大量军队，方能保持“点”、“线”的统治。

    侵华日军驻地分散，兵力严重不足，加以国内经济因战争消耗而逐次下降，劳力不足，资源匮乏，正如日军参谋副总长泽田茂所说，“外强中于是我国今日的写照”，因而日本已无力发动大规模的全面进攻，被迫放弃“速战速决”方针，停止战略进攻，改取战略持久作战。对国民政府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对正面战场实施局部有限攻势，不再以攻城略地为主，而以打击和削弱中国军队的“反消耗战”为主，并积极扶植伪政权，巩固既占领地区的统治，实行经济掠夺政策，妄图达到“以华制华”和“以战养战”的目的。

    武汉失守之后，国民政府统帅部在南岳召开了有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等参加的第一次军事会议，总结前一阶段的作战，制定第二阶段的战略。统帅部认为：“抗战第二期敌人‘速战速决’战略己变为‘以战养战’，战略攻势已变为战略守势”，但第二期的基本战略方针，仍要继续实行持久消耗战略，“因为持久就是制敌死命的唯一妙法，过去已经收到极大效力，今后更是可以表现非常的成绩”。（白崇禧：《抗战两年来的回顾与前瞻》）至于消耗敌人的问题，认为“武汉会战以前，我军全取持久抵抗，逐步退军，向敌行退却消耗”，现在应转变为“攻势消耗战”。（徐永昌：《两年来敌我战略战术之总检讨》）为此，要求对敌主动发动有限度的攻势或反击，同时对军队进行全面整训，实施轮番作战，并加紧建立新军，以从事准备反攻，在作战指寻上，也企图改变方针，“不复与敌人作一点一线之争夺”。

    在此期间，正面战场的主要战役，有南昌会战、随枣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桂南会战、冬季攻势、枣宜会战、豫南会战、晋南会战及第二次长沙会战。1939年间，基本上执行了第一次军事会议的战略方针，抗战还是相当积极的，冬季攻势是八年抗战中唯一主动发动的大规模攻势作战，仅正面攻击部队，即使用了第三、第九、第五战区，约60个师的兵力，“结日军以很大冲击……成为日军对中国军战斗力量新认识的一个机会”。（《今井武夫回忆录》第二章）南昌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及桂南会战，也都由防御战斗发展为反攻战斗。但是，到1940年后，由于欧洲战争爆发，美国对日态度日趋强硬和国民党反共倾向的日益高升，国民政府统帅部的对日战略、由“积极整军，准备反攻”，倒退为“静观时局，保有实力，待机而动”的方针，作战转向消极、被动。

    第三阶段，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中国战场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重要战场，国际，国内形势都发生了变化。日本在政治诱降与军事打击均不能迫使国民政府屈服，而又找不到摆脱被动局面的办法时，欧洲战场的德军正处于战略进攻的顶峰时期：法、荷等国已经灭亡，英国危在旦夕，侵苏德军己占领乌克兰，逼近莫斯科。

    日本的决策者们认为这是夺取西南太平洋地区的大好时机，一旦控制了东南亚等地的丰富资源，就可以确定“长期不败的态势”，尔后再利用这一成果，解决中日问题，迫使国民政府屈服，遂突袭珍珠港，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战争初期，日本海陆军连连胜利，于是着手进行在中国再次发动大规模战略进攻的准备，企图使国民政府“屈服于帝国与南京政府缔结的基本条约规定的条件之下”，先后制订了进攻西安、四川的计划，目的是“歼灭敌中央军主力，占领四川省要地，摧毁敌之抗战根据地，促使重庆政权屈服或崩溃”。此计划被称之为“五号作战”，预定从东南亚抽调6万人，从日本本土派出12万人，从关东军抽调18万人，于1943年夏，由华北方面军夺取西安、延安、成都，华中方面军夺取重庆。但是，到1942年下半年，日本在太平洋的作战开始走下坡路，德军亦被阻于斯大林格勒并遭反攻。在中国敌后战扬，日军发动五次“治安强化运动”，消耗、损失了大量人员、物资，仍未能实现歼灭中共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的企图，日本大本营不得不推迟乃至停止“五号作战”。1943年秋季后，整个战局对日本更为不利。在中美空军联合打击下，中国战场的制空权逐渐为中国掌握。至1944年初，日本在太平洋的制空、制悔权基本丧失，其海上交通线亦难以维持。东南亚日军有与本土失去联系的危险，转而寄希望于中国大陆交通线。因而，集中41万兵力发动了以摧毁中国重要空军基地和打通从东北到华南纵贯中国大陆交通线为目的的“一号作战”。1944年5月打通平汉路，6月攻占长沙，8月攻占衡阳，11月攻占桂林、柳州，南宁，12月打通湘桂路，1945年1月打通广亨境内的粤汉路，正面战场中国军队损失巨大。1945年5月间，德军投降。太平洋战场，美军攻占硫黄岛，登陆冲绳岛。日本面临“本土决战”，其大本营遂下令收缩战线，撤出湖南、广西、江西方面湘桂、粤汉沿线的日军，将兵力转用于华中、华北。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国民政府统帅部认为胜利在望，抗战积极性有所增强，获得了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并派出远征军人缅，支援盟军作战。但是，太平洋战争前期，美、英、荷军节节失利，盟军又采取了“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国民政府大为失望，在对日抗战上，遂又转变为以保存实力为主的消极应战。当日军发动“一号作战”中的豫湘桂会战时，国民政府统帅部因有保存实力和依赖美国、坐待胜利的思想，所以在精神、物质上均缺乏足够的准备，虽对日军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抵抗，有的部队打得极为英勇顽强，但总的来说，出现了抗战以来最大的一次溃退。8个月内，丧失了7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160座城市，7个重要空军基地和36个军用机场，在反法西斯战争全局极为有利的形势下，发生如此的溃败，造成极其不良的国际影响。

    在第三阶段中，正面战场的主要战役，有第三次长沙会战、滇缅路作战、中条山会战、打通中印公路作战、常德会战和豫湘桂会战。中国远征军两次入缅，对打通中印公路、保障国际通道、支援盟军在东南亚作战，起了重要作用。当日军收缩战线、北撤兵力时，正面战场的中国军队，于1945年5月收复南宁，6月收复柳州，7月收复桂林。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

 第一章 七七事变和平津作战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向北平西南部卢沟桥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中国军队奋起抵抗，中国全面抗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由此开始。

    日本明治维新之后，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成为封建军事帝国主义国家，走上向外侵略的道路。虽然因海军和陆军的矛盾，产生了“南进”与“北进”的争论，但其基本战略，都是在侵占朝鲜的基础上，先占领中国的东北，以弥补其岛国国土狭小、资源缺乏的不足，作为“南进”或“北进”的战略基地，尔后再征服中国，争霸世界。

    1921年，日本内阁决议宣称：“满蒙与我领土接壤，与我国防及国民之经济生存有十分密切之关系。以此两大利益为出发点，在满蒙扶植我方势力是我对满蒙政策的基本点。”

    1927年6月，日本内阁首相兼外相田中义一，在讨论对华政策的东方会议上，要求军方的战略与政府的战略一致：先占领中国的满、蒙，“使日本摆脱岛国境遇，成为大陆国家，以期充分伸张国势”，其实，日本军部在20年代即已制订了侵华战争的作战计划。据当时在参谋本部作战课任职、后为日本参谋副总长的河边虎四郎回忆，该计划主要内容是：为避免中苏联合对日作战，日军必须首先占领东北，将中国军队逐走；对华北，必要时在秦皇岛、塘沽、山东半岛登陆，占领要地；对华中，准备在上海附近登陆，并占领浙，闽及其以南沿海地区。甚至提出，日军分两路，一溯长江西进，一沿平汉路南下，合击武汉。为此，日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畑俊六，于1925年率参谋本部和军令部的一些作战参谋，乘军舰至上海、武汉勘察地形。据说，田中在东方会议后曾向天皇密奏会议内容：“欲先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倘中国完全可被我征服，其他加小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族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是否真有此“田中奏折”，虽然尚有一些学者持怀疑态度，但从日本己发表的文件和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侵略中国的事实，可以看出，其基本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制造了伪满洲国，完成了争霸战略的第一步，但遭到东北人民的英勇抵抗，同时，苏联红军也已发展得相当强大，日苏随时有发生战争的可能，因而日本暂时停止了对中国的大规模军事进攻，改取“蚕食”手段。

    1933年1月攻占山海关，3月占领热河。接着，又进人关内，强占遵化、迁安等冀东22县，制造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还积极进行分裂华北的阴谋活动。

    二二六事件后，以东条英机等为首的“统制派”确立了在军部内的统治权，日本法西斯主义者掌握了政权，加速了侵华的步伐。1936年8月，广田内阁在四相会议上制定的《帝国的外交方针》中的对华政策是：“首先使华北迅速成为防共、亲日满的特殊地区，并且一面获取国防资源，扩充交通设备，一面使整个中国反对苏联，依靠日本。”1937年6月，近卫内阁上台的第五天，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就向陆军省和参谋本部提出“如为我武力所许，首先对南京政权加以一击”的意见。

    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据日本中国派遣军参谋长今井武夫说：事变前几天，“在东京政界消息灵通人士当中，私下谈论着：七夕之夜，华北将重演柳条沟一样的事件”。事变前一天，中国的冀北保安总司令石友三也知道卢沟桥即将发生事变。事变时，任日本中国驻屯军参谋长的桥本群说：“华北问题”是“日本为了向大陆发展迟早要解决的问题”，“卢沟桥事变也许可以避免，但是第二、第三个同类性质的事件，……大概是不可避免的”。由此可见，七七事变是日本法西斯分子为争霸世界而发动的侵华战争，决不是某些日本人所说的“偶发事件”。因而，七七事变是中国全面抗战的开始，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开端。

    为发动侵华战争，日本不断扩充军备，增加军队。以陆军常备兵力为例。

    1930年初为25万人、至1936年初，已达40万人，当年又制订了进一步扩军的计划，预计陆军扩充为50个师团，航空兵142个中队；海军扩充为主力战舰12艘、航空母舰12艘、巡洋舰28艘……航空兵65个中队。该计划尚未完成，即发动了侵华战争。七七事变时，日军总兵力为：陆军常备军有17个师团、4个独立混成旅团及若干独立炮兵旅团、独立步兵旅团，骑兵集团、战车联队、特种兵部队等，以及航空兵作战部队54个飞行队，作战飞机约900架，运输、教练等飞机数百架。海军有第1，第2，第3舰队和练习舰队，有主力战舰9艘、航空母舰5艘、练习战舰1艘、巡洋舰12艘、二级巡洋舰23艘、水上机母舰3艘、潜水母舰5艘、一级驱逐舰83艘、二级驱逐舰29艘，一级潜水舰35艘、二级潜水舰25艘及其他特务舰艇共296艘，总排水量为120.4132万吨。海军航空兵有陆基航空兵37个中队，各种作战飞机629架，舰载飞机182架，共811架（含预备机）。日本的兵工生产能力较高，飞机、军舰、战车、大炮均可以自制。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每年生产的军火，完全可以保障补充当年作战的消耗。

    七七事变时，中国国民政府的军事力量，有陆军步兵182个师又46个旅，骑兵9个师又6个旅、炮兵2个旅又16个团。海军有第1、第2、第3舰队、练习舰队，广东江防舰队及巡防队、测量队等。新旧、大小舰艇约120余艘，实际作战舰艇约60余艘。总吨位约6.6万吨。空军有作战部队35个中队、各种作战飞机332架，连同运输机，教练机等，总计620架。由于中国经济落后，兵工工业极下发达，仅能生产少量步兵武器、小口径迫击炮、小型舰艇，大型武器装备如飞机、军舰、坦克、火炮及机动车辆等均不能制造，完全依赖由国外购买，战争中不可能及时补充。

    日军侵华部队的一个师团，编制为21945人、马匹5849匹、步骑枪9476支、轻重机枪645挺、各种火炮108门、掷弹筒576具、汽车262辆，中国军队已整编过的20个调整师，每师为10923人、步骑枪3831支、轻重机枪328挺、各种火炮42门。其余的师，实力更低，有的不足调整师的一半。由于缺乏车辆，机动及补充能力极为薄弱。

    1901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时，清政府被迫签订了《辛丑条约》，允许各国在中国驻屯少量军队，日本的清国驻屯军，位于北平、天津等地，1927年改为中国驻屯军，司令部在天津。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又配属了一年轮换制的临时派遣队、步兵之个营和炮，工、通等分队，兵力已达1771人。

    1936年，日本法西斯分子掌权后，加速侵华行动。于6月间，将兵力增加至5774人，并且将每年的轮换制改为永驻制。与此同时，日本海军也向华东方面增兵，1937年7月初，日军驻华北部队兵力部署为：中国驻屯军司令部（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将，参谋长桥本群少将）率驻屯军步兵第1联队之第2大队及步兵第2联队（欠第3中队及第3大队）、坦克、骑兵、炮兵、工兵、通信等分队驻天津，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司令部（旅团长河边正三少将）率步兵第1联队（欠第2大队）驻北京，所属第3大队驻丰台。通县、塘沽，唐山、滦县、昌黎、秦皇岛、山海关，各驻1个分遣队（兵力约1个中队），当时，驻守平津地区的中国军队为宋哲元之第29军。该军系原冯王祥西北军之一部，曾参加过1933年长城抗战，下辖4个步兵师、6个独立步兵旅、1个骑兵师又1个骑兵旅。并指挥冀北保安队，总计约9.5万人，各部队的驻地为：军部及特务旅（旅长孙王田）驻北平城内；第37师（师长冯治安）辖第109、第110、第111旅及配属之独立第25旅，驻北平西郊、卢沟桥、长辛店，一部驻清苑；第38师（师长张自忠）辖第112、第113、第114旅及配属之独立第26旅，驻塘沽、天津、廊房、沧县地区及律浦路平律段沿线，一部驻南苑；第132师（师长赵登禹）辖第1、第2旅及配属之独立第27、第28旅，驻任邱、河间、大名、南宫地区；第143师（师长刘汝明）辖保安第1、第2旅及配属之独立第29旅、骑兵第13旅，驻万全、宣化、怀柔、赤城、蔚县地区；骑兵第9师（师长郑大章），驻良乡、涿县地区，一部驻南苑；独立第39旅（旅长阮玄武），驻北平北郊；冀北保安队（司令石友三）驻北平城郊。以上各部均为平时按治安需要配置的，不是战斗部署。此外，保定至石家庄地区，驻有万福麟之第53军及冯占海之第91师。

    1937年7月7日晚，驻丰台日军第3大队之第8中队在宛平城北龙玉庙演习时，以失踪1名士兵为借口，要求进宛平城搜查，遭到驻军第37师第219团第3营的拒绝。日军声称失踪的士兵石山，因泻肚擅自离队，数十分钟后即己归队。但日军却在丰台及北平的两个中队援军到达后，于8日凌晨5时30分向宛平城发动进攻，第219团在团长吉星文指挥下，奋勇抗击，日军受阻。8日上午9时，日中国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下达命令，主要内容为：1、确保永定河东岸地区；2、解除卢沟桥附近中国军队的武装。为此，派驻天津之步兵第1联队第2大队及战车1个中队、炮兵2个大队；工兵1个小队，增援进攻宛平城的日军。当日，日军再次进攻宛平城，又被守军击退。第219团乘势反击，夺回了日军占领的铁路桥和龙玉庙，并向八宝山、长辛店间的日军实施反击。9日，日本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参谋长久纳减一，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参谋长东条英机，已令驻朝鲜的第19、第20师团，驻中国东北的独立混成第1旅团和独立第11旅团作好进军华北的战斗准备；分驻牡丹江、长春、公主岭的各2个飞行中队，也已转场至山海关、绥中、锦州机场。

    10日，日本参谋本部作战部、参照朝鲜军和关东军的出兵意见，提出华北作战的用兵计划：1、从关东军派出独立混成第1、第11旅团，航空兵6个中队。2、从朝鲜军派出第20师团，航空兵3个中队。3、从国内派出3个师团，航空兵18个中队及其他战车、炮兵等部队，参谋副总长认为不必如此之多的部队，同意先由朝鲜军及关东军出兵，11日，日本天皇批准出兵，并派香月清司中将接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

    中国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得知卢沟桥事变后，9日电令第26路军孙连仲部2个师开保定集中，第40军庞炳勋部1个师开石家庄集中，第53军万福麟部3个师配属第91师开保定集中，第84师高桂滋部开大同，准备支援第29军抗战，上述部队均归来哲元指挥，指挥部设在保定。由于当天接北平报告，说“形势稍转缓和”，“卢事在对峙中”，双方正接触商谈解决办法，因而，蒋介石于10日致电宋哲元：“守土应具决死决战之决心与积极准备之精神应付。至谈判，尤须防其奸狡之惯伎，务期不丧丝毫主权为原则。”

    因日军所调主力尚未到达，为争取时间，中国驻屯军佯示愿意进行“和平谈判”，日军参谋总长也向华北日军发出防止事态扩大的虚伪命令，中国统帅部及华北军事当局，一方面确图进行全面抗战，一方面又希望能和平解决，所以决心不强。在往返接触之时，日军加紧运送部队，进行战斗部署；第29军则缺乏有效的应变措施和应有的战斗部署。

    蒋介石于17日在庐山训练团发表声明，主要内容为：“1、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倾上之完整；2、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3、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不能任人要求撤换；4、第29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的约束。”同时还声明：“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19日，宋哲元在天津应允日军的要求，同意第37师撤出北平城郊及卢沟桥，并开始在平津查禁抗日文字，取缔抗日组织，但日军于19日猛攻宛平城，并炮击长辛店。吉星文负伤力战，再一次击退日军进攻。宋哲元至此方感到和平解决前景暗淡，当日返回北平，作应战准备。

    当宋哲元在天津与日军司令官进行谈判和平解决的条件之时，日军已于7月15日制定了作战计划，规定作战分为两期，第一期进攻北平地区的第29军；第二期占领保定、任丘一线，如第二批增援部队到达，则占领德州、石家庄一线，预定第一期作战，在航空兵的支援下，独立混成第1、第11旅团，由北平西北及西方进攻西郊的第29军；中国驻屯旅团，集结丰台附近，准备向八宝山进攻，以配合混成旅团作战。第20师团由北平南方向南郊的第29军进攻，并进出永定河西岸，切断第29军的退路。至20日，第一批侵华日军均己到达预定的集结地域：独立混成第1旅团在怀柔；独立混成第11旅团在高丽营及顺义；中国驻屯旅团在丰台；第20师团一部在天津，主力在唐山，山海关；由关东军航空兵6个中队编成之飞行团和由朝鲜军及国内航空兵18个中队编成之航空兵团，共222架作战飞机，分别在天津、承德及山海关机场。

    7月24日，宋哲元又作了一次和谈的努力，命第38师师长、天津市长张自忠访问日军司令官香月清司，拟作最后的谈判。香月拒绝会见。宋哲元遂于当天召开将领会议，决定对日军的进攻实施反击。计划以第132师一部守北平，其主力与第37师进攻丰台、通县日军；第38师进攻天津海光寺等日军驻地；第143师自南口出击昌平、密云、高丽营，切断占北口至北平的道路，同时，令潜藏于通县伪冀东保安队中之原于学忠部第51军的两个团反正，袭击日军后方；令冀北保安队在西苑布防。

    正当双方紧张进行作战准备之际，7月25日发生廊房事件。日军第20师团步兵第77联队第11中队，以修复通讯线路为借口，强行进入中国军队守备区，驻守该地第38师第226团功阻无效，于是发生武装冲突。日军第77联队当即向廊房进攻，同时，中国驻屯旅团由天津派一个大队，强行由广安门进入北平。在日航空兵轰炸下，廊房守军寡不敌众，于26日中午退向通县。进入广安门之日军，被驻守该地之独立第25旅第679团拦腰隔断、包围。后经双方交涉，准许已人城的部分日军进入使馆区，隔于城外的日军返回丰台。以廊房事件和广安门事件为借口，26日晚，日军司令官香月向第29军军长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限定第37师在48小时内撤出北平，否则即将攻城。同时下达了于27日开始全面进攻的命令，内容与预定计划基本相同。27日，日军因北平城内日侨尚未撤光，将开始进攻时间推迟至28日。当天，日本参谋本部决定再向华北增派3个师团。

    28日，中日双方军队，先后均发动进攻，8时，日军第20师团在飞机、大炮掩护下，从东南、正南、西南三个方向向南苑进攻。第29军利用营房及附近村庄进行防御。战斗异常激烈，双方伤亡均重。13时，日军突破防线。第29军部队向北平方向转移，至大红门附近，遭中国驻屯旅团截击。第29军伤亡甚重，副军长佟麟阁和第132师师长赵登禹皆在战斗中牺牲。此时，日军独立混成第11旅团己攻占清河镇，第1旅团攻占沙河镇。

    当日军进攻南苑时，第29军一部进攻丰白，占领火车站，缴获大批军需物资。中国驻屯旅团急由大红门回援。第29军将无法运走的物资焚毁后，于15时撤出丰台。

    天津地区的第29军第38师第114旅及天津保安队，亦于进攻丰台的同时，向天津总站、飞机场、日租界及中国驻屯军司令部等处日军进攻。当时，天津日军仅有第20师团第79联队。双方进行了激烈的巷战。中国军队一度攻进日军航空兵团司令部等机关，缴获大批机密文件。塘沽地区的第29军第38师第112旅，于28日晚向港口日军进攻，并破坏日军在码头、车站、仓库之军用物资。日军司令部急调山海关及唐山地区日军援津。29日，通县伪冀东保安队的5个大队，在第1总队长张庆余，第2总队长张砚田率领下，突然反正，逮捕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主席殷汝耕（后逃走），歼灭了日本驻通县特务机关及一部日军。第29军的反击作战，使日军遭受一定的损失。为解除后方的威胁，香月清司急令第20师团第39旅团回援天津，同时向关东军求援。关东军立即组成兵力约1个大队的先遣队赶赴天津，随后，又以第1师团第2旅团为基干，组成第2混成旅团，增援天津。

    北平方面第29军主力于28日夜撤向涿县、固安、永清以南地区。29日，北平被日军占领。

    天津方面第29军的部队于30日撤向静海以南地区，当天日军占领天津。

    日军占领平津后，暂停进攻，拟俟第二批侵华日军的3个师团到达后，再发动大规模的进攻。

    平律作战，第29军广大官兵对日本侵略军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抗击，出现许多感人事迹。如第219团团长吉星文，多次以肉搏击退日军的猛烈进攻，负伤不下火线，坚持指挥战斗。但第29军主力在北平地区，仅战斗一天即遭重创，牺牲高级指挥官2名，伤亡官兵5000余人，被迫放弃北平，而歼灭日军甚少。据日军统计，仅死伤511人。日军武器装备占绝对优势，地空协同作战，火力异常猛烈，固然是第29军作战失利的重要原因，但第29军最高领导当局判断情况失误，既未认清日本法西斯的侵略野心，又了理解国内形势的发展及亿万军民强烈要求抗战的意愿，决心犹豫、委屈求和，以致丧失了宝贵的时间，未能及时、认真地进行充分，有力的战备和应有的作战部署，则是主要原因。大部分伤亡官兵是在南苑营房内及溃退途中受伤或牺牲的。七七事变发生时，宋哲元正在山东乐陵家乡。得知后，并未返回部队。当中央统帅部已派出第26路军等北上支援其作战，并于7月9日，10日两次电催后，才于11日离开家乡，但是，作为华北最高军政长官的宋哲元，并未返回华北军政中心的北平去指挥部队、筹划战备，却去天津与日军司令官香月清司进行求和的接触、谈判。

    7月15日，何应钦致电宋哲元：“顷接确报，丰台之日军现正集中包围南苑一带，首先消灭南苑一万两千之我军，将为日军机动之第一目标……查日人效‘一二八’之故事，先行缓兵，俟援兵到达即不顾信义，希图将我29军一网打尽。形势显然，最为可虑，望即切实注意计划，应付为祷，”宋哲元接电后，无动于衷，直至接受并开始执行香月的无理要求，将第37师撤出北平，禁止中国人反抗日军侵略，而日军仍向宛平第29军进攻时，方匆匆返回北平，但仍未采取任何有效的战备措施。24日，张自忠在天津求和碰壁后，宋哲元才召开将领会议，研究对策，在多数将领强烈要求下，作出反击日军的计划，开始部署军队。当日军发动进攻时，南苑的第29军部队，仍在营房内处于集结状态，仓促应战，损失焉能不大。

    7月29日，第26路军总司令孙连仲在向蒋介石报告第29军战况的电报中认为，天津“连同北平南苑、通州各役，均属无计划的失败”。蒋介石的德籍总顾问法肯豪森于8月初视字平津前线后说，前方军队的“士兵奋勇而高级军官恐惧，各部队之士气皆较旺盛……我军如在一星期前采取攻势，必可将平津之敌歼灭”。他的这一判断虽未必完全符合实际，但认为第29军未能在日军第一批增援部队到达之前发动攻势，致失战机，则是完全正确的。

 第二章 忻口会战及太原失守

    日军侵占平津后，占领长辛店、丰台、南苑、独流等外围据点，掩护其主力集中，按照其1937年7月27日制定的作战计划，预定在增援的第5、第6、第10师团到达后，以主力沿平汉、津浦铁路南下。

    8月1日，中国统帅部命傅作义之第35军和汤恩伯之第13军向察哈尔前进，以威胁平津日军，8月4日，到达南口地区，日军为解除其南进时的后顾之忧，以独立混成第11旅团于8月8日进攻南口，遭到第13军的顽强抗击，多次冲锋均被击退。

    8月9日，日本参谋本部为消除平津地区北面之威胁，为尔后作战创造有利条件，令关东军组成察哈尔派遣兵团，与中国驻屯军协同打通平绥铁路东段，并占领张家口。日军混成第11旅团于11日再次进攻南口，汤恩伯指挥第89师进行反击，将日军包围于阵地前并切断其后方联络线。日军被迫转为据山地防守，靠空投补给弹药、食粮。日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急调刚刚到达华北之第5师团增援。

    8月20日，日关东军察哈尔派遣乓团（指挥官东条英机中将，下辖独立混成第1旅团，混成第2、第15旅团，步兵第16、第30联队，骑兵第2联队，野炮兵第2联队，工兵第2联队及第2飞行集团的14个飞行中队）开始向张家口进攻，日军第5师团于16日进至南口地区，指挥第11混成旅团猛攻第13军阵地，25日攻占南口。27日，北路日军亦攻占张家口。中国军队逐渐向绥晋地区撤退。

    日军占领平绥铁路东段后，为进一步扩大侵华战争，于8月31日再向华北增调第14、第16、第108、第109师团，并编成华北方面军，以寺内寿一大将为司令官，下辖第1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中将，辖第6、第14，第20师团，野战重炮兵第1、第2旅、第8联队，独立山炮第1、第3联队，战车第1、第2大队）、第2军（司令官西尾寿造中将，辖第10、第16、第108师团，野战重炮第6旅团）。方面军直辖部队有第5、第109师团，中国驻屯混成旅团、临时航空兵团及独立攻城重炮兵第1、第2大队等。9月4日，第1、第2军分别沿平汉、津浦铁路南下，以平汉路为主要进攻方向，企图在保定、沧县一线围歼河北境内的中国军队，察哈尔派遣兵团配属一部伪满军及伪蒙军，由张家口沿平绥路向天镇、大同进攻，第5师团由宣化，涿鹿沿桑干河两岸向蔚县、阳原进攻。

    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扩大，国民政府于8月11日召开国防会议，决定成立大本营（不久仍以军事委员会为抗战最高统帅部），由蒋介石任陆海空军大无帅。8月20日下达《国军作战指寻计划》，将全军区划分为5个战区，确定主战场在第一战区，主战场之侧背在第二战区。第一战区作战地域为冀省及鲁北，司令长官蒋介石兼，由石家庄行营主任徐永昌代理。第二战区作战地域为察、绥、晋省，司令长官阎锡山。当南口，张家口之军队撤退至察、绥时，第二战区决定加强晋北的防御，并拟定了作战计划：“利用山地歼灭敌人。以主力配置于天镇、阳高、广灵、平型关各地区，以一部控制于大同、浑源、应县附近。”

    9月5日，日察哈尔派遣兵团开始进攻。李服膺之第61军，在天镇以东山地逐次抗击后退人城中。9日，阳高失守，李服膺弃天镇城撤走。

    11日，日军进至聚乐堡，逼近大同，第5师团亦攻占蔚县，第7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计划集中兵力，在大同地区与敌决战。阎锡山以大同地形不利为由，收缩战线，令其放弃大同，退守雁门关长城沿线。日察哈尔派遣兵团于13日占领大同，17日攻占丰镇，20日占领左云、右玉。第5师团于14日攻占广灵，9月21日，第二战区急令第17、第15军及第73师开赴平型关，阻止日军西进。

    22日，日军开始进攻，遭到守军的顽强抗击，顿兵关前。25日，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野战炮兵大队及师团辎重部队向平型关增援，在平型关以东的小塞村附近，被设伏该地的第18集团军第115师包围，全部被歼。日察哈尔派遣兵团于当日下令，命第2、第15混成旅团及独立第1混成旅团，分别由大同，怀仁、右玉南下，增援第5师团。平型关方面，日军连日猛烈攻击，均被守军击退。到29日，日军南下的3个旅团，分别突破第61军在长城沿线、第34军在茹越口、骑兵第1军在平鲁等地的防线，攻占了平型关以西的铁角岭、繁峙，朔县。

    平型关的中国军队，为避免彼敌包围，于30日拂晓，向五台山区转移。

    日军攻占平型关后，第5师团继续西进，与占领繁峙之第15混成旅会合后，于10月1日攻占代县。日本参谋本部根据中国正集中兵力于上海战场，未再向华北战场增派兵力，大同以北、以西地区的守军兵力薄弱，正由晋北后撤，而其第1、第2军及察哈尔派遣兵团进展顺利的情况，于10月1日命令华北方面军“以一部兵力进占太原”，并令关东军将察哈尔派遣兵团的2个旅团转隶华北方面军。华北方面军令第5师团长板垣征四郎负责指挥。所属部队有该师团之第21旅团、第9旅团之步兵第11联队；察哈尔派遣兵团转隶来之混成第2、第15旅团；中国驻屯军步兵第2联队、堤支队（2个步兵中队、1个机枪中队、1个步兵炮队、1个装甲汽车队），第2联队及骑兵、工兵各1个中队。总计步兵约24个大队、骑兵6个大队、各种大炮95门（山炮21门、野炮44门、轻榴弹炮20门、150毫米榴弹炮8门，150毫米加农炮2门）、战车数十辆。为掩护部队集中和整顿，板垣令混成第2，第15旅团继续向撤退之中国军队进攻，师团主力拟于10月13日开始进攻。

    中国军队放弃平型关后，晋北形势危急。中国统帅部于10月1日急令第一战区之第14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率4个半师，由石家庄经正太路车运太原，转赴晋北，兼程驰援。第二战区将准备在忻口地区抗击日军的部队编为4个集团军：右翼军（第18集团军总司令朱德），辖第115、第129、第73、第101师，新编第2师；中央军（第14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辖第9、第14、第15、第17军（每军2个师），第19军（2个师又1个旅），第85、第94、第177、第42师，独立第5旅，炮兵第5团，炮兵第23、第27。第28团（各欠1个营）及1个战车防御炮营，1个装甲车队；左翼军（第6集团军总司令杨爱源）辖第68、第71、第120师，独立第7旅及炮兵3个营；总预备军（第7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辖骑兵第1、第2军，第34，第35，第61军，第66师，独立第1旅，炮兵第21、第22团及炮兵第25团第2营，战区直辖空军北正面支队（4个飞行中队，10月12日归人中央集团军序列）。

    战区制定的忻口会战方针是：“1.本战区以攻势防御之目的，以主力占领蔡家岗、灵山、界河铺、南怀化、大白水、卫家庄、1482高地迄阳方口既设阵地线，两翼依托五台及宁武各山脉，缩短战线，集中兵力，对侵入之敌乘其立足未稳，迅速击灭之。2.以一部占领五台山、罗圈沟、峨口至峪口之线，另以主力之一部占领中解村、阳明堡、虎头山、黑峪村之线，竭力阻止敌之前进，不得己时，撤据崞县、原平、轩岗一带，逐次消耗敌之实力，以掩护大军之集中。”

    战区的兵力部署是：以右翼军在五台山、罗圈沟至峪口之线占领阵地；中央军在蔡家岗至1482高地之线占领阵地；左翼军在黑峪村迄阳方口之线占领阵地；总预备军控制定襄、忻县一带，策应各方。

    10月1日，日军混成第2旅由繁峙进攻崞县。其先头部队在阳明堡击破第19军之警戒阵地后，向郑家营之第205旅进攻。2日，第19军主力在崞县部署完毕，与日军展开激烈的城池攻守战。4日，日军混成第15旅由崞县城西迂回，进攻原平。5、6两日，日军在炮火支援下，多次进攻，均被守军击退。第19军军长王靖国由第70师抽出部队，组织数次夜间出击，颇有斩获，7日，日军航空兵及炮兵进行数小时火力急袭，爆毁北城垣数十米，守军第401团伤亡殆尽。日军在战车掩护下，于14时突人城中。22时，城中各部队之高级指挥官均亲率直属队进行巷战，终因伤亡太大，无力再战。8日2时许，王靖国率第19军残部，分由东、南关撤出，崞县遂陷。原平守军第196旅坚守至11日下午，仅余官兵二三百人，仍与突人城内的日军巷战两小时之久，旅长姜玉贞战死，原平陷落。在此之前，宁武已于10月6日失守，守军独立第7旅退守轩岗。

    10月12日，各集团军均已到达忻口地区，占领阵地。第二战区又令傅作义率总预备军加入中央军作战，并调整部署，将中央军区分为3个兵团，以刘茂恩指挥第15、第17、第33军等部为右翼兵团，以郝梦龄指挥第9、第19、第35、第61军等部为中央兵团，以李默庵指挥第14军及第66、第71、第85师为左翼兵团，仍以卫立煌为前敌总司令，统一指挥3个兵团作战。当日，日军第5师团在原平集结完毕，决心于13日开始进攻，以混成第15旅团、堤支队在同蒲路西展开，第5师团主力在同蒲路东展开。

    13日拂晓，日军先以一部兵力向前进阵地实施威力侦察。8时许，日军约5000人，在数十辆战车、30亲架飞机和炮火支援下，向中央兵团南怀化阵地攻击。10时，阵地摧毁，守军伤亡殆尽，该阵地失陷，日军继续向纵深进攻。郝梦龄以第21师的2个团实施反击，至15时，将敌压制于云中河畔。另有日军约3000人突人左翼兵团阎庄阵地，第10师以反击将其击退。当日，卫立煌与傅作义会商，决定采取攻势作战，以总预备军之一部由中央地区出击。阎锡山为使主力作战便利，令左、右两翼军积极向敌后方活动，以破坏其交通，阻止敌增援，并将左翼军之第68，第71师转隶中央军。14日拂晓前，中国军队开始出击。

    第15军主力将当面之敌压迫于滹沱河畔灵山脚下；第35军第218旅攻占石庄，击退日军干余人连续4次反冲击，旅长董其武身负重伤，仍坚持指挥；第9军及新编第4旅、独立第2旅向南怀化之敌攻击，适日军亦增援反击，击战激烈，师长李仙州、旅长于振河负伤，双方均无进展，对战至暮；第10师攻占旧练庄，日军约2000人亦攻占大白水；第83师主力及第85师一部攻击卫家庄，与敌增援部队对战至暮。当日晚，卫立煌到忻口调整部署：今第61军军长陈长捷指挥独立第2第3旅（欠1个团），新编第4旅及第21师，消灭南怀化之敌；令郝梦龄指挥第54师、独立第3旅之1个团、第217旅，第218旅，向铁路正面攻击。15日，由铁路正面出击的部队，一度攻占中泥河，后被迫迟回。进攻南怀仁日军之部队，攻占卫家庄及1482高地，压迫日军迟据南北庄头。16日，卫立煌又投入第68师及独立第5旅、新编第4旅及第21师，发起攻击。第218旅攻占旧河北，进出至南怀化敌军之后，其他各部亦有进展，杀敌甚多。值此紧要时刻，中央兵团长郝梦龄、第54师师长刘家麒、独立第5旅旅长郑延珍等同时阵亡，部队损失亦极大，与敌形成僵持状态，难以扩大战果。当日夜，卫立煌决心改取守势，并请求增援。阎锡山命第94师及第177师第529旅，由尤泉关至宏道镇，归卫立煌指挥，17日至19日，日军集中兵力不断发动猛攻，主突方向指向南怀化东北侧高地及官庄高地。经反复肉搏。终将日军击退。

    日军开始向忻口进攻以来，第18集团军第120师受命在敌后行动。14日，协同第7旅收复宁武；15日，收复广灵；19日，袭击阳明堡日军机场，有力地支援了正面防守部队的作战。

    21日以后，日军士气及战斗力逐渐下降，无力发动全面进攻，仅能实施局部攻击，自27日起，又采用近迫作业及坑道向中国军队的阵地逼进，均被击退；中国军队连续作战，损失甚巨，又未能适时补充，亦无力发动大规模的攻击，仅能进行局部反击，双方形成对峙。由于日军第5师团不断要求增援，华北方面军于28，29日，由警备平津地区之第109师团第136联队抽调两个步兵大队，从察哈尔派遣兵团独立混成第1旅抽调1个机械化步兵联队，增援第5师团。30日，第5师团向灵山及官庄南侧高地发起攻击，激战三日，仍无进展。

    11月1日，正太线方面战况吃紧，忻口地区军队奉阎锡山之命，于2日夜开始向太原北方青龙镇东西之线撤退。忻口会战结束。

    日军第1军于10月10日占领石家庄后，即令第20师团之一部沿正太线进入晋东，以策应第5师团晋北的作战。当时，沿正太线防守的军队为冯钦哉的第27路军及曾钟万的第3军。12日，日军攻占井陉；13日，攻占旧关。14日，孙连仲之第26路军增援到达，坚守娘子关，并多次组织反击、一度夺回旧关，阻止了日军的攻势。日第5师团在忻口地区进攻受阻，第1军遂于21日将第20师团主力投入正太线作战。第二战区亦将孙震的第41军增援正太线。日军在飞机、大炮支援下，多次猛攻，均未奏效，仍被阻于娘子关前。激战至25日，第26路军仅余5000余人。26日，娘子关失守。守军节节抵抗，至31日、26路军第30师仅剩六七百人，第3军仅剩2000余人，第41军及第27路军皆溃不成军，失去掌握。

    11月2日，日军攻占寿阳、昔阳；4日，击退第26路军之800多人抵抗后，攻陷榆次，迫近太原。5日，日军第5师团攻占阳曲；6日，到达太原北郊。7日，日军第20师团亦到达城郊，太原陷于被包围状态。

    8日，日军发起总攻。当夜，城防司令傅作义车部突围，向晋南转移，太原失守。此后，华北正面战场作战基本结束。

    日军侵占平津后，中国统帅部确定平汉路方向的第一战区为主战场，并决心以重兵防守山西战略要地，威胁由平汉路南进日军主力之侧背。这一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忻口会战及平型关、娘子关等地之作战，作战指寻多有不妥：与敌人进行广正面的线式阵地防御战，处处设防，兵力分散，并缺乏有力的统一指挥和有机的相互协同，形成此打彼看，互不呼应；敌人主攻方向上战斗激烈，但兵力不足，而没有敌人进攻的方向上却兵力空置，作壁上观，以致主要防御方向上的部队伤亡惨重。但是，这些作战行动迟滞日军沿平汉路南下两个月的时间，有利于持久抗战。

 第三章 淞沪会战和南京失守

    上海位于沪杭三角地区东沿，是中国的经济重心，军事大港，又是南京的门户，战略地位极为重要。七七事变后，日本决定向上海增派军队，“使其成为作战基地”，以作好下一步向华东地区进攻的准备。中国政府为防患于未然和配合华北地区的作战，牵制、分散日军的兵力，争取战争主动权，以利于长期抗战，决定开辟华东的“第二战场”，派军扫荡上海日军及其在长江的舰艇，因而引起了淞沪会战。此次会战，历时三月，激烈空前，对中日战争的发展影响至巨。

    早在七七事变之前，1936年11月，日军参谋本部拟定的1937年“对华作战计划”中的“用兵纲要”，就对华东方面的作战作出了相当详细的计划。预定以海军确保上海，作为用兵时的作战基地，以第4军（3个师团）占领上海附近地区，以第10军（2个师团）从杭州湾登陆，从太湖南面前进。两军策应，向南京作战，以占领和确保上海、杭州、南京三角地带。七七事变后，日本基本依着上述纲领，在1937年7月11日的五相会议上决定，向华北增派陆军，令海军“作全面战争准备”。12日，军令部向下传达作战方案：令海军“确保上海及青岛，使其成为作战基地”，“调遣确保上海所必要的海军、陆军部队，并主要以海军航空兵扫荡华中敌空军力量”，“封锁扬子江下游，浙江沿岸……”。

    国民政府为准备对日作战，1936年2月即在京沪区成立了作战秘密指挥部，以张治中为军事长官，负贡京沪地区的备战工作，1937年国防作战计划中的作战指导要领规定，“长江下游地区之国军，于开战之初，应先用全力占领上海，无论如何必须扑灭在上海之敌军，以为全部作战之核心。尔后直接沿江、海岸阻止敌之上陆，并对登陆成功之敌，决行攻击而歼灭之。不得已时，逐次后退占领预设阵地。最后须确保乍浦——嘉兴——无锡——江阴之线，以巩卫首都。对杭州湾、江阴之江面，实行封锁，阻绝敌舰之侵入”。根据国防作战计划，7月30日军事委员会会议决定贡成各有关单位，作出具体作战计划。8月7日，国民政府召开最高国防会议，军事委员会军政部长何应钦作“七七事变以来中央之军事准备”的报告，说明现在“准备全部动员，整个抗战”，“将一切军事准备，均由平时状态转移力战时状态”。与此同时，行政院召开第324次会议，通过了军事委员会为“保国防物资而作长期抗战军需供给之准备”而提出的“上海各工厂迁移内地”的方案。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国防作战计划和京沪警备司令部的作战指导方针，都是“先发制敌”，企图一举攻歼上海日军。因而，张治中将当时京沪地区的第87、第88师，分别集中于常熟、苏州和江阴、无锡的公路、铁路附近，并作好汽车、火车运输的计划和准备。同时，令独立第2旅的1个团化装为上海保安团，进驻虹口、龙华机场，令另1个团化装为宪兵，开驻松江。

    7月下旬，日海军第3舰队所属特别陆战队共4个大队，分驻于江湾、杨树浦等地，连同舰上陆战队，日军总计在沪兵力约4000余人，另外还有组织健全的在乡军人约3600人和由日本青壮年侨民组成的义勇队约3500人，配属有轻装甲车和坦克各20余辆、高射炮8门、各种口径的大炮30余门。虹桥司令部、杨树辅、小沙渡两纱厂及军营等处，均筑有防御工事。8月8日，日第3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进行新的兵力部署，将分散的兵力相对集中于日租界和军营，以及有防御设施的东、西两纱厂中。

    8月9日，日海军特别陆战队沪西第1中队长大山勇夫中尉和斋藤与藏一等兵，驾汽车至虹桥机场，强行通过警戒线，至机场内侦察。门卫制止丁听，哨兵开枪将二人打死。长谷川情立即命集结于佐世保之第8战队、第1水雷队和佐世保第1特别陆战队、吴港第2特别陆战队向上海前进，8月11日，到达上海。日海军考虑到中国军队已有准备，必须有陆军参加才能发动进攻，于是，一面和中国方面谈判，争取时间；一面要求陆军出兵。8月12日夜，日本首、陆、海、外四相会议决定向上海派遣陆军。

    中国军事委员会于8月11日“决心围攻上海”，令“张治中率帧第87，88两师，于今晚向预定之围攻线挺进，准备对淞沪围攻”，令海军部按预定计划，立即撤除长江灯塔，航标及封锁江阴长江，11日晚，各部队乘火车、汽车开始向上海输送。张治中的兵力部署主要为：“置重点于江湾、彭浦附近，准备对敌猛施攻击”，令上海的地方部队，主力固守真如、闸北、江湾市中心区及吴淞各要点，掩护军队前进。令第87师先展开于大场、江湾以北地区，再推进至江湾市中心区，准备攻击；令第88师先展开于真如、大场之线，再推进至闸北，江湾，准备反击；令炮兵第8团10团的1个营，在真如、大场占领阵地；令独立第2旅及第56师分别在南翔、大仓、直塘待命。12日晚，各部队均按命令到达指定位置，并展开占领了进攻出发阵地。张治中从战术要求出发，企图掌握先制之利，在日军未准备充分前，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于12日中午致电蒋介石、何应钦，说“本部队在本日黄昏前可输送展开完毕，可否于明（无）日（即13日）拂晓前开始攻击……”蒋介石从政略需要出发，认为英、美、法、德、意各国代表参加的停战共同委员会当时正在汗会，为避免在宣传上造成不利的国际影响，复电张治中：“希侯命令，并须避免小部队之冲突为要。”海军部长陈绍宽亦按照命令于12日封锁了长江航道。至此，中日双方在上海的作战已是箭在弦上，一触即8月13日16时50分，防守八字桥一带的日海军特别陆战队第3大队，向刚刚推进至附近的中国第88师部队进行火力急袭。第88师当即还击，淞沪会战的战幕由是揭开。

    淞沪会战开始时，参加作战的日军是海军第3舰队，司令官为长谷川清中将，旗舰为“出云”号。指挥的部队有：第10战队（2艘巡洋舰、3艘驱逐舰）、第11战队（1艘驱逐舰、1艘敷设舰、7艘炮艇，均为适应长江作战的浅水舰艇）、第5水雷队（1艘巡洋舰。5艘驱逐舰），第8战队（1艘轻巡洋舰、3艘驱逐舰）、第1水雷战队（1艘轻巡洋舰、6艘驱逐舰）、上海特别陆战队（5个大队，另配属佐世保第1和吴港第2特别陆战队，每队540人，编制有步兵中队及工兵、通信、机枪小队，还配属有轻型坦克、轻装甲车、山炮、野炮和高射炮）、海军航空兵第1联合航空队（战斗机14架，攻击机38架）、第1航空战队（战斗机21架、轰炸机12架、攻击机29架）、第2航空战队（战斗机12架、轰炸机12架、攻击机18架）。总计兵力约1万余人，作战军舰约30艘，作战飞机100余架。

    淞沪会战开始时，参加作战的中国军队主要是第9集团军（8月12日，京沪警备司令部撤销，所属部队改编为第9集团军，仍由张治中任总司令），辖第87、第88、第56师、独立第2旅、第57师第169旅、上海保安总团、上海警察总队、炮兵第3、第8、第10团。第87、第88师原为德国顾问训练之教导1师2个旅，1936年改编为调整师，武器装备齐全，官兵素质良好。师辖步兵2个旅、每旅步兵2个团，直属分队有骑兵连、炮兵营、工兵营、通信兵营，辎重兵营、卫生队、特务连，全师10923人，步骑枪3800支，轻重机枪328挺，各式火炮与迫击炮46门，掷弹筒243具，第88师还有战车防御炮1个连（6门）。第56师为整理师，编制单位与调整师基本相同，唯人员装备稍少。全师8170人。总计兵力陆军约5万人。在成立第9集团军的同时，8月13日，苏浙边区公署改编为第8集团军，辖第61、第55、第57、第62师，独立45旅，炮兵第2旅（欠第3团），与第9集团军协同作战，两集团军作战地境以苏州河至南站之线为界，北为第9集团军，南为第8集团军。

    8月13日，上海日军与中国军交火。14比日本内阁会议决定放弃“不扩大方针”，于15日1时10分发表由陆相杉山起草的日本政府声明，决定以武力“膺惩中国军队”，要求中国“根绝抗日运动……并取得日、满、华三国融和提携之实效”，即承认伪满洲国。15日，日军参谋本部下达编组上海派遣军和赋予其作战任务的临参字第73号命令，令“上海派遣军与海军阶同消灭上海附近的敌人，占领上海及其北面地区的重要地带”。上海派遣军的战斗序列是：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下辖第3师团（藤田井，辖步兵第5、第29旅团及骑，炮、工、辎各1个联队）、第11师团（山室宗武，辖步兵第22旅团、第10旅团之1个联队及骑，炮、工、辎各1个联队）。派遣军直辖部队有：重炮兵、工兵各1个联队，机枪、战车、迫击炮、攻城重炮、高射炮各1个大队及轻装甲车1个中队、飞行中队等。16日，参谋总长根据《参谋本部与军令部的协定》、《陆、海军关于华中作战的航空规定》下达指示，规定“上海派遣军司令官和第3舰队司令官是协同关系，登陆的陆军部队和海军特别陆战队在战斗期间由先任指挥官统一指挥”，“歼灭华中方面的敌航空力量主要由海军担任”，同时令派遣军“以一个精锐兵团在浏河镇方面登陆，以主力在吴淞方面登陆，击败当面之敌后，占领上海及其以北的重要地带”。

    8月13日下午，八字桥附近日军向中国军队实施炮火急袭后，张治中致电军事委员会，请示“究应如何处置”。军事委员会于当夜指示：“令张司令官明拂晓攻击”。同时告知，已“令空军明日出动轰炸，令海军封锁江阴”，并令正由武汉向石家庄运输中的第18军（第11、第14、第67师）“转向苏州输送”。8月14日晨，中国空军开始空袭行动。但第9集团军于15时方开始进攻。战斗极为激烈，第88师第64旅旅长黄梅兴阵亡，官兵伤亡1000余人，仅第527团即牺牲连长7人。至日没时，全线进展均不大。当晚，张治中接军委会电令：“今晚不可进攻，另候后命。”15、16两日，奉令作攻击准备，没有实施全线进攻。防守丰田纱厂的日军，乘机撤回其司令部。为迫近日海军陆战队司令部、以作总攻准备，第87师和第88师仍组织突击队向油漆公司，爱国女校方面日军攻击。16日1时许，攻击开始。激战10小时，多次突破日军阵地，第87师突击队一度突至日海军俱乐部。日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官大川内传七急令战车队及第8战队陆战队等增援，方阻止住中国军队的攻势。两师占领五洲公墓、爱国女校及粤东中学等据点。长备川清于16日11时，19时和当夜，三次向海军中央部求援。日海军当即令正在旅顺待机，准备派往青岛的横须贺和吴港的2个特别陆战队约1400人增援上海。

    为在日援军登陆前击歼上海日军，16日晚，中国大本营令第9集团军发起总攻，17日5时，攻击开始。本来计划“遇隙突人，不在攻坚”，但因敌情不明，日军早将所有通路以“坚固障碍物阻塞，并以战车为活动堡垒”，于是“不得不对各点目标实施强攻”。激战终日，击退日军多次反击，但因日军工事坚固，炮兵射击效果很不理想，进展极微，8月18日，蒋介石已接到英、美、法三国政府提出将上海作为中立区，中日双方军队撤出上海的建议，并得知本日将由英国驻日代理大使德斯向日本政府提出，因而，再次令张治中暂停进攻。同时命陈诚去上海视察情况。

    8月19日，日本政府拒绝将上海作为中立区的三国建议，蒋介石下令第9集团军再次发动进攻，并任命陈诚为第3战区前敌总指挥。17时左右，第87师一部突人至杨树浦租界至岳州路附近。张治中决心利用这一有利态势，扩张战果，将主攻方向由日海军陆战队司令部转向日军阵地纵深内之汇山码头，实施中央突破，切断日军左右翼之联络，尔后再向东、西压迫，一举歼灭敌人。

    此时，第36师己由西安到达上海，控制于吴家宅地区。张治中遂将新到的第98师第292旅配属给第36师，令其当夜加入战斗，向汇山码头进攻。同时，将第98师第294旅及由南京刚到的装甲团2个战斗连、1个战防炮连配属第87师，令其向沪江大学、公大纱厂攻击，第36师师长宋希濂指挥该师，由北丰路、公平路向汇山码头攻击前进。20日至22日，双方逐室争夺，伤亡均极惨重。第36师一度攻至汇山码头，但因日军陆上、舰上炮火猛烈，日军占据的钢筋水泥楼房，一时难以突破，无法巩固既占领地区，而且缺乏后续部队，被迫退回百老汇路北侧，官兵伤亡2000余人，协助进攻的两个战车连亦全被击毁。

    国民政府最高军事当局虽然早就制定了扫荡上海日军的作战计划，并下达了令第9集团军进攻上海日军的命令，但最高决策者们对上海作战仍存有一定程度的疑虑，特别对双方军队战斗力的实际情况、战争必需的规模、发展趋势及在抗战中的地位作用等，并未考虑成熟，因而，当精锐的第87、第88师攻势进展甚微时，迅速扫荡上海日军的决心又有所犹豫，几次下令暂停进攻，陈诚于20日由上海视察返回南京后，蒋介石征求他的看法。陈诚认为：“敌对南口在所必攻，同时并为我所必守，是则华北战事扩大已无可避免。敌如在华北得势，必将利用其快速装备，沿平汉路南下，直赴武汉，于我不利，不如扩大沪战事以牵制之”。蒋介石本来就侧重于在上海进行战争，以争取在华东地区有密切利益关系的西方国家的同情与支持，立即接受陈诚“若打须向上海增兵”的建议，重新部署兵力，并于8月20日正式公布成立大本营和将全国划分为5个战区的训令，以及《国军战争指导方案》同时以大本营令字第4号训令颁发《第三战区作战指寻计划》，指令第三战区“以扫荡上海敌军根据地，并粉碎在沿海登陆取包围行动之敌，以达成巩固首都及经济策源地（上海），为作战指导之基本原则”。

    8月22日，日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及所属各部队到达马鞍群岛。23日，日军第11师团及第3师团，分别由川沙口及吴淞镇、张华浜强行登陆。川沙口仅有第56师1个连，吴淞镇及张华浜仅有保安总团及市警察总队的部分兵力，虽然进行了英勇的抗击，但无力阻止日军登陆。午后，日军占领川沙镇及吴淞江岸至铁路间的滩头阵地。

    此时，第18军已先后到达大场，常熟及苏、锡地区，第56师及教导总队第2团亦已抵沪。第51，第6师则正向苏州、上海输送中。上述各部队均归张治中指挥。此后，中国军队的主要任务，已由围攻上海日海军陆战队转为抗击日上海派遣军登陆的作战。

    张治中得悉日军登陆情况后，当即与陈诚联系，对日海军陆战队方面暂取守势，迅速调动部队反击登陆日军，并将自己的处置电报蒋介石。陈诚虽然同意了张治中的部署，但认为用于抗登陆的兵力太少，也致电蒋介石，提出自己的部署方案，并建议由他指挥抗登陆作战。蒋介石同意他的意见，将第18军等用于长江南岸的部队编组为第15集团军，任命陈诚为总司令，与张治中第9集团军分区各自指挥，张治中主要负责市区正面的守势作战，陈诚负贡抗登陆的作战。

    24日，第9集团军方面激战终日，当晚将突人杨树浦方面进行巷战的部队撤出，沿租界路口改为防御。以后相当一段时间，没有大规模的战斗，基本上形成对峙。第15集团军方面，罗卓英指挥第18军等部队，“以广正面攻击登陆之敌，拟压迫于江岸而歼灭之”。第98师第294旅一部，驱逐少数立足未稳的日军，占领了宝山城；第292旅进至月浦、新镇一带，构筑工事。第11师在罗店以北地区激战。至27日夜，第18军仍在宝山、狮子林炮台、新镇、罗店、曹王庙，浏河镇一线与日军激战。日军第11、第3师团均无进展。28日，日军除第22、第23航空队外，又增加第3航空队，直接支援地面部队作战。第3师团攻占殷行，第11师团攻占罗店。罗卓英组织第98、第11、第67、第14师等部围攻罗店，困苦战数日，伤亡甚众，士兵疲惫，加以适逢大雨，道路泥泞，各部队行动迟缓，协同欠佳，进展不大，第14师第79团第3营一度夫人罗店，但后援无继，在日军反击下，伤亡过半。激战至31日，日第3师团攻占吴淞镇。日军虽然登陆成功，并攻占殷行、罗店、吴淞镇等据点，但在中国军队顽强抗击下，行动困难，伤亡很大，实际上仍处于被分割包围的不利地位，陷于苦战之中。松井石根、长谷川清分别向日本大本营请求增援。日参谋本部及军令部急命天谷支队及佐世保第2、第3特别陆战队赶赴上海。

    9月3日，军增援部队先后到达上海，加强了攻势。9月6日攻占宝山县城，守军第98师第583团1个营，营长姚子青以下官兵全部壮烈牺牲。此时，狮子林炮台已经失守，日军一部进至月浦以东。第18军担任主攻罗店的第14、第11师，虽然勇猛攻击，反复争夺，始终未能攻下罗店。连日苦战，部队伤亡甚众。罗卓英决定暂停攻击，令第14师留一部兵力于原阵地警戒，监视敌人，主力移至北塘口、顾家角、南长沟地区，构筑阵地。中国大本营判断日军“最近若不得逞，势必由国内不断增兵，在沿江沿海继续扩大战斗区域”；中国军队虽英勇奋战，给敌以沉重打击，但在海空军方面处于劣势，且攻击武器，如战车、重炮等，数量远不如日军，特别是在制空权已逐渐为日军掌握之后，军队白昼行动困难，后勤供应尤为困难，许多官兵在第一线苦战，终日难得一餐，弹药亦时常不足，影响战斗，并造成部队更多的伤亡，因而决定逐渐转为守势作战，9月6日，蒋介石下达《第三战区第二期作战指导计划》，规定“如各个围攻之目的不能达到，则依状况逐次于后方占领阵地，采取攻势防御……万不得已时，则退守后方既设阵地，作韧强之抵抗，以待后方部队之到达，再行决战”。

    日军参谋本部派至上海视察的西村敏雄报告；“敌人的抵抗实在顽强，无论是被炮击还是被包围，绝不后退……雁遣军后方接济不上，两个师团陷于严重苦战之中。”9月6日，日军令部向日本天皇报告：“上海陆上战斗，迟迟没有进展，必须增加陆军兵力，”天皇召见参谋总长，决定再向上海增派3个师团。由于动员需时，而上海情况严峻，参谋本部下令先从华北将后备步兵10个大队、炮兵2个中队，工兵2个中队、野战重炮兵1个大队及高射炮1个队，立即航运上海，补充上海派遣军；将台湾守备队紧急扩编为重滕支队（步兵4个大队、山炮兵1个中队为骨干），航送上海，配属给被包围于罗店的第8师团。同时紧急动员，于11日下令派第9、第13、第101师团、野战重炮兵第5旅团、独立野战重炮兵第15联队、独立工乓第12联队及第3飞行团等增援上海，加入上海派遣战斗序列。

    9月7日后，随着增援部队的不断到达，日军开始全面进攻，至11日，市区方面，击退第87师部队，推进至军工路一带，上海以北，突破第98师阵地，占领月浦。此时，中国军队第1军等虽已到达淞沪，加入第15集团军战斗序列，但因第9及第15集团军原来各部队经连日血战，伤亡极大，且原阵地工事已被日火力摧毁，所以第三战区决定令部队稍为后撤，至预备阵地组织防御。11日晚下令：“为整理淞沪嘉浏一带阵地，节约兵力，以达韧强抗战之目的，着第9、第15集团军立即转移。”第9集团军迟至苏州河左岸范家宅至嘉定南端之线，第15集团军退至嘉定、周家园、浏河至长江南岸之线。此后，日军的主攻方向又转移至第15集团军方面。中国军队的作战，也开始由攻势防御转变为阵地防御。

    随着日军增援部队的不断到达，日军的攻势不断增强，但在第15集团军英勇顽强的抗击下，至9月21日，日军未能前进一步。第15集团军伤亡亦极大。如胡宗南的第1军（第1、第78帅）已减员80％左右，激战至9月30日，日军第11师团由罗店向西、向南推进约3公里。第3师团迸出至顾家镇附近。据日军发表的缩小了的损失数字，仅此两个师团即伤亡10988人。

    10月1日，日军第101、第9、第13师团先后到达上海，陆续投入战斗。松井石根鉴于淞沪战场全线呈胶着状态，决定缩小包围圈，集中兵力，实施中间突破，以罗店、大场公路为轴线进攻大场。

    10月5日开始，日第9、第3师团，集中兵力、火力，向蕴藻浜地区进攻。8日，第9师团突破北岸阵地，强渡蕴藻浜，占领黑大黄宅附近约1公里的滩头阵地。但在中国军队的顽强抗击下，日军进展极为困难，只能用对壕作业方法，一米一米地推进。松井石根又将第13师团一部投入战斗，战斗更为激烈。至18日，日第9师团推进至蕴藻浜南5公里处，若现在的阵地再被突破，日军即可直趋大场，有切断中国军队后路的危险。第三战区与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研究后，决心以新投入战场的桂系第48军为主力，对蕴藻浜南岸日军实施反击。

    10月21日19时。全线炮兵集中火力，实施破坏射击；20时，各路反击部队开始进攻。但反击主力第48军的主要反突击方向，选在日军主力第13、第9师团主攻方向的主要进攻地段——陈行、顿悟寺、桃园浜一线上，日军的兵力、火力特别集中，中国军队有限的炮兵，根本无力制压日军各炮兵阵地及火力点。全凭血肉之躯，在暴露的阵地之外向敌冲锋，官兵虽极勇敢，但也无法突破敌人的阵地，在猛烈的敌火下，不到1小时，即伤亡过半，攻击顿挫。其他次要方向的反击部队，因缺乏必要的火力支援，亦均未能完成攻击任务。激战至22日凌晨2时许，日军开始反击，出击部队被迫后退。24、25日，日军在航空兵支援及坦克引导下猛攻中国军队阵地。26日大场镇失守。防守该地的第18师师长朱耀华羞愤自杀。大场镇的失守，严重威胁着中国军队的侧背，第三战区决心放弃北站至江湾的阵地，向苏州河南岸转移。第38师第524团中校团附谢晋元率1个营据守四行仓库，掩护部队转移。以后，在与本军完全隔绝的情况下，孤军奋战至30日，方在英军劝导下退入租界。

    当日军攻占大场镇时，中国军队逐次投入淞沪战场的部队，已达70个师又7个旅，大本营已无可以立即调至淞沪的部队。长江南岸守备区和杭州湾北岸守备区防备日军登陆的主要侧方保障部队，也因上海战局紧张，先后调至上海，因而，大本营主管作战的高级将领及前线高级指挥官如陈诚、顾祝同等，都建议按照持久消耗战的战略方付，迅速将上海的主力部队有计划地逐步撤至吴福、锡澄两条国防工事线上进行整补，最初已获最高统帅蒋介石的同意，并开始实施，但至10月底时，蒋介石突然改变决心，从政略角度出发，命第三战区的部队继续在上海与日军主力进行阵地消耗战。于是，中国军队在处于强弩之未的情况下，继续与新增加的10余万日军作更艰苦的战斗。

    11月4日夜，日军新增援的第10军（司令官柳川平助中将，辖第6、第16、第18、第114师团）在第4舰队护卫下，乘约百艘舰船进入杭州湾，5日拂晓，其第18师团和第6师团分别由金山卫以东、以西登陆。此时，金卫左右几十公里的正面上，仅有第63师一部兵力和地方武装警戒，无力阻止日军登陆。日军为统一指挥，于7日临时组成华中方面军，松井石根任司令官，指挥第10军和上海派遣军。8日，日第10军主力开始渡过黄浦江，上海派遣军为支援第10军作战，亦分别向当面中国军队发动进攻。当晚，中国大本营发现，淞沪战场的中国军队已处于即将被日军包围的危险境地。蒋介石急忙下令由上海撤退。由于撤退的时机过晚，命令下达的手段又极落后，命令到达各集团军时，己是11月9日，右翼第8、第10集团军和中央第9、第21集团军部队已陷于极乱状态，各级司令部很难掌握其部队了。有的部队并未接到撤退命令，只是看到友军撤退也随之撤退。左翼第19、第15集团军受到的压力较小，仍暂时固守原阵地掩护右翼、中央作战军撤退。

    11月10日，左翼军方逐次掩护撤退至吴福线阵地，11月12日，日军占领上海，中国军队全部撤离淞沪地区。淞沪会战结束。

    日军占领上海后，第10军乘胜由太湖以南向南京方向追击，日华中方面军亦认为“向南京实施追击为有利”。日本大本营遂“废止以往之作战地域（限制）在苏、嘉线以东之指示”，于11月24日御前会议决定，“攻击南京及其他地区”。

    12月1日，日本大本营正式下达“华中方面军司令官须与海军协同攻占敌国首都南京”的命令。此时，日上海派遣军已攻占无锡及江阴要塞，第10军已攻占吴兴，正分3路向南京攻击前进中，12月6日，日军进出至龙潭，汤山、淳化、袜陵关、宣城之线，南京处于3面包围之中，7日，日军向南京外围主阵地发动总攻，战斗至12月10日，日军进至城垣。

    12日，雨花台失守，全城动摇，各要点相继失守。日军由光华门、中华门突人城内。蒋介石下令守军撤出南京。

    13日，日军占领南京，随即制造了长达6个星期的惨绝人寰的血腥大屠杀，据战后远东国际法庭最慎重、最保守的统计，日本侵略军在南京屠杀30万人以上。

    淞沪会战开始时，双方兵力都不甚多。但为了达到各自的战略目的，双方都一再增加兵力，日军先后投入20余万，中国军队投入70余万，致作战规模不断扩大，发展为一场历时三月、激烈空前的大会战。

    淞沪会战使日本陆海军遭到从卢沟桥事变以来从未受到过的打击和损失，获得全中国各界民众和各党派的热烈拥护和支援，使中国达到空前的团结，振奋了中华民族争取独立，反抗侵略的伟大精神，扩大了中国抗战的国际影响，给国内外持“三月灭亡中国”和“抗战必亡”观点的人以沉重的打击。同时，为沿海工业内迁、保存经济实力赢得了时间。

    淞沪战场的开辟，迫使日军不得不向其本来并不愿意使用陆军的战略方向上增派陆军。随着战况的发展，其陆军兵力不断增加，并将主战场由华北转向华东，这不仅分散了日军的兵力，使其不能集中使用于地形开阔、利于机械化部队作战的华北战场，而且粉碎了日军速战速决、以局部战争侵占华北，迫使中国政府屈服的战略企图，从而陷于中国全面、持久抗战的泥潭之中，不得不按中国的战略方针进行作战。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日本是进攻的一方，但在战略上却处于被动地位。因而，淞沪会战的结果，在战役上，中国军队是失败者；但在战略上，中国军队则是胜利者。

    国民政府统帅部的“最高战略指导方针”是“持久消耗战”。

    陈诚在1946年曾阐明策定这一战略方针的主要理由。他说：“我以军备不足，对有多年准备，而挟有现代化陆海空之敌，为求粉碎其速战速决之计划，以避免为其不断之攻击所歼灭，乃策定持久消耗之最高战略。一面不断消耗敌人，一面扩散战场，分化敌之优势。”这一战略指导方针，从战争全局看是正确的，是符合中国实际的。但在如何达到这一战略要求的问题上，则有不同的作战指寻。

    淞沪会战，采取的是专守防御，实质上是消耗防御，蒋介石曾说过：“在湘北战争（指第一次长沙会战）以前，我们的战略战术是取守势的”，“处处只是消极防御，陷于被动”。淞沪会战中消极防御的表现，主要有三。

    首先，是死守阵地，硬拼消耗。宝山、罗店、大场、蕴藻浜、苏州河等各次战斗，都是在无险可守的固定战线上，同敌人进行阵地抗击战。日军陆海空火力远远超过中国军队，在阵地对抗中，中国军队多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所以伤亡极大，李宗仁说：我军“人数既多，又无险可守，敌陆海空三军的火力可尽量发挥，我军等于陷入一座大铁炉，任其焦炼……所以淞沪之战，简直是以我们血肉之躯来填敌人的火海，每小时的死亡，辄以干计”。当时的第88师师长孙元良认为，淞沪会战是“以自己的消耗来换取敌军的消耗”。

    其次，是兵力分散，专守一线。只要一处被敌击破，就造成全线崩溃。通过实践，蒋介石也认识到这一点。1938年，他在第二次南岳会议上说：“一线式阵地之不能改正，乃我们官长指挥能力缺乏，而为我军自抗战以来战术上失败最大的一个耻辱。”

    再次，是强调正面，忽视翼侧。淞沪会战中，随着正面战线的吃紧，蒋介石置翼侧于不顾，将防止日军登陆的部队调至正面加强防御，以致日第10军如人无人之境，使淞沪战场正面的军队陷于腹背受敌的危境。蒋介石也认为这是抗战以来最大的挫失，他说，“上海开战以来，我忠勇战士在淞沪阵地正与敌人以绝大打击的时候，敌人以计不得逞，遂乘机在杭州湾金山卫登陆，这是由于我们对侧背的疏忽，且大轻视敌军，所以将该方面布防部队，全面抽调到正面来，以致整个计划受了打击，国家受了很大损失，这是我统帅应负最大的贡任，实在对不起国家”。此外，国民政府最高决策者们片面强调政略，希冀国际干预，也是贻误战机和使撤退成为溃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四章 八一四空战和沪宁制空权争夺战

    1932年一二八泄沪会战时，中国军队没有空军支援，当然也没有制空权可言，日军飞机将第19路军防守的闸北地区，轰炸成一片瓦砾场，军民死伤惨重。国民政府在初步认识到中日战争很难避免的同时，也认识到空军对国防的重要意义。一方面加强空军的领导、健全机构，兴办航校，培训空军人才；一方面增加空军经费，建设飞机制造工厂和从国外购迸飞机以扩充部队。

    至1937年七七事变时，中国的空军已初具规模，共有10个飞行大队另6个独立飞行中队，拥有轰炸机137架、驱逐机（当时中国空军称战斗机为驱逐机）121架，攻击机20架、侦察机39架，连同运输、教练等机，总计约600架。飞行人员约300名（包括在校培训学生，作战飞机建制飞行员620人）。

    为适应抗战需要，对组织机构进行了调整，最高领导机关仍为航空委员会，并仍由蒋介石兼任委员长，宋美龄任秘书长，周至柔任主任委员。委员会下增设前敌总指挥部，由周至柔任总指挥，毛邦初任副总指挥，具体负责作战指挥。其下再设轰炸、驱逐、侦察3个司令，分领各部队。具体编制及机种、驻地等如下：

    空军前敌总指挥部

    空军轰炸司令

    第1大队（驻南昌）

    第1中队、第2中队（各有轻轰炸机9架）

    第2大队（驻广德）

    第9中队、第11中队、第14中队（各有轻轰炸机9架）

    第8大队（驻南昌）

    第10中队（轰炸机12架）、第19中队（轰炸机6架），第30中队（重轰炸机6架）

    空军驱逐司令

    第3大队（驻句容）第7中队（驱逐机9架）、第8中队（驱逐机7架）、第17中队（驱逐机10架）

    第4大队（驻南昌）

    第21中队（驱逐机10架）、第22中队、第23中队（各有驱逐机9架）

    第5大队（驻南昌）

    第24中队（驱逐机10架）、第25中队、第28中队（各有驱逐机9架）

    独立第29中队（驱逐机12架）

    空军侦察司令

    第6大队（驻南京）

    第3中队、第4中队、第5中队（各有轻轰炸机9架）、第15中队（驱逐机9架、轰炸机7架）

    第7大队（驻西安）

    第6中队，第12中队、第16中队（各有侦察机9架）

    独立第31中队（轻轰作机9架）

    第9大队（驻蚌埠）

    第26中队、第27中队（各有攻击机10架）

    笕桥航校暂编大队（驻笕桥）

    第32中队（轻轰炸机9架）、第34中队（驱逐机99架）、第35中队（侦察机9架）

    独立第13中队（轻轰炸机7架）

    独立第18中队（轻轰炸机9架）

    独立第20中队（轻轰炸机9架）

    独立第33中队（驱逐机9架）

    空运队

    中国空军的飞机，绝大多数购自外国，仅有极少数为国产。飞机种类繁多，维修不易，常因缺少零部件而不能起飞，战时补充就更为困难。七七事变前，空军在内战中没有空中对手，训练重点是攻击地面目标，所以，飞行员多缺乏空战的战术技术素养。

    日本没有独立编制的空军。飞行部队分别隶属于陆军和海军，称之为航空兵，是陆、海军的一个兵种，因而，在支援地面部队和舰艇作战时，协同密切。但因缺乏统一的指挥和独立的作战机制，往往不能充分发挥其威力，七七事变时，日陆军航空兵的作战部队，有20个战斗机中队（每队编制机12架、预备机8架）、6个轻轰炸机中队（每队编制机9架、预备机6架）、8个重轰炸机中队（每队编制机6架、预备机4架）、15个侦察机中队（每队编制机12架、预备机8架），还有3个轰侦混合中队。海军航空兵的作战部队，共有飞机811架，数量虽较陆军为少，但技术装备及飞行员素质较好，最早与中国空军进行空战的，是日本海军航空兵，淞沪会战开始前，日军部署在华中方面的海军航空兵，有第1航空战队（舰载战斗机21架、轰炸机12架、攻击机29架）、第2航空战队（舰载战斗机12架、轰炸机12架、攻击机18架）、第1联合航空队（陆基战斗机14架，攻击机38架）、第12战队（水上侦察机9架）和第22航空队（水上侦察机6架）。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中国统帅部在调动军队北上的同时，准备将空军主力使用于华北方面，当时空军己制定了《冀北作战计划》。主要内容为：“先以空军主力奇袭天津、丰台等处，摧毁敌陆军根据地，并相机协同我陆军击破该方面之敌；同时以空军一部担任京杭防空及沿海沿江之侦察与警戒，并对京沪方面仍作紧急时主力转移之准备，”决定先以11个中队组成天津支队和南苑支队，进入华北作战。8月上旬，日本海军向上海方面集结兵力。中国统帅部也改变空军主力北上作战的计划，将主力向华东方面集结。

    8月12日，京、沪之间的中国军队开始向上海市区输送，以便“扫荡淞沪日军”。指挥京沪警备部队的司令官张治中（13日正式发表将京沪警备部队编力第9集团军，张治中任总司令）向蒋介石请示：“可否于明日拂晓前开始攻击？我空军明晨能否同时行动？”同时还进言：“职见一般对空军似有微同，如能干此役发挥我军极大威力，则可稍振中外人士之观听。”中国统帅邵遂决定空军与陆军一同开始作战。蒋介石一面回电张治中，令其“等候命令并须避免小部队之冲突”；一面令空军迅速进行作战部署。空军前敌总指挥周至柔于13日14时下达了《空军作战命令第1号》，赋予空军“阶助我陆军消灭盘踞我上海之敌海陆空军及根据地之任务”，要求“各部队应于14日黄昏以前，秘密到达准备出击之位置，完成攻击一切准备”。规定各部队之出击位置为：第9大队曹娥机场，第4大队宽桥，第2大队广德、长兴，暂编大队嘉兴，第5大队扬州，第6大队苏州、淮阴，第7大队第16队滁县；第8大队南京大较场，第3大队第8队大校场，第17队句容。命令刚刚下达，淞沪会战已经开始，中日双方军队在八字桥一带正式开火。空军总指挥连夜紧急下达《空军作战命令第2号》，不俟已北上各队转场完毕，即令就近各队于14日开始出击。

    14日上午，第5大队驱逐机17架分两批于扬州起飞，沿长江向东搜索，于9时20分，在川沙及南通附近、袭击日军一艘驱逐舰，将其击伤；暂编大队侦察机5架从宽桥起飞，7时许侦察上海日军各据点情况，并袭击公大纱）内日军仓库；8时，第2大队轰炸机21架从广德起飞，轰炸吴淞口之日舰及汇山码头、公大纱厂等日军据点。

    14日下午，第5、第2大队和暂编大队，再次出动驱逐机9架、侦察机3架、轰炸机21架，袭击、轰炸上海日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及公大纱厂等地日军。被日机击伤驱逐机2架（一架迫降时坠毁），被日地面防空炮火击伤轰炸机2架（一架返航至常州附近坠毁），牺牲飞行员3名。

    当日海上有台风，在东海的日航空母舰上的飞机不能起飞，仅有停泊于淤沪附近的日“出云”号舰上的少量水上侦察机起飞作战，日海军第3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遂令刚刚由日本转场至台湾的第1联合航空队之鹿屋航空队出击。14时50分，日机两队，各有9架攻击机，分别向中国空军的杭州览桥机场和广德机场攻击。18时30分，空袭杭州的9架到达览桥、乔司机场上空。原于8月7日受命北上已转场至河南周家口机场的第4大队，遵照《空军作战命令第1号》刚刚到达笕桥，多数飞机尚未加油，敌机逼近的紧急警报即已发出。大队长高志航立即驾机升空迎击，已加油的部分飞机亦随之起飞。这是中日空军的第一次空战。日本96式攻击机比中国霍克—3驱逐机多1门机关炮，飞行员受过严格的空战训练，但中国的霍克—3驱逐机比日本96式攻击机速度快，飞行员不仅飞行技术精良，而且抗战爱国、积极求战的热情特别高。高志航首开记录，击落第1架日机。中队长李桂丹等接着又击落1架、击伤数架。其余日机当即逃走。日军承认，这次空战被击落2架、重伤1架（至台北机场时损坏）。中国空军无一伤亡，以3:0获得第1次空战的胜利，不过，1架加油未满即升空迎战的飞机，在油料耗于后迫降时坠毁；1架未加油的飞机在机场被敌机炸弹炸毁，飞行员3名牺牲。广德上空，第34队队长周庭芳单机巡逻警戒，敌机到达时，击伤日机1架，返至基隆时沉于海中。

    8月14日，中国空军多次袭击淤沪地区的日军舰艇及陆战队据点，并取得中日首次空战的胜利，增强了中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1940年，国民政府将8月14日定为空军节。

    日本海军由于在华东没有陆上基地，其陆基航空队要从台湾或济州岛机场起飞，航程太远，加之日本的舰载飞机数量有限，且轰炸能力不足，所以，力图在上海建立其陆基航空队的前进基地。中国空军集中力量打击海军航空兵，阻其在上海地区建立机场，直接支援地面部队的作战较少。日海军航空兵则集中力量轰炸、攻击中国空军在华东地区的主要机场，企图摧毁中国空军的作战能力，掌握华东地区的制空权，尔后在陆上建立机场，用以支援地面部队作战或进行战略轰炸。从8月15日至9月末，中日两国空军部队为争夺沪宁地区制空仅展开了激战。

    8月15日，中国空军按照第3号作战命令分8批攻击上海日海军舰艇及陆战队据点（其中3批因风雨中途返航）。第5中队的5架轻轰炸机，曾冒雨轰炸日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多枚炸弹命中目标。但所携炸弹为18公斤小型炸弹，破坏力太小，对日军已加固的钢筋水泥工事及建筑物，只能炸一小洞，不能形成大范围的破坏，第2大队的17架轻轰炸机再次轰炸敌司令部，仍然效果不大。

    日海军航空兵第1联合航空队鹿屋航空队，14日在览桥上空被击毁3架，1架伤重不能修复，所余14架攻击机袭击南昌机场；木更滓航空队20架攻击机袭击南京大校场、明故宫机场，“加贺”号航空母舰上轰炸机16架及攻击机29架，分头袭击览桥、乔司绍兴及嘉兴机场。

    中国空军第4大队21架驱逐机从宽桥升空迎战“加贺”舰之45架飞机，经激烈空战，再次获得辉煌的胜利。高志航首先击落敌机1架，受伤后又击落敌机1架。分队长乐以琴击中敌机4架，致使日军飞行员见到他所驾驶的2204号战机即设法避开。此次空战共击落日机13架。中国牺牲飞行员1名。

    日木更津航空队空袭南京，被击落5架。这是南京第一次遭到日军空袭，由于精神、物质准备均不够充分，损失较大，南京机场的飞机库及停在机场的一些飞机被炸毁。鹿屋航空队的袭击，使南昌机场亦遭相当大的损失。8月16日，台风影响消除，日海军第3舰队航空兵的飞机基本上全部起飞袭击浙江、江苏地区的各机场。中国空军奋勇迎击，双方飞机均有相当损失。被称为日本海军的“虎之子”的第1联合航空队，在14日至16日的空战中，38架新型96式攻击机损失18架，占该队攻击机总数的47％，使自命无敌的日海军将领们极为震惊。

    8月17日出击作战中，中国空军第5大队飞行员阎海文在飞机被击毁后跳伞落至日军阵地附近，10余名日军将他包围。命其投降。他毫无惧色，用自卫手枪击毙5名日军士兵后，以最后一颗子弹自手牺牲。他是辽宁北镇人，起飞前曾说：“我是一流亡者，我要打回老家去，为东北3千万同胞复仇。”阎文海的忠烈行为，连敌人亦甚敬佩，日海军陆战队在大场附近为他建墓，墓碑上刻着“支那勇上之墓”。9月1日，日本大阪《每日新闻》刊登了该报驻上海特派员木材毅关于阎海文事迹的报道，并发出“中国已非昔日之支那”的感叹。10月间，日本东京还举办了“中国空军勇士阎海文之友展览会”、陈列了烈上的飞行服、降落伞、手枪等遗物。

    8月19日，第2大队去长江口外轰炸日舰时，分队长沈崇海、轰炸员陈锡钝驾驶的904号轰炸机，突然发生故障，机尾着火。当时，南汇仍在中国军队手中，迫降或跳伞均有生还希望，但他二人却操纵飞机从2000米高空向下冲击一艘敌舰，飞机与敌舰在爆炸声中一同沉入大海。

    19日当天，日本电讯侦破人员破译了中国空军的部分电报密码，从而掌握了中国空军各部队的主要动态。从此，中国空军在空战中陷于被动，8月20日，中国大本营下达的《国军作战指导计划》规定空军的任务是，“集中主力阶同陆军，先歼灭淞沪之敌（以敌舰及炮兵为主要目标）”。中国空军飞机的数量少于日军很多，而且消耗后无法补充，尽管勇敢机智地与日机周旋，击落敌机亦多于自身的损失，但沪宁上空的制空权仍逐渐向日军方面转移。在支援地面部队作战方面，未能起到重要作用。从8月14日开战至8月底，中国空军共出击67次，空战12次，击落日机61架，击中敌舰10艘，自身损失飞机27架。

    9月初，日军第3师团攻占上海军工路一带，解除了中国军队对公大纱厂日航空兵前进机场的威胁。9月10日，日海军第2联合航空队由大连转场至公大机场。中国空军的行动更加困难。整个9月，中国空军共出击46次，空战15次，击落敌机20架，击中敌舰船38艘，自身损失飞机36架。9月中旬，日本陆军在吴淞以西的王浜修建了前进机场。9月底，日本陆军第3飞行团开始进入王浜机场。华东方面日海军航空兵损耗的飞机，随时得以补充，淞沪上空的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制空权完全被日军掌握。中国空军的飞机，已不能在白天出击，只能进行夜袭和担任南京城市及机场的防空任务。10月间，击落日机7架，自身损失25架。到10月22日止，原有的300余架作战飞机，仅余81架，其中还有不少是待修的。10月26日，日军向大场发动总攻时，动用150架飞机支援其地面部队作战，中国空军却无力突破日空中防线，支援中国的地面部队。

    11月12日，淞沪会战结束，中国军队撤出上海向南京转移。此时，中国空军可作战的飞机仅剩30架左右，基本上己不能再进行空战。

 第五章 海军江阴防守战和长江中游阻击战

    中国海军自甲午战争遭日本海军歼灭性打击后，一直未能恢复元气。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时，海军舰艇总吨位才34485吨。

    “八一三”后，国民政府开始注意国防建设，海军方面，在海军部长陈绍宽主持下，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主要是购买、制造军舰和整顿江侮要塞。从1932年至1937年，从日本购买了“宁海”号巡洋舰，从德国和英国购买了15艘新式鱼雷快艇，自造了“平海”号巡洋舰和10艘炮艇，并改造了“建安”、“建威”、“中山”等13艘旧舰。

    到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中国海军共有大小各种舰艇120余艘，总吨位约11万吨。但实际作战舰艇仅66艘，计约6.6万吨。海军部队的编制为：

    第1舰队（陈季良）辖“海容”、“海筹”、“宁海”、“逸仙”、“大同”、“自强”、“永健”、“永绩”、“中山”、“建康”、“定安”、“克安”12舰，17484吨；

    第2舰队（曾以鼎）辖“楚有”、“楚泰”、“楚同”、“楚谦”、“楚观”、“江元”、“江贞”、“永绥”、“民生”、“民仅”、“咸宁”、“德胜”、“威胜”、“江鲲”，“江犀”、“湖鹏”、“湖鹰”、“湖鹗”、“湖隼”19舰，9359吨；

    第3舰队（谢刚哲）辖“定海”、“永翔”、“楚豫”，“江利”、“镇海”、“同安”、“海鸥”、“海鹤”、“海清”、“海燕”、“海骏”、“海蓬”、“海析”、“海琛”、“澄海”（“海圻”、“海琛”两舰名义上属第3舰队，实际上直接归军政部领导）15舰，14714吨；

    练习舰队（王寿廷）辖“应瑞”、“通济”、“靖安”3舰，5375吨；

    广东江防舰队（原第4舰队，冯悼勋）辖“肇和”巡洋舰、“海虎”等炮舰4艘，“福安”运输舰及小型河用炮艇19艘，共7880吨；

    直辖舰队辖“平海”巡洋舰、“普安”、“武胜”运输舰及“长字”、“宿字”鱼雷艇，共5825吨；

    巡防队辖“顺胜”等舰艇14艘，共4270吨；

    测量队辖“甘露”等测量舰艇7艘，共3000吨。

    此外，电雷学校辖“同心”、“同德”、“自由中国”号3艘及新式快艇14艘，共约3400吨。

    中国海军的舰艇，不仅数量少，而且吨位小，质量差。其中吨位最大（4300吨）的巡洋舰“海析”号，已有近40年的舰龄，系清光绪22年自英国购人的。

    清末民初，中国海军在沿海没有镇海、福州、厦门、汕头、虎门等要塞，在长江设有吴淞、江阴、镇江、南京等要塞。至1932年，炮台大多因失修而破烂不堪，要塞火炮亦陈旧落后，基本上没有防御能力。一二八淞沪抗战中，拒守长江门户的吴淞炮台被日军炸毁，根据《淞沪停战协定》，不仅不能修复，而且不许中国军队在那里设防，以致长江门户洞开，日本舰船可以任意进出长江。一旦战争爆发，日海军可在中国沿海任一港口登陆并可溯江深入中国腹地，1933年后，国民政府开始对各要塞进行整顿。主要是加固阵地、检修旧炮、增置新炮和添加各种瞄准观测器材。但由于财政困难，官僚腐败，进展甚慢。到1937年，方将江阴，南通、镇江、南京4个国防要塞和宁彼、厦门、马尾、连云港4个海防要塞修整完毕。据国民政府1937年《全国要塞现状一览表》载，共有炮台41座，各种要塞炮刀7门。

