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野全战事》 第一章 八年抗战，雄师劲旅出太行 声震娘子关 1937年八九月间的西北黄土高原，本该秋高气爽，可不知为什么，这个秋天，雨却下得特别多。9月6日从早晨开始，雨便淅淅沥沥地下起来，整个三秦大地在连日的大雨中显得分外寂静。8点左右，陕北三原县石桥镇以西的小磨村一块陕西本地人叫作“休闲地”的广场附近，突然传来一阵阵口号声。随即，一支支整齐的队伍走了进来。不一会儿，广场上就黑压压地站满了人。 广场前面，一位30岁出头的年轻人，全副武装，一脸严肃，站在一张临时搭建起来的桌子旁，看样子有些心神不定，连脸上淌下的雨水也顾不上擦一下。这个年轻人就是大名鼎鼎的陈赓，他在两天前刚刚被任命为八路军第129师386旅旅长。也就是得知自己新任命的同时，师长刘伯承交给他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担任第二天誓师典礼的指挥员。刘伯承嘱咐陈赓说：“这是129师第一次阅兵，也是129师开赴前线的誓师大会，会场要布置得简朴、庄严；要在大会上营造一种抗日救国、奋勇杀敌、为挽救祖国危亡不惜牺牲个人的战斗气氛。” 为了使129师成立以来的第一次阅兵不出差错，陈赓在第二天，也就是9月5日凌晨3时就起了床。他正准备去阅兵场时，突接师部电话通知，阅兵因故延期于6日举行。不料，9月6日却下起了大雨。部队静静地站着，层层细雨已经变成倾盆大雨，雨借着风势，向下狂泻。 陈赓看着一时停不下来的大雨，决定先让部队回营房待命，准备再请示师部，看誓师大会是否可以暂停至雨后举行。 就在这时，刘伯承和政训处主任张浩骑着马进入会场。刘伯承和张浩都没有穿雨衣，身上的衣服已全部淋湿。刘伯承问正忙着下命令的陈赓：“怎么部队又往回走了？” “报告师长，因为下雨，我们想请示雨停了再开！”陈赓敬礼后答道，“誓师大会能不能等雨……” 没等陈赓说完，刘伯承立即说：“革命的人民军队，只能随时随地充分利用天时、地利去夺取胜利，不能让风雨阴晴左右军事行动的既定安排，何况我们今天是在民族危亡、时不我待的紧急关头，召开抗日誓师大会，大雨已经把我们打湿了，躲它还有啥子意思嘛！” 警卫员见师长在雨中淋着，把雨衣送了上去。刘伯承把手一摆说：“不用，全师同志们都没有穿雨衣，我怎能穿着雨衣站在大家面前呢。” 全师指战员看到师首长也和自己一样在雨中淋着，不觉都挺直了腰板，远远看去就像雨中屹立着的上万颗青松，而那上万颗红星帽徽也在迷茫的雨雾中闪着一片片红光。 嘹亮的军号在雨中吹响，陈赓在临时组成的“军乐队”的伴奏下，站在阅兵台上，以洪亮的声音宣布：“八路军第129师抗日誓师大会现在开始。” 雨越下越大。全师在狂风暴雨中傲然挺立，人人精神奋发。 首先是检阅队伍。刘伯承、张浩从台上走下来，检阅最后一次头戴红星帽的部队。 马蹄声在泥水中有节奏地响着，耀眼的红星从眼前一片片闪过。检阅完毕，刘伯承、张浩回到台上，刘伯承向前跨出一步到台前，高声说： “同志们！今天是我们开赴抗日最前线的誓师大会。” 话音刚落，“哗”地一声，全体立正，万双眼睛注视着自己敬仰的师长，静听师长讲述抗战形势，讲解出师抗日的意义。最后，话题转向大家关注的“换帽子”问题上。 “经过我们的努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起来了。现在大敌当前，国家民族生死存亡在即，我们要把矛头指向日本帝国主义。” 他停顿了一下，扫视着注意听讲的指战员，提高了嗓门： “同志们，改变番号，只是个形式，我们人民军队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 说着，他拿出缀着青天白日帽徽的黄色军帽，指着帽徽说： “军帽上的帽徽虽然是白的，可我们的心永远是红的。同志们，为了救国，暂时和红军帽告别吧！” 刘伯承率先把那顶黄色军帽戴在头上，发出命令：“现在换帽子！” 指战员们伸出双手。小心翼翼地把伴随自己征战多年的红军帽脱下，折叠好收起，戴上黄色的军帽。许多人的泪水夺眶而出，同雨水混合，从脸上流下。 换帽后，举行授旗仪式和颁发红军纪念章。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发扬红军的光荣传统！” “中国共产党万岁！” 慷慨激昂的口号声一结束。刘伯承带领大家集体宣誓： “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死敌。它要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杀害我们父母兄弟，奸淫我们母妻姊妹，烧我们的庄稼房屋，毁我们的耕具牲口。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同胞，为了子孙，我们只有抗战到底！” “为了抗日救国，我们已经奋斗了6年。现在，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形成。我们改名国民革命军，上前线去杀敌。我们拥护国民政府及蒋委员长领导全国抗日，服从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严守纪律，勇敢作战，不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不把汉奸完全肃清，誓不回家！” “我们是工农出身，不侵犯群众一针一线，替民众谋福利，对友军要亲爱，对革命要忠实。如果违反民族利益，愿受革命纪律的制裁，同志的指责！谨此宣誓。” 刘伯承读一句，全师指战员跟一句。 雨声和宣誓声交织在一起，久久地回荡在田野上空，回荡在全师将士的心上。 刘伯承那年45岁，年纪虽不算大，但却已经度过了26年的军旅生涯，在当时建军只有10年的年轻红军里，称得上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 129师在抗日战争的枪声中诞生了。这是一支精兵强将云集的队伍。129师由红四方面军和陕北红军一部改编而成。新组成的129师下辖385旅和386旅。385旅由原红四方面军的红4军第10师、第12师合编而成，下辖第769团、第770团；第386旅由红31军第91师、第93师改编，下辖第771团、第772团。除此之外，陕北红军的第29军、第30军，独立第1、2、3、4团和骑兵团改编为师直属特务营、工兵营、炮兵营、辎重营、骑兵营。全师共13，000余人。 就在129师举行誓师大会之际，日本帝国主义已对中国展开全面进攻，华北战局十分危急。日军占领平津地区后，兵力逐渐增至8个师团另6个独立旅团，统归华北方面军指挥，分三路大举进攻：一路沿平绥路西犯；一路沿平汉路南犯；一路沿津浦路南下。驻扎在华北的80万国民党军队，在日军大举进攻下，迅速土崩瓦解，纷纷逃窜，真是“闻风四十里，枪响一百三”，使侵略者犹入无人之境。 中华民族处于危难关头，115师、120师先后开赴前线，胜利的消息一个接着一个传来：9月25日，115师在平型关取得八路军出师后的初战大捷，歼灭日军精锐第5师团第21旅团一部1，000余人；120师在雁门关和同蒲路两侧，战雁门、袭宁武，在敌之侧翼频频得手。 兄弟师的消息让129师有些沉不住气了。129师广大将士纷纷要求立即出动抗战，整连整团的指战员签名上书，盼望早点到抗日前线。 9月25日下午5时左右，命令第129师出征的电文终于从延安发出： 刘（伯承）徐（向前）张（浩）并告朱彭并致贺（龙）： 1．保定、沧州、献县均失，国民党军溃乱不堪，卫立煌退石家庄。 2．我第129师接电后立即出动，经临晋渡河到侯马上车，在太原补充衣弹，速开正太路南北地区。 3．第129师第385旅旅直及第770团、特务营、炮兵营、工兵营、辎重营等部队留守陕北。 4．部队于7天内必须到达前线。 进行短暂的准备后，9月30日，在刘伯承的亲自率领下，129师先头部队从驻地富阳镇出发，东渡黄河，疾驰抗日前线。浩浩荡荡的劲旅，在秦川大地上疾进，引起沿途收秋、秋种农民的注目。队伍经过村子，人们拥到街上送茶水、梨子、桃子、鸡蛋。 10月6日，部队从韩城芝川镇渡过黄河，日夜兼程，向着晋北急进，上上下下只有一个想法：尽快赶到前线，尽快投入到对日军的作战中去。 至10月7日，129师全部渡过黄河，到达山西前线。几天后，129师即打响了抗日战争的第一枪。10月10日，129师先头部队第769团抵达太原时，战局正在急剧变化。经雁门关南犯日军正向忻口进犯，从保定、石家庄西犯的敌人已经抵达娘子关前，太原已处于晋北、晋东两路敌军的钳击中。在这种形势下，刘伯承果断地命令769团迅速绕向敌后，挺进原平东北山地，准备伺机侧击南犯敌人的后方。769团团长是战将陈锡联。10月中旬，陈锡联率部到达指定地区后，发现代县、阳明堡、埠县等地均驻有日军，并以阳明堡机场为其前进机场，集中大批飞机，轮番出动，配合步兵对忻口的国民党军作战。当时，由于国民党军队的不抵抗和作战无力，日军麻痹大意，后方戒备相当松懈，虽然阳明堡镇上驻有香月师团的一个联队，但飞机场里只有大约200人的守卫部队。陈锡联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决心抓住有利战机，于10月19日夜采取秘密而迅速的动作，出敌不意地袭击了阳明堡机场。 19日夜，769团第3营营长赵宗德率领突击队首先潜入阳明堡机场。短短30分钟，他们便突破了警卫队的防卫，解决了四角的临时堡垒。并占领了两座临时哨塔。赵祟德的信号发出去，大队人马立即冲进了机场，与仓皇应战的日军展开了一场激战。而赵崇德的突击队则将日军停放在机场的24架军用飞机全部炸毁。经过一个小时的战斗，日机场警卫队200多名敌人被全歼。而镇上的香月师团的一个联队得知机场被袭，赶来驰援时，又受到陈锡联率领的两个营的伏击，死伤近百人，不得不退入营中。这第一仗打得非常成功。 769团机动果断地夜袭阳明堡机场，大获全胜，震惊全国。这是129师出师抗日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这一胜利，不仅使猖狂进攻的日军在急欲夺取忻口之际，丧失了空中力量，而且不得不在日后以相当的兵力，加强后方守备。这就大大地牵制了敌人，有力地援助了国民党军的作战。这一战斗的胜利，与第115、第120师在晋北的积极作战相结合，起了暂时稳定晋北战局的作用，提高了共产党与八路军的声望。 129师出师抗日取得第一个大捷后不久，由刘伯承亲自指挥，在娘子关战场取得一系列胜利。10月18日，刘伯承率部和陈赓的386旅进抵平定地区。当天，沿正太路西犯太原之敌正猛攻平定西北的娘子关，并以一部对娘子关正面的国民党军实行迂回攻击，而该线国民党军的数万人竟不能阻敌进攻，纷纷溃退，国民党的一部甚至被日军包围，晋东前线形势十分危急。为了进一步挫败日军的进攻锋芒，配合国民党军作战，稳定太行民心，刘伯承决心侧击沿正太路西犯太原之敌，于10月22日至28日，连续以袭击、伏击和阻击等手段，先后在井径的长生口、东石门、马山村、平定的娘子关以南的七亘村等处，给进犯的日军以沉重打击。 紧接着，刘伯承又指挥129师部队在昔阳以南、以西屡次设伏，给敌以重大的打击。第一次是在11月2日，刘伯承根据情报得知日军109师团部分部队向榆次进犯，其135联队由九龙关经北界都、黄崖底向昔阳进犯，立即指挥部队迅速转移阵地，日夜兼程，准备赶在敌人前面，在地势险要的黄崖底布置口袋，伏击该敌。当部队转到昔阳县城时，已是半夜，街上冷冷清清，商店和民房被敌机炸成一片废墟。部队在县城内稍事休息，即转出县城，继续向东迂回。日军的进犯速度很快，当129师部队赶到黄崖底时，日军先头部队已接近黄崖底。刘伯承迅速布置771团设伏正面山头，772团设伏左侧山头。这中间有个间隙，由副师长徐向前率769团从右侧堵塞。129师部署全部完成后，日军已开始进黄崖底。 日军对黄崖底这样危险的地形存有很大的戒心，进村前，实施了猛烈的火力侦察，129师部队不还一枪。当日军全部进入黄崖底河谷时，伏击部队集中所有武器，猛烈开火，日军顿时人仰马翻。此战，毙伤日军300多人，缴获战马200余匹。后来，敌人的报纸把途经黄崖底惊呼为“过天险”。 11月7日，129师主力和115师主力联合作战，再次设伏于广阳地区，又给向西进犯的日军第20师团另一个联队以沉重打击。 这三次伏击战斗，就是129师历史、也是中共抗日斗争历史上著名的“重叠的待伏”战斗。 自10月22日至11月8日，刘伯承率129师在正太路四战四捷，打乱了沿正太路西犯的日军对娘子关等地的迂回攻击，声震娘子关。129师英勇抗日的举动，消除了国民党军散布的“失败”和“恐日”影响，鼓舞了群众的抗日热情。更为重要的是，129师和八路军得到了太行山地区人民群众的拥护，为以后的壮大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扼太行者得天下 清漳河上游源头与太行山西麓的榆次、太谷、榆社、和顺交界处。这里重峦叠嶂，郁密的松、柏、桦、杨把黄色的山坡覆盖得郁郁葱葱。一块难得的山中平地，被四周巍峨高峻的群山包围着。北面，海拔1827米的北万山和海拔1791米的人头山并肩而立；西面，海拔1740米的三县垴将晋中平川隔在山外；东面，海拔1825米的山峰突兀屹立在龙旺河上；南面，石足岭头顺势将海拔降到1599米，屏障着向东南流去的清漳河。这块被群山环抱的平地，是宜林宜牧、宜耕宜住的宝地。在这块宝地中，有一处风景诱人的村庄，叫石拐镇。刘伯承在太原失守后，奉命向太行山中挺进时，最早到达的驻地，就在这里。 1937年11月11日，石拐镇中到处是高头大马、身后跟着警卫员的八路军首长，陆续向村中一个大院赶去，显然，一个重要的会议将在这里举行。 11月8日，在日军的连月攻击之下，国民党军被迫全线败退，撤退到黄河以南，太原沦陷了。至此，华北地区由国民党主导的正面作战基本结束，开始了共产党领导的以八路军为主体的游击战争。在这种形势下，第129师师部在和顺县石拐镇召开干部会议，进行坚持华北抗战的动员，传达贯彻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创建以太行、太岳山脉为依托的晋冀豫边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具体布置了开展游击战争的各项工作任务。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129师主要领导刘伯承、张浩外，还有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参谋长左权等。 朱德首先作了开场白，他说：“明天，我们就要离开这里。今天主要研究你们师在太行山实行战略展开的问题。中央和总部的意见是明确的，太行山这块战略要地，就全交给你们了。林彪他们到吕梁山去建立根据地，很快就要离开这里。阎锡山已把他的战区司令长官部撤到临汾，我们准备和阎锡山靠拢。我们还是他的部下嘛，总要受点节制。我们到那里，也是为了使他和我们很好合作，共同抗日。主席讲，山西成为华北抗战的特殊地区，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根本原因是因为有我们红军在这里，在战略上，我们要以山西为中心进行抗战。第二个原因，则是因为阎锡山和我们合作。这两种力量结合起来，将造成数百万人民的游击战争。” 朱德以浓重的四川口音，不紧不慢地述说着会议的宗旨，顿一下后，他将身体朝刘伯承、张浩坐的方向稍稍倾斜了一下继续说： “我们走后，你们就要独立行动，担子不轻嘛！来山西后，都在忙于打仗。你们师的情况，知道一些，但不完全知道。是不是这样，把你们出师以来的情况也讲一讲，重点谈谈你们准备在太行山中怎样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的计划。” 朱德说完，转向彭德怀，示意让他发言。 “在太行山区建立根据地的问题，早在红军东征时就已提出。毛主席当时设想，红军在吕梁山区站住脚后，向东发展，占领太行山，东下华北平原。他将东征的战略行动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渡河挺进；二是在吕梁山区建立一个新的根据地；第三就是向东进军，到太行山中去。毛主席认为，在山西建立根据地，最重要的是吕梁山区，最理想的是太行山区。”彭德怀快人快语，一口气说道。 张浩接上彭德怀的话说：“1935年我从苏联回来见到毛主席时，他当时正考虑红军的发展问题，有一次他说，红军不能只在陕北，这里活动余地太小，要向东、向北发展。向东发展，他提出的目标，主要指山西，特别提出要占住山西东部的太行山，扼太行者得天下。” “要得天下，首先要得太行，这是战略问题。”彭德怀紧接着说，“洛川会上，毛主席说，要采取‘山雀满天飞’的办法，把干部撒出去，首先要在有利于开展游击战争的山区，依托山地开展游击战争，尔后向平原发展。只要占住山，发动起游击战争，即使国民党军退下来，我们也能在华北坚持。红军出兵在恒山、太行山山脉，有重要战略意义，这样就给日军南进或西进以很大的困难，也便于实行毛主席的‘围棋’战略，选择‘做眼’点，使敌虽深入山西，但始终处在我们游击战争的四面包围之中。现在‘做眼’的时机已到，下步就看你们怎样动作了。” 彭德怀说完，把目光投向静听他发言的刘伯承。 多年来，刘伯承有一个习惯，参加上级召开的会议，阅读上级来电，十分仔细。每句话、每个字，甚至每个语调，他都要细细领会，准确地记忆。因此，贯彻起来总是得心应手。今天是研究129师独立活动于太行山区战略方针的会议，在自己讲述意见以前，更想多听听总部领导的意见，以开拓思路，完善已有的计划部署。对毛泽东在洛川会上提出的“围棋”战略，刘伯承是深知其深远意义的。自从毛泽东提出中国革命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后，刘伯承就非常赞同这一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还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时，他从别人手里借到毛泽东为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写的决议的一部分《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即《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1928年11月25日写给中央的报告（即《井冈山的斗争》）后，就曾对同学屈武说：“我很想现在就回国，上井冈山，和朱德、毛泽东一起去战斗！”1931年底，刘伯承上了井冈山。在实践中，刘伯承确实认识到毛泽东的博大精深、高瞻远瞩。井冈山后期与李德的抗争、长征时期的军事争论、遵义会上的论争、粉碎张国焘分裂中央和红军的斗争、洛川会议上的历史性决策等，更使刘伯承对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有了进一步了解。洛川会议后，毛泽东在一系列电报中，多次阐述八路军在华北敌后的战略任务，从战略上包围敌人，发展自己，开展游击战争，尽快建立起敌后抗日根据地。因此，他赞同毛泽东和中央关于129师必须占据太行山的意见。自从出师抗日以来，他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着这个问题。 刘伯承站起来，加重语气说：“太行山地区我们是必须占据的，这没有任何讨论的余地。太行地区是中原的屏障，自古以来，得中原者得天下，而谋取中原，必须首先在太行站稳脚跟。” 随即，他习惯地走到军用地图前，接着说：“太行山地处晋、冀、豫三省交界，活动区域很广，东至平汉路以西，西至同蒲路以东，北至正太路以南，南至黄河边，纵横千里。如果仅以我师主力，无论如何顾及不了。因而，我们准备在此区域内先划分6个军分区，一个军分区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单位，把师的主力分散开去，作为分区的基本部队。师部只留一个团左右的兵力机动作战。第一军分区活动区域在邢台至石家庄铁路以西、井烃、阳泉铁路以南、昔阳、和顺公路以东的范围内，以平定的丁家峪为重心，向东、向北两面游击；第二军分区活动区域包括和顺、昔阳、寿阳、畅次、太谷、仪城镇等地区，以和顺西边的仪城镇为重心，主要向西北游击；在黎城（不包括黎城县城）、涉县、磁县、沙河、辽县、武乡等地区，建立第三军分区，以辽县为重心，主要向东边的平汉线游击；在榆次、祁县、介休至洪洞、屯留等范围内，建立第四军分区，以沁县西边的漳源镇为重心，向同蒲线游击。” 说到这里，刘伯承略微转换了一下口气说：“以上，是我师第一步分兵活动的重点区。第一步站住脚后，第二步再向南扩展，将黄河北岸、平汉路至安阳以西，漳河、黎城、黎恒、长治、高平、晋城至黄河边的地区划为第五军分区的范围、以潞城东北的微子镇为重心，主要向平汉路游击；第六军分区将在济源、晋城（不包括晋城县城）、长子、安泽、临汾，以至汾河、黄河夹道的地域内建立，以沁水以西的隆化镇为重心，主要向同蒲线游击。” 刘伯承立足太行的方案，说到了在座的所有人的心里。彭德怀听后带头鼓掌叫好：“万事开头难，你们已顺利开了头，好啊！” 朱德听后也笑眯眯地说：“主席前日的电报中提到，期望根据地的建设在一个月内收到显著成绩，从你们的部署方案看，这是一个乐观的估计。” 历史学家把这次会议称为石拐会议。这次会议不仅在129师的发展历史上，而且在整个八路军的发展历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刘伯承后来说：“石拐会议其实是129师的第一次战略展开。” 这次会议开过不久，129师一面以营或连为单位，进到平汉路、正太路沿线，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打击继续南犯的敌人；一面抽调大批干部和一些连队，组织了许多工作团和游击支队，分散到太行山区的各地发动群众，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不久，晋东南和冀西的几百万人民行动起来了，工会、农会、妇救会和抗日自卫队到处组织起来了，新的抗日民主政权建立起来了。工人、农民和青年知识分子争先恐后地参加抗日武装，每一个城镇和乡村都出现了“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动人事迹。游击队在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地生长起来。太行和太岳两块抗日根据地开始创建起来。 在刘伯承摆兵布阵太行山的同时，另外一位历史伟人也如约而至，他就是邓小平。 1938年刚到，太行山便连续降下几场大雪，到处白雪皑皑，加上入山的冷风一刮，天寒地冻，滴水成冰，构成了一个冰雪晶莹的世界。 此时，石拐会议刚刚结束一个月，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从陕北来到太行山，踏着积雪到第129师师部驻地辽县西河头村。 这一天，是1938年1月15日。 师部机要科的参谋杨国宁在当天的日记中这样记着： 第18集团军（即八路军）总政邓小平副主任到了司令部，个子不高，见了我们总是笑，大家议论说什么刘师长刚走，他就来了。不住政治部，住在司令部与刘一起，大概是代替张。奇怪，我们的政委张浩什么时候走的？谁也不知道。 此时，许多人还不知道邓小平已代替了回延安治病的张浩，只知道这个矮个子副主任一来便很活跃，几乎主揽了第129师的军政工作。 