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库0600》 谁在那边唱自己的歌台湾现代民歌运动三十年 流行音乐界因为扭曲了的面貌，失去了知识分子甚或社会大众的尊重，台湾近代流行音乐三十年走来，失去的比获得的多，十五年前①歌中的明天显然没有更好。 我期待这是一个反省的年代。 ――台湾资深音乐制作人 李宗盛 70年代是台湾社会最动荡的年代，也是台湾文艺思潮发展与反省的年代。 台湾的经济刚刚开始起飞，却在国际舞台上节节败退――被迫退出联合国、保钓运动、尼克松访华、陆续与美国日本等30多个国家断交，使台湾民族主义运动空前激烈。 文艺思潮总是紧紧跟随在社会思潮之后。强烈的失落感促使台湾人在文化上努力创造一种属于“自己的东西”，在文学方面发生了现代诗论战与乡土文学论战，使诸多原本对现代派怀着一片虔诚的文学青年反戈成为乡土文学阵营中的骨干。民族意识的觉醒表现在流行音乐方面，就是著名的台湾现代民歌运动。虽然一些民歌手曾经表示，自己从事中文歌曲的演唱创作与保钓之后的民族主义浪潮并无直接关联，但在大环境之下，民歌的发展却无法脱离历史独自存在。 这场由大专院校学生与知识分子发起的“唱自己的歌”运动也称民歌复兴运动，它的出现，标志着台湾开始拥有属于自己的流行音乐。 台湾现代民歌运动从70年代中期开始至80年代初终结，共发展出三条主线：一是1975年开始的以杨弦、赵树海、韩正皓、吴楚楚等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民歌”②，这条主线的发展可以延续到校园歌曲时期；二是1976年开始的以李双泽、胡德夫、杨祖珺为代表的“淡江―《夏潮》”，这条主线因政治原因无疾而终，但以原住民文化为宗旨的胡德夫依然活跃在战场上；三是1977年开始的以李建复、靳铁章、黄大城、施孝荣、苏来、梁弘志、蔡琴、齐豫、王海玲、包美圣、邰肇玫、施碧梧等为代表的“校园歌曲”，这条主线渐渐纳入到流行音乐的轨道，使商业介入最终成为民歌运动终结的原因。 关于什么是民歌，《现代汉语辞典》中解释说：民歌是指民间口头流传的诗歌或歌曲，多不知作者姓名。这种对民歌的解释，与台湾学院派传统民歌论者对民歌运动口诛笔伐的理据是一致的――民歌不是某个人创作出来的，它必须产生于民间，一旦流传之后就演变为集体创作，且未被写定之前，它必须口头流传过相当长的岁月。 现在回过头来再看，“现代民歌”已经成为一个固定的用法。至于它是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民歌，或者是不是现代的，都已经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当时的年轻人的确“有自己的歌可以唱了”。唱自己的歌，表面上看来并不是什么奢侈的要求，但在那个年代，并没有能够真正代表年轻人心声的作品――“年轻人除了一再复制老一代外省人从大陆落荒而逃的莫名恐惧，很难在生命的欲望及活力中找到什么出路”，电视每晚十点以后停播，年轻人在电视中能看到的除了当权者一再严厉指责的“靡靡之音”，就是琼瑶式你死我活的爱情悲剧。幸运一点的年轻人还可能读到《文星》杂志、乡土文学、30年代的影印小说，或者拥有驻台美军电台拷贝出来的美国排行榜塑胶唱片，但大多数年轻人的精神生活都贫乏而窒息。 现代民歌运动某种程度上改写了这些学生的生活，三、五百元台币一把的吉他，多数学生都可以负担，“唱自己的歌”的口号蔚为流行。是这些年轻人拿起手中的吉它，写自己的歌，唱自己的歌，直至唱过一个时代。 这个时代不应该被忘却。 注释： ①指1985年罗大佑创作的《明天会更好》，受1984年欧美知名歌手集体演唱《四海一家》的影响，邀请60位歌手共同录制。1985年底在台湾大选中，国民党利用《明天会更好》的深入民心，打出“要一个更好的明天”的旗号，罗大佑还曾经因此蒙冤被讽刺为国民党的宣传工具。 ②因杨弦的个人专辑《中国现代民歌集》而得名。 民歌运动的开端：“中国现代民歌” 我们相信摘掉一些评论者硬加上去的“帽子”后，将可以帮助我们以一种较客观的态度来重新看待现代民歌运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学者 苗延威 1975年6月6日，由台大研究所刚毕业的创作者兼歌手杨弦发起的“现代民谣创作演唱会”在台北中山堂举行。这场被视为现代民歌运动缘起的演唱会，被誉为“辛亥革命”第一枪，而“中国现代民歌”这个提法也因此引起关注。 在这场演唱会中，最受瞩目的是八首杨弦谱自诗人余光中《白玉苦瓜》诗集中诗作的创作民谣。杨弦谱唱了《乡愁四韵》、《民歌》、《江湖上》、《乡愁》、《民歌手》、《白霏霏》、《摇摇民谣》、《小小天问》。杨弦当然不是台湾国语现代民歌创作的第一人，但因为这场意义深远的演唱会，他的作品得以流传，并被赋予“台湾民歌之父”的美誉。 胡德夫 杨弦透过对民族音乐的追寻，赋予民歌更多的民族色彩，以余光中的诗作入词，呈现的是一种对历史、文化中国的怀想，演唱《民歌》常常令他感到“一种中国长久被压抑，渴望挣扎、突破的力量在贲张，唱到后来，激动得快唱不出来了。” “现代民谣创作演唱会”并不是杨弦第一次发表作品。早在1974年，杨弦参加当时已颇负盛名的歌手胡德夫的演唱会，在那场演唱会中，杨弦演唱了谱自余光中诗作《乡愁四韵》的歌曲。一种说法是杨弦的演唱“受到现场观众的欢迎”，而另一种说法则是“杨弦敢把那不能唱的诗唱了起来，又可以不理会台下有人在骂：‘干你娘，长江水是圆是扁，你知道个鸟！’” “现代民谣创作演唱会”之前杨弦曾经写过一篇《寻找一条沐浴心灵的清溪》，在这篇文章中他说： 西洋现代民谣的传入已有多年了，年轻一代也大都喜爱过这种节奏鲜明，旋律轻快的音乐。但由于文化和环境的差异，当一个中国青年在聆听、学唱，并咀嚼外国文字寻找共鸣之际，在感觉上总是会有一层隔阂的。反过来回顾我们本国的歌谣，艺术歌曲的风格和演唱形式一直不易在大众之间普及，时下流行歌曲又多为有志之士所诟病…… 余光中 余光中的诗加上杨弦谱的曲，在各个歌手、乐手的通力配合下，这场民歌演唱会赢得了两千听众的热烈掌声。恐怕大多数人最早听到的《乡愁四韵》都是罗大佑的版本，杨弦版的《乡愁四韵》是在罗大佑之前，而罗大佑自己创作这首曲子的时候，也没听过杨弦版。杨弦作曲的《乡愁四韵》采用了合唱的形式，和罗大佑那种淡化旋律突出人声的方式极为不同，前者着重的气势，后者更看重其中的韵味。从另一个角度可以看出，这场标志民歌运动开端的演唱会以及杨弦后来推出的个人专辑均未引起还在读书的罗大佑的关注。罗大佑虽然“并没有跟着高举那样的旗帜，但实际的行动却符合这个标准，甚至还自立门派，多冲击出了一块新的领域。”80年代，罗大佑在第一张个人专辑《之乎者也》中唱道“风花雪月之，呼啦啦啦乎；所谓民歌者，是否如此也”，可见他对民歌尤其是校园歌曲持有的怀疑态度。 罗大佑 杨弦与罗大佑虽然未在同一条路上，但他对众多民歌手的影响非常深远。在2002年的民歌纪念活动中，蔡琴回忆当年还是学生的她曾经追随杨弦的演唱会，“我们当年对于民歌的痴情，比现在的追星族更死心踏地。”另一个民歌手赵树海则说，当年他在当兵时，在电视上听到杨弦的歌声，激发出创作才能，“杨弦对我影响太大了，我因他而写歌，从此改变了人生。” 杨弦唱歌时喜欢身穿唐装，“那一派风范啊──”，当年也是歌唱青年的导演赖声川回忆道，“没有人能比，所以，每次只要一看到杨弦出现，大家就自动闭嘴，场子让给杨弦”。 杨弦 6月的演唱会后不久，洪建全文教基金会出面支持杨弦制作唱片以及发行事宜。1975年9月底，唱片以《中国现代民歌集》的名称公开出版，除了收录演唱会的八首歌之外，还加了一首也是杨弦谱自余光中《莲的联想》诗集中的《回旋曲》。这张专辑首版一万张在三个月内售完，至第二年1月短短四个月的时间已达三版。在1993年台湾百佳专辑的评选中，也是以《中国现代民歌集》这张专辑为评选的起点，而此唱片在百佳专辑中位居15名的位置。 在这张如今已持续再版十几版中并已CD化的唱片中，可以听出，杨弦这几首作品除他本人演唱人的部分外，在唱腔上使用了许多艺术歌曲的表现方式。此外，杨弦在编曲上使用大量的弦乐并搭配钢琴、爵士鼓，这种编曲方式在事后亦成为李双泽为代表的“淡江――《夏潮》”民歌路线反对杨弦的原因之一。 “中国现代民歌”的发展 这一股“唱自己的歌”的热潮，迄今已受到广泛的注意与重视。虽然许多人仍在怀疑，甚至基金会本身亦时常检讨，对于鼓励这件年轻人创作歌曲的热狂是否得当？而以这般非正式音乐科班出身的人来写音乐，是否会使音乐的水准降低？我一直耿耿于怀不能释然！然而，“我们需要有自己的歌，以及年轻人创作的欲望”这个事实却是不容忽视的。 ――洪建全基金会的董事长 洪简静惠 《我们的歌》第一集封面（上）及封底（下） 余光中曾这样评价：“有人称杨弦为民歌之父，我却认为一向鼓励民歌运动的陶晓清，可以称为民歌之母。”陶晓清18岁就步入广播界担任主持人，见证了台湾的民歌运动甚至国语流行音乐的整个历史。 陶晓清亦是“现代民谣创作演唱会”的受邀观众之一。据她回忆，“就这样，我认识了杨弦、余光中与《滚石》杂志当时的几位重要人物。杨弦的专辑出版后，我也在同一个单位─―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会─―的支持之下，策划出版了三张专辑――《我们的歌》第一、二、三集，找来当时创作力旺盛的一些朋友，共同‘玩’出了这些作品。但是我的唱片生涯就只有短短的这些日子，因为我发现在我的主业电台节目主持之外，制作音乐会的乐趣比制作唱片更多。” 然而，以学院派为首的传统民歌论者却对此“民歌”表示质疑。1975年12月，第一个表示异议的声音在《中央日报》副刊出现，随即引发一场正名论战。攻方多半引经据典以学院音乐学者的定义来指责“中国现代民歌”一词的不准确，他们认为杨弦的中国现代民歌“既不中国，也不现代，更不是民歌，只是些西洋的东西”，此外，也有学者提出“音乐的创作绝对不是找首诗词来随便哼哼”，面对这些批评，余光中回应了一篇《民歌的常与变》。 创办云门舞集的林怀民曾经面对关于中国现代舞的采访者说，“我实在不明白什么叫中国，什么叫现代……我不在乎我采用的材料来自何处，我只希望编出来的是我自己的……如果能使观众觉得亲切也许便是中国的，也许是现代的……” 杨弦本人似乎并没有对这场论战表示太多的关注。杨弦并未因为初步的成功转而全心投入创作、演唱及推广的工作，他依然从事他原有的专业，并未到处赶场表演。事实上，他从未想过要通过这场演唱会达到个人在名或利方面的要求，他甚至反对把音乐当成一种谋生的手段，这也是日后他很快就退隐的原因之一。 陶晓清编撰的《你的歌：中国现代民歌》第一辑 1975至1976年之交的正名论战之后，有关“中国现代民歌”的活动就沉寂下来。以杨弦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民歌”在1977年被再次提起，并举办了一系列发掘歌手、举办演唱会、座谈会、平面专栏、电台节目、制作唱片等相关活动，几乎都是陶晓清一人在主导与推动。1976年底，陶晓清为她自己主持的中广“热门音乐”春节特别节目的录制，这个演唱会以不公开的方式进行，邀请了包括杨弦在内的六位歌手。这个节目在1977年2月6日播出，“结果，很多听众反应他们很喜欢这些清新的作品”。陶晓清于是在3月10日在中山堂举办了一场类似的公开演唱会，“很多听众来信要求在中广节目中播出中国现代民歌，要求经常举办类似的活动”。自5月起，陶晓清在《热门音乐》节目中就设立专门介绍“中国现代民歌”的时间段，第二年，另外为现代民歌设了专门的排行榜。同时，以“中国现代民歌”为名的大型演唱会以及相应的座谈会也在1977年稍后出现，这些活动基本上均是陶晓清策划，而她策划的《我们的歌》唱片第一、二辑也在洪建全基金会的支持下于10月一起出版，首版3000张在12月初即售罄，并随即再版。 在陶的号召之下，听众们开始将自己的作品录成卡带寄到电台发表，有时在卡带效果不佳的情况下，也会受邀亲自上电台演唱录音。这一做法的一个直接作用便是在新闻局的歌曲审检制度尚未施行到电台节目之时，使每个潜在匿名的听众都有机会变成台面上有名有姓的歌手。 现在民歌运动的分支 多年来的教训，使我晓得该把“中国”和“传统”分开了，该把“现代”和“西方”分开了，我想登高一呼：“中国就是我，现代就是我！” ――民歌手 李双泽 70年代，在欧美求学的菲律宾华侨李双泽回台。在西方音乐的熏陶下，他在回台后每周定期在台北一家叫“哥伦比亚”的咖啡店演唱西洋歌曲，被誉为“台湾的BOB DYLAN”。1973年底，李双泽认识了颇负盛名的歌手胡德夫。当时胡德夫正在筹划1974年的一场个人演唱会，也就是杨弦首次正式发表作品《乡愁四韵》的那场民谣演唱会。 关于李双泽与“可口可乐”事件，一直有多个版本，据张钊维《谁在那边唱自己的歌――台湾现代民歌运动史》一书记载，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1976年冬，一如其它大学的学生活动一般，位于台北盆地旁淡水镇上的淡江文理学院举办了一场以西洋民谣为主的演唱会，主持人为当时颇负盛名的陶晓清。 节目进行到第二位演唱者，李双泽，这是一位淡江的校友。除了吉他之外，他还提了一只可口可乐瓶上台；他首先与全场观众、第一位歌手及陶晓清之间有一小段问答，大意如下： 李（向全场观众）：从国外回到自己的土地上真令人高兴，但我现在在喝的还是可口可乐......（向第一位歌手）你一个中国人唱洋歌，什么滋味？ 第一位歌手：只要旋律好的歌，中国歌外国歌都唱。 李：那么我们请今天主持的陶小姐回答这个问题。她主持节目十多年，一定可以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陶：今天我来主持节目，没想到还要来考试呢!并不是我们不唱自己的歌，只是，请问中国的现代民歌在什么地方? 李：黄春明在他的《乡土组曲》中说“在我们还没有能力写出自己的歌前，应该一直唱前人的的歌，指导我们能够唱出自己的歌来为止。” 陶：那么，我们就请您给我们唱几首吧！ 接着，李双泽唱了三、四首闽南语的台湾民谣，包括《补破网》、《恒春之歌》、《雨夜花》等，以及国语的《国父纪念歌》。其间，台下的观众有鼓掌叫好的，也有开汽水瓶的（笔者注：当时一种喝倒采的方式之一），李双泽有些愤怒地向台下喊道：“你们要听洋歌？洋歌也有好的。” 随后李双泽唱了迪伦的《Blohe wind》，然后下台。 这就是对台湾未来流行音乐有深远影响的“可乐可乐事件”，也称为“淡江事件”，并由此发展出一支以李双泽为代表，以淡江文理学院乃至《夏潮》杂志为中心的现代民歌新脉络――“淡江―《夏潮》”路线。 鲍勃·迪伦与琼·贝兹 在“淡江事件”之后，李双泽开始尝试创作自己的歌。按照与他搭档作词的淡江老师梁景峰的记述，李双泽的第一首作品《我知道》完成于1976年12月，正是在事件前后不久。随后，他出国旅游将近半年，1977年初夏回国之后，即开始投入民歌创作的工作，至9月去世前参与创作完成的作品共有九首，其中包括献给吴浊流的《老鼓手》。 在此之前，李双泽也唱歌，也曾在民歌咖啡厅唱过，同时也跟大多数“中国现代民歌”的歌手一样，深受美国现代民歌的影响，特别是鲍勃迪伦。然而李双泽跟一般歌手的最大不同在于，他坚持着黄春明在《乡土组曲》中说过的“在我们还没有能力写出自己的歌前，应该一直唱前人的的歌，指导我们能够唱出自己的歌来为止”这样的立场，1976年底之后，他逐渐不接受既唱中文歌曲同时又唱西洋歌曲的态度。 李双泽对于“中国现代民歌”代表人物杨弦“表示钦佩，但他不喜欢杨弦的做法，因为所谓‘民歌’就是要大家都能上口，不能加进太繁复华丽的旋律，太具西洋音乐的色彩。”与杨弦强调民族情绪不同，李双泽作品中的中国，强调的却是土地和人民。在他创作的作品中，最受瞩目的是大家所熟知的《美丽岛》与，在李双泽去世后不久的一篇追念文章当中，淡江大学老师王津平这样看待它们：“这二首歌合在一起，很明确地指出双泽一生的关怀：他不能忘怀台湾的土地和人民的养育之恩，他也不能忘怀祖国大陆的一切。” 《夏潮》杂志对余光中及其作品的批判后来由陈鼓应结集成《这样的诗人余光中》一书，对于余光中某些作品表现出来的对“祖国的态度”，陈指出“无论中国遭遇的内伤或外伤，作为一个作家，总应该给人家对于这种创伤以痊愈的希望；总应该激励人们康复的力量，而不是（如余那般）对着镜子看着伤口，觉得无望或自我哀怜，乃至自我厌恶”。 1977年9月，年仅28岁的李双泽为了救人而溺毙，原本的个人作品发表会反倒成了纪念演唱会。此后，经由杨祖珺、胡德夫与淡江风谣合唱团的传介，《美丽岛》与成了当时现代民歌运动中知名的重要歌曲。 蒋勋曾经在一篇纪念文章中说，“朋友间都很哀伤，怀念一个有性情、有热情、有理想的朋友的过去。将近二十年过去，哀伤也已平复，但仍然觉得惋惜，惋惜台湾曾经有过的一段自觉又宽容的年代。” 杨祖珺与“淡江－夏潮”的转折 当“唱自己的歌”在许多人眼中，只是年轻人弹弹吉它唱唱歌的行为之时，很少人愿意正视，这其中曾经有着在1970年代中期以后，台湾年轻人愿意放弃他们仅有的一些利益，去换取心目中对台湾这块土地上无限期待的一个社会活动。 ――――民歌手 杨祖珺 一位参与1976年12月淡江文理学院演唱会的在校学生杨祖珺，在“可口可乐事件”后写过一篇《中国人唱外国人歌的心声》的文章，她说： 但愿不久将可听到我们自己的歌，而在那些默默耕耘者中，希望我能偶尔发现一两名是今日痛心疾首的在批评“中国人为什么不唱中国歌”的人们！我衷心地期盼着！ 1977年淡江举办“中国民俗歌谣演唱会”后，杨祖珺透过王津平的介绍与李双泽认识。在李双泽过世后，接续李双泽“唱自己的歌”的理念，对杨祖珺而言，是“生命深处的召唤与深刻的文化反省”。 1978年的杨祖珺，横跨“中国现代民歌”及“淡江―《夏潮》”两条路线：一方面是前者众多歌手当中相当知名的一位，并数度出席跟该阵营直接相关的座谈会上；另一方面又是李双泽去世之后其作品的主要传唱者。8月，她发起一场《青草地慈善演唱会》，结合各界资源，首次将现代民歌的演出跟社会服务工作接合在一起。透过媒体的报导，这场演唱会成为当时一个新闻焦点，甚至连警政署长孔令晟都主动去电表示关心，并调拨警力到场协助维持秩序。 此后，杨祖珺全心投入民歌推广的工作，到各大专院校、工厂以及地方乡镇举办演唱会，李双泽的作品通常是作为压轴，并在台上台下大家合唱中落幕。杨祖珺所注重的工人阶层是一般以大专生为主的民歌活动不会涉及的场所，同时她的这些活动也不会像中国现代民歌或校园歌曲那样依靠主流媒体或唱片发行作为传播基础，而是靠面对面的现场演唱作为其传播的管道。这些都是义务性质的演出，这样的推广工作大致进行了三年左右，直到杨祖珺被国民党全面封杀才被迫停止。 1978年因台美断交而中止举办的年底大选，杨祖珺为参选的王拓演唱《补破网》助选――《补破网》是该次大选当中党外联合竞选所用的歌谣，不过杨祖珺表示她之前并不清楚这一点。稍后，杨本人便成为电子媒体全面封杀的人物：中广主管单位下令所有节目不得播放她所演唱的任何歌曲。 第二年1月，《夏潮》遭到查禁。5月，王津平邀请杨祖珺到其课堂上演讲《60年代美国民歌》，稍后被指借由这场演讲散播共产思想而遭解聘。杨祖珺被军方列为“思想有问题”的人物，1979年初由新格发行的她的专辑唱片也在上市后不久被公司全面收回。到了80年代初，除了政治反对的场所之外，杨祖珺已无演唱的空间，党政方面以“共产党统战伎俩也利用了年轻人歌谣作为媒介”的说法，禁绝了她一切可能的演出与传播管道，即使到一个最小的社团、邻里去演唱都被禁止。按照杨祖珺的说法，因为情治单位“不敬业”，公文施行速度缓慢，使得她还能够做到三年。 如此，“淡江―《夏潮》”路线的民歌运动遂失去了空间，从歌曲到歌手，无不被隔绝在一般大众日常生活的认知范围之外。 现代民歌运动的另一分支 相遇在民歌轻扬的季节里，试图用音乐创作来写下自己的心情故事，拿起吉它自弹自唱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写写歌分享自己的心情是一种惬意的享受。 ――民歌手 中广节目主持人 苏来 1977年下半年，在经过事前的市场调查与规划之后，新格唱片公司举办了“金韵奖”的系列活动，以标榜“由这一代年轻人的心声所谱成的”推出唱片以及相应的校园巡回演唱会，迅即造成风潮。翌年，以制作国语流行歌曲起家的海山唱片公司也推出《民谣风》专辑，亦引起流行，这就是“校园歌曲”的发展基础。 校园歌曲路线与中国现代民歌或淡江―《夏潮》路线的民歌运动是颇不相同的，后两者都带有知识分子使命感的色彩，而校园歌曲并不强调负有某种责任或试图呈现社会现实，只是着重“年轻人本质论”，因而与既有的唱片工业所生产出的一般国语流行歌曲也不相同。 评论者常以商业力量“介入”或“商业化”这样的措辞与观点来看待校园歌曲，甚至认为这是民歌“没落”的主因之一。民歌的商业转向，使民歌失去原有对民族意识的反省，使它仅成为以年轻人为主的音乐形式。但另一方面，当民歌转化成校园歌曲的形式之后，去除早期过多的民族、政治色彩，却也吸引了部分专听风花雪月的成年听众，扩大了它的听众与消费市场。 关于商业介入，陶晓清曾经在主持的节目中说：因为商业的规范运作，民歌手们才能获得生活保障的资金，得以更好地继续推动民歌的发展。 金韵奖是由当时新成立的新格唱片公司所创办的，由音乐人姚厚笙大力推动。1977年5月到6月，首届“金韵奖青年歌谣演唱大会”分演唱组及创作组进行全岛的征选及比赛；报名者有一千二百人，其中百分之七十是大专学生。基本上入选者多半外貌并不出色，也并未以打扮穿着取胜，与一般歌星大不相同，因此使得随后灌录的唱片《金韵奖第一辑》造成发行上与传播上的障碍，因为“电台没兴趣，电视不屑一顾，唱片行老板不愿意卖”。面对这样的局面，新格采取一种直接与学生面对面接触的策略，即校园巡回演唱会，直至现在，这依然是流行音乐贯用的宣传方式这一。 第一场校园巡回演唱会于1977年12月15日在文化大学举行，结果获得意外的成功。演唱会后没几天，唱片行开始纷纷催货。第一波在台北地区的五场演唱会下来，销售量就明显上升，在短短数个月这内便突破了十万张，这不但超过了损益平衡点的五万张，更超过了当时一些大牌流行歌星的销售纪录。 在往后的四年当中，新格便每年进行一轮全岛歌手歌曲征选――唱片灌录、发行及巡回演唱。商业手段的介入使得早期的民歌发展更加规范化。新格唱片是首家通过商业方式包装、发行、宣传民歌的唱片公司。对于每一届金韵奖大赛涌现出的新人新作，新格在制作人姚厚笙、黄克隆的极力倡导下，均以《金韵奖纪念专辑》的名义推出合辑。除了每届比赛之后灌录两张合辑唱片以外，新格亦会再从这些合辑唱片的听众反应当中找出受听众喜爱的歌手，然后再灌录这些歌手的个人专辑唱片，如包美圣、陈明韶、王梦麟、李建复等等专辑基本上即是这种情况下诞生的。 历届金韵奖获奖名单 第一届 (1977年)冠军歌手：陈明韶 优胜歌手： 范广慧、包美圣、朱天衣、杨耀东、邰肇玫施碧梧二重唱等 第二届 (1978年)冠军歌手：齐豫 优胜歌手： 王梦麟、李建复、黄大城、木吉他合唱团、旅行者三重唱、四重唱等 第三届 (1979年)冠军歌手：王海玲 优胜歌手： 郑怡、王新莲、马宜中、施孝荣、罗吉镇、四小合唱团、杨芳仪徐晓菁二重唱等 第四届 (1980年)冠军歌手：郑人文 优胜歌手：苏来、郑华娟、李明德等 第五届 (1984年)冠军歌手：潘志勤 优胜歌手： 杨海薇、高惠瑜、柯惠珠、常新愚、于台烟、姚黛玮 从名单中可以看出，第四届与第五届间隔了四年的时间，事实是，1984第五届的金韵奖已是校园歌曲的强驽之末，冠军歌手甚至很少被人记住。 那个时候，民歌排行榜是靠听众寄明信片来统计，真的就有听众号召周围的同学多写明信片投给心仪的歌手。买不到或买不起唱片，学生们就自己跟着电台的节目翻录一卷卷的录音带，而“代客录音”的业务也相应出现。 《金韵奖》的成功随即诱发了其它唱片业同行的跟进，如海山、四海、丽歌、歌林、环球等等原来以发行国语流行歌曲为主的唱片公司，然而其中能与《金韵奖》相提并论的，只有海山公司自1978年起连续四年的《民谣风》。因《民谣风》的推行，海山派开始拥有属于自己的民歌手，比如蔡琴、苏来、叶佳修、梁弘志。有趣的是，齐豫既是1978年第二届金韵奖的冠军歌手，亦是同年度第一届民谣风的冠军歌手。 历届民谣风获奖名单 第一届 (1978年) 独唱组：齐豫、叶佳修、林诗达等 团体组：小乌鸦合唱团 第二届 (1979年) 独唱组：李丽芬、郑怡、蔡琴、吴四明、苏来 团体组：复兴工商合唱团（李碧华等人） 第三届 (1980年) 不详 除了唱片工业的生产行销之外，校园歌曲也借由电视媒体深入传播。稍晚在1980年7月，由《民生报》、中广、警广与华视共同举办的名为“创作歌谣排行榜”票选活动，初期榜上有名的清一色都是校园歌曲。第一周的前十名依序为《龙的传人》、《恰似你的温柔》、、《秋蝉》、《归人沙城》、《年轻人的心声》、《归人》、《今山古道》、《故乡的风》、《小草》。这项活动整体所产生的宣传与传播效果，显然要远大于陶晓清单一的广播节目与《滚石》杂志所合办的民歌排行榜，甚至大于唱片公司本身的宣传。 校园歌曲的声势于1980年左右达到最高潮。除了唱片的出版与传播媒体的大量推介之外，政权亦在这年展现肯定校园歌曲的姿态：国民党青工会旗下的《自由青年》杂志即在1980年初举办了一次座谈会，肯定了“校园歌曲与民歌”的地位；时任新闻局长的宋楚瑜也在当年成功岭大专生暑训演讲中以当时最受瞩目的，连他本人“也深深感动”的《龙的传人》为主要话题，甚至动手改写了几句歌词。 现代民歌运动的挽歌 疆界本身的阻隔感，在这穿梭过程中逐渐变得通透；而疆界与疆界之间的野地，也长出一些花花朵朵，可能不起眼，但，那是生命出发的地方。 ――纪实影像导演，《谁在那边唱自己的歌》作者 张钊维 当校园歌曲成为国语流行歌曲中新生力量时，现代民歌并未能跟它串接起来，但是，因为歌手朴素的外形、演唱风格与创作者提法的强调却与现代民歌别无二致，因此校园歌曲与中国现代民歌的歌手都被唤作“民歌手”。 有些民歌手也登上夜总会的舞台与流行歌手同台演出，有些流行歌手则在唱片公司的策划下以民歌手的身份再出发，如刘文正、费玉清、刘蓝溪、潘安邦、银霞等。也有原本是校园歌曲中崛起的歌手，试图肯定或接上中国现代民歌路线，如简上仁与侯德健，甚至回过头来批判校园歌曲。 70年代末民歌的转向，使民歌失去原有对民族意识的反省，使其仅留下以年轻人为主的音乐消费形式。对陶晓清来说，此刻现代民歌成为流行歌曲已是既成的事实，然而建构一个非营利性的现代民歌推动组织的想法并没有断。1980年，民风乐府在陶晓清的奔走下成立，希望使现代民歌“继续不断地向前发展下去，而不只是想让它轰动一时然后就结束......”平日民风乐府并不存在，而只有在活动的时候才“临时成军”，民风乐府并没有发展出改变、主导国语流行音乐走向的决定性能力，也未能如80年代晚期的黑名单工作室、水晶唱片公司等另外开辟蹊径，反倒是逐渐成为国语流行歌曲及歌手众多传播（打歌、打知名度）机制中的一部分。 与民风乐府同时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实验性团体是天水乐集。天水乐集工作室是由李寿全、苏来、靳铁章、许乃胜、蔡琴、李建复六位民歌风潮中的佼佼者所组建的，他们均在工作室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李寿全担任工作室作品的企划及执行制作人，苏来、许乃胜、靳铁章则负责词曲的创作，而蔡琴、李建复则用各自的声音来充分表现工作室集体创作的作品。天水乐集工作室成立后共推出了两张专辑，一张是李建复的《柴拉可汗》，另一张是李建复、蔡琴的合辑《一千个春天》。1982年，因为曲高和寡，随着李建复与靳铁章去当兵，许乃胜的出国，“天水乐集”工作室宣布解散。 天水乐集工作室的意义并不仅在于它推出了两张力挽狂澜的经典专辑，还在于它的出现在台湾乐坛上首开了音乐工作室的先河，为现代流行音乐的专业化制作开辟一条新的路途。 70年代末80年代初台湾唱片工业呈现出群雄并起，新旧交陈的现象，新成立的唱片公司如拍谱、新格、滚石、飞碟、东尼、乡城、光美等与以前的唱片公司如四海、歌林、海山、环球等，不久就演变成由滚石、飞碟两大唱片公司主导80年代国语流行歌曲走向。值得一提的是，滚石唱片由民歌运动中的主要平媒《滚石》杂志转化而成，创始人是段钟潭与段钟沂两兄弟；而飞碟唱片的创始人却是民歌运动中最重要的民歌手之一吴楚楚――现代民歌对国语流行音乐的最大影响，就是在民歌运动以后，众多民歌手投入到幕后的工作，成为台湾唱片业的中坚分子，并持续影响着此后的国语流行音乐创作。 进入90年代之后，台湾岛内开始有大量的翻唱民歌专辑出现。在事隔多年后的今天，那些翻唱专辑往往是我们了解台湾民歌的另一扇窗口。其中较为知名的有芝麻＆龙眼的《民歌往事》、张清芳的《出塞曲》、南方二重唱的一套五张《回归线》等，老一辈的民歌手蔡琴也曾出版过《民歌蔡琴》和《遇见》等翻唱专辑。 杨弦1982年移居美国，从事中医针灸的工作，1995年现身民歌二十年纪念演唱会上，赢得观众热烈的掌声，幸好他为我们留下了民歌运动的旗帜――《中国现代民歌集》，让我们三十年后还可以有凭借的声音资料；李双泽1977年因救人溺水身亡，死的时候刚刚28岁，他作曲演唱的，词是改写自台湾诗人蒋勋的同名诗，因政治倾向被禁，像李双泽的许多作品一样并未留下录音；胡德夫还在唱，多年来为原住民的人权、音乐、文化努力着，可他一直坚持着不出版任何专辑，直到2005年才发表第一张唱片《匆匆》，而他已经55岁了…… 现代民歌最后的终结，不管是认为它没落了，或者认为它在完成自己使命后退出历史舞台，都无法否定民歌对几代年轻人的持续影响，声援民歌的声音也从未止息。民歌并没有失传，那些作品仍是年龄跨度超过三十年的几代年轻人关于青春、成长的永久回忆。在近两年的台湾，随着纪念民歌运动三十年系列活动的展开，众多民歌手重新站在舞台上重现当年的风采，每场演唱会几乎都是一场大合唱，久别的人，久违的声音，带来的何止感动而已。 对观众来说，他们进行的是一场完整回顾的成人礼。尤其是那些未赶上那班列车的后辈们，景仰着先前的风光，留下无数慨叹。 文/公路参考书目与文章： 《谁在那边唱自己的歌――台湾现代民歌运动史》 台湾滚石文化 张钊维 《从流行歌曲看台湾社会》 台湾桂冠图书 曾慧佳 《永远的未央歌·现代民歌/校园歌曲20年纪念册》滚石唱片 总监：陶晓清 执行主编：马士芳 《台湾的歌手――李双泽》 蒋勋 参考网络资料： 中华音乐人交流协会 夏潮网－双泽专栏 民歌小站 感谢陶晓清女士同意使用中华音乐人交流协会网站图片 一代人去那里相互问好回望伍德斯托克音乐节袁越 你如果还记得六十年代发生过什么，那你就根本没有在那个年代生活过。 ——戴维·克罗斯比 如果从纽约市中心租一条小船，沿着哈德逊河逆流而上航行160公里，你会来到一处风景优美的避暑胜地，它就是伍德斯托克。 这里是典型的丘陵地带，有山有水，植被茂盛。山间的小块平地被开垦成了耕田，当地居民多半以务农为生。1902年，一个名叫拉尔夫·拉德克利夫·怀特黑德的英国富商来到这里。他的父亲是一个成功的纺织厂老板，可他却对英国社会过度的工业化十分厌恶。怀特黑德曾师从牛津大学教授约翰·鲁斯金，鲁斯金认为大规模机器生产使得廉价的、毫无艺术性的产品充斥市场，老祖宗千百年遗留下来的工匠技艺将丧失殆尽，人类将会失去最宝贵的创造精神，因此他在英国发起了一场反工业化运动。受鲁斯金的影响，怀特黑德带着大笔金钱移民美国，想在这片新大陆找到一片未被污染的净土，建立一个以手工作坊为主的工匠村。在周游了大半个美国之后，他终于发现了伍德斯托克。这里山清水秀，又离纽约不太远，是建立一个乌托邦国的理想场所。 主意已定，怀特黑德立即在伍德斯托克买下了一大片土地，在上面建造了三十幢木头房屋，吸引了一批工匠、艺术家和青年学生来这里，从事原始的木工、纺织、铁器和陶器制造等艺术创造和生产活动。他想以手工制造的产品换取金钱来维持这里的繁荣，可这个计划却遭到了无情的失败，他们生产的手工产品造价太高，根本无法和大规模机器生产相对抗，维持这个小区的生计还要靠他父亲当年开纺织厂时赚来的钱。与此同时，怀特黑德独裁的性格和仇视犹太人的态度惹恼了他的同伴，几个当初的创建者又在附近建立了几个相似的小区。 到了20年代，随着这几个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它们渐渐融合成一个整体。伍德斯托克慢慢变成了一个有商店、咖啡馆和饭店的小城。与此同时，包括作家、音乐家、画家和舞蹈家在内的许多艺术家开始往城内迁移，伍德斯托克变成了一个艺术家聚居的村落。60年代中期，先是“皮特、保罗和玛丽”乐队的彼得·耶罗搬进伍德斯托克，1965年鲍勃·迪伦也在这里买了幢房子，正式成为伍德斯托克的居民。 但伍德斯托克在世界音乐史上得以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并不是因为这些音乐家，而是因为那个音乐节。 这个音乐节可以说是一次意外事件的产物，组织者为此筹备了半年，中间遇到了无数挫折，几乎每一个困难都足以让他们改变主意，可鬼使神差一般，这个音乐节竟然如期举行，而且让历史学家们以音乐节的名字命名了整整一代人。 四人组 音乐节的组织者是四个当时都只有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他们是：约翰·罗伯茨、乔尔·罗斯曼、阿蒂·科恩菲尔德和迈克尔·朗格。 罗伯茨来自一个富裕的家族，开牙膏厂的父亲为他设立了一个委托基金，规定在他年满21岁时可以领取25万美元，25岁时可领取一百万，30岁时还有一百万，35岁时再有一百万。要知道，这是1960年代，当时的一美元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十美元，所以说，罗伯茨从来就没有尝过缺钱的滋味。他按照一般富人家孩子的惯例，上了一所常青藤学校，毕业后去纽约一家证券交易所当分析师，可他却对这个工作一点兴趣也没有。就在这时，他在高尔夫球场上认识了同龄的罗斯曼，两人很快就成了好朋友。罗斯曼也来自一个富裕的家庭，从耶鲁法学院毕业后来到纽约当了一名律师。和罗伯茨一样，他也十分厌倦自己的工作。两人认识后不久便相继辞掉各自的工作，搬到一间公寓里，准备干一番大事业。 与此同时，担任“首都”唱片公司副总裁的科恩菲尔德在他的办公室里接待了一个据称是自己老乡的年轻人。这个科恩菲尔德虽然是靠给流行歌星写口水歌起家的，却自认为是个嬉皮士。可那天他一开门就知道自己错了，门外进来的这个年轻人才是真正的嬉皮士。他长相英俊，有一头齐肩的卷曲长发，赤着脚，坐下不久就很随便地卷了一支大麻烟，点着后递给了科恩菲尔德，此人就是朗格。 这个朗格几年前就在佛罗里达州开设了当地第一家“头店”（head Shop），这是一种专门卖烟斗、熏香、迷幻招贴画、印染体恤衫和手工装饰品等嬉皮士用具的商店，现在美国几乎每一个城市里都有一个这样的商店。后来他干起了“穴头”的行当，曾经组织过“迈阿密流行音乐节”。这个于1968年底举行的音乐节吸引了五万名观众，是那年数一数二的大音乐节。 1967年以前，持续若干天的露天音乐节大都局限在民歌和爵士乐范围内，直到1967年的蒙特利音乐节才改变了这一现状。那次音乐节虽说吸引了五万人参加，可组委会租用的演出场地其实很小，只能容纳7100人。虽然票房不高，可电影版权却卖了不少钱。再加上那次音乐节属于非盈利活动，参加演出的乐队只得到了很少的报酬，结果组委会还赚了一些钱，这次音乐节的成功使许多投机商意识到办音乐节是个有利可图的买卖。因为场地和设施等花费是相对固定的，所以要赚钱，窍门就是设法吸引更多的观众，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请来许多个乐队同台演出。朗格办的那个为期两天的迈阿密音乐节就请来了十五个乐队。 整个1968年，全美国一共举办了大大小小几十次音乐节，但成功的却极少。个中原因主要有一下几条：一，音乐节需要一笔很大的先期投资，许多小穴头没那么多钱，于是就在乐队质量和场地音响等硬件设备上偷工减料，演出质量自然好不到哪里去，现场录音或者电影版权也就卖不出钱了；二，许多嬉皮士听众不愿意花钱买门票，几乎所有的演出都曾受到过这些嬉皮观众的冲击；三，也是最重要的原因，这类演出往往伴随着毒品的滥用和性乱等嬉皮士特有的现象，观众和维持秩序的警察之间常常爆发冲突，稍微处理不好就会演变成暴乱，而事情一旦发展到这一步，组织者所担心的就绝不光是赚不赚钱的问题了。就是因为这些原因，1969年美国境内举办的音乐节少得可怜，大家都被去年的失败吓住了。 再回来说朗格。组织完迈阿密音乐节之后，他搬到了伍德斯托克，原因是他最崇拜的歌手迪伦就住在这里。他打算尝试当乐队经纪人，去拜见科恩菲尔德就是为了把自己正在经营的一支摇滚乐队卖给“首都”唱片公司。没想到的是，乐队没卖出去，他和科恩菲尔德却一见如故，成了好朋友。 朗格又把自己另一项赚钱的设想告诉了科恩菲尔德。原来，他发现伍德斯托克虽然吸引了包括迪伦、“乐队”乐队、亨德里克斯和乔普林等一大批音乐家去那里定居，但小镇上却没有一家录音棚。歌手要录音都必须开两小时的车去纽约。朗格认为如果能在小镇上开一家录音棚，一定能赚钱。巧的是，科恩菲尔德雇佣的律师也同时在为罗伯茨和罗斯曼工作。经过这位律师的撮合，四个人终于在1969年2月6日这天相聚在曼哈顿一家办公室里。 朗格和科恩菲尔德把他们设想中的这个录音棚计划介绍给罗伯茨和罗斯曼看，希望后者能提供建设资金。可四人一商量，都觉得先办一次演出更好，这样就可以筹措到建棚所需的资金了。他们决定立刻付诸行动，成立了一个“伍德斯托克风险公司”（oodstock Ventures, Inc.），每人各占25%的股份。罗伯茨负责出钱，罗斯曼管理财政，科恩菲尔德负责公关，朗格因为有组织迈阿密音乐节的经验，被委以重任，负责整个演出的筹备工作。为此，他找来当年一起共事过的几个富有经验的人，分别负责场地、演出设备、后勤保障、人事和保卫等一系列必须事项。 千金散尽 办音乐节说起来容易，可实行起来却是件非常麻烦的事情。 首先就是场地问题。伍德斯托克小镇本身没有大块的平地，首先被排除在外。组委会经过仔细的调查，发现在离伍德斯托克50公里远的沃基尔有一块待租的空地。沃基尔是一个比较富裕的小镇，交通极为便利。一个地产商买下了一大块空地，准备开发成一个工业小区。因此这里水电供应齐全，通讯设施也是现成的。经过讨价还价，组委会以七千五百美元的代价把这块地租了下来。因为担心那个地产商害怕，组委会最初向他保证说音乐节最多不会超过五万人。不过，有了这样一块大得至少能装十万人的场地，组委会的胃口也跟着大了起来。他们把目标定在了十万人这样一个前所未闻的数字上，并立即着手签乐队。 一开始，那些大牌乐队都不愿意来，因为谁也没听说过这样一个公司。可他们都错了，公司背后的资助人罗伯茨可是真有钱。组委会决定先不惜血本请来几个大牌乐队，希望能引起连锁效应。他们首先用一万美元的出场费把“克里登斯清水复兴”乐队签了下来，而一般情况下他们的整场音乐会出场费也就是五千元左右。之后不久，格罗斯曼同意以一万五千美元的高价出借贾尼斯·乔普林和“乐队”乐队，已经很久没有露面的琼·贝兹也最终无法拒绝一万美元的出场费。之后，包括民歌手李奇·黑文斯、蒂姆·哈丁（他就住在伍德斯托克）和伍迪·格思里的儿子阿洛·格思里，加州乐队“杰佛逊飞机”、“感恩而死”、CSNamp;Y和“乡巴佬乔和鱼”，布鲁斯乐队“十年以后”、“罐装的热”和“保罗·巴特菲尔德布鲁斯乐队”，英国摇滚乐队“谁”和歌手乔·考克，以及在蒙特利音乐节上出了名的印度西塔琴手拉维·山卡等都答应来演出。值得一提的是，旧金山摇滚圈子里的权威人物格雷厄姆以撤出“感恩而死”相威胁，硬是让组委会签下了一个刚刚出道的旧金山拉丁摇滚乐队“桑塔那”，后来被证明这是一个出色的选择。 最后，组委会决定请一个重量极的乐队来压阵，“披头士”和迪伦自然是理所当然的人选，可“披头士”当时已经出于半解散的状态，无论花多少钱也请不动（“西蒙和加芬克尔”也由于相同的原因而没能出席），而迪伦虽然就住在附近，可他却一直没有答复。最后，组委会终于以一万八千美元的代价把他们的第三选择——吉米·亨德里克斯划入了演出名单。为了安抚其它乐队，组委会不得不对外谎称亨德里克斯要演两场，才总算没有引起抗议。 要办这样大型的演出，音响、灯光和舞台设计都马虎不得。组委会采用了和请乐队一样的办法：出大价钱请最好的工程师。其中音响最为头痛，一圈电话打下来，没有一家音响公司敢于承接这项工程，但许多人都向组委会推荐一个住在马萨诸塞州的音响天才，名叫比尔·亨利，此人脾气古怪是出了名的。可当组委会打电话给他时，他的回答竟然是：这是小菜一碟，给我足够的钱，其余的就别管了！结果，在安装音响那天，亨利不知道从哪里找来十二个精通此行的高手，在场地中央搭起来的脚手架上安放了他专门为这次音乐节而特制的音箱，而放大器据说总共可以让440安培的电流通过。后来有人经过一番调查后认定，那次演出所用的音响设备是有史以来最昂贵的，为此亨利为他的音响设备专门申请了高达三百万美元的保险。 不过，比起保安和后勤来，这些都算不了什么。组委会雇佣了一个刚成立的食品公司，只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听起来很嬉皮的名字：“食品换取爱”（Food For Love）。为了保证音乐节的安全，组委会特意和纽约市警察局签订合约，由他们派警察来维持秩序。为了防止警察和嬉皮士之间注定会产生的冲突，组委会提出付给警察们双倍的工钱，条件是由他们挑选合适的人选。为此，组委会特意去纽约市警察局逐个面试，把所有那些对嬉皮士有成见的警察通通剔了出去。 虽然如此，朗格还是不放心，他又提议请嬉皮士组织“小猪农场”（hog Farm）派人来帮忙。这一个有名的群居公社，有相当多的成员以前是大学老师或公司经理这样的文化人。他们厌倦了世俗世界里尔虞我诈的生活，搬到新墨西哥州的沙漠里，过着平和安逸的群居生活。公社里没有私有财产，大家一律平等，按需分配，多年艰苦的生活使得他们对于如何适应在野外生存很有经验。