    日本是一个岛国，要向外扩张，必须有强大的海军。早在日俄战争开始前，日本即己是世界七大海军国家之一（英、法、俄，德、日、美、意），位居第五。1935年12月9日，英、美、日、法、意五国在伦敦召开第二次海军裁军会议。日本因不满英，美对其限制，于1936年1月16日正式退出裁军会议，大力扩充其海军。至七七事变前夕，据日本《海军要览》记载，共有各类舰艇296艘，1204132万吨。日本海军对外作战，主要为联合舰队（此外有本国警备舰船，练习舰队及补给特务舰，预备舰等）。下辖第1、第2、第3舰队。第3舰队是专为侵略中国组建的。七七事变时，该舰队正在中国沿海演习。事变第二天，海军军令部下令中止演习，进行战备，并扩大其部队，向华东海域集中。淞沪会战期间，第3舰队的编组为：司令长官长谷川清中将，旗舰为“出云”号，辖第8战队，第9战队、第10战队、第11战队、第1水雷战队、第3水雷战队、第5水雷战队、第1潜水战队、“白鹰”舰、“嗟峨”舰、“鹤见”舰、“隐户”舰及第1、第11扫雷队，并配有航空母舰3艘、水上机母舰3艘等。1937年7月28日，日军开始大规模向平津地区中国军队进攻时，为便于在华中地区发动侵略战争，日本政府下令居住在长江流域的29230名日本侨民，撤回日本，同时令专在长江内活动的第3舰队第11战队向淞沪集结，并负责掩护日侨撤退。8月9日，上海发生虹桥事件，第11战队己全部集结至淞沪水域。

    中国海军在舰艇数量、火力强度、射击距离，防护能力、航行速度各方面，都与日本海军相差悬殊，根本无力与之争夺制海仅，因而中国统帅部赋予海军的作战任务只是“淞沪方面实行战争之同时，以闭塞吴淞口，击灭在吴淞口以内之敌舰，并绝对防止其通过江阴以西为主。并以一部协力于要塞及陆地部队之作战”。七七事变发生后，中国海军舰艇除一小部分被派赴广东。福建、山东，协助警戒外，主要舰艇49艘，先后驶人长江，集中备战，鉴于日第3舰队不断增加兵力，海军部制定了封锁长江、构成阻塞线的计划，用以防止吴松口外之日舰溯江西进，在淞沪地区中国军队之侧背登陆或进攻南京。由于江阴附近江面较窄，江水深度不大，而且长山一带设有炮台，可控制下游水道，加之江防司令部和电雷学校均位于长山山麓，便于指挥，所以，拟以江阴为主要阻塞线，同时准备在黄浦江口也进行阻塞。

    8月11日，首先破除了江阴以下的水道航行标志，派“甘露”、“皦白”、“青天”3艘测量舰及“绥宁”、“咸宁”2艘炮艇，将西周、浒浦口……福姜沙等地各项航行标志全部破除。并将灯塔、灯标、灯船等航标全部用炮击毁。当日下午，中国统帅部正式下达封锁长江的命令。12日夜，陈绍宽至江阴指挥，将预先征集的“嘉禾”号等20艘公、私商轮及“通济”、“大同”、“自强”、“德胜”、“威胜”、“武胜”、“辰字”、“宿字”8艘超龄旧舰诞在江间排成一道拦江横线，抛下首尾双锚，午后，在统一信号下，同时打开舱底阀门，灌水下沉，封锁了长江，并在封锁线外布放了水雷。因江水湍急，有的沉船被急流推倒或推移，阻塞线上出现豁口，可通船只，遂又征用“公平”号等3艘商船、“吉安”号等8艘趸船，填补江心豁口，用装满石子的185只木帆船、盐船等，填补近岸豁口。最后，还将“海圻”、“海琛”、“海容”、“海筹”4艘旧巡洋舰的武器拆下，移装于炮台，将其船体填塞江中大的豁口。整个阻塞线共用舰船。趸船43艘，近6万吨，相当于中国海军的总吨位。第1舰队司令陈季良负责指挥防守作战，将“平海”、“宁海”、“应瑞”、“逸仙”等主力战舰泊于封锁线后两侧，并组织了对江上和空中的防御火力配系。

    淞沪会开始后，中国海军为阻止日军由黄浦江迂回中国军队的侧后，于8月14日将“普安”号运输舰沉塞于董家渡，17日又将6艘商船沉塞于江南造船厂附近，将14艘商船沉塞于十六铺航道，保障了中国地面部队的侧背安全。8月16日和28日，海军的鱼雷快艇还曾两次奇袭日第3舰队旗舰“出云”号，将其击伤。

    会战初期，日海军航空兵以舰载机为主，兵力不足，对江阴防线主要是侦察及扰乱性袭击。8月22日，日机12架袭击江阴，被中国海军舰艇炮火击落1架。此后相当一段时间，未再采取攻击行动。9月间，日海军航空兵第2联合航空队和陆军航空兵第3飞行团，先后将飞机移至上海公大纱厂和王浜前进机场，航空兵力大增。9月20日，日第3舰队司令长谷川清等决定。

    以第2联合航空队为主，集中兵力，重点攻击江阴防线。9月22日，12架攻击机和6架战斗机袭击江阴，旗舰“平海”和各主力战舰及岸上的防空炮火立即辽击。后日机又分批轮番攻击。激战6小时，击落、击伤日机5架，日机群未能达到预期效果，被迫飞走。此战，“平海”号舰体中弹，舰长高宪申重伤，11名官兵牺牲，23人受伤。

    9月23日，日军先以侦察机飞临江阴上空，尔后，以70架飞机组成的机群飞临江阴。以12架战斗机攻击岸上炮台，吸引岸上火力，再以26架轰炸机轮番向“平海”、“宁海”舰轰炸。“平海”舰再次负伤，被迫向上游避航。日机增派20架轰炸机跟踪追击轰炸，当日沉搁于十二圩浅滩。“平海”舰沉后，日机集中攻击“宁海”舰，几十架日机轮番轰炸、扫射。该舰首部船舷多处中弹，前舱进水。舰上官兵奋勇作战，前仆后继。爆炸弹打完，使用穿甲弹射击。舰员死伤过半，舰长陈宏泰负伤仍坚持指挥战斗。后该舰亦被迫驶至人圩搁浅。两日激战，“平海”、“宁海”两舰消耗高射炮弹1300余发、高射机枪弹1万余发。“平海”、“宁海”两舰沉后，陈季良移至“逸仙”号继续指挥作战。

    9月25日，“逸仙”舰正在江阴至鱼目州间航行时，日机16架击袭。陈季良指挥炮火反击，击落日机2架，“逸仙”舰也中弹沉没。与此同时，前来救援的中国海军唯一的驱逐舰“建康”号，亦被日机炸沉。第1舰队主力战舰基本损失殆尽，海军部即命第2舰队司令曾以鼎率“楚有”舰驶江阴接防。曾以鼎全力增强阻塞线附近的工事，加固亚山，肖山、黄山等炮台。

    9月29日，在战斗中，“楚有”舰亦受重创，于10月2日沉没，“青天”、“皦日”、“江宁”、“湖鹏”、“湖鹗”、“江元”、“仁胜”、“崇宁”等舰艇，也都在激战中先后被击沉或击毁。中国海军的主力舰艇基本上消耗殆尽。此后，将舰炮拆下，装于江岸，构成江岸要塞阵地，以岸炮火力拦截西侵的日舰，同时以镇江作为第2道防线，10月21日，日舰3艘溯江向阻塞线接近，南岸炮火突然袭击，击沉其先头1舰，其余之舰迅速退走。11月间，淤沪形势紧张。12日，中国军队撤出上海，退向南京，日军退踪追击，30日包围了江阴，5艘日舰由江上向阻塞线进逼。要塞炮兵发炮射击，击中1艘，但由于日军炮火猛烈，巫山炮台被毁。

    12月1日，日军突破江阴陆军防线。要塞地区的海军将各炮台炮件自毁后撤走。江阴保卫战结束，江阴失陷后，日军动用潜水，打捞人员1000余，昼夜清除水雷和障碍，打捞沉船，直至1938年2月，方打开一个通道，可容吃水深的军舰通过。

    1938年1月，国民政府为适应战时需要，将海军部改组为战时海军总司令部，由陈绍宽任总司令。早在南京失守时即开始在马当布置新防线，以阻止日军溯江西进。初用投石方法，拟在江中垒成一条人工暗礁封锁线，并采用古老的设置水障方法，用大量麻绳绑上竹筒，使之浮在水面，企图用以缠绞日舰轮叶。但因江水湍急，现代军舰亦非古船可比，这种方法当然无效。后又改用以水雷及要塞火力封锁水道的战术组成新防线，布雷800余具，毁除获港以上九江以下各航道标志，并配以炮队和陆战队防守。马当要塞编配120毫米舰炮8门，湖口要塞编配105毫米舰炮6门，射程均在1500米至数千米之间。“义”字号和“胜”字号各炮艇，轮流巡戈千附近。马当阻塞线建成后，日海军舰队无法西进，舰艇集中于芜湖地区，以航空兵进行空袭。3月27日，日机3架击沉“义胜”号炮艇。4月后，日海军进攻大通、贵池。中国海军加强防守，除在香口、牌石矶、凌家嘴及羊山矶各处布放固定水雷外，还制成一种轻型漂雷，在羊山矶布放，迎击西进的日舰。4月14日，两艘日舰触雷伤沉。

    6月间，大通，安庆相继失守，6月21日，日舰开始进攻马当。在此之前，中国海军于阻塞线前后又加布水雷600具、漂雷百余具。日舰因惧水雷，改以汽艇担任主攻。22日，日汽艇10余艘，在日舰掩护下，逼近马当防绞。中国海军炮队以急袭火力迎击，击沉3艘。25日，日海军以多艘巡洋舰、驱逐舰。再次进攻马当。防守的炮队沉着应战。日巡洋舰1艘中弹起火，被迫退走。26日，日本陆军迂回迫近马当。争夺要塞的战斗异常激烈，南岸香山阵地，4次失而复得，海军炮兵和海军陆战队大批官兵壮烈殉国，余部突围，马当失守。7月4日，湖口要塞被日机炸毁陷落。在此前后，“祟宁”、“长宁”、“咸宁”3艘炮艇先后被日机炸沉，“咸宁”号官兵在战斗中曾击落日机2架。

    马当，湖口防线失守后，武汉防务趋于严峻。中国海军以田家镇作为保卫武汉的江防前卫防线。为加强防守纵深，在葛店组成后防线，派“中山”号等8舰负责运输，并协同要塞在此设防。田家镇配置105毫米舰炮8门，以它山，象山为阵地；葛店配置75毫米至120毫米炮10门，以黄家矶、白浒山为阵地。同时，将九江以上汉口以下航道标志全部破除。划田家镇、半壁山间，蕲春、岚头矶间，黄石港、石灰窑间，黄岗、鄂城间为4个主要雷区，先后布雷1500余具。还组建了漂雷队，沿江东下，潜至日舰前方施放。在武穴附近，有2艘日舰遇漂雷沉没。海军总司令陈绍宽以“永绥”号为旗舰，驻汉口指挥防务。

    1938年8月22日，日军开始向田家镇防线进攻。9月20日以后，进攻加强。20日，日海军以巡洋舰、驱逐舰各2艘，汽艇11艘，另有其他军舰6艘，向田家镇发动猛攻，被守军击退。21日，日汽艇14艘在前扫雷，被击沉8艘，其余退走。22日又被击沉4艘汽艇。日海军屡攻无效，遂攻变主攻方向，转向南岸富池口进攻，23日晚，富池口要塞失守。26日，马口湖失守。田家镇炮台陷于四面被围的困境。28日，日海军与航空兵及陆军协同攻击。血战数小时，终因寡不敌众，守军被迫于当晚撤退，田家镇要塞失守。此时，武汉江防正面仅余葛店要塞一处。9月30日，海军在葛店增布水雷1120具。日海军采取其惯用的迂回战术，切断葛店要塞退路。10月中旬，日军向葛店发起进攻。一周之内，守军击沉日汽艇近10艘。10月24日，日海军企图在赵家矶登陆，被葛店炮火击沉汽艇4艘。当日，日飞机数十架轮番向中国舰艇及葛店要塞轰炸。“中山”舰被炸沉，要塞工事多处损坏。10月25日，中国海军弃守要塞，葛店与武汉同日陷落。

    中国海军虽未能阻止日军沿长江向中国腹地进攻，并在一年的时间里，主力战舰损失殆尽。但它迟滞了日军的行动，支援了陆军的作战。保障了华东地区工厂内迁的顺利进行，对中国的抗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第六章 徐州会战和台儿庄大捷

    日军攻占南京后，在南北战场取得暂时胜利的基础上，重新制定了对华政略、战略，决定进一步加强军事力量和扶植傀儡政权，企图军、政两手并用，迫使国民政府屈服。

    1938年1月16日，日本近卫内阁公开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府声明》，并建立对华长期战争体制。但“当时日军的武器、弹药，器材等严重短缺，只有在增设兵团、休整部队、严肃军纪后，才能进行大规模的作战”。为此，日本政府采取一系列政略、战备措施，实行总体战体制，“倾国家全力遂行战争”。进一步扩大军事力量，大本营决定在1938年“上半年新成约11个师团”，并储备50个师团基数的武器、弹药、器材，将军工生产提高到120个师团基数和3500架飞机，到1940年建成60个正规师团、30个暂编师团、250个飞行中队。制定1938年的战略方针，在完成“实质性的准备”以前，“采取纯消极持久战方式，把国力特别是军力的消耗，减少到最低限度”。同时，在占领区加速建立傀儡政权。在北平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企图以此“促使蒋介石政权实质性的崩溃”。

    1938年2月14日，日本大本营下令撤销华中方面军、上海派遣军和第110军的3个司令部，建立华中派遣司令部，统一指挥华中日军。由于华北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不断发展，“后方地区治安不稳”，为加强华北兵力，先后将第5师团的第9旅团、第16师团、第114师团调至华北。

    南京失守后，国际形势发生变化：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中日和谈调停失败，一向与国民政府关系密切的德国，清洗了较为倾向与中国友好的国防部长勃洛姆堡元帅、外交部长牛顿特男爵和经济部长沙赫特博士等，任命一贯主张与日本结盟的里宾特洛甫为外文部长，于1938年2月正式承认“满洲国”。英、美、法等国人民群众虽然同情、支持中国抗战，但其政府不肯为中国得罪日本，均持观望态度。美国总统罗斯福虽然曾在芝加哥发表了“隔离”演说，不指名地警告日本，但中心要点是警告日本不得违背九国公约规定的各国在华“机会均等”及“中国门户开放原则”，而不是谴责日本对华侵略。在国际上，只有苏联的斯大林为了利用中国“来对付日本人”，“紧紧束缚住日本的手脚”，以便“在德国一旦进攻苏联时，能避免两面作战”，积极援助中国政府抗战。至1938年2月，卖给中国飞机约200架和装备20个师的武器、弹药，并派遣志愿飞行员及军事顾问、教员等。

    面对上述情况，国民政府在政略、战略上采取一系列措施，重新组织抗战：接受中国共产党的一部分意见，制定《抗战建国纲领》，实行全面抗战；开始执行“持久消耗战”的战略方针。此方针虽然早已制定，但从七七事变至南京失守，国民政府军队实际执行的是以阵地消耗敌人，在战役上争取持久的方针，战略上仍幻想迅速结束战争。经过半年的抗战，最高军事当局既认识到国际干涉和和平谈判短期内不能买现，中日战争确已形成持久之势，又接受了华北、沪京作战的沉痛教训，开始转变战争指导，由单纯固守阵地、据点进行死拼的战役持久，改为不强调“一城一地之能否据守”，“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持久。白崇禧说过：在南京失守后，“我们战略之应用，确已改变方针，不复与敌人在一点一线上争夺”。虽然实践证明，这一战略方针仍带有一定的片面性和消极性，但与前一段所执行的方针相比，已大大前进了一步。

    为适应持久抗战的需要，1938年1月17日，国民政府改组军事委员会，撤销大本营，重新任命委员。同时还整饬军纪，惩治了一批临阵脱逃的高级将领。抗战以来，“所有前线的军队，不论陆军、空军和地方部队，都进行了英勇的抗战，表示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但也有少数高级将领，或因胆小怕死，或为保存实力，对敌望风而逃。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第3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表现尤为恶劣，防守津浦铁路北段，手握重兵，未战先退，致日军轻易地渡过黄河，占领大半个山东。1938年1月11日，蒋介石在开封召开第一、第五战区高级将领会议，将韩免职查办，送至武汉，以擅自撤退罪处以死刑。1月20日，军委会明令嘉奖抗战牺牲的郝梦龄军长、佟麟阁副军长等5人，并撤职查办和枪决了41名作战不力的旅长以上将领，“给保存实力，怠于作战的军官以极大震慑，前方士气，为之一振”。

    蒋介石将韩复榘免职后，令第12军军长孙桐董代理第3集团平总司令。17日会议上，向第一、第五战区高级将领阐述了他以武汉为防御核心的现阶段战略方针。他说：“我的战略是什么？简单明了他讲起来，就是东面要保持津浦路，北面要保持道清路，来巩固武汉核心的基础。”军委会据此制定了作战指导方案：“国军主力控制武汉外围及豫皖边区，积极整补，由华北及江南抽调出有力一部，加强鲁中及淮南，积极袭扰，诱敌主力于津浦铁路方向，以迟滞敌人之过江西进；并广泛发动华北游击战，牵制消耗敌人、妨害其南渡黄河，直冲武汉。”为贯彻这一方案以加强津浦路防守力量，从第一、第三战区增调第22、第24集团军等部队至第五战区。此时，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为李宗仁，所属部队有第3集团军（孙桐萱，辖第12、第55军），第22集团军（孙震，辖第41、第45军）、第24集团军（韩德勤，辖第57、第89军）、第11集团军（李品仙，辖第31军）、第27集团军（杨森，辖第20军）、第3军团（庞炳勋，辖第40军第39师）、第51军（于学忠）及海军第3舰队、地方武装等。

    日军参谋本部虽然制定了“对华消极持久作战”的战略方针，准备在整顿、补充及扩大兵力后再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并规定占领区的限制：“华北方面，黄河以北及山东大部；华中方面，芜湖、杭州以东江南”，“严禁扩大”。但日本政府的要员们，“不仅对战争的严重性认识不足”，“而且对胜利存有盲目的骄傲情绪”；特别是侵华日军的高级将领，因迅速攻占南京和不战而占领山东的暂时胜利，以为以现有兵力即可战败中国，迫使国民政府屈服，因而不满大本营的决定。如华中方面军在攻占南京后，渡江占领了滁县、来安、六合、扬州等地，并企图以2个师团沿津浦路北进，以配合华北日军在山东的作战，日本大本营认为准备不够充分，兵力本已不足，若再扩大战场，则兵力更为分散，对以后作战不利，故未予批准。可是侵华日军置大本营的指令于不顾，上海派遣军命第13师团向凤阳、蚌埠进攻，华北方面军自1937年底以来，多次提出进行徐州作战，以使华北与华中连结起来的要求。大本营怕“战局扩大，兵力被牵制”，不予批准。但第2军仍然下达了向大运河进攻的命令，企图以既成事实迫使大本营承认他们的行动。至1938年2月上旬，南线日军攻占巢县、蚌埠，企图北渡淮河；北线日军攻占青岛、邹县，在诸城，两下店附近，与中国军队激战。

    此时，中国军队第21集团军也由江南转移至合肥地区，加入第五战区战斗序列。第五战区依照军委会南守北攻的指示，于2月3日下达作战命令。主要内容为：决心将津浦路南段之敌，拒止于淮河以南，由侧方连续予以打击；同时巩固鲁南山地。对津浦路北段及陇海路东段之敌，实施侧击，牵制其南下或西上，以拱卫徐州。令于学忠指挥第51、第31军力第2野战兵团，于淮河北岸布防，阻敌北进；令第11集团军为第1野战兵团，位于定远西方三十里铺至淮河南岸之间，向临淮、蚌埠之敌侧背威胁，牵制其渡河；令第21集团军为第4野战兵团，在合肥、张桥镇一带集结后，向含山、全椒前进，侧击津浦路南段之敌；令第27集团军及安徽保安3、4团为第3野战兵团，由杨森指挥，位于安庆以东，任江面守备，并在安庆、庐江、无锡间地区游击，1月6日，又下达补充命令，令第3集团军以主力向济宁攻击，以一部迂回攻击汶上；令第22军集团军以主力向邹县，一部迂回曲阜邹县间攻击，另一部控置于临城、韩庄间；令第3军团在临沂附近，配合地方部队，夺取蒙阴、泗水，尔后向泰安、大汶口间及南驿，曲阜间威胁。对日照、吕县、沂水北方要点，派一部与海军陆战队联合扼守。

    日军第13师团于2月3日占领蚌埠后，不断实施强渡，企图渡过淮河，均被刚刚到达的第51军击退。2月8日，蚌埠日军约1000余人，在航空兵及炮兵进行火力急袭后，再次强渡淮河，守军英勇抗击，两次击退日军渡河部队。当晚23时，日军又进行夜间强渡，攻占北岸小蚌埠。第113师派部反击，激战至9日1时，恢复了阵地。10日拂晓，日军又一次发动强渡进攻，10时前后攻占小蚌埠。第113师全力反击。双方多次反复争夺，终于为日军占领。蚌埠日军发起进攻的同时，临淮关日军也发动强渡进攻，突破北岸守军第114师的阵地。激战至11日，第114师伤亡2000余人，被迫撤至沫河口、年家庙之线。沿岸阵地多处被日军突破，许多部队因军官阵亡失去指挥，为集中力量、整顿部队，于学忠于11日夜令全军向淝河附近之何集、新马桥之线转移，2月13日，李宗仁将刚刚转隶第五战区的张自忠之第59军调至固镇，接替第51军防务。第51军撤至西寺坡车站附近休整。

    此时，日军第13师团主力已大部进至淮河以北。李宗仁第31军由淮南铁路向凤阳，第21集团军向明光、定远，实施侧击。日军被迫将淮河以北的主力撤回淮河以南。张自忠乘势于15日向小蚌埠日军发起进攻，收复小蚌埠，淮河以北日军全部撤至淮河以南。2月17日后，津浦路北段形势趋紧。李宗仁调张自忠军去临城，津浦路南段正面仍由第51军防守，与日军第13师团隔河对峙。

    当第51军与日军第13师在淮河激战时，第3集团军遵照第五战区的命令，于12日开始向济宁、汶上日军进攻。孙桐萱令第55军由金乡向济宁南关日军进攻，第12军第22师由定陶迂回向济宁北城门进攻，第81师由曹县向汶上进攻。第55军军长曹福林仅派出第171、第439团各一部渡运河向济宁火车站及西关进行袭扰，并未以主力实施攻击，不久即为日军击退。谷良民之第22师第64旅于12日22时在2门山炮支援下，强攻济宁北城墙。由于炮火未能摧毁北门城楼日军火力点，攀城部队伤亡甚众。后在西北城角轰坍一段城墙，由缺口突入约4个连。南关日军第10师团第8旅团第39联队主力未遭有力攻击，得以调入城中增援。先以反冲击控制了城西北角缺口，切断城内、外中国军队之联系，尔后，向突入城中的部队发起围攻。双方展开激烈的肉搏战。突入部队孤军奋战，弹药、人员均得不到补充，血战一昼夜，到14日拂晓，全部壮烈牺牲。城北第64旅残部退至运河西岸。展书堂之第81师曾一度攻人汶上北关，第64旅撤退后，亦主动撤至开河镇，沿运河防守。第3集团军进攻济宁时，第22集团军孙震亦令第125师第737旅由界河进攻两下店，令第127师第575团挺进至邹县、曲阜向进行敌后游击。2月14日、16日，第737旅两次袭击两下店均被击退，在日军反击下，17日退至香城、普阳山一线。第575团在曲阜南小雪村一蒂，于14日伏击日军汽车4辆，击死日军第10师团少将军官1名。

    第3军团到达临沂时，日军第5师团已占领蒙阴、沂水、潍县、青岛。2月17日，其第21旅团（坂本支队）由潍县进攻莒县。庞炳勋派第115旅支援，莒县已失，在日军进攻下，退至白塔，与占领汤头之日军暂时形成对峙。

    侵华日军虽在南北两线的淮河及鲁南等地遭到中国军队的坚强阻击与反击，受到一些挫折，但仍迷信于上海的胜利和山东，南京的轻易占领，错误地判断战争的发展趋势，认为在国际上，“由于德国承认满洲国”，英国“修订了对外政策，在欧洲接近德、意而自求安定，在远东缓和支持中国政权的态度，采取保持本国权益第一主义”，“国际形势大同正朝着我有利的方向发展”，特别足低估了中华民族的抗战决心。认为“中国的一般政局是逐渐丧失长期抗战的自信，外则失去各国的支持，内则出现各种内政问题，现正踏上崩溃之途”；对于中国军队，偏面、盲目地认为，“在此次事变中，中国军队受到的损失，仅在华中方面就有40余万，连同华北方面合计约为80万左右；蒋介石多年苦心训练的占中央军大部约六七个师，在华中方面受到彻底打击，大部已丧失战斗能力”。因而，不同意日本大本营暂时“不扩大”方针，尤其是“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对中央意图不满”，坚持他“使华北、华中联接起来，进行徐州作战”的主张，积极支持其第2军向南入侵的企图。大本营中主张立即扩大侵略战争的要员，也开始占居主寻地位。3月13日下达正式命令、命“第10师团击灭大运河以北之敌，第5师团以一部占领沂州（临沂）后，进入峰县附近，配合第10师团作战”。

    3月14日拂晓，日军第10师团之濑谷支队（第33旅团为基于，辖2个步兵联队，约3个炮兵联队及轻战车2个中队等）由两下店向中国军队的阵地进攻，很快突破前哨阵地，被阻于深井、界河、普阳山及龙山等主阵地带以北之线。孙震接到第五战区“滕县为津浦路北段要点，关系全局，应竭力死守”的电令后，命第41军前方总指挥、第122师师长王铭章加强滕县城防。15日黄昏，界河阵地被日军突破。濑谷支队以主力进攻滕县，以一部兵力迂回至滕县以南，切断滕县守军的退路，并向临城攻击前进。此时，滕县城关虽然番号很多，但实际战斗部队只有11个步兵连、1个迫击炮连，约2000人，另外还有4个特务连约500人、地方武装约500人，总计3000余人。16日8时，日军开始攻击，一度由炮火击毁之缺口突入东关，被守军以密集的手榴弹击退。从10时至16时，日军对东关发起5次冲击，均被击退。但守军伤亡太多，3次从城中调预备队补充。当日17时，日军发起第6次冲击，突击部队改为三梯队波恨式冲击，同时，延伸火力向东门及城内实施拦阻射击，以阻止城内增援。经激烈肉搏，黄昏时，日军冲入东关。当夜，守军反击，将突人日军大部歼灭，收复东关。17日，日军在飞机、炮兵掩护下，再度向东关进攻，仍无进展。下午，将主突方向改在南城。先以炮兵火力集中轰击城墙，致城上守军大部牺牲。战至15时，日军由坍塌处突入城内。王铭章在城中指挥巷战，激战至夜，守军已各自为战，失去指挥。王铭章企图至西关车站组织该处残部继续防守，在缒城转移中中弹牺牲。城中守军残部，仍人自为战，逐屋抗击。直至18日中午，日军才完全占领滕县城。

    日军第5师团坂本支队，为配合津浦路正面第10师团的作战，3月9日，由汤头向临沂东北地区之第40军发起进攻。守军虽拼命抵抗，但阵地仍不断被突破，第40军被压迫至临沂城关地区。3月12日，张自忠率第59军由峄县以急行军到达临沂城西。当晚议定：第59军于沂河西岸船流至大小姜庄间渡河，侧击相公庄、亭子头一带日军；第40军在沂河东岸，正面反攻，与第59军呼应，包围当面日军。14日4时，第59军各部强渡沂河，开始进攻，第40军第39师亦开始反攻，激战至15日，先后攻占亭子头、徐太平、大太平等六七个村庄。日军被迫南退。16日拂晓，日援军到达，转为反击，由沙岭子渡沂河向第59军第38师后方猛攻，占领船流、刘家湖。张自忠急令进至河东的部队全部撤回河西，阻击突至河西日军。双方在刘家湖展开激烈的肉搏争夺战，“刘家湖失而复得者4次，崖头失而复得者3次，茶叶山一度被敌占领，旋即夺回”。至17日上午，第59军已伤亡6000余人，第一线的营长伤亡三分之一，连排长全部易人。此时，日军困伤亡甚众已无力进攻。张自忠掌握战机，集中全力组织反击，于当日黄昏发动进攻，激战竟夜，以逐室争夺之肉搏战，终将河西日军大部击歼。日军第11联队长野佑一郎以下伤亡3000寺人。日军退至莒县、汤头。18日24时，庞炳勋报告临沂战况，说日军“伤五千余，亡三千余”。李宗仁据之判断、日军暂时无力组织进攻，而19日峄县失守，津浦路正面紧张，遂于20日电令第59军留1个旅，协同第40军守临沂，主力乘虚向滕县前进，截击日军，日军板本支队在汤头稍事整顿，21日又转为攻势。第40军兵力单薄，又未得到补充，节节后退，至22日，撤至临沂东郊阵地。23日，蒋介石电令张自忠不必去滕县，全军仍协助第40军防守临沂。24日，第59军返回临沂。25日，第40军桃园、三官庙阵地被突破，第59军第38师3个团渡沂河，夜袭桃园日军。26日，沂河两岸激战终日，第38师受挫，退回河西；第59军缩短战线，退至十里铺、前后岗头之线，临沂形势危急。李宗仁急令第57军第111师第333旅及第29军团骑兵团驰援。27日拂晓，日军将主攻方向指向第59军。至28日夜，第59军已伤亡8000余人。29日，援军到达。此时，日军第2军因濑谷支队在台儿庄方面战况危急，令第5师团派部救援，板本支队中止进攻，留2个大队在临沂附近，主力向南转进。临沂形势暂时缓和。临沂地区1个多月的战斗，第59军及第40军共伤亡万余人。日军第5师团伤亡3000余人，未能攻占临沂。这是该师团入侵中国以来，继平型关后的第二次受挫。

    日濑谷支队占领临城、滕县后，19日击退刚刚调至沙沟布防之第20军团第85军第2师一部，进占韩庄、峄县。因临沂方面坂本支队受挫，濑谷支队受命派一部兵力向临沂前进，以一部兵力向台儿庄前进，主力集结于峄县临城附近。3月22日，军委会增调至第五战区的第2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辖第30军第30、第31师，第42军第27师及独立44旅），先后到达徐州、台儿庄地区，第20军团（军团长汤恩伯，辖第52军第2、第25师，第85军第4、第89师，第13军第110师及独立骑兵团）正向兰陵镇集结和向青山、云谷山迂回，准备侧击峄县、枣庄日军。命其于24日拂晓开始进攻。23日，第31师师长池峰城派乜子彬旅长率1个团向峄县攻击前进，日军进攻台儿庄的派遣队也由峄县向台儿庄攻击前进。双方在獐山遭遇。第31师被迫后退，日军当晚占领嵫洛。24日，中国空军为支援第20军团进攻，拂晓后以轰炸机14架袭击韩庄、临城及枣庄日军。但第20军团并未按命令开始进攻。直至当晚，第85军进至枣庄以北云谷山、神山地区，第52军在洪山镇、兰陵镇地区。当日，蒋介石至徐州视察、将随行的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及军令部次长林蔚等留第五战区，协助李宗仁策划作战。同时，令第31师防守台儿庄。25日，进入郭里集第52军25师75旅一部，发现日军东进临沂大队的先遣中队正在村东北角大碉堡内，遂将其包围进行攻击，经战，击退枣庄来援日军，将该中队日军大部击歼，仅10余人突围逃回枣庄。第52军第2师曾向枣庄进攻，但被击退。汤恩伯率第85军仍在抱犊崮山区，仅派出1个旅协同第52军作战，而该旅又仅派出1个团，团又仅派出几个排的兵力，在枣庄外围进行袭扰。第2师退走时，该旅亦退回抱犊崮。

    进攻台儿庄之日军于24日黄昏进至台儿庄附近。台儿庄南靠运河北岸，四周有长约4公里的砖砌城墙，建有大小碉堡多座，共有6个城门，城西南文昌阁为全城制高点。日军以猛烈炮火摧毁了东北城墙，一度突入城内，被第31师击退，遂在北郊构筑工事待援。25日，懒谷启支队长派2个中队增援进攻台儿庄的部队，黄昏前后到达台儿庄，立即遭到第31师的反击。26日凌晨再向濑谷启求援。濑谷启再派第63联队长福荣真平率第3大队赴台儿庄。27日，日军向台儿庄发起2次猛攻，占领城墙东北角，一部突入城内，与第31师反击部队展开激烈巷战。突人日军被压迫于城内大庙附近。但第31师损失极大，4天激战，伤亡2800余人。为利于战斗，池峰城将全师缩编为7个战斗营。当晚17时许，福荣真平率日援军到达台儿庄附近，台儿庄形势更趋严峻。

    李宗仁根据台儿庄战情紧急而第20军团主力仍未进攻枣、峄的情况，令汤恩伯“放弃攻击峄县、枣庄之计划，速以一部监视当面之敌，以主力向南转进，先歼灭台儿庄之敌”。孙连仲也直接致电汤恩伯，请其“全力攻击敌之侧背，支援台儿庄战斗”。汤恩伯即令第52军星夜南下，夹击日军。28日，日军集中兵力，在30余辆战车引导下，与前日突入城中之日军协同，对台儿庄发动猛攻。第2集团军除以第31师据守台儿庄阵地抗击外，令第27、第30师及独立44旅从东、西向日军侧翼及后方反击。空军也首次以9架战斗机直接支援守军战斗，对士气鼓舞很大。进攻日军占领西北角后即被阻，但突入城中的日军却乘机扩大战果。第31师将所有能够战斗的勤杂人员全部组织起来投入战斗，展开肉搏拉锯战，隔墙相击，逐屋争夺，阵地成犬牙交错状态。29日，日军第2军司令官西尾寿造见第63联队攻击受阻，而中国军队第20军团正向南进，第63联队有被围歼危险，遂令第5师团坂本支队暂停攻击临沂，急向台儿庄方面增援。同时，令第10师团濑谷支队主力增援台儿庄前线。

    李宗仁见第20军团迟迟未至，28、29两日，连续下令催其“迅速南下夹击”。30日晨，濑谷启率第10联队及战车队从峄县南下，21时到达台儿以西、以北。李宗仁再次电令汤恩伯，“限31日拂晓到达”。台儿庄内日军得知濑谷支队主力来援，全力向外扩张，推进至城南运河北岸。孙连仲派第30师第176团入城增援，与第31师协同，据守西半城阵地，拼死血战，遏止了日军的扩张势头。31日，日军虽极力攻击，仍无进展。第10师团长矶谷廉介又调该师团驻济宁的第39联队1个大队配属第10联队，加强其攻击能力。

    30日夜，第20军团先头部队到达甘露寺附近。31日，向獐城以东日军进攻，占领兰成店三佛楼等地，中午前后，担任侧背警戒的骑兵团与由临沂西进的坂本支队发生战斗。第85军第89师前往应援，在邵家庄附近被击退。汤恩伯急调第4师至向城阻击，力避免被日军东西夹击，决心把所有兵力“一律由内线转为外线”，放弃对獐山的攻击，“乘夜与敌脱离”，撤至洪山镇以东地区。4月1日，第52军与板本支队激战于兰陵镇以北。

    孙连仲为歼灭台儿庄内日军，决定由城外向日军占领的街区夜袭。令第27师挑选250人为奋勇队，另以1个营为后继，同时令第31师配合第27师夜袭部队向占领城西北角之敌进攻。4月1日夜，第27师奋勇队及第157团第2营由台儿庄东北角突入城中，攻占东北隅及东南门，与日军巷战，第30师第175团第3营向西北城角日军进攻，经激烈肉搏，将其击退，并歼其一部。

    4月2日，因第20军团放弃对獐山的进攻，日军第10联队遂南进至台儿庄以东地区，10时30分向第27师彭村，陶沟桥等处阵地进攻，战斗至19时，第27师后撤至边庄、火石埠之线。日坂本支队此时亦进至陈瓦房、耿庄一带，与第10联队取得联系，其留置后方担任掩护的部队，被第52军第25师歼灭于刘庄。

    由于日军第10联队及坂本支队均向台儿庄以东前进，李宗仁急将刚至碾庄一带之第75军转至岔河镇地区，将由临沂调来之第57军第111师第333旅，进至鲁坊，均归第20军团长汤恩伯指挥，决心集中兵力，将台儿庄附近日军围歼于邹县、台儿庄之间。

    4月3日，台儿庄城内和城外日军，继续与第31师及第27师部队血战。

    日军虽在火力上占绝对优势，但在第2集团军等的英勇抗击下，进展极微。日军对中国军队不怕牺牲的爱国主义精神，极为惊佩。日军第10联队4月2日的战斗详报说：“对中国军队第27师第80旅昨日以来的战斗加以检讨……他们据守散兵壕，全部顽强抵抗直至最后。他们在狭窄的散兵壕内，重叠相枕，力战而死之状，虽为敌人，观其壮烈之态，亦为之感叹。战斗中曾使翻译劝其投降，但无一应者。战至尸山血海的精神，并非独为我军所特有。无视他人，自我陶醉，为我军计，对此应有所惧戒。”

    4月4日，濑谷启发现中国军队有向其翼侧及后方包围的征候，急令第10联队主力向台儿庄以北集结，留约1个中队与台儿庄城内日军呼应。日坂本支队，进攻受挫，被第75不及第85军包围于大顾珊、火石埠一带。4月5日，坂本支队与后方的联系已全为第20军团切断，弹药、粮秣暂由濑谷支队补给，战斗已陷于困境。当晚19时川分，致电濑谷启，告知准备于6日开始退回临沂。此时，濑谷支队对台儿庄的攻击亦处于被动地位，留置黄林庄的1个中队已被第27师击退。

    军委会因第20军团迄今未按命令对进攻台儿庄的日军进行侧击，致台儿庄形势日趋危急，蒋介石于4月5日12时致电汤恩伯；“台儿庄附近会战，我以10师之众对师半之敌，历时旬余未获战果，该军团居敌侧背，态势尤为有利，攻击竟不奏效，其将何以自解？急应严督所部于六、七两日奋勉图功，歼灭此敌，勿负厚望。”汤恩伯接电后，积极部署进攻。

    4月6日晨，第20军团第52军逼近日濑谷支队部所在之杨庙附近，第58军及第75军将板本支队包围于邢家楼、大顾珊。濑谷启决定退却。在究州的矶谷廉介电令濑谷启，不准其后退。但濑谷启怕被全歼，抗命撤退。由于退逃仓促，又在中国军队进攻之下，所以，弹药，被服、粮秣及战死者的尸体，均不及带走，全部放火焚毁，有些重型机械化武器，也因弹尽油竭，被迫破坏遗弃，仅台儿庄附近，即有155重炮2门及履带牵引车4辆，坦克8辆遗弃于战场。

    台儿庄城内日军与第31师隔墙相接，邻屋而战，当然不可能安全撤走，在密集手榴弹封锁下，相当一部分在最后一刻被歼。7日凌晨，台儿庄城内日军全被肃清，濑谷支队退至官庄。板本支队得知濑谷支队北逃，亦于当夜在火力追击下撤逃。本欲返回临沂，因第20军团主力均在东北方向，无力突围，遂改向西北败逃，向第10师团靠拢。

    李宗仁于7日13时下令追击，日濑谷，坂本两支队于8日退至峄县、枣庄南一带，占领阵地，改为防御。第20军团及第2集团军进攻至11日，仍无进展，形成暂时对峙，参加台儿庄战斗的中国军队。总计伤亡19500余人，日军伤亡11984人。

    李宗仁、白崇禧欲歼灭峄、枣日军，感到兵力不足。恰于此时，得到来自天津的失实情报，认为“台儿庄胜利己激起日反战运动，致预定由国内增加8师团，及早解决华北战局之计划打消……我如能把握台儿庄胜利之果而早日解决峰具之敌，则可扩大敌之反战运动，怂动国际之观听。确定胜利之基础，在此一举”。因而请求蒋介石“集中所有力量争此一著”。军委会同意，开始向第五战区增兵。至5月间，第五战区的部队已达到64个师及3个旅，约45万人。

    日本大本营“看到台儿庄方面有大量中国军队，特别是汤恩伯军团的出现，认为给蒋介石的主力一次大的打击，是挫伤敌人抗战意志的大好机会，因此决定进行徐州作战”，以大约6个师团的兵力（第10、第5、第16、第114师团，独立混成第5旅团，混成第3、第13旅团及临时航空兵团），由徐州以北，以大约3个半帅团的兵力（第9、第3、第13师团，第101、第6师团各1部及第3飞行团）由徐州以南，分路向徐州合击。因进攻台儿庄的第2军部队被中国军队击败而退逃，认为“有损于陆军的传统”，4月30日下令，免去西尾寿一第2军司令官的职务，任命东久迩宫为第2军司令官（徐州会战一结束，第10师团长矶谷廉介亦被免职并编入预备役）。5月上旬，东久迩宫到任，日军开始对徐州发动全面进攻。蒋介石发现日军对徐州采取包围行动，企图乘日军兵力分散且离开据点的大好机会，令第五战区采取攻势、各个击破敌人，先集中兵力消灭淮北的日军。但部队尚未调整、集结完毕，形势发生极大变化，日军进展迅速，向徐州作向心攻击的7路日军，至5月15日已基本接近完成对徐州的包围，即将切断陇海路。李宗仁为避免在不利形势下进行决战，决定放弃徐州，作战略转移。5月17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撤离徐州，由宿县向西转移，其他各部队均按第五战区的命令分头突围。5月19日，日军占领徐州。徐州会战结束。

    七七事变以来，日军虽然在忻口、淞沪会战中遭到中国军队的坚强抗击，但从未实施过战役范围的退却行动，更未承认过战斗失败，一直以“战无不胜”的“皇军”自居。台儿庄的作战，却使其第10、第5两个精锐师团的部队，在中国军队包围下仓皇退逃，连大批重型武器、弹药等都不得不遗弃战场。尽管日本大本营仅说是“有损于陆军的传统”。但却无法掩盖战败的事实。亲身经历台儿庄作战的日本士兵感受比较真实。如日军第10师团第63联队第2大队的涩谷，在日记中写道；“我方死伤益见惨重，全员不分昼夜严加防守，各中队人数仅剩六、七十人”，“大队部无法支持……牺牲数百人生命占领的场所被敌方夺去，我队含着眼泪随大队部后撤，退却时向战死者暂时告别”。

    作为第三方的美国人则毫不客气他说，台儿庄战斗“是日本建立现代化军队以来遭受的第一场引人注目的大惨败”。当然，台儿庄的胜利，仅仅是一次局部性的胜利，战役本身对中日战争全局不起决定性作用，但它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侵略气焰，以实际战例证明日军并非不可战胜，从而鼓舞了国民政府及全国人民的抗战意志，增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心，消除了一些人的恐日心理，另外，台儿庄的胜利，使日军重新估计中国的抗战力量，同时也改变了国际上对中日战争的看法。当时，英、美、法、苏等许多国家的报纸，都以大字标题刊登了中国台儿庄胜利的消息，并纷纷发表评论。1938年4月9日伦敦路透社电讯说：“英军事当局，对于中国津浦线之战局极为注意。最初中国军获胜的消息传出，各方面尚不十分相信、但现已证明日军溃败之讯确为事实”，“英人心理渐渐转变，都认为最后胜利当属于中国”。德国柏林哥隆新闻也说：“徐州方面中国抵抗力之强，殊出人意外”，“最慎重的观察者亦不能不承认日本必遭失败”。这些社会舆论虽然并不等于其政府观点，但它对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争取外国政府的支援，有一定的积极导向作用。

    日军在国家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为凑集必要的兵力实施徐州会战，从华北、华东15个师团中调用10个师团投入徐州战场，仍不足以完成围歼徐州地区数十万中国军队的战略，战役任务，留置后方的兵力，更为捉襟见时。连守备几条铁路要点都不够用。如第1军因抽调平汉路上的第16、第14师团去徐州作战，致冀南、晋南守备空虚，不仅被迫放弃了长治地区，而且导致已占领晋南黄河北岸的第20师团遭中国第二战区部队的攻击（这些部队大多是日军进攻时退至黄河以南，徐州会战开始后乘虚返回的），不得不放弃蒲州、芮城，平陆等地，退缩至曲沃、侯马、新绛地区，并被切断与后方的联系，靠空投补给，陷于困境。整个华北日军占领区，均感兵力不足，形势不稳，为第18集团军深入敌后、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毛泽东同志曾说过：日军“将华北兵力集中于徐州，华北占领地就出了大空隙，给予游击战争以放手发展的机会”。敌后战场的开辟及游击战的发展，反过来又牵制大量日军，对正面战场起到相互支援和相互配合的作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在回答记者问，分析台儿庄战胜的原因时曾说：“山西境内我方有20万之游击队，遂使5师团之众，只能据守同蒲路沿线，不敢远离铁道一步……故台儿庄之战胜，在战略上观察，乃各战场我军努力之总和，不可视为一战区之胜利”。从整个中日战争来说，在战略上也是如此，正是由于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正规战与游击战两种战法的紧密配合、相互支援，才更有利于中国的持久抗战。

    从作战指导上看，改变单纯的阵地防御，实施“攻势防御”，是台儿庄获得胜利的主要原因；而部分高级将领缺乏全局观念，各兵团间战役协同不密，如第2集团军在阵地战中确已吸引并抵住了进攻，而第20军团在运动战中，却未能及时向敌侧背实施有力的攻击，则是台儿庄战斗虽然取得胜利却不能歼灭敌人的重要原因。同时，战役指导违背战略方针，高级统帅心理上夸大台儿庄胜利的作用，大量增兵，企图乘胜进行一场确定胜利基础的战略性战役决战，既不符合实际，又违背了持久消耗战略原则。则是造成数十万大军尚未调集完毕即仓促突围转移的基本原因。

 第七章 豫东会战和花园口决堤

    徐州会战进行期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根据当时的情况及未来可能的发展，判断日军“最近之企图，在先求打通津浦线已甚显然，惟敌人打通津浦线后，当以郑州及武汉为其作战目标”。同时，还判断日军“侵袭郑州及武汉之路线”，可能性最大的力“沿陇海线西进图取郑州，以断我平汉线之连络，同时安阳方面之敌沿平汉线南下，以夹击黄河北岸之我军”。因而，在1938年5月1日，制定了《国军作战指导方案》，决心“以阻止敌打通津浦路之目的，在鲁南集结相当限度的兵力，行攻势防御，但敌如由国内大举增援至兵力绝对优势时，刚应避免决战，逐次抵抗，以消耗敌之战力。同时在武汉及郑州以西集结兵力，准备诱敌深入与之决战”。并决定“集中20个师以上兵力于武汉外围及核心”，“集中约15个师于陇海路郑州以西地区”。

    1938年5月19日徐州失守后，第五战区部队先后与日军脱离接触，转移至安徽、苏北等地。日本大本营认为徐州会战基本结束，为“扩大徐州会战的战果，要求侵华日军停止于兰封（今兰考）、归德（即商丘）、永城、蒙城联结线以东”。其实，华北方面军早在进入徐州的19日夜，就已下达了向西扩张战果的追击命令，令第2军进占商丘、永城一带，令第1军第14师团协助第2军进攻商丘。第2军部署第16师团配属混成第3旅进攻商丘，部署第10师团配属混成第13旅进攻永城。但是第1军没有按照方面军的命令行动。早在16日，方面军就曾令第14师团向商丘方向前进，协助第2军攻击商丘。这是第二次重申，第1军依然命令第14师团进攻兰封。此时，正与中国第一战区宋希濂之第87军在内黄附近激战。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为将突出的日军第14师团歼灭于内黄、仪封、民权之间，命第29军团军团长李汉魂指挥第74军、第64军第155师为东路军，由而丘西进；命第27军军长桂永清指挥第71军为西路军，由兰封东进；命第3集团军孙桐萱部及第20集团军商震部为北路军，在定淘、菏泽，东明、考城（今兰考东北烟阳）附近，切断日军退注黄河北岸的通路；同时，令第8军军长黄杰指挥第8军、第64军第187师及第24师等部，坚守砀山、商丘，阻止由徐州沿陇海路西进的日军。

    5月21日，第一战区部队开始向日军第14师团发动进攻。经激烈战斗，第74军第51师及第71军第88师1个旅收复内黄；第71军第87师收复仪封。5月23日，第71军及第74军又夺回西毛姑寨、杨楼、和楼等村庄，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日军第14师团集中力量向杨堌集、双塔集地区攻击。第27军阵地被突破，桂永清率领所属部队退向开封、杞县，令第88师接替第106师防守兰封。而第88师师长龙慕韩在桂永清退走后，亦于23日夜擅自弃城逃走，致日军于24日不战而占领陇海路上的战略要点兰封。此时，据守砀山的第8军第102师在日军猛攻下，师长柏辉章下令放弃阵地西逃。日军第16师团于24日占领砀山。

    军事委员会对兰封的轻易失陷，大为震惊。蒋介石于24日电令第一战区，命第19集团军总司令薛岳指挥俞济时第74军、李汉魂第64军、宋希濂第71军、桂永清第27军，由东向西；命第17军团长胡宗南由西向东，包围兰封、罗王寨、三义集、曲兴集一带的日军第14师团，于25日开始进攻。同时，还告诫各军将领：“此次兰封会战，关系整个抗日战局，胡、李、俞、桂、宋各军，应遵照薛总司令所示任务，务于本月25日午后6时30分全线总攻，务须于明26日拂晓前将兰封、三叉集、兰封口、陈留口、曲兴集、罗王寨地区间之敌歼灭。如有畏缩不前，攻击不力者，按律严惩。”

    5月25日，薛岳指挥豫东兵团对日军第14师团发起猛攻。当晚，第71军夺回兰封车站。26日，第74军夺回罗王车站，第71军猛攻兰封外围日军阵地。27日，第64军攻占罗王寨，第71军扫清外围据点，收复兰封。日军第27旅团残部逃去三义寨。罗王车站和兰封的收复，使陇海路恢复了通车，被隔离于商丘附近的42列满载物资的火车遂得以撤至郑州。日军第14师团被豫东兵团压缩、包围于三义寨附近。但当日军于28日向第27军阵地反击时，桂永清又一次“独断命令各部队向杨堌集、红庙间地区转移阵地，沿途抛弃无线电机及武器、弹药，情形颇为混乱”。

    军委会对豫东各部队未能在限期内攻歼兰封附近日军和第一战区的部署有所不满。5月28日，蒋介石下达手令：“兰封附近之敌，最多不过五、六千之数，而我以12师兵力围攻不克，不仅部队复杂，彼此推诿，溃败可虞，即使攻克，在战史上亦为一千古笑柄。务请毅然决心，速抽6师以上兵力在侧后方作总预备队，而指定李铁军、李汉魂、俞济时3军，负责扫清当面残敌。即使被敌突破数点，冲出包围圈外我可与之野战，则较为得计。此时东路敌军必于二、三日内向西急进，由周口直出许昌、郑州，则后方在在堪虞。若我军不早为计，则如此大兵群集于狭小区域，且左限黄河，歼灭甚易。希当机立断，即于本晚实施。一面整理阵线，一面抽调部队，以备万一。并以此意转薛伯灵（薛岳）、胡宗南，决心遵行，勿稍延误。”第一战区当即从东路军中抽出第87、第88，第155及第61师，由李汉魂指挥，星夜转移至杞县、太康作总预备队；令攻击三义寨地区日军第14师团的各军、师、由薛岳统一指挥，迅速调整阵线，并以有力一部，固守兰封附近国防工事，准备对东作战。

    日军第10师团混成第3旅，5月28日，正向亳州、涡阳进攻中；第16师团及混成第13旅团，26日攻占虞城，同时向商丘外围阵地进攻。当夜，黄杰第8军退至商丘郊区一带。27日，程潜电令黄杰，务须死守商丘，在兰封地区日军被击歼前，不得放弃。但黄杰根本不执行战区司令长官的命令，竟于28日擅自率第40、第24师退向柳河、开封，将第187师留防朱集车站和商丘。29日拂晓，师长彭林生率第187师退走，商丘要点又为日军第16师团不战而占领。商丘的失守，严重地威胁了进攻日第14师团的薛岳军之侧背，第一战区被迫再一次调整部署。5月29日晚下达命令，令第102、第187师在睢县、宁陵附近占领阵地，竭力迟滞沿陇海路西进日军的前进；令第87师开太康、淮阳，第88师开龙曲集，第61师开杨集，第58师开杞县，占领要点，组织防御；令第155师集结于孙寨附近；令俞济时指挥第20、第51师、新编35师与桂永清第27军（第46、第106师）、胡宗南第17军团（第1、第36，第78师）继续包围三义寨、曲兴集地区的日军，改取守势，待敌窜动，举全力歼灭日华北方面军团第1军第14师团被包围于兰封地区，陷于苦战。5月28日下令，命“第2军尽力以更多的兵力，不失时机地逐次向开封东南地区进攻”。第2军当日命“第16师团（配属混成第3旅）确保归德及其要点，主要从杞县方面击败第14师团当面之敌；第10师团在继续执行现在任务（进攻永城）的同时，准备以有力一部紧急派往杞县方面；混成第13旅团占领涡阳后，即转隶于16师团”。接着，30日又将第10师团濑谷支队配属给第16师团，以加强其进攻能力。至5月31日，日军第10师团攻占涡阳，亳州，第16师团进至杞县东南。

    第一战区根据形势的发展，认为，不仅由徐州西进的日军已加强了力量，而且黄河北岸的日军（混成第4旅团）也正经封丘、贯台组织强渡，企图增援被困于兰封地区的第14师团。豫东方面的各军帅，数日来激烈战斗，伤亡较大，已开始处于不利地位，于是决定，令“豫东、鲁西作战军，即向西转移”。5月31日，下达《战区兵力转移部署方案》。其方针是：“避免与西犯之敌决战”，“主力向平汉线以西地区转移”。主要内容力：令商震指挥第32、第37军及新编35师，万福麟指挥第53军、新编8师，彭进之指挥第70军、第45师，分别防守汗封郑州、汜水巩县和洛阳渑池地区黄河南岸，绝对阻止日军渡河；令开封、郑州、许昌、郾城、驻马店、周家口，准阳、沈邱、商水各地驻防部队，尽力迟滞、消耗日军兵力，掩护主力转移；令石友三、曹福林等在鲁西，豫东进行游击作战，袭扰日军，使其西进困难；令宋希濂军、胡宗南军团、李汉魂军、桂永清军、黄杰军、俞济时等中央嫡系军队，分别向巩县、洛阳、泌阳等豫西及豫西南地区转移。薛岳于6月1日又下达行动命令，要求“各军派出之战场掩护部队，须沉着应战，努力抵抗，迟滞敌军，确实掩护我主力转移之安全”；还规定“孙桐萱、商震两总司令所部，应俟我主力军转移完毕，再于6月3日转移”。

    日本大本营5月29日决定追击行动，停止在兰封、商丘地区，命令：“未经批准，不许越过兰封、归德、永城，蒙城、正阳关、六安一线进行作战”。但华北方向军根本不听大本营的命令，于6月2日将第14师团配同给第2军，令其向兰封以西追击，并令其以一部兵力，迅速挺迸，切断平汉线。

    6月3日，日军第16师团攻占杞县、通许，陈留，新35师师长王劲哉放弃兰封。4日，本已陷于被围困境的日军第14师团占领兰封后，继续向开封进攻。开封守军为第141师（欠第4旅，附税警旅）。5日夜，日军开始攻城，6日凌晨1时许，宋肯堂即率第141师弃城退走，开封失陷。此时，日军第16师团已占领尉氏、扶沟，第10师团已占领柘城。薛岳致电商震：“宋师擅自撤出开封，即令固守中牟县城至中牟车站之线……非奉命令，再敢擅自撤退者，决依法严办。”但事买上，高级将领畏死或无能，豫东会战中擅自撤退及私自逃走者大有人在。加主力军之第29军团第187师“团长张鼎光于2日守杞县猪皮岗时，擅自撤退；该师参谋长涨淑民屡次煽动退却，复敢弃职潜逃；旅长谢锡珍，首先退出猪皮岗，未经报告师长，便借口收容，擅自乘车南下；叶赓旅长，当唯县之战时，突告失迹，事后知己易服逃赴汉口”。

    日军第14师团及第16师团的西进，严重威胁了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郑州及平汉路的安全。当时，第一战区虽有近30个师数十万军队，而且大多为中央嫡系的所谓主力部队，却不敢抵抗日军2个师团的西进，最高统帅蒋介石决定掘开黄河、制造水障，以阻止日军西进。这一主张，在蒋介石思想上并非临时产生，早在1937年7月间，他的德国首席顾问法尔肯豪森就曾建议“将黄河决堤”，以阻止日军。1938年4月13日，正当台儿庄战场上中国军队追击败退日军时，陈果夫又致函蒋介石，主张准备在河南武涉的沁河口附近决黄河北堤，他是因为“恐敌以决堤制我”而建议采取的反措施，他说：“沁河附近之黄河北岸，地势低下，敌如在下游沿岸任何地点决堤，只顶将沁河附近北堤决开，全部黄水即可北趋漳卫则我大厄可解，而敌反居危地。”蒋介石批示“电程长官核办”。徐州失守后，姚琼等主张由河南铜瓦箱决堤，恢复清咸丰五年前的故道，使黄河河水经徐州，淮阴以北人海；陈诚及其部属则建议由黄河南堤黑岗口等处决口，当日军于6月1日占领睢县，迫近兰封，杞县时.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即决定决堤。并通过侍卫室主任林蔚向蒋介石请示，得到蒋的口头同意。但程潜深知此举后果严重，又以正式电文请示，经蒋由电文批准后，才开始实施。

    第一战区召集黄河水利委员会及有关河防军政人员会议，研究决堤位置，最后选择中牟县赵口。遂令第20集团军商震负贡，限6月4日夜间12时决堤放水。同时，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迁驻洛阳。商震令万福麟第53军派1个团施工，至6月5日上午，仍未完工。蒋介石在电话中令商震“严厉督促实行”。商震带参谋长魏汝霖亲去监工，加派刘鼎和第39军1个团协助，并令工兵用炸药炸开堤内斜石基。下午8时放水，因缺口倾颓，水道阻塞，又未成功。6月6日重新开挖，仍告失败。军委会及第一战区对此“异常焦的”，日必三、四次询问。商震又令刚刚爆破黄河铁桥的新8师增派1个团。该师师长蒋在珍观察后，建议改在花园口决堤，经蒋介石及程潜批准后，6月7日侦察，8日开工，9日9时完成放水，当时正值大雨，决口愈冲愈大，水势漫延而下。12日，又与赵口被冲开的水流汇合，沿贾鲁河南流，使贾鲁河，涡河流域的乡村城镇一片汪洋。水流淹没了中牟、尉氏、扶沟、西华、商水一带，形成一条广阔的水障地带。

    日军第14师团于6月7日攻占中牟，派骑兵联队于10日炸毁郑州以南的平汉铁路；第16师团第30旅团长彼原次郎所率挺进队（步兵5个大队），于6月12日炸毁新郑以南平汉铁路。由于水障的形成，日军各部队都停止了追击。第14师团一部被洪水围困于中牟县城。第2军组织了1个工兵联队、6个工兵中队的救授队，用大批舟艇援救其被困部队。位于泛滥区中心的日军第16师团一部。来不及撤走的车辆、火炮、战车等重武器均沉于水底，并冲走、淹死一部分士兵。日军航空兵以飞机空投食物及医药、救生设备，达61.5吨。位于泛滥区以东的日军也迅速后撤。被洪水隔断于新郑以南的第16师团第30旅的5个大队。就地组织防御，亦靠空投补给军需物资。最后，由第2军派出的船艇队将其撤回。6月15日，日本大本营令关东军混成第3、第13旅返回东北。17日，第2军进行如下部署：令第14师团在开封、兰封集结，今第16师团在杞县、睢县、宁陵间集结，令第10师团主力在夏邑、会亭集、永城附近集结，以一部兵力占领柘城、鹿邑，亳州、涡阳地区。

    急流的黄河水注入淮河，淹没了淮河堤岸。7月13日，冲断蚌埠淮河大铁桥。蚌埠至宿县一带，亦成泽国。日华北方面军越过限制线的追击被水障挡住了；导致日军尔后进攻武汉的路线也改变了；退至郑州一带的国民政府军队免去了被追击的危苦。可是，应该由国民政府军队保护的几十万中国老百姓，却因此而丧生和倾家荡产。国民政府对这一事件在政治、经济及道德上的影响十分清楚。因而，在掘口放水的同时，第一战区就对外宣传：“敌占据开封后，继续西犯，连日在中牟附近血战。因我军誓死抵抗，且阵地坚固，敌终未得逞，遂在中牟以北，将黄河南岸大堤掘口，以图冲毁我阵地，淹毙我大军。”蒋介石于6月11日又致电程潜，指令三点：第一，须向民众宣传是敌机炸毁的黄河堤。第二，须详察泛滥情况，利用为第一线阵地的障碍，并改善我之部署及防线。第三，第一线各部队须同民众合作筑堤，导水向东南流入淮河，以确保平汉线交通。对于千千万万无家可归，无衣无食的人民，则毫未涉及如何处理。

    徐州会战至豫东会战结束，第五战区和第一战区共伤亡10万余人。日华北方面军和华中派遣军共伤亡约3万余人。日第2军于6月29日在徐州开追悼会，仅有名的战死人员即达7452人。

    有的人强调花园口决堤的军事作用，认为因此保住了豫中豫西及陕西等大片国土不被日军占领，推迟了武汉会战的时间表……等等。即使不考虑政治、经济、道德等方面，仅从军事角度看，这种说法也值得商榷。

    就战役范围，特别是站在国民政府第一战区的角度而言，决堤造成水障，确实起到了阻止日军第2军西进的作用，摆脱了被追击和与日军血战的严峻局面，并暂时保住了第一战区所在的豫中、豫西等地区。

    但就战略范围而言，水障既未能阻止日军进攻武汉，也没有推迟武汉会战的时间。日军第2军即使不受水障所阻，占领了郑州，在日本政府未决定进攻武汉、国内新扩建的10个师团未派至中国和调整部署以前，第2军也不可能单独地进攻武汉。而事实上，恰恰是在决堤放水期间，日本内阁、大本营在6月15日御前会议上决定进攻武汉的。所不同的仅仅是，主攻方向不是由平汉路南下，而是沿长江西进。其实，日军进攻武汉的主攻方向，本来就有两种选择，而沿长江西进，更能充分发挥日陆海空协同作战的优势。占领了郑州，日大本营也未必一定选择平汉路的方向，因为形势和七七事变时已有所不同。此时，华北敌后战场已经开辟、各抗日根据地已经建立，广泛的游击战已经开展，以平汉路为主攻方向，则海军毫无用武之地，而要保障以平汉路作为后方补给交通线的畅通，则需要大量兵力，且比保障长江畅通困难的多。

    至于保住豫中、豫西、陕西等大片国土，更非决堤水障所造成。根本原因是，日本兵力不足，无意攻取。假如企图占领，水障是阻不住的。日军增兵河北，南下进攻，第一战区的主力部队既挡不住西进的日军，恐亦很难挡住南下的日军。

    关键是高级将领的抗战意志，指挥能力和部队战斗力。1941年，日军第35师团为策应长沙会战。以5个步兵大队、3个骑兵大队，于10月2日强渡黄泛区，10月4日即攻占郑州，又经过第1战区三年的经营，1944年，日军发动所谓“1号作战”的豫中战役，日军第12军第17师团于4月17日由中牟强渡黄河，19日即占领郑州，仅30多天就攻占了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洛阳，打通了平汉路，占倾了第一战区的豫中地区。这些都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明。所以，对国民政府花园口决堤的事件，即使仅从军事上，也不宜夸大它的作用。

 第八章 武汉会战

    武汉三镇位于长江中游，战略位置极力重要。既有长江水路联络东西，又有平汉、粤汉铁路贯通南北，并沟通西南和西北地区，从国外购买的各种战略物资，大多由广州运至此地再分运各个战区，南京失守之后，国民政府虽已迁至重庆，但实际上，军事、政治，经济中心则在武汉。因而，国民政府提出“保卫大武汉”的口号。保卫大武汉的中心思想、并不在于武汉三镇本身的得失，而是以武汉为核心，在其外围皖、鄂、赣、豫广大地区，与日军进行作战，消耗其战力，挫败其士气，为杭战的最后胜利奠定基础。

    1937年12月13日，中国军事委员会在南昌制定的《军事委员会第三期作战计划》方针就规定：“国军以确保武汉为核心、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之目的，应以各战区为外廓，发动广大游击战，同时从新构成强韧阵地于湘东、赣西、皖西、豫南各山地，配置新锐兵力，待敌深入，在新阵地与之决战。”徐州会战后，第五战区各部队，除韩德勤之第24集团军撤向苏北，准备进行游击作战外，主力部队撤至豫东、皖北、皖西的商城、六安，霍山一带，一面休整，一面准备依托大别山有利地形，阻击可能西犯的日军，杨森之第26集团军则撤至安庆附近，准备固守安庆、无为、庐江地区，并协同江南第三战区的部队，阻击沿江西进之日军。同时成立武汉卫戍总部，以陈诚为总司令，开始进行武汉会战的各项准备工作。

    徐州会战末期，第五战区各部队突围转移，日军跟踪追击。

    日华北方面军沿陇海路西进，在豫东击败第一战区的阻击部队后，于1938年6月6日占领开封。当向郑州前进时，蒋介石下令炸毁花园口黄河河堤，制造水障，日军暂时被阻于黄泛区以东。日华中派遣军沿长江和合肥西进，6月12日占领安庆、舒城等地。日军企图进攻武汉的形势已极明显。

    中国军委会为适应作战的需要、增强指挥机构，遂调整了战斗序列，除江防部队指挥系统（江防总司令刘兴、江防要塞守备司令谢刚哲）不变外，将武汉卫戌总部改编为第九战区，以原卫戌总司令陈诚任战区司令长官，辖第1、第2兵团，负责长江南岸的作战。江北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两战区协同作战，共同保卫武汉。中国军委会的作战指寻是重点立于外线，以保证机动的自由。采取逐次抵抗、消耗日军，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方针，主要防御方向置于长江以南。以南昌、九江、黄梅、大别山东麓向北延伸之线为第一防御地带，在此以东为游击区，由此地开始实行逐次抗击；萍乡、铜鼓、瑞昌、广济、罗田、麻城至武胜关一线为第二防御地带，亦即决战地带。

    其具体作战计划，第九战区：令第1兵团薛岳所部防守南浔线，井沿鄱阳湖沿岸配置兵力，以南昌为基地，防止日军进攻南昌及迂回长沙；令第2兵团张发奎所部确保九江及田家镇，并沿江构成阵地带，必要时逐次抵抗，消耗敌人，防止日军由瑞昌西进，直趋岳阳、蒲圻、咸宁；另以有力兵团，分别控制于各重要据点之间及武汉、长沙地区，以便随时策应尔后之作战；司令长官部设于武昌，第五战区：以第4兵团李品仙所部为右翼兵团，利用长江北岸大别山南麓丘陵湖沼的有利地形，以一部占领广济东西亘浠水一线的纵深阵地，阻击敌人；以第21集团军廖磊所部为中央兵团，位于太湖、潜山西北山地，相机南下侧击西进日军；以第3兵团孙连仲所部为左翼兵团，位于大别山北麓与淮河之间，利用地障，阻击该方面日军；以第24集团军韩德勤所部任敌后游击；以第29集团军王缵绪所部为第二线兵团，随时准备策应第一线的作战。

    武汉会战开始时，中国军队参战兵力4个兵团，辖5个集团军（第20、第9、第3、第31、第32集团军），共30个师、1个旅、2个团及3个野战炮兵团、2个要塞炮兵团。会战中不断增兵，至后期，总兵力约达124个步兵师、2个骑兵旅、7个野战炮兵团、3个要塞炮兵团。其中110个师是参加此前各会战的部队，伤亡、损失甚重，虽曾进行过整补，但缺员仍在半数左右，平均每师约5500人。后增加的14个师，多为满员，每师约1.1万人。武汉会战，中国军队的总兵力约75万人。其中有不少是没有受过训练的新兵。

    第九战区和第五战区的战斗序列为：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所属部队有：第1兵团（薛岳），辖第9集团军（吴奇伟，第4，第8、第66军，第29、第37军团），第20集团军（商震，第32、第18军）及第74、第29军，第167师及鄱阳湖警备队等；第2兵团（张发奎），辖第3集团军（孙桐萱，第12军），第30集团军（王陵基，第72、第73军），第31集团军（汤恩伯，第13、第98军），第32军团（关麟征，第52、第92军），第11军团（李延年，第2军）及第75、第94、第37、第6、第16军。战区直辖第30军团（卢汉，第60军），第26军团（万福麟，第53军）等，共约61个师。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所属部队有：第3兵团（孙连仲），辖第2集团军（孙连仲兼，第30、第42军），第26、第55、第87军；第4兵团（李品仙），辖第29集团军（王缵绪，第44、第67军），第11集团军（李品仙兼，第84、第48军），第28、第86军等，战区直辖第26集团军（徐源泉，第10军，第199师），第21集团军（廖磊，第31、第7军），第5集团军（于学忠，第51军），第33集团军（张自忠，第59军），第24集团军（韩德勤，第57、第89军），第27集团军（杨森，第20军），第17军团（胡宗南，第1军）等，共约51个师。

    此外，尚有江防总司令刘兴指挥的第16、第43、第73军及马当、湖口、九江、田家镇筹各守备区和江防要塞部队等，共约12个师。海军舰艇有“永绩”、“中山”等8舰，“宁字”、“胜字”炮艇10艘，“史可法”、“岳飞”等号快艇10余艘，参加会战的空军，有轰炸机2个大队、驱逐机3个大队、侦察机1个中队，作战飞机126架。另有苏联志愿航空队3个大队，飞机120架。

    日本在占领南京后，中国军队主力并未被其歼灭，而国民政府正以武汉为中心，继续组织抗战。日本大本营继续寻找中国军队的主力进行决战。为控制中原地区，切断中国的战略通道，以迫使国民政府屈服，曾提出在1939年下半年攻略武汉的建议。并拟出沿平汉路南下或沿长江西进的两个作战人案。但由于日本政府及军方内部看法不一，1938年2月16日的御前会议决定“暂不扩大”战局，日本军事当局则始终未放弃攻略武汉的企图。徐州会战期间，日本已深感侵华军队的兵力不足。继1937年9、10月新组建7个师团之后，于1938年4月间再次组建第15、第17、第21、第22、第23、第27、第104、第106、第110、第116等10个师团。（日本原有常备军17个师团，七七事变后新组建的7个师团，2个调至华北战场，4个调至淞沪战场，1个在内蒙）。徐州会战术期，日本大本营特别是侵日军事当局，决定利用徐州会战的有利形势，逐次调整部署，进行攻略武汉的准备。

    6月初，日本负责研究和制定国策的昭和研究会，也向近卫内阁提出了《关于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办法》，建议“为了彻底打击国民政府……必须攻下汉口、广州”，认为“只要国民政府还占据在汉口，汉口就是主要以西北各省为其势力范围的共产军和主要控制着西南各省的国民党军之间的接合点，和两党合作的楔子……所以，首先为了摧毁抗日战争的最大因素——国共合作势力，攻下汉口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占领了汉口，才能切断国、共统治区的联系，并可能产生两党分裂”。此时，新组建的10个师团已基本组建完，6月15日的御前会议，遂决定进攻武汉。

    6月18日，日本大本营正式下达第119号作战命令和参谋总长第161号作战指示。主要内容是：预定秋初攻占汉口，令华中派遣军首先攻占淮河以南和长江沿岸至九江地区，以作为进攻武汉的前进基地，令华北方面军准备以一部兵力向郑州方向前进，以牵制北方的中国军队。

    日华中派遣军接到命令和指示后，积极进行进攻武汉的准备：一面调整部署，整补军队；一面令已占领安庆之波田支队（波田重—少将的台湾旅团，辖步兵2个联队、山炮兵1个联队）及海军第11战队，吴港第4、第5特别陆战队等继续沿江向马当、湖口、九江进攻。本来准备令己占领桐城、舒城地区之第6师团继续向大湖、黄梅进攻，以配合彼田支队及海军第11战队的作战。但由于从合肥西进过程中大批人员染患疟疾，减员2000余人，其先遣第11旅团又不断遭到中国军队第21集团军第31军第135师的反击，伤亡极大，已无力继续进攻。因而被迫停止在潜山地区休整，直至7月下旬方投入战斗。

    日军波田支队及日海军第11战队于6月22日开始溯江进攻，拉开了武汉会战的序幕。23日，突破马当、东流附近之水雷封锁线，在香口以北登陆，与马当守备区第16军第53师在黄山、香山阵地进行激烈的争夺战后，于26日攻占马当要塞。陈诚急电相邻第一战区第18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命其“督率第16军、第49军及11师、16师等部，务速恢复香山，马当阵地而确保之，并规定攻克香山、及马当要塞区者各赏洋5万元”。罗卓英仅派刘多荃之第49军驰援，而刘多荃只派其第105师北进，第105师则令其第313旅向香山反击。28日收复香山。复令第313旅进攻香口。因反击香山己伤亡数百，日军又得到舰上火力的支援，故未能攻克。此时，日军后续部队、新从日本调来之第106师团已到达马当地区，其第101旅团与波田支队由南岸迂回至香山后方，于29日攻占彭泽。香山的第313旅等部队被迫撤回。日军于7月之日从彭泽西进，猛攻湖口守军第26师阵地，水，陆、空协同作战，激战两天一夜。7月4日20时，湖口失守。

    1938年7月4日，日本大本营确定进攻武汉所使用的兵力，并下达编成的命令。其战斗序列为：

    华中派遣军（畑俊六）

    第11军（冈村宁次）

    第6师团（稻叶四郎）

    第9师团（吉住良辅）

    第27师团（本间雅晴）

    第101师团（伊东政善）

    第106师团（松浦淳六郎）

    波田支队（台湾旅团、波田重一）

    第116师团之石原支队（会战后期加入战斗）

    战车第2联队

    野战重炮兵第6旅团

    海军第11战队（又增加第11、第12炮艇队的滑走艇队）及吴港第5特别陆战队

    第2军（稔彦亲王）

    第3师团（藤田进，8月25日编入第2军）

    第10师团（徐塚义男）

    第13师团（荻洲立兵）

    第16师团（藤江惠辅）

    骑兵第4旅团（10月11日由华北方面军转隶华中派遣军，10月14日配属第2军）

    战车第1联队

    野战重炮兵第5旅团

    海军吴港第4特别陆战队航空兵团（德川好敏，8月2日由华北方面军转隶华中派遣军）

    第1、第3、第4飞行团，共有战斗机7个中队、侦察机4个中队、轻轰炸机6个中队、重轰炸机4个中队、共有飞机约200架。

    海军第2联合航空队第12、第13、第15航空队和第3航空战队，共有飞机约200架。

    湖口失守后，第九战区判断日军将进攻九江、瑞昌，遂将第1兵团部署于鄱阳湖西岸，以防日军向南昌、长沙方向迂回、而将第2兵团部署于星子、九江亘码头镇沿湖江之线。第2兵团总司令张发奎的防御部署是：王敬久指挥其第25军及第90师之1个旅，守备星子至姑塘间地区；李汉魂指挥第64，第8军及预备第2、第9、第11师等，守备姑塘亘九江及其以西地区；霍揆章指挥第54军守备码头镇至富池口间地区，吴奇伟指挥第4、第60军及第19师为兵团预备队，控置于九江西南之马迥岭、沙河、瑞昌等地。

    日华中派遣军攻占湖口后，根据大本营下达的进攻武汉的战斗序列，进行了短时间的调整，担任主攻方向的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由第2师团长升任）于15日到达南京，19日下令进攻九江、夺取前进阵地。命令主要内容为：令在湖口的波田支队及第16师团与海军第11战队协同，23日开始由姑塘进攻九江；令在潜山的第6师团向太湖、宿松、黄梅进攻，以策应九江方面的作战；令第101师团推进至湖口附近，随时准备支援第一线的作战，并接替第106师团的守备。武汉会战由此正式开始。

    7月23日零时，日军波田支队首先在姑塘强行登岸，突破守军预备第11师的阵地，向西攻击前进，并击退守军第128师的反击。日军第106师团继波田支队之后，亦于姑塘附近登陆。24日，波田支队继续向预备第8师防守之鸦雀山阵地进攻，第106师团全部登陆完毕。24日晚，波田支队与第106师团突破守军第8军的阵地，从庐山北麓迂回，向九江进攻。与此同时，为策应波田支队及第106师团的作战，日海军陆战队分别由九江东之洋油厂和九江西北之小池口登陆，击退守军预备第9师及第119师后，向九江近迫并切断九江守军与江北守军的联系。激战至25日黄昏，第2兵团放弃九江，退向南昌铺、沙河之线，26日，日军波田支队进占九江。经3天战斗，武汉第一防御地带即产生缺口，被日军打开了进军武汉的大门。

    日军占领九江后，冈村宁次令进攻各部队继续推进，扩大战果，以掩护主力的集结和为其战略展开准备条件。江北的日军第6师团，在波田支队等进攻九江的次日（24日），亦由潜山进攻太湖，经3天激烈的争夺、拉锯战，26日攻占太湖。据日军第6师团统计，3天的进攻战斗，曾遭到守军第31军数十次反击，伤亡极大。占领太湖后，继续南进，击退守军第88军后，于8月2日、4日先后占领宿松和黄梅。由于损耗过巨，停止前进，原地休整。第106师团于7月28日沿南浔铁路向九江以南的沙河南昌铺进攻，遭到第4军及第64军的坚强抗击，双方在马鞍山、金家山一带激战至8月9日，许多阵地多次反复易手。第106师团伤亡过半（约8000人），阵亡联队长2人、大队长4人，顿兵于中国守军阵地之前，毫无进展。12日，冈村宁次令刚由苏北地区转来的第101师团加入战斗，在海军及航空兵支援下，在星子附近强行登陆，于21日攻占星子。当其继续西进、准备进攻德安时，遭到守军第25军的顽强阻击。血战至28日，日军进攻受挫，师团长伊东政喜负伤，冈村宁次被迫下令暂停进攻，形成对峙。日军波田支队沿江西进，于8月10日在官湖港口附近登陆，向瑞昌进攻。为加强其进攻力量，冈村宁次令第9师团第6旅团在波田友队后跟进。守军第81师坚守望夫山阵地，日军在猛烈炮火掩护下，数次攻占该山，又数次被守军反击夺回。激战至13日，该阵地失守。第22师在牯牛岭进行阻击。22日，第9师团第6旅团加入第一线进攻。23日，该阵地失守。24日午，日军占领瑞昌。

    8月下旬，日军第11军和第2军主力基本上均已进至进攻出发地，位之九江地区和合肥地区。8月22日，日本大本营下达攻略武汉的第188号作战命令。主要内容为：华中派遣军与海军协同，攻占汉口及其附近各要地，以达到将国民政府驱逐出中原地区的目的，歼灭中国军队，则为次要目的。为切断中国的国际补给线，将同时攻略广州。日华中派遣军于当日17时下达进攻命令，令第11军在海军协同下，沿长江两岸攻占武汉，主力置于长江以南，从咸千地区切断粤汉铁路，以一部兵力向德安、永修前进，相机攻占南昌；令第2军主力由大别山北麓攻占信阳，尔后沿平汉路南下，从北、西北迂回包围武汉，以一部兵力横越大别山迸至麻城，从东北方策应沿江部之作战。规定8月27日进攻开始。

    长江方面，日军第6师团由黄梅向西攻击前进，在广州以东遭到守军第84、第26军及第67军等部队从正面和侧面的不断阻击、侧击，至9月9日，方攻占距黄梅仅30公里的广济。休整7日后，9月15日，其第11旅团协同海军向田家镇要塞进攻，被守军第48、第26军及第86军等部围困于黄泥湖、马口湖附近，伤亡1000余人。增援部队经7个日夜的苦战，方得与其会合。此时，日海军陆战队已由武穴登陆，双方会攻田家镇。与守军第2军及要塞守备部队激战3日，29日，攻占田家镇要塞，日军第116师团第120联队进驻田家镇，第6师团第11旅团回广济与主力会合。10月8日，田家镇的日军第120联队击退第87军的部队，进占蕲春。

    日军波田支队沿长江南岸与海军协同，于9月14日攻占码头镇，16日进至富池口以东，在航空兵与舰炮火力支援下，猛攻富池口要塞，守军第54军及要塞守备部队奋勇抗击，苦战8日8夜，23日失守。

    日军第9师团由瑞昌向西攻击前进，遭守军第31集团军和第32军团的阻击，进展滞缓。在富河一线激战至10月6日，方渡过富河。又遭第54军等抗击，停滞于八相庙、大桥铺之线。激战至17日，突破守军阵地，进至辛潭铺、三溪口以西之线。

    日军第27师团由平津地区转进至九江后，于9月16日由瑞昌向西南进攻，亦遭到守军第13军的顽强抗击。10月23日，冈村宁次又将第101师团第102旅团配属给第27师团，在白水街附近加入战斗，在守军第18军阵地前受挫。其第103联队死伤近千，联队长谷川幸造阵亡。第27师团遂改变主攻方向，于10月1日攻占大桥河，尔后向东南进攻，于10月5日攻占箬溪。

    日军第101师团及第106师团分由庐山东西，沿南浔铁路进攻德安、武昌。第101师团由星子南进，突破守军第190师西孤岭防线后，即被阻于隘口东北附近。第106师在得到杭州第22师团的1个山炮联队的加强后，于9月中旬攻占马迥岭。25日向万家岭方向进攻。30日被第1兵团第66、第74军及第4军6个师包围于万家岭。松树熊、石马坑刘、大小金山等地区。10月7日，中国军队在第9集团军总司令吴奇伟指挥下开始总攻，激战4日3夜，至10日，日军的防御体系全被打破，第66军夺回万家岭，第4军收复大金山，箭炉苏高地，第74军收复张古山。日军第106师团被压缩于雷鸣鼓、石马坑、松树熊狭小地域内，补给全靠空投。日军第27师团派来增援的部队，被第64军阻止于箬溪东的跑马岭、龙头渡一线。冈村宁次急令第101师团第102旅团（配属战车第5大队）及苏州地区的第17师团2个联队驰援。10月12日后，第1兵团的攻击部队伤亡较大，进展甚微。日军第102旅团及第17师团的援军于15日进至甘木关。因而，薛岳于16日下令撤出战斗，部队转移至德安以西、以北地区。万家岭战斗，中国军队给予日军第106师团以毁灭性打击，歼灭9000余人。时称之为万家岭大捷，第106师团及第101师团均已失去进攻能力，后在九江以南地区担任守备及休整。原命这2个师团进攻南昌的任务，被迫取消，直至会战结束。

    大别山北麓方面，日军第10师团在北，第13师团在南，分别由合肥地区向六安、霍山进攻。经连日猛攻，突破第77军和第51军的阵地，于9月2日进至黎家集叶家集之线，与守军隔史河相峙，第10师团于9月5日击退第59军，6日占领固始。

    日军第13师团进攻第71军防守之富金山受挫。第10师团派第33旅团往援，在武庙以东中伏，被第71军第88师歼灭500余人，被迫撤回固始。第13师团在航空兵大力支援下，苦战至11日，守军第36师因伤亡过重，主动转移至商城西南之沙窝地区。9月12日，日军第16师团到达时家集以西加入战斗，向商城进攻，与守军第30军在商城以东展开激烈的争夺战。因商城地形低洼，无险可守，第30军于16日放弃商城，转移至南沙窝、打船店之线。孙连仲指挥第3兵团，依据大别山的有利地形，修筑大纵深的防御工事，利用交叉火力和不时的出击，激战40余天，阻止了日军第16、第13师团的猛攻，粉碎了日军由东北方向进攻汉口的企图。

    日军第10师团由固始西进，击退第59军后，于9月19日攻占演川，21日攻占罗山。由于沿途遭到第3兵团打击，伤亡极重。以其第8旅团第39联队为例，由合肥出发时有2800人，五罗山仅余800余人。因而，日军第2军司令官稔彦亲王将第3师团投入战斗，并以之作为进攻信阳的主要力量。罗山失守后，信阳形势严峻，第17军团长胡宗南指挥第1、第45军在罗山以西以攻势作战抗击日军。开始进展顺利，日军第3师团于28日加入战斗后，改取守势。10月5日，第19集团军总司令兼武汉卫戌总司令罗卓英，奉命扩编为第5兵团（豫南兵团），指挥第12军、第17军团、第16军、第31军、第13师、第106师，负责平汉路及信阳方面的作战，日军第2军令第10师团主力进攻柳林车站，令第3师团进攻长台关车站，令第10师团第8旅团进攻五里店，从南、北、东三个方向合击信阳。10月12日，日军攻占信阳。至17日，守军第5兵团转移至武胜关、平靖关、应山地域。罗卓英调至江南，第5兵团由李宗仁直接指挥。

    1938年10月中旬，武汉外围第二防御地带各要点多已为日军占领，武汉三镇已外于三面被围的境地，中国军委会认为已达到消耗日军之军事目的，没有必要死守武汉，与敌硬拼，10月16日开始作撤出武汉的准备工作。战斗至10月24日时，日军第2军已进至麻城、花园之线，第11军已进至黄肢、葛店和金牛铺、仙索桥、太平山以东之线。此时，在武汉之重工业及国民政府各机构，均已西迁重庆，广州已于21日失陷，国际交通线亦告阻断，武汉得失之重要性已较前减少，因而、中国军委员决定放弃武汉。10月24日开始，全线转移。日军于25日占领武昌，26日占领汉口，27日占领汉阳。其第11军各部继续向南进攻，于11月12日占领岳阳。此时，第五战区主力已转进至湖北、河南平汉路以西，固安、随县、京山、天门一线；第九战区主力已转迸至江西、湖南永修、幕阜山、岳阳以南一线，日军攻势达于极限，无力前进。武汉会战结束。

    武汉会战初期，中国空军曾以主力支援地面部队的作战。因损失过巨，至后期仅以一部支援地面部队作战。与日军航空兵的空战，极为频繁，其中最著名的有2次。1938年2月18日，日海军第1联合航空队的15架攻击机，在第2联合航空队的11架战斗机掩护下袭击武汉。中国空军第4大队的29架驱逐机升空拦截，激战12分钟，击落日机12架，中国空军损失飞机5架；4月29日，日海军第2联合航空队出动27架战斗机、18架攻击机袭击武汉。中国空军第3、第4、第5大队的19架驱逐机和苏联志愿航空队的45架战斗机迎战，经30分钟空战，击落日机21架，中国空军及苏联志愿队共损失飞机12架；1938年2月23日，中国空军决定空袭台湾台北松山机场。共组成2个飞行队，一队为驻南昌的12架轰炸机，系中苏混合编队；一队为驻汉口的28架轰炸机。由武昌起飞的一队，因领航员计算有误，偏离了航向，被迫在福州机场降落，加油后返回，未能完成任务。汉口的一队到达松山机场上空时，日军毫无准备，共投弹280枚，击毁地面飞机12架、营房10栋、机库3座，焚毁该机场可用3年的航空油料，使松山机场1个月不能使用。