邓小平上任的前一天，刘伯承到洛阳出席蒋介石召开的第二战区高级将领会议去了，一直到1月27日，才结束会议返回辽县西河头村。他在司令部门口一下马，第一句话便问： “邓政委呢？” 邓小平从里屋走出来，笑脸眯眯的：“刘师长吗？我是不请自到，就赖在这里啦。” 两人紧紧握手。刘伯承道：“我是开会前听朱老总吹的风，他说张浩的病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中央计划调他回去，另派一个人来。他要我猜可能是谁，我一猜就是你。” 邓小平遂开了句玩笑：“如此说，你是情有独钟喽。” 两人忍不住同时大笑起来。 从此，刘伯承和邓小平两位亲密战友在一起并肩战斗，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51年。他们作为统率一支战略方面军的司令员与政治委员紧密合作，长期共事达13年之久。 在刘邓的领导下，太行山地区的抗日斗争很快就出现了新的局面。邓小平上任不久，1938年2月，日寇集中了3万余人，向晋南发动进攻。国民党军队仍然是望风披靡，不战而逃。至3月上旬，日军又侵占了临汾、长治、风陵渡等数10座城镇，控制了邯郸经长治到临汾的同蒲路南段，并继续向晋西南黄河渡口进犯。为了打击侵入晋东南的敌人，钳制日寇的进攻，刘伯承和邓小平决定将分散活动的部队适当集中，寻机歼敌。2月22日，在正太路东段，包围旧关村、设伏长生口，消灭了由井烃出援旧关日军的一个加强中队后。随即转师南下，寻歼占领邯（郸）长（治）大道之敌。3月16日，袭击黎城，设伏神头，迅速、干脆地歼灭了由潞城出援之敌1，500余人。半个月后，又在黎城、涉县间的响堂铺地区布下伏兵，将由黎城东开的敌汽车180辆全部烧毁，并全歼其掩护部队。 129师主力又三战三捷，歼敌数千。敌人感到这块抗日根据地对它的威胁太大，于是在1938年4月集中了3万多人，九路围攻，企图合击歼灭129师。在广大人民的支援下，129师机动灵活地转出了敌人的合击圈，并且于4月16日，在武乡长乐村地区抓住了敌人的一路，以极为勇猛的动作，将敌压在狭窄的河谷里，截为数段，然后经过一整天的激战，歼敌2，000余人。这一战，给予日军九路中的主力部队第108师团以严重打击，其他各路敌人即纷纷回窜。部队乘胜追击，连克长治、沁县等18座县城，将敌人赶出晋东南。 粉碎敌九路围攻的胜利，使129师终于在太行山上站稳了脚跟。 到1940年上半年，以太行山为中心的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几块抗日根据地都迅速地创建和发展起来，它东至津浦路，西到同蒲路，北至沧石路、正太路，南至黄河、陇海路的广大地区，成为敌后重要的抗战基地之一。 “刘邓大军”出太行 1940年4月正是太行山的早春季节。在黎城县谭村一家院落里，数株桃花如红云怒放，与天边绚丽的晚霞相映成辉。这里是129师师部驻地。春意盎然的院子里，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李达、吕正操、蔡树藩、陈赓等人，正围坐在一起，等待着什么人。 不一会儿，院子外面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音。刘伯承刚要站起来出去迎接，八路军总参谋长左权已推门而进。 刘伯承欢快地说：“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邓小平也笑道：“参谋长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是不是又有仗打了！” 左权忙把缰绳递给警卫员，说：“还是邓政委的脑壳够用，一猜就中。” 李达帮着左权拍身上的尘土，说：“屋里去坐，慢慢谈吧。” 几个人来到作战室，左权开门见山地说：“彭总已下了决心，上次计划中的大破击战就要实施了。这次战役的主要目标放在正太路上。你们师加上晋察冀军区部队、第120师，以及绥、热等地的八路军、决死纵队都一起上。除正太路外，平汉、同蒲、白晋、平绥、北宁各交通线都要放部队去破击，形成一个声势浩大的破击战役。” “这个消息对第129师真是太好了。”李达兴奋地说。 “这个部署我看行，可以这么干！”邓小平也明确地表态。 “伯承同志呢？看有没有什么困难。”左权征询刘伯承的意见。 刘伯承说：“我当然举双手赞成，只有切断正太路敌人这条交通命脉，华北敌后的抗战局面才能改观，也只有狠揍日军，蒋介石的投降政策才能有所收敛。国民党现在摇摆不定，狠狠打击日本鬼子，可以促使它痛下决心。” 邓小平听了很赞同，他说：“我们师刚刚打了朱怀冰、石友三，国民党顽固派就造谣说，八路军是只打友军，不打日本，说什么我们是游而不击。这次可以让他们睁大眼睛看着我们是如何打日本鬼子的。” 左权见大家没什么意见，就说：“彭总的意思你们都清楚了，这几天你们师可以做一些准备工作，过几天，总部将专门下达作战计划。” 此时，抗日战争已经进入第三个年头，处于艰苦的战略相持阶段。为了粉碎日军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进攻，打击其“囚笼政策”，并戳穿国民党顽固派关于“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谎言，争取华北战局更有利的发展，影响全国抗战形势，克服国民党的投降危险，八路军总部决定举行一次对华北日军交通线的大破击战。由于参加这次战役的有晋察冀军区部队、第120师部队、第129师部队，以及山西新军等共105个团，故后来称为“百团大战”。 八路军总部的战役行动部署是：第129师与晋察冀军区各以主力一部共同完成彻底破坏正太铁路的任务。阳泉为两支部队的作战分界线，以东属晋察冀军区，以西属第129师。这一共同任务达成之后，两个部队的作战重点分别转入正太线南北地区，对敌人由正太线深入抗日根据地的交通线继续破击，扩张战果。同时，第129师还要组织力量对平汉、德石、白晋、同蒲等日军交通线，展开广泛的连续破击，牵制敌人，配合兄弟部队作战。 7月22日和8月8日，八路军总部分别向各参战部队下达了战役预备命令和战役行动命令。 接到八路军总部命令后，刘伯承、邓小平立即召开会议，对作战行动进行了具体部署，8月16日，下达了师部的战役基本命令和作战部署。 8月20日20时，总破击时间到了。刹那间，数颗红色信号弹划破夜空，灿烂的光焰把夜空染得绚烂多彩。总攻令一出，各突击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朝正太路日军的车站和据点猛扑过去…… 第129师左翼攻击芦家庄车站的是第16团5个连。芦家庄位于榆次以东约15公里的地方，是一个有50多户人家的村庄，村南有一条东西流向的小河。雨季时河水湍急。村东就是火车站，日军在周围修筑了四个碉堡，并设有外壕和铁丝网。在这里驻守着日军一个中队，共40余人，另有20余名伪军。总攻击发动后，第16团以两个连抢渡小河，迅速占领了芦家庄，攻占了车站外的敌碉堡，并立即由西向东攻击车站；另3个连也攻占了车站以南一里处的两个碉堡，由东向西朝车站攻击。两支部队夹击着朝车站猛攻猛打，手榴弹如雨点一样飞过去。车站日军不得不放弃车站向西逃窜，被攻击芦家庄的部队迎头一阵痛击；日军连忙回头东窜，又被向西攻来的3个连劈面一阵狠揍。日军惊慌失措，混乱中退至几间破平房中顽抗。攻击部队立即对其实施火攻。在烟火翻滚中，日军仓皇退守火药库。攻击部队又用炮火轰击，仓库中弹起火，日军就像无头苍蝇乱飞乱撞，最后窜入学校一间独立的教室中固守，但仅坚持了一个多小时，最终被全歼。 第16团在芦家沟激战时，左翼纵队第25团1营则在马首车站与敌激战。攻打两侧碉堡的第1、3连经一个多小时的激战，分别攻克了两翼的4个碉堡，但攻击车站的第2连却遇到猛烈的火力阻击，车站日军凭借坚固的房屋，用几挺机枪封锁了房屋前的开阔地，与第2连对峙到拂晓。这种情况下，第1、3连同时加入战斗，在强大的火力支援下，第2连一个战士抱着炸药包冲上去，炸塌了房屋一角。趁这机会，三个连同时发动冲锋，攻克了这个堡垒，毙敌24名。日军残部朝寿阳方向逃去。 同时，第38团也攻克了上湖车站，并俘虏了日军车站站长。 拂晓时分，左翼纵队基本肃清了破袭路段内敌据点和车站。随后，129师立即转入破路战斗，除留部分兵力担负警戒外，其余的部队和游击队、地方武装、民兵、民工、当地群众、铁路员工等一齐向铁路开战，这便是抗日战争中最为独特的战场奇观：成千上万的人炸桥梁、毁隧道、拆铁轨、烧枕木、平路基、砍电杆、收电线，忙得不亦乐乎。 …… 9月10日，第一阶段作战结束。129师在广大民兵与人民群众积极参战的配合下，将正太铁路西段摧毁了2/3以上。铁轨、枕木、通信线路被扭曲、焚毁或运走，车站、桥梁、隧道、矿井、兵营、碉堡等被破坏，并攻破了大部敌据点。加上各兄弟军区部队破击取得的战果，使整个正太铁路陷于瘫痪。 经过调整部署和短期准备后，按照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关于扩大战果的指示，129师开始了百团大战的第二、第三阶段作战，经历了几次恶战。尤其是在10月29日，129师血战关家垴，与占有优势的日军激战两天，最终夺取这个制高点。这一战，129师打出了威风，日军受到极大震动。有一名日本兵在日记中写道：“八路军天天攻击，早上活着，晚上就不知道怎样？”在被俘虏的日本兵中，有些人是跪着缴枪的，并且哀求说：“你们不杀，我们可以给你们扫地。”这种现象，在百团大战以前从来没有过。战后，陈赓说：“这次胜利告诉敌人，太行山并不是无人之境，可以由他大摇大摆、横冲直撞的。” 至11月，百团大战结束。在历时3个半月的百团大战的破击和反“扫荡”作战中，129师战绩辉煌，总计破坏铁路240余公里、公路500余公里，毙伤日伪军7，500多名。 历史车轮滚滚前进，转眼之间已经到了1945年，中国的抗日战争已经进入第八个年头。129师同其他抗日队伍一样，经受了1941年和1942年两年困难时期，在1943年、1944年迎来了新的发展高潮。胜利曙光已经显现，1945年4月23日至6月19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刘伯承、邓小平等129师领导人相继赶赴延安参加这次会议，并在这次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也是在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上，中共中央提出了八路军“准备实行从抗日游击战争到抗日正规战争的战略转变”的军事任务。八路军各部队自5月开始，在华北地区陆续开展了更加激烈的夏季攻势。由129师发展起来的晋冀鲁豫地区部队，积极向平汉铁路两侧及鲁西、晋南地区之敌发动攻势。冀鲁豫军区主力于5月中旬至7月下旬，在鲁西地区相继发起东平、阳谷战役，歼灭日伪军9，000余人，收复东平、阳谷等16座县城。太行军区主力于6月底至7月上旬，在平汉铁路两侧发起安阳战役，歼日伪军4，700余人，逼近日军占领的安阳、石家庄两大据点。太岳军区部队一部于6月底至7月上旬，在同蒲铁路以南的晋南地区发起强大攻势，攻克敌据点40余处，收复了安泽、高平2座县城，并逼近黄河北岸。 …… 8月中旬的一天，129师师部所在地赤岸已经进入深夜，只有维系着正常机制运转的值班部门仍在照常工作着。还有，在黑暗中游动的哨兵…… 政治部值班室的电话铃声骤然响了起来，值班干事不慌不忙地拿起话筒。立时，话筒里传来了译电员激动得已含混不清的声音。值班干事蹭地一下站起来，大声喊道： “你再说一遍。” “延安来的消息，日本投降了！” 值班干事把话筒一放，旋风般冲到院子外面。 “同志们，日本投降了，日本投降了！” 人们都被惊醒，不约而同地奔向师部前面的大坪里，无数人高兴得跳起来。许多女同志呜呜哭起来。不知是谁，从屋子中抓出洗脸盆和煤油桶使劲敲起来。这立即提醒了大家，战士们纷纷找来皮鼓和铜鼓，使劲敲打。不知又是谁，把睡觉的草垫子拿出来点燃了。于是，众多的席子、草垫子、报纸、烂衣服抱出来点燃了，火光把赤岸村照得通红。 赤岸村沸腾了。 喧闹声中，有歌响起，清清亮亮的女声，如清风一般流过。 “红日照遍了东方。” 一刹那，喧闹停止了，寂静寂静的。但随即百人起，千人和： 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 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气焰高万丈， 妻子送郎上战场。我们在太行山上， 我们在太行山上，山高林又密， 兵强马又壮，敌人从哪里进攻， 千万个声音汇成的强劲旋律，穿透夜空，在太行的群山间轰然回响！ 历时8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5天后，8月20日，中央决定撤销中共中央北方局，成立中共中央晋冀鲁豫局，邓小平为书记，薄一波为副书记，并成立晋冀鲁豫军区，刘伯承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治委员，滕代远、王宏坤为副司令员，薄一波为副政治委员，张际春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为参谋长。同时，恢复冀南军区，中共中央冀鲁豫分局撤销，冀鲁豫、冀南两个区党委直属中共中央晋冀鲁豫局。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4个军区均归晋冀鲁豫军区管辖。 第129师自出师抗日以来，把在太行山上点燃的抗日烽火燃遍了晋冀鲁豫广大地区，从出师时的9，100人发展成近30万人。控制了晋冀鲁豫区的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等广大地区，共80多座城市，拥有人口约2，400万。不仅如此，经过8年抗战的磨炼，129师培养了一大批能征善战的将才。日本学者阿布秀山在其《中国战争研究》中写道：“八路军第129师，对侵华日军给予了重创。当时的日本军人一听到刘伯承、邓小平、陈赓等129师将领的名字，都会本能地感到紧张。无疑，129师是一支非常优秀的军队。共产党拥有这样一支部队，打下江山，谁也不会感到怀疑。” 第二章 首战上党，揭开解放战争序幕 毛泽东：“在前方放手打就是！” 1945年8月25日，太行山腹地黎城县长宁村外，一架美制运输机带着巨大的轰鸣声降落在这里的临时机场上。 舱门打开，出现一个高大魁梧的军人，他就是刘伯承。这天他穿了一身崭新的军装，头上戴着军帽，腰里一根宽皮带上挂着一只驳壳枪，依然还打着绑腿。他站在舷梯上，一动不动地看着机场上欢乐的人群，眼睛里含满了泪水。 下面的人群沸腾了：“刘司令！”“刘师长！”人们跳着、欢呼着，充满了喜悦。 刘伯承挥动着双手，走下飞机。随他一同下机的还有邓小平政委、滕代远副司令员、薄一波副政委、李际春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以及他们的部属陈赓、陈锡联、陈再道、王近山。还有准备转道奔赴其他战略区的陈毅、林彪、肖劲光等。 此时，正是金风送爽、风调雨顺的季节。高耸的群山，奔流的河水闪着波光。人们都涌向了机场，一边迎接抗日功臣的到来，一边载歌载舞，欢庆胜利。 人们拥抱、欢呼，唱啊、跳啊，仿佛无论怎么做都无法表达此时此刻内心的喜悦之情，一个个都激动得泪流满面。 军区的文工团更是当仁不让，在机场野地里跳起了花篮舞、龙灯舞、大秧歌、狮子舞，还踩起了高跷。 绚丽的色彩，动人的歌声，精湛的表演，伴着灼人心肺的激情，让人目不暇接。很多老百姓也赶来了，他们担着酒，篮子里装着煮熟了的鸡蛋，拿着柿饼、苹果，不住地吆喝：“同志，喝碗高粱酒吧，我自己的。”“同志，吃个红皮鸡蛋吧，热乎着哩！” 在人群中，有一个拄着拐杖的荣誉军人，被人们簇拥着，他在一次战役中失去了一条腿。他激动地流下了眼泪，动情地说，“八年了，我的血没有白流。” 不知谁喊了一声：“刘司令员、邓政委他们过来了！” 顿时，如潮的人流涌向他们。刘伯承心中一热，看着一张张似曾相识的脸和那亲切的笑容，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他伸出那双粗壮的大手，和一双又一双被胜利激动得颤抖起来的手紧紧相握。 几十只色彩各异的海碗盛着浓香的美酒伸到首长们的面前。刘伯承紧闭双唇，平常他是滴酒不沾的。 刘伯承歉意地说：“同志们，这碗酒我不能接受，我和你们一样，只是做了一点应该做的工作，谢谢同志们了……” “刘司令，你是有功之臣，这碗酒你是非喝不可的！”大家一起嚷起来，最靠近他的一张脸由于激动涨得通红。 “不，不！”刘伯承连连摆手。 但不管他怎么解释，如何谢绝，几十只碗仍然高高举起，谁也不愿放下。 “邓政委他们都喝了，你无论无如要喝俺们一口酒吧！”人们依然大声地喊道。 邓小平轻声地在刘伯承耳边说：“今天你不喝这碗酒，恐怕走不了路。” 刘伯承向人群鞠了一个深深的躬，大声说：“我喝，我一定喝。” 说着，他接过一只酒碗，举过头顶。人群突然静了下来，他们在等着刘伯承喝光这一碗胜利之酒。 刘伯承满怀感激地说：“我谢谢大家这么看得起我刘伯承。要说我有什么功劳的话，就是党中央赋予我领导权，带着部队打击日本侵略者。其实真正的功臣是你们，我们英勇不屈的抗日军民，你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好汉。借今天这个机会，我还要代表大家把这碗酒敬给我们在战场上牺牲的战友。” 刘伯承饮了半碗酒，然后把剩下的半碗酒轻轻地浇在地上。陈酒入土，霎时冒出一层细碎的银白色小泡。 人群中，哑然无声，只有淌不尽的泪水在默默地流淌。 望着欢快的人群，刘伯承突然想：一片欢腾的太行，会不会还有战火硝烟？鲜血未干的华北战场，还会不会兵戎相见？国民党正准备向解放区根据地大举进犯，正为庆祝和平而兴奋的人民，他们有精神准备吗？ 日本投降了，国民党会怎么样？在从延安回到太行山之前，刘伯承已经得知，8月15日，即日本刚刚宣布投降，蒋介石立即委任了一批汉奸任军事要职，带兵紧急开赴前线，争夺抗日的胜利果实。一名国民党高级官员甚至明令宣布：抓紧接收日军留下的武器、弹药，用这些东西来对付共产党。而在此前蒋介石电令华北、华中和华东的日伪军：“非本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移动驻地，并不得受未经本委员长许可之收编”。在8月12日，远东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对日本政府和中国战区的日军下令：“只能向蒋介石政府及其军队投降，不得向中国其他武装力量投降。”并于同日派出运输机和运输舰，准备运送8万名国民党军队到解放区。8月23日，何应钦向日本华北派遣军司令冈村宁次下令：“中国境内之非法武装组织，擅自向日军收缴武器，在蒋委员长或何总司令指定之国军接受前，应负责做有效之防卫。”更让人气愤的是，8月23日，阎锡山的5个师在日伪军的接应下，气势汹汹，硬是从晋冀鲁豫解放区手中夺走了上党地区的襄垣、潞城等县城。 抗战的胜利果实不能让蒋介石不明不白地抢走！为了保卫抗战胜利果实，制止国民党军的进攻，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已经前往重庆与蒋介石会谈。而留守太行山的李达此时正率领晋冀鲁豫部队与国民党军展开激战。 经历8年战乱的中国大地再次笼罩在战争的阴云下。刘伯承想到这，心头不由得一阵紧张，欢快的心情顿时沉重起来。 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把目光投向上党 刘伯承、邓小平等从黎城东阳关飞机场下飞机后，顾不得休息，立即直奔赤岸村。 赤岸村中，日本投降后的狂喜已经过去。此时，正处在紧张的备战气氛中。刘伯承、邓小平、滕代远一进司令部，立即让已在等候的作战处长、情报处长汇报情况。接着，挂通了带领太行部队在襄垣前线作战的李达的电话，询问敌情。 李达在电话上简短汇报。此时，前线正打得热火朝天。早在刘邓从延安回来之前，晋冀鲁豫军民已经开始了大反攻的行动。各军区部队和民兵奉命分头出击，攻打附近的县城和日伪军据点。当刘邓赶回涉县的司令部时，李达参谋长正指挥太行部队攻打沁县，谢富治正率领太岳部队在介休、平遥作战，宋任穷、杨勇正指挥晋鲁豫部队攻打开封。 经过一个昼夜的激战，太行部队已经攻下县城，肃清了敌伪，正准备乘胜挥师南下，攻打襄垣城。 “好！”刘伯承听了李达的扼要汇报，用洪钟般的声音命令道：“坚决把襄垣拿下来，作为太行军区部队屯兵之地，准备会合太岳、冀南部队，发起上党战役！” 说罢，刘伯承走到地图下，手指平汉、同蒲、陇海、津浦四条铁路：“蒋介石的军队沿四条铁路开进，伸出四只爪子向我们扑来了。我们要守住大门，保卫华北解放区，掩护关内八路军向东北进军。平汉、同蒲是我们作战的主要方向，但现在的问题是阎锡山侵占我上党6城，在我们背上插了一把刀子，这就是人们通常说的芒刺在背啊！不拔掉这把刀子，心腹之患未除，怎么放得下心分兵平汉、同蒲去守大门呢？因此，上党战役不但一定要打，而且打则必胜！” 邓小平接道：“上党战役的根本问题，是抗战胜利果实落到谁手里的问题。蒋介石、阎锡山伸手来抢，决不能让他抢走！” 刘伯承摘下眼镜，认真地说着：“和蒋介石打了多年的交道，我们是了解他的。这个人有时吃硬怕吃软，你越软他越欺负你，有时你顶他几下，他反倒收敛一点。我们面前的形势正像邓政委说的那样，人民的胜利果实，必须用战斗保卫。也可以这样说，我们这里的仗打得越好，毛主席在谈判桌上说话越有力量！” “对。”邓小平走到地图前，“此役大体可分为一个序幕三个阶段。序幕就是李达同志正在指挥的收复襄垣之战。第一阶段是夺城打援，首先夺取屯留、长子和潞城，吸引长治之敌出援，在野外将其歼灭；第二阶段是围城打援，所围之城，当然是上党的心脏——长治；第三阶段是……” 师部院中，已坐满焦急等待着的直属机关干部。刘伯承从1943年9月离开太行山到延安参加整风学习，如今已有两年。直属机关的干部、战士，一直在思念着敬爱的师长。如今，抗战胜利了，刘师长回来了，他们急切地想看一看师长，听一听他的话音。 部署完作战任务，刘伯承、邓小平从屋里出来，走到院中。暴风雨般的掌声，表达了人们的心情。刘伯承万分感动。这些朝夕相处的同志，时时牵动着他的心。他亲切地向大家招手，待掌声静下来后，刘伯承说：“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决心以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的两手。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我们立足于打，但也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谈判，只有打得好，才能谈得好。毛泽东同志说，‘你们回到前方去，放手打就是了，不要担心我在重庆的安全。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谈得越好。别的法子是没有的。’” 前线打得热火朝天，处于后方的重庆，中国现代历史上国共两党唯一的最高级谈判也正在唇枪舌剑地进行中。在蒋介石连续三次发电“邀请”下，毛泽东于1945年8月28日飞抵重庆。蒋介石没有料到毛泽东真的敢来，因此对谈判毫无准备，一时拿不出具体的谈判方案来。不过，蒋介石毕竟是政治舞台上的老演员，经验丰富，善于应变。 8月29日首次商谈中，蒋介石以宽宏大度的姿态出现。