这个组织的头领名叫休·罗姆尼，此人的前排门牙都掉光了，行为举止滑稽而夸张，很像一个小丑，因此他得了一个外号：“滚动的肉汤”（avy Gravy）。在收取了八千块钱报酬之后，“小猪农场”答应来帮忙。事实证明，这是伍德斯托克组委会花的最值的一笔钱。 组委会非常重视公关。他们在全美国各类媒体上大做广告，宣传这次盛会。他们给音乐节起了一个非常动听的口号：“伍德斯托克：和平和音乐的三天（oodstock, three days of peace and music）”，还为音乐节设计了一个鸽子站在吉它上的非常贴切的标志。 由于组委会出色的宣传，再加上他们花大价钱签下了几乎所有有名的乐队，使得整个夏天全美国的青年人都在谈论这次音乐节。组委会设在美国各地的售票点热闹非凡，演出前几个星期就已经卖出了七万多张预售票。可既然预售票就已经达到了不可思议的七万，到时候来的观众肯定会不止十万人。组委会开始担心起来，很多人都感到事情已经开始变得失去控制了。 变故频生 7月15日这天，也就是距离正式演出还有一个月的时候，组委会遭到了第一次严重的打击：沃基尔城市规划委员会在当地居民的压力下收回了演出许可证，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无家可归了！ 原来，组委会声势浩大的宣传给了整个沃基尔人一个印象：马上要在他们的后院里举行的不是一个只有五万观众的音乐演出，而是一次全国嬉皮士都要来参加的大派对。在这些保守的乡下人看来，嬉皮士就等于吸毒、性乱和暴力。他们可不愿意为了几个钱而牺牲自己本来宁静的乡村生活。值得深思的是，当初组委会选择这里就是要顺应嬉皮士们回归乡野的潮流，可最先反对音乐节的却是那些原本生活在乡村的农民。 可以想像，这件事一经披露立刻引发了轩然大波，大家都认为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将要流产。乐队们纷纷要求赔偿损失，已经买了票的观众要求退款，各个部门的承包商们纷纷要求组委会立刻付现款，罗伯茨的神经到了快要崩溃的边缘。他本来就对不断追加的投资抱怨不已，现在看来这些投资就像扔进水里的钱，再也无法收回了。他当时几乎决定停止再投资，可理智告诉他，这样做的话先期投资就彻底泡汤了。幸亏罗伯茨还年轻，他决定再赌一把，继续寻找新的演出场地。老天有眼，有人向他们推荐了一个名叫马克斯·雅斯各的农场主，他在离沃基尔不远的白湖区拥有一片农场。这里属于纽约州沙利文县的贝瑟尔市，离伍德斯托克很近。雅斯各那时刚刚过完他的五十岁生日，他养了大半辈子奶牛，是当地最大的牛奶供应商。 当组委会的成员们来到这里时，大家都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这个农场的主体部分竟然是一块足有六百英亩（约合2.5平方公里）的碗型山谷，不但比沃基尔提供的那片空地大了一倍，而且其形状完全像是一个天然的剧场。更妙的是，这块地的后面还有一个风景优美的湖！ 惟一不好的是这里交通不如沃基尔发达，水电设施也不很齐全。不过组委会已经顾不了许多了。雅斯各很聪明，他在组委会原本答应付给沃基尔的七千五百美元后面加了个零，组委会没有别的选择，只好答应下来。这个消息传开后，当地也有不少居民表示反对，还有人联名起草了一份公开信，呼吁大家罢买雅斯各的牛奶。雅斯各是个很守信用的人，收了钱后保证绝不反悔，为此他顶住了来自周围的压力，使音乐节得以顺利举行。后来他曾对记者说：“不能因为这些人还是毛头小伙子，就不给他们机会，他们也应该享有和成年人一样的权力，我所做的就是向全世界证明这样做是对的。”历史学家们后来认为，这里的居民普遍比沃基尔的要穷一些，音乐节所带来的额外收入对这里居民的吸引力比沃基尔的大多了。这也就是为什么白湖的居民中反对音乐节的呼声比沃基尔要小很多的主要原因。 可是，这时离预定的开幕时间只剩下三个星期了，要把这里变成一个剧场，要做的工作还很多。组委会立刻征召几百名工人，硬是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平整了这片土地，搭设了一个旋转舞台和几个安放灯光和音响的脚手架，铺设了电缆、输水管和电话线，安装了公用电话亭，搭建了厨房和儿童游乐场，以及一个临时医院，并运进来五百个简易流动厕所。要知道，这些嬉皮工人有很多以前根本就没摸过铁锹，更不要说这么复杂的工程了。老天爷似乎也在考验他们的毅力。在最关键的这三星期里，只有三天没下过雨，工人们不得不连轴转，一干就是一整天，许多人都是靠LSD（一种化学致幻剂，没有生理成瘾性，却能使服用者产生极为强烈的幻觉）和安非它明才硬顶下来的。组织者中要数朗格最辛苦，他一直吃住在工地，和工人们一起劳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他总是鼓励大家说：只要相信爱的力量，没有什么困难是不能克服的。他的这种乐观精神极大地鼓舞了工人们的士气。 当大家在雅斯各的农场里紧张劳动时，组委会遭到了第二次严重打击：科恩菲尔德负责的纪录片拍摄出了问题。 原来，科恩菲尔德这位典型的“塑料嬉皮”（打扮像嬉皮士，但生活方式与真正的嬉皮士无关）在认识朗格之后不久，也认识了LSD和梅斯卡灵等致幻剂。那段时间他就像一个刚刚拿到一件新鲜玩具的孩子，整日沉溺于其中。本来组委会一直把出卖纪录片版权当作一棵摇钱树，可科恩菲尔德整天都迷迷糊糊的，一直到音乐节开始前几天都没有找到一家合适的买主。后来有一个名叫迈克尔·维德利的独立电影制片人答应自己掏钱拍摄一部影片，并在发行后和组委会平分利润。维德利虽然还没有什么名气，可他发明了一种“分屏”剪辑法，即在一个屏幕上同时放映两个场景，以造成一种现场的气氛，组委会认为这种方法很适合表现音乐节这样的大场面，就答应把拍摄权给了维德利。可就在演出前两天，维德利因为拿不出拍摄需要的十万块钱而想反悔，有人建议罗伯茨自己掏钱先把电影拍下来，以后再想法卖。可当时已经彻底破产了的罗伯茨没有答应，而是又去找别的投资人。最后直到音乐节开始后的第二天，华纳公司才终于答应提供拍摄所需的十万块钱，并以一百万美元的代价把整个影片的版权给买了下来。当时罗伯茨是轻松地舒了一口气的，因为他终于有了除门票外的第二笔实实在在的收入。可后来的事实却证明这是罗伯茨一生所做的最糟糕的决定。电影《伍德斯托克》及其附带的原声唱片在出版后的第一个十年里就为华纳挣来五千万美元，而伍德斯托克组委会只拿到了其中一个很小的零头。 就在音乐节开始的前两天，组委会又遭到了第三次严重打击：原本答应派警察来维持秩序的纽约市警察局突然变卦，组委会面临着没有保安的困境。后来经过紧急磋商，一部分警察答应以匿名的身份前来帮忙，并又借机把工资翻了一番。就这样，演出那天好不容易凑齐了三百个名字叫做“米老鼠”或者“罗宾汉”的便衣警察。 事情真的闹大了 1969年8月13日清晨，贝瑟尔市的居民们一觉醒来，突然发现门外已是车水马龙。 一条原本没什么车子经过的小路上竟然发生了交通堵塞，从车牌看，什么地方来的都有，甚至包括加利福尼亚和佛罗里达州这样遥远的地方。车里大都坐满了年轻人，他们衣衫褴褛，长发披肩，许多人都赤着双脚，只有很少的人带着足够的食品和野营用具，但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满脸笑容，兴高采烈，像是去参加一个盛大的节日，又像是参加一次朝圣。这些男男女女们虽然互相不认识，可只要其中一个人点着一支大麻烟，并让给另一个人，他们就会立刻像老朋友一样聊起天来，相互交换各自精彩的流浪故事。 一开始当地居民们对这些从没见过的嬉皮士怀有戒心，可偶尔进来的几个问路或者讨水喝的人态度都是那么友好，让大家很快就消除了戒心，纷纷在自家院子里摆上免费的水站，或者廉价出售一些食品。这些居民本身都是些善良的农民，他们怎么会忍心看到那些一脸稚气的孩子们忍饥受饿呢？许多居民纷纷拿出粮食和水散发给这些孩子们，附近几乎所有的商店里都是顾客盈门，店主们都在恨自己为什么没有多进一些生活必需品，可是，没有一家商店故意抬高物价，他们所收到的嬉皮士们开的支票也没有一张是假的。 此刻，在雅斯各的农场上，工人们正在紧张地劳动，还差两天就可以完工了。可他们一抬头，却发现一群群陌生的人们正陆陆续续来到草地上。“我的天哪！”一个工人喊道，“我还一直在怀疑到底会有多少人能找到这里，可今天才星期三，他们就都来了！” 中午的时候，草地上已经聚集了大约三万人，许多人一看就是打算在这里一直住下去的。 “事情真的闹大了！”朗格心想。 次日一早，罗伯茨带着父亲和哥哥来到雅斯各农场，他想让父亲亲眼看看自己的成就。令他们惊讶的是，草地上已经坐满了人。可还没等他想好怎样向父亲夸耀音乐节的吸引力，一个可怕的念头突然出现在罗伯茨的脑子里：“怎么没有看到售票亭？”他马上跑去找到朗格，后者却显得一脸无奈： “他们昨天就来了，售票亭还没有建好呢。” “可没有售票亭，我们拿什么赚钱呢？” “我也没办法，正在和大家商量呢。” 这时，旁边的一个管治安的人开口道：“现在再想把他们赶出去，恐怕就要出乱子了。” 这话虽然不中听，可大家心里明白，这番话可不是杞人忧天，以前有好几次音乐节都是因为有人不想买票而暗中捣乱，最后演变成了暴力事件。正在此时，他们发现远处有人在领头拆卸已经建好的铁丝网，大家跑去一看，原来领头的是“异皮士”组织（“国际主义青年党”的异称，号召用嬉皮的方法进行左派革命）的头领霍夫曼。他们一边拆，一边向周围群众散发传单，称音乐节是资本家赚钱的手段，呼吁大家不要买票。“这人真不是东西！”罗伯茨暗想，几个月前霍夫曼还以给音乐节捣乱为要挟，敲了组委会一万块钱。可现在他又跑来拆铁丝网，这笔钱不是白给了吗？ 到了8月15日星期五，也就是预定开演这天的上午，雅斯各农场里已经是人山人海了，一条通向这里的四车道公路一直堵出十五公里远。许多人眼见没法再开了，干脆就把车子扔在路边，背上行李徒步向农场走来。一时间，各条公路上到处都是被遗弃的车辆和徒步行军的人们。到了中午，场地上已经聚集了近五十万人，还有大约一百万人因为交通堵塞而进不来，一个只有三千九百个常驻人口的小小的贝瑟尔市在那天竟然成了纽约州第三大城市！ 见此情景，华纳公司的老板们这才下决心买下电影版权。只要来参加音乐节的观众每人买一张两美元的电影票，他们就已经可以保本了，而且音乐节的消息早已上了各大报纸的头版，他们连广告都不用做。可是，面对这样盛大的场面，伍德斯托克组委会的人却一个也笑不出来，他们担心的问题早已不是如何收回投资，而是如何保证这五十万人的生命安全。纽约州长打来电话，威胁说要立即宣布贝瑟尔市为灾区，并派联邦自卫队来维持秩序。罗伯茨听后大惊失色，连忙恳求州长不要这样做，一万名全副武装的警察和五十万仇恨政府的嬉皮士相对抗……稍微有点头脑的人就会立刻想像出那可怕的结果。 眼见售票是不可能的了，组委会干脆向大家宣布，此次音乐节将完全免费，所有费用将由组委会承担。虽然这样做起码损失了六百万美元的门票收入，但事后证明这却是组委会所做的最明智的决定，因为从这时起，观众们在内心里就和组委会站在同一条战壕里，骚乱的前提不存在了。 从广播里听到这个消息后，罗伯茨反而松了口气。他知道这个决定一经宣布就无法更改，他也不用再为赚钱而操心了。“干脆就像一个普通观众一样坐下来好好欣赏音乐吧，钱的事以后再说。”罗伯茨破罐破摔地想。 自由的音符 可是，音乐声却迟迟没能响起。 原来，由于交通堵塞，原定第一个出场的“甜水乐队”被堵在半道上了，而且那是一支电声乐队，有一大堆器材需要运进来，安装调试也需要时间，原定下午四点开始的音乐会直到五点都没有开演的迹象。已经在烈日下等得有点不耐烦的观众开始骚动起来，一个无事可做的小伙子竟然爬上了挂音箱的一个高达二十多米的脚手架，下面的观众开始起哄，高喊：“跳！跳！跳！”这小子肯定早就“高”得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竟然一纵身跳了下来，把在舞台上看热闹的组委会成员惊出一身冷汗。可说来也怪，这小子居然一点也没事，拍拍屁股就又重新站了起来。 不过，这个小插曲让组委会开始着急了，不能总是广播寻人启事呀，再不开演，台下这五十万闲得无聊的观众闹起事儿来可就麻烦了。 音乐节司仪约翰·莫里斯赶紧去后台，希望随便拉一个民歌手上来演出。唱民歌只要用一把吉它就可以了，用不着其它设备。莫里斯首先看到的是民歌手哈丁，可这位老兄一听说让他打头阵，立刻吓得浑身哆嗦，连话也说不出来了。莫里斯只好又拉住另一个民歌手黑文斯，这位黑人歌手倒挺爽快，当即答应出来救场。就这样，直到下午五点零七分的时候，身穿棕红色大氅，白裤子，脚登一双凉鞋的黑文斯终于用手中的木吉它奏响了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第一个音符。 莫里斯可没有闲心欣赏音乐，他马上开始找下一个愿意出场的歌手。可后台乱哄哄的，一个合适的人也找不到。琼·贝兹当时倒是在场，可她是用来压轴的，无论如何不能出场，而那位哈丁却早已吓得屁滚尿流，跑得没影了。黑文斯唱完自己准备好的歌曲，还没下场就被莫里斯推回舞台，他只好又接着唱。幸好他以前在格林威治村咖啡馆里唱过多年，舞台经验丰富，可尽管如此，在被“劝退”六次，唱了近三个小时之后，黑文斯也没词儿了。他对莫里斯下了最后通谍：这第七次返场无论如何是最后一次。 他重新坐到舞台中央的凳子上，一边打着节奏，一边努力地想词儿。突然，一个词出现在他脑海里。就听黑文斯用他那粗犷而沙哑的声音唱道： 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 望着台下那五十万双饥渴的眼神，他的脑海里又出现了一首古老的民歌，他接下去唱道： 有时候我感觉就像一个失去母亲的孩子 离开家已经很远很远 这首在老民歌《失去母亲的孩子》（Motherless Child）基础之上即兴发挥而成的歌曲立刻得到了五十万名观众热烈的响应，他们从歌声中听出了自己内心的感觉。他们就像一群失去母亲的孩子，已经孤独了好多年。父母的不理解，社会的不宽容，政府对他们的漠视，警察对他们的殴打，以及越南战争给他们带来的恐惧，使他们越来越感到孤立无援。可此时此刻他们却发现，自己其实并不孤独，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和自己一样的人，起码今天来参加音乐节的这五十万人就和自己站在同一条战壕里，他们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感觉到自己的强大，也只有在这样的一个强大的集体里面，他们才第一次感觉到什么是来自家庭的温暖，什么是享受自由的快乐。 可此时此刻，莫里斯却感觉不到一点儿快乐，他正在焦急地寻找下一个上台的人。正好乡巴佬乔·迈克唐纳走了过来，莫里斯一把拉住他，恳求他上台唱几首歌。 “可我的乐队还没来呀？”迈克唐纳回答。 “你不是一直想单飞吗？今天你就提前飞吧。”莫里斯因势利导。 “可我连吉它也没有，没吉它怎么唱歌呀？” “吉它我去找，你就别管了。”过了一会儿，一把破旧的雅马哈木吉它出现在迈克唐纳的面前。 “没有背带可不行。”迈克唐纳抱怨。 “这样就行了吧！”莫里斯随手拿起一条麻绳，把吉它的两边栓住。 “那拨片呢？” “拿这个代替！”莫里斯掏出一盒火柴，撕下一块硬纸。 “还要有卡子。” “等黑文斯下台后你管他借一个不就行了？” “黑文斯从来不用卡子，他用他的大拇指。” “可你叫我上哪儿给你找卡子去啊！”莫里斯绝望地嚷道。 就在这时，一个助手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卡子，冲莫里斯扬了扬手。与此同时，莫里斯也听见了黑文斯对观众说“谢谢”。他不由分说地把穿着一身美军制服的迈克唐纳推上了舞台。 “给我一个F！”迈克唐纳冲着台下的观众喊。 “FFFFF……！”观众齐声回应。 “给我一个U！” “给我一个C！” “给我一个K！” “合起来怎么拼？” “FUCK！FUCK！FUCK！”台下齐声高喊。 迈克唐纳把“鱼”（Fish）错拼成了一个脏字，台下的观众也跟着对越战发出了愤怒的抗议。他紧接着演唱了那首有名的《我死定了》，把现场气氛推向高潮。可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此时农场上空却传来了飞机的隆隆声，原来是两架载着乐队和演出器材的军用直升飞机飞了进来。 “我们反对的是战争，不是军人。”组委会这样想。 五十万人在一起 由于开场的混乱，原本定好的乐队出场次序全部乱了套。为了省钱，担任摄影的维德利和后来成为好莱坞大导演的助手马丁·斯科西斯原本制定了一个详细的拍摄计划，只拍摄有名的乐队的演唱，可现在这个计划全不管用了。迈克唐纳的“FUCK”号子就没有拍全。不过，从后来发行的电影里可以看出，摄影小组出色地完成了任务。通过这部长达三个小时的电影，人们可以看到民歌手塞巴斯蒂安真挚的演唱；贝兹在歌声中号召人们起来反对战争；桑塔那和他的拉丁摇滚乐队充满激情的演奏；CSNamp;Y优美的和声；“十年以后”乐队狂放的布鲁斯吉它；乔·考克那痉挛般的表情；阿洛·格思里那充满乡村味道的演唱；“杰佛逊飞机”乐队略带倦意的表演（他们是早晨八点上的台）；以及贾尼斯·乔普林的明显处于麻醉状态的喊叫。 不过，电影观众最感兴趣的恐怕还是那些发生在舞台以外的事情。 人们从屏幕上看到的是一排排丢弃在路旁的车辆；一个个赤着上身向雅斯各农场进发的年轻人；一群群围成一圈打着手鼓唱歌跳舞的观众；以及那些赤着身体在草地上跑来跑去的孩子。人们还可以看到朗格和科恩菲尔德兴奋的表情；“滚动的肉汤”张着没牙的嘴，向大家宣布早餐已经准备好了；接受采访的当地居民发表对音乐节的不同看法；一个老老实实地做着本职工作的掏粪工人；几个相互传递大麻烟的嬉皮士；排队给父母打电话报平安的中学生；一个和朋友走散了的姑娘的哭泣；以及几位结伴而来的年轻人向记者讲述自己的故事。 但最令人感动的大概要算是人们在泥水中玩滑梯的情景了。音乐节期间下了两场暴风雨，使整个农场变成一个大泥盆。人们一开始还尽量想办法躲雨，眼看躲不过，大家干脆享受起大雨的洗礼来，人们排成一排，轮番冲向一处泥坑，就像小孩在玩滑梯，弄得全身都是泥水，可大家却都乐此不疲，兴高采烈。实在玩累了，就到农场后面的湖里洗个天然“矿泉浴”，男男女女全都赤身露体，却没有任何杂念，大家就像孩子一样在水中嬉戏，仿佛又重新回到了伊甸园。 当然，音乐节也出现了一些不那么美好的事情。 让我们来重温下面这些镜头，它们是没有被那部著名的纪录片收入或详细表达的情景，却可以表现出电影节更为纵深的一面： 镜头一：一辆垃圾车从一堆垃圾中开过去，却没有注意到一条脏睡袋里还睡着一个人。结果，一个来自新泽西州的十七岁的年轻人被活活轧死了。音乐节上还有一个人因过量吸食海洛因而中毒身亡。不过，后来人们都同意，在动荡的60年代举行的如此大规模的群众活动最后只死了两个人，而且都可算做是意外事故，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镜头二：毒品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成为音乐节的首要问题。农场里到处都能听见叫卖大麻和LSD的声音。空气中总是充满了大麻的味道，一种黄色LSD药片因成分不纯，造成了四百多起“恶性幻游”，幸亏在场的“小猪农场”成员对这种病症都很有经验，一遇到这样的病人，他们不是给他们服用解毒剂（这有可能更糟），而是抓住病人的手，不断地和他们讲话，让他们意识到自己并不是孤独的。最后这四百名患者无一留下后遗症。不过，音乐节上有许多毒品贩子向人们出售硬毒品，许多人就是在这界音乐节上第一次尝到了海洛因的滋味。后来有许多历史学家都认为，这次音乐节之所以那么和平，没出什么乱子，却是因为几乎所有到场的观众都在某一种毒品刺激下“高”了，大家整天都晕晕乎乎的处于迷幻的状态，哪还有什么心思去闹事？ 镜头三：因为使用过量，临时厕所很快就满了，加之道路被堵，清理车开不进来，致使场子里的许多厕所“粪香四溢”，许多人都不得不跑到附近老百姓的农田里解决问题。遇到当地农民们的干预，他们还振振有词地说：“没管你们收施肥的钱就不错了！”为了防止大雨把农场变成一个巨大的化粪池，组委会不得不在场地后面挖了一个大坑，把排泄物都倒在坑里。虽然加了许多化学药剂，可还是掩盖不住那强烈的味道。大概这也是大家拼命吸大麻的原因之一吧。 镜头四：因为人太多，原本搭建好的十六个食品摊点前全都挤满了人，不过“食品换取爱”组织的成员们准备充分，倒也没有出太大的乱子。可第二天，一群激进组织的成员就开始有组织地砸场子，抢食品，他们控告“食品换取爱”收费过高，而出售的食品质量却不好。经过一轮哄抢，十二个摊位被毁。再后来，一场大雨过后，许多存放在露天的食品全都被浇坏了，组委会不得不出动直升飞机往农场里运送食品。当地的老百姓也都纷纷主动把家里存放的食物拿出来分享。虽然他们不同意嬉皮士们的主张，可他们却相信这一点：决不能让孩子们饿着！但贡献最大的要算是“小猪农场”的成员们。他们预先囤积了大量便宜的花生、椰肉、瓜子、燕麦、葡萄干、面粉和糖，到时候只需把它们一股脑地放进锅里，再加水熬成糊就行了，又方便又有营养。“小猪农场”就用这样简陋的办法喂饱了大多数观众们。 镜头五：霍夫曼和他的“异皮士”们一直没有忘记宣传自己的理想。他们在场子里搭设了一个宣传站，向过往人群散发传单。大概是嫌这种办法效果不好，霍夫曼又冲上舞台，夺下一支话筒，呼吁在场的听众声援正在蹲监狱的“白豹党”（60年代白人激进组织，以暴力手段反抗种族歧视政策）首领辛克莱尔。正巧这时轮到“谁”乐队上台演唱，乐队的吉它手皮特·汤森不认识霍夫曼。汤森见有人抢话筒，二话不说，抄起电吉它就往那人头上砸去，一家伙把他砸到台下。从此以后音乐节上就再也没有人见到过霍夫曼了。 镜头六：那三百个使用假名的纽约警察大都从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面，这些人尤其对“放荡”的女嬉皮士感兴趣，许多警察都放弃了本职工作，到处追女孩。现场的治安几乎完全交给了“小猪农场”临时招集来的志愿者们。“肉汤”给每人发了一个袖章，并规定了一句暗语：“我忘了”。这些嬉皮警察对待大多数观众都是放任自流，除了太出格的举动外一律不加干涉，事实证明这可能是组委会所采取的最明智的政策之一。后来雅斯各被请上舞台后对观众们说的一句话概括得很好，他冲着台下欢呼的人群说道：“我认为你们向全世界证明了一点：五十万个孩子完全能够聚集在一起，享受三天的娱乐和音乐，而不出任何麻烦！” 镜头七：与观众们脸上漾溢着的天真的笑容正相反，许多乐队和他们的经纪人的表现却不那么光彩。这些人住在专门建造的艺人休息室里，吃香的喝辣的，来去都有直升飞机接送，一点也没亏着。虽然如此，当音乐节注定要亏本的消息传开后，许多经纪人都纷纷去找组委会要求预支全额酬金，生怕后来组委会以亏本为由而赖帐。不仅如此，他们连组委会开出的支票都不信任，只接受现金或者银行担保的支票，否则就罢演。当时组委会确实没有现钱了，幸亏一个会计偶然想起他曾经把一本多余的空白银行担保支票本锁在办公室的抽屉里。为此组委会专门用直升飞机把他送到办公室，取来了支票本，这才没有发生乐队罢演的丑剧。其实，后来的发展证明，来参加演出的乐队不论报酬多少最终都是大赚一笔。就像两年前的蒙特利尔音乐节一样，所有来参加演出的乐队事后的人气都立刻飚升，演出机会不断。尤其是黑文斯、桑塔那和乔·考克这三人，因为在伍德斯托克的出色表现，日后的出场费都翻了几番。组委会虽然努力了半天，可鲍勃·迪伦最后还是没有出现在伍德斯托克的舞台上。原来，经纪人格罗斯曼为他安排了一次去英国演出的机会，这是定于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一周后在英国怀特岛上举行的音乐会，迪伦被安排压轴，并将得到高达八万四千美元的出场费。虽然英国歌迷打出了“快和迪伦一起来压沉怀特岛吧！”这样热情洋溢的标语，可迪伦的演出却毫无激情，“乐队”乐队的表现也乏善可陈，令到场的十五万名观众大呼上当。 镜头八：音乐节虽说是一次巨大的成功，可演出组织者的日子却不那么好过。音乐节结束后组委会立刻接到了约八十起各类诉讼，虽然大多数诉讼最后都不了了之，可还是让组委会头痛了很久。从组委会后来公布的帐目来看，音乐节共支出三百四十万美元，而收入只有一百三十万美元，亏了二百万！虽然后来有很多人指责组委会公布的数字有虚假的成分，但他们亏了很多钱应该是没错的。最后还是罗伯茨的父亲用牙膏厂赚来的钱替儿子填补了亏空，才算没有迫使他申请破产保护。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自己的利益，四个创始人为了得到伍德斯托克这个名字的使用权而互相起诉对方，当初创业时建立起来的友谊也随之烟消云散。 一个时代的结语 可不管怎么说，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仍然是世界音乐史上最著名的一次音乐节。从此以后，整整一代人就又多了一个共同的称号：“伍德斯托克一代”（oodstock Generation）。虽然后来人们都说，当初参加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年轻人现在都是公司老板和华尔街的股票经纪人，可不管怎样，伍德斯托克以及后来的这部纪录片都真实地记录了这一代人曾经有过的梦想，和他们火红的青春。 1969年8月18日上午8点半，吉米·亨德里克斯终于得以出场。因为组委会害怕在星期天晚上结束音乐节会引起混乱，演出一直延续到了星期一上午，只有大约五万名歌迷有幸留在现场聆听了吉米的演出。从纪录片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幕摇滚音乐史上最有代表性的画面：初升的太阳映照着一片狼藉的农场，原来满是观众的草坪被无数的垃圾所代替。吉米迎着阳光，用他那具有魔力的双手，为大家演奏美国国歌。可从音箱中传出的声音却酷似炸弹的爆响，飞机的轰鸣。人们熟悉的国歌在亨德里克斯的即兴演奏下变成了一个动荡时代的最佳配乐。 第二年，美国发生了一件大事，竞选时曾信誓旦旦要结束越战的美国总统尼克松突然于4月1日宣布出兵柬浦寨，这项命令再次引发了美国大学生的抗议浪潮。俄亥俄州的肯特州立大学的学生也不例外，他们在校园举行了和平的反战集会，抗议政府出兵柬浦寨。一向极右的俄亥俄州州长请求联邦政府派国民警卫队进驻校园维持秩序。5月4日这天，警卫队士兵们奉命向学生们发起冲锋，试图把学生赶出校园。这一行动遭到了学生们的强烈抵抗，他们向士兵们投掷石块，士兵们则用催泪弹反击。可是，不知是因为什么原因，十几名士兵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突然单腿跪地，手中的M－1冲锋枪指向了学生。一开始大家觉得士兵们是想做出警告，可没想到，他们突然开始向手无寸铁的学生们射击。整个过程持续了十三秒钟，士兵们共发射了六十七发子弹，当场打死了四名学生，另有十人被打伤。被打死的这四人当时均离现场至少三百多米远，可以说都是被流弹打中的。 此事一经媒体披露，全美国立刻炸了窝，几乎所有的大学都相继爆发了抗议运动，许多学校被迫关门。可是，在媒体随后进行的民意调查中，大多数居民，尤其是学生家长们，都选择了站在政府一边。他们指责学生们首先挑起事端，而士兵开枪是为了维持秩序和国家尊严，实属迫不得已。尤其是在美国军队正在越南前线打仗的节骨眼上，学生们却在后院闹事，违反了爱国主义精神。当时电视台还播出了一段采访，一名中年女性在接受采访时说：应该打死更多的学生，因为他们明知故犯，不遵守法律。 事后，没有一名士兵被判刑。 尼尔·扬在听说了这件事之后，愤怒地写下了这首《俄亥俄》（Ohio），向美国政府发出了最响亮的抗议： 锡兵和尼克松已经追到了身后 我们终于到了孤立无援的时候 这个夏天我听到了鼓声 四个学生死在了俄亥俄州 这首单曲在1970年的夏天响遍了美国的电台。可不管艺术家们怎么抗议，这次事件还是给了激进的学生和反战人士致命的一击。如果说他们可以把马丁·路德·金和肯尼迪兄弟的死推给少数极右的疯子；把曼森事件（以查尔斯·曼森为首的一群嬉皮士在洛衫矶制造的两起谋杀案）的责任推给少数误入歧途的嬉皮士；把阿尔塔蒙特事件（“滚石乐队”在加州阿尔塔蒙特举办免费音乐会，最终引发暴力冲突，一人丧命）的责任推给“地狱天使”的话，那么这件事则暴露出政府以及大多数保守的市民和年轻人之间直接而又不可调和的矛盾。死亡的这四名学生手无寸铁，而且不是死于棍棒、谋杀或者吸毒过量，而是被美国军队射杀的。如果政府和军队开始动真枪，那么所有的反战抗议还有什么用处呢？学生们害怕了，他们闹了一阵子之后，便都不约而同地偃旗息鼓。 到此为止，人们常说的“动荡的60年代”在肯特州立大学事件之后便彻底结束了。所有那些充满希望的笑脸，以及年轻人头上插满的鲜花；所有那些崇尚自由的精神，以及令人激动的摇滚乐，都仿佛坐上了旋转滑梯，一股脑沉到水底，消失得无影无踪。 60年代可以说是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十年，在这十年里，美国举行过从抗议种族歧视到反对越南战争的数次华盛顿大游行；发生了数不清的暗杀和暴力事件；出现了头戴鲜花的嬉皮士和善于制造事端的异皮士；流行过从大麻到LSD再到海洛因的各类毒品，并从中诞生了身穿长袍的迷幻宗师和走入歧途的谋杀犯。这一切都发生得那么迅速，以致于民歌手克罗斯比曾经用下面这句看似错误的话来形容那个年代： 你如果还记得六十年代发生过什么 那你就根本没有在那个年代生活过 这被许多从60年代过来的“老兵”们称为是描述那个年代的最贴切的一句话。而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则是美国音乐史上最兴盛的60年代的最后一次高潮。 你好，怀尔斯张立宪 安德鲁·怀尔斯在北大讲演贺延光 摄 2005年8月29日，我吃了平生最智慧的一顿晚餐。 在座十二人中，有五位中科院院士，还有北大数学院院长、副院长以及一名教授，他们为之接风洗尘的是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安德鲁·怀尔斯。 我在饭桌上开玩笑说，即使有我往下拉了不少分数，但这依然是北京有史以来平均智商最高的一次饭局。 “Super star！”8月16日，北大数学院院长张继平对我形容即将来访的这位客人。 安德鲁·怀尔斯。 当今世界上最有名气的数学家，因为他解决了世界上最有名气的数学难题——费马大定理。 1993年6月，安德鲁·怀尔斯在剑桥大学牛顿研究所做了三次学术报告，在最后一次演讲结束时，他完成了对费马大定理的证明。这个消息迅速登上世界各大报纸头版的位置，在数学界更是奔走相告。消息在第一时间传到巴黎，几位数学家举杯相庆，其中有当年的沃尔夫奖得主蒂茨，法国数学家布鲁埃、普伊赫、鲁基耶，以及正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任访问教授的张继平。 十二年后，已经是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系主任的安德鲁·怀尔斯，前来中国造访由张继平担任院长的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不用再做这道题了” 8月28日傍晚时分，张继平乘车来到北京国际机场，与他同行的有我、摄影记者贺延光，还有北大数学院02级的本科生陈璐。这位学基础数学专业的武汉女孩怀里捧着一束百合和红玫瑰，准备把花献给她的偶像：“我们学院的许多同学都把他当作偶像。” 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的马米仓处长早已带领几个同事在这里张罗。由于他的安排，安德鲁·怀尔斯得以踏上贵宾通道。“这么重要的客人，教育部很重视，也很支持。”他说。 19：40，晚点一百分钟的国航CA982航班降落，在出口等候的张继平院长对我说：“我已经快十年没有见过他了，你也帮我盯着点儿。” 我对他和马处长说：“我只是看过他十几年前的一张黑白照片。《费马大定理》那本书上说，他是个温文尔雅的人。” 旅客开始陆续涌出，几乎是同时，几个人全都认出了与女儿一同走出通道的贵宾。有的人可以称为“词典型人物”，他们似乎天生就是为诠释某些字眼的——单凭“温文尔雅”一个词，大家就可以识别出安德鲁·怀尔斯。 “欢迎您来到北京。”张继平说，两所世界著名学府的数学系掌门人将手握在一起。这是五十二岁的安德鲁·怀尔斯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也是他第一次来到亚洲。 贵宾室里，我在旁边观察着这位已经成为传奇人物的英国男人。他金发稀疏，脸色苍白，身高将近一米八，看上去却有些单薄——后来在采访中得知，他并非深居书斋，而是喜欢高尔夫、游泳和滑雪。如果你知道美国演员詹姆斯·克伦威尔，就可以想像出他的模样，怀尔斯几乎就是缩小一号又将轮廓柔和化的克伦威尔。但这位有着特殊智慧的数学天才，看起来他的脑袋并没有特别之处，甚至比一般人的还要小些，相反倒是手指格外皙长。我相信他的手掌要是全部张开的话，其长度会大于他的脑袋的高度。 安德鲁·怀尔斯1953年出生在英国，1974年毕业于牛津大学，之后在剑桥大学取得博士学位，1980年来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任教。北大数学院的田刚院士也是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的教授，他向我描述作为同事的安德鲁·怀尔斯：他很低调，不常露面，只是出现在全院大会上，说话也很少；同事们很尊敬他，而他对工作也同样认真，比如录取学生时，他会很仔细地看每一个学生的材料。 接下来在北京的几天里，所有与安德鲁·怀尔斯接触过的人，继续领略着他的温文尔雅，包括在熙熙攘攘的旅游景点与他擦肩而过的路人。他的脸上基本是两种表情的相互转换：温和的笑和专注的思考；双眼在镜片后射出和善而腼腆的目光；在人多的场合，他多是安安静静地倾听；即使说话，声音也恒定在某个分贝数之下——他喜欢巴赫、亨德尔的古典音乐。见过他和十五岁的女儿海伦在一起，北大国际数学研究中心的吴巧明老师说，看得出，他非常疼爱他的女儿。而在我看来，他经常像女儿的朋友一样对她提出什么主张。 8月29日下午，看过天坛、天安门、故宫，吃过北京烤鸭和清蒸鳜鱼，坐过出租车和公交汽车的安德鲁·怀尔斯，坐在北海公园的湖边接受了我的采访。——这次采访结束之后，张继平院长问我：“领略到一个真正的数学家的谈吐了吧？” 是的。他的眼神经常越过对面的我，投向远处，他的谈话中充满停顿、沉吟，而他说出的话，就像数学一样简约而周密。 “您在费马大定理的研究过程中，靠的是纸、笔和头脑，没有用电脑，现在您开始用电脑了吗？电脑今后在数学家的工作中是否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我问。 “我如今仅仅是用计算机去找一些例子，并予以验证，以及一些特殊情况下的信息，我从来不用电脑做直接的证明。不同的数学家对电脑有不同的态度，我自己很少用计算机，但我的一个学生却用计算机解决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当然他用计算机解决的这个问题的特征与我的很不一样。数学领域中只有很少的问题是能够通过计算机来解决的。”他的回答简直像在叙说一个定理。 一个必须要问的问题，对中国的印象。他只是简单的一句：“比我想像的更具有生活气息。”而对中国学生的印象呢？“我没教过来自中国的研究生。在美国，绝大多数中国学生是做几何和分析的，研究数论的较少。我跟他们的接触很少。” 幽默在他简单的回答中迸发。“通过费马大定理的证明，全世界都在关注您。那么，公众的关注对您的生活有影响和改变吗？” “对我个人来说，最大的改变是我不用再做费马大定理这道题了。” “好莱坞电影《美丽心灵》中，主人公约翰·纳什获得诺贝尔奖之后，一群数学家在会议厅里纷纷向他献上钢笔，作为一种致敬的方式，这是普林斯顿大学的传统吗？您收到过钢笔吗？” “当然是虚构的。”他发出一阵笑声，“不过倒是个好主意，应该从现在开始就这么做。” 最简单而周密的回答出现在这里。我问：“介意说说你和太太是如何相爱并结婚的吗？” “我们在普林斯顿相识，我们在普林斯顿结婚。” “我已经解决了费马大定理” 该回溯一下属于安德鲁·怀尔斯曲折而辉煌的时刻了。 17世纪的法国数学家费马死后，他在一本数学书上所写的注记被人们发现，结果诞生了一个让后人最难以解答的问题：“不可能将一个立方数写成两个立方数之和；或者将一个4次幂写成两个4次幂之和；或者，总的来说，不可能将一个高于2次的幂写成两个同样次幂的和。” 这是一个用每个中学生都熟悉的话来表达的谜，却难住了世界上最聪明的头脑。更折磨人的是，费马还留下一个注记，暗示他已经有了一个解答，不过他没有写出这个证明。 于是，一代又一代的数学天才前赴后继，向这一猜想发起挑战。三百多年过去了，这个定理依然缺少一个完整的严密证明。在任何学科中，都没有什么问题表达起来如此简单清晰，却能够这么长时间在先进知识的进攻面前屹立不动。 安德鲁·怀尔斯十岁时，就被费马大定理吸引住，并从此选择了数学作为终身职业。但上大学之后，“我一直在想，历史上许多人把可想到的办法都想到了，最终也没有解决费马大定理，所以我觉得必须要学习更高深的数学。从研究生阶段，我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拓宽自己的视野方面。”在采访中他说，“看起来我似乎是暂时离开了大定理。” 1986年，安德鲁·怀尔斯决定向费马大定理发动冲击。他先用十八个月的时间，收集了这次冲击所必要的数学工具，而他全面的估计是：他接下来的要做的，是可能长达十年的专心致志的努力。 我问：“当时有许多数学家觉得这个问题很难，或者觉得解决这个问题的希望很渺茫，于是放弃了，而你坚持了七年。你当时着手研究的时候，把握大吗？是否明知道把握不大也要做？” “从历史上来看，真正的严肃的数学家中，决定研究费马大定理的人并不是很多，因为他们首先要考虑在他们所处的历史条件下，数学的发展是否给他们提供了工具，足够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水平。到1986年我决定研究大定理，那个时候绝大多数的人认为手中的工具也不够，而我认为是有希望的。”他否认自己具有那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卤莽，“所以我并不是浪漫，而是很有现实的把握。” 有一种普遍的说法是，怀尔斯在完全保密的状态下进行专心研究，不让任何人知道他所做的事情，也不与任何人进行交流。在那七年时间里，只有他的妻子知道他在做什么。 在这次采访中，安德鲁·怀尔斯向我当面澄清了这种说法：“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还是告诉了一些同事。但他们知道之后，只要一见到我，就不断地问进展情况，使我感到了很大的压力和干扰。所以我觉得还是不要讲出来更好一些。并且我意识到，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被人不断问及，我就要承受很大很大的压力，就像一个小孩在成长的过程中，如果老是被人问怎么了，到什么地步了，那这个小孩就会很难堪。” 就这样，他逐渐转入一种秘密状态下的战斗。七年之后，安德鲁·怀尔斯对太太说：“我已经解决了费马大定理。” 1993年6月的牛顿研究所报告之后，当世界各地的数学家为他举杯庆祝时，安德鲁·怀尔斯向《数学发明》杂志递交的论文正在进行严格的审稿。审查人在第三章中碰到了一个问题，使得怀尔斯无法像原来设想的那样保证某个方法行得通。他必须加强他的证明。 在距离生日还有两周的时候，安德鲁·怀尔斯的太太对丈夫说，她唯一想要的生日礼物是个正确的证明。 安德鲁·怀尔斯没有按时献出这份生日礼物。 随着时间的推移，刚刚欢呼的人们又把心悬了起来。三百多年来，在众多尝试过的对费马大定理的证明中，还没有一个人能补救出现过的漏洞。时间最近的一次失败是1988年3月8日，《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宣称东京大学的宫冈洋一发现了费马大定理的解法，一个月后又不得不宣布收回。难道怀尔斯也不能逃脱这次宿命？BBC电视台的编辑约翰·林奇说：“我很难想像安德鲁不会是那片数学墓园中的另一块墓碑。” 这次证明工作几乎是在全世界的关注下进行的，据说当时普林斯顿大学的同事们在一起谈论的只有两件事：辛普森案件、怀尔斯的证明。安德鲁·怀尔斯如今回忆起这段时光，仍历历在目：“第一个阶段的秘密研究我非常幸福，是在享受那个过程。在第二个阶段，我像置身于广庭大众之下，在数学界的会议上，也有许多人不断地问我，我不喜欢这种状态。” 在最绝望的时候，他甚至已经准备好公开承认自己的证明有缺陷。田刚教授接受我的采访时，曾评价安德鲁·怀尔斯是一个“勇敢的人”，因为他此时承受的是身败名裂的压力。提及这段话，我问安德鲁·怀尔斯：“你同意自己是个‘勇敢的人’吗？” 他的回答是：“我只知道这个问题能够解决，并且也希望能够解决。即便我承认我的证明有缺陷，也会有成百上千的人看到希望，看到我们已经有了足够的好的工具，他们会进一步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也许他们会用一些时间，八年，十年，但工具已经有了，方向已经有了。” 安德鲁·怀尔斯的判断没有错。十四个月之后，他向《数学年刊》递交了第二次论文，由《模椭圆曲线和费马大定理》和《某些赫克代数的环论性质》两篇组成，这一次对证明不再有怀疑了。 