    1938年5月20日，中国空军2架重轰炸机，由第14中队长徐焕升和第19中队副队长董彦博驾驶，跨海远征日本，在长崎、福冈上空。空投近百万份《告日本人民书》等各种传单，安全返航。时人称之为“人道远征”、“纸片轰炸”。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遭外国飞机“轰炸”，在国际上影响极大。

    武汉会战，由安庆失守算起，时间长达4个半月，大小战斗数百次，战场地幅包括江西、安徽、河南、湖北4省。双方兵力，日本用于进攻的编制人员约25万，会战期间曾补充4、5次人员，投入总兵力当在30万人左右；中国军队使用124个师，兵力高达75万。这是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会战。这次会战，不仅粉碎了日本妄图以武力迫使国民政府屈服的战略计划，而且严重打击了日军的有生力量。据日军发表的统计资料，日军第2军伤亡960人，第11军伤亡21886人，连同海军伤亡人数，总计约3.55万人。国民政府军委会军令部据各部队战斗详报统计的日军死亡人数为25.6万人。很显然，日本发表的数字偏低，而国防部发表的数字则偏高。根据日军战史透露的信息和日军被俘人员的交代，日军各师团伤亡人数并不相同，有的在半数以上，如第6、第106师团等；有的则较少，如第3，第16师团等，平均当在30％至40％之间，伤亡总数约10至12万人。中国军队伤亡人数，国民政府国防部史政局统计为阵亡254628人，恐亦难以准确。日军统计数字，可供参考。日军第2军统计该军当面的中国军队阵亡5.2万人，第11军统计该军当面的中国军队阵亡145439人，总计阵亡197439人。

    广大爱国官兵作战是极为英勇顽强的。但军事委员会及有些高级将领在作战指导上有欠妥善，以致在消耗敌人的同时，过多消耗了自己。其中最重要的是，兵力分散，以连绵不断的一线式阵地进行防御战斗，而且逐次使用兵力，缺乏有力的战略预备兵团；在会战过程中，经常处于被动地位，处处追随在敌人的行动之后，不少措施似“挖肉补疮”；在领导指挥体系上，受人事关系影响过大，许多兵力调配，不是以战争需要为依据，而是按派系及资历任官，职务与所属兵力不适应，造成层次过多的弊病，自军委会开始，要经过战区、兵团、集团、军团、军，尔后才能到达师。命令报告，转达费时，贻误战机；一个会战，由两个战区分别指挥，各行其是，难以密切协调，特别是将两个战区的分界线，划在日军主攻方向的长江水道上，尤属失误。

 第九章 南昌会战

    武汉会战前，日本大本营判断，攻占武汉，控制中国腹心地区、击歼中国军队主力井夺取广州、切断中国的国际补给线后，可以迫使国民政府屈服。但事实与其愿望相反。武汉失守后，中国军队主力既未被歼，国民政府亦未屈服，华北敌后战场已经开辟，游击战争广泛展开，沦陷区内，日军占领点线已感兵力不足，难以确保“治安”。此时，日军用于侵华的军队，陆军己达24个师团和1个飞行集团；在中国东北，还配置有防备苏联的9个师团；日本国内，仅留有1个近卫师团。在现有兵力情况下，已无力发动大规模的进动。因而，日本大本营在1938年11月19日制定的《战争指导方针》和12月6日制定的《对中国事变处理方案》决定，放弃速战速决战略，改取持久作战战略，在基本上“不扩大占领地域”的原则下，以局部有限攻势、战略轰炸和切断中国国际补给线，来打击国民政府的抗战意志；并以有力部队击歼后方游击部队，以保持占领区的“治安”；运用中国的人力及资源，“以华制华”，维持对中国的占领；同时加强政治攻势，扶植傀儡政权，谋求结束战争。根据上述原则，日军参谋本部制定的《陆军在华作战指导纲要》规定：华北方面，“确保主要交通线”，“在占据地域内实行大规模之扫荡作战”。为此，在华中“留置6个师团，其余转用于华北方面”，华南则“逐次以守备部队代替，主力转用于华北方面”；华中方面，除“恢复上海、南京、杭州间地域之治安”外，“配置于武汉地区之作战军，协同海军，确保由岳州迄长江下游之交通，以武汉三镇及九江为根据地，摧毁敌人的抗战企图，作战地域，大致定为安庆、信阳、岳州、南昌之间”；华南方面，“以遮断中国补给为目的，配置最小限之兵力”。

    武汉会战后，中国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先后于湖南南岳、陕西武功召开高级将领军事会议，检讨此前抗战的得失，分析敌情，认为，今后第二期的抗战是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时期。为适应战局的要求，重新决定了作战方针、重行划分了各个战区，调整了兵力部署，整理了军队编组，并简化了指挥层次。撤销兵团、军团，以军为战略单位，由统帅部至军，中间只有战区、集团军2个层次。将步兵师逐步由2旅4团制改为3团制。同时，合并军事委员会湘、桂、陕、甘各地行营，改设桂林、天水2个行营，以统一指挥南北两个战场各地区之作战。1939年1月7日，军事委员会颁发的《国军第二期作战指导方案》的作战方针是：“国军应以一部增强被敌占领地区内力量，积极展开广大游击战，以牵制消耗敌人。主力应配置于、赣、湘赣、湘西、粤汉、平汉、陇海、豫西、鄂西各要线，极力保持现在态势。不得已时，亦应在现地线附近，尽量牵制敌人，获取时间之余裕，俟新战力培养完成，再行策动大规模攻势。”

    南昌是江西的首府，位于九江以南，赣江与鄱阳湖之间，南邻浙赣铁路，系第九战区重要战略基地之一。武汉会战时，日军第11军就奉有攻略南昌之任务。但由于其第101、第106师团沿南浔路前进时攻击受挫，特别是第106师团在万家岭几乎被全歼，所以未能完成任务，被阻止于修水北岸。中国空军以南昌机场为基地，经常袭击九江附近在长江中航行的日海军舰艇，对九江及武汉日军的后方补给交通线威胁甚大。日军攻占武汉后，为切断浙江、安徽、江西经浙赣路至大后方的交通线，解除对九江及长江航道的威胁，占领南昌机场以缩短其对中国南方进行战略轰炸的航程，决定再次进攻南昌，并仍以第101师团和第106师团为主攻部队。由于这2个师团损失惨重，必须休整、补充才能进行战斗，所以预定于1939年3月间沿南污路发动进攻。

    为保证进攻成功，在准备期间，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数次派作战主任参谋宫崎周一等乘飞机侦察地形和守军的防御体系、工事状况及兵力配备、重武器的位置等，据此选定渡河（修河）点和进军路线、主突方向。为提高进攻的强度和速度，冈村宁次改变以往将野战重炮兵和战车配属各师团，分割使用的作法，由军集中使用，统一指挥；同时改变将战车分布在步兵战斗队形直前，掩护和引导步兵攻击的传统战术，将战车编为战车集团，在第1线部队前方2天行程的距离上，在航空兵支援下，进行远程迂回，突破守军防线，为部队开路的战术。直接支援第101、第106师团进攻的炮兵，由野战重炮兵第6旅团长澄田崃四郎指挥，下属野战重炮兵第10、第13、第14、第15联队，野炮兵第101、第106联队，独立山炮第11联队和攻城重炮兵第2大队，共有火炮170门，另外，2个师团还有联队编制内的火炮112门和配属的迫击炮8个中队，总计300余门。战车集团由第5大队长石井广吉指挥，下属2个战车群、1个预备队，共有战车135辆。为使主攻方向上的2个师团作战容易，冈村宁次还令在湖北安陆的第16师团、在岳阳的第9师团、在杭州的第22师团，于进攻南昌开始前，分别向当面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以造成中国军队的错觉而分散兵力，以减轻主攻部队的压力。另外，令在箬溪的第6师团、在鄱阳湖的海军部队和第116师团，各以一部兵力，在进攻南昌开始时，分别向箬溪东西的安义、三都镇等地及鄱阳湖东岸的都昌沿湖地区进行攻击，以策应主攻方向的作战。部署第101师团由永修渡修水，沿铁路和铁路西侧进攻南昌；第106师团由永修西北的艾城、虬津渡修水，在第101师团以西经奉新左旋，在生米街以南渡过赣江，从南迂回南昌，切断浙赣铁路。

    重新划分后的第九战区，司令长官仍为陈减，但因其兼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故由薛岳代理。所属部队有：第19集团军（罗卓英，辖第79、第49、第70、第78、第32军），第31集团军（汤恩伯，辖第13、第18、第92、第37、第52军），第1集团军（龙云，辖第58、新编第3、第60军），第27集团军（杨森，辖第20军），第30集团军（王陵基，辖第72军），第20集团军（商震，辖第54、第53、第87军），湘鄂赣边区游击总指挥（樊崧甫，辖第8、第73军），战区直属第74军（王耀武）。总计主力作战部队共52个步兵师。南昌会战开始前，防守南昌地区部队的兵力部署为：第19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指挥第70、第49、第79、第32军及顶5师等11个师，于箬溪以东，修水南岸亘鄱阳湖西岸，由西向东并列防御，战区并以第30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指挥第72、第73、第78军等6个师，任武宁方面的守备，右与第19集团军联系，跨修水两岸，于箬溪以西对东防御。

    1939年3月18日，日军炮兵群开始试射和进行火力侦察。20日16时30分，开始进行炮火准备，实施约2个小时的急袭射击和破坏射击，第106师团由虬律、第101师团由涂家埠，先后强渡修水，与守军第79军第76师，第49军第105师及第32军第142师激战竟夜，至21日7时，占领约2公里纵深之滩头阵地，掩护工兵架设浮桥。8时许，战车集团通过浮桥，由第106师团正面向五谷岭守军攻击。22日21时30分，先头分队前出至奉新，占领南门外潦河大桥。战车部队的突然进攻，使守城部队未能撤收配置在城郊的38门火炮，即匆促退走。由于燃料将尽，在飞机空投燃料后，战车集团继续南下，进至鼓楼岗后，转向东进，26日到达南昌城西赣江大桥。日军第106师团在战车集团后于23日占领安义，主力经奉新、大城转向东进，25日在南昌以西击破由第三战区增援的第102师，于26日由曾家渡过赣江，经战斗，占领南昌以南的铁路；其第111旅团由奉新以南转向西进攻高安。日军第101师团主力经万家埠、璜溪迂回至南昌西南之生米街，于26日渡过赣江；其第101旅团沿南浔铁路经慈姑、乐化，于26日到达南昌城西北赣江北岸。27日，日军第101师团及战车集团南北合击南昌。守军第32军的部队撤向进贤、临川。南昌为日军占领。

    日军突破修水阵地后，第九战区曾令控制于浏阳、醴陵、长沙地区之第1集团军及第74军增援南昌。27日到达会埠、高安以东地区，匀日军第106师团第111旅团遭遇，俞地实施防御。日军第111旅团与第74军第51师多次战斗后，于4月2日占领高安。

    担任策应南昌作战的日军第6师团，于3月21日由箬溪渡过修水。主力向武宁进攻，其第36旅团向扬州进攻。防守武宁地区的第30集团军利用山地进行顽强的抗击。日军进展困难，至23日方进至武宁以东约4公里的新宁镇一带。其第36旅团24日在扬州与守军第19师激战后，27日进至靖安。因南昌战斗已经结束，而其主力被阻于武宁以东，于是迅速返回，转攻武宁。29日，第6师团攻占武宁，又经过激烈战斗，至4月5日，其第36旅团方进至武宁的修水南岸。

    1939年4月上旬，军事委员会令各战区发动“四月攻势”（亦称春季攻势），袭扰、牵制日军，令第九战区及第三战区策划反攻南昌。使用兵力为第九战区之第1、第19、第30集团军及第三战区之第32集团军，共约10个师，由第19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统一指挥。4月17日，蒋介石将自己的《攻略南昌计划》电告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并征求意见。其作战方针是：“先以主力进攻南浔沿线之敌，确实断敌联络，再以一部直取南昌。攻击开始之时机预定4月24日。”其兵力部署的主要内容是：令第1集团军（高荫槐）及第19集团军第74军（俞济时），分别经奉新、大城地区向修水至南昌间南浔铁路挺进，彻底破坏交通，断敌增援，并协力攻略南昌；令第19集团军第49军（刘多荃）逐次推进至高安，为总预备队；令第32集团军（上官去相）以3个师的兵力由赣江以东进攻南昌，并组织1个团的部队，以奇袭手段袭取南昌。令第30集团军（王陵基）进攻武宁。4月18日，白崇禧复电蒋介石，对兵力部署提出自己的建议，稍有变动，强调奇袭。并认为，“攻击时间应提前，从速实施，至迟须在22日左右。”此时，南昌地区日军的兵力部署是：第101师团守备南昌、向塘、高安间地域；第106师团守备安义，奉新、靖安间地域；第6师团一部守备武宁。

    4月21日，第九战区的部队首先开始行动。第1集团军以第60军第184师和第58军新10师进攻奉新，以第58军新11师监视靖安日军；第19集团军以第74军主力进攻高安，以第74军及第49军各一部，北渡锦江，进攻大城、生米街。激战至26日，日军退守奉新、虬岭、西山万寿宫一带、第19集团军攻克大城、高安、生米街等据点，但尔后进展困难。攻击受阻，2个集团军的部队均未能按照预定的计划挺进至南浔铁路。

    第三战区之第32集团军以第29军第16、第79师、预备5师及预备10师之一部，于4月23日渡过抚河进攻南昌。激战至26日，攻克市义街（南昌南），向南昌近迫。27日，日军集中第101师团主力实施反击，在猛烈炮火及航空兵火力支援下，双方在南昌东南、正南郊区内展开血战，反复争夺该地区内的各村庄据点。第79师师长段朗如因部队伤亡过大，于4月28日夜改变进攻的部署，以电报向军及集团作了报告。第32集团军总司令以擅自更动计划，经第三战区批准，将其撤职查办。5月1日，蒋介石下令：“……段朗如贻误军机，军前正法。何平（第16师师长）戴罪图功。限于5月5日以前攻下南昌，上官总司令应亲到前方督战。”5月2日，第102师收复向塘，再克市义街，第16师一度攻占沙潭埠，但在日军援军反击下，又被夺去。上官云相遂将第26师投入战斗，5月4日再度发动进攻。战至5日黄昏，预备5师攻至城外围阵地，并破坏了铁丝网。因遭火力集袭，伤亡惨重，无力继续攻击。第26师第152团于5日拂晓突入新龙机场，击毁日飞机3架；第155团于5日9时突至火车站，但均遭日军火力袭击及反击而受阻。5月6日，日军第106师团主力在航空兵、炮兵、战车支援下，从南昌及莲塘夹击城郊的第29军。激战至17时，第29军被包围，第26师长刘雨卿负伤，军长陈安宝及第156团团长谢北亭牺牲。第29军参谋长徐志勖及刘雨卿根据战场实际情况，见已不可能完成攻占南昌的任务，为避免部队被歼，决定向中洲尾、市义街突围。预备5师化装便衣进入城中的1个团，也因无后续部队接应，被迫撤出。

    蒋介石限期于5月5日攻下南昌的命令下达后，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认为，以南昌防御战后尚未得到补充而武器装备又远逊于敌人的部队，对武器装备占绝对优势而又依据防御工事的敌人进行攻坚作战，不可能按主观决定的时间攻下南昌。但他不敢直接向蒋介石提出不同的意见，于5月3日致电陈诚陈述自己的看法。他说：“查南昌、奉新方面之攻击，自四月漾日（23日）开始，已十一天。因我军之装备等不及敌人，而敌人之重兵器、机械化部队与飞机等，能处处协力敌陆军之作战，因此攻击颇难摧毁敌人坚固阵地，迭奉委座电令：我军作战之方略在消耗敌人，而不被敌人消耗，避实击虚，造成持久抗战之目的。故此次南昌之攻击，即在消耗敌人，避实击虚之原则下，预行设伏，采用奇袭方式，四面进攻，冀以最迅速敏活之手段，夺回南昌。现时己持久、攻坚既不可能，击虚又不可得，敌势虽蹙，但欲求5月5日前攻克南昌，事实上恐难达成任务。除严令各部排除万难，不顾一切，继续猛攻外，拟恳与委座通电话时，将上述情形婉为陈明。”陈诚于5月5日将薛岳的电报全文转电蒋介石。其实，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对限时攻克武昌的命令亦认为不符实际。5月5日也致电蒋介石及何应钦，婉转地提出不同的建议。他说：“窃维我军对敌之攻击，必须出其不意，始能奏效。今南昌之敌既已有备，且我军兼旬攻击，亦已尽其努力，为顾虑士气与我最高战略原则计，拟请此后于南昌方面，以三分之一继续围攻，三分之二分别整理。在外则仍宣传积极攻略……”两封电报的中心思想，都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作战指导不符战略方针的理由，希望蒋介石改变限期攻克南昌的命令。蒋介石接到两电，又得知陈安宝军长牺牲及进攻部队丧亡惨重的报告后，于5月9日下达停止进攻南昌的命令。日军此时亦因损失严重，无力反击。南昌会战结束。

    南昌会战，中国军队既未能在防御中守住南昌，也未能在反击中夺回南昌，但它在军事、政治上的影响，却有积极的一面。南昌会战使全世界——特别是日本军事当局认识到：日军虽然占领了武汉三镇，但既未能迫使国民政府屈服，也未能击歼中国军队的主力，更没有摧毁中国广大军民的抗战意志。中国军队不仅继续进行抗战，还开始实施战役范围的反攻，这是七七事变以来的新发展，同时也证明中国军事委员会在战略指导上确有改单纯防御为攻势防御的思想。可惜的是，由于某些高级将领，或是理论与实践脱节，或是根本就缺乏优良的战略战术素养，以致在作战指导和作战指挥上，产生不少失误，如敌情地形判断错误，选定的主要防御方向（南浔铁路）与日军的主要突击方向（修水地区）相差甚远，有些军（第79军、第49军等）部署1个师为第一线，防御正面长达15公里，而军的主力部署在第一线后方1日行程之处，违反了以军为战略单位、军长应直接指挥战斗的精神。又如作战计划强调以奇袭手段攻取南昌，实际作战却成为阵地攻坚战；计划是挺进南浔路、彻底破坏交通、断敌增援，实际是以3师之众，为相隔甚远的几个日军孤立据点所阻，一点兵力也未能进至南浔路，以致造成消耗敌人的同时，过多地消耗了自己。这本来并不是不可以避免的。

 第十章 随枣会战和枣宜会战

    南昌会战刚刚开始时，日军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就己得到中国第一、第五战区将向信阳、应山等地区发动局部攻势，以威胁和消耗武汉地区日军的情报，同时了解到，中国军队的主力部队、汤恩伯的第31集团军，己由江西丰城、樟树地区调至江北枣阳、随县地区。日军攻占南昌，武宁，基本上解除了中国军队对九江及长江航道的威胁。冈村宁次决定先发制人，在日本国内新扩建的第33、第34师团增调至武汉地区，加入第11军战斗序列后，于中国军队发动进攻之前，向随枣地区进行攻击，以歼灭或驱逐汤恩伯集团，巩固武汉防务。准备使用3个师团及1个骑兵旅团的兵力进行这次作战。

    1939年4月17日，拟好作战计划。其作战方针是：为确保现占领地域，摧毁中国军队继续抗战的意志，预定于5月初歼灭武汉西北方向的中国军队。其作战指导是：在主力发动进攻之前，以一部兵力对大别山南麓地区进行攻击，以牵制中国军队于该地；主力在钟祥以东向枣阳并向唐河一带迂回，切断中国军队向南阳的退路，以歼灭其主力兵团第31集团军的2军于唐河以南之枣阳附近。达成作战目的以后，除确保随县附近地区外，各师团迅速返回，恢复原警备态势。要求参战各部队于5月初秘密集结完毕。其兵力部署是：令第3师团（为加强该师团进攻能力，另配属1个步兵联队、2个野战重炮兵联队、1个工兵联队、1个山炮兵大队、1个迫击炮大队、1个机枪大队、1个战车大队、2个装甲车中队）于4月末集结于孟畈店地区，5月初发起进攻，突破中国军队防线后，向随县以北的高城镇、唐县镇攻击前进，以牵制中国军队主力于枣阳东南方向；另以一部兵力向枣阳东北的新集一带迂回；必要时，以一部兵力由信阳向桐柏方向进击，以切断中国军队的退路。令第13师团和第16师团分别集结于钟祥东北的黄家集和钟祥附近，进攻开始后，两师团突破当面中国军队的防线，并列向枣阳以南的吴家店和枣阳以西的双沟前进，切断枣阳地区中国军队与襄阳的联系。令骑兵第4旅团（为加强该旅团独立作战的能力，另配属1个骑兵联队和1个骑兵大队）集结于钟祥东南的郑家集和天门以西的多宝湾地区。进攻开始后，俟第16师团进至樊城东南的方集、大庙山一带时，迅速超越该师团，攻击双沟，并向新野唐河迂回，以形成对枣阳地区的双重包围，遮断中国军队向南阳的退路。当第3师团进至唐县城附近时，第13，第16师团从白河以东向右迂回、进攻枣阳以北地区，歼灭中国军队主力兵团于枣阳附近。作战目的达成后，第3师团确保枣阳地区，掩护其他部队返回原驻地。其他部队撤回后，第3师团除留一部兵力占领随县外，主力亦返回原驻地，恢复原态势。此外，还令陆军航空兵第3飞行团（2个侦察中队、1个战斗机战队、2个轻轰炸机战队）协同进攻部队作战。这一计划的中心思想，是以第3师团在右，骑兵第4旅在左，以迂回行动对枣阳地区形成包围，尔后，以第13、第16师团北进，以围歼中国军队之第31集团军。

    武汉会战后，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退守鄂西北及鄂豫边境地区，将所属部队区分为江防军、右集团军、左集团军、第二线兵团和游击部队5个兵团。江防军（司令郭忏，辖第94、第26、第44军和第128师及游击第7纵队，连同暂归第九战区指挥的第75军，共13个师及1个游击纵队）担任长江北岸至襄河（襄樊附近汉水河段）间及当阳、宜昌、江陵一带地区之守备；右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辖第33集团军第77、第59军，第29集团军第67、第55、第45军及第6游击纵队，共11个师及1个游击纵队）担任襄河两岸及大洪山之守备，主力集结于宜城以南地区；左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辖第11集团军第39、第84军，第31集团军第13、第85军及第1、第5游击纵队，共11个师、2个旅及2个游击纵队）担任桐柏山与大洪山间地区之守备，主力集结于随县至枣阳间地区；第二线兵团（总司令孙震，辖第22集团军第41军及第N9师，共4个师）控制于襄樊附近地区；游击部队（豫鄂皖边区游击总司令廖磊，辖第7、第48军，第2、第3游击纵队，共4个师及2个游击纵队）以大别山为根据地，策应主力部队作战，另外，第一战区之第68军驻桐柏、明港一带，主力控制于桐柏西北，可策应第五战区作战。1939年4月上旬，军事委员会命令发动“4月攻势”时，第五战区之江防军及左右集团军，均曾以少数兵力向随县以东及安陆、应城、天门等地进行战术性出击；豫鄂皖边区游击队亦曾向信阳、广水、花园等处进行袭扰，均以兵力过小，效果很小。4月下旬，侦知日军有2个新的师团增援武汉，日军第11军正向鄂北集中，有向战区进攻的征候。李宗仁遂于4月25日下令，停止“4月攻势”，调整部署，作抗击日军进攻之准备。同日，制定出新的作战计划。其作战方针是：“战区决以长久保持桐柏、大洪两山地带，以攻为守，予敌以打击。”其兵力部署的基本精神是：以一部兵力防守襄河，以主力配置于襄（阳）花（园）公路方面，伺机反攻，另以一部兵力配合游击部队攻扰平汉路。同时，还请求军委会令第一战区之第2集团军（孙连仲部）南移桐柏、唐河，以巩固两战区之结合部。计划经军委会批准后，李宗仁按照计划于4月30日下达作战命令。其主要内容为：“战区决以主力行攻势防御，粉碎敌人之企图，长久保持襄河左（东）岸地区，一部渡河攻击，竭力牵制敌之兵力，俾我主力作战容易。”令第21集团军以2个师并指挥2个游击纵队，主力向花园、广水间，一部向信阳西进，策应主力之作战；令江防军以第26军为主力，推进至沙洋、沙市间地区，并以攻击行动牵制敌军；今右集团军加强襄河左岸地区兵力，防止日军北上及渡河，令左集团军在现阵地（随县地区）阻敌前进，将主力配置于左翼，伺机向敌侧背攻击；令二线兵团之第41军在唐河、白河及襄河右岸扼要防守，第45军集结于茅茨贩附近，分别准备策应左、右集团军。此时，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尚在枣阳。

    1939年5月1日，日军第3师团在航空兵直接支援下，首先在东部发起进攻，由信阳、孟畈店、徐家店、浙河分4路向守军第84军及第13军阵地进攻。战至5月3日，日军突破守军的前进阵地，开始向主阵地带攻击。又经过4天的激烈战斗，至7日晚，守军退守厉山南北之第二线阵地，日军先后攻占塔儿湾、高城、随县等地。在日军第3师团开始进攻后，日军第13、第16师团亦开始向守军第45、第59、第77军的阵地实施火力攻击。当中国军队第31集团军已被日军第3师团牵制了襄花公路方面时，日军2个师团及骑兵旅团遂于5月5日开始由钟祥、黄家集发起进攻。日军第16师团及骑兵第4旅团沿襄河东岸向北攻击前进，突破守军阵地后，于6日攻占长寿店，7日攻占张集、蔡阳。日军第13师团乘守军左、右集团军主力与日军第3、第16师团激战之机，由黄家集、平坝镇两路向北急进，沿途未遭坚强阻击，于7日夜分别占领枣阳及随阳店。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已将长官部转移至襄阳，鉴于当前情况，乃决心令左集团军主力依桐柏山地，对枣随盆地占领侧面阵地，侧击北进之敌，不得已时，则分向唐河、新野转进；并以第39军及第13军一部留置大洪、桐柏山区，发动游击，袭击敌人；令右集团军河东部队竭力来击北进之敌，迟滞其进展。各部队接到命令后，左集团军以第39军进入大洪山，第84军及第31集团军则逐次抗击、交互掩护，向唐河转移。右集团军以一部兵力及江防河东部队，分向敌后挺进，企图切断日本第16师团及骑兵第9旅团与后方之联系。

    日军第13师团占领枣阳后，各部队仍按原计划继续进攻。第3师团由信阳出发之第34联队，于5月10日击退第一战区第68军第119师，占领桐柏，其他3路于8日突破守军厉山一线的第二阵地后，于12日进至枣阳东北的西新集地区。第16师团在击退第59军第180师的阻击部队后，由张集经枣阳之西迂回至枣阳以北的太平、湖河。骑兵第4旅团于9日晚徒涉渡过唐河，10日拂晓徒涉渡过白河，中午攻占新野，遂即放弃、继续东进，12日与第2集团军第30军激战后，占领唐县，不俟守军反击，又放弃唐县，迅速南返至太平、湖河地区，与第16师团会合。至此，日军3个师团及骑兵旅团均在枣阳东北地区会合。日军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于当夜下达命令，令进攻部队返回各自驻地，并规定在返回途中分段扫荡第五战区留在日军后方的部队，同时令第3师团以一部兵力据守随县。

    第五战区左翼集团之第84军于5月9日撤至吴山店，获悉枣阳已为日军占领，北进道路受阻，于是转向南阳、方城间突围，于20日到光化集结，第31集团军于9日在桐柏以北的刘家河、江头镇地区与日军第3师团激战终日，伤亡颇重，当晚获悉，信阳日军已迫近桐柏，钟祥日军己占枣阳，10日又侦知枣阳以北日军正向东北突进中，而桐柏已为日军占领，并正向西进攻，第一战区援军尚未到来，遂决心于当晚向唐河转进，留第23师及独立第1、第2旅归张轸军长指挥，在桐柏山游击。撤退途中，于11日得知唐河、新野已为日军攻占，遂令各部经平氏，西新集间，转向东北之泌阳转移。15日撤退至泌阳，蒋介石将其调至内乡、镇平。右集团军河东部队连日袭击日军后方，先后在田家集、耗子岗等地侧击北进日军；第132师一部切断长寿店以南日军交通；第55军一部渡河向京钟路游击；第67军之1旅围攻旧口，均有斩获。5月13日，李宗仁认为右集团军牵制日军北上的任务已经完成，令其“停止进攻，回保河西防务”。河东各部队遂先后退回河西。

    在日军进攻期间，江防军和大别山的部队，按照第五战区的命令，频频出击以牵制敌人。第7军一部曾于4月30日一度攻人麻城北门，5月4日围歼日军一小部于红安以北的打油尖。第2游击纵队将夏店至花园间的交通，通讯彻底破坏，并与第3游击纵队协同，于5月3日占领东莫店，击退由广水来援的日军小部队。

    5月13日，14日，日军第3，第13，第16师团及骑兵第4旅团，开始由枣阳地区分路南撤。15日，其第13师团在茅茨畋、朱家集一带，遭到留置大洪山的第39军阻击。16日，日军第3师团亦加入战斗。激战至18日，第39军接到李宗仁17日发出的指示：“务避实击虚，勿坚守一点。”刘和鼎军长遂令其第34、第56师，化整为零，分散进行游击。17日后，日军各部队均返回驻地，除随县为第3师团之一部队占据外，恢复了会战前的态势。此次会战，据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统计，中国军队伤亡及失踪人员共2.8万人，据日军统计，日军共伤亡2450人。（第五战区当时据各部队战斗祥报统计，日军损失约2万人）。

    随枣会战，日军没有实现歼灭中国军队主力部队的战役企图。尔后，在第一次长沙会战中又遭受挫折。特别是中国军队发动的冬季攻势，使突出在武汉地区的日军深感威胁。为了确保武汉和威胁重庆，日本大本营于1940年4月10日向中国派遣军下达了以第11军进攻宜昌的命令。这时，冈材宁次已经调走，由关东军第7师团长园部和一郎继任第11军司令官。所属部队、亦己有所调整；共辖第3、第6、第40、第33、第34、第13、第39师团，独立混成第14、第18旅团，临时混成第101旅团及野战重炮兵第6旅团。其中，4个师团和1个旅团驻于江南，3个师团和2个旅团及炮兵旅团驻于江北。园部和一即将进攻宜昌的作战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打击枣阳地区的第五战区主力，第二阶段再渡过襄河进攻宜昌。其第一阶段进攻计划的作战方针是：以机动神速之进攻，歼灭第五战区主力于随县、襄阳一线以北地区；尔后，将汉水以西的中国军队向宜昌地区压缩并歼灭之。其作战指导的主要内容是：以两翼迂回包围、中间突破，歼灭第五战区主力。其兵力部署是：令第3师团（配属第40师团3个步兵大队、1个山炮兵大队，第34师团2个步兵大队）由信阳经明港至唐河左旋，进攻新野南的白河地区与樊城附近，与第13师团会合，切断第五战区主力向北的退路；令第13师团（配属第15师团4个步兵大队，第22师团3个步兵大队、1个炮兵大队）沿大供山以西汉水东岸北进，迂回包围樊城一带第5战区主力，与第3师团协同作战；令第39师团（配属第6师团的3个步兵大队、1个山炮兵大队、）于随县正面展开，当两翼师团形成包围后，从中路向枣阳进攻，与第3、第13师团协同，歼灭包围圈内第五战区之第11集团军。为了牵制和迷惑中国军队，江南各师团在进攻开始前对当面之敌发动攻击；在枣阳地区作战时，宣传此次作战结束即返回原防，使中国军队放松下一步作战的准备、并制造假命令，故意丢失。预定5月1日开始进攻。

    中国第五战区于4月初便得悉日军向第五战区调动兵力的情报，13日召开各集团军总司令会议，研究对策。判断“敌似将以主力由襄花路方面攻击，企图歼我襄河以东地区野战军，并相机攻略沙（市）、宜（昌）”，决定以战区主力守备襄河以东经大洪山、桐柏山至信阳北明港一线；控制机动兵力于叶县、确山地区，准备从正面和侧方打击进攻之敌。其兵力部署为：江防军司令郭忏指挥第26、第94、第75军，第128师及第6、第7游击纵队，防守襄河东、荆河右岸；张自忠为右集团军总司令，指挥第33、第29集团军，防守襄河及大洪山；黄琪翔为中央集团军总司令，指挥第11集团军、第45军及第1游击纵队，防守随枣地区正面并担任大洪、桐柏山口游击作战；孙连仲为左集团军总司令，指挥第2集团军及鄂东游击队等，防守明港铁路两侧；汤恩伯为机动兵团总司令，率其第31集团军位于叶县、南阳地区；孙震为预备兵团总司令，率其第22集团军集结于枣阳东北地区。

    1939年5月1日，日军按计划开始行动。第3师团由信阳地区北进。当日，击退守军第68军及第30军的部队，攻占明港、狮子桥及小林店、转向西进，5日占泌阳、桐柏，7日攻占唐河；第13师团由钟祥北进，突破第55、第77军和第67军部队的阵地，3日占领长寿店、田家集，6日攻占丰乐、张家集，7日进至襄枣公路，8日，其骑兵部队攻占新野；第39师团俟两翼师团形成包围后，于5月4日开始向守军第11集团军的阵地攻击，5日攻占高城、安居。守军退守环潭，又退枣阳，再退唐、白河后方，其第173师担任后卫，掩护主力撤退。7日日军攻占随阳店、吴家店，8日攻占枣阳。第173师完成掩护任务突围时，遭日军战车部队袭击，师长钟毅力战牺牲，官兵伤亡甚重。3路日军于8日晚在唐河、白河之畔会合。园部和一郎认为第一阶段作战任务已经完成，于当夜下令停止进攻。9日，各师团开始后撤。此时，第五战区各部队均已转移至外线。李宗仁遂部署部队，准备围歼其一部。令第2、第31集团军及第92军，由北向南；第29、第33集团军，由南向北；第39、第75军由西向东，包围枣阳地区日军。并令第94军深人至敌后之京山、皂市、应城、云梦地区，第7军与鄂东游击队袭击信阳以南铁路沿线之柳林、李家寨、鸡公山车站附近日军。

    第五战区的上述部署及蒋介石于11日18时发给李宗仁、命其“利用此一绝好之时机，竭尽全力，以完成在运动中歼灭敌人之光荣任务”的电报，均为日军截获。日军还从张自忠向蒋介石报告所率5个师的行动的电报中，了解到第33集团军的具体位置。园部和一郎遂决定，集中第13、第39师团的兵力，沿汉水东岸南下，反击张自忠集团军。令在新野以南的第3师团撤至枣阳附近，掩护后方。日军情报部门又从电台联络呼号及方法，采取电波测向，一直掌握着第33集团军总司令部电台的向外联络情况和位置。了解到张自忠总司令部位于宜城东北约10公里一带地区，日军遂在航空兵配合下向这一地区合围。15日夜，日军第39师团由方家集、南营向南瓜店逼进，16日拂晓完成对第33集团军司令部的战术包围，在炮火支援下，四面围攻。守军第74师英勇抗击，并不断实施反冲击，阵地失而复得数次，激战至下午，特务营亦参加了战斗。此时，日军进攻部队已达5000余人，集中炮兵火力，猛攻守军的最后阵地。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壮烈牺牲，第74师伤亡殆尽。

    此时，日军第3师团配属之第216联队正在枣阳西北遭第31集团军包围猛攻，日军援军激战至18日上午，方得解围后撤。但日军各师团仍处于被包围状态，在中国军队的阻击、侧击下，伤亡亦重。园部和一郎为摆脱不利的被动局面，决定以进攻手段打破包围，令部队在撤至樊城、枣阳一线时，向追击部队实施突然反击，并向北攻击前进，以击溃由北向南围攻的第五战区主力部队。俟进至邓县、老河口附近，在第五战区尚未了解日军真正意图前，突然快速后撤至樊城、枣阳一线，作进攻宜昌的准备。5月19日拂晓，日军按照计划突破第五战区的包围圈，攻击北上。20日，第39师团先头部队第233联队进至白河南岸。当夜受命徒涉渡河，半渡之际，荫蔽在北岸的第31集团军部队，集中火力，实施突袭。该联队死伤过半，仓皇退回。21日，园部和一郎下令，命各师团立即撤至樊城、钟祥间汉水东岸地区。为补充此次作战所损兵力，调九江独立混成第14旅团的独立61、62、63大队和安义第33师团第215联队第1大队加入作战部队，同时令第40师团在汉水以东大洪山地区继续向第五战区的部队进攻，以保障进攻部队的后方。

    5月31日晚，日军第3、第39师团由欧家店、宜城间强渡襄河，6月1日攻占襄阳，3日占南漳、宜城，转向南进。第五战区的第41、第77军尾随敌后，收复襄阳、南漳。当日，第13师团由旧口及沙洋附近强渡襄河，与宜城南下日军相策应，向江防军进攻。江防军主力退守董市、古老背、双莲寺之线主阵地。5日，日军攻占沙详，6日占荆门、十里铺、十回桥。8日，日军占领远安、河溶、江陵、沙市，主力展开于荆门、十里铺、江陵之线。9日开始，在航空兵直接支援下，向守军主阵地进攻。午后，右翼阵地被突破，当夜退守宜昌外围阵地。日军继续进攻，激战至12日16时，宜昌失守。日军第11军原定在攻占宜昌后，各部队即返回驻地。占领宜昌的当晚，园部和一郎即令从速整理态势，作撤退的准备。6月15日，下令撤退，16日全部撤出。第五战区第18军当即收复宜昌，日本大本营受欧洲德国占领巴黎和意大利宣布对英、法作战的影响，为进一步加强对重庆的威胁，不顾兵力不足，又命中国派遣军确保宜昌。17日12时许，日军第13师团又攻入宜昌。此时、大洪山地区的日军第40师团已被第29集团军包围，激战6日夜，伤亡极重，师团长天谷直次郎负伤，粮食、弹药全靠空投。园部和一郎因无机动部队可以增援，只好令第40师团自身组织突围。6月21日，突出包围圈，到达钟祥以北汉水东岸。至此，会战结束。

    此次会战，日军虽占领了宜昌，但未能击溃第五战区的主力，而且遭到重创，伤亡1.1万余人。

 第十一章 三次长沙会战

    5日，日军攻占沙洋，6日占荆门、十里铺、十回桥。8日，日军占领远安、河溶、江陵、沙市，主力展开于荆门、十里铺、江陵之线。9日开始，在航空兵直接支援下，向守军主阵地进攻。午后，右翼阵地被突破，当夜退守宜昌外围阵地。日军继续进攻。激战至12日16时，宜昌失守。日军第11军原定在攻占宜昌后，各部队即返回驻地。占领宜昌的当晚，园部和一郎即令从速整理态势，作撤退的准备。6月15日，下令撤退，16日全部撤出。第五战区第18军当即收复宜昌。日本大本营受欧洲德国占领巴黎和意大利宣布对英、法作战的影响，为进一步加强对重庆的威胁，不顾兵力不足，又命中国派遣军确保宜昌。17日12时许，日军第13师团又攻人宜昌。此时，大洪山地区的日军第40师团已被第29集团军包围，激战6日夜，伤亡极重，师团长天谷直次郎负伤，粮食，弹药全靠空投。园部和一郎因无机动部队可以增援，只好令第40师团自身组织突围。6月21日，突出包围圈，到达钟祥以北汉水东岸。至此，会战结束。

    此次会战，日军虽占领了宜昌，但未能击溃第五战区的主力，而且遭到重创，伤亡1.1万余人。兵2个中队、工兵1个中队，另配属战车1个联队、工兵1个联队、野战重炮兵1个大队又1个中队、山炮兵和机关机各1个大队，汽车1个中队）由通城东南的鲤港沿湘赣边境山地，经南楼岭、福石岭向平江以东进攻；第106师团（中井良大郎，欠步兵4个大队，野炮兵2个中队，另配属第101师团第102旅团4个大队、野炮兵及迫击炮各1个大队渡江工兵1个联队、4个汽车中队）由奉新地区先向高安地区进攻，击溃该地守军后，转向北进，主力进攻修水，一部进攻武宁，以摧毁九岭地区抗日根据地，策应军主力向长沙以北进攻；陆军航空兵第3飞行团（营原道大，侦察机1个中队、1个战队，战斗机、轻轰炸机各1个战队）重点支援2个主力师团作战；海军第13炮艇队（高间完，配属陆战队及部分航空兵）主要掩护第5旅团溯湘江进攻和登陆。

    武汉失守后，湖北长江以北和湖南、江西西部，为第九战区防区。军事委员会赋予的任务是：保卫湘赣，尤以长沙附近要域。作战方针是：湘北方面，利用既设阵地，逐次抵抗，换取时间，消耗敌人，敌加进至第二线阵地（平江亘泪罗江之线），则以幕府山为根据地，猛袭敌之侧背；万一进逼长沙，以顶伏长沙附近及其以东地区的部队夹击之。赣北方面，以游击战牵制消耗敌人，万安方面应纵深配备，如敌攻高安，则放弃高安，诱敌深入而侧击之。1939年9月上旬，第九战区得悉日军向湘北，鄂南集结兵力，判断其有进攻长沙之可能，遂根据作战方针，制订了作战指导大纲。其主要内容是：湘北方面这次抵抗，诱敌至长沙附近包围歼灭之；赣北及鄂南方面，以侧击或围攻击破敌人，以利于主力方面之作战。此时，第九战区共有47个师、3个挺进纵队。其兵力部署是：第19集团军（罗卓英，4个师）位于赣江西、浙赣路北之松棚街、高安、新喻地域；第1集团军（卢汉，4个师）位于莲花山、桥下、江家州地域；第30集团军（王陵基，4个师）位于瑟琶山、蒲田桥，梁门地域；第27集团军（杨森、4个师）位于修水、桃花港、青梅湾地队域；主要防御方向上的第15集团军（关麟徵，8个师）位于粤汉路西侧、新墙河以南、长沙以北、幕阜山区及泪罗江两岸，麦市、新墙、鹿角（第一线阵地）、新街、汨罗、营田（第二线阵地）及福临铺、湘阴地域；第20集团军（商震、霍揆章，6个师）位于长江以南、洞庭湖以西石首、常德、宁乡地域；湘、鄂、赣边区挺进军（樊崧甫，2个帅、2个挺进纵队）在德安、大冶、阳新附近游击；总预备队（15个师）分别隼结于衡阳、湘潭、长沙、上高等地区。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司令部，位于长沙。由于卢汉有病，罗卓英统一指挥第1、第19集团军。

    日军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于9月13日下达作战命令。主要内容是：为隐蔽主攻方向，迷惑、牵制中国军队，命左侧翼之第106师团，9月15日先开始进攻，由奉新以西突破守军第1、竿19集团军左翼阵地，迸出至其侧后，歼灭守军于高安西北地区；命右侧翼之第5旅团，9月23日拂晓在营田登陆；命军主力于9月23日拂晓发起进攻，向旧水上游平江地区攻击前进，以歼灭该地区守军第15集团军，主力各部队的行动为：第6师团由新墙镇以西向汨水南高地突进；第26旅团由杨林街以西向悟口、汨水北岸突进；第33师团由通城向麦市、渣津突进。

    1939年9月15日，赣西方面日军第106师团先发起进攻；其第102旅团从高安东北之大城镇向祥符观第32军阵地作牵制性进攻；其主力从会埠地区突破守军第60军阵地后，向第1、第19集团军阵地后方迂回。两集团军被迫后撤。18日，第32军放弃高安，退至锦江南岸。日军第106师团主力与第102旅团在高安会合后，于21日放弃高安，第102旅团返回大城镇，第106师团主力转向修水方向进攻，25日进至甘坊以西地区。湘北方面日军右翼第5旅团及海军陆战队，9月23日由洞庭湖向守军第15集团军左翼实施水上包围，当日在营田登陆，沿汨罗江南岸向东进击，25日攻占归义，日军主攻方向的第6师团、第26旅团，于23日拂晓强渡新墙河，分别由新墙、杨林街突破守军第52军阵地；第33师团亦于当日由麦市突破守军弟79军阵地。24日，薛岳下令命第15集团军以一部兵力在新墙河、汨罗江间阻击日军，主力退至泪罗江第二阵地。日军突破第一线阵地后，不顾突破口以外阵地的中国守军，迅速向南急进，企图到达汨水之线，切断守军退路进行围歼。25日，第6师团及第26旅团到达汨罗江北岸及平江西之悟口；第33师团遭守军第79军依据山地的坚强抗击、被阻于麦市南约10公里之桃树港。激战至26日，蒋介石决心与日军在长沙附近进行决战，遂电令薛岳：“准备以6个师兵力，位置于长沙附近，并亲自指挥，乘敌突入长沙之际，侧击而歼灭之。”但日军之战役企图，并非进攻长沙，目的在于击歼中国军队、特别是第15集团军的主力。战斗至27日时，日军第6师团、第5旅团进至福临铺以北地区、第26旅团、第33师团及第106师团，在守军坚强抗击、反击下、被阻于长乐街龙门厂和黄沙桥附近。兵力相当分散，且未能寻歼到中国军队的主力，恐继续深入陷入重围，冈村宁次遂决定停止前进，令第26旅团向东转进，策应第33师团。至30日，第6师团一部兵力前出至捞刀河北岸，第26旅团与第33师团在三眼桥会合，第106师团则在九岭山区内遭到第19集团军的强烈反击，陷于苦战中。冈村宁次察觉态势不利，下令全线撤退，命令说：“华军顽强，现仍潜伏干汨水、修河两岸地区。本军为避免不利态势，应速向原阵地转进，以图战斗力之恢复，并应严密防备毕军之追击。”10月1日，日军开始撤退。2日，中国军队发现日军撤退，薛岳立即下达命令，要求各部队，“以现在态势立向当面之敌猛烈追击，务于崇阳、岳阳以南地区捕捉之”，“对敌之收容部队，可派一部监视、扫荡之，主力力行超越追击”。各部队因恐日军是佯退诱敌，故虽接到“超越追击”之命令，并未执行，仅尾追日军、收复失地。至10月10日，中日双方又恢复了会战前的态势。

    此次会战，日军在进攻与撤退行动中，不论在主攻方向粤汉路方面，还是助攻方向九岭山区方面，均遭到中国军队的坚强阻击、侧击和追击，敌后游击挺进军，亦不断袭击其后方，日军遭到很大损失，并未能实现其围歼守军主力于湘赣地区的战役企图。参加会战的兵力，日军约10万人；第九战区32个师又3个挺进纵队，约30余万人。日军伤亡3550人，中国军队伤亡及失踪约3万人。

    第一次长沙会战，日军损耗了大量人员、装备，并未能达到歼灭中国军队主力、摧毁其继续抗战之意志的战略企图，而中国军队虽然在损耗上较日军严重，却保存了主力，又未丧失空间，在20余天的战斗中，以阵地防御与运动侧击及游击袭扰相结合的战法，予敌以相当损耗，是基本符合“消耗持久战”的战略方针的，在此意义上，应该视为是一次胜利的战役。特别在精神方面的影响，尤为积极，通过会战，使中国军队确实认识到，日军兵力不足，己无力发动武汉会战以前那种大规模的进攻，加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心，提高了广大官兵的士气。日军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也认识到这一点。他在会战后给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西尾寿造的意见书中认为，这次会战，既未能击歼中国军队主力，又未能攻占长沙即撤退军队，“恢复军原态势，此不啻号召敌人反击，对其作战军予以鼓励，努力于提高其士气”。事实正是如此。12月间，中国军队即发动冬季攻势，各战区同时进攻本战区内的日军，予侵华日军以一定程度的打击。

    1941年春，日本陆军次官阿南惟几接任第11军司令官。他在陆军部时曾参加制订《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预定在1941年夏秋之际，“发挥综合力量，对敌施加强大压力，以期一举解决事变”。因而，他到任后，积极准备对第九战区发动一次较大的攻势。并于7月间制订出初步计划（“加号作战”）。日本大本营于8月26日同意第11军的计划，下达了进攻长沙的命令。9月上旬，最后改定了计划。其主要内容是：作战目的：“为摧毁敌之抗战意志，对西部第九战区军队，予以一次大的打击”。作战方针：我军于9月18日开始攻击，在击破新墙河阳水间之敌的可时，向长乐街附近汨水下游之线进出；完成准备后，攻击汨水南岸之敌，沿新市、粟桥道地区突破。以军主力自该道以西亘湘江地区实施包围击灭，以一部（第6、第40师团）尽可能击破蒲塘方面山地内之敌。对泪水南岸之敌的攻击开始时间，预定为9月23日前后，至9月末，作战结束。在部队集中的末期，以一部与海军协同，对常德进行佯动。为牵制第九战区的军队，南昌方面的警备部队，适时实施攻击。使用兵力：第3师团（配属山炮4个大队）、第4师团（配属山炮、迫击炮各1个大队）。第6师团（配属山炮2个大队、迫击炮1个大队）、第40师团（配属山炮1个大队）、第13师团第26旅团（早渊支队，步兵4个大队、山炮2个大队）、第33师团第33步兵团（荒木支队，步兵3个大队、山炮1个大队）、独立混成第14旅团第63大队（平野支队，配属1个山炮中队）、独立混成第14旅第62大队（江藤支队）、战车第13联队（配属轻战车2个中队）、野战重炮兵第14联队、独立野战重炮兵第15联队第1大队、军工兵队（独立工兵3个联队、架桥材料8个中队）、岳南兵站地区队（汽车18个中队、辎重兵9个中队）。总兵力为：步兵45个大队、炮兵26个大队。协同作战的部队：第1飞行团（侦架机3个中队、直协机3个中队）、第3飞行团（侦察机1个中队、战斗机2个中队、轻轰炸机3个中队）、海军第1遣华舰队一部。

    第一次长沙会战之后，第九战区根据会战的经验教训，于1941年3月17日制定了《第九战区反击作战计划》，判断日军如再次向第九战区进攻，其主力可能“向杨林街、长乐街、福临铺道及粤汉铁路湘江两岸，会攻长沙、衡阳”。计划“诱敌主力于汨罗江以南金井、福临铺、三姐桥以北地区，反击而歼灭之”。至9月上旬，第九战区所属部队有11个军，约30个师。其兵力部署为：第99军（傅仲芳，3个师）守备青山一带及湘阴、营田、归义间湘江、汨罗江之守备；第27集团军（杨森，8个师）守备新墙河两岸、鹿角、通城、金塘坳间地区；第30集团军（王陵基，4个师）以一部兵力守备界牌、观音阁、潭埠之线阵地，主力集结于三都附近；第19集团军（罗卓英，6个师14个保安团）以大部兵力守备上东坑、靖安、奉新、高安、市汊街地区，其第74军（王耀武，3个师）集结于新喻、宜分地区；第37军（陈沛，3个师）、第26军（萧之楚，3个师）、第10军（李玉堂，3个师）分别集结于福临铺、金井、衡山地区。另外有7个挺进纵队等在敌后咸宁、瑞昌一带进行游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位于长沙。

    日军第11军进攻长沙的各部队在向新墙河以北进攻出发地位集结时，为了保障集结地区左翼的安全，解除侧方威胁，掩护兵力集中，阿南惟几命第6师团在主力进攻之前，先于9月7日由忠坊，西塘向大云山的中国军队攻击。当时大云山区有第4军1个团和1个加强营、第58军1个加强营。第27集团军总司令杨森没有得到日军向湘北集中兵力的情报，判断日军可能是为“抽调兵力使用于其他方面，乘第6师团集结之机，扫荡我大云山游击根据地”，因而令第4军（欧震）加强大云山的守备，令第58军准备协力第4军的作战。日军第6师团第13联队由西塘东进，突破第4军第102师在鸭婆岭的阵地后，转向南下，攻占甘田、团山坡等要点。其师团主力由忠防南下，击迟第4军第59师的阻击部队以后，分向西进、南下、攻占南冲、白水洞、白屋里、长安桥等地，激战2天，大云山大部地区为日军占领，但其第13联队，则遭到第102师和第59师的围攻。9月10日，日军第40师团到达桃林，接替第6师团。11日，第6师团主力经桃林向草鞋岭转进。第40师团先遣支队（第234联队）在甘田附近，遭第58军新11师的侧击，至当夜，方与第13联队会合。第13联队遂退去草鞋岭与其主力会合。13日，日军第40师团主力向甘田推进，与第58军第10师激战于甘田、马厮赮、团山坡一带，日军第33步兵团（荒本支队）亦加入战斗。直至14日，中国军委会及第九战区仍未判明日军进攻长沙的企图，依然认为“敌企图仅在攻占大云山”，放弃大云山向杨林街以北之甘田、港口方面进攻是“掩护其撤退的动作”。如薛岳14日致蒋介石电称，日军“扫荡我大云山后，南渡新墙河窜扰”，是“以进为退”；又如军委会军令部在第九战区的联络参谋张元祜14日向军委会报告说：目前日军的“态势、兵力部署，似无攻略长沙企图”，因而，未能及时采取有力的应战措施。

    9月17日，日军第11军各进攻部队均已进入进攻出发地位。由于接受了第一次长沙会战时兵力分散的教训，阿南惟几将进攻部队“并列部署于狭窄的正面上，以期进行纵深突破”。44个大队及322门火炮展开于新墙河以北仅20公里的正面上。仅派独立混成第14旅第63大队（平野支队）乘船溯湘江南下，进攻青山、营田，以掩护军右侧翼并策应正面主力之作战。各部队进攻出发地位的具体位置为：第4师团、第26旅团位于新开塘以南，第3师团位于乌江桥以南，第6师团、独立混成第14旅团第62大队位于西塘以南，第40师团、第33步兵团位于白羊田附近，9月18日拂晓，日军发起总攻。防御日军主攻方向的第4军，在大云山战斗中己损失甚巨，加以仓促应战，阵地迅速被突破。在兵力、火力高度集中的日军进攻下，守军第4、第20军、第58军根本来不及重新组织防御，分向南和东侧撤退。日军右翼保障支队第63大队在海军护送下，亦于当日在青山强行登陆。这时，第九战区才发觉日军的企图。当晚，薛岳下令，命第37、第99军坚守汨罗江南岸阵地，命第26军进出至金井附近，由东向日军实施侧击。在第27集团军调整部署时，日军己全线进至泪罗江北岸，19日晚和20日，相继渡过汨罗江。20日晨，阿南惟几看到其情报机构破译的薛岳18日晚的命令，当即改变原来的计划，令第6、第40师团向左迂回、包围，歼灭立足未稳的第26军，令第3、第4师团进攻第37军。经过3天的激烈战斗，至24日，被包围于悟口的第26军伤亡惨重，失去战斗力；第37军亦被日军突破防线并快速进出至其阵地后方；处于被包围的困境2个军的残部被迫突围南撤。奉命增援前线的第10军，于22日进至明月山，福临铺一带，立足未稳，被日军包围，其第195师师长重伤，副师长赖侍湘阵亡，部队陷于混乱，伤亡重大，不得不突围南退。当日军围攻守军3个军时，王耀武的第74军奉命增援，第九战区命其推进至捞刀河，重点保持在沙市街。这一命令又为日情报机构于22日获悉，阿南惟几又改变第6师团攻占平江的任务，令其与第3师团协同对付第74军。26日，第74军刚刚到达捞刀河永安市以北地区，即与向长沙奔袭的日军第3师团遭遇。王耀武乘日军立足未稳，采取攻势防御、向第3师团发起进攻。但日军第6师团亦已赶到，加入战斗，并进至第74军以东以南地区，对第74军进行包围。第74军奋勇血战至27日，伤亡已重，当夜被迫南撤。薛岳于26日曾下令反击，但战区主力多遭日军打击，已无力进行战役性反击。第74军被迫撤退后，薛岳于27日下午改变反击的命令，17时下令，命部队向浏阳河一线后退。此时，日军第26旅团已由东北角突入长沙城，29日，第4师团主力进入长沙。当日，第3师团一部突进至株洲城内。

    10月1日，日军在完成打击第九战区主力的任务后，即行撤退。第九战区下令追击，日军于10月9日全部撤回新墙河北，转为守势。第二次长沙会战结束。此次会战，中国军队参战主要部队共计35个师（会战中由第六、第七战区调入5个师）、7个挺进纵队、共约37.8万余人，伤亡及失踪7万余人；日军主要参战部队4个师团、1个独立混成旅团、2个支队、共约11.5万人，伤亡6854人。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侵华日军为防止中国军队策应香港方面的作战，先发制人，发动了第三次长沙会战。12月13日，阿南惟几下达进攻长沙的作战预令：“第九战区的兵力，正向广东及桂林方面转用。第23军已于12月12日夜攻占九龙，现正准备继续进攻香港。为策应第23军及南方军作战，立即进行进攻江南的准备。”12月15日，确定12月22日前后开始进攻，计划在泪水两岸击歼第20军和第37军后结束作战。预定作战时间为两周左右，使用的兵力为：第3师团、第6师团、第40师团、独立混成第9旅团和独立第65，第95大队（外园支队）及军直属工兵队、野战重炮兵大队。总计8个步兵联队（共25个步兵大队）、2个骑兵联队、2个野炮联队、2个山炮联队、1个野战重炮兵大队、2个独立山炮大队、3个工兵联队、3个辎重兵联队等，近7万人。

    中国第九战区自12月初旬以来，发觉日军调动频繁，向湘北、赣北集中兵力，其飞机不断侦察守军阵地，并抢修白螺机场及南昌机场，判断日军将再攻长沙，遂积极进行战备。第二次长沙会战后，薛岳召开军事会议，总结前两次长沙会战的教训，提出“天炉法”的战法，即在日军进攻的地区内，彻底破坏道路，实施空室清野，设置纵深伏击阵地，诱敌深入，以尾击，邀击、侧击、夹击，使这一地区成为一“天然熔炉”，将日军围歼于内。12月20日，日军进攻企图已极明显，军事委员会下令命第73，第79、第4军分别开至益泪、株洲、渌口地区，归第九战区指挥。薛岳决心“彻底集中兵力于湘北方面，诱敌主力于浏阳河、捞刀河间地区，反攻歼灭之”。为此，作如下部署：杨森副长官驻平江，指挥第20、第58军、第一步于新墙河现阵地韧强抵抗，消耗迟滞敌人，第二步侍命转移关王桥、三江口侧面阵地，自东北向西南侧击、追击南进之敌。第37军在汨水现阵地韧强抵抗，消耗迟滞敌人，尔后转移至社港市、更鼓台、金井间山地，俟敌向长沙进攻时，协同第78军自东北向西南攻击敌人。第99军第一步确保三姐桥、归义、营田、湘阴既设据点阵地及湖防，第二步俟敌向长沙进攻时，以2师自西北向东南攻击敌人，以一部固守营田、湘阴及湖防。第10军固守长沙、岳麓山及水陆洲，待命自西向东反攻敌军。罗卓英副长官由上高进驻济阳，指挥第26、第79军及第194师之作战。第26军第一步确保浏阳现阵地，第二步俟敌攻击长沙时，自东向西攻击敌军；第79军以1师驻株洲，1师占领渡头市、东山既设阵地，第194师由清江进驻醴陵，俟敌攻击长沙时，由南向北攻击敌军。王陵基副长官由修水率第78军及新编第15师进驻平江，第78军第一步确保平江，三角塘，第二步俟敌进攻长沙时，协同第37军自东北向西南侧击敌军。第73军驻宁乡、益阳，为战区预备队。参加这次会战的主要部队（包括后期参加的第74军等），共35个师，约20万人。

    1941年12月24日下午，日军第6、第40师团开始进攻，从粤汉铁路至莲溪街分8路强渡新墙河。25日，日军第3师团亦渡过新墙河，分3路向南攻击前进。守军第20军以一部坚守阵地各据点，阻击敌人，主力向东南侧山区转移。守卫傅家冲、洪桥2据点的第398团2营王超奎部及3营吕海辟部，依托工事，顽强抗击，数次击退日军的冲击，最后全部牺牲。26日激战终日。当晚，日军右路第3师团进至归义汨罗江北岸，中路第6师团进至新市汨罗江北岸，左路第40师团进至长乐街。当日，阿南惟几得到情报，说长沙守军兵力薄弱，日军已于25日攻占香港，认为进攻开始以来进展顺利，遂准备渡过汨水后继续南进，攻略长沙。军部参谋认为本次作战目的在于策应香港方面，现香港已占，应按原计划执行，进攻长沙须慎重。阿南没有采纳参谋的意见，向中国派遣军发去进攻长沙的请求电报。27日、28日，日军先后渡过汨罗江。中国守军节节抵抗，尔后向东部及南部山区转移，相机侧击、反击日军。29日，日军第11军仍未收到中国派遣军关于进攻长沙的批复，阿南惟几独自决定改变计划，进攻长沙。当晚下达向长沙追击的命令：令第3师团以快速行动取捷径向长沙追击；令第6师团击破鸭婆山、麻石山附近守军后，主力向榔梨市，一部向长沙追击；令第40师团一部留于涪口附近，主力经麻峰嘴附近向金井追击；令独立混成第9旅团速向关王桥前进，指挥独立第65大队担任军后方汨水以北和左翼山区之警备。30日，守军第37、第99军与日军第40、第3师团激战后，分别转移至东部、西部山区。留置新墙河以南的第20军一部，夜袭日军辎重兵第40联队，将其重创并将其联队长森川启宇击毙。此时，第九战区之第二线兵团已从鄂、桂，粤3省开至长沙地区。蒋介石为防止第二线兵团过早投入战斗，当日电令薛岳：“在长沙附近决战时，为防敌以一部向长沙牵制，先以主力迫我第二线兵团决战，然后围攻长沙，我应以第二线兵团距离于战场较远地区，保持外线有利态势，以确保机动之自由。使敌先攻长沙，乘其攻击顿挫，同时集举各方全力，一齐向敌围攻，以主动地位把握决战。”薛岳当即下达命令，命已到达长沙四面和第二线兵团，准备向进至“长沙外围之日军，行求心攻击聚歼之”。31日，日军进至捞刀河之线，一部且渡过浏阳河，对长沙采取包围行动。

    1942年元旦，日军第3师团首先向长沙东郊、北郊第190师阵地进攻。战斗异常激烈，许多阵地反复争夺，失而复得者数次。日军第3师团直属第2大队，在猛攻南门时，大队长加藤素一所率先头突击中队，除逃回1名士兵外，全部被歼。防守南门外修械所高地的预备10师葛先才团，战至仅剩58人，终于保住了阵地。日军虽处于进攻地位，但由于弹少粮缺，伤亡又大，已是强努之末。1月3日，阿南惟几感到形势危急，再不撤退有被围歼的危险，于当晚被迫下令，4日夜开始撤退。1月4日，日军在撤退前，为隐蔽企图，又对长沙进行一次猛攻，均被守军第10军击退。此时，第九战区的第二线兵团均已到达反攻出发线附近，第79军己接近长沙东郊的榔梨市，第4军已收复长沙南郊的黄土岭、金盆岭等地。4日夜，日军开始退却。薛岳迅即将原来预定在长沙外围歼灭日军的计划，改为由现地实施追击，命罗卓英指挥第4、第26、第73军由南向北追击；命杨森指挥第20、第58军在福临铺一带，由北向南堵击；命王陵基指挥第37、第78军在枫林港以北、长乐街以南地区，从东向西堵击；命傅仲芳率其第99军在石子铺以北、新市以南地区，从西向东堵击；命李棠率其第140师向黄沙街、新墙镇攻击、截击。

    日军在第九战区各部队的阻击、追击、侧击、袭击下，撤迟行动极为困难、迟缓。日军第3师团退至浏阳河时，进攻时架设的浮桥已为第79军炸毁，其第18联队企图仍从磨盘洲附近徒涉，遭到第79军的火力集袭，联队长石井信以下伤亡及溺死500余人。第3师团被迫绕至第6师团在榔梨市附近架设的浮桥迟到北岸。汨罗江距长沙不过70公里，至12日，日军方撤至该地。1月15日，日军全部撤退至新墙河北岸原阵地。会战以日军的惨败而告结束。

    此次会战，日军战死第18联队长石井信、第13联队长友成敏等军官108名，受伤军官241名，总计伤亡6003人；第九战区伤亡、失踪31万余人。

    第三次长沙会战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在中国战场发动的第一次规模较大的战役。中国军队在长沙的胜利，对国内外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进一步坚定了全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对提高反法西斯战争的盟军的土气，支援英、美军在南方的作战，也起到一定的作用。

 第十二章 南宁会战和昆仑关之捷

    日军攻占广州、武汉，切断由香港经粤汉路进口物资的中国国际交通线后，为进一步封锁中国的沿海，1939年2月，又侵占了中国的海南岛，以作为其海军封锁作战的基地。此时，由越南海防港经滇越路至昆明和经镇南关至广西，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通道。4月和6月，日本海军和陆军曾先后提出攻占南宁，以切断中国这一国际交通线和获得对中国西南进行航空作战基地的计划。但当时日军参谋本部正忙于在诺门罕地区对苏军的作战，因而未能实施。

    9月1日，德国军队进攻波兰；9月3日，英、法宣布对德处于战争状态，为全力增强其本土的国防，英、法对东南亚的殖民地已无力顾及。9月27日德军占领华沙后，日本政府乘机于当日令驻法国使节向法国提出停止经越南向中国运送作战物资的要求，被法国拒绝。日本大本营遂于10月16日向中国派遣军下达攻占杭州湾、南宁、镇南关、龙州的“大陆命第375号”作战命令，并令第5师团及台湾旅团执行这一任务，由驻广州的第21军司令官安藤利吉指挥。第21军的作战计划主要内容为：第5师团和台湾旅团在钦州湾登陆后，沿钦州至南宁公路两侧，分3路平行向北进击，攻占南宁。第21旅团为中路，直指南宁；第9旅团力西路，由南宁以西的金鸡村、江西村实施迂回包围；台湾旅团为东路，由邕宁渡过邕江、郁江后，攻向四塘，从东迂回；海军第3联合航空队（辖第14、第15航空队）、陆军第21独立飞行队协同作战。预计11月15日开始登陆。

    武汉会战之后，第四战区负责维护中越国际交通践线的中国军队是夏威的第16集团军。1939年10月，长沙会战结束后，军事委员会判断日军可能增兵再攻长沙，近期内不会进攻桂南。力发动冬季攻势，第四战区减少了第16集团军的兵力，将原在鹤山、高明的第64军调走。第16集团军仅剩第31（韦云淞，辖第131、第135、第188师）、第46军（何宣，辖第170、第175师、新19师）和独立第1，第2、第3、第4团，担任桂南方面广西东兴至广东西江以南广大地区的守备。夏威为弥补兵力不足，决定采取重点守备的方针；又因其判断日军如进攻时，主力在北海登陆、一部在钦防登陆的公算最大，因而作出如下的部署：第46军（欠第10师）附独立第1、第2团，主力位置小董、灵山、郁林，一部守备防城，合浦、廉江沿海地区。第31军（欠第131师）附独第3、第4团，主力位置高明、鹤山，一部守备新会、江门、三水之线，另以一部守备水东，电白、阳江沿海地区。第131、第170师为集团军预备队，分别位于容县、兴业，总司令部位于贵县。第46军以新19师任防城、钦旦一带守备，第175师任合浦、灵山一带守备，独立第1、第2团任博白，新塘间守备，军部位于南宁。正当各部队陆续调动、部署尚未就绪之际，日军即开始了进攻。

    11月13日，日军第21军的进攻部队，乘70多艘舰船，冒强风由三亚出港，驶向钦州湾。15日8时，第5师团第9旅团首先在预定的钦州西岸企沙、龙门突然登陆。防守该地区的新19师第56团奋力抗击，但无力阻止日军登陆。何宣判断日军有进攻南宁，切断中国国际通路的企图，一面令新19师竭力抗击日军登陆，将师主力配置第二线阵地迎击登陆之敌；一面电请第16集团军速令第170师归建，向南宁集结作为军预备队。夏威当即令第170师开南宁，第131师开陆川、博白，第188师开容县，第135师开贵县。16日，日军第21旅团及台湾旅团分别在钦州湾之黄屋屯、沙井登陆，按照预定计划，3路平行向南宁攻击前进，激战至19时，第56团放弃防城，退守平旺；第55团退向钦州。17日9时，日军台湾旅团攻占钦具。桂林行营指示，令第170师向百济集结，第135师向南宁集结，担任城防。18日，日军进至小董、大寺、贵合墟之线，第16集团军副总司令韦云淞至南宁指挥作战。19日，日军击退沿途阻击的部队，推进至百济、大塘、唐报之线，20日，蒋介石同意桂林行营使用军委会直辖的第5、第36军和第99军，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急令该3个军向南宁、宜山、柳州集中。激战至22日晚，日军突破守军第170师在岂江南岸良庆、蒲庙等地阵地后，进至邕江南岸。此时，由各地调达南宁附近的中国军队，仅有第170师4个团、第135师2个团和第200师1个团，且均因连日行军，甚为疲惫。23日，日军在炮兵、航空兵火力支援下，多次强渡邕江，均被守军第135师以猛烈稠密的火力击退。24日拂晓，日军先以炮兵、航空兵进行火力准备，在北岸守军阵地工事基本上被摧毁、人员伤亡甚大时，其第21旅团在思沿堂附近，发起强渡，10时左右，到达北岸。先头部队占领高等法院附近建筑物，主力分由东，西向南宁夹攻。第135师放弃南宁北撤。日军占领南宁。25日，日军沿邕宾公路追击，在二塘遭新到之第200师第600团阻击，战斗极为激烈，团长邵一之阵亡，副团长重伤，营长以下伤亡三分之一以上，仍固守阵地，力挫敌锋。后因直趋四塘之日军已切断后方联络，为避免被敌围歼，第200师及第135师于当夜撤向高峰隘。26日到达高峰隘东西之线。

    为阻止日军继续深入，第16集团军司令夏威令第135、第170、第200师防守高峰隘东西之线；并令第135、第200师各派一部兵力防守昆仑关以南八塘、九塘东西之线。日军继续向高峰隘及八塘进攻。30日，日军攻占八塘。12月1日，日军攻占高峰隘。12月2日，夏威令新到之第188师向八塘反击，未能奏效。他认为已难挽回战局，决定向上林，宾阳及武鸣地区转移。4日，日军攻占昆仑关，停止前进。双方在高峰隘、昆仑关一线，形成对峙。第46军为破坏日军之通讯及运输补给，不断向大塘、小董一带进行袭击。日军抽调数千人，于12月10日开始向邕钦路以东的第46军攻击。守军利用丘陵地带逐次抵抗，迭施反击，双方均有伤亡。至13日，日军转用兵力于龙州，停止进攻。南宁方面的战斗中止。

    白崇禧判明日军仅第5师团及台湾旅团后，决心转移攻势，收复南宁。当时，各战区正发动冬季攻势。蒋介石同意反攻南宁，除令空军支援外，另调第66军（欠第151师）由吉安向柳州集中，并令第12集团军以攻势牵制广州日军。白崇禧于12月16日下达作战命令。其方针是：“以攻击北攻之敌、收复南宁之目的，乘敌后续部队到达之前，一举转移攻势，将敌包围于邕江南北地区而歼灭之。”其兵力部署主要是：由夏威任西路军总指挥，其第1纵队（周祖晃，第170、第135师及战车1连）攻击高峰隘，以有力一部进出至四塘、五塘附近，阶同北路军，先围歼昆仑关之敌，再围攻南宁之敌，其第2纵队（韦云淞，第131、第188师，龙州教导总队，山炮1营）袭击吴村墟、大塘、南宁之敌，并阻敌向北增援；由徐庭瑶为北路军总指挥（第5军，第99军一部），以主力攻击昆仑关，多派支队迂回包围敌之侧背，歼灭该地日军后，协同东、西路军围攻南宁；由蔡廷楷任东路军总指挥（第46军，欠第170师；第66军；挺进第3纵队独立第1、第3、第4团），担任破坏邕钦路的任务，重点指向小董南北地区，阻击敌后续部队。第99军主力为总预备队，位于宾阳、古辣附近。预定攻击开始时间为12月18日拂晓。担任昆仑关主攻的是第5军，军长杜幸明，所属部队有荣誉第1师（郑洞国，由战伤康复之老战士组成），新编22师（邱清泉）、第200师（戴安澜）。重炮营（150毫米榴弹炮6门）、野炮营（75毫米野炮6门）、装甲兵团（欠第3，第4营）及高射炮队。山炮2个连。

    日军第21军没有获得中国军队即将反攻南宁的情报，为摧毁中国军队的补给基地，令第5师团攻取尤州。12月17日上午，第9旅团由南宁向尤州进攻。第5军之荣誉第1师于18日首先向昆仑关正面发动进攻。日军防守昆仑关的部队为第5骑兵联队和第21联队第3大队及配属的炮兵，在第5军猛烈攻击下，纷纷退向核心阵地。杜聿明见荣1师进展顺利，即令新22师向五塘、六塘攻击，当夜即夺取两地，并破坏了五塘附近的桥梁，阻止日军增援。此时，日军第21联队（欠第3大队）由南宁乘汽车驰援到达九塘，随即与昆仑关日军协同反击，夺回被荣1师占领的罗塘同兴北方高地。19日晨、荣1师左翼部队向653高地发起猛攻。该高地为昆仑关东北之制高点，可瞰制整个昆仑关战场。日军依据工事顽强抵抗。经激烈肉搏争夺，终于歼灭了防守的日军，占领了该高地。至此，日军第21联队及骑兵联队全被包围。20日，鉴于荣1师伤亡较大，杜聿明令第200师超越荣1师阵地，担任正面攻击，在重炮，战车和飞机支援下，日军被迫逐渐向内缩小阵地。日军第5师团长今村均根急命第21旅团长中村正雄率第42联队的2个大队再次增援，但到达六塘时，即为新22师所阻止。中村正雄曾企图以一部兵力从公路以北山地迂回至新22师后方，以与昆仑关第21联队会合，亦被新22师击退。21、22日两天，在第5军猛攻下，分割于九塘一带及昆仑关的日军第21旅团，己陷于极困难的苦境，阵地不断向后退缩，粮食、弹药均极缺乏。昆仑关的野战炮中队因炮弹己尽，惟恐被中国军队缴获，将炮埋于地下；又怕军旗为中国军队所得，已准备焚毁。23日，向中村正雄旅团长发电求援，说：“傍晚前旅团若来不到，第一线难以确保”。当日11时，中村正雄在七塘西北被第200师击为重伤，不能指挥部队。当日下午，台湾旅团步兵第1联队，经激烈战斗后，于16时30分从外围突破包困圈、进至九塘，与被围的第42、第21联队会合，24日，日军第21旅团长中村正雄伤重死亡。被围于九塘一带和昆仑关的3个步兵联队和1个骑兵联队，由第42联队长板田元一指挥。

    杜聿明总结近3天的战斗，认识到，攻击缺乏重点，炮火使用分散，步炮协同不良，而且第一线兵力不足，所以未能在援兵到达前歼灭敌人。遂于24日调整部署、集中兵力，先重夺罗塘高地。命荣1师主力攻击罗塘高地，第200师向正面佯攻，炮兵观测所向前推进，以主火力指向罗塘高地，荣1师以第2团及迫击炮营担任主攻，以山炮1门、战防炮2门推进至老手岭北端，直接支援步兵战斗，16时10分，炮兵主力开始破坏射击，17时延伸射程，步兵以梯次队形发起冲击，前仆后继，突入日军阵地。经2小时的白刃格斗，于19时15分完全占领罗塘高地，防守该高地的日军，森田中尉等十几名军官和200余士兵，除2名被俘外，全部被击毙。荣1师第2团之突击营亦伤亡过半，全营仅余不足百人。当罗塘战斗激烈之时，九塘日军曾企图增援，被荣1师第1、第3团各一部，在拓树岭及六扒阻截击退。

    25日，日军台湾旅团步兵第2联队增援到达七塘，突破包围圈，加入九塘地区的战斗。昆仑关方面，杜聿明令第200师重点进攻界首高地，令荣1师向昆仑关左侧背攻击。15时10分，中国空军从桂林起飞的3架轻轰炸机和从柳州起飞的1架驱逐机，飞临昆仑关上空。日军误认为是为其空投粮弹的日机，铺设信号布板。驱逐机俯冲扫射，轰炸机降至2000米投弹18枚，全部命中目标。日军人马奔避，第200师乘势攻击，俘获甚多。当晚，第200师攻占界首南端高地，但又被日军反击夺去。荣1师迫近昆仑关。26日，桂林行营命第159师增加至第5军的左翼，协同攻击。杜聿明鉴于日军增援部队突破七塘北方防线，继续北进，有反包围荣1师右翼的危险，决心彻底集中兵力，采用以正面攻击为主之逐次攻略战术。经行营及集团军同意，变更了部署，28日部队调整完毕，于15时开始攻击。以第200师附荣1师第3团及新22师1个团，沿公路东侧，逐次攻略昆仑关东北侧日军各据点。令第1师攻击441高地，新22师为预备队。激战2日，经多次白刃搏斗，将界首附近各据点逐个攻破，日军反击均被击退。30日拂晓，杜聿明命新22师超越第200师，接替担任正面攻击。激战至中午，先后攻占南北同兴、界首及其东南各高地。荣1师亦经多次肉搏后攻占了441高地一角。31日拂晓、杜聿明将指挥所推进至大坟岭，紧靠第一线指挥作战。战斗至8时，日军逐渐不支。第159师攻占653高地，新22师于11时突入昆仑关，完全占领东西侧高地，日军残部逃九塘。

    1940年1月1日，第5军再次调整部署。2日继续向九塘、441高地攻击。荣1师于3日夜攻占441高地，新22师于4日攻占九塘，日军退守八塘。1月5日，继续向八塘攻击。此时，向龙州进攻的日军第9旅团已于1939年12月29日返回南宁，日军第5师团长今村均对八塘的防守进行了调整，由第9旅团长及川源七指挥其第11、第41联队及台湾旅团步兵第1、第2联队防守八塘，在昆仑关遭受重创的第21旅团第21、第42联队及骑兵第5联队残部换回南宁，第5军因连日作战，伤亡已重，战斗力大减，所以进攻没有进展。至11日，第5军奉令调思陇附近整理，遗防交第36军接替，昆仑关作战暂告结束。昆仑关作战，第5军伤亡1.65万亲人，日军死伤中村正雄旅团长以下约6000人。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伤亡过半。这是该师团侵华以来，继平型关、临沂、台儿庄之后的又一次惨败。

    为了争夺南宁这一战略要区，中日双方均在调集兵力。至1940年1月末，日军已将其近卫混成旅团、第18师团运至南宁地区；中国军队也调了约19个师的兵力在南宁地区。但战争重心移至宾阳地区。日军第21军司令官安藤利吉于1月23日到达南宁，直接指挥作战。日军于1月28日开始进攻。桂林行营和第四战区由于敌情掌握不准确，兵力部署有失误，战斗至2月4日，中国军队全线溃退，思陇、昆仑关等地再次落入日军手中，武鸣亦为日军攻占。但日军兵力不足，深入作战，后方空虚，补给困难，并受到中国军队的不断袭扰，难以巩固其新占领区。中国第12集团军又开始加强对粤北日军的攻击，迫使日军不得不收缩战线，从2月9日起，日军开始南撤，其第18师团于16日由钦县撤回广州以北.中国军队跟踪尾追，又进抵昆仑关、高峰隘东西之线。经激战后，在七塘、八塘地区与日军形成对峙。

    1940年2月22日，蒋介石在柳州召开高级将领军事会议，对南宁地区的作战和冬季攻势作战进行检讨总结。因南宁、宾阳方面失利，2月25日会议结束时，蒋介石宣布了南宁方面作战将领的奖惩名单：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以督率部队不力，予以降级。1月28日调来指挥作战的军委会政治部部长陈诚以指导无方，予以降级，第37集团军总司令叶肇，予以扣押，交军法宣判；第38集团军总司令徐廷瑶，第36、第66、第99军军长姚纯、陈骥、傅仲芳，第36军参谋长郭肃，第49、第160师师长李精一、宋士台等均撤职查办。第35集团军总司令邓龙光、第46军军长何宣、第76师师长王凌云各记功一次。这是七七事变以来各战役中高级将领受处分最多的一次。

 第十三章 中国军队1939年冬季攻势

    武汉会战后，日本大本营为适应未来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和侵华战争持久化，决定无特别重大必要，不再扩大侵占地区，并将已占领地区划分为“治安区”和“作战区”两种，华北和京沪杭地区为治安区，配备相当的兵力，负责消灭游击部队等抗日势力，维持“安定”，确保各主要交通线；武汉地区为作战区，控置有力的机动兵团，实施局部攻势，以不断的短促出击，歼灭周围的中国军队主力，消耗其战斗力，打击其抗战意志。同时，积极扶植伪政权和进行战略轰炸，企图迫使国民政府屈服。1939年间，日军分3期新建11个新制步兵师团（3联队制）、14个守备混成旅团（火力加强、机动力较小）。除第24师团调入关东军外、其余全调至关内战场；而将原在关内的9个师团（第9、第10、第12、第16、第20、第101、第108、第109、第114师团）调回日本。并于9月成立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设于南京。以西尾寿造为总司令官，统一指挥关内的侵华日军，至1939年冬，关内侵华日军共有25个步兵师团和20个步兵旅团、2个野战重炮兵旅团和2个飞行团。总兵力约80万人。

    武汉失守后，中国军队主力扼守要地，与日军对峙，分遣一部加强敌后游击，同时抽调第一线部队轮流整训。1939年7月26日，美国废除《美日通商航海条约》；8月23日，德苏缔结互不侵犯条约；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9月19日，美国在东京公开表示坚决反对“东亚新铁序”。一连串国际事态的发展，对国民政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0月29日，国民政府在南岳召开第二次党政军联席会议，蒋介石在讲话中，一面介绍国际形势，认为“已临到胜利的一个大转机”，说中国的抗战，只有“与世界战争同时结束，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一面提出第二期抗战的战略，“应该是见到敌人的破绽，见到敌人厌战怕战不敢前进的时候，我们就立刻采取攻势，决然攻击前进”。要求“今后的战略运用和官兵心理，一定要彻底转变过来，要开始反守为攻，转静为动，积极采取攻势”。此时，第二期整训已大体完成。军事委员会为给予日军以更大的消耗，于是策划发动冬季攻势，将第二期完成整训之部队，分别增加至第二、第三、第五、第九战区，作为主要攻势地区，第一、第四、第八、第十、鲁苏、冀察等战区，作为策应攻势地区。

    1939年11月中旬，军委会指令各战区的作战任务是：“第一战区，攻击开封、博爱，牵制敌人。第二战区，应首先切实截断正太、同蒲两铁路之交通，并肃清晋南三角地带之敌。第三战区，应以主力约11个师，截断长江交通，分由湖口、马当，东流、大通、铜陵、荻港间，伺隙进攻，一举突进江岸，占领坚固阵地，并以轻重炮兵火力及敷设水雷，封锁长江。第四战区，应以一部相机攻略湖、汕，主力扫荡广九路及南宁之敌。第五战区，扫荡平汉线南段信阳、武汉之敌，进取汉口，并向汉宜公路之敌攻击，截断襄花、汉宜两公路之交通。第八战区，应以一部协同第二战区作战，主力攻击归绥附近之敌。第九战区，应向粤汉北段正面之敌攻击，重点指向蒲析、咸宁一带，并向武昌挺进，同时攻击南昌及南浔铁路，进袭瑞昌、九江之敌。第十战区，仍任原河防，并依晋南三角地带攻击之进展，准备以一部渡河扩张战果。鲁苏战区，应以广正面由东西两面向泰安、临城间及铜山、滁县间攻击，以策应沿江方面之作战。冀察战区，应以主力切断保定、邢台间及石家庄附近敌之交通，一部切断沧县、德县附近敌之交通，以策应山西方面之作战。”

    日军侦知中国军队将发起冬季攻势后，一方面加强各要点的防御，增强其兵力装备和工事；一方面组织出击，以进行牵制。同时，各师团均组成一支机动部队，准备随时投入不利之地点。并将12月初已撤离南昌、安义，奉命回国，集结于九江等船的第101，第106师团，暂留该地，以作为应付冬季攻势之战略性机动兵团。

    第一战区于12月1日开始行动：第3集团军以豫皖边区游击队切断兰封东西一段陇海路，以第81师一部向兰封，主力向开封袭击，12月17日突入开封，焚毁日军第35团所属部队的一个指挥部及仓库；21日，骑兵第2军一部，袭击商丘，焚毁日军机场汽油仓库；1940年元旦，第9军第47师，一度攻人沁阳，歼日军一小部；新5军、第47军等，曾进出至安阳附近，并破坏了汤阴南北铁路桥，使交通中断数日。

    第二战区于12月10日开始行动，由于日华北方面军采取主动出击、以攻为守的方针，令第37师团为主的部队首先进攻中条山，所以战区主力第4、第5、第14集团军仅进行了阻击日军的作战；第27、第40军等攻击晋东的日军，一度攻入黎城、涉县、路城。

    第三战区于12月16日开始行动。以第32集团军及第10集团军，分别袭击南昌、杭州日军，以第18、第25、第86、第21、第58军共14个师，编力长江方面攻击军，区分为左、中、右3个兵团，沿长江攻击日军第116师团各要点，并在大通、获港间袭击日舰，布放水雷，将长江航道遮断。9日，日军第11军以第101、第106师团增援反击，攻势受阻。第三战区令各集团军退守原阵地，改变战法，以小部队分向江岸行广正面渗透，邀击日舰。第32集团军曾于12月12日和18日，以游击小部队潜入南昌进行袭扰。第10集团军一部兵力，于12月13日晚分别袭扰杭州富阳、余杭等地，焚毁一些仓库。日军于1940年1月21日实施反击，攻占萧山。

    第四战区在攻势行动时，日军先行发动攻势。广西方面，日军发动南宁会战；广东方面，日军第21军以第104师团主力及第18师团一部，于12月8日分沿东江及粤汉路北进。至12月末，攻破翁源、英德。第54军增援到达，经战斗，日军于1940年1月16日撤回原阵地。

    第五战区于12月12日开始行动，将部队区分为6个兵团：以第2集团军第68、第92军及豫鄂边区游击总队共4个师1个游击总队，为豫南兵团，由平汉路以西、信阳南北地区向日军进攻，并派部队破坏信阳外围交通。15日，信阳日军发动反击。1940年1月3日，第31集团军（第13、第85军）加入作战，向花园、广水方面进攻，7日攻占花山。日军第3师团实施反击，于18日攻破高城，激战5日，日军撤走。以第22集团军（第41、第45军）、第39军及第1游击纵队共6个师、1个游击纵队，为左翼集团，由随县向其以东之日军第3师团攻击，一度进展至昌水以东，遭日军反击后撤回随县一带，与日军交战。以第33集团军（第55、第59，第77军）及第29集团军（第44、第67军）共11个师为右翼集团，东渡襄河，向钟祥及其以南的日军第13师团攻击。日军发起反击，双方对峙于长寿店、钟祥之线。以第75、第41军、第128师及鄂中游击队为江北兵团，由沙阳、新城等处东渡襄河，向皂市攻击，策应右翼集团之作战。日军增援后反击。12月22日，兵团退守河西。以第70、第48军及游击部队为鄂东游击军，由平汉路以东向广水、信阳线上日军第39师团进行攻扰，以牵制日军行动。以第84军为预备兵团，控置于枣阳。