他对毛泽东、周恩来说：“政府方面之所以不先提出具体方案，是为了表明政府对谈判并无成见，愿意听取中共方面的一切意见。希望中共方面本着精诚坦白之精神，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毛泽东接过蒋介石的话头，诚恳地说：“中共希望通过这次谈判，使内战真正结束，永久的和平能够实现……” 毛泽东的话还未说完，蒋介石脸上的笑容便消失了。随后不耐烦地说道：“中国没有内战！” 这位委员长的话音未落，众皆愕然。 既然中国从来不存在着内战，那么，实现和平而进行谈判还有什么必要呢？ 毛泽东十分清楚这是蒋介石的老调重弹。多少年来，蒋介石从未承认过中国有内战，挂在他嘴边的是，中国只有“剿匪”或“剿共”。照此逻辑，只能说明蒋介石的顽固立场丝毫没有改变。 毛泽东的脸上掠过一丝愤懑和轻蔑的笑，反唇相讥道：“要说中国没有内战，这是彻头彻尾的欺骗，根本不符合事实，即使三岁的娃娃也不会相信。”接着，他扳起手指，历数了十年内战和八年抗战时期的大量事实，证明了内战不但在中国存在，而且从未停止过。 毛泽东的话，将人们的思绪带入血雨腥风的1927年。那时，由于蒋介石的叛变，使得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了。一时间，对共产党人“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走一个”这一灭绝人性的口号甚嚣尘上。从此，国共兵戎相见，血流成河…… 1934年10月，蒋介石实施的第五次“围剿”得手，国民党中央社作为特大喜讯以蒋介石的口吻报道：“朱毛匪酋在瑞金溃败后，从赣南向湘粤桂边界流窜。”并悬赏25万块光洋，要买毛泽东那颗人头。 最让蒋介石得意和晦气的日子是1936年的冬季。红军经过“流窜”到达陕北，已由国民党“围剿”前的30万之众锐减为不足3万人。蒋介石亲临古城西安，带着陈诚、卫立煌、蒋鼎文等一大批将领，部署他的嫡系与精锐部队30多万，并调遣大批作战飞机，准备对陕北红军进行第六次“围剿”。用蒋介石自己的话说，“这是对共匪的最后一战”。 然而事与愿违，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破坏了他眼看就要完成的“剿共”大业，致使那次已经点燃的“最后一战”归于流产。“中共借国难以自大！”蒋介石扼腕长叹。八年抗战，中共不仅生存下来，而且得到大的发展，以致作为蒋介石盟友的美国人，也在抗战胜利前后要蒋介石与中共组成联合政府。 往事如烟。昨日的宿敌成了今天的座上宾客和谈判对手。面对毛泽东列举的如山铁证，蒋介石无言以对，只得另找话题。毛泽东阐述了中共对两党谈判的原则性意见。 蒋介石阴着脸听完，冷笑了一声：“十几年不见，没想到你毛润之的胃口是越来越大了，可惜我这里没有这么多东西，恐怕满足不了你的胃口哇！” 第一次交锋，便是短兵相接，这无疑给刚刚揭幕的谈判罩上了一层阴影。毛泽东由此证实了自己的判断，蒋介石连最起码的事实都不承认，他对谈判能有什么诚意？蒋介石也从初次的较量中明白，要压服毛泽东妥协，看来困难重重。 在日后的谈判中，尽管中共出于和平的愿望，作了种种让步，蒋介石没有丝毫的礼让。他留给中共的只有通往陷阱一条路，那就是完全放弃军队和解放区，使国民党政府的军令、政令获得完全统一。 到了9月中旬，谈判实际上陷于停顿。中共方面虽想方设法打开僵局，国民党方面却纹丝不动。蒋介石甚至亲自出面，向毛泽东施加压力。 在一次会见中，蒋介石对周恩来说：“盼告诉润之，要和，就照这个条件和。不然，就请他回延安带兵来打好了。” 这时的蒋介石，自恃实力雄厚，趾高气扬，态度蛮横，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毛泽东可不是软骨头，一吓就倒。他生来就是敢于迎接任何挑战，从不在任何人的威胁下低头。次日见到蒋介石时，毛泽东当面答复了蒋介石的挑衅：“现在打，我实在打不过你，但我可以用对付日本人的办法来对付你，你占点线，我占面，以乡村包围城市，你看如何？” 蒋介石敢于向毛泽东和中共“叫板”，是因为他利用20多天的“谈判”时间，秘密地进行了战争准备。 9月4日，蒋介石派飞机赴太原，给正在进犯上党的阎锡山送去了1933年由他亲自主编的绝密《剿匪手本》，并附以此次印发的亲笔按语，作为督战密令： 此次剿匪为人民幸福之所系，务本以往抗战之精神，遵照中正所订《剿匪手本》，督励所属，迅速完成任务。其功于国家者必得膺赏，其迟滞贻误者当必执法以罪。希转饬所属剿匪部队官兵一体悉遵为要。 蒋介石磨刀霍霍，处于前线的刘邓也积极应对。8月28日，中央军委电示刘邓，集中太行打击犯上的国民党军。8月29日，在做好军事准备的同时，刘邓联名去电中央军委报告作战方案。 远在重庆的毛泽东接到转来的电报后，当即复电： 随后，中央军委回电，同意刘邓部署： 阎部……占我长治周围六城，乃心腹之患，必须坚决彻底全部歼灭之。 上党战役的决心，就这样定下来。 刘伯承和邓小平与张际春、李达同赴前线，亲自指挥上党战役。 9月7日，刘伯承、邓小平联合签发晋冀鲁豫军区作战字第一号命令。 9月10日凌晨2时，上党战役正式发起。 “这样的仗还要打下去” 9月10日，战斗打响，短短的十余天时间，太行、太岳、冀南纵队已经攻占了屯留、潞城、长子、壶关等五座县城，扫清了长治外围据点，切断了长治与太原、平遥的联系，将阎军史泽波部万余人团团包围于长治一隅。 9月27日，刘伯承、邓小平发布晋冀鲁豫军区作战字第六号命令，决定对长治发起总攻。 长治为上党地区的首府，原是日军的一个重点设防城市，城墙高约3丈，城外壕沟纵横，碉堡林立，工事坚固，加之连日大雨，道路泥泞，部队运动困难。开战以来连续五易指挥位置，足迹遍及长治四周的刘伯承、邓小平据情决定，由东、南、西三面攻城，虚留北关，诱敌突围，于野战中歼灭之。 一切按照预想顺利展开，长治守敌已成瓮中之鳖。突然，情况发生了变化。阎锡山派出的援军气势汹汹地压了过来。 敌变我变，刘邓当即变更部署，改攻城为围城打援，于9月28日颁发晋冀鲁豫军区作战字第七号命令，按照佯攻长治、围城打援之方针，在援敌进至常隆、上村镇一带时，坚决于野战中将其歼灭，并同时消灭可能自长治出城接应或突围之敌军。 雨夜，太行纵队全部和太岳纵队主力，悄悄撤离长治，兼程北上伏击援敌。留下的冀南纵队、太岳纵队一部及地方兵团伪装主力，为吸引援敌继续南下，把围攻长治的战斗打得热火朝天。 然而，已经将指挥位置前移到黄辗镇的刘伯承发现原先的情报不确，敌援军不是3个师7，000余人，而是国民党第7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率第23军、第83军及省防军等8个师、2个重炮团，共2万余人。刘邓再一次调整部署：暂时放弃攻长治城，急调冀南纵队主力北上投入打援，并要他们白天行军。这样，一来可以稳住长治国民党守军，让他们以为我军撤围了，不至于弃城逃跑，二来可以加快行军速度。 10月4日一天急行军，陈再道率部队到达磨盘脑山下的指定位置。与司令部接通电话后，刘伯承告诉陈再道：“长治这块骨头先不啃它，咱们先吃掉眼前这块肥肉。陈赓在老爷岭、陈锡联在磨盘脑已经按住了敌人的两条腿，你赶快率部队从中间大道往北插，掏敌人的卵子。” 10月5日，我军开始总攻。太岳纵队不惜一切代价攻占老爷岭，太行纵队也如期控制了磨盘脑。敌人果然军心动摇，于夜间向北突围。我军各部队从正面、侧后猛烈穿插，敌人不久即溃不成军，四处逃窜，纷纷缴械投降。战至6日黄昏，敌除2，000人逃回沁县外，其余全部被歼，一路扬言“上党必争，长治必保”的敌副总司令彭毓斌被击毙，数十名高级军官束手就擒。 援军被歼，长治守敌惊惶失措，彻底无望，于10月8日弃城突围。一出城才知道，他们已经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后面，是围城部队的跟踪追击，前面是刚刚歼灭了援军的胜利之师的勇猛堵截，而两翼则是地方兵团和民兵武装的奋力兜击。 “拼命抓住敌人！”刘邓一声令下，四面八方的部队潮水一般将敌包围于沁河以东的将军岭及桃川地区并予以歼灭，蒋介石为“摘桃子”伸过来的第一只爪子——国民党第8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19军军长史泽波被生擒。 至此，上党战役胜利结束。晋冀鲁豫军区部队歼灭敌13个师及1个挺进纵队共3.5万余人，缴获山炮24门，轻重机枪2，000余挺，长短枪1.6万余支。 上党的砝码重重地压在重庆的谈判桌上，加强了中共在重庆谈判中的地位。蒋介石闻讯，如同挨了一记闷棍，心中十分恼火。为了对付舆论的谴责，他欲盖弥彰，将责任全部推卸到阎锡山的身上：“这是阎锡山自己作主干的事，中央并不知道。” 毛泽东听说上党大捷的消息后，高兴地对身边的人说：“打得好！打得越大越胜利，我们回去的希望就越大。” 上党战役的胜利，对毛泽东在重庆的谈判是一个强有力的支持。尽管我党是抱着和平的愿望到重庆去的，但毛泽东心里非常明白：没有针锋相对的斗争，不给国民党当局一个教训，蒋介石是不会在和平协定上签字的。10月10日，具有历史意义的“双十协定”终于签订了。 毛泽东平安回到延安。 10月17日，毛泽东挥舞着那只有力的大手，向留守延安的党政人员作了《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他精神振奋地说：“为什么国民党要动员那么多的军队向我们进攻呢？因为它的主意老早定了，就是要消灭人民的力量，消灭我们。最好是很快消灭；纵然不能很快消灭，也要使我们的形势更不利，它的形势更有利一些。和平这一条写在协定上面，但是事实上并没有实现。现在有些地方的仗打得相当大，例如在山西的上党区。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中间，有一个脚盆，就是上党区。在那个脚盆里，有鱼有肉，阎锡山派了13个师去抢。我们的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这就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这一回，我们‘对’了，‘争’了，而且‘对’得很好，‘争’得很好。就是说，把他们的13个师全部消灭。他们进攻的军队共计三万八千人，我们出动三万一千人。他们的三万八千被消灭了三万五千人，逃掉两千人，散掉一千人。这样的仗，还要打下去。” 时隔40多年后，时任晋冀鲁豫军区副政委的薄一波说：“上党战役是我军对国民党军作战的一个大战役，是保卫抗战胜利果实的第一仗。实际上，这个战役揭开了伟大的解放战争的序幕。因此，它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光辉史册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 第三章 二战平汉，击破蒋介石黄梁梦 毛泽东发出督战命令 邯郸古道，扬起漠漠黄尘。十几匹高头大马，载着晋冀鲁豫军区精干的指挥班子，从太行深处疾驰而来。跑在最前面的是一匹栗色长鬃、四蹄踏雪的骏马，马背上端坐着身材魁伟的刘伯承，与他几乎并辔而行的是骑着纯青黧色骏马的邓小平。副政委张际春、参谋长李达及其随行参谋、警卫紧随其后。入秋时分，天气已经渐凉，然而每匹飞奔的坐骑都是大汗淋漓，鼻孔喷着乳白的热气，似乎它们知道主人的急切。 这时的平汉线新乡至邯郸段已是战云密布，尘烟滚滚。 蒋介石在上党惨败后，并不甘心，把进攻解放区的重点，放在平津一带，妄图为夺取东北铺平道路。根据蒋介石的密令，上党战役刚刚结束，胡宗南率领的先头部队第3、第16军即经同蒲、正太铁路开抵石家庄，后续部队第1军进到闻喜以南。沿津浦铁路北犯的国民党军队，其先头一个军已从徐州进占济南，傅作义部队继续向察哈尔进犯，已逼近张家口；第十一战区孙连仲的第30、第40军及新8军共4.5万余人，在其副司令长官马法五（兼第40军军长）、高树勋率领下，从新乡沿平汉线北犯，其后续部队4个军正向新乡开进，企图与第一战区的第3、第16军会师石家庄，然后继续北进，与空运到北平的第92、第94军南北会师，控制平汉路。 刘伯承得知以上国民党军的行动后，对邓小平说：“蒋介石把足球朝解放区的中央大门踢来了。” 要打开华北解放区的大门，必须先攻下平汉线上的重镇邯郸城。 邯郸是古代赵国国都，向有“四战之国”称呼。其名来由是因赵国“东邻燕齐，西边秦，南界韩、魏，北迫匈奴”，“数距四之敌”。日本投降后，邯郸获得解放，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随即也迁到这里，中央局、军区也来到这里。立足于邯郸的晋冀鲁豫部队，东可协同山东、苏北，西可配合陕甘，南可支援中原，北可策应晋察冀，因此，是名副其实的“四战之地”。刘伯承很重视这一战略要地，曾多次说：“我们处于四战之地，要负起四战之军的光荣任务，”“不能让敌人把邯郸夺去，打通平汉线，运兵到东北。” 对于蒋介石的精心部署和企图，毛泽东当然一清二楚。因此，从重庆回到延安后，毛泽东顾不得旅途疲劳，立即召集中央和军委负责同志商量对策。10月12日13时，回到延安的第二天，毛泽东即亲自起草了一份发给刘伯承、邓小平的电报：“山东、华东主力转移至冀热辽区及东北，至快还须一月；各部到达后，布置战场，熟悉地形，初步完成准备，至快亦须两月至三月，因此，我们阻碍和迟滞顽军北进，是当前严重的战略任务。” 在电报中，毛泽东代表中央军委指示：“我太行及冀鲁豫区可集中6万以上主力，由刘邓亲自统一指挥，对付平汉路北进顽军，务期歼灭其一部至大部。” 电报发出以后，毛泽东仍感到不大放心。因为这一仗实在关系重大，万一打不好，蒋介石的气焰将更加嚣张。于是，10月17日，他又致电邓小平为书记的晋冀鲁豫中央局，指出了局势的严重性： “即将到来的新的平汉战役，是为着反对国民党主要力量的进攻，为着争取和平局面的实现。这个战役的胜负，关系全局极为重大……望利用上党战役的经验，动员太行、冀鲁豫两区全力，由刘伯承、邓小平亲临指挥，精密组织各个战斗，取得第二个上党战役的胜利。” 对于平汉战役，刘伯承，邓小平早有准备。还在上党战役胜利的局面已定但尚未完全结束、“双十协定”正在重庆签订的10月10日，刘邓便从上党前线回到军区驻地的赤岸村，着手先期部署，并给在上党战役中组建的各纵队领导发出指示：“为适应组织下一次战役，所有冀南、冀鲁豫及太行在平汉线的部队均归宏坤、再道、任穷指挥。以坚强部队控制汤阴及其两侧，监视、迟滞敌人北进，主力迅速占领紫山、临漳、成安、肥乡等地区，准备在漳河北消灭敌人。冀鲁豫、冀南应放松必要方向，抽出大军使用于平汉线有决定意义的方向，不可处处顾虑，分散兵力，到处无力。” 收到毛泽东的电报后，刘邓顿时感到形势的紧迫和肩头的沉重。他们深知这一仗能否打好，不是晋冀鲁豫一个解放区的事，而是关系到全国的形势。完成这样重大而紧急的任务，只能用两个字，那就是——必胜。 然而，必胜是极其艰难的。此时，敌四路兵马的前锋已到达汤阴。40军、新8军于16日从淇县北上；30军14日占领新乡，15日到达汲县，16日向北开进；85军已接守新乡、淇县至汲县的沿线交通；27军、32军正在郑州、开封一带紧急集结。8万兵马一旦全部压过来，势必与刘邓能够集中的、而且刚刚完成上党战役来不及休整的6万兵力形成巨大悬殊。 在艰难中求得必胜，唯有依靠谋略。8万敌军，刘邓自然不会全部放进战场。他们决心将其中的3万阻隔在漳河以南，让游击队伍拖住，而把4万多一些的敌人割裂包围起来，予以歼灭。这就需要一个能够容纳敌我10万多兵马，且十分理想的预设战场。 那些日子，刘伯承整天埋头于地图之中，不时与邓小平交换一下意见。渐渐地，他们的目光聚集于邯郸东南由漳河、滏阳河构成的河套。这个河套，像一个口朝东北的簸箕，簸箕的两角，一头连着曲周，一头连着馆陶，簸箕的肚兜是沙土地带，里面装着磁县、邯郸、临漳，肥乡和马头镇等敌人必争的城镇。从地形上看，这里是漳河、滏阳河之间的河套地带，地势平坦，土质多沙，除了稀疏的村落，敌军难以构筑坚固的防御工事，便于我军进攻。这是阻止国民党军的最后防线，如果让敌军通过，局势将对我极其不利。 刘伯承用红笔将这个大“簸箕”圈在地图上，凝视了一会儿，把笔一扔：“邓政委，你可记得古书里所说的微子这个人？” 邓小平吸着香烟，会意道：“那是殷商时期商纣王的庶兄。” “正是此人。纣王无道，微子被迫逃亡西周时，就是从这里逃跑的。” “这里古时叫朝歌，微子是从朝歌逃往上党微子镇的。只可惜，如今的上党已被我军收复，国民党进入朝歌便钻进了口袋，想逃也无路了。”邓小平掐灭香烟的同时，将吸到嘴里的最后一口烟雾重重地吐到地图上。顿时，“簸箕”上硝烟滚滚。 10月20日，刘邓率野战军指挥部离开太行山麓的赤岸村，向与邯郸咫尺之遥的峰峰矿区进发，在那里建立指挥部，实施对平汉战役的指挥。 马队行进的速度渐渐缓慢下来，尘烟渐渐消散。路边的景物清晰起来，邯郸在望。刘伯承、邓小平信马由缰，欣赏着深秋的田野，眺望着举目可及的古城邯郸，谈兴随之而来。 邯郸这座地处华北中部，有着2，300多年历史的古城，对于曾经留学苏联的刘伯承和曾经留学法国的邓小平来说，都不算陌生。他们从战国时期赵国君主赵敬侯自晋阳移都邯郸，说到邯郸城里著名的古迹遗址，诸如蔺相如的“回车巷”、赵国宫女的“梳妆楼”、“照眉池”，还有坐落在城墙西北角，至今雄风犹在的赵武灵王的丛台等等。 “还有邯郸城外，平汉路上的一个小车站，名气可不小呢！”刘伯承笑着说。 “如果我没猜错，你指的一定是黄粱那个车站。”邓小平接道。 刘伯承点了点头，回身问随行的警卫：“你们哪个知道这个站名的典故和出处？” 大家知道刘伯承要说“古”了，而且这个“古”一定和即将来临的作战有关，于是一起围过来，听刘伯承讲述这段故事。 这是唐代沈既济所著的里记载的一段故事。古时候，有一个穷酸书生名叫卢生。为了建功树名，出将入相，他几次进京赶考都名落孙山。后来有一次，他中途住在邯郸的驿站中，遇到吕翁，哀叹生不逢时，怀才不遇。吕翁便给了他一个青瓷枕，让他先安睡一会儿，等着店主人把黄粱米饭蒸熟。卢生一着枕，很快进入梦乡。睡梦中他既娶妻又生子，而且中了进士，立了战功，官至节度使，又当了十年丞相，高官厚禄，儿孙满堂，真可谓享不尽的荣华富贵……等他一觉醒来，才知道是美梦一场。看看身边，不但吕翁还在，而且连店主人的黄粱米饭还在锅里未蒸熟呢。 刘伯承讲完故事，笑道：“蒋介石要摘胜利果实，做梦都想打通平汉铁路。可到底是谁给了他魔枕，让他做起了独霸华北，独霸全中国的美梦呢？” “当然还是吕翁，他的青瓷枕最灵。”邓小平认真地说，“只不过，蒋介石的命运还不如那个卢生。在这邯郸道上，我敢打个保票，他的黄粱永远也不会熟！” 高树勋战场起义 10月22日，敌先头集团全部北渡漳河。以高树勋率领的新8军及河北民军八纵队为左翼，马法五率领的第40军、第30军为右翼，沿平汉铁路两侧全力压来。第40军和新8军，原是冯玉祥的旧部，官兵以河北人居多。这次北上打头阵，是蒋介石利用西北军官兵还乡的心理，给他们一些地盘，笼络他们卖命。另一方面，蒋介石一贯排挤、歧视非嫡系部队，在进攻解放区时，让这些部队在前面拼命，消耗其实力，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对此，西北军将领心里是很明白的，兵马未动，内部矛盾就已经暴露出来。 由于“口袋”和“铁钳”尚未形成，本来作为“口袋”和“钳嘴”的一纵只得绷紧“袋口”，咬紧“钳嘴”，阻住敌人的前进步伐。 刘邓紧急电令杨得志、苏振华：实施大纵深运动防御，在正面节节抗击，以消耗、迟滞、疲劳敌人，并继续钳制敌人主力引向偏东方向，以使其脱离平汉铁路，进入不利于敌人的邯郸东南釜阳河河套多沙地带，一面使敌人陷入不利的地形，另一面保证参战部队在预定地区集结展开，以完成对敌合围钳击的部署。 为了实现统帅部的意图，杨得志、苏振华做了临战布置后，便带领纵队主力迅速展开，组成了阻击敌人的三道防线。 22日拂晓，第一纵队第4团在傅学阶团长的指挥下进入第一道防线阵地，扼守南东坊及附近村庄。上午10时，敌40军的两个团向南东坊发起攻击。激战竟日，4团予敌重大杀伤后，主动撤出战斗，至长巷营地区构筑第二道防御工事，准备迎击敌人次日的进攻。 23日拂晓，一纵主力进入第三道防御地区。司令员杨得志于现场决定，以装备最好、战斗力最强的第1旅担任正面阻击敌人的任务，第2旅、第3旅集结于1旅阵地侧后，等1旅挫敌锐气后，给正面进攻的敌人以侧击，以保证1旅巩固正面阵地防御。 炮火铺天盖地，子弹像蝗虫一般，压得一旅抬不起头来。 一个个战士倒下去了。一批批伤员抬下去了。 1旅旅长杨俊生，这个江西苏区老赤卫队后代，这个从小父亲被国民党杀害的汉子眼里冒血了。他吼了一声：“老子今天倾家荡产了！旅部全体人员注意，跟我上一线！” 旅长一声吼，司政后机关倾巢而出，补充到薄弱地段。他们一边战斗，一边构筑工事，打退敌人一次进攻，筑起一道血的防线。 李达询问战况的电话又一次打来了。 杨俊生望着黑压压拥上来的敌人，很自信地回答：“请转告刘邓首长，有我杨俊生，就有1旅的阵地！” “好一个杨俊生，好一个有我无敌！” 刘伯承听了李达的汇报，喟然长叹。这位出生入死、征战沙场几十年的统帅经历过这种场面，他知道阻击强敌的前线是何等的惨烈，他甚至为这种惨烈的局面作了最坏的打算。 果然，24日下午，敌人突破了1旅6团的侧翼阵地。 人们的心一下子悬了起来。 晚上8点，杨俊生打来电话，1旅6团在朝城大队和纵队特务营的支援下，经过反复冲击，恢复了原有的阵地。 战争有时又像多米诺骨牌，一个点上的发力，就会形成连锁的轰动效应，使得全局发生根本的改观。几乎就在同一时刻，李达接到一系列振奋人心的电话：向心集结的参战部队已大部分赶到了预定地点，第二纵队的第4旅和第6旅在孔庆德的率领下，控制了邯郸西南的张庄桥、罗城头、陈家岗地区；第三纵队在陈锡联的率领下，全部集中于车骑关、光禄镇以西地区；太行第1支队和第5支队到达磁县以西地区。 至此，对敌三面包围的钳形态势形成了。 刘伯承深深吁了一口气，兴奋地对邓小平、薄一波、张际春和李达说：“现在态势非常之好！敌人钻进了牛角了，进也进不得，退也退不得，该我一个一个地收拾了！” 此时，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杨勇所部的独立第4旅和第17师的两个支队也赶到战场。刘邓感到时机已经成熟，当即向各部队颁发命令，准备发起总攻。 大战将临的气氛立即笼罩了每一个预伏的阵地。 突然，一个建议停止进攻的电话打到指挥部。 电话是在高树勋部下工作的地下党员王定南打来的。 王定南自抗日战争时期就进入高树勋的部队，经过多年交往，已经成了高树勋的好友和座上客。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高树勋，河北盐山人，出身贫寒，早年投入冯玉祥部下当兵。由于高树勋和他的新8军原属西北军，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长期以来深受歧视和排挤。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非但没有改变歧视旁系的政策，反而逼迫他们开赴内战前线，充当炮灰。高树勋对此极为不满。此次奉命北进之前，他就有意采取行动，并让王定南与共产党取得联系。早在上党战役期间，王定南即向刘伯承、邓小平就高树勋的情况作了汇报。刘邓得悉高树勋的进步倾向，遂决定王定南立即返回，动员高部战场起义。此举如获成功，在未来的平汉战役中全歼北犯之敌则有了绝对的把握。 但情况的发展却和预想发生了很大偏差。高树勋原打算带领新8军和河北民军单独北上，把所经之处的国民党兵马和伪军统统收编起来，连同他们窃据的城镇一起交给共产党。没想到蒋介石却让高树勋和马法五的三个军齐头并进，这就打乱了高树勋的整个计划。时间一天天过去，情况一天天紧急。时至今日，刘邓的野战军已经准备发起平汉线上最后的总攻。 