怀尔斯太太终于得到了她想要的生日礼物。 “您太太对这个迟到了一年的生日礼物有什么反应？”我问。 他笑了：“她比一年前得到这个礼物还要高兴。” “费马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 北大数学院教授、中科院院士姜伯驹评价安德鲁·怀尔斯对费马大定理的证明是“二十世纪最辉煌的数学成就”。 荣誉接踵而至，1996年，怀尔斯和罗伯特·朗兰兹分享了十万美元的沃尔夫奖。朗兰兹提出的朗兰兹纲领是个使数学各领域之间证明统一化的猜想，而怀尔斯通过对谷山-志村猜想的证明，将椭圆曲线和模形式统一了起来，这个成功为朗兰兹纲领注入了生命力——一个领域中的问题可以通过并行领域中的对应问题来解决，这是一个可能使数学进入又一个解决难题的黄金时期的突破性工作。 1998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柏林召开，数学界的“诺贝尔奖”菲尔兹奖授予安德鲁·怀尔斯特别奖。北大数学院教授、中科院院士张恭庆参加了那次大会，目睹安德鲁·怀尔斯获奖，也听取了他的报告。 菲尔兹奖以加拿大数学家约翰·菲尔兹的名字命名，设立该奖的动机是用于鼓励青年数学家，所以专门用于奖励四十岁以下的年轻数学家的杰出成就。而安德鲁成功证明费马大定理时，刚刚过了四十岁。张恭庆教授对我解释道，这个三百多年的问题得以解决，在数学界具有里程碑意义，所以国际数学家大会颁发给他特别奖，这次特例使得安德鲁·怀尔斯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唯一一个特别奖得主。 “如果不给安德鲁·怀尔斯这个奖，将是菲尔兹奖的损失。”张继平说。 而笼罩在普通民众心中的疑问是，提出这个问题的费马曾经写过“我有一个对这个命题的十分美妙的证明，这里空白太小，写不下”，而在三百多年前费马所处的时代，他并没有安德鲁·怀尔斯所用的证明大定理的工具：椭圆曲线、模形式、谷山-志村猜想、伽罗瓦群论、岩泽理论和科利瓦金-弗莱切方法。那么，费马本人是用什么方法证明他所提出的猜想的呢？ 安德鲁·怀尔斯第一次递交《数学发明》杂志的论文有二百页，第二次递交《数学年刊》的论文有一百三十页。张继平院长说，这是对费马大定理唯一无懈可击的，最严密也最经济的证明了。 那么有没有更简单的证明呢？ 张继平笑着说，数学界关于费马大定理有种说法：凡是能听得懂的证明，都是错的。 “你有没有想过费马的证明方法是什么？如果他写论文的话，会有多少页？”我问安德鲁·怀尔斯。 “费马并没有写出过论文。”他淡淡地答道。 “许多普通读者都会有这个疑问，费马本人真的能证明费马大定理吗？”我继续问道。 担任翻译的宗传明教授直接对我说：数学界普遍认为，费马所说的他的解法是不会有的。 安德鲁·怀尔斯听完宗的翻译，肯定地答道：“不，费马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 “您认为会有别的解法吗？” “尽管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但我还是认为不会有比我更简单的证明了。也许我的证明还可能再简化一些，但关于费马大定理的证明的基本思想和复杂程度是不会变的。” 费马大定理被证明后，又有十年时间过去了，作为一个数学家，安德鲁·怀尔斯的生活并没有改变，还是像以前一样，早晨起来，去办公室，研究新的数学问题。 “您认为当今数学界最有趣的题目是什么？”我问。 “当然是黎曼假设。” 黎曼假设是数学界人所共知的七个“世纪问题”之一，由19世纪德国数学家黎曼提出。我在网上查到的对该假设的简要叙述是：素数的分布频率紧密相关于一个精心构造的所谓黎曼蔡塔函数z(s)的性态，著名的黎曼假设断言，方程z(s)=0的所有有意义的解都在一条直线上。 “你是否现在在研究黎曼假设？” “有时候我也考虑这个问题，但是用的时间很少。1986年我开始证明费马大定理的时候，别人发现的方法正好是我擅长的领域，并且是我能够解决的。但迄今为止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对黎曼假设可以提出什么方向，或属于什么领域，没有人知道，黎曼假设是该由一个数论学家，还是函数论学家来证明。如果破解的工具在数论领域，我当然会用更多的时间来研究。” 他描述自己闻名天下后的情形说：“费马大定理让我跟数学界之外的人有了很多接触，感受到别人对数学的感受。我收到世界各地的邀请——包括这一次来北大——可以遇到世界各地非常友好的人，我非常高兴，但这样的机会我用的不多。” 据说普林斯顿大学的老师们之间流传的一个笑话：建议安德鲁·怀尔斯去接拍广告，包括男式内衣。于是我向他求证：“你真的接到过拍摄广告的邀请吗？” 他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确实有过，但那家服装公司的名字叫‘G.A.P’（gap意即‘缺陷’），所以我拒绝了。” 今年7月1日，安德鲁·怀尔斯就任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系主任。普林斯顿的数学系被称为“定义什么是好数学的地方”，当我问他是否喜欢这个职务时，他用一种淡定的口吻答道：“只有到了结束这个职务时，我才能断定自己喜不喜欢。” 时间回到1963年，十岁的安德鲁·怀尔斯在剑桥弥尔顿路上的图书馆看到一本叫《大问题》的书，从中得知那个盖世难题，“从那个时刻起，我知道我永远不会放弃它，我必须解决它”。我问他，如果当初没有看到那本书…… “我还是会研究数学。”他说。 当晚，他对北大数学院的同行简单谈起对北京的印象：皇帝居住的故宫比他此前所想像的还要宏伟得多，不过，“我可不愿意当皇帝，我宁肯做个数学家。” “是这个问题选择了我” “费马大定理终结者、世界唯一菲尔茨奖特别奖获得者将访问北大”，北大数学院陈大岳教授将安德鲁·怀尔斯到访北大的消息发布在北大校园网上。在怀尔斯到京之前，两天之内已经有五千多人次浏览。 “怀尔斯的访问，是北大的荣耀。”张恭庆说，“他会对北大提高学术水平有所帮助，而他用七年时间专心治学的精神也会激励北大的年轻人。” 8月30日下午一点半，北京理工大学数学系02级的本科生秦晋就来到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阳光大厅占座，北京大学以及附近人大、理工大学的同学也陆续赶来，到三点半，三百余个座位已经座无虚席。 四点钟，安德鲁·怀尔斯在掌声中开始了他的公众演讲。在讲台上，他不再像接受采访时那样时常沉吟，而是如同回到自己的王国一样从容自在，流利的英语具有音乐的韵律。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他回顾了费马大定理的历史，和三百多年来数学界攻克费马大定理的灿烂历程。然后他又提出了一些数学领域有待解决的问题，并结束于abc猜想。幻灯最后定格在一组巨大的数字上，阳光大厅里发出一阵会心的笑声。 在其后的交流时间中，北大数学院03级直博生刘琦问怀尔斯教授为什么要选择这个耗时达七八年之久的研究课题。怀尔斯回答：“不是我选择了这个问题，是这个问题选择了我。” 1995年毕业于北大数学系的袁喜利今天偶然来到母校，便碰到这次演讲。他兴奋地站在座位旁边听完演讲，深有感触地说：“这种不求实用，全身心投入理论研究的数学家，目前在我们国内太少了。” 安德鲁·怀尔斯的治学经历令北大的同行感叹不已。北大数学研究所所长丁伟岳院士说：“怀尔斯教授用七年时间专门攻克一个难题，如今已很少有人耐得住这种寂寞了。许多人都急功近利，急于求成，大家应该向安德鲁·怀尔斯学习。”数学院副院长刘化荣说得更直白：“他这种为科学献身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一些数学家则对我们的科研体制提出质疑。姜伯驹说：“在中国，即使有人有破解费马大定理的智慧，恐怕也不一定能成功。如今大家都忙于应付评估，必须出一些短平快的成果，许多精力、智慧都被浪费了。” “三百年的难题，七年的投入，对我们来说，光是评估就把时间占没了。”北大数学院文兰院士说。 “像安德鲁·怀尔斯这样，七年潜心研究一个问题，这七年的时间里不出成果，不发表论文，要在中国，早就没工资，没津贴，没经费了。”张恭庆补充道。 “归根到底，还是科技体制需要改革的问题。”张继平一言以蔽之。 8月31日上午，安德鲁·怀尔斯又在北大数学院做了一次专题学术报告。在不到百人的教室里，安德鲁·怀尔斯与中国数学界的同行交流着世界上只有极少数人才能听懂的语言。 数学家的研究课题离人们的理解能力越来越远，但安德鲁·怀尔斯并不认为自己是孤独的。相反他倒觉得自己研究的费马大定理是数学领域中少有的广为人知的问题，包括许多外行都感兴趣。要知道有许多数学问题，想对同行解释清楚、使他们感兴趣都不容易，但是费马大定理就好多了。 其他数学家也并不觉得孤独，尽管他们研究的课题比费马大定理更不为人所知，但他们同样觉得充实，并享受着研究这些问题的快乐。“好比一个挖煤工，他在工作的时候会感到孤独吗？”张继平反问我。 9月1日，安德鲁·怀尔斯取道香港，领取2005年度的邵逸夫数学科学奖，以及一百万美元奖金。该奖同样是为表彰他对最终解决费马大定理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这是中国数学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张继平评价安德鲁·怀尔斯的中国之行。 数之魅惑：《费马大定理》阅读手记 寻求费马大定理证明的过程，牵动了这个星球上最有才智的人，充满绝望的反抗、意外的转机、隐忍的耐心、灿烂的灵性。 悬案 费马大定理本身从提出到证明的过程，就是一部不折不扣的惊险小说。 一个读者，在自己读过的书的空白处留下附注。除了他自己之外，还有谁会关注呢？ 但是，法国人费马死后，他在一本《算术》书上所写的注记并没有随之湮没。其长子意识到那些草草的字迹也许有其价值，就用五年时间整理，然后印出一个特殊的《算术》版本，载有他父亲所做的边注，那里面包含了一系列的定理。 在靠近问题8的页边处，费马写着这么几句话： “不可能将一个立方数写成两个立方数之和；或者将一个4次幂写成两个4次幂之和；或者，总的来说，不可能将一个高于2次的幂写成两个同样次幂的和。” 这个喜欢恶作剧的天才，又在后面写下一个附加的评注： “我有一个对这个命题的十分美妙的证明，这里空白太小，写不下。” 费马写下这几行字大约是在1637年，这些被侥幸发现的蛛丝马迹成了其后所有数学家的不幸。一个高中生就可以理解的定理，成了数学界最大的悬案，从此将那些世界上最聪明的头脑整整折磨了358年。一代又一代的数学天才前赴后继，向这一猜想发起挑战。 欧拉，18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在那本特殊版本的《算术》中别的地方，发现费马隐蔽地描述了对4次幂的一个证明。欧拉将这个含糊不清的证明从细节上加以完善，并证明了3次幂的无解。但在他的突破之后，仍然有无数多次幂需要证明。 等到索非·热尔曼、勒让德、狄利克雷、加布里尔·拉梅等几个法国人再次取得突破时，距离费马写下那个定理已经过去了将近200年，而他们才仅仅又证明了5次幂和7次幂。 事实上拉梅已经宣布他差不多就要证明费马大定理了，另一位数学家柯西也紧随其后说，要发表一个完整的证明。然而，一封来信粉碎了他们的信心：德国数学家库默尔看出这两个法国人正在走向同一条逻辑的死胡同。 在让两位数学家感到羞耻的同时，库默尔也证明了费马大定理的完整证明是当时的数学方法不可能实现的。这是数学逻辑的光辉一页，也是对整整一代数学家的巨大打击。 20世纪，数学开始转向各种不同的研究领域并取得非凡进步。1908年，德国实业家沃尔夫斯凯尔为未来可能攻克费马大定理的人设立了奖金，但是，一位不出名的数学家却似乎毁灭了大家的希望：库特·哥德尔提出不可判定性定理，对费马大定理进行了残酷的表达——这个命题没有任何证明。 尽管有哥德尔致命的警告，尽管经受了三个世纪壮烈的失败，但一些数学家仍然冒着白白浪费生命的风险，继续投身于这个问题。二战后随着计算机的出现，大量的计算已不再成为问题。借助计算机的帮助，数学家们对500以内，然后在1000以内，再是10000以内的值证明了费马大定理，到80年代，这个范围提高到25000，然后是400万以内。 但是，这种成功仅仅是表面的，即使那个范围再提高，也永远不能证明到无穷，不能宣称证明了整个定理。破案似乎遥遥无期。 最后的英雄已经出现。1963年，年仅十岁的安德鲁·怀尔斯在一本名叫《大问题》的书中邂逅费马大定理，便知道自己永远不会放弃它，必须解决它。70年代，他正在剑桥大学研究椭圆方程，看来与费马大定理没什么关系。 此时，两位日本数学家已经提出谷山-志村猜想，将怀尔斯正在研究的椭圆方程与模形式统一在一起。看来也与费马大定理没什么关系。 80年代，几位数学家将17世纪最重要的问题与20世纪最有意义的问题结合在一起，找出了证明费马大定理的钥匙：只要能证明谷山-志村猜想，就自动证明了费马大定理。 曙光在前，但并没有人对黎明的到来抱有信心，谷山-志村猜想已经被研究了30年，都以失败告终，如今与费马大定理联系在一起，更是连最后的希望都没有了，因为，任何可能导致解决费马大定理的事情根据定义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这几乎已成定论。 就连发现钥匙的关键人物肯·里贝特也很悲观：“我没有真的费神去试图证明它，甚至没有想到过要去试一下。”大多数其他数学家，包括安德鲁·怀尔斯的导师约翰·科茨，都相信做这个证明会劳而无功：“我必须承认我认为在我有生之年大概是不可能看到它被证明了。” 除了安德鲁·怀尔斯。 曾经有人问伟大的逻辑学家大卫·希尔伯特为什么不去尝试证明费马大定理，他回答说：“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浪费在一件可能会失败的事情上。” 但安德鲁·怀尔斯会。他意识到自己的机会不大，但即使最终没能证明费马大定理，他也觉得自己的努力不会白费。他花了18个月的时间为将来的战斗收集必要的武器，然后得出全面估计：任何对这个证明的认真尝试，很可能需要10年的专心致志的努力。 怀尔斯放弃了所有与证明费马大定理无直接关系的工作，在完全保密的状态下，展开了一个人对这个困扰世间智者三百多年谜团的孤独挑战，妻子是唯一知道他在从事费马问题研究的人。 苦心孤诣的安德鲁·怀尔斯经过七年专心努力，完成了谷山-志村猜想的证明。1993年6月23日，剑桥牛顿研究所，他开始了本世纪最重要的一次数学讲座，每一个对促成费马大定理证明做出过贡献的人实际上都在现场的房间里，两百名数学家被惊呆了，他们看到的是，三百多年来第一次，费马的挑战被征服。 怀尔斯写上费马大定理的结论，然后转向听众，平和地说：“我想我就在这里结束。”会场上爆发出一阵持久的掌声，第二天，数学家第一次占据了报纸的头版头条。《人物》杂志将他与黛安娜王妃、奥普拉一起列为“本年度25位最具魅力者”之一，一家时装公司则请这位温文尔雅的天才为他们的新系列男装做了广告。 但事情并没有在这里结束，接下来的发展依然像惊险小说一样，悬案得破，但案犯并不轻易束手就擒。怀尔斯长达200页的手稿投交到《数学发明》杂志，开始了庞杂的审稿过程。这是一个特大型的论证，由数以百计的数学计算通过数以千计的逻辑链环错综复杂地构造而成。只要有一个计算出差错或一个链环没衔接好，整个证明将可能失去其价值。 值得解决的问题会以反击来证明它自己的价值。在苛刻的审稿过程中，审稿人碰到了一个似乎是小问题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实质是，无法使怀尔斯像原来设想的那样保证某个方法行得通。他必须加强他的证明。 时间越耗越长，问题依然解决不了，全世界开始对怀尔斯产生怀疑。14个月的时间过去了，他准备公开承认失败并发表一个证明有缺陷的声明。在山穷水尽的最后时刻，1995年9月19日，一个星期一的早晨，他决定最后检视一次，试图确切地判断出那个方法不能奏效的原因。 一个突然迸发的灵感使他的苦难走到了尽头：虽然那个方法不能完全行得通，但只需要可以使另一个他曾经放弃的理论奏效，正确答案就可以出现在废墟之中——两个分别不足以解决问题的方法结合在一起，就可以完美地互相补足。 足足有20分钟，怀尔斯呆望着那个结果不敢相信，然后，是一种再也无事可做的巨大失落感。 一百年前，专为费马大定理而设的沃尔夫斯凯尔奖将截止日期定为2007年9月13日。就像所有的惊险片一样，炸弹在即将起爆的最后一刻，被拆除了。 传奇 《费马大定理》既是一部惊险小说，也是一部武侠小说，激荡着绝顶高手传诵千古的传奇故事。 那个数学世界里的江湖是属于年轻人的。少年英雄在这里尽情挥洒他们的天纵其才，库特·哥德尔提出他的不可判定性定理时，年仅25岁，便将同时代的同行推入绝望的深渊；挪威的阿贝尔在19岁时做出了他对数学的最伟大的贡献，8年后在贫困交加中去世，法国数学家埃米尔特评价“他留下的思想可供数学家们工作500年”；相较而言，安德鲁·怀尔斯快到40岁的时候才研究完成费马大定理，别人认为他应该是才思枯竭的岁数了。 “年轻人应该证明定理，而老年人则应该写书。”英国数学家哈代说，“数学较之别的艺术或科学，更是年轻人的游戏。”还有哪片领土更适合年轻人来谱写传奇？在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中，数学家的平均当选年龄是最低的。 围绕着费马大定理发生的故事，更是超出了最优秀编剧的想像。 1954年1月，东京大学的年轻数学家志村五郎去系图书馆借一本书，令他吃惊的是，那本书被一个叫谷山丰的人借走了。志村给这位并不熟悉的校友写了封信，几天后，他收到对方的明信片，谷山告诉他，他是在进行同一个计算，并在同一处被卡住了。 一种惊喜的默契顿时产生，两人开始了惺惺相惜的合作。“他天生就有一种犯许多错误，尤其是朝正确的方向犯错误的特殊本领。”志村评价他的拍档。1958年11月17日，刚刚订婚的谷山、这个心不在焉的天才人物选择了自杀。几个星期后，他的未婚妻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遗书中写道：“既然他去了，我也必须和他在一起。” 谷山在遗书中为他的自杀行为引起的种种麻烦向他的同事们表示歉意，而他遗留下的对数学的许多根本性想法，成为解开费马大定理的唯一一把钥匙：谷山-志村猜想。30年后，他的伙伴志村目睹了他们的猜想被证实，用克制和自尊的平静对记者说：“我对你们说过这是对的。” 他依然保存着谷山第一次寄给他的那张明信片。 德国实业家沃尔夫斯凯尔并不是一个有天赋的数学家，但一桩最不可思议的事件将他与费马大定理永远联系在一起。 对一位漂亮女性的迷恋及被拒绝，令沃尔夫斯凯尔备感绝望。他决定自杀，并定下了自杀的日子，准备在午夜钟声响起时开枪射击自己的头部。沃尔夫斯凯尔认真地做着每一个细节：处理好商业事务、写下遗嘱，并给所有的亲朋好友写了信。 他的高效率使得所有的事情略早于午夜的时限就办完了。为了消磨最后的几个小时，他到图书室翻阅数学书籍：一篇关于费马大定理证明的论文……他不知不觉拿起了笔，一行一行进行计算…… 然后，天亮了。 沃尔夫斯凯尔为自己发现并改正了论文中的一个漏洞感到无比骄傲，原来的绝望和悲伤消失了，数学将他从死神身边唤回。 1908年，得享天年的沃尔夫斯凯尔写下了他新的遗嘱：他财产中的一大部分作为一个奖，规定奖给任何能证明费马大定理的人，奖金是10万马克，按现在的币值超过100万英镑。 这是他对那个挽救过其生命的盖世难题的报恩方式。 法国数学家伽罗瓦陷入一桩风流韵事中。与他相好的女人事实上已经订婚，那名绅士发现了未婚妻的不忠，愤怒地向伽罗瓦提出决斗。 对方是法国一名最好的枪手，而伽罗瓦非常清楚自己的实力：遑论开枪，就连数学演算他都是只在头脑里进行，而不屑于在纸上把论证写清楚，为此他的许多数学成果都得不到法国科学院的重视与承认。决斗的前一晚，他相信这是自己的最后一晚，也是把他的思想写在纸上的最后机会。 他通宵达旦，写出了存在自己头脑里的所有定理。在复杂的代数式中，那个女人的名字不时隐藏其间，还有绝望的感叹——“我没有时间了，我没有时间了！” 第二天，1832年5月30日，伽罗瓦死于决斗。 等他潦草的手稿被递至欧洲一些接触的数学家手里，那些演算中迸发出的天才思想使专家们发现：一位世界上最杰出的数学家在他20岁时被杀死了，他研究数学只有5年。 伽罗瓦在手稿中对五次方程的解法进行了完整透彻的叙述，而他演算的核心部分则是称为“群论”的思想，他将这种思想发展成一种能攻克以前无法解决的问题的有力工具。 伽罗瓦生命中最后一夜的工作，一个半世纪后成为安德鲁·怀尔斯证明谷山-志村猜想的基础。 1997年6月27日，符合沃尔夫斯凯尔委员会的规定战胜费马挑战的安德鲁·怀尔斯收到了价值5万美元的奖金。 是的，费马大定理被正式解决了。怀尔斯汇集了20世纪数论中所有的突破性工作，并把它们融合成一个万能的证明。 人们又重新掂量起费马写下的那一行附加评注：“我有一个对这个命题的十分美妙的证明，这里空白太小，写不下。”可以确定的是，几个世纪以前，费马没有发明出安德鲁·怀尔斯证明大定理所用的模形式、谷山-志村猜想、伽罗瓦群论和科利瓦金-弗莱切方法。 那么，费马本人是用什么方法证明他所提出的猜想的呢？那只是一个有缺陷的证明，还是他以17世纪的技巧为基础，涉及到的却是其后几百年所有数学家都没有发现的另一种方法？我们永远也没机会知道了。 “那段特殊的漫长的探索现在结束了，我的心灵归于平静。”安德鲁·怀尔斯说。 传奇似乎已经落幕，而事实上更大的传奇却被永远隐藏在358年以前。 数学 公元前212年，罗马军队入侵叙拉古，将近80岁的阿基米德正在全神贯注地研究沙堆中的一个几何图形，疏忽了回答一个罗马士兵的问话，结果被长矛戳死。 18世纪的巴黎女孩索非·热尔曼在一本叫《数学的历史》的书中看到这一章，便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一个人会如此痴迷于一个导致他死亡的几何问题，那么数学必定是世界上最迷人的学科了。 她马上对这最迷人的学科着了迷，经常工作到深夜，研究欧拉和牛顿的著作。父母没收了她的蜡烛和衣服，搬走所有可以取暖的东西，以阻止她继续学习。她用偷藏的蜡烛并用床单包裹着自己继续学习，即使墨水已经在墨瓶中冻僵。最后她的父母妥协。 在那个充满偏见和大男子主义的时代，她冒名“勒布朗先生”，通过书信在只接受男性的巴黎综合工科学院学院学习，并以这个身份与“数学家之王”高斯通信探讨费马大定理。1806年，拿破仑入侵普鲁士，热尔曼拜托一位法国将军保证高斯的安全。得到特殊照顾的高斯这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否则，她对费马大定理的杰出贡献恐怕就被永远记在那个“勒布朗先生”的头上了。 高斯在致谢信中谈到数学的魔力：“还没有任何东西能以如此令人喜欢和毫不含糊的方式向我证明，这门为我的生活增添了无比欢乐的科学所具有的吸引力决不是虚构的。” 他的表述太过冗长了。还是让热尔曼的同类来回答这个问题吧——当有人问公元4世纪时的女性数学家希帕蒂娅为什么一直不结婚时，她说，她已经和真理结了婚。 就像两千年间涌现出的大多数女数学家一样，索非·热尔曼终生未婚。 凡物皆数，这就是数学的魔力。 数字会奇妙地出现在各种各样的自然现象中。综观世界上所有曲曲弯弯的河流，剑桥大学的地球科学家汉斯·亨利克发现，从河源头到河入海口之间，实际长度与直线距离之比，基本接近于圆周率的值。爱因斯坦提出，这个数字的出现是有序与紊乱相争的结果。 事实上早在公元前6世纪，毕达哥拉斯就发现了数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他认识到自然现象是由规律支配的，这些规律可以用数学方程来描述。比如，他在铁匠铺里发现了音乐和声与数的调和之间的关系：那些彼此间音调和谐的锤子有一种简单的数学关系，它们的质量彼此之间成简单比，或者说简分数，像二分之一、三分之一、四分之一。 在昆虫中，蝉的生命周期是最长的，17年。这个素数年数有没有特殊的意义？按照生物学家的解释，这个为素数的生命周期保护了它。只有两种寄生物可以威胁到它：1年期或17年期。而寄生物不可能活着接连出现17年，因为在前16次出现时没有蝉供它们寄生。于是，生命周期为素数有着某种进化论意义上的优势。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蝉的寄生物从未被发现。 数字本身的神秘，更是扣人心弦。完满数意即一个数的因数之和恰好等于其本身的数，比如6的因数为1、2、3，后者相加正好是6，所以是完满数。这个概念已经提出将近三千年了，而数学家们发现的完满数才30个，而可爱的老6，就是最小的那个。圣奥古斯丁说：“6是一个数，因其自身而完满，并非因上帝在6天中创造了万物；倒过来说才是真实的：上帝在6天中创造万物是因为这个数是完满的。” 再比如26，费马注意到它被夹在一个平方数（25是5的平方）和一个立方数（27是3的立方）之间。他寻求其他这样的数都没有成功，那么26是不是唯一的？迄今没有人能够拿出证明。 说一不二，是数学的另一个魔力。 在数学王国，不存在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不存在正方反方的辩论赛，参赛者抓阄决定自己的立场，最后获胜的居然是口才好的人。 在数学词典中，数学证明是一个有力而严格的概念，它高于物理学家或化学学家所理解的科学证明。科学证明靠的是观察和理解力，按照评判系统来运转，如果有足够多的证据证明一个理论“摆脱了一切合理的怀疑”，那么这个理论就被认为是对的。而数学并不依赖于容易出错的实验的证据，它立足于不会出错的逻辑，推导出无可怀疑的正确并且永远不会引起争议的结论。 科学仅仅提供近似于真理的概念，而数学，本身就是真理。数学赋予科学一个严密的开端，在这个绝对不会出错的基础上，科学家再添加上不精确的测量和有缺陷的观察。 于是我们就能理解数学家们的残酷，依靠计算机的帮助，有人能断定费马大定理对直到400万为止的幂都是对的，但该命题依然不算被证明。 在这方面不是没有反例。31、331、3331、33331、333331、3333331、33333331，经过仔细的探究，数学家们证明了这些数都是素数，那么是不是这种形式的数都是素数呢？下一个数333333331就不是，它可以被分解为17乘以19607843。 费马大定理之后，欧拉也提出过一个猜想，即不可能将一个高于2次的幂写成三个同样次幂的和。二百多年来没有人能证明这一猜想，后来用计算机细查，仍未找到解，没有反例是这个猜想成立的有力证据，但谨慎的数学家是不会因此而承认欧拉猜想的。果然，1988年，哈佛大学的内奥姆发现了一个解：2682440的4次幂加15365639的4次幂加18796760的4次幂，等于20615673的4次幂。 依靠一块块绝对可靠的公理定理，数学家构筑出坚固的数学大厦，每一块基石都是可靠的，整栋大厦成为人类智慧家园里最可信任的一幢。 这是数学的荣耀。 数学的魅力，在乎对人类智力和好奇心的挑战。 发展到现在，数学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孤独的科学。致力于尖端问题研究的数学家，如果试图找到与其对话的人，遍寻全世界，都可能仅以个位数计。但他们肯定以这种孤独为傲。 面对费马大定理，数学家们经受了三个多世纪的壮烈失败，任何卷入其中的数学家都冒着白白浪费生命的风险。他们为什么还要这样前赴后继？ 如果能够证明大定理，那么就是解决了其他同行几百年来都深受困扰的难题，在其他人失败过的地方取得了成功。除了这种胜人一筹的成就感，就是人类与生俱来的难以克制的好奇心。解答某个数学问题的欲望多半是出于好奇，而回报则是因解决难题而获得的单纯而巨大的满足感。数学家蒂奇马什说过：“弄清楚圆周率是无理数这件事可能是根本没有实际用处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弄清楚，那么肯定就不能容忍自己不去设法把它弄清楚。” 数学在科学技术中有它的应用，但这不是驱使数学家们的动力。有个学生问欧几里得他正在学习的数学有什么用处，欧几里得转身让奴仆将其逐走：“给这个孩子一个硬币，因为他想在学习中获得实利。”哈代在《一个数学家的自白》中坦言：“从实用的观点来判断，我的数学生涯的价值等于零。” 当安德鲁·怀尔斯知道自己将要付出十年心血并且破解费马大定理的机会并不大时，他依然开始了孜孜演算：“即使它们并未解决整个问题，它们也会是有价值的数学。我不认为我在浪费自己的时间。” 数学是最大的浪漫。 数学家 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和数学家坐着火车在苏格兰的大地上奔驰。他们往外眺望，看到田野里有一只黑色的羊。天文学家说：“多么有趣，所有的苏格兰羊都是黑色的。”物理学家反驳道：“不！某些苏格兰羊是黑色的。”数学家慢条斯理地说：“在苏格兰至少存在着一块田地，至少有一只羊，这只羊至少有一侧是黑色的。” 伊恩·斯图尔特在《现代数学的观念》中通过这个笑话，揭示出数学家一丝不苟的严格态度：需要经过确实无疑的证明才能承认某个结论。 所以，一个真正的数学家从来不说过头话。有人问格丁根大学的埃德蒙·蓝道，他的同事埃米·诺特是否真是一个伟大的女数学家，他回答道：“我可以作证她是一个伟大的数学家，但是对她是一个女人这点，我不能发誓。” 也只有数学家，才有资格说出那么不容置疑的话。1986年，两位数学家里贝特和梅休尔出席伯克利的国际数学家大会时，在一家咖啡馆巧遇。里贝特说起正在试图证明的椭圆方程，以及他一直在探索的实验性策略。梅休尔一边品着他的卡布其诺咖啡，一边听着里贝特的叙说。他突然停下咖啡，用确定无疑的口吻说：“难道你还不明白？你已经完成了它！你还需要做的就是加上一些M-结构的γ-0，这就行了。” 确定无疑的，世界上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在随便喝杯咖啡的时候想出这一步。 数学家在某方面表现得近乎迂直。费马在世时是一名文职官员，还在司法部门工作。为了避免这个职务上的人陷入人情腐败，政府要求法官不得参加社交活动，他于是得以潜心研究数学问题。但无论如何，数学都只能算是他的业余爱好，埃里克·贝尔就称他是“业余数学家之王”。但有人对这样的描述并不满意。朱利安·库利奇写《业余大数学家的数学》一书时，执意将费马排除在外：“他那么杰出，他应该算作专业数学家。” 他们的脾气也同样火爆。索非·热尔曼对费马大定理的证明做出过杰出的贡献，她在物理学领域也颇有建树，并荣获法国科学院的金质奖章，成了第一位不是以某个成员夫人的身份出席科学院讲座的女性。在高斯的说服下，格丁根大学准备授予她名誉博士学位，遗憾的是，此时热尔曼已经死于乳腺癌。 当那些官员为热尔曼出具死亡证明时，竟将她的身份写成“无职业未婚妇女”，而不是女数学家。而对材料弹性理论做出极大贡献的她，也没有出现在埃菲尔铁塔上所铭刻的72名专家的名字中。莫赞斯为此大事鞭挞：“对一位如此有功于科学并且由于她的成就而在名誉的殿堂中已经获得值得羡慕的地位的人做出这种忘恩负义的事情来，那些对此负有责任的人该是多么的羞耻。” 文学家永远成不了数学家，但数学家却可能写出非常动人而性情的文字。 因为说一不二，因为非此即彼，因为无可争议，所以数学家有着异于常人的愿赌服输的磊落和坦荡。《美丽心灵》中，一群数学家在大厅里向约翰·纳什纷纷献上钢笔，作为一种致敬的方式。这一幕体现出数学王国里特有的江湖道德和伦理。 为鼓励证明费马大定理，法国科学院设立了一系列奖项和巨额奖金。1847年，加布里尔·拉梅登上科学院的讲台，自信地预言几个星期后他会在科学院杂志上发表一个关于费马大定理的完整证明。 拉梅一离开讲台，另一位数学家柯西也要求发言。他宣布自己一直在用与拉梅类似的方法进行研究，并且也即将发表一个完整的证明。 三个星期后，两人各自声明已经在科学院存放了盖章密封的信封，里面是他们急于标明为自己所有的证明方法。数学界的许多人都暗暗希望是拉梅而不是柯西赢得这场竞赛，因为后者是一个自以为是的家伙，一个狂热的教徒，特别不受同事欢迎。 出乎意料的是，一个月后德国数学家库默尔致函法国科学院，根据拉梅和柯西透露出来的少量细节，他指出了两人共同犯下的逻辑错误。 库默尔的信使得拉梅一下子泄了气，但柯西却拒绝承认失败，几个星期内，他连续发表文章予以辩解，直到夏季结束才变得安静下来。 十年后，不招人待见的柯西、一贯自以为是的柯西，向法国科学院递交了关于费马大定理的最终报告：“数学科学应该为几何学家，尤其是库默尔先生，出于他们解决该问题的愿望所做的工作而庆幸。委员们认为，如果撤消对这个问题的竞赛而将奖授予库默尔先生，以表彰他关于由单位根和整数组成的复数所做的美妙工作，那将是科学院作出的一项公正而有益的决定。” 《费马大定理——一个困惑了世间智者358年的谜》，（英）西蒙·辛格（Simon Singh） 著 薛密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后记：凡是伟大的，必定简单 凡是伟大的，必定简单张立宪 一本书，导致了一次采访。 A 1986年，安德鲁·怀尔斯做出了那个改变其生命历程的决定：证明谷山-志村猜想，进而证明费马大定理。这一年，我也需要做出影响生命历程的选择：上文科，还是理科？ 所有的路标都指向理科。不管是考试成绩，还是个人兴趣。张洁有篇小说叫《祖母绿》，曾令儿喜欢上一个绣花枕头的草包男人，她也不会向他撒娇卖嗲，只会不停地做数学题，比任何别人都快都好。这一幕烙在我心中，觉得那个黝黑的渔家女儿有着说不出的性感。当年，我最大的乐趣就是做数学辅导书上的题，专拣难度最高的C型题，每做出一个，都有莫大的快乐。 非常幸运的是，我所在的中学，是在高二年级中期分科，而不像大多学校那样一升入高二就把这事儿给办了。所谓幸运就是，我摊上了一个优秀的数学老师，他叫邰宝先，如果上文科，就不可能由他来教了——好数学老师当然要用在理科班上。邰老师的课，永远是全校笑声最多最大的课堂，他的动作和表情都极为丰富，讲至兴处，能将板擦顺利完成左右手交接工作，兼以复杂的空中旋转，而他的粉笔头，也能呼啸着准确呼啸击中那些打瞌睡的同学。经常在晚自习的时候，他悄无声息地溜进教室，在黑板上写下几道题，然后扬长而去。第二天上课，再一脸坏笑地问我们做出来没有：“一想到你们被难住，我就乐得不行”，然后将更漂亮的解法告诉我们。那一个学期，是我最轻松愉快的时光，解析几何不知不觉就学完了，从此再没有题能难得住我。 而另一方面，我们的语文课也由一位全国特级老师来教授，光一篇，他就上了有半个月。这样的语文，实在是味如嚼蜡。 但是，在天平的另一端，尽管只有一个砝码，却沉重无比：我是色盲，上理科，会有许多专业不能报考。 现在很难理解那种战战兢兢的心情，而在当年，高考之难，难于上蜀道，能考上个学就不错了，谁还考虑你的个人志趣和未来设计？ 在一片懵懂中，我摸索着做过三次这样影响生命历程的选择：填报志愿时，有人撺掇在提前录取里填上北京广播学院，我老以为那所学校培养的是电器维修人员，就硬下心空着那一栏；报了人大后，负责招生的副校长盛情难却地鼓励我考人口学系，说是竞争又小，分配又好，我唯唯诺诺地应承下来，但还是咬着牙没报那个专业，那个后来被我们讥为“人口贩子”、人口稀薄整天被别系欺负的专业；而在最重要的文理分科时，我经过痛苦的犹豫挣扎，置物理课班主任的挽留于不顾，最终去了文科班…… 二十年后，我看到了《费马大定理》这本书。唯一确定无疑的感觉就是，如果在1986年的那一天，我能看到这本书，肯定会学理科，考数学系。 人生若只如初见。我永远不能假设，行走在另一条轨迹上的我，会是什么样子。至少，我可以做一个像邰宝先老师那样的人，体验着数学的成就与快乐。<kbd>htｔｐ://ｗwｗ.9９ｌｉｂ?ｎeｔ</kbd> 这本书的阅读，是一个惊心动魄欲罢不能的过程，中间搀杂着不得不睡的觉和不得不上的班。那天晚上参加一个活动，我却惦记着家里没看完的《费马大定理》，硬是没喝酒，早早就离开现场。关乎阅读，这样的事情已经很久没有发生了。 这是一本写得非常精彩的书，费马大定理的破解过程，与一部简明的数学史，被作者西蒙·辛格有机地糅合在一起。但我的疯劲儿发作，以极大的兴趣和耐心将其拆散，以《读者文摘》的笔法重新归置梳理了一遍。一字一字敲在电脑中时，我的心中涌动着巨大的惆怅。但愿有一个少年，能够在如我那个决定命运的关键时刻，读到这个故事。 “牛顿研究所存在的唯一目的是将世界上一些最优秀的学者聚集在一起，呆上几个星期，举办由他们所选择的前沿性研究课题的研讨会。大楼位于（剑桥）大学的边缘，远离学生和其他分心的事，为了促进科学家们集中精力进行合作和献策攻关，大楼的建筑设计也是特殊的。大楼里没有可以藏身的有尽头的走廊，每个办公室都朝向一个位于中央的供讨论用的厅堂，数学家们可以在这个空间切磋研究，办公室的门是不允许一直关上的。在研究所内走动时的合作也受到鼓励——甚至电梯（它只上下三个楼层）中也有一块黑板。事实上，大楼的每个房间（包括浴室）都至少有一块黑板。” 请允许我抄下书中的这一段文字。我清楚的知道，那是我再也不可企及的精神故园。 B 我写出的阅读手记被《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看中并连载。我本以为事情到这里就该结束了，但没有想到的是，某天接到冰点周刊主编李大同的指示：安德鲁·怀尔斯要来北京，他问我是否愿意代表中青报进行一次专访。 我兴奋得几乎要昏倒。 由于父亲去世，安德鲁·怀尔斯的访京计划延迟了一个月。8月28日，他终于踏上了北京的土地，这也是52岁的他第一次来到亚洲。 第二天，陪他走马观花地看过北京后，我们坐在后海公园的湖边，采访开始。当我如醉如痴地阅读《费马大定理》一书时，绝对没有想到有朝一日会和书中的传奇人物一起穿行北京，并面对面地坐在一起，听他将我读书时心中产生的一个个疑问予以解释。 这基本上是一次答非所问的访谈，也成了我采访安德鲁·怀尔斯的最大惊喜。 此前，我设想这是一次中规中矩的采访：其一，安德鲁·怀尔斯因成功破解费马大定理而名噪天下，至今已有十余年，世界各大媒体的采访他都经历过了，应该是积累了不少熟极而流的套话；其二，我已经读过好几遍那本书，自以为对他的了解够深，相信无论怎样的回答，都不会超出那本书的内容。 但一个多小时的采访还是颇出乎我的意料。 书中的一些疏漏得以纠正：书中说，“在怀尔斯开始着手这个证明后不久他们就结婚了”，而怀尔斯对我说，他开始研究费马大定理是在1986年，而结婚是在1988年；按照书中的说法，他是在完全独立和保密的状态下进行研究的，而事实上怀尔斯一开始还告诉过一些同事，但由于不胜其扰而逐渐将自己的计划隐藏起来；据说还有一家国际制衣大企业请他为新系列男装做广告，当我向他求证这个问题时，他说，由于那家服装公司的名字叫“G.A.P”（gap意即“缺陷”），所以他拒绝了。 采访公众人物，往往很乏味。因为他们说的话并不是他们想说的，而是我们想听的。我们希望听到的是一种浪漫决绝的回答，既孤标又悲壮，而对于回答者来说，即使真实情况并非如此，也要准备这样一番自我描述，似乎才对得起观者的期待。在我的新闻采访生涯中，遇到的大都是这些意料之中的说辞。 安德鲁·怀尔斯却并没有流露出这种舍我其谁的豪迈和得意之情。我问他着手研究费马大定理的时候，是否明知道把握不大也要做？并指出许多数学家对这个难题望而生畏的事实。 “从历史上来看，真正的严肃的数学家中，决定研究费马大定理的人并不是很多，因为他们首先要考虑在他们所处的历史条件下，数学的发展是否给他们提供了工具，足够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水平。到1986年我决定研究大定理，那个时候绝大多数的人认为手中的工具也不够，而我认为是有希望的。所以我并不是浪漫，而是很有现实的把握。”所谓的答非所问就是这样。他没有因为独力挑战费马大定理而居功自傲。按照他的说法，似乎数学史写到1986年，即使安德鲁·怀尔斯不去证明，也会出现另外一个人。 论文在验证阶段被发现了一个缺陷，久久不能解决，怀尔斯甚至已经准备好公开承认这个缺陷。我问及他当年的困境和压力，他的回答却是：“我只知道这个问题能够解决，并且也希望能够解决。即便我承认我的证明有缺陷，也会有成百上千的人看到希望，看到我们已经有了足够的好的工具，他们会进一步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也许他们会用一些时间，八年，十年，但工具已经有了，方向已经有了。” 两种语境，两种心态，两种思路，这是最超出我想像的回答。此前采访他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同事、北大数学院的田刚院士时，田曾评价怀尔斯是一个“勇敢的人”，因为他当时承受的是身败名裂的压力。而在怀尔斯的回答里，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什么“勇气”，至于“身败名裂”，我怀疑他的词典里压根就没有这个词。佛经中说“无名”“无相”，怀尔斯达到了这种修为。 话说回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只有他这样简单直接的人才能担当。 采访中也有很规矩的回答。谈到他三个喜欢数学的女儿，我问他是否希望她们成为像他一样的数学家。他的回答是：“不，我希望她们选择自己喜爱的东西，不见得一定是数学。