    第八战区于12月18日开始行动。以第35军（约2个师）攻击包头，第81军一部攻击安北（大余太），以骑兵第6军攻扰及破坏绥包路，阻止日军增援。20日晨，第35军一部以奇袭突人包头市内，以主力设伏歼援。驻固阳之日军第13骑兵联队中伏，被歼大部。安北战斗亦予日军重创，第4骑兵联队长被击毙。包头战斗持续至23日，方撤出市区。1940年1月，驻蒙日军集中第26师团及骑兵集团主力进行反击。2月3日占五原，4日占临河，5日占抗锦后旗。2月中旬，撤回包头。留于五原之一部日军及伪军，3月间被全歼。

    第九战区于12月12日开始行动，以第1、第19集团军主力（5个师强）向靖安、大城日军第34师团攻击，一部向永修、德安进出，破坏南浔路交通；以第30集团军主力（4个师）向箬溪、武宁攻击，牵制日军第33师团，一部向阳新一带出击，破坏咸宁、武昌间之交通，并掩护第27集团军之后侧背；以第27集团军（6个师）向通山、咸宁、崇阳、蒲圻攻击，尔后向西包围日军第6师团；以第5集团军一部（约5个师）向通城，岳阳附近攻击，以牵制日军第6师团。至1940年1月，一度攻破靖安及通山、阳新附近之一些据点，但伤亡较大；后停止强攻，改为破坏交通为主，粤汉、南浔路及湘、鄂、赣边区交通设施，多被破坏。

    1940年3月末，军事委员会下令备战区停止攻击。

    此次冬季攻势作战，历时3月，杀伤日军数万人，俘400余人，获火炮11门、步枪2700余支，破坏交通及军事设施甚多，在战略上达到消耗日军之目的。但中国军队伤亡亦极惨重，在日军3倍以上。

 第十四章 中条山会战

    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开展的游击战争，使日本将华北建为其战争后方基地，以推行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战略企图无法实现。日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为了集中兵力“对共产军根据地进行毁灭战”，决心“对晋甫地区的中央军发动一次大兵力的作战，一举扫清黄河以北的中央军势力”，以便转用该地区的日军于专门对付第八路军，“迅速恢复华北的治安”；同时打击重庆国民政府的抗战意志。因而在1941年春决定发动中原会战（当时中国军队称之为晋南会战，即中条山会战）。

    中条山会战之前，日军第11军为抽出其第33师团转用于晋南，先发动上高会战。以2个师团又1个旅团的兵力，于1941年3月15日由安义、万寿宫、原田街，分3路向上高进攻。其第33师团在19日突破第9战区第70军上富第三线主阵地后，即抽调转用于中条山方面，其第34师团会合独立混成第20旅，突破第74军官桥第三线主阵地后，继续向上高进攻。第19集团军以第74军固守上高、第49军和第70军分向日军左、右侧包围进击。激战至25日，日军退走，在守军追击、堵击下，损失甚重。中国军队获炮10门、步机枪1000余支，4月2日，又恢复原态势。

    日中国派遣军为增加进攻的力量，除由武汉方面抽调第33师团至晋南外，又从苏州地区抽调第17师团至徐州接防，原在徐州的第21师团转用于晋南。参加进攻中条山作战的日军，由第1军司令官篠塚义男指挥，所属部队有：第21师团（田中久一）、第35师团（原田熊吉）、第33师团（樱井省三）、第36师团（井关仞）、第37师团（安达二十三）、第41师团（清水规矩）、独立混成第9旅团（池上贤吉）、独立混成第16旅团（若松平治）、骑兵第4旅团（佐久间为人）等共6个师团、3个旅团；总兵力约10万人。此外，为增加此次作战的空中力量，日本大本营于4月19日调关东军第7飞行团之轻轰作第32战队和第2飞行团之侦察第83战队配属第3飞行集团。第3飞行集团辖第1、第3飞行团，有轻轰炸第90战队、独立战斗第10中队、独立侦察第83中队和侦察直协第44战队，共有飞机约200架。

    日军第1军根据1941年2月26日华北方面军治安肃正作战会议传达的本年度第1号作战计划，制订了进攻中条山的作战计划，其主要内容、作战目的是：歼灭黄河以北晋南、豫北地区的中央军主力，以确保华北之安定并给予重庆政权以重大打击。其作战指导是：彻底击灭张马、垣曲之线以西的中国军队，严重打击该线以东的中国军队。其兵力部署是：对中条山西部地区，以第41师团和独立混成第9旅团，分别由翼城、绛县并列南下，攻占垣曲、割断第5集团军与东部第14集团军之联系，并对第5集团军实施双重包围，以第36师团和第37师团分别由闻喜、运城从夏县以南并列东进，进行双重迂回包围，与第41师团和独立混成第9旅团会合后，围歼第5集团军及第80军；独立混成第16旅团，由平陆沿黄河北岸快速东进至济源，与东路的第35、第21师团在邵原会合，切断第5、第14集团军向黄河南岸的退路。对中条山东部地区，以第35师团和第21师团，分别由温县、沁阳并列西进，经济源、王屋攻占邵原，与独立混成第16旅会合，切断守军退路后，由济源至邵原的公路线北上进攻第14集团军。以第33师团由阳城南下，协同第35、第21师团对第14集团军进行南北夹击。协同作战的航空兵部队，主要配合西路部队的作战，作战开始后，从空中切断西安至洛阳的陇海路。

    中条山位于山西南部，横亘黄河北岸，东西约170公里，南北50公里，东连太行山，太岳山，西接吕梁山，南屏渲关、洛阳，北控晋南，东控豫北。平汉、同蒲两铁路在其东西两侧。既是向华北进击的前进基地，也是实施敌后游击作战的基地。战略位置甚为重要。

    1941年初，第一战区在黄河以北共有11个军，其中，4个军配置于太行，太岳山区，7个军配置于中年山区。这7个军的具体配置是：第8军（孔令恂，新编第27师、第165师）守备中条山西侧；第5集团军（曾万钟）以第3军（唐淮源，第7、第12、第34师），第17军（高桂滋，第84师，新编第2师），由左向右，并列守备垣曲，桑池之线以西地区（中条山西部）；第14集团军（刘茂恩）以第43军（赵世铃，第70师、暂编47师）、第98军（武士敏，第42、第169师）、第15军（武延麟，第64、第65师）并列守备中条山北侧；第9军（裴昌会，第47、第54师，新编第24师）守备中条山东侧。中条山守军总兵力共16个师，约15万人。

    当日军向中条山地区增调兵力时，中国军事委员会军令部判断日军有进攻中条山区的企图，遂拟定了第一战区作战指导的3个参考方案：

    第1案，主力向黄河南岸撤退，巩固河防；

    第2案，乘敌集中未毕，制敌机先，以击破其攻势；

    第3案，采取机动战术，变内线为外线。

    4月18日，参谋总长何应钦在洛阳主持有第一、第二、第五战区高级将领参加的晋南会战作战准备会议。他指出：“中条山地位异常重要，如现三角地带一部为敌占领，则陇海路不独感威胁，且洛阳恐亦难保，而西安亦危。”同时认为：“晋南之敌，似将逐次夺取我中条山各据点，企图彻底肃清黄河北岸之我军，然后与豫东之敌相呼应，进取洛阳、潼关，以威胁我第五战区之侧背，或西向进窥西安。”20日第2次会议上，何应钦基本上采用军令部第2案的精神，对晋南作战作出下述指示：“为确保中条山，第一步，应相机以93军（刘勘，在太岳山区）由北向南，以27军（范汉杰，在太行山区）由东向西，与中条山阵地右翼各部，合力攻取高平、晋城、阳城、沁水间地区，以恢复29年（1940年）4月前之态势。第二步，与晋西军及第二、第八战区协力，包围晋南三角地带之敌而歼灭之。最低限度亦须能确保中条山。”

    4月28日，军委会军令部判断日军有由沁阳、济源及横岭关、皋落镇公路进攻垣曲之企图，军委会于5月2日令第一战区加强中条山阵地工事，破坏、阻塞主阵地前的道路；先发制敌、以一军向高平、博爱，另以一军向闻喜、侯马、夏县采取攻势，以击破敌之攻势。令第二战区晋西部队向同蒲路，第五战区汜东部队向陇海路各当面之敌进行牵制。第一战区于5月3日决定作战方针：为打破敌之进犯企图，制敌机先，积极实施游击，以粉碎敌之攻击准备及兵力集中，随即分令各军以一部向当面之敌游击，但各军的出击部署尚未完成，日军已开始进攻。

    日军航空兵首先发动攻击，于1941年5月6、7两日，轰炸西安、咸阳、潼关、郑州等地，并炸断陇海铁路。5月7日晚，日军按计划以分割包围和向心攻击，向中条山发动进攻。

    西部方面。日军第41师团和独立混成第9旅团，分由西桑池（第5和第14集团军结合部）、横岭关附近向垣曲方向进攻。守军第43军与第17军协力抵抗，激战至8日晨，阵地被突破。日军于当晚攻占垣曲，中条山守军遂被分割为东、西两部。日军第36、第37师团及独立混成第16旅团，分由夏县以北、以南向中条山西侧守军进攻，主突方向为第3军与第80军之结合部。8月凌晨，张店镇附近阵地被突破，日军迅速向守军后方渗入。第15集团军各军被迫退守秦家岭、望原等第二线阵地。9日4时，日军一部已迫近第5集团军总司令部所在地马村。司令部遂东移至涧南沟，当即收到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的电话：“本部已派兵2团，在五福涧以北高地占领桥头堡阵地，并征集渡船10余只。不得已时，各军应逐次南移，在五福涧渡河。”但日军独立混成第16旅团的先头部队已于9日晨进至五福涧，由河南岸派来之第14军第85师的2个团，与日军激战至10日晨，被迫退回河南岸。此时，退守台寨附近的第80军已与日军苦战2日，新编第27师师长王竣、副师长梁希贤、参谋长陈文祀等，均已壮烈牺牲。第80军残部于11日夜渡至黄河以南。至此，第6集团军已被完全包围，南渡黄河的迟路亦被切断，陷于苦战之中，处境危殆。于是以团为单位，多路向北、西方向敌后突围，第3军军长唐淮源因无法突出，于12日自杀，其第12师师长寸性奇于15日阵亡。第98军于15日向北突围至太岳区。曾万钟率第3、第17军及第94师残部，陆续通过日军封锁线，西渡汾河、黄河，辗转到达洛阳、新安一带。

    东部方面，5月7日晚，日军第21师团及第35师团（配属骑兵第4旅团），分别由沁阳、温县地区向防守东方正面的第9军进攻，激战至8日8时，日军第35师团突破第54师阵地占领孟县，尔后，与第21师团合击济源。当夜，日军攻占济源。第9军退守封门口既设阵地，留一部在大岭头侧击敌人。由于西路日军第41师团已于8日晚攻占垣曲，独立混成第16旅一部继续沿黄河北岸东进。卫立煌因河防空虚，急令第9军主力由关阳渡口撤至黄河南岸担任河防，留一部兵力迟滞日军，掩护第14集团军的后方。10日拂晓，第9军直属部队及第54师开始渡河。由于日军飞机不断轰炸渡口及船只，第54师伤亡颇大，且只能乘日机轰炸的间隙抢渡，所以直至当夜，军直属部队及第54师方渡过黄河。11日，日军猛攻第47军阵地，渡口、船只已全被炸毁，第47师及新编第24师无法渡河，不得己退至王屋、邵原公路以北，进行游击，并与第14集团军取得联系。

    当日，日军西路的独立混成第16旅团与东路的第35师团在邵原会合。至此，第14集团军的南部后方，全部被日军遮断，黄河渡口亦被日军封锁。在第14集团军北方正面的日军33师团，5月7日晚，由阳董封向第98军阵地进攻。10日，日军由董封突破阵地，进至煤坪。该军转移至横河镇东南地区。此时，左邻第5集团军己陷于混战。卫立煌电话指示，令“14集团军主力向沁水、翼城公路以北转移，就地补给，另整态势”。刘茂恩遂令第15、第98军准备北进，令第43军在同善镇、灵官庙之线拒止北上日军，另令在太岳山区的第93军南下接应。12日夜开始北进，但被日军阻止，折还横河镇一带，仅有2个师于13日到达沁水以北地区，其余被阻于中条山区内。14日以后，日军一面封锁黄河各渡口，一面继续围攻山区内的中国军队。山区内的各部队损失甚巨，乃化整为零，分头突围，向太岳、吕梁山区及黄河南岸转移。至28日，战况趋于沉寂，中条山会战结束。

    此次会战，日军仅伤亡4000人左右，而第一战区则伤亡42万余人、被俘3.5万余人。

    5月28日，蒋介石在会战结束的当天检讨作战失败时说：这是“抗战史中最大的耻辱”。导致惨败的原因，除兵力薄弱、装备劣势外，高级将领指挥失当、准备不足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中条山区东西长约170公里，而纵深不过50公里，背水为阵，而后方“各渡口生死攸关之桥头堡毫不注重而且未闻有何工事”，“中条山山地险要，各部与敌对阵将近3年，而并未积极加强阵地工事构筑”。直至日军即将开始进攻之5月初，中条山内各军、师均无战备存粮，以致战斗开始几天，即告断炊。5月7日会战开始，5月11日，第14集团军总司令刘茂恩就向蒋介石致电说：山区“苦无存粮，大军已绝食3日，四周皆有强敌，官兵枵腹血战，状至可悯。若不急筹办法，恐有溃散之虞”。从会战开始前，至会战开始后，第一战区未实施任伺有力的主动措施，完全处于被动地位，对日军主力的集结、进攻，竟然企图令各军用一部兵力实施游击来打破，焉有可能。各集团军均未控置足够的预备队，阵地一旦被敌突破，即束手无策。

 第十五章 空中游击战和“驼峰航线”

    武汉失守之后，中国空军在人员、飞机上均有较大损耗，作战飞机仅有135架。为了进行整补，暂时停止了出击。各轰炸机中队调至成都、宜宾整训，各驱逐机中队调至重庆、成都、兰州等地驻防和训练。苏联志愿航空队亦转至兰州基地进行休整。1939年春，从苏联又购进一批飞机，补充中国空军和苏联志愿航空队。作战飞机增至245架。此时，苏联志愿航空队有4个大队（轰炸、战斗各2个），中国空军有7个大队及1个独立侦察中队。其中，第1、第2、第6、第8大队为轰炸机大队，第3、第4、第5大队为驱逐机大队。一部兵力统一驻防西安、梁山、吉安、衡阳、南施等机场担任警戒，其他集中于兰州、汉中、重庆、宜宾、昆明、柳州、芷江进行训练。为便于指挥作战，将领导机构改编为1个军区司令部和3个路司令部。第1军区司令部（司令官黄秉衡）驻兰州，所属第1路司令部驻重庆，第2路司令部驻桂林，第3路司令部驻成都。

    1939年上半年，日军在华飞机共有500架左右（海军航空兵200余架，陆军航空兵280余架）。6月间诺门坎事件发生后，日本陆军航空兵团司令部及5个战队调往中国东北。在中国关内的陆军航空兵编为第3飞行集团，下辖第1、第3飞行团和第21独立飞行队，分驻华北、华中和华南。此时，日军已无力发动大规模的战略攻势，其陆军省与参谋本部制订的《今后对华处理办法》规定：“如无特别重大的必要时，不再扩大占领地区。”同时，其参谋总长载仁亲王奉敕于1938年12月2日下达《大陆令第241号》，规定侵华日军的主要任务是“确保占领地区，促使其安定，以坚强、长期围攻的态势，努力扑灭抗日残余势力”，但对其航空兵，则命令华中派遣军司令宫主要担任华中及华北的制空进攻战，特别是制压和袭扰敌人的战略、政略中枢，并秘密与海军协同，努力歼灭敌人的空军作战力量。此后，日军即加强了对中国内地各重要城市的空袭，企图摧毁中国军民的抗战意志，迫使国民政府屈服。在此之前，日军航空兵已经对中国内地进行过多次轰炸，但其空袭的目标，主要是军事要地和机场，此后则改变为以打击中国政治、经济中心为主，以打击军事目标为辅的方针。

    1938年12月26日第1次空袭重庆后，即不断空袭兰州、成都、宜宾等后方城市。1939年2月上旬，开始轰炸延安。中国空军在迎击和反击的战斗中，曾取得一些战果，不断击落日机。11月4日，日海军第13航空队72架飞机袭成都时，其司令官奥田喜久司被中国空军击毙。10月3日、14日，苏联志愿航空队两次空袭武汉日军机场，共炸毁日海军飞机70余架，志愿队飞机仅受伤3架。但总的来说，由于实力悬殊，中国空军损失甚巨，特别是在日机频繁的空袭下，后方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空前的浩劫。尤以重庆所受的破坏更大。如5月4日的空袭，炸毁房屋1200余栋，居民死亡4400余人，负伤3100亲人。

    1940年初，中国空军尚有战斗机112架、轰炸机49架。撤销了第2、第6大队的番号，保留第1、第3、第4、第5、第8大队和直属第1、第25中队。在苏联购买的飞机，因交通困难，难以及时补充消耗。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局势日趋紧张，苏联为求自保，更无力向中国供应飞机和航空器材。中国空军的处境，更为严峻。据中国《空军游击计划及作战计划》记载，至1940年8月，中国空军所剩的各式作战飞机仅有61架。国民政府认为，1940年“是抗战中空军作战最黑暗的时期”。

    1940年，据日军5月间统计，在华日军陆海军航空兵的作战飞机共有408架（不包括东北地区和台湾地区）。日本大本营为尽快迫使国民政府屈服以早日结束中日战争，5月间决定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的政略、战略轰炸，发动一次代号力“101”的大规模空袭，使用飞机297架，以汉口、运城为主要基地，集中轰炸重庆和成都。5月18日开始，9月4日方告结束。本来在数量上中国飞机就处于绝对劣势，当日海军“零式”战斗机使用于中国战场后，中国空军面临的形势更为严峻。“零式”战斗机装备有机枪4挺和轰炸，射击瞄准仪，可载60公斤航弹2枚，爬高速度与续航力等都较当时中国使用的苏制N-15和N-16驱逐机为优。

    1940年9月13日，中国空军34架驱逐机与日军13架“零式”战斗机在重庆附近上空空战，中国飞机被击落13架，击伤11架，而日机仅有数架受伤。这次空战是中国N-15、N-16驱逐机与日军“零式”战斗机的第一次交锋，也是抗战以来中国空军最惨亘的一次失败。这次空战之后，中国空军为减少损耗，下令飞行员避免与日战斗机正面交锋。日机来袭时，经常提前起飞避警。因而，中国的制空仅完全落人日军航空兵手中。1940年内，日机进袭四川达102次，出动飞机3050架次，单对重庆就轰炸了49次，而且每次飞机多在100架左右。10月间，对成都的一次空袭，竟有数架日机在其“零式”战斗机掩护下，降落在成都机场，飞行员下机纵火焚烧停放在机场边上的中国教练机后，再登机起飞。据日军统计，“101”号作战的110天内，日机与中国飞机空战607架次，击落中国飞机117架（内14架未证实），炸毁65架；日机被击落16架，受伤387架。据中国空军统计，1940年全年，包括“101”号作战在内，中国空军共进行空战61次，使用飞机1084架次，击落日机32架，击伤日机22架，中国飞机被击落、击毁29架，损伤64架。

    中国抗战之初，美国对日本采取所谓中立的绥靖政策，没有给与中国任何实际支援，反而供给日本战略物资，随着侵华战争的扩大，美国的在华利益受到损害，日军占领武汉后，日美关系逐渐发生变化。1938年11月30日，日本内阁御前会议确定要建立“东亚新秩序”，这就完全否定了美国“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政策，不仅关系到美国在华的利益，而且关系到美国在东南亚的利益。12月30日，美国政府写信给日本政府，说“美国政府不承任何一个国家，有必要、或有理由在不属于它的主权的地区内，规定一个新秩序的内容与条件，并自命为这个新秩序的掌权者及施令者”。从1940年1月起、美国开始对日本实施军火限制。

    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签订了同盟条约。美国于10月6日宣布“征集废铁令”，不准再向日本出卖废铁，日美予盾开始激化。蒋介石利用日美的矛盾，10月18日向美国驻华大使约翰逊正式提出希望美国提供空中援助的要求，说中国每年需500至1000架飞机，希望能尽快先运到500架以济燃眉之急。还说：“我国如有此数量之飞机。即可摧毁日本海军之实力。此实美国唯一替代对日作战之良策也。即使美日发生战争，只要美国有新式空军以助我陆军之作战。美国海军虽不驶来远东亦无妨碍。盖中国陆军与美国空军之一部分，已足以消灭日本海军。”10月底，又派其空军顾问，美国退伍军官陈纳德和毛邦初至美国活动。

    11月6日，美国大选结束，罗斯福第3次连任总统。他认识到，美日冲突己不可避免，但美国尚未作好战争准备，因而，其远东政策和首要问题就是利用中国的抗战，拖住日本，使其暂时不能向南扩张，以推迟美日战争的开始时间，为此，他决心突破“孤立主义”，实行“以华制日”方针。1941年3月，美国会通过“武器租借法案”，4月贷给国民政府543万美元，并宣布中国是有资格获得租借援助的国家，可以贷款购买美国的飞机。但又怕公开援助中国，激怒日本，促其提前与美国开战，并为应付国内的孤立主义势力，罗斯福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准许预备役军官和士兵迟出陆军和海军航空部队，参加陈纳德组建的赴华美国志愿队。既可以支援中国迫切需要的空中援助，又避免了美国政府公开出面。1941年7月，110名飞行员、150余名地勤人员作为第一批美国志愿人员来到中国。蒋介石于8月1日发布命令、“由志愿来华参战之美员及航空委员会派赴该队之华员，共同组成”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下辖3个驱逐机中队，以“陈纳德上校就任该大队指挥官”，共有P40-C驱逐机99架，先在缅甸的同古集训。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英、美对日宣战，加拿大、荷兰、希腊等许多国家都对日宣战，中国政府也于9日正式对日宣战，中国单独抗击法西斯日本的战争发展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这时，日本陆军航空兵的150个中队，有70个用于太平洋战场，入侵中国的海军航空兵也多用于中国沿海对美军的反潜和空防作战，日军航空兵对中国内地的压力相对有所减轻。中国空军除增加了美国志愿航空队外，自身实力也得到恢复，有轰炸机第1、第2，第8、第12大队，驱逐机第3、第4、第5、第11大队和侦事机第12大队，共有作战飞机290余架。空军作战形势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中国空军为了分散日军航空兵的力量，以策应英、美在太平洋战场的作战，根据客观形势与自身的条件，决定采用空中游击战术。

    据国民政府档案《空军各司令部各部队概况》中的《中美空军混合团概况》记载，空中游击战的主要特点是：“1利用国内多数机场之优点，用最飘忽之行动，每次以轻轰炸机3、5架，于薄暮前秘密推进于昆明、柳州、南宁、桂林、衡阳、赣县、吉安，衢州等地，准备完毕，于次晨实施游击任务，轰炸各预定目标。2.达成游击任务后，即回航至远后方或各小机场隐蔽，使敌无从捉摸截击，然后再转至第二机场，对第二目标实施游击。3.若敌机向我各重要机场举行反轰炸时，我机应漏油疏散，使场站一空，任敌轰炸以消耗其油弹，我机待使用时迅行填补。4.若敌遍布飞机守护重要目标，或不断派飞机挑战，企图扑灭我空军时，则已达到牵制目的。此时空军应暂缓行动，并躲避不与交锋。待有良机再实行出击。”

    为了适应空中游击战术的需要，陈纳德对中美飞行员提出一套“突然袭击打了就走”的战斗方法。他认为，“日本人的飞机爬高快，升高能力强，如果用日本人的战斗方法作战，飞行员就会丧生”。由于当时中国空军使用的驱逐机主要是美国的P-40型，飞行速度较日本飞机为快，所以他要求飞行员“要利用自己的速度优势，飞到日机上面，然后以迅猛的俯冲动作，开足马力全速冲向日机，猛烈开火，尔后立即溜走，在飞离至安全距离后，再改变航向，重新升高取得高度优势”。使用这种战术和战斗方法，使中国空军对日军航空乒的作战处于极为主动的地位，虽然飞机数量仍远远少于日军，却获得较大的胜利。

    1941年12月中旬，为防止驻越南的日军飞机空袭昆明，从同古调美国志愿队的2十中队到昆明担任空防。12月20日，10架日本轰炸机从越南空袭昆明。志愿队升空迎战，一举击落日机4架，首战告捷。当晚，昆明各界人士为志愿队举行庆功大会，报纸均以头版头条报道空战经过，称赞志愿队的飞机是“飞虎”。从此，“飞虎队”成为美国志愿航空队的代称。12月23日，日军轰炸机48架在战斗机20架的护航下空袭仰光。中国的美国志愿航空队此时尚有第3中队（驱逐机15架）留在同古，当即与英军18架战斗机起飞迎战，击落日机7架。

    1942年1月22日和24日，中国空军第1大队和第2大队的18架轰炸机，在志愿队第1中队9架驱逐机的掩护下，配合英、美军在东南亚作战，由蒙自起飞，轰炸越南河内嘉林日军机场，给予日军以一定杀伤。3月24日，志愿队10架飞机空袭泰国清迈日军机场，以燃烧弹击焚日机40余架，自身损失2架，这些战例都说明，中国空军的游击战术是正确的，是符合实际的。据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统计，从太平洋战争爆发至1942年5月底止，中国空军在越南、缅甸、泰国及国内，仅志愿队3个中队就执行战斗任务102次，击落、击毁日机268架，击伤日机40架。该队损失飞机68架，战死及失踪24人，负伤6人。

    1942年5月初，日军占领缅甸腊戍，曼德勒、密支那等地，中国唯一的陆上国际通逍滇缅路被切断。早在2月间就已拟议的空中运输航线于5月间经中美双方协议开通。当时勘察的主要航线为两条，北线自印度汀江起飞，经程侮到昆明，南线自汀江起飞，经达奈卡河汉、云龙至昆明。南线山峰较少，气象条件也稍好，但距日军密支那、八莫的机场较近，易遭日机攻击，所以主要使用北线。全线航程820公里，必须飞越地形复杂、气象多变的喜马拉雅山脉，一座座高耸的山峰犹如驼峰，所以人们便把它称之为“驼峰航线”。飞越驼峰是极为艰难的飞行。从开辟这一航线至日本投降的3年多时间里，由于气象条件恶劣和日军航空兵袭击，以及飞机故障等原因，执行空运任务的飞机，美国空运队损失468架，中国空运队损失46架，共514架。中、美飞行员共牺牲1000余人。

    航线开辟之初，美国空运队有27架运输机，中国空运队仅有6架运输机，运输量极小。从6月至8月的3个月中，美国空运队只运至昆明500多吨援华物资，中国空运队运输380吨。以后，飞机逐渐增多，运输量也日益增多。1943年10月，月运输量，美国空运队增至7240吨，中国空运队增至1122吨。至1945年初，美国中印空运司令部己辖6个空运队，共有飞机629架，中国空运队也发展为39架。月运输量，美国空运队已达2.6万吨，中国空运队亦大有增加。许多美国援华的作战飞机也是从这条航线飞到中国的。整个“驼峰航线”开通期间，美国空运队共运输物资65万余吨，中国空运队共运物资7万余吨，对支援中国抗战曾起过相当积极的作用。

    1942年7月，美国认为已经对日宣战，以志愿人员援助中国的方式已无必要，遂将志愿航空队改编为美国第10航空队第23战斗机大队，脱离了中国空军的战斗序列。第23战斗队亦称美国驻毕航空特遣队，陈纳德由预备役转为现役，并升为准将，任大队指挥官。但这时仍只有3个中队，51架飞机，其中能作战的仅29架，仍只能和中国空军联合对日实施游击战。1942年6月，美军在中途岛击败日本，获得战略主动权。1943年2月初，又在爪达尔卡纳尔岛击败日军，粉碎其夺战略主动仅的企图后，太平洋战场的形势发生巨变，日本转为战略防御，而美国则开始准备进行战略进攻。为此，美国陆军决定增加驻华空军的力量，于1943年3月，将第23战斗机大队扩编为第14航空队，陈纳德升任少将司令。该队不断得到加强，至1945年时，已拥有700架飞机。为提高中国飞行员的作战能力，中美双方商定。在印度的卡拉奇建立作战飞行训练中心，由中、美共同负责，轮训中国飞行员。

    1942年至1943年上半年，中国空军除担任防空和空中游击外，大部分时间用于补充和训练，实力得到恢复和加强。1943年5、6月间，中国空军和美国第14航空队联合参加鄂西会战。日军投入第25、第90、第33、第44战队，共有飞机248架；中国空军投入了第1、第2、第4、第11大队，连同美国第14航空队，共有飞机165架。会战结束时，中国空军和美国第14航空队共出击53批，使用驱逐机336架次、轰炸机88架次，合计击落日机31架，炸毁日机6架。这是武汉失守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空战，也是中国抗日战争中空战的重要转折点。从此，日航空兵在中国上空通行无阻的时期宣告结束，制空权开始向中美空军手中转移。同时，攻、防形势也开始变化，中美空军由防御和游击战转为进攻和大规模的出击战。日军承认：“以1943年为期，大陆制空仅已转移到中国方面，从前在绝对制空权下行动的我对华地面作战的形势；颇有改变之虞。”

    为了加强中美空军的合作，1943年10月1日，成立了中美混合团，各级指挥官均为双方人员担任，编制上属于中国空军。中方以第1、第3、第5大队加入，美方人员加入3个大队中。每大队下辖4个中队，共有轰炸机60架、驱逐机100余架。飞行员和地勤人员多数是中方人员，美方人员仅占四分之一。混合团的作战方针是：“协助我地面部队作战，削减敌在我国大陆的进攻力量，并打击敌驻华空军，获得空中优势。”

    1943年末起，中国在成都附近的新津、彭山、邛崃、广汉及昆明，修建了许多能使超重型轰炸机起落的大型飞机场，并在陕西、广西等省修建了大批中、小型前进机场。在第一线作战的中、美飞机，驱逐机达439架，轰炸机达168架。中、美空军大编队机群频繁地袭击日军重要航空基地、车站、码头及军队集结地，侦察机几乎遍于整个中国大陆。日军海上、陆上补给线经常因遭空袭而告中断。在战役上，已能直接支援地面部队作战。如1943年11月至1944年初的常德会战，中、美飞机共出动216批，使用战斗机1467架次，轰炸机280架次，重点打击日军地面部队，在空战中，击落、炸毁日机37架，击伤19架。在战略上，除对大陆各战略目标攻击外，还轰炸了日军大后方基地。如1943年11月25日，中国空军第1、第3大队一部和美第14航空队一部，空袭台湾新竹机场，炸毁停机坪上日机30余架，击落强行起飞的日机6架，使驻台日海军航空兵遭受沉重打击。此次行动，美军仅损失1架飞机。

    1944年4月，日军为打通平汉、粤汉路的交通和摧毁桂林、柳州等地空中基地和前进机场，发动豫湘桂会战。中美空军支援地面部队作战，取得良好的战果，如在河南方面作战时，中国空军出动300批，美第14航空队出动12批，共使用驱逐机1646架次，轰炸机272架次。据中国空军统计，击落日机32架，炸毁11架，还炸毁各种车辆1000多辆等。但由于地面部队一触即溃，最后会战结束时，中国在衡阳、桂林、柳州等地的7个空军基地和30多个机场，均被日军占领。

    1945年上半年，中国空军连续攻击日军各大战略要点、空军基地等目标，曾空袭青岛、运城、临汾、南京、上海、武汉等地机场和攻击日军地面部队，很少再遇到日机的截击和反击。5月以后，日陆、海军航空兵大部撤高中国，仅留数十架飞机，连应战的能力也失去了。

 第十六章 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

    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美、英、荷等国及中国政府相继对日宣战，经中国政府建议，12月23日，在重庆召开了东亚联合军事会议。26日，英国驻印军总司令韦维尔与中国签订《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阶定》，中英正式结成军事同盟。中国立即派出以侯腾力团长的中国驻缅甸军事代表团去腊戍，与缅甸英军总司令哈顿协商中国军队入缅作战的问题。早在当年2月间，中国就曾派出高级军事代表团赴缅甸等地视察，与英国协商共同保卫缅甸问题，但英国害怕中国军队进入缅甸对其殖民统治产生不利影响，所以，只要求中国在中老、中缅边境布防，而不同意中国军队人缅。这次虽因形势发展签订了同盟协定，仍不同意中国军队入缅作战。

    1942年元旦，中、美、英、苏等26个国家的代表，在华盛顿签署了对轴心国共同行动的宣言，即《联合国家宣言》。各签字国保证以全部军事、经济力量对德、意、日作战到底，决不单独媾和或签订停战协定，正式建立了国际反法西斯联盟。同时，中国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被推任为盟军中国战区（包括越南、泰国）联军总司令，美国的史迫威中将被任命为中国战区美军司令，并被蒋介石任命为中国战区参谋长，英国的韦维尔上将则被任命为盟军印缅战场总司令。

    1942年1月4日，日军突破泰缅边境，进入缅甸，19日占领土瓦，韦维尔于24日飞抵仰光，视察缅甸的形势，认为情况并不严重，而且英军第17师已经由印度增援至缅甸，因而仍不愿中国军队进入缅甸。

    1942年1月5日，美国驻华军事使团向其陆军部汇报说：“作为空军基地和我们进入中国的唯一道路，缅甸是非常心要的。无论我们决定是继续防守还是全部或部分从缅甸一—马来亚——非律宾群岛一线撤退，在我们多方准备完了。发起攻势时，缅甸同样不可缺少……现在和将来，缅甸都是支援军事行的空军基地。”因而，美国陆军参谋部询问中国政府：“假如仰光被日军占领，英、中军队是否能守住缅甸？”蒋介石于1月28日回电说：“只要英国表才出对我们的信任和合作，守住缅北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中国能够单独地为英国负起守住缅北的责任，可是，直到现在英国也不希望中国军队进入缅甸，协同防御。英国方面采取的这种顽固态度令人遗憾，不可理解。”美国陆军参谋部与海军参谋部协商后，向英军参谋部提出：“使用一切可能手段阻止日军前进的时机已经到来，不必考虑可能出现的政治上的不利或晚些时候行政管理上的困难。我们认为，在缅甸地区，蒋介石能够集结的力量，无疑具有极大的作用。应指示韦维尔邀请蒋委员长以他所能集结的最大限度的兵力，参加那个地区的防御。使中国军队参加的直接好处，是可以立即加强该地区的防务……如果中国军队能投人进攻的生力军，则新加坡的形势必将得到明显的改善。”

    此时，日军已击溃英军第16旅，占领高加力地区并迫近毛淡棉，形势危急。英军被迫于2月间向中国政府求援，邀请中国军队人缅。

    中国军事委员会于太平洋爆发的第二天即1941年12月9日，令第5、第6、第66军由广西、四川向云南开进，编组为中国远征军，向大理、保山、芒市一带集中，准备入缅。但韦维尔以交通补给困难为借口，不让中国军队进入缅甸、所以，仅有第6军第93师1个团在缅境内景东地区。另外，中国空军的美国志愿大队第3中队驻仰光，协助英军作战。

    1942年2月，中国远征军在第5军军长杜聿明指挥下，陆续进入缅甸。3月11日，史迪威以中国战区参谋长的身分人缅指挥远征军作战。由于杜聿明等仍秉承蒋介石的意图行动，对史迪威的命令时有抗命表示，因而史迪威在4月1日向蒋介石要求免除他的职务。但他又说，“我不能用美国空军去支援我不信任的指挥官的军队。”蒋介石遂于4月2日告知史迫威：“决派罗卓英秉承将军命令指挥在缅甸作战之第5、第6两军及其他部队，”经史迫威同意后，军委会任命罗卓英为远怔军第1路军司令长官。

    蒋介石于4月7日军事会议上向远怔军将领指示：“史迪威为予之参谋长，故以下5点，各员必须注意遵守：1.史迪威负指挥国军在缅作战之责。2.罗长官卓英应受史迪威将军之指挥，第5军、第6军两军长以及其他在缅中国军官，则皆应受罗长官之指挥。3.予授全权与史迪威将军作一切最后决定。4.史迪威将军有赏罚之全仅。5；对英一切问题由史迪威将军接洽。”当然，实际上蒋介石从未真正放弃过指挥权，不论是英军总司亚历山大（3月5日接替哈顿）。还是史迪威的命令，没有蒋介石的批准，部队概不执行。

    入缅的中国远征军所属部队为：第5军（杜聿明），辖第96师（余韶）、第200师（戴安澜）、新编第22师（廖耀湘）、装甲兵团、炮兵团、工兵团、汽车兵团；第6军（甘丽初），辖第49师（彭壁生）、第93师（吕国钰）、暂编第55师（陈勉吾）；第66军（张轸），辖新编第28师（刘伯龙）、新编第29师（马维骥），新编第38师（孙立人）；直辖第36师（李志鹏）。

    远征军入缅后，第5军向同古，第6军向泰缅边区，第66军向腊戍，曼得勒开进。因英军未准备必需的运输工具，距离又甚远，大部为徒步行军，所以，各部队虽日夜奔驰，迄3月中旬，仍未能全部到达指定的位置。而仰光已于3月中旬被日军攻占，英军退至卑谬附近。当时，缅甸不同中国战区，远征军入缅后，即归印缅战区的英军总司令指挥。英军此时已失去确保缅甸之意志与信心，企图利用中国军队对日作战，以争取时间加强印度之防务，并掩护其驻缅英军撤向印度。缅甸英军总司令亚历山人对中英在缅部队的部署是：英第2军团位于卑谬及其以北伊洛瓦江两岩地区，担任右翼正面之防御；中军远征军第5军位于东吁（亦称同古、东瓜）及其以北铁路两侧地区，担任中路正面之防御；第6军一部位于茂奇一带，主力位于棠吉、景东地区，掩护第5军左侧背及防止泰军从东面的进攻；第66军位于曼德勒、腊戍间地区，为远征军之机动部队。

    日本在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前，为了切断中国的主要国际通道——滇越路，曾采取了许多政治，外交措施，均未成功；其海军航空部队以河内机场为基地，多次深入至云南上空及轰炸萨尔温江的惠通桥、循公河的功果桥，亦未能封锁住这条路线。因而，在制订南方作战计划时，一方面为了切断滇越路，一方面为了确保侵占的香港、马尼拉、新加坡各重要战略要点及荷属东印度群岛的重要战略资源要地，规定“伺机夺取缅甸南部之航空基地等，并于作战大致告一段落时，只要情况许可，即实施处理缅甸的作战”。

    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当天，其南方军第15军之近卫师团攻人泰国境内，泰国被迫于上午9时30分同意与日本订立军事同盟（12月21日正式签署《日泰同盟条约》和《日泰协同作战纲要》）。次日，日军开人曼谷。由于日军在太平洋地区作战异常顺利，12月中旬，日本大本营即考虑提前进行侵缅作战。12月21日，参谋本部派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将《第15军作战要领》草案送交南方军。其作战目的是：“切断援蒋路线，清除英在缅之势力，占领并确保缅甸要地。”其作战方针是：“军尽速开进毛淡棉附近萨尔温江一线，完成作战准备后，以主力沿毛淡棉——勃固——仰光地区，一举占领仰光。”其作战指寻要领规定：“占领仰光后，尽速占领仁安羌附近油田及曼德勒附近要地，情况许可时，伺机占领阿恰布附近。”并决定再增加2个师团与第15军，以加强其进攻能力。

    1942年2月9日，日军第15军接到南方军令其进攻仰光及曼德勒等地的命令，当即制出作战计划。作战方针是：“军不等后方整备完毕，迅速采取攻势前进，在仰光附近获取作战基地，准备尔后对缅甸中、北部之作战。”

    3月8日，日军攻占仰光。15日，根据南方军的命令，又制订了下一步作战计划：“不等第56、58两师团在仰光登陆，就首先向东吁及卑谬一线开始攻击前进。”第15军司令官为饭田祥二郎，所属部队有第33师团（樱井省三），辖第33步兵团（荒木正二，第213、第214、第215联队）及第33山炮兵、工兵、辎重兵联队；第55师团（竹内宽），辖第55步兵团（崛进富太郎，第112、第143、第144联队）及第55骑兵、山炮兵、工兵、辎重兵联队；第18师团（牟田口廉也），辖第23旅团（佗美浩，第55、第56步兵联队）、第35旅团（川口清健，第114、第124联队）、山炮第18、工兵第12、辎重兵第12联队及骑兵第22大队；第56师团（渡边正夫），辖第56步兵团（坂口静夫，第113、第146、第148联队）、第56搜象兵、野炮兵、工兵、辎重兵联队。

    1942年3月12日，日军15军司令官饭田祥二郎命其第55师团首先开始进攻，令其“击破正面敌人后，迅速向东吁附近前进；在确保该地附近机场的同时……准备向曼德勒方向跃进”。当时，防守东吁的是第5军第200师（附骑兵团，工兵团），3月8日刚接替英缅第1师的防务。戴安澜师长根据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情况，采取“深沟高垒、坊道串通，广设埋伏、多用奇袭，诱敌深入、近距急袭，利用夜暗、短程突击”等战术，以近战、夜战为主，与敌战斗。其兵力部署是：以机动性强、善于设伏奇袭的骑兵团在普尤河两岸阻击日军；以第596团扼守但德宾、奥敦（屋墩）、最贝、尼古察库等前进据点；以工兵团防守南阳机场，防止日军切断退路；以主力利用东吁城垣构筑坚固的据点阵地，力求诱敌进入火网，予以歼灭。

    3月14日，日军第55师团分3路沿公路、铁路及锡当河东岸向北攻击前进。18日下午，其前卫分队与第200师之警戒分队接触。20日，日军第143联队在彪关以北的尼古察库遭到第596团的哨阵地的坚强阻击。这是中国远征军人缅以来第一次与日军正式交锋。激战至21日拂晓，守军北撤，在最贝再次组织阻击后，撤回奥敦阵地。22日，日军第112联队向奥敦阵地进攻，遭守军坚强抗击，攻击受挫。日军自称是人缅以来“第一次与强敌遭遇”，“使指挥陷于混乱和苦战”。激战至24日14时，日军第143联队从奥敦、东吁以西迂回至东吁西北，攻占机场。第596团于当晚放弃奥敦，撤回东吁。25日开始，日军第55师团从西、南、东3个方向全力猛攻东吁，守军依托工事，充分发扬火力，激战至26日晚，日军各联队均遭挫折，不仅毫无进展。而且屡遭反击，伤亡不断增加。日军自称：“攻击力量己达极限”，进攻完全陷于停顿。28日上午，日军增援的炮兵第3联队及第56师团先后到达东吁外围。当日下午15时，日军在其第8飞行队及重炮火力支援下，再度发动猛攻。日军第56师团之搜索联队，由东吁南的瓦济渡过锡当河，沿东岸向北推近，29日先后攻占阿列米扬附近高地利守军在这一带的警戒阵地，于当夜进至东吁桥（东吁东端锡当河上桥梁）前。30日凌晨，经3小时激战，突破桥头阵地，迸出至东吁市区东端。此时，第55师团进攻东吁的战斗仍在激烈进行，但日军仍未能突破守军阵地。由于日军左、右两翼部队均已逼近东吁北端，有切断退路的危险，而且粮弹亦已告罄，难以及时补充，因而，第200师主力在29日深夜撤出东吁，在新编第22师接应下，转移至那达谢（叶达西）阵地。留在市区作战的仅为一部掩护部队。在师主力转移后，亦主动安全地撤离东吁。东吁保卫战是缅甸作战中，中、英军队进行阵地防御战斗坚持时间最长的一次战斗，也是阵地防御战斗实施敌前撤退的一次成功的战例。进攻东吁的日军第55师团在其阵中日记中说：“当面的敌人是重庆军第200师。其战斗意志始终旺盛，尤其是担任撤退掩护任务的部队，直至最后，仍固守阵地拼死抵抗。虽说是敌人，也确实十分英勇，军司令官饭田中将及其部下对其勇敢均表称赞。”

    4月1日，日军第15军令所属各部队“击溃当面之敌后，首先前出乐可、央米丁、仁安羌一线”。4月2日，将军指挥所推进至东吁。3日，制订了《曼德勒会战计划》。其方针是：“军以有力兵团切断腊戍方面敌之退路，以主力沿东吁至曼德勒大道和伊洛瓦底江地区北进，重点保持在右翼。由两翼包围敌之主力，并将其压向曼德勒以西的伊洛瓦底江予以歼灭。尔后，进出至腊戊、八莫、杰沙一线捕歼残敌，同时乘势以有力之一部向怒江（萨尔温江）一线追击。”

    中国远征军第5军新22师，于3月28、29日在东吁西北约16公里之捕仓，以猛烈的攻击阻止住向东吁北方迂回的日军第143联队、掩护第200师安全撤退后，4月1日转移至那达谢东西之线。此后，即采取运动防御，逐次转换阵地，节节抗击敌人，以迟滞其行动，利用空间，争取时间，以掩护主力行动。在日军第55师团进攻下，4月7日转移至斯瓦河北岸、10日转移至谬拉，14日转移至达瓦提，15日再转移至彬马那与基当甘。此后，日军第18师团增援到达，与第55师团共同向北攻击前进。19日，新22师及第96师一部，放弃彬马那。20、21和22日，第96师在耶真以北的642高地和基当甘，与日军第18师团激战3日2夜，沉重打击敌人后、转移至央米丁地区。

    日军第33师团沿伊洛瓦底江东岸北进。4月2日占领卑谬。英军在日军进攻前，于15日放弃仁安羌向北撤退。日军作问部队（步兵第214联队附山炮1个中队）发觉后，迅速突进仁安羌，并切断安仁羌以北的两处公路。退至仁安羌以北的英缅第1师和装甲第7旅，以及退至宾河以南的英第17师，均被日军堵住退路，困于当地。英军总司令亚历山大要求史迪威派军解围。史迪威令刚刚到达皎勃东之新38师往解英军之围。师长孙立人令副师长齐学启率第133团乘汽车直趋稍埠以南，宾河北岸，堵击日军，自率主力渡宾河插入仁安羌北侧围攻日军。16日夜出发，经2日激战，18日克仁安羌，给日军第214联队以歼灭性打击，战场遗尸1200余具，为7000多英缅军解了围，救出被日军俘虏的英军、美国传教士和新闻记者500余人，并把被日军俘获的英军100余辆辎重汽车和1000多头骡马，交还英军。同时，使困于宾河南岸之英第17师脱险。安羌胜利的捷报迅速传遍世界各地，中国远怔军的英勇得到反法斯阵营各界人士的赞扬。英军脱险后，即分由蒙育瓦和甘高退向印度，第38师撤至敏建。

    日军第56师团先遣支队（搜索联队）于4月1日由东吁东进。5日占茂奇后即转锋北上，未遇第6军的有力抗击，于11日占吐昌，20日占朗科（乐可、罗衣考），22日占和榜、东枝，23日遭到第200师的攻击。24日，第200师一度攻人东枝，但日军增援后又被击退。25日，日军袭占旁克吐，直逼腊戍，形势急转直下，日趋严峻。当比蒋介石电告史迪威、罗卓英等，令远征军向中国边境转移，参谋团率战车、炮兵、辎重部队于26日经腊戍撤至云南。第6军各部队亦渡过萨尔温江回到云南。日军于28日攻占昔卜（西保、细胞），29日占领腊戍。尔后，一部继续北上，于5月3日占八莫，8日占密支那；一部东进，占领滇缅路上重要的桥梁惠通桥西端（桥已被中国守军炸毁），完全遮断了中国远征军回国的道路。

    5月1日，英军放弃曼德勒，退加里瓦（公路终点）。15日，毁弃车辆及重装备，越青山撤向印度。中国远征军第5军第200、第96师等由央米丁向密支那方向撤退。行抵昔卜西北，遭日军阻击，戴安澜师长率部力战牺牲，遂毁弃车辆越野人山向怒江撤退。时值雨季，既要突破日军的堵击，摆脱追击，又要穿越渺无人烟的荒山密林，林中毒虫、蚊虫比比皆是，部队缺乏给养，传染病迅速蔓延。历经艰险，付出重大牺牲，方突出重围，于6月间渡过怒江，回到中国。除戴安澜师长外，第96师副师长胡义宾、第288团团长凌则民、第599团团长柳树人、副团长刘杰等亦在作战中牺牲。史迪威、罗卓英率长官部数百人于5月中旬退至印度的英帕尔；第38师和新22师等分别翻越那加山脉，同样历经艰难险阻，备尝饥寒之苦，遭严重损失，于5月下旬和8月初到达印度的英帕尔和列多。

    缅甸之战，日军是在作了周密计划之后实施的，所以进展极为迅速。而中国远证军则是仓促人缅应战，中英既于统一的作战计划、又对地形极不熟悉，致作战始终处于被动地位，广大官兵虽奋勇战斗，仍难免失败。英军损失2万余人，抛弃全部战车、火炮、汽车和辎重，还损失100多架飞机和大批物资。中国远征军损失4万余人，丢失美援物资10余万吨（存于仰光港的），但在东吁、仁安羌等战斗中，给予日军以沉重打击，不仅为英缅军第1师及英军第17师解了围，而且掩护驻缅英军得以安全地撤至印度，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作出贡献。

    日军占领缅甸后，中国和盟国间的陆上交通线中断。虽然开辟了“驼峰航线”，建立了空中交通线，但受飞机数量及地形、气候条件等影响，运输量难以满足战争的需求。从1942年下半年开始，中、英、美之间便进行了反攻缅甸的协商和准备。1943年，英、美在卡萨布兰卡、华盛顿、魁北克会议上决定于本年冬季开始反攻。11月，中英美开罗会议时，蒋介石建议盟军以陆、海军同时由南、北实施反攻。由于英国反对，最后决定中、美、英军由印度攻略缅北，先恢复中印国际交通线。作战主力则为中国军队。预定中国驻印军由印度经胡康河谷向孟积、密支那进攻；中国远证军由云南西渡怒江向腾冲、龙陵进攻，互相策应，歼灭缅北、滇西日军，会师滇缅边境，打通中印公路。

    中国驻印军是以退入印度的中国远征军2个师为基础组建而成，新22师和新38师退至印度时，分别仅剩下3000人和4000人。利用“驼峰航线”运送援华物资返航的飞机，由国内空运人员补充缺额，在兰姆伽营地接受美式装备及训练。1943年1月，改编为中国陆军新编第1军，以郑洞国任军长，辖新22师（廖耀湘）、新38师（孙立人）及炮兵团、战车营、工兵团、汽车兵团等军直属部队，仍归史迪威指挥，当年8月，新编第30师亦飞到集训，归隶新1军建制。1944年4月，第14、第50师从国内飞抵印度，加入中国驻印军战斗序列。

    中印公路是由印度的莱多（雷多、列多），经野人山区、胡冈（胡康）河谷、密支那至八莫，与滇缅路衔接。1943年2月间，中国工兵第10、第15团和美国第45工兵团、第823航空技术大队，开始共同修筑中印公路。10月初，公路己接近印缅边境，10月10日，史迪威命新38师派1个步兵团前出至塔奈河（大龙河）之线，以掩护公路及欣贝延（新平洋、新背洋）机场之修筑。10月下旬，新38师第112团占领欣贝延，尔后向辛隆嘎、于邦进攻。当时，守备这一地区的是日军第18师团第56联队第2大队第6中队。以1个小队守辛隆嘎，主力守于邦。第112团第3营迅速攻占辛隆嘎。但第1营在于邦却遭到日军的顽强抵抗。

    日军第56联队及山炮第2大队赶来增援，将第1营包围于于邦附近。该营在日军猛烈围攻下，坚持36天，直至12月下旬第114团来援，才击破日军的包围，歼敌200余人，占领了于邦。这次作战虽系局部性小规模战斗，但因是反攻缅甸的第1次战斗，在序战中即能一举击败号称精锐的日军第18师团部队，对树立官兵胜利的信心起到积极作用。1994年初，中印公路通车至欣贝延、新38师及新22师第65团到达，史迪咸即令第65团在右、第38师在左，分别向德罗（大洛）、达邦加（大白家）进攻，第65团经丛山密林进入德罗平原，击歼日军第55联队第3大队（冈田大队）后，于1月27日攻占德罗。

    新38师击败日军第55联队主力后，于2月1日攻占达邦加。日军第18师团主力退至迈昆（孟关）附近。此时，新22师全部到达。史迪威当即令新38、新22师并列，继续向迈昆进攻。新22师主力由正面向迈昆攻击前进，其第66团第1营，配属战车第1营，向迈昆西侧迂回，攻敌后方。新38师主力继续肃清塔奈河北岸残余日军据点，以第113团渡河南下，向迈昆东南后方迂回。3月5日，新22师经激战攻克迈昆，日军第18师团主力退向瓦鲁班。此时，调归史迪威指挥的美军第5307混成团（弗兰克梅利尔准将，3个营，3000人，代号“加拉哈德”），已经投入战斗，与新22师第113团共同行动，深人至瓦鲁班（瓦拉本）附近，当即发起进攻，新22师主力亦由迈昆跟踪追击。

    3月9日，日军突围退入坚布山区。此次战斗，击毙日军第18师团作战主任参谋官以下1000余人，缴获第18师团关防。此后，中国驻印军乘胜追击，3月15日，新22师攻占丁高瑟坎。至此，胡冈河谷日军全被肃清。在中国驻印军进攻日军第18师团期间，英印军第3师（温盖特少将，远程突击部队，约10000人，代号“钦迪特”）由3月5日起，以约700架次的运输机、滑翔机空运至缅甸，降落在莫宁（孟养）、杰沙铁路两侧地区，并修建机场，遮断了第18师团的后方补给线，开辟了一个靠空中补给的敌后作战基地。

    1944年4月间，缅甸日军已增加至10个师团。其指挥系统为：缅甸方面军（司令官河边正三），下辖第15军（牟田口廉也，第15、第31、第33师团）、第33军（本多政才，第18、第56、第53师团）、第28军（樱井省三，第2、第54、第55、第49师团）及独立混成第24旅团。第15军用以进攻印度的英帕尔地区，第28军防守缅甸西南部及孟加拉湾沿岸地区。

    4月初，中国驻印军以新22师及新38师向莫岗（孟拱）进攻，以新30师第88团、第50师第150团、重炮1连与美军2个营合编为突击队，向密支那进攻。新22师沿公路南下，新38师由公路以东南下，沿途受到日军的节节抵抗。激战至月底，新22师迸至加迈以北的马拉高地区，新38师攻破瓦拉。时日军第2师团增援部队到达。史迪威重新部署，令新22师主力配属第50师第149团由正面进攻；令新38师第112团向加迈以南迂回，以切断加迈与莫岗的联系；再以新22师第65团由公路以西迂回。经激烈战斗，至6月16日，终于攻克加迈，日军第18师团再次败退，仅余1000余人，有不少中队仅剩10余人。18日包围莫冈，日军增援之第53师团一部，固守抗击。20日，驻印军发起急攻，激战至23日，突破日军阵地，进入市区，再巷战2日，击歼援军约500人，方完全占领该地。进攻密友那之新30师等联合突击队，经库芒山区，辟道行进，5月15日到达密支那附近，以突袭攻占机场。史迫威自率新30师主力、第14师一部及新22师一部，空运增援。17日开始攻击市区。日军第18师团第114联队及第56师团第56步兵团之1个大队，依托既设之坚强工事，拼死抵抗。进攻2月余，至8月3日，守军大部被歼。第56步兵团长水上原藏少将命第114联队长丸山率残部800余人向八莫突围，自己自杀。中国驻印军及美国加拉哈德团完全占领密支那。攻克密支那的捷报使东南亚战区盟军最高指挥官蒙巴顿中将大为震惊。他和英军许多高级将领都认为密支那难以攻破。他刚刚向其上级断言：占领密支那及北缅地区，绝非易争，必须投入更多的兵团。史迪威以中国驻印军和1个团的美军攻克密支那，使其禁哑口无言。邱吉尔致电蒙巴顿质问：“对突然占领密支那一事，是否料及？”蒙巴顿无言以对。

    1944年10月，驻印军己改编为新1、新6军，由密支那和加迈分两路向八莫前进，八莫日军为第2师团搜索联队、第16联第第2大队及野炮、山炮中队等。11月中旬，新1军开始进攻，至12月15日，攻占八莫，残余日军突围逃住南坎。攻占八莫之前，新1军以新30师向南坎迂回，12月9日，与由南坎增援的山崎支队（第55联队及第56师团的1个大队等）遭遇，双方战斗至15日，均无进展。日军得知八莫失守后，即退回南坎。12月底，新1军又攻克南坎。新6军新22师于11月5日渡过伊洛瓦底江，击败日军第16联队一部，于7日占领瑞保，31日攻占当瓜。这时，史迪咸已奉调回国，魏德曼继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索尔登继任中国驻印军总指挥。新6军（欠第50师）奉令空运返国，其第50师留归指挥部直辖。

    中国驻印军为迅速打通中印公路，以新30师继续追击日军，以新38师进攻芒友（穆塞）。1945年1月21日，新38师攻占芒友西南各据点，与中国远征军第116师取得联系，击败日军第56师团残部后，于27日攻占芒友，与远征军会师。中印公路全线打通。尔后，逐次肃清附近残余日军各据点，至3月8日，攻占腊戍，南茂坎（南巴卡）、昔卜等地区日军全被击退或歼灭。30日，第50师与英军第36师会师皎梅（乔梅）。至此，反攻缅北之战结束。中国驻印军陆续回国。

    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后，除新22师和新38师退入印度外，大部退回云南，与日军隔怒江对峙。后在楚雄重建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对部队进行整训，并陆续增加兵力。至1943年10月，已有16个师。卫立煌任司令长官。所属部队为：第20集团军（霍揆章），辖第53军（周福成，第116、第130师）、第54军（阙汉春，第36、第198师）；第11集团军（宋希濂），辖第71军（钟彬，第87、第88、新28师）、第2军（王凌云，第76、第9、新33师）、第6军（黄杰，预2师、新39师），长官部直属第8军（何绍周，荣1师、第82、第103师），炮兵部队（炮兵第7、第10、第21团，重迫击炮第2团及高射炮第49、第41团各一部），独立工兵第1团等。1944年5月，为策应中国驻印军、打通中印公路，开始发动滇西反攻。

    5月11日，新39师首先由惠仁桥附近渡过怒江。随后，第20集团军其他各师亦先后渡过怒江，向当面日军进攻。14日，第36师越过高黎贡山，前出至瓦甸、江苴街以东之线，22日，远征军其他各部队亦开始相继渡江，加入战斗。第20集团军配属预2师为右集团军，向腾冲进攻；第11集团军为左集团军（欠预2师），向龙陵，芒市进攻，第20集团军于7月初包围腾冲，经2月战斗，9月7日突破城垣，14日完全收复该城。第11集团军于8月中旬攻占尤陵外围各要点，开始围攻该城。日军鉴于其第15军进攻印度英帕尔失败，在胡当河谷的战斗亦节节失利，遂决定对胡当方面中国驻印军取守势，而对滇西方面中国远征军实施反击，以第2师团和第49师团各一部增援滇西日第33军。9月5日，日军第2师团和第56师团由芒市方向开始反攻，企图解尤陵之围。第71军主力与荣1师在龙陵以东血战1周，经调第9师增援，方稳住战局。9月中旬，第200师由昆明来援，第36师由腾冲南下，协同荣1师夹击日军，苦战3日夜，将日军击退。日军留其第56师团于龙陵、芒市，企图长期固守。但在第11集团军的猛攻下，日军于11月2日退走。3日收复龙陵，接着，11月20日克芒市，12月1日占遮放。12月26日，第11集团军围攻畹町，激战25日夜，多次击退日军的反击，于1945年1月19日收复畹町，分途继续追击日军，27日与中国驻印军在芒友会师。日军被全部逐出滇西，中印公路完全打通，反攻滇西之战结束。

    缅北及滇西之战，据日军战后统计，不含其第15军和第28军，仅第33军和缅甸方面军直属各师团与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进行战斗的各部队（包括缅北与英军、美军作战），即战死101301人，占其编制人数的一半，尚不包括负伤人数。

    反攻缅北之战，是由中国军队发起并取得成功的第一次战略件会战。不仅对中国是空前的，对盟军亚州大陆的作战也是如此。它揭开了盟军在亚州胜利反攻的序幕，是整个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日军原在缅甸仅有5个师团，反攻开始前后。南方军总部从南洋调来3个师团，至1944年底，已增至10个师团。当日军在太平洋战场陷于苦战，急需援兵之际，缅北作战紧张进行，无兵可调，使南方军总部束手无策。中印公路的打通，使中国军队急需的武器弹药，源源输入。开通的9个月中，有25783辆汽车经此开柱中国。由于密支那的收复，盟军得到一条较为安全的空中通路，不必再绕道飞行“驼峰航线”，致空运量大增。新建成的输油管道，使每月输入油量达万吨以上。

 第十七章 常德会战

    1943年春季以来，为打通中印公路，中国军队在缅甸发动反攻。为此，陆续从四川、江西等地抽调兵力，转用于滇、缅。

    日中国派遣军8月28日制订的本年度秋季以后作战指导大纲规定：为了打击第六战区的主力部队，以动摇中国继续抗战的决心和对向云南、缅甸地区调动的中国队进行牵制，令驻防武汉地区的战略机动兵团第11军派出5个师团的兵力，向常德地区进攻。

    由于第11军兵力不足，中国派遣军从驻防沪宁地区的第13军中，抽安庆的第116师团和徐州的第65师团的3个大队，归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指挥，从9月末开始，向湖北沙市、石首间长江北岸一带集中部队。参加常德会战的日军有：第3师团（山本山男），第13师团（赤鹿理）、第39师团（澄田崃四郎）、第68师团（佐久间为人，配属第40师团步兵第234联队），第116师团（岩永汪、配属独立山炮第2联队）、第52旅团（古贺龙太郎，由第58师团调来）、步兵第216联队（由第34师团调来）及柄田支队（由第65师团调来之3个步兵大队）。总兵力近10万人。并配属有陆军航空兵第3飞行师团第44侦察战队，另外，第3飞行师团之第25，第90、第16战队亦进行支援。共有飞机100余架。

    日军第11军进攻常德的计划，分为2个步骤实施。

    第一步，预定10月31日渡过长江。11月2日，5个师团并列攻击前进。将第10集团军和第29集团军等压迫至渔阳关以西之山区后，向沣水北岸转进，从左向右，第68师团进至南县、安乡地区，第116师团进至沣县以东地区，第3师团进至沣县以西地区，第13师团及第216联队进至慈利地区，第39师团在宜都及其西南的渔阳河东岸及仁和至河口一线占领阵地，阻止第六战区的部队东进、保障进攻常德之4个师团的后方安全。

    第二步，进攻各师团渡过沣水后，右翼的第6师团和左翼的第3、第13师团，分由常德以东、以西向常德南方迂回包围，然后，中路的第116师团直接进攻常德。其具体部署是：第68师团由南县的三仙湖一带渡过洞庭湖，进至常德东南的汉寿、德山，阻止由南方来援之中国军队；第13师团由慈利附近渡过沣水后，进至慈利以南黄石镇、理公港之线，阻止由西方来援之中国军队；第3师团由石门地区渡过沣水后，迅速南下，进至桃园，控制沅水两岸，阻止由南方来援之中国军队和切断常德守军的南退通路；第116师团由沣县东西地区渡过沣水后，沿公路经临沣至常德城郊，尔后攻占常德。

    第六战区对日军进攻常德的企图，事先己有觉察。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决心诱日军主力于沣水及沉江两岸后，依正面抵抗及外翼之向心攻击，将其压迫于洞庭湖畔而歼灭之。其兵力部署是：以第29集团军一部对华容、藕池口间日军；第10集团军一部对藕池口、宜都间日军持久抵抗，消耗敌人，以主力向淬水及沅江两岸集中，准备邀击日军。

    参加常德会战的第六战区部队有：第29集团军（王缵绪），辖第44军（王泽浚，3个师）、第73军（汪之斌，3个师）；第10集团军（王敬久），辖第79军（王甲本，3个师）、第66军（方靖，2个师），第26集团军（周曾），辖第75军（柳际明，3个师）、第32军（宋肯堂，2个师）；第33集团军（冯治安），辖第59军（刘振三，3个师）、第79军（何基沣，3个师）；江防军（吴奇伟），辖第8军（罗广文，3个师）、第86军（朱鼎卿，1个师）；王耀武兵团，辖第74军（王耀武，3个师）、第100军（施中诚，2个师）。会战过程中，第九战区（薛岳）又有2个兵团投入：李玉堂兵团，辖第99军（梁汉明，3个师）、第10军（方先觉，3个师）；欧震兵团，辖第58军（鲁道源，2个师）、第72军（傅翼，2个师）及暂编第7师。共计42个师，但其中有一部分虽在会战部队战斗序列之内，实际上并未投入使用。真正参加会战的约有30个师的兵力，并20余万人。另有中国空军第2、第4、第11大队，中美混合团及美军第14航空队进行支援，共有飞机约200架。

    1943年11月2日傍晚，日军第一线各师团分别由弥陀寺至华容间地区开始进攻。第39师团4日拂晓渡松滋河时，曾遭到守军的坚强抗击。5日攻占松滋。当日晚进到茶元寺时，遭守军第66军猛烈反击，伤亡甚大。7日后，推进至渔洋河东岸，配置于渔洋关以南育儿山至枝江一线，构筑阵地，改为守势，以掩护进攻常德各部队之后方。第13师团4日渡过松滋河后，南下途中，在街河市曾遇到守军的抵抗。6日进至暖水街，在附近的蒋家坪、芭蕉溪地区，遭守军第79军强烈反击。激战至12日，推进至刻木寺地区，作第二步作战之准备。第3师团4日攻占公安，6日进至王家场、和尚恫地区时，亦遭到守军第79军强烈阻击，攻势稍挫。第116师团5日进至达泥湖以南的三汉脑时，遭守军阻击，进展迟缓。9日晚，与守军第44军激战后占领津市。11日下午，到达淬县以北地区，即停止作第二步作战之准备。第68师团2日夜渡过九都大河。3日攻占南乡，进至安乡附近时，守军第44军的部队不战撤走。6日占领安乡，即在该地作第二步作战之准备。

    日军稍事整顿，从11月13日开始，按第二步作战计划向常德进攻。此时，第六战区的部队亦已加强防守和反击的准备。日军右翼第13、第3师团，齐头并进，进攻石门。守军第73军依托工事，坚守阵地。血战3日，该军伤亡达半，其暂5师师长彭士量阵亡，被迫向慈利以西转移。日军于15日占领石门，第13师团向慈利追击，第3师团迅速南进，击退沿途的阻击，于11月21日迂回至常德西南的桃园一带，控制了沅江两岸。日军左翼第68师团，由安乡以南下鱼口乘船，在洞庭湖赤山岛北部上岸，于11月22日攻占汉寿，日军中路第116师团，以主力进攻沣县，一部由沣县西的合口渡过沣水，迂回至沣县以南进攻临沣。18日攻占临沣。19日沣县亦失守。在沣县战斗中，守军第44军全力抗击，战斗极为激烈，部队伤亡惨重，第150师师长许国璋阵亡，被迫南撤。

    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决定在常德附近围歼进攻的日军，命第74军第57师固守常德，第44军固守太阳山、太浮山、盘龙桥；令第100、第74军主力，由桃园西北地区亘慈利间向日军右侧背包围攻击。通过军事委员会另内第九战区抽调第10军及第58、第72军之各一部，逐次向常德增援。另令第18军由三斗坪向津市，沣县进出，进攻日军的后方。第57师兵力约1.3万人，师长余程万防守常德的部署是：所属第169、第170、第171团，分别防守城北、城西和城东。其防御体系是，在城郊利用水濠、障碍物筑成有一定纵深的阵地，在日军可能通过的道路和可能利用的地形之处，均埋设大量地雷，城内则堵塞街道，利用民房组成交义火网，并打通墙壁，沟通各防御工事间的联系。

    11月21日晚，日军第116师团经激战后攻占沅江北岸的陬市，22日进至常德以北五里岗一带，击退守军警戒分队后，占领黄土山。此时，日军第3师团已在慈利东南漆家河击退由长沙来援的第100军的部队，进至常德以南的木马山、甘家坪一带集结。23日，日军第116师团由黄土山向常德进攻，遭到第69团坚强抗击。在猛烈、密集的炮人和中国空军的火力击下，日军伤亡很大，并无进展。当晚，其第109联队长布上照中炮阵亡。日军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感到常德防守坚强，以第116帅团单独兵力难以突破守军阵地，决定改变计划，增加兵力，由军直接指挥攻城。冷第116师团从北、西两面进攻，第3师团一部由南面进攻，第68师团一部由东面进攻。调整部署后，预定25日发起总攻。

    11月25日，日军在20余架飞机支援下，由四面围攻常德。城西战斗最为激烈，第170团先后有3位营长牺牲，日军第3师团第6联队长中烟护一在城南被中国空军飞机的机枪击中阵亡。日军连续猛攻3日夜，城内外形成火海，尸骸枕籍，守军仍然英勇奋战。28日凌晨，日军第116师团一部突人城内。29日，西、北、东门的日军均突人城中，遂展开惨烈巷战。守军与日军逐屋争夺，伤兵皆裹伤继续战斗。血战至12月2日，第57师仅存500余人，仍固守城西南隅数据点艰苦抗击。在此期间，常德外围第六战区第18、第79、第73、第44、第74、第100军以反包围之态势，向日军第13、第3师团进攻。第73军于24日收复兹利，第100军于27日收复桃园。

    第九战区增援常德的部队最早到达的是由衡山来援的方先觉之第10军。遵照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26日的指示，由右向左，按第190师、第3师、预备10师的顺序，并列向德山东西之线前进。日军第68师团和第3师团分由汉寿和常德城南向第10军进攻。27日，在益家冲东西之线遭遇，展开激烈战斗。29日，方先觉令第3师留第8团牵制当面日军，师主力由日军间隙突击德山，增援常德。30日夜，第3师攻占德山，日军多次反击，均被击退。12月1日，留第9团守德山，第7团钻隙挺进，突至常德汽车南站，因无船只，未能渡沉水与第57师会台，被日军包围，伤亡殆尽，仅少数人突围返回。第190师被日军第68师团阻止于益家冲以东地区，无法增援第3师。预备10师在益家冲与日军第3师团苦战，师长孙明瑾阵亡，副帅长重伤，至1日夜，全师仅存600余人。12月2日夜，常德城内守军第169团团长柴意新主动要求率部死守，以掩护师长突围。余程万率100亲人于3日未明突围而出，柴意新团长等于当日上午全部战死，常德失守，当日晚，困守德山的第190帅及其第9团已大部伤亡，团长张惠民亦已阵亡。师长周庆祥率残部于5日由德山突围。同日，由第九战区来援的第58、第72军及暂7师等陆续来到，由欧震指挥，开始反攻。8日晚，收复德山，肃清沉水南岸日军。

    12月3日日军占领常德后，第11军于6日接到中国派遣军的电令；“适时放弃常德，部队撤返原驻地。”12月11日晚，日军开始从常德撤退。12日夜，当其退至淬水北岸时，日本大本营“为了将来打通大陆交通线”，认为“以确保常德地区为有利”，令中国派遣军不要撤迟。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佃俊六当即令第11军准备重新进攻常德。但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认为部队已在严冬中作战月余，因受中国军队的有力抗击，部队平均已减员18％以上，目前第六、第九战区的部队战斗意志仍极旺盛，一直在主动寻找日军作战；而且从武汉至常德的兵站补给线太长，必将受到袭扰，部队恐难以保证供给，因而提出希望“停止这次作战，等明春作好准备后再开始”进攻。后又当面向中国派遣军参谋长汇报，“要确保沣水一线，至少需增加3个师团”。几经周折，最后，大本营同意撤军。12月18日，日军第11军各师团从沣水北岸地区开始向原驻地撤退。常德会战结束。

    此次会战，日军第11军统计，共伤亡4251人，内军官332人。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12月18日日记记载为，“因敌坚固防守，致我军遭受很大损失，作战总兵力约为5万人，减员率达1万人”。中国军令部记述杀伤日军约2万人，中国军队伤亡约3万余人。日军第11军统计，中国军队被俘人员为14025人。

 第十八章 豫桂湘会战

    1943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转折的一年，盟军已开始进行反攻。

    欧洲战场方面，苏联已收复大部被德军占领的国土；墨索里尼法西斯政权垮台，意大利投降并对德宣战。太平洋战场方面，美军已在布干维尔、新下列颠等岛登陆，基本上掌握了制空、制海仅，正向东南亚进行反攻。

    中国战场方面，中国空军和在华美国空军都有所加强，大陆制空权己转移到中国方面；以桂林、柳州、衡阳、遂川等基地，不断对东海及长江的日军舰船进行攻击。特别是11月25日，中美空军空袭台湾新竹机场，对日本威胁极大。

    日本大本营认为，美军正在太平洋节节进攻，“万一海上正面发生问题，对在南方的50万军队不能坐视不救”，“无论如何也必须考虑确保中国大陆和南方的联系”。因而，决定在1944年发动一次贯通中国南北、联接南佯交通线的大规模进攻。并为此与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协商。畑俊六在其1944年12月3日的日记中记载：“船只遭受损失越来越严重，如不采取对策，将对作战带来障碍。为此，中央提出打通粤汉路，与法属印度支那联系起来，以确保与南方的交通的意见，要求派遣军对打通粤汉的作战进行研究，但这需要从满洲和国内抽调所需的兵力。”当时，大本营组织这次会战的目的是：“打通粤汉、湘桂以及京汉铁路南部，实现与南方地区的铁路联络，同时摧毁铁路沿线重要地点上的敌航空基地，以阻止在华美军空袭我本土。消灭上述敌航空基地，也包括华东南的基地，以制止敌人对我航行于中国东海上船只的破坏活动，”

    1944年初，中美空军活动加强，仅1月上旬即空袭日军12次。1月14日空袭台湾的高雄、盐水等地。特别是1月4日，美陆军航空部长亨利·阿诺德发表消息，说今后15个月内将生产飞机14500架，年内即可将“B29”超级重轰炸机用于第一线，轰炸日本本土重要工业区及军事设施，以削弱日陆海空军的抵抗力。当时，能对日本本土进行大规模空袭，主要靠中国基地。这引起日本统治集团的震惊。按照陆军大臣东条英机的意见，将会战目的改为“以摧毁中国西南要地各飞机场，以保障本土及中国东海的安全力第一目的，打通大陆交通线，以便在海上与南方交通切断后，仍可经大陆运输南方的物资，以加强战斗力为第二目的”。同时决定取消从中国战场抽调5个精锐师团赴太平洋战场以及集结另外5个师团的命令，并从关东军抽调大量部队投入这次会战。

    1月24日，经日本天皇批准。25日，大本营下达“大陆命第921号”作战命令“大陆指第1810号”指示，同时颁发作战纲要。

    中国派遣军根据大本营的命令及纲要，于3月10日制订出作战计划。

    其作战目的是：“击败敌军，占领并确保湘桂。粤汉及京汉铁路南部沿线要冲，以摧毁敌空军之主要基地，制止敌军空袭帝国本土及破坏海上交通等企图，同时摧毁重庆政权继续抗战之意图。”

    其作战方针是：“派遣军于1944年春夏季节，先由华北，继由武汉及华南，分别发动进攻……1945年1月、2月份，攻占南宁附近，将桂林至谅山通道打通并确保之。”

    其作战指导的主要内容是：一、京汉作战，4月下旬，华北方面军发动攻势，击破第一战区部队，占领并确保京汉铁路南部各要冲；第11军及第13军各一部，策应支援华北方面军的作战；作战期限预定一个半月。二、湘桂作战，6月初和7月底，第11军和第23军先后分别发动攻势，占领并确保粤汉铁路北部沿线要地和湘桂铁路沿线及西江沿岸要地，进而占领并确保粤汉铁路南部要地，预定主要作战期限为5个月；根据情况尽快对遂川及南雄附近飞机场群发动摧毁作战；1945年1、2月前后，第23军攻占南宁，打通并确保桂林至谅山通道，南方军将由谅山方面予以策应。

    日华北方面军于3月31日遵照其大本营所下达的战斗序列，重组第12军，以担负打通平汉路南段的作战任务，其编成为：军司令官为内山英太郎，所属部队有第37师团（长野佑一郎）、第62师团（本乡义夫）、第110师团（林芳太郎），第27师团（竹下义睛）、战车第3师团（山路秀南）、独立混成第7旅团（多贺哲四郎）、独立步兵第9旅团（长岭喜一）、骑兵第4旅团（藤田茂）。军直辖部队有野战重炮兵1个联队，野炮、山炮、高射炮各1个大队，工兵2个联队又2个大队，独立步兵3个大队。另有第2飞行团协同作战。这时，日军各师团的编制已改为3联队制，每师团定额14205人、军马2908匹、汽车113台，总计兵力14.8万人，军马33000匹、火炮269门，战车219辆、汽车6100辆，支援飞机168架。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中国国民政府战略方针的基本精神是：“力求以连续局部攻势，牵制日军于中国大陆，并以精锐部队人缅，协力盟军作战，以求盟邦之共同胜利。”但事实上，虽然也曾发动过局部攻势，但最根本的指导思想是保存实力，等待盟军基本上击败日本后，再实施所谓反攻，获取“共同胜利”。由于这种消极思想的影响，在国内作战的政府军队，特别是中央谪系部队，不少单位的战斗力严重下降。1943年盟军开始反攻，日本在太平洋战场连续失利。军事委员会对日本为加强战略防御而发动一场大规模进攻的可能性，完全没有估计到。在日本大本营和侵华日军调兵遣将，积极进行“1号作战”的准备时，蒋介石正以第8054号手令命军委会拟制“对于黄河南北两岩，及长江南岸之总反攻计划”。

    1943年11月4日和1944年3月7日的《国民总反攻作战寻计划大纲》甲、乙两案规定：“依全般态势之变化，倭寇有总崩溃之征兆时”，“各战区应不夫好机，同时反攻”。丝毫没有防御日军大规模进攻之准备。平汉路南段，属第一战区，战区司令长官为蒋鼎文，副长官为汤恩伯，所属部队有：第15集团军（何柱国），辖骑兵第2军（廖运泽，骑3师、暂14师）、骑8师、暂1、暂2、暂3旅；第19集团军（陈大庆），辖暂9军（霍守义，第111、第112师、暂30师）；第28集团军（李仙州），辖第85军（吴绍周，预11师、第110、第23师）、第89军（顾锡元，第20师、新1师）、暂15军（刘昌发，暂27师、新29师）；第31集团军（王仲廉），辖第12军（贺粹之，第22、第29师、暂55师）、第13军（石觉，第4、第81、第117师）、第29军（马励武，第90、第193师、暂16师），第78军（赖汝雄、新42、第43师、第441师），以上部队均属副长官汤恩伯指挥。还有第4集团军（孙蔚如），辖第38军（张耀明，第17师、新35师）、第96军（李兴中，第177师、新14师）；第14集团军（刘思藏），辖第15军（武庭麟，第64、第65师）；刘勘兵团，辖暂4军（谢辅三，第47师、暂4师）、第9军（韩锡候、第54师，新24师）；第36集团军（李家鲸），辖第47军（李宗阳，第104、第178师）；第39集团军（高树勋），辖新8军（胡泊翰，新6师、暂29师）、第14军（余锦源，第83、第85、第94师）。总计42个师又3个旅，总兵力约40余万人。

    会战开始前，第一战区防御部署是：第4集团军位于郑州以西，汜水，巩县、黑石关一带，向北防守黄河南岸至郑州铁桥一线阵地；第28集团军及第78军位于郑州黄河铁桥两侧及以东至新郑铁路两侧，防守至黄泛区西缘的鄢陵、扶沟一带阵地；第31集团军位于许昌、漯河以西，嵩山以南临汝、郊县、宝丰、舞阳地区，为机动兵团；第15军位于战区长官部所在地洛阳外围；第14军第94师防守洛阳城，黄河南岸郑州铁桥两侧之阮庄、韩洞至以西霸王城附近之鸿沟山区，有日军2个大队，是1941年策应长沙会战攻占郑州后撤回北岸时留下的。2年多以来，第一战区竟未能将这个只有2个大队的桥头堡阵地夺回来。

    日华北方面军的作战设想是：“作战分两阶段进行，首先突破正面敌军阵地，将主力集结于黄河南岸，尔后佯作沿京汉线南下，以郑城为轴心，使主力向西迂回，围歼第一战区敌军，特别是汤恩伯军。作战目标为洛阳，根据情况亦可在许昌附近向西迂回。在此期间，以一部兵力打京汉线，与武汉地区连接起来。”日军第12军考虑桥头堡正面第一战区防守力量较强，因而决定以一部兵力先由开封方面西渡黄泛区，进攻郑州、新郑，进至正面守军后方，军主力再从桥头堡方面发动进攻，以形成夹击形势。1944年4月17日夜，日军第37师团及独立混成第7旅团，分由中牟东、西5处强渡黄泛区，击退守军暂27帅后，继续西进。其第227联队第1大队于19日凌晨前出至郑州，利用长梯、攀绳，在火力掩护下登上城墙，因兵力太少，未敢下城，仅占据一段城墙。但守军第85军和第78军各一部，全部撤走，郑州为日军1个大队占领。第37师团第225联队在击退守军新29帅后，于19日晚占领郭店。独立混成第7旅团未遇抵抗，于21日凌晨到达新郑，拂晓开始攻城，8时攻入城内。守军新29、新42师的部队撤走，日军占领新郑。

    日军第12军主力之第110师团及第62师团进攻开始前数日，即已通过郑州铁桥，分别进至霸王城和铁路两侧桥头堡阵地内。第110师团于4月19日晨开始进攻，10时许，突破守军阵地；第62帅团于19日晚开始进攻，22时许，突破守军阵地。激战至20日上午，守军第85军向西南山区撤退。21日荥阳失守，23日密县失守，24日长葛失守。此时，守军第28集团军退守鄢陵、许昌，第4集团军扼守马驹岭、虎牢关，第89军防守郾城、遂平，第78军防守舞阳，叶县、襄城一带。第31集团军控制于登封、禹县、鲁山间地区。日军战车第3师团、第27师团及骑兵第4旅团，先后通过郑州铁桥，进至郑州地区。稍事准备后，于30日开始进攻许昌。许昌守军为暂15军新29师及暂27师一部。日军第12军令第62师团进出至许昌西南地区，切断守军向西南山区撤退和由西南增援许昌的通路。令第37师团从北、西、南3个方向攻城，令独立混成第7旅团从东面攻城，令战车第3师团以一部协同第7旅团作战，将第27师团控制于许昌以北机动。29日夜，第62师团首先行动，迅速攻占第20师防守之颖河两岸阵地，掩护其他部队进入攻击出发地位。

    4月30日拂晓。在炮兵及航空兵人力支援下，攻击开始。守军依托工事顽强抗击，日军伤亡甚众。激战至17时30分左右，第37师团第225联队及战车第3师团第13联队，分别由许昌西城和南城突入城内。守军当夜于城东北角突围，5月1日上午，日军占领许昌。当日9时，日军第12军司令官内山英太郎于新郑下令，命军主力从平汉路向西进行右回旋，围歼在登封一带的第一战区主力汤恩伯集团，第37师团以一部归第27师团指挥，继续南下，进攻郾域。俟与武汉北上接应的部队会合后，第27师团即转隶第11军。第237师团及第37师团第227联队（配属1个步兵大队、1个山炮中队）于5月）日夜由许昌南进，5月5日拂晓开始进攻。当日下午，分别攻占漯河和郾域。守军第89军新1师向东撤走。武汉地区日军第11军根据中国派遣军的命令，在日军第12军占领许昌时，派独立步兵第11旅团长官下文雄率其7个大队，于5月1日夜由信阳北上，2日至明港，3日拂晓至新安店。由于防守确山一带的第五战区第68军部队不战而走，日军第11旅团于当日占领确山。日军第27师团先头部队仅受轻微抵抗，即于5月7日占领遂平，9日进至确山，与第11军第11旅团会合。平汉路南段被日军打通。当日军第12军南进时，驻于上海地区的日军第13军奉中国派遣军之命，派第65师团长太田米雄率第71旅团和第64师团第69旅团，于4月25日开始，由风台，正阳关向颖上、阜阳进攻，以牵制位于平汉路以东的第15、第19集团军，策应第12军的作战。太田米雄恐孤军深入被歼，在27日占领颖上后，即缓慢前进，至5月6日，9天时间仅前进约30公里。当日军第27师团占领遂平，平汉路基本打通时，太田米雄于5月8日率所部返回原防。

    5月2日，日军第12军主力开始。对登封地区之汤恩伯集团进行包围。第110师团向登封、第62师团向禹城进攻，战车第3师团、骑兵第4旅团及第37师团主力向郏县，临汝突进，独立第7旅向襄城进攻。汤恩伯集团各部队战斗至5月4日，禹城、郏县于3日失守，襄城、临汝于4日失守。日军战车第3师团之机动步兵第3联队及战车第13联队一部，已突进至洛阳南方的龙门附近。汤恩伯集团遂于5日向伏牛山区撤退。

    为了策应第12军作战，华北方面军令第1军派第69师团长三浦忠次郎率其第59旅团5个步兵大队及独立混成第3旅团的3个大队，于5月9日夜由垣曲渡黄河，攻略渑池，以阻止第八战区部队东援，为加强进攻洛阳的力量，还调防守北平的第63师团长野副昌德率所属步兵第67旅团及3个独立步兵大队赶至郑州，指挥独立第9旅团及第12野战补充队参加进攻洛阳。5月10日，冈村宁次下达命令、令“第12军以一部兵力歼灭临汝西南和嵩县方面的重庆军，同时以主力迅速向宜阳、新安挺进，进入洛阳西方；第1军应迅速向洛阳方面推进；第63师团击溃洛阳以北重庆军后，向新安挺进。以上东、西、南互相呼应，围歼第一战区军，进而攻占洛阳”。

    日军第1军于11日攻占英豪车站，12日占渑地。守军第47军撤向卢氏。宜阳地区的刘勘兵团在日军围攻下，亦于13日向西南撤退。在日军第12军实施追击时，华北方面军于14日令第63师团进攻洛阳。5月18日晚，第63师团开始进攻。虽有大量炮兵和飞机的火力支援，但在守军坚强抗击下，激战至19日上午，仍无进展。当日中午，又增派战车第13联队和第110师团2个大队投入战斗，依然毫无进展，而且伤亡甚大。冈村宁次决定令第12军指挥第63师团全力进攻洛阳。24日13时，日军发起总攻。守军弹药殆尽，艰苦支持至22时，日军战车已突入城内，遂由东南角徒涉洛阳河突围撤走。25日洛阳失守。豫南会战基本结束。虽然汤恩伯集团撤退迅速，未被口军围歼，致日军的战役企图未能全部实现，但以数十万之众，据经营数年之久的国防阵地，仅作战30余天即丧失城市38座，损失兵力十余万，使日军轻而易早地打通了平汉路南段，不能不说是抗战意志衰退和保存实力思想造成的恶果。