王定南赶到三纵给刘邓打了电话，征得同意后，26日，刘邓首长派参谋长李达和王定南一起冒着流弹穿过火线前往十一战区长官部。 高树勋一见王定南，便面带愧疚地解释道：“定南，你是知道的，在新乡时，我对孙连仲提出，我愿单独率新8军、河北民军沿平汉线北上，后来孙连仲说我单独一个军过不去，就让40军、30军和我一起来，当时，我也不能对孙连仲说我能过去。你看这……” 王定南说：“这是蒋介石对你不放心，孙连仲才这么决定的。” 高树勋叹了口气：“我已有所悟。不过既然是三个军齐头并进，我也只好走一步看一步了。” “这恐怕消极了一些。”李达望着高树勋，“刘司令员、邓政委本来是同意你一个军北上方案的。但现在是三个军北上，毛主席已电令刘司令员、邓政委，决不允许三个军北上，让国民党实现在全国向我解放区进犯的战略。因此，刘邓首长希望你以民族大义为重，举行战场起义，立刻站到人民方面来。” 高树勋愣了一下：“就地起义？” “对，为了给起义留下时间，刘邓首长已经同意推迟总攻。”李达将底牌全部亮了出来，“当前正是关键时刻，现在起义，对你、对人民，对国家都贡献极大。” 李达和王定南与高树勋彻夜长谈，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高树勋在室内来回踱步，自言自语地说：“要走向革命……我是有决心的……只是……” “你这样寄人篱下，终非长久之计。”李达和王定南看出高树勋内心思绪的纷乱，话语随之尖锐起来，“退出内战，方不愧对死难之同胞；制止内战，方能告慰阵亡之将士；反对内战，方能保证八年抗战不至前功尽弃，中华民族，方有真正的复兴的希望。继续把命运系在蒋介石的战车上，高先生作为圈外的杂牌，终归难逃厄运啊！” “我被他蒋委员长欺骗已非一日，什么‘党国以为干城’？‘中正尤寄厚望’？无非是让我和八路军对垒，借八路军之手消灭我罢了。” 高树勋愤然地说着，但神情依然有些恍惚，“定南，这些事，我想了并非一日。只是……” 王定南语重心长：“建侯兄，大是大非要当机立断，切不可优柔寡断！非常之人，才能立非常之功。” 高树勋眨了一下眼睛，继而又叹了口气：“多年来和我同甘共苦的妻子，还有本军许多军官的家眷，现在都在徐州。如果我们马上宣布起义，国民党岂不要加害于她们？” 高树勋的担心合乎情理。不解决这个问题，起义就很难顺利实现。李达想了一下，十分诚恳地说：“这是一个实际问题。我马上去请求刘司令员、邓政委，设法解决。” “好！好！”高树勋的情绪明显好转，“我等你的消息！” 27日李达先行返回向刘邓汇报。 28日清晨，王定南再一次穿过火线，直接到达刘邓指挥部。 听了王定南的汇报，邓小平说：“高部现在起义，不仅对当前作用很大，对今后的政治影响也很大。定南同志，时机很重要啊！”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刘伯承在屋里踱了几步，紧接着说道：“至于高夫人的安全问题，我们可以申请中央解决。定南同志，你先起草个电文，我来签发。” 一个重大而复杂的事情，就这样三言两语、果断而干脆地解决了。王定南很快起草好电报，交给刘伯承。刘伯承看到电报上不仅有请示，而且提出了“请新四军陈毅同志派人到徐州车站，接高树勋夫人”的具体办法，十分满意，当即签了字，嘱咐立刻发出。 时间紧迫，王定南准备辞行，邓小平握了握王定南的手：“转告高树勋将军，要从大局着眼，配合我军行动，对革命做出重大贡献。” 29日下午，王定南三过火线，带来了高树勋决心起义的消息。 30日晨，高树勋脱离马法五等人，来到马头镇新8军军部。下午，高树勋召集团以上军官会议，郑重讲话说：“前方正在打仗，把你们找来，一定会想：有什么事这么要紧！是的，我们要商量的是关系我军前途命运的问题。过去的一切，大家都清楚。现在三个军北上，只有我们一个军在前方拼命。弹药不发，换防不能，增兵不准，这罕闻稀见的事，是谁授意的？大家都明白，抗日时期拨出69军，缩编新8军，对我们一再地削弱。日本投降了，他们采取自动消灭的方法，我们败了自取灭亡，胜了实力双消，而他们坐收渔利。” 说到这，高树勋停了一下，加重语气道：“根据目前的情况，应与对方协商停战，不能再打下去了！” 会场良久没有回音。 除少数军官反对，表示辞职，多数军官都拥护高树勋的决定。 当天夜里，高树勋的指挥部电话不断，他向各师了解情况，并与我方接通电话联系。刘伯承在电话里大声地对他说：“欢迎你起义，我明日将去迎接你。” 随后，刘伯承向部队发出命令，佯攻新8军，将其与马法五的部队隔开，保证起义行动成功。 平汉战役的“多米诺骨牌”倾倒了。高树勋所部1万余人的起义，不但迅速改变了平汉战场上敌我军事力量的对比，而且使国民党军的部署出现了一个大的缺口，刘伯承、邓小平可以抽出手来，全力对付马法五的40军和30军了。 走下太行奔向那广袤的华北大平原 在起义之前，高树勋考虑到与马法五等共事多年，打电话劝说马法五一道起义。马法五还想硬撑下去，予以拒绝。高树勋见争取无望，只好对马法五和参谋长李旭东说：“看来，北进是过不去的，我已经决定不走了。你们赶快回到漳河以南，我已商请八路军让你们过去。现在八路军的代表就在这里。” 马法五受到极大震撼，一时说不出话来。李旭东当即痛哭起来。他心里明白，高树勋起义后，马法五的两个军只有被歼灭的命运了。 10月29日，一队队向漳河北岸向心集结的部队雄赳赳、气昂昂地从东面广阔平坦的冀鲁豫大平原、从西面太行山满是石头的山沟、从北面临关、紫山那片蜿蜒起伏的丘陵，像流水一般汇聚到这个容纳敌我参战部队和支前群众15万人的战争大舞台，那种场面和气势是何等的宏大和壮观！ 晚上9点，仿佛有一个手指按响了剧场的电铃，总攻的大幕拉开了。随着惊心动魄的剧情一幕幕地上演，战争的捷报也一个个地传来。 刘邓所在的峰峰指挥所的地图上，一个个红色箭头不断延伸，不断发展。 北集团在王宏坤、陈再道、宋任穷的指挥下，自北向南压迫敌人，同时对南北敌人实施攻歼，先后攻克村镇20多处；东路军在杨得志、杨勇、苏振华的指挥下，已经歼灭第40军106师大部，占领崔曲、南堡、赵庄，把敌人的防御体系砸开了一个大缺口；南集团在陈锡联的指挥下，已攻占了釜阳河畔的磁县城、甘草营、高臾、中马头、阎家栈；而中马头和阎家栈之间的马头镇，则控制在已经起义的高树勋手里。 随着邯郸以南、磁县以北的釜阳河两岸全部被我军控制，战役的进展发生急剧变化。刘邓估计敌人必退无疑了。 果然，敌撤退的征候出现了。 南集团陈锡联的电话打到指挥部：“敌人一部正在核心阵地以南构筑工事，有些部队正在调动，慌乱异常……” 邓小平放下电话，对刘伯承说：“敌人要跑，我们要争取主动。” 这时的刘伯承已经在地图上圈点好，歼敌计划也随之而出：“以一纵、三纵主力，黄昏开始隐蔽运动，先敌南移到漳河以北截断敌军退路；以二纵从下面向南压，待敌脱离筑城地带，对敌人来一个向心钳击和猛烈兜击，侧重击其首脑机关，侧重击其部署体系，各个歼灭；以总预备队在漳河北岸构筑据点，以拦阻敌退路，并布置漳河南岸的侧击，以横截敌援军第32军。” “很好。”邓小平做了一个用力一夹的动作，“一纵在敌退路东侧运动，三纵在敌退路西侧运动，又是一个钳形攻势！” 陈锡联的电话又打来了，他察觉敌30军第67师进占西玉曹，目的是为了掩护十一战区部率主力退却。 “你有什么对策？”邓小平问。 陈锡联回答：“我准备派马忠全率8旅攻歼这股敌人。” 西玉曹村位于磁县以东，漳河以北，村内敌人为第30军第67师师部及第199、第200两个团，其中第199团是蒋介石嫡系陈诚卫队团的老底子，装备和战术都属一流。 这是一个强敌。而马忠全的8旅是新组建的，这是组建后打的第一仗。8旅士气鼓得足足的，盼的就是啃块硬骨头，打它一个开门红。 当晚，8旅逼迫西玉曹，一开场就打得轰轰烈烈。 为了夺取村内制高点，马忠全决心以第23团出敌不意从村西发起攻击，以24团从村南策应，打乱敌人阵脚。 命令刚一下达，22团1营营长张庆和带着两个突击队就以迅猛的动作攻上了村西沙丘，控制了寨墙。24团也突破前沿，向村内发展。黑暗中，敌人东奔西突，乱作一团。 “敌人来不及反扑，我们正好抓俘虏呀！”3连连长靳小瑞边喊边组织部队冲进敌人营房，逼得敌人无处藏身。 1营副营长吴金栋是个老红军，他抱着挺机枪，哪儿危险哪儿就有他。在已经多处负伤的情况下，他仍然坚持战斗，看见敌人从哪儿反扑他就往哪儿扫射，直到牺牲前的最后一瞬间，他还扣了一下扳机，突突了一串敌人。 就这样，8旅经过昼夜血战，全歼西玉曹守敌，活捉了敌第67师师长李正学。 31日下午，李达将一幅最新绘制的战役形势图挂在峰峰指挥部的墙上。平面的地图展现的是立体的战争画卷。敌人已成强弩之末，正在采取逐村掩护的战法，脱离筑城阵地，向南突围。 为了打破敌人南逃计划，我各路大军正在编织一张大网。 杨得志指挥一纵从东面，陈锡联指挥三纵及其他部队从西面，分成多路纵队，对向南逃之敌实施扇击；陈再道、秦基伟指挥二纵和冀南军区部队，由北向南跟踪追击；杨勇、张廷发指挥太行、冀鲁豫军区部队，前出至漳河南北兜击。 包围圈中的敌人，完全陷入人民战争的火海之中。敌十一战区副司令马法五率领的2万人，先是被我军跟踪追击，然后受到两面截击，随后又遭到迎头堵击，一时乱了阵脚，慌乱中窜至前后旗杆章、辛庄、马营一带据守顽抗，呼叫求援。被阻隔在漳河南岸的敌后续部队第32军，为解马法五之围，随即以主力向我前伸至漳河南岸的部队发起猛攻。 “时间紧迫，要迅速打开局面，绝不能让敌32军加上来！”邓小平分析了战况后说，“现在战役已经进入决定性阶段。我们首要的任务，是不能让马法五跑掉！”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刘伯承紧接着说，“五个手指按跳蚤不行，要集中第一和第二两个纵队，先解决马法五的长官部！” 侦察情报很快送来了。马法五的长官部设在前旗杆章。 刘邓当即决定，一纵主力从东，二纵从北，猛攻前旗杆章。 总攻令下，杨得志、苏振华迅即做出部署：第1旅、第2旅主力分由马营东南和东北攻击马营，第3旅并二纵19团，向前后旗杆章攻击。 下午4时，战斗发起。担任主攻的7团3营首先突入马营。 绝境中的敌人拼死反抗，战斗异常惨烈艰苦。 8连指导员徐三泰和营部通信班长等，被敌人包围在一个独立院落的棉花房内，弹尽负伤，被敌人捉住活埋。20团突击部队攻入前旗杆章东部，激战中伤亡惨重，团长王大顺壮烈牺牲。16团由东南，19团由西南突入前旗杆章，但遭村内数倍敌人的顽强阻击，经激烈战斗，仅夺取突破口附近的部分院落，16团参谋长刘翻身壮烈牺牲。19团2梯队继而增援，但遭敌密集火力封锁，被压迫在突破口外。 突入部队不得已于拂晓撤出战斗，而最先攻入前旗杆章的16团却被敌人包围在村内，与一纵指挥部失去了联系…… 11月1日上午，杨得志、苏振华决心放弃对马营和后旗杆章的攻击，集中主力，采用刘伯承惯用的“猛虎掏心”战术，重点攻击前旗杆章，实现首先击灭敌首脑部的要求。 杨得志把突击的任务又交给了杨俊生。他让杨俊生攻入前旗杆章后，迅速与困在村内的16团取得联系。自白天以来，已听不到前旗杆章村内的枪炮声，杨得志沉默了一会儿，说：“如果16团已经被敌人吃掉了，就由你们单独执行攻击敌首脑部的任务。你们肩上的担子很重，全纵队都在看着你们。” 杨俊生刚刚接受命令，一旅那边已经口号震天：“坚决打掉敌人长官部！” “英勇杀敌，为人民立战功！……” 此时，太阳已经坠落，四周的田野笼罩在静谧的黄昏之中。 没有冲天的红绿信号弹，也没有激昂的军号声，刚刚在崔曲前线旗开得胜的3营教导员周涤民，又一次带着7连隐蔽接近前旗杆章，出敌不意地在西南角打开突破口，迅速向村内扩展。 敌人经过昼夜苦战，已十分疲惫，除了警戒分队和值班火器外，其余都在地堡、工事、战壕内东倒西歪地休息。7连和随之拥入的突击部队如同神兵天降。惊得敌人呆滞了片刻，才仓促进行反抗。而那些来不及反抗的竟边撤边放火引燃沿街房屋，企图用大火阻住攻击部队。熊熊烈火、浓浓烟雾之中，喊杀声伴着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响成一片，把前旗杆章搅得沸沸扬扬。 2营攻到马法五长官部驻扎的黄龙庙西侧，遭到猛烈火力袭击。敌人几乎将所有的轻重武器全部集中在这个依托庙宇围墙修筑的工事里，砸锅卖铁，孤注一掷了。 一次次攻击，一次次受阻。倒下一批勇士，又冲上去一批勇士。 教导员周涤民也负伤了，他把7连指导员石玉昌、九连指导员李赞香喊来，喘息着说：“不管有什么困难，你们都要想办法克服……一句话，拼命也要拿下马法五的长官部！” 石玉昌和李赞香立下军令状：“放心，打不下马法五长官部，我们不来见你！” 决死的战斗开始了！在强大的火力的掩护下，石玉昌带领突击队架起长梯，从庙墙东面攀援而上，与扼守的敌人展开白刃格斗。 敌兵在长官的督战下，成群成群地疯狂反扑，先是用机枪、冲锋枪滥行扫射，继而用手榴弹、手雷野蛮投掷，接着又用石块、枪托、滚木、门板、开水，打砸泼洒登梯攀墙的突击勇士。 7连、9连前仆后继，轮番架梯攀登，终于以血的代价打开黄龙庙突破口，首先冲入敌长官部，打乱了敌人的指挥系统。 顽抗的敌人失去了指挥，顿时乱作一团，忽然又像得到什么召唤似的，一窝蜂朝西南方向仓皇拥去。 原来是马法五带着贴身卫队向那边突围逃窜了。 “决不能让马法五跑掉！”杨得志一声令下，1旅、2旅、3旅全部出动，沿着田间地野追击溃逃的敌人。 真是兵败如山倒。刚刚还气势汹汹像群恶狼的敌人，转眼间互相践踏，成了一群被打断腿、砸断脊梁的丧家之犬。 旗杆章西南几公里的野外，像个围猎场，追击的、截击的、阻击的部队各显神威，用上了十八般武艺。有的战士跑得快，冲到前面把敌人的退路封锁，敌人只好又往回跑，正撞在追击战士的枪口下；有的连队看到敌人不追，抄近道赶到敌人前面潜伏下来，等到敌人来到，轻重武器一齐扫射，像割麦子一般；还有的机枪手，杀开一条路，闯到敌人中央，抱着机关枪转着圈地突突，好像平地里刮起了旋风…… 11月2日中午，一纵3旅2团警卫连传来捷报，他们活捉了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至此，平汉战役胜利结束。 刘邓出手不凡，连续打了两场胜仗，挫掉蒋介石的锐气，毛泽东对此非常高兴，从陕北专门发来贺电。 上党和平汉战役结束后，晋冀鲁豫军区根据中央的指示，对全区部队进行新的编组，共组成6个野战纵队： 第一纵队：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苏振华； 第二纵队：司令员陈再道，政治委员宋任穷； 第三纵队：司令员陈锡联，政治委员彭涛； 第四纵队：司令员陈赓，政治委员谢富治； 第六纵队：司令员王宏坤，政治委员段君毅； 第七纵队：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张霖之。 至此，整个晋冀鲁豫军区野战部队和地方部队发展到31万余人，武器装备也在上党、平汉两大战役中得到改善，基本完成了从游击战到集中的运动战的转变。 12月底，晋冀鲁豫军区总部在刘伯承、邓小平的率领下，整队出发，离开了太行山这个8年抗战的根据地，离开了赤岸这个小山村，离开了在阳光下波光闪闪的清漳河，以拥有6个纵队的正规野战军的建制，向东迈进，奔向那广袤的华北大平原，去迎接更大的战斗。 第四章 五战五捷，刘邓大军旗开得胜 “决不允许出现第三种前途……” 1946年6月28日清晨，十几匹骏马疾驰在尘土飞扬的邯郸道上，由北向南奔去，马蹄扬起的漫漫黄尘，像浓雾般弥漫开来。 跑在最前头的，是一匹栗色高头大马，四蹄生风，马背上端坐着一位身材魁伟的军人。他猛然用力挽住马缰，等着身后那匹枣红色骏马。端坐马上的是刘伯承司令员，骑枣红色马的是邓小平政委。 跟在这两位野战军首长身后的，有薄一波副政委、张际春副政委、李达参谋长和随行人员。他们骑马从晋冀鲁豫解放区的首府——邯郸出发，要到河北磁县马头镇去。参加在那里召开的第三、第六纵队解放战争自卫反击誓师动员大会。 马路扬起的灰尘，盖过路旁刚刚收割过的麦茬地，朝霞初现，地里显得一派流金泛银。 刘、邓勒住马缰，这支马队的行进速度逐渐缓慢下来，尘土渐渐消散，路旁的景物已清晰可见。平汉路从新乡到邯郸的废路基，像一条残破的干涸了的沙河堤岸，被大水冲得到处沟渠纵横。火车站被拆除了，路轨早已不见踪影，过去老远就能望见鲸鱼脊般的路基，现已挖成一道道深沟，水塔残破不堪，机车成了一堆废铁。在轱辘朝天的车厢上，国民党军用漆涂抹的“青天白日”图案，依稀可辨。那白漆写成的标语，仍历历在目：“戡乱才能建国，华北必须收复”“三个月消灭共产党”“打通平汉线，运兵大东北”“踏平太行，生擒刘、邓”…… 刘司令员看到这里，先笑了起来，说：“用不着踏平太行，刘、邓就在平原上！” 刘司令员揽着缰绳，用衣袖擦擦眼镜片上的尘土，笑着对邓小平讲：“他可真敢胡吹啊！3个月能消灭共产党！癞蛤蟆打哈欠，口气不小！” 邓小平笑着说：“蒋介石在这邯郸道上，还一直黄粱未熟哩！” 刘伯承继续说道：“前几天我到新乡谈判时，国民党叫嚣战争，我当面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再做黄粱美梦了，中国共产党人是不怕战争威胁的。” “是啊！”邓小平看了看左右的人，言简意赅、语重千钧地说：“既然他们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我们只有坚决奉陪到底！” “止戈为武，戈禾合我。”刘伯承接着说，“我跟国民党谈判代表们说，我们不要打仗了。抗战八年，人民需要休养生息，我们应当化干戈为玉帛，把大炮打成犁头吧！他们把我们的和平愿望，当成了软弱可欺……” 十几匹骏马在邯郸古道上又奔跑了一阵。只见晨烟蔼蔼，绿树森森，马头镇在望…… 当刘、邓来到马头镇村头，第三、第六纵队和旅的首长陈锡联、王近山、杜义德、肖永银、赵兰田、李德生等均已站立在马头镇村外，等候多时了。 刘、邓径直来到会场。这一天天气晴朗，和煦的南风吹遍大地，四野一片静谧…… 钢铁战士们，都在屏息凝神地等候着刘邓首长到来。刘、邓在陈锡联、王近山等陪同下，刚刚转过村口时，被等在广场上的战士看到了，立即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海涛般的口号声…… 誓师大会选择在马头镇村西的开阔地上，人们在煤堆上用木板搭成高高的检阅台。从这里透过一排排垂柳青杨便可以看到旧中国时期赵武灵王修建的丛台。那气势宏伟的丛台掩映在古柏苍松之间，向人们讲述着一段古老的故事：武灵王继位之初，赵国势衰，经常受秦、齐等国的威胁和匈奴、胡人等外族侵扰，赵国无力抵抗，经常吃败仗。赵武灵王在率兵抗战中发现，胡人穿的衣服短小，骑马射箭十分方便，而自己的将士都是宽袍博带，乘的是笨重的战车，行动极其迟缓。于是赵武灵王决心趋利避害，改革部队的服装，要部队离开战车，也学骑马射箭。但他的主张立刻受到王公大臣的反对。赵武灵王知道不改革很难战胜敌人，于是便身先士卒，自己带头穿着胡服，骑马射箭。赵国从此强大起来，军队屡战屡胜。赵武灵王为了观看操演，庆祝胜利，便在这里大兴土木，筑起了一座规模宏大的丛台。 刘、邓站在台上，检阅了自己的部队，战士们坐在广场上，横看成行纵瞧成列，肩上的刺刀发出耀眼的光芒，部队剪裁刀刻般整齐地坐在那里，成排成行的轻重机枪整齐地摆在地上，迫击炮都上了驮马，指战员高举手臂，呼着口号…… 邓小平在台上讲话：“……国民党撕毁了停战协定，对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敌人以193个旅（师），约160万人向解放区发动进攻。用来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兵力，有28个旅（师）约25万多人……” 邓小平神情振奋，声如洪钟，他把当前战场的严重形势告诉部队，以斩钉截铁的口气进行作战动员：“经过八年的艰苦抗战，人民胜利了。人人希望把大炮打成犁头，让坦克改装成拖拉机下地耕田。但战争与和平一样，不能仅仅是一方情愿。蒋介石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我们只有奉陪到底！” 下午1时，又在马头车站的煤仓里召开了纵队连以上干部会，由薄一波副政委作动员。薄一波详细地介绍了蒋介石全面进攻解放区的部署之后说：“现在不要看还没有什么大的动静，其实蒋介石像浮在水上的鸭子那样，埋在水里的两只脚忙得很啊！” 说到这里，薄一波面色严峻，向大家简明扼要地讲了当前的敌情。他说：“蒋介石这一次又下定决心‘剿匪’了，他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不见棺材不落泪，非把我们这些人置之死地而后快不可……蒋介石挑起内战，现在已经打上门来了。我们敢不敢迎战？怎样迎战？有没有把握？毛主席几天都没有睡觉。结果究竟怎样，现在谁也不能说清楚。我告诉你们，党中央对形势早就作出判断和估计。一句话，这场仗是非打不可了。形势是严峻的，摆在我们面前只能有三种前途：一是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二是两败俱伤，相持不下；三是我们打输了，重新背着小包袱回太行山打游击。要争取哪种前途，只有靠我们自己！” 字字千钧，敲击在每个人的心坎上。大家都懂得过去背着小包袱在太行山打游击的滋味。离开会场时，没有一个人说话。但会后各个连队讨论的时候，大家都踊跃发言，纷纷表示决心：要争取第一个前途，避免第二个前途，绝对不允许走上第三个前途。 誓师大会后，刘伯承和邓小平率领主力离开豫北，以风驰电掣的速度向鲁西南挺进。 战争开始时，形势十分严重。国民党在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上都占很大的优势。国民党有着一支430万人的军队，其中正规军248个旅，约200万人，拥有坦克、飞机等现代化的装备，包括接收的100万日军装备，和美国为之装备的45个师（旅）的现代化、机械化装备。国民党统治着全国3/4的地区，约有3亿人口，控制了大城市、战略基地和交通要道，并取得美国政府在军事上、财政上的巨大援助。相比之下，人民解放军只有120多万人，其中的正规军仅存61万，缺乏现代化武器装备。解放区人口1亿，刚刚开始土改，后方并不十分巩固。 在这种险恶的形势下，国民党反动派企图首先消灭中原我军，然后攻占苏皖，再进攻华北，妄想在3个月、最多6个月的时间内解决关内问题，然后再解决东北问题，最后消灭我党我军，摧毁解放区。 敌人执行上述的战略计划，靠的是津浦路、陇海路和平汉路几条大动脉。 刘伯承、邓小平心急如焚。为了迫使围追中原军区部队的国民党军回援，配合中原突围和山东、华中野战军的作战，他们主动向中央请示，计划把晋冀鲁豫野战军的作战重点放到豫东方向的陇海路徐州、开封段，从战略上调动和歼灭敌人。用刘伯承的话说：“我们的铁锤首先要击在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大动脉——陇海线上！打乱敌人发动内战的部署和时间表！” 陇海线是国民党军从统帅部通向华东、华北、西北、东北的生命线，兵力靠它运送，物资靠其周转。敌人为保护这条生命线，在六七十里纵深的地带配备着重兵，到处都是据点、封锁沟、封锁墙，还派出不少支部队往来巡逻。铁路线上还有铁甲车、压道车，防守十分严密。 8月，在酷暑难当的豫东，刘邓率领三个纵队，临机制宜，以神奇的动作跨过黄河故道，在陇海路开封至徐州50公里宽的正面上，突然向敌人发起进攻。仅用两天的时间，在开（开封）、徐（徐州）段攻下兰封（今兰考）、三义家、罗王、李庄集、杨庄、刘堤圈、柳河集、李坝、野鸡岗等车站据点，歼敌5，000余人，控制并击毁铁路150余公里。在敌人的大动脉上，刘邓大军控制了150公里铁路，这大大震动了敌人的统帅部。 8月13日，国民党55师的一个旅出兵西援；第68师由开封东援；此外，蒋介石又从追逼中原军区突围兵力的队伍中，调回整编第3师、41师和47师，向开封急进。 刘伯承和邓小平乘敌增援未至，一面钳制敌人，一面攻克杞县、通许两城，相机又攻占陈留，随即连取虞城、砀山等地，直打得敌人猝不及防，焦头烂额。 