一个人最重要的是做他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特别是在年轻的时候。”说这番话的时候，他的一个女儿就坐在旁边。 安德鲁·怀尔斯这次的北京之行，还将取道香港，领取2005年度的邵逸夫数学科学奖，以及一百万美元奖金。我本来还有一个很常态的问题：你准备用那一百万美元的奖金做什么？但我马上决定放弃这个问题。 此前我已经了解到，一位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的的薪水，足以保证他们过很体面的生活。多了这一百万美元，我看对安德鲁·怀尔斯过日子并没有多大影响。他大概也犯不着为女儿挣下什么资产，我刚刚听一个朋友聊到他的孩子在美国学校的见闻：几个同学假期里去玩，花自己挣的钱的人，得到了大家的尊敬，而花父母钱的人，就像做了什么丢人的事儿似的抬不起头来。 我又想起等候安德鲁·怀尔斯来京的那个下午，我和摄影记者贺延光在北大校园里闲逛。老贺先是惊讶于北大一些新建筑的恶俗——逸夫楼的外墙竟贴着那种小块的白色瓷砖，等我俩进到一所食堂准备喝杯水，他又吃惊于食堂三层的富丽堂皇。我说，听说现在的学生中，有的特困生一个月只花一两百块，有的富家子弟却被称为“八千大少”，不知道是一个月还是一个学期花掉八千。 看着眼前的父女俩，我想怀尔斯的女儿肯定不会上不起大学，也肯定不需要她的父亲让她成为“八千大少”。 在这次采访之前，我已经和安德鲁·怀尔斯有了一天多的接触。在我看来，因为有强大的自信和伟大的成就作底，所以他宠辱不惊，谦和冲淡。而这次采访之后，再回忆当时的一问一答，我想到的是，他能够从容而自由地选择自己喜欢的事情做，是基于一种生活和事业中的安全感、安定感。 这才是我们恰恰没有的。 北大的院士们说，平时的评估就消耗了太多的精力，怎么可能潜心做研究；又说，怀尔斯用七年时间做秘密研究，不跟组织上打声招呼，这么长时间也不出成果写论文，在中国早就没津贴了，更不用说评职称，分房子。 我也回顾了一下采访怀尔斯这三天期间我自己做过的事情：岳父需要动手术，找病床、排队等手术，我往返于两座城市，同时担心住院是否要花很多的钱，家里的积蓄也许不够；路上适逢学生暑假开学，一票难求，要到下一站才能找到座位；采访间隙得知，同事们正在为老板拖欠工资而提出诉讼，我也已经有一个季度没有拿到工资……只能自我解嘲，我的脑子里思考不了怀尔斯在思考的问题，他的脑子里也同样装不下我要面对的问题。 安德鲁·怀尔斯在北大的学术报告过后，一位受到鼓舞的青年学者说，怀尔斯此行，是对认真搞基础研究的学术风气的呼唤。 无论如何，如果我们只是强调客观困境，沉迷在外界无止境的消耗和诱惑、内心无止境的欲望和算计之间，我们的头脑就会永远纷乱芜杂下去，安德鲁·怀尔斯的呼唤只能是徒唤奈何。 所以我喋喋不休地叙说着这次采访对我的触动，那应该是一种我们需要秉持的人生态度：又贱，又疯，又简单。 所谓贱、所谓疯，就是尽量放下身段和顾虑，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热爱的事情中，享受那种疯魔。所谓简单，正如本文标题：凡是伟大的，必定简单。 列夫·托尔斯泰说的。 大马路之痒 北京街头一位等待过街的老人面对滚滚车流难以迈步 “怎么能在城市里面修公路呢？” 与大马路相伴而来的汽车洪流正在涌入中国城市，在高层提出建设“节约型社会”之时，这种高耗费的交通模式是否已面对抉择？ 建设部、国家发改委、国土资源部、财政部去年2月联合下发《关于清理和控制城市建设中脱离实际的宽马路、大广场建设的通知》，以少有的方式对地方城市的道路宽度进行限制，要求各地城市一律暂停批准红线宽度超过80米（含80米）城市道路项目。 中央政府动了真格：城市主要干道包括绿化带的红线宽度，小城市和镇不得超过40米，中等城市不得超过55米，大城市不得超过70米；城市人口在2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城市主要干道确需超过70米的，应当在城市总体规划中专项说明。拟建设的城市道路，超过上述规定标准的，要修改设计，控制在规定标准内。 “规定标准”严守的仍是一个“宽指标”，足见一些城市的马路已是宽阔无忌。一年多下来，地方长官是否已能忌口？ 情况依然复杂。在“求大”的文化心态下，大马路早已习惯在欢呼声中一往无前。四部委《通知》提出：“要改进城市道路交通规划管理，针对城市交通中存在的问题，合理规划路网布局，加大路网密度，改善交通组织管理。”这是否已对中国城市的交通战略产生影响？ “道路宽了，人气就散了。” 仅数月时间，南北纵穿北京前门大栅栏保护区的煤市街扩建工程已拆得犬牙交错，黄汇以失落的口气对我说：“我们做的那个方案什么时候才能审批啊？” 这位北京金田建筑设计公司的总建筑师，近两年在北京前门地区屡败屡战。北临天安门广场的前门商业区，东为鲜鱼口，西为大栅栏，均是北京市公布的第一批历史文化保护区，汇集大量商业老字号、古戏楼、会馆、四合院民居。如今各将拆出两条25米宽的大道南北纵穿，鲜鱼口的叫前门东街，大栅栏的叫煤市街。开这两条路是保护区整治工程的一部分。 黄汇先是参加了鲜鱼口工程的规划设计工作，提出将前门东街建成地面地下双层道路的设想，将道路宽度缩窄至18米，过境交通从地下穿行。“这样做虽然增加了一些成本，但因为少拆房，又减少了拆迁投入。”黄汇说，“更重要的是，道路变窄了，车辆分流了，大家就逛得起来了，这才会有商业呀！另外，地面地下道路宽度加起来是36米，交通流量还增大了。” 她的努力未获成功，原定的道路宽度如同一条高压线横在那里不能改变。就在这个时候，隔街相望的大栅栏工程的建设单位找到了她。“他们对我的想法非常感兴趣，我就把前门东街的模式搬到了煤市街来，做了一个方案，正等着政府审批。可就在这个时候，路已经拆起来了。这是上级部门决定的。”黄汇说。 拆这两条路是为分流机动车，把前门大街变成步行街。而在早些时候，世界银行的一份评估报告提出，应该按照世界遗产的标准保护大栅栏，避免大规模的道路拓宽和新路建设，“中国和国际的经验表明，虽然道路对经济发展和人口移动是重要的，但为了计划中的交通需求去修越来越多的道路，只会引发更多的交通和更大的拥堵。北京的二环路和三环路就是生动的例证。” “道路宽了，人气就散了。”说这话时，黄汇打开了图纸，指着前门南端的广安大街，“这条大街宽70米，东西横贯北京南城，结果，过去的菜市口、珠市口、磁器口三大商业区都衰落了。这么宽的路，这么多的车呼啸而过，谁逛啊！” 她去了一趟菜市口百货商店，原来人头攒动的场面消失了。“好几个售货员围着我一人，问我买什么？我特别难过，顾意多买了几样东西，想给他们一些宽慰。” 磁器口西南侧的大都市街门庭冷落，黄汇被请去参加论证，看怎样搞活。“前面是这么宽的马路，商业怎么活得了？”黄汇颇有些无奈，“广安大街简直就是一条公路，怎么能在城市里面修公路呢？” 失去都市感的郊区模式 “北京是一个大郊区。”在美国新奥尔良土伦大学设计中心的办公室里，“建筑罗马奖”获得者克劳弗教授作出这样的评价。 他对我说：“我访问过北京，在那里看到的情况是，大家都在追求道路的宽度，这些宽马路跟两边的建筑不发生关系，只是快速通过，这是一种典型的郊区模式。从北京城市路网巨大的尺度来看，也是一种郊区模式，这失去了城市的感觉。” 长安街以120米的宽度东西横贯北京市中心，道路两侧禁止机动车停靠，车流奔腾。路旁一个宣传牌向行人发出警告：“进一步将受到遣责，退一步将得到尊重。” 在这样的大街上，徒步穿行是危险的。1957年北京市政府在讨论长安街宽度的时候，建筑学家梁思成说：“短跑家也要跑11秒，一般的人走一趟要一分多钟，小脚老太婆过这条街就更困难了。” 如今，长安街及其延长线已建成地下通道和过街天桥。行人如不选择“上天”或“入地”的穿行方式，执意在路面横穿，则被视为不文明。更严重的是，这可能是一种“要命”的行为。 1999年北京召开世界建筑师大会，南非建筑师学会主席维维安.雅弗在横穿北京的一条道路时，不幸遭遇车祸去世。英国建筑学者彼特.戴维为此著文称：“北京，一座有着1200万人口的巨大城市，在广阔的大地上延绵伸展，集中体现了世纪之交建筑和城市发展的种种过失”，“小型运输机械常常不得不与体型庞大的运输卡车，以及为数众多的出租汽车和公共汽车抢道，要么以惊人的速度呼啸而过，要么陷入到永远无法摆脱的交通阻塞之中”。 1958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将长安街、前门大街、鼓楼南大街3条主要干道的宽度调整为120至140米，并提出一般干道宽80至120米，次要干道宽60至80米。 当时，国家计委多次对北京的道路宽度提出质疑，有人以“房必五层，路必百米”相讥，更有人批评这是“大马路主义”。而北京市的一位领导人表示：“道路窄了，汽车一个钟头才走十来公里，岂不是很大的浪费？将来的问题是马路太窄，而不会是太宽。” “宽而稀”与“窄而密” “建大马路是不明智的。”美国规划协会秘书长苏杰夫在华盛顿对我说。 “你看，这是一个密度较高的路网，我要去一个地方，如果前方堵车了，我就能方便地改变行车路线，选择其他的途径到达。因为在这样的路网中，一个地点总是与多条道路相连。”他在自己的办公室拿出笔和纸边画边说，“而你建一条大马路，也就只能通到一个地方，像北京那样的快速环线，要是堵车了，大家都出不来，只能挤在那里，使拥堵范围迅速扩大，这是很脆弱的情况。所以，你还不如把一条大马路，分解成许多条小马路，使它们形成系统。” “我们评价一个地方的交通，主要是看它的路网质量，而在这样的评价体系中，道路的宽度已经不重要了。”他得出这样的结论。 在路网规划方面，北京市长期以来实行“宽而稀”的双向交通模式，机动车道一般相隔700至800米。而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多是道路“窄而密”，机动车道一般相隔100至150米。这些城市借助路网优势，发展单向交通。 纽约交通管理局从1949年开始推行单行线，伦敦则将三分之二的道路辟为单行线，结果，无须投入巨资拆迁扩路，事半而功倍。据测算，单行线因路口情况简单，通过量可比双行线提高50%至70%。 北京的路网稀，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院”多。上世纪50年代北京兴起机关“大院热”，后来又把住宅小区建设到城市里面来。在西方，住宅小区一般建在郊区，城市里以小街坊布局，自然形成密度较高的路网。 “但是，美国也有过惨痛的教训，那就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也在城市里建了许多大马路，甚至出了一批超大街坊、靠大马路和小汽车维持的城市。今天我们已经认识到，这样的城市是非人性的。”苏杰夫对我说。 在美国西南部城市菲尼克斯，司机瑞布因头痛异常而放弃午餐。他载着我一大早从图桑赶赴这里，在高速路上堵了一个多小时才进入市区。菲尼克斯的街道尺度巨大，宽且直，很像北京。但城市密度很低，路旁多单层独幢小楼，漫无边际。如此低的密度再配上宽阔的道路，就能使车辆飞驰。 在这里，街上几乎看不到人，步行是乏味而危险的。因车速快，为方便行车人辨识，房屋上都有着巨大的编号。瑞布就被这些复杂的编号弄晕了头脑，不断打电话询问，在高速驾驶中四处张望。又折腾了一个小时，终于幸运地抵达那家餐馆。之后，他就头痛发作，并怀着对乘车人深深的歉疚。 大马路的“美国病” 上世纪中叶美国西部兴起一批像菲克尼斯、洛杉矶、图桑这样的“汽车城市”。在这些地方，汽车能开到那里，城市就会蔓延到那里。洛杉矶由高速公路网构成，整个城市以稀薄的密度如撒哈拉沙漠般蔓延，甚至没有一个准确的市中心区概念，一出门就上高速，一切都是点对点。 在这样的环境里，离开了小汽车就很难生存。老人如果开不了车，就只能到福利院等待上帝的旨意。孩子们的处境同样不妙，街道是不安全的，在那里看不到玩耍的儿童。城市里没有那么多故事发生，一见钟情的机会很少。飞驰的车辆刮起旋风，“风干”了生活的趣味。 这种城市形态之所以产生，往往是因为当初市中心区令人失望，发生了“脏、乱、差”和拥堵的情况，于是人们选择逃离，而地铁和其他公共交通又没有跟上，于是大家以车代步，使城市迅速膨胀。现在，再要把人请回来就难了，在如此低密度的超大城市里，公共交通是血本无归的营生，人们纷纷成为小汽车的“寄生虫”，并对油价的涨落格外敏感。 与北京相同的是，这些“汽车城市”街坊巨大，多为独立的“大院”，美国人对它们的称呼直译过来就是“大门社区”，它们四面筑墙，是城市失去安全感的产物。与北京不同的是，“大门社区”内部的房子也是低密度的，如果密度高上去了，车辆就会剧增，大马路就会被堵成停车场，北京就发生了这种情况。 在城市里开大马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也是真刀真枪的那种，许多人为此欢呼。波士顿要建一条大马路，是过爱尔兰区还是意大利区？爱尔兰区出身的市长，当然要让这条马路从自己长大的地方通过，把意大利区甩到一边，可没想到后来爱尔兰区因这条大马路而衰败，宜于步行的意大利区倒是人丁兴旺。 在那场运动中，旧金山的滨海地区被一条高架路切断，车是开快了，可老港湾美景不再，人气顿失。1989年的一场地震将高架路震倒，人们如梦方醒，放弃了重建计划，代之以公共交通，商业迅速复兴。 费城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其滨河地区被一条下嵌式高速路切断气脉，从此一蹶不振，看上去如同北京的四环路过中关村。目前费城当局正着手用步行系统覆盖这个高速路“地沟”，以期重振雄风。在美国，类似的计划还包括，华盛顿国会附近的一条高速路将被埋入地下。可要清除这些城市里的“生态屏障”，耗资甚巨，拿到议会审批如上刀山。 北京交道口南大街的人行道被拆成自行车道 “这是进步吗？” 当年美国的大马路工程曾激起民愤，抗议活动此起彼伏，建设计划不断受阻。结果是，有的城市没有变得更加糟糕。 克劳弗当年参加了一次抵制大马路的著名“战役”，他是新奥尔良法国老城保护计划的规划师。当时一条大马路要从法国老城附近穿过，引发公民诉讼。克劳弗所在的保护委员会表示大马路经过区是法国老城的保护范围，道路工程因此而破产。如今，市民们都庆幸赢得了那一场战斗，毫发无损的法国老城已成为新奥尔良的金字招牌。 华盛顿建筑博物馆有一个常设展览，讲述这个城市曲折的历程。纪录片显示了上世纪60年代人们对大马路的复杂情感。当时城市出现大规模交通拥堵，大马路修建计划随之出台。没想到这些道路引来更多车流，使城市成了一个死疙瘩。抵制大马路的街头抗议出现了，标语是：“通往死亡之路！”“这是进步吗？”“谁在控制土地？” 修马路就要拆房子，社会矛盾激化。民间组织ECtC的新闻发言人史密.艾伯特发表演讲：“住在郊区的白人想要痛快地进入市中心，就去毁掉黑人的社区，这些马路是让谁在受难？我写下这样的口号：‘白人的马路不能穿过黑人的家园！’修马路在经济与人种方面的歧视，我拒绝承受！” 可在当时，修马路是一个巨大产业，提供了全美三分之一的就业岗位，问题迅速上升到政治层面。最终，越来越多的街头抗议和道路越修越堵的现实，迫使当局另谋出路。二战后华盛顿规划的3条环城快速路仅有一条建成，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庞大的地铁发展计划。 华盛顿地铁1966年决策，1968年选线，2001年建成。整个城市被地铁网铺满，公共交通承担了市民出行量的80%。北京的经历与之相反。1965年北京地铁开工建设，但此后长期偃旗息鼓，大马路却是所向披靡。北京现已完成4条环城快速路，六环路也在建设之中。结果是，小汽车呈爆炸式增长，公共交通承担市民出行量仅为24%。 “城市应该为人而设计，不能为车而设计。”克劳弗说，“城市一旦建成就很难改变，像菲尼克斯那样的大马路城市，现在简直是没法救了。北京的城市密度比菲尼克斯高，还要那样做，那只会成为比菲尼克斯还要大的郊区。” 大马路的中国情结 可在中国，大马路总是与“雄伟”、“壮丽”等词汇放在一起，并成为人们理想的城市标志。 一本题为《成都批判》的书，开头便讥讽“成都是个大村庄”，论据之一便是“成都更没有一条北京长安街那种规格的街道，甚至于没有一条八车道”。作者唱了克劳弗的反调。 大马路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唐长安城“街衢绳直，自古帝京未之有也”，通城门的大街多宽100米以上，最窄的顺城街也宽20至30米。由城南的明德门往北，是一条长近5000米、宽155米的朱雀大街。唐末国力衰败之时，朱雀大街因其巨大尺度，老百姓居然能够偷偷摸摸地在里面种庄稼。 长安城也是由“大门社区”组成，每个街坊均以坊墙围合并开坊门，城市里看到的是一堵堵墙，商业被限制在“东市”与“西市”两个地方，这两个市场也以坊墙围合。 宋代对唐代的城市进行了改建，坊墙被拆除，大家可以临街做买卖，出现了像《清明上河图》那样的都市景象。北京现存的元明清古城，以《清明上河图》的街巷方式从平地上规划建设，成为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在这个城市，唐代封闭的“里坊”消失了，代之以胡同街巷系统。胡同是居住区，两侧的街巷安排商业；胡同几百米长，相隔70多米一条，里面没有商业，幽静宜人，而要买东西，走几步就可到胡同口，正是“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意境。 “诞生于13世纪的这些街道系统在今天仍被我们使用，是了不起的事情，完全应该作为遗产来爱护。”元大都研究者、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徐苹芳说，“关键是这个城市到底是发展小汽车还是公共交通？如果选择的是公交，胡同两侧的街道正可安排公交路线，大家从胡同里出来，走几步路怕什么？” 徐苹芳所期待的公交不是小汽车与公共汽车混杂的那种，近年来国际流行的大容量快速公交系统引起了他的关注。有着700多万人口的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就是通过建设大容量快速公交，将道路面积的大部分辟作公交专用线，改变了市民开小汽车上下班的习惯，转而乘坐快速准点的公交。仅3年时间，这个城市没花多少钱就摘掉了“堵城”的帽子。 徐苹芳认为，“北京古老的胡同街巷系统，完全跟得上这种时代潮流。” 公交车与小汽车赛跑 大容量快速公交已进入官方视野。 就在黄汇为纵穿鲜鱼口、大栅栏的那两条大道操心的时候，去年12月，中国首辆大容量快速公交车沿着前门大街开出，向南掠过的正是鲜鱼口和大栅栏这两片保护区。 从前门向南驶出的这条大容量快速公交线，设计全长16公里，目前已开通的一期路线单程5公里，其中快速公交专用线2.5公里。这条路线配有8辆大容量公交车，12分钟完成单程，运营公车为车长18米的依维柯客车，可容纳近200人，为普通公交车的两倍。高峰时还可以两辆或三辆串联发车。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表示，近期北京将在6条城郊道路上开工建设大容量快速公交。预计到2008年或2010年之前，北京大容量快速公交里程将发展至300公里。 世界银行的评估报告认为，高质量的公共交通，可为大栅栏地区在提供人流的可达性和避免拆毁社会生活之间，提供一个平衡点。应在全市统一的停车政策之下，相应提高这个地区的停车收费，促使大家使用公交。 可是，行驶在前门大街上的大容量快速公交，并没有对在鲜鱼口、大栅栏里“开膛破腹”的那两条马路产生任何影响。事实上，这个城市是既要发展公交，又要发展小汽车，后者的劲头明显超过前者。 上世纪50年代的大马路规划正在这个城市“开花结果”，扩路工程随处可见。大马路正携带着洪水般的小汽车和令人窒息的尾气挺进古城的核心区，除造成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巨大损失，还为9.07%的北京儿童铅中毒贡献了力量。 打开《北京旧城二十五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道路扩建工程随处可见—— 皇城东北部的东板桥、嵩祝院北巷，将开出一条20米宽的城市道路； 国子监、雍和宫地区，将把安定门内大街、雍和宫大街各拆至60米宽、70米宽，并东西横贯一条25米宽的城市道路； 雍和宫保护区要开出一条柏林寺东街，南北向打通一条北接二环路的道路； 南锣鼓巷保护区要拆出一条30至35米宽的南北向城市次干道； 什刹海保护区，将拓宽德胜门内大街，在钟鼓楼以北拆出一条东西向城市次干道，开出一条大道从鼓楼东侧钻入地下，过什刹海，再从柳荫街以西钻出来…… 这个规划向人们传达了这样的信息：北京古城是既要保护又要改造。 还有就是：交通拥堵等于马路不宽。 快速路“肠梗阻” 从世界范围看，尚无哪个城市因为公交车与小汽车并重发展而获得成功。 华盛顿公交发达，但过宽的道路又吸引了过多的小汽车，交通拥堵时常发生，被当地居民批评为“凑合着住的城市”。 纽约则毫不迟疑地选择了公交主导模式。纽约地铁四通八达，双向四车道，支撑着世界上摩天楼最为密集的曼哈顿。市政当局没有盲目扩建马路，街道不宽正好打消人们开车出行的念头，曼哈顿近80%的居民没有私家车，逛街成为一种享受。著名的时代广场生意兴隆，也无须辟为步行街，在这里人与机动车非常友好。 交通政策决定着城市形态。选择“小汽车+大马路”的城市，一般以低密度、大尺度扩张。中世纪形成的城市，则是步行者与马车的尺度，街道窄、人口密度大。欧洲城市顺应这个特点，通过发展“步行+公交”，走出了一条保护与发展的“双赢”之路。 同样作为高密度的中世纪古城，北京的胡同、街巷体系正可适应“步行+公交”模式。可当下这个城市的倾向却是“小汽车+大马路”。造成的后果被网站上的一则幽默渲染为：“北京的二环路：第二停车场；三环路：第三停车场；四环路：第四停车场；五环路不堵车，因为它收费。”去年五环路取消了收费，又是车流滚滚。 全立交的北京环城快速路两侧高楼林立，置身如此高密度的城市环境，快速路只能频开进出口，否则城市就会被甩到身后。进出口车辆的干扰，使飞驰的车流骤然减速，如此时快时慢来回折腾，事故隐患丛生。最终车速全降了下来，快速路出现“肠梗阻”。这是世界上少有的经验。 立交桥把若干个十字路口的拥堵迅速集中到一处。高峰时间，沿长安街东延长线全立交的京通快速路进城，车辆从四环路堵至二环路；而长安街西延长线以红绿灯调节，进城时间却与京通路相当，有时更快。这时，修建立交所耗巨资已失去意义。 北京以古城为单中心的城市结构，已使城市主要功能的30%至50%被塞入其中，古城担负着全市三分之一的交通流量。大量人口在郊区居住，在中心区就业，激起城郊之间的交通大潮。在城市功能未向外转移之时，古城区内的扩路工程引发“决堤”效应，将交通“洪流”直接引入并“泛滥”其中，中心区的交通“死结”越拧越紧，环境质量持续恶化。 两院院士侯祥麟认为大城市过度发展小汽车不合中国国情，“我国的交通运输是模仿经济发达国家以汽车为主的模式，四五十年后，汽车保有量即使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目前的水平，四人一辆车，也将有约4亿辆。单车耗油量降到每年1吨，仍需汽油、柴油4亿吨，这是难以承受的。” 大马路以巨大的惯性使北京脱胎换骨。 这个城市近50多年来被大马路吞噬的文化遗产，包括与天安门南北呼应的地安门、西长安街的庆寿双塔寺、朝外大街的东岳庙山门、菜市口南大街的粤东新馆、广安大街的曹雪芹故居遗址等等，还有难以计数的牌楼、雄伟的古城墙和城楼。 “当年为了保护城楼，梁思成曾提出环岛绕行方案，结果被人批评为让汽车走弯路浪费汽油。可后来呢？把整个城墙都拆了建二环路，绕了一个巨大的弯子！这岂不是更浪费汽油？”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吕舟说。 1954年为保留地安门和牌楼，梁思成再次提出环岛绕行方案，后来在政治批判中他被迫检讨：“我竟不顾人民极端缺少住房的情况，建议在它们周围拆除百十间的房屋，开出绕行的马路。” 如今，大规模拆房建路则被当作政绩并受到鼓励。“市计委每年给各区县一定数量用于市政建设的财政拨款本无可厚非，可偏偏给50米（含）以上宽的主干路补贴，支路不管，于是各区大干快上主干路，而主干路恰恰对北京旧城破坏最大。”2004年7月《北京规划建设》杂志刊登文章作如是评论。 将交通拥堵归结为“道路面积率低”、“道路建设的速度赶不上机动车增长的速度”——这些早已被国际学术界质疑的命题，长期被一些行政和专业人员宗奉，并当作继续扩路的理由。 按照这样的观点，交通设施占城市面积近三分之二的洛杉矶，才最合北京的胃口。可是，这个城市已长大成人，实在套不上洛杉矶的“轮滑靴”。 硬把自己的脚塞进他人的鞋，使城市交通一瘸一拐。2003年，民建北京市委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两组数字—— 北京市对交通基础设施的投入在“九五”期间达400亿元，占GDP的4.3%；“十五”期间预计投入838亿元，占GDP的5.15%。这样的投资力度在全世界都是少见的。可是，现实的北京交通并没有得到根本缓解。 从1990年到2001年的10年中，北京市区交通流量以平均每年超过15%的速度递增。统计资料显示，在高峰小时内的双向断面车流量，二环路为1万辆，三环路为1.1万辆，四环路为1.3万辆。这就意味着在高峰时段这三条城市环线平均每小时每车道通过1666辆至2166辆汽车，接近甚至大于高速公路的饱和汽车量。 经济学家茅于轼测算：“北京一年堵车大概是60亿的直接损失。”而这个可怕的数字却会让一些人这样联想：如此糟糕的情况，表明北京还需要更多更大的马路。事实上，架桥修路已是快马加鞭。 北京市规划委员会所在的南礼士路，人行道被削去了一半，让给了自行车道，原来的自行车道，则让给了小汽车。在这样的情况下，小汽车已没有不开进去的理由。 产生浪漫故事的人行道开始遭到宰割。东城区交道口南大街的人行道，有的居然只能摆下两只脚，有的索性是往墙上撞。步行者的空间被压缩，他们受到歧视，必须去买一辆车以换取尊严。 可目前的情况是，在这个城市的不少地方，走路不方便了，骑自行车不方便了，乘公交车不方便了，开小汽车也不方便了。 全是因为一个字：堵。 访谈杨保军：唤醒对街道生活的感觉王军 一个帝国强盛时为歌功颂德的需要才这样做，这是跟科学、民主不沾边的。 杨保军，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参与了许多城市的规划，是许多市长的高参。近年来，市长们迷上了大马路，让他十分着急。 他有着一流的口才，他不断向市长们提出忠告，却每每陷入“说了也白说”的境地。 他揭示了大马路费而不惠的一面，同时对现象背后的问题进行思考。他说，不顾实际地修大马路是愚蠢的；同时感慨，中国文化有追求大的喜好，“什么酒馆，哪怕再小，也敢叫大酒楼！” 他认为，大马路失去人的尺度，增加的不仅仅是城市问题；追求所谓的气派，“这是跟科学、民主不沾边的”。 大马路已成一股风 王军：据你了解，大马路在国内城市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杨保军：大马路，近年来是一股风，很猛，范围广泛，许多大城市都在刮。这些城市对现代化的理解有偏差，以为大马路、大高楼就是现代化，这当中自然有对财富积累的向往，但实质是一种暴富心态。媒体也起了不好的作用，动不动就报道哪个城市一天一个样，多少年大变样，立交桥修了多少，等等。这些都是从建设角度看问题，虽然从经济上看，不是没有一点道理，城市是需要发展，但综合起来看，这样做又潜伏危机。 王军：你都看到了什么样的情况？ 杨保军：北方一个大城市，想搞出自己的特色。我问他们想搞什么样的特色？他们说要修最宽的马路。我说这是愚蠢的，有这样的需要吗？有这样的可能吗？代价是什么？负作用是什么？他们都没有考虑。怀有这种想法的城市不少。中国的文化有求大的一面，什么街都叫大街，什么楼都叫大楼，什么酒馆，哪怕再小，也敢叫大酒楼。 一个十几、二十万人口的县城，想出名，就要修80米到100米宽的马路，我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出这种名？一个省会城市，要修160米宽的马路，我反对，还是修出来了，也说是要搞出自己的品牌，我对市长说你要建多少条这样的马路才能形成品牌呀？他说每条路都要是宽的。我说，北京虽然有不少大马路，但也有窄马路呀？他居然说，我们都要搞双向8车道的马路。真这样搞下去，全国还找不出第二个！ 我又问他，你这个城市已经有历史了，现状的房屋怎么办？他说拆，或者拆房子，或者拆绿化，或者拆道路中间的隔离带，或者取消自行车道，把自行车放到人行道上去。我说，这叫以人为本还是以车为本？他说我限制自行车了，他们就去坐公交车。我说，一个城市有自行车人口，就是因为居住与办公是一个合理的距离，自行车是很好的交通手段，你怎能强迫他们去坐公交呢？但他们听不进去，结果树被一排排砍掉。 王军：这种情况很普遍吗？ 杨保军：刚才我讲的是一个大城市的情况。中等城市呢？多是跟风，丧失了鉴别能力，觉得马路窄了不过瘾，动不动就搞60米、80米宽的道路。有的城市，规划限制道路宽度为40米，结果他们非要搞成100米。去年建设部等四部委联合下发了《关于清理和控制城市建设中脱离实际的宽马路、大广场建设的通知》，但这种情况仍屡禁不止。他们的对策是：分成二期建，先建一期，再等着政策解冻。小城市也这样搞，一些小城镇也学起来了。最近有一位民主党派人士提出，城市建设出现的问题已经影响到乡村，乡村也在抄城市，也搞这样的东西，危害很大。 高层缘何三令五申 王军：你对大马路为何这样反感，甚至认为它潜伏危机？ 杨保军：比如那条160米宽的马路，从功能上看，根本比不上把它分解成二条或三条马路的情况。为什么？一条车道3．5米宽，正常情况下，通行量是每小时1000辆小汽车，而并行两车道，通行量就减少为每小时1800辆了。为什么少了？因为并线、超车要减速，相互干扰。以此类推，并行三车道通行量就更少，这是一个递减的关系。你想想，并行六到七条车道，通行量将会损失多少？所以，从国际上看，大城市一般不会这么做，美国高速路有十车道的，但它不是城市道路。 从行人横穿的角度看，宽马路又是危险的；从土地开发角度看，要提高土地的价值，也不如把一条大马路分解成几条小马路，提高路网的密度，这样就可以服务更多的街坊。房地产开发有一句行话：“金角银边草肚皮”。你路网密了，“金角”和“银边”就多了，“草肚皮”就小了，土地的价值就上去了，整个城市就能获得更多的利益。可大马路、大街坊的模式正与此相反。从城市景观看，道路过宽，就失去了人的尺度，也难以跟两边的建筑取得协调。人会感到自己不是空间的主宰，自己是多余的了。惟一的“好处”就是所谓的气派，这种思想历史上有过，拿破仑时代就搞过大马路，一般是一个帝国强盛时为歌功颂德的需要才这样做，这是跟科学、民主不沾边的。 王军：中央政府为什么会对地方城市的马路宽度三令五申？有人也许会说，财权与事权是对等的呀？修城市道路是地方政府花钱的事，怎么修应由他们决定呀？ 杨保军：关键是，大马路成风，已与我们的国情国策发生冲突。第一，超过当地财政能力，大马路既占地又花钱，效果不好。耕地保护是基本国策，你这样搞就多占地，跟基本国策有冲突。第二，导致拆迁矛盾。一些地方为了搞大马路、大广场，拆迁补偿不到位，弄得老百姓没有地方住。大马路费而不惠，财政效益低下。一些地方政府这样搞，美其名曰“改善环境、招商引资”，这也是惟一的理由。可即使这样做，也要根据实际情况，不能胡搞。总的来看，城市建设都有贪大求洋的倾向，我接触到的城市，大部分都有这个情况，好一些的只是收敛一点。 王军：这股风刹得住吗？ 杨保军：要改变这种情况，就要多管齐下，行政命令只能起一定作用。应该让大家有一个正确认识，从领导到民众都要有一个明是非、辨美丑的能力。遗憾的是，在我们国家，谈建筑、谈艺术还只是专业圈子里的事情。什么是尺度，什么是比例，什么是美，一般人不学这个，没有概念，不是把它作为基本文化素养来对待。而发达国家重视美育，培养孩子们对美的修养，大众对色彩、比例是清楚的，在这些国家出现不和谐的东西，人们是要骂的。可我们缺少这种教育，就见怪不怪了。所以，要引导，让大家知道什么是美的，什么是丑的。 现代主义规划误区 王军：可能有人会说，发生这些现象，跟城市规划专业有很大关系。为什么大马路不好，还有人规划呢？ 杨保军：这就要从专业上进行梳理了。城市空间相当于一个壳，这个壳是用来承载核的，核是什么？是人。过去的城市，是以人的尺度来设计的。中世纪的城市，是人走在里边的感觉，那时有了马车，以马车的尺度来安排，也是人性化的。后来出现汽车，就产生很大的冲击。工业革命后，出现一种倾向，就是城市以积累财富为主导，人文退居二线。城市里面更多的是对财富的欢呼，留给人的空间变少了。到了后现代，大家发现财富增长了，精神家园却失落了，就开始怀念过去的城市了。人们就开始反省，希望唤醒对街道生活的感觉。 王军：唤醒对街道生活的感觉，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杨保军：你想想，一个孩子生下来后，先是在母亲的怀抱里，懂事后对家庭有了感知，再大一些，就要走进社会了。这个过程，是先迈出家门走上街道。他走上街道后，就会知道这个社会是美的还是丑的。如果街道是友好和安全的，他就会对社会产生健康的心态。如果他到街道上一看，这个社会是乱糟糟的，是拥挤的、污染的，甚至是无立足之地的，那他对这个社会也不会友好。 我们逛街是为什么？有的人可能是有目的的，有的人可能是没目的的，没有目的也要去逛，因为这是一种生活方式。所以，街道要安全，要不断有故事发生，要有起伏，要有高潮，这样的城市才有风采。我经常问大家，你在哪里感知城市？肯定不是在宾馆，而是在你穿行于城市的时候。在这个时候，街道就很重要了，它会让你感到，这个城市是否对人友好？ 王军：也许有人会说，一个城市除了要有你讲的那种味道，它还得有效率呀？ 杨保军：我已经说了，大马路恰恰是没有效率的。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的手法对我们的影响太深了，它完全是机器的理念。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的奠基人柯布西埃说，住宅是住人的机器。这没错，可人还有其他的需求啊，柯布西埃没有考虑到精神方面的东西。所以，他把城市搞得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搞得像机器一样高速运转。于是，功能严格分区，这个地方是上班的，那个地方是睡觉的，这个地方是公园，它们之间，用最快的速度连接，中间没有故事发生。后来，后现代主义就反对这个，认为城市不是像树那样长着直直的杈，城市应该是一个网，不能把它简单化。 巴西利亚就是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的代表，非常乏味，它以汽车为本，尺度巨大。我去那里拍照，连景都取不全，你想想这是什么样的尺度！当地人不喜欢这个城市，那是自然。 而我们受这种东西的影响太深了。我们学苏联，苏联是一公里一个街坊，道路宽、路网稀，支路不发达，使得主干道堵得一塌糊涂，干道之间没办法疏解。而我们大多数规划师，包括政府官员，对这个都习惯了。 不该重蹈他人覆辙 王军：可是，情况已经发生了，该怎么办？ 杨保军：当然要想办法改正错误，最重要的是要改变认识。你看欧洲，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宣告现代主义灭亡了，试图修正过去的错误。哥本哈根就恢复了步行系统。应该明确，城市不能靠马路的宽度取胜，必须注重路网。最近我看了深圳的蛇口，这是深圳惟一不堵车的地方，道路系统是小格网，街道窄，但密度高。这是深圳最先规划的地方，没有采用大马路、大街坊的方式，规划师都没想到效果会这么好。 美国西部小汽车交通发达，导致城市品质下降，地方的文化认同感和社区感消失了。它那里就是一片社区、一片停车场，特别乏味。于是，新都市主义孕育而生。这个新都市，其实就是老都市，是要找回现代主义运动之前那个老都市的感觉。而实现这样的回归，本身就说明社会财富发生过严重的浪费，我们该警惕啊。 王军：这种新都市主义对中国城市发展有何借鉴意义？ 杨保军：新都市主义想解决的问题，一是城市要紧凑发展，认为蔓延式发展对人的活动不利。从生态保护的角度看，任何物种都要有一定的密度，比如一个羊群，头数太多了不行，一下子草就吃完了，都饿死了；但是只有一头羊，这个物种也会完了。第二，要重视城市混合使用的功能。大工业时代的城市，功能很难混合。现在，城市以服务业为主，功能的混合成为可能，拥有多样性的城市才是最有活力的。第三，要尊重历史、尊重文化。要通过保护，把文化遗产组织到城市中来，形成特色，增进人们的文化认同感。第四，就是重新找回街道的感觉。街道也是公共活动的中心、休闲的中心，街道不是要很大，但必须是宜人的。公共空间是城市的主体框架，公共空间做好了，城市的品质就上去了。 我认为，我国城市的发展，最应该采取的就是这种模式。我们的国情是，人多地少，必须降低能源消耗，节约用地很重要。所以，中央最近提出要搞节能省地的住宅。建设部部长汪光焘最近说，中央特别关注城市规模问题，包括圈地问题，城市规划能否解决这些问题？ 当前一些地方盲目扩大城市规模，难道就没有大马路的影响？有的城市，路大、广场宽，但空荡荡的。而老城区又没有人去改善。所以，要落实科学发展观，就要讲求集约型发展。 中国大城市须公交优先 王军：再回到大马路这个问题上。有人会说，马路宽了，确实就容下更多的车了。你怎么看？ 杨保军：以为宽马路就能解决交通，过去的交通规划就是这种套路，可后来变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的规划师已经发现，路修得再快，也快不过交通的增长量。你一条路修好后，没过多久又满了，又迫使你修另一条路，恶性循环就开始了。 比如北京的二环路，刚建好时，媒体报道说，过去45分钟转一圈，现在只需27分钟，大家都欢天喜地。可据我观察，这27分钟的纪录仅保持了三个月，过了半年，这条路又恢复了常态。后来又修三环路，修好后媒体报道说，转一圈的车行时间，由过去的一个小时减少到40分钟了，我又去观察，仅过4个月就又堵起来了。于是又修四环路，还这样。事实表明，靠这个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交通是一个系统工程，从全世界大城市看，城市交通的战略意图要明确，就是你到底要鼓励什么样的交通？你看，世界著名的大都市，地铁里程一般都超过300公里，可承载城市30%至40%的客运量，好一些的可承载60%至70%的客运量。为什么伦敦有着300至400万辆机动车，比北京还多，却不像北京那样堵呢？ 王军：你认为理想的模式是什么？ 杨保军：中国的大城市，一定要公交优先。其次，通过城市的合理布局，尽量减少和降低交通的出行。要看到，在一定的人口和建设量的情况下，不同的模式产生的交通量是不同的。工作与居住的地点不能太远，如果布局不合理，就会产生大规模、长距离的交通。 另外，还要有交通政策来配套，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敢说自己光靠建马路就能解决交通问题，必须制定配套的交通政策。比如新加坡，针对中心区拥堵，就推出车伴政策，你一个人开车进城就要多交费，四个人一起开车进城，费用就低得多，这样就减少了进城的车辆。政府鼓励你坐公交车，你偏要开车进城，停车费就很贵。当然，这样做的前提是，你要把公交搞到味。 交通不是一个简单的修路的问题。还要看到，城市的道路有多重功能，交通只是其一，每条街都应有自己的性格。城市是为人而存在的，忽视了这一点，只求快、只求大，其结果就是反城市、反人性的。 背景：五种战略 英国规划师麦克·汤姆逊根据对全世界城市交通问题的调查，曾总结出下述五种城市交通与土地开发相结合的策略： 第一种：充分发展小汽车。代表性城市包括洛杉矶、底特律等北美城市，这类城市往往具有一个方格网状的均匀的道路网，小汽车可以通行到任何一个城市角落，但土地开发密度非常低，几乎没有一个像样的城市中心和街道。公共汽车很少，主要靠政府补贴来维持，满足穷人的交通需求。因没有城市中心，放射路也很少。 第二种：公共交通优先。典型城市包括波哥大、克里提巴、蒙特利尔等，主要是大量建设放射形的通往市中心的道路，并为公共交通提供专门的车道或其他优先权，保证公共交通在没有或很少的政府补贴下能与小汽车竞争。这种策略主要利用现有道路，因而政府的投资比较少。 第三种：限制市中心发展。典型城市包括波士顿、哥本哈根、维也纳等，这些城市的人口一般都不是很多，但传统上都有一个比较小的活跃的中心。解决交通的策略是在外围安排一个环路以安排新的开发，同时仍有一些放射路通向市区，并有少量的运送工人上下班的铁路或地铁连接市中心和郊区，以保证中心区的活力。这个策略的关键是通过合理的土地开发保持小的城市中心与郊外的次中心之间的平衡。处理不当，市中心可能衰败或者进一步膨胀，从而使该交通策略失去作用。 第四种：保持强大的市中心。典型城市包括纽约、东京等早在私人大量拥有小汽车之前就已经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市中心。这些城市解决交通问题的主要方式就是修建大型的放射形交通网（包括快速路与大容量公共交通，如地铁、城市铁路等）。但是除了靠近市中心区外，这些城市都不建设高速环路来连接这些放射路，以增强中心区的吸引力，同时也保证大容量公交能有足够的人流来维持运转。