    1944年春，武汉地区日军第11军共有8个师团、1个旅团。为了进行长沙、衡阳会战以打通粤汉路北段，日本大本营除将参加豫南会战的关东军第27师团、战车第3联队和炮兵4个大队转隶第11军外，还为其组建了第1、第2、第5、第9、第10、第11野战补充队（相当旅团）；日中国派遣军又将第64师团和独立步兵第5、第7、第11、第12旅团调至武汉。1944年5月9日，将留于武汉守备的第39师团、独立混成第17旅团及独立步兵第5、第7、第11、第12旅团等部队编为武汉防卫军。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率8个多师团及配属的炮兵、战车部队共36.2万人、军马6.7万匹、火炮1282门、战车103辆、汽车9490辆，以长沙、衡阳为目标，准备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第二阶段的进攻作战。另有第5航空军第1飞行团（6个飞行战队，2个飞行中队）约160架飞机支援作战。5月25日，洛阳失守的当天，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烟俊六到达汉口，亲自指挥这次会战。作战开始前，将兵力区分为两线：第一线5个师团，展开于华容、岳阳、崇阳地区，第40师团在湘江东，第116、第68、第3、第13师团在湘江西；第二线3个师团，第34师团集结于蒲析附近，第58师团集结于监利附近，后续之第27师团集结于蒲圻以北铁路沿线。

    第九战区当时主要作战部队有3个集团军，10个军。会战开始前后，军委会又从第三、第六、第四战区调来7个军。总计参加会战的兵力为52个步兵师，约50余万人。另外有中美空军轰炸机68架、驱逐机113架支援作战。第九战区与日军第11军在湖南已有3次作战经验。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发觉日军有进攻长沙企图时，仍按以往的方针，以一部兵力利用新墙河、汨罗江及洞庭湖两岸之既设阵地，节节抵抗，迟滞其前进，主力则分别集结于创阳、长沙、衡阳及湘江以西之要地，诱敌进入重兵地区，进行包围、分割，予以歼灭。其部署为：第1集团军警备梁家渡、市汉街、高安、奉新、靖安之线。新10师控制于樟树，新11师控制于分宜。第30集团军警备武宁，九宫山、通城，九岭之线。新15师控制于修水，第27集团军警备黄岸市、新墙、鹿角、磊石山之线。第133师控制于长乐街；第99军任营田、湘阴、芦林潭、沅江、汉寿一带江防、湖防。战区直辖部队，第37军一部警备阳罗江，主力集结于瓮江、浯口，第4军警备长沙，第44军集结浏阳，暂2军集结株洲、渌口，第10军集结衡山、衡阳。

    日军为求吉利，选择其海军在1905年在对马海峡战胜沙俄海军的5月27日（日本海军节）发动进攻。1944年5月27日拂晓，日军分3路南下：左翼第3、第13师团由崇阳地区进攻，突破第72军阵地后，于6月1日攻占平江，又击退第58军及第44军的部队，于6月14日攻占浏阳；右翼第40师团。由华容地区进攻，突破第99军防线后，于6月5日攻占沉江，12日占领益阳，16日与第58师激战于宁乡；中路第68、第116师团由岳阳地区进攻，迅速击退第20军一部渡过新墙河，31日再渡泪罗江，6月8日攻占湘阴，10日强渡浏阳河，15日攻占株洲，对长沙形成包围，此时，第2线3个师团亦已投入战斗，16日开始，第34师团及第68师团第57旅团猛攻岳麓山，第58师团攻击长沙城。防守长沙城及岳麓山的第4军3个师依托既设阵地，抗击至18日晨，军长张德能放弃长沙退走永丰，得突围者仅2000余人。

    为了策应日军第11军作战，中国派遣军令第13军派驻杭州的第70师团从金华进攻衢州，以牵制第三战区的部队不向湖南调动。6月10日，沿铁路两侧攻击前进。12日攻占龙游。以后即遭到守军第26、第79师的坚强抵抗，第105、第145、第146师亦投入反击。日军驻金华的独立步兵第104大队增援后，守军退守衢州城。6月26日4时40分，日军开始攻城，5时15分突入城中。守军撤退至衢江，因船只下足，大部泅渡，遭追击日军火力集袭、伤亡甚大。日军仅1个师团，深入拥有3个集团军的第三战区80公里。第三战区作战17日，不仅未能围歼日军，也未能阻止日军、反而损失1000余人。看来，仍是保存实力思想造成的，日军第70师团占领衢州后，认为牵制任务已经完成，于27日开始撤回金华。

    长沙失守后，军委会令薛岳确保衡阳。日军第11军将主力停止于攸县、醴陵、湘乡一带，令第68、第116师团及第34师团第218联队进攻衡阳。6月28日，日军开始进攻，遭守军第10军（方先觉）的坚强抗击，在飞机、大炮支援下，猛攻至7月2日，仅前进1公里，部队伤亡很大，第68师团长佐久间为人及参谋长均负重伤，弹药亦将告馨。横山勇被迫下令暂停攻击，进行休整补充。当日军进攻衡阳时，薛岳令第30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指挥第26、第58、第72军实施反击，6月28日收复萍乡，7月4日进攻醴陵，几乎全歼日军骑兵第3联队。后日军第27师团等多路增援到来，于10日又夺占醴陵。

    日军第68、第116师团经休整补充及加强炮兵后，于7月11日上午开始第2次攻击。虽然以大量火炮进行轰击，仍遭到守军英勇抗击，日军第116师团之精锐部队第133联队3个大队的大队长相继阵亡，每大队仅余不足100人。连续激战10昼夜，至7月20日，横山勇见久攻不下，伤亡惨重，再次下令停止进攻。经整顿补充后，增调第58、第13师团及军炮兵队，于8月4日在第1飞行团直接支援下，发动第3次攻击。但在守军的拼死抵抗下，激战至8月7日，多次冲击均被击退，第68师团第57旅团长志摩源吉阵亡，仅第58师团独立第93大队突破小西门阵地，到达市区边缘。此时，衡阳外困的中国军队第79，第100、第62军等正由衡阳以西奋力向衡阳突进，企图解衡阳之围。阻击第62军的日军第40帅团第234联队伤亡惨重。其第3大队的4个中队，最多者剩24人，最少者仅剩2人。中国军委会调来增援的第74军、机械化第200师、第48师及战车第3团等，均将到达衡阳地区。但就在这时，英通抗击日军达47大的第10军军长方先觉，于8月7日夜派参谋长孙鸣全与日军联系，8日晨，与日军第68师团长堤三树男在城南天主堂会见，率其第3、第190、预10师及暂54师的4个师长及残部13306人（大部为重伤病员，能战斗者约4000人）放下武器，停止抵抗。衡阳为日军占领。日军第11军高级参谋岛贯在当天的日记中写到：“上午8时克衡阳……我方面对前来解围的敌军，多少有些动摇……如固守衡阳之敌誓死决一死战，或将出现‘英帕尔’的结局”（1944年新1军第15军从缅甸进攻印度英帕尔，惨败而归，10万人仅剩3万人）。

    衡阳失守后，中国军队以一部在衡阳以西攻袭日军，主力撤至洪桥一带。9月1日，日军第3、第13、第40、第58师因向零陵、全县，第116、第37师团向邵川进攻。守军第37军在常宁，第79、第62军在白鹤铺，大营市一带，第74、第100军在渣江、永丰一带，稍事抵抗后再次后撤。日军于9月5日攻占祁阳，7日攻占零陵，12日占道县，14日不战而占领筑有坚固国防工事的全县。长衡会战结束。此役，中国军队阵亡及被俘9万余人，损失大量武器装备。日军伤亡近5万人。会战后，日军送方先觉返回重庆，不久后出任青年军第207师师长。

    1944年秋，日军在印缅战场进攻英帕尔失败；在中国驻印军的进攻下，在缅甸北部也连连失利。太平洋战场，美军全歼塞班岛日军，并登陆关岛。日本大本营考虑到美军很快将进攻菲律宾、冲绳岛、台湾及日本本土，于7月21日制订了准备在本土等地决战的《陆海军今后作战指导大纲》。为适应新的情况，8月26日下令组建第6方面军，统一指挥中国战场两湖、两广地区的作战，继续完成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任务。方面军司令官为冈村宁次，下辖第11、第23，第34军及第20军（9月28日以方面军直属部队组成）。

    1944年10月7日，日军第6方面军拟定进行湘桂会战的作战计划。其中心内容是：以第11军（横山勇）6个师团沿湘桂路进攻桂林，以第23军2个师团、1个混成旅团沿西江西进，以1个混成旅团由雷州北进，进攻柳州、南宁。在日军第11军进攻洪桥时，日军第23军已由广东沿西江两岸向梧州方向进攻。第23军司令官为田中久一，参加进攻的部队为第22、第104师团和独立混成第22、第23旅团。9月9日开始分路西进，沿途击退中国各地方部队及第135、第155师，于13日占新兴，16日占肇庆，22日占梧州、容县，28日占平南及丹竹机场，10月12日攻占桂平及蒙墟。

    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认为日军第23军对柳州侧后造成严重威胁，而现有兵力又不足以桂林及柳州同时进行主力决战，于是决心先对占领桂平、蒙墟的日军实施反击，命西江方面军总司令邓尤光指挥第64军（配属广西绥署第1纵队）、第46军（欠2个师，配属第188师）第135师及绥署第2纵队等，于10月21日对日军第23军发动进攻，战斗9天，毫无进展，被迫撤退。日军乘势追击，于10月3日占贵县，4日占武宣，前进至柳州以南约70公里的良江、来宾一带。

    当日军逐渐迫近柳州、桂阳时，第四战区为保卫桂柳，于10月9日对准备参加作战的部队重新编组。其指挥系统为：司令长官张发奎下辖桂林方面军（夏威，第46、第31、第93、第79军，共9个师及特种兵）、西江方面军（邓龙光，第35集团军、第16集团军一部，共4个师、2个纵队）及直辖第62、第64军，共4个师及炮兵。总计24个师，约15万人。

    日军第11军接受了进攻衡阳开始时兵力不足而受阻的教训，决定以3个师团又1个联队、4个炮兵联队又4个炮兵大队和1个战车联队进攻桂林；以2个师团进至桂林东南大圩、干乐地区，以阻止守军增援，并随时准备加入攻城战斗；另以1个师团负责后方警备。当11月初开始前进时，沿途仅遇到轻微的抵抗，判断守军兵力薄弱，横山勇遂改变原来经中国派遣军和第6方面军原制的计划，令第3、第13师团转攻柳州，仅以第58、第40、第37师团进攻桂林。11月4日，日军对桂林发起总攻。防守桂林的指挥官是第16集团军副总司令韦云淞，直接守城的部队是第31军第131师、第46军第170师及第98师残部合编成的1个团。经5天战斗，桂林外围磨盘山、茅单岭、七星岩、笔架山等据点，守军牺牲殆尽，全部失守。

    9日拂晓，日军开始攻城。在兵力、火力均占优势的日军猛烈进攻下，守军拼死抵抗，但城外各部队始终未对攻城日军作有力的牵制、反击。血战至10日，守军所剩无几，仅第31军军长贺维珍率一小部突出包围。防守司令部参谋长陈济桓、第31军参谋长吕旃蒙、第170师副师长胡厚基等，均力战而死。第131师师长阚维雍在掩护防守司令部及第31军司令部突围后，壮烈自杀。桂林为日军占领。同日，柳州也为日军攻占。日军第3、第13师团攻占柳州后，向西追击，15日占宜山，17日占忻城，21日占金城江。21日，横山勇电令，命第13师团追击至独山，命第3师团追击至都匀，将该地交通设施及军用物资全部彻底毁坏后，返回广西。日军在击退第97军的阻击后，于28日攻占南丹，12月2日袭占独山，3日攻占荔波，于4日开始南撤。

    日军第23军第22师团及独立混成第23旅团于11月24日未经战斗即占领南宁，在越南西贡的日本南方军司令官寺内寿一令第38军第21师团派1个加强联队，进军广西，与其第22师团会合。第21师团第83联队（配属1个步兵大队及炮兵、工兵部队）于12月10日与由南宁南下的日军第22师团在扶绥南之绥渌会合、最后打通了由华北纵贯大陆至印度支那的交通线，并占领7个空军基地和36个飞机场。

    豫湘桂会战的结果，虽然未能改变日本法西斯日趋失败的命运，但使中国损失军队50余万、武器装备数千吨，并使第一战区丧失了其战略价值。特别是美军在华空军基地的丢失，使陈纳德竭力主张、罗斯福积极支持的“空中战略”失败，从而寻致美国对日战略和对华政策的改变。

 序言 敌后战场概述

    中国抗日战争，是100多年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敌后战场上起主导作用的作战形式则是以弱胜强的抗日游击战争。

    一、确立敌后战场上游击战的战略地位

    游击战，作为一种作战形式，古今有之，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游击战争的烽火，燃遍了亚欧大陆的近30个国家。但是，许多国家都把游击战作为一种作战手段，而没有超出战术的范畴。真正把游击战提高到战略地位考虑和运用的，只有中国共产党。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战争问题上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次伟大而成功的实践。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寻的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针对对手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强敌；友军是过去的敌人国民党军；而战场又是脱离战略大后方的华北、华中敌后广大地区，中共中央、毛泽东制定了“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并要求八路军、新四军迅速由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正规军和正规战向抗日战争的游击军（指分散使用兵力）和游击战转变，以便担负起开辟敌后战场，配合正面友军作战，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

    1937年8月22日至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冯家村召开了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作了国共两党关系问题和军事问题的报告。关于军事问题，毛泽东指出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在新年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所谓“独立自主”，是在统一战略下相对的独立自主，一定要争取战略方针的共同商量；所谓“山地”，是指首先在山区创建根据地，依托山地开展游击战争，并向平原发展；所谓“游击战争”，就是指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了就走。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报告，着重讨论了军事战略问题。经过讨论，会议基本通过了这一方针，明确红军必须实行军事战略转变，由国内革命战争的正规战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游击战转变。

    但是，全国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国共产党内和党外都有一些人轻视游击战争，对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和作用缺乏正确的认识，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军队的正规战争上。为了阐明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战争的正确的军事路线，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加深全党全军对抗日游击战争的伟大战略意义及其方针原则的理解，中国共产党的领寻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先后发表文章和演讲，教育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坚定持久抗战的胜利信心。

    当然，最著名、最有影响的文章与讲演当属毛泽东。毛泽东于1938年5月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的重要军事论著，紧接着又于5月下旬至6月上旬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发表《论持久战》的重要演讲。他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在抗日战争中，正规战争是主要的，游击战争是辅助的，那末，为什么提起战略问题呢？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中国是一个处于进步时代的大而弱的国家，而日本是一个小而强的野蛮的帝国主义国家，在这样的情况下，敌人占地甚广和战争的长期性发生了。但日本是小国，兵力不足，必然在其占领区有许多空虚地方，因此游击战争就主要地不是在内线，在战役战斗上配合正规军作战，而是在外线即在敌后单独作战，在战略上配合正面友军的正规战。并且由于有共产党坚强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和广大群众的广泛参加，因而游击战争就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于是战略防御和进攻一整套的东西发生了。由于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于是根据地问题和向运动战发展等问题也发生了。这些情况决定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于是中国抗日的游击战争，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要求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这是毛泽东以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和战争的实践经验为依据提出的科学创见。在此基础上，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在抗日游击战争中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与正规战争相配合；建立根据地；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向运动战发展；正确的指挥关系等一系列具体战略问题，并指出：“这六项，是全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纲领，是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配合正规战争，争取最后胜利的必要途径。”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又进一步论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和作用，指出：就全国抗战的三个阶段来说，战略防御和反攻两个阶段是以运动战为主，以游击战和阵地战为辅；而战略相持阶段则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与阵地战为辅。游击战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仅仅次于运动战，其战略作用一是辅助正规战，一是把自己也变成正规战，即向运动战发展。从三个阶段来看，中国抗日战争中的游击战，决不是可有可无的。它将在人类战争史上演出空前伟大的一幕。

    1938年9月至1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又为会议作了《战争和战略问题》的结论。他指出：游击战争的可能，只要具备大国这个条件就存在，但游击战争的坚持，却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出现。因此，“在战争问题上，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的分工，就目前和一般的条件说来，国民党担任正面的正规战，共产党担任敌后的游击战，是必须的，恰当的，是互相需要、互相配合、互相协助的。”

    二、抗日游击战争在战略防御阶段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作战，开辟了敌后抗日根据地

    卢沟桥事变、平律陷落后，日军增兵华北，沿津浦、平汉、平绥线大举进攻，华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节节撤退。华北战局危急。在此形势下，八路军不待改编全部完成，即于8月至9月间先后东渡黄河，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对日作战。第115师首战平型关大捷。随后，八路军根据统一战略下独立自主的原则，贯彻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展开于敌之翼侧和后方，开展广泛的游击战和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采取伏击、袭击等作战形式，迟滞、疲惫、牵制、消耗和歼灭日军，在战役和战略上支援与配合正面友军作战。在此期间，第120师挺进晋西北，第115师主力和第129师转战于正太路，先后取得了雁门伏击战、夜袭阳明堡机场、七亘村伏击战、黄崖底伏击战，广阳伏击战等一系列战斗的胜利。但这时八路军主力还比较集中，独立自主的抗日游击战争尚未充分展开。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后，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基本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由于日军长驱直入，其后方空虚，八路军抓住有利时机，迅速大胆深入敌后，首先依托恒山、管涔山、太行山，太岳山和吕梁山，展开于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和晋西南地区，深入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对敌占城市和交通干线形成四面包围的有利态势；尔后，以山区根据地为出发点，进一步向冀、鲁、豫平原发展，实行在华北的战略展开，开辟华北敌后战场。在此期间，第115师一部创建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120师创建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第129师创建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第115师主力创建了晋西南抗日根据地。在八路军实施战略展开开创敌后抗日根据地时，日军依托交通线和中心城市，采取多路围攻的战法，企图趁八路军立足未稳，加以消灭或驱逐，并摧毁初创的抗日根据地。但由于日军兵力不足，缺乏后续力量，因而只能控制“点、线”，难于实现“面”的占领，并且对各抗日根据地只能逐一进行围攻。针对日军的企图和弱点，八路军采取军民结合，主力兵团与群众武装相结合，内线与外线相结合，广泛的游击战与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相结合的作战方针，先后粉碎了日军对晋察冀、晋西北、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的大规模用攻，巩固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八路军还以主力组成各种名义的支队、挺进队，分别开赴冀南、冀鲁边、冀中、冀东、冀鲁豫等平原地区，协助地方党和当地人民武装，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创建和发展平原抗日根据地。

    1938年初，新四军挺进华中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实现了在苏南、皖南、皖中等地区的战略展开。

    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是全国抗战的战略防御阶段，是敌后战场的开辟和扩大阶段。在此阶段中，国民党军广大爱国官兵虽浴血奋战，但由于其最高当局推行片面的抗战路线和消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因而作战失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战局十分危急的情况下，挺进华北、华中敌后，实行全面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开展游击战争，积极打击敌人。在这一阶段中，八路军、新四军共作战1600余次，歼敌4.5万余人，缴获各种枪1.2万余支，收复了大片国土，创造了晋察冀、晋西北、晋冀豫、晋西南、冀鲁边、冀鲁豫、山东、苏南、皖南、皖中、豫东等抗日根据地，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牵制了大量日军，有力地支援了正面战场友军的作战，并使自己由出师时的4万余人发展到18万余人，对停止日军的战略进攻，加速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八路军、新四军运用游击战争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根据地，壮大了自己的力量，使敌后战场成为抗日战争的主要战场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阶段开始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者在灭亡中国的根本方针不变的情况下，策略方针发生了变化，即对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将其注意力转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集中主要兵力对占领区实行“治安肃正”作战，并将进攻的重点置于华北抗日根据地。为此，日军决定采取“面”的配置，即“高度分散配置”，企图把战争初期的“点、线”占领扩大为分散的、面的占领，以压制和消灭敌后抗日军民分散的游击战争。与此同时，中共中央确定在华北采取以巩固为主并在巩固中求发展的方针。为实现这一方针，八路军总部针对日军在华北先取平原后攻山区的企图，以及平原根据地刚刚建立，缺乏战斗骨干，亟侍加强的情况，提出了坚持平原以巩固山区，巩固山区以支持平原，坚持以游击战为主，削弱与疲惫敌人，相机集结主力实行反击，以粉碎敌之“扫荡”的作战指导原则，决定八路军主力进一步向敌人占领的远后方展开，以第115师主力挺进山东，第120师主力挺迸冀中，第129师主力一部挺进冀南、冀鲁豫边平原地区，执行巩固平原抗日根据地、帮助当地抗日武装提高战斗力并发展壮大自己的战略任务。1938年底，第129师一部挺进冀南，开展了冀南平原游击战争。1939年初，第120师主力挺进冀中，同当地军民一起，巩固和发展了冀中抗日根据地。接着，第115师主力挺进山东，与当地抗日武装相结合，建立了巩固的山东抗日根据地。与此同时，八路军还先后开辟了冀东、平北、平西和大青山等抗日根据地。全华北逐步展开了以游击战为主，以运动战为辅的反“扫荡”作战和军民结合的“交通破击战”。比较有名的战例如：1939年2月冀南军民的香城固伏击战，4月第120师和冀中子民的齐会歼灭战，9月晋察冀和第120师部队进行的陈庄战斗，晋西北军民1940年6月的米峪镇歼灭战，晋冀豫边抗日根据地军民于1939年冬至1940年春所进行的平汉、白晋铁路和邯长、武沙公路的破击战，以及百团大战第一阶段的破击战等，都给敌人以沉重打击。

    由于日军将进攻的重点放在华北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确定了在华中、华南以发展为主的方针。华中新四军大力向江北发展，取得了开辟苏北、豫皖苏边、豫鄂边和皖东等重大胜利。在华南，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广东地方党组织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也得到迅速发展，取得了开辟东江、琼崖和珠江地区的胜利。在1938年10月至1940年底，八路军、新四军和人民抗日武装广泛深入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不仅抗击了58％至62％的侵华日军（不含关东军）和全部伪军，粉碎了日军千人以上至5万人的“扫荡”近100次，作战1万余次，歼灭大量日伪军，而且使自己和抗日根据地获得了大发展。至1940年底，部队发展到50万人，抗日根据地人口达1亿多。敌后战场己变为与日军作战的主要战场，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游击战争中已发展为抗日的主力军。

    四、八路军、新四军运用游击战，胜利地渡过了敌后战场的最困难阶段

    1941年和1942年，是敌后抗战严重困难时期。在这两年间，日本帝国主义集中其主力于中国共产党领寻的一切抗日根据地的周围，实行所谓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总力战”，进行频繁的大规模“扫荡”，其中千人以上至万人的“扫荡”达132次，万人以上至7万人的大“扫荡”达27次，并继续进行“蚕食”和封锁，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在华北进行“治安强化运动”，在华中进行“清乡”。与此同时，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并多次制造反共军事磨擦。由于敌顽夹击和严重自然灾害，敌后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人口由1亿降到5000万以下，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人减至近40万人。

    抗日根据地的严重困难时期也是抗日游击战争由量到质的转化时期。从活动范围来看，敌后抗日根据地游击战争的战场是缩小了，但从内容来看，游击战争却进一步向纵深方向发展了。在质的方面和量的方面都提高了。

    八路军和新四军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根据地军事建设和精兵简政的指示精神，普遍实行“精兵主义”，精减主力军，实行主力军地方化，即以不少于1/3的主力军下放给各军分区，独立团，游击支队或县大队作骨干，以提高地方军的军政素质和战斗力。地方军与民兵，自卫军，在主力军的带领下，充分发挥其对本地区的地形熟悉，与人民群众有着血肉联系的优点，创造出了合乎本地区游击战的作战形式，诸如地道战、地雷战、交通破击战、麻雀战，水上游击战等。这对于打破敌之“扫荡”、“清乡”、“蚕食”和封锁，巩固抗日根据地，发挥了重要作用。实践证明，这种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是实行人民战争最有效的组织形式。在战争实践上真正实现了军民一体、军政一体，出现了抗日游击战争史上最活跃、最积极、最主动、最丰富多彩的人民战争局面。

    为了打退敌人的“蚕食”，改变敌进我退的被动局面，中共中央提出了“敌进我进”，即向“敌后的敌后”进军，在敌人的心脏地区开展格子网中间的游击战争。八路军充分发挥在政治上的绝对优势，同广大群众紧密结合，惩冶罪大恶极的汉奸、特务，领导人民进行灵活巧妙的斗争。由第129师首创的武装工作队是在反“蚕食”斗争中涌现的一支革命轻骑队。“武工队”以正面推进，打击敌人的碉堡为目标，这是打退敌人边沿蚕食的中心环节；深入到敌人的侧背后，把敌占区变成游击区；加强政治攻势，瓦解敌伪军，对群众进行民族气节教育，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组织人民群众进行斗争。“武工队”及其广泛有力的战斗活动标志着敌后游击战争的新发展。它进一步造成对敌人的分割和反包围，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蚕食”政策和殖民统治，更加造成了敌我双方犬牙交错的状态，使抗日游击战争向敌占区的纵深前进。这是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创造。

    五、游击战争的胜利发展，为实现抗日游击战争向正规战争的转变，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

    1943年至1945年8月，是敌后抗战恢复、再发展和反攻阶段。1943年华北、华中敌后的反“蚕食”、反“清乡”斗争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制止了敌人向根据地的推进，出现了敌退我进，或敌不退我亦进的形势，敌人基本上被“挤”到点、线上去了，根据地得到了恢复和进一步发展。1944年初在一部分地区对敌人开始了局部反攻，恢复和扩大了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的力量得到了很大发展，主力部队己发展到120余万人，民兵发展到268万人，解放区人口发展到1.3亿余人。从而为实现由游击战向正规战转变，夺取抗战胜利奠定了基础。随着抗日战争战略反攻阶段的到来，八路军、新四军又实现了由游击战到正规战的战略转变。

    整个抗日战争的实践说明，敌后战场的游击战争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和作用。

    在战略防御阶段，游击战争担负了开辟敌后战场，创造根据地、牵制与打击敌人、配合正面战场作战的战略任务。

    在战略相持阶段，游击战争担负着坚持敌后抗战，发展与巩固根据地，消耗与削弱敌人，支援正面战场作战，并积蓄力量，实现由游击战向正规战转变和准备反攻的战略任务。

    在整个抗战过程中，敌后战场的游击战与正面战场的正规战在战略上对敌人构成夹击态势，陷敌于两面作战的不利地位。

    抗日战争实践证明，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是敌强我弱条件下，保存和发展自己，消耗与削弱敌人，配合正面战场的正规战争，夺取战争最后胜利的有效的作战形式。正如朱德所提出的那样，在“军事活动的全时间内，所有的游击队配合主力军一齐动作起来，就和蚂蚁蛀蚀着朽楼一样，可以倾覆敌人存在的基础，影响到全面抗战的局面。”

    日本军国主义者承认：在人类战争史上，“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游击战，但只有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共产党军队在抗日战争中进行的游击战，堪称为历史上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的游击战。”

    “在毛泽东的游击战略中，游击战是军事、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领域广泛进行的”，“可以说是一种全民总动员、一致对敌的攻势战略。它把全国人民不分男女老幼全部动员起来，发挥卫国卫民的主观能动性，造成集中全民力量正面冲击敌人的威势”，“把百万帝国陆军弄得团团转。”

    可以肯定他说，如果没有敌后战场的抗日游击战争，也就没有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那种简单地从军队的数量和阵地战的作战方式来看问题，而忽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和伟大作用的倾向，是极其错误的，也是极其片面的，不客观的。

 第一章 平型关战役

    日本帝国主义为实现其以武力吞并全中国的侵略计划，继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和热河，冀东之后，于1937年7月7日制造卢沟桥事变，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驻军第29军第37师第110旅广大爱国官兵奋起抵抗。从此，开始了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采取“速战速决”战略，从华北、上海两个战略方向对中国发动大规模进攻，企图在3个月内灭亡中国。在华北，日军占领平津地区后，迅即从国内增兵，沿平绥、平汉、津浦路发展战略进攻，企图迅速歼灭华北地区的中国军队，进而夺取察，绥、晋、冀、鲁5省，占领黄河以北广大地区，8月31日，日军撤销中国驻屯军，成立华北方面军，以寺内寿一为司令官，下辖第1军（香月清司，辖第6、第14、第20师团）、第2军（西尾寿造，辖第10，第16，第108师团）和直属第5、第109师团、中国驻屯混成旅，临时航空兵团等。共辖2个军，8个师团、17个旅团和1个临时航空兵团及其他特种部队，外加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4个独立混成旅团和2个支队，共约37万人。日华北方面军根据日参谋总部关于进行华北会战的命令，于9月4日制订《华北会战指导方略》，规定将会战的重点置于河北中部的平汉沿线，由第1军担任该线作战，第2军负责津浦路作战。为保证第1军在重点方向平汉路作战，令担任平绥路作战的第5师团南下蔚县，以确保平汉路的右侧安全，并从蔚具南下，参加河北中部会战。

    全国抗战开始时，根据对日防御作战的需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8月20日颁布全军战斗序列，并将平汉，津浦路沿线地区划为第一战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亲兼司令长官；晋、察、绥3省划为第二战区，以阎锡山为司令长官。两战区担任华北防御作战任务，所辖兵力共6个集团军，24个军（军团、路军），53个师另21个旅和其他部队，约60万人。但由于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和单纯防御的战略方针，在日军大规模战略进攻面前，节节败退。华北战局迅速恶化。

    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8月22日关于将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中共中央军委于8月25日发布命令，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陕北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11日，按全国统一的战斗序列，改称为第18集团军），以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9月11日改称正、副总司令），下辖第115、第120、第129师和总部直属部队，共计4.6万人。8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确定八路军的基本任务是：创建抗日根据地，钳制与消耗敌人，配合友军作战，保存和扩大自己。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作战地区为冀察晋绥4省交界地区。

    8月22日，正当日军对华北展开多路进攻，国民党军队节节后退之时，中共中央军委未等八路军改编就绪，即命令第115师主力从陕西三原地区誓师出征。8月31日，该师经韩城东渡黄河，至侯马，乘火车沿同蒲路北上，挺进晋察冀交界地区。9月3日，八路军总部与第120师主力分别由陕西浸县云阳镇和富平县庄里镇出发，跟随第115师之后，向华北抗日前线挺进。9月30日，第129师主力亦由富平庄里镇出发，东进北上，开赴华北前线。

    正当八路军日夜兼程奔赴抗日前线之际，沿平绥路西进之日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于9月13日占领大同后，以一部继续向绥远进攻，主力则沿同蒲路南下。与此同时，日军华北方面军第5师团，亦由平绥路东段之宣化南下晋察冀交界地区。中国第二战区部队退守平型关至茹越口内长城一线。9月中旬，日军华北方面军7个师团沿平汉、津浦路南犯，突破中国第一战区保定一沧县防线后，继续向石家庄—德县一线进攻，在此形势下，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于9月16、17日，向八路军发出变更战略部署的指示，指出：敌之战略计划是以大迂回姿势，企图夺取太原，威胁平汉路友军侧背，进而实现夺取华北5省的计划。同时判断恒山山脉一带必为日军夺取晋察冀3省之战略枢纽。根据这一敌情变化，毛泽东决定，将原来3个师集中配置在恒山山脉一区的计划，改为分散配置于山西的四角。即：第120师转至以管涔山脉为依托的晋西北地区；第115师立即进入恒山山脉南段，准备逐渐南移，展开于太行和太岳两山脉中，第129师于适当时机进至以吕梁山脉为依托的晋西南地区。变更后的部署对敌占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形成四面包围之势，对于八路军保持战略上的主动，配合国民党军作战，粉碎日军的进攻，对于独立自主地进行山地游击战、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9月21日，毛泽东致电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强调指出：“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已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八路军总部于9月21日和25日先后对各师发出指示和训令，要求各部队“应以机动灵活的袭击求得消灭敌人小部”，同时，立即在八路军所到之外，“独立自主地担负起群众工作”，动员群众，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根据总部的指示和地区划分，第115师于9月中旬向五台、繁峙、灵丘等晋东北地区及冀西阜平地区挺进，第120师主力于9月下旬前进到宁武、神他等晋西北地区，其第359旅展开于五台、平山地区活动；第129师准备向正太铁路以南之晋东南地区发展。

    9月中旬，由平绥路东段向西南进攻之日军第5师团，在由大同向南进攻的察哈尔派遣兵团主力的配合下，迅速向内长城线逼近，企图突破平型关要隘，歼灭中国第二战区部队，从右翼配合华北方面军主力在平汉路的作战。至9月20日，日军第5师团已占领晋东北的广灵、浑源和灵丘等地；日军察哈尔派遣兵团亦进逼晋北雁门关。在日军的进攻下，中国第二战区决定在平型关—雁门关—神池内长城线组织防御，凭借长城天险，阻止日军进入山西腹地。部署杨爱源所部第6集团军（辖第15、第17、第33军）担任右翼北楼口至平型关的防御；傅作义所部第7集团军（辖第34、第35、第19、第61军）担任左翼北楼口以西至神池沿线防御。9月21日，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一部由灵丘向平型关迸犯，其后续部队亦有向平型关开进之模样。第二战区决心集中4个师和2个旅的兵力，歼灭平型关之敌。同时致电八路总司令朱德称：“我决歼灭平型关之敌，增加8个团的兵力拂晓可到，希电林师（即第115师）夹击敌之侧背。”

    为了配合友军作战，八路军总部按照中共中央军委关于调整战略部署的指示，令第120师进至雁门关以西的神池地区，侧击由大同南犯之日军；令第115师进至平型关以西之大营镇待机，准备侧击进犯平型关之日军。第115师奉命赶到大营镇后，立即侦察平型关方向的敌情、地形，获悉日军第5师团正由浑源、灵丘，涞源分3路向西进攻，各路相距较远，兵力分散，进攻平型关方向的日军约1个旅。平型关山口至灵丘县东河南镇，是一条由西南向东北延伸的狭长谷道，其间，关沟至东河南镇长约13公里的地段，沟深路窄，甚为险要，两侧高地便于隐蔽部署兵力，发扬火力和展开突击，是伏击歼敌的理想战场。据此，第115师决心抓住日军骄横、疏于戒备的弱点，利用平型关东北有利地形，出敌不意，以伏击手段歼灭由灵丘向平型关进攻之日军，配合友军作战，并报请军委和八路军总部批准。第115师即令第343旅由大营镇前出至平型关东南之上寨地区，隐蔽集结，令第344旅向上寨地区机动。

    22日，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一部，由灵丘向平型关进犯，并占领东跑池地区。23日，八路军总部命令第115师向平型关、灵丘间出动，侧击该敌。当日，第115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在上寨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进行深入的战前动员。当夜，师部率主力进至平型关东南15公里的冉庄地区。24日，第二战区第6集团军送来《平型关出击计划》，拟定以第71师附新编第二师及独立第8旅一部，配合第115师向平型关以东之日军出击。同日，第115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组织干部现地勘察后，确定在平型关东北关沟至东河南镇道路两侧高地，采取一翼伏击的战术手段，歼灭由灵丘向平型关进攻之敌。

    具体部署是：令师独立团和骑兵营插到灵丘—涞源—广灵之间地区活动，扰乱敌之后方，钳制和打击增援平型关之日军。以第343旅2个团担任主攻，其第685团占领关沟到老爷庙以东高地，截击日军先头部队，协同友邻围歼进入伏击地域之敌，并阻击由东跑池向老爷庙回授之敌，尔后，协同防守平型关之国民党军夹击东跑池之敌，其第686团占领老爷庙至小寨以东高地，实施中间突击，分割歼灭沿公路开进之敌，尔后，协助第685团向东跑池发展进攻。以第344旅第687团占领西沟村、蔡家峪、东河南镇以南高地。断敌退路，阻敌增援；以第688团为师预备队，置于东长城，黑山村地域。这种拦截敌之先头、切断敌之退路、实施中间突击、分割歼敌的部署，既保证伏击敌人兵力上的优势，又保证有足够阻击援敌的兵力。为隐蔽行动企图，发挥战役的突然性，第115师于24日午夜利用夜暗和暴雨，由冉庄向平型关东北之白崖台开进，于拂晓前进入预伏地域，并做好战斗准备。

    25日拂晓，日军第5师团第1旅团后续部队乘汽车100余辆，附辎重大车200余辆，沿灵丘—平型关公路由东向西开进。7时许，该部全部进入第115师预伏地域。由于道路狭窄，雨后泥泞，其车辆、人马拥挤堵塞，行动迟缓。第115师抓住战机，全线突然开火，给日军以大量杀伤，并乘日军混乱之际，适时发起冲击。第685团迎头截击，歼灭日军先头一部，封闭了日军南窜道路。第687团在蔡家峪和西沟村之间，分割包围了日军后尾部队，并抢占韩家湾北侧高地，切断了日军的退路。第686团于小寨至老爷庙之间，实施突击，并令第2营冲过公路，迅速抢占了老爷庙及其以北高地，将日军压缩于狭谷之中。陷入四面包围、伤亡惨重的日军，拼命向老爷庙反扑，企图向北突围。控制老爷庙及其以北高地的第686团第2营在第1，第3营协同下，连续打退日军的多次反扑。为解救被围日军，先期进占东跑池之日军一部，试图回援老爷庙，亦被第85团所阻。日军第5师团长板垣征四郎急令在蔚县、涞源之日军向平型关增援，但被第115师独立团、骑兵营阻击于灵丘以北、以东地区，并在灵丘以北之腰站毙伤其300余人。13时许，蔡家峪以东之日军一部与小寨以南被围日军会合后，在6架飞机掩护下，以密集队形，再次向老爷庙及附近高地猛扑。由于敌我短兵相接，日军飞机无法发挥其火力，日军的反扑又一次被第686团击退。第686团遂集中全力，在两翼友邻的协同下，将被围日军歼灭。至此，战斗胜利结束。当日黄昏，第343旅向东跑池日军展开攻击。但由于国民党军未按计划出击，致使该部日军由团城口突围。

    八路军第115师在平型关战役中，共击毙日军精锐第5师团第21旅团一部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大车200余辆。缴获步枪1000余支、机枪20余挺、火炮1门，以及大批军用物资，取得全国抗战开始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个大胜利。

    平型关战役是八路军出师后，首次集中较大兵力对日军进行的一次成功的伏击战。这一战役，准备充分，正确地选择战场并利用有利地形，部署和使用兵力，发挥战役的突然性和近战特长，在日军长驱直入，国民党军节节后退，华北战局危急的形势下，首战告捷，极大地振奋了全国的民心、士气，增强了取得抗战胜利的信心，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望。同时，有力地打击了日军的疯狂气焰，挫伤了日军的锐气，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迟滞了日军的进攻，为忻口作战赢得准备时间，支援了平汉、同蒲路方面友军的作战。

 第二章 八路军配合友军保卫忻口、太原的作战

    在八路军给予进攻平型关之日军第5师团以有力打击时，日军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于1937年9月27日和28日，先后突破中国第二战区茹越口、下村内长城防线，直逼繁峙，威胁平型关、雁门关侧后，第二战区部队遂放弃平型关、雁门关，退守忻口东西一线阵地。10月1日，日军越过茹越口、平型关一带之内长城线。侵占大营镇、繁峙等地之后，日军中央统帅部令华北方面军“以一部兵力在山西省北部作战占领太原”；令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人列华北方面军指挥下。华北方面军于当日夜半，即令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位于内长城以南之各部队归第5师团长指挥；令第5师团以主力在代县集结，准备攻占太原。6日，华北方面军命令沿平汉路南侵的第1军在适当时机攻占石家庄，并以一部兵力进入井陉以西的要地，切断中国军队在山西方面的交通，以策应第5师团的作战。同时命令第5师团向太原前进，攻占太原。

    内长城防线被日军突破，太原形势危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挽回危局，决定转用平汉路兵力，巩固山西防御。10月1日，急令第14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率第9、第14军及第85师、独立第5旅等部，由石家庄经正太路转赴晋北增援。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为扭转晋北作战的败局，决定缩短战线，将兵力集中于宁武、代县、原平一带，利用忻口要隘与日军决战，保卫太原，判断日军将以主力由大营，繁峙，以一部由大同、雁门关沿公路进攻，另以一部由阳方口附近实行钳制攻击，据此，第二战区确定的作战方针是：以攻势防御之目的，以主力占领原平、阳方口地区既设阵地线，两翼依托五台及宁武各山脉。将部队编为右、中、左及预备等4个集团军：以策18集团军及第3，第101、新编第2师为右集团军，归第18集团军总司令朱德指挥，在五台山至峨口之线占领阵地；以第14集团军及第15、第17、第19军等部为中央集团军，归第14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指挥，在蔡家岗、南怀化，大白水一线占领阵地；以第68、第71、第120师及独立第7旅等部为左集团军，归第6集团军总司令杨爱源指挥，在黑峪至阳方口之线占领阵地；第34、第35、第61军及第66师等部为总预备军，归第7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指挥，配置于定襄、忻县地区。决心以主阵地之部队竭力阻止日军进，以第18集团军第115，第120师分由平型关及雁门关施行包抄，截断日军后方联络线，包围日军于原平以北山地而歼灭之。

    对于保卫山西的作战，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极力关注。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一直同阎锡山保持着频繁的接触，多次参与一些重要作战计划的研究，以协调共同作战。针对阎锡山把作战地区划分为左、中、右3个地区，以主力用于正面防御的作战计划，周恩来指出：“在中地区，应以小部队钳制当面之敌，而以主力把敌诱到代县、忻口一线，求得侧面出击，加以消灭；右地区的部队要进行广泛的游击，以牵制敌军；左地区兵力较弱，可向宁武南北游击，破坏和阻止敌军的前进计划。”

    为了争取忻口和太原作战的胜利，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于10月6日致电参加太原军事会议的周恩来，让他转告国民党军事当局：“敌占石家庄后，将向西面进攻，故龙泉关（应为九龙关）、娘子关两点须集结重兵，实行坚守，以使主力在太原以北取得胜利。”毛泽东判断：进入山西之敌，总数不过两个半师团，为确保晋北占领区，又须分兵守备。因此，到达忻口一带作战者不过1个师团左右。如果我方部署适当，是有可能暂时破坏敌之攻击计划的。并指出，此次战役夫键在于以下3点：1.娘子关，龙泉关之坚守；2.正面忻口地区之守备与出击（出击是主要的）；3.敌后方之破坏。为达上述目的，毛泽东提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应速派主力军三四个师至娘子关；第14集团军的4个师担任正面出击兵团之主力，晋军以2个师阶助出击，其余担任守备；八路军第115、第120师主力担任从东、西两方破坏敌之侧后纵深地区，袭击忻口至大同、大同至张家口之铁路及代县、广灵至张家口之公路交通线。八路军第129师主力或全部则使用于正大路，发动群众，配合娘子关守军巩固后方。

    根据毛汗东的指示，朱德，彭德怀于10月6日、7日，令第115师阶同友军向平型关、大营镇之敌进攻，相机袭取浑源、应县，断绝茹越口、繁峙之间交通；令第120师以主力向岱岳镇（今山阴）以西山地出动，断绝大同与雁门关之间交通，以第358旅主力配合友军夹击宁武以南之敌；令第129师主力进至正太路之寿阳、平定地区，积极钳制与打击西进之敌。

    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的部署、在日军准备向忻口发动进攻时，八路军各部队即向日军侧后展开积极主动的攻击。第115师独立团于10月10日夜攻占涞源县城。第120师第358旅主力于10月8日夜袭宁武县城。该师雁北支队于10月1日袭占朔县以北之井坪镇（今平鲁县城），4月又收复平鲁县城（今平鲁镇）。尔后，又对同蒲路朔县至大同段展开破袭战。10日，在辛庄伏击日军运输队，随即逼近大同。

    当日军主力于10月中旬向忻口阵地发动进攻后，八路军即向日军两翼及后方广泛展开游击战。第115师第344旅主力于10月13日至14日在平型关东北小寨村附近，断绝日军交通。15日，截击由灵丘方向驶来的日军汽车130余辆，并击退日军1个大队的数次反扑，迫其退回灵丘。接着，第344旅主力于当日夜袭团城口、尔后又收复平型关及浑源县城。第344旅第688团于15日夜袭沙河镇日军，缴获大批粮袜和军用物资。18日，该团一举攻克繁峙。第115师独立团，骑兵营等部，则向察南、冀西日军展开进攻。5日，独立团于广灵以南之冯家沟设伏，歼灭日军步骑兵100余人，缴获满载军用物资的大车120余辆。16日乘胜收复广灵县城。随后，又收复灵丘、蔚县、易县、浑源、阳原等县城。向冀西挺进之骑兵营等部于18日克复曲阳县城，至29日，又连克平山，唐县、完县等城，严重威胁了日军平汉路北段的交通。经20余天的作战，第115师先后收复县城10座，切断张家口至代县间日军后方交通线。

    第120师则向进攻忻口的日军右翼及后方展开广泛游击。第358旅旅部率第715团于10月13日夜向崞县日军进击，一举攻占大牛店。随即于14日乖胜向南北大常、永兴村日军进袭，毙伤日军120余人。第358旅第716团深人日军侧后，打击日军运输队，18日，该团于黑石头沟公路两侧进行伏击，毙伤日军300余人，击毁汽车20余辆。20日夜，又以一部袭占雁门关；另一部破坏广武至太和岭间的公路及桥梁，一度切断雁门关至忻口的交通。第359旅（欠第718团）在日军向忻口阵地发起攻击时，星夜由平山地区进至忻口西北，侧击日军。10月23日，该旅在阳明堡西南之王董堡伏击日军运输队，毁日军汽车7辆。此后。不断袭扰过柱日军，使日军交通运输进一步陷入瘫痪。

    由于第115师和第120师的积极作战，使进攻忻口之日军与大同、张家口的交通中断，粮、弹、油料等供应断绝，迫使日军不得不使用飞机来输送给养，卫立煌于10月24日给蒋介石的密电中称：“敌自雁门被切断，粮秣极感困难，现向地方怔发杂粮中，”为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连电嘉奖。蒋介石亦于10月17日致电朱德、彭德怀：“贵部林师（即第115师）及张旅（即务358旅），屡建奇功，强寇迭遭重创，深堪嘉慰，”

    日军在地面攻击受挫，遂由代县西南之阳明堡前线机场出动飞机，加紧对忻口阵地的轰炸。此时，奉命于崞县、代县以东地区侧击日军的八路军第129师先头部队第769团，进至滹沱河南岸苏龙口一带，发现日机不断由北岸的阳明堡机场起落。经周密侦察获悉：阳明堡机场有日机24架，并驻有警卫分队和地勤人员200余人，大部配置于机场北端，机场周围设有铁丝网和简单防御工事。据此，第769团决心夜袭机场。其部署是：以第3营袭击机场；以第1营钳制和阻击哼县的日军；以第2营（欠第7连）为团预备队，并以第8连破坏王董堡的桥梁，保证第3营的侧后安全。团迫击炮连位于滹沱河南岸，准备支援第3营战斗，10月19日夜，第769团各部分别向预定地区开进。第3营顺利偷渡滹沱河后，以1个步兵连警戒阳明堡方向可能来援之敌，以2个步兵连和机枪连组成突击队，以1个步兵连作营预备队。突击队避开日军警卫分队驻守的机场北端，从机场东、西两侧秘密潜入机场。当接近到距日机约30米时，日军哨兵发觉。突击队当即按预定计划发起攻击，一部将口军警卫分队压制于掩蔽部内，并打退其连续反扑；一部迅速扑向飞机群，先以猛烈火力突击，尔后以集束手榴弹塞进机舱，飞机爆炸起火。突击队与日军警卫分队白刃格斗，经1小时激战，歼敌100余人，毁伤日机24架，八路军伤亡30亲人，营长赵崇德光荣殉国。这一战斗的胜利，削弱了忻口当面日军的空中突击力量，打击了日军的空中运输，有力地配合了友军作战。

    八路军各部队的积极作战，切断了日军的后方运输线，削弱了日军的进攻力量，大大减轻了国民党军正面防御的压力，起到了暂时稳定晋北战局的作用。

    10月中旬，沿平汉铁路进攻的日军已占领石家庄、邯郸等地，控制了河北大部地区。而进攻山西实施右翼迂回的日军第5师团和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主力，由于遭到八路军和第二战区部队的有力阻击，尚停滞于忻口一线，于是，日华北方面军决定转移兵力，以夺取山西为主要战略目标，令第20、第109师团由平汉路之石家庄和高邑附近转向正太路及其南侧西进，迂回忻口，太原侧后，企图配合其忻口正面进攻的部队，夺取太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确保山西，使晋北作战无后顾之忧。在抽调第14集团军转用于晋北作战之后，又命令第一战区第26路军、第27路军、第3军及第17师等部转用于娘子关南北之线，以掩护第二战区之右侧。八路军总部命令第129师向进攻娘子关的日军之侧后挺进，寻机歼敌，配合友军阻止日军西进。

    遵照八路军总部命令，第129师于10月18日抵达平定以东。20日至24日，先后在长生口，东石门、马山村等处，以袭击、伏击、阻击等手段，打击进犯日军。此后，为阻击和牵制由井陉沿正太路南侧西进之日军第20师团左翼纵队，第129师主力迅速进至测鱼镇以西的七亘村地区。10月25日，日军第20师团主力一部经测鱼镇向平定迸犯，其后方辎重部队1000余人进至测鱼镇宿营。第129师师长刘伯承判断日军辎重部队必然尾其先头部队经七亘村西进，遂决心以第386旅第772团一部于日军必经之地七亘村，利用高山狭谷、道路曲折的有利地形设伏，歼灭日军辎重部队。第386旅旅长陈赓令第772团第3营在七亘村至甲南峪间地区设伏。26日9时许，日军进入伏击区。第3营放过其前卫部队，向其车队突然发起攻击，经2小时激战，毙日军300余人，缴获骡马300余匹及大批军用物资。其余日军退回测鱼镇。第129师首长判断日军先头部队急需补给，退回测鱼镇之辎重部队，因无他路可走，必再经七亘村前送粮弹。同时，日军可能根据“兵无常势”的一般原则，以为八路军不会再于七亘村设伏。因此，只要注意隐蔽伪装，继续在七亘村实行“待伏”，仍可收出敌不意的效果。据此，令第772团再次于七亘村附近设伏。28日，日军果然以步骑兵400余人掩护辎重部队经七亘村西进，并加强了搜索警戒。11时许，当日军进至七亘村至改道庙之间时，第772团突然发起攻击，战至黄昏，歼敌100余人，缴获骡马数十匹。日军被迫再次退回测鱼镇。七亘村两次伏击战。第772团仅以伤亡30亲人的代价，取得歼灭日军400余人的胜利。

    由于国民党军事当局未按毛泽东的建议预置重兵加强娘子关，九龙关的防御，直至日军逼近后，才调部队进至娘子关，仓促组织防御，未能有效地阻止日军的进攻，26日，放弃娘子关，向西南撤退。30日，日军占领阳泉、平定后，沿正太路及其南侧大道向太原、榆次继续进攻，晋东战局急转直下。

    为了打击进犯日军，阻止和迟滞日军西进行动，八路军总部于10月28日率第115师师部及第343旅，由五台地区南下进至寿阳以南地区，统一指挥第129师及第115师主力，向沿正太路西进之日军展开连续的作战。

    此时，日军第109师团正经九龙关向昔阳进犯，为打击该敌，迟滞其西迸，第129师第386旅在师长刘伯承、旅长陈赓指挥下，于10月31日进至昔阳以东地区。11月2日，日军第109师团第136联队1个大队，由东冶头镇经黄崖底向昔阳迸犯。第129师首长决心在黄崖底利用两侧高地，采取诱伏手段歼灭该敌。其部署是：以第386旅第771团于黄崖底以南之风居村占领阵地，并派出小分队与敌接触，诱敌至黄崖底歼灭之；第772团隐蔽集结于黄崖底以东之巩家村待机，准备协同第771团歼灭该敌。当日7时，日军经南界都进至黄崖底。第771团派出小分队与敌接触后，节节抵抗，退至风居村西北高地扼守。日军屡攻不逞，遂撤到黄崖底河滩隼结休息。第386旅抓住这一有利时机，集中轻重机枪及迫击炮，突然向日军实施火力急袭。日军顿时混乱，1小时后，才集中500余人向第772团阵地连续进行反扑，但被击退。日军乃退守黄崖底村，固守待援。第386旅为避免过大伤亡，主动撤出战斗。此次战斗，第386旅共毙敌300余人，战马300余匹，自己仅伤亡30余人。

    为继续阻击和迟滞西进日军，打破其由平定、昔阳迂回榆次、太原侧后的企图，八路军总部令第115、第129师主力于昔阳以西地区积极打击日军。10月30日，第115师主力进至昔阳以西之沾尚地区，待机歼灭由平定、昔阳西犯之敌。11月2日，日军第20师团第40旅团先头第79联队主力逼近马道岭。第343旅在旅长陈光指挥下，以第686团第2营在马道岭一带节节抗击，迟滞与疲惫日军，以掩护旅主力完成伏击部署。第343旅抓紧时机，迅速占领广阳及其以东道路南侧的有利地形，完成一翼伏击的作战部署：以第686团占领广阳镇南之瑶村，前小寒以北高地，担负主要攻击；以第685团第3营由狼窝沟北山出击，协同第686团歼灭进入伏击地区之敌。4月13日，日军第20师团先头2个联队通过广阳进至塔松镇，而其辎重部队则正处于伏击地区内。第115师避强击弱，放过其先头主力，对其辎重部队突然发起攻击，将日军分割成数段。经4小时激战，将进入伏击地区的日军全部歼灭，共毙敌1000余人，缴获骡马700余匹、步枪300余支及大批军需物资。第115师伤亡200余人。日军遭此打击，不敢贸然西进，已进至松塔的2个联队被迫返回广阳。

    7日，第129师第386旅及第769团，又于广阳以东之户封村地区设伏。11时许，当由沾尚镇西进日军进入伏击区时，八路军突然发起攻击，经1小时激战，歼灭日军250余人。

    八路军在正太路南侧地区连续作战，有力地钳制了日军第20、第109师团经娘子关和九龙关的西进，特别是在广阳附近进行的两次伏击战，予日军以严重打击，迫使其改道由广阳以北之上，下龙泉西犯，迟滞日军行动达1周之久，从而掩护了防守娘子关地区之国民党军的撤退。娘子关失守后，日军迅速占领寿阳、榆次。防守忻口一线的国民党军侧后受到威胁，遂全线向晋西南撤退，11月8日，太原失陷。

    八路军自1937年8月下旬出师华北至太原失陷期间，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坚决执行全面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在日军翼侧和后方广泛开展游击战和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采取袭击、伏击、截击等战术手段，在战役、战斗上直接配合了国民党军作战，先后取得100余次战役、战斗的胜利，歼灭日军1.1万余人，毁伤日机24架，击毁日军汽车400余辆，缴获步马枪1500余支、轻重机枪76挺、骡马2000余匹及其他大批军用物资，收复10余座县城和广大乡村，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挫败其夺取山西，实行右翼迂回，威胁平汉路国民党军侧背的企图，有力地支援了友军作战。

 第三章 晋察冀军区反日军“八路围攻”作战

    日军占领太原、上海后，继续发展进攻。在华中，日军连续突破第三战区防线，直逼南京。在华北，沿津浦路南犯之日军，于1937年11月中旬进至黄河北岸，准备攻占济南；沿平汉路南侵之日军，于11月上旬突破第一战区漳河防线，进占大名和豫北重镇安阳；沿同蒲路南下之日军，于11月中旬进占太谷、平遥；而沿平绥路西进之日军，早于10月中旬即占领归绥、包头。至此，国民党军已退出冀、察全境和晋、绥大部及山东北部地区，日本为加强侵华战争的统一战略指导，于11月17日成立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同时设立大本营与政府首脑的联席会议，11月24日，日军人本营召开第一次御前会议，听取和批准了日军参谋总部对华作战计划，确定：在华北，首先对残存于占领地区的中国军队实行“扫荡”，力求安定占领地区，并准备抽调兵力，夺取山东全境；在华中，扩大淞沪地区的战果，不失时机地向南京进攻。据此，日华北方面军决定以第2军第10师团并准备抽调第5师团夺取山东全境；以第1军主力在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的协同下，对活动于晋察冀边区，晋西北和晋东南严重威胁其后方和交通线安全的八路军进行大规模围攻，企图消灭或驱逐八路军，确保其后方特别是平汉、同蒲，平绥、正太等主要铁路交通线的安全。

    针对上述形势，毛泽东于太原失守后的第2天，11月9日，在给八路军的指示中即指出：在华北正规战争业已结束，游击战争转入主要地位的形势下，日军不久即将以主力向八路军所在的晋西北、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南各要点进攻，八路军在上述地区活动之部队，应控制一部，执行袭击敌人的任务，大部分散于各要点，组织群众武装，在统一战线基本原则下，放手发动群众，废除苛捐杂税，实行减租减息，收编溃军，购买枪支，筹办粮响，实行自给，扩大部队，打击汉好，发展左翼，进一步发挥独立自主精神，期于1个月内取得显著成效，以便准备充分力量对付日军向我内线的进攻。

    12日，毛泽东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进一步指出：“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在江浙，国民党的防线已被击破，日寇正向南京和长江流域进攻。国民党的片面抗战已表现不能持久”。因此，争取实现全面抗战是“一切中国人民的共同的迫切的任务”。

    13日，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负责人的电报中明确指出，八路军当前的任务是：“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发动民众，收编渍军，扩大自己，自给自足，不靠别人，多打小胜仗，兴奋士气，用以影响全国”，促进全面抗战的实现，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根据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指示确定，当前的中心任务，应以山西为主要阵地支撑华北抗战，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并决定第115师除以一部创建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外，师部率第343旅刨建以吕梁山脉为依托的晋西南抗日根据地；第120师继续创建以管涔山脉为依托的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第129师和第115师第344旅由正太路南下，依托太行、太岳山脉，创建晋冀豫边抗日根据地。

    晋察冀边区地处恒山、五台山和燕山山脉的连接地带，是威胁日军占领的平绥、同蒲、正太、平汉路及平、津等大城市和坚持华北抗战的重要战略支点。

    1937年10月下旬，八路军总部决定由第115师副师长聂荣臻（11月2日任政治委员）率独立团、骑兵营、教导队及总部特务团一部，共约3000人，以五台为中心，分向四面发展，开辟晋、察、冀3省交界地区敌后抗日根据地。该部乘日军集中力量南进，后方较为空虚之际，大刀阔斧地以战斗部队和地方工作队，向察南，冀西、五台和定襄、平山和盂县4个地区展开，打击日军驻守分队，摧毁伪组织，发动群众，扩大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初步形成了以五台为中心的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11月7日，遵照中共中央军委命令，成立晋察冀军区。下辖4个军分区，主力部队发展到7000余人。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初步形成和游击战争的蓬勃展开，对四周日军占领的铁路线和北平、石家庄、太原等中心城市构成严重的威胁。日军为消除后顾之忧，于11月下旬调集第5、第14、第109师团及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各一部，共2万余人、由平绥、平汉、同蒲、正太路沿线，分8路向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进行首次大规模“围攻”，企图消灭或驱逐该地的八路军，摧毁刚创建的抗日根据地。

    晋察冀军区首长判断，日军此次“围攻”的目的，“是想压迫我们向深山退缩，以保证其交通线的安全，但是，它的兵力不足，地形生疏，又不敢贸然深入我们的腹心地区”。据此，确定反“围攻”作战的部署是：以部分老部队为骨干，带领新组建的游击队，在人民群众配合下，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不断袭扰、消耗、疲惫进入根据地之敌；以部分游击队日夜袭击敌后方据点和交通线，以第1军分区主力于广（灵）、灵（丘）、涞（源）之间，第2军分区主力于五台地区，第4军分区主力于上社镇、洪子店地区，第3军分区主力于阜平地区隐蔽集结，待机歼敌。11月24日起，各路日军开始向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进犯。边区军民密切配合，奋力反击入侵之敌。

    在北线，日军首先从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及华北方面军第14师团各抽调一部，分4路向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发起围攻。其中，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部队分为三路：一路1500余人于11月24日由涿鹿、怀来出动，经桃花堡向蔚县进犯；一路1900余人于26日由天镇、阳原出动，与由怀来出动之日军钳击蔚县；一路1400余人由应县出动，于27日分向浑源、广灵进犯。与此同时，华北方面军第14师团之第15联队300余人为一路，由保定、易县出动，在飞机掩护下向涞源进犯。第1军分区部队主力一部，配合民兵、游击队，采取各种战法，巧妙、灵活地袭击日军，迟滞其进攻；主力则隐蔽行踪，寻机歼敌。11月27日，由应县出动之日军在占领浑源后，继续向广灵进犯。第1军分区以主力于浑源、广灵间之乱岭关的道路两侧高地设伏，歼灭日军200余人。该路日军占领广灵县城后未敢冒进。12月2日，由易县西犯之日军进占大龙华。该敌沿途不断遭到袭扰，十分疲意，疏于戒备。第1军分区即以主力一部于当夜袭击大龙华，激战通宵，歼灭日军200余人。日军残部退回易县。由保定西犯之日军为晋察冀军区骑兵营阻止于满城附近。12月5日，向蔚县进犯之日军在占领蔚县后分向广灵、涞源进犯。第1军分区以主力一部占领蔚县南之北口村，以截击歼灭日军200余人，迫敌退守蔚县。

    在反“围攻”作战的关键时刻，毛泽东于12月5日致电八路军总部指出，晋察冀边区反围攻作战应避免正面抵抗，袭击敌之后尾部队；在敌之远近后方活动，使敌处于我包围之中；在确实有利条件下，集结适当力量给敌以部分歼灭和有力打击；同时要求第120、第129师在同蒲、正太路上积极活动，予以有力的配合。

    自12月中旬起，南线日军分4路对晋察冀边区的南部地区开始“围攻”，其中，日军第14师团一部1700余人为一路，于12月13日自新乐、定县出动，分向曲阳、行唐进犯。第3军分区主力一部在曲阳以东之高门屯地区予日军痛击，迫其退回定县、行唐。日军第109师团及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各一部共1500余人为一路，由代县、原平、忻口向繁峙、定襄进犯。第2军分区部队乘日军后方空虚之际，夜袭原平镇，歼灭日军100余人。日军残部分向代县、忻门逃去，进占繁峙日军被迫回援。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2000余人，第109师团一部1600余人，各为一路，于12月15日由石家庄、获鹿、井陉及平定、寿阳等地出动，分向平山、盂县等地进犯。第4军分区军民密切配合，予日军以连续打击，使其疲惫不堪。晋察冀军区首长及时抓住这一有利战机，令第115师第344旅由五台西南之东冶镇进至平山以西之洪子店地区，协同第4军分区伺机打击进犯平山之日军。15日，第344旅以第687团一部于平山、井陉间之小寨地区设伏，歼灭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100余人。第4军分区主力则于清城镇袭击向盂县进攻之日军，歼灭日军第109师团200余人。21日，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分由平山、井陉向温塘合围。第344旅主力与第4军分区一部，于温塘地区占领有利地形，伏击该敌，经数小时激战，歼灭日军400余人。

    为配合晋察冀军区部队的反“围攻”作战，八路军第20、第129师各一部，分别于同蒲路北段和正太路沿线展开破袭战，调动围攻晋察冀边区的日军回援。至12月21日，围攻晋察冀边区的日军、除以一部兵力占据蔚县、广灵、浑源、定襄、盂县、平山和行唐等县城外，大部退回铁路沿线。至此、反“围攻”作战胜利结束。

    这次反“围攻”作战，是在根据地建立不久，主力部队少，群众抗日武装缺乏战斗经验等不利条件下进行的。晋察冀军区部队坚决执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充分动员、组织群众，采取军民结合，主力部队与群众武装相结合，实行坚壁清野和封锁消息，以部分老部队带领新部队和群众武装，开展游击战。主力则避免正面抵抗、隐蔽集结于机动位置，抓住有利战机，歼敌一路。在友邻第120、第129师的积极配合下，粉碎了日军的首次大“围攻”，共歼灭日军2000余人，使初创的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经受了考验和锻炼。

 第四章 八路军展开交通破袭战，配合晋西、晋南友军作战

    太原失陷后，中国第二战区部队大部迟至晋西、晋南、部分渡过黄河，进入陕西，1938年2月初，日军为配合其津浦路作战，并相机进攻渲关，西安和陕北，以第20师团沿同蒲路南下，向临汾、风陵渡进攻，威胁渲关；以第109师团沿汾（阳）离（石）公路向晋西南黄河渡口进攻，进逼陕北；以第108师团由平汉路上之邯郸沿邯（郸）长（治）公路西进，配合第20师团夺取晋西南。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亦命令第二战区反攻太原。第二战区拟定以右、中、左3路军向太原反攻。

    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以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身份任东路军总指挥。东路军除八路军部队外，国民党军武士敏部第98军，李默庵部第14军、曾万钟部第3军、李家钰部第47军等，亦统由朱德指挥。八路军的任务是切断日军的后方交通，配合友军向太原进攻。八路军总部于2月4日、5日向八路军各部连续发出破袭同蒲、平汉、正太路和邯长公路的作战命令。

    遵照八路军总部的命令，晋察冀军区于2月上旬对平汉、正太、同蒲路进行了破袭作战。2月9日夜，第3军分区部队向平汉路保至新乐段展开破袭，先后攻占新乐、定县、望都3县城及清风店、方顺桥等车站，并袭人满城和保定城关，毙伤日军370余人，争取伪军100余人反正，破坏铁路50余公里，焚毁新乐等6处火车站，使平汉路北段交通一度中断，与此同时，第1、第2、第4军分区部队，分别攻占蔚县的九宫口、北口，袭击浑源、忻口、原平、崞县、代县和井陉等城镇，给同蒲、正太路沿线日军以有力打击。

    2月中旬，八路军第120师根据八路军总部关于配合友军作战、破袭敌占交通线的命令，决心以师主力对同蒲路阳曲至忻县段展开破袭作战，并令第358、第359旅主力于17日在忻县平社以西三交、岔上一带集结。18日，破袭作战开始。第359旅首先袭击平社车站，歼灭日军一部，占领车站，切断了该段日军的铁路交通。接着、向东发展进攻、连克铁路沿线及其附近要点豆罗村、麻会镇、关城镇及石岭关等地。日军为恢复该段交通。由忻县出动800余人，由高村出动200余人、向在关城镇、石岭关的第359旅进攻，均被击退。第358旅主力于平社以南之黄岭村附近设伏，击毁日军南行军运列车，歼敌一部。日军为寻求报复，由阳曲出动700余人，经高村向第358旅进攻。该旅于河庄、田庄地区将日军击溃、并乘胜追击至高村车站附近。在此期间，第358旅还以一部兵力连续袭拢太原城郭及飞机场。经10天奋战，第120师共攻占平社、田庄等车站7处，炸毁日军军运火车3列、汽车10余辆，破坏桥梁8座，拆毁铁路10余公里，歼灭日军500余人，切断了同蒲路北段的交通，有力地配合了友军作战。

    为钳制与打击向晋南、晋西进攻之日军，配合友军作战，八路军总部于2月18日命令第129师和第115师第344旅，向正太路阳泉至井陉段出击。

    据此。第129师首长决心以第769团袭击井陉至阳泉间日军重要据点旧关，引诱井陉日军出援；以第386旅主力于井陉、旧关间之长生口设伏、歼灭出援之敌；以第344旅主力袭击正太路娘子关至井陉间日军据点。21日夜，第386旅以主力于长生口附近占领伏击阵地。22日拂晓，第769团一部袭击旧关并将日军包围。井陉日军闻讯，以200亲人乘8辆汽车出援，当通过长生口附近时，第386旅伏击部队突然发起攻击，经激战，歼灭日军警备大队长以下130余人，击毁汽车5辆，缴获迫击炮3门。与此同时，第344旅袭击娘子关至井陉间之日军据点，毙伤日军200余人，一度切断正大路的交通，有力地钳制了向晋西、晋南进攻之日军。

    当第129师主力出击正大路时，日军第108师团由邯郸经东阳关沿邯长公路西进，并于2月20日进占长治，企图夺取临汾，配合沿同蒲路南下之第20师团消灭退至晋南的第二战区国民党军。为了打击与钳制沿邯长公路西进之日军，第129师遵照中共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的命令，于3月上旬南移至襄桓东南地区，伺机破袭邯长公路，打击西进日军。

    邯长公路是长治日军从平汉路取得补给的主要交通线。因此，日军在线上各要点均驻兵防守。位于该线上的黎城是日军的重要兵站基地。而黎城与潞城之间系丘陵地带，便于选择伏击阵地。第129师根据当面敌情、地形，决心“攻其所必救”，袭击黎城，吸引潞城日军出援，于潞河村与微子镇之间的神头岭地区伏击该敌，并相机打击由涉县出援之敌，以钳制沿邯长公路西进之日军第108师团，支援晋西、晋南友军。部署是：以第769团一部袭击黎城，以该团主力于东、西黄须伏击由涉县来援之敌；以第386旅（辖第771，第772团和补充团）于神头岭设伏，歼灭由潞城来援之敌。

    3月16日4时，第769团第1营袭人黎城，歼敌100余人，于拂晓前主动撤出。该团主力亦于东、西黄须击退由涉县来援之日军。与此同时，第771团特务连烧毁黎城西南赵店镇的大木桥，切断黎城、潞城之间的交通。在第769团第1营袭击黎城时，潞城日军即以步骑兵1500余人向黎城增援，9时30分，当该敌全部进入神头岭伏击阵地时，第386旅突然向日军发起攻击。第771团于神头岭北端迎头截击日军；第772团和补充团从公路两则对日军实施夹击，并以一部切断日军退路。日军遭此突然袭击，加之兵力、兵器受地形限制，难以展开，顿时陷入混乱，死伤惨重。经激烈战斗，日军大部被歼，一部突人神头村内，凭借房屋、窑洞、负隅顽抗。战至11时13分，进入神头岭之日军，除100余人逃回潞城外，其余均被歼灭。此后，潞城、黎城日军虽连续出援，但均被阻援部队击退。是役，第386旅共歼灭日军1500亲人，俘8人，击毙与缴获骡马600余匹，缴获长短枪550余支。第386旅伤亡240余人。

    神头岭伏击战是八路军继平型关、广阳伏击战之后进行的又一次较大规模的伏击战。这次战斗，由于准确掌握敌情，适时定下“攻其所必救”、“吸打敌援”伏击歼敌于运动中的决心，巧妙利用地形，周密部署，合理使用兵力，收到了隐蔽突然、出敌不意、速战速决的效果，是“吸打敌援”的最好战例之一。就连日军统帅部也称之为八路军的“典型的游击战”。

    神头岭伏击战后，日军在黎城以东的东阳关增设了据点。邯长公路上，日军运输繁忙，汽车来往不断，支援晋南、晋西日军向黄河各渡口进犯。为进一步打击西进日军，支援晋西。晋南友军作战，第129师首长决心以主力干涉县西南之响堂铺伏击日军运输部队。具体部署是：以第386旅第771团全部及第769团主力，预伏于响堂铺公路以北之后宽漳至杨家山东西长5公里的一线山地，以一部预伏于公路以南之山脚下，阻止日军抢占南面高山；以第772团全部及第769团一部，阻击由黎城和涉县可能来援之敌，并保障伏击部队的侧后安全。

    3月31日8时许，日军第14师团辎重部队汽车180余辆及掩护部队由黎城经东阳关向涉县开进。9时许，全部驶人伏击区。伏击部队即以猛烈火力压制杀伤日军，随即发起冲击，与日军展开白刃格斗。经2小时激战，将敌全歼。正当战斗激烈进行之际，黎城及东阳关日军400余人，涉县日军200余人，赶来增援，均被阻援部队击退。16时许，当日军飞机10余架对响堂铺实施轰炸时。八路军伏击部队已安全转移。此次战斗，共毙伤日军400余人，焚毁汽车180余辆，缴获迫击炮4门，重机枪2挺，长短枪130余支及其他大批军用物资。第129师伤亡317人。

    为配合正面战场友军晋西、晋南作战，八路军以3个师的主力，在人民群众和游击队的支援配合下，向日军控制的华北交通大动脉进行首次集中破袭，使华北的主要铁路交通一度陷入瘫痪，有效地钳制和打击了日军，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友军的作战。

 第五章 收复晋西北七城战役

    晋西北地区位于同蒲路以西，黄河以东，平绥路以南，汾（阳）离（石）公路以北，是阻敌西进、保卫陕甘宁边区的重要屏障，是联系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枢纽。刨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对坚持华北敌后抗战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

    1937年9月中旬，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指示第120师开赴以管涔山脉为中心的晋西北，展开于大同、太原之翼侧，并向绥远发展。第120师于9月下旬进入宁武、神池地区后，一面以主力侧击沿同蒲路南进之日军，配合友军作战；一面以教导团和师政治机关等共700余人组成工作团，在师政训处主任关向应（11月2日后任政治委员）率领下，分赴朔县、偏关、临县、岚县等14个县。同时，以第358旅第716团团长宋时轮率该团第2营组成雁北支队，挺进平鲁、左云、右玉等县，开展游击战争和进行群众工作。太原失陷后，地方工作团又随师主力进至汾阳、离石地区和晋中平原，进而在晋西北全境展开工作，至1938年初，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初步形成，主力部队和地方装都有了较大发展。第120师由出征时的2个旅3个团共8200余人，扩大到2个旅6个团共2.5万余人，雁北支队也由1个营扩大为5个营。同时，将神池、五寨地区的游击队编成独立第1支队。

    1938年2月，正当侵入山西的日军向晋西、晋南地区进攻时，遵照八路军总部的命令，第120师主力在同蒲路北段积极展开交通破袭战，切断太原至忻县间的铁路与公路交通，有力地钳制了日军对晋西、晋南的进攻，使日军后方受到严重威胁。

    日军为摧毁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消灭或驱逐八路军第120师，解除其后顾之忧，并配合其对晋南的进攻。于2月下旬，乘第120师主力于同蒲路北段作战之际，调集驻蒙军第26师团、华北方面军第109师团及伪蒙军各一部，共1万余人，由平绥、同蒲路和太（原）汾（阳）公路沿线各据点出动，分5路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发动“围攻”，21日至28日，日军第26师团以1个联队由朔县出动，攻占宁武、神池、保德和五寨，一部西渡黄河进攻府谷；另一个联队由井坪镇出动，攻占偏关、河曲；以伪蒙军李守信部3000余人由绥远南下、占领清水河后，进至偏关，与日军会合。与此同时，在太（原）汾（阳）公路集中之日军第109师团，以一部2000余人由汾阳进占离石后，于26日进至黄河东岸的军渡和质口，隔河炮击八路军留守兵团河防阵地；另以一部由文水、交城出动，占领岔口、古交、河口地区，并向娄烦进攻。当时在晋西北偏关、兴县、临县、静东和宁武等地区、虽有晋绥军4个军（骑兵第1、第2军及第34、35军），但除第35军对进犯方山、临县、娄烦之日军稍作抵抗，其余均先后撤退。

    为粉碎日军的“围攻”，第120师师长贺尤、副师长萧克、政治委员关向应令留在根据地内的部队和游击队积极开展游击战，袭扰、疲惫日军，遂率主力于28日由同蒲路北段星夜回师根据地，并以第359旅主力进至岢岚地区，阻击由五寨南犯之敌；以第358旅主力进至离石、碛口以北地区，侧击企图渡河西犯之敌。3月2日，军渡、碛口日军突然东返离石，并北犯方山、临县。接着，进攻府谷之日军退至河东保德，五寨日军则继续南下，占领岢岚。至此，日军围攻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企图已明。针对上述情况，毛泽东于3月6日电示八路军总部及第120师：应与国民党军傅作义部协同作战，集中主力打击敌军一路，“破坏敌之包围计划，巩固晋西北根据地，策应其他区域之作战”。第20师首长决心集中4个团的兵力，首先打击深入五寨、岢岚孤立突出之日军，尔后，再向神池、宁武方向发展。

    3月7日，第120师首长令第359旅（欠第719团）和当地游击队，采取围困战，将日军第26师团第11联队1000余人围困于岢岚城内，并断绝其交通补给和水源，迫其弃城突围，尔后，于运动中歼灭之；令第358旅向岢岚东北机动，准备截歼弃城突围之敌；令警备第6团、雁北支队，独立第1支队、师骑兵营、第359旅第719团、决死第4纵队及地方游击队，分别在保德至神池之间和朔县以北及宁武外围，袭扰牵制日军，配合主力作战。侵入奇岗之日军在第359旅及地方游击队围困和连续袭击下，补给特别是水源断绝，而且待援无望，遂于3月10日15时弃城向北突围。第359旅跟踪追击，于三井镇歼灭日军300余人。其余日军逃人五寨县城。

    岢岚日军逃至五寨后，该地日军达1000余人。五寨城墙坚固，并有义井镇、三岔堡等地日军策应。据此，第120师首长遂以第718团及地方游击队围困五寨；以第358旅主力进至义井镇与神池间地区；以第359旅主力进至五寨、三岔堡之间，待机歼敌于运动中。17日，第358旅进至义井镇以南的虎北村、山口村地区时，与由神池南下增援五寨之日军1000余人遭遇。该旅迅速抢占有利地形，先敌展开，居高临下，向日军多次发起冲击，经6小时激战，歼灭日军300余人，并乘胜追击日军至义井镇附近。18日，三岔堡日军出动200余人增援五寨，又被第359旅第717团击退。至此，五寨日军完全陷入孤立。与此同时，警备第6团、雁北支队、第719团及各地方游击队，对日军后方交通线不断进行破袭，使侵入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内之日军补给困难，处境日益不利。在此情况下，自3月20日起，偏关、河曲、保德、五寨之日军，先后弃城东撤。第120师收复上述4城并乘胜截歼撤退之日军。21日，当保德、三岔堡之日军向神他撤退时，第359旅主力于田家洼截歼其一部，其余日军退至义井镇，22日夜，集结于义井镇之日军共3个大队继续向神池撤退。第358旅主力于凤凰山附近伏击歼灭日军300余人。日军连夜撤向神池，第120师遂跟踪追至神池，并以一部越过神池，进至大水口及阳方口以西地区，断敌迟路。神池之日军在其退路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于23日弃城撤往朔县。第120师收复神池。

    第120师收复神池后，侵入晋西北根据地之日军，除宁武县城南有1500余人外，其余均被击退。第120师首长决心乘胜歼灭宁武之敌。遂以第716团及第718团第2营围困宁武县城，以第358、第359旅主力集结于宁武至阳方口之间的石湖河地区，伺机歼灭撤退或增援之敌。31日，朔县之日军出动步骑兵共600余人，在飞机掩护下，经阳方口南下，企图接应宁武之日军突围。10时许，当日军进至石湖河与麻峪附近时，第359旅突然发起攻击，日军仓皇据守石湖河有利地形顽抗，宁武之日军500余人，乘机出城反扑，威胁第359旅侧背。此时，第358旅第715团主动向出城反扑之日军出击，并与第359旅形成对日军的夹击之势。激战至黄昏，宁武出城反扑之日军退回城内，石湖河日军退回阳方口。第359旅和第715团共歼灭日军300余人。宁武之日军见待援无望，遂于4月1日晚乘夜暗分路沿铁路线北撤。第120师立即发起追击，又于石咀子、石湖河附近歼灭日军后尾一部。日军经阳方口撤往朔县。第120师收复宁武县城。至此，反“围攻”作战胜利结束。第120师共歼灭日军1500余人，缴枪200余支，汽车14辆，骡马100余匹，收复宁武、神池、五寨、岢岚、保德、河曲、偏关7座县城。

    此次反“围攻”作战，第120师集中主要兵力击破敌之一路，以次要兵力钳制敌之其他各路，选择深入腹地，孤立突出的一路为主要攻击目标，采取围困战，迫敌突围，于运动中歼灭之。这一胜利，挫败了日军摧毁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企图，巩固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对保卫陕甘宁边区也具有重要意义。

 第六章 留守兵团河防作战

    1937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向国民党中央提交的《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提出“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权，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仅之统一。”随后，在国共两党代表谈判中达成协议，陕甘宁特区改为陕甘宁边区，作为国民政府行政院的一个直辖行政区域。

    9月6日，中国共产党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正式改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10月12日，国民政府行政院第333次会议，指定划以陕西之延安（肤施）、安塞、保安（志丹）、安定（子长）、延长、延川、栒邑（旬邑）、淳化、定边、靖边、甘泉、鄜县（富县）、米脂、绥德、葭县（佳县）、清涧、吴堡，甘肃之庆阳、合水、环县、镇原、宁县、正宁等23县，并以宁夏之花马池（盐池）及神（木）府（谷）区、关中区部分地区，归陕甘宁边区政府直接管辖，并为八路军之募补区。边区东靠黄河，北起长城，西接六盘山脉，南临泾水，南北长近500公里，东西宽约400公里，面积约13万平方公里。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所在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指导中心，是八路军、新四军的总后方。

    1937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挺进华北抗日前线时，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将八路军第115师炮兵营、辎重营，第120师特务营、工兵营、炮兵营、辎重营及第359旅第718团，第129师特务营、工兵营、炮兵营、辎重营及第385旅（欠第769团），共9000余人，留守陕甘宁边区，与陕甘宁边区地方武装保安队和自卫军，担负保卫边区的任务。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在延安成立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以萧劲光为主任，统一领寻和指挥各留守部队。

    1937年10月2日，八路军各留守部队除第770团番号不变外，统一改编为警备第1至第8团。另有骑兵营和鄜甘独立营。12月，中央军委决定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改称为八路军留守兵团，萧劲光任司令员。留守兵团由中央军委直接领导。1938年3月，日军对边区河防开始发动进攻。为统一边区武装部队的指挥，增强河防保卫力量，4月，中央军委决定将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及所辖地方部队，统归留守兵团指挥。此时，边区部队计有1个旅、10个团、10个保安队、1个独立营，总兵力为1.5万余人。

    太原失守后，日军逼近黄河，威胁边区安全，陕甘宁边区八路军担负着正面阻止日军渡河西进，保卫西北北大门的艰巨任务。

    陕甘宁边区的东面是黄河天堑。边区河防线北起府谷，南至宜川，蜿蜒1000余公里，是陕甘宁边区的重要屏障，也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与敌后各抗日根据地联系的唯一通道。从1938年2月起，日军向边区河防不断发动进攻，企图强渡黄河，突破西北重要门户，切断陕甘宁边区与各抗日根据地的联系，威胁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指挥中枢的安全。为加强河防守备，八路军留守兵团以警备第6团驻防神府地区，守备霞县北、万户峪、沙峁、磐塘、马镇、贺家堡等沿河各渡口，以警备第8团驻防米脂，守备大会坪，媳蜊峪、宋家川、李家沟、丁家畔、康家塔、枣林坪等渡口；以警备第3团驻防清涧，守备河口、界首、枣林坪（不含）等渡口；以警备第4团驻防永平地区，派出1个营守备延水关、高家畔渡口；以警备第5团驻防延长，守备凉水岩、马头关、清水关等渡口。为了便于指挥，还成立了两延、神府、五县（绥、米、葭、吴、清）河防司令部，作为留守兵团派驻当地的代理指挥机构，以萧劲光兼任河防总指挥。在河防战斗中，各部队根据毛泽东的战略思想，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以主动、灵活、积极、坚决、突然的战术动作，粉碎了日军对河防的多次进攻。

    神府河防战斗。1938年2月，侵入山西的日军以第109师团沿汾（阳）离（石）公路西犯，侵占中阳、离石，27日，进占黄河东岸要口军渡、碛口，直迫河防，并猛烈炮击西岸吴堡、宋家川河防阵地。留守兵团警备第8团扼守宋家川一带渡口，警备第3团以一部兵力渡河，向柳林敌后袭击。3月3日，军渡、柳林之敌均向离石撤退。在此期间，驻大同日军第26师团亦向晋西北进攻，连陷宁武、神池、五寨、岢岚、保德、河曲、偏关等7座县城，直逼神府河防。3月12日，进占保德的日军第26师团一部2000余人，附炮20余门，携带渡河器材，13日进抵神府磐塘渡口对岸，首先炮击河防阵地，尔后在10余架飞机的掩护下，开始强渡黄河。八路军留守兵团河防守备部队及神府武装沉着应战，在日军密集渡河时，以突然猛烈火力，击敌于半渡之中；并以机动兵力一部，乘日军渡河混乱之际，迂回渡过黄河，袭击日军侧背，在八路军第120师积极配合下，迫使进犯河防的日军撤退。此次战斗，共计毙伤敌140亲人，警备第6团仅伤亡6人。

    第一次宋家川战斗。1938年4月，沿汾（阳）离（石）公路西犯的日军第109师团在离石一带集结约1个旅的兵力，附火炮30余门，于5月再次向黄河东岸军渡渡口进犯，企图突破留守兵团黄河西岸阵地，占领陕西省宋家川（今吴堡城）渡口，为打破日军企图，留守兵团未等敌到达河岸，即令警备第8团主力东渡黄河，进至汾离公路翼侧，以伏击、袭击等手段，寻机打击日军。5月10日夜，该团在离石城西北王老婆山地区袭击西进日军，击溃日军1个大队，歼灭日军200余人，警备第8团伤亡80余人。日军渡河企图再次遭到挫败，随即撤退。

    凉水岩、马头关河防战斗。1938年12月下旬，山西日军在占领大宁吉县、永和后，即准备大批渡河器材，伺机向黄河东岸逼进。1939年1月1日，日军分3路，每路1000余人，附炮10余门，向黄河沿岸的马头关、凉水岩、泥金滩挺进，先后占领上述三据点河东阵地，当即以猛烈炮火轰击河西八路军留守兵团河防阵地，并以飞机10余架投掷毒剂弹，在破坏数段河防阵地后，即在火力掩护下进行强渡。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5团乘日军运动集结时，进行猛烈火力还击，击毁其部分船只，歼敌一部，日军被迫撤回黄河东岸。与此同时，八路军河东部队积极开展游击战争，袭击日军运输队。日军在攻击受挫，后方交通又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于1月4日开始撤退，警备第5团以一部兵力东渡黄河，向日军发起追击，在大宁城西的曲峨镇给日军以打击后，安全撤回河西，此役共歼灭日军80余人，警备第5团伤亡8人，中毒10余人。