这时西面敌人到达开封、新乡，东面敌人抵砀山、夏邑，妄图东西钳击刘邓大军，在此情况下，刘邓指挥部队及时撤回陇海路北休息。 8月23日，陇海作战胜利结束。 王疯子要“烧草铺” “共党刘邓部异军突起，乃我心腹大患！我国军数10万正在向中原进剿，刘邓竟突破了陇海路，直逼徐州、郑州，继而威胁南京！短短10天，让他们连下5城，破路300里，你们这些人都干什么去了？！” 蒋介石将一枝粗大的红蓝笔扔在郑州绥靖公署的作战沙盘上，阴冷的目光直逼人称“福将”的绥靖公署主任刘峙。 刘邓大军一出陇海线，仅用两天时间，就在国民党中原防御体系上突破了150公里长的大豁口，这大大震动了国民党军的统帅部。蒋介石在南京黄埔路官邸呆不住了，带着陈诚等随员乘飞机亲临郑州，部署对我军的反击。 刘峙嗫嚅着嘴唇刚要解释，蒋介石把手一挥：“我不要听你的解释。陇海路遭破坏的事实，已经说明了你们的失职！无能！” 刘峙保养很好的胖手指着沙盘上的大别山，欲言又止。 蒋介石沉着脸：“我知道你要说在大别山进剿李先念，分不出兵来。那么我来问你，进剿了两个月，李先念的部队哪里去了？如果抓住一头，丢了一头，还算功过相抵，两头全部丢掉，你们有何颜面回报党国的信任？” “报告总裁。”刘峙终于鼓足勇气，“我想说的是，只要分出一部分兵力，迅速集结于鲁西南，我敢保证，即使不能全歼刘伯承的共军，也会给予最有力的打击，使之不能在陇海路东段自由进出！” “不仅仅是陇海路，还有平汉路。”蒋介石目光逼人，“这一仗不打则已，打，就要把刘邓赶回太行山去！” 陈诚赶忙接过话来，他手指沙盘，说道：“遵照总裁部署，现着令徐州绥靖公署之第5军、整编第10师及第88师所属5个旅，分3路自徐州、砀山、虞城地区向单县、成武、鱼台地区进击；着郑州绥靖公署第5绥靖区孙震之整编第3、第41、第47师全部及第四绥靖区刘汝明之整编第55、第68师各1个旅，分3路自封丘、开封、考城、商丘地区向东明、定陶、曹县地区进击。目前，刘伯承在陇海路得手后，远离后方，既不敢南下，又不肯过河，因此我军形成钳击之势后，就打他个立足未稳，举棋不定！至于这次会战的总指挥……” 陈诚的目光转向蒋介石。蒋介石微阖双目，点了一下头。 陈诚提高声调：“仍由郑州绥署长官刘峙担任！” “校长！……”刘峙自己也没想到，打了败仗还能升官，一时激动得嘴唇颤抖，话也说不下去了。 在场的徐州绥署主任薛岳等人睨视着一身肥膘的刘峙，看着他那肥唇、肥腮、肥肚“噗哧、噗哧”，好像又吃又喝紧忙乎的样子，目光无不带着几分讥讽。 刘峙在国民党军队里虽威望不高，但也算得上老资格了。他1916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堂，1924年又当上了黄埔军校的教官。因此，国民党军人中最吃香的两大派系——保定派、黄埔系他都沾得上。但是，论战绩，刘峙却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记录。令人奇怪的是，他却一直受到蒋介石的赏识，官运亨通。久而久之，也不知是羡慕，还是挖苦，他的同行们就送给他这么一个雅号：“福将”。 刘峙终于把所有的激动全部吃喝下去了，运足了底气道：“校长！担此重任，刘峙虽肝脑涂地，也在所不惜！” “要迅速掩蔽，马上开进……”蒋介石的眼睛睁开了，巡视了一下众人，“要亲临前线督导！” “是，马上开进！”刘峙命令王仲廉、王敬久、刘汝明、赵锡田各归本部，立即按照蒋介石的命令：“马上开进。” 菏泽，一间普通的农舍里，刘伯承、邓小平和各纵队领导坐在一张铺着地图的农家饭桌四周，久久没有人说话。 空气有些沉闷，屋外，狂风暴雨，电闪雷鸣，似乎要把这间茅草盖顶的屋舍掀翻。一道雪亮的闪电光亮射入低矮的窗棂，划过饭桌上的地图。刹那间，地图上从东西两个方向伸过来的蓝色箭头，像是两颗正在咬合的鬼牙，尖利、阴森。 邓小平和刘伯承交换了一下目光，站立起来，打破了沉闷：“情况大家清楚了，敌人从津浦路方向上过来的共3个师，其中两个是蒋介石的王牌部队。蒋介石一共有五大王牌，这一下把两个拿出来了。第5军和11师全部美械装备，战斗力强，比较难对付。西边来的敌人数量多，但战斗力不强。针对这一情况，我考虑有两个方案：一个是暂时避开敌人的锋芒，将我主力迅速撤到老黄河以北休整一个短时间，尔后再寻机会，南下歼敌。这个方案我们从局部情况考虑，是比较有利的，但这样一来，势必增大对陈毅、李先念的压力，对全局不利。另一方案是咬紧牙关再打一仗。这样，我们的包袱会背得重些，但陈毅，李先念他们那里就轻松多了！我的意见以第二方案为好。” 刘伯承笑着看了看他的战将们：“我同意邓政委的意见。蒋介石是饭馆子战术，送来一桌还不等你吃完，又送来一桌，逼着你吃，来而不往非礼也，既然送来了，我们就放开肚皮吃哟！” 往常这个时候，刘伯承一席风趣的话，肯定会引起战将们的哄堂大笑。然而今天，他们实在有些笑不出来。如果他们只是一个士兵，一声令下，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会毫不犹豫地冲锋陷阵，但他们都是带兵的人，是领兵一方的将领，他们的肩头担着千钧重担，他们需要考虑部队的承受能力。连续半个月的陇海战役，部队极度疲劳。伤亡很大，伤员来不及转运，弹药来不及补充，而面临的敌情又是如此严重，如果打，必将是一场残酷的恶战。这种情况，换成谁，都会掂量掂量个中的沉重。 作为野战军的两位统帅，刘伯承、邓小平理解他们的心情。 邓小平走到窗前，缓缓说道：“我们这个部队，在外边名声很大，都叫什么刘邓大军。其实我们就这么点家底，兵不足5万，外加几门山炮、迫击炮，弹药也很缺。我们部队的这一批战士，大部分是翻身解放的农民子弟，素质很好。陇海战役伤亡5，000人，补充不多，拿这批骨干打，实在有些心疼……” “邓政委！不要说了……”王近山霍地站起来，“我赞成打！就用我们六纵打吧！比起其他纵队，我们六纵最年轻，拿我们去拼，即使拼光了，只要对全局有利，一个字：‘值’！” “舍不得卒子保不住车，为了全局，我们情愿做出牺牲！”三纵司令员陈锡联站起来。 “一号（刘伯承）、二号（邓小平）！下命令吧！”各纵队司令员政委“呼啦”一声全都站立起来。 “同志们，”刘伯承望着齐刷刷站起来的一群爱将，略显动容，“我曾经说过，我们晋冀鲁豫野战军处在四战之地，向东要协同山东、苏北的部队作战，向西要配合陕甘的部队对敌。所以人民习惯地把我们晋冀鲁豫野战军称为‘四战之军’，今天，正是全局考验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担负起四战之军的光荣！” 说罢，刘伯承走到地图前：“蒋介石这一次是下了大赌注，伸出两个大铁钳想把我们钳死在这里。但他这两个钳子看似一般粗，实际力量不同。西边的这一路，数量虽然多于东路，但多为杂牌军，其中只有整3师是蒋的嫡系。该师一向号称‘能攻善守，所向披靡’，中将师长赵锡田毕业于黄埔一期，与刘峙有师生之谊，又是陆军总司令顾祝同的外甥，因而骄横跋扈，目中无人。如果我们吃掉他这个主力，则可断其西路；剩下东边一路，自然成了跛脚，我则可以趁机分割围歼，各个击破！” “司令员，就把歼灭整3师的任务交给我们吧！”王近山又是第一个请战。 “好，我支持你。”邓小平发话了。 “政委说了算，整3师就交给你了！”刘伯承用手指着地图，“记住，消灭整3师，要先给他让出一块地方。也就是说，要节节阻击，诱敌深入，直到把他引进大杨湖这个坟墓，再消灭他！” 8月25日，正在鄄城附近休整的六纵接到撤离的命令。 王近山还是老传统，立刻组织部队还床板、扫院子、水满缸，检查群众纪律。一切准备停当，电话铃响了。王近山一听，是邓小平打来的，立即汇报部队撤离有序，群众纪律已检查。 “不！”邓小平打断王近山，“不要扫院子，也不要水满缸。” 王近山心里直犯嘀咕，首长这是怎么啦？邓政委抓纪律一贯用铁腕，动真格的，今天是怎么了？是不是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耳机里邓小平的声音在继续：“要仓促一些，要慌一些！破烂装具可以丢一点子，背包也可扔掉它几个……撤退不是要镇静，而是要慌忙一点……” “这，莫非是……”王近山想到这里，用拳头猛击一下自己的太阳穴，“兵不厌诈，这是诱敌深入啊！……” 原来，面对敌人新一轮的钳击，刘伯承、邓小平决心实施大踏步进退，调动敌人，避强击弱。行动之前，先造声势，后率主力秘密西进，寻机歼灭运动中的敌人。 国民党东西两路大军同时出动，整3师遥遥领先，连续击退共军数次阻击，正在向大小杨湖地区挺进。雨后的鲁西南，艳阳高照，天气格外晴好。刘伯承令主力放弃一部分城镇，跑步向北撤退。整3师没有费劲，就占领了大杨湖、天爷庙、大黄集地区，同侧翼整编47师远远分离。 此刻，整3师师长赵锡田坐在吉普车上，手持步话机，得意地向刘峙报告：“刘伯承已溃不成军，我用不了两个礼拜，就可以占领整个冀鲁豫，把他赶上太行山！” 刘峙虽也狂，但对刘伯承的足智多谋、英勇善战的将帅才干，却也畏惧。他告诫赵锡田，不可轻敌，并用密语问要不要飞机配合。赵锡田认为刘峙多虑，竟用明语在电话上高声说： “飞机不需要了，就凭这点装备，共军就不堪一击了。” 刘峙斥责地问：“为什么不讲密语？” “不要紧，共军没有这个东西！”赵锡田回答说。 此时，不但骄横的赵锡田对刘伯承的意图毫无所知，就连国民党的最高统帅部也被蒙在鼓里。一份份来自前线的战报，使身在庐山的蒋介石大受鼓舞，特地发来电报，对整3师传令嘉奖。 刘峙的顾虑彻底打消了，立即从郑州赶到前线视察和慰劳。“为了发展大好形势，迅速扩大战果”，刘峙临时改变部署，将整3师和整47师会攻定陶的计划改为整3师单独攻菏泽，47师单独攻定陶。然而他做梦也没想到，这样一来，两师之间的间隙进一步扩大，恰恰给我军帮了个忙。 9月3日，敌整3师孤军奋进，又一次“击退”我军“阻击”，顺利进入大小杨湖。但是，他们再也出不来了。 “王近山吗？你们准备得怎么样了？”刘伯承电话打到了六纵。 此时的王近山已经深入到距大杨湖只有几百米的最前沿。“司令员，请你放心。我们准备好了一切，坚决歼灭整3师！六纵即使剩下一个连，我当连长，杜义德当指导员。我要求战士们把自己的子弹、手榴弹统统打到敌人身上去，最后用牙齿咬，也要把敌人咬死！” “好！”刘伯承赞许道，“近山同志，你的决心很好！这一仗如若我们打不胜，冀鲁豫平原我们就站不住！还要背起包袱回太行山啊！你们今天晚上的任务很艰巨，只要消灭了大杨湖的敌人，整个战役就会有很大的变化。” 刘伯承放下一个电话，又拿起一个电话。听了七纵司令员杨勇的汇报，刘伯承进一步说：“杨勇同志，冀鲁豫解放区，是你们亲手创建的，是你们用鲜血从敌人手里夺来的，假如我们不把这股敌人消灭，这里的人民不但要遭受敌人屠杀，你们也将前功尽弃！” “刘司令员，我懂了，我们一定要彻底消灭整3师！”杨勇的声音把电话机震得嗡嗡直响。 最后，刘伯承又同陈锡联、陈再道两位纵队司令员一一通了电话，询问了他们的准备情况，对邓小平说：“可以开始总攻了。” 邓小平点了点头：“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到六纵去。” 深夜，23点30分。三颗红色信号弹从六纵主攻旅的前沿指挥所升起，如同瑰丽的朝霞染红了半个天空。紧接着，密集的炮火砸向大杨湖东南角整3师师部及其59团团部的结合部。 在此起彼伏的炮火中，敌人的堑壕、鹿砦、铁丝网、掩蔽部，像是大火燎着了的马蜂窝，纷纷扬扬飞向半空。 与此同时，担任主攻的54团1营3连战士们，像一把锋利的尖刀飞速向敌人阵地插去，首先占领了敌防御要点大土围子。 在漫天的硝烟中，1营教导员朱辉拎着一篮子手榴弹，带着突击小分队钉子一样往村里楔去。随后，1连在左，2连在右，成剪刀形撕开缺口，突入村内。 “突突突”、“叭叭叭”，被炮火震昏的敌人醒来了，拼命用机枪封锁前进的道路，子弹打得像飞蝗一般。 突击队前进受阻，朱辉急得两眼冒火，手一挥：“爆破组！炸掉敌人火力点！” 由于敌人火力太猛，一连出动两个爆破组，都没有成功。红了眼的朱辉顺手抓起九颗手榴弹，一气掖在腰里，“嗖”地站起来，亲自带着爆破组冲了上去。“轰！轰！”两声巨响，敌人的机枪哑巴了。1营的战士们像决堤的洪水卷了过去。 2营、3营相继从左右两翼突进去，团长卢彦山也带着指挥所随之跟进，从而牢牢地控制了大土围子核心阵地。 敌人惊慌了，集中主要兵力，在强大炮火的配合下，向54团坚守的大土围子包抄过来。 “团长，咱们被包围了！” 这颗钉子显然把敌人楔痛了，轮番向54团阵地发起冲击。 卢彦山集中全团轻重火器，组成了一道环形火网，遏制着来自四面八方的进攻。 战士们依附着残垣断壁沉着地射击着，一排排密集的子弹，一阵阵冰雹般的手榴弹，把大土围子搅得像龙卷风的中心。 一次、两次……敌人连续9次的进攻被打退了！ 当敌人发起第十次进攻的时候，全团的子弹几乎打光了，手榴弹成了战士们唯一的火力。 “节约弹药，等敌人靠近了再给他吃‘西瓜’！”7连连长黎智富身边摆着两筐手榴弹，沉着地指挥连队，“一、二、三！喂它个鳖犊子！” 轰轰隆隆，手榴弹排炮一样砸了过去。这时的黎智富几乎成了一门榴弹炮，手榴弹甩得最多、最快，当他头部中弹倒下的时候，竟有几百根弹弦铺地。为他织了一张灵床…… 敌整3师号称“能攻善守”的王牌精锐，倒下一批又拥上来一批。 7连的手榴弹甩光了！全营的手榴弹甩光了！教导员朱辉喊了一声：“吹冲锋号！”随即带领战士们挺着雪亮的刺刀冲向敌群。 战场上的爆炸声隐去了，号声、杀声、刺刀撞击的金属声和敌人的哀嚎声却交织在一起，震得地动山摇。 激战中，朱辉身负重伤，鲜血浸透了军衣，临终之前，他拉着排长孙全贵的手，说了一个字：“打！……” “同志们！”孙全贵喊了一声，觉得四野有些空旷，才发现周围只有他和李三元、孙玉顺、刘心恒四个人。一股热血涌上孙全贵的头顶，他死死攥住枪柄，像指挥千军万马一样喝令：“为教导员报仇！为同志们报仇啊！” 四个人像四只下山的猛虎冲向敌群，“咔嚓、咔嚓”一阵拼杀，敌人就像谷穗子似的倒下一片，其余的也被逼到巷口。李三元一个虎跳，抓住一挺正在射击的机枪，和敌人争夺起来。枪口滚烫，烧得手掌吱吱冒油，他硬是不肯放手。正在争夺中，三个敌人端着刺刀向他冲来。孙全贵、孙玉顺、刘心恒见状，扔掉已经拼弯的刺刀，从腰里拔出钢锹扑过去，抡圆了砍向敌人的脑瓜，刘玉恒又反身掐住机枪射手的喉咙，终于夺得了久违的火器。 一挺机枪守着巷口，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之后，巷口上只剩下刘心恒一个人了。他从牺牲的战友们手里接过机枪，一边射击一边默念道：“只要老子在，兔崽子们就别想上来……” 团长卢彦山眼看着齐装满员的一个突击营打得只剩下一个人，不由得泪水模糊了…… 我54团孤军陷入重围，49团攻击受阻，52团第一个冲锋就伤亡400多人……战场上的形势愈来愈严峻。 “叮铃铃……”正在一线指挥作战的王近山抄起话筒，耳机里传来邓小平的声音：“王近山同志，我和刘司令员就在你的指挥所里。这一仗打不好，我们就一起背上包袱回太行！回去告诉毛主席，他给的任务我们没有完成。大杨湖拿得下来拿不下来？拿不下来就把部队撤下来！” “报告首长。”王近山着实感受到了邓小平话语中的分量，回答得斩钉截铁，没有丝毫犹豫，“我王近山今天把铺草烧了，拼老命也要把大杨湖拿下来！” “接18旅！”王近山立刻要通主攻旅的肖永银，“老肖！我再给你一个团，能不能拿下大杨湖？！” “拿不下来我把脑袋拿给你！”肖永银听得出王近山这是要烧铺草了。 “好！你记住，整3师和我们同样伤亡巨大，紧要三关，在重载的骆驼身上再多添一根草，也能把它压趴下！告诉同志们，刘司令员和邓政委就在纵队指挥所里等我们的好消息！……” “刘司令员、邓政委在指挥我们！” 一时间，振奋人心的消息传遍整个前沿阵地。 战斗更加激烈了。我54团仍像钢钉一样死死地钉在大土围子上。轻伤员拿起武器继续射击，重伤员在阵地上爬来爬去搜集弹药，卫生员放下绷带和敌人厮打在一起，司号员用军号砸碎敌人的脑壳，团长、政委、机关干部、勤杂人员统统拿起了武器，和敌人个对个地拼杀…… “同志们，增援部队上来了！”卢彦山看到空中升起的信号弹，一挥手喊道：“冲啊！……” 淬过火的钢钉顿时化作一柄利刃，向敌人穿去。 枪炮轰鸣，杀声震天。各个部队像一股股铁流卷了过来，一面面弹痕累累的红旗，在炮火硝烟中飞舞、飘扬。 大杨湖终于拿下来了！ 卢彦山见到王近山的面，放声恸哭起来：“司令员！54团拼光了呀……” 以大小杨湖为中心的定陶战役，意义重大。此战不仅消灭了一个整3师，而且又乘势消灭了整47、41师的4个旅，取得了歼敌1.7万余人的重大战绩。连同其他战场在内，蒋介石发动内战仅一个月，损兵折将超过数万，露出败相。4天后，毛泽东亲自执笔，在延安的《解放日报》上发表了《蒋军必败》一文：这是继中原我军突围胜利与苏中大捷之后又一次大胜利，这三个胜利，对于整个解放区南方战线，起了扭转局势的作用。蒋军必败、我军必胜的局面是定下了。 “蒋家御林军”的覆灭 鲁西南作战连战连捷，陈赓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在晋南与胡宗南也打得热火朝天。胡宗南当过国民党第1师师长，两人可谓“门当户对”。如今，蒋介石把胡宗南放在西安对付延安；毛泽东把陈赓派到晋南，保卫陕甘宁和晋冀鲁豫解放区的侧翼安全。于是，“门当户对”的他们，一秦一晋，毗邻相争，也算是“冤家路窄”。 论地位和实力，陈赓显然比不上胡宗南。胡宗南官做得大，当上了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坐镇西安，控制着关东、关中和豫西的大片土地，手下辖有11个军，34个师旅，几十万人马。陈赓仅是一个纵队的司令员，手下只有3个旅和一些地方部队，地盘更是小得可怜，而且夹在胡宗南和阎锡山的中间，没有多少回旋余地。 凭着这些，胡宗南自然不把陈赓放在眼里，而陈赓偏偏不信这个邪，金刚钻似的要和他这个老同学、老对手硬碰硬地较量一番。 7月上旬，为了配合阎锡山打通同蒲路，胡宗南出动了3个整编师，会同阎锡山的1个军，分别由运城、介休出发，企图实行南北对进，寻歼陈赓部于晋南洪洞、赵城地区。 虽是大军压境，陈赓却一点也不惊慌。他早已看出胡宗南和阎锡山之间存在着矛盾：胡部骄狂冒进，阎部则力求保存实力，南北两方面不可能做到步调一致。陈赓决心利用这一矛盾，乘胡、阎两部未合拢之机，以一部兵力进至临汾以北钳制阎部，而让主力在运动中歼灭北犯之胡部，然后再转兵北上打击阎部。 7月12日，胡宗南的先头部队第31旅和第167旅分别进至闻喜、能张镇一带，长驱直入解放区70多公里，未受到大规模的阻击，故而更加骄傲，队形分散，如入无人之地。陈赓要的就是这个效果，立即集中6个团在宋村、胡张镇歼灭敌31旅所属92团及其旅部，接着又在如意、下晃地区歼敌31旅93团，并歼灭了前来增援的敌167旅两个营和78旅1个营，给了胡宗南第一个打击。随后，陈赓挥师北上，于8月中旬发起同蒲战役，连克洪洞、赵城、霍县、灵石、汾西等城，歼灭阎锡山部1万余人。 南北两仗，既打了胡宗南，又打了阎锡山。阎锡山被打疼了，胡宗南却被打精神了。自恃兵多将广的胡宗南斗鸡一样全力北进，意欲逼迫陈赓进行主力决战。 出场的阵势便不一般。胡宗南把他发家的老本钱，整编第1师摆了上来。该师的第1旅，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全部美式武器，多年来以其无敌的战斗力被蒋介石、胡宗南吹嘘为“天下第一旅”。因这支部队的前身是蒋介石的警卫部队，故而人称“蒋家御林军”。胡宗南是这个旅的第一任旅长，以后历任指挥官也都必须是黄埔生。现任旅长黄正诚不仅毕业于黄埔，而且留学德国，虽任旅长，军衔已是中将，以中将之衔任旅长，足见这个旅地位的特殊。 陈赓是在他的无线电监听器中得到这个消息的。当时他正在和旅长们研究，要击中胡宗南的要害，必须抓住他的嫡系痛打才行。没想到胡宗南那么善解人意，竟然把他嫡系中的嫡系送来了。 陈赓拧着下巴颏笑了：“哈哈！胡宗南这是用掌上明珠来斗法呀！快，把无线电声音调大，听听这出戏他准备怎么唱！” 无线电里传来敌总指挥董钊对第1师师长罗列的喊话：“你们注意共军的伏兵，特别是南面那个高地方。” “明白。” “你要注意策应临汾的老大。”罗列又和167旅旅长通话，“还要当心左侧的高地方……” “司令员。”通信科长对陈赓说：“临汾的‘老大’，恐怕就是敌人的第1旅。可这个‘高地方’……” 陈赓审视着地图，手指从临汾渐渐向北移动，突然用力一点“知道了！高地方一定是浮山！他们是怕我们在浮山设伏……好吧，我们就从这个高地方入手，把那条大鱼从临汾钓上来！” 有人提出：“是不是连那个167旅一起干掉！” 陈赓摇头了。他虽确有非凡的胆识和惊人的气魄，常人不敢想的他敢想，常人不敢做的他敢做。但他又绝不是鲁莽的人，他的决心和设想总是建立在对敌我情况的全面分析和精确判断上。 沉思了片刻，陈赓说：“‘天下第一旅’虽是敌人的吹嘘，但它也不是一块豆腐渣。且不论它的装备，也不说它各级军官的军事素养和作战经验，单讲它的士兵，个个都有七八年的兵龄，横得走路都扛着肩膀。而我们只有几个旅，如果连同167旅一起歼灭，我们还没有那个力量。所以，我的意见是……” 陈赓用红铅笔在地图上的临浮公路上画了三个线段，又将公路中断的官雀村圈了一个圆。 周希汉、李成芳、陈康三位旅长立刻围拢上去。 …… 9月22日，敌167旅在响水河、天坛里一线遭到阻击，董钊以为陈赓要对167旅下手，或者准备死守浮山，于是命令27旅迅速与167旅靠拢，合力攻击浮山。 其实，董钊的判断完全错了。陈赓对打167旅和守浮山都不感兴趣，他设阻只是声东击西，撒点鱼饵，把“天下第一旅”诱出来。 董钊不知是计，接到27旅和167旅击退共军阻击，顺利占领浮山的报告后，十分高兴，立刻命令“天下第一旅”第2团沿临浮公路推进，占领浮山以西的官雀村。 一切都按陈赓的导演计划在调动。大鱼的半个身子露出来了！陈赓立即命令隐蔽集结的三个旅全部出动，杀向临浮公路。我13旅插到浮山与官雀村之间，隔断两敌联系，同时准备阻击浮山西援之敌；我11旅包围官雀村的“天下第一旅”第2团，准备将其全歼；我10旅进至官雀村以西，准备阻击或全歼自临汾东援的“天下第一旅”第1团。 当夜，11旅将官雀村团团围住。旅长李成芳正在猛抽自己卷制的“大炮”，临时指挥所的地上，成了他的大烟灰缸。每次战前都是这样，他先过足了烟瘾，一开打准“戒”。 陈赓的电话打来了：“李成芳，敌人的第2团战斗力很强，也很顽固，你们只有两个团担任围歼任务，行不行？” 李成芳知道陈赓手边并没有机动兵力，便把半截子烟一口吸到嘴里：“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好。”陈赓说，“一定不要叫敌人跑掉！发挥我们的夜战特长，分割围歼，争取拂晓前解决战斗！” “是！”李成芳把最后一个烟头摔到地上，“通知部队，10分钟后发起总攻！” 总攻按时发起，仗却打得十分艰难。 “天下第一旅”确实不是吹牛，这个第2团进入官雀村只短短几个小时，已经在村周围构筑了一系列地堡，并依据民房院落组成了各自为战又相互支援的防御体系。 面对大潮一样压过来的冲锋，敌人打得很沉着。冲击的部队接近地堡时他开枪，不暴露，等部队越过地堡，向村内发展时，地堡里的轻重武器一齐吐出火舌。 一道火舌，倒一层，两道火舌，倒一片…… 李成芳火了，从旅指挥所一跃到了营里：“3营长！你带8连改变突破位置，从敌人战防炮连和辎重连中间突进去！” 战防炮连和辎重连存放着大批弹药，火舌不敢向那里打了。3营8连果然从那里一举突入村内。全营迅速跟进，攻占了村东北高地，而后全团拥了进来，于拂晓前歼敌战防炮连、辎重连、3连、2连和6连，占领了一部分院落，与敌人形成插花对峙状态。 有了这块前进阵地，李成芳心里有底了。他把各团团长召集起来，重新调整部署，决心按照陈赓的要求，天亮之前解决战斗。 陈赓的电话又打来了。这一次却要求李成芳停止攻击，只要把敌人围住就行。李成芳吃不准了，电话里又不好问，碰巧各团领导都在，原封不动地传达了命令，一个人闷在指挥所里掏出旱烟叶，一根一根地卷“大炮”抽。 天亮了，敌人也嚣张起来，隔着院子，对着村外喊叫：“八路军！