由于需要建设和维护大规模的大容量公共交通，这项交通策略耗资巨大，同时市中心的土地开发强度和密度也过高。 第五种：限制市中心交通。典型城市包括伦敦、新加坡、香港、斯德哥尔摩、阿姆斯特丹等。这些城市都面临市区人口密度高而道路面积少的矛盾，其主要策略是通过土地使用与交通的合理安排（如保持或提高市区的居住密度）来减少对交通（特别是小汽车）的需求，同时还采取限制或禁止小汽车进入某些市中心地段，限制市中心停车，甚至对小汽车进入市区收费等来最大限度减少小汽车的使用。 终有一天见天日冯玥 这是一组本应在1979年出版发行的连环画作品，然而26年后，才是它第一次真正面对公众。 中国美术馆一层圆厅里，一个有着黄色挑染头发、学生模样的男孩，对着展柜里的画作，狐疑地问同伴：“张志新是谁？” 画面上出现的，可能是对他的生活经验而言完全陌生的场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武斗，手摇“红宝书”的疯狂人群，头顶高帽、胸前吊着砖头的人在游街，“现行反革命犯”的字眼…… 如果说，一本连环画也有命运，它的命运要怎样描述呢？它本应被上百万人传阅，被人们放在枕边、放在书包里，在图书馆里被翻烂，被眼泪打湿，激荡起人们胸中的怒火和悲哀……而现在，被摆放在国家美术馆宽敞明亮的展厅里，人们静静从它身边走过。26年的物移时异、时空变幻之间，观众和社会已经不复是当年模样，第一作者刘宇廉已经在1997年不幸病逝，甚至，这组连环画的主人公“张志新”，都已经变成了一个需要解释的名词。 “该审判的，是勇敢的思索，还是思想的禁锢” 2005年8月23日，在中国美术馆开展的刘宇廉作品展上，这组十四幅的连环画《张志新》，并没有被摆放在特别显眼的位置。对于作者而言，他后来的作品《黄河》、《九色鹿》和早期的、，知名度和影响度都要远远大于这组从未公开发表的《张志新》。 不过，不少观众还是在这组作品前放慢了脚步，停下来，仔细读展柜里的这首小诗，这是当年刘宇廉为连环画《张志新》所做的文字说明—— 你曾经一腔激情，投入那史无前例的岁月 热烈和真诚，像沸腾的整个中国 可是你 你怀疑了…… 你为那空前的浩劫痛哭 谁都能有几种选择，或抗争或趋附或投书 或是无声的愤怒，死一般的沉默 你却选择了呐喊的真理 面对着全国共讨，全党共诛 人民的监狱里，囚禁着人民的儿女 因为你，说出了勇敢的真理 民主的旗帜下，扼杀了民主的声音 因为你认清了虚伪的“高举” 该审判的，是勇敢的思索还是思想的禁锢 真有罪的，是你还是现代的封建主义 你坚持了承受着黑暗 压迫 凌辱 你坚持了面对着二千年的恶势力 现代化的奴隶主 要革命吗你就应当是强者 要革命吗你就必须是强者 卑怯而残忍的扼杀 不能扼杀强者的声音 这不是你的屈辱，却是我们民族历史的屈辱 这恰是你的光荣 我们民族的惨痛的光荣 你倒在血一般殷红的旗帜下 你倒在旗一般殷红的血泊里 你牺牲在新中国的祭坛上 供奉给明天的共产主义 1979年5月2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题为《敢为真理而斗争》的长篇报道，介绍张志新事迹。之后，《光明日报》从6月5日开始，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相继刊发了《一份血写的报告》、《走向永生的足迹》、《她是名副其实的强者》等报道，披露了张志新因为思想而获罪，以及在狱中所受的非人待遇，包括因为怕她喊“反动口号”，在行刑前割断她喉管的细节。一时间，举国震惊，“张志新”在人们心中成为坚持真理、反抗强权的代名词。 诗人们写下如潮的诗歌纪念她： 她把带血的头颅 放在生命的天平上 让所有苟活者 都失去了——重量 ——韩瀚《重量》 法律啊 怎么变得这样苍白 苍白得象废纸一方 正义呵 怎么变得这样软弱 软弱得无处伸张！ ——雷抒雁《小草在歌唱》 一枝无产阶级专政牌号的枪 对准了一个女共产党员的胸口！ ……中国的良心啊，岂能忍受这种奇耻大辱 清明雨，洗不净不清明的时候 野心取代了良心 兽性代替了人性 权力枪毙了法律 暴政绞杀了自由…… ——熊光炯《枪口，对准了中国的良心》 就在这个纪念的浪潮刚刚涌起时，当很多细节还尚未见诸报端、广为人知的时候，刘宇廉、李斌、陈宜民就已经接到《连环画报》杂志编辑部的约稿，并从哈尔滨出发，前往关押张志新的辽宁盘锦监狱调查采访。 1979年7月24日，李斌在写给好友沈嘉蔚的信中提到正在创作中的《张志新》：“我们初步打算画成十四幅，大都采用历史照片和画结合的方法，企图引起回忆与思考。”“这次要比上两套压力大得多，必须在8月20日之前交稿，因为已经定于十月号发彩页。” 他还专门问：“我们这次采用照片剪贴的方法，需要洗成棕、蓝、红、绿等颜色，不知沈阳能否买到洗蓝、绿、红色的药？如好买，各买两袋速寄来。” 他们几人是黑龙江兵团的画友，当时分别在黑龙江省美协、哈尔滨市美协和沈阳军区搞创作。 这封信收录在新近出版的《刘宇廉文丛》里。不过，到了今天，李斌和沈嘉蔚两人谁也想不起来，那些需要的药水，后来究竟是不是由沈嘉蔚买到的。 出发前，李斌打着省美协创作员的招牌，去省委宣传部开介绍信，结果碰了一鼻子灰，人家说得很明白：“我们不管这种事。”火爆脾气的李斌也很生气，大声质问：“你们就是这么为党员服务的吗？” 结果他刚刚回到文联，就有办公室的人好意提醒他：“你造反怎么都造到宣传部去了？”原来，他人还没回来，那边的“告状”电话已经打过来了。 介绍信的问题，据陈宜民回忆，后来是由《连环画报》编辑部出面从中宣部开出来的，介绍他们三人去“搜集创作素材”，这才得以解决。 在这之前，由刘宇廉、李斌、陈宜民三人根据卢新华小说创作的连环画，已经引起了巨大反响。而他们还不知道，由他们三人合作、即将在《连环画报》八月号上刊登的，将引起更大的反响，以及轩然大波，使这份当时发行量超过一百万份的杂志，几乎面临了一场灭顶之灾。“如果不把这些画出来，如果不把我们自己胸里的这口气喘出来，恐怕我们自己就要被憋死了。” 凭着中宣部的介绍信，他们在辽宁又换到了省公安厅开给盘锦监狱的介绍信。 “当时的盘锦监狱，就像后来开放的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过张志新的牢房被开辟出来，还有专人负责接待。”李斌还记得，当时和他们一起参观的就有好几拨人。 “我记得，房间不太大，靠墙有一排炕，屋顶很高，仰起头才能看见一个小小的窗户，人在里面有种窒息感。”李斌回忆。他们看到的，还是张志新和其他犯人关在一起时的牢房，后来她被单独关押的小房间不允许参观。 画面上，牢房内张志新被一群犯人殴打，线条粗乱错杂。近景是牢门外，一个身穿公安制服的女警叉手而立，静静观望的背影。 这幅的内容就来自管理员的证实，张志新确实在狱中被打，头发几乎被拔光。 听管理员讲，张志新在狱中拿到离婚协议书的那天，哭了整整一夜。这个细节，后来成为了这组画中的另一幅：背景是真实的张志新的家庭照片和生活照片，主体是戴着脚镣手铐、穿着囚服的她在落泪。 “她不仅是一个英雄，也是母亲、妻子。我们是有意识地寻找这样的人之常情，但是被蹂躏摧残的内容。” 并不是所有的细节和故事都适于入画，但是却无法让人忘记。 被枪毙的前一个晚上，四月初，东北的天还很冷，犯人都还穿着棉衣棉裤。张志新提出要解手，看押她的犯人去请示管理员，得到的回答是：“让她尿裤子里。” “你想想，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出身音乐世家，参加过志愿军，读过大学，25岁入党，省委宣传部的干事，形象又是那么完美，这种事，对她而言，是怎样的羞辱。” 因为事隔太久，在李斌的描述中，有些记忆只有形象，却想不起具体的时间地点。他记得看见了张志新的囚服，号码很大，像一件男人的衣服，印象最深的是领子、前胸的一大片，全都是被血滢湿的痕迹。 他们亲眼看见了张志新行刑前的一张照片。她跪在地上，五花大绑，面容扭曲，脖子上挂着一块“现行反革命犯张志新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牌子。 这张照片当时被李斌快速用炭笔素描下来，连环画作里表示这一情节的那幅，几乎是原样拷贝了这张照片。“只是，”李斌说，她的喉管当时已经被割断，她的脸扭曲得根本没了人形，“在画的时候做了些处理，不像照片那么惨烈。” 在那里，他们三人还碰上了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的伍必端教授。伍教授告诉他们，他还看见了一张张志新行刑后的照片，子弹从后脑穿过一只眼睛射出，半张脸都碎了，更是惨不忍睹。 在行刑前被割喉的犯人，张志新并不是第一个。曾经用过的办法是用铁丝勒住犯人的舌头和嘴巴，后来一位医生发明了割气管的方法，李斌印象中听管理员介绍过，张志新是第41个。 “那时的感觉就是，如果不把这些画出来，如果不把我们自己胸里的这口气喘出来，恐怕我们自己就要被憋死了。”李斌说。 两天后，在回哈尔滨的火车上，他们就开始讨论要如何安排和表现画面了。 之所以决定采用历史照片和画相结合的方式，主要是考虑到这次题材的现实性。虽然之前的和也有很强的现实色彩，但毕竟是根据小说改编而来。张志新则完全不一样，从人物形象到具体内容，都是百分百的真实。照片更能强调真实感。这种有点类似西方波普艺术中拼贴的方式，在那个年代的中国，在没有电脑和多媒体技术的时候，还是非常新鲜稀奇的想法。 “这个稀奇可真是差点要了我们的命！”现在想起来，李斌还是叫苦不迭。 “我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资料照片的搜集不是难事，作为画家，对图片的关注本来就是他们的职业习惯，而且当时“文革”结束不久，报刊上来源也很多。麻烦的是制作过程。他们必须把选中的照片拼贴之后翻拍，在暗房制作好照片后贴在三合板上，再在照片背景上用水粉画出主体形象。 暗房里又闷又潮，每一张底片都要经过好几道曝光，有的人头只有一点大，很难把握。照片里不同人物和元素的位置、明暗，经常要做好多遍才合适。有时候做一半又觉得照片不好，再重找、重换。好容易照片部分做好了，画的时候稍有差池，就又要整个重来。 截稿的日子那么紧，那些天里他们几乎是连轴转，晚上做暗房部分，白天画。“简直困死了。但我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李斌说，那时支撑他们的力量，就是想，和张志新的遭遇比起来，这算得了什么！ 当刘宇廉、李斌、陈宜民在哈尔滨日以继夜地赶做《张志新》时，北京《连环画报》编辑部风波骤起。 1979年8月号《连环画报》发行刚刚三天，就被文化部出版局勒令停止发行并追查责任。这几乎是出版界最重的刑罚。原因是这期上刊登的作品“政治影响不好”。 这组后来被评价为是“冲破文艺禁区”、并获建国30周年全国美展一等奖的作品，当时引起争议和被批判的理由，现在看来颇有点荒诞，其中一条是：他们未加丑化地描绘了林彪、江青等“反面人物”形象。用李斌的话说，他们想做的无非就是“回到正常”，而这在当时是被视为不正常的。 时任《连环画报》编辑部副主任的吴兆修还记得，的刊发，是经过编辑部全体讨论通过的，得到这种“待遇”的稿件并不太多。大家一致认可这是好东西，也想到可能会有风险，但是在“拨乱反正”的大环境下，他们还是觉得很有底气。“而且，这么好的东西如果不能推出去，对于编辑来讲，那是失职。” 禁令下来后，编辑部开会认为不能接受，决定越级申诉，直接致信中宣部说明情况。很快，吴兆修和另外四名编辑被召集到中宣部开会。会上，吴兆修表示，如果作品有问题，可以发表不同意见，“可以批判”，但禁止发行或者换掉重发不可取。而且，吴兆修还提出一点，画中对“反面人物”形象，也还是做了一定冷色调的处理的。 的命运最后总算有惊无险。后来，应读者要求，这期《连环画报》在出版后又加印了十万份。其中那幅在“万寿无疆”标语牌下死去的年轻生命的画面，至今还被常常提及。 然而《张志新》的遭遇，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因为政治风向的变化，对张志新的宣传和报道戛然而止。完成了的连环画作品，永远失去了刊发的机会。 26年后，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有的画面依然让人震撼。 有一幅背景剪贴了中共中央文件《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其中两行量定“现行反革命行为”的说明，正好封住了张志新画像中嘴的部位。 [注：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简称《公安6条》），规定凡是“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以后这一条又在实际上扩展到凡对江青、康生、陈伯达等稍有不满的也被以现行反革命治罪。这个规定是造成“文化大革命”中大量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一幅，带着红领章的审讯人员和被审讯的张志新，之间是一个穿白色制服的公安背影。背景照片上有正面的慈禧、袁世凯、蒋介石等旧时代统治者，一幅江青拍摄的庐山仙人洞照片，一幅“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对联照片，寓意了历代统治者一脉相承的专制本质。 表现“割喉”场景的那幅画面构思，也独具匠心。执行人和受害者的脸都被隐去了，黑色剪影似乎在告诉观众这是见不得人的勾当。近处有人俯视着，沉默地关注着这一罪行的发生。再往上的背景，是波澜壮阔的天安门广场上清明节群众集会的图片。画面中心看似空白，细看，是张志新仰天长问的面容。好像暗寓着“一个声音被扼杀，千万吼声响起”。 由此，旅澳画家沈嘉蔚在为《刘宇廉画集》撰写的导论中，评价“这套不足二十幅的连环画佳作甚多，是以笔者所见，迄今为止海内外对‘文化大革命’批判最深刻最尖锐的绘画作品。” “能触动民族记忆的东西，永远都是有生命力的” 历史无法假设。谁也不知道如果这套《张志新》能继和之后面世，在那段历史上将会留下怎样的一笔？而不像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王洪义教授所感慨的：“由于社会转型和岁月销蚀，其中的批判性已失去明显目标。” 回想起来，当知道不能发表的时候，李斌说“好像也没觉得怎么样。”以至于原作都送给了沈嘉蔚保存。对于他们来说，想表达的东西已经都在画里了，郁积在胸口的那口气，也就算吐了出去。连环画对于他们来讲，原本就不是本职工作。在《张志新》之后，他们三人的连环画创作组合也就解散了，此后三位作者各自朝着不同方向发展。 高名潞在《中国当代美术史1985-1986》一书中认为，“无论是‘伤痕绘画’或‘星星画会’，对所批判的现实的理解都有表面和狭隘之处，似乎现实的批判意义仅在于将结果归罪于某些人或民众环境和氛围（这种认识和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这些被归罪的对象不过是文化的表层，其根蒂在于深层的无形文化，而这无形文化乃是一个文化圈民族共同创造的，其荣辱与全体民族包括自身是分不开的。所以真正的现实在于自身，在于自我的批判、反省和自明，而不仅是控诉和悲怨。” 沈嘉蔚说，如果《张志新》当时能面世，也许高名潞会修正这个结论。 《张志新》中的一幅，画面是张志新身后有无数困惑或沉思的人，靠前方的正是三位作者的自画像。而由李斌和陈宜民在1980年完成的油画《舍得一身剐》中，围斗彭德怀的红卫兵里，也能在主要位置看到他们三人自己的形象。在沈嘉蔚看来，“这种思索所表达的深度与自我批判的勇气”，无论当时还是现在都罕见。 “这很自然，我们当时就是红卫兵啊。”李斌说。这种自省的态度，有一部分是来自于张志新的——当绝大多数人相信“八亿中国人只需要一个思想”的时候，她敢于以飞蛾投火般的精神坚持抗争，思考，表达自己的意见。这种独立人格的力量，对于他们这代人的冲击力，格外强烈。 作为这套作品二十多年的保存者，沈嘉蔚一直坚信“能触动民族记忆的东西，永远都是有生命力的。”他说，当时把这十四幅画用纸包好，放进箱子里的时候，“我就相信这套东西总有一天能见天日。” 对作者李斌来说，连环画《张志新》的命运，给他最大的触动是：画出来是最重要的。艺术家的生命很快消失，但作品会留下。他说：“26年前不能发表，今天就能。如果当时我们没有画，今天就什么也没有。有的事需要先做出来，再考虑其他。” 目前，中国美术馆已决定收藏这套《张志新》。 水库移民说《出三峡记》代序卢跃刚 《出三峡记》，晋永权 著，将由三联书店出版，该序因故未被收入。 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水库移民史，是一部令人心酸而悲怆的历史。上千万的水库移民（几乎全部是农民）在过去、现在和可以预见的未来，被迫放弃家园，为一部分人的幸福生活，为中国的现代化原始积累，为防灾减灾，为政治运动，为好大喜功，为瞎指挥乱决策，为官僚主义，为贪污腐败付出代价，并继续付出代价。我们可以在晋永权的三峡水库外迁移民的照片中看到这个情景。茫然而忧伤的眼神，泓泓东去不容逆转的浑黄江水，无力无奈无助，尽在不言之中。 我们在检索和梳理这个历史的时候，心情不免沉重。 先看看水库是怎么建起来的。 1990年代初开始，我研究三峡工程，研究中国治水，才知道1958年全民总动员，除了有一个“钢铁大跃进”，还有一个“水利大跃进”，1970年代初又有一个“水利小跃进”。“大跃进”加“小跃进”，一共修了多少座水库？根据1973年底统计，全国有10万立方米以上的水库70364座，其中大型水库238座、中型水库1802座、小型水库68279座；10万立方米以下的水库则有10万座之巨。也就是说，1958年前后到1973年，15年多的时间里，中国至少修建了17万座水库！当然其中相当多数的水库建好后不能运行，或垮坝，或因病险而废弃，到了1990年统计，全国只剩下83387座水库，其中库容大于1亿立方米的大型水库366座，1000万至1亿立方米库容的中型水库2499座，1000万立方米以下库容的小型水库80522座。无论是17万座，还是83387座，都是世界第一。 由于地理和天象的原因，中国是个洪涝灾害的多发国。从结果上看，1958年以来的庞大的无以复加的水库建设，是执政者对洪涝灾害的过度反应。其内在原因，我想，大概是1954年长江、淮河的特大洪水，激发社会动荡，给刚刚夺取政权的当政者留下了极端恐惧的记忆。所以1950年代以来，中国治水的总方略是“以蓄为主，蓄泄兼筹”，加上征服自然、改造社会的强大自信，巩固新生政权，企图一劳永逸地解决洪涝灾害问题。大量建水库，自然有大量土地淹没，水库移民问题由此而生。 我国水库最多，水库移民有多少呢？官方资料说，水库移民有1500万，估计也是世界第一，其中三峡工程的移民数，据官方最新披露，可达120万，占到近半个世纪以来总移民数的十分之一左右。可以断言，像三峡工程如此宏大的水库移民前无古人，肯定后无来者。需要特别指出的是，120万三峡水库移民（全国人大批准的三峡工程初步设计报告的移民数是113万人，不知不觉中增加了7万人）是按照海拔175米蓄水位、177米移民迁移水平线、182米安置建设线核定的，可是三峡水库是河道型水库，蓄水线是一个逐渐升高的曲线，有人计算，水位大概每100公里升高7米。水库从湖北宜昌的三斗坪三峡大坝到到重庆涪陵的李渡镇，距离是493.9公里，二期工程海拔135蓄水，到李渡镇时水位升至海拔169.7米，落差34.7米，如果海拔175米蓄水，落差到底有多大？三峡工程技术委员会主任潘家铮院士说，那个落差“是天然落差”，三峡蓄不蓄水都一样。潘家铮院士的说法可以解读为：三峡水库蓄水以后，水面不是曲面，而是平面；库尾不会壅水抬高。但是官方135蓄水的数字证明，潘家铮院士的说法不能成立。 接下来的问题是，135蓄水时，李渡镇水位169.7米，如果175蓄水，李渡镇的水位是多少？还有距李渡镇更远的长寿区和重庆市区的水位是多少？还是177米？只要超过177米移民迁移线，移民人数就会增加，移民费用就会增加。问题的实质是，海拔177米移民迁移线是一个不能动摇的水平线，120万三峡水库移民是按照这个水平线核算的，可以肯定，175蓄水以后，再加上运行淤积，库区尾部会大大地翘起来，大部分地区淹没水位会远在177移民迁移线以上。这样，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三峡工程的移民肯定超过120万！也就是说，还有比世人所知道的更多的人被强制性移民，而且可能摊薄整个移民费用。 像所有的糊涂账一样，三峡移民数到底是多少也是一笔糊涂账。是利益集团故意搞的糊涂账，还是因为事情繁杂压根儿搞不清楚，存疑。以我对三峡工程决策历史的探察和开工以后的长期跟踪，我更倾向于前者。 我曾经和三峡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兼国家移民局局长李伯宁不止一次交流过，三峡工程一百几十万移民怎么移？他是“三峡开发型移民”的倡导者和大力推动者，甚至说三峡移民是“李伯宁工程”。湖北、四川、重庆都对他有意见，说老爷子太主观，不了解三峡库区的实际情况。“三峡开发型移民”的移民方式是“就地后靠”，就是人往高处走。李伯宁拍过胸脯，说三峡移民一定能就地安置。许多人反对这项移民政策，说三峡地区都是高山峡谷，生存容量有限，不可能容纳那么多移民。曾经担任过重庆市市委书记，后来担任四川省省长的萧秧就当着我的面，多次批评李伯宁的三峡移民政策不可行，不管李伯宁领导的国家移民局怎么强调，他还是眼睛向外找出路。但是，说老爷子不了解实际情况是冤枉。李伯宁曾经是拟议中的三峡省的省委书记，还在筹备期间，他就组织拍了《穷山的呼吁》，极言三峡库区农民的恶劣生存境遇，在北京引起很大的震动。 说李伯宁不了解移民工作和历史也不对，他从1950年代初就在水利部负责移民工作，而且一辈子没离开过水利，没有离开移民问题。他对1949年以后的1000多万水库移民有“三个三分之一”的评价：三分之一生活不错，三分之一勉强生存，三分之一没有安置好。实际上，真正安置好的只有三分之一。那么李伯宁为什么偏要坚持“就地后靠”、“就地安置”的三峡移民政策？为什么“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事实上今天大量三峡移民外迁，似乎在证明李伯宁错了。事情没那么简单。了解中国水库移民史的人都知道，被强迫的外迁，并不意味着不返迁，水库移民外迁的历史，也是水库移民返迁的历史。我手里没有返迁的具体数据，但是知情人说，不是个小数字。不需要在历史上找依据，三峡外迁到海南、新疆、黑龙江等地的移民返迁就是明证。很多时候，返迁的理由与生存容量没有必然的联系。 我没有跟李伯宁深入地探讨过“开发型移民”政策的由来，但是我相信与移民的历史及其笼罩在历史之上的阴影有关。他曾经心有余悸地回忆说，“文化大革命”期间，搞运动的主力是新安江等地没有安置好的水库移民，特别是外迁后又返迁的移民，揪斗水利部领导最凶的也是这些人。新安江水库（1957—1960）建设开1949年以来、也是开中国有史以来大型水库移民之先河，移民总数30.6万。新安江水库分三个阶段：1956—1957年试点阶段，1958—1960年大规模迁移阶段，1961年以后的调整阶段。问题出在了1958年以后。当时政府的移民口号和方式是：“多带好思想，少带旧家具”，“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一把锄头，一副铺盖，徒步行军”（牟默 蔡文楣《新安江移民的历史回顾》）。结果移民费用增加了一倍，遗留问题至今。有人说，美丽的千岛湖水是新安江水库移民的泪水积攒而成的。 1980年代初建成葛洲坝之前，中国水坝有三大明星，除了新安江之外，还有三门峡水库、丹江口水库。三门峡水库（1957—1960）、丹江口水库（1958—1964）都是1958年正式启动的，移民的数量，前者41万，后者38万。2003年南水北调工程启动，丹江口水库大坝加高，增加移民22.4万。这22.4万移民中，很多人是丹江口水库移民的二次、甚至三次移民。顺便提一句，南水北调工程的提出不晚于丹江口水库，某种意义上说，丹江口水库就是为了实现南水北调工程而修建的，但是显然规划不充分，增加了移民。这两大水库移民的命运跟新安江水库移民一样，极少的补偿，粗暴而虚伪的动员，没商量地强行迁移。现在情况如何？我2001年去丹江口水库库区，那里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贫穷”。而且是几十年的贫穷。 三门峡水库的情况更糟。三门峡水库曾经是“亚洲第一坝”，由中共中央委托苏联人设计。这个水库可能是人类现代化历史上最具有悲剧性质的水库，它几乎就是蛮横、虚妄、自负、好胜导致灾难的代名词。2003年渭河洪灾，洪水量并不大，关中平原却遭到了灭顶之灾，祸根是三门峡水库，以至讨论是否炸毁三门峡水库。今天检索三门峡水库的酝酿、辩论和建设过程，顿生感慨，让我相信“命定”一说。三门峡水库所引起的可能的灾害，当时都预见到了，包括“大坝高水位方案”诱发的移民问题，有人提出“不但是经济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尚蔚《忍对黄河哭禹功》）。 事过48年，我们暂时不管三门峡水库是否该建等治水思想问题，先来追究三门峡移民问题。我把材料处理下来，发现三门峡水库已成定论的移民数量仍然存有大疑点。 我们知道，三门峡水库开工半年后，刚从大学毕业不久的技术员温善章反对360米蓄水位的高坝方案，提出“低坝小库，滞洪排沙”、正常蓄水335米的方案，少淹没，少移民，少花钱，上书中央和水利部，受到周恩来的重视，他指示水利部组织专家讨论这个“小青年方案”。这场讨论，历时半个月，实际上是围绕着黄河治水思想、三门峡水库蓄水位、排沙还是拦沙等重大问题的大辩论。 关于移民，335米方案移民数不超过15万，360方案90万人，周恩来主持修改方案后，移民数降至31.89万，由于库区大范围塌方，抬高水位，移民增加至40.38万。目前我们看到的正式资料确定为41万。三门峡库区淹没陕西、山西、河南，主要是陕西。根据最新的资料，到1989年，光是陕西省境内的移民就达到了43万人，其中是否包括15万返迁移民未可知（尚蔚《忍对黄河哭禹功》）！而且移民生活极端贫困。生生在“天府之国”的关中平原造出了几十万贫困农民，今天还存在着严重的社会问题。但是许多当事人没有受到应有的历史追究和良心谴责。 我们今天还不得不为过去的错误决定承担后果。我所知道的水库，大多数都有严重的“移民后遗症”，无论是宏观决策还是技术安排，都没有把库区移民这“天大的事”当回事，给不给钱给多少钱，到了移民这儿没商量，也没你谈判的份儿；你要是不走就撵你走，反抗、上访就抓起来。中国的水库移民挺倒霉的，1958年至1970年代的水利工程遇到的是好大喜功的制度性狂妄，现在好了，遇到的是制度性狂妄加腐败。我1992年、1997年两度下三峡库区，我认识的负责移民的干部很多出了问题，都跟贪污腐败有关。重庆市一位负责移民的官员告诉我，移民款是“唐僧肉”，谁都想咬一嘴。不算配套投资，光是国家移民投资就将近一千亿，那么多钱，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曾跟一位三峡库区地级市的市委书记吃饭，他气哼哼的，刚接了个电话，说一些移民到市政府请愿，他在电话上指示：“把他们都抓起来！把他们都抓起来！” 我粗线条地梳理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水库移民历史，无非想告诉读者并提醒当政者，三峡工程还有两年就要全部完工了，完工仅仅是三峡移民问题、甚至可以说是三峡移民噩梦的开始。我还想告诉读者，晋永权通过图片所描述的三峡移民，是在什么样的历史和制度背景下迁徙的，他们的命运被许多无形的东西操控着。他们无可奈何。他们只能认命。晋永权这部书的书名叫《出三峡记》，有“出埃及记”的意境，不过，我相信他一定知道，带领三峡移民顺江而下，背井离乡的人不是摩西；半个多世纪以来，1500万水库移民的队伍中没有摩西。 晋永权是我的同事。他拍摄过三门峡移民，而且跟踪拍摄了好几年三峡外迁移民。《出三峡记》是他多年心血的集萃。我为他悲天悯人的情怀所感动。他有一幅著名的照片：在一艘移民船上，一个光着脊梁的移民背对着镜头——长江下游移入地，望着渐渐远离的故乡。我看不见他的表情。我猜他在想什么。我真想知道他在想什么。 2005年4月2日于北京双泉堡花虎沟 细节，还是细节老六 结局并不值钱，道理也不值钱，过程中的细节才值钱。 “巴黎值得死掉二十万人。”策划发动起义的罗尔上校说。尽管这样做的代价可能是巴黎的毁灭，但他相信，掌握了大部分巴黎地下武装力量的法国共产党，还有许多在德军铁蹄下生活了四年的爱国的法国人，是愿意付出这个代价的。 流亡阿尔及尔的戴高乐将军绝对不允许巴黎发生由共产党领导的起义，而让自己失去对这个即将解放的国家的控制权，他为此命令负责空投武器的人：“任何武器都不得直接空投给共产党人，或者结果可能落入他们手中。” 在希特勒的眼中，值得为巴黎死掉的人当然更多。他下令给所有与巴黎有关的人：“巴黎绝不能沦于敌人之手，万一发生此情况，他在那里找到的只能是一片废墟。”当巴黎解放那一天，他还在念念不忘地问：“巴黎烧了吗？” 巴黎成了三方争夺的目标，而最有能力拿下这座城市的人却不愿意加入这场争夺。盟军的计划是延缓巴黎的解放，而避免陷入消耗巨大的城市巷战，并且，攻占后的巴黎需要相当于八个作战师的力量来维持，同时要耗掉第二战场全部部队四分之一的油源。 紧张激烈而又错综复杂的斗争开始了。 《巴黎烧了吗？》记录的便是1944年的巴黎所度过的那个惊心动魄的8月。两位作者拉莱·科林斯和多米尼克·拉皮埃尔分别是美国《新闻周刊》和法国《巴黎竞赛画报》的记者，他们在巴黎解放20年后推出的这部30万字的报告文学成为世界新闻史上的名篇。今年，拉莱·科林斯于6月20日去世，该书中文版也由译林出版社重新包装出版，这是董乐山先生的最后一部译作。 这本书对我来说，上大学时只是外国新闻事业史中的一个填空题。后来读到它的时候，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所以前段时间和年轻同事探讨业务，说到新闻采写中的细部训练，对方让我推荐范本，我毫不犹豫地说，《巴黎烧了吗？》。 这本书我看了没几页，便后悔自己如果早些年读到它，就会对我的新闻和写作生涯大有帮助。不过话说回来，没有那几年无头苍蝇似的瞎撞的经历，可能也很难懂得个中微妙之处。也许只有自己尝过了甘苦，才能体会人家写出这样的书来是多么不容易又了不起。 如今时兴一个词儿叫“宏大叙事”，遗憾的是，许多人把这个帽子扣在某些作品身上，更衬出了被装饰者一点儿都不宏大的寒酸。跟这哥俩学学什么是宏大叙事吧：除了细节，还是细节。他们用三年时间搜集材料，采访了800多人，敢于宣称自己的作品事事有根据，人人有下落，句句有出处。1944年8月25日盟军攻进巴黎，该书用了足足17页的篇幅来写巴黎人对解放者的欢迎场面，有名有姓的人达上百人之多，所用故事之生动，细节之完整，绝对到了奢侈的地步。 在许多时候，结局并不值钱，道理也不值钱，过程中的细节才值钱。事实上，“用细节说话”也是最费劲的，所以许多人宁愿轻轻一笔带过，却并不愿意下笨工夫去寻幽探微。而真正有感染力的地方正在这里：肖尔铁茨去“狼穴”领命，他的勤务兵梅耶下士希望自己的长官不要回来得太早，因为当天晚上他要去看自己十个月以来的第一部电影，这是歌剧院大道旺多姆电影院放映的德国喜剧片《布克霍尔斯一家》的上集，而下集要到下星期才放。梅耶不想错过它。 能够下笨工夫去采集，同样需要高智商来剪裁。新闻写作就像罗丹的雕塑理论：把一块石头上没用的东西去掉，剩下就是自己的作品了。说来简单，但如何剔除没用的，进而凸显出有用的东西，绝对需要高超的叙述技巧和文字功底。拉莱·科林斯和多米尼克·拉皮埃尔做到了，他们将丰富的素材有机的捏合在一起，把几百人的故事穿插在一起，每一章每一节都有跌宕起伏的高潮和剧力千钧的气势，使这部纪实作品优于一切惊险小说。 真正的叙事高手从来不用定性或装饰性质的字眼，而是把得出结论的权利和快乐留给读者，这一点拉莱·科林斯和多米尼克·拉皮埃尔也做到了。请允许我抄录几句，来体会书中那种平静潜流下紧张不安的气息。这一段发生在临危受命的肖尔铁茨离开希特勒、去巴黎赴任之前去探望自己的家——对不起，“临危受命”是我拉来的，他们两位才从来不屑用呢，他们只会让你不得不想到这个词： “在黑色霍奇牌汽车把她丈夫送往西方去之前的几分钟，肖尔铁茨太太注意到将军的勤务兵突然又奔到他的房间里，取来一只大手提箱。她知道，那只手提箱里装的是她丈夫的平民服装。” 《巴黎烧了吗？》片段 君子 盟军攻占巴黎前夕，非作战部队的德国兵开始撤出这座城市，巴黎被一车一车地劫掠一空。住在帝国饭店的一个军官把窗帘扯下来塞进手提箱，说“以后要用它做衣服”；佛罗里达饭店里的一位中尉用电话线捆好一摞床单后，想了一想，把电话机也拿走了；在拉马丁广场，一群德国通讯兵在邻居的注视下运走了几头养在花园里的猪。 在纳伊的维克多·雨果林荫大道，一个党卫军上校临走前写了一张表示感谢的条子留给“我的不知名的主人，感谢他并不由衷的接待”。他写道：“我离开这所公寓时，里面一切如旧。煤气、电力、电话的账单都已经付清，看门人的小费也已给过。”他告诉房子的主人：“三卷本的伏尔泰文集，阅后已放归书架原处”，然后又附了一张钞票，“赔偿我借住期间不慎打破的两只水晶香槟酒杯”。 法奸 维希政权的巴黎市长皮埃尔·泰丁格在德军巴黎战区司令官冯·肖尔铁茨的面前，看到了这位普鲁士军人要将巴黎夷为平地的坚定决心。 趁着肖尔铁茨说得太激动而气喘咳嗽的当儿，他建议两人到外面阳台上去。 面对展开在他们面前的美丽城市，泰丁格向那个似乎没有感情的军人做了一次最后的陈词：“给一位将军的任务常常是毁坏，不是保存。不妨设想将来有一天你有机会作为游客又站到这个阳台上来，再一次欣赏这些使我们欢乐、使我们悲伤的建筑物。你能够这么说，‘本来我是可以把这一切都毁灭掉的，但是我把它们保存了下来，作为献给人类的礼物。’我亲爱的将军，难道这不值得一个征服者感到光荣吗？” 跋涉 巴黎弗莱斯纳监狱的大门打开了，2000多名囚犯要被押解到德国集中营，其中有巴黎抵抗运动的领袖皮埃尔·勒福歇，他的妻子玛丽·海伦·勒福歇在监狱门口看到了丈夫。 “他活着，他活着！”她小声对自己叫出声来。囚犯们被押上公共汽车。登车的一刹那，皮埃尔冲她微微抬一下头。“他瞧见了我！”她再也止不住眼泪了。 公共汽车引擎发动了。玛丽·海伦跑回自己的自行车旁，跨上车，跟着汽车向前蹬去。 她的丈夫被押上一列火车。火车开动，她继续骑着自行车跟去。她既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但她决心要跟着丈夫的囚车去，能走多远就多远。 火车将她越甩越远，但她继续蹬着自行车。 抵抗组织试图解救这列囚车，未能成功，但却给了海伦时间。当德国人赶俘虏们沿着被炸毁的铁轨去新的一列火车时，海伦追上了他们。她推着自行车，在野菊丛中冲过来，到了丈夫面前。她不假思索的第一个动作是从口袋中取出一块白手帕，为他擦去眼角的污垢。 她永远不会弄清楚，丈夫身后的那个党卫军警卫为什么那么宽容，只是冷淡地耸一耸肩，就让她走在脸色苍白、步履蹒跚的丈夫身边。她的裙子轻轻地擦着他的破烂裤子，她的手紧紧地握着他的手。她抓紧时间尽情地享受在他身边的两个小时，享受丈夫依然存在的幽默感：“我要答应你一件事情，有了这次旅行经验，我以后永远不会同你争论卧铺车的价格了。” 列车开动，那个纤小的白色身影仍旧跟在后面。两天半的时间里，她不睡不息跋涉183公里，走了去德国的四分之三路程。 红十字会最后的营救宣告失败。在南锡火车站，她双手抱着战前买的朗万牌手提包，嘴唇轻轻的翕动着，不时做个祈祷。她昂然站在那里，毫无低声下气之色，看着火车慢慢滑出车站，消失在她的视野中。 玛丽·海伦折回巴黎，但她并没有放弃。巴黎解放后，她乘一辆红十字会的救护车穿过美军和德军的战线，回到南锡，找到巴黎一些朋友认识的一个秘密警察的官员，通过与其有过黑市交易的法国人对他施加的压力，终于说服他带她乘坐法国参谋部的汽车到德国境内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把皮埃尔领了出来，然后三人开车回到南锡，并最终把丈夫带回巴黎的家中。 那列火车上的2453名囚犯，最后回到巴黎的不到300人。 俘虏 1944年8月19日，巴黎人民发动起义。南泰尔卖猪肉的屠夫路易·贝尔蒂有生以来第一次用枪指着德军，将两个正在饭馆喝白兰地的德国鬼子缴械，然后押着他们去区公所。一路上他赶开了三个跑上来向那两人脸上吐唾沫的愤怒同胞，他说：“他们是俘虏。”其中一个德国兵回过头来，一边擦脸，一边向他点头说：“谢谢。” 六小时后，路易·贝尔蒂和20名同样遭到镇压的同志被押到纳伊的德军指挥所，排成一圈。一个德国兵推开他们走到圈子里，在他们面前挨个走过，正是贝尔蒂得意地俘获过的两个德国鬼子之一。显然，他是奉命来指认俘虏他的人。当那个兵绕着圈走近他时，贝尔蒂吓得全身发软。 那个德国兵直瞪瞪地注视着他的眼睛，做了一个姿势，一个似乎是把脸郏上的唾沫抹掉的姿势，然后，他没有露出丝毫认识的迹象，就走向下一个人。 婚礼 巴黎起义了。保尔·马斯比奥上校带着六名部下，冲进巴黎第一区区公所。 区公所里，维希政权的区长亨利·夏德维尔正要主持一个婚礼，结果被挥舞着手枪的起义者解除了职务，并遭逮捕。 在新娘的哭声中，马斯比奥上校先庄严地宣布，以解放委员会的名义，他接管第一区的区政府。然后，他用同样庄严的语调宣布，婚礼继续举行。“根据抵抗运动授予我的权力”，他完成了自己作为法国首都第一区新区长的第一个公务行动：宣布莉西安娜·提尔和纳西斯·费蒂佛结为夫妇。 站在他对面的，只有新娘，新郎身在德国一个战俘营里。等了三年的莉西安娜·提尔举行的是新郎缺席的代理婚礼。 新闻 盟军决定向巴黎发动攻击，随军记者们的新闻竞争也开始了，许多人都立誓要做从解放了的首都发出广播的第一人。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记者查尔斯·科林伍德得到一条珍贵的情报：他碰到布雷德莱将军，将军无意中谈及“看来法国第二装甲师要去解放巴黎了”。经验丰富的他知道届时可能找不到播发台，便事先录制了一则宣告巴黎解放的新闻，并将这条关于那个时刻的兴奋和戏剧性的报道送到伦敦，以备公司在那个伟大时刻来临时可以立刻向全球转播。 盟军总部的战地检查官没法听那盘录音带，就将其转送到伦敦，而伦敦的检查官以为它已经过战地检查官的审查，便将其发还给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几分钟之内，科林伍德关于巴黎解放的生动描述传遍了全世界，正在激战的抵抗组织、坚守巴黎的德军以及向巴黎挺进的盟军，以非常吃惊的态度收听了这则消息。 新闻发布两天后，巴黎解放的新闻发生了。没有人能抢在科林伍德之前。 利益 德国军事情报局特务鲍比·本德对盟军的联络人一一指出了通向巴黎各条道路上德军的每一个设防工事。这位一度风度优雅的花花公子一甩他发白双鬓的头发，咽下最后一口威士忌，对面前的年轻人说：“如果说我刚才透露的一些情况使你感到惊异，那是因为我真诚地相信这符合我的国家的最大利益。” 然后他把枪套解开，交给身边的法国人：“现在，我认为自己已是你的俘虏了。” 法国人告诉他，他没有时间，要到明天才能把他带去当俘虏。 按照鲍比·本德指点的路线，盟军攻进巴黎。在24小时内第二次，他向那个法国人投降，这次，对方接受了。 误伤 拉莱·凯里中士许诺要做第一个进巴黎的美国兵。他开着吉普超过战友，向圣克卢桥直冲过去，高兴得大声欢叫。在桥的另一头，消防员让·大卫看到这驾奇怪的车辆，那钢盔，那制服，以为这些人只能是德国兵。他端起毛瑟枪，把弹匣里的子弹一口气都打了出去。凯里被击中六枪，流着血掉到人行道上，距离巴黎的市区界线还差五十码。 凯里被送到玛塞尔·托马斯的药房。他告诉周围人“不要责怪”大卫，并把口袋里的香烟拿出来与大家分享。三天后，充满悔恨与悲伤之情的大卫带着一瓶酒来医院探视了他。 瘫痪的凯里被送回美国，仍与托马斯小姐保持着联系。一年后，他死于这次受伤。在写给托马斯小姐的最后一封信中，他说：“我们帮助了一个了不起的民族，我将永远把你铭记于心。” 学问 法军第二装甲师的“西蒙号”坦克在攻占星形广场。指挥员保尔·基尼翁中尉用战地望远镜看准一辆德军坦克，向炮手罗伯·马迪宣布射程：1500米。马迪校准大炮上的瞄准器的射程后，犹豫了一下，没有告诉基尼翁，便将瞄准器又转了三格，把射程定在1800米——马迪是巴黎人，他记起自己很久以前在法国最通用的《弗尔莫年鉴》中读到，香榭丽舍大街从凯旋门到方尖碑之间的距离是1800米。 马迪开了炮。 年鉴是对的。他的第一炮就打中了德军坦克。 “谢天谢地，要是我的发射向右偏两米，纪念碑就被我打掉了！”马迪说。 钟声 盟军的坦克开进了巴黎，抵抗运动组织广播号召所有教区的神父敲响教堂的钟。四年来一直沉寂无声、没精打采地挂在那里的巴黎各教堂的钟一个接一个响了起来，从城市的这一头到另一头。几分钟之内，首都的整个天空都震荡着庄严的钟声合鸣。巴黎人在黑暗中听着钟声，泪流不止。 但是，十三岁的塞维尔没有听到自己教区的圣菲利普·杜·卢尔教堂的钟声，他十分愤慨，打了好几次电话给教堂执事，电话总是占线。几天后，在为巴黎解放望弥撒的时候，这个愤怒的少年知道了个中缘由。神父在开始讲道时说：“我要感谢打电话叫我敲响钟声的所有人，我也想提醒你们，那天晚上你们在兴奋之中忘记了一件事：圣菲利普教堂的钟楼上没有钟。”“没有比我们大伙捐钱买钟更合适的了。”神父建议道。 