    第二次宋家川河防战斗。日军对边区河防的三次进攻均遭失败，于是调集重兵，向宋家川与马头关、凉水岩等处，同时发起进攻，企图钳制河防部队兵力，乘虚实施重点突破。1939年5月，日军由太原增调2个师团至汾阳、离石，并携带大批渡河器材，于6月4、5日，日军一路1万余人进占军渡，在黄河东岸构筑工事，并以炮火轰击河西宋家川、枣林坪一线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8团河防阵地。6月6日，日军又以1.5万余人进占孟门、碛口两镇，井以飞机竟日向河西河防阵地及陕甘宁边区内地城市进行猛烈轰炸。同日，日军1个联队共2000余人，由隰县、大宁出动，附炮20门，于6日晚分别占领马头关及泥金滩河东阵地，并向西岸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5团阵地轰击。面对日军重兵压境，边区政府与军民全力支援河防部队。八路军留守兵团河防部队坚守阵地，在宋家川方向经3昼夜激烈战斗，使日军始终未能接近河岸，渡河未成。在马头关、泥金滩方向，八路军河防部队在日军飞机轰炸和毒剂攻击下，沉着应战，也粉碎了敌人渡河企图。在此期间，黄河以东八路军部队于敌后积极活动，破袭日军交通线阻敌运输，积极配合作战。日军腹背受敌，被迫全线撤退。此时，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8团分兵一部渡河东进，收复李家垣（军渡以东）、柳林、击毙日军50余人。八路军留守乓团警备第5团乘日军撤退至河滩集结时，进行突然火力袭击，毙伤日军30余人，至此，日军对边区河防最大的一次进攻又告失败。

    第三次宋家川河防战斗。1939年9月4日，驻汾阳、离石日军约三四千人，附炮30门，迸占军渡，构筑工事，修筑军（渡）离（石）公路，企图巩固河东阵地长期据守，待机进攻。为粉碎日军在黄河东岸立足的企图，留守兵团河东侦察部队乘日军立足未稳，猛袭军渡以东之穆村、薛村，并破坏了军渡和薛村的公路。9月6日，日军向碛口进犯，留守兵团河防部队即于河东孟门等地抗击消耗日军。同时，留守兵团河西部队又以一部兵力渡过黄河，迂回至日军后方，活动于柳林、穆村、军渡间。在八路军留守兵团河东部队袭扰下，日军遂于12日龟缩至柳林、穆村地区。

    碛口河防战斗。1939年11月初，日军调集1万余人，准备大批渡河器材，于20日分4路由晋西大武、离石、柳林、穆村等地，向碛口合围。同时以一路奔袭葭县渡口。23日，日军主力占领碛口、孟门两镇，开始向河西实施猛烈炮击，并以一部2000余人，在火力掩护下，集结碛口河滩，放船漕渡。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8团立即对集结与渡河之敌猛烈射击，将日军击退。此时，留守兵团河防左翼部队警备第6团以一部兵力，趁机渡过黄河，袭击日军侧后，经5小时战斗，迫敌分路撤退。此次战斗，八路军留守兵团河防部队共毙日军100余人，俘虏日军2人，自己伤亡12人。

    第四次宋家川河防战斗。1939年12月初，日军集结驻离石、柳林兵力4000余人、炮20余门，再次进犯军渡，炮击宋家川。于12日占领李家垣后，加强对河西阵地实施炮击，企图强渡。八路军留守兵团河东侦察部队当日军向李家垣进犯时，即在李家垣以南山地对敌阻击，随后，转向军（渡）离（石）公路打击日军。经5日战斗，日军因侧后不断遭到打击，于16日向东撤退至柳林。留守兵团乘机收复军渡、李家垣。

    八路军留守兵团河防部队在陕甘宁边区人民和人民自卫军的支援下，在晋西北人民和八路军直接配合下，采取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将河西的顽强防御和河东的积极进攻结合起来，依托黄河天险和工事，以猛烈火力击敌于半渡之中；同时，以机动部队大胆渡过黄河，迂回敌之侧后，给敌以突然打击，挫败日军的渡河企图，打退日军的进攻，从1938年3月至1939年底，日军以数千至万亲人的兵力，在优势火力的支援下，向边区河防频繁发动23次进攻，付出重大伤亡，却屡遭失败。八路军留守兵团河防部队，使千里河防始终未被日军突破，这在中国抗日战争的江河防御作战中，是绝无仅有的辉煌战绩。

 第七章 晋东南地区反日军“九路围攻”作战

    以太行山脉为依托的晋冀豫地区，包括平汉路以西、同蒲路以东、正太路以南、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是坚持华北抗战的重要战略支点和向冀鲁豫平原发展的前进基地，根据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八路军第129师主力于1937年10月中旬挺进晋东南平定地区，积极打击沿正大路西进之日军，配合友军作战。

    11月13日，该师传达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创建以太行、太岳山脉为依托的晋冀豫边抗日根据地的指示之后，师政治部主任宋任穷等率工作团及部分武装，在同蒲路平遥至榆次以东、正太路以南、平汉路石家庄至安阳段以西和道（道口，今滑县）清（清化，今博爱）铁路以北地区，发动、组织群众，建立抗日政权，开展游击战争。全区掀起了参军热潮，以该师教导团一部为骨干，先后组建6个游击支队。各县也建立了游击武装，至年底，除第386旅等主力得到很大的补充外，第129师还组建了补充团、独立团、骑兵团。

    第129师在晋背豫边区的展开，给日军造成了威胁。日华北方面军为保障其后方和交通线的安全，遂调集步骑兵5000余人，于12月22日由太谷、榆次、寿阳、阳泉、平定、昔阳等地出动，分6路向寿阳东南之花泉地区围攻，企图歼灭或驱逐第129师。第129师以第386旅第772团，于花泉、松塔及南北军城等地，在内线打击日军；以第769团等部转移至昔阳以西之西寨、沾尚筹地，在外线袭击日军。日军在第129师内外线打击下，被迫于26日撤退。是役，第129师共毙伤日军700余人，为开创晋冀豫边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1938年1月，邓小平接任第129师政治委员。2月初，该师在辽县（今左权）部署深入开展游击战争与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工作，决定以补充团南下开辟太行山南部及道清路沿线地区；以骑兵团东进冀南，协同地方党组织和先期到达的东进纵队，创建和发展冀南抗日根据地。至此，晋冀豫边区的抗日游击战争全面展开，抗日根据地基本形成。

    同时，为了打击与钳制向晋西、晋南进攻的日军，第129师主力奉八路军总部命令，进行了正太路和邯长公路破袭战，取得神头岭、响堂铺等战斗的重大胜利，给日军以有力打击，破坏了日军的交通补给线，严重威胁了日军的后方安全。

    为保障其后方及交通补给线的安全，日华北方面军调集第108师团主力及第16、第20、第109师团各一部共3万余人，于4月初由同蒲、正太、平汉路沿线及长治、屯留等地出动，分9路向晋东南地区大举“围攻”，企图将八路军主力和在该地区的国民党军，围歼于辽县、榆社、武乡地区，摧毁晋冀豫边抗日根据地。

    朱德、彭德怀于3月24日至28日召集第二战区东路军将领会议。八路军第115师、第129师、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和国民党军第3、第17军及第94师等部队将领30余人参加会议，研究和统一了反“围攻”的作战方针。决定以八路军一部主力在地方部队、游击队的配合下，会同国民党军队钳制进犯的各路日军，集中八路军主力寻机歼灭日军之一路，以粉碎日军的“围攻”。并确定了八路军和国民党军各部的部署和任务。

    4月4日，各路日军开始对晋东南地区大举进犯。以日军第108师团为主力，由长治，屯留、平定各出动1个联队，分3路向沁县、武乡、辽县进攻；以第20师团1个联队由洪洞向沁源进攻；以第109师团1个联队另2个大队，由太谷、祁县、榆次出动，分2路向沁县，马坊进攻；以第16师团一部由元氏、赞皇、邢台以及涉县出动，分3路向九龙关、浆水镇和辽县方向进攻。

    当各路日军开始出动时，八路军总部令第129师第386旅和第385旅第769团及第115师第344旅第689团，由辽县以南转移至日军合击圈外的涉县以北地区，隐蔽待机；令坚持内线的八路军各部和协同作战的国民党军各部，按预定的部署、任务，以游击战、运动防御战消耗与疲惫日军，阻止日军深入，为转入外线的部队创造战机。同时，令晋察冀军区和第120师各以一部兵力向平汉、正太、同蒲等铁路线出击，钳制日军，配合晋东南地区反“围攻”作战。

    至10日前后，从东、西、北三面进攻之日军相继侵入晋冀豫根据地内。其中由榆次出犯之日军第109师团2个大队，被第129师独立支队、榆次游击队阻滞于阔郊、马坊一带；由祁县、太谷出犯之日军第109师团1个联队被防守该地的国民党军第94、第169师与八路军游击队阻滞于东、西团城地区；由洪洞出犯之日军第20师团1个联队被第115师第344旅主力、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决死队第1、第3纵队和国民党军第17军等部阻击于沁源地区；由元氏、赞皇出犯之日军第16师团1个大队，被第129师游击支队、冀西游击队阻滞于九龙关以东地区；由邢台出犯之日军第16师团1000余人，被第129师先遣支队及当地游击队阻滞于浆水镇以东地区；由涉县出犯之日军第16师团2个大队，被国民党军骑兵第4师、第129师独立游击支队阻滞于麻田地区。在正太路上由平定出犯的日军第108师团1个联队，经第129师独立支队、汪（乃贵）支队，第115师第5支队等部坚决阻击下，多次变更进攻路线，于14日才进至辽县、芹泉地区；由屯留、长治出犯之日军第108师团2个联队，由于在该线担任阻击的国民党军第3军败退，迅速侵入晋东南根据地腹地之沁县、武乡和襄垣、辽县。至此，6路日军均被阻止，只有第108师团3个联队分3路侵入晋东南根据地腹地。但该敌连续作战，已相当疲惫，并且孤立、突出。

    八路军总部抓住有利战机，即令转入外线的第129师主力及第689团，迅速由涉县以北隐蔽地返回武乡以北地区，伺机歼灭侵入武乡的疲惫孤立之敌。

    4月15日，侵占武乡县城之日军第108师团第117联队及配属的特种兵共3000余人，北犯榆社扑空后，急忙撤回武乡，并于当日黄昏放弃武乡，连夜沿浊漳河东撤。第129师决心以转回内线的4个主力团，迅速发起追击，歼灭该敌于运动中。具体部署：以第772团和第689团力左纵队，以第771团为右纵队，沿浊漳河两岸山地平行追击；以第769团沿武乡至襄垣公路尾追敌人。16日晨，左、右两路纵队超越日军并将日军截击于东长乐村地区。第771团和第772团各以一部分别向型往、李庄突击，以猛烈火力袭击拥挤于公路上的日军，并将日军行军纵队分割成数段。这时，已通过长乐村的日军1000余人，为解救其被围部队，向八路军第772团之左翼戴家地阵地发起猛攻。防守该地的第10连与10倍之敌激战4小时，打退日军多次进攻，其中1个排全部壮烈牺牲，阵地被日军攻占。12时、第689团赶到该地，向日军展开猛烈反击，经反复冲击，将阵地夺回。14时，日军第108师团第105联队1000余人由辽县赶来增援，向八路军第689、第772团阵地猛攻，均被击退。被围于长乐村以西之日军，也已悉数被歼。17时，日军又从辽县调第105联队1000余人来援，第129师以一部迷惑、钳制日军，掩护主力撤出战斗，转移至云安村、合壁村等地区，隐蔽待机。此次战斗，共毙伤日军2200余人，自身伤亡800余人，第772团团长叶成焕光荣殉国。长乐村战斗的胜利，重挫日军锐气，对粉碎日军的“围攻”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此时，华北日军正抽调兵力会攻徐州，日军第108师团已奉命转调豫北，其他部队也在调整部署。于是，各路日军纷纷撤退。八路军、决死队及国民党军乘胜追击，先后在沁源以南及沁县至沁源间、辽县至和顺间，各歼灭日军一部，先后收复辽县、黎城、潞城、襄垣、屯留、沁县、沁源、高平、晋城等县城，使长治的日军完全隐人孤立。27日，盘据长治之日军第108师团经白晋公路和曲（沃）高（平）公路向同蒲路南段撤退，在高平以北的张店、张度岭和高平以西的町店，又连续遭到八路军第344旅主力和决死队第1、第3纵队的截击，死伤1000余人。29日，涉县被收复。至此，日军的“九路围攻”被彻底粉碎。

    是役，历时26天，八路军共歼灭日军4000余人，收复县城19座，打破了日军企图用分进合击的战术驱逐或消灭晋东南地区八路军和国民党军的计划，有效地抑留了日军增调徐州会战的兵力，使晋冀豫抗日根据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为八路军向冀南、豫北平原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反“围攻”作战中，八路军针对日军企图，采取了内线与外线，广泛的游击战与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贯彻了“以次要兵力钳制敌之数路，而以主要兵力对付敌之一路”的原则，首先选择对粉碎日军围攻具有决定意义、而且己被削弱的日军之主要一路，适时集中兵力，于运动中歼灭之，从而取得了击破日军主要一路，震撼其他各路，粉碎日军“围攻”的效果。

 第八章 午城、井沟战斗

    晋西南地区位于黄河以东、同蒲路以西、汾离公路以南，吕梁山脉纵贯南北，是陕甘宁边区的东部屏障和联系晋冀豫边抗日根据地的纽带。早在太原失陷前，毛泽东就电示八路军总部，于适当时机派部队进至吕梁山脉活动，太原失守的当天，毛泽东又进一步指出：“吕梁山脉是八路军的主要根据地；但其工作尚未开始，因此，不但徐旅（徐海东，第115师第344旅）须立即迅速转移，林率陈旅（陈光，第115师第343旅）亦不应在东边恋战，亦以立即开始转移为宜。”据此，八路军总部于1937年11月9日令第115师师部率第343旅由正太路南进，适时转向吕梁山脉，创建晋西南抗日根据地。第344旅则随八路军总部继续在正太路沿线活动。第115师主力于12月南下进抵洪洞、赵城地区后，就地进行休整补充。

    1938年2月中旬，日华北方面军第1军向晋西南地区发动大规模进攻，国民党军纷纷退向晋南和黄河西岸，吕梁山部分地区变为敌后。第115师师部率第343旅由洪洞，赵城地区进至孝义地区打击日军。2月19日，第343旅在孝义以西之兑九峪、辛庄等地，侧击、袭击由孝义西进之日军，并于20日收复大麦郊。21日，该旅在川口附近与由双池镇西犯之日军1600余人进行激战，毙伤日军200余人，阻止了该路日军的西进。第115师主力在积极打击日军的同时，抽调干部组成工作队，深入石楼、永和等县，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游击队，开创抗日根据地。

    2月下旬，日军在占领隰县、临汾后，继续向西、向南推进，直接威胁陕甘宁边区的安全。第115师师长林彪（3月2日，林彪在限县以北的千家庄为国民党军哨兵误伤，回延安治疗，由第343旅旅长陈光代理师长）、政治部主任罗荣桓根据毛泽东关于巩固战略枢纽和寻机歼敌的指示，一面组织工作队深入各地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一面率主力进至隰县、午城地区待机歼敌。

    3月14日12时许，第115师先遣分队在午城镇以东地区与由蒲县西进之日军第20师团先头部队遭遇，先遣分队先敌展开，抢占有利地形，经2小时激战，毙伤日军100余人后，主动转移至午城西北高地，继续钳制日军，掩护主力进至机动位置。14时许，日军进占午城，并继续西犯进占大宁。16日，第343旅主力隐蔽于大宁以东之罗曲、午城、井沟公路两侧，待机歼敌。当日，日军辎重部队200余人、骡马100余匹，由午城西进至罗曲村附近时，被第343旅第685团全歼。17日，蒲县之日军汽车60余辆，向大宁运送物资，当进至井沟以西地区时，预伏于该地的第343旅第686团突然出击，歼其200余人，缴获汽车6辆。同日，第685团于罗曲村将由大宁出来接应其辎重车队的日军500余人击退。当夜，第343旅又以第686团第3营和第685团2个连夜袭午城，毙敌50余人，缴获轻机枪5挺、步枪60余支，烧毁汽车10余辆。午城日军乘夜暗突围逃窜。

    午城战斗后，第115师首长判断日军连遭打击，其主力必来报复，当即决定再次伏击日军，令第343旅以第686团和汾西游击队预伏于井沟至张庄公路两侧高地，歼灭由蒲县来犯之敌，以第685团于午城南北高地阻击由大宁出援之敌。18日，日军第108师团步骑兵800余人，在飞机掩护下，由蒲县出动，进犯午城。14时许，当日军全部进入伏击区时，第686团突然发起攻击。日军顿时隐入混乱，一部进入井沟、张庄据守，一部占领张庄以南地域顽抗。伏击部队乃迅速调整部署，乘敌立足未稳，对其展开围歼战。这时，日机6架轮番轰炸扫射。同时，被围日军在猛烈炮人掩护下，疯狂反扑，企图突围。第686团顽强战斗，打退日军的连续冲击。当晚，第343旅在游击支队的配合下，再次向日军发起猛攻，并以小分队组成战斗群，逐个歼灭隐藏于窑洞的小股日军。战至19日拂晓，日军除100余人突出重围外，其余均被歼灭。

    午城、井沟战斗，八路军第115师主力共歼灭日军1000余人，焚毁汽车79辆，缴获骡马200余匹、各种枪支200余支、山炮2门及大批军用物资，自身伤亡200余人。此战，予日军以沉重打击，切断了蒲县至大宁段的交通，迫使大宁之日军东撤，从而粉碎了日军西犯黄河河防的企图，对晋西南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和陕甘宁边区的巩固都具有重要意义。

 第九章 晋察冀边区反“围攻”作战

    为了贯彻中共晋察冀边区第一次代表大会所确定的努力扩大和巩固根据地，以及加强党、军队与根据地建设的方针和任务，并配合正面战场国民党军作战，晋察冀军区决定向东、向北发展抗日根据地，威胁日军占领的平汉、平绥路交通线。1938年4月下旬至5月中旬，首先以一部兵力向平汉路北段出击，破坏铁路80余公里，使平汉路交通中断3日，并将根据地推进到铁路附近地区。5月下旬，第120师第359旅遵照八路军总部命令，由崞县地区挺进浑源、阳原等地，协同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部队，执行向北扩展根据地的任务。6月上旬，该旅攻克应具东南之下社，进至浑源、灵丘、广灵、蔚县、淬源地区，先后恢复该地抗日政权，并以一部深入到桑于河以北地区，巩固了以浑源、广灵、灵丘、涞源为中心的察南抗日根据地。

    为进一步牵制日军，配合友军保卫武汉，在“七七”抗战1周年之际，晋察冀军区部队和第359旅在八路军总部统一部署下，向平汉、平绥、正大等铁路线和附近城镇据点发起连续破击作战，一度攻克易县城，攻占定县车站及桃花堡、西合营、暖泉、北水泉等日伪军据点，袭人新乐、平山等县城，并击毁北平近郊后景山发电厂设备，袭击香山附近日伪军，先后共歼敌1400余人，破坏铁路50余公里。

    八路军连续作战的胜利，使华北日军惊恐不安，更把处于华北敌后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视为心腹大患。为消除后顾之忧，日军决定在南取广州、中攻武汉的同时，“北围五台”，决心分兵“进剿”，“犁庭扫穴”。遂于9月中旬集中日子第110、第26、第109师团和独立混成第2、第4旅团共5万亲人，准备由平汉路北段、平绥路东段、同蒲路北段和正大路沿线同时出动，以五台、阜平为主要目标，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围攻”。日军接受以往“围攻”失败的教训，改变长驱直入的战法，采取逐步推进，压缩包围圈，尔后分割“清剿”，各个击破的方针，妄图歼灭八路军主力和领率机关，摧毁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晋察冀军区和边区党委进行了反“围攻”作战的组织动员和具体准备。八路军总部决心以晋察冀军区部队和第120师主力，在民兵游击队的配合下，采取内线与外线，广泛的游击战与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粉碎日军的“围攻”。晋察冀军区根据敌情和总部指示，决定在日军开始“围攻”处于锐势时，首先以小分队不断袭扰、消耗、疲惫日军，为主力歼敌创造有利战机，主力则隐蔽集结于机动位置，伺机歼灭或打击敌之一路；当日军兵力占优势，不可能阻止其进攻时，则以一部分主力和群众武装采取灵活的游击战与日军周旋，主力则转移到外线机动作战；在日军深入边区腹地，进行分割“清剿”或据守据点时，内线部队则继续袭扰日军，配合彻底的“空舍清野”，或采取围困战，逼退日军，外线部队则猛袭日军后方交通线和据点，迫其回防；在日军被迫撤退时，则集中兵力，抓住有利战机，追击，伏击和截击撤退之敌。

    9月20日，日军由平汉、同蒲、平绥、正太等铁路线出动，向晋察冀边区四周各要点进犯。日军按照其既定的分进合击，逐步推进，压缩合围圈的方针，实行东西对进、南北夹击，企图歼灭晋察冀边区八路军主力和领率机关于五台、阜平之间地区。晋察冀边区八路军也按预定方针，以部分主力与广大民兵游击队相结合，采取阻击、伏击、袭击等手段，钳制、消耗、疲惫各路日军，主力则隐蔽于机动位置，伺机打击威胁最大的西线或东线日军。

    在东线，由平汉路之定县、望都、保定等地出动的日军第110师团一部7000余人，于9月21日占领曲阳、唐县、完县等边沿城镇后，继续向早平发展进攻。晋察冀军区第3军分区部队分别在曲阳以东的赵邱和曲阳东北的刘家马、何家马阻击，毙伤日军300余人，迟滞了日军的行动。10月3日至4日，晋察冀军区以第1、第3军分区和冀中第3纵队独立旅各一部，在阜平以东之王快、方代口及东、西庄一带地区伏击，毙伤日军1300余人。6日上午，日军侵入阜平城。

    在西线和南线，由同蒲路之代县、定襄等地出动之日军第109师团一部及由正太路之盂县、平山、井陉出动之日军独立混成第4旅团，分5路向五台、洪子店进攻，企图合击晋察冀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晋察冀军区第2、第4军分区部队分别在东冶、河边村及上社等地阻击。南线之日军北渡滹沱河，继续向柏兰镇发展进攻时，在牛道岭、石佛寺等地被歼400余人。日军不敢冒然突进，直到10月3日，在由代县出动的日军接应下，才进入五台县城。

    在北线，由平绥路沿线之蔚县、广灵、浑源等地出动的日军第26师团及独立混成第2旅团各一部，于9月20日占领北口、九宫口、松子口等地，继续向涞源、灵丘等地发展进攻。八路军第120师第359旅和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部队密切协同，在邵家庄、冯家庄、居吉沟等地阻击，并于26日夜袭直峪。经7昼夜激战，共毙伤日军800余人，有效地迟滞了日军的行动。直至10月1日，日军才进占涞源、灵丘县城。

    日军在侵占五台、阜平、涞源、灵丘等城镇后，即加紧修筑工事，建立据点，企图采取先分割后“清剿”的手段，各个消灭八路军主力，摧毁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在晋察冀边区反“围攻”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于10月2日电示晋字冀军区：日军“此次围攻较前任何一次来得较有计划与持久性”，因此要“在党政军民中进行深入的政治动员，建立起持久抗战胜利信心”，“动员群众参战”，“实行清野空舍”；“根据敌人构筑据点，步步推进，紧缩边区，及敌人顽强与敌人不足的优缺点”，应“相当地集中主力于我有利的各种条件（敌人弱，地形有利）方面准备待机”；“以小部队与敌进行极不规则的小战，迟阻和疲惫敌人，以相当有力部队转入敌之后方交通线，打击敌之运输”；“如敌无弱可乘，不便我主力集中打击或消灭敌时，待敌人进至利害循环变换线，即将主力转至敌后方，仍以小部队分途逐渐引敌深入，使敌疲惫、疏忽、扑空，待敌转移方向或退却时，给敌以突然的袭击或追击。”同时，命令第129师“对正太路有计划地进行破坏，并相机以适当兵力越路北进，分途尾击敌人”；令第120师“积极地吸引原平、忻口，关城之敌，并相机越路东，尾击东进之敌”。

    晋察冀军区遵照毛泽东、朱德的指示，于10月7日决定改变对敌斗争方式，以主力一部化整为零，以大队或营、连为单位，配合民兵游击队，以广泛的分散的游击战，不断袭扰敌人，攻击或围困日军薄弱据点，使其惶恐不安；而以主力深入敌之后方交通线上打击日军，断其交通补给，增加深入边区腹地日军的困难，使其难以立足。各部队根据军区的统一部署，对日军展开了灵活的斗争。

    10月中旬，侵占五台之西线和南线日军共3000余人，在东线和北线日军配合下，分路向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所在地台怀、石咀、金刚库地区实行“清剿”。晋察冀军区遂以小部队与敌周旋，主力和领导机关则乘日军尚未形成严密的包围、迅速、隐蔽地南下，插至“清剿”之敌后方蛟潭庄地区隐蔽待机，从而使各路日军扑空。此后，东线和北线日军分别东撤、北返，南线日军也向盂县撤退。第2军分区部队追歼南撤日军，歼其一部。此时，西线日军龟缩于台怀地区，在八路军不断袭扰打击与断其补给的情况下，于13日向沙河撤退。与此同时，第4军分区一部在同下村伏击歼灭由灵寿出犯之日军一部，迫其退回原据点。其他各军分区部队和第359旅等部，则按军区部署积极打击日军，使其惊恐不安，难以立足。特别是晋西北、晋东南及冀中八路军向同蒲路北段、正太路沿线和平汉路北段频繁出击，迫使日军抽调参加“围攻”的兵力回防各主要交通线，从而有力地策应了晋察冀边区的反“围攻”作战。

    侵入晋察冀边区的日军，在边区军民的不断打击下，退缩于阜平、五台、蔚县、涞源、广灵、盂县、温塘等城镇据点，陷入被动地位。晋察冀军区首长抓住有利战机，当即决定，除以一部兵力配合民兵游击队继续开展游击战，不断困扰日军，以一部兵力破袭日军后方交通线，断其补给、迫其撤迟外，集中主力相机歼灭困守据点或撤退之日军。

    首先，集中力量打击进占阜平之日军。阜平地处晋察冀边区腹地，是八路军的重要后方基地。晋察冀军区首长决心集中第1、第3军分区主力和第359旅第717团收复阜平，打迟东线之敌。为此，以一部兵力并动员组织群众，于定县、曲阳至阜平的日军后方交通线上积极破坏道路和通讯线路，断敌交通补给。第1、第3军分区部队在曲阳至阜平的交通线上，先后对日军运输部队进行了19次袭击和伏击战斗。其中，10月20日于郑家庄伏击日军向阜平运送粮弹的辎重部队，缴获大车200余辆。同时，军区骑兵营袭击曲阳、定县间的高门屯日军后方粮站，缴获大量给养，断绝了阜平日军的后方补给。21日，日军为打通阜平至曲阳的交通线，分由两地出动约6000人的兵力，东西对进，企图夹击消灭活动于此交通线的晋察冀军区部队。晋察冀军区部队迅速转移，致使两地日军于当夜在韩家峪村遭遇，自相攻打，死伤甚众。在困守阜平之日军惊恐动摇之际，晋察冀军区即令第359旅第717团、第1军分区第3团于26日夜袭阜平县城。日军不明情况，在夜战中自相混战，死伤惨重。27日晨，日军在飞机掩护下，大量施放毒气，弃城东逃。晋察冀军区部队乘胜追击，并炸毁石高崖隘口，断其退路。日军遂改路撤向曲阳、定县。晋察冀军区部队收复阜平和曲阳以西地区。晋察冀军区即令第717团和第1军分区主力北返涞源、灵丘，打击北线日军。

    侵入边区北部灵丘、涞源之日军，在边区军民的打击下也处于困境。10月26日，日军北线指挥官、独立混成第2旅团长常冈宽治由蔚县到广灵，准备前往灵丘督战。八路军第359旅获悉后，即以第719团于广灵以南之邵家庄设伏，打击可能由广灵出动护送常冈宽治之日军；以第718团于灵丘西北之黄台寺设伏，打击可能由灵丘出动接应之日军。28日8时许、常冈宽治率日军宪兵队、炮兵队200余人，乘汽车由广灵南下。当其进入第719团邵家庄伏击地域时，第719团突然发起攻击，经激战，歼其大部，击毙常冈宽治。与此同时，由灵丘出动接应之日军，乘12辆汽车北驶，进入第718团黄台寺伏击地域时，压发埋设于道路上的地雷。第718团乘地雷爆炸、日军混乱之际，发起冲击，击毁汽车5辆，歼其200余人，残余日军退回灵丘。此后，第359旅和第1军分区侦悉蔚县日军运输部队准备接济涞源日军，遂以第717团和第1军分区一部于蔚县、涞源间之明堡设伏，歼灭日军400余人，击毁汽车35辆。至此，北线日军龟缩于涞源、灵丘，广灵、蔚县等据点，不敢轻易进犯。

    为增强晋察冀军区反“围攻”作战力量，遵照八路军总部的命令，第120师以第358旅主力于10月下旬东越同蒲路，进抵五台东南地区，准备在五台至河边村地区寻机歼敌。11月3日，该旅侦悉日军第109师团1个大队500余人由五台向高洪口地区进犯，判断该路日军孤军深入，扑空后必返回五台，即以第714、第716团等部于高洪口以西之滑石片地区设伏。当夜，待日军全部进入伏击地区时，突然发起攻击，将日军分割成数段，并连续打退日军的5次反扑。战至4日拂晓，日军除数十人逃窜外，其余被歼。4日上午、第358旅又追歼逃敌至五台城下。此战，第358旅共毙伤日军500余人，俘20余人，缴获步枪300余支、轻重机枪30余挺，山炮、小炮6门、电台1部及其他军用物资。

    为打破日军“围攻”，晋察冀军区部队在南线积极破袭正太路，迫使日军撤退。10月中旬第4军分区以一部于正太路阳泉至井陉段积极展开破袭战，以一部不断袭击回舍、洪子店等地日军；第129师亦以主力一部向正太路沿线出击，迫使平山、盂县等地日军主力回防正太路。第4军分区部队乘机收复回舍、洪子店等地。

    至11月7日，晋察冀边区反“围攻”作战基本结束。在历时48天的反“围攻”中，八路军部队共进行大小战斗136次，毙伤日军旅团长以下5200余人，缴获长短枪570余支、轻重机枪49挺、各种火炮10门及大量军用物资，粉碎了日军“围攻”晋察冀边区、消灭边区八路军主力和领率机关的企图，保卫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同时有力地策应了正面战场的武汉会战。

 第十章 齐会战斗

    日军在占领广州、武汉后，停止了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转而采取以保守占领区为主的方针，把打击的重点指向华北的八路军。日华北方面军为确保占领区的“安定”，1939年的作战步骤是：先集中兵力“扫荡”冀中、冀南，冀鲁边等平原地区，再对晋西、晋北、五台、太行、鲁中等山区进行大规模“扫荡”。

    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根据敌情变化和中共中央赋予的“巩固华北”的战略任务，指示华北党组织和八路军作好迎接严峻形势的准备。同时，针对日军首先“扫荡”平原地区，尔后再“扫荡”山区的企图，提出坚持平原以巩固山区，巩固山区以支持平原，坚持以游击战为主，削弱与疲惫敌人，相机集结主力实行反击，以粉碎敌之“扫荡”的作战指导原则。1938年10月至12月，八路军总部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先后命令第120、第129、第115师等部主力挺进冀中、冀南、冀鲁豫边平原和山东地区，执行巩固平原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

    冀中区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一部分，位于平汉、北宁、津浦路及沧（县）石（家庄）公路之间。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建立，直接威胁着日军在华北的指挥中心北平，以及平汉、津浦两条主要铁路线和保定、石家庄、天津、沧县等重要据点，并同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北岳区形成对平汉路的夹击态势。此时，中国共产党领寻的抗日武装虽有约10万人，并成立了冀中军区和八路军第3纵队。但部队成员新、组织领导系统还不健全，缺少骨干，根据地的党政建设也急待加强。为此，八路军总部于1938年12月命令第120师主力挺进冀中，执行巩固冀中，帮助第3纵队和发展部队的任务。

    日军为摧毁冀中抗日根据地，从1938年11月至1939年4月初，对冀中进行了五次“围攻”。1938年11月13日至12月9日，日军第110、第27师团各一部共6000余人，由平汉、津浦等铁路沿线出动，对冀中进行第一次“围攻”，企图肃清大清河以北的抗日武装力量。1938年12月21日至1939年1月24日，日伪军1500余人进行第二次“围攻”，进攻安国、博野、蠡县，企图把潴龙河以西的冀中八路军部队驱逐到河东、日军经过这两次“围攻”，占领了雄县、霸县、安国，博野、蠡县5座县城和一些重要市镇，冀中形势迅速恶化，根据地日益缩小。

    正值此时，由师长贺龙、政治委员关向应率领的第120师直属队、教寻团、第716团、独立第1支队等部，由新乐与正定之间通过于汉路，于1939年1月25日进抵河间惠伯口地区，与吕正操、程子华领寻的冀中军区、八路军第3纵队会合。2月8日，第120师第715团亦由大青山进抵冀中。2月中旬，成立了以贺龙为书记的军政委员会，并建立了以贺龙、吕正操为正、副总指挥的指挥部。

    1939年2月初，日军又以第27、第110师团和独立混成第8旅团各一部，共7000余人，分别从定县、保定、沧县、泊头等地出动，对冀中潴龙河、子牙河之间地区进行第三次“围攻”，企图歼灭驻该地的冀中军区领导机关和部队。为打破日军的企图，初到冀中的第120师和冀中部队，在贺龙、关向应的统一指挥下，决定以第120师主力一部配合冀中军区部队在子牙河东和潴龙河西，积极开展游击战，钳制和疲惫日军；以第120师主力隐蔽于河间地区待机。日军侵占大城、任丘、高阳、河间、献县后，企图进犯肃宁。2月2日晨，河间日军200余人和伪军一部，由河间向肃宁进犯，行至曹家庄以北地区，第120师第716团及独立第1支队突然发起攻击，并阻击河间、任丘援敌400余人。入夜，日军向河间撤退，第716团等部直追至河间城才撤出战斗。此战歼灭日军150余人，第120师挺进冀中初战告捷。4日，河间日军1000余人向大曹村袭击。第716团依托村庄展开抗击，激战1天，打退日军进攻，再歼敌300余人。日军连遭打击，遂暂停进攻肃宁。第三次“围攻”乃告结束。

    2月6日，日军调集2400余人开始对冀中进行第四次“围攻”，重点指向滹沱河以南的武强、饶阳、深县。7日，第120师师部率第716团南下进至武强西北的任家庄和东、西唐旺地区。日军迅速占领饶阳、武强、武邑、深县、束鹿域，9日，安平日军400余人进至王村，饶阳日军300余人进至邹村，企图合击驻邢家庄、北村地区第120师第715团。10日拂晓，日军以坦克、装甲车掩护步兵对邢家庄发起猛烈攻击。第715团以集束手榴弹打击日军坦克、装甲车，并与日军展开自刃格斗。至16时，在毙伤日军130余人后，主动撤出战斗。

    3月中旬，日军向冀中增加兵力约7000人，连同原来侵入冀中的日军一部，共约9000人，集结于大城，河间、献县、饶阳、藁城等地。18日，日军开始第五次“围攻”。鉴于日军兵力较大，第120师和冀中军区部队以“盘旋式的打圈子”战术，摆脱日军的合击，使日军连连扑空，仅占领肃宁、任丘、文安3座县城。4月1日，日军第五次“围攻”结束。至此，冀中所有县城均被日军占领。

    第五次“围攻”结束后，日军进行分散“扫荡”，扩张据点，修筑公路，使冀中八路军的回旋余地大为缩小。冀中区总指挥部决定，利用战斗间隙整理、训练、扩大部队；避免决战，积极打击由据点出扰之敌和日军运输部队，俟青纱帐起再行反攻。据此，第120师部队在任丘东南卧佛堂、大朱村、齐会一带进行了休整，将冀中军区拨归的独立第4、第5支队同第715、第716团分别组成第120师独立第1旅（辖第1、第2、第3团和第715团）、独立第2旅（辖第4、第5团和第716团）。

    4月22日，驻河间县城日军第27师团第3联队第2大队800余人及伪军一部，随行大车80余辆，满载给养弹药，进抵齐会以西的三十里铺。第120师首长判断这股日军可能在大城等地日伪军配合下实施合击。当时，第120师在该地区有独立第1、第2旅共7个团近万人，并有冀中军区第3军分区部队，兵力占绝对优势，遂决定抓住战机，消灭该敌。23日拂晓，三十里铺日军东犯齐会村，包围了驻齐会村的第716团第3大队。第120师乃以一部钳制北面之敌，令第716团第3营固守齐会村，以主力对围攻齐会村的日军实施反包围。当日，第716团等部与日军激战8小时，予日军以重大杀伤。17时，日军向大、小失村发射毒气弹。师长贺龙及司令部20余人中毒，但仍坚持指挥战斗。根据战斗发展的情况，第120师令各部迅速占领齐会外围刘古寺，东、西保车、杨庄、四公村、张庄等要点，防敌突围。当夜，第716团第1、第2营向被围日军发起猛烈攻击。日军死伤惨重，于24日拂晓向南突围，至中午，日军退至南留路、找子营之间的树林和坟地中，负隅顽抗，等待援兵。当夜，第120师调整部署：以独立第1旅第715、第2、第3团和独立第2旅第716团第2营围歼退至南留路、找子营之间的日军；以独立第1旅第1团和独立第2旅第5团分别阻击可能来援之敌。至25日拂晓，日军大部被歼，残部继续顽抗。当日黄昏，正当准备发起总攻，歼灭残敌时，风沙骤起，飞尘蔽天，残敌80余人乘机南逃至河间县城。这次战斗，第120师在日军据点稠密的狭小平原地区集中7个团的兵力，连续奋战3昼夜，歼灭日军700余人，俘7人，缴获山炮1门、轻重机枪20余挺、步枪200余支，取得平原歼灭战的第一个重大胜利，给予横行冀中的日军以沉重打击。

    齐会战斗的胜利，重挫了日军在冀中平原由“点、线”扩大到“面”的占领的企图，对坚持华北平原游击战争起到推动和鼓舞作用，同时证明，在开展平原游击战争中，只要充分发挥主动性、灵活性，注意捕捉战机，适时集中优势兵力，实行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发扬近战、夜战的特长，是可以取得歼灭战的胜利的。

 第十一章 北岳区1939年反“扫荡”作战

    1939年夏，日军对晋察冀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由冀中平原转向北岳山区。4月，日华北方面军第1集团军制定了从5月上旬至6月下旬对五台山地区的“扫荡”计划，确定从5月8日开始，先以1周时间，围歼五台山以南台怀地区八路军；尔后，再分别由五台、台怀一线和原平、代县、沙河一线，合击五台山以西地区八路军。此后，再进一步对龙泉关地区和滹沱河谷进行“扫荡”，彻底摧毁北岳区抗日根据地。当时，八路军第120师第359旅（归晋察冀军区指挥）正在晋东北的恒山及五台山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旅直属队位于三楼、河浙村、神堂堡、大寨口、大营、沙河地区；第717团主力位于茶铺、豆村地区；第718团主力位于上寨；第719团主力位于沙河、大营以北。5月8日至9日，日军第109师团和独立混成第3旅团各一部，共5000余人，分路出犯。其中，从五台出动的日军2000余人经耿镇、石嘴进犯长城岭、铜钱沟地区；从豆村出动的日军1000余人进犯台怀镇；从大营出动的日军1000余人经白坡头、大寨口进犯神堂堡，企图合击驻阜平以西龙泉关地区的晋察冀军区领导机关。针对日军的企图，晋察冀军区令第717团由茶铺、豆村地区向龙泉关方向转移，阻击由五台、豆村东进之敌；令第2平分区第4团及第6大队向豆村、台怀镇游击，迟滞日不前进；令第359旅旅部率第718团由下寨进至神堂堡地区，相机歼敌。

    5月9日，由大营镇出动之日军独立混成第3旅团1个大队800余人，沿大寨口、神堂堡向台怀慎进犯，11日到达台怀镇以北土川里、盘道村，因前面山路有积雪，不好通行，遂企图沿原路经神堂堡回撤大营镇。第359旅决心利用神堂堡至上下细腰涧一带有利地形，集中主力，歼敌于运动中。据此，以第717团由峨河进抵文溪里一带，准备参加合击该路日军的战斗；以第718团和教导营、骑兵大队预伏于口泉村、青羊口以南，准备伏击北撤之日军，以第719团钳制繁峙和沙河镇之日军。同时，要求晋察冀军区第2军分区以适当兵力钳制五台、豆村方向之日军。13日，土川里、盘道村之日军由原路向大营镇撤退，进至口泉村地区时，即遭第718团、教导营和骑兵大队阻击，激战竟日，被歼一部。当晚，日军见经神堂堡撤回大营镇无望，遂改经上下细腰涧撤回大营镇。此时，第359旅遂令第718团等部跟踪追击，令第717团先敌进至上下细腰涧截击。14日晨，企图撤回大营镇的日军在上下细腰涧被第359旅包围，激战至15日中午，被歼500余人，残部在沙河之日军接应下，撤回大营。此役，共毙伤日军700余人，缴获炮5门，轻重机枪19挺、步枪400余支。

    5月7日，驻梁各庄日军500余人沿涞（源）易（县）公路西进，占领大龙华镇后，留置300余人在大龙华建立据点，企图与涞源日军相呼应，打通涞易公路，隔断北岳区与平西区的联系。为打破日军的分割企图，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以第1团、第2团1个营、特务营、骑兵营、炮兵连、游击第3支队、第5支队，共3000余人，于5月20日，乘夜暗隐蔽接敌，突然发起攻击。天亮后，易县、梁各庄等处日军来援，均遭阻击。战至下午，全歼大龙华日军，并歼灭援敌100余人。此役，共歼灭日军400余人，缴获炮5门、轻重机枪6挺、各种枪90余支及日军文件50多册。大龙华战斗后，日军出兵报复，利用雨季对第1军分区的易县、满城、徐水地区进行“扫荡”。第1军分区经过20余天战斗，于7月28日结束雨季反“扫荡”。

    1939年8月，第120师奉中央军委命令，由冀中转移至晋察冀边区整训待命。9月，第120师除第715团奉命于9月中旬开抵雁北上寨地区，接替第359旅防务外，师部率第35S旅（原独立第2旅）、独立第1旅，第719团和独立第1支队等部，在行唐西北之口头镇、南北城寨、牛家下口、程家庄、南北谭庄等地集结整训。

    9月25日上午，驻石家庄及正太路沿线的日军独立混成第8旅团第31大队及灵寿、正定、行唐、无极4县的伪警备队共1500余人，由灵寿出动，占领慈峪镇，采取所谓“牛刀子战术”，奔袭晋察冀边区南部重镇陈庄，寻歼八路军主力，企图摧毁抗日根据地的后方设施。晋察冀军区和第120师首长根据敌之企图，决心以少数兵力节节抗击，诱敌深入，尔后集中优势兵力，歼灭该敌于运动中。战斗部署是：以第719团正面抗击，吸引日军；以独立第1旅第2团、第358旅第716团、独立第1支队等部，隐蔽集结于牛家下口、程家庄、刘家库他及大小文山之间地区，准备向敌侧后突击，并在正面阻击部队的配合下，歼灭该敌于东西岔头、南北谭庄地区。另以第358旅第4团向行唐、曲阳方向警戒；以晋察冀军区第4军分区独立第5团在慈峪以南地区监视日军后续部队的行动。

    26日拂晓，进占慈峪镇之日军向该镇以北的南五河、北霍进攻，遭第719团阻击，不能前进，下午撤回慈峪镇。27日拂晓，日伪军1100余人，由慈峪镇沿鲁柏山及秋山南麓，经南燕川、湾子里、长峪奔袭陈庄，于11时占领陈庄。第120师首长认为该敌孤军深入，后勤缺乏保障，因而不可能久占陈庄，必将迅速撤退；并且根据日军撤退时一般不走原路的规律，判断其可能由陈庄向东、经南北台头、东西岔头沿磁河大道向灵寿撤退。据此，决心迅速调整部署，在磁何两岸的东、西寺家庄及冯沟里地区设伏、歼敌。具体部署是：独立第1支队（欠1个营）进至陈庄以东之七祖院、大庄地区，与敌保持接触，诱敌进入预伏区；以第358旅第716团隐蔽集结于东西寺家庄至南北台头之间待机；以独立第1旅第2团隐蔽集结于冯沟里、破门口及其以南地区，担负伏击任务；以独立第1支队和第2团各1个营进至长峪附近，防敌经长峪撤退；以第719团于南北谭庄及东西白头山占领阵地，阻止慈峪之敌北援；以第358旅第4团1个营担任对行唐、曲阳的警戒，该团主力集结于牛家下口待命；师前方指挥所设于南台头。

    27日夜，独立第1支队和抗大二分校各以一部，自东西两方终夜袭扰陈庄。28日6时，敌火烧陈庄后，沿磁河左岸大路向东撤退。独立第1支队一部按计划节节阻击。敌为防止受到伏击，途中又变换方向，突然向南徒涉磁河，隐蔽其撤退路线。渡过磁阿后，仍然向东，沿磁河南岸、鲁柏山北面山脚小路撤退，正好陷入伏击区。10时许，敌全部进至冯沟里、破门口地区，向第2团阻击阵地猛攻。第2团坚守阵地，使敌不能前进。此时，独立第1支队尾敌追击至高杨庄，由西向东对敌展开进攻；第716团将磁河北岸横山岭之敌驱逐后，由北向甫组织进攻；第2团亦乘机由防御转入进攻，与敌在冯沟里以南小高地展开激烈的争夺战。14时，第120师又将第358旅第4团由牛家下口调至石咀，占领破门口以东高地，并多次打破敌之东窜企图。至此，敌已完全处于第120师各部队的四面包围之中。

    当日，由灵寿增至慈峪的日军300余人，连同原有日军共计8000余人，于16时开始向南北五河第719团阵地进攻，企图接应被围日军突围，被第719团顽强阻击于白头山地区。

    黄昏，第120师以独立第1支队由西向东。第2团由南向北、第4团由东向西、第716团由北向南，对被围日军发起总攻。至23时，将日军分割包围于冯沟里、破门口两个村内。当夜，慈峪之日军向白头山第719团阵地的进攻更加猛烈。第120师为保障主力歼灭被围之敌，遂将第4团调至山门口及桥塔岩地区，以加强白头山地区的纵深防御。被围日军见援军无望，遂于拂晓前由冯沟村乘隙向南山突围，其大部沿山脊攀上鲁柏山西侧高地，少数零散人员循破门口沟内进至石佛峪西山。第120师急令己进至沙湾及万寺院地区的晋察冀军区第4军分区第5团，先敌占领鲁柏山制高点，坚决阻止该敌逃跑，并令第716团、独立第1支队及第2团一部展开多路追击，将日军重新包围。29日，日军数次拼死突围未逞。战至30日下午，将敌1100余人全歼，进攻白头山之敌，虽在29日下午又获援200余人、3辆坦增援，30日8时，该敌以一部在南北五河与第719团对峙，其大部绕路向沙湾进攻，又被第4团所阻。至16时，该敌见其主力已被歼灭，遂经慈峪退回灵寿。

    此次战斗，历时6天5夜，除将进攻陈庄之敌全部歼灭外，并两次击退增援之敌，共毙日军水源旅团长以下1280余人，俘16人，缴获炮3门，轻重机枪23挺、步枪500余支。第120师牺牲独立第1旅参谋长郭征等142人，伤415人。

    日军遭此打击后，于10月中旬，调集独立混成第2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第110师团主力，共2万余人，对北岳区进行更大规模的“扫荡”，企图打通曲（阳）阜（平）线的交通，腰斩北岳抗日根据地。25日，驻灵丘、涞源之日军出动1000余人，向上寨、下关地区合击，企图围歼第120师第715团。该团在雁北支队的配合下，连续阻击和袭拢日军，毙伤其200余人。28日，日军被迫撤退。11月2日夜，退回涞源之日军独立混成第2旅团第1大队等部共1500余人，向水堡、走马驿、银坊方向进犯。晋察冀军区和第120师决心在涞源至银坊之间的雁宿崖地区设伏，歼敌一路。具体部署是：以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阶第1，第3团，第3军分区的第2团，分别急行军，于3日拂晓前进至雁宿峡谷两侧设伏；以第1军分区游击第3支队于三岔口、张家坟一线，担负诱敌任务；以第120师第715团牵制日军；以第1军分区第25团等部力预备梯队。3日7时许，日军一部共520余人，进至三岔口与第1军分区游击第3支队接触。该支队按预定计划，节节抗击，将日军诱至雁宿崖地区。晋察冀军区预先设伏部队立即发起攻击，将日军压缩于雁宿崖峡谷内。激战至下午4时，将日军全部歼灭。战斗结束后，晋察冀军区首先根据日军每遭重大打击后必行报复的规律，令部队迅速脱离战场，转移至机动位置，待机再战。4日，日军独立混成第2旅团长阿部规秀果然亲率涞源、插箭岭日军1500余人，向雁宿崖急进，企图寻找八路军主力报复。5日下午，该敌进至雁宿崖，八路军已向东转移。日军报复心切，6日晨继续追击。同时，日军第110师团于当日派遣2个支队从唐县、完县北上，进行策应。

    晋察冀军区决定在黄土岭附近再对东进日军予以打击。即令第25团以一部与日军保持接触，监视日军动向，令第1、第2、第3团，游击第3支队及第25团一部进行战斗准备，并令第20、第26、第34团钳制易县、满城、徐水之敌，第120师令特务团从神南镇北上，作为预备队，参加战斗。

    6日晨，日军由雁宿崖东进，黄昏进入黄土岭村。黄土岭位于涞源，易县交界外，往东到上庄子是一条长2.5公里的山谷，利于设伏。晋察冀军区决定利用这一有利地形，采取伏击手段，歼灭该敌。即令第1团和第25团占领寨蛇附近阵地，截断敌之去路；令第3团占领黄土岭至上庄子以南山地，令第120师特务团进至大安，随时准备加入战斗；令第2团尾随敌后，待敌占领司各庄后，绕到黄土岭北面占领有利地形；令游击第3支队控制通往涞源的要道。

    7日晨，日军主力由黄土岭出发，沿山谷向东移动。15时进入伏击区。八路军突然发起攻击，将日军围团于峡涧之内，100余挺机枪集中火力射击，日军死伤惨重。日军独立混成第2旅团指挥部亦被迫击炮击中，阿部规秀当即毙命。8日晨，日军主力在猛烈炮火和飞机掩护下向上庄子西北突围。第2、第3团和特务团尾追突围日军。中午，晋察冀军区首长获悉，从唐县、定县出动的日军援军1200余人已抵西北面的三岔口，日军第26师团、第110师团各一部均已出动增援，乃指示部队撤出战斗。

    黄土岭战斗，歼灭日军900余人，特别是击毙阿部规秀，引起日军上下悲鸣，哀叹“名将之花，殒落在太行山上”。

    日军为施行报复，于11月中旬，调集第110、第26师团，独立混成第3、第8旅团及驻蒙军各一部，共2万余人，从20日起，兵分7路，以阜平为目标，采取分进合击战术，直插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腹地，企图以突然迅速的行动，围歼晋察冀军区、第120师的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

    为避敌锋芒，晋察冀军区部队及第120师主力适时向外转移。26日，日军进占阜平。八路军不断袭击日军后方点线，迫使日军主力不得不于12月3日放弃旱平。8日，日军全部撤回原据点。从10月25日至12月8日，北岳区八路军共作战108次，伤亡约2000人，毙伤日军3600余人，粉碎了日军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大规模“扫荡”。

 第十二章 冀南抗日根据地1939年春季反“扫荡”作战

    八路军第129师在创建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的同时，于1938年1月和3月，先后派出东进纵队和骑兵团进入冀南，协同中共地方组织，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并建立了冀南军区和5个军分区。

    4月下旬，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平原游击战争的指示，第129师副师长徐向前率第769团、第115师第689团和第5支队，由晋东南出发挺进冀南。6月上旬，第386旅第771团主力迸到冀南地区。11日，第385旅汪乃贵支队也进到冀南地区。以上各部进入冀南地区后，在积极打击日伪军和上匪的同时，广泛发动群众，组织武装，建立政权。至8月，开辟了以南宫为中心，西至平汉路，东至津浦路、北至沧（县）石（家庄）公路、南跨漳河的冀南抗日根据地。

    1938年11月，日军按照其先控制平原，后进攻山地的方针，在围攻冀中地区的同时，以独立混成第3旅团及第114师团各一部共3700余人，对冀南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先后占领根据地边缘的宁晋、永年、故城、恩县、高唐等重要城镇与鲁西北的聊城。此时，国民党军鹿钟麟部也积极制造磨擦，包围八路军驻守的枣强县城，提出“撤换县长、驱逐八路”，宣布取消由共产党领导的冀南行政公署，另派国民党的专员、县长，从而使冀南抗日根据地外于日伪顽夹击之下，情况十分严重。

    为巩固冀南抗日根据地，坚持鲁西北的斗争，支援八路军第115师向冀鲁豫及山东发展，八路军总部于11月命令第129师主力挺进冀南。

    12月21日，师长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率第129师师部、第386旅补充团、先遣支队第3大队等部，从太行到达冀南（第386旅旅长陈赓率第386旅新编第1团、第344旅第688团已先期到达）。

    12月30日，第129师在南官召开军政干部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并根据冀南地区的斗争形势，确定了依托广大乡村，依靠人民群众，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巩固抗日民主阵地的斗争方针。为实现这一方针，第129师二面协助冀南地方党政机关继续执行减租减息和合理负担政策，改造乡村政权，加强群众的教育与组织工作；一面分别派遣部队，积极向日军出击，并动员群众拆城挖沟，改造地形，准备反“扫荡”作战。同时，对冀南敌后的国民党军石友三部开展统战工作。

    1939年1月，日军调集第10师团主力，第110、第114师团各一部共3万余人，由平汉、津浦路沿线，分多路对冀南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企图消灭或驱逐八路军，控制平原地区，第129师和冀南军区首长根据当时日伪顽夹击的严重形势和日军在平原地区行动迅速，且便于集中兵力的特点，确定将主力分为第385、第386旅、青年纵队、东进纵队、先遣纵队等几个作战集团，结合地方部队，分区活动，寻机歼敌；派出小部队，广泛开展游击战，疲惫、消耗敌人，限制敌人于少数点线之内，以控制广大乡村，坚持冀南平原抗日根据地。

    1月7日，西线日军由石家庄、邢台、邯郸，大名等据点分路出动，采取稳步推进的战术，压缩抗日根据地。占领城镇要点后，即留置守备部队，修筑公路，建立伪政权，并大肆烧杀，镇压抗日群众。至1月底，先后侵占赵县，隆平（今隆尧）、平乡、广平等县城，控制了新河至曲周的滏阳河主要渡口。鲁西北之日军也侵占了清平、博平等城。

    2月初，东线日军亦由泊头、德州等据点出动，会同西线日军，在航空兵掩护下，分路向冀南中心区推进。

    2月9日，日军主力合击南宫、冀县、枣强地区，侵占了冀南中心区的所有县城。在日军开始出犯时。第129师即以一部兵力予以阻击、伏击、迟滞日军，并连续袭击宁晋、广平、肥乡、高唐、巨鹿等城之日军，取得许多战斗胜利。当日军主力进入中心区后，第129师主力即转至日军侧后，打击日军补给线及守备部队。在袭击日军的过程中，第386旅发现日军每遭袭击后，必派出部队进行报复，于是决心利用日军这一活动规律，以第386旅作战集团（包括第386旅主力和第688团）在威县以南的香城固地区设伏，诱歼报复之敌。兵力部署是：以第688团第1营于香城固担任正面阻击，主力位于张家庄、马落堡，与设伏于香城固东南和东北的南香固、庄头的补充团，构成袋形阵地，以新编第1团设伏于香城固西南的西孝固，并向西警戒；以骑兵连进至香城固以北的第什营、南草场，向威具日军进行侦察和游击活动。部署就绪后，即以东进纵队第3团、新编第1团、第688团等各一部连续袭击威县、曲周等县城，诱敌出犯，2月10日上午，威县日军以1个加强步兵中队向南出击。12时许，进至南草场附近，第386旅骑兵连且战且退，将日军诱人香城固地区。第386旅伏击部队从东、西、南三面同时发起攻击，战至黄昏，将日军全歼。计毙日军大队长以下200余人，俘日军8人，缴炮4门。第386旅伤亡50余人。香城固战斗后，第129师主力渡过卫河，进至冠县地区休整。

    香城固战斗，是粉碎日军对冀南大“扫荡”中的一次主要战斗。第386旅作战集团以灵活的游击战术，创造了平原反“扫荡”作战的光辉战例，刘伯承指出：“这次战斗敌我伤亡的比例是四比一，我们的代价是小的，是赚钱的生意，这是个模范的诱伏战，应当表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分别致电嘉奖。

    日军寻歼冀南地区八路军主力的企图失败后，即占据了冀南及鲁西北的全部县城，增设据点，加修工事，修筑公路，建立伪军、伪政权；同时依托据点，进行分区“扫荡”，企图摧毁冀南抗日根据地。

    第129师将部队分散，一面带领地方游击队袭扰日伪军，断其交通，使其不能立足；一面进一步发动与组织群众，改造平原地形，为坚持冀南游击战争创造条件。从1月至3月，冀南八路军作战100余次，歼灭日伪军3000亲人，粉碎了日军控制冀南平原的计划。

 第十三章 陆房突围战

    山东是联结华中和华北的纽带，可以南下华中，北迫平津，且与晋察冀和太行抗日根据地成鼎足之势。巩固和发展山东抗日根据地，对坚持敌后抗战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从1938年底开始，日军增强驻山东的兵力，组建第12军，下辖第5、第21、第114师团、独立混成第5旅团、骑兵集团等部，并开始由城市和交通要道向乡村伸展。为适应对敌斗争的新形势、统一山东抗日武装的领导和增强山东抗日武装的力量，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决定，1938年12月成立山东纵队，下辖6个支队。与此同时，八路军总部命令第115师主力一部开赴山东。第115师立即派第343旅第685团由晋西出发，12月下旬，到达（微山）湖西地区，与当地抗日武装合编为苏鲁豫支队。

    1939年3月1日，第115师代师长陈光、政治委员罗荣桓率师部及第343旅（欠第685团），到达鲁西郓城地区。

    为迅速打开运（河）西地区的抗战局面，3月4日，第115师以第686团对环城西北之樊坝伪军据点发起进攻，全歼守军1个团800余人。樊坝战斗后，第115师除留第686团第3营坚持运（河）西地区外，继续东进泰（山）西地区。10日，到达东平东北部的夏谢村，与中共泰西地委和山东纵队第6支队会合，随即召开山东津浦路西地区高级干部会议，罗荣桓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提出创造泰西抗日根据地的任务。会后，八路军部队拔除了汉河西岸的伪军据点，加紧扩大武装和建设政权。

    八路军第115帅主力进入鲁西后，使泰西抗日根据地迅速扩大，直接威胁日军的重要交通线律浦路，5月初，日军从济南、泰安、兖州、东阿、汶上等地调集5000余人，附汽车、坦克100余辆、火炮100余门，以及伪军3000余人，分9路“扫荡”泰西地区，企图寻找第115师主力决战。

    5月2日至8日，日军首先对大汶河南岸及东平、汶上地区进行“扫荡”。

    9日，各路日军接近山区后，即采取稳打稳扎、步步为营的战术，对第115师师部及活动于肥城、宁阳山区的抗日武装实施合围。

    10日，第115师首长决定，除留下第686团2个营在原地坚持斗争外，师机关、直属队、津浦支队向大峰山区转移，山东纵队第6支队向平阴、东阿转移。此时，各路日军已迅速形成合围。第115师师部、第686团（欠第3营）、津浦支队、冀鲁边第7团、山东纵队第6支队等部和中共鲁西区党委、奉西地委等党政机关共3000余人未及转出外线，被包围于肥城东南陆房一带纵横不足10公里的地区内。在十分危急的情况下，第115师首长决定，以少数兵力在正面阻击与钳制日军，其余部队和机关于当晚乘夜暗突围转移，但当夜突围时，除山东纵队第6支队由于熟悉地形、道路，秘密跳出日军包围圈外，其余各部均为日军所阻。

    11日，日军在密集炮火支援下全线发起进攻，并一度逼近第115师师部驻地陆房村。八路军被围部队与日军展开白刃格斗，顽强反击，终于守住了阵地，并连续击退日军的多次攻击。入夜，日军收缩兵力，监视八路军行动，企图侍天明后继续围攻。第115师首长当即决定，趁日军收缩兵力之机，利用日军不善夜战的弱点，实施夜间突围。部署是：师部和第686团向西南方向突围；津浦支队和冀鲁边第7团分别向东和向南突围。22时许，除留置警戒分队外，各部队逐步收拢，整理装备，宣布纪律，实行分路、轻装、隐蔽突围。至12日晨，各部队及党政机关均由日军间隙跳出合围圈，安全转移至东平以东地区休整。

    12日上午，日军以炮火掩护步兵攻入陆房村内，才发现八路军已经转移。

    陆房突围作战、共毙伤日伪军1300余人，八路军伤亡360余人。此战胜利，对保存骨干力量和坚持山东敌后游击战争，具有重要意义。

 第十四章 晋西北抗日根据地1940年夏季反“扫荡”作战

    1940年2月上旬，八路军第120师主力由晋察冀边区返回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后，根据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关于把晋西北建成连接陕甘宁边区和华北的“战略枢纽”的指示，部署所属部队，积极开展晋中平原和同蒲路北段的抗日游击战争，以巩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同时，加强大青山根据地的斗争，并向绥东发展。从4月起，第120师进行整编和补充，主力部队共补充12万余人，充实了编制。阎锡山发动晋西事变被粉碎后，为统一晋西北新军的领导，成立了晋西北新军总指挥部，以续范亭为司令员，罗贵波为政治委员。新军的作战行动统一受第120师师部指挥。新军整军后，共辖暂编第1师、决死第2纵队、决死第4纵队、工卫旅共10个团，1.2万余人。实际上成为由中共领寻的一支人民军队。

    1940年2月下旬，日军先后出动5000余人，分路“扫荡”五寨，临县、方山、文水和交城以西等地区。其目的在于侦察晋西北八路军的情况，为以后进行大规模“扫荡”作准备。5月，日军在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周围部署了独立混成第3、第9、第16旅团和第26师团一部，共2.5万余人，从5月下旬开始，修筑公路，增设据点，运输物资，井派特工人员潜入根据地进行侦察。日军企图乘八路军第120师返回晋西北不久，集结重兵，一举摧毁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歼灭八路军第120师主力。第120师针对日军的动向。制订了作战预案，并协助群众进行空室清野，决心粉碎日军的“扫荡”。

    5月底，日军开始调动兵力。日军第1军在驻蒙军配合下，将第26师团一部由大同、平鲁、朔县等地向偏关地区集结；独立混成第3旅团由崞县、代县等地向五寨、神池、宁武地区集结，独立混成第9旅团由忻县、太原等地向静乐、河口、古交地区集结；独立混成第16旅团在离石、大武、柳林等地集结。作战企图是：先占领岢岚、岚县、交城以西及方山、临县并占领黄河各渡口，切断晋西北八路军通往陕甘宁边区的道路、尔后由北、东、南三面向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中心区合击，逐步压缩围歼晋西北八路军，彻底摧毁晋西北抗日根据地。

    八路军第120师根据对敌情的判断，决心：第一阶段，相对集中兵力，打击敌之薄弱部分，相机歼敌一部；第二阶段，以分散的游击战为主，疲惫与消耗敌人，迫敌撤退；第三阶段，再相对集中兵力，歼敌一路于运动之中。据此方针，作出具体部署；以第358旅并指挥独立第2支队，集结于王狮、普明之间地区待机；以独立第3支队集结于岚县以北之河口地区，准备打击向岚县进攻之敌；以独立第1旅进至临县、三交以东地区，相机打击由大武向临县进犯之敌；以决死第2纵队在离石、方山之间活动，以决死第4纵队在汾（阳）离（石）公路沿线，袭敌据点，断敌交通；以独立第之旅与新军暂编第1师集结于岢岚、五寨以西地区，相机打击由五寨向奇岚进犯之敌。师特务团及新军工卫旅活动于文水、交城西北地区，积极袭击钳制敌人，配合内线之反“扫荡”。此外，还令驻河西宋家川之第359旅第718团，准备以一部兵力东渡，在军（渡）离（石）公路沿线配合作战。

    战役的第一阶段从6月7日开始。当日下午，日军独立混成第9旅团1100余人分之路向岚县进攻。8日，占领该城。独立第3支队从10日至13日不断袭击岚县之敌，伏击静岚公路日军运输队。为打击进占岚县之敌，第120师令第358旅由白文镇开赴岚县、静乐以南地区。15日，第358旅到达东村附近。

    12日，文水、交城、古交和静乐等地日军2500余人，分9路向文水西北的双龙镇、对久镇地区合击，企图歼灭第120师特务团和新军工卫旅，该两部及时跳出日军合击圈，使敌扑空。此时，第120师判断北面之敌将由五寨进攻岢岚，南面汾、离之敌北犯为主要进攻方向，静、岚之敌对南北西面将取策应动作，遂下达补充作战指示：令第358旅将主力集结于东村东南地区待机；令独立第3支队钳制岚县之敌；令独立第1旅以第715团于三交以东地区打击由大武出犯之敌，待敌向临县进攻时，再转移至机动位置待机；令独立第2旅主力和新军暂编第1师在五寨、岢岚间打击由五寨向岢岚进犯之敌，并将敌向保德方向吸引，以减轻对第358旅等部的压力；令决死第2纵队在敌大举进犯临县、方山时，转至大武、方山至三交的交通线上作战，令决死第4纵队以2个团于汾离公路线上切断敌交通；令师特务团与新军工卫旅在文水、交城西北地区坚持游击战。

    16日，在东村附近活动的第358旅侦悉，由静乐进攻对久镇地区之日军一部700余人北返米峪镇，似将继续向静乐撤退。米峪镇附近地形较好，日军增援较为困难。第358旅决心歼灭该敌于运动中。遂以第716团、独立第4团和独立第2支队，于当口下午进至米峪镇以北的大夫庄附近设伏。但米峪镇之敌未动，第358旅遂以独立第2支队于大夫庄对娄烦方向警戒，主力立即向米峪镇开进，并准备以预期遭遇战消灭该敌于米峪镇附近。17日7时，第358旅前梯队第4团进至言家掌以东时，与由米峪镇出动之敌遭遇。该团迅速抢占有利地形，先敌展开攻击。9时许，第716团加入战斗，经激战，将日军四面包围。至17时，第358旅发起总攻，歼敌大部，残敌窜入土窑内进行顽抗。18日，第120师得悉静乐、古交等处日军驰援米峪镇，而南、北两方面的日军已全部出动，遂令第358旅迅速向赤坚岭方向转移，避开敌之合击，待机歼敌。第358旅遂留第4团继续围歼残敌，主力向赤坚岭转移，第4团战至19日，将敌全歼，尔后迅速转移。此役全歼日军700余人，第358旅伤亡445人。米峪镇战斗是第120师回师晋西北后取得的第一个歼灭战胜利。

    日军独立混成第3旅团于16日由五寨、新屯堡出动，17日占领岢岚。

    6月20日，日军开始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进行全面“扫荡”。第120师遂展开第二阶段的反“扫荡”作战。

    日军独立混成第16旅团由汾离公路一线向北，独立混成第9旅团由岚县等地向西，向南，合击临县、方山地区。柳林日军1500余人于18日开始北上，至20日先后占领孟门、碛口；大武日军2000余人分两路北上，一路经峪口于21日占领方山，一路经三交于21日占领临县及临县北之窑头。自21日起，进占碛口、临县之日军对安家庄、清凉寺，梁家会等地的独立第1旅进行连续合击，但均扑空。日军在遭到独立第1旅部队在三交，安家庄、穆家坪、王家里等地的打击后，继续向黄河沿岸追击，企图压迫独立第1旅于其包围圈内，予以歼灭。此时，独立第1旅已转至外线，日军于24、25日分由窑头、临县西进，占领罗峪口、克虎寨等处，日军独立混成第9旅团占岚县后，兵分两路，一路向西南，经普明直扑方山；一路先向西后向南，经大小坪头、任家坡、花子村，22日占窑头，与独立混成第16旅团北上部队汇合。

    米峪镇日军被歼后，静乐、古交、交城3路日军共1500余人，于20日拂晓赶到米峪镇附近，企图报复。此时，第358旅主力已向赤坚岭转移。日军又企图与由方山北上、由普明南下的部队一起合击第358旅于赤坚岭。第358旅由赤坚岭经寨上、康宁镇，冲破日军的围堵，于24日进至兴县西蔡家崖附近与师直日军合击临县、方山的同时，在北面，日军独立混成第3旅团由岢岚向西北，驻蒙军谏山、石丸支队由偏关、三岔堡向西南台击保德、河曲地区。奇岚日军于6月20日出动，第120师独立第2旅和新军暂编第1师为减轻日军对第120师驻兴县的指挥机关的压力，奉命节节抗击，将日子诱向西北方向。24，该敌进占保德。此时，偏关日军己进至；日县东北之沙坪村，三岔堡日军已进至保德以东之沙泉镇，奇岚日军后续部队也赶至桥头，对独立第2旅构成了合击态势。独立第2旅当即转至日军的侧翼，集结于保德以东25公里之阁老店地区，3路日军扑空后，三岔堡、岢岚两路日军于27日返回原据点。

    日军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20余日的“扫荡”，虽占据了数座空城和一些村镇，但合围歼灭晋西北八路军主力的企图未能得逞。日军不甘心失败而归，遂在撤退前以独立混成第9旅团为主，南、北日军各一部，分4路合击兴县地区。28日，临县窑头日军1500余人分两路北上，29日，岚县日军约1200人西进，保德、奇岚日军30日会合于威康，然后南下，对驻兴县的第120师领导机关形成包围态势，为打破日军企图，第120师机关率第358旅由兴县及其以北地区转移至兴县西南的曹家坡、张家圪台地区。30日，窑头北上日军与岚县西进日军进占兴县，再次扑空。

    7月1日，第120师判断反“扫荡”已达末期，兴县日军有可能向东撤退，决心集中第358旅，独立第1旅及独立第3、第5支队于兴县以东二十里铺附近地区，伏击东退日军。命令独立第2旅尾追保德向岢岚撤退之敌，并以一部转至兴县东北地区阻击兴县日军向岢岚撤退。

    7月3日，第358旅由康宁镇西北到达冯家沟地区，独立第1旅及独立第5支队到达明通沟以南地区。4日，师部进至羊湾子指挥战斗。

    4日8时，兴县日军2000余人沿大川向东撤退，11时进入二十里铺伏击区。独立第1旅第2团和第715团占领明通沟至奥家坪以南伏击阵地，立即向日军发起攻击，日军遭突然袭击，伤亡惨重，被迫展开，进行顽抗。17时，第358旅赶到加入战斗，反复向日军猛攻。但因北面空虚未能形成包围，且各部加入战斗先后不一，未能形成同时的突然攻击，致使日军固守村庄顽抗，难以迅速解决战斗。4日晚，由保德南撤之日军1000余人到达兴县，5日晨继续东撤，企图与兴县东撤日军协力向东突围。此时，第120师预料难以全歼日军，遂以一部尾击、侧击撤退之敌，主力撤出战斗。二十里铺战斗，歼灭日军700余人，再次予日军以沉重打击。第120师伤亡430余人。7月6日，日军全部撤退。

    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军民1940年夏季反“扫荡”作战，历时月余，共作战250余次，歼灭日伪军共4500亲人，收复兴县、临县、方山、保德、河曲等县城。第120师及新军部队共伤亡2039人。

    反“扫荡”作战胜利后，11月7日成立了晋西北军区，贺龙任司令员，关向应任政治委员，下辖6个军分区。至此，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已拥有东起平绥路大同至集宁段和同蒲路大同至平遥段，西至黄河，南迄汾离公路，北至大青山的广大地区。

 第十五章 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反“扫荡”和交通破击作战

    1939年1至2月间，日军在对冀南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的同时，即开始了对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大“扫荡”的准备，由正太、同蒲路沿线出动，先后侵占和顺、辽县、翼城、浮山，安泽等城镇。4月初，占领平遥以南的王和以及白晋公路线上的南关。

    1939年7月初，日华北方面军抽调其第20、第109师团主力和第10、第35、第36，第108师团及独立混成第4旅团各一部，共5万余人，由第1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指挥，对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太行山区进行大规模“扫荡”，企图首先打通白晋、邯长、平（定）辽（县）等公路，占领主要城镇，分割抗日根据地，尔后逐步压缩围歼八路军第129师部队，摧毁抗日根据地。

    八路军总部和第129师根据日军兵力较大，可能长期占据抗日根据地内的部分城镇与交通线，并把抗日根据地分割成若干小块，尔后逐一“清剿”，并加以摧毁的情况判断，决定将广大地方武装和民兵游击队以分散的持久的游击战疲惫消耗日军，主力则适当集中，相机歼敌，粉碎日军的“扫荡”，打破其分割计划。据此，第129师并奉命指挥第115师第344旅，晋豫边支队和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1、第3纵队及广大地方武装、民兵游击队展开了反“扫荡”作战。

    从7月3日起，同蒲，正太、平汉、道清等铁路沿线之日军，先后出动，向晋冀豫抗日根据地进犯，其主力沿白晋、平辽、邯长等交通线向辽县、沁县、长治等地推进，企图合击第129师主力于辽县，榆社、武乡地区，另一部则向阳城，晋城进攻，企图合击太行山南部地区的八路军部队。此时，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军民已完成了反“扫荡”的准备，破坏了日军可能利用的城墙围寨、道路，进行了空舍清野，准备与日军作长期艰苦的斗争，当日军由各交通线出动“扫荡”时，北线八路军即对正太、平汉、同蒲等铁路展开破袭战，并以小部队配合民兵游击队伏击、阻击消耗疲惫日军，主力集结于武乡西北及辽县西南地区待机。

    7月6日，日军第109师团、独立混成第4旅团各一部占领沁县、武乡、辽县等县城后，分路向榆杜地区合击。当日军第109师团第107联队进至榆社以西云簇镇时，第129师第386旅即向其展开攻击，歼灭日军180余人，迫其回撤。与此同时，日军独立混成第4旅团第13大队于11日在辽县以西石匣村遭第129师第385旅主力伏击，日军毙伤300余人，由武安沿邯长路西犯之日军，在涉县城西之河南店遭第129师特务团打击，暂缓西进。日军合击企图破产后，即改以控制交通线，分割晋冀豫抗日根据地为主。至7月14日，沿白晋路南犯之日军占据长治及其周围的襄垣、屯留、长子、壶关、潞城等城镇，打通了白晋路北段。

    8月7日，由涉县、潞城出动的日军，东西对进，占领黎城，打通了邯长路。第129师遂指挥各部对被占的交通线上的日军展开袭击战、围困战，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日军为巩固已占点线，于8月下旬撤出阳城、晋城、沁水等地，第20师团北移长治及其周围地区。至此，日军的大规模“扫荡”乃告结束。此次反“扫荡”作战，第129师指挥各部共作战70余次，歼灭日军2000余人，收复榆社、武乡、沁源、高平等城，粉碎了日军以重兵聚歼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八路军主力的企图。

    由于日军在“扫荡”中占据了抗日根据地的大部分县城，控制了白晋路北段和邯长、平辽等交通线，因而第129师继反“扫荡”作战之后，以主力部队结合地方武装组成游击兵团，在广大民兵配合下，主动向日军占据的点线展开广泛的群众性的破袭战，以冷枪、埋设地雷、破坏道路桥梁、切断电话线等多种手段，不断打击日军。自8月下旬至12月初，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军民共作战200余次，歼敌2800余人，击落日机1架。日军所占交通线经常被切断，因而不得不以更多的兵力分散固守点线。

    1939年冬，日军加紧对交通线的控制，在交通线及其两侧地区建立据点，并依托这些据点，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分割、封锁，以实现其由“点、线”占领扩展到“面”的占领的计划。在晋冀豫抗日根据地，日军主要加紧对平汉路、邯长公路、白晋路及武（安）沙（河）公路的控制。为打破日军的企图，第129师号召根据地广大军民面向交通线，实行主力军、地方军和广大民兵群众相结合，开展广泛的交通破击战，以打破日军对抗日根据地实行分割、封锁的“囚笼”政策。在第129师的统一指挥下，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军民从1939年冬至1940年6月，先后进行了邯长公路、平汉路、白晋路、武沙公路破击作战。

    邯长公路破击战。邯长公路跨越冀、晋两省，横穿太行山，是驻晋南日军后勤补给的重要交通线。日军控制邯长公路后，即将太行抗日根据地分割成南、北两部分。1939年12月，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周围的日军正在进行较大调动。原驻平汉路及邯长公路的日军第10师团已调返日本国内；白晋路南段及长治地区的日军第20师团亦大部调走，余部正经邯长公路东运；白晋路及邯长公路西段由日军第36师团接防，邯长公路东段由日军独立混成第1旅团接防，日军换防后，兵力减少，情况不熟。为打破日军分割太南、太北的封锁线，巩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总部命令第129师发起邯长公路破击战。参战部队有第129师主力一部、第344旅大部及晋冀豫军区部队一部。

    战役于1939年12月8日开始，首先以游击部队向邯长公路全线展开破袭，以转移日军注意力。疲惫消耗日军，并掩护主力集结。至13日，先后进行大小战斗73次，给日军以较大的消耗与疲惫。14日，参战部队主力完成作战准备后，即以第688、第689团和特务团袭击潞城、赵店镇、黎城、停河铺、东阳关、响堂铺等日军据点，并破坏日军交通。22日，第129师特务团以一部结合当地游击武装，于下桂花、麦仓方向钳制黎城日军，主力分两路经东、西水洋向赵店镇迂回；第687团及第688团各一部，经东岭沟分3路直袭赵店镇，击溃守敌500余人，攻克该镇。23日，第129师特务团转至上桂花、麦仓方向，分两路进袭黎城；第769团一部由靳家街急袭戚里店。15时，八路军部队对黎城发起攻击，守敌900余人弃城东撤。25日，第769团及第344旅一部猛袭涉县城，先遣支队及地方游击队袭击井店及响堂铺，并相继攻克涉县城及响堂铺、井店镇。至此，邯长公路交通完全中断，邯长公路破击战胜利结束，是役，共歼灭日军700余人，收复黎城、涉县2城及日军据点23处，太南、太北重新连成一片。

    平汉路破击战。1940年初，日军依托平汉路向东扩张，先后筑成石家庄至南宫、内丘至巨鹿、邢台至威县、邯郸至大名等公路干线及若干支线，把冀南抗日根据地分割成若干小块，并加以封锁。日军还计划修筑德石和邯（郸）济（宁）两条铁路，以联结平汉、津浦两大交通动脉。在晋冀豫山区，抢修白晋路，并准备修筑临（汾）邯（郸）铁路，企图将太行、太岳两地区分割成数块。同时在平汉路西侧积极增筑据点与公路，封锁太行、冀南间的交通。日军企图缩小八路军的活动范围，截断各区用互支援，以凭借铁路、公路交通，用现代化装备的优势兵力，持久连续分区反复“扫荡”，达到彻底摧毁抗日根据地的目的。1940年4月5日，第129师发布命令，部署关于大规模破击铁路、公路的作战行动。

    4月7日至27日，冀南抗日根据地军民首先展开了对平汉路的破击战。冀南军区部队在2万余民兵和广大群众的配合下，对平汉路以及由该路伸向冀南抗日根据地腹地的主要公路展开了全面破击。共计破坏内丘至邢台的铁路5公里多，石家庄至南宫、邢台至威县。内丘至巨鹿、大名至邯郸等公路干线100余公里。

    1940年6月中旬，驻枣强、故城、阜城等据点日军700亲人掩护日军铁道守备队，胁迫数千民工修筑德石铁路，企图割断冀中与冀南两区的联系。为打击、迟滞日军修路，冀南军区以新编第7、第9旅主力及地方部队，在群众配合下，从7月22日至27日，将德石铁路小羊至青兰段的路基彻底破坏。同时，破坏了枣强、冀县、南宫、武邑等地的公路，并以伏击手段歼灭出犯之敌。在连续6天的破击中，冀南军区部队共作战21次，歼灭日伪军200余人，破坏铁路路基12.5公里、公路90余公里，使德石路不得不延缓施工。

    白晋路破击战。日军在冀南修筑公路的同时，积极抢修山区的白晋铁路，企图将太行区和太岳区分割开来。为破坏日军的修路计划，第129师根据八路军总部的指示，指挥太行、太岳八路军部队于5月初发起白晋路破击战，其部署是：以第129师特务团和部分地方武装，破击东观至来远段；以第385旅，平汉纵队主力与晋冀豫边纵队第1、第3团破击来远至权店段，并攻击南关镇；以第386旅及决死第1纵队破击权店至段柳材段。战役于5月5日发起。各破击队在2万余群众协助下，在南北100余公甲的铁路线上展开了声势浩大的破击作战，猛烈袭击白晋路沿线沁县、固亦、漳源、权店、南关镇及来远各据点日军。至7日，白晋路破击战结束，共破坏铁路50余公里，炸毁桥梁50余座，炸毁火车1列，歼灭日军350余人，打破了日军的修路计划和分割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的企图。

    武沙公路破击战。日军为控制平汉路邢台至沙河段，切断太行、冀南抗日根据地的主要交通联系，1940年初修成邢台至羊范、沙河至公司窑等公路，由伪“剿共”第2路军高德林部进行守备。为打破日军割裂太行、冀南的企图，第129师发动了武（安）沙（河）公路破击战。6月20日夜，第129师以第385旅第769团进攻刘石岗，以新编第11旅第32团进攻范下曹。公司窑之敌600余人出援，在下关村遭第385旅第14团阻击，毙伤100余人。21日，第769团和第32团分别攻克刘石岗和范下曹。与此同时，冀中警备旅袭击赵店，破坏公路6公里。新编第11旅第31团攻占伊郭村，破坏邢台至官庄段铁路5公里。是役，共歼灭伪军700余人，粉碎了日军割断太行，冀南交通联系的企图。

 第十六章 百团大战

    1940年夏秋，日本帝国主义在德国法西斯军队横扫西、北欧，取得暂时胜利的刺激下，决心乘美国的战备尚未完成，英国在欧战中遭受严重失败而无力东顾之机，“迅速解决中国事变，同时抓住有利时机解决南方问题”。“集中运用政略战略的综合力量，特别要彻底杜绝第三国的援蒋行为，采取一切手段，务使重庆政权早日屈服”，以便早日结束侵华战争，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为此，日军在华北地区加紧推行“治安肃正”计划和“以铁路力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在华中攻占襄樊、宜昌，加强对重庆等地的空袭；在西南迫使英、法封闭了从越南、缅甸通往中国云南的国际公路，切断了经西南的国际援助；并扬言要“南取昆明，中攻重庆，北犯西安”，以军事压力配合政治诱降，企图迫使国民政府屈服。

    日军全面加强对中国的经济封锁，军事进攻和政治诱降，给中国抗战增加了更大的困难，国民党内的一些人更加动摇，妥协投降危机空前严重。

    为粉碎日军对华北的全面进攻，打击其“囚笼”政策，争取华北战局更有利地发展，并影响全国的抗战局势，克服国民党投降的危险，八路军总部决定发动一次以破击正太路为中心的对华北日军交通线的大规模进攻战役。由于战役发起第3天，八路军参战部队迅速增至105个团，故称“百团大战”。

    正太铁路，从河北石家庄到山西太原，全长200余公里，横员太行山脉，把巍巍太行劈为两截。它是日军连接山西、河北的重要交通命脉，也是日军施行“囚笼”政策的重要支柱之一。日军在铁路沿线大小城镇、车站和桥梁、隧道附近，均筑有坚固据点，各以数十人至数百人守备，并经常派装甲列车进行巡逻。铁路两侧10至15公里的要点，还筑有一线外围据点。日军自诩正太铁路是一条“钢铁封锁线”。日军以此隔绝八路军总部、第129师活动的太行抗日根据地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联系，并以此为依托，进攻抗日根据地。

    1940年7月22日，八路军总部向晋享冀军区、第129师、第120师下达关于以破击正大路为中心的《战役预备命令》，并上报中共中央军委。《命令》在分析了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后指出：八路军应以积极的行动在华北战场开展较大胜利的战斗，破坏日军进攻西北的计划，创造显著战绩，影响全国的抗战局势，兴奋抗战军民，争取时局好转。这是严重的政治任务。为打击“囚笼”政策，打破日军进犯西安的企图，争取华北战局更有利的发展，决定趁目前青纱帐与雨季时节，日军对晋察冀、晋西北及晋东南“扫荡”较为缓和，正大路沿线较为空虚的有利时机，大学破击正太路。同时，对其他重要铁路，特别是平汉、同蒲路，应组织有计划的总破袭，以配合正大路破击战的行动，规定直接参加正太路作战的总兵力应不少于22个团，要求晋察冀军区派出10个团，第129师派出8个团，第120师派出4至6个团。总部炮兵团大部、工兵一部也参战，在其他铁路线配合作战的兵力，由各集团自行安排。

    8月8日，八路军总部下达《战役行动命令》，确定了战役部署和作战地域；晋察冀军区以主力10个团破击正太路平定（不含）至石家庄段，重点破击娘子关至平定段；对边区周围的北宁、津浦，德石、沧石、平汉等铁路，应同时分派足够部队破击之，阻击可能向正太路增援之敌。第129师以主力8个团，附总部炮兵团1个营，破击平定（含）至榆次段，重点破击阳泉至张净段；对根据地周围的平汉、德石、同蒲、白晋路及邯大、临屯公路，应同时分派足够部队破击之；对平辽公路应派有力部队积极活动，第120师以4至6个团破击平遥以北之同蒲路及汾离公路；破击同蒲路部署应以主要乒力置于阳曲南北地区，阻敌向正太路增援，并力求以约2个团进至榆次南北地区，配合第129师作战；对晋西北腹地内各个敌据点及交通线，应分派部队积极破袭。总部特务团集结于下良，西营地区待命，战役统一由八路军总部指挥。战役发起时间为8月20日。

    战役首先从正太路发起，尔后迅速扩展到除山东以外的整个华北地区和主要交通线，其中包括：冀察全境、晋绥大部和热河南部地区；正太、平古路全线，安阳以北之平汉路，德州以北之津浦路，临汾以北之同蒲路，归绥以东之平绥路，北宁路之山海关至北平段，白晋路之平遥至壶关段，以及正在修筑的德石路、沧石公路等。在这些地区和交通线，驻有日军3个师团及另2个帅团的各2个联队，5个独立混成旅团及另4个独立混成旅团的各2个大队，1个骑兵旅团的2个大队，共20余万人，飞机约150架，另有伪军约1.4万人。其中驻正大路沿线及其附近地区的有独立混成第4旅团（驻娘子关及其以西，司令部驻阳泉）、第8旅团（驻娘子关以东，司令部驻石家庄）、第9旅团（驻太原附近地区）。八路军参战兵力，计晋察冀军区39个团，第120师（含决死第2、第4纵队）20个团，第129师（含决死第1、第3纵队）46个团，共计105个团，20余万人。此外，尚有许多地方游击队和民兵参加作战。