有种的不要熄火呀！” “别他妈的像夜猫子！天亮了摆开打一打呀……” 刺耳的喧嚣把李成芳的心火拱得一阵一阵往头上窜。 李成芳不知道，陈赓此时的胃口正大着呢！他不但要消灭瓮中之鳖的第2团，还要消灭整个“天下第一旅”。他知道，如果过早地将2团吃掉，远在临汾的第一旅的其他部队就不会出动增援。反之，只要2团还在，第一旅必然来救。 到了中午，陈赓的电话打到官雀村：“李成芳，天下第一旅的旅部和1团已经被包围在陈堰镇，你们可以对2团发起总攻了！” 抽了一上午烟，憋了大半天火的李成芳得到命令，立即冲出指挥所，对早已等在门外的各团团长说：“马上总攻！” 具体部署也随之脱口而出。他决心重点解决敌人的团部，并把这个任务交给了31团。 布置完毕，李成芳又一竿子插到31团，交代从哪里占据有利地形，从哪里阻住可能增援团部的敌人，又从哪里包围敌人的团部，隔断它和前后左右的联系，然后挥起右手，用力向下一劈。 李成芳的手刚刚劈下，两颗信号弹便飞上天空。和旅长一样憋足了劲的战士们吼着叫着冲向敌阵。 部队进展的消息一个接一个地传来： “敌人团部已被包围！” “增援团部的敌人第三次被击退！” “敌人的团部已经拿下！团长王亚武被击毙！” 从下午一直到凌晨，李成芳始终处在极度兴奋状态，根本没有想到要抽烟。直到听说部队已经完全控制官雀村，全歼敌人第2团，缴获全部美式装备时，他才深深地喘了口气，从兜里掏出烟丝和纸条。一根“炮弹”没卷好，纵队的战情通报到了：我十旅在陈堰镇一带歼灭“天下第一旅”旅部和第1团，活捉中将旅长黄正诚。 第五章 豫北反攻，兵锋直捣“哑铃把子” “剪掉两翼孤立刘伯承于中原！” “回顾半年多的作战，不能令人满意，很不令人满意！”南京召开的军事检讨会上，蒋介石拍桌子了。一杯刚刚满上的白开水，“啪啦！”一声摔在地上，震得人人心惊肉跳。这是蒋介石第一次承认战局向不利的方向转化，参加会议的人不知道他会把怒气撒在谁的身上，个个低眉敛目，大气也不敢出。 蒋介石扫视了一下众人的神情，更加光火了：“没有把共军击败是失败，是极大的耻辱！……为什么没能实现预期计划？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对敌估计不足是酿成诸多失误的一个重要原因。先是轻敌，受挫后又把敌人估计过高，由轻敌而惊慌失措。要知道，无论估计过低或过高，都要受到惩罚！” 说这番话时，蒋介石感到自己的心都在流血。曾几何时，他信誓旦旦三至六个月消灭关内共军。三个月过去了，六个月过去了，八个月过去了，关内共军非但没有消灭，反而越打越多，越打越强大了…… 上个月展开的“鲁南大会战”，蒋介石是抱了很大期望的。开战前，他传谕陈诚：“鲁南大会战不单单是一个地区之战。夺取临沂，歼灭陈毅主力，打开沂蒙通道，山东的问题便好解决了。不单山东问题，苏皖问题也解决了。这就可以把徐州和济南的强大兵团调来，会同郑州、西安、武汉五路大军于中原，先灭刘邓，横扫华北，那么孤悬于关外的共军也就到了末日。所以说，此战关系党国命运，只准成功，不准失败！” 没想到，鲁南会战的部署尚未展开，刘伯承却抢先一步发起豫皖边战役，一举吃掉十几个城镇的守军近万人，不但牵制了郑州绥署的主力不能去东调参加鲁南会战，而且使陈毅在山东集中兵力对付徐州绥署的部队，导致莱芜一役第2绥靖区副司令长官李仙洲被俘，整编第46师、73军、12军等7个整编师5万余人全军覆没。 消息传来，军界政界一片哗然，要求陈诚引咎辞职。蒋介石下令撤销徐州、郑州绥靖公署，设立陆军总司令部徐州司令部，兼管郑州指挥所，由顾祝同坐镇徐州，中原的事不要陈诚插手了。 机构和指挥系统调整了，下面的仗怎么打呢？蒋介石发了一通脾气，宣布了一堆任免命令，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 该骂的骂了，该免的免了，人人都松了一口气。尤其是抗战胜利以来挂了空衔、丢了兵权的国防部长白崇禧，看到历来受宠的陈诚终于吃了亏，心头不免生出一些快意。此时站起来说道：“我认为，目前首要的问题，是要重新估价敌军战力，从这个基点出发，评价我们全面进攻的战略是否现实，需不需要改变。” 白崇禧一语惊人，把锋芒对准蒋介石制定的全面进攻战略，着实让参加会议的人出了一身冷汗。奇怪的是蒋介石并没有发火反而平静地问道：“健生，那么依你的意见呢？” “做一些小的调整。”白崇禧推了一下金丝眼镜，“由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当然，全国有全国的重点，各大战区有各大战区的重点，不能笼而统之。”白崇禧卖了个关子，等待蒋介石的反应。 由全面进攻变为重点进攻，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个小调整简直是在动大手术，蒋介石能接受吗？ 蒋介石出奇地平静：“说下去。你认为全国的重点在哪里？” 白崇禧把话拉开：“我认为，鲁南会战前两个阶段没有把陈毅搞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刘伯承在中原策应。此其一。其二，自古以来，中原是兵家必争之地，即所谓‘得中原者得天下’，所以，全国的重点应该在中原。” “好，好的。中原是我们争夺的重点，一点都不错的。”蒋介石不停地点头，却又话锋一转，“但是，我们马上进攻的重点却不是中原。鲁南会战受挫，固然是刘伯承在中原策应，反过来看，刘伯承那点兵力能窜来窜去，又是因为两翼的策应。刘伯承一动，山东的陈毅准动，陕北的彭德怀又牵制着胡宗南，不能进击刘伯承。由此可见，剪掉两翼，将刘伯承孤立于中原，他就是想飞也飞不起来了。因此，我们下一步进攻的重点应该是中原的两翼——山东和陕北，特别是要摧毁共党的神经中枢延安！” “挤也要把刘伯承挤回太行山！” 这年的黄梅天来得早，整月都是阴雨绵绵，满街烂泥巴。进入6月，雾散云开，大街小巷的梧桐树展着新绿，赏心悦目。晴朗的天空下，国民党政府的国防部显得颇有气度，青灰的楼门虽不甚高大，却威严、肃穆。 国防部部长白崇禧主持的“庆功宴”正在这里举行。国民党军政要员齐聚一堂，正待举杯畅饮。 然而，最后到场的蒋介石的一番严厉训斥，却使宴会草草结束，众人不欢而散。 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刚出宴会厅，参谋总长陈诚叫住他：“墨三，到总裁那儿去一趟。总裁召见。” 总裁办公室并不宽敞，陈设也极清简。一张笨重的办公桌占了屋子的1/3，愈发显得斗室森然。 蒋介石问：“墨三，刘伯承写的那些文章你看了没有？” 顾祝同明白蒋介石指的是刘伯承的《论蒋军致命弱点》《再论蒋军致命弱点》。刘伯承论证：“无论哪一个军事学说，守备兵力必须大大地小于机动兵力。蒋军现在用于守备的兵力太大，既要以现存兵力进攻新地区，又要防守已占领之城镇，保护漫长的补给线。熊掌与鱼不可兼得，必然顾此失彼…… “正是蒋介石这一错误战略使我晋冀鲁豫军区能够提前转入新阶段，把主动权拿了过来。现在蒋介石的兵力更显薄弱，守备部队全都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谁也顾不了谁。要想从其他战场抽兵救援，只能剜肉补疮。而我晋冀鲁豫军区均能互相配合策应，豫北、晋东南、晋西南、黄河两岸、冀鲁豫，随便哪里动一下，蒋军便应付不暇、惊慌失措。现在，他们好像被钉在十字架上（指平汉路、津浦路和陇海路构成的十字形地区）动弹不得。” 顾祝同沉思片刻，答道：“我都看了，校长。” “你说他用意何在？” “共产党惯用的一套。一是对内鼓动士气，二是对我搞心理攻势。至于什么钉在‘十字架’上，什么拦腰砍去，说说而已，他是砍不动的。”顾祝同的话语里充满了自信，没有委琐怯懦之状。国民党高级将领在蒋介石面前能有如此风采的，为数不多。 毕业于保定陆军学校的顾祝同在1922年投奔孙中山时，便与蒋介石结识。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后，蒋介石为校长，顾任战术教官。此后无论是蒋桂之战，还是西安事变，顾祝同均以他的善战忠勇受到蒋介石注目。1940年，蒋介石亲授顾祝同密令，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1946年5月，国民党政府归都南京，蒋介石以顾祝同取代何应钦担任陆军总司令。内战爆发后，蒋介石一怒之下将连战连败的刘峙撤职后，把顾祝同放在郑州，任郑州“绥署”主任。实施对山东重点进攻之始，蒋介石又委派顾坐镇徐州，成立陆军总司令部徐州指挥所，统一指挥徐州、郑州两“绥靖”公署的部队。 顾祝同虽受宠，却不惊。他对部下“宽松”“大度”是出了名的。在第2师当师长时，他的部队不禁嫖赌，只要作战勇敢就行。每月借开会之名，宴请一次营以上军官。连长明里暗里吃几个空额，他从不追究。官兵违犯纪律，只要打仗是不怕死的，从轻发落。阵亡和伤残军官也能得到超规定的抚恤金。即使是退役多年的官兵有困难找上门，也使其不致空手而归。因此，顾祝同受到官兵们的普遍拥戴。 蒋介石是欣赏顾祝同的，听了他那番话，点了点头。 顾祝同思忖，重点进攻的战略导致中原兵力部署薄弱，总裁大概为此而忧虑，便说道：“校长，刘伯承在豫北发动攻势，伤亡惨重。看势态，像是东进不成而改为西窜。” 蒋介石正在踱步，顿足道：“究竟是东进，还是西窜？” 被蒋介石这么一问，顾祝同心里发紧，不敢贸然发话了。 顾祝同深知，熟稔兵法的刘伯承长于机动，善伺战机，巧于用兵，在晋冀鲁豫四战之地如一股狂飙，来无形去无踪。吃尽他苦头的刘峙曾发感慨：“刘邓部队藏能于九地之下，攻能于九天之上，神机妙算也！”顾祝同自然也谨慎对待，晋冀鲁豫是他一大心病。 沉吟片刻，顾祝同说：“刘伯承可能是西窜，而不是东进。” “说下去。” “刘邓惯于宽大机动的运动战，自3月9日黄河水归于故道，他们时常出没的东明至阿城150公里河段河势险峻，已构成不可逾越的防线。这样一来，他们东进便没有回旋余地，按刘邓一贯用兵之道，西窜的可能性最大。” “你讲的有道理。黄河……”蒋介石说到黄河，面部表情很复杂。为了保障重点进攻，蒋介石煞费苦心，让黄河“参战”，实施了所谓的“黄河战略”，即将黄河引入故道，构成从山西凤陵渡到山东济南长达两千里的“黄河防线”。为此，蒋介石很是激动了一番，逢人必说“黄河防线可抵40万大军”。 然而，此时他说到黄河似乎并不兴奋。 顾祝同是一个胆大而又周密的人。尽管蒋介石有“黄河可抵40万大军”之论，他还是专门到刘邓时常往来的河段巡视过，查询了上游水情。那令人胆寒的磅礴水势，使顾祝同的心宽了下来。 “校长，现值汛期，黄河水涨，我们可谓巧借天时地利。刘伯承西窜尚可苟活一时，要过河必遭没顶，加速其灭亡。” “墨三，你先严令刘汝明加强黄河防务，然后再给刘伯承压上些兵力，促其快速西窜，挤也要把他挤到太行山！” “我们是铁匠的手越打越粗！” 在军事上，蒋介石改全面进攻为重点进攻，以陕北和山东解放区为其攻势的重点，妄想将陕北解放军和中共中央赶到黄河以东，将山东解放军赶到黄河以北。他们集中60个旅45万人于山东，34个旅23万人于陕西。同时又对晋冀鲁豫解放军实施蓄谋已久的“黄河战略”。3月9日，悍然将黄河引归故道。他们认为黄河防线可抵“40万大军”，将晋冀鲁豫野战军阻拦在黄河以北，以便抽调兵力加强其两翼的重点进攻，从而形成“哑铃”形战略态势。 这时，晋冀鲁豫区敌人尚有31个旅，连同地方团队共有30多万人，依仗“黄河防线”和各交通要道进行防御。以王仲廉的4个整编师、孙震的2个整编师及地方团队共约10万人，沿平汉、道清一线防守豫北；以胡宗南的4个旅，加上阎锡山部队，共约3万人，沿同蒲路防守晋南；以刘汝明的2个整编师和徐州绥署的1个整编师加地方部队，沿黄河南岸和陇海路防守鲁西南；以第5绥靖区和徐州绥署各1个整编师和20个地方部队，包围豫皖苏军区。另以王敬久的4个整编师，约8万人跨晋冀鲁豫和山东两区机动作战。 面对敌人的部署，刘邓决心以野战军主力和太行、冀南军区主力及冀鲁豫军区进行豫北战役。同时，第四纵队和太岳军区主力举行晋南战役。为了集中兵力打好这次战役，刘邓将所属部队混合编为4个集团。第一纵队和冀鲁豫军区一部为第1集团，第二纵队和冀南军区两个独立旅为第2集团。第三、第六纵队为第3集团。太行军区两个独立旅和17师为第4集团。共约60个团的部队和10万余民兵、20万群众参战。 各集团于3月22日开始行动，到28日，分别解放濮阳、封丘、延津、原武、阳武等敌占据点，歼敌地方兵团一部。29日夜，我军第1集团拟袭击黄河铁桥，因狂风大作，飞沙走石，摧折树木，人马行进困难，延误了时间，攻击未成。这时，内线关系报知，汲县守敌32师，在我军进攻策应下，有一部或全部起义的可能。 此时，敌66师和9师已从河南来援，王仲廉龟缩新乡不动。 刘伯承断然改变决心，首先围攻汲县之敌32师。 4月1日夜，围攻汲县的战斗开始，2日夜占领东关及外围据点多处。敌人节节抗击，退守城内，等待增援。同时，王钟廉紧急将第66师、第9师、第3师、第41师等5个整编师调集新乡地区，增援汲县。 在这种情况下，刘伯承立即下令停止作战，以避开优势之敌，另寻战机。 4月3日夜，刘伯承命各集团分路迅速北进，连克淇县、回隆、楚旺、宜沟、鹤壁等地，歼灭了国民党河南第2专署控制的地方武装，彻底破坏了安阳、汲县段平汉铁路，主力逼近安阳，造成了围攻汤阴的态势，吸敌来援。 果然，王仲廉率第66师两个旅、41师1个旅、40师1个团和第二快速纵队赶来支援。王仲廉率部进至宜沟后，发现刘邓主力，立即缩回。 刘伯承判断：在继续围攻汤阴、威胁安阳情况下，敌人仍可能来援。乃以第六纵队一个旅和冀南军区两个独立旅，加紧强攻汤阴，主力集中准备打援。将第1、第2集团主力合组为路东集团，第3、第4集团主力合组为路西集团，以便统一指挥。 13日，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顾祝同严令王仲廉率4个半旅为第1梯队，分3路北援汤阴；以32师为第2梯队，在卫河岸掩护。 刘伯承以小部队作运动防御，诱敌前进。15日，将敌诱至宜沟、屯子山地区。16日夜，集中主力两面夹击，将敌第1、第2梯队割裂，把第1梯队包围在卫河以北、淇河以东地区。经16、17日两昼夜激战，歼敌第二快速纵队全部，第41、第66师各一部，俘快速纵队司令李守正以及部下9，000余人。 王仲廉遭此歼灭性打击后，退缩新乡，气得吐血。汤阴之敌更加孤立恐慌。刘伯承决心以第3集团攻汤阴。4月下旬，第3集团各部队扫清汤阴外围据点，5月1日发起总攻，经彻夜激战，5月2日上午全歼守敌近万人，俘国民党暂编第三纵队司令孙殿英以下7，000余人。 为了扩大战果，相机攻取安阳再歼援敌，我军于5月9日发起对安阳外围据点的围攻。经16天激战，攻克据点多处，歼守敌第40师两个团。 至此，豫北、冀南反攻战役结束。野战军主力转入休整。 豫北、晋南反攻胜利之后，晋冀鲁豫军区进一步发展壮大。全晋冀鲁豫区部队总数由解放战争初期的27万人，发展到42万人，其中野战军发展了三倍半，由8万人发展到28万人。野战纵队除原有的第一（第七纵队合并在内）、第二、第三、第四、第六纵队外，新建了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纵队，还扩建了38军。全区部队的装备有很大改善，建立了炮兵部队、工兵部队。 对此情景，刘伯承总结说：“我们是铁匠的手，越打越粗。三个多月来，我们用晋冀鲁豫17座空城，换得蒋介石这么多人。据说蒋介石认为这是一个好买卖，还要坚持做下去。好吧，让他做下去吧，用不了多久，就一定能算出天下太平的总账来！” 第六章 飞渡黄河，揭开战略进攻序幕 “六·三零事件绝非好兆头！” 黄河，这条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似一条黄色巨龙卷着万顷泥沙，唤着九天雷霆，烟波荡荡，浊浪滚滚。人道黄河十滩九险，6月伏汛的黄河更是无滩不险。举目望去，滔滔黄河，飞腾冲荡，十几里宽的河面上浪峰一个跟着一个，沙崩似的重叠起来，聚成巨大的漩涡，发疯一般冲向堤岸，没撞碎的又退回去，和接踵而至的浪涛碰在一起，轰隆一声，撒向半天空，又瀑布似的崩泻下来，气势之磅礴，令人肃然。蒋介石把它比作“40万大军”，毫不不夸张。 6月30日，正是旧历五月十二。橄榄形的月亮从柳枝梢尖升起，慢慢向空中爬去。幽蓝的夜空纤云缕缕，月明星稀。大地在熟睡，除了永远醒着的黄河，只有夜风吹动芦苇与菖蒲叶子，发出声响。 寂静的夜色中，千军万马预伏在东阿至濮县150公里河堤附近。河两岸8个县的水手已经悄然地走向各个渡口。不久，船上的树枝、蒙布揭开了，船坞中的大船被推到渡点。芦苇、菖蒲丛里，不断有小船划出水面。青纱帐里的一排排大炮昂起炮管。 一切都在寂静中进行着。 李桥渡口的渡河前卫是第六纵队第18旅。从望远镜向对岸望去，月光下敌人的哨兵像虫子一样在沙滩上蠕动着，沿岸的防线50米一个暗堡，15米一个单人掩体，暗堡与掩体之间有一条二尺宽的壕沟联系着，沟前便是浊浪惊天的黄河。 旅长肖永银在渡河指挥部里抽烟。那真叫抽！一口下去，嘶啦啦燃掉半截子。他抽一口，看一眼表。嘀嘀嗒嗒，时针指到了晚上10时30分。肖永银把手里的烟头一摔，抓起电话机：“前卫团，5分钟内到达渡点！” 前卫团突击队4分钟就到了。一些在休整期间入伍的新兵还没有见过黄河，他们一边急匆匆地赶路，一边小声叨叨：“不到黄河不死心！不过黄河不死心……”一站到黄河大堤上，便忍不住“呀”地叫了起来，心也“咚咚咚”地跳个不停。 渡河前，部队学习了刘伯承的《敌前渡河战术指导》，人人写了立功计划。突击队2小队1排副排长李祥云一口气报了无数个第一：“我要第一班坐第一只船，我要第一个上船、第一个下船、第一个登陆、第一个占领暗堡，第一个炸毁堤上的碉堡……” 白天动员的时候，肖永银要求突击队渡河后迅速占领交通沟，巩固前沿，只要坚持半小时，第二梯队就能到。 渡口上的船夫、水手已经站在自己的船位上。许多人身上脱得赤条条，油亮的身躯镀着银辉，如一尊尊铜雕塑。 这一带本是梁山好汉的家乡。数百年前，好汉们揭竿造反，聚义梁山水泊，为后人留下了经世不衰的“一百单八将”的传奇佳话。他们的后世子孙秉承了不甘做奴隶的抗争性，无论是日本人还是国民党，都吃过他们的明枪暗箭，弄得天一黑就不敢在这一带出没。豪放的梁山好汉现在又为渡送刘邓大军大显身手。为了争第一船，打擂台，比武艺，一下子跳出了几百个“浪里白条”。10年前，他们都是“玩船”好手，水上功夫如蛟龙一般，专寻大河巨浪、波峰险恶之时纵身钻入浪里，与暴躁的黄河挑逗戏弄，享受征服者的欢娱。自从黄河改道，10年没展示过这种功夫了。接到护送大军渡河的任务后，他们集中起来，经过两个月的训练，已经把时间缩短到20分钟。这天晚上他们提出只要13分钟。这些好汉不仅艺高胆大，而且心也细致，船帮上都包裹上了棉胎、旧布，以防船只互相碰撞发出声响惊动敌人。 10时35分，突击队跨出壕沟，扑向渡口。 李祥云带着3个人和一挺机枪，跳上第一号冲锋船。当船桨拨动时，所有的小船和大船都已满员。 连一声咳嗽声也没有。月亮明晃晃的。 黄河的咆哮掩盖了船桨的击水声，水手们摇起20斤重的长桨、大橹，冲过惊涛骇浪。黄水托着小船倏地送上峰巅，又忽地推下波谷，几下子就把船上的战士弄得晕头转向，汗水大颗大颗地淌。有人开始“哇哇”地呕吐。 这段黄河河面宽1公里，45度的斜度又使航线加长了些。第一只冲锋船三分钟就到了河心，对岸的工事、碉堡在朦胧的月光中清晰可辨。 突然，对岸的机枪响了，子弹嗖嗖地飞过头顶。 李祥云的机枪随即扫过去，各船的机枪都打响了。 肖永银立即命令：“开炮！” 大炮喷射着冲天的火光。对岸的碉堡要塞在天崩地裂的轰鸣中猛然掀起几丈高的大火，燃红了半边夜空。 猛烈的炮击持续了5分钟，炮火照亮了夜空。 第一船已经抵岸，仅用了12分钟。李祥云第一个跳下去，带领突击班第一个登陆，第一个越过壕沟，第一个占领暗堡，立即又向东南追击逃敌。 2小队、3小队突击队员跟着跑过淤泥地，向一片黝黑的树林里冲过去。坐落在树林里的于谷村已成为国民党第55师的第543团一个营的据点。第543团团长姓寇，这天上午他奉命从后方赶来，仅仅11个小时，就撞上了这个惊天动地的大事变。 肖永银双目盯着黄河对岸，望远镜里的树林布满烟尘。 突然，清脆的号音划过夜空，从对岸传来。这是突击队占领河堤及堤上碉堡的信号。从他们上岸到号响，只有7分钟。 这号声像春天的第一声布谷鸟鸣。黄河北岸，千军万马的大船队开始摆渡。 黎明前两小时，第一、二、六纵队的先头部队全部出现在黄河南岸的高堤上。指挥员展开地图，用手电照着，迅速地判断方位，发出一道道命令。 一夜之间，蒋介石苦心经营的黄河防线全面崩溃，“40万大军”被刘邓大军踩在脚下。 闷热的夏夜，顾祝同辗转反侧，直到后半夜才睡安宁。 一阵急促的电话铃骤然响起。顾祝同开了灯，一看手表才凌晨4时，他睡眼朦胧，气恼地抓起听筒。第4绥靖区司令刘汝明报告：“顾总司令，刘伯承的主力部队昨晚过了黄河……” 电话那头的话还未说完，顾祝同便破口大骂：“放屁！” 顾祝同平素是不骂人的。他这一骂，倒把自己骂醒了：“我看你是让刘伯承诈糊涂了！黄河现在正值大汛，他们是飞过去的？” 刘汝明的声音沉重、急促：“总座！河北岸昨晚上打了一夜的炮，河防部队报告有上百只船载着刘伯承的主力过了河，现正向纵深发展……” “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就是有兵过河，也决不是刘伯承的主力。他们主力正在豫北。声东击西是刘伯承一贯的伎俩，不要上当。”顾祝同正要撂电话，又补了一句：“敌情速报！” 经这么一折腾，顾祝同睡意顿消，趿了双软拖鞋下床踱步。 “刘伯承……”顾祝同自语着，沉思着。 刘峙，那位当年与他共执教鞭于黄埔的同仁，正是误入了刘邓的“诡道”，才落了个被撤职的下场。顾祝同与刘峙都是国民党将领中德高望重的人物，两人最大的相似之处是宽容大度。当然这是别人的评价，顾祝同从来没有把刘峙和自己放在同一水平上相提并论。那个饱食终日、肥肠大耳、连兵法中的一二三都弄不清的刘峙，自然不是刘邓的对手。顾祝同打开风扇，深深叹了口气：“我不是刘峙，我决不会像刘峙那么蠢！” 清晨6时，电话铃声再次响起。 “总座，是刘邓的主力过河，千真万确！从东阿到濮县，至少有40个渡点，兵力不下20万。” 刘邓的总兵力也不过十几万，顾祝同一听刘汝明说20万，压住火气反问：“既然20万重兵，40多个渡点，你刘司令怎么在他们渡河之前一点迹象都没有察觉？” 刘汝明部长期驻军黄河南岸，官兵上下颇有河防经验。每逢这种雨淋天破、八仙难过的汛期，正是当官的回家或进城消遣，当兵的聚酒、赌钱、松散筋骨的时候。战报传来时，刘汝明也正在炕上抽大烟。他知道刘邓的主力正在豫北作战，这边天下太平，河防无防并不在意，所以最初他也不相信刘邓过河的报告。 这会儿，刘汝明不得不花费口舌向顾祝同解释，同时他也自知责任无法推卸，怎么说也圆不好，结果支支吾吾，语无伦次：“这种季节，河水又这么深……再说敌人采取宽大正面多点强渡，上来先破坏交通、通讯，待查明情况已经很被动了。而且，敌人上岸后不是命令第1梯队巩固阵地，掩护后续部队登陆，而是第1梯队过河后迅速向纵深楔进，这种用兵……” 刘汝明又糊涂了，更不敢在顾祝同面前妄加评论，停顿了一下，想起眼下最要紧的事，便又说：“请下命令派70师赶紧上来，否则怕顶不住，歼敌于河滩的计划难以实现。” 顾祝同撂下电话，仍然怀疑刘汝明的报告。 当时，南京有这样的传言：一诚（陈诚）不如一承（刘伯承），五刘（刘峙、刘茂思、刘汝明、刘广信、刘汝珍）不如一刘（刘伯承）。国民党军队官员的平庸、委琐、勾心斗角致使诸多事情由简单变得复杂，由有利转不利，白白断送了许多良机，顾祝同为此忧愤。此时，他既怀疑刘汝明的报告有虚，又狐疑刘伯承的过河是诈。正在举棋不定，电话铃又急促响起。 第70师师长陈颐鼎告急：“总座，共军主力大批渡河部队已经过了嘉祥、巨野，请示我师如何行动？” “情报准确吗？” “我师驻嘉祥、巨野部队亲眼所见。13团团长到环城办事，看到刘汝明兵团的55师正在紧急收拢部队，已经无力抵抗了。总座，我师是北上，还是阻截南窜之敌？” “原地待命，敌情随报。” 