他们就捐了钱，如今圣菲利普教堂的钟楼每天都会响起钟声。 惜命 巴黎的德军投降后，仍有零星的德国兵负隅顽抗。哈里·莱特霍尔德少校逃脱了被俘，躲到协和广场海军部三楼的角落里。他听到广场上群众的欢呼声，偷偷朝外望去，看见一辆黑色敞篷汽车开进来，后座上是一位法国将军。 打死一个法国将军不失为结束他的战争的杰出办法。莱特霍尔德少校想，提起轻机枪，瞄准那个人。这时又有一个念头出现在他脑袋里：如果开枪，群众就会来搜查他，将他打死。 他不情不愿地把轻机枪从窗台上放下来，觉得不管那将军是谁，他的命都抵不上自己的命。 两年后，在一所战俘营里，这个海军军官从报纸上的一张照片，知道了他的机枪瞄准器在刹那间对准的人是谁。 那是夏尔·戴高乐。 《巴黎烧了吗？》语录 “我手头的将军多得可以喂猪。” ——1942年，德军最高统帅部人事局长威廉·伯格多夫对肖尔铁茨说。三年后，他打电话告诉肖尔铁茨，最高统帅部已经没有将军剩下了。 “感谢上帝，他们总是炸同一条腿。” ——巴黎的起义者夏尔·卡莱特背着一战老兵亨利·古林躲开德军追捕，他看到古林的假木腿被一块坦克弹片炸飞。 “明天你枪毙，今天你把厨房收拾干净。” ——德军司务长弗朗兹对被俘的起义者巴尔杜说。这番话他每天都说，直到七天后，成了俘虏的弗朗兹把一只信封交给一直打扫厨房的巴尔杜：“这是写给我妻子的。” “我希望幸免一死的人落在正规军手中，而不是平民手中。” ——德军大巴黎司令肖尔铁茨对手下说。 “等一会儿，我以后再俘虏你。” ——伊夫·布莱卡一边躲着扫过杜伊勒里花园的子弹，一边对树丛中冒出来投降的一位德国军官说。 “要用言语来形容今天的巴黎，就像用黑白两色来画沙漠的日落。” ——战地记者埃德·鲍尔形容人们庆祝巴黎解放时的盛况 《巴黎烧了吗？》（美）拉莱·科林斯（法）多米尼克·拉皮埃尔著董乐山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5月第二版 魔幻时分牛牛 牛鬼蛇神周天神佛原来都簇拥在我们周围，只等我们先开口而已。 其实，魔幻这个词我并不熟，最早见到它，后面还跟了一个词，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在八十年代可是个很嚣张的词，相当于现在的身体写作。可是，再痴长几岁，我也就明白了，魔幻不是一种人类可以自封自赏的概念和头衔，魔幻是在我们出生之前的千百万年就已经存在了。当人类围着篝火攒史诗的时候，魔幻是你添柴加草才能驱开的黑暗，当人类围着皇帝山呼万岁的时候，魔幻是彗星袭月，白虹贯日，苍鹰击于殿上。 有时候，魔幻会与荒诞，神秘这类词搅在一起，但是要分辨也很容易。听我讲几个故事给你听吧。 故事一：剧院失火了，小丑跑到前台来，让大家赶快跑掉，大家不信，只当是个节目，笑得很开心，小丑急得要哭了，大家更笑得打跌。没有人离开，始终没有人离开。 这是鲁迅在杂文里很爱讲的故事，这个故事的味道是荒诞的。荒诞就是你最不愿意接受的逻辑，让世界在你面前静悄悄毁掉，在某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 故事二：从前在圣城麦加，有一个富商的仆人上街买菜，结果就在人群中，看见了死神冲他露齿而笑。他吓得连菜都不买了，回去向主人请求帮助。好心的主人借了他一匹快马，让他赶紧去麦地那城暂避一时。随后，主人自己上街买菜，又在人群中看见了死神。主人上前质问，你为什么要对我家仆人那样险恶地笑，莫非你要不利于他吗？死神的表情非常无辜，他说当时我不过是觉得奇怪，明明今天晚上我要在麦地那城带走他的，他怎么此刻还在麦加逗留啊？ 这是一个很恶毒的关于宿命的寓言，让你知道一切挣扎都无济于事，宛如落入蛛网的蚊蝇。这个故事的味道是神秘的。神秘就是你根本无法解释的现象。 故事三：一个美国佬来到英国古堡里探险，希望发生一点特别的事情，回去好向乡亲们炫耀。可是转了一天，什么也没有发生，那游客好生失望，回身问这里的导游：“怎么你们这里连鬼都没有吗？”导游耸耸肩：“我在这儿干这么久，从来没遇见过。”“你在这里工作了多久？”“刚刚三百年，先生。” 这就是魔幻，是人与非人之间猝不及防的对话，牛鬼蛇神周天神佛原来都簇拥在我们周围，只等我们先开口而已。面对魔幻，西方人东方人都是平等的，没有谁会错过或者幸免。《人鬼情未了》正是《聊斋》的主题，而《封神榜》不过是《指环王》的另外一个结局。 戏剧与魔幻，也正是这样如影随形地出现在人类文明的地平线上。戏剧是篝火前的放纵咏叹，魔幻就是黑暗中的谦恭静默。就象电闪雷鸣才能让你认清天宇上铭刻的文字一样，我们往往要借助天才剧作家的笔触，才能在舞台上感知魔幻。 首先要提到的当然是莎士比亚，这个英格兰谢顶乡绅是最早恐吓过我的人，通过他的同乡劳伦斯·奥立佛爵士——《王子复仇记》，那部电影里最恐怖的场面就是哈姆雷特的父王，以亡灵的形式出现在城墙上，宣示丹麦王国中发生最最狠毒的谋杀案。我不知道当年伦敦环球剧院上演这部戏的时候，吓坏过多少人，不过听说那地界当时正是红灯区的所在，而莎剧观众一半以上都是排队等着进行不法性行为的顾客，他们在床第间所谈论的，除了罗密欧少爷与朱丽叶小姐的不幸遭遇，恐怕也有那个亡灵的阴郁登场吧。 有的，魔幻形象是为了宣示告白，还有的角色登场却是为了预言警诫。莎氏另一名剧《麦克白斯》的主人公之所以敢于谋朝篡位，正是因为三个女巫向他预言，世界上没有那个从娘胎里生出来的汉子能取走他的性命，而让他麦克白斯打败仗，除非是邓肯森林开始移动。这种“山陵崩，江水竭”的定心丸，历经全剧的血雨腥风之后，却化作一枚开心果，取悦了所有对叛贼不以为然的看客，因为征讨麦克白斯的大军，人人头上绑着一束采自邓肯森林的树枝，而最后手刃他的忠臣义士。恰恰是未足月份就从娘胎里剖出来的。一切原来不过是文字游戏，凡人的命运就这样被未知的魔幻力量玩弄于无形。 凡人的生命还可以体现为另一重悲剧，那就是上帝与魔鬼之间的一个赌约。《旧约》的《约伯记》中，上帝就为了考量信徒约伯，狠毒地夺走他的一切财产和亲人，只为了在魔鬼面前争一个面子，让魔鬼看看信上帝的羔羊是如何的“虽九死其犹未悔”。这种拿凡人的生命来打赌的神魔恶行，一直发展到歌德的巨著《浮士德》。但是，这一次人类占了上风，老学者历经了财富，权力，爱情，青春等多重诱惑之后，毅然做出最尊贵的选择，率领民众围海造田，力竭而终。面对不可知亦不可控的万千魔幻，浮士德找到了出路，那就是劳动，无私的劳动，在劳动中捐躯成道。 当戏剧传承到了二十世纪，我们开始见识什么叫做现代派。毕竟已经事隔百年，当初人家的霹雳雷霆，如今已经可以听成渺茫乐韵，所有的质疑和冷嘲，如今可以听成呢喃嘤咛。但还是应该提一提奥尼尔的《琼斯皇》，那部戏讲述的是一个黑人野心家，靠贩卖自己的同胞起家，最后在丛林深处建造了自己的王国，鱼肉生民。最后人民暴动，他逃入森林，迷途崩溃。看到熟识的逝者蜂拥而至，他恐惧他忏悔，咽下最后一口气。舞台上不光是被他谋害的良善同伴，也有曾让他魂不附体的白人殖民者。“耶稣基督的被出卖，应该追究到犹大那受伤害的童年。”琼斯一生的冤孽是非，林立于舞台之上，这样的魔幻之中，蕴涵天道。 还有一缕寒意值得提及，那就是剖腹自杀的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曾经创作的能戏《绫鼓》。平庸男子爱上某大家闺秀，鼓足勇气表白，结果闺秀的答复就是一面绫鼓——什么时候你能敲响这面绫鼓，我就与你成亲。男子接受了这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击鼓击到力竭而死。闺秀来到灵堂拜祭，男子的亡灵跟随而至，宣称要再为小姐击鼓一百次。一百次击过，绫鼓还是没有响，亡灵黯然离去，而闺秀轻轻叹息——其实，你只要再敲一声，绫鼓就会响的。这当然不是一个鼓励持之以恒，反对半途而废的励志故事，这里记录的其实是人们守望而不能相助，只能静看对方沦入魔幻，没于宿命。 到了荒诞派戏剧占领舞台，魔幻已经不是例外而是常规。《阿麦迪或脱身术》，让主人公的家里出现一个每时都在膨胀的无名尸体，《椅子》里面，则有越来越多的椅子拥塞房间，越来越多的嘉宾隐身登场，最后是一个疯癫老人对了满屋的空椅子发表演说……不过最著名的例子还属尤涅斯库的《犀牛》。满城的男女都陆续变了犀牛，独醒独清的主人公只好走投无路。据说，这部戏在八十年代被搬演到国内的时候，还险些闹一场演出事故——如今的先锋戏剧导演孟京辉，那时候还是一个兴冲冲的话剧积极分子，在《犀牛》中扮演一个名字叫让的犀牛。让对世界充满厌倦，厌倦得随时在舞台上蹦来蹦去，咆哮着各种厌世格言，结果不小心就蹦到一个荡来荡去的绳套里，差点勒死，而孟导所有的挣扎求助，都被观众当作是演员的即兴发挥，人家报以热烈的掌声。这个小插曲向我们证明，魔幻和荒诞的氛围，离我们的生活真是咫尺之遥。 当然离我们更近的是本国的戏曲舞台，文革时康生偷偷开禁，毛泽东又彻底摧毁的鬼戏有那么多，足见我们的民族历来都是喜欢装鬼捣鬼的民族。李慧娘为奸臣贾似道害死，一旦还阳自然是来追魂索命，天经地义得无须品评，但是昆曲中的《活捉三郎》，故事出自水浒传，却是别有一番味道，值得细细感念。 阎婆惜本是宋江宋押司的外室，风尘中人修得了这番正果也堪欣慰。她自己很珍惜这点缘分，因为她读过李碧华的，知道“一个女人就是这样。命好了，跟一个男人；命不好，跟许多男人。”婆惜知道自觉命好了，愿意守住这个男人。这个男人比起她日后遇到的张文远，模样和心机自然逊色，但可引以自豪的，是人前人后的名声。象婆惜这样来历的女子，最在意的恰恰是别人的尊重。 然而总会有不甘，因为宋押司宁愿访贫问苦，加班加点，也不愿回来面对婆惜。婆惜找到张文远，而且闹得满城风雨，她是故意的，想用一生的归宿作赌注，赢一点真爱回来，以慰平生。 结果，有了《乌龙院》，有了那一时，那一刻，那一刀。所有的戏曲都说是《宋江杀惜》，没有人说《宋江杀妻》。可怕的精确，可耻的冷静——婆惜用了一生心一腔血换不来一个名份。于是，她重回阳间要活捉三郎，带回阴曹地府，有罪同受同煎熬。这时节，你以为她捉的是宋江黑三郎吗？错！错！她始终没觉得宋押司有什么错，她愧见人家，她是去寻自己姘头张文远张三郎的晦气。我曾经目睹过昆曲演员梁谷音女士的精妙表演，一颦一笑一挑逗，不见伤心痕迹，就带了张文远上路。这一刻，魔由心起，幻自情化。 后来的宋公明，是反贼，是大哥，是贼配军，是朝廷的先锋官，生尽荣，死尽哀。我想知道，在他那些飘零岁月中，他会不会想起，这个丧在他刀下的女人？我不记得他还杀过别的人。那么，他一生唯一杀过的人，就是一个最爱他又最不为他所爱的女人。江湖夜雨十年灯，那么与一百零七个伙伴啸聚山林的时候，与一百零七只酒碗撞在一起的时候，及时雨宋大哥，他会不会听到这样一个声音：“官人，你回来了？”——不知道。 和《活捉》一样赚人眼泪的，还有长发男儿裴艳玲女士出言的河北梆子《钟馗嫁妹》，那是真正悲凉彻骨的传说，丑男儿真豪杰已经做了阴间鬼首，牵挂的却还是自己的待嫁小妹。满台鬼卒喧闹，出入红尘，为的是成全一个阳世间没人怜爱的姑娘。世俗的味道全在“鬼怜人”这三字中透射出来。 最后还应该提一提京剧中的《汉宫惊魂》，光武帝刘秀被奸妃挑唆，冤杀了开国老臣姚期。他起初真是不想这么做的，所以唱的是“姚皇兄，姚子匡，伴驾王，孤的爱卿，放大胆一步步跟定了寡人，孤是有道的大明君，你我是布衣的君与臣”，可是，心魔终起，覆水难收，刘皇帝只能在功臣阁中邂逅一个又一个被他错斩的元勋旧部，愧疚无地。那时候的老百姓，真的相信皇帝是会愧疚的，如同他们相信人死以后可以化鬼。 谈了这么多悲戚旧事，总想以一个好故事结尾，如同再感伤的电影一旦散场，影院里也该是让人欣慰的一片光明。 就算不提宫崎骏作品中那些飞天遁地眉飞色舞的灵异角色，起码可以谈谈小飞侠彼得潘。据说，上个世纪初，《彼得潘》被改编成舞台剧在伦敦上演。剧中，当彼得潘的朋友面临危险，小飞侠必须重施魔法才能取胜的时候，他来到了舞台边缘，对着所有的观众喊道：“你们还相信魔法吗，你们还相信童话吗？如果相信，请鼓掌！” 这出戏演了几十年，每到这个地方，总是有掌声，持续而热烈的掌声，冲动而深情的掌声。其实，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期待这样的魔幻时分。 “无微不至地描写了男性的自私” 刘勃 这本书和其他很多类似的评书一样，书里面所有的国家大事看起来都像是一场儿戏。 一 《薛仁贵征东》的作者，没有能够留下自己的名字。考虑到我们对施耐庵、罗贯中的生平所知也不过寥寥数语，这就算不上文学史上值得一提的损失。但唐太宗李世民若泉下有知，则很可能会为找不到这家伙算帐而感到愤怒。在这部书里面他成了真正的昏君和孱头，一个听凭徐茂公操纵的土偶。收到高丽国盖苏文的挑衅国书，他对诸般领土、经济上的蛮横要求懵懂不觉，独为“传与我儿李世民”这句便宜话愤愤不已。在高丽凤凰山，作为一个观光客的唐太宗，显然远比作为一个最高统治者令人印象深刻。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东征出海的时候，他对于风浪的恐惧： 海内风浪泼起数丈，惊得天子面如土色，龙案多颠翻倒了……天子害怕，吓得发抖，说：“先生，不去征东了，情愿安享长安，由他杀过来让他，也看得见，何苦丧在海内？” 退堂鼓从此打响。一时间，如何让天子壮起胆子出海，成了困扰大唐文武群臣的难题。很显然，这和历史上唐皇近乎偏执的要征伐高丽的事实刚好相反。众所周知，从登州、也就是今天的蓬莱出海，到朝鲜半岛并不是一段遥远和危险的航程。如果我是一个有经验的评论者，我会说，小说之所以会在这个地方大肆的夸张渲染，与其说是陈述一种事实，不如说是反映出了汉民族的深层心理结构里对于海洋的恐惧。但限于才力和见识，我没能力就此问题作出这样深刻的分析。我讲这些只想说明一点：这本书和其他很多类似的评书一样，书里面所有的国家大事看起来都像是一场儿戏。 值得一提的当然还有秦叔宝和尉迟恭争夺帅印的事件。这两位今日的元戎和昔日的英雄，以一种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精神，展开了一场悲壮的举重比赛。依照传统惯例，殿前的金狮子再一次成为了运动器械。先是尉迟恭抓举失败，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秦琼选手的表现： 那秦琼……就把袍袖一拂，也是这样拿法，动也不动，连自己也不信起来，说：“什么东西！我少年本事那里去了？”犹恐出丑，只得用尽平生之力，举了起来，要走三回那里走得动？眼前火星直冒，头圆滚滚，脚步松一松，眼前乌黑的了；到第二步，血朝上来，忍不住张开口，鲜血一喷，迎面一交跌倒在地，呜呼哀哉。要晓得秦叔宝平日内名扬天下，多是空虚，装此英雄，血也忍得多，伤也伤得多。昔日正在壮年，忍得住，如今有年纪了，旧病复发，血多喷完了。 一代英雄秦叔宝就这样与世长辞。而我们的主人公薛礼薛仁贵，这时正在为自己猪八戒一样的饭量发愁，封侯拜将的理想，还只是一个败家子死撑场面的大话，看不出一点眉目。 二 《薛家将》纠正了我的一些错误观念。比如我一直以为，如果某人是某某星官下凡，那么下凡的起点当然是在母体之内。其实并不一定是这样——想想也对，投胎是危险的，要事先从亿万个精子里挑选出中标的那个，即使是神仙，只怕也不容易。 相比而言，采用附体的形式则要安全准确得多，但难度系数的降低也造成了结合质量的下降。更多的时候，薛仁贵就好像只是拥有一只白虎作为召唤兽而已。这样也好，否则我恐怕还得费心向大家解释，为什么薛仁贵是一只白虎，却又不是一个下体无毛的女人。白虎克夫，这是女人的毛病。男性白虎薛仁贵所克的则是自己的父母。“白虎当头坐，无灾必有祸”，薛仁贵十六岁那年白虎附体，在这之后不久，他父母双亡。 像大多数纨绔子弟一样，薛仁贵缺乏治家理财的才能，于是家业很快的败落。这段时间里，他表现得脆弱无能，并且对人情世故一无所知。在阔亲戚那里受窘，是中国小说里的传统题材。不过像薛仁贵这种态度的告贷者，要是还能借得米来，倒反而会是奇迹了： 员外：到来做什么？ 仁贵：侄儿一则望望叔父，二则家内缺少饭米，要与叔父借米一二斗，改日奉还。 员外：你要米何用？ 仁贵：我要学成武艺，吃了跑马，快拿来与我。 员外：你这畜生把家私看得不值钱，巨万拿来多出脱了。今日肚中饥了，原想要米的，为何不要到弓马上寻来吃？ 仁贵：叔父，你不要把武艺看轻了。不要说前朝列国，即据本朝有个尉迟恭，打铁为生，只为本事高强，做了鄂国公，闻得这些大臣们多是布衣起首。侄儿本事也不弱朝里边的大臣，如今命运不通，落难在此，少不得有一朝际遇，一家国公是稳稳到手的。 很难说薛仁贵这番慷慨大言是真的出于自信，还是仅仅因为遭到轻视而急于挽回面子。不但别人不信，似乎他自己也没有了等到“一朝际遇”的那一天的耐心。空着手从叔父家里出来的时候，薛仁贵的心里充满了走投无路之感，如果不是恰好遇到恩人搭救，他就在山后那棵歪脖老槐树上吊死了。 在救命恩人那里差不多是恬不知耻的吃过一段时间白食之后（几乎把这个小有产者吃得破产），薛仁贵开始了自己打工生涯。在柳家庄看守木料的那个冬天，一段据说是超越阶级的爱情从天而降。 男女双方结识的场面被小说作者写得毫无浪漫意味。似乎感情的起因只是柳小姐精于望气相面之学，因而对男人的前途，具有常人不可企及的预见性和判断力： 小姐心下暗想：“这个人虽然像叫化一般，却面上官星现现，后来不是公侯，定是王爵，可怜它衣服不周，冻得来在那里发抖。” 从此她给了这位落魄的将星额外的关照，再后来干柴十担米八斗，苦守寒窑度春秋的经典守望故事就从这里开始。需要说明一下，薛仁贵与柳金花的爱情，或者薛平贵与王宝钏的爱情，是同一个故事的两个不同版本。后者似乎更有名些，来历则充满了中国式的温情和道德：某个富贵人家的老太太，对柳氏后来思夫心切，病逝寒窑的情节悒悒于怀，恹恹成病，她那孝顺的儿子就找人另编了一出薛平贵夫妻团圆的戏，老太太的病于是“不药而愈”。 关于讲述这个故事的京剧，张爱玲认为它“无微不至地描写了男性的自私”，“可是薛平贵虽对女人不甚体谅，依旧被写成一个好人。京戏的可爱就在这种浑朴含蓄处”。这出戏张爱玲只谈论到《武家坡》一折（如果主人公还叫薛仁贵的话，则是《汾河湾》），她的这段话，在小说里还可以另外找到更有力的例证。 柳员外发现了小姐的红衣穿在薛仁贵身上，断定女儿和他有了私情，要把女儿打死，这时： 有个小厮……对了薛礼说道：“你这好活贼！你这件大红衣是我家小姐之物，要你偷来穿在身上。如今员外查究红衣，还我家小姐打死在厅上了。你这条性命少不得也要处死的。”薛礼听见这句说话，看看自己的衣服，还是半把大红露在出外，仔细听一听，看柳家里面沸反盈天，哭声大震，便说：“不好了，此时不走，等待何时？” 写到这里的时候，小说作者的笔调平淡如常。每次想到这一点，我就会觉得周星驰索然无味。 三 可以想像，每一次对外国的征伐，都是朝廷里年轻一辈的盛典。除掉这意味着建功立业的机会外，年轻的爵主们显然还都期待着一场浪漫的异国恋情。在通往番邦的道路上，到处充满了美丽的怀春女子，她们或者是敌国大将的女儿，或者是流落在此的某个前朝大臣之后。这些番邦女子们，一个个金发碧眼，腿长波霸，却对本民族男性那粗壮的身材和络腮胡子不屑一顾，一心只想嫁给“面若敷粉唇若涂朱”的汉家少年——由此可知，中性男人虽然是一个新流行的名词，但我们的传统里早就有了对他们的偏爱。我们的少年英雄面露难色，假意推辞，不过后来总算都好事得偕。虽然“军中十七条五十四斩”的规矩，临阵收妻是必死之罪，但真的因此被杀的，却还从来不曾有过。 从这一点上说，《薛仁贵征东》略显特殊。一路之上薛仁贵没有什么香艳的遭遇，唯一碰到的一个绝色女子却不是处女。那是高丽国主帅盖苏文的妻子，薛仁贵对这个韩国美女显然毫无怜香惜玉之心，一戟刺穿了她的咽喉之后，“阴阳手一翻，轰隆响挑往营门前去了”。 但读者们显然不喜欢这样一味厮杀的故事，所以到了薛仁贵故事的派生版本里，就又是“西凉邦有个女代战，她把我擒下马雕鞍”了。而仿佛是为了给父亲平淡的征伐生涯作出补偿，薛仁贵的儿子薛丁山变本加厉，在后来的西征途中，他娶了三个妻子。 至于征战中死亡的威胁，则不是我们的少年英雄们需要考虑的事。他们是来娶妻的，当然这之前还没有儿子。如果儿子还没生下来他们就战死了，那感到为难的只会是小说的作者：下一代的演义谁来演啊？ 《红楼梦》比琼瑶小说高明在哪里？ 邱小刚 把和琼瑶小说做比较，最好有人一看到这个题目就生气，这样我就不辱使命了。 在某些人嘴里，现在已经被抬到高得不得了，据说如果能有好的译本，外国人一读之下，将大惭愧，尽弃前学，来归王化；然而又绝不可能有好的译本，因为之妙就妙在译不得，所以外国人又无论如何享受不到阅读中文版的快乐，基本上算是白活了。除非来中国学中文，特别是拜周汝昌王蒙等大师为师，才有望死里逃生。 和这些宏论唱唱对台戏，我是很愿意的，但是“文学”，“文学”这两个字，我有点儿畏之如虎。在我看来，对一部“文学作品”，可以有各种角度的批评，而“文学批评”是里面最坏的一种。我读过烹饪家写的评论，专谈里面的食物，远比冯其庸的文章好看，我也想像他那样，可惜没有什么专业知识。我的专业，很不幸，就是文学，这些年我致力把它忘得干干净净，但估计余毒难清，所以下面必然要露出马脚，一想到这一点，就临键盘而手战。 把和琼瑶小说做比较，最好有人一看到这个题目就生气，这样我就不辱使命了。我希望能把他们气得更厉害一点，所以我要正正经经地说，比琼瑶小说，还是高明的，高明的，而且有些地方，高得不少。差距最大的是语言，的白描非常纯熟，超过了、这些小说，只比差一点点，也算是一书之下，万书之上了。它里面丰富的细节，不要说琼瑶小说，放眼中国小说，没几本比得上。所谓“丰富的细节”，是广而言之，不是指贾宝玉的食谱，秦可卿的摆设之类；我们看各色人说话的口气，很合身份，就是靠说话里面的细节实现的。这是曹雪芹的天才所在。谁都生活在细节里，但在写书时，多数人一提笔，什么也记不起来，而出色的作者，却能让事物在他的想像里复活，他看着自己的记忆，像看着演出中的戏，细节就展开在他眼前，他只需要凭趣味来选择而已。妥贴的语言和安排适当的细节，是杰作的两个必不能少的特征；没有这两点，至多激动一时耳。 写了几句，怎么看怎么像“文学批评”。看来我中的毒，比原先以为的要深。我写下标题时，就豁出去了，因为把和琼瑶小说拉在一起比较，再小心也是要犯“年代错误”的。犯错误是一定的，我所能做的只是尽量不犯可笑的错误，只犯不可笑的错误。比如我说“曹雪芹支持一夫多妻制，这思想比琼瑶落后”，就失于可笑了，所以我只说和时代关系少的一些方面。 曹雪芹的小说，我看过一部，琼瑶小说，看过三四部。这两个人的书里，我都发现了诗。比较一下，按各自时代的标准，水平也差不多，琼瑶会藏拙一些，不总让她的主角吟诗。而里的才子佳子一搬入大观园，马上结社作诗，直到高颚接手，才改了这毛病。叙事文学里的人物成篇地写文章，在早期常见；文体成熟之后，如非情节所必须（如写信），那就多半是作者对自己的文才得意，憋得难过，便托诸笔下的人物，代为发表。在我所喜欢的里，伊丽莎白的舅父写来的信，何等自然，而伊丽莎白写给达西的信，就略有一点点可疑。女作者中，奥斯丁属头等有幽默感的人，一不小心，尚且晃了一晃，其它幽默感差一些的人，替书里的人物写作，风险很大。有一种作者，自己平时作了一些诗文，便再做一部小说，把它们塞进去，分派给才子佳人。曹雪芹虽然不是这种作者，这习气还是有的。 我见过一些说自己的小说做得不好的人，却没见过一个说自己的诗做得不好的人。我们看里面的诗文，连篇累牍，却集体地不登大雅之堂，曹雪芹代林黛玉写的诗，应该是尽力往好里做的，那首“林潇湘魁夺菊花诗”，“毫端蕴秀临霜写，口角噙香对月吟”，也就是“论坛水平”。如果说那不过是十几岁孩子的习作，则又把曹雪芹想错了，在曹氏，可是用了全力，要使佳人有才的。我敢这么说，是因为我们看到，曹雪芹的幽默感很不发达，写哭尚可，一写笑，就有些可笑，最著名的刘姥姥游大观园，实在是幼稚的文笔。里的长篇，如那首《芙蓉女儿诔》，想必更是曹氏精心结构的得意之笔，还借林黛玉之口，着实夸了几句，可那文章，想恭维两句也难。如果由他来写到林黛玉的死，宝玉还不知道要做出多少长长的诗文来，读者也会加倍地受折磨，想到这一点，我又觉得他没能把写完，对读者来说，未必全是遗憾。 很多人赞叹的“思想性”，这是很可笑的话。如果读者自己从书里看出各种思想来，那是读者自己的功夫，如同王阳明格竹子，却与竹子无关也。曹雪芹自己的见识，在书中是一有机会就发表的，知道一点历史的人，应该知道那不过是些老生常谈，没一种特别的。曹的两大见识，一是世事无常，二是“女儿是水做的骨肉”，都是文人的口头禅，把来酸化了一下而已。不过，能把这两点讲得生动，是他胜于琼瑶处。琼瑶的见识，是香港各种文社的平均程度，我愿意认为曹雪芹在这方面比她高明一些。 比琼瑶的小说厚，也算一项高明。听说苏州的匠人，有把刻在玉片上，要用显微镜才能读，而琼瑶的每本小说，如果用一号字来印，也一定等身。抛开这种情况不算，我们看到的版本，琼瑶的小说，多是三两百页。写得厚能算高明，是因为的一大优点是从容，从容挽救了，如果曹雪芹急着要阐明自己的两大见解，或把诗文塞完，就食尽鸟投林，那么，可能还不如琼瑶好看呢。 奇怪的是，这样一本哼哼唧唧，家长里短的小说，何以能风靡中国二百五十年？我觉得，这个问题，和琼瑶小说何以流行，答案差不多。以曹雪芹的趣味，活在今天，也一定是要写琼瑶那种小说的，但他的才能比琼瑶高得太多，所以会更流行，坐小汽车的林黛玉，将更受中学生的爱戴，电视台里放的，也将是他的小说的改编本，而没琼瑶什么事了。而在过去，中国的读书人，对叙事文学的欣赏，远低于他们在其它方面的趣味，不如此，一部就不会有今天的地位，“红学”也不会有的。 最后还是说到了“红学”。我以前曾四处散布对红学的不敬之词，现在想来，是不对的。因为这种学问，和许多别种一样，只要在自己的疆域内，就像游戏一样，外人无容置喙。我从前的一位同事，为了曹雪芹的原籍是辽阳还是丰润，同人相争，一个脑袋打得两个那么大。我那时经常微讽他，现在想来，也是不对的，因为他年纪比我长许多。总之，我要收回原来对红学不恭敬的态度，以后，再听到别人说里面有全部宇宙人生，秦可卿其实并没死之类的话，我宁可哭，也不笑了。 风清扬刘勃 很多人喜欢把权力欲无法解释的事情归结为爱情，这符合他们心目中的浪漫，也是他们想像力的极限。 年纪很轻的时候，气宗弟子风清扬就已经被公认为华山派的第一高手。风清扬对这个评价并不感到愉快，原因有两个：第一，那个时候华山派很不景气，华山第一高手这个称号，就像清华第一美女一样，很像是包含着一些恶作剧的成分；第二，风清扬只觉得自己的剑法很了不起，别人却总是夸他内力了得，听到这些话，他的心态就类似里的董斜川，好像毒瘾犯了的人，手边却只有香烟。 风清扬作为华山气宗的弟子，却对剑法特别感兴趣，这听来有些奇怪，其实却是当时的普遍现象。风清扬的父亲在气宗一直很有身份，所以，从生下来那一天起，风清扬就注定要把练气放在武学里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一点，他没有什么自主选择的权利。 那个时候剑宗气宗的分歧虽然已经很大，但彼此间却还没有翻脸，所以两宗的掌门人还都在“有所不为轩”里办公，两派弟子也还都在一个操场上练武。气宗练武形式比较枯燥，就是坐在那里，手捧着一本活字印刷的《青霞秘笈》（他们还没有资格练手抄本的《紫霞秘笈》）背一刻钟书，然后心中存想，构思小周天的运行。在气宗弟子看来，剑宗的练武的时候，根本就是在追逐打闹。气宗羡慕剑宗，就像是上语文课的小学生羡慕上体育课的学生。 另外一点要说明的是，很多气宗弟子练《青霞秘笈》，其实没有什么前途。因为和剑宗的恶性竞争，气宗很多年来都在疯狂扩招，新收录的弟子，大多就是华山附近的农家子弟，从小就没有念过书，秘笈上有好多字都不认得，看的时候只好瞎猜。华山派气功可不是侠客岛的太玄经，不识字的人当然也不可能都成为石破天。只是风清扬的情况，稍稍有点不同。 风清扬从小文化底子打得很好，他面对的问题，也不是练不好气功，而是气功练得实在太好。十七岁那年，他就被特批开始紫霞神功的研习，这个纪录，后来一直也没有被人打破。 拿到《紫霞秘笈》，风清扬就整整一天也没有放下，但这也是唯一一次，后来风清扬就再也不曾向这本书看上一眼。 在风清扬看来，华山派不管是气功还是剑法，练下去撑死也就是一个二流高手。那个时候他年纪还轻，心气很高，不能想像自己要作为一个二流人物在江湖上混一辈子（虽然通常说来，华山弟子能入流就已经不错了）。掉下悬崖发现武林秘笈，风清扬不指望这样离谱的好运。从小所受的道德教育限制，他也没有去少林盗取七十二绝技之类的打算。这样的话，风清扬想，自己要想成为一流高手的办法就只有一个，那就是自创武功。 后来的江湖人都知道，华山派的绝顶高手风清扬，使得一手独孤九剑，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独孤九剑就是风清扬自创的武功。之所以自创独孤九剑而不是独孤九气，是因为剑法好像文学创作，气功好像学术研究，文学创作可以全靠天才，而学术研究没有一点专门的基础再天才也没有用。风清扬觉得，自己虽然练过一点紫霞气功，但内力恐怕还是不能算有什么基础，练剑的天分自己看来倒是不错。至于为什么这套剑法叫独孤九剑而不叫团结九剑，则大约和当时的时代风气有关。 根据无聊人士的考证，是明代的故事。那时候的人重视转贴而不鼓励原创。所以明人最大的兴趣就是假托古人伪造古董。比如现在我们还能看到《易筋》《洗髓》二经，就是明代人假托达摩老祖写的房中术教材。最后风清扬也未能免俗，终于把自创的剑法，假托给了一位叫独孤求败的古人。 在假托之前，风清扬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之中。写一本二流小说，声称是古人的作品，从而增加一点印数多拿一点版税，那倒也是一件愉快的事。但自创了一套绝世武功，然后白白把发明权送给别人，却是无论如何有些舍不得的。思过崖前，明月松间，风清扬轻轻吟诵自创的剑诀，不禁弹剑长啸，实在想不通自己这套解构主义的剑法，能和那位传说中重剑无锋大巧不工的宋朝人有什么相似之处。但问题是，一般的武林人士宁可相信这一点。一套天下无敌的剑法，他们只愿意相信这是来自古人的冥授，而谁也不愿意像里面，马贡多的阿卡迪奥那样说上一声，看哪，这是我们时代的伟大发明。 风清扬并不清楚在自己研究剑法的期间，气宗剑宗的关系已经糟糕到什么地步，他只是为了自己的剑术成就始终得不到认可深感苦闷。当时他已经击败了很多高手，名气很大，身后永远跟随着武林狗仔队和追星族。但好像谁也不认为这是他自创剑法的结果。风清扬和人比武，通常的情况总是这样： 举手之间，风清扬破了对方的绝招。 对方心服口服：风少侠不愧是名门高弟，内功了得，华山气宗名不虚传。 风清扬：在下适才并非内力上胜过了阁下…… 对方不等他说完：风少侠又何必过谦，风少侠年纪轻轻，内功居然已练到神而明之，若有若无的境界，在下佩服啊佩服！ 风清扬和人过招的时候，剑上本没有内力，别人当然更加不可能感受到他剑上的内力。但问题是，既然风清扬是华山气宗的弟子，那么别人理所当然的认为，他只能用气功来克敌制胜。既然风清扬用气功而自己感觉不到，那又只能是因为他掌握了一种独特的气功运使的方法。胜败乃兵家常事，大侠请重新来过，比武输了，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输了还不知道是怎么输的，那就未免丢脸。所以，当别派的高手败在风清扬手下之后，总会抛出诸如此类一番赞誉，以表明自己虽然栽了，但并不糊涂，风清扬的剑上的内力尽管已经修炼到极其隐秘的地步，但自己还是能对此有所感知。于是，第一个人提出了无形剑气的说法，第二个人觉得这恰可以作为自己猜测的佐证，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风清扬的无形剑气，很快成了武林中尽人皆知的秘密。 我们知道，风清扬其实很希望别人能关注到他剑法上的妙处。但既然所有人的心思全在那所谓的无形剑气上，也就没有人还在意他的剑法究竟如何。起先风清扬还竭力声辩自己的武功其实和内力没有关系，但是他很快就发现，这些话让自己既像是一个骗子，又像是一个白痴。说像骗子，是因为谁都觉得风清扬要别人关注他的剑法是在放烟幕，以掩盖他无形剑气的真正奥妙；说像白痴，则是因为这番谎言明明谁也欺骗不了，你还在那里反反复复的强调，那不是白痴是什么？ 就这样，无形剑气的传说成了中国版的皇帝的新装。唯一的区别是，这个皇帝是清楚那件新装并不存在，他感到冷，想穿衣服。但是这个要求却遭到了所有围观者的拒绝，他们说，那套真实的衣服妨害了大家对华贵礼服的观赏。风清扬曾经一度指望师门能够为自己作证，为此他专门从关外赶回了华山。但刚到山脚下，他就意识到这绝对是一个与虎谋皮的打算。很显然，气宗上下都在打算利用自己无形剑气的名声，在新一轮的扩招中压倒剑宗。风清扬看见华山周边各县都在传抄自己师侄岳不群的学年论文，和气宗的多数论文一样，文章题目起得很大，《内力的诗学宇宙》，副标题则是，《风清扬无形剑气初探》。 这个时候风清扬觉得，根本就不是自己会什么无形剑气，而是武林中人用“无形剑气”这四个字，把自己打得落荒而逃。 郁闷中的风清扬来到江南，成天泡在秦楼楚馆里消磨光阴。从后来岳不群和令狐冲的对话里我们知道，华山派的门规本来不许嫖院，甚至可能会对逛窑子的弟子处以死刑。但江南离华山那么远，风清扬的心情又实在过于不爽，所以需要红巾翠袖来揾一下英雄泪，也是可以谅解的。 那一天在秦淮河的画舫上，风清扬碰到了福威镖局的少镖头林镇南。林镇南是林远图的孙子，林远图当年曾以一套辟邪剑法打遍大江南北无敌手，这些都是武林中众所周知的事实。所以一听对方报上名号，出于一个剑客的职业病，风清扬就提出比剑的要求。本来，有人要在妓院里打架，自然是会引起社会骚乱的事。但听了风清扬的话，在场的其他嫖客都只是掩口而笑，并不当真。因为谁都看得出来，风清扬已经喝得大醉，歪在妓女嫣红的怀里，几乎动弹不得，比剑不可能发生。那个时候林镇南年纪还很轻，才只是福威镖局的少镖头，但已经表现出了社交界人士的风范，所以即使对一个醉鬼的荒唐要求，他也礼节性的微笑，再三推辞，最后林镇南说：“祖宗传下的剑法，在下倒也不敢妄自菲薄。只是在下内力根基浅薄，如何接得下风大侠名震天下的无形剑气？” “无形剑气”这四个字，立刻让风清扬比武的热情变成了打人的冲动。遗憾的是，他潦倒的醉态冲淡了愤怒的表情，林镇南对此并没有觉察，林镇南继续说道，华山气宗，以气御剑，江湖上谁人不知，哪个不晓？ 风清扬终于忍无可忍：去他妈的以气御剑，老子是剑宗的，这下你总得比了吧！ 这下林镇南的确没有了推脱的理由，但剑却到底还是没有比成。因为风清扬这句话刚一说完，他就酒劲上冲，倒在嫣红怀里呼呼睡去。直到第二天午时，风清扬才头痛欲裂的醒来，他摸摸顺袋，发现里面已经没有几两银子，一时不免对晚上鸨儿的态度有点担心，而根本忘了昨晚自己还见过一个叫林镇南的人，更不记得自己曾经说过一些什么话。 但这些话却很快传到了华山。剑宗对这个消息惊疑不定，不知道这是不是气宗又在搞什么阴谋。而气宗则很清楚自己并没有搞阴谋，所以只能确认本宗的第一高手风清扬已经给剑宗收买了过去。所以气宗的领导层当机立断，趁着风清扬还远在江南，赶紧把能解决的问题解决。 后来的事，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了。气宗和剑宗火并，剑宗几乎全军覆没，气宗也元气大伤。风清扬愧对师门，心灰意冷，退出了江湖。华山派从此成了五岳剑派中最弱的一门。 江湖人都知道，在华山火并之前不久，风清扬已经声称，自己是剑宗的弟子。火并时风清扬没能赶回，是因为和秦淮河边一个叫嫣红的妓女在搞一起。这件事传播过程中变成了一个系统的阴谋，到了后来武当的冲虚道长向令狐冲讲述的时候，版本就已经是这样了： 冲虚道：“当年武林中传说，华山两宗火并之时，风老前辈刚好在江南娶亲，得讯之后赶回华山，剑宗好手已然伤亡殆尽，一败涂地。否则以他剑法之精，倘若参与斗剑，气宗无论如何不能占到上风。风老前辈随即发觉，江南娶亲云云，原来是一场大骗局，他那岳丈暗中受了华山气宗之托，买了个妓女来冒充小姐，将他羁绊在江南。风老前辈重回江南岳家，他的假岳丈全家早已逃得不知去向。江湖上都说，风老前辈恼怒羞愧，就此自刎而死。” 风清扬对这个传言很不满意，在江南的那段日子，他差不多天天泡在妓院里，嫣红只是他认识的许多妓女当中的一个，并没什么特殊。但有“无形剑气”的经验在先，风清扬已经很清楚，是即使他剑法天下第一，他对这些流言也实在没什么办法。很多人喜欢把权力欲无法解释的事情归结为爱情，这符合他们心目中的浪漫，也是他们想像力的极限。 所以风清扬对自己说，要让他们明白，自己说了那句让师门覆灭的话，仅仅是因为想证明自己的剑法比内功更高，实在是既不可能，也无必要。风清扬最终什么也没有说就隐居到了华山后山。风清扬想，自己毕竟也是三十几岁的人了，根据流行的说法，不事事辩白，才是成熟男人的基本素质之一。 《CSI》毙了福尔摩斯小于 猜猜《CSI：犯罪现场调查》最新受害者之一是谁？ 歇洛克·福尔摩斯。 在今年播放的第五季《CSI》剧集中，一位装扮成福尔摩斯的侦探爱好者被枪杀。这样的安排，仅仅是为了让故事更吸引人，还是有别的目的——比如，对过去的某种思路挥挥手，用一颗子弹把它送进历史？ 最炙手可热的电视剧 《CSI》，这部2000年开播，以赌城拉斯维加斯犯罪现场调查员为主人公的连续剧，俨然成为美国目前最炙手可热的电视剧节目。在它登上收视率榜首的路上，往日最强劲的竞争对手一一淡出：《宋飞正传》停播，《老友记》说拜拜，《欲望城市》偃旗息鼓，一时间形成《CSI》一览众山小的局面。 这两年，《CSI》还派生出《CSI：迈阿密》和《CSI：纽约》，务求尽可能大范围地占有地盘。扮演CSI小组灵魂人物格雷森的威廉·彼得森非常不满意此类扩张性举动：再好的奶粉也经不住一再稀释。不过虽然他已经晋身为制片人，但也毫无办法。人们一直在关注着，看是否会出现第四部《CSI》系列。好消息是，制片方说除非为《CSI》演唱主题歌《你是谁》的“谁人（ho）”乐队重组，并写出新的主题歌，否则不再考虑增加“家庭成员”。 年初，美国“人民之选”的“受欢迎电视剧集奖”授予《CSI》。威廉·彼得森上台领取了这个“没有评委会，没有影评人，只有爱看电视的观众”参与的奖。CSI二号人物凯瑟琳的扮演者梅格·海根伯格获得“受欢迎电视女演员奖”。报纸上网络上，或者通过最原始的口口相传，所有关于《CSI》的新闻都只有一个作用：不断强调这部电视剧集是多么走红多么精彩。 一部电视剧要是红起来，什么人都会来凑趣。一则不那么靠谱的消息说小甜甜布兰妮被《CSI》激发起强烈的兴趣，她打算中止自己的演艺事业，成为法医学家。此前布兰妮上《你被整了！》时，故意穿着大胆，被美国电视观众指责借电视节目的人气挽回被两次婚姻搞垮的事业——该栏目是美国目前最走红的恶搞电视节目之一，主持人是戴米·摩尔的丈夫库彻。这次看来布兰妮又故伎重施，再借《CSI》东风。连伟大的U2乐队在出版新专辑《如何拆除一个原子弹》LP唱片之前，也先在《CSI》中播放了两首新歌。另外，不管美国人同意不同意，英国电视观众在评选最适合担任下届美国总统的人选时，把威廉·彼得森列在第5位。第一位是著名动画人物辛普森。 那些CSI探员看起来也真的很人性化，不单单是一个假的角色。创作人员安排格雷森患上遗传性耳疾，第四季结束时他不得不去做手术。为了掩盖创口，从第五季开始格雷森蓄了络腮胡子。这胡子的效果是如此的好——生活里谁会不发生点变化呢？观众完全以朋友的身份谈论格雷森的新造型。其他几位探员个性鲜明、每集故事情节紧张、几条线索平行前进——这些几乎没有什么可说的，因为它们是任何合格电视剧必须具备的条件。《CSI》的绝招是把科学浪漫化，或者性感化，让浪漫科学化。 从《法医断案》到《CSI》 美国DISCOVERY频道曾经拍过类似题材的《法医断案》，除了对那些把DISCOVERY当教科书看的观众，它影响并不是很大。这也难怪，扮演尸体与受害人的演员演技业余，情节单一，像一份说明书。《CSI》的出现得益于《法医断案》，但为每个谋杀都编了有头有尾的故事，安排了形形色色的角色，并延请曾经担任犯罪现场调查人15年之久的伊丽莎白·德瓦恩做顾问，保证好看的同时不出科学错误。 《CSI》还借鉴了一些真实案件。比如，1989年7月4日，美国伊利诺州有群人庆祝国庆，一名男子突然从折叠椅上摔下，后发现他的右胸有一处枪击伤口。经过调查，排除了谋杀的可能性，打中死者肺部的，只是一发误射的子弹。《CSI》把死者性别换成女人，她死之前正劝架，动手双方是她前后两任丈夫，然后CSI探员一样一样给观众看他们是如何“抓住”开枪者的，他们向不同密度的果冻一样的物质里开枪，测算射程；往伤口里插根棍，判断子弹以何种角度进入人体。真实事件变成了魔术表演。 科学一直是性感的，只要你知道让别人看它的哪一面——最关键要让科学家显得性感。格雷森初显身手，是《CSI》第一季第一集中，他带上手套，拿了镊子，从躺在浴缸的死者身上捏了一只蛆凑到眼前：“蛹，第三阶段。”语气平淡客观，与007点马丁尼酒的口气毫无二致，观众差点就会忘掉浴缸里那个“死了七天了”的家伙。格雷森衣着平常，身段普通，但他睿智带来的性感远远超过了老花花公子007。这只蛆的发育阶段为格雷森推断死亡时间提供了不可辩驳的支持，也是人类电影电视史上对“性感”一词贡献最大的一只蛆。CSI小组中，每一位成员都比福尔摩斯知道得多。一个个你根本不能顺利念出来的化学名词，他们能以最平常的口气说出来，仿佛叫自己宠物的名字，这些物质通常能暴露出犯罪分子到底是谁。格雷森被一颗烂肉一样的头吸引到小镇上调查凶杀案，他的工作受到当地警察莫名其妙的干扰，连工具箱都被拿走。格雷森就到当地一家五金商店，买了一堆零碎，在犯罪现场他只把一张金属薄膜通了电，一枚清楚的脚印立时出现在薄膜上。 里怎么说来着？“受到神秘事务强烈冲击时，一个人是不敢不听从的。”观众正在被日常工作折磨得头晕眼花时，电视上却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昼夜工作、精力旺盛，对你所不了解的事情拥有不可置疑的权威性，而你自卑于自己只知道饮食男女，不由你不拜倒在知识和性感科学家脚下。 侦探娱乐与科学性感问题 《CSI》让死亡、冷冰冰的科学成了性感的热门艺术。