    百团大战经历了两个主动进攻阶段和一个反“扫荡”阶段。

    战役第一阶段（8月20日至9月10日），中心任务是破击日军交通线，重点摧毁正太铁路。

    8月20日夜，正太路破击战全面展开。八路军参战部队避开日军的外围据点，直接隐蔽运动到正太路两侧，突然发起全线攻击。日军事前毫无察觉，措手不及，一时全线被动。

    晋察冀军区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指挥下，以8个步兵团、1个骑兵团又2个骑兵营、3个炮兵连、1个工兵连和5个游击支队，组成3支主力纵队（即右纵队、中央纵队、左纵队）、1支钳制部队和总预备队，担负正大路作战任务，破击正太路之阳泉至石家庄段，同时，对平汉路高碑店至石家庄（不含）段、北宁路北平至山海关段、津浦路泊头镇至唐官屯段及沧石公路等，也作了相应部署，要求必须切断上述日军交通线，保证主攻方面作战的顺利进行，此外，还部署第2、第5，第8军分区部队，分别在同蒲路北段、雁北地区及津浦路沿线进行钳制活动，晋察冀军区右纵队（辖第5、第19团）负责破击正太路娘子关至乱柳段。20日至27日，该纵队两度攻占娘子关、两次攻入磨河滩、移穰车站，并攻入巨城，炸毁了岩会附近的9孔大石桥、移穰东面的8孔石桥以及程家陇底、西武庄间的石桥，烧毁程家陇底以东木桥。中央纵队（辖第2、第3、第16团）负责破击正太路娘子关（不含）至微水段和井陉煤矿。20日夜，该纵队对井陉煤矿的岗头老矿和东王舍新矿同时发起攻击，在矿工帮助下，切断电源，迅速攻入新矿，第2天下午全歼守敌，并对煤矿进行破坏，使其半年以上不能恢复生产。同时，攻占贾庄、南正、蔡庄、地都，攻入北峪，南峪等日军据点，并破坏了南正至微水间铁路，炸毁乏驴岭铁桥及北峪石桥。左纵队（辖冀中警备旅第2团、军区特务团、平井茯支队）负责破击微水至石家庄段。20日夜，该纵队攻击岩峰，爆破铁路；破坏岩峰至威州电线、公路。22日夜，攻击上安车站。23日夜，攻击头泉车站。随后撤出铁路沿线，25日至27日，破击平山、获鹿、微水、岩峰间公路。

    第129师在师长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指挥下，以10个步兵团、3个独立营、4个工兵连，分别组成左翼破击队、右翼破击队、平和支队和总预备队（即中央纵队），担负正太路西段的破击任务，另以28个团及广大地方武装分别从冀南、太行、太岳向平汉、白晋、同蒲路和邯长公路等进行广泛的破击，策应正太战役。第129师左翼破击队（辖第386旅第16团、决死第1纵队第38、第25团等部）负责破击正太路寿阳至榆次段，曾攻入芦家庄车站，连克碉堡4座，将守敌大部歼灭，炸毁了芦家庄至段廷之间的所有桥梁，并攻占了上湖、和尚足、马首车站。右翼破击队（辖新编第10旅第28、第30团等）任务是破击正太路阳泉至寿阳段。20日晚至23日，攻克桑掌、燕子沟、狼峪、芹泉、坡头、辛庄、寨鱼、铁炉沟、小庄、张庄等车站、据点。总预备队（辖第385旅第769、第14团、第386旅第772团）于22日和25日两次强袭平定西南冶西之敌，占领冶西，将落摩寺日军围困10天，到8月31日将其全歼。为掩护师主力破击作战，战役开始时，总预备队第14团即占领狮垴山。狮垴山位于阳泉西南4公里处，占领该地可以控制阳泉以西十几公里的铁路线，对阳泉构成严重威胁。日军独立混成第4旅团为挽救其守备部队被各个歼灭的命运，扭转阳泉的被动局面，集中阳泉日军，并武装日本侨民，共数百人，连日猛攻狮垴山。至26日，第14团在坚守6昼夜，歼敌400余人之后，主动撤出狮垴山主峰。

    第120师在师长贺龙、政治委员关向应指挥下，以2个步兵团破击同蒲路忻县至宁武段和忻（县）静（乐）公路，以3个步兵团破击同蒲路宁武至朔县段，以3个步兵团破击神他至五寨间公路，以1个步兵团围困岚县地区之敌，以1个步兵团围困离石以北地区之敌、以9个步兵团破击太（原）汾（阳）公路和汾离公路，以1个步兵团在离石、军渡间打击敌人。至8月31日，先后攻克北龙泉，康家会、丰润村、阳方口等据点，切断同蒲路北段和忻静，汾离、太汾等公路。

    在破击正太路、同蒲路的同时，八路军在地方游击队和民兵配合下，对华北其他各主要铁路、公路，进行了广泛的破击，并攻克一些据点，歼灭部分敌人。北岳各军分区部队破击了平汉路北段及边区周围日军据点，冀中区动员10万以上群众，配合八路军部队对平汉，津浦、德石、北宁等铁路线及境内公路进行了反复的破击；冀东地区军民破击了北宁路及境内公路，一度袭入唐山市，攻克赵各庄、唐庄子等据点，冀南军民破袭了元氏至安阳段的平汉路，迟滞了日军修筑德石路的进程。太岳军民破击了白晋路和同蒲路南段。

    在八路军突然猛烈攻击下，正大路沿线的日军在数日内联络中断，情况不明，陷入混乱状态。但在查明情况后，即紧急调集兵力，进行疯狂反扑。在正太路西段，日军从白晋路沿线和同蒲路临汾南北段，抽调第36、第37、第41师团各一部，配合独立混成第4、第9旅团向八路军第129师反击，在正太路东段，日军从冀中、冀南抽调兵力约5000人，增援至石家庄，娘子关及其以北地区，配合独立混成第8旅团向晋察冀军区部队反击。反击之敌采取东西对迸，企图重新打通正太路。在同蒲路北段，日军也开始进行反击。

    8月26日，八路军总部根据敌情变化，下达了第二步行动方案，指示在正太路不能继续坚持作战，或已彻底完成正太战役任务的情况下，行动方针是乘胜开展正太路两侧战斗，力求收复深入各个根据地内的某些据点，继续坚持正太路的游击战。具体部署是：晋察冀军区以3个步兵团坚持正太路寿阳至石家庄段沿线的游击活动，以4个步兵团力求收复上社、下社以北各据点，并向盂县、寿阳以北，定襄、忻县以南开展游击活动，第129师以2个步兵团坚持阳泉以西正太路沿线和榆次、太谷地区的游击活动，以4个步兵团破击平（定）辽（县）公路，相机收复辽县、和顺两城；第120师以5个步兵团破击同蒲路忻县至太原段。

    9月2日，日军第36、第37、第41师团和独立混成第4、第9旅团各一部，共8000余人，合击正大路南侧安丰、马坊地区的八路军第129师。第129师以4个团的兵力英勇抗击日军，歼灭日军200余人，掩护了师领导机关的安全转移。9月6日，第129师上述部队于榆社西北双峰地区，将日军1个大队包围，激战一昼夜，歼其大队长以下400余人。同日，第385旅于张建设伏，重创向辽县撤退的日军，与此同时，晋察冀军区乘日军集中兵力向正太路南侧反击，北侧较为空虚之机，以主力4个团向盂县周围日军出击，收复会里、上社、下社等6个据点，歼敌200余人，9月上旬，活动于正大路东段的晋察冀军区第3团和第4军分区特务营等部，再度袭击娘子关和井陉煤矿，有力地钳制了日军。在此期间，第120师对同蒲路忻县至太原段的破击，也使日军难以继续向该线抽调兵力增援正大路。由于晋察冀军区主力在孟县地区积极行动，迫使向正大路南侧反击的日军独立混成第4旅团主力从9月5日起陆续回撤寿阳，阳泉、盂县地区，并向晋察冀军区部队反击，在此情况下，八路军总部决定于9月10日结束第一阶段作战。

    在第一阶段的作战中，八路军由于战役部署周密，准备工作充分，部队行动迅速、秘密，充分发挥了战役的突然性，取得了重大胜利。八路军共歼灭日伪军7000余人，攻克日军据点91处，破坏铁路300余公里、公路700余公里，正大路被毁三分之二，基本实现了预期的作战目的。

    战役第二阶段（9月22日至10月上旬），中心任务是扩大第一阶段战果，继续破击交通线，重点攻占交通线两侧和深入抗日根据地内的日军据点。

    8月31日，八路军总部在致各集团并上报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中指出，敌之严重弱点是乒力不足，因此我们可以彻底摧毁正太路和同蒲路忻县至朔县段，使晋西北、晋东南和晋察冀三个基本根据地连成一片。9月16日，八路军总部下达了百团大战第二阶段作战命令，规定第二阶段作战目的是扩大战果；作战的基本方针是继续破坏敌人交通，摧毁深入根据地的某些据点，作战部署是：第120师集结主力破击同蒲路宁武至轩岗段；晋察冀军区集结主力破袭涞（源）灵（丘）公路，并夺取涞、灵2城，并以有力一部于同蒲路东侧，积极配合第129师作战；第129师以收复榆社、辽县为目的，进行榆辽战役，并以有力一部破击白晋路北段，此外，对破击沧石、德石、邯济、平汉、平绥、北宁、津浦路，阻敌修复正太路，也作了部署。

    涞灵战役。晋察冀军区根据八路军总部的命令，迅速将主力由正太路沿线北调，执行涞灵作战任务。涞源、灵丘地区，驻有日军独立混成第2旅团（司令部驻张家口）和第26师团（司令部驻大同）各一部，共1500余人，另有伪军1000余人。晋察冀军区决心首先夺取涞源县城，同时拔除涞源县城附近各据点。主要部署是：以第1、第2、第3、第20、第25团及游击第1、第3支队，第1军分区特务营，军区骑兵第1团的1个营，共约1.5万人，组成右翼队，在战役初期，夺取涞源及其附近据点，打敌增援，尔后，视情况转移攻势于灵丘外围，协助左翼队相机夺取灵丘；以第6、第26团和察绥游击支队，共约5000人，组成左翼队，在战役初期，阻敌增援，以有利于右翼队作战，尔后，在右翼队协助下，夺取灵丘及其附近据点。以外，以冀热察挺进军平西军分区第9团袭击桃花堡及其附近据点，随时准备打击向蔚县、涞源增援之敌；以第2军分区第4团活动于五台地区，钳制向灵丘增援之敌，军区教导团和游击军主力及游击第2支队，向唐县、曲阳、定县各日军据点袭扰。命令冀中军区除以主力一部配合冀南军区破击沧石、德石路，另以一部破击北宁、津浦路外，组织任（丘）河（间）大（城）肃（宁）战役，钳制驻冀中日军，使其不得西援。

    9月22日22时，涞灵战役开始，右翼队向涞源县城及其外围据点发起猛烈攻击，由于日军工事坚固，防守严密，加之攻击力量分散和缺乏攻坚手段，经一昼夜激战，仅夺取东、西、南3个城关和2个外围据点。23日，右翼队决定先集中力量拔除外围据点，再行攻城。当夜攻占涞源城东10公里处的日军重要据点三甲村。到25日，攻占涞源东北的日军另一重要据点东团堡，日军独立混成第2旅团的1个教导队130亲人全部被歼。至26日，右翼队共攻克涞源外围据点10余处。

    28日，张家口日军3000余人乘汽车，在飞机、坦克掩护下，急速向涞源地区增援，并于当日进抵淬源县城。至10月1日，右翼队攻克的大部分据点又被日军占领。在此情况下，晋察冀军区乃决定转移攻势于灵丘地区。10月2日，命令右翼队主力集结涞源以东及东南地区，一部监视牵制涞源之敌。另以第1、第2团归左翼队指挥，加入左翼队作战。

    10月7日至9日上午，左翼队先后攻克南坡头、抢风岭、青磁窑等日军据点。9日下午，大同日军1000余人增至浑源，井继续向灵丘地区进犯。同时，涞源、易县、保定、望都、定县、完县、唐县、曲阳，五台等地，日军正集结兵力，准备粮弹。依据上述情况，晋察冀军区判断日军可能乘军区主力远在灵丘、浑源、广灵地区作战，大举“扫荡”根据地。遂于10日命令左翼队放弃第二步计划，立即结束涞灵战役，准备反“扫荡”作战。涞灵战役持续18天，共毙伤日伪军1024人，俘日军49人、伪军237人，八路军伤亡1419人。

    为策应涞灵战役，冀中军区以第18、第23、第30团等共约8500人，于10月1日至20日进行了任（丘）河（间）大（城）肃（宁）战役，毙伤日军805人，伪军322人，俘日军3人、伪军326人，攻克据点29个。冀中军区部队伤亡573人。

    榆辽战役。由昔阳经平定、和顺、辽县到榆社的公路，是日军突入太行抗日根据地最深的一条公路。日军企图将该路向西南延伸，经武乡与白晋路相连，以达到分割大行区，灵活调动正太、白晋两线兵力的目的。其中，榆辽段长45公里，沿线有榆社、沿壁、王景、管头，铺上、小岭底、石匣、辽县等8个据点，由日军独立混成第4旅团第13大队守备，另有2个大队驻和顺、昔阳与榆次之间地区，与榆辽地区日军相互呼应。

    9月22日，八路军第129师下达榆辽战役基本命令，决定以突然袭击手段消灭榆社至小岭底之敌，并乘势向辽县发展，相机收复辽县。战役部署是：以第386旅之第772、第16团和决死第1纵队之第25、第38团为左翼队，攻取榆辽公路西段榆社、沿壁、王景等据点，并准备与沁（县）北支队协同，夹击可能由武乡、故城北援之敌；以第385旅（附新编第11旅第32团）为右翼队，主力攻取榆辽公路东段管头、铺上、小岭底等据点，一部扼守辽县以西狼牙山，阻击辽县可能西援之敌，并准备协同新编第10旅相机收复辽县；以新编第10旅为平（定）辽（县）支队，破击平辽公路和顺南北段，牵制、阻击昔阳、和顺等地之敌，并配合第385旅相机收复辽县；以大岳军区第17、第57团组成沁北支队，破击白晋路沁县至分水岭段，钳制日军从白晋路抽调兵力增援榆辽地区，其余各部队仍继续执行对同蒲、平汉、德石等铁路的破击任务。

    9月23日23时，左、右翼队同时向预定目标发起攻击，至27日，榆社、沿壁、王景、铺上、小岭底、石匣等日军据点均被攻克。同时，辽县以北的寒王日军据点亦为新编第10旅部队攻克，辽县日军陷入孤立。第129师当即按预定计划，调集左、右翼队主力于辽县以西之马厩一带，准备收复辽县。此时，和顺、武乡日军分别向辽县、管头增援。鉴于这一情况，八路军总部指示第129师暂停进攻辽县，以一部牵制和顺南下之敌，主力转移至红崖头、关帝垴地区，准备歼灭武乡东援之敌。第129师遵令转移兵力，同时猛攻管头，于29日24时将其攻克。30日9时左右，左翼队赶至红崖头以南山地，右翼队尚未到达预伏地区。此时，武乡日军600余人正越过预伏地区，其先头与右翼队遭遇。左翼队当机立断，迅速从日军的尾、侧翼同时展开攻击。日军依托有利地形顽抗，双方形成对峙。10月1日，辽县西援日军400余人突破右翼队狼牙山阻击阵地，进至铺上，和顺南援之敌占领寒王，正向辽县急进。在此情况下，八路军总部决定第129师各部撤出战斗，结束榆辽战役。

    第120师破击同蒲路。9月12日，第120师下达了同蒲路北段行动计划，决心从9月20日开始破击同蒲路宁武至忻县段（重点在宁武、大牛店之间）。作战部署是：以第358旅破击原平至宁武段；以独立第2旅破击宁武至朔县段；特务团位于宁化堡附近，掩护后方联络线；暂编第1师阻击岢岚、五寨增援之敌。前线各部统由第358旅指挥。

    为防止铁路线再度遭受破击，此时日军已在同蒲路两侧重要据点集结兵力，加强对铁路线的保护。第120师部队在破击战发起前，攻击头马营、宁化堡、羊圈岭等地日军，扫除了向同蒲路开进的障碍。9月22日22时，各部队向预定目标展开猛烈破击。至26日，同蒲路北段交通再次中断。战役第三阶段（10月6日至翌年1月24日），中心任务是进行反击日军报复“扫荡”的作战。

    1个多月以来，日军在华北的广大地区连续遭到八路军的两次大规模攻势的打击，损失惨重。为防止局势继续恶化，尽快稳定占领区，遂调集重兵，从10月6日起，先后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报复“扫荡”，企图乘八路军连续作战来不及休整之机，打击八路军主力，摧毁抗日根据地。10月19日，八路军总部下达反“扫荡”作战命令，要求各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民密切配合，实行空室清野，部队集结于适当位置，坚决消灭一两路进犯之敌，并分散部分主力协同地方游击队和民兵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粉碎日军的报复“扫荡”。据此，各抗日根据地军民以连续作战的精神，展开了反“扫荡”作战。

    太行地区的反“扫荡”作战。10月6日，冀西武安日军800余人，开始“扫荡”阳邑一带。11日，日军独立混成第4旅团一部从辽县、武乡出发，第36师团一部从潞城、襄垣出发，总共3000余人，南北策应，“扫荡”榆、辽，武之间的浊漳河两岸地区，合围“清剿”榆辽公路以南，武乡、蟠龙以北地区后，14日自洪水、蟠龙，西营一线东犯东田、左会地区。八路军第129师第385、第386旅，决死第1纵队等部，在内线节节阻击进犯之敌，新编第10旅在外线积极作战。15日上午，新编第10旅2个团在和辽公路弓家沟伏击日军汽车运输队，击毁日军汽车44辆，歼灭押车日军100余人。此后半个月，日军不敢在和辽公路上运输。17日，“扫荡”之敌分途撤退。

    10月20日，日军第36师团及独立混成第4旅团等部近万人，分由武安、辽县、武乡、潞城等地出发，“扫荡”清漳河东西地区，重点指向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机关及第129师师直、晋冀豫边区党政机关所在地的麻田、左会间地区及涉县、偏城一带。由于此次“扫荡”距上次“扫荡”间隙甚短，规模较大，抗日根据地军民缺乏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主力部队未能转到外线，只在内线被动抗击，难以给“扫荡”日军以有力打击，致使日军进入合击地区后，连续数日，实行疯狂的“清剿”和烧杀。26日，日军开始回撤，回撤途中，又实行分区“扫荡”，使根据地受到严重破坏和摧残。

    为摆脱被动局面，八路军总部要求第129师下决心寻机歼灭一路日军，震慑敌胆，使其不敢再以大队为单位独立行动，从而拉开日军“扫荡”间隔，便于根据地军民机动。29日，“扫荡”黄烟洞之日军第36师团一部500余人，经左会退到蟠龙以东的关家垴，准备返回武乡。当日13时，八路军总部命令第129师集中主力歼灭该敌。当日夜，第129师以第385、386旅主力，新编第10旅及决死第1纵队各一部，将该敌包围于关家垴，次日4时发起总攻，被围之敌乘夜暗袭占关家垴西南的凤垴顶高地，以两处制高点互为犄角，固守顽抗。31日拂晓，日军大部被歼，仅亲60余人死守阵地。下午，黄烟洞方面日军1500余人，在飞机掩护下驰援，第129师迅速撤出战斗。残敌在援敌接应下，向洪水逃去。至此，日军大部己由太行抗日根据地中心区撤走。至11月13日，日军对太行区的“扫荡”告一段落。

    太岳地区的反“扫荡”作战。从11月17日开始，日军以第37、第41师团和独立混成第16旅团各一部，共7000余人，分路台击沁源及其以北的郭道镇地区。这时，赴太行区的太岳部队主力未归，太岳区兵力薄弱。为避敌锋芒，太岳军区将领导机关与主力部队组成沁东、沁西2个支队，转移于日军合击圈外的沁河两岸地区，打击分散活动之敌。日军于23日进抵合击地区后，即实行分散“情剿”，大烧、大杀、大抢，企图彻底毁灭根据地。沁源受摧残最力严重，被害群众达5000余人，占全县人口的1/10，牲畜被杀近万头，被抢走7000余头，房屋被毁三四万间。太岳军区部队抓住日军四出“清剿”，兵力分散的机会，积极打击敌人，在官滩，胡汉坪、马背、尤佛寺、交口等地予日军重创，日军于12月5日分路撤出太岳区。

    晋察冀边区的反“扫荡”作战。从10月13日起，日军驻蒙军、第1军、第110师团，独立混成第15旅团的各讨伐队、临时混成第101旅团和部分伪军1万余人，分10路向平西抗日根据地中心区——三坡合击。日军汲取冒险轻进的教训，采取稳扎稳打、依靠据点逐步推进的战术，每日前进5至10公里。平西军分区以主力的适时机动和广泛的游击战对付日军的“扫荡”。至10月21日，在日军包围圈进一步缩小时，平西军分区主力由三坡地区跳出日军合围圈，向西南转移至板城以东野孤、大台之线。日军进至三坡地区后，大肆烧杀。由于战前坚壁清野工作不够，大量粮食被抢走。至10月底，日军主力退出平西，但仍留2000人以上兵力在根据地内修筑据点、公路，使平西抗日根据地退缩、减小，斗争更加艰苦。

    11月9日，日军第110师团等部及伪军共1.4万余人，开始“扫荡”北岳区。日军首先重点“扫荡”北岳区东北部之第1军分区。从13日起，将重点转向北岳区东南部之第3军分区，企图合击阜平以北的台峪。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及第3，第5军分区指挥机关等在日军合围圈即将形成之前，适时跳出，转移外线。16日，日军合击台峪、张家峪地区，未能转移出去的游击军损失重大，司令员王溥、政治部副主任郝玉明以下100余人牺牲。11月18日，台击台峪之敌从王快进占阜干城。尔后，日军由阜平中心区向外，由周围各据点向内，对第3军分区所属地区连续合击、反复“扫荡”，残酷烧杀破坏。

    在此期间，晋察冀军区主力始终处于机动地位，只以一部与日军保持接触，钳制敌人的行动，各分区部队不脱离根据地，积极与日军周旋，各游击部队不断袭击敌人，破坏交通，阻敌修路，扰敌后方。日军不断遭到打击，饥疲交加，遂于25日分路撤退。至12月3日，日军大部退出北岳区，但在阜平、王快、党城、曲阳之线，留驻1000余人，继续建点修路，企图久踞。12月14日，晋察冀军区组织第2、第3、第4、第6团进行阜（平）王（快）战役。在晋察冀边区军民的沉重打击下，留驻之敌被迫于1941年元旦起先后从阜平、东庄、王快撤退。至1月4日，持续55天的反“扫荡”基本结束，共毙伤日伪军2000余人，自己伤亡1382人。

    晋西北地区的反“扫荡”作战。10月30日，第120师奉命组建晋西北军区。11月7日，举行军区成立大会。

    日军第1军在结束对晋东南太行、太岳区的“扫荡”后，即调兵北上，抽调驻晋南的第37师团、驻晋东南的第41师团各一部，配合驻晋西北的独立混成第3、第9、第16旅团及驻蒙军第26师团各一部，共2万余人，从12月14日起，开始对晋西北实行全区性的大“扫荡”。至12月23日，侵占晋西北除保德，河曲以外的全部县城、大部集镇和黄河渡口，开始有计划地实行“三光”政策，根据地遭到严重的摧残和破坏。据不完全统计，此次“扫荡”中，群众被惨杀5000余人，仅第4军分区被抢、被杀牲畜达5000余头，被烧毁的房屋、窑洞达1.9万余间。

    晋西北军区部队在反“扫荡”初期，主要以部分兵力配合地方部队和游击队，开展广泛的游击战，袭扰、钳制进攻之敌，破坏敌之交通运输，掩护群众转移。主力部队避敌锋芒，转至外线，寻机袭击日军。在晋西北军民的有力打击下，日军难以继续“清剿”，遂改以修路筑点，企图长期驻守。为粉碎日军企图，晋西北军区分散部分主力部队，配合游击队和民兵，坚持区不离区、县不离县的斗争。同时，集中部分主力，破击交通线，袭击日军修路部队和运输队，使日军的修路筑点计划遭到破产。1941年1月2日起，日军开始分途撤退，至1月24日，全部退回原据点，晋西北军区反“扫荡”作战，历时40天，歼敌2500余人，破坏公路125公里、桥梁23座，在战役中被日军侵占的城镇全部收复。

    百团大战从1940年8月20日至1941年1月24日，历时5个多月，是抗日相持阶段中，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动的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战略性进攻战役。1940年12月10日八路军总部公布，从8月20日至12月5日的3个半月中，八路军共毙伤日伪军20645人（内有大队长以上军官18人）、伪军5155人，俘虏日军281人、伪军18407人，日军自动携械投诚者47人，伪军反正者1845人；缴获各种枪5942支（挺）、炮53门；破坏铁路474公里、公路1502公里、桥梁213座、火车站37个、隧道11个，破坏煤矿5个、仓库11所。八路军伤亡1.7万余人。

    日伪军损失的兵力，若加上晋察冀军区反“扫荡”作战毙伤的2000余人和晋西北军区反“扫荡”作战毙伤的2500余人，达到50980人。

    百团大战严重地破坏了日军在华北的主要交通线，使正太路停运1个多月，同蒲路北段两次被切断，平汉、津浦、北宁等铁路和部分公路也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拔除了日军深入抗日根据地内的部分据点，歼灭了大量日伪军，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囚笼”政策，牵制了大量的日军兵力，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望，对粉碎日军威压诱逼中国政府屈服的企图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战役发起后，作战的规模越来越大，特别是第二阶段，实施与八路军装备不相适应的攻坚战，因而过多地消耗了八路军的有生力量和根据地的人力、物力。

 第十七章 晋察冀边区粉碎日军“百万大战”

    1941年上半年，日华北方面军为巩固占领区，确保重要资源开发地区及主要交通线的安全，先后对鲁西、冀鲁豫边、冀东、冀中等平原抗日根据地进行分期、分区的大规模“扫荡”，企图利用平原地区青纱帐未起的时机，围歼八路军的主力及其领率机关，摧毁抗日根据地。各抗日根据地军民齐心协力，艰苦奋战，粉碎了日军的“扫荡”，坚持了平原根据地的抗日斗争。

    日华北方面军根据其大本营和中国派遣军总部关于适应形势演变，加强占领区的“治安肃正”作战，将华北建设成为南进的巩固后方的指令和年度的“治安肃正”计划，决心继上半年“扫荡”平原各抗日根据地之后，重点“扫荡”山区各抗日根据地。其特点是：以其机动兵团及由各地抽调的兵力，构成暂时的局部的兵力优势，在方面军或军的统一指挥下，采取“铁壁合围”、“梳篦清剿”，进行较长时间的、大规模的残酷的“扫荡”，力图围歼各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领率机关和主力部队，摧毁抗日根据地，使八路军失去生存的条件。

    1941年7月9日，日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下达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作战的命令。其方针是：“在击溃晋察冀边区共军及消灭其根据地的同时，结合封锁，破坏其自给自足，进而消耗、困死该地区的共产势力。”参战兵力为方面军直辖兵团及第1、第12军、驻蒙军各一部，区分为进攻兵团和封锁兵团。进攻兵团又区分为甲、乙、丙3个兵团，统由方面军直辖，任务是深入抗日根据地内作战，甲兵团以第21师团1个联队为基干编成，作战开始前部署在北平附近；乙兵团以第110师团第133旅团为基干编成，作战开始前部署于石家庄附近；丙兵团以第33师团为基干编成，作战开始前部署于太原附近。封锁兵团由华北方面军直辖部队及第1军、驻蒙军各一部组成，分别在平汉路北段、正大路全线、同蒲路北段及涞源、广灵、灵丘一线，对晋察冀边区构成封锁包困。其任务是：“切断与敌地区的一切交通，以防止敌人逃跑，在不得已情况下，应将逃出之敌予以歼灭”，并负责进攻兵团的供应、援助，必要时，派出部队深入抗日根据地配合进攻兵团作战。

    计划作战分两期进行。第一期，预定约2个星期，“在此期间应向敌区进攻并击溃敌集体战斗力”；第二期，预定约7个星期，“在此期间，各进攻兵团应分别在备该作战区内搜索、扫荡残敌，并搬出和破坏敌资村设施”。日军参战兵力共6万亲人，另有伪军1万余人。8月14日，日军采取“铁壁合围”的战法，开始了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大“扫荡”，号称“百万大战”。由新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亲自指挥。

    晋察冀军区根据八路军总部6月21日关于日军中条山作战后可能大举“扫荡”抗日根据地等指示和敌情的重大变化，于7月22日发布反“扫荡”训令和政治工作指示，要求全区军民做好长期反“扫荡”的各项准备。

    8月14日，日军开始“扫荡”，对晋察冀军区部队实行“铁壁合围”，重点“扫荡”北岳和平西地区，日军为了隐蔽其“扫荡”企图，首先以甲兵团“扫荡”平北抗日根据地的古北口、密云地区；以乙、丙兵团“扫荡”冀中地区深泽、安平、无极、安国等地区。同时，以封锁兵团2万亲人对北岳、平西区实施封锁包围。晋察冀军区察明日军动向后，于8月21日发出作战命令，要求各部队继续完成反“扫荡”准备工作，严密组织对敌之纵深侦察，防敌突然袭击。

    日军在对平北和冀中地区“扫荡”后，突然于8月23日将“扫荡”重点转向北岳和平西地区。其甲兵团3000余人由红煤厂、涿县、涞水等地分3路向平西十渡地区围攻；乙兵团8000余人由定兴、方顺桥等地分3路向北岳娄山、水泉地区围攻；丙兵团及其他部队共1.5万余人，由新乐、正定、井陉等地分3路向中共晋察冀分局等机关所在的陈家院、陈庄地区围攻。另以封锁兵团的5000余人由马家庄、东峪、上庄等地出动，配合丙兵团向晋察冀军区机关所在的蛟潭庄、湾子里、六亩园围攻。

    当各路日军即将形成合围之际，晋察冀军区为避敌锐势，保存力量，遂以主力一部结合地方武装留在原地，开展广泛、分散的游击战，与日军周旋，消耗、疲惫日军；边区党政军机关迅速转至阜平西北的马驹石，主力部队则按预定计划进至平汉、正太路和进攻之敌的侧后，对敌交通线、据点进行袭击，在敌必经的干河、劳山、温塘等地伏击或阻击，速战速决，杀伤日军。日军合围扑空，31日，以甲兵团6000余人分6路合击位于蓬头、小峰口的平西地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再次扑空。与此同时，日军乙、丙兵团等部共5万余人，对转移至阜平地区的晋察冀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进行大规模合围。9月1日，晋察冀边区党政军机关、学校近万人被合围于阜平以北以雷堡为中心东西约25公里，南北约35公里的狭窄地区内，处境十分危急。晋察冀军区首长决定向西转移至常家渠一带山区。为迷惑日军，军区于1日黄昏派侦察分队携带电台，到雷堡以东的台峪一带，以“军区呼号”与各方联系，故意暴露目标，使日军误认为，八路军领导机关已向东转移并仍在其合围圈内。2日下午，日军果然分兵7000余人向台峪合击。晋察冀边区领导机关、学校乘机于当晚西进40公里，转移到常家渠一带山区。同时中断与各方的无线电联络，在日军重兵包围中成功地隐蔽了5天。7日，军区领导机关安全转移到平山的东西文玉地区，继续指挥反“扫荡”作战。日军围歼晋察冀边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的计划遂告破产。

    9月4日，日军转入第二期作战，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梳篦清剿”。进攻兵团各部以大队或中队为单位分驻各要地，在封锁兵团一部配合下，一面“搜剿”八路军，破坏地方组织，捕杀群众；一面有组织地摧毁抗日根据地和掠夺物资。闯入根据地腹地的日伪军行动更为谨慎，手段更加狡猾，经常用化装、奔袭、杀回马枪等手段大肆“清剿”。日伪军先以主力控制制高点，再以小部队深入山沟搜挖“剔抉”，且多于夜间行动。为粉碎日军的“清剿”，晋察冀军区于9月7日和15日先后发出指示，要求各军分区，一面适当集结主力一部，打击日军的交通运输，消灭日军搜山“清剿”部队；一面采取更大的分散的游击战，打击日伪军和伪政权，恢复社会秩序。同时，要求地方武装和民兵以游击战掩护群众收割、保藏粮食，保卫秋收。北岳，平西地区军民遵照上述指示，积极开展反“清剿”斗争。

    9月24日，日军以3500余人的兵力，“搜剿”狼牙山区。此时，在狼牙山区隐蔽着涞源、易县、徐水、满城4县的中共党政机关、游击队和周围村庄的数万群众。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以第1、第3、第20团掩护狼牙山的数万军民转移。第1团第7连第2排第6班5位战士断后，25日，毅然将日军引向狼牙山绝境棋盘陀，先后打退敌4次冲击，毙伤敌90余人，直到打光最后一颗子弹利手榴弹，砸完最后一块能搬动的石头，誓死不屈，英勇跳崖，班长马宝玉、战士胡福才、胡德林壮烈牺牲，副班长葛振林、战士宋学义被山腰树丛架住，由群众救护脱险。后被誉为“狼牙山五壮士”。

    9月24日，日华北方面军命令进攻兵团集结回撤。甲兵团首先于10月1日开始逐次回撤。到10月15日，日军进攻兵团、封锁兵团基本撤出抗日根据地。日军回撤时，晋察冀军区迅速集中主力部队，在地方武装和民兵配合下，袭击、伏击、追击日军，给日军以有力打击。在北岳、平西反“扫荡”期间，晋西北、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冀中、冀东抗日军民，遵照八路军总部指示，对平汉、同蒲、正太、北宁等铁路和部分公路展开破击作战，袭击日军据点，破坏其交通，有力地配合了北岳、平西军民的反“扫荡”斗争。

    在2个多月的反“扫荡”斗争中，北岳、平西区八路军部队共作战800余次，歼灭日伪军5500余人，粉碎了日军企图消灭晋察冀边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摧毁抗日根据地的“百万大战”，但也付出了重大代价。八路军伤亡2000余人，人民群众伤亡4000余人，房屋被烧毁15万余间，粮食损失6000余万斤，给根据地人民的生产和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困难。

 第十八章 太行、太岳区1941年秋冬季反“扫荡”作战

    自1941年1月开始，日军即不断对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蚕食和奔袭，并且在平汉路两侧获鹿至水冶段先后构筑了3道封锁线，侵入根据地15至25公里，企图隔断晋冀豫山区与冀南、冀鲁豫平原地区的联系，以便实行分区“扫荡”，予以各个击破。

    1941年5月，日军发动中条山战役。国民党军撤退时，第98军武士敏部退入八路军岳北抗日根据地。不久，在八路军的支援下，重返岳南沁河以东地区，但中条山和岳南大部地区已陷入敌手。为打击侵占晋南地区的日军，八路军太岳纵队兼太岳军区8月初奉总部指示，以第386旅第17、第18团及决死队第1旅第57团组成太岳南进支队，在活动于浮山、安泽以南地区的太岳军区第212旅策应下，进入临（汾）屯（留）公路以南、沁河以西地区，开辟岳南抗日根据地。日军第1军为消灭岳南、岳北沁河河畔的八路军，迫降或消灭国民党军第98军，决定以第36、第41帅团和独立混成第16旅团主力及独立混成第4、第9旅团各一部，进行大规模“扫荡”。计划首先解决岳南的八路军、国民党军，然后北上进攻沁源地区的八路军。

    9月22日，日军第36、第41师团和独立混成第16旅团主力共2万余人，分别由安泽、屯留、浮山、长子等地分9路向南北孔滩、马壁合击。八路军太岳南进支队以小部队与敌保持接触，主力转移至高平以西的东西峪地区。

    29日，日军又兵分14路向东西峪一带合击，再次扑空。与此同时，日军将拒绝“归顺”的国民党军第98军予以包围。武士敏军长率部匝战，突围未成，负重伤被俘后牺牲，其部1个营在八路军支援下突出重围，其余大部被歼。

    10月3日，“扫荡”之敌开始撤退，并向北转移。岳南反“扫荡”结束。

    10月6日，“扫荡”岳南的日军和独立混成第4、第9旅团各一部共3万余人，采用“铁壁合围”、“反转电击”的战术，开始对岳北抗日根据地进行大现模“扫荡”。在岳南地区反“扫荡”时，岳北地区军民即积极进行“空舍清野”等各种反“扫荡”准备，并且分遣干部加强对各区地方武装和民兵的指挥，坚持内线游击战，主力则转至外线在安泽、沁源等地，连续打击日军。同时，以地方武装一部在同蒲路平遥至灵石段开展破袭战。18日，日军被迫退出抗日根据地。

    10月底，日军又出动7000余人的兵力，以“捕捉奇袭”的战术，对太行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连续奔袭八路军总部、第129师师部和水腰兵工厂，企图捕捉八路军首脑机关、摧毁根据地的兵工建设。

    10月31日，日军第36师团4000余人由潞城、襄垣等地出动，连续夜袭八路军第129师师部驻地涉县赤岸村、八路军总部一部分单位驻地黎城西井镇等地。

    11月3日，日军独立混成第4旅团2000亲人，分由辽县、武乡出动，奔袭大有、贾豁、宋家庄等地。由于太行抗日根据地军民早有准备，日军处处扑空，并不断遭到太行抗日根据地军民游击战、麻雀战、地雷战的有力打击。至11月6日，日军独立混成第4旅团撤回辽县、武乡；第36师团撤至黎城。

    11月9日，撤至黎城的日军第36师团步兵第222联队等部突然奔袭黎城以北的黄烟洞、水腰地区。八路军总部力保卫水腰兵工厂，命令总部特务团等部凭借有利地形，坚决抗击日军，并调第129师4个主力团在外线配合作战，总部特务团奋战8昼夜，歼灭日军800余人，战至16日，拆埋机器设备后主动转移。

    17日，日军破坏水腰兵工厂后回撤。与此同时，配合作战的第129师部队，在日军进入水腰地区时，从侧、后方不断打击敌人，游击集团到处以地雷杀伤日军。日军在此打击下，加上风雪严寒，被迫迟回黎城，途中又遭设伏于横岭、三十亩、曹庄地区的第385旅3个团、新编第1旅1个团、第386旅第772团等部拦腰痛击，被击伤500余人。日军退至黎城又遭追击，遂于20日夜撤回潞城。至此，太行区历时22天的反“扫荡”作战乃告结束。歼敌1384人，八路军伤亡396人。

 第十九章 山东沂蒙山区反“铁壁合围”大“扫荡”作战

    山东日军第12军将1941年度“肃正”地区的重点确定为津浦路以东、胶济路以南山区的抗日根据地。9月中旬至10月上旬，日军首先对沂蒙山区周围的泰山区和邦城、码头地区进行“扫荡”，并积极策划于11月初开始对鲁中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企图一举消灭山东地区的中共党政军领导机关和八路军主力，摧毁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其参战兵力，除第12军主力（第17、第21、第32师团和独立混成第5、第6、第7、第10旅团）外，还有日华北方面军配属的第36师团、独立混成第3、第4、第9旅团各一部，总兵力5万余人。这是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对山东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扫荡”。

    10月底，日军向沂蒙山周围地区集结。其部署是：以第32师团和独立混成第10旅团主力集结于新泰、蒙阴、平邑、费县地区；以第21师团、独立混成第5、第6旅团主力集结于沂水、莒县地区；以第17师团主力、第36师团一部集结于临沂地区，对沂蒙山区构成合围态势。

    为了巩固山东抗日根据地，加强山东地区的军政领寻和统一作战指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于9月13日指示，山东纵队、第115师军政委员会合组为山东军政委员会，罗荣桓任书记，山东纵队归第115师首长指挥。

    10月7日，山东军政委员会根据日军对鲁中“扫荡”的动向发出紧急指示，指出敌有集中更优势兵力，以沂蒙区为中心，对山东进行长期“扫荡”的可能，要求全区党政军民紧急动员起来，开展全面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采取内外线相结合的方针进行反“扫荡”作战。13日，第115师也发出反“扫荡”作战准备的指示，要求军区、军分区立即划定地方武装及游击小组的作战地域；所有党政军机关有计划地分散，加强对反“扫荡”斗争的领导，主力部队灵活地袭击敌之翼侧和后方交通线与据点。

    11月2日，山东军政委员会针对日军的合围企图决定：中共山东分局和第115师直属队适时转移至鲁南地区；山东纵队直属队转向泰山区；山东纵队第1旅主力转向敌合围圈外围，待机作战；抗大第1分校转向泰安、泗水、宁阳地区，鲁中军区及备军分区和县区武装就地领导民兵坚持斗争；活动于鲁中区附近的教导第1旅和山东纵队第2、第3、第4、第5旅等部，分别在滨海南部和北部、胶济路沿线及新泰以东和烟台一带，积极开展攻势，配合沂蒙山区反“扫荡”作战。

    11月2日，日军开始向沂蒙山区压缩和封锁，北面日军400余人于4日拂晓偷袭驻马牧他的山东纵队指挥机关。山东纵队指挥机关遂分散向东转移，至沂水西北的南墙峪，复遭日军合围，经激战后，转移至新泰西南之石莱一带，跳出日军的合围圈。

    5日拂晓，日军第12军主力由四面一起开始进攻。其中，日军以2万余人的兵力，在飞机、坦克配合下，分11路向中共山东分局、第115师师部等领导机关所在地区进行大合围，并以重兵由北向南进攻。同时，根据以往“扫荡”时八路军多向滨海地区转移的规律，在沂河沿岸河阳、葛沟一带预伏重兵，布成口袋，企图待八路军向东转移时予以围歼；在西面津浦路上，构筑碉堡，加强戒备，防止八路军西撤。面对日军的“铁筒包围阵”，第115师首长决定向西南方向突围，转移至日军兵力较为薄弱的费县东北地区。

    5日黄昏，中共山东分局和八路军第115师等领导机关5000余人，在仅有1个营兵力的掩护下开始突围。6日拂晓，顺利地从留田西南铁山子附近东西不过1.5公里的间隙中，迅速隐蔽地通过第一道封锁线；接着，又在一个25公里的间隙中，隐蔽地通过了第二道封锁线，安全到达蒙山南端的护山庄地区，跳出了日军的合围圈。

    日军合围扑空，即以一部兵力在根据地内建立临时据点，对根据地基本区实行严密的分割和封锁，其主力则继续寻找八路军主力作战。8、9两日，日军一部合击芦山，鲁中军区司令部遭到袭击，军区司令员刘海涛牺牲。

    12日，进入鲁中沂蒙山抗日根据地的日军转入分区“清剿”，将沂蒙山抗日根据地分为4个“清剿”区：一是以南墙峪为中心的北蒙山区，一是以孙祖为中心的南蒙山区，以上两区为“清剿”的重点；其次是以铜井、界湖为中心的东蒙山区和以朱满为中心的西蒙山区。日军每“清剿”一地，即挨户搜查根据地的党政干部和失散人员及伤病员，对根据地基本区实行“三光”政策。许多村庄被洗劫一空，大批村庄被烧成一片废墟。日军还赶修临时公路网，严密分割封锁根据地，以限制八路军主力机动，为长期控制沂蒙山区作准备。

    为粉碎日军的“清剿”，保卫根据地，第115师除令教导第2旅、山东纵队第2旅主力在外线滨海区积极破袭日军公路、据点外，中共山东分局和第115师师部又率山东纵队第2旅、蒙山支队、抗大第1分校各一部返回沂蒙基本区，配合当地游击队和民兵，打击日军的“清剿”、“搜剿”分队，镇压汉奸，支援广大群众在内线坚持斗争。

    14日，日军集中7000亲人兵力，反复合击蒙山西部地区。为判明日军“扫荡”动向，中共山东分局和第115师领导机关进至东西蒙山之间的大谷台。17日午后，日军从空中侦察发现后，即对大谷台进行合击，中共山东分局和第115师领寻机关遂东越临（沂）蒙（阴）公路，进入沂蒙山基本区的北材，指挥内线部队在垛庄、绿云山等地，以伏击、袭击，阻击等战术打击分散“清剿”之敌。同时，抽调大批干部分赴各地，领导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30日，中共山东分局和第115师领导机关转移至大谷台以南大青山时遭日军合击，受到很大损失，山东省战时工作委员会秘书长陈明、第115师敌工部副部长王立人、国际友人德国记者希伯、山东纵队直属第3团政治委员刘涛等牺牲。

    12月4日，第115师直属队及蒙山支队又在瓦城子一带再次遭到合击。为了保障安全和不问断地指挥作战，中共山东分局和第115师领导机关遂再次转向外线，进入天宝山区，内线作战部队由迟回坦埠地区的山东纵队统一指挥。12月11日，山东纵队领导机关在蒙阴以东的高湖地区遭日军合击，山东纵队宣传部长刘子超等牺牲。

    12月上旬，日军第12军除留少数部队建立据点，扶植伪军，巩固其占领区外，以部分兵力分别对天宝山和滨海区进行“扫荡”，掩护其主力撤退。根据地军民以广泛的群众性游击战不断袭击残留在根据地内的日伪军。23日，日军主力分路撤退，八路军乘机反击，收复村镇。至28日，基本恢复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反“扫荡”作战结束。

    在将近2个月的反“扫荡”中，八路军共作战150余次，歼敌2000余人，打破了日军的“铁壁合围”，保存了有生力量，坚持了沂蒙山区的抗日斗争。但根据地军民也付出了重大代价。八路军伤亡1400余人，群众被杀害或被抓走1.4万余人，损失粮食160余万斤，基本区四分之一以上的房屋被烧毁经过此次“扫荡”，日军将台（儿庄）潍（坊）、临（沂）蒙（阴）、沂（水）临（沂）等公路打通，在沂蒙区增加了近70个据点，从而构成对八路军根据地的严密分割封锁。

 第二十章 冀中反“五一”大“扫荡”作战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中国派遣军总部根据其大本营的战略企图，变其在中国的占领区为进行太平洋战争的兵站基地，对国民党仍执行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以期使国民政府投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则以其主要力量继续推行“总力战”，企图摧毁杭日根据地，巩固其占领区。

    日华北方面军根据中国派遣军总部1941年12月10日关于确保华北，特别是确保重要资源区、交通线的安全和加强经济封锁的命令，于1942年2月25日和26日召开所属各兵团参谋长会议，下达1942年度《治安肃正建设计划大纲》，规定继续“以剿共为主”，“实行积极的不间断的作战讨代”，“首先对冀东、冀中地区，然后对太行山北部地区”进行“扫荡”，以求巩固占领区，使之担负起“大东亚战争兵站基地”的使命。为实现这一战略企图，华北方面军将2个独立混成旅团扩编为2个师团，使其在华北的兵力仍保持10个师团另1个骑兵集团和10个独立混成旅团，共约25万余人。同时大力加强伪军，使其兵力增至30余万人。

    冀中盛产粮棉，在经济上、战略上具有重要地位。因此，日军华北方面军确定其为1942年上半年“扫荡”重点地区。为隐蔽其对冀中地区的“扫荡”企图，制造假象，迷惑八路军，日华北方面军首先以重兵分别对冀东、北岳和冀南地区进行“扫荡”，同时，决定以3个师团、2个独立混成旅团另2个联队，共5万余人的兵力，在方面军的统一指挥下，采取“铁壁合围”、“拉网扫荡”战术，围歼冀中八路军，摧毁冀中抗日根据地。其部署是：以第110、第26师团各一部，配置于保定、定县和新乐一线；以独立混成第7旅团一部，配置于河问地区；以骑兵第1旅团第13联队配置于洼阳河以东交河地区；以第41师团配置于德石路沿线；以独立混成第9旅团配属于第41师团，部署于德石路以北。以上为直接进行“扫荡”的部队，另以第110师团一部和第27师团主力为配合“扫荡”的部队，分别部署于石家庄和任丘、大城、文安地区。

    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根据1942年2月3日以来日军对太行、太岳、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实行“清剿扫荡”的特点，曾于2月11日、18日、25日连续发出反“扫荡”的指示。指出：敌将对我各根据地进行更加残酷的“扫荡”，华北仍将为敌“扫荡”的重点地区。必须对于部和群众进行深入的教育，充分认炽敌人“扫荡”的残酷性，防止产生轻敌麻痹，拼命蛮于或消极悲观、惊慌失措的情绪；各级领导机关必须精干、分散，深入部队、基层，领寻对敌斗争，动员群众实行坚壁清野，加强民兵自卫队的组织指挥；在作战指导上，应以打破敌之长期“扫荡”与分散“清剿”为目的；主力大部应适时跳出敌之包围圈，乘敌后空虚大胆地积极地对敌交通线和据点展开破袭战，并开展敌占区群众工作，配合内线部队的斗争，彻底粉碎敌之“扫荡”。

    大“扫荡”前，由于日军不断“蚕食”，冀中抗日根据地基本区的面积、人口均己减少了约三分之二，只剩下3000余个村庄、约28万人口，19万平方公里土地，使得冀中八路军的回旋余地大大缩小。中共冀中区委和冀中军区，在日军“扫荡”太行、太岳和晋西北地区时，预料日军将“扫荡”冀中，曾连续发出反“扫荡”紧急指示，要求冀中军民在精神上作好准备，并采取坚壁清野，划分活动区域，拟定分散活动方案，以及紧缩机关等措施。

    冀中军区司令部还于3月20日发出关于开展地道斗争的指示，总结了在对敌斗争中运用地道保存自己，打击敌人的经验，指出地道斗争对于坚持平原根据地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强调动员群众自觉地投入这一斗争，要求构筑由小到大，由近及远，由简单到复杂，形成户户相通、村村相联的四通八达的地道网，并提出开展地道斗争的战术及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采取的对策。根据上述指示，冀中军民积极进行反“扫荡”的准备。但是，从上到下，对日军“扫荡”的残酷性、长期性、严重性估计不足。

    5月1日，日军开始第一阶段的“扫荡”。首先从边缘区开始，以第110、第26师团各一部“扫荡”储尤河以北地区；以独立混成第7旅团一部“扫荡”滹忆河以北地区；以独立混成第9旅团及骑兵第1旅团第13联队“扫荡”德石路以南地区。尔后，稳进稳扎，逐步增建据点，由边缘区向根据地中心区深县、武强、饶阳、安平等县压缩，企图聚歼冀中军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

    中共冀中区委和冀中军区于5月7日发出指示，确定以发动全民武装自卫，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全面坚持根据地斗争为反“扫荡”方针，要求各部队既要灵活、积极打击敌人，又要避免与敌硬拼；要求主力部队以一部配合地方武装，带领各地游击小组，分散坚持内线斗争，大部应迅速转向敌侧后，乘虚袭击日军据点和交通线，策应内线部队的反“扫荡”斗争。

    9日和10日，日军“扫荡”兵力增至2万余人，并封锁了环绕深县、武强、饶阳、安平、献县根据地中心区的滹沱河、滏阳河、德石路、沧石路，构成一个所谓“铁环阵”，完成了对根据地中心区的包围圈，并开始向内压缩。冀中八路军部队未能突破日军的压缩、包围，机关、部队大部被迫退向根据地中心区，陷入拥挤、被动局面。

    5月11日起，日军转入第二阶段“扫荡”，日军为捕歼冀中八路军主力，实施连续合击。日军第110师团、独立混成第9旅团各一部和当地伪军，共7000余人，合围深（县）安（平）路以西的晋县、深泽、安平地区；日军第41帅团、独立混成第9旅团各一部和当地伪军，共8000余人合围德石路、沧石路之间的深县南部地区。12日，日军第110、第41师团和独立混成第9旅团各一部和当地伪军，共1万余人，向深县、武强、饶阳、安平地区和深县、束鹿地区合围。日军每次合围，都有5、6架飞机配合，采取多路并进的拉网战术，鱼麟式的梯次配备，纵深很大，一进入根据地腹心区便全面展开，逐村“扫荡”，步步为营，一路与八路军接触，其余各路便蜂拥而至，使得八路军部队难以机动和转移。针对日军的企图和行动，冀中军区决定留主力一部坚持中心区斗争，领导机关和主力大部，乘敌之隙，向外转移，摆脱日军的合围。13日，军区机关率第27团等部转移至滏阳河以东地区，各军分区机关和部队也陆续突围，坚持中心区斗争的部队，紧密依靠群众，利用地道，与日军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但是，地道没有防毒、防水、防火设备，不适宜与日军胶着作战。

    5月27日，日军进攻定县北疃。该村1000余群众进入地道，地方武装和民兵利用地道对敌作战6小时。由于日军堵塞出口，挖掘地道并施放毒气，该村群众只有小部分突出外转，死伤800余人，造成北暄惨案。这一血的教训，促使地道战迅速向完善方向发展。

    在冀中军民反“扫荡”的紧急时刻，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于18日和20日，先后发出关于冀中反“扫荡”的指示，强调指出敌人此次“扫荡”的残酷性和长期性，号召冀中军民发挥最大的顽强性与坚韧性，争取反“扫荡”的胜利；决定冀中军区抽调3个团和部分地方武装转移至山地，以保存力量；要求地方党政机关改变斗争方式，采取两面政策，不能立足的干部应随军转移，坚持原地斗争的武装，应采取公开与隐蔽、军事和政治相结合的斗争方式。同时，指示冀中邻近各区部队，积极行动，牵制当面之敌，配合冀中军民反“扫荡”作战。

    日军“拉网扫荡”未能捕捉到冀中军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即分兵追歼突围的八路军部队。同时，在中心区留下机动部队，隐蔽集结于主要点线，故意留出较大的空隙，引诱八路军返回。由于冀中区党委和冀中军区对敌情判断不够准确，认为“扫荡”的日军可能已经撤走，只留下一部分建立据点，进行“清剿”，遂于5月21、22日连续发出反敌“清剿”、恢复地区的指示，要求第6、第8、第9军分区主力部队返回中心区。日军发现八路军返回中心区，立即以重兵围攻，第6、第8军分区部队受到相当大的损失。23日，当第6军分区机关率主力一部由德石线以南回到深县以南地区时，即遭日军第41师团等部1.5万余人的合围，第6军分区部队在李家角与日军激战终日，付出重大代价，毙伤日军400余人后，于当夜突围，第8军分区机关率主力一部，由束城地区返回河（间）肃（宁）公路以南的西道口。28日，准备向南伸入深（县）武（强）饶（阳）地区时，亦遭日军重兵合围，虽突出重围，但也付出重大代价。第9军分区机关率主力一部由白洋淀地区南下，迸到肃宁以西时，得悉第8军分区部队遭日军合围，即返回白详淀地区。

    6月初，日军转入第三阶段的“扫荡”。日军完全控<bdo>ｈｔtｐ://ｗwｗ.９9ｌｉｂ.nｅｔ</bdo>制了冀中抗日根据地中心区，转入全面“清剿”，实行“三光”政策，并大力建立伪政权、伪组织，建据点，筑公路，挖封锁沟。

    在此严重形势下，冀中区党委和冀中军区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和晋察冀军区的指示，于6月4日决定，以部分地方武装，实行高度分散，配合民兵就地坚持斗争，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迅速转向邻区。上旬，第17、第18、第29团先后经无极以北的贵子里和定县以南地区，冲破日军的重围，于7月初转至北岳区。第22团和警备旅第1团等部于6月9日转移至深泽以北宋庄时，遭日伪军2000余人围攻。该部即依托村落，构筑防御阵地，与日伪军展开村落战，经过30多次的反复争夺，歼敌400余人，终于把日伪军逐出村外，并乘夜暗胜利突围。第8军分区机关率部于9日拂晓转移至肃河公路南侧时遭敌合击，激战至午后，大部伤亡、失散；一部突围，于7月初转至山东根据地冀鲁边区。

    冀中区党委和军区机关率第27团于6月12日转至冀南抗日根据地南宫、威县间的掌史村时，遭日军合围，激战后突围，至7月初转移至冀鲁豫边抗日根据地。警备第1团，抗大第3团、骑兵团及回民支队等部，也于7月初分别转移至冀鲁豫边抗日根据地；警备旅第2团转移到太行山区。转到邻区的机关、部队，于9月陆续转至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北岳区。留在冀中的武装和广大群众，在极端残酷的情况下，与日军展开了艰苦激烈的反“清剿”斗争。

    日军对冀中的大“扫荡”到6月20日结束，大部陆续撤走，留下守备部队和伪军继续进行“清剿”。据不完全统计，这次反“扫荡”，冀中八路军作战272次，毙伤日伪军1.1万余人，粉碎了日军消灭冀中军区领寻机关和主力部队的企图，保存了力量。但也遭到很大损失。日军据点增至1635处，公路增到6000余公里，封锁沟增到3000余公里，冀中抗日根据地被分割成2670余块，形成“格子网状”，大部沦为敌占区，部分变为游击区。冀中军区部队减员46.8％，地方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遭到严重破坏，群众伤亡和被掳走达5万余人，形成“无村不戴孝，处处闻哭声”的悲惨景象。从此，冀中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进入了更加残酷和困难的阶段。

 第二十一章 太行、太岳区1942年夏季反“扫荡”作战

    日军第1军根据华北方面军1942年度作战计划，为消灭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和八路军第129师主力，并策应对冀中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于1942年4月16日下达作战计划大纲，预定于5月中旬开始，以3万余人的兵力，采取“铁壁合围，捕捉奇袭”等战法，对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进行夏季大“扫荡”。

    八路军太行、太岳军区在粉碎日军春季大“扫荡”后，总结了经验教训，进一步加强了战备。

    在反“扫荡”前夕，又进行了紧急动员，准备了较为充足的物资，并且派出干部，协助地方党政机关指挥民兵作战；各军分区沿日军可能进犯的道路，布置了秘密情报网；党政军民都作了较为充分的思想和物资准备。

    5月15日，日军第36师团主力及第69师团一部，共7000余人，奔袭驻太岳南部沁河两岸的东峪、马壁地区的八路军第129师第386旅。该旅及时向北转移，并威胁临屯公路敌交通线。

    日军奔袭扑空后，其第36师团于19日转向对太行北部地区进行“扫荡”，留下继续进行“扫荡”的第69师团一部，在太岳南部军民的不断打击下，于28日分路撤回浮山、府城等据点。至此，日军对太岳南部地区的“扫荡”遂告结束。

    5月19日，日军集中第36师团和独立混成第3、第4旅团主力及独立混成第1、第8旅团各一部，共2.5万余人，开始对太行抗日根据地北部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区进行合围。独立混成第3、第4旅团主力及独立混成第1、第8旅团各一部，分别由平汉路石家庄至安阳段和正太路沿线各据点出动，先后进抵峻极关、上庄、下庄及阳邑西北高地一线，从东、北两面向八路军总部驻地推进；第36师团由长治、襄垣、武乡、辽县等地出动，进至砖壁、桐峪地区，从西、南两面向八路军总部驻地推进。至24日夜，各路日军完成对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驻地窑门口、青塔、偏城、南艾铺地区的合围。

    此时，八路军大部已转出外线，但尚有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的一部分及掩护部队（第385旅一部）未及时转出。

    25日，日军在其航空兵的支援下，以南艾铺为目标，对合围圈内的八路军发起攻击。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在第385旅第769团一部奋力掩护下，分西、北、南3个方向突出重围。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和总部直属队几位负责干部在指挥突围作战中，于辽县十字岭壮烈殉国。当时黄昏，日军攻入南艾铺。

    26日，日军转入“辗转清剿”，残暴地捕捉、杀戮地方干部和群众，大肆抢劫资财，企图彻底摧毁大行抗日根据地。为粉碎日军的“清剿”，太行、太岳两区八路军主力分别向敌后方补给线和敌占交通干线、城镇据点实行有力的破击。

    5月30日，第385旅第769团一部，在民兵协同下，设伏于辽县城东南苏亭镇，歼敌140余人。

    31日，新编第1旅组成突击营，奇袭长治日军机场，烧毁飞机3架，汽车14辆、油库2座。

    与此同时，第385旅另一部乘敌后方空虚，一度攻入亭、五阳、黄碾等日军据点，给日军以很大打击。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的地方武装和民兵，也在平汉、白晋、同蒲、正太等铁路沿线展开破击战。据不完全统计，共攻克据点29处，破坏铁路20余公里，炸毁火车3列、汽车27辆，平毁封锁沟墙40余公里，摧垮伪组织340余处，有力地配合了内线部队的反“扫荡”作战。

    6月上旬，“扫荡”太行北部地区的日军纷纷退集邯长公路沿线及清漳河两岸地区。

    9日，日军以其第36师团12万余人开始对太行南部地区进行“扫荡”。第129师直属队及新编第1旅一部兵2000余人，被日军压缩于涉县西南石城、黄花地区。日军以密集队形齐头并进，从四面向八路军合围，八路军被围部队断粮断水，处境十分危急。第129师师长刘伯承亲自指挥机关、部队及时隐蔽集结于机动位置，尔后，乘夜暗以日军的间隙中巧妙地突出重围。日军合击计划破产后，遂于19日撤退。

    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军民此次反“扫荡”作战，历时38天，共歼敌3000余人。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牺牲，是一个重大损失。

 第二十二章 沁源围困战

    山西沁源是太岳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区，地位十分重要。

    1942年10月，日华北方面军第1军以第36、第37、第69师团、独立混成第4旅团及伪军各一部，共1.6万余人，以太行北部、太岳北部地区为重点，同时进行“扫荡”。

    11月中旬，“扫荡”之敌撤退时，日军第69师团留下1个大队及部分伪军，据守沁源县城及阎寨（沁源东南）、中峪店（沁源西）、交口（沁源东北）等据点，企图以此为基地，分割、“蚕食”太岳抗日根据地。

    为粉碎日军的企图，中共太岳区委和太岳军区根据该敌孤军深入太岳抗日根据地山区腹地，其补给线长，兵力分散，处于太岳北部军民四面包围之中的情况，决定对侵占沁源的日伪军展开围困战，提出“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依靠广大群众，广泛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实行长期围困，战胜敌人”的方针，并确定以中共沁源县委为中心，与太岳军区第38团共同组成沁源围困指挥部，统一领导围困斗争。

    为便于指挥，围困指挥部根据地形条件和使群众转移到集结地区后，既能生活又有利于围困敌人的情况，将全县划分为11个“战区”（以后划为13个），以决死纵队第1旅第38团（1943年2月起，该团留1个营参加围困斗争）为骨干，加上第25、第59团各一部，以及县、区基于队和民兵，在每个“战区”组成1个游击集团，与广大人民群众结合，围困敌人。

    为实施围困，沁源县委号召在反“扫荡”时转移出来的群众不再回村；距离敌占据点5公里以内和运输线2至3公里以内的群众迁出，不给日军留下任何可资利用的物资。

    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围困指挥部大力组织对敌斗争，展开群众性游击战争。主力部队带领民兵在日军据点周围及公路两侧，普遍开展麻雀战、狙击战、地雷战和伏击战，围困袭扰，使日军昼夜不得安宁。民兵还把据点内的水井用粪便、土石填塞，迫使日军不得不在武装掩护下到据点外下河取水，取水之敌则遭受游击小组的冷枪杀伤。

    同时，开展交通破击战，使被围困的日军不能及时补充给养。日军第69师团的1个大队遭长期围困后，疲惫不堪，难以为继。

    1943年1月25日，不得不由驻白晋线的第36师团1个大队换防。同时，被迫将安泽、绵上两县之北平、元驿、王陶、才子坪等10余个据点撤收，其补给线则由同蒲路改道白晋路。

    日军第36师团1个大队接防后，又将沁源外围的阎寨、中峪店2个据点放弃，集中兵力守备沁源城关与交口据点。沁源军民在日军交通线上遍布地（石）雷，大量消耗、疲惫日军，还组织群众，利用夜暗摸进日军据点，先后夺回粮食7000余担。

    1943年8月，日军又以第62师团1个大队接防。沁源军民边生产边战斗，展开了更加猛烈的围困战，使日军一再收缩，最后被围困在沁源县城的西山头上，粮弹断绝，被迫于1945年4月，在沁县日军1000余人的接应下，逃离沁源。

    在历时2年来的围困战中，沁源地区抗日军民共作战2730次，毙伤日伪军4000余人，创造了群众性长期围困战的范例。

 第二十三章 八路军1943年秋季反“扫荡”作战

    1943年春，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了有利于反法西斯阵线的转折。德、意转入战略防御。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也转入守势，而且国内政局不稳，经济淑于破产，军队士气低落，厌战反战情绪激增。日本帝国主义为挽救其失败的命运，改变其在太平洋战场上的不利态势，阻止美军反攻，急欲尽快结束对华战争，以便从中国战场抽调更多的兵力用于太平洋战场，为此，在1942年12月21日的御前会议上，制定了《为完成大东亚战争而决定的处理中国问题的根本方针》，即所谓“对华新政策”，企图以大力扶植和加强汪精卫伪政权的政治力量，并对蒋介石施加一定的压力，促使蒋、汪合流，以达到“以华治华”的目的。

    根据这一方针，1943年2月27日，日军大本营制订了1943年度《对华作战指寻计划》，并发布了《大陆命第757号》命令，规定中国派遣军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其占领区，首先力争蒙疆地方、山西北部、河北、山东、江苏北部及上海、南京、杭州间地区迅速安定。同时、特别强调要确保重要资源开发地区、中心城市和主要交通线的安全。在作战指导上，要求把日军分为守备部队和机动部队，并以伪军接替部分日军担任守备，以便抽出日军用于太平洋战场和在中国占领区内执行机动作战任务；并且加强航空兵作战，摧毁中、美的空军基地，此外，还决定以由国内调来的1个旅团和在华的部分独立混成旅团为基础，扩编成5个师团，以接替准备调往太平洋战场的5个师团的防务。这样，日中国派遣军所辖兵力仍有24个师团，12个独立混成旅团、1个骑兵集团和13个航空兵中队，共60余万人。

    日华北方面军为贯彻大本营的方针和意图，于1942年12月26日和1943年1月7日，先后召开了所属各兵团长和参谋长会议，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在讲话中宣称：“华北地区自大东亚战争爆发以来，就担负起兵站基地的任务”，今后“要更进一步发挥野战军的本领，除对重庆军加大压力外，同时要与中国战士合作，剿灭华北建设致命之敌中国共产党军”。

    3月24日，华北方面军下达了1943年度《作战警备纲要》，确定将作战重点指向八路军及其根据地，对国民党军则根据需要，进行抑制或给以打击；要求各兵团负责各自警备地区的安定，特别要重视确保铁路及主要交通沿线地区、主要城市及主要资源开发区的安全，并促使伪军积极配合作战；强调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将原来高度分散配置的兵力逐步集中，以便加强机动作战能力，并提出创造和革新战法，强调实施奇袭和急袭，以捕捉八路军指挥机关和摧毁抗日根据地设施。为填补调出的第27、第36师团的防务，华北方面军将其所属的独立混成第4、第6、第15旅团扩编成第62、第63师团，但其兵力有所减少，战斗力开始下降。华北伪军数量因国民党军大批投降而有所增加，但因形势对其不利，士气更为低落。

    依据年度作战计划，日华北方面军于1943年上半年将“扫荡”重点指向北岳、太行和山东等抗日根据地。但由于八路军深入贯彻了“敌进我进”的方针，粉碎了日军的春、夏季“扫荡”，使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得到恢复和发展，日华北方面军为了改变其日益被动的局面，根据其派遣军总部制订的《秋季以后作战指导大纲》，修改了方面军的年度作战计划，企图尽可能在秋季，经过长期有组织的作战，摧毁抗日根据地，其“扫荡”重点指向八路军北岳、冀南、冀东、晋西北和太岳抗日根据地。

    9月1日，日华北方面军召开所属各军及直属兵团的参谋长会议，下达了作战计划。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北岳和冀东地区军民的反“扫荡”作战

    为了迷惑八路军，日华北方面军先以一部兵力“扫荡”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平北地区。9月2日，华北方面军调集第63师团及第110、第26、第62师团和独立混成第3旅团各一部及伪军，共4万余人，在方面军指挥下，预定以约2个月时间，重点“扫荡”北岳区第3、第4军分区。

    晋察冀军区根据日军动向，判断日军即将开始秋季大“扫荡”，遂决定以内线与外线、主力与民兵、军事打击与政治攻势相结合的方针，粉碎日军的“扫荡”。据此，令北岳区地方武装深入日军后方，巩固边沿区与扩大根据地；令军区主力于机动位置休整待机，准备反“扫荡”和保卫秋收。

    反“扫荡”作战经历了三个阶段。

    9月中旬至10月中旬为第一阶段。9月15日，北岳区周围各路日伪军开始行动。平汉路方面的日军第63师团、独立混成第1旅团、第110师团各一部，分别由保定、定县、正定、石家庄出动；正太路西段日军第62师团一部，由阳泉、寿阳出动；同蒲路北段日军独立混成第3旅团一部，由五台、崞县出动；第26师团一部由大同出动；平绥路东段日军独立混成第2旅团一部，由张家口、宣化出动，分别向第一线各要点集结。

    16日至18日，各路日军以奔袭动作，占颂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的易县松山、第2军分区的平山蚊潭庄、第3军分区的唐县唐梅、第4军分区的平山会口、六岭关和雁北地区的灵丘下关，完成了对第3、第4军分区的合围。为打破日军的合围，晋察冀军区以三分之一的主力团、地区队及边沿区的县区地方武装、武工队，越过封锁沟，深入敌占交通线，展开破击作战，切断日军的后方供应，破坏其后方设施，以三分之二的主力团和地区队于内线，以营、连为单位，结合民兵，广泛开展游击战，在日军必经之地，大量埋设地雷，并依托有利地形，以阻击，侧击手段，迟滞、消耗与疲惫日军。

    至9月下旬，各路日军始进入根据地中心区，并依托临时据点实行分区“清剿”，大肆进行烧杀抢掠。针对日军“扫荡”的特点，晋察冀军区于9月20日指示各军分区，利用青纱帐，积极主动地打击敌人，粉碎敌之“扫荡”，各军分区根据军区指示，大力组织射击组、爆破组与民兵的游击组相配合，展开麻雀战、地雷战，扼守要道、隘口，打击“清剿”之敌。当日军围攻阜平东北之神仙山和完县西北的青虚山时，为掩护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和贮藏在该地的大批弹药物资，第42团和第2团一部坚守制高点，与日军苦战多日，在第6团、特务团等部配合下，将日军击退。25日，晋察冀军区又令各军分区，除以一部兵力分散活动于中心区及敌后进行游击战外，适当集中主力打击小股“清剿”之敌，迫敌缩小“清剿”范围和缩短“清剿”时间，遵此指示，坚持内线的部队，适时集中兵力给“清剿”日军以沉重打击。同时，在外线的部队则向敌后交通线和据点发动猛烈攻击。日军在其后方据点不断遭到打击的情况下，被迫协调“扫荡”的兵力回援其后方，并加强交通线的守备。

    从10月中旬开始，反“扫荡”作战进入第二阶段。日军在其兵力不足的情况下，不得不缩小“扫荡”范围，并改以抢粮和合击根据地领导机关为主，从10月13日起，日军集中兵力对唐河、沙河、滹沦河流域的主要产粮区进行“扫荡”。晋察冀军区以一部兵力，掩护党政干部分赴各产粮区领导群众抢收粮食，进行坚壁清野。同时，集中主力，坚决打击分散“清剿”之敌。至10月下旬，根据地军民已抢收完唐河、沙河、滹沱河流域85％的粮食。日军在其抢粮计划破产后，即企图集中兵力与八路军主力决战。晋察冀军区立即以主力一部转向外线打击日军，大部分散坚持内线斗争。至11月上旬，日军寻找八路军主力决战的企图又告落空。

    自11月中旬，反“扫荡”作战转入第三阶段。日军在根据地军民的连续打击下，伤亡已达7000余人，且后方不断遭到袭击，遂自11月中旬开始，改以一部兵力进行有重点的小规模奔袭合击，掩护其主力分批撤退。晋察冀军区则以在内线的主力部队与在外线的部队紧密配合，分别在盂县以北的上庄、涞源东南的曹庄台和平山双石洞等地给日军以重创，迫使日军慌忙撤退。至12月15日，反“扫荡”作战胜利结束。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北岳区军民在历时3个月的反“扫荡”中，共作战4200余次，歼灭日伪军1.1万余人，攻克和逼退日军据点、碉堡200余处，并一度攻入保定、望都、唐县、完县、浑源等13座城镇，炸毁火车13列，击毁坦克3辆、汽车240余辆，击落飞机1架，不仅恢复了根据地的原有地区，而且在敌占区收复村庄1000余座。八路军伤亡2427人，在这次反“扫荡”中，日军大肆烧杀，制造了阜平平阳、易县寨头、平山南岗等许多惨案。在8个县中，即烧毁房屋13万间，抢走牲口1.2万余头，杀害群众5000余人。

    日军在“扫荡”北岳区期间，于9月15日至12月中旬，以独立混成第8、第9旅团及关东军和伪军各一部，共1万余人，对冀东抗日根据地之长城以南滦河两岸和西部平原地区进行分区“扫荡”，企图驱逐冀东八路军，重新控制冀东平原特别是沿海地区，并乘秋收之际抢粮。冀东八路军改变过去反“扫荡”时以主力向外线转移的方针，采取在内线分散灵活地穿插和转移，与日军周旋，寻机歼灭小股“精剿”和抢粮之敌的方法，经过3个月的反合围、反“清剿”斗争，打破了日军驱逐八路军和控制冀东的企图，迫使日军退回交通线和中心城市。

    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反“扫荡”作战

    日华北方面军在“扫荡”北岳区和冀东区的同时，其第1军所属部队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扫荡”。

    9月3日，日军第69师团第59旅团3个大队，共1500余人，分别由汾阳、离石、岚县地区出动，开始“扫荡”晋绥军区第8军分区的离东地区和第3军分区的米峪镇、临县地区。经第3、第8军分区军民不断打击后，日军于16日退回离岚线圪洞、胡堡等据点。其第85大队500余人在白文镇扎下临时据点。9月23日，日军独立混成第3旅团以2个大队由三岔堡、五寨地区出动，分两路“扫荡”奇岚、保德地区，并于25日和27日进占奇岚、保德县城。

    26日，日军第69师团第59旅团之第85大队由岚县以西之寨子村和临县以北之白文镇出动，奔袭兴县城，企图袭击驻兴县的晋绥区党政军领导机关。由于晋绥区党政军机关已先期转移，日军虽于27日进占兴县城，但却扑空。尔后，日军北犯瓦塘，并进占裴家川口、黑峪口等黄河渡口，向河西磐塘河防阵地炮击，遭八路军河防炮兵反击后，向南撤退至赵家川口。这时，晋绥军区判断进犯兴县地区之日军兵力较小，且孤军深入，交通补给困难，难以在根据地内久留，必于数日内撤退，遂决心集中第17、第21、第26、第36、第29团和特务团、军区警卫营等近7个主力团，采取沿途伏击，逐次围歼的战法消灭该敌。

    10月5日，日军由赵家川口向兴县以南之康宁镇方向撤退，当其进至小善畔附近时，即遭晋绥军区部队伏击包围。日军在飞机支援下数次突围，均被击退。此后，晋绥军区部队继续围困和消耗日军，一面在小善畔至康宁镇17公里的道路上设伏，并在各路口埋设地雷。6日晚，日军突围向康宁镇撤退，沿途遭八路军连续伏击和地雷杀伤，伤亡很大。

    7日，又被围困于花子村以南高地，战至黄昏，向东突围退至甄家庄，再次被包围。日军遭八路军连续打击，伤亡惨重，特别是后方补给断绝，仅靠空投少量物资作垂死挣扎。10日晚，残敌300余人向东突围，至郑家岔又遭迎头痛击，除100余人逃脱外，其余被歼。晋绥军区部队在甄家庄地区连续作战中，共歼灭日军700余人、伪军100余人。甄家庄战斗后，日军为进行报复“扫荡”，又以独立混成第3旅团先后向兴县、界河口、康宁镇等地进犯。晋绥军区部队以伏击、袭击等手段又歼敌一部。至10月下旬，日军分别撤退。

    太岳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反“扫荡”作战

    日军在“扫荡”北岳区时，即以其第1军之第37、第62、第69师团各一部及伪军，共2万余人，在飞机支援下，采用所谓“铁滚式”新战法，对太岳抗日根据地实行毁灭性“扫荡”，企图建立其“山岳剿共实验区”。所谓“铁滚式”新战法，即以直接参加“扫荡”的部队及配属之伪军、特工队等，编成3个梯队，在40里纵深内分3线配置。其第一梯队以日军为主，配属特工队等。主要任务是合击八路军主力兵团；第二梯队由日伪军混合编组，裹胁大量民夫，编成物资搜索队、俘虏工作队等，其任务是挖掘根据地资财，捕捉根据地地方党政人员和小部队；第三梯队又以日军为主，其往务是继续“清剿”，捕捉八路军零星人员，掩护其第二梯队“抉剔”，维护交通运输。为保护其补给线、日军将其运输活动完全置于3个梯队的纵深内，当第一、第二梯队行动时，大力前送后运；一俟第三梯队通过，其运输立即停止。日军另以第62师一部兵力和伪军一部配置于白晋路之沁县至长治段西侧，切断太岳、太行抗日根据地的联系，阻止太岳八路军向东转移，以第69师团一部配置于同蒲路霍县至洪洞段东侧，阻止太岳八路军向西转移。在此严密的部署下，日军沿沁河两岸由北而南“滚进”，企图把太岳八路军主力合击于中条山区；尔后，再自南而北反复“清剿”。

    10月1日，日军第37师团自运城、侯马地区向东，第69师团由霍县、介休、南关镇地区向南，第62师团由长子地区向西南，对太岳根据地形成包围；尔后，从沁河两侧由北向南推进，首先“扫荡”太岳北部地区。太岳第1军分区部队在民兵配合下，节节阻击，给日军以一定杀伤，但由于对日军此次“扫荡”特点尚不熟悉，岳北地区的反“扫荡”一度陷入被动。至16日，日军推进到临汾至屯留公路两侧。17日以后，八路军对日军的行动特点已逐渐掌握，加之日军兵力不足，其翼侧和后方逐渐空虚，太岳军区第1、第2、第3军分区主力乘机向日军侧后挺进。日军主力越临屯公路继续向南推进，对太岳南部地区八路军连续进行合击，岳南地区八路军主力已先期转移，日军接连扑空。太岳军区主力转到外线后，向日军后方交通线广泛出击，先后袭击白晋路两侧之道兴、三家店和同蒲路东侧之赵壁及石圈河、上阁等日军据点，并在苏堡地区伏击，给日军以有力打击。

    10月中旬，当日军刚进入岳南地区时，太岳军区第2军分区司令员王近山奉命率领第16团开赴延安，22日进到临汾东北25公里的韩略村据点附近，从当地干部和群众的报告中得知，日军每天都以汽车在少数部队掩护下，由临汾经韩略村为“扫荡”之日军运输物资，遂决心在韩略村附近设伏，打击日军运输部队，配合腹心地区反“扫荡”作战。第16团在群众掩护下隐蔽了2天。24日3时，第16团于韩略村西南公路两侧地区设伏。8时许。日军汽车13辆（内有小汽车3辆）由临汾开来，进入伏击圈。预伏的第16团给敌以突然火力袭击后，即与敌展开白刃格斗。经3小时激战，日军120余人除3人漏网外，全部被歼，第16团伤亡50余人。从缴获的日军文件查明，该敌系日华北方面军司令部组织的“战地观战团”，是专门从北平前来参观“铁滚式”新战法的。其中包括日军支那派遣步兵学校的第5、第6中队及其他军官，内有少将旅团长1名、联队长6名。这一顺手牵羊的伏击战打乱了日军“扫荡”的部署。日军急忙抽调“清剿”兵力一部，赶至临汾地区，寻找八路军主力部队作战。待日军3200余人猬集韩略村时，第16团早已踏上赴延安的征途。

    10月28日，日军继续南进“扫荡”中条山地区的第4军分区。中等山地区八路军主力部队乘机转向外线，11月6日至10日，于翼城、阳城间连续进行袭击、伏击，给日军以极大威胁。11月10日以后，日军主力北返，继续对太岳北部地区实施反复“清剿”。八路军主力部队与民兵广泛开展游击战，打击日军，保护群众。在太岳全区军民打击下，至22日，日军分路回撤，太岳区军民反“扫荡”作战胜利结束。在此期间，共作战720余次，毙伤日伪军3500余人。

    冀鲁豫边抗日根据地军民反“扫荡”作战

    9月21日，日军第12军以其第32、第35、第59师团和骑兵第4旅团各一部，共1.1万余人，分别由新乡、开封、商丘、济宁，兖州等地出动，分10路向冀鲁豫边抗日根据地之单具东南地区实施“铁壁合围”。日军采用三面包围，一面埋伏的战术，企图趁八路军向外突围时，歼灭八路军主力。八路军部队在当地人民的支援下，选择日军薄弱部分，机智地跳出日军合围圈，使其扑空。此后，日军即辗转合击丰县以北、巨野以南、曹县东南等地区，八路军除以地方武装一部结合民兵坚持腹地斗争外，主力部队适时转向日军侧后，进行外线出击。

    10月3日，日军又出动1万余人，突然转向鲁西南第5军分区的曹县西南地区台围，冀鲁豫军区第5军分区机关、专员公署和民军第1、第21团筹部在王厂村遭日军合围。第21团和军分区骑兵连等部突围成功，军分区指挥机关和第1团除少数人员突围外，大部牺牲，其中有专员袁复荣、军分区司令员朱程。

    10月4日以后，日军反复合击曹县、定陶，菏泽及滑县以南地区。第5军分区第19团、第4军分区第16团等部机动跳出日军合围圈，并乘虚袭入东明、考城、何所城等城镇，结日军以有力打击。

    10月12日，日军又集中1.5万余人，配属汽车、坦克，在飞机支援下，由泰安、济南、聊城、滑县、郓城等地出动，采取多路并进、步步为营的战法，分13路向冀鲁豫边抗日根据地中心区之濮县，范县、观城地区实施“铁壁合围”、“连环合击”和“拉网扫荡”，企图围歼冀鲁豫军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冀鲁豫军区领导机关适时跞出日军合围圈，转移至内黄西南地区。主力部队在跳出日军合围圈后，于18日夜袭击东平县城，并连克夏谢、大井等据点11处；坚持内线斗争的部队，以伏击、袭击等手段积极袭扰敌人，破坏交通运输线。日军在冀鲁豫军区内外线部队打击下，于24日分别向开封、济南等地撤退。撤退时，日军又分别“扫荡”了滑县、长垣地区及平阴以东之大峰山区。

    11月13日，“扫荡”结束。这次反“扫荡”作战，冀鲁豫军区共进行大小战斗300余次，歼灭日伪军4000余人，恢复和开辟了部分地区。

    山东抗日根据地军民反“扫荡”作战

    日军第12军继“扫荡”冀鲁豫边抗日根据地之后，又以第32、第59师团和独立混成第5旅团及伪军各一部，共1万余人，对鲁中沂蒙山区进行“扫荡”，企图消灭鲁中军区领寻机关和主力部队，摧毁鲁中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日军为寻找八路军主力作战，首先以伪军吴化文部在沂蒙山北部向朴里集、金星头地区佯动，企图诱八路军主力出动，而以日军隐蔽集结于蒙阴、土门（新泰东）、沂水等地，伺机围歼八路军主力。鲁中军区在察明日军的企图后，即决定待各路“扫荡”日军出动并展开后，军区机关和主力大部转移外线。11月9日20时，集结于上述地区的日军同时出动，以沂蒙山北部之朴里、金星头（蒙阴东北）为中心，由东、南、西三面对鲁中军区八路军主力合围，北面伪军吴化文部也配合日军南犯，从而对鲁中军区部队形成四面包围态势。鲁中军区机关和主力大部，分路由日军之间的间隙中巧妙地转到外线，摆脱了日军的合围。日军合围扑空后，即在根据地内辗转“清剿”。鲁中军区留在内线坚持斗争的部队和民兵游击队，分散隐蔽，并伺机打击“清剿”之敌。其中，鲁中军区第2军分区第11团第8连93名指战员，为掩护群众转移，凭借天险，坚守南北岱崮（沂水西北）18天，抗击日军1000余人在飞机、大炮支援下的无数次进攻，以伤7人、亡2人的代价，换取了歼敌300余人的胜利，受到山东军区的嘉奖，荣获“岱崮连”的荣誉称号。至11月中旬，“扫荡”鲁中的日军大部转移至清河地区，鲁中沂蒙山区反“扫荡”遂告结束。

    11月18日，“扫荡”鲁中沂蒙山区的日军大部突然转向清河地区，并将兵力增至2.6万余人，配属数百辆汽车，在第12军司令官直接指挥下，采取“铁壁合围”和“拉网扫荡”等战术，并以飞机配合侦察和轰炸，极力捕捉清河军区领寻机关和主力部队。18日晨，日军以清河军区领寻机关所在地广饶以北之辛店、北隋地区为目标，实行合围，并以骑兵为前导，在飞机掩护下，逐步向内压缩。清河军区机关转移时在辛镇与日军遭遇，情况十分危急。此时，军区特务营和直属团第3营利用灌木丛和抗日沟（即为限制日军机械化部队行动及便于八路军隐蔽转移而挖掘的道沟），与日军展开激战，毙伤日军骑兵30余人，并击落击伤日机3架，阻止了日军的进攻。坚持至黄昏后，掩护机关胜利地突出日军的合围圈。19日，日军继续向利津东北的垦区合围。这时，转移至外线的清河军区机关和主力部队，广泛开展破袭战，内线部队与民兵开展地雷战、麻雀战，给日军以很大打击。至12月13日，日军全部撤退。

    为策应鲁中、清河地区军民反“扫荡”作战，山东军区决定乘日军集中兵力“扫荡”上述两区，其他地区采取守势之机，于鲁南、滨海等地区对敌展开攻势。鲁南军区根据山东军区命令，决定首先歼灭驻费县城西南东柱子一带罪大恶极的伪军刘桂堂（即“刘黑七”）部，刘系惯匪，投敌后，更加危害人民。消灭该部不仅为人民除一大害，而且对改善鲁南斗争形势有着重要意义。为迅速全歼该部，鲁南军区决心集中优势兵力，以主力第3、第5团全部及地方武装和民兵一部，采取远距离奔袭战术手段，包围歼灭该敌。

    11月15日，鲁南军区参战部队分路隐蔽急进，按预定部署将该敌包围，经3小时激战，全歼该敌1000余人并击毙刘匪，打退了日军增援部队。尔后，继续扩大战果，攻克伪军据点13处。11月19日夜，滨海军区集中第6、第23团、海赣独立营等部，向赣榆县城发起进攻。赣榆守敌系伪军第71旅、伪保安队、盐警等共2000余人。战斗发起前，突击队化装并利用与伪军内线的关系，进入城东北门，占领城楼。主攻部队接信号后迅速冲人城内，向伪军展开猛攻。伪军1个团被争取，不作抵抗。攻城部队集中兵力，打击伪旅部和另1个团。在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下，伪旅长李亚藩于20日上午率部投降。是役，滨海军区以牺牲3人、伤37人的代价，取得了歼灭伪军1600余人的胜利，解放了赣榆县城。此后，攻城部队又乘胜将赣榆周围之海头、兴庄等13个据点全部克复。