刘邓渡河意图不明，现在还不能让第70师北上出击。 顾祝同的眉头越锁越紧。 刘邓主力过黄河确切无疑了。 刘邓12万大军盘马弯弓，不动声色，安如泰山，预伏了近一个月，形如大泽蛟龙，隐身匿形，纹丝不动。昨天一夜之间，龙曲虎跃，飞越黄河天险。正是守能藏于九地之下，攻能动于九天之上。 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在《中国震撼世界》一书中写道：“我经历了多次战争，但从未见过比共产党这次胜利强渡黄河更为高明出色的军事行动。说它高明并不在于这次军事行动本身，而主要在于对这一军事行动的构思——它的胆识、气魄，特别是他的创造性的想像力。” 负责黄河防守的国民党70师师长陈颐鼎、副师长罗哲东以及第55师副师长理明亚后来都被俘，在押往解放区途中经过黄河时，面对巨浪翻天的黄河，罗哲东诧异地说：“这么宽的河面，这么大的波涛，对面又有重兵把手，刘邓究竟怎么过的河呢？不可思议！” 理明亚坦然地说：“河防是我们55师把守的，守河我们还是有经验的，估计这种季节没人敢闯黄河，也就疏忽大意。当刘邓大军突然出现时，我们已经来不及组织抵抗。” 陈颐鼎接着说：“刘伯承真是天下奇才。这样的天险，隔岸又有重兵，居然敢迎面而过。自古以来，兵书战略上没有这样的打法。” 刘邓大军于6月30日夜，把敌人声称“抵得上40万大军”的黄河防线，踩在自己脚下，引起了国民党军南京大本营一片惊慌，犹如他们的世界末日到了，到处是一片混乱…… 消息传到南京时，蒋介石正设宴招待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酒席宴会在酒酣耳热中进行。当国防部作战厅厅长郭汝瑰拿着前线电报，通过花坛边的林间小路，把电报送到蒋介石面前时，已经是华灯初上，正值灯红酒绿，觥筹交错之际。蒋介石用餐巾揩揩嘴唇，却仍然提着象牙筷子，让着司徒雷登。 “请，请！”蒋介石不以为然，没有想到有多么重要的战报，他漫不经心地对郭汝瑰说：“你讲吧，什么电报？” 郭汝瑰咬着蒋介石的耳朵，告诉他说刘邓部已于6月30日突过黄河，十几万大军，已经开到黄河南岸。蒋介石猛惊一下，象牙筷子哐当一声掉在桌上。 尽管郭汝瑰把嗓门压得低低的，蒋介石听到的却像是一声炸雷，半天没有说出话来。他呆坐着，良久之后，伸出干枯的手指，把前线这份战报，递到司徒雷登手中。 “哦！”司徒雷登刚阅读了几句，便惊叫起来。 这个平时温文尔雅，颇有东方学者之风的前燕京大学校长，一反平常翩翩风度。只听他说：“这简直是惊人的事件，是六·三零事件！这决不是好兆头。共军不费吹灰之力，把足当40万大军的黄河防线攻破，这可真是个奇迹！这可能成为1947年度世界十大新闻中最耀眼注目的一条！” 蒋介石和国民党军政要员面面相觑，没有任何一个人敢插嘴讲话。蒋介石官邸的玫瑰园里，顿时冷落得像坟场…… “魏刚防线被攻破了，东方的马奇诺防线被攻破了！” 这位1876年生于中国，1905年就开始在中国传教，1919年起任燕京大学校长的司徒雷登，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接着说：“美国政府每个月平均以三千万银圆的军费，以一千五百万元的政费，支援着国民党的政府……由于这个政府和军队自身的原因，看来前途黯淡。东方的马奇诺如果被攻破，第二个巴黎的陷落，又将在金陵重演……黄河只是一面盾牌，腐败的军队不可能成为一把利剑！……” 蒋介石竭力掩饰着内心的惶恐和尴尬，说：“大使先生放心，黄河防线被攻破，并不意味着共军的强大，只是我高级指挥官的疏忽，中了刘邓诱军之计。我将亲自指挥反击，把刘邓撵过黄河以北。” 蒋介石送走司徒雷登后，对他身边的人自我解嘲地说：“我说到做到，以十旅之师，奋力作战，我就不信撵不走刘邓！” 鏖战鲁西南 过河后的第二天，在山东寿张沙河崖村一间不大的乡村教室里，地上木条凳上坐着陆续到来参加会议的各纵队首长。 邓小平翻开6月30日《中央日报》，头版通栏大标题：《豫北军民一致合作，粉碎共军狂妄迷梦——刘伯承部业已溃不成军》。 邓小平把报纸递给刘伯承：“真是天大的梦话！以为我主力还在豫北反攻呢？” 刘伯承笑道：“兵不厌诈，就让蒋介石继续做他的美梦吧！” 各纵队军政首脑到达后，会议开始。邓小平首先讲话：“大反攻的序幕已经揭开了，蒋介石自吹的‘抵得上40万大军的黄河防线’已经被我们攻破。我们渡河后的任务是什么呢？各位请看！” 邓小平的手有力地指向身后的地图说：“这一头是陕北战场，有胡宗南的20万人；这一头是山东战场，有顾祝同的45万人。我们晋冀鲁豫战场正是连接东西战场的中间地带。刘司令员有个生动的比喻——哑铃式，两头重，中间轻，这就是蒋介石重点进攻后的形势。” “所谓中间细，就是摆在我们当面的只有刘汝明集团的两个师，6个旅。此外，我们在渡河前，以太行、冀南的军区部队于豫北伪装主力发起进攻，豫皖苏部队向开封以南佯动，造成了敌人的错觉，转移了敌人视线。蒋介石命令在我野战军主力附近的王仲廉部由滑县向北开进，更加远离我之渡河地段。于是，这个哑铃的‘把’更细了。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斩断这个‘把’，把战争从解放区引向国统区，使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 刘伯承接道：“山东按着敌人的脑袋，陕北按着敌人的两条腿，我们哩？拦腰砍去！”说着挥臂做了个有力的手势。 邓小平：“这一刀一定要砍好，一定要砍在敌人的要害部位。” 刘伯承：“经过一年来的作战，全国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国民党的总兵力由430万人降至373万人，能用于机动的兵力仅49个旅。胡宗南占领延安，蒋介石说这是新时代的开始，我说这是大战役时代的开始。当然，总的说来蒋介石的军队在兵力、装备上仍占很大优势。但党中央和毛主席洞悉了整个形势，提出了中央突破的战略方针，决定以主力打到国统区，由内线作战转到外线作战。” 在座的纵队干部被刘邓的讲话吸引了，互相交换着赞许的眼色。 邓小平点燃了一支烟，用目光扫了一下会场：“同志们，毛主席的这个战略决策去年打平汉战役之后就有了，那时条件还不成熟。到了今年初，毛主席又准备动这一招棋。这无疑是一步险棋。打扑克我在行，下棋不行。在座有懂棋道的，可以理解毛主席动这一步棋的沉重。” “今年3月以后，蒋介石重点进攻的态势摆好了。毛主席不再犹豫，指示我们6月1日前休整完毕，10日前渡过黄河，向外线进击。我们根据敌我情况，请示了中央，把渡河推迟到了6月底……” 刘伯承用手扶扶眼镜，接道：“实行战略转移是解放战争的一个重大转折，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同志们不要把这次渡河与以往出击陇海路等同看待。渡河之后，我们就要时刻准备实施战略反攻，要大胆地把敌人甩在后面，长驱直入，跃进到敌人的战略后方去！” 邓小平指着地图：“你们看，大别山这个地方，就像孩子穿的‘兜肚’，是长江向南面的一个突出部。我们跃进到大别山就可以东胁南京，西逼武汉，南抵长江，驰骋中原。” 纵队首长们惊讶不已。邓小平接着说：“大别山是敌人的兵库、粮库、财库，也是战略上最敏感的地区。‘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蒋介石必然会调动进攻陕北、山东的部队回援，同我们争夺这块战略要地。这就恰恰可以达到我们预期的目的——粉碎敌人的重点战略进攻。当然，这样一来，我们的担子就重了。不论在跃进途中，还是到大别山之后，我们都会遇到很多困难，甚至是意想不到的困难……” 邓小平停顿一下，接着说：“这是中央和毛主席的第一步棋。下一步棋是以中原为基地，打过长江，解放全中国。同志们还可以反过来想一想，如果我们现在不打出去，解放区的人力、物力、财力就都会渐渐消耗殆尽。现在，边区政府的财政收入绝大部分用于军费开支。一个战士一年平均要用1，600斤小米，包括吃、穿、用及装备，野战军、地方军，晋冀鲁豫原有40多万人，长期下去怎么养得起？前几个月拉锯式的战斗，打过来，打过去，有的地方老百姓的耕牛、猪、羊、鸡、鸭都杀光了，地里种不上粮食，如此下去怎么得了？这不但不能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就连我们的解放区也会不打自垮。” “蒋介石的战略眼光就在于他希望把战争放在解放区进行，彻底搞垮解放区，以达到他消灭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目的。我们的战略呢？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打到他的老窝里去！” 最后，刘伯承对南征行动作了具体部署。野战军决定出动前先在鲁西南打几仗，以减轻南下的负担。 与此同时，蒋介石磨刀霍霍，决定要不惜一切代价，妄图把刘邓大军赶回黄河以北，重新扭转战场上的不利局面。为此，蒋介石放弃了在南京迎接美国总统特别代表的活动，直下郑州。到了郑州，他顾不上旅途劳累，连忙召开作战会议，面对鲁西南战场地图，研究对策。 这次在郑州召开的作战会议，除了西北战场的胡宗南外，国民党要员如白崇禧、陈诚、顾祝同、刘峙，整编师以上将领孙连仲、王敬久、王仲廉、胡琏、邱清泉、孙元良、李弥等都来了。作战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如何把刘邓主力逐回黄河北岸。 会场的气氛严肃而拘谨。围绕中心议题，蒋介石首先征询白崇禧、顾祝同、刘峙的意见。白崇禧在国民党军队戎马一生，深知蒋介石的为人，也知蒋介石不会采纳他的意见，于是干脆一言不发。顾祝同曾在黄埔军校任教员，蒋介石曾任该校校长。顾见蒋征求他的意见，忙说：“校长的脑袋，就是学生的脑袋。” 刘峙赶紧附和：“领袖的思想，就是我们的思想。” 蒋介石见部下不敢多语，就宣布命令：“王敬久、王仲廉两个集团军并肩作战，以55师守郓城，以63师守定陶，吸引刘邓屯兵城下，以整32师、整66师和整70师各10个旅的兵力，齐头并进，把共军逼过黄河去，否则就地消灭！” 接着，蒋介石猛地扔下手中的红蓝铅笔，厉声说道：“逼刘邓部背水而战，把他们置于死地！” 自从开战以来，还从未见蒋介石这样气急败坏过，他瞪着满布血丝的大眼，面壁喊道：“挡不住他们的进攻，我就自动下野，情愿辞职引退，回浙江奉化，不！我到中山陵去，我去自戕！” 蒋介石悲怆地发着脾气，使他身边的高级将领为之咋舌…… 刘伯承同志在作战室里，久久凝视着王敬久指挥的7个旅在黄河边上排列的阵势，心中琢磨：王敬久是蒋军嫡系指挥官，手中掌握蒋军的“王牌”，在战场上经常唱主角，可他把这7个旅一字摆开，究竟是什么意思，这叫什么阵势，妙在何处，为什么这样摆？ 刘伯承喝了一口茶，一直在思索着。此时，邓小平正深入到部队中，了解部队渡河后的情况。 刘伯承站在作战室的作战地图前凝眸良久，突然转身，向作战科长吩咐： “立即派车接回邓政委，快请他回指挥部！我马上要见到他，请他到作战室来！” 小吉普越野车风驰电掣般地开出，没有用多大工夫，邓小平被请回作战室。 刘邓并肩思谋，又一场激战在酝酿之中。邓小平自己搬来一张柳木椅子，坐在地图前面，刘伯承叫人从院落中捡来一根枯枝，当作指挥杆。他说：“为要把我军赶回黄河北岸去，蒋介石派王敬久统一指挥这一作战行动，敌人分左右两路，左路军以55师的两个旅守郓城，整63师之153旅守定陶。而以右路军之32师、整66师、整70师共7个旅，以击我侧背，迫我作背水之战！” “敌人总想打自己的如意算盘，要知道打仗不是一厢情愿的事！我早说过，我们不是韩信，决不背水而战！”邓小平谈锋犀利，一语道破敌人的阴谋。他又说：“什么置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我们革命部队都是有觉悟的战士，为着革命胜利的需要，用不着逼于死地，也会奋力作战。我们要把敌人置之死地，看他怎么图存。” “完全正确，用绝望逼迫自己士兵厮拼，是封建主子带兵的方法！我们不仅不想被敌人逼于死地，却要把敌人置于死地！”刘伯承完全赞同邓小平的作战观点。他精辟地分析道：“蒋先生指挥作战，最爱嚼烂舌头当肉吃——自己糊弄自己。我对敌人这种阵势，刚刚揣测了大半天，敌人这是用的什么阵势？难道不是一字死蛇阵吗？他首尾不能相救，完全是摆好了一副挨打的架势！” 邓小平霍地从坐椅上站起来，斩钉截铁地说：“打他的一字死蛇阵，它纵然是常山之蛇，也要斩断它！” 根据刘邓作战方案，我军不是向黄河边上撤退，而是迎着敌人，向敌发起进攻。 已经渡过黄河的第一纵队遵照刘邓的命令，以强行军速度扑向百里外蒋介石“黄河防线”的中心重镇——郓城。 7月流火，广阔的大平原上无遮无挡，无垠的田野上，一人高的高粱散乱地倒在地上，已经枯萎。成群的乌鸦在啄食未成熟的黍米。棉花、绿豆、红薯、瓜藤皆连根拔起，没有生命的藤蔓如一条条死蛇盘根在褐色的土地上。 一个老汉坐在砍倒了高粱的荒地里，呆滞的目光一直望着急速行走的队伍。忽然，他往地上一趴，拦住了一匹栗色大马。 马上是第一纵队司令员杨勇。他连忙下马。 “给我们报仇哇！”老汉痛哭流涕。 杨勇扶起老汉。 老汉叫韩起义，是韩庄的。他指着荒野说，高粱长高了，眼看穗子晒红，国民党曹福林的队伍来了，下了命令，限期5天，把大路两边5里和县城周围10里以内的高粱拔尽。否则按军法治罪。这里的大平原，大路如蜘蛛网一样稠密，大路和大路之间没有一个地方超过1里。这等于说，要把所有的高粱全部拔光。 鲁西南地质不好，百姓世代以高粱米为食，以高粱秆为燃料，拔了高粱就等于砸了饭碗，断了炊烟。而且被拔出的还不止高粱，连谷子、豆子、红薯、瓜蘑都得拔。国民党兵称这些东西“绊脚”。 命令下了三道。第一道说：如果不拔，一棵高粱罚一颗子弹。第二道命令说：一棵高粱罚一支枪。第三道命令说：两天不拔就枪毙。韩起义老汉的五弟是个硬汉，他说：“拔也是死，不拔也是死，就是不拔！”他带头不拔，村里有28户没有拔。结果在第三天头上，一家拉出一个男人绑在一起，活埋在他们的高粱地里…… 韩起义老汉哭诉得死去活来，他指着远处一棵独立的枯干高粱：“那是俺们做的记号，俺五弟他们就埋在那里……俺们天天烧香，盼着你们早点过来解放……盼着你们报仇……” 杨勇安慰老汉请他转告乡亲们放心，跃马扬鞭，奔驰而去。 一会儿，口令传下来：“加快速度，天黑前赶到郓城。” 队伍无声地在鲁西南大地上疾进。 杨勇是湖南浏阳人。对鲁西南，他有着第二故乡的感情。抗日战争一开始，他就率部来到这里开辟根据地，出没于水泊、平原之间，与鲁西南的山山水水、乡里乡亲结下了生死之情。这次渡河南下，郓城是第一关。出发前刘伯承曾指示：“郓城打得好坏，关系重大，直接影响到整体战略的实施。你们一纵不能有半点闪失。” 今年3月中旬，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第七纵队合并，杨勇担任了合并后的第一纵队司令员。3月下旬的豫北作战，第一纵队承担了攻歼黄河铁桥守敌、炸毁黄河铁桥的任务。这是豫北战役的关键一环。结果铁桥之敌火力猛烈，执行任务的第1旅无法接近桥头，没有完成炸桥任务。新一纵首战失利，上下的挫伤和震动都极大。虽然经过战斗检讨，整顿休息，但整个纵队是否真正恢复了元气，能否重振虎威，还要看郓城之战…… “郓城！” 杨勇策马扬鞭，在沉沉的思虑中不由得喊出声来。 他没有料到刘邓又把攻坚的重任交给了他的一纵，对杨勇而言，这次无疑是一次新的考验。杨勇跟随刘邓这些年，常为刘邓爱兵之诚、用兵之活而钦佩。踏上这块昔日的战场，他不禁想起：去年7月，执行中央指示配合山东战场，刘邓二出陇海，100天内打了5个极漂亮的仗。那时刘邓东进之军仅有6万人马。但刘邓率兵见利不失，遇机不疑，宽大机动，游刃有余，忽动忽静，忽打忽离，形似必然而不然，形似不然而必然，似可为而不为，似不可为而为之。古老的兵法战略在刘邓手里无穷尽地发展、创造，焕发出崭新的生命力。五战五捷之后，国民党将领刘广信说：“与其说我们受白崇禧、陈诚指挥，不如说受刘伯承指挥。” 时间在浓烈的硝烟中匆匆而逝。眼下刘邓率领着南征大军已经踏上了反攻的征途。如果说胜利渡河是揭开大反攻的序幕，那么攻打郓城则是大反攻的头一炮。杨勇吸了一口气，在疾驰的马背上点燃了一支烟，他这一手连邓小平政委也自叹不如。 “宋江河！”策马赶到杨勇身边的第一纵队参谋长潘炎喊道。杨勇举目远眺，视野里出现了一条栗色的曲线。潘炎感慨道：“河两岸的垂杨柳全没了，青纱地也砍了。只剩下砍不断的河水！” 郓城到了，幻化的浮光雾影使城郭若隐若现。郓城，这座横卧于黄河之滨、宋江河之畔的千年古堡，饱经战事沧桑，历数世事沉浮，悲悲喜喜，伴着苦难的“黄河谣”，坐落在鲁西南的户首。 杨勇在望远镜里远远观看。高约7米、厚约3米的城墙满是弹痕、炮伤，那镇守四关的“牛头门”硕大坚固，拳头大的铆钉一个挨着一个，铆钉四周钻满了麻子似的弹孔。 放下望远镜，杨勇立即赶回指挥部。各旅首脑正在召开会议，通报敌情动态。纵队参谋长潘炎正在讲话：“你们回去以后，要用最短的时间进行侦察，编组炮群、火力队和突击队，随时准备攻城。” 大家刚要走，杨勇走进来：“同志们等一等，我说几句话。郓城战斗是在进攻中对城市防御突破的攻坚战。也就是说，我们一纵啃的是块硬骨头。这块骨头能不能啃得动，一是对整个大反攻至关紧要，二是对部队振作和提高士气有绝大影响，三是对郓城父老乡亲也是个交代！” 7月4日，攻击郓城的战斗发起。第一纵队第1旅逼近郓城西关；第2旅占领了东关、北关，第19旅及骑兵团进至丁里长地区，完成了对郓城之敌的包围，并肃清了城关之敌。第22旅在南关全歼敌第87团。 此时，友邻第二、第三、第六纵队亦渡过黄河，并先后占领郓城以南地区，使郓城之敌完全孤立。 郓城之敌被包围后，积极加修防御工事，固守待援，已处于被动状态。 时机已到，7月7日，刘邓下达了攻城命令。参谋长李达在电话中说：“敌人主力已进至巨野，刻不容缓，你们要一举拿下郓城。” 夏日昼长夜短。刹那间，郓城四周的掩体、墙沟里活跃起来。 我第20旅负责从郓城南门发起攻击。 旅长吴忠向来重视侦察。前些天，他早已下了命令：团干部要把南门的火力点摸得准确精细。他说：“南城门大，易于接近。但南城门也是敌人主要防御点，兵力、火力最强。我们不能存任何幻想，只有破釜沉舟，拿下南城。” 18时整，总攻开始。刹那间，山炮、野炮、迫击炮一起轰鸣，工兵冒着弹雨强行爆破。 巨大的爆炸声此起彼伏。 战事的发展是如此之快，去年打陇海战役第一仗时，杨勇的主攻部队没有一门炮，攻坚全靠机枪、手榴弹、爬梯子。今天，第一纵队已经有各种火炮49门，攻城可以采取火炮齐射了。 炮火攻击将近半小时，敌前沿阵地的大部分火力点被摧毁。 第20旅的突击队跳出掩体，越过护城河，向城墙的豁口冲去。 敌人的后续部队冲上南城门，已经哑了的火力点又向城外扫射。 突击队身陷火海，突击受阻…… 纵队指挥所，杨勇紧皱眉头，习惯性地手里不停地撕着纸片。地上已经一层纸屑。 “要1旅！” 杨勇扔下纸条，抓起话筒：“杨俊生，你部立即发起攻击，20旅已经牵制住了敌人的主要兵力，你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破西门，直捣55师师部！” 第1旅攻击位置是西城门。这里是一片开阔地，不易隐蔽，敌人估计解放军不易屯兵，故火力配备薄弱。这是杨勇选择西城门作为突破点的主要原因。 杨勇一到郓城，就命令第1旅利用暗夜进行迫近作业，在开阔地上迅速构筑起一道环形堑壕和10多条通向冲击出发地的纵深交通壕，使火力队能迫近城墙，进行直接瞄准射击，而突击队又能够在距敌防守外壕的最近处发起冲击。 南门，守城敌军拼死顽抗，动用各种口径的火炮阻击。炮弹黑压压飞过来。我第20旅的阵地被炸得浮土三尺，一把土就有五六块炮弹碎片。战士们被飞起的泥土埋起来，刚爬出来，又被埋进去…… 19时15分，第1旅阵地升起一颗红色信号弹。强大的炮火群立刻按火力分工有层次地准确射击预定目标。城内的敌炮立即还击。 第1旅旅长杨俊生带着作战参谋到第1团指挥所靠前指挥。性格内向、沉默寡言的杨俊生越是激战越冷静，颇有大将之风。他指挥作战言简意赅，善于扼要准确地表达意图，眼神和手势很富有表现力。 杨俊生命令两门105榴弹炮和4门山炮同时对准突破点上的大型砖碉堡。他一个手势，火炮齐射，掀掉了碉堡的盖顶。在重机枪的掩护下，第1团2营突击队乘势发起冲锋。6连爆破组在副连长田金堂带领下，从敌障碍物中开辟通道。 城头攻破。我第1团乘势进行攻击，特务连左右开弓向突破口两边撑开，5连、6连像两把尖刀从中间插下去，后面紧跟着攻城的部队狂风一般涌入城内。 战斗激烈，十里之外都能听到枪炮声。 北门、东门同时发起攻击。冲锋号响，部队如潮水一样突进城里。守军未料到战斗发展得如此迅速，师长曹福林正在主持连以上的军官开会，听到我军炮火猛烈轰击，只得匆忙结束会议，下令参加会议的军官全部赶回各自岗位，但已经来不及了。大半军官未到达指挥位置即被击毙。 与此同时，我第19、第20旅先后攻下北门和东门。 郓城守军狼奔豕突，城内大街到处是敌第55师遗弃的山炮、战防炮、轻重机枪。 烟尘中，我军几十路健儿向一个方向冲去，矛头直指城东北角的教堂——敌55师师部。此时，素有“固守将军”之称的曹福林也慌了起来，立即命令旅特务连督战，开枪射击败退下来的官兵。但这并不能阻止已成定局的颓势。20分钟后，教堂外围已失去抵抗力量。躲藏在地下深达10米掩蔽部内的曹福林明白大势已去，仓皇换上便衣，率领几个亲信，从地洞窜出东门外，向东南方向逃命去了。 曹福林前脚刚走，战士们就冲了近来。余下的军官还要抵抗，战士们端起刺刀刺死两个军官，其余的人都乖乖地举手投降了。 经过一夜战斗，到8日拂晓，郓城之战全部结束，全歼敌55师师部及第29和第74两个整旅，歼灭副师长以下1万余人，缴获山炮10门、战防炮6门、迫击炮25门，汽车9辆，各种枪支近万件。 刘邓大军开始大反攻后第一仗取得了辉煌胜利。 狼山战捷复羊山 刘邓大军不仅在一夜间把蒋介石精心构筑的“黄河防线”踩在脚下，而且在跨过黄河之后，迅速拿下郓城。蒋介石心惊肉眺，只好挖肉补疮，急急忙忙从豫西南调第32师、第66师向盘踞在金乡、嘉祥之间的第70师靠拢，以金乡为依托，在东翼对巨野地区形成威逼态势；同时，又把陇海路上的58师调至金乡，把豫东调来的63师153旅调到定陶，和盘踞曹县以南的68师残部形成西翼，企图阻拦刘邓大军。我军行动神速，一个星期之间，就将其55师全歼于郓城，又把第153旅吃掉于定陶。这样一来，国民党军队上下手足无措，只好把第66师、第32师和第70师，在金乡西北和巨野东南的六营集、独山集和羊山集，三个相距不到15公里的集镇上，摆成一字长蛇阵。32师和70师是前卫，66师是本队。看样子是打算相互策应。 几次败仗后，国民党军上下都对刘邓大军的行动无所适从。正如国民党中央社7月14日说的那样：“刘伯承所部渡河以后，忽东忽西，流窜无定。” 于是有人说刘伯承下一步会取菏泽，有人说会取济宁。就在他们纷纷猜测之际，刘邓大军如神兵天降，把第66师、第32师和第70师切成三块，实施包围。 至此，国民党军才发现大事不好，但已经太迟了。 战场上的形势时而旌旗蔽日，时而静若深潭；有时山势崩颓，有时风平浪静。郓城一丢，兵团指挥官王敬久急命各师迅速构筑攻防工事，并连连电催各师派出一个团搜索侦察，探明刘邓大军的动向。 两天过去了，却没有发现敌情。王敬久越发坐立不安。他来到第199旅训话：“此番会战非同小可，委员长亲自筹划指挥，各路雄师云集鲁西南，只等一声炮响就从四面八方兜抄过来，把过河的共军全部干掉！共产党是很好对付的，我们可采用的办法很多，说简单些，也就十个字。第一个字是稳。稳，就是不要慌嘛。第二字是狠，更毋须解释了。第三个字是准……第四个字是硬……这第十个字嘛……” 王敬久把第十个字忘了。直到晚饭后，他才想起这第十个字是“活”。王敬久有几分迷信，恰在这个关头把个“活”字给忘了，这使他神色沮丧，举止更加失措。 参谋人员私下议论：“王司令官吊儿郎当，讲话时竟把活命的‘活’字忘了，这是一个不好的兆头啊！” 