小甜甜绝对不是惟一一个对“电视里的法医科学”开始痴迷的人。《CSI》的走红甚至影响到了法庭上，比如法医成了法庭上最受欢迎的人。《今日美国》刊登的一篇文章中说，据调查，担任过陪审团的500个人当中，大约有70%的人看过《CSI》或者类似的电视节目。檀香山大学法医科学专业成了该大学最热门的专业，2001年，只有20个学生；2002年，50个；2003年，变成了90个。华裔神探李昌钰在这股热潮中也被神话成了偶像。法医科学专业，这门1965年才成为显学的科学现在成了流行科学，《CSI》对此贡献有多大，歪曲也就有多大。一位美国法医说，他现在报上自己的职业时，已经不需要多做解释了，大家都很了解法医到底是干嘛的——或者他们自以为知道了。 格雷森和其他CSI小组成员并不是惟一存在于侦探娱乐产品中的科学型主角。侦探小说的历史中出现过很多足不出户就能找出真凶的“天才神探”。推理，是他们的利器，很多人甚至排斥这之外的任何实地调查。他们也不靠在某一特别领域内的知识胜人一筹。阿嘉莎·克里斯蒂笔下的马普尔小姐就是一个爱听闲言碎语的老姑娘。一切疑难问题，他们就交付给小小的灰色的脑细胞（波洛语）。而如今，娱乐产品里流行专业知识型神探，比如凯丝·莱克斯的《骨头在说话》中的女法医唐普，迈克尔·翁杰达《菩萨凝视的岛屿》中的女主角安霓尤也是法医，的男主角罗伯特·兰登则是符号学家。昔日“天才神探”福尔摩斯竟被《CSI》打倒了。 侦探娱乐不再时髦推理，现在的科学型主角破案靠的是证明。回顾艺术题材里“如何判定罪犯为何人”，非常耐人寻味。从依靠并不一定可靠的脑子，到依靠不会说谎的证据，我们好像是进步了。“二战”后人们对工业极端崇拜，现在科学技术更成为社会进步的第一动力，人们把希望和判断力寄托在万能的科技上，而不是自己那在安乐椅上摇晃的脑子，简直是一定要发生的事情。冰冷的、工业化的，或者电子化的设计自然会成为潮流。这种趣味的变化，反应在文化消费品上，其结果就是：它们看起来一定要科学，就好像时髦人物买的食物上必须有热量说明，这样才能保证他吃得放心。 但进步的是科学，不是我们。现在痴迷于《CSI》与的观众和当年古典派推理小说的读者并无实质差别。科学还更容易让人盲从，因为它看起来太科学了。个人的脑力能被炫耀，证据何尝不能，如同《CSI》中过量的证据检查过程，它们常常让观众忘了目的，却专注于探员们拿着巨型电锯割开破损严重的汽车的过程。不妨说变化的只是大脑秀变成了科学秀。 1979年，华裔神探李昌钰博士在美国康涅狄格州伯灵敦城破获12岁小女孩儿乔安娜被杀案时，发现乔安娜的泳衣被拉起罩住了眼睛，由此判断凶手一定是乔安娜的熟人——这是波洛或者福尔摩斯都能做到的事情，但最后帮助警察抓到凶手罗纳的，却是上世纪60年代流行起来的法庭科学：“科学化验的结果，所有物证都与罗纳有关。”我们将判断力留给了证据，很快我们就像当年笃信推理的人一样笃信了证据。 观众觉察到相信科学更容易后，就不愿意那么相信自己了。 灰色小小细胞活跃过我们记忆中的侦探小说发展史小于 “要是调查罪案真用了脑筋的话，绝对就没有谜案这回事儿了！” CSI探员有句口头禅：“尸体会说话！”也可以翻译作“尸体决定一切”，这是“证据决定一切”的极端化说法。从第一季开始，《CSI》每一集都有尸体在不停地说，它们肿胀的、腐烂的、被刀砍的、五马分尸的，躺在解剖台上，这种博览会式的展示让人看了绝对不会更爱惜生命。惟一的作用是让观众知道死后尸体有多少种样子。比较一下，阿嘉莎·克里斯蒂的、《目的地不明》等200多页的长篇小说都只死一个人，而《CSI》每集60分钟至少死一个人。 爱伦·坡、福尔摩斯 从侦探小说开山之作《莫格街血案》，到黄金时代古典派推理小说，到正在美国热播的电视剧《CSI》，推理是贯穿其间的主线，两头的差别绝对不是死的人数上的差别，而是推理方式的不同，最终反映出的，则是“我相信我”与“我相信它”的不同，是人类自信的退让。无论如何，我们自己脑子里那些灰色小小细胞也有自己的一段光辉岁月。 1841年，爱伦·坡写了现代侦探小说开山之作《莫格街血案》，主人公杜班与朋友“我”走到一条又脏又长的路上，冷不防就说出了“我”心里在想什么：从卖水果的，一直到应该去马戏团的桑蒂伊，中间还想到了伊壁鸠鲁。这种粗糙的、牵强的、乍看起来非常惊人的“伎俩”，是160多年来侦探小说智力展示的第一步。把“智力活动”坚持下来的这一派侦探小说，被称为古典派，英美法三国的侦探小说，无论从质量还从数量上，都占据了绝对优势。“二战”后日本推理小说家又提出了“本格派”说法。很多号称正宗的侦探小说迷坚持认为，这种才是真正的侦探小说。 柯南道尔在中提到当时先进的血迹断案术，波洛也用过最粗浅的指纹术，但科学手段始终不是古典派侦探小说的主导，而是感知能力、推理能力，包括直觉能力，尤其笃信逻辑的力量。就像奥希兹男爵写的那个《角落里的老人》，他既不是公家警探，也不是私家侦探，只是个“场边评论家”，天天窝在那里，只根据公众皆可获得的报纸社会版的新闻，通过逻辑推理，破解各种疑难杂案，他说过：“要是调查罪案真用了脑筋的话，绝对就没有谜案这回事儿了！”此时，老人显示出人类对自己头脑的无比自信。 一开始，“灰色小小细胞（脑细胞）”显示出的本领非常稚嫩。柯南道尔第一次表现的观察能力，是他看了华生一眼，就说：“我看得出来，您到过阿富汗。”根据是华生有军人气魄（驻外），脸色黝黑（到的地方是热带），病容未去（得了某个地区才有的疾患）等等。这种水平，跟电影《海霞》里旺发爷爷识破刘阿太的特务身份没有特别两样——“凡是在海上打鱼为生的人的脚趾都是分开的”，而刘阿太脚趾头不是这样的，所以他是假渔民。福尔摩斯的推论还以他驳杂的知识做背景。这对于读者来说是不公平的，只能很羡慕地看着福尔摩斯卖弄自己的知识：“从这些牙印间的空隙看来，我以为这只狗的下巴要比哒犬下巴宽，而比獒犬下巴窄。它一定是一只卷毛的长耳犬。”试试看，多少个人知道的发音。除了超出常人的知识范围外，不事先告诉读者线索，也是一个问题。杜宾围绕莫格凶宅观察了然于心之后，最后才说：“隔开那扇窗子五英尺半左右的地方，有根避雷针。” 柯南道尔从1891年到1894年，一共写了24个短篇，这些短篇小说被毛姆评价为“内容如此贫乏”，“当你读过50篇福尔摩斯的故事之后，你对福尔摩斯的了解并不比你刚读过一篇时了解得多。”但是当时，包括现在的读者难以抗拒那些“持续不断的一再叙述”。正是读者的热情与作者之间的较量推动了侦探小说炫技性的发展。 雅克·富特雷、G.K.切斯特顿 在这方面走向极端的，是美国作家雅克·富特雷和英国作家G.K.切斯特顿。富特雷笔下的凡·杜森强调“思考方能支配一切”，足不出户就解决一切问题。切斯特顿的布朗神父未曾完全丧失是非观念，他把侦探上升到了审美的高度：“罪犯是创造性的艺术家，侦探则是批评家。”这位矮胖的，“一直喜欢狗（DOG），只要这个字不是倒着拼写的”的神父，在《花园血案》中脑子转一转，就把两具无头尸体和两颗脑袋匹配起来，完整描述二人被杀再被换了头的过程。至于《角落里的老人》，干脆就说：“我同情的，往往是够聪明狡猾、可以把整个警方牵着鼻子走的罪犯。” 为了配合让智力游戏更公平一些，笔名范·丹的记者兼艺术评论人威拉德·赖特提出了《侦探小说二十准则》，第一条就是在破案中读者应该获得同样的机会，所有的线索都交代得一清二楚。其他还有诸如：读者所受到的蒙骗应该仅止于罪犯施诸侦探本身的那些诡计；侦探小说不应该扯上暧昧和爱情，否则就纠缠不清，使一些纯粹智力的竞赛复杂化；犯罪的人不应该是侦探本人，或者是警方中的一员。这是一种欺骗读者的卑鄙手段；破案的方法要合情合理。诸如读心术、扶乩、招灵、看水晶球那类的巫术，乃是侦探小说之禁忌。和读者斗智的应该是个凡人。读者在玄学的第四维空间里和神仙幽灵斗法，又岂有得胜的机会呢等等。所以，侦探小说作者们必须想出更好的办法，或者是寻找、或者是创造读者的心理盲点，然后用逻辑推理使得不可能成为可能。在创作过程中，形成了一些经典设谜程式，比如密室推理、孤岛推理、不在现场、没有脚印、不可能消失等等。 在《上帝的灯》中业余侦探艾勒里·奎恩经历了一件看似既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一幢坚固牢实的房子一夜之间消失。在找出原因之前，文章中一再提到萨拉姑妈错把梅休小姐当成自己的女儿奥莉维亚。表面看起来不过是一个糊涂老人经常发生的错觉，实际上这却是解谜极为重要的线索。读者在看这类侦探小说的同时必须仔细得跟饥荒年代拾麦穗的人一样仔细，如果真这样仔细，谜底会在文章结束前解开。这是作者和读者智力上的较量，作者一面要给出线索，一面要尽量让它们不为人注意。 密室推理是最有代表性的，在一座表面看起来无人可进出的房间里发生命案，这种“具有幻想性与强烈魅力的谜”与“逻辑性、思索性”的完美结合，彻底将推理小说架空到艺术品的地步。如果说一开始侦探小说的目的还在于相信凭借自己的头脑抓住凶手，但现在它不再讨论是谁做的，而专注于事情是如何发生的，变成了更单纯的智力游戏。 阿嘉莎·克里斯蒂、日本侦探小说 写侦探小说使用障眼法最成功的，当数阿嘉莎·克里斯蒂。虽然在《斯太尔斯庄园奇案》中，阿嘉莎显露了药理学上的知识，但很快，她进入了几乎是纯智力的游戏当中。是“孤岛推理”最经典作品，它实际上也是“密室推理”的变体。十个毫不相关的人被邀请到一座荒岛上，荒岛成为一个封闭空间，无人能离开也没有人来，十个人一个接着一个死掉。这个故事当然有可疑成分，但由于阿嘉莎擅长营造紧张气氛，读者根本无暇注意叙述中的瑕疵。好在阿嘉莎并不是一个推理机器，她知道仍然与道德有关系，马普尔小姐在絮絮叨叨破案的过程中始终不忘透彻分析男女之情。 “二战”之后，日本成为侦探小说重镇。侦探与推理在日文中是同一个意思，但因为日文改革，“侦”字被取消，所以推理小说取代了侦探小说。单从技巧上说，日本推理小说并没有特别的开创性，只是在“不可能”这方面往极致发展。 1912年爱德蒙·克莱里休·本特利写了《特伦特的最后一案》，以此证明破案推理是无用而且有害的。特伦特自以为解开了曼德森死亡之谜，得意地邀请“他的朋友”卡普尔老人吃饭庆祝。老人却告诉特伦特，他那一套看似严密的推论毫无用处，自己才是真正的凶手。40年后毛姆在《侦探小说的衰亡》中则宣告了本特利先生的计谋也是“无用的”，其“无用”在于指纹术的应用，卡普尔杀了曼德森后，就把枪扔在地上，没有擦去指纹，他的手指头上还保留有火药的味道以及微粒。1892年起用于抓获杀人犯的指纹术在本特利写小说的时候还不普及，但现在读者再看本特利的小说，他精心设计的谜局已经毫无意义。但他不是败退在科学面前的第一个人。 还有波洛，在中，这个长着鸡蛋一样小脑袋的比利时人挥斥方酋，最后一章大解密时仿佛掌握了人类所有的智慧。事实上，他那一套现在也用不着了。任何一个被《CSI》稍微训练一下的观众看那部同名电影时都不免替杀人者担心：他们在现场留下的证据实在是太多了：门把手上的指纹就足以让这些人飞快落入法网。 2000年《CSI》第一季开播，其中有一集仿佛是在向致敬：一架飞机上的商务仓发生命案，但所有活着的乘客众口一词说并没有谋杀发生。格雷森和他的小组没有听取那些证词，也没有进行安乐椅中的思考，他们把一切交给证据。由证据，而不是推理，指证所有人都参加了谋杀。波洛会摇着他的胖手指头说：“不，我发现所有证人的陈述有矛盾。”而格雷森会说：“我发现所有证人的陈述于证据不符合。”判断何人有罪的任务由人类的脑力劳动交到了客观证据手里。 这门叫法庭科学的学科，如同当年照相机把绘画往现代派推一样，把古典派推理小说中人类的智力也变成了墙上的一幅画。 这一夜，我们说TVB顾文瑾 如果多年以后，有人要拍关于香港电视剧历史的一部纪录片，那么它的男主角，一定是tVB。 在英文还不太熟练的年代，我们常常在和《大运河》后，看到一个叫做“电视广播有限公司”的名字。这个记忆是留得如此的深刻，以至于很多年后，参加自由行的人们来到香港，不会觉得些许陌生，因为署名“无线”的剧集中，早就为我们详尽清楚地介绍了香港的一草一木。 李碧华在里写，世间每一个人，都有其依附之物，正如娃娃依附娘亲，婴儿依附脐带，不离不弃，莫失莫忘。而香港人对于tVB，亦是一种脐带式的依附。凭它供给给养，靠它鼓舞斗志，兜兜转转一路走下来，到今天，已经是第39个年头。 在39年后的今天总结成词，会发现1966年的邵逸夫的商业头脑之灵光。上个世纪的60年代，正是黄梅调电影《梁祝》、《江山美人》打下“邵氏出品，必属佳片”的金字招牌，令邵氏影业走进黄金年代的时期。而他能清醒地看到电视作为新兴行业的潜力，投资在清水湾电视城创办了无线电视有限公司，也就是英文简称的tVB。 自此，无线电视走进每一个香港的平凡家庭。之于港人，它是他们心路历程的最佳佐证，刚刚有天星小轮的时候，已经有它的存在。《太平山下》的重要性，比港督就任离职更为让人关注，而《欢乐今宵》作为长寿的综艺节目一直是每个香港家庭周五的习惯节目。二十年间，tVB吃进了世间亿万财富，回报以大量的新闻资讯节目和无数脍炙人口的电视剧集，以及一拨又一拨在演艺界呼风唤雨的明星 而一个个随时代特色催谷而出的电视剧集，在尺寸的转轮定格之间，更伴随一代又一代的港人成长。回朔这些剧集，像是从遥远的河流逆水而上探访香港的岁月变迁。 切换另一个角度，自1983年，《万水千山总是情》、《霍元甲》等香港剧集进入大陆市场开始，香港的剧集人生亦成为内地人的共同记忆，尤其，是对于那些在成长期的所谓“生于七十年代”。 在内地生长的我们，对于香港电视，对于tVB是一些片段的记忆，如一些闪光的水晶珠宝链，装点了物质缺乏的年少记忆。对于tVB的记述，也许是一次集体的怀旧。那些剧集，那些我们少年时爱过的偶像，在某个意义上，之于罗大佑，之于蔡琴，担负了同样的责任。 每一个时代的tVB，都是一场热闹的广东大戏。生旦净末。鼓声若响。翡翠与明珠，光芒万颗，都是照亮香港人的漫漫前路的明亮道灯。但对于我们这样的旁观者，它更是一段岁月的积淀，一种文化的嬗变。于是，就这样默默地守候下去，直至年华老去那一日。 第一场：做一场民国春梦 演员上场：郑少秋，汪明荃 tVB的第一个10年，隐身于李翰祥式风靡整个东南亚的旧瓶新酒的黄梅调电影的光芒之下，一直属于默默向上游的示例典范。对于资讯隔绝的我们，那些遥远的名字，模糊的记忆，不足以装点一整个时代。 关于tVB的记忆，要走到70年代，才会得郑重登场。 有一个名字，是应当记取的，他叫做陈振华。或许大多的tVB们都不会知道他的名字，但，这位年轻人却是tVB草创时代最著名的皇牌小生，他主演了无线早期的电视剧《梁天就》、，给黑白世界带了tVB的第一抹清风。很多年后，王家卫在拍《阿飞正传》时说，他的主人公，当年，就应当是看这样的片子的。 70年代中期，应该说是tVB的第一个盛世华年。武侠片携粤语长片风雷之势，席卷电视舞台。朱江主演的《小李飞刀》起到万人空巷的效果，主题曲更成为香港歌星在外地登台的必唱曲目，不然便会被哄下台来。到了现在，那么有上海情怀的王家卫在沪上拍《2046》，和刘镇伟等一众同伴出外唱K，亦必点这首“难得一身好本领”。同一时代的播出也得到不俗反响。 但，关于那个时代，更深的印象，来自于一系列的民初题材的剧集。 《万水千山总是情》里汪明荃的庄梦蝶扮相，清丽中嘴角却带坚毅的表情，一曲《勇敢的中国人》我们都曾唱过。同名的主题曲，也是大多数内陆人学习粤语的启蒙歌。汪明荃也因此成为了tVB的镇台之宝，又曾以政协委员身份投身政界，时至今日，地位已是万人尊仰。 《万》剧讲述了两大家族随颠簸时代的变迁。某个层面上，表达了南方人对于传说中记忆里遥远的北方的怀想。事实上，北方、民国，对于港他人是有种血脉深处的共通与生活里的疏离共有的存在主义。像亦舒小说中对殖民地奴化教育的形容：男主角中学历史只学到辛亥革命，入学试用英文考，上大学学医科名正言顺忘记历史。也许是这种集体式的失忆才引发了选择性的集体怀念。 而港剧意义上的民国故事，莫不深深打上香港烙印。当时王晶留学归来，师从乃父著名监制王天林，在tVB旗下推出一系列民初背景的赌片，就充分融入了澳门式赌博的内容。《千王之王》、《千王龙虎斗》里，描画了杀伐决断的王式赌片的最初模样。那些眼花缭乱的桥段，由成名已久的谢贤潇洒演绎。红了半生，40出头的人了，披一件浅色外套，挂一白色围巾出来，仍然让人心醉神迷。他像千年不败的黑山老妖，到今天仍然可以一头黄毛一身金色背心秀着肌肉去颁香港电影金像奖。谢贤，这位著名的“白相人哥哥”，是香港这个妖兽化的不肯老的城市留给我们的一支孤挺之花。 但是整个70年代，还是属于郑少秋的。 《楚留香》的推出更推出穷尽30年仍可以挂头牌演20出头小生的郑少秋。仍然可以清晰记得，郑的丰神俊朗。楚那么花心的一个角色，由他演来就是那么有说服力。而生活中的他，那个时候，出现在明报周刊的封面上，是和沈殿霞一起穿紫色的情侣装，以超凡脱俗的男女配搭引得世人侧目。 在当时，能有资格跟郑少秋演对手戏的都是最红的花旦，赵雅芝就是其中一个。1978年她在中演周芷若，受欢迎程度直逼第一女主角，演赵敏的汪明荃。从此她升上正印花旦之位，无线由汪明荃、黄淑仪、李司棋三花鼎立，变成四花分天下的局面。 不可不提的还有刘松仁与米雪，两人合演的《武侠帝女花》、，至今仍是银幕情侣的代表作；嘟嘟郑裕玲当时也是新人，与周润发合演《网中人》时，那青涩的气质，与如今的爽利快言有天壤之别…… 70年代后期，一群新浪潮导演留学回国，曾经营造了不一样的tVB气氛。许鞍华和王家卫曾经拍过著名的《狮子山下》，连徐克也曾为tVB效力。只是，他们的停留太过短暂，更适合他们的是大荧幕的挑战。等待他们的，是《投奔怒海》、，还有《阿飞正传》。 第二场：双雕光芒万丈 演员上场：五虎将 80年代第一个年头，是属于《上海滩》的。这部内地观众至为熟悉的港剧，在延续70年代民国剧的特色之外，别开“枭雄剧”之先河。至此，上海题材的故事有如一个聚宝盆，成为制片商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风水宝地”。 但是一整个80年代的舞台上，最闪光的演员，无可否认，是五虎将。 彼时的香港有点像三、四十年代的好莱坞，无线电视台更像足一个梦工厂，一个造梦的机制趋于成熟，若干勤奋而出身平凡的孩子在这个机制下凭借努力赢得机会，在公司的造星机制下，成为万众景仰的偶像。 1981年2月播映的《过客》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李添胜大胆起用新人，选就了黄日华、苗侨伟成为偶像型小生，黄日华在这部戏里成功塑造了一个有一些自卑而且自闭的年轻杀手形象。表明无线电视孕育的第二代小生班底已经正式启动，滚滚长江，前浪后浪，周润发和郑少秋们在这个时候感受到了威胁。 在那个时候，吸引伦敦的华裔少女张曼玉回香港的极大理由，是她在唐人街播放的港剧《过客》中迷上了黄日华，想到香港去看自己的偶像。所以当她因为获得香港小姐亚军而参加无线的很多演出看到黄日华的时候，心中的激荡无人可比。 1982年12月，《猎鹰》发掘了刘德华。他在剧中演卧底的青年警察江大卫，和20年后他演出的《无间道》角色是一个镜像的对比。他那突出的鹰钩鼻子在合身又笔挺的警服衬托下为他增添了几分职业特征。此剧一出，刘德华在观众心目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1983年，风水轮流，转到苗侨伟身上。他在中扮演杨康，角色的矛盾挣扎，让他细细演来，赢得观众认同。无线更把他和翁美玲捧为银幕情侣，度身定做《决战玄武门》及《天师执位》等剧力捧。 同一年，梁朝伟主演了著名的《新扎师兄》，这部在24年后的今天还被翻拍成电影的剧集，酷爱表演的梁把警察张伟杰塑造得栩栩如生。而中的韦小宝又带给观众另一种风格。今时今日的嘎纳影帝梁朝伟，回头来时路，亦承认，tVB是他最早磨练演技的温床。 开始也许是一种各自奋斗，但是五个年轻人同样取得的好成绩让无线刮目相看，公司有意将他们推上更高峰。通过一系列的宣传手段，五虎将这个名称被一直沿用下来。这是无线电视第一次成功的集体造星运动，尝到甜头之后，他们还在1987年推出了银河十星，著名的邱淑贞，吴家丽等都自此出道。90年代的四大天王的宣传运做，恐怕也其来由此。 整个80年代，香港经济和国际接轨，也吸收了国际时尚，翻现出华丽而繁复的魔幻现实主义。无线重拍及开拍了金庸所有的长篇武侠小说（共12部），五虎主演了这些剧集的大部分。在武侠剧仍是无线主力制作的年代，五虎实在是囊括了所有的重头角色。 五虎的全盛时代，实际上也是港剧的全盛时代。 到80年代中后期，五虎与无线的合约终止，不欢而散，除黄日华外纷纷离巢，无线一时闹起小生荒，出现青黄不接之窘态。温兆伦等的出位便与时势有关。而港人心态随着经济富庶，逐渐回落到生活层面的时装剧来。《义不容情》在1989年的大红大紫，标志着第三代小生已经正式接棒，也代表着五虎将时代的结束。更重要的，是它标志着武侠剧黄金时代的谢幕。 第三场：长剧时代兴亡成败 演员上场：罗嘉良、温兆伦、刘青云、郭蔼明、关咏荷 90年代初期，正是香港最富庶的岁月，节节高升的股市让市民有了更多的消费欲望，目光也转向休闲生活的各个领域。此时，80年代略显粗糙的古装剧与家长里短的亲情剧，已经无法吸引收视者的目光。商界波澜壮阔的争斗，才是梦想成为豪门一员的普罗大众的喜爱。同时，随着香港各特别社团的力量加强，黑道题材片也渐渐得到重视。于是tVB在90年代初推出的台庆剧，几乎全部是有关于这两个题材：《巨人》、《大家族》、《笑傲有明天》等等。主角选择了极有“大哥”气质的万梓良。从他开始，tVB的家族剧时代拉开了帷幕。 1991-94年，应当算是tVB占尽风华的四年，靠了剧集炼成的深厚功力，把竞争者AtV完全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在tVB收视史上收视率最高的剧集十大排名中，1990-94年所摄的就占了三部。分别是《我本善良》、《今生无悔》、《大家族》，而它们在tVB史上的最大功绩，便是打开了家族剧的一扇新窗。 家族剧的地位，在港剧中可称为举足轻重。tVB采取集中投入的方式，以大牌荟萃的明星阵容和纵横一个时代的家族视野，打造流水长篇的大型剧集。一般说来，家族剧短则40集，长过100集，有份量的名星超过6位，多在当年台庆时播放，而且必然成为当年的收视冠军。80年代末的《流氓大亨》是家族剧成熟的标志，而90年代则是其高峰产出期，其中经典的有《大时代》、《天地男儿》、《天地豪情》、《笑看风云》、《创世纪》等。也因此连带捧红了罗嘉良、温兆伦、刘青云、郭蔼明、欧阳震华、郭晋安、周海媚、陈慧珊、关咏荷、蔡少芬等一系列电视剧明星，也正是从那个时代起，tVB才艺员有了与香港影星同等的江湖地位。 《大时代》，可视为家族剧的代表之作，它四十集的故事发展，虽然于摄于1999年的107集《创世纪》无法相比，但在1991年而言，集合了郑少秋、刘青云、蓝洁瑛、周慧敏、刘松仁、郭蔼明、陶大宇、李丽珍的它，已经是当时少见的大制作。故事以70-80年代的香港股票交易市场做为背景，以两个家族的生死情仇为主线，吸引了大量的观众。它所描写的变迁时代，正好是香港金融界风云际变的写真，因此，醉心于投资的香港普通市民，对剧在的逼真描写，有着感同身受的体会。此戏不但捧红了演技派的刘青云与郭蔼明，更成就了这一对银幕情侣的双宿双飞。更重要的是，它在香港市民中的影响，是任何一部家族剧都未曾有过的。因此，还专门产生了一个叫“丁蟹效应”的金融名词，即在剧中扮演丁蟹的郑少秋，此后只要有任何一部片子在tVB播放，股市就必定大跌。后来有人笑言，秋官在金融危机之后，一直得不到tVB重用，也有广大民众抗议的原因所在。 进入95年后，家族剧虽余威仍在，但已不得不让位给新的职场剧，一大批描写专业人士生活的剧集纷纷出炉，其中又以警察剧、法律剧与刑侦剧为主，描写厨师、医生、消防员，设计师的的作品也有不少。其中尤以《刑事侦缉档案》、《一号皇庭》与《妙手仁心》最为观众赞赏。通过这些电视剧的细致刻化，市井民众深刻了解了香港政府各个部门的运作方式，既保证了收视率，又起到了良好的政府公关效果。因此，当时讲求精英化的港英政府，对此类职业剧格外支持。而借这批剧集而成名的翁虹、吴启华、古天乐、王喜，也都登上了香港政府各种公益活动代言人排行榜的前几位。 1998-2000年，是AtV亚洲电视发力对tVB进行反攻的一年。《我和僵尸有个约会》以奇情剧吸引了大批收视率，更以外购剧为手段，抢走金融风暴后需要新鲜感的观众。一时之间，tVB有力不从心之感，于是为了对撼AtV的强大攻势，无线又再炒《刑事侦缉档案》的冷饭，推出第四集，然而收视率欠佳。情急之下，便推出新的组合，召集张智霖、薛家燕与新旦佘诗曼合演《十月初五的月光》，以普通市民伦理情常的小制作，成功阻击了AtV的进袭，此后又陆续推出《庙街·妈·兄弟》、《澳门街》等类似的剧目。至20世纪结束之日，tVB仍保有港剧的大半江山，这些剧集的确功不可没。 第四场 重归《狮子山下》 演员上场：马浚伟、马德钟、《勇往直前》、《冲上云霄》、《青出于蓝》、《锦绣良缘》、《皆大欢喜》 “放开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同舟人誓相随，无畏更无惧，同处海角天边，携手踏平崎岖，我们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江名句。” 二十一世纪初，时任香港财政司司长的梁锦松，引用二十年前的tVB名剧《狮子山下》的歌词作为他第一份财政预算案，有如神来之笔，带起全城回应，令港人重新忆起香港当年的奋斗精神，赢尽当时港人心。后来他的卸任与情事，的确也几分娱乐圈式的大起大落，但即便是“阿松”自己也未曾想到，tVB励志剧的新一轮浪潮，便是由他的一时兴起而引发。 2002年以后的无线大戏，励志剧的戏份占了大半，其实拍此类片子颇为讨好，只消选好行业，做足功课，故事是一成不变的受到挫折终获成功，再加入少许情爱纠缠，无需复杂编剧或大牌小生花旦，一样看头十足。港人此时，正从经济衰退中渐渐复苏，急需此类康复题材的剧目来抚慰心灵，故此，虽然励志剧的收视率仅是徘徊在二十八九点，但tVB仍然一部接着一部，原因无它，按后任财爷曾荫权之语言，“慰市井之心耳”。 另外的剧集时间段，则被欢喜剧瓜分，从《男亲女爱》和《锦绣良缘》起，到《皆大欢喜》止，古装的喜剧片几乎主宰了9：30的黄金时段，似乎经历了一天辛苦的港人，特别需要在晚间得以彻底的放松，因此，这些充满着无厘头、借石讽今、以及大量粤语笑话素材的剧目，便得到大力追捧。布景粗糙无妨，但胜在华美绚丽；编剧性节夸张，但观众照样爱看，这一股喜剧潮，从2001年一直刮到2004年末，至今无线仍在放映《皆大欢喜》时装版，在电视剧史上，也算是深墨重彩的一笔。 这个时期，也是无线普通男艺员群起的时候，tVB近年来的新星多是中规中矩，却缺乏才华横溢之辈离开了大牌小生光芒的势力范围，以往的配角们都散发出夺目的光辉，纷纷有夺权之势。马浚伟在《勇往之前》之中，已经从《一号皇庭》第四部和第五部里的绿叶位置，提升到可以与蔡少芬演对手戏的红花境界；而《冲上云霄》，则是吴镇宇和马德钟双生配一旦，扶持着陈慧珊走完她无线当家花旦的最后岁月，又连带拉起了港姐季军出生的胡杏儿；林文龙、文颂贤、阮兆祥、郑中基等人，从原来的搞笑配角晋升到幽默大鳄，也仅仅是花费了两三个剧集的时间。 但，无线一向女强男弱的演员情况，也正是在此时出现了变化，陈慧珊的离去，宣告着tVB白领专业女士时代的结束。而后起之秀的宣萱，虽也在多部剧集中担纲，却仍然不具傲视群伦的气质；张可颐在2003年台庆夜得到“我最欢迎的女演员奖”，却被认作是派戏斗争的结果，引来嘘声一片，蔡少芬、蒙嘉慧等当年的花旦，此时再也找不到独占整部大戏风头的风姿，只能以“五花金花”自居，视无线上层的安排而为男艺员配戏。往日的风流时光，再难追寻。 但，由于无线一直走的是精品艺员担纲的路线，两三年来众多的新人窜起，但均无亮点，而老将们又纷纷退去，难免造成剧集质量不高的情况，特别是与90年代相比，简直有数量级方面的差距。于是坊间纷纷评论，认为2003是是tVB艺员架构走向衰落的一年。 所幸进入2004，tVB的新戏风格又是一变。或许是受到大陆“戏说”的余风影响，《金枝欲孽》一出，令习惯了无线古装风格的观众都是眼前一亮。一改同类型体裁电视剧中容易出现的肤浅弊端，在讲述人物之间的爱恨情仇时穿插了惊心动魄的权谋争斗，情节紧凑曲折，扣人心弦，剧本严谨，人物刻画深沉内敛。戚其义的金牌编剧保证，远赴大陆数月拍摄的心血，换来了精美的戏装、臻美的布景与起伏跌宕的情节。张可颐、黎姿、佘诗曼、林保怡、陈豪的豪华阵容则守定了收视率30点以上阵势，再加上老将邓萃雯的辛辣演技。称它为四年来无线少有的力作，绝不为过。 接下来的台庆新剧《争分夺秒》，故事以警匪纷争为线索，被视为《无间道》的电视版，更与美国大剧《24小时》有颇多类同之处。无线动用了谭耀文、陈豪、方中信、郑嘉颖，只有蒙嘉慧一位女星插花演出，是地地道道的男人戏，与《金枝欲孽》众女争春的局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故事情节仍然是同样的曲折诡异。看来，在经历了两三年的调整后，无线已经重新找到了自己的定位，虽然培养金牌艺员还有待时日，但多重主角+复杂情节的模式，却已能让再拾昔日雄风了。 情海无舟顾文瑾 关于tVB，会更喜欢五虎将时代的恋爱故事。 无可否认时代是进步的，同辈的很多朋友要到二十二岁才开始初恋，而现在的“八○后”们二八年华已经手握一把沧桑。 有朋友说，如果生女儿，那么等她长到十多岁就把她打出去谈恋爱，早谈早好，不至于长大了为一段感情要死要活，耗时费力。我深以为然。 然而我自己还是老式的吧，所以，关于tVB，会更喜欢五虎将时代的恋爱故事。 刘德华暗恋陈玉莲，出外景是至辛苦的事情，但是在颠簸的车上远远看见她秀丽的侧影，一幅置身事外的清冷淡淡薄秋，心里已觉得平安喜乐，万事不提。是极青涩的情怀，所以才会一直怀念，在后来的自传《我是这样长大的》里面还一直写一直写。他并且喜欢缪褰人，过很多年在纽约的饭局上和缪的老公，好莱坞著名导演王颖说，你们离婚，请第一个通知我。说起来是有一点趣味性在里面的，不管是陈还是缪都曾和周润发春风数度。而刘像任何一个刚出道的小弟一样，习惯性爱上的，都是大哥的女人 粱朝伟的童年阴影始终都存在，所以不能给他完全需要他呵护的对象在他年少的时候出现，这是他和曾华倩爱情悲剧的由来。但是仍见得是至情至性的人，所以才会三分三合，只是苦了中间的黎美娴，像任何一个爱情戏中的配角一样，付上真情，贴足戏份，而最后一无所得。梁离开tVB之后和刘嘉玲在一起之后倒看不出更多故事了，也许年少轻狂都已经燃烧殆尽，也许的确是觅到了真命天女。但是我们当然可以像讨厌任何一个万人迷身边的女人一样讨厌刘嘉玲。 好的住家男人像黄日华，看遍美女的当儿心花花，撇掉女友去追当年的姐仔龚慈恩。发现双方无法适应之后迷途知返，费尽力气去把女朋友追回来牵进教堂，都算是修成正果。苗侨伟和戚美珍更是少见波澜。前两年的港刊上看见戚美珍牵着儿女出来参加活动，剪一头短发，在公开场合给孩子穿衣服提裤子，不是幸福的家庭妇女还真做不来那么师奶的事情。 邓萃雯和万梓良拍拖，甜蜜时自己偷着快乐，分手之后亦不发一语，，隔很久被记者问起，才承认说的确深爱过。但是亦无话再多说。纯然没有一点博宣传的样子。 只有翁美玲的故事让人一唱三叹。 朋友在中戏讲剧本创作课，忽然解构起古代成语来了。他说，任何一种笨人的行为放到爱情中来都是可以有解释的。比如说刻舟求剑，时间已经转移，空间已经转移，但是那个笨人固执地希望什么都不要改变，还要专门在船上做好记号。 而在爱情里面，物是人非事事休，还要刻舟求剑，想把一切停在“人生若只如初见”的刹那，这就是翁美玲的故事。据说她自杀前曾经求签问感情，得来的签写着“情海无舟，缘尽十八”。在情海路上无人渡她，她亦无法自渡。 80年代的无线艺员，他们的年轻是真正的年轻，二十岁绝对不会有二十一岁的智慧。所以很淳朴拙然地沉迷于感情本身，是真正意义上的性情中人。 而近年的tVB恋爱故事，越来越热闹。男女演员排两组戏吊足半年眉梢吸引狗仔半夜跟车追拍，煞有介事的感觉。末了一个全身而退，咩事未发生，一个信誓旦旦曾经鸳盟暗许。不像爱情剧倒十足像个悬疑剧了。马浚伟和郭羡妮在其间的言辞神态琐碎表来，还真算演技不差。 如今的世代，何需情海有舟？打着“飞的”，一眨眼，就跨越彩虹。 化做春泥顾文瑾 这样的演员，在tVB，叫做甘草艺员。 小时候看台湾电视剧《英雄少年》，蓝心湄和谢祖武领衔主演，耍宝也罢，笑闹也罢，气氛不过尔尔。但是剧中演双方父亲的演员至今难忘，一站出来的架势就不一样。后来才知道，这是赖声川“表演工作坊”的台柱——李立群和顾宝明。人过中年，电视台没有那么多男一号的中生戏码可开，也就做点配角，然，就是这些配角吸引我一集一集看下去。 这样的演员，在tVB，叫做甘草艺员。你不一定记得他们叫什么，但是你绝对记得他曾经是什么角色。不同于偶像派形容，这些人，全是实力路线。 很多的甘草艺员，年轻时亦都有一番来历，像阿Q说的那样，我也曾阔过的。只是香港人从不介意打回原形，人们笃信活到老干到老，所以一大把旧时的演员有钱没钱，得意落魄，只要是好戏之人，都愿意到无线来过回水银灯下的戏剧人生。 石坚是粤语片时代的里程碑， 在上百部的黄飞鸿电影中出演第一反角，以至香港人形容一个人奸的时候，会说你“奸过奸人奸”。他在2003年与曹达华一起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的终身成就奖。如果说这些你都不一定对他有印象的话，那么，你是否记得83《射雕》里的铁掌水上飘？ 70年代在张彻的影片《少林72罗汉》中一炮而红掀起少林风暴的刘家辉，在《人龙传说》里演龙王，还参演、，龙虎武师的出身让他身手利落，多年的演艺生涯令他的表情也别具特色，可谓允文允武。 曾江是红星林翠的哥哥，60年代曾主演过多部国语电影，倜傥潇洒了那么多年，演黄药师把东邪的霸气和邪气挥发得光彩四溢，黄黄头发，凌厉的眼神演绎专属于黄老邪的桀傲不逊。而他在时装剧中演小市民也能一样娓娓道来。 可想得起《封神榜》里的李靖，《勇往直前》里的甘国华？那是元华，成龙和洪金宝的师兄弟，七小福成员。 也有很多人是在tVB艺员训练班培训出来，当红，担当正印，领衔主演。年纪慢慢大了，就开始做甘草演员。数起来，他们在tVB演了一生。 罗乐林，在最早的tVB时代，第一版的里演杨过，后来曾经在亚视的《四大名捕》里演冷血。回巢后在里演任我行，《状王宋世杰2》里的铁头将军。戏不少，能顶起半边天。 朱江是当年的最早的第一代明星，当年一出《小李飞刀》成为30年来的经典。现在高兴就回片场不高兴就不做，是郑伊健羡慕的对象。 《万水千山总是情》里的庄有为——郭峰，当年还曾经演出过《三宝闯深圳》，后来在《创世纪》里演霍景良，里做吕不韦，让下一代继续记住他的面孔，一生甘草，但是也一生有人记得他吧。 这样的例子里，也许更让人有认同感的是邓萃雯。她是80年代走红的花旦，属于和内地观众的记忆一起成长的演员。我们熟悉的里的叮当，《新扎师兄》梁朝伟的恋人。1985年无线的大戏，是梁朝伟演张无忌，她演的是周芷若，当年赵雅芝演过的角色。足见她在无线的位置。那个时候，她连恋爱也在tVB内部解决，和万梓良拍拖，分手后情伤愈合才淡淡谈起旧事，不是不勇敢的。后来还在亚视演过《我和春天有个约会》里的姚小蝶。 近年回巢无线，在一些剧集中已经演妈妈角色了，tVB的资源过剩由此的确可见一斑，让人心生红颜弹指之感。不过好在今年的花旦群戏《金枝玉孽》里她刻画的如妃栩栩如生，令她声誉顿起，获得了一年一度的无线最受欢迎女主角奖，也算是咸鱼翻生。这算事业上的第三个春天了吧。只是，就这样，一生也过去了。 我自己内心，更喜欢的是那些默默做事，完了以配角身份苦尽甘来的人。 许绍雄1985年已经在《杨家将》里演山鼠精，更早还在《火凤凰》里演郑裕玲的知己好友。现在在电影圈发展，演出一些警匪片里的小人物，刻画得淋漓尽致。廖启智，初期演出一些智障角色，也演过《鉴证实录2》等知名长剧。在张之亮的电影《笼民》中的出色表演让他获得当年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男配角。 旧诗里说，化做春泥更护花。他们不需要舞台中央的那个叫“主角”的位置，只要一个小角落，一点点灯光扫到，就足够发光。 你好，宋兵乙顾文瑾 二十年前，他俩被导演呼来喝去，没有自己的名字，统一叫做“咖哩菲”。 里，美艳的女鬼如花，久等50年，在阴间等不到当年和她一起殉情的十二少，费尽艰难，上来阳世寻他。几番周折，终于在清水湾影城的片场遇见。他已是年过70的老人，当年的苟且偷生谴责他，往事从未得一刻松脱烟消。所以他余生在喧嚣的片场演默默无闻的龙套角色，没有名字，没有台词，不需要表情。 这样的角色，叫做“咖哩菲”（龙套演员）。 毕业自艺员训练班的tVB艺员，都有过自己的咖哩菲时代。 70年代，周润发亦做过25块港币一天的“龙套”，以一米八的魁梧身材做了三年的无名角色，才等到主演长剧《狂潮》的机会，接着是《网中人》、《奋斗》的家喻户晓，到《上海滩》时代已是风光无限。据说那个时候没工作他也经常回公司，在电梯旁等待，那是人最多的地方，一来二去，公司高层注意到有那么一个高大帅气的男生，给他参演港姐宣传片的机会。但是这中间，三年过去了。 80年代，刘青云和吴镇宇也曾在片场卖过苦力，那个时候是60块港币一天。不停地换衣服，改发型，涂红墨水。才刚一个旋转倒地身亡，又要复活过来成为对方军队里的喽罗。 刘青云在里演过不知名的清兵甲乙，男扮女妆做搞笑版的妓女的扮相曾被网友作为意外的惊喜放在网上；吴镇宇在《射雕》里演小乞丐和看门的，污糟杂碎，转眼又变成追打杨康的村民众。吴启华和陶大宇多少又好一些，演的是有名字的龙套，比如里刘正风那个贪生怕死的儿子，又比如《杨家将》里潘仁美的二儿子。 而83版的《射雕》之所以会成为经典，是因为不知凡几的大明星的“咖哩菲”岁月从这一套剧集中全部班驳可见：刘嘉玲演过华筝公主的侍女，千娇百媚地说了一句：公主你醒了。就没有了踪影；蒙古兵杀来了，挥刀最力的那个成吉思汗帐下的某王子正是关礼杰，当然还有最经典的周星弛卖力演出的宋兵乙。 看那个时代的港剧，往往群众角色更值得注意，一不经意间，就能看见一张熟悉的脸，不提防谁就是谁。然而想真了，换个角度看这些狭路相逢的错愕，那个时候，他们一定是彷徨的吧。每天都在重复一样的故事，一样的被忽略的心情，看不到头的“咖哩菲”岁月。里赵姨娘也会说，我在这屋里，熬油似地了这许多年。 刘青云自己就说过，“那几年心情郁塞到顶，没时间回家睡觉，没时间谈恋爱，感觉我就是出租给电影棚的一个道具……”。就是这样，套在侍卫、绑匪和消防队员的服装里，在主角背后，充当活的布景，辗转折堕，岁月堪伤。刘青云付出的时间，是六年。 90年代，郑伊健主持儿童节目多年后，终于等来演出机会。也是一步步从“咖哩菲”做起。第一部戏，是演一个反派同性恋。还是导演说，看你表现不错，不让你演小流氓，给一个有挑战的角色你演，方巴巴地凑上去表现一会性向翻转。又到专门的GUY 吧去观摩人物神态动作。然后才继续有机会，慢慢做男三号，再后来终于一尝走红滋味。做咖哩菲的时间算来真说不上长，但是在演剧之前，他已经在《430穿梭机》待了三年。 是的，《430穿梭机》。有多少知道这个香港版的七巧板呢？这个历史悠久的招牌儿童节目，总是会遴选在电视艺员训练班表现不错的、外型有孩子缘的新人，训练一段时期之后到节目里当孩子王。 梁朝伟、周星驰，还有郑伊健都是一脉相传的“430穿梭机小子”。周星弛更久，一做就是4年，连最美丽的艳星朱茵也曾在这里担任了颇长一段时间“鞠萍姐姐”一样的角色。 那是比做“咖哩菲”更为煎熬的岁月了。每一个人都自艺员训练班意气风发出来，想塑造角色，想尝试表演。想如《430穿梭机》的主题曲唱的那样：一飞冲天去。像古代神怪小说里的男女主角一样，在山中习得一身好本领，不给下山做鬼做怪怎么可以？而一班精力旺盛的鬼怪里，朱茵更曾是演艺学院的高才生，以荣誉资格毕业。但是也一样齐齐看他人在银幕前七情上面，自己只能在节目里教小朋友翻筋斗，叠纸鹤。这些430小子们，内心的天人交战，是实在意义上的拔剑四顾新茫然。 好在他们都能坚持。 虽然并不能预知明天会怎样，也许可以分得多一句对白，也许忽然就有导演给你一个小小配角，也许，更多的也许只是重复，波澜不兴的重复。像是走在大楼地下漆黑的通道里，好像永远走不到头。一切都那么不确定，惟其因为不确定，坚持才更为可贵。只有年轻时代才有可能为绵薄的理想做这么大的付出吧。 吴镇宇说，娱乐圈里人人憋足气在跑，跑得快，跑得慢，各人各造化。运气好的，可以一路青云直上兜率天宫。而不放弃的如这些坚持下来的“咖哩菲”们，7年8年过后，也一样发红发紫： 许绍雄1985年已经在《杨家将》里演山鼠精，更早还在《火凤凰》里演郑裕玲的知己好友。在电影圈发展，演出一些警匪片里的小人物，刻画得淋漓尽致。廖启智，初期演出一些智障角色，也演过《鉴证实录2》等知名长剧。在张之亮的电影《笼民》中的出色表演让他获得当年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男配角。 经历过那样的龙套岁月，方懂得珍惜机会。愿意惜福纳彩，进退自如。 1992年为无线台庆专门制作的电视电影《群星会》满足了任何一个tVB迷的幻想，让温兆伦演的小出租司机谭阿伦回到每一个无线经典剧集的年代：看成吉思汗在大漠飞鹰，和朱江的小李飞刀切磋武术，和盖世豪侠（周星弛）喝酒争马子，甚至回到现代时还可以在电视城遭遇拍《飞之刀》的最当红的郭富城。这种角色上的代入感，让每一个人都随镜头在tVB的长剧历史中完成了一次奇妙之旅。 但是，如果给我选择，我其实更愿意回到1983年的《射雕》片厂，在拍杨铁心风雪夜归那一幕戏开场之前，走到那位还未埋位的前途未卜的“430小子”面前，拍拍他的肩，微微致意—— 你好，宋兵乙。 挖一个后现代的鼻孔先荣超 《生力啤酒广告》中，他是那位网名如梦变脸后的“如花”。 如花是谁？现在基本上再提这个问题只会遭来鄙夷的眼神。 不知从何时兴起，一个满面胡茬、手挖鼻孔的形象悄然成为了网络上最为流行的一个“符号”。无论是在BBS中、各种聊天室中或者MSN以及QQ，有些人甚至将它设置成手机里的屏保随身携带。这个相貌猥琐的形象到底是谁？恐怕会有无数人可以异口同声地报出答案：“如花！” 