    12月4日，鲁中军区在日伪军转移兵力“扫荡”清河区时，集中主力第1、第2、第4团，基干武装第11、第12团大部及沂北独立营等部共5个团的兵力，开始第二次讨伐伪军吴化文部。攻击部队分为左、中、右、后4个纵队，从四面向沂水西北东里店，石桥、大张庄地区之伪军展开进攻，经4昼夜战斗，攻克伪军据点20余处，歼灭伪军800余人。

    日华北方面军自9月起发动的秋季“扫荡”，至12月底，以彻底失败而告结束。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取得了反“扫荡”作战的胜利。从此以后，日军在华北除对局部地区，主要是沿海地区进行“扫荡”外，再未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八路军山区抗日根据地得到了发展，平原抗日根据地得到恢复。八路军逐渐由被动转入主动，随之开始转入局部反攻。

 第二十四章 卫南、林南战役

    太行山南部以陵川、林县为中心的地区，曾是国民党军第24集团军的防区。该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下辖第27军（军长刘进，驻陵川地区）、第40军（军长马法五，驻林县地区）、新编第5军（军长孙殿英，驻临淇地区），共2万余人。1943年4月20日，日华北方面军以第1、第12军各一部大举进攻太南第24集团军。

    4月24日，新编第5军军长孙殿英首先率部投敌。5月上旬，庞炳勋被俘投敌。在此期间，第一战区豫北总指挥兼专员杜淑也率部投敌。日军将追随庞炳勋、孙殿英、杜淑投降的部队合编为伪暂编第24集团军，下辖暂编第5、第6、第7军和独立第1、第2旅及太行保安队，以庞炳勋、孙殿英为正、副总司令，分布于新乡至安阴间平汉路上各要点及两侧地区，配合日军进攻抗日根据地。第24集团军未投降的部队（第27、第40军）在日军的进攻下，于8月4日前全部退出太南。

    7月10日，伪暂编第24集团军之暂编第5、第7军及太行保安队，由伪暂编第7军军长兼前敌总指挥刘月亭指挥，在日军第35师团3个大队的配合下，向平汉路西太南地区扩张，侵占八路军太行区林县县城及其周围地区。与此同时，伪暂编第6军及独立第1、第2旅共8000余人，在伪暂编第6军军长杜淑指挥下，向平汉路东地区扩展，侵占八路军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卫河以南滑县、长垣间之焦虎集、瓦岗集地区，并企图继续东犯，以便与驻东明、濮阳地区的伪第2方面军孙良诚部沟通联系。

    为歼灭进犯之敌，保卫和扩大抗日根据地，八路军第129师计划实施林南战役。这一计划得到了八路军总部的支持，八路军总部并指示冀鲁豫军区进行配合。于是，冀鲁豫军区同时实施卫南战役。

    冀鲁豫军区鉴于路东之伪军杜淑部孤军深入，兵力分散，并与庞炳勋、孙殿英之间存在尖锐的派系矛盾，遂决心以第4军分区之第16、第21团、人民自卫军新四路、卫河支队和骑兵团一部，在部分地方武装的配合下，组织卫南战役，各个消灭进犯之伪军。

    7月30日，杜淑率主力2000余人，首先向人民自卫军新四路驻地官桥营一带作试探性进攻。冀鲁豫军区以新四路坚守阵地，吸引敌人，以第16、第21团由两翼向其侧后包围，突然出击，将其击溃，毙伤其240余人，俘伪团长以下840余人。7月31日夜，冀鲁豫军区部队乘胜袭击驻焦虎集之伪第7师师部，将其全歼。

    8月2日，又突然强袭瓦岗集，战至3日上午，全歼伪独立第1旅1600余人。尔后，冀鲁豫军区部队撤回根据地内休整。

    卫南战役，八路军共歼灭伪军5600余人，收复和开辟了卫河以南地区。

    8月18日晨，平汉路西太行军区发动林南战役。为配合作战，冀鲁豫军区部队再次出动，奔袭驻袁庄之伪第7师残部和独立第2旅，迫其投降。当晚，乘胜攻击驻大范庄之伪暂编第6军军部，迫使伪军逃回卫河以西。

    八路军第129师于8月2日制定了《林南战役纲要》，计划以太行军区部队、冀南军区准备赴延安途经太行的2个团（第20、第771团）、冀中警备旅（1942年五一大“扫荡”时经冀鲁豫撤至太行区），在第129师参谋长李达统一指挥下，实施林南战役。第129师决心集中优势兵力，首先分割包围和各个消灭林县城伪军指挥中枢及其周围据点，尔后扩大战果，消灭林县以南各据点伪军；对掩护伪军驻止或进扰之日军，仅以少数必要兵力钳制围困孤立之，切断其与伪军的联系和支援，在有利及不影响消灭伪军的情况下，坚决消灭之。

    具体部署是：以第13、第771团全部及第1、第10、第34团、警备旅第2团各一部力东集团，向林县城北之姚材，城东之横水，城东南之东姚等地伪军进攻，重点指向东姚；以第769、第20、第32团全部及第2、第3、第32团各一部为西集团，向林县城及其西南的合涧镇、原康等地伪军进攻；另以主力一部及地方武装对平汉、白晋路之敌加强警戒，策应主力作战。

    林南战役原定8月14日开始，因为大雨，部队运动困难，推迟进行。8月18日零时30分，八路军发起进攻。东集团避开伪军前锋据点，以主力部队大胆地从东、西两面，钳击包围林县城东北的南北陵阳、蒋里、东西夏城等伪军据点，以吸引林县城伪军的注意力。西集团则乘势集中主力向林县城及城西、城北伪军据点发起进攻，激战至12时，除伪暂编第24集团军前敌总指挥负伤只身潜逃外，林县城伪军全部被歼。林县伪军退集头道营据点，亦被包围。当夜，八路军集中力量，对头道营伪军据点展开攻击。伪军不支，溃窜南关据点固守待援。

    19日，日军飞机数架轰炸竞日，八路军冒着敌机的狂轰滥炸，西集团连克马圈、西坛等伪军据点，全歼守敌；东集团一面准备阻击安阳出援之敌，一面将驻曲山、南北陵阳、东西夏城、蒋里、姚村、何家之伪暂编第5军第4师师部、第10团及独立旅全部歼灭。至此，林县城及其周围、除南关日军据点外，全部被攻克。由于南关日军兵力较大，一时难以攻克，八路军乃于20日移师南下，扩大战果。东集团收复东姚集，攻占李家厂，横扫鹤壁集、西鹿楼（属汤阴）以西地区；西集团收复合涧、原康，以神速动作进击临淇，攻克西平罗、南平罗。八路军发起林南战役的第二天，日军即出动航空兵、步兵救援林县一带的伪军。至24日，由安阳出动的日军1000余人进抵林县，从辉县出动的日军400余人到达临淇。

    25日，日军从林县、临淇出动，南北对迸，26日会占原康，并西进至任家坡一带，西集团实施反击，将日军击溃。日军惧怕被包围聚歼，以一部在小安村抵抗，掩护主力撤退。日军大部当晚渡淇河向林县撤退。渡河时，正值山洪暴发、渡河日军被淹死冲走100余人，八路军亦因渡河困难而停止追击。

    林南战役至此结束。此役历时9天，共歼灭日伪军7000余人，攻克与收复据点80余处，解放了林县以南、辉县以北拥有40余万人口的广大地区。八路军伤亡790余人，第3团团长周凯东牺牲。

    林南战役后，林南、辉北广大地区被八路军控制，日伪军被压缩在沿水（冶）林（县）公路至临淇、四寨、南村等主要城镇和据点，卫南、林南战役，是1943年八路军对日伪军发动的规模较大的进攻战役，取得了歼灭日伪军共1.2万余人的重大胜利，开辟了卫南、豫北广大地区。

 第二十五章 道清、安阳战役

    道清战役

    盘踞在晋冀鲁豫边区之敌，遭八路军1944年攻势作战打击后，大部退缩到中心城镇及主要交通线上。根据毛泽东关于“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指示，八路军晋冀鲁豫各军区，除积极扫清残存在根据地内和边沿上的日伪军据点外，还为开辟豫北、晋南新区发起强大的春季攻势。道请战役即为春季攻势中的主要战役之一。

    驻道清铁路南北地区的系日军第117师团和伪兴亚巡抚军、第5方面军独立第14旅。为开辟道清路两侧的豫北地区，打通太行根据地与豫西根据地的联系，太行军区决心以第7、第8军分区主力及冀鲁豫区党校警卫团等部，共4个团又3个独立营的兵力，于1945年1月下旬发起道清战役，消灭日军第117师团和伪第5方面军各一部。

    战役共分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八路军以攻取道清路以南伪军所盘踞的小东、宁郭两镇为中心，扫清路南敌据点。为增强战役的突然性，太行军区先以地方武装和民兵进行宽正面的活动，迷惑牵制敌人，接着，以第7、第8军分区主力于1月21日夜，突然自九里山（修武北）等处南下，于修武以西越过道清路，远程奔袭小东、宁郭镇之敌。战至次日晨，相继攻克上述两镇，歼灭守敌大部。随即会同党校警卫团及地方武装，进攻道清路以南、平汉路以西、沁阳以东地区的日伪军。至31日，连克武阁寨、程风、徐营镇、郇村、中和镇等16外据点，歼敌一部。这时，日军第117师团第390大队分由沁阳、博爱、焦作等处出动，企图分3路合击八路军在大油、樊庄一带的部队。据此，八路军选其薄弱一路。以3个团的兵力设伏于樊庄，全歼由焦作南犯的日军1个中队，其他各路日军在遭到阻击后，纷纷回撤。樊庄一战，痛击了日军，巩固了新开辟的道清路以南地区。战后，主力全部北上，转移到辉县以北的南平罗地区待机。同时，又增调2个主力团，准备参加第二阶段的作战。

    第二阶段，八路军以扫清道清铁路以北的日伪军据点为主要目标。2月20日2时，八路军以3个团攻击伪第5方面军独立第14旅旅部所在地五里源，以2个团攻击其外围据点陆村。主攻五里源的部队，经数次突击未能奏效，乃暂停攻击，重作部署。攻击陆村的部队在攻屯陆村，扫除马坊、焦庄等据点后，转入监视五里源之敌。是日黄昏，八路军向五里源之敌发起总攻，迅速突破围寨，攻入寨内。但因堵击部队疏忽，致使日伪军大部突围逃走。攻克五里源后，八路军主力乘胜北上辉县地区，扩张战果。至23日，相继攻克赵固、峪河、百泉等重要据点，并袭人辉县城关，解放了除县城以外的全部地区。两个阶段，共歼灭日伪军1000余人，俘日军11名。

    道清路沿线日伪军在八路军打击下，恐慌异常，乃收缩兵力，增强修武、获嘉、辉县等城的守备。而新乡、郑州、开封之间三角地带，日伪军兵力十分空虚。

    太行军区遂决定以主力一部挺进原武、阳武（今原阳）地区，开始第三阶段作战。

    3月22日夜，第7军分区主力在武工队配合下，东越平汉路，突然袭取原武外围之王村、盐店、葛庄等据点。八路军于原阳地区突然出现，使日伪军不知所措，纷纷从原武外围据点撤回城内。10天之内，八路军两度袭入原武县城，攻克据点7处，歼灭日伪军600余人，争取了伪保安大队300余人反正，并逼近开封城郊，控制了除原武、阳武县城以外的大片地区。与此同时，以第8军分区主力一部，南渡沁河，向温县、孟县地区挺进，一度攻入温县城。至4月1日，道清战役胜利结束。

    此役共歼灭日伪军2500余人，收复国土2000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75万，使以新乡为交点的平汉、道清、新（乡）汴（开封）3条铁路暴露在八路军的直接打击之下，道清战役是一次成功的运动战战役。弄清敌情，实行“重点主义”的兵力部署，采取不规律的闪击行动，并加强伪军工作和地方工作等，是战役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安阳战役

    1945年5月8日，德国法西斯无条件投降，欧洲战争结束。在中国战场上，日军被迫困守于大中城市、交通要道和沿海一带，作垂死挣扎。

    6月以后，日军先后从华北方面军抽出5个师团，调往上海和东北地区，分别加强其第13军和关东军；又从东北抽调一批伪军到华北接替调出帅团的守备任务。此时，日华北方面军下属有4个军、5个师团、12个独立旅团和11个独立警备队，共30余万人。为加强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的守备，日军进一步缩小作战范围，放弃一些地区，集中兵力坚守北平、天津、济南、石家庄等中心城市，以便进行机动持久的防御作战。

    八路军总部于5月29日向所属各大战略单位发出指示，要求华北各大战略区对敌展开“更积极的攻势”，“在主力兵团中确立正规作战观念，发扬顽强与攻坚精神”，在以消灭伪军为主的作战方针指导下，组织大规模的战役战斗，锻炼提高指挥员对正规战的组织指挥能力和部队的战术、技术水平。遵照八路军总部的指示，八路军华北各军区部队相继展开了以夺取有利的反攻阵地为主要目标的大规模的夏季攻势。

    安阳地区驻有日军独立混成第1旅团一部，伪剿共第1路军李英部2个旅和伪第6方面军孙殿英部之暂编第9师及伪林县总队等部，共7000余人。长期以来，日伪军在安阳以西地区大修据点碉堡，构成一条对八路军太行抗日根据地的封锁线，企图阻断太行抗日根据地与平原地区的联系，封锁太行军区八路军的行动，阻止根据地向东发展。

    为打破日伪军的封锁，着重打击与消灭伪军，逼近平汉路，扩大解放区，太行军区决定集中第3、第4、第5、第7、第8军分区主力及八路军总部警卫团，共9个团的兵力，发起安阳战役，攻歼平汉路以西、观台以南、鹤壁集以北地区之日伪军，解放并巩固这一地区。战役第一步，重点指向曲沟集和水冶镇；第二步，继向积善、观台及天喜镇、西善应方向扩张战果。整个战役由太行军区司令员李达、政治委员李雪峰统一指挥，参战部队共分为3个支队：第1支队，以第7军分区第1、第43团，第8军分区第2团，军区特务营和林县、安汤2个独立营组成，集结于合涧、原康地区，战役发起后，首先攻歼曲沟集及其附近据点之敌。第2支队，以第4军分区第32团、第5军分区第34团、义勇军第5团及林北、安阳2个独立营组成，集结于沈村、南北陵阳地区。

    战役发起后，首先攻歼水冶镇及其附近据点之敌。第3支队，以第3军分区第769、第14团和八路军总部警卫团组成，集结于赵家慢、西丰地区。战役发起后，迅速进至北曲沟一带，随时准备歼灭各方面来援之敌，并待机扩张战果。对观台、积善、东西善应、鹤壁集等各据点之敌，由第1、第2支队组织当地武装钳制监视，待第一步任务完成后，则乘胜扩张战果，歼灭各该据点之敌。另有民兵、自卫队共3万余人配合参战。

    战役于6月30日开始。预定战役的持续时间为10天至15天。

    6月下旬，各参战部队进行了深入的政治动员，组织了攻坚及村落战斗的训练，进行了组织和物质准备。6月29日，各支队由集结地域隐蔽进入科泉、磊口、长生店及其各附近的进攻出发地区。战役于6月30日正式开始，实际发展成为3个阶段：

    第一阶段：攻取水冶、曲沟2镇，歼灭增援之敌。30日2时，第1支队开始向曲沟集之敌发起进攻。经过突破围寨，分割包围和攻取核心碉堡等战斗，至7时，全歼伪军第3旅旅部及其第6团，俘伪旅长以下573人。第2支队于30日1时向水冶镇之敌发起攻击，接连两次攻击受挫，遂改用连续爆破结合冲击的战法，至黄昏，将守敌伪军第2旅主力全部歼灭，负隅顽抗的日军分队亦被解决。在第1、第2支队攻取水冶、曲沟时，担任打援任务的第3支队进到北曲沟地区时，适逢安阳出援的日军独立混成第1旅团第74大队的士官训练队和伪军，共约160余人，进抵北流寺。第3支队当即将敌包围，并于10时开始发起攻击。敌5次突围，均被击退。至17时，第3支队将被围之敌全部歼灭。这时，安阳又有日伪军100余人再次出援，被第1支队截击于王家邵村，歼其一部，余敌仓皇回窜，是日，除水冶、曲沟外，各支队又攻克阜城镇、果固、南固县、天喜镇等10余外据点。战役第一阶段遂告结束，歼灭伪第2、第3旅旅部，使安阳以西敌之封锁阵地门户洞开，各据点的伪军更加惊恐动摇。

    第二阶段：扫除水冶镇南北诸据点。为迅速发展胜利，太行军区决定以第1支队（第2支队第32团转属第1支队指挥，第1支队第1团暂留曲沟集及其以东地区，掩护地方政府开展工作，并阻击安阳可能出援或反扑之敌）向南扫除九龙山，东善应等据点之敌；第2支队（欠第32团）进攻石官、东鲁仙各据点之敌；第3支队向众乐之敌进攻。7月1日，各支队展开第二阶段作战，经过2昼夜激战，将安阳城以西、观台镇以南、鹤壁集以北地区内的据点、碉堡全部摧毁，全歼伪剿共第1路军之第2、第3旅残部及伪林县游击总队一部。

    第三阶段：乘胜扩大战果，破击观（台）丰（乐）铁路，向汤阴地区发展进攻。日伪军在八路军的打击下，收缩兵力，集中防守安阳、观台等重要据点。太行军区于7月4日以第1支队继续向南发展进攻，于5日攻以鹤壁集，并顺势攻克曹家、鹤塔等据点，歼灭伪第6方面军暂编第9师第26团，继之又连克北唐仲、黑塔、大湖、鹿楼集等据点，并争取了伪军2个中队反正。第2、第3支队主力，率领民兵、自卫队近万人，对观丰铁路段展开大破击作战，攻克东、西保障、王安等据点，并扫除了铁路沿线碉堡。守敌纷纷逃回观台、丰乐车站。经过连续3天的攻击，将鱼羊镇至观台附近的铁路全部拆毁。7月5日，日军由邯郸调援900余人及少数坦克至安阳。7日，日伪军600余人由丰乐车站出援，被第3支队阻击于丰乐车站以西地区。鉴于攻击任务已经完成，7月10时，八路军停止攻击，以第5军分区主力一部及安阳地方武装坚持新收复地区的游击活动，各支队集结于林县地区休整待机。至此，安阳战役遂告结束。

    安阳战役共毙伤日伪军800余人，俘虏及反正、投诚的日伪军2500余人，击溃伪军900余人，攻克据点30余处，扩大解放区1500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35万，并进一步逼近平汉路及安阳日伪军据点，使太行山区与冀鲁豫平原在豫北地区的联系更加紧密。通过战役，锻炼和提高了八路军运动战、攻坚战和连续作战的能力，为以后的大反攻作战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第二十六章 新四军苏南、皖南、皖东部队与日军作战

    新四军苏南部队粉碎日军首次“围攻”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1937年10月12日灭式宣布，在南方湘、赣、闽、粤、浙、鄂、豫、皖8个省13个地区活动的红军和红军游击队（不包括琼崖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随后，中共中央经与国民党协商，任命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周子昆为副参谋长，邓子恢为副主任。为加强共产党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项英为分局和军分会书记，陈毅为军分会副书记。

    1937年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1938年1月6日移至江西南昌。新四军下辖4个支队和1个特务营。第1支队，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傅秋涛，辖第1、第2团；第2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粟裕，辖第3、第4团；第3支队，司令员张云逸（兼），副司令员谭震林，辖第5、第6团；第4支队，司令员高敬亭，辖第7、第8、第9团和手枪团。特务营由军部直辖。全军共1.03万余人，2月至4月间，在江南的第1、第2、第3支队先后到达皖南岩寺地区集中，在江北的第4支队到达皖中舒城地区集中，军部亦由南昌移至岩寺。继之，各支队进行整编训练，准备开赴华中敌后抗日。

    华中地区北起陇海路，南跨长江，西迄汉水，东至海滨，包括苏、浙、皖、鄂、豫等省和南京、上海、杭州、武汉、徐州等大中城市与战略要点，地多平原、丘陵和河湖港汊，人口众多，物产丰富、交通发达，战略地位极其重要。1938年春，日军以华中派遣军3个师团的兵力沿津浦路北进，协同其华北方面军夹击徐州地区中国军队，企图打通华北与华中地区的联系。

    此时，苏、浙、皖大片地区已被日军占领。但日军只能控制大中城市和主要交通线，广大乡村尚无敌踪。为开展华中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创建华中抗日根据地，新四军第4支队展开于舒城、桐城、庐江、无为地区；由第1、第2、第3支队各一部组成的先遣支队向苏南敌后挺进，进行战略侦察。5月12日，第4支队一部在巢县南蒋家河口设伏，江北首战告捷，歼灭日军20余人。

    5月4日，毛泽东发出关于开展华中抗日游击战争的指示，要求新四军在侦察部队出动之后，主力即可跟进，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5区之间建立以茅山力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尔后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和北渡长江开辟江北地区。

    5月14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新四军行动方针的指示，要求新四军利用目前的有利时机，主动地积极地深入到敌人后方去，以自己灵活、坚决的行动，模范的纪律与群众工作，在大江以南创立一些模范的游击根据地。遵照上述指示，第1支队主力于5月中旬跟随先遣支队向苏南挺进。6月17日，先遣支队于镇江西南之韦岗设伏，毙伤日军20余人，击毁汽车4辆。江南首战告捷。

    7月，第2、第3支队主力进入苏南和皖南沿江地区，军部也由岩寺进驻泾县云岭。此后，第1、第2、第3支队分别展开于镇江、句容、金坛，江宁、当涂、溧水、高淳、芜湖、繁昌及青阳等地区，并取得新丰、句容、珥陵等多次战斗胜利。新四军各部进入上述地区后，积极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开辟华中敌后战场。

    苏南敌后游击战争的开展和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创，严重地威胁着日军的后方。日军为解除后顾之忧，遂调集4500余人，在飞机、坦克支援下，于8月22日和23日，由袜陵关、溧阳、当涂、采石、江宁等地分8路出动，水陆并进，企图“围攻”小丹阳地区，消灭新四军第2支队，摧毁初创之抗日根据地。

    23日黄昏，新四军第2支队获悉日军上述企图后，当即以一部兵力阻击和袭扰日军，主力则隐蔽集结于小丹阳以西之杨家庄，伺机打击日军一路；另以一部兵力转至外线，袭击陶吴和当涂之日军据点。与此同时，新四军第1支队则动员广大群众和地方武装对南京至杭州、南京至上海、句容至丹阳等公路展开破袭战，并派出精干小分队袭击南京近郊麒麟门，策应第2支队的反“围攻”作战。

    24日，日军合击小丹阳。第2支队主力于鸡笼山给进犯之敌以有力打击后，随即转移。日军合围扑空，加之其后方据点受到威胁，遂于26日开始撤退。新四军苏南部队取得粉碎日军首次“围攻”的胜利。

    9月以后，日军又连续对苏南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至12月，苏南地区军民先后粉碎日军“扫荡”近30次，初步巩固了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

    新四军皖南部队反“扫荡”作战

    1938年7月1日，新四军第3支队开赴皖南抗日前线，活动于东起芜湖，宣城，两至青阳、大通镇，南起章家渡，北至长江的横宽100余公里，纵深约60公里的狭长地带。这个地区面对日军之长江交通线，系日军第15、第116师团的结合部。日军经常出动“扫荡”，双方战斗频繁。9月底，第三战区强令新四军第3支队担负坚守青弋江阵地的任务。

    10月29日，第3支队侦悉日军在湾、凤凰闸、大洋桥一带增兵800余人，企图向青弋江阵地进攻，以配合其主力对铜陵、大通镇沿江地区的“扫荡”。新四军第3支队根据上述敌情，决心坚守青戈江阵地，以掩护南陵，策应友军作战。其具体部署是：以第6团第3营在夫子决、马家园、十甲村一线担负正面防御；以第5团第7、第9连于跑马山一带侧击进犯马家园之敌，以第8连于三叉河担任警戒；以第5团和第6团各1个营为预备队，集结于蒲桥、弋江镇。

    30日，湾沚日军500余人向红锡镇阵地发起进攻。日军一部与新四军第3支队第8、第9连各一部于清水潭展开激战。新四军第3支队部队在歼敌100余人后，主动撤出战斗，日军占领清水潭后，于11月3日又增兵400余人，分4路围攻马家园新四军第3支队部队，第3支队第6团第3营等部在予日军以杀伤后，主动撤离。日军占领十甲村、马家园。第3支队随即调整部署，集中主力对日军实施反击。日军退至红花铺等地，第3支队收复马家园。当夜，第3支队又派出精干小分队，袭击湾及九里山之日军据点。日军于11月4日退回湾。经4天战斗，第3支队共歼敌300余人。

    12月，第3支队奉命转至铜陵、繁昌地区担任防御任务。与此同时，第1支队第1团、第2支队第3团由苏南调回皖南，归新四军军部直接指挥。此时，日军为确保长江交通，对皖南地区进行频繁“扫荡”，铜、繁一带是日军“扫荡”的重点。1939年1至2月间，新四军第3支队与日军两次争夺繁昌城，两失两克。5月，日伪军1000余人再攻繁昌，又被第3支队击退。

    11月和12月，日伪军又各以3000余人两次进攻繁昌，均未得逞。新四军取得5次繁昌保卫战的胜利，有力地打击了日军。至1939年年底，新四军第3支队和第1支队第1团、第2支队第3团在铜陵、繁昌和泾县地区共作战200余次，胜利地保卫了皖南抗日阵地。

    1940年4月下旬，日军为巩固江防，确保长江交通运输，调集第15、第17，第116师团各一部共1万亲人，在飞机掩护下，对皖南进行大规模“扫荡”。26日，驻芜湖日军5000余人进占南陵，然后分2路向新四军父子岭阵地和南（陵）青（阳）公路上的何家湾防地进攻。坚守父子岭阵地的新四军第1支队第1团与日军2000余人激战8小时，毙伤敌370余人，将敌击退；坚守何家湾阵地的新四军第2支队第3团与日军3000余人激战9小时，歼敌300余人，将敌击退。同时，第3支队在繁昌地区广泛开展游击战，积极打击和牵制日军。历时10天的反“扫荡”作战，以新四军取得歼灭日军900余人的胜利而告结束。

    1940年10月，日军第13集团军为确保江南三角地带占领区，乘参加宜枣会战的部队返回之机，对第三战区部队发动大现模“扫荡”，即所谓“十月攻势”。其中一路5000余人在飞机掩护下，从铜陵、繁昌、南陵出动，经戴家会等地直扑新四军军部驻地云岭。新四军第3支队及第1、第3团，在叶挺军长的指挥下，坚守云岭外围阵地，与日军展开10余次激战，歼敌数百人，击溃了日军的进攻，保卫了云岭。日军在云岭遭到打击后，东渡青弋江，进占了国民党军驻守的泾县。新四军立即渡江，与日军激战于泾县东北地区及泾县南门，于9日克复烃县。日军向南陵撤退。

    新四军皖东部队反日军“扫荡”和顽军进攻作战

    为贯彻执行东进方针，开展江北的统战工作，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1938年11月，新四军军部派参谋长张云逸率军部特务营抵江北无为地区，随即与国民党豫鄂皖边游击总司令廖磊建立了统战关系，并将庐江、无为地区中共领导的游击队统一整编为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担负皖中地区的抗战任务。同时，以第4支队第8团挺进淮南铁路以东，与当地游击队和东北军挺进团取得联系，共同在皖东开展游击战争。1939年初，大别山的国民党桂系军队积极向皖东伸展，企图把新四军第4支队挤出皖东地区。在此形势下，中共中央指示新四军派员主持成立江北指挥部，统一指挥江北新四军。

    5月，叶挺军长根据上述指示，亲赴庐江东汤池，组织成立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由张云逸兼指挥。接着，整编了部队，由徐海东任第4支队司令员，辖第7，第9、第14团；以第8团为基础，成立新四军第5支队，由罗炳辉任司令员，郭述申任政治委员，辖第8、第10、第15团。此后，第4、第5支队分别在津浦路西、路东作战。经过2个多月，第4支队开辟了以定远东南的藕塘为中心的津浦路西根据地，第5支队开辟了以半塔集为中心的津浦路东根据地。

    新四军在津浦路东，路西胜利地开展游击战争，使日军严重不安。为此，日军于1939年12月下旬，由南京、明光（今嘉山）、蚌埠等地出动2000余人，“扫荡”津浦路西藕塘以南之周家岗、大马厂、古河等地，新四军第4支队与日军进行了3天激烈战斗，歼敌160余人，日军被迫退回原防。第4支队乘胜收复周家岗、复兴集、大马厂、古河等地。这次反“扫荡”作战的胜利，对巩固和开展皖东敌后斗争具有重要意义，至1940年3月，新四军第4、第5支队已由原来5000余人发展到1万余人。

    新四军第4、第5支队在皖东的发展，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忌恨。1940年3月，在蒋介石的策划下，国民党桂系军队李品仙部以其第138、第171师越过淮南路向东进逼，其先头一部5000余人分别围攻合肥以北青龙厂一带的新四军第4支队和定远以南大桥地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另以2个保安团向无为以西开城桥地区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进攻，苏北地区国民党顽军韩德勤部也积极配合，准备向津浦路东新四军第5支队进攻。在此紧急时刻，中共中央、毛泽东于3月29日对反顽斗争的策略问题作了指示，指出：华中武装摩擦，应以惟河，淮南铁路为界，在此线以西避免武装冲突，在此线以东则应坚决控制在我手中，并首先反击当地的顽固派，对桂系军队力求缓和；对韩德勤部在有理有利原则下，当其进攻我军时，应坚决反击之，根据上述指示，中共中央中原局一方面令江北指挥部作好应战准备；一方面与李品仙部谈判，提议以淮南铁路力界，分区抗日，我不向西，彼不向东。但李品仙部对此提议置之不理，继续进逼。中共中央中原局决定，集中主力于津浦路西，首先反击当地顽固武装，制止桂系顽军东进，巩固路西阵地，尔后挥戈东向，击退津浦路东之韩顽的进攻。

    3月初，驻全椒顽军第10游击纵队进抵距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驻地大桥镇15公里之复兴集；驻定远顽军第12游击纵队进至距新四军江北指挥部2公里之王回岗（今四清）；桂系顽军第138师先头一部进至八斗岭、王子城一线，向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发动进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集中第4、第5支队及苏皖支队主力，于3月12日向进攻大桥地区的顽军发起反击，攻克定远县城，歼灭顽军第12游击纵队大部、第10游击纵队一部，共2000亲人，为争取桂系顽军，新四军主动停战，再度提议和谈。

    正当新四军皖东部队主力在路西作战时，顽军韩德勤部集中8个多团的兵力，于3月19日开始围攻新四军第5支队驻地半塔集地区，此时，第5支队主力已去路西参加反顽作战，半塔集仅有留守机关及部队约1000人，形势十分危急。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当即令路东部队固守待援；令新四军挺进纵队西援；令江北指挥部率第5支队、苏皖支队立即东援。从19日至26日，驻守半塔集的新四军部队与顽军激战8昼夜，打退顽军10余次进攻，终于守住了阵地。27日，新四军各路援军陆续赶到路东，并于29日在王店集、莲塘地区将顽军击溃。大桥与半塔隼自卫反击战的胜利，粉碎了顽军东西夹攻皖东新四军部队的阴谋，为坚持路东、路西阵地、开辟皖东敌后抗日根据地创造了良好条件。此后，第4、第5支队深入发动群众，开展皖东根据地的建设工作。8月，第5支队与八路军第5纵队共同开辟了淮（阴）宝（应）区，使皖东与淮海两地区打通了联系。

    皖东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严重威胁着日伪统治中心南京和津浦路南端交通线。日军为解除这一威胁，于8月下旬从江南抽调第15、第17师团及伪浙江绥靖军各一部至皖东各据点，准备集中1万余人的兵力，以1个月的时间，向津浦路东大学“扫荡”，企图彻底摧毁皖东抗日根据地。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决定以第4支队主力于路西防备顽军袭扰；以留守路东的第14团和津浦路东联防司令部独立第1、第2团及干部学校，在人民自卫武装的配合下，就地分散，开展游击战争，伏击、打击日伪军；以进入淮宝地区的第5支队第7、第8团及进入皖东北地区的八路军第5纵队第5团在外线积极策应，牵制日伪军。

    9月5日起，天长、六合、来安、张八岭等据点的日伪军先后分进合击汊涧、竹镇、半塔集、自来桥、古城等地。9日，五河日军侵占双沟，配合半塔集日军占领盱眙城。11日，高邮日伪军又出扰淮宝区，企图钳制和拦阻第5支队主力南援。路东新四军部队在地方武装，人民自卫队密切配合下，灵活穿插，以袭击。伏击等战术，使日伪军处处扑空，到处挨打，至17日，日伪军被迫分路退回原防。皖东根据地历时12天的反“扫荡”作战胜利结束。皖东敌后军民共作战65次，歼灭日伪军600余人，进一步巩固了皖东敌后抗日根据地。

 第二十七章 黄桥战役

    苏北地处宁、沪、徐、蚌侧背，盛产粮、棉、盐等战略物资。打开苏北的抗战局面，向南，可与江南抗日根据地相呼应，扼制长江下游，威胁宁、沪；向西、向北，可与淮南、淮北、山东等抗日根据地相接，联系中原和华北，成为新四军与八路军联接的重要纽带。因此，苏北成为开展华中敌后抗战的战略要地，同时也为敌伪顽所必争。

    为加速发展华中，1939年11月底，中共中央原局书记刘少奇经豫皖苏边抵达合肥东北大桥镇新四军江北指挥部。

    12月19日，刘少奇致电中共中央并东南局书记兼新四军军分会书记项英，提出：皖东在武汉失守前后完全有可能建立相当完满的根据地，但现在时机已失。目前在皖东只能求得某种有限度的发展，而大有发展希望的地区是江苏北部，应集中最大力量发展苏北。

    1939年12月至1940年2月，刘少奇主持召开了3次中原局会议，认为向西发展受国民党军第一、第五战区限制，且容易引起中间势力的疑惧，政治上不利。而向东发展，开辟苏北，政治上有理，军事上有利。苏北地区已成敌后，国民党军仅有韩德勤部，且内部矛盾重重，并为人民所痛恨。同时，苏北地区靠近山东，可与八路军相互依托，相互策应，利于发展。据此，确定向东发展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从而初步解决了关于发展华中的战略方向问题。在此期间，刘少奇还向中共中央提出八路军一部南下，江南新四军主力北上，大力发展苏北的建议。

    1940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复电同意刘少奇关于全力发展苏北的意见。

    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在进攻江北新四军屡遭失败后，继续坚持其反动政策，打击和限制新四军的发展。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一再致电项英，强令新四军将江北部队调到江南，同时，调兵遣将，以2个师、1个旅又2个团的兵力，于南陵、繁昌，铜陵、大通、贵池、青阳一线，包围监视新四军军部；另以4个团的兵力封锁长江，防止江南新四军北渡。在江北，桂系顽军以2个师又1个旅构成2道封锁线，切断新四军的江南江北联系。上述部署完成后，顾祝同提出与新四军谈判，妄图以实力相威胁，强迫新四军接受其无理要求。在此严重局势下，4月14日，项英向中共中央提出将江北新四军全部南调意见。

    16日，中共中央军委复电项英，指出：江北部队不应南调，应配合八路军向苏北发展，20日，中共中央又致电项英，指出：蒋、顾阴谋把新四军全部集中到苏南敌后狭小地区，隔断八路军与新四军之联系，尔后在适当时机消灭新四军。同时强调指出：皖北、皖东、淮南、苏北是我军在全国最重要的战略地区之一，是击败蒋介石把八路军、新四军全部围在敌后，消灭新四军之阴谋的重要斗争地区。因此，绝不能答允江北部队南调。为使项英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毛泽东于1940年5月4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发给东南局的关于《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指示（简称五四指示），强调指出：对国民党顽固派必须实行针锋相对的政策，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只有坚持对顽固派的斗争，才能振奋精神，发扬勇气，团结干部，扩大力量，巩固党和军队；才能争取团结中间派。

    1940年5月，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指挥陈毅根据中共中央的五四指示，立即调集主力，部署渡江北上，执行开辟苏北的战略任务。6月，江南指挥部率主力向傈（水）武（进）公路以北开进，在句容东南之西塔山，击退第三战区第2游击区冷欣所部2个团的阻拦，为苏南新四军渡江赢得了时间，保卫了苏南阵地。

    在江南指挥部准备渡江北上时，江北的形势发生了变化。盘踞于苏北泰州地区的国民党苏鲁皖边游击军李明扬、李长江两部，在韩德勤的挑拨、拉拢与威胁下，由中立转向军事反共。5月中旬，新四军挺进纵队在西援半塔集战斗后，返回江都县大桥西北之郭村休整。这时，韩德勤借口挺进纵队侵占李明扬、李长江的防地，煽动“二李”出兵围攻挺进纵队。“二李”在韩德勤的挑唆下，遂调集13个团的兵力，于6月28日向郭村发起进攻。新四军挺进纵队（欠第4团）奋起自卫。中共中央中原局一面呼吁“二李”停止进攻；一面令苏皖支队及江南主力3个团迅即驰援，向“二李”实施反击，先后歼其3个团，并接应其1个团又1个营起义，迫使“二李”退守泰州城。7月3日，陈毅赶到郭村。为继续争取“二李”，孤立韩顽，新四军主动向“二李”重申团结抗战，互助互让，共同发展的初衷，并归还部分枪械，将俘虏700余人全部释放，与其重修旧好。“二李”不得不谢罪议和，表示愿守中立，郭村战斗的胜利，为新四军东进黄桥，打开苏北敌后抗战局面创造了条件。

    为开创以黄桥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渡江北上后，于1940年7月奉命改称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并将先期北上的部队与挺进纵队，苏皖支队合编，成立第1、第2、第3纵队，共辖9个团7000余人。

    黄桥位于泰州东南，处于泰州、镇江、常州、无锡、南通之间。以黄桥为中心建立根据地，便于向南通、如皋、海安、启东发展和控制长江通道，并可与江南新四军相呼应。因而，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决定东进黄桥。7月25日至28日，苏北指挥部所属部队由泰州以西直下黄桥。29日，击溃顽军保安第4旅的2个团和苏北游击第8军陈太运各一部后，进占黄桥，蒋垛、古溪、加力等地。随即转兵南向，积极打击日伪军，连克靖江东北的孤山，西来镇等日伪军据点，并粉碎了日伪军的2次报复“扫荡”。正当新四军展开对敌作战时，国民党江苏省主席兼苏鲁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却调集重兵准备南犯，企图趁东迸黄桥地区的新四军部队立足未稳，予以消灭。

    面对韩顽重兵来犯的局势，苏北指挥部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原局的指示，决定采取严守自卫立场，以退为进，后发制人的方针，表明团结抗战的真诚愿望，争取广大群众的拥护和中间阶层的同情。于是，将主力集中于黄桥及其以东地区休整，同时派出干部在泰州、靖江、如皋等县开展群众工作，并积极作好反击顽军来犯的准备。

    9月3日，韩德勤部顽军分2路南犯：以李明扬，李长江、陈太运等部为右路军，集结于姜堰地区；以第89军第117师（欠第1旅）、独立第6旅（欠第1营）、保安第1旅（欠第2营）为左路军，集结于曲塘、吴家集、海安地区，9月6日，其左路军一部在营溪以南向新四军发动试探性进攻。新四军被迫还击，予顽军以重创，余顽回窜姜堰、海安一线。力争取保安第1旅中立，战后，新四军全部释放了被俘的保安第1旅副旅长以下1500余人。

    顽军试探性进攻失败后，即令其驻姜堰的保安第9旅严密封锁新四军的粮食来源，井强令观望不前的李明扬、陈太运部步步向新四军进逼，企图将新四军部队压缩在沿江狭小地区，尔后勾结伪军进行夹击。为打破顽军的这一企图，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决心以第2、第3纵队，全力攻取姜堰，并以第1纵队伏击海安方向来援之顽军。9月13日、第2、第3纵队攻克姜堰，打开了粮食来源。此时，新四军再次呼吁韩德勤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但韩德勤却提出以新四军退出姜堰为条件实现停战。韩德勤以为，新四军决不会退出姜堰，若不退出，彼即可以此为借口，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力争取停战，团结抗日，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当即同意韩德勤提出的条件，于9月30日撤出姜堰，交由李明扬、陈太运部接防。新四军的这一行动，获得李、陈的完全赞同，而韩德勤却一无所获，从而加深了韩与李、陈等之间的矛盾，并得到了苏北人民和各界人士的拥护和欢迎。此时，南下的八路军第5纵队已抵达涟水以北地区，新四军第5支队已进至宝应湖、大运河西岸，从而威胁至韩德勤部的侧后。

    韩德勤自恃兵多粮足，决心倾其主力，与新四军决战。企图先以优势兵力聚歼黄桥地区的新四军部队，尔后回师北上，与八路军较量。为此，决定以其嫡系第89军和独立第6旅分别经营溪、古溪和祖师庙，从北面、东面进攻；以李明扬、李长江及陈太运等部组成右路军，以保安第1、第5、第6、第9、第10旅组成左路军，分别掩护其主力中路军之两翼，从西面、南北助攻黄桥。

    新四军苏北指挥部遵照中共中央、中原局关于在战役指导上采取后发制人的方针，歼灭韩顽主力于黄桥地区，以解决苏北问题的指示，决心以第3纵队坚守黄桥，以第1、第2纵队隐蔽集结于黄桥西北的顾高庄、横巷桥一带，待机出击，歼灭进犯顽军于运动中。

    10月1日，顽军主力齐头并进。新四军第1纵队一部担任正面钳击，节节抵抗，诱其深入，掩护主力集结。3日，顽军进抵黄桥外围。4日，顽军第33师经分界向黄桥东北进攻；第117师在野屋基、何家塘之线进攻黄桥；独立第6旅经高桥从北面进攻黄桥。顽军对黄桥发起进攻后，新四军第3纵队在正面坚决阻击，第1、第2纵队埋伏于高桥至黄桥间，伺机出击。下午，顽军主力独立第6旅由高桥出动，进攻黄桥。当其先头接近黄桥，后尾脱离高桥时，新四军第1纵队从顽军独立第6旅行军纵队的两侧突然发起攻击，将其切成数段，予以分割包围，经3小时激战，全歼该旅，其旅长翁达自杀。随后，第1纵队即由八字桥与黄桥之间南下，第2纵队经八字桥直插分界，切断进攻黄桥之顽军的退路，第3纵队亦由黄桥正面出击，至此，将顽军第33师及第89军军部包围于黄桥以北地区，接着，第1、第2纵队对顽军第33师进行夹击，歼其主力于小二房，尔后，围攻第89军军部和第349旅。战至6日晨，顽军第89军军部和第349旅大部被歼，第89军军长李守维逃跑时，失足没顶于八尺沟河中。与此同时，奉命增援其第33师的顽军预备队2个团在营溪被新四军第2纵队追歼其大部。残部向海安退却，第2纵队乘胜追击，占领海安。当新四军与顽军主力在黄桥激战时，李明扬，李长江、陈太运等部不敢轻举妄动，保安第1、第5、第6、第9、第10旅均纷纷撤退，使韩德勤部主力的左、右翼均失去掩护。韩德勤见大势已去，遂率残部向兴化逃跑，黄桥战役结束，此役，共歼灭顽军第89军主力和独立第6旅等部1.1万余人。

    黄桥战役期间，南下的八路军第5纵队东渡盐河，先后击溃顽军保安第2、第8旅各一部，进占阜宁、东沟、益林，直下盐城、凤谷村等地，于10月10日进抵东台县的白驹镇，与新四军苏北指挥部胜利会师。至此，八路军、新四军协同开辟苏北的战略任务基本完成。

 第二十八章 盐阜、苏中军民反“扫荡”作战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重建，继续领导华中敌后的抗日游击战争。为消灭新四军军部和主力部队，摧毁盐阜（苏北）、苏中抗日根据地，并对国民党军苏鲁战区第4游击纵队司令兼鲁苏皖边区游击军副总指挥李长江实行招降，日军第13集团军决定，以独立混成第12旅团主力和第17师团一部，对盐阜、苏中地区进行“扫荡”。

    1941年1月，日军将原驻镇江地区的独立混成第12旅团调至苏中沿江和运河沿线，并于1月12日侵占苏中抗日根据地内的黄桥镇。2月中旬，日军又攻占兴化、东台，对东台以南地区进行“扫荡”。同时加紧对李长江部诱降。新四军为团结李长江部共同抗日，对其大力进行争取工作。同时，在军事上也作了准备，一旦该部公开投敌，即抓住时机，予以歼灭。2月13日，李长江在日军利诱下，于泰州率部公开投敌，被编为伪军第1集团军。

    为讨伐李长江部，隐蔽集结于海安地区的新四军第1师，于2月18日发起讨代李长江部战役。该师沿海（安）泰（州）公路西进，在取得姜堰（今泰县）和苏陈庄等战斗胜利后，以第1、第2、第3旅分左，中、右3路继续进击，于20日攻克泰州。李长江率残部向泰州以西界沟、塘头等地溃逃。第1师分途追歼，又歼其一部。此役，共俘李部官兵5000余人，并争取其2个支队反正。

    日军为执行其既定“扫荡”计划并救援伪军李长江部，于2月18日突由扬州、高邮、黄桥、如皋等地出动，乘新四军第1师西进泰州之机，侵占海安、东台，并向泰州急进。为争取主动，第1师于21日撤离泰州，转入敌后，进行反“扫荡”作战。24日，日军“扫荡”暂告结束，即在东台、海安，曲塘、泰州一线构筑据点，收编李长江残部及国民党江苏省保安第8旅投降部队，大量扩充伪军，企图分割和缩小苏中抗日根据地。

    在此形势下，中共中央中原局指示苏中区，发动和武装广大人民群众，大力开展游击战争，加强根据地建设，坚持长期抗战，粉碎日军“扫荡”。4月，新四军苏中部队发动攻势，连续作战半个月，攻克古溪、蒋垛、苏陈庄、大泗庄、孤山及老庄头等日伪军据点。

    7月上旬，日军以第15、第17师团和独立混成第11旅团各一部，接替独立混成第12旅团在长江北岸和运河沿线各据点的守备任务，集中独立混成第12旅团全部和第17师团一部及伪军李长江残部于东台，兴化及盐城以西的射阳镇、陈家洋等地，准备对以盐城力中心的苏北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企图围歼新四军领导机关，摧毁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军事、政治中心，并夺取产盐区。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针对日军的企图和动向，立即进行了反“扫荡”的具体部署：以第3师第7旅位于建阳、湖垛、秦南仓之线，相机歼灭由射阳，兴化方向来犯之敌；以第8旅主力位于东沟、益林和盐城以北地区，牵制由陈家洋南下之敌，并监视顽军韩德勤部的行动；以第1师第2旅位于盐城以南地区，阻止日军由东台北犯；以第1师其余主力在苏中地区打击和牵制当面之敌，策应苏北军民反“扫荡”作战。新四军军部为便于指挥，于7月10日撤离盐城，后转至阜宁以西之陈家集地区。

    7月20日，日伪军1.7万余人由东台、兴化、射阳和陈家洋出动，合击盐城。新四军各部队即按即定部署，以阻击、袭击和伏击等手段，予日伪军以杀伤后，分别转向来犯之敌侧后的刘庄、大中隼（今大丰）和陈集、板湖等地。22日，日军侵占盐城后，对周围地区进行“清剿”，并控制水陆交通要道，实行分割、封锁，在水网地区，使用特制装甲汽艇到处搜索，寻歼新四军军部和主力部队，由于新四军已先期分散转移，日军连连扑空。27日后，日军重点转向对阜宁、东沟、益林地区“扫荡”，并占领阜宁县城，新四军军部当即令第7旅尾击进犯东沟、益林之敌，配合第8旅作战。同时，于建阳、湖垛问打击敌之增援部队。令第2旅在盐城以南伍佑、大岗、秦南仓地区分散游击，牵制敌人。各部遵照军部命令立即行动，第7旅在东沟、益林和湖垛地区歼敌数百人，并利用自制触发式和引发式水雷，击毁敌装甲汽艇多艘。第2旅破袭盐城至东台的交通线，断敌补给。

    为配合盐阜地区军民反“扫荡”作战，第1师主力在苏中地区向当面之敌发动攻势，袭击泰兴、靖江、如皋、南通地区的10余个日伪军据点，围困泰州、泰兴城和姜堰，相继攻克蒋垛、黄桥、古溪、季家市、加力等地，歼敌1000余人，有力地打击和牵制了日伪军，陷敌于顾此失彼的被动地位。

    8月初，日军将“扫荡”盐阜地区的大部兵力转向苏中地区。进行报复“扫荡”，先后侵占马塘、栟茶、李堡等地。

    为打破日伪军对苏中地区的报复“扫荡”，新四军军部指示第1师：在黄桥地区应充分利用青纱帐开展游击战，创造歼敌一路的良机，主力适时跳出日伪军的合击圈，以少数兵力分散进行麻雀战，领导机关人员速即分散，多组织便衣队袭击敌人。苏中区党委也指示各水网区地方武装和群众，堵塞河道，控制桥梁、船只，破坏日伪军交通要道，配合主力部队反“扫荡”。新四军第1师部队遵照军部指示，积极展开反“扫荡”作战，第3旅以一部就地坚持，主力向北转移至三仓河地区待机；第1旅破坏泰兴至黄桥公路，并袭击沿线日伪军各据点。

    与此同时，当日伪军南撤，苏中区开展反“扫荡”作战时，新四军军部又指示第3师和第1师第2旅等部，对当面之敌发起反击。第3师和第1师第2旅先后收复阜宁、东沟、益林、大中集、裕华镇等重要集镇，日军被迫将“扫荡”苏中之兵力撤回，以保守其在盐城附近的占领区。

    盐阜、苏中抗日根据地军民在新四军军部的统一指挥下，密切配合，相互策应，使日伪军顾此失彼，对粉碎日伪军的“扫荡”起了决定性作用。至8月底，日伪军对苏北、苏中地区的大规模“扫荡”被彻底粉碎。在1个多月的反“扫荡”作战中，新四军第1、第3师部队共作战130余次，歼敌3800亲人，击沉敌汽艇30余艘。新四军伤亡1000余人。

 第二十九章 苏北抗日根据地军民1943年春季反“扫荡”作战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华中仍驻有日军第11军和第13军，下辖10个师团又7个独立混成旅团。

    1942年2月以后，其中4个独立混成旅团扩编为4个师团，从而使华中日军的总兵力达到14个师团又3个独立混成旅团，总兵力约29万人。此外辽扩充了伪军，总兵力达16万亲人。日军为巩固华中占领区，确保主要交通线，掠夺战略物资，加紧对华中各抗日根据地进行“清乡”、“清剿”和“扫荡”，并大力扶植汪伪政权，扩大和利用伪军，以便腾出日军兵力进行机动作战，1942年，日伪军重点对苏南、苏中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清乡”和“扫荡”。此后，日军第13军为确保其占领区和陇海，津浦路的交通，并为对中共中央华中局、新四军军部所在地苏北抗日根据地盐阜区进行大规模“扫荡”作准备，于1942年冬季对淮海、淮北和淮南抗日根据地先后进行了“扫荡”。同时，开始向苏北盐阜地区和苏中抗日根据地内各据点增加兵力，加紧侦察和作战演习。

    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根据日军的动向，判断日军对淮海、淮北和淮南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只是侦察性行动，接着将要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空前规模的“扫荡”，其重点很可能是苏中和苏北的盐阜地区。因此，要求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民作好充分准备。为了使盐早、苏中地区的部队在日军进行大“扫荡”的情况下便于机动和回旋，并保证领导机关的安全和不间断指挥，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于1942年底，自苏北的盐阜区转移到淮南盱眙县东南的黄花塘地区，同时令第1师第2旅由苏中转移至苏南。

    1943年1月底，日军第17师团一部自徐州地区向淮阴、涟水方向推进，并封锁了盐河及运河交通线；另一部自海州向新安镇（今灌南）、响水口之线推进；日军独立混成第12旅团主力则由如皋、东台地区向盐城、兴化，宝应等地集结；原驻江南之日军第15师团一部经镇江陆续向兴化、宝应、淮阴、淮安之线推进。同时，驻守兴化、淮阴、盐城，响水口等地的伪军也相继出动。至2月上旬，日军已将兵力增至1.4万余人，完成了对苏北抗日根据地盐阜区和国民党军韩德勤部所在的淮安以亨之曹甸、凤仔村地区的包围。

    日军为集中兵力向盐阜区大举“扫荡”，首先于2月12日，由湖垛，宝应、淮阴、淮安及涟水等地出动，对韩德勤部进行合击，迅速占领了凤谷村、车桥、曹甸地区。韩德勤部在日军的进攻下，一部投敌，大部在新四军掩护下退人淮海抗日根据地。

    日军“扫荡”韩德勤部后，立即转移兵力，向盐阜地区展开大规模“扫荡”。为粉碎日军的“扫荡”，保卫苏北抗日根据地，新四军军部于二月16日发出反“扫荡”作战指示：第3师主力在敌“扫荡”开始时，可以暂避敌之锐气，但必须控制部分主力于盐阜区，选敌弱点，不失时机予以严重打击；第1、第4师及第10旅，应在苏中，淮北及淮海等地区，积极袭击敌之据点及交通线，配合盐阜区军民的反“扫荡”作战，并指示第3师和第1师第52团，在敌向韩德勤部进攻时，应以游击战打击和钳制敌人，配合韩德勤部作战。

    根据新四军军部的指示，第3师（兼苏北军区）确定了反“扫荡”作战部署：以第8旅主力和第7旅第21团及盐阜军分区地方武装，坚持盐阜区内的反“扫荡”斗争，以第7旅主力和第8旅第22团在敌“扫荡”开始时，转移到淮海区，与在该区的第10旅配合行动，积极策应盐阜区内线部队反“扫荡”作战；师部于敌“扫荡”临近前，分散转移至盐（城）东与苏中文界地区指挥反“扫荡”作战。

    2月17日，日军第17师团、独立混成第12旅团各一部及伪军一部，共2万亲人，分别由东沟、湖垛、沟安墩、陈家洋和新安镇等地出动，向盐阜区之东坎和八滩地区合击，企图围歼新四军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为避敌锋芒，新四军第3师以第8旅主力在地方武装和民兵的配合下，分散坚持内线斗争，避开了敌人的合击，并到处袭击和伏击敌人，予敌以重大杀伤；师部和第7旅主力及第8旅一部，分别向阜（宁）东和淮海地区转移。日军合围扑空后，于21日又分多路，以“梳蓖拉网”战术，连续合击阜东和滨海地区，继续寻歼新四军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

    新四军第3师除令坚持内线斗争的第8旅主力在地方武装和民兵配合下，以分散的游击战与敌周旋，积极打击敌人外，师部于敌合围前已先期转向盐（城）南地区，使敌再次扑空。与此同时，活动在淮海区的第3师第7、第10旅和苏中，淮北、淮南之第1、第4、第2师部队，不断袭击当面之敌军据点和交通线，有力地策应了盐阜区的反“扫荡”作战。在新四军内外线的打击下，日军于26日被迫停止了全面“扫荡”。

    2月27日起，日伪军又集中兵力，开始对阜东、阜宁、滨海、涟东、淮安等地区进行分区“清剿”，并修筑公路，安设据点，建立伪政权，企图长期控制这些地区。新四军第3师各部和盐阜区地方武装及民兵密切配合，坚持内线斗争的第8旅和地方武装，袭击陈集、北沟、东沟、阜宁、七套、小尖子等据点，并不断予各据点出犯之敌以打击。处在外线的第7旅等部与地方武装，亦先后在涟水、岔庙、双庄、湖垛、蒋营、伍祐、六仓、蒋兴集、大岗，沙沟等地打击敌人。日伪军在新四军第3师内外线部队的有力打击下，顾此失彼，不得不于3月初开始收缩兵力，准备撤退。根据日军的这一动向，新四军军部于3月3日命令第3师继续积极作战，攻取日伪薄弱据点，密切注视日伪的行动，准备适时集中兵力，侧击、尾击撤退之敌，恢复原有地区。

    3月11日，各路“清剿”之敌开始向新浦、淮阴、盐城等地撤退。新四军第3师第8旅根据军部的指示，立即集中兵力在内线实施反击。除在七套、东坎、阜宁之线围困、袭击敌人外，自16日起，连续在阜宁以西、以北地区进行了七套、黄营子、单家港、陈隼等重要战斗，以伏击，袭击手段打击撤退之敌，歼灭日伪军500余人，撤退之敌常伺机实行“回马枪”式的反扑。

    3月18日，新四军第3师第7旅第19团第4连，在淮阴以北之刘老庄遭日伪军1000余人的合击。该连82名指战员，在开阔地里，利用抗日沟作阵地，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抗击，激战竟日，打退日伪军的多次冲击，歼敌170余人，最后，在日军猛烈炮火轰击下，全部壮烈牺牲。

    为予日伪军更沉重的打击，彻底粉碎其“扫荡”，新四军第3师各部于3月25日开始进行全面反击，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和民兵密切结合，以攻坚、困城打援、伏击、破袭等手段，先后攻克和收复东沟、花墩头、八滩、钦工、湖垛、陈集等据点10余处。至4月14日，日伪军对盐阜区历时50余天的大“扫荡”被彻底粉碎。

    新四军第3师和盐阜、淮海区军民，在整个反“扫荡”作战过程中，共歼敌1070余人，俘780余人，攻克据点50余处，粉碎了日伪军消灭新四军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井控制苏北的企图。

 第三十章 车桥、侏儒山战役

    车桥战役

    随着太平洋战场利中国战场形势的变化，在华中敌后战场坚持抗日战争的新四军，经历了艰苦、复杂、残酷的斗争，胜利地渡过了最困难的1943年，主力发展到16万余人。

    1944年，在华中敌后解放区军民抗日力量进一步恢复发展，日伪军力量不断削弱，以及华北敌后战场八路军连续发起攻势作战的新形势下，新四军军部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决定在华中敌后战场进一步恢复原有地区，争取新的发展，主动地有重点地对日伪军展开攻势作战。

    此时，日军采取放弃若干次要据点，以伪军接替部分防务等措施，以相对集中兵力，继续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清乡”、“治安肃正”，及在沿海地区实行“屯垦”计划，进一步掠夺棉盐资源。苏中军区为打破日伪军对江都（今扬州）、泰州、海安及李堡以南进行的“清乡”和在东自沿海地区实行“屯垦”计划，于1944年1、2月间，以高邮、兴化、宝应，东台以北和泰州、泰兴、如皋地区为重点，对日伪军连续发动攻势，相继攻克宝应以南之大官庄、王家营，如皋以西之运粮河，占溪镇以及东台以南之安丰等17处据点，并争取伪军1000余人反正。随后，苏中军区为贯通苏中与苏北、淮南、淮北的战略联系、进一步改善苏小的斗争局面，于3月上旬在淮安、宝应以东发起以夺取车桥为目标的攻势作战。

    车桥是位于淮安东南约20公里处的一个大镇，是联系苏中和苏北的战略枢纽，是日伪军控制惟安东南及宝应地区的重要据点，也是日军第65师团和第64师团的接合部。日伪军在车桥高沟深垒，四周筑有大小土围子、外壕及明暗地堡，并以日军1个小队和伪军1个大队及补充大队、别动队等部共500亲人驻守。但车桥据点相对突出、孤立。据此，苏中军区决心集中5个多团的兵力，采用攻点打援的战法，攻取车桥，并歼灭援敌一部。根据攻点打援的需要，苏中军区将参战部队统一编组为3个纵队和1个总预备队。具体编成和部署是：以第3旅第7团和炮兵大队编组成第2纵队，担任攻取车桥，歼灭车桥守敌的任务；以第1旅第1团，第3军分区特务营、泰州独立团1个营编组成第1纵队，于芦家滩及其附近地区阻歼由淮阴、淮安来援之敌；以第18旅第52团和江都独立团、高邮独立团各1个营编组成第3纵队，于官田、大施河一线阻歼由曹甸、宝应方向来援之敌；以第4军分区特务团（2个营）和师教导团第1营编组成总预备队，位于赵阳庄地域待命。

    3月5日1时50分，担任主攻车桥任务的第2纵队部队避开日伪军外围据点，直取车桥。在炮兵大队的火力支援下，一举突人车桥镇内，经1夜激战，全歼伪军1个大队，并将日军压缩包围于核心工事。新四军部队对车桥的进攻，使驻守淮阴、淮安、泗阳、涟水等地区的日军第65师团大为震惊，立即以第72旅团1个大队，由淮安分乘装甲车和汽车增援，5日16时许，第一批增援日军200余人乘汽车7辆，进至车桥西之韩庄、芦家滩，遭担任阻援任务的第1纵队的沉重打击，被迫退人阻援部队顶设之地雷区。阻援部队乘地雷群爆炸奋勇出击，将日军全歼。随后，日军第二批至第五批增援分队，每批一二百人，先后赶到，均遭沉重打击，被迫猬集于韩庄。黄昏后，第1纵队向韩庄日军发起攻击，从四面突入敌阵，将其分割包围，展开白刃格斗，将日军大队长山泽以下大部歼灭。6日晨，车桥之残余日军乘隙逃窜。各纵队乘胜扩大战果，到13日，相继收复曹甸、泾口、周庄、塔儿头、望直港、张家桥、扬恋桥、蚂蚁甸、蛤拖沟、鲁家庄等日伪军据点12处，淮安、宝应以东大片地区获得解放。在战役过程中，“日本人反战同盟”苏中支部盟员勇敢地参加火线喊话，松野觉光荣牺牲。

    车桥战役，共歼灭日军460余人、伪军480余人，创造了华中新四军歼灭战的范例。在此次战役中，苏中军区部队采取“掏心”战术，担任攻点任务的部队绕过敌人的外围据点，直取车桥，吸引周围日军来援，并以大部兵力歼击援敌，从而取得了攻点和打援双胜利。这一战役的胜利，打乱了日伪军的“清乡”、“屯垦”计划，进一步沟通了苏中与苏北、淮北、淮南根据地的联系。

    侏儒山战役

    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在此前后，驻武汉地区的日军第11军调集重兵，曾两度进犯长沙。日军由于兵力不足，武汉周围地区各据点守备兵力薄弱，便更多地驱使伪军参战或担任守备。伪军人心惶惶，日伪矛盾加深。

    1941年10月，新四军第5师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形势的变化，决定乘日军乒力空虚，日伪矛盾加深的有利时机，以相当兵力深入武汉近郊敌后，加紧开辟（汉）川汉（阳）沔（阳）地区，进一步作战略展开，进行以战略包围武汉为目的的对日攻势作战，配合正面战场作战。

    川汉沔地区，北枕汉水，南面长江，位于长江、汉水文汇处的三角地带，是武汉重镇的西部屏障。这一地区物产丰富，商业发达，交通便利。日军在川汉沔地区兵力薄弱，主要依靠伪军守备。主力是伪定国军刘国钧部，其军部盘踞在沔阳的沙湖，下辖2个师和1个直属教导团。伪第1师汪步青部拥有3个团约5000余人，在该地区伪军中，实力最大，盘踞在汉阳的侏儒山、桐山头、永安堡、肖泗沟、九沟、汉川的南河渡一线，并设有兵工厂。伪第2帅李太平部共1000余人，盘踞在沙湖、彭家场一带。此外，尚有伪军熊剑东、王维哲等部，各约二三百人，盘踞在汉川的系马口及汉阳的黄陵矶，蔡甸、大集厂等地。伪定国军名义上是一个整体，实际上内部派手斗争激烈，互相排斥，矛盾重重，各师、团都有很大的独立性，甚至互相倾轧。

    针对上述情况，新四军第5师师部命令第15旅，立即抓住战机，利用日伪内部矛盾，选择汪步青的伪第1师作为主要打击目标，发起侏儒山战役。在军事行动之前，首先向伪军发动政治攻势，辅以小部队的游击活动，在争取瓦解伪军的基础上，适时给以军事打击。在战略上以少胜多，在战术上以多胜少，逐次地消灭敌人。

    战前，新四军通过地方党组织，依靠人民群众，对汪步青部展开了强有力的政治攻势，对汪伪军进行了多方面的争取、瓦解工作，进一步加深了日伪之间的矛盾。

    在政治瓦解工作奏效以后，经新四军第5师师部批准，第15旅第43、第44团全部夜渡襄河，与已在襄南活动的部队和天汉支队一起，发起了侏儒山战役。

    1941年12月7日夜，第15旅第44团第3营和天汉支队2个连，从汉阳的肖家集、索河出发，分两路向侏儒山、南渡河奔袭。第3营利用获取的伪军口令，顺利地通过伪军的三道岗哨，直扑侏儒山东南的伪第1师第3团团部，一枪未发，即将该团部及特务连、卫士班全部人枪俘获，仅伪团长亦身逃走。第3营完成夜袭任务后，迅速撤出战斗。此时，同围伪军发觉团部被袭，乃沿途阻击。天亮时，第3营押着俘虏，登上事先准备好的船只，安全返防。天汉支队2个连牵制了南河渡据点的伪军，使之不敢出击，保障了由水路撤退的第3营的侧翼安全，首战侏儒山告捷，俘伪军官兵100余人，新四军无一伤亡。

    伪汪步青部遭新四军袭击后，异常恐慌，加以新四军对其被俘官兵和家属，均予以宽待，教育后全部释放，使其军心更加动摇，不断有其下级军官率小股伪军反正来归。新四军第5师乘其军心涣散，于12月23日再次发起进攻。

    第15旅率第43、第44团及天汉支队1个大队，从天汉湖区出发，经杨林沟渡过襄河，分别集中于西江亭和索河地区，尔后，分左右两翼同时展开进攻。从左翼出击的第43团一举攻占桐山头、永安堡。伪军退至裴家山据险固守，第43团多次攻击均未得手。从右翼出击的第44团一举攻占侏儒山、将军岭，乘胜向坝上发展，俘伪军1个排，并继续向东至山攻击。驻东至山伪军稍事抵抗，即向将军山逃窜。天汉支队的1个大队在南河渡歼灭伪军1个排。战斗中，驻腊树湾的伪军集中全力向新四军左翼第43团侧击，企图切断第43团的归路，驻蔡甸、李集的日军亦纷纷出动。再战不利，第15旅乃主动撤出战斗。

    伪汪步青部遭第二次打击后，即撤出南河渡，桐山头据点，仅在永安堡驻有新兵队及后方机关一部，在侏儒山驻1个营，主力侧龟缩于沔阳何家帮、周家帮一线，伪师部移驻彭家场。汪步青在收缩兵力的同时，向日军求援。新四军巧施反间计，使日军生疑，曾一度将汪步青囚禁，日伪矛盾更加扩大。

    1942年1月7日，第15旅集中第43、第44团和天汉支队，再次渡过襄河，以第43团为主组成右路进攻部队，攻击周家帮；以第44团为主组成左路进攻部队，攻击侏儒山。战斗打响后，左路进攻部队顺利占领侏儒山，伪军1个营向九沟溃退。左路进攻部队乘胜猛追，突破伪军在九沟一带凭河岸修筑的工事，守敌纷纷向何家帮、西流河溃退。与此同时，右路进攻部队直捣周家帮。伪军一触即溃，经西流河向王家场、余家场一线撤退。当两股日军均逃至西流河时，第15旅两路进攻部队会合将其大部歼灭，残余伪军逃向王家场、彭家场一线。

    1月10日，伪定国军军长刘国钧率其教导团及第2师一部共1000余人，配合日军一部，由沙湖分3路向西流河新四军第43团反扑。第43团首先击溃两翼伪军，再向中路日伪军反击，歼灭日军20余人，俘伪军400余人，粉碎了日伪军的反扑。

    汪步青在遭受第3次打击后，不敢再回侏儒山，便在汉沔交界地区收容残部，企图东山再起。日军受到打击和威胁，遂由沔阳拼凑兵力，进驻沙湖，支援汪步育部，驻天（门）潜（江）沔（阳）地区的顽军第128师，在新四军同日伪军作战时袖手旁观，当新四军胜利发展时，却乘机扩大地盘，开至彭家场附近。新四军第15旅为避免遭受日伪顽夹击，一面暂时将主力撤回天汉湖区，仅留第44团一部在汉沔地区活动，待机歼敌；一面乘作战间隙，主动对第128师进行统战工作，同时利用刘国钧、李太平、汪步青争夺地盘的矛盾，争取刘、李中立，进一步孤立汪步青。

    1月中旬，汪步青残部逐渐由沔阳向汉阳之响水港、肖泗沟靠近，企图回窜侏儒山地区。新四军第15旅集中第43、第44团及天汉支队全部对汪伪发起第4次进攻。进攻部队经肖泗沟向响水港逼近，由于伪军背靠长江大堤，面向曲口、响水港，长江上日军炮舰发炮相助，两军形成隔河对峙。午夜，伪军一面派代表诡称投降、一面乘机向王家场、余家场逃窜。其第1团约七八百人，脱离汪步青指挥，由窑头沟窜至三羊头。新四军第44团2个营由侏儒山奔袭三羊头，伪第1团即向彭家场溃退，黄陵矶日军数十人，企图抢占三羊头阵地，截断第44团归路，亦被击退。

    1月23日，汉阳日军100余人向侏儒山新四军部队进攻，进至千湖泾时，因桥梁被破坏，行动受阻。天汉支队1个连迂回敌后，第44团第3营由正面出击，夹击日军，歼敌10亲人，日军被迫撤退。

    为迅速歼灭汪步青残部，新四军第5师命令第13旅一部前来参战。1月28日，第15旅第43、第44团，在第13旅第37、第38团各1个营的配合下，分两路向盘踞在沔阳之王家场、余家场、何家场的汪步青残部发起总攻。汪部一触即溃，被歼1500余人。汪步青仅率亲信数十人逃窜。

    2月2日，新四军第13旅第37、第38团各一部，宿营于沔阳彭家场东北之安家台一带，当日下午，仙桃镇日军100余人及伪军一股来犯，进占了安家台东北之胡家台。当晚，第13旅连夜发起攻击，伪军逃散，日军大部被歼，残敌据守一祠堂顽抗。3日上午，沙湖日军数十人来援，被第15旅第44团击退。4日拂晓，汉川日军100余人在3架飞机掩护下，前来解救被围日军，新四军部队遂主动撤出战斗。此战，先后毙俘日军120余人。至此，新四军第5师发起的侏儒山战役胜利结束。

    侏儒山战役，自1941年12月7日开始，至1942年2月4日结束，对日伪军大小战斗共14次，歼灭了伪定国军第1师约5000人，击溃伪第2师等部1000余人，其中，生俘伪军950余人，击溃日军数次增援，毙伤日军200余人。这次战役，不仅全部实现了战前意图，解放了川汉沔地区大片国土，扩大了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同时配合了正面战场保卫长沙作战。由于川汉沔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开辟，新四军第5师部队即可据此北控汉水，南扼长江，东逼武汉，西迫荆（门）沙（市），为尔后进一步向以洪湖力中心的襄南发展，创造了又一前进阵地。

 第三十一章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反日军“万人大扫荡”作战

    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对开展华南地区的抗日斗争十分重视，派廖承志等到广东，先后建立了八路军驻广州，香港办事处。

    1938年4月，又成立了以张文彬为书记的中共广东省委，领导开展抗日斗争。广州失陷后，国民党军退守清远、新丰一线与日军对峙，广州外围和广（州）、九（龙）铁路两侧地区相继被日军占领。根据华南地区的形势，中共广东省委于1939年1月召开了第4次执委扩大会议，张文彬传达了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并根据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华南的战略方针，确定广东地区党组织的基本方针和任务是：动员组织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在长期的抗战中发展力量，使党逐步成为在华南地区最后战胜日寇的决定因素。同时决定，以东江、珠江三角洲和海南岛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重点地区。

    东江地区包括东莞、惠阳、宝安、增城、博罗等县，地处珠江门户，广九路纵贯其中，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日军占领这一地区，就能控制广九路，封锁珠江口，切断中国南方海上的主要交通线。日军占领广州后，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于1938年10月24日派曾生等人率一批共产党员、工人和华侨，到东江地区的惠阳县坪山圩建立中共惠（阳）主（安）工作委员会，在东莞、宝安、惠阳等地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12月2日，惠宝工作委员会在惠阳县周田村成立惠宝人民抗口游击总队，曾生任总队长。下旬，东莞、宝安、惠阳、增城等县的中共地方组织领导的抗日武装在东莞县苦草洞合编。1939年1月1日成立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王作尧任大队长。上述2支抗日武装共200余人。4月，经与广东国民党当局商定，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战区游击纵队指挥所第3游击挺进纵队新编大队，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战区游击纵队指挥所第4游击挺进纵队直辖第2大队。改编后，2个大队在惠阳、宝安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至年底，分别在坪山圩和乌石岩建立了抗日根据地，部队发展到700余人。

    1940年3月，国民党军第186师等部共3000余人，围攻东江地区抗日游击队新编大队和第2大队。两大队向海丰、陆丰地区转移，途中，又遭国民党军堵截，部队损失很大，由700余人减至100余人。8月，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两大队由海丰、陆丰地区返回东（莞）宝（安）惠（阳）敌后，在上下坪村召开干部会议，决定成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下辖第3，第5大队，共100余人，分由曾生、王作尧任大队长。会后，第3大队挺进东莞县的大岭山，第5大队挺进宝安的阳台山，开展抗日游击战。至1941年秋，部队发展到1500余人，开辟了大岭山和阳台山抗日根据地，12月8日，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25日，香港沦陷。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派出精干人员，进入港九地区，经过3个月的艰苦斗争，营救出何香凝、柳亚子、沈雁冰、胡绳、夏衍、邹韬奋、戈宝权，以及英、美等国官员，共800余人。

    1942年1月下旬，中共广东省委在阳台山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广东军政委员会。军政委员会第1次会议决定，建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部，由梁鸿钧任总队长，林平任政治委员。同时整编部队，以第5大队为基础编成1个主力大队，其余分编为第3大队，惠阳大队、宝安大队，港九大队。

    1942年春，国民党顽固派调隼第187师、独立第9旅等部共5000余人，向东江抗日根据地进攻，持续1年之久，使该地区斗争进入极为艰苦的阶段。1943年3月，国民党军第187师调离东江地区，东江地区顽军势力减弱，国共武装冲突较1942年缓和。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在这种情况下，积极出击日伪，使东莞、宝安广九铁路以西的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至11月，游击总队发展到4000余人。

    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在太平洋战场，美军己夺取战争主动权，开始反攻，为支持太平洋战场作战，日军急需打通平汉、粤汉、广九路，巩固广州、香港两个中转站。为此，日军于1943年11月发动了打通广九路战役。

    1943年11月11日，日军第23军第104师团开始向广九路沿线发动进攻，驻广九路沿线的国民党军独立第9旅，徐东来支队渍退。日军占领了广九路及其沿线地区。

    为巩固对广九路的占领，从11月18日开始，日军调集其第104师团2个联队，驻莞城、石龙、太平的部队及伪第30师等共9000亲人，对广九路西侧的东（莞）宝（安）抗日根据地进行所谓“万人大扫荡”，企图一举围歼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主力。

    11月18日晨，日伪军从平湖、樟木头、常平、东莞、桥头、太平等据点同时出动，采取分进合击、铁壁合围的战术，“扫荡”大岭山抗日根据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在莲花山、怀德、百花洞等地给进犯之日伪军以打击后，撤回大岭山区。当日11时许，日伪军向大岭山区进攻，并将游击总队压缩包围于方圆仅10公里的狭小地区。游击总队利用有利地形顽强抗击，坚持到黄昏后，即分3路突围。游击总队副总队长兼参谋长王作尧，总队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杨康华、第3大队大队长邬强，主力大队大队长彭沃率主力大队西迸莞太公路（东莞至太平），进至大进埔村；第3大队政治委员卢伟如率第3大队主力北向莞漳公路（东芜至漳木头）转移，进至东莞县城附近的温塘；第3大队政训室主任黄业率第3大队第1中队进入莞太公路的桥头。19日拂晓，日伪军先以飞机轰炸和炮火袭击大岭山区，尔后发起冲击。扑空后，即在根据地搜索烧杀，奸淫掳掠，无恶不作。

    游击总队突围以后，游击总队负责人立即在大进埔村召集会议，决定采取“敌进我进”的战略方针和战术行动，开展反“扫荡”斗争。据此，卢伟如指挥第3大队主力，以温塘为基地，挺进至莞樟线，出击茶山、横沥、樟木头，破坏广九路交通和通信联络，粉碎日军企图打通和确保广九路行车畅通的计划，予日军以直接的打击和有力的威胁。王作尧等率领主力大队返回宝安，出击广九路两侧，给东莞日军以有力的牵制和威胁。黄布率第3大队第1中队和手枪队，以水濂山为基地，出击东莞城，并在水濂山、伯公岭伏击日军，围困日伪军在大岭山根据地内设立的据点，封锁日伪军据点内的粮食和水源的供应，切断日伪军的联系。游击总队各部队实行敌进我进，跳到敌人后方，不断打击、袭扰敌人，迫使日伪军撤出大岭山抗日根据地。

    日伪军在“扫荡”大岭山区、围歼游击总队主力失败后，即将“扫荡”重点转向宝安地区，11月22日、12月4日，先后以500亲人的兵力进犯龙华和乌石岩地区，分别被主力大队和宝安大队击退。此后，日军主力他调，日伪军只能龟缩在宝太，莞太公路和广九路沿线各据点内，无力进行大规模“扫荡”，其广九路“全线通车”的计划，始终未能实现。

 第三十二章 东北抗联第四军第五军西征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影响和领导下，掀起了规模宏大的抗日救国的高潮。先是蜂起各地的义勇军抗日运动，接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的游击战争，到1937年7月全国抗战爆发前后，东北抗日联军已发展到11个军共3万余人。其具体分布是：

    由中共南满省委领导的第1路军（辖第1、第2军）活动于辽宁和吉林省的通化、柳河、磐石、长白、桓仁、本溪、抚顺、清原等地；

    由中共吉东省委领导的第4、第5、第7、第8、第10军和由中共北满临时省委领导的第3、第6、第9、第11军则活动于松花江下游和牡丹江部分地区，以及榆树、五常、舒兰地区。

    东北抗日联军在南起长白山，北至小兴安岭，东起乌苏里江，西至辽河的广大地区内，在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独立地坚持东北抗日游击战争。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东北抗日军民在全国抗战形势鼓舞下，掀起了新的抗日斗争高潮。东北抗日联军各军主动出击，袭扰日伪军，不断破坏敌人兵站、仓库、交通，通讯等军事设施，直接威胁日本侵华后方基地的安全。东北抗日联军的发展壮大，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成为日本侵略者的心腹之患。日军为确保东北占领区，巩固全面侵华的战略后方，加紧推行“三年（1936年至1939年）治安肃正计划”，实行所谓“治标”与“治本”相结合的方针，加强军事“讨伐”和殖民统治。同时，为对苏战备，至1937年7月初，日关东军总兵力增至4个师团、2个独立混成旅团、3个骑兵旅团和5个独立守备队，共10余万人，另外，还扩充伪军，使伪军总兵力达33个旅，约10万人。

    “七七”事变后，日军从关东军先后抽调4个旅团和2个支队的兵力到华北，并以其中大部组成察哈尔派遣兵团。由于其在东北的兵力减少，被迫对东北抗日联军改取重点“讨代”，并于1937年底将重点置于北满，采取由南向北、由西向东，逐步压缩包围的战法，企图将抗日联军第3至第11军聚歼于松花江下游、黑龙江与乌苏里江之间的三江平原。

    1937年秋，活动于松花江下游地区的东北抗日联军第4、第5、第7、第8、第10军，在中共吉东省委领导下，积极协同中共北满临时省委领寻的东北抗日联军第3、第6、第9军，重创下江地区敌军，先后取得袭击宝清县凉水泉子伪警察所、摊川盂家岗伏击战、奇袭聚宝山伪警察署等战斗的胜利。

    为加强统一指挥，协同作战，1938年1月5日，中共吉东省委在吉林饶河（今属黑龙江）境召开下江特委扩大会议，决定成立东北抗日联军第2路军，周保中任总指挥，下辖第4、第5、第7、第8，第10军。

    活动在松花江下游地区的东北抗日联军各军不断打击敌军。日关东军为了围歼活跃于伪三江省的抗日部队，特制定一个大规模的“讨代”计划，以其第4师团为主力，纠集伪军混成第16、第23、第27、第28旅团等部，共25万余人，于1937年底开始对活动在下江地区的东北抗日联军各军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讨伐”。日伪军采取分割包围，“蓖梳式”进剿，肃清一地，巩固一地的手段，企图将抗日联军各部驱于一隅，聚而歼之。

    东北抗日联军各军遂开始进行艰苦的反“讨代”作战。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由于日伪军的疯狂进攻和严密封锁，抗日联军部队处于越来越困难的境地。

    为了冲破日伪日益加紧的军事“讨伐”，粉碎敌人企图将活动在松花江下游地区的抗日联军部队“聚而歼之”的阴谋，打通与活动在东南满的抗日联军第1路军和挺进到热河的八路军的联系，中共吉东省委决定，以第2路军第4、第5军主力向西部的五常、舒兰一带进行远征，开辟新的游击区。

    1938年4月，第2路军总部决定第4、第5军主力西征，总部率第4军1个团、第5军第3师和第7军在宝清、饶河等地坚持斗争，牵制敌人，掩护西怔。

    根据第2路军总指挥部的部署，西征部队分为东、西两路。

    西路，以第4、第5军之骑兵为主，由第4军统一指挥，首先夺取苇河县之楼山镇，攻占苇河县，建立临时游击根据地；尔后，越中东路前出至五常、榆树、舒兰等地，再视情况西进，争取与活动在南满的第1路军取得联系，进而与关内八路军沟通联络。

    东路，以第4、第5军之步兵力主，由第5军统一指挥，首先强袭中东路上的绥芬河，并留少数部队建立后方基地；尔后，主力转向东宁、宁安、汪清、珲春等县开展游击活动，并争取恢复东老爷岭游击根据地，5月中旬，参加西怔的第4军主力和第5军一部分别从富锦、宝清等地出发，向牡丹江方向前进。6月上旬，部队进至勃利、林口县以南大小杨木背等地。由于日伪军围堵，沿途均经过苦战，6月下旬才抵达依兰、方正和牡丹江东岸，与活动在该地区的第5军军部及第1师会合。

    此时，日军正在中苏边境挑起武装冲突，中东路沿线日军加强了封锁，给在牡丹江地区集结的西证部队的行动带来极大困难。

    6月底，西征部队于林口刁翎召开干部会议，决定将东。西两路部队集中，统一向五常、舒兰方向前进，与在五常地区活动的第10军取得联系。具体部署是：以第5军第1师为先遣队；以第4军一部，第5军第2师为前梯队；以第4军第2师、第5军教寻团为后梯队。

    7月初，在袭击牡丹江畔之江东和三道通解决给养后，西征部队即由林口以西之四道河子越过张广才岭，于12日拂晓攻占苇河县之楼山镇。袭击楼山镇战斗惊动了日伪军。当西征部队从楼山镇撤出后，敌人从中东路沿线及延寿、方正调来大批日伪军，对西征部队进行围追堵截。在此情况下，西征部队开始分兵活动。第5军军长柴世荣率第5军教导团、第1师第2团等部东返牡丹江地区；第4军主力和第5军第1、第2师分路向五常前进。但因地形不熟，第5军第1师误人苇河。第4军主力和第5军第2师误人延寿县境，又被日伪军“讨伐”队追踪，在荒沟进行反击战，歼敌一部。

    7月下旬渡蚂蚁河进入苇河县境时，与第5军第1师相遇。于是，两部集合一处，共同行动，决定跨越中东铁路突入五常以后，再向东，与第2军第5师取得联系。

    为解决部队给养，西征部队袭击了珠河（今尚志）元宝镇附近的“集团部落”，得到一些补充，7月29日，西征部队在一面坡附近遭日伪军追击，退至该镇南面的山地密林中，在此内无给养，外有追兵的关键时刻，担任西征部队军事政治领导贡任的中共吉东省委书记、第5军政治部主任宋一夫对抗日战争悲观失望，发生动摇，于7月30日借巡岗查哨之机，携款叛逃，给西征部队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引起了二些动摇逃跑事件的发生，但西征部队广大指战员在第4军军长李延平，副军长王光宇的率领下，仍坚定执行西怔计划，继续向五常进发。

    8月初，西征部队为破袭中东铁路，在苇河小五站附近与日伪军遭遇，发生激战。虽然没有大的伤亡，但破袭中东铁路的计划却己无法实现，并且引起日伪军的更大注意。为全歼西征部队，日伪军从哈尔滨、长春等地空运1000亲人，对西证部队进行围堵。西证部队与日伪军连续苦战，伤亡很大，受到十分严重的损失。至9月初，始突破日伪军的堵截，进入五常县境。

    为缩小目标，摆脱敌人，第4军主力和第5军第1、第2师分兵活动。

    此时，第4军西征部队仅剩100余人。在李延平、王光宇率领下，摆脱前堵后追的敌人，隐蔽于小山子附近的密林中，准备与抗日联军第10军打通联系，坚持在五常开展游击活动。但是，这时第10军处境也十分困难。当第10军得知第2路军西征部队袭击楼山镇的消息时，军长汪雅臣曾率部北上，准备去苇河接应第4、第5军西征部队，进到小山子，不意遭敌阻击，汪雅臣身负重伤，只得撤回五常九十五顶子山后方基地。之后，日伪军封锁更加严密，第10军被围困在深山密林之中，无法出山活动。第4军西征部队欲与第10军会合，在五常开展游击活动的计划未能实现。9月下旬，第4军西证部队遭日伪军包围。战斗中，部队被冲散，60余人被俘，第4军第1师师长曲成山叛变投敌。11月20日，军长李延平被叛徒杀害。年底，副军长王光宇牺牲，部队失散。

    第5军西怔部队与第4军分兵活动后，向舒兰挺进。夜间过牤牛河时，与敌遭遇，战斗中，第1、第2师失掉联系，第1师遭强敌追击，活动艰难，遂决定突围东返牡丹江地区。10月上旬，在牡丹江支流乌斯浑河岸边与日伪军“讨伐”队遭遇。随该师行动的第4、第5军军部妇女团8名汉族、朝鲜族女战上，为掩护部队突围，与敌激战，直至弹尽，毅然跳人乌斯浑河激流之中，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11月初，第1师余部到达刁翎第5军后方基地。第5军第2师余部冲破敌人包围，由五常东返宁安，几经辗转，方与第2军第5师会台，转战于额穆，敦化一带，继续与敌人进行英勇的斗争。

    东北抗日联军第2路军第4、第5军主力西征，历时5个多月，打乱了日伪军重点“围剿”松花江下游地区抗日联军部队的计划，分散和牵制了日伪军的兵力。但是，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西征部队经常遭到日伪军的围追堵截，西证目标五常、舒兰地区被日伪军严密控制，得不到群众的有力支持，加之西证部队缺乏坚强统一的领导，故西证行动未能达到恢复哈东旧区和打通与东南满抗日联军第1路军联系的目的。抗日联军第4，第5军部队受到严重损失，其中，第4军主力损失三分之二以上，第5军主力损失三分之一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