在周星驰的电影中，尽管处处充斥着低俗、无聊、莫名其妙的场景，但总体上电影依然有着一定的故事主线，有迹可寻。周星驰本人所扮演的角色也都将插科打诨作为一种“调剂”，夹杂在正常的人物表现过程中。真正在其电影中起到颠覆剧情、甚至将反电影传统的人物形象贯彻地最为彻底的就只有“如花”——一个总以满面胡茬、手挖鼻孔的形象出现的身份不明的人物。在电影中，他可能会在任意时刻出场也会在任意时刻消失，完全没有前兆与任何逻辑可言。他本身的形象更是与电影表现本身毫无关联，纯粹起到串场或简单的搞笑功能。大众会在对其言行放肆大笑之后，却又会将这个人物深深印在脑海之中。 现代符号学的著名学者朗格认为：所谓艺术，就是“人类情感的感性形式呈现”。这种“主观的现实”是无法用推论性的形式加以表达的，而只能用艺术符号或称之为“有意味的形式”来加以表现。人类对于艺术符号的把握，实际上就是通过某种简化形式对人类自身的情感所进行的认识活动。因此当“如花”这一符号流行于我们生活中的时候，其实不难理解，电影里的“如花”只是一个龙套，一个既可笑，又可悲可怜的小人物。大众在爆笑之后也会潜移默化对其产生了同情，甚至会与自身价值联系起来。于是一部分人群通过复制以及传递“如花”这个符号表达自己身为社会中微弱个体的自怜与自嘲的真实感情，而这种“符号”同样也起到了传达彼此间沟通的作用。 简单以一个字来概述“如花”这个符号，再没有比“贱”更合适的了。 有趣的是，在近年流行的所谓“贱”文化之中，从周星驰到孔庆翔，从吴宗宪到康熙来了，从木子美到芙蓉姐姐，每一个“贱”字的背后都引起不小的话题。惟独如花的名字总是会被忽略掉。从一定意义上讲，如花很红，一见到满脸胡渣挖着鼻孔又故作娇羞状的形象一概以如花谓之；另一方面，他又很不红，他平凡得如同你身边的路人，即使他与你擦肩而过，你也根本想不到他就是那位大名鼎鼎的如花。 这是为什么？ 至今，我都没有见过如花本人，我们之间唯一的联系只是通过一两次电话，或许正因为如此才使得我至今仍有兴趣将他拿出来念叨。世间有很多人见面不如闻名，这句话放在演艺圈中更是入木三分。 2004年的初夏，当时的我还是某娱乐报社的实习记者，缺乏明星资源是当时最困扰我的事。一天下午，主编严肃地走到我的办公桌前，来回踱了好几圈，这让我想起伏契克的那句“从门到窗户是七步，从窗户到门是七步。这个我熟悉。走过去是七步，走过来也是七步……是的，这一切我很熟悉。” 如果不是主编的灵光一现，我也很难想象会与如花这个人有半点关系。但是我确实记得他在来回踱了好几圈之后，终于对我说了一句话：“搞一搞如花吧。” “搞”在这里的意思就是采访、编辑、公布于市。至今我也不清楚当时的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只是我生来是一个实干家，所以我只回答了一个字：“好。” 在我的字典里，“好”的意思并不是“我可以”，而是“我尽力”。只是这一次很幸运，“好”完了之后终于有了明确的答案。 凡做过采访的记者都深有体会，采访这种事往往就好比赌博，运气好，吃顿晚饭都可以撞见王菲与李亚鹏刚好在那家餐厅结婚摆宴；运气不好，就算在郑伊健家门口蹲上一年，也捕捉梁咏琪入住的蛛丝马迹。 但是，找到如花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件难事，因为正好当时我有田启文先生的联系方式。田启文——著名的田鸡，也是周星驰星辉公司的创始人之一。他与周星驰的性格刚好相反，周星驰在现实中是那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人，或许他宁可将自己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他的电影事业上，而田启文则是一个热心肠的好好先生，哪怕你打长途电话给他的目的只是问路，他也会客气而耐心的帮你打听。当他听明我的请求时，给了我一个惊喜：“如花刚好就在我身边，你自己跟他讲吧。” 于是约定采访日程、内容，随后就在掌握之中了。而这一切距离那句“搞一搞如花吧。”不过数十分钟而已跟如花的约谈是在次日下午。 “你好，我是李健仁。” 他的声音比银幕上较为低沉，并且因蹩脚的普通话而略显紧张。当他听明我是来自北京的记者之后，这种紧张更显得明显，电话那头甚至可以听到他急促的呼吸声。 采访李健仁的过程，始终伴随着语言不通带来的痛苦。他的答案往往会因为普通话表达的不利索而略微显得词不达意，你可以感觉到语言障碍上的焦急，但也可以因此感受到他的诚恳。 对话是从他与周星驰如何相识开始，他谈到自己与周星驰相交已有二十余年，从同班同学到后来工作上的同事。“我记得我们一起读书的时候，周星驰就很迷恋李小龙。那时他经常练拳，会经常拿我做‘肉靶’。有时候打得我很疼，可是我都不敢吱声，任由他打。” 李健仁中学毕业后和周星驰一样进入了演艺圈。只是周星驰做了演员，他则从事了幕后工作。可能是亲眼目睹周星驰在台前奋斗的艰辛，李健仁觉得自己作为幕后要轻松许多，他并没有太高的追求，如果不是周星驰，也不可能有后来的“如花”。 那时周星驰在北京拍《武状元苏乞儿》，李健仁并不在剧组中，他到北京的目的纯粹是为了旅游，顺便探周星驰的班。 《武状元苏乞儿》的导演陈嘉上后来在访问里也提到周星驰和吴孟达对于整部影片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基本上喜剧部分都会经他俩反复研究与讨论，最后定夺的也是周星驰本人。作为演员，周星驰比导演更在乎自己作品的水准，容不得有半点疏忽，这也为他之后留下人缘不好的恶名种下了因果。而在拍摄《武状元苏乞儿》的时候，李健仁的出现为他提供了一个新的点子。 “他说‘阿仁，你去试一下妆’。我一看，怎么是女人的衣服？我不换。”但是在周星驰与吴孟达的软硬兼施之下，如花最终还是勉为其难地答应试镜。这一试不得了，周星驰心目中的“贱人形象”立刻在他的身上体现了出来。有了他的映衬，顿时增添了周星驰的光彩，甚至还便宜了吴孟达的形象都被衬托得光辉伟岸起来。“我朋友的阿姨的妹妹”，这就是他第一个“贱人”角色。 周星驰并没有就此罢休，随后在他的电影中，李健仁便以各种丑态百出的造型出现在观众的面前。以李健仁身板之强健，包装以女相，真是不知所谓；女相倒也罢了，胡子茬、挖鼻屎、粗嗓、甩头……这一落差极大以至于令人喷血之造型，则更引人瞠目。于是他所饰演的其他形象便被抽象的属于周星驰，属于极丑象征但无比可爱的女人。如《唐伯虎点秋香》中河那畔飘然而过的“黄花闺女”，如《武状元苏乞儿》 中吴孟达那恋爱未成的准女友，如《食神》中斯斯文文的女学生FANS，如《国产007》中就地做生意的本地鸡，如《大内密探》中的后宫佳丽，以及《九品芝麻官》中的如花，两个字的“如花”远比什么“朋友的阿姨的妹妹”更容易广为广为流传。就这样，一个每次出镜都不超过一分钟的形象，就此深深地留在了观众的心底。 李健仁堕进了周星驰的彀中了，永出不来。他似乎只为如花而存在，离开如花，我们便无法认真地去谈论他，去了解他。他的本色已经被“如花”这一形象在我们的视觉上刺激得相当模糊了，被我们以优胜劣汰的法则逐渐在脑中减弱。他演过的龙套角色于就像浮云一样湮没在红尘中，我们从不去过问他究竟会不会演戏，只知道解构那些角色带来给我们的笑意。 人世间的事就是这么奇怪，往往一念之间的决定就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但这句话并不适用于李健仁，他虽然很“红”，却并没有因此而捞到太多实际利益。正如他后来评价背叛“星爷”黄一飞时称：“他（黄一飞）能有今天，都是拜周星驰所赐。” 昔日的“星仔”，如今在他的眼中已经成为高高在上的“星爷”。尽管称谓并没有变化，但是从他的语气中，你完全可以感受到李健仁对周星驰的敬畏。“敬”字不必多解释，但“畏”又从何而来呢？在李健仁这里捕捉到的“畏惧感”，似乎可能让我们感受到世间人情冷暖，尽在不言。 采访之后，我久久无法下笔。因为我当时始终无法找到一种适合的方法去向读者介绍和描述李健仁。这给我带来很大的困绕。一个这样的人物应该采取一种怎样的形式呈现？ 说到这里，我必须要提到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杭州城报》的编辑邵庆明。后来读者看到的那篇关于如花的报道，开头是这样的： “他高大，但是宅心仁厚；他猥琐，但是谈吐优雅；他只是个跑龙套的，但让你如此刻骨铭心。很少有人知道他是谁，但人人都知道他的名字——如花……” 这句话正是出自邵庆明之手。 这次访问之后，我许久都没有再联系李健仁，只知道他一直忙于自己的生意，与周星驰电影渐行渐远。正如许多人离开周星驰之后的理由一样：“周星驰可以三年拍一部电影，对不起，我还得养家糊口。”李健仁并没有说过这番话，但谁都明白，仅靠露一两个镜头显然是无法维持生计的，而香港电影逐年举步唯艰也已经不再是新鲜的话题，许多人选择了离开，其实都是无奈。 2005年的新年，我意外接到田启文的电话，他像以往一样客气的寒暄，随后向我索要半年前的那篇关于如花的访谈原稿。我自然爽快地答应传给他，但还是禁不住好奇地问起原由。他答道：“哦，其实没有什么。只是周星驰希望公司将它保存起来。”这句话他说得很平静。 在这个“贱人辈出”的年代，不少人可能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逐渐淡忘“如花”的存在。但所幸至少有一个人还未曾忘记“她”。这个人就是制造出“如花”的周星驰。 附访谈原稿 那一抹挖鼻孔的娇羞 他高大，但是宅心仁厚；他猥琐，但是谈吐优雅；他只是个跑龙套的，但让你如此刻骨铭心。很少有人知道他是谁，但人人都知道他的名字——如花。 他究竟是恶鬼的化身，还是上帝的废品？没人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只要他出现在银幕上，每一寸角落都会弥漫着猥琐的气息，就连周星驰都相形见拙退避三舍。 他站在你面前，看起来高高壮壮，没有想象中那种猥琐的神情，尽管我们都一直以为他应该猥琐。可是，他为什么不猥琐呢？他怎么就不猥琐呢？他凭什么不猥琐呢？ 他说，自己志气冲云霄命运如贱草；他又说，要比帅周星驰只能靠边站；他还说，天生丽质难自弃只恨苍天不长眼。最后他说，其实我叫李健仁。 可又有多少人知道他的真名？人人都将他视为如花，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招牌动作挖鼻孔 没错，五大三粗的如花姑娘出现在你面前永远面目狰狞温存似水，这些不和谐的元素同时出现，本身就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不管他俏扮美少女挖着鼻孔大喊“食神”被踢翻在地，还是张牙舞爪以后宫佳丽三千之势逼迫皇帝张达明悄悄落泪，或者挖着鼻孔吹嘘自己就是本地当红炸子鸡，如花总是细语柔声地翘着兰花指挖着大鼻孔。是不是可以这么说——挖鼻孔是他的招牌动作，就像周星驰的狂笑，就像梁朝伟的电眼，就像周润发的拨枪。 说起挖鼻孔的来历，李健仁满是委屈。那是在周星驰拍摄《唐伯虎点秋香》期间，正如剧中所言——红花还需绿叶扶。为了突出江南四大才子的英俊潇洒，于是周星驰找来了李健仁。这个满脸胡子茬的“女人”终于以挖鼻孔的形象惊艳出场了。 “我记得当时星仔让我演一个‘黄花大姑娘’，背对镜头坐在小桥上，星仔扮演的唐伯虎走过来搭讪，然后我就猛一回头。正式拍摄时，我就真的猛一回头，结果星仔被吓得连台词都给忘掉。”很显然，周星驰并不希望把《唐伯虎点秋香》拍成恐怖片，于是他要求李健仁猛一转身的时候，顺便挖个鼻孔先。用李健仁自己的话来说：“其实我是无辜的，你看我这么威猛的人，猛一回头当然吓人了。后来加上挖鼻孔这个动作，猛将效果就变成卡通笑果了。” 原本一直以为自己够资格做偶像派人物的赳赳男儿，结果每次分到的角色都是在挖鼻孔。问世间有多少帅哥的鼻孔经得起如此翻来覆去的挖掘，再帅的鼻孔也经不起这般折腾。 我是一滴远方孤星的泪水 看着这个身高一米八、满面胡子茬的堂堂好男儿，为何却被周星驰当成笑弹一样摆布而毫无怨言？更甚的是他所扮演的角色形象尽皆委琐，而且丝毫没有任何演技发挥的空间和时间。 “这是因为周星驰是我二十多年的好朋友。我们不但是同学，而且在学校的时候还是同桌。”“伟大”的星爷居然有如此“委琐”的同桌！如花与周星驰令人羡慕的交情，经他的口中如此轻描淡写地道来，多少显得有些不可思异—— “我记得我们一起读书的时候，周星驰就很迷恋中国功夫。那时他经常练拳，会经常拿我做‘肉靶’。有时候打得我很疼，可是我都不敢吱声，任由他打。”看来逆来顺受的如花似乎还挺享受那段被“虐待”的时光。然而万没想到的是小时候便已经习惯了“鱼肉乡里”的周星驰长大了之后更是变本加厉。是他，强迫李健仁出演了一个出场不到三秒钟，形象堪称“失败中的失败”的超级龙套；更过分的是，这么重要的角色却连个名字都没有——只是一句“我朋友的阿姨的妹妹”便打发了事。结果，这部名为《武状元苏乞儿》的影片一举夺得了当年度香港票房榜第四名的好成绩（前三名分别为《审死官》、《家有喜事》、）。这一形象增添了周星驰的光彩，甚至顺道还便宜了吴孟达的形象都被衬托得光辉伟岸起来。而李健仁便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以各种丑态百出的造型出现在观众的面前。他的形象极尽颠覆，有些人看了之后极度不适，更多的人却感觉到滑稽；至于“如花”这个名字，则是出现在后来的《九品芝麻官》里的一个角色。由于两个字的“如花”远比什么“朋友的阿姨的妹妹”更容易广为广为流传。一个每次出镜都不超过一分钟的形象，深深地留在了观众的心底。朋友一生一起走 就是这样一个“抢我大屋夺我田”，不共戴天的周星驰，如花却显示出与其身材相当的雄伟气量，“周星驰是一个很努力的人。从小到大都是这样，几乎没怎么变。他认准的事情就一定要做到最好。我深知他的为人。所以他找我帮忙，我一定会帮。” 面对盛名之下，外界的种种揣测与非议，外表威猛，内心温顺的如花毅然地维护起昔日的同桌来：“当然，有时候他做一件事情太过投入，也难免会不太照顾到别人的感受。但他都不是有心去伤害别人，应该是自己做事太专注了吧。如果说到变化，他现在的性格是比以前沉默了一些，这也是他的压力越来越大所造成的。其实每个人的压力都需要通过一些途径去排解。我想这些他自己也都明白。” 虽然周星驰本人几乎自认为是“美貌与智慧并重，英雄与侠义的化身”，但是李健仁心目中的大英雄却另有其人：这个人论智慧才华，决不在周星驰之下——周星驰见到他都得尊称他一声“老师”；论人品修为，他曾经顶着公司强迫大家加班加点赶制新片的重压，私自给全部工作人员放假——理由仅仅是“大家都已经很累了”；论身材相貌，他更是珠圆玉润、唇白齿红、玲珑剔透……说到这里，大家都已经猜出了这个人是谁了吧？没错，他就是我们“亲爱的葡萄”大导演刘镇伟。这位拍出了《赌圣》、《东成西就》、《大话西游》等众多佳作的老头，在闲赋了一段时间之后终于还是按捺不住，再次出山与周星驰合导本年度最令人期待的《功夫》。当时的李健仁却一直忙于打理自己开的店，错过了这次难得的机会，对此他表示追悔莫及，如果上天再给一次机会的话…… 我和我追逐的梦 在香港电影圈中混迹多年， 除了在周星驰的电影里神龙见首不见尾之外，如花更多的是负责幕后工作。相对于演员来说，李健仁认为幕后工作却轻松得多，而演员往往要承受非一般的压力——即使是短短一两个镜头的如花，也都会紧张观众的反映。 《少林足球》在法国上映的时候，李健仁曾与周星驰一起去做宣传，他万万没有想到，法国的观众一眼就认出了他，并且争相与他合影留念。 “我那时才知道自己已经这么出名。”2002年《少林足球》拍摄完毕后，周星驰与他的师兄弟们为生力啤酒拍了一款广告。这款广告以如花在结尾的媚眼如丝、扬眉挑发最为逼人“喷血”，在气势上完全压倒了“单调一索男”、“纯情小鸭鸭”以及“型英帅靓正”。网络争相转载，如花飞速窜红。李健仁知道内地的反应之后，好一阵子都在周星驰等众师兄面前洋洋得意，终于也扬眉吐气了一把。 在香港年轻一代的演员之中，李健仁最看好谢霆锋和陈冠希。他认为谢霆锋是一个很率性的人；而陈冠希近年来在演技方面的突飞猛进也令他很是吃惊。当然，与当红两小生相比，李健仁也寸步不让：“其实不是我自夸，我是蛮帅的。我想如果我有机会演一个帅哥的话，也一定能迷死一大堆小女孩。” ——拜托，做帅哥多没个性，还是做你那份顶有前途的如花吧。 演了这么多年的戏，李健仁其实早已经不再介意别人怎么看自己银幕上的形象：“因为我知道自己始终是一个演员，一旦面对镜头的时候，就要忘了自身，全心投入到角色之中。那个样子丑陋、分不清男女的，是如花，而不是真正的我。我始终很清楚，演戏便是如此。” 当采访进行到最后，我们问李健仁有没有话想对内地喜爱他的观众说的时候，他爽快地说：“多谢你们喜欢我这么多年！谢谢大家！祝大家每天都进步！我是李健仁。” 黑暗中的那个胖子卫西谛 这短短的几秒成为“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作品”的商标。 1929年，希区柯克拍就《讹诈》（Blackmail）一片。 这是一部有着特殊意义的影片。它不仅是英国电影史上第一部真正的有声电影，也是希区柯克自《房客》后重新回到拍摄惊险电影的道路上来。《讹诈》向观众展示出有声电影在各个方面都有着默片不可替代的艺术魅力。希区柯克以娴熟的技艺，雄辩地证实了电影评论家们对他的天才所作的赞许是正确的，他在电影界的地位变得不可动摇，再也没有人敢于轻视他的实力了；同时，本片也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他将该片最终制作成两个版本，一个是默片，另一个则是全部配音。 《讹诈》在另一方面也有破天荒的第一次，尽管这一方面并无重大的意义，但因其有趣，立即为人们所注意。这就是在该片中希区柯克第一次以侧面形象出现在电影里，自此以后，他的侧面形象多次出现在他的作品里。虽然在《房客》中，他已初次亮相，但那只是个背影而已，这回他所扮演的令人发笑的角色，才算得上他正式在银幕上露面。在这个镜头里，希区柯克坐在伦敦地铁的车厢里默默地看书，头戴一顶卷边的帽子。临坐的一个孩子不时地跟他捣乱，结果被他不疼不痒地教训了一下。这个镜头符合他爱开玩笑的个性，也有让别人认出他的含义。不管怎样，通过这些细节，他在英国电影界树立了与众不同的形象，并在后来成为全世界最熟悉的人物之一。 希区柯克从三十年代开始在自己的影片中露面，共计三十五次。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但后世有许多导演争相效仿。当然，他只在自己影片里扮演一个与情节毫不相干的人物，而且多数在影片前五分钟出场，目的据说是为了不影响观众观看。这短短的几秒成为“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作品”的商标。 有时，他为那小小的出镜绞尽脑汁，偶尔还会将身影留在报纸、照片这些道具上，甚至想过装作海上浮尸，反正不能遗漏一次机会。比如在1944年拍摄《救生艇》一片时，由于救生艇上地方与人物都有限，怎么才能保持其标志性的出场呢？他曾想扮演一具浮尸从海面飘过，但可能过于扎眼与滑稽，还是打消了这个想法。最后他决定出现在一张船员阅读的报纸上，内容是减肥广告。正巧他当时在节食，体重从二百八十磅减到一百八十二磅，是他最有效的一次。他将自己节食前后的照片拍摄下来，但报纸上那种减肥药“雷杜料”是杜撰出来的。 “枪，很多很多枪” 杜嘉 当基努·里维斯在《黑客帝国》里说出这句台词之后，我们也许可以设想出好几种更酷的出枪方式，但不能否认那飞驰而来的枪架就够酷；当里维斯在大楼里激战时，我们也许可以设想出好几种更炫的耍枪方式，但不能否认像他那样也够炫。 《黑客帝国》为那种枪弹横飞而不死人的香港式枪战找到了另一种合理的舞台，所以枪才可以成为重要的角色。片中名枪不少，其中里维斯在那张几个人物持枪站立的海报上拿的，是M-16A1。这是他闯入黑客捕手总部后在大厅和楼顶用过的武器。 片中交待过，帝国的背景设定在1999年，所以让人纳闷的是，他会用M-16A1而不是M-16A2。要知道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各国就已经用后者取代了前者。不过对此可以作两个解释：一是影片在澳大利亚拍摄，在那里也许找M-16A1更容易些，不过这似乎不成立，因为澳大利亚军队的制式武器也是M-16A2；另一个解释就是导演可能更偏爱M-16A1，认为它那修长的枪身显得更上镜一些。M-16A1与M-16A2最明显的区别，就是枪管周围的护手，A1是平滑的三角形从粗到细，A2是圆形带条纹。A2这样设计是为了更好把持，但从外形上讲，确实不如A1那样显得修长。 在20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M-16的名枪地位更加巩固，特别是在与老对手AK-47的比较之下，它设计理念的先进，射击的精确，以及对其他步枪设计的影响，都进一步凸现。的确，M-16的名枪之名并非来自它的外形，而是来自它的实力。M-16是由美国著名的枪械设计师尤金·斯通纳在60年代初完成设计的。当时美军为寻找新一代步枪而招标时，斯通纳以其5.56mm的新颖小口径步枪设计而引起关注，当时设计编号是AR-10和后来的AR-15。但是这个可以称得上标新立异的设计并没有立刻引起军方的重视，当时在军方内部迷信大口径枪的人占上风，他们希望以7.62mm口径的步枪来对抗历害的苏制AK-47，因为AK-47就是7.62mm口径，因此他们最初选用了M-14，并投入越南战场，而柯尔特公司看中了斯通纳的设计并买了下来。 在描写首批越战士兵的影片《生于七月四日》中，汤姆·克鲁斯拿的就是M-14。但是M-14的毛病很快暴露出来，它的威力确实很大，在作半自动射击（单发、自动装填）时相当准确，但在全自动射击（连发）时，几乎难以把持，所以老兵们禁止新兵用M14连发，另外它巨大的枪身也不适合丛林战。事实上，后来美军将M-14发展为阻击步枪，在《黑鹰坠落》中那两个自愿去保护飞行员的狙击手用的就是M-14。 说回M-16，在1967年，军方终于看中小巧的M-16，于是第一批订货送到了越南，此时离M-16的设计提出已过了6年。在《越战忠魂》（又译《我们是士兵》）中梅尔·吉布森所带领的部队，就是首批使用M-16的部队之一。片中老军士长对M-16的评价是“塑料玩具”，这在当时是很典型的看法。使用了大量合成塑料的M-16确实与传统概念上的步枪相去甚远，但是它的威力绝对不可小看。M-16枪长991mm，枪重3.1公斤，有效射程400m，由于使用小口径子弹，单兵携弹量可以比AK-47多25%。而且它的弹头进入人体后会横滚，造成非常大的伤害。往往是进口小出口大，它在人体上打开的洞比AK-47还大，所以越南游击队很快就流传起“小心黑枪打个大洞（M-16呈黑色）”的说法。另外，M-16的准确性令人惊叹，AK-47的有效射程虽然号称800m（事实上与多数苏制步枪一样，它的标尺上连1000m的刻度都有），但在实战中300m左右的射击就很难控制。而M-16在200到300M的距离上，既使没多少经验的士兵也可以准确射击。可以说它的枪身就像是一个完整的吸收后坐力的装置，射击时后坐力不仅小而且平直地作用于正后方，使枪口跳动极小。有经验的士兵在两发点射中打出double tape（两弹一个弹孔）不是不可能的。在游戏《三角洲特种部队》里，M-16A2的后座力被设为零，这虽然有些夸张，但是在《反恐精英》里M-16与AK-47的后坐力对比是很形象的。 在电影《野战排》中，查理·西恩扔下M-16去使一支沾满泥的AK-47，这也是当时的实情。许多士兵抱怨M-16不如AK-47可靠，而且常常卡壳。这主要是由于美军士兵没有保养枪的习惯，在前线和丛林里执行任务时就更懒得动手。但针对这种情况，柯尔特公司还是在M-16上加上了一个枪机复位装置，从此定型M-16A1。在《黑客帝国》的海报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枪身侧面那个斜出来的装置。 M-16A1最常出现的电影就是越战片，在《现代启示录》中，空中骑兵团攻击之前，一个士兵在钢盔上敲了敲弹夹，那是弯形的30发弹夹，据说有出弹不畅的毛病，所以士兵在上膛前会磕磕它。奇怪的是到了《黑鹰坠落》，使用M-16A2的士兵也做这个动作，毛病还没改进？不会吧。我猜是向《现代启示录》致敬，因为之前的一组直升机的镜头，也是模仿《现代启示录》。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M-16A2逐渐取代M-16A1。拍摄于1984年的中，史泰龙使的还是M-16A1，当然那枪与他的体形比起来太纤细了，还是M-60机枪更适合他。到描写海湾战争的《夺金三王》中，美军已全部使用M-16A2。在此期间，M-16系列发展了很多枪型，像威廉·达福在《燃眉追击》里用的，是M-16A2的突击冲锋枪型。当然，这样的改进型M-16除了在特种部队等小范围使用之外并不多见，因为比M-16A2枪身稍短的M-4已经在逐步装备部队了。在布鲁斯·威利斯的新片《太阳泪》中，他率领的那支quot;海豹quot;小分队已经在使用M-4。M-4标准型与M-16AZ在外观上极像，大部份零件都是通用的，最明显的区别是枪管变短了一些，当然，这在银幕上依然难以看出来。 在《黑客帝国》中，敌我双方用的M-16A1都使用20发短弹夹，也许是为了更加鲜明地表现出它细长的枪身吧，M-16A1那黑色的枪身，也正好适应《黑客帝国》对黑色调的要求。不知你注意没有，片中大部分枪械都是黑色的，黑色的贝雷塔、黑色的MP-5自不必说，连黑客捕手用的quot;沙漠之鹰quot;也是黑的，而一般所见的这种枪，是银色的。倒是在《黑客3》里，女主角在夜总会里抛向空中的那支贝雷塔，是非常显眼的银色。 也许在《黑客帝国》这样一部黑枪成堆的电影中，一支凌空飞起的银白手枪确实会让人眼前一亮，但是这种枪身镀铬的手抢，至少对电影中的玩枪高手来说，是一种装饰性大于实用性的设计。在《美国执法宫》（又译《就地正法》）中，汤米·李·琼斯扮演的硬汉执法宫就对小罗伯特·唐尼扮演的年轻特工手中的那支银色贝雷塔不太感冒，说那是女人用的。另一支比较明显的银色贝雷塔，出现在吴宇森的《喋血双雄》中，在周润发扮演的杀手手里，虽然只出现了一场，但周润发把它举到面前推上一颗子弹，所以格外显眼。在其他的连场枪战中，使用的贝雷塔就都是黑色的了，毕竟黑色是现代枪械的基本色。贝雷塔手枪由意大利贝雷塔公司设计生产，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贝雷塔公司生产的小型手枪就以其可靠性而闻名。众所周知，007使用的枪是沃特PPK，但如果你仔细看一下007系列片的第一集，在007出场不久，被M叫到总部布置任务，还有一个命令就是让他换枪。007换下的枪，就是贝雷塔。007当时还不想换，说自己用了十年了，从未失过手。能有这样的评价，足见贝雷塔不是浪得虚名。当然，007使用的是小巧型的贝雷塔手枪，与现在人人皆知的贝雷塔相比，就像一个缩小的袖珍模型。贝雷塔的外观极有特点，套筒没有完全覆盖枪管，而且枪管还比枪身长出一小点，这是最常见的形状。近几年它有了发展型M8045，代号为quot;美洲虎quot;，其枪管与枪身等长，并且完全被套筒盖住，这种枪在《碟中谍2》汤姆·克鲁斯的手中出现过。由于在《黑客帝国》中没人使用，也就不多说了。 quot;黑客quot;中出现的，就是最常见也最著名的贝雷塔M-92F，这似乎是崔尼蒂的专用武器。关于这种枪，梅尔·吉布森曾在《致命武器》的第一集里专门描述过，他是嫌黑人搭档的0.38左轮太老套，就拿出自己的宝贝儿显摆：自动枪，14发子弹等等。让贝雷塔M-92F一举成名的，是它通过了美国陆军严格的筛选，击败其它许多名枪，成为美国陆军的制式武器，编号M-9。这是1984年的事，其后它成为美国各兵种的制式武器，并被执法机关选用。所以，在1986年的《致命武器》中，追求大火力的主角已经用上了它。同样是1986年，在吴宇森的《英雄本色》里，小马哥手持贝雷塔M-92F闯进了枫林阁。贝雷塔显然是吴宇森的最爱，从《英雄本色》开始，直到《碟中谍2》，每一部与现代枪战有关的戏，都会有贝雷塔的身影（《喋血街头》是描写越战时期，当然不会有了）。贝雷塔M-92F，枪长217mm，重950克，弹头装弹14发，也有说15发的，这是因为有些射手喜欢先拉开枪膛上一发子弹，再顶上弹夹。这种装弹方法，在韩国电影《共同警备区》里有非常清晰的演示。以15发子弹计，两支枪就是30发子弹，等于一支上满子弹的m-16了。如此多的弹药，难怪喜欢用不断的枪声制造效果的吴宇森会对它情有独钟。 作为美军的制式武器，在描写现代美军的影片中几乎到处都能见到贝雷塔，当然这时要叫它M-9，比如《夺金三王》、《黑鹰坠落》等等。不过在《太阳泪》里，布鲁斯·威利斯手中用的是一支;海豹突击队quot;是美军中惟一公开表示坚决不用M-9的部队，理由是在进行枪支测试时，有一名队员因M-9走火而受伤。不过千万不要因此怀疑M-9的可靠性。实际上，贝雷塔当选除了它足够的火力外，出奇的可靠性也是重要原因。我曾与美国一个射击场的工作人员聊起M-9与美军原来使用的柯尔特1911的区别，他说M-9很少卡壳，而且零件数量少，有了故障很好维修。当然，在黑客的世界里是不用担心枪会卡壳的，除非程序里有bug。 军方以外，美国警方和联邦执法机构也有不少部门在使用贝雷塔，除了《致命武器》里的那位猛探之外，《虎胆龙威》系列中布鲁斯·威利斯用的也是贝雷塔，又经历大火又被水淋，枪还是一样的好使和可靠，最后依然能一枪命中，厉害吧（我知道那是电影，开个玩笑）？在《黑客》里清瘦的崔尼蒂作为一个女性，使用两把贝雷塔似乎有些太硬朗了，估计这也是导演的设计，因为那兄弟两人塑造的女性，都是刚性的，如同贝雷塔。 三集《黑客》中所出现的枪械实在是眼花缭乱，要是一一写出，估计可以出一本当代轻武器手册了。百里挑一，还是有一支枪不能不说，那就是MP5。 在前面提过的那张几个人拿枪而立的海报中，那个叛徒手持MP5。MP5是德国赫柯勒-黑科（hK）公司生产的，所以全称为hK-MP5。如果要说20世纪第一名枪，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是MP5。看外型，MP5的每一个线条都像是精心设计的艺术品，在纤巧的外型里，却蕴含着巨大的火力，加上它出奇的准确性，这实在是一个枪械设计的典范。MP5的型号非常多，以最标准的MP5-A5为例，其枪身长510mm（托架收回），重2.9公斤，弯形30发弹夹。早在1954年，德国军方就提出了小型突击武器的计划，当时hK公司根据他们广受好评的G3步枪的气动原理，提出了一种缩小版的使用9mm手枪子弹的hK54型设计。但是因为忙于为德国军方提供G3，这个设计直到1965年才公开。同时提出的还有沃特公司的MPL等几个设计，MP5出色的性能引起了内行人士的关注，但它的造价比MPL高许多，所以只被西德边防大队采购了一小部分，而各地警察部队采购了MPL。1972年的幕尼黑奥运会事件，负责拯救人质的巴伐利亚警察部队发现他们手中的MPL无法准确打击躲在人质身后的恐怖分子。这是营救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1977年西德客机被劫持到摩加迪沙，新组建的西德边防第九大队GSG9远赴摩加迪沙，成功营救人质，劫机者三死一伤。当时GSG9手中的武器，便是MP5。从此不仅GSG9名声大噪，MP5更是一战而红。其小巧的枪身、强大的火力加上超强的准确性，使它成为各国特种部队的首选武器。在描写特种空勤团SAS的英国电视剧《极限武力》以及香港电影《飞虎雄心》中，都可以看到罪犯躲在人质身后的情况，而MP5每每能准确击中目标。上述两部片子都是以技术细节的真实而著称，所以这种场面绝不仅仅是艺术的夸张，而是均有实战例证的。 尼奥冲进帝国总部，用两把MP5左右开弓，杀出条血路。 记得曾经在一本杂志上看到说MP5为“全球精英军人的最爱”，这么说一点也不过份。由于MP5的出色性能，它的销售和使用范围是受到严格限制的，在影片《飞虎》 中，FBI特工曾说“MP5专供特种部队，私人不能拥有”。除了特种部队之外，MP5还提供给特殊兵种如飞行员使用，为他们提供可靠的强大自卫火力同时又不占用太大的空间。在《黑鹰坠落》里，那个受伤的飞行员单手握一支MP5，为两个同伴提供了可靠的掩护。事实上，hK公司只生产过一种供美国市场销售的MP5，但加长了枪身，使它不便于隐藏并符合美国法律对运动枪的规定。这批枪数量极少，所以非常罕见，这恐怕是惟一一批民间的MP5了。 所以，想看MP5，最好还是到电影中看。从80年代开始，MP5就不断在电影中出现，而且越是高成本、视觉效果好的动作片，就越容易找到它。不过说到MP5的使用范围，就不由得要推敲一下《虎胆龙威》里的情节了。在第一集和第三集里，恐怖分子几乎人手一支MP5，与主角用MP5交火，看着固然过瘾，可这枪是从哪儿搞来的呢？军用型MP5从来没有流入到罪犯手中，这就是为什么在《飞虎》里仅凭对手用MP5这一点，飞虎队就断定他们的对手是现役特种部队。同样不经推敲的，还有《空军一号》，来自俄国的恐怖分子就算有总统卫队中的内应，也不太可能让那么多人全装备MP5。从这个意义上讲，MP5的确可以说是一支正义之枪，因为它在实战中总是掌握在反恐一方的手中。 一身黑色的作战服，手端一支MP5的形象，在许多人心中是特警部队的标准造型。这样的形象，在许多影视作品中都经常出现，哪怕仅仅是作为背景或过场，也总是会让武器迷们找到一些电影之外的乐趣。像《虎胆龙威2》中的恐怖分子本身就是变节的特种部队，他们手中有MP5就不足为奇了。从效果上看，整部电影就像是一个MP5广告。好像三部《虎胆龙威》都是MP5的天下，不知是片商自己也迷MP5，还是拿了人家的赞助费。 这里想提一部可能没有多少人注意的影片《反攻武力》，描写洛杉矶S..A.t与联邦调查局人质拯救队之间的战斗，虽是一部低成本的电影，但由于对细节把握的真实准确，看后十分过瘾，堪称美国版的《飞虎》。尤其是结尾MP5与M-4的对抗战，相当精彩。 在《黑客》中，黑客捕手的身边也总是拥着一群特警队，特别是第一集中围捕黑客的那场戏。从外形上看，这些人除了脚上的靴子之外，都是标准的S..A.t装束，由于光线暗，加上他们手中的枪上都装了战术手电，很难看清他们手中的武器，仅从影影绰绰的外观上看，是MP5。为写本文，我又特意反复看了这场戏，发现枪上的弹夹比通常所见的MP5要大，哈！这下又有的可说了。MP5的基本型，是射击9mm手枪子弹，所以弹夹窄小。但是为了提供更强大的火力供选择，它发展了使用5.56mm北约步枪子弹的hK-MC51和hK-MC53 ，枪身与MP5几乎一样，只是弹夹更大，《黑客》里特警手中的枪好像就是这一种。在《黑客》中最清晰的MP5，是男女主人公冲入黑客捕手大楼时，男主角从大衣里抓出两支小巧的MP5，左右交叉射击。同样的动作，史蒂文·西格尔在《潜龙轰天》中冲过船舱通道时也用过。在这部影片中，西格尔还向那个帮助他作战的舞女讲解了MP5的点射、连射击发方式。 说回《黑客》中的那个场面，由于是慢镜头，MP5格外清晰，可以看到其枪管更短，没有枪管下的护手，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握把和防止手滑到枪口前的护手。这种枪是hK-MP5K，K就是德语“短”的第一个字母。这是专为特殊任务时隐蔽枪支而设计的，虽然枪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它的射击精度及连发时的可控制性没受影响，足见其气动设计的水平。这种枪最短可以只有300mm左右，这到底有多短，在《致命武器2》里，梅尔·吉布森撩起一个保镖的西服，在保镖腋下就挂着一支，比手枪大不了多少，可以像手枪一样挂在这里。《黑客》的海报中，有一张是莫菲斯举着两支枪，这两支便是拆除了前握把的MP5K，由于枪管露出，看着像冲锋手枪，感觉有点怪。也许是由于MP5纤巧的外形吧，估计导演兄弟觉得它刚性不够，所以在片中只给它当大手枪用的机会。其实以它小巧的枪身，耍起来也会有不少花样可出呢。 澡堂老板家说的那些话英武 八十三集的韩国电视剧——不嫌长，看了你就不嫌长。 以前上写作课的时候，问学生一个老问题，如果流落荒岛，只能持续不断的看同一部电影，你会选哪一部？不出所料，有些同学提的是闷腾腾的欧洲片，也许他们是想把自己看困了，直接睡到地老天荒。至于我，选的当然是《麦兜故事》，因为我希望自己气宇轩昂，胸有朝阳。 后来又想，换成同一部电视剧，我该看什么呢？ 答案只能是《澡堂老板家的男人》。 八十三集的韩国电视剧——不嫌长，看了你就不嫌长。就像小时候在乡下过年守岁，鞭炮在屯子里炸着，土豆在炭盆里焖着，饺子摆了一桌面，亲戚挤了一屋子，七嘴八舌的谁都顾不上理你，这时候你要做的只是躺在热炕上蹭来蹭去，一脚一脚的蹬着墙上的旧报纸，蹬遍了似水流年。 以前只崇拜过日本的编剧野岛伸司，现在才知道，六十岁的金秀贤老太太才是了不起，有这样的编剧才是一国观众的福分。我们也有《空镜子》和《贫嘴张大民》，也有日常生活中的诗意和深情，但是，毕竟做不到金秀贤那样，满堂人物个个都像是上足发条，你一打开电视，他们就眉飞色舞，肆意流露自己的偏见和热忱。 大嫂英子是个贤惠媳妇，贤惠源于清醒：“我十八岁的时候，也幻想着天天能有百合花的香味，现在呢，能把辣白菜的味儿洗掉就不错了。”大女儿信口抱怨：“我们国家的人怎么这么奇怪，真让我不满意。”她的回答是：“我们国家的人对你也不满意，一边待着去。”三个女儿总算嫁出去一个，老公问她是否感觉寂寞，她回答得更干脆：“挺好，像拔了颗牙！” 老太太姬子忽然看着胖女儿福姬的吃相来气，张嘴就是：“少吃点吧，怎么搞的？你的嘴一会都闲不住啊，嘴会骂你的！”可是她也有脾气好的时候，人家问她怎么向爷爷道歉的——“就像夏天里的大苍蝇，几天几夜的搓手作揖啊。” 一集一集看上去，光是刻薄胖人，我就学了多少警句：“一年到头都像个怀孕的，可你生过吗？”“胖得象蚕蛹似的，有什么可爱！”“这个胖女人，像大水缸的茅草盖，压一压沉一沉，手一松扑通冒上来！”“哪个勇敢的人说你胖了？” 等看完这八十三集，如果我没有笑死，肯定也会被别人扁死。 学了这么多刻薄话，谁能忍住不说呢？ 敏基：可以吻你一下吗？ 秀京：不行。 敏基：就一下。 秀京：我的吻可是要钱的。 敏基：多少钱？ 秀京：十万块。 敏基：这么贵？ 秀京：那就算了。 敏基：我只有一万块。 秀京：那就吻一万块的。 敏基刚吻一下，秀京一把推开他。 敏基：我的这个只值三千。 秀京：已经是一万的了。 惠英：看来我恐怕真的就这么死了，你来听听遗言……我死了之后，你能不能每年给我的坟墓种一束白色的少女花？爱情淡了固然可惜，但也不能怪你，你也别后悔以前怎么待我……你就再找一个。 熙秀（丈夫）：那好吧，你什么时候死呀？ 福姬：怎么样？好吃么？ 炳烈（丈夫）：你没看见我在拌么？用勺子在拌，勺子又不会尝，怎么会知道好不好吃？你一直在旁边问好吃么好吃么。 姬子（奶奶）：别斜着眼看我，要不明天早上去市场，那些比目鱼都要喊你一声大哥了。 英子（大嫂）：男人看起来像人，可心窝里盘着三十条蟒蛇和十只饿狼。 福姬：咱们也像二嫂他们那样有情调的跳舞吧。 炳烈：好吧。 福姬：你应该搂住我的腰才对。 炳烈：可是，我不知道你的腰在哪里啊。 二婶惠英对福姬说：你今天不觉得热吗，这么好的天气你围披肩，人家还以为你是头一次围呢。 秀京：还要赏什么花呀奶奶，我自己就是花呀。 福姬：老公，万一有一天，我们两个突然要离婚的话——我跟你说正事呢——我们家财产有多少钱？你会给我多少财产呢？ 炳烈：…… 福姬：你想这么长时间干吗？ 炳烈：你打算要多少？ 福姬：一半，至少一半。 炳烈：我全部都给你，咱们家财产太少了，一半哪够啊？ 福姬：我是跟你认真的，干吗说的那么轻松？ 炳烈：我口头上全部给你，当然轻松了。 福姬：那么明天咱们去进行财产登记吧。 炳烈：…… 尹京：这个时候你应该吻我。 炳烈宣布离婚之后，早上兴高采烈地从家门里走出来，得意忘形，迎面正碰上爷爷：哦，爷爷…… 爷爷看了一下三女儿家的方向：她出来了。 炳烈：咳，爷爷，那我上班去了。 爷爷：嗯。（炳烈回头看了福姬一眼，傲然离去） 福姬：爸爸，炳烈他跟你说什么了？ 爷爷：没说什么。 福姬：真的没有？ 爷爷：没有。 福姬：他真的什么都没有说？ 爷爷：没有，怎么了？ 福姬：炳烈他要跟您女儿离婚啊！ 爷爷：那就离吧。 福姬：爸爸，您说什么啊。 爷爷：离婚就离婚，我还想离婚呢！ 福姬：爸爸…… 恩京：爸爸妈妈就是最喜欢大姐，从来都看不起我。 爸爸：那不是喜欢，是放任。你大姐就像是个毒瘤，家里谁也不敢碰她啊，只好由她去了。 “吃什么狗肉汤啊，上次和你吃了狗肉汤，走过巷子的时候，所有的狗都盯着我。” 爷爷：干吗摆那么多的花，花能当饭吃么？想想韩国还有很多人没有饭吃，这样买花简直是浪费。 奶奶：花多些好，人订婚就这么一次，不搞好一点怎么行，摆那么多不算浪费。 爷爷：把收音机关掉！ 熙秀：爸爸，没开收音机啊。 爷爷：没开收音机？那是什么东西在乱叫？ 熙秀：…… 福姬：我渴望找回我自己的丈夫。 炳烈：你的丈夫就在这儿啊，我哪儿也没去啊。 福姬：你不是我丈夫连炳烈，除了皮是连炳烈，瓤已经变了，全变质了，我想通了，你现在肯定是有别的女人…… 炳烈：啊？ 福姬：否则，你没有理由变成这个样子。你变了，真的变了，现在你离我三米多，以前你离我三毫米……不，连一毫米也不到，紧紧贴在我的身上…… 秀京：订婚戒指也太小了，比我期望的差远了。我以为最起码也会给我克拉级的。 尹京：你可真肉麻，我不喜欢表现欲过强的男人。 浩俊：我才不对你这么没有魅力的女人肉麻呢。 尹京：什么！我没有魅力，那你干吗喜欢我？ 浩俊：你以为你有魅力吗？你想让我说你有魅力吗？那你不是也喜欢肉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