就在第二天拂晓，刘邓大军第一纵队进抵狼山附近地区，切断了王敬久的第70师与第32师的联系。第二纵队中午歼灭了谢集敌第66师的一个团，向东协同第三纵队包围了羊山集之敌第66师。 这样，到7月13日中午，王敬久的三个师被分割包围，第70师被压缩在六营集，第32师被压缩在独山集，第66师被压缩在羊山集。 我军迅雷闪电般的行动对敌人而言无异晴天霹雳，王敬久的一字长蛇阵一断三截，顿时势乱神散。 慌忙之间，王敬久先是下令第70师向南，第66师向第32师靠拢，以求形成“链锁”，避免被分歼。接着又改令第32师到六营集接应第70师南下，解救羊山集之危，而后一同突围。 王敬久部署混乱，朝令夕改，弄的部下无所适从。第32师师长唐永良不再相信他，直接要通了第70师长陈颐鼎的电话：“你我所据六营集、独山集均为荒野小镇，又无工事屏障，即便突围靠向羊山集，也是出了小圈进大圈，仍在被围之中。依我之见，趁共匪仓促之时，你我两厢靠拢，一同冲出包围，你意如何？” 陈颐鼎说：“嘉祥城高池深，工事坚固，似是可攻可守之地，且有我一个团在那里接应。只是……” 沉稳、老辣的陈颐鼎认为，突围并非易事，弄不好即全军覆没，于是他有意停顿了一下，说：“只是望兄能向六营集靠拢，你我从六营集突围较便利。” 形势险恶，不容分秒贻误。唐永良不再计较，打完电话后，立即率兵向北突围，向第70师驻地六营集靠拢过来。 唐永良的第32师一出独山集，早已埋伏在大路左右的我第一纵队立即抓住战机，迅猛追击和侧击。敌32师拼命突围，战至晚上22点，被歼灭一个整旅，剩下的一个旅和师部虽逃向六营集，也被打得残缺不全。 14日，远道奔袭而至的我第六纵队也赶到六营集，协同第一纵队将敌第70师和第32师团团围住。 六营集只是个有200户人家的小镇，敌第32师进入六营集之后，两师之众集于一地，兵力拥挤，指挥不统一，人马相踏，粮食、饮水供给相当紧张，第70师和第32师部乱成一团。 刘邓面对新的敌我态势分析道：羊山集守敌第66师是蒋介石的嫡系，师长宋瑞珂是陈诚的亲信，战斗力比较强。而且羊山集三面环水，背靠羊山，曾是当年日军多年经营的一个据点，敌可依托这些据点及重新构筑的坚固工事防御。六营集则地带狭窄，工事薄弱，又两个师挤在一起，不会长久固守，必谋突围。于是决定先打弱一些六营集之敌。同时考虑：如果采取四面围攻，敌必作困兽之斗，徒增攻坚的难度。遂采取“围三阙一，网开一面，虚留生路，暗设口袋”的战法，把阵地攻坚战转化为运动战，在运动中歼灭敌人。 第六纵队受命在西面以坚决突破相威胁，促成其突围决心；第一纵队受命在东面示意留有生路，以诱敌夺路逃脱。 同日，王敬久又下令被围在六营集的唐永良、陈颐鼎向南出击，接应第66师，一起向金乡靠拢。 唐永良接令后愤愤地说：“这不等于是让我们去找死嘛！” 陈颐鼎也不愿意退至金乡，于是唐、陈二人越过王敬久，直接致电顾祝同，说南撤不可能，要求向嘉祥、济宁方向撤出。并报告六营集北、西、南已被共军围得风雨不透，只有东面存一空隙。顾祝同也无计可施，只好应允。 是夜，云黑天低。解放军从六营集北、南、西三面发起进攻。唐永良、陈颐鼎决定提前突围。按预先部署，第32师为左翼、第70师为右翼行动，但还没出村，部队就已经没了队形。两个师争着往东跑，几乎是眨眼的功夫，部队建制全散了，人喊马叫，乱成一团。 守候在东面的第一纵队十几把军号一齐吹响，嘹亮的号音划破夜空，一下子就把敌人给震慑了。继而层层伏兵一跃而出，无数轻重机枪一齐开火，子弹像暴雨倾泻，炮弹一个接一个在敌群里炸响，又像暴雨中一串串惊雷。 敌军由慌乱到惊惶到恐惧，顿时失去抵抗能力，官兵四散逃窜，各自弃命。许多士兵吓得扔掉枪，往高粱地里一站，等着当俘虏。炮车、弹药、牛车被丢得到处都是，东倒西歪、横三竖四地被遗弃在道路的两侧，无数骡马嘶鸣着遍地乱窜，不少人竟被按倒活活踩死。六营集东南方圆十几里的大洼地成为敌第70师和第32师的最后归宿。方圆十公里的旷野上，到处都可听见我军的联络号、哨子声和战士们的喊声：“缴枪不杀！”、“优待俘虏！” 15日8时，战斗结束，六营集大捷，国民党军整编第32师、第70师几乎全军覆灭。 现在，就剩下羊山集的敌66师了。羊山是金乡西北万福河北岸的一座小山。这座山由西向东全长不过2.5公里，形状很像一只羊。最东面的山包，当地群众叫它羊头，中间的一个最高最大的山头是羊身，山顶西面是一道往下倾斜的斜坡，上面有一些不大的山包，人们说它是羊尾。紧靠这座山的南面山脚下，居住着七八百户人家，这就是羊山集。这个集东西有三里路，西头是一条大街，可是到东头却又岔成了两条。全村的主要建筑，都在十字街以东。羊山集自古以来就是军事重镇。抗日战争期间，日军把羊山集初步修成了一个坚固的防御工事。敌66师赶到这里之后，除了尽量恢复日军修建的工事外，还昼夜加修了许多工事，把羊头、羊身两个制高点和十字街的主要房屋连在一起，构筑了核心阵地。此外，还把野战阵地伸出羊山集四周1公里远。 攻占六营集后，包围羊山集的第二、第三纵队立即对羊山集发起进攻。但宋瑞珂依靠坚固防御工事，拼命反击。至7月下旬，第二纵队、第三纵队共发起三次进攻，均被敌人打退，我军损伤很大，战事一时呈现胶着状态。 刘邓大军无后方作战，举步维艰，不容许发生哪怕是微小的一点失误。显然，如果刘邓大军继续滞留羊山集一带，待敌人从四面八方赶来，形势将变得更为不利。23日，远在陕北的毛泽东专门给刘邓来电，指出：“对羊山、济宁两点之敌，判断确有攻歼把握，则歼灭之；否则，立即集中全军休整10天左右，除扫清过路小敌及民团外，不打陇海路，不打新黄河以东，也不打平汉路，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占领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打运动战。” 同时，毛泽东在来电中还告诉刘邓：他已经分别给陈赓和谢富治以及陈毅和粟裕发出电文，指示让陈谢兵团8月下旬挺进豫西，陈粟率领的华东野战军西线兵团进入鲁西南牵制敌人，以配合刘邓大军南下。 天似乎让炮火轰塌了，大雨不停，肆虐的风疯了似的东冲西撞，呜呜地呼啸着。接到毛泽东的来电后，刘伯承立即赶到羊山集前线。 他的衣服湿透了，紧紧地贴在身上，雨水顺着腿往下流。陈锡联面对刘伯承站着，彼此离得很近。 刘伯承摔掉帽子。这是他不常有的动作。 “仗打得太蠢了！太蠢了！”刘伯承头顶上那道伤疤由于动怒而泛着紫红色的光，嘴唇被冷雨冻得没了一点血色。“不管你是多么高的指挥官，权威有多么大，一个口令能使成千上万的人向你立正，但是你没有权力让哪怕是一个士兵做无谓的牺牲！……歼敌3，000，自损800。一个指挥官不但要负歼敌3，000之责，也要负自损800之责，不能随便死一个人！” 刘伯承转过身，面对窗外哗哗的大雨，宽而厚的脊背急剧地颤抖着。 “司令员，仗没打好，责任在我。”陈再道说。 陈锡联说：“三纵担任总攻，打羊山我是总指挥。司令员，处分我吧！” 陈再道面带愧色：“我们的主要问题是轻敌，连打了几个胜仗，开始麻痹大意了，对敌人的防御能力估计过低，对敌情侦察得不详细。第一次攻击，5旅报告说攻下了‘羊尾’。天黑，对地形不熟悉，其实只占了几个小山包，并没有真正占领‘羊尾’。听到‘羊尾’攻下了，就让4旅向羊山集攻击。结果天亮后敌人居高临下，用火力向我反击，部队队形密集，遭到炮火杀伤……” 陈锡连接着说：“我们三纵过黄河之后一直没有机会参战。兄弟部队攻郓城、拿定陶、打六营集，更挑起我们急于求战的情绪。士气高本来是好事，但忽视了潜伏着的急躁、蛮干情绪，对敌情的侦察不够细致，工事做得也不够坚固……” “就凭硬冲了，是不是？” 刘伯承太阳穴上的青筋爆得高高的，还想说什么，眼光落在陈锡联的脸上。那张脸比几天前瘦了一大圈儿，胡子像一道乱草，双眼布满了血丝，大眼角上挂着两砣黄黄的眼垢。刘伯承又转向陈再道，一身泥水，赤着脚，裤腿高高挽起，两条细长的泥腿上东一块、西一块的伤疤，那是战争给这位出生入死的老战士留下的印记…… 刘伯承摘下眼镜，擦着上面的雨水。 “几天没睡觉了？”刘伯承戴上眼镜，语气显然缓和了。“越是胜利，越要细心谨慎。打了半辈子仗，应该认识战争了。”刘伯承话锋一转，轻声问道，“怎么样？羊山还打不打？” 陈锡联肩膀一颤，陈再道猛地抬起头，几乎同时喊道：“打！当然打！” 刘伯承说：“中央正在陕北召开会议，对我们挺进大别山，实行中央突破，打到外线去，又有了进一步的部署。” 说罢，刘伯承把毛泽东的电报递给他们。 陈再道和陈锡联匆匆地浏览了一下电报的内容，刚要说话，刘伯承摆了摆手，继续说道：“蒋介石让我们打急眼了，宋瑞珂的66师又是他的嫡系部队，19日他到了开封，扬言要在巨、金、鱼跟我们会战。现在有5个整编师、30个旅正朝鲁西南运动。你们看，迅速攻下羊山有把握没有？” 陈再道：“蒋介石调的援军还在路上，就近的金乡之敌已没有再支援66师的力量。我看迅速拿下羊山有把握。” 陈锡联：“宋瑞珂的66师确实有战斗力，这是事实。但是他们已被围了10天，兵源、粮源、武器弹药的来源全被我们切断，这几天的激战消耗又这么大，如果我们再做仔细侦察，重新调整进攻部署，全歼66师没有问题。” 刘伯承沉思片刻，说：“吃掉了66师，我们又可以甩掉一个围追的包袱，减轻挺进大别山的负担……” 他背着手，走了几步，突然止住：“那就打，把野司的榴炮营、一纵队的炮兵团都调给你们。你们要认真侦察，而后研究个方案报总指挥部。等天一放晴，就发起总攻！” 临走时，刘伯承再次指示陈锡联、陈再道：“不要疏忽大意，更不能急躁，要亲自到前沿看看地形，了解一下为什么攻不下来，和下边指战员研究如何打法。” 24日，陈锡联就如何总攻向刘邓作了汇报。刘邓听后又提了些补充意见，接着定下对羊山集的最后攻击决心：第二纵队仍由西面向羊山集及羊山攻击；第三纵队8旅由东面攻击；第六纵队16旅和第三纵队7旅从北面向羊山制高点攻击；第二纵队4旅及第三纵队9旅和冀鲁豫独立旅在南面堵击和打援。野战军的主要炮火都调来参加攻击作战。 发起攻击的时间为26日傍晚。 26日这一天来到了，然而天公不作美，自中午起便下起了倾盆大雨，一直持续到黄昏才停止。由于雨大，各交通壕内已灌满了泥水，工事和掩体也基本被冲垮了。陈再道、陈锡联都亲临一线视察，陈锡联还跳进齐胸深的水沟里，以测量壕沟的宽度和深度。经过一番考察，他们觉得当日晚发起攻击于我不利，遂建议将总攻时间推至次日晚。 也就在当日，蒋介石下达指令说：“共军长途跋涉，粮弹缺乏，又值大水，交通、通讯困难，是你们歼灭他们的良好时机。”“此战若予以彻底打击，则结束山东战争，指日可待。”“自明日起，各部队即应逐渐与匪主动接战，望各级官兵猛打穷追，达成任务。希望遵照。” 在蒋介石的严令督促下，国民党军加快了向羊山集推进的速度。王仲廉率整10师、206师及82旅已经进抵冉固集地区，距羊山集只有一天路程；金乡的国民党军离羊山集更近，只有10余公里。 形势严峻，如果在援敌到达之前拿不下羊山集，敌军不仅会把66师接应出去，而且会对羊山集周围刘邓军队实施反包围。 因此，当日夜，刘伯承再次来到前线，要求陈锡联、陈再道加紧准备，次日一定发起攻击，决不能再推迟了。 27日到来了，老天爷终于把隐藏多日的太阳放了出来，天气格外晴朗，万里无云。这时，在水壕里浸泡了几天的攻击部队战士，脸上也露出了笑容。看来困守羊山集的国民党部队气数将尽了。 下午6时30分，攻击命令正式下达了。各路大军发起总攻击。已占领有利位置的榴弹炮、野炮、山炮和迫击炮，向羊山山头不停地轰击，整个羊山顿时硝烟弥漫。各攻击部队随着炮火延伸，向羊山主峰和羊山大街冲击。 战至22时，第7旅和第16旅的主攻部队攻占了羊山，并占领了羊山制高点。第5旅也占领了羊山西侧。宋瑞珂见制高点丢失，便组织了多次反冲击，企图夺回羊山主峰，但均被打退。 与此同时，第6旅3个团从西关冲进了羊山集西大街，开始逐屋逐院向东发展，有时一座院落要反复争夺多次。身为旅指挥员的周发田亲临西大街指挥战斗。接着，第13团的部队也从“羊尾”冲进羊山集。第三纵队所属部队也从东面攻进了羊山集东大街。 整个羊山集的国民党军顷刻便被各攻击部队分割、包围。 但66师不愧为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打得相当顽强。我攻击部队每占领一个碉堡都要经过激烈拼搏。其中，我第18团攻到大街中心的一座坚固的地堡前，遭到地堡内4挺机枪的封锁。于是，团长李开道便命令第1连连长刘茂密将这座碉堡干掉。该连2班的战斗小组姜金城、于树贞两人带上手榴弹冲向碉堡。一开始，他们想从射击口夺下敌人的机枪，由于枪筒打得火烫，夺了几次没有成功。最后，他们干脆将8枚手榴弹从射击口塞进了碉堡内。随着“轰轰”几声爆炸，碉堡里的机枪变哑了。攻击部队为此付出了较大伤亡。以18团为例，战至最后，营级的干部就伤亡好几个，其中，第1营的指挥员中只剩下教导员韩镜一个人了。 28日，经一夜激战后，天又下起雨来。在连绵细雨中，陈再道看了看腕上的手表，已是上午9时半。此时，羊山集的枪炮声已渐渐稀疏，说明战斗已近尾声。他从西关外一个掩体走出来，想到羊山大街看看情况，但作战参谋拉住他不让出来，因为敌人的榴弹炮天亮后就盲目射击。果不然，陈再道刚进入掩体，外边的炮弹就爆炸了。此时，从电话里得知：我第5旅14团、15团攻占羊山西侧后，正从山上往下打，13团3营正沿大街向东发展；第6旅3个团越过镇中心继续向残敌发起攻击。 这时，作为我第18团1营代理指挥员的韩镜正率1营向东攻击，遇到了我13团3营营长何福田。何对韩说：“我从前面那个院落外面穿过时，院内的敌人向我射击，听枪的声音似是手枪和手提机枪，很可能是敌人的指挥机关，我正在找7连准备往这里打。” 韩镜便说：“我马上派人去打。” 于是，2连指导员葛玉覆和排长白振东奉命带领一个排30多人，冲进了这个高楼院墙，并向还击的敌人打了一阵手榴弹和机枪，接着高喊：“缴枪不杀，优待俘虏！” 这时，从西北角一座高楼里，跑出来一个长着八字胡须的军官，慌慌张张地举起双手连喊：“不要打了！不要打了！” 他恭恭敬敬敬了一个礼后说：“我们投降，我们只有一个要求，请你们饶命。” 接着，这个人就自我介绍：“我姓郭，名雨林，是本师参谋长。请你进去，里面还有长官。” 经过艰苦鏖战，羊山集终于被拿下，大批国民党军官全部成为俘虏，其中包括第66师师长宋瑞珂。当他被押解走出羊山集时，第二纵队有个干部面滚热泪，愤恨难平，扬手打了宋瑞珂。事后，他很后悔，人家放下武器了，还打人家干什么？可是，当时他确实是难以抑制悲愤的感情：多少好同志好领导负伤了、牺牲了。在攻打羊山集的战斗中，包括第5旅参谋长在内的团以上干部就有15人负伤，营级干部伤亡32人，连以下伤亡更多。 刘邓大军在羊山集一举敲掉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第66师，大大震惊了国民党军队。一些人对国民党的前途发出哀叹。国民党国防部陆军总司令顾祝同的参谋长在日记中写道：“66师电台不通，羊山集似已失守。王敬久以两师之众距宋（宋瑞珂）10公里而不能救，王仲廉徘徊于冉固集数日不前。如两王均于24日以后奋力攻击，则局面必大异于今日。余深知国民党腐败，王仲廉等均只知弄钞。刘伯承廉洁虚心，不断求知，以与政府将领比较，诚不啻鹤立鸡群。如此，两党战阵上之胜负，不问可知。” 刘邓大军从6月30日夜晚，斩断天险黄河，7月8日歼灭郓城之敌55师以来，20天内，连续作战，连战连捷，共歼灭敌9个半旅，打开了进军大别山的通路。 人民在欢呼，大地在歌唱。战士们在摩拳擦掌准备再战，刘伯承紧张的心情舒缓许多，他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写了一首《记羊山集战斗》的诗： 第七章 金蝉脱壳，千里跃进大别山 蒋介石要水淹刘邓 仅仅不到一个月时间，鲁西南国民党被歼9个半旅。在开封坐镇的蒋介石听到消息，勃然大怒，拿起电话，大骂鲁西南前线集团总指挥王敬久，并对王宣布：“你被撤职了，我要送你去军事法庭！” 蒋介石不甘心失败，随后又任命王仲廉为鲁西南前线总指挥，纠集原在鲁西南和新调来共30个旅的庞大兵力，组成5个集团，分五路向郓城、巨野地区实行分进合击，妄图歼灭刘邓大军主力于陇海路和黄河之间，或把其逐回黄河以北，以堵塞被刘邓大军打开的战略缺口。 蒋介石把这次分进合击作战看得很重。如果近20万人仍消灭不了刘邓大军，他说他一定要退出历史舞台，永远不再理政事，不过问军事。 等他部署30个旅约20万兵向刘邓大军发起进攻后，蒋介石在开封一反常态，趾高气扬地出席了中外记者招待会。 蒋介石伸着两只干枯的手指，对记者们说： “胜利在望，戎机在握。冀鲁前线指挥将用总体战，彻底歼灭刘邓军，胜利指日可待！要不了几天，少安毋躁。” “总统”的文学侍臣陈布雷接着说：“总统说话是算数的，届时请大家报道！” 记者招待会后，蒋介石把空军司令周至柔、国防部二厅厅长侯腾、前线指挥官王仲廉、国防部三厅厅长郭汝瑰留下，密谋至深夜。 “跟共军作战……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就在谈判桌上得到，在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你们可以再想想，还有没有其他方法得到？”蒋介石说着从玻璃杯中倒出一杯柠檬水，一饮而尽，随后贸然问道：“那篇文章发出没有？明后天能见报吗？” 陈布雷说：“能。他们说最迟后天。” “《黄河归故势在必行》，是黄河水利专家的署名文章……后天见报。”郭汝瑰说。 “要把黄河的水位、险情、共军动态……天天向我报告！”蒋介石说着把顾祝同、周至柔、侯腾、郭汝瑰叫过去，几个人一起俯在黄河与黄河故道沙盘上，一起密谋着…… 蒋介石虽然已经在刘邓大军周围集结了20万大军，但他还不放心，秘密地制定了炸开黄河渡口、放水淹没刘邓大军于黄河之南的阴谋。 “什么‘黄河归故势在必行’？什么黄河水利专家！”邓小平把刚刚出版的一份国民党报纸往桌上一扔，气愤地说：“这是国民党军队想再次扒开黄河堤口，水淹我军。这报道只不过是敌人放出探测世界舆论的气球而已。写文章的人也不是什么水利专家，所谓的水利专家，正是蒋介石他自己！” “是这样的，一点不错！战争既讲天时，又讲地利，既讲时间因素，又讲战场上的地理条件。连日大雨倾盆，黄河水位猛涨，我军正在黄河边上作战，蒋介石当然想调用他这足抵四十万大军的黄河水来参加作战！这是需要我们认真加以对付的。”刘伯承紧跟着说。 大雨还在下着，直下得河平沟满。黄河从阿城到东明一段河堤，有的地方堤势很险，水位极高，河堤比村庄的房脊高得多，河水滚滚，奔腾咆哮，听着就像半空推过雷车。洪峰一个又一个，河堤岌岌可危。 吃了败仗的蒋介石，随时可能用飞机投下炸弹决堤放水。 刘伯承一边要李达在地图上寻找最近的几个高地，一旦河堤被掘，便由军队掩护群众逃到高地上去。一边又派出“水哨”，哨兵一步传递一步，一直把哨兵放到黄河岸边。哨兵监视着水情，把黄河水位的变化随时报告指挥部。 军情似火。为了亲自掌握水情，刘伯承坐在一张柳条圈太师椅上，门口立下几块青砖，在砖上刻着刻度，亲自观察水位变化。 邓小平挽起裤脚，两只腿放在半尺深的洪水里。他伏在一张旧方桌上，字斟句酌地修改着揭露蒋介石企图决开黄河堤口、淹没我冀鲁豫军民的滔天罪行的文稿。 刘伯承一直盯着青砖上的刻线。但院子里的积水，还是一度一度地在上涨…… 大雨滂沱，刘邓忧心如焚。一旦黄河决堤，堤南的数百万人民，何以得救？一旦河堤炸塌，这十数万军队，向哪里转移？ 想到这里，刘伯承离开圈椅，邓小平也从旧桌边站起身来。这两位肩负着党和人民重托的统帅，身上滴着雨水，脚下淌着浸过脚面的泥水，紧急地磋商着…… 这已经是老习惯老传统了，在刘邓身边的人都知道，无论是一项重大的战略行动，还是开一个重要的会议，要么在他们的住室里，要么在田间小路上，要么在普通农家小院里，只要见刘邓紧张切磋，不时交换意见，不时谈论问题，人们便暗暗高兴，知道又有好仗可打了，或者有重要工作可做了。此刻，刘邓拖着泥水一圈一圈地在屋里走着，不用问也猜得出，又要有新的战略行动了。 邓小平立住脚，向刘伯承建议说：“我们能不能多找几个人谈谈，集思广益嘛！” 刘伯承完全同意邓小平的意见，立即说：“去请张副政委、李达参谋长来，就在作战室里开个会，作战处长、科长和参谋都找来。” 卫士长复述着通知道：“四号、五号……地点在作战室，作战部门处长、科长和参谋统统到会。” 不一会，司令部作战处、科长和参谋们都到齐了，一、三、四、五号（当时前线是在严格的保密情况下，刘、邓、张、李分别用上述代号）都已相继落座。 会上，大家再次认真地分析了敌情、我情和任务。 邓小平说：“到底该怎么办？需要充分发扬军事民主，集思广益，慎重考虑，请大家畅所欲言，发表意见。” 会议开得简短而热烈，刘邓没有插话，只是静静地听着。 散会时，刘伯承表示：“大家发言踊跃，各抒己见，让我们研究过后，再把想法告诉大家。” 邓小平要去部队看看，刘伯承仍留在作战室。邓小平临离开时，像有某种预感似的叮嘱作战处长：“要立足一个‘早’字，你们要做好进军前的一切准备！” 回到作战室时，刘伯承再次来到作战地图前，查看陇海路上敌情变化的近况。他仔细地量着进军路线，问进军途中河流山川的情况。过了一会儿，刘伯承放下放大镜，喃喃自语：“是行动的时候了。” 他立即吩咐作战处长：“快去请邓政委，准备马上行动。” 邓小平很快回到作战室。 刘伯承迫不及待地说：“我考虑要马上行动……” 邓小平说：“突然早走，敌人猝不及防！” 刘伯承说：“正是这个道理，趁敌人合击未成。” 邓小平说：“进军本身就能粉碎敌人的合击，对大局无所影响，多调动和吸引敌人，就会扭转整个战局！” 刘伯承接着说：“正是这个道理！我建议停止休整，马上行动。” 邓小平说：“现在就立即发报请示。” 电报发出只有3个小时，中央军委回电完全赞成刘邓意见。 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着，黄河水位一度又一度地增加。 会议室内，刘伯承把手举起，又狠狠劈下。他说：“……我刚跟小平同志研究过了，仗应该这样打。” 张际春副政委、李达参谋长和作战处长都在屏息凝神听着：“我们原定南下进军任务，8月15日前准备再打几仗。现在仗不在这儿打了，准备马上出发，大军南出大别山！” 邓小平也果断地说：“敌人准备黄河决堤，这对军民影响很大，蒋介石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我们是早定为好，仗不在河边打，立即提前南下！” “华野西进兵团已到，原定你们接见陈、谢二首长？”政治部组织部长陈鹤桥来请示刘、邓。 邓小平一挥手说：“一切都来不及了，请刘司令员亲自给他们通话，部队马上出发！” “我们上马了！”刘司令员手执最后待拆的一条电线，在跟华野西进兵团陈士榘通话。 刘伯承头一句就是“我要上马了”，说的就是我军要千里跃进，南下大别山了。 陈士榘马上问道：“我怎么打法，请你指示。” “你打一张鹅牌。”刘伯承深入浅出，形象地作了指示。在牌语中，有一张鹅牌，一头是一点，一头是三点，西进兵团有四个纵队，打一张鹅牌，意思是要西进兵团在陇海路北展开攻势，用一个纵队掩护刘邓大军南进，迷惑和钳制敌人，用三个纵队集中兵力，寻机歼敌。 数十万大军秘密而又神速地开始行动了，部队疾风流水般地运动着…… 这样，刘邓大军不是8月15日开始这一行动，而是提前到8月7日开始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壮举。 8月9日，正是周末，蒋介石从开封小教堂做完早祈祷，回到行辕，他把空军司令叫来，命令B-29战略轰炸机群起飞，准备到最险要的地方投弹炸堤。突然，周至柔、王叔铭派出侦察的飞机回来报告，共军已离开河堤，不明去向…… “谁敢谎报军情，我把他就地正法。”蒋介石闻报气急败坏地，连声咒骂着：“共军锐气方张，刚打过黄河，怎么会失踪，怎么会不明去向？” 蒋介石大发雷霆，吓得周、王一时间无话可说，忙下令再去侦察。侦察机沿河堤飞去飞回，转了两圈回来后，还是报告：“共军刘邓所部确实不知去向，阿城到东明一段黄河南岸，到处一片浑水……” 刘邓部突然不知去向，阿城到东明间到处一片浑水。蒋介石由此判定刘邓大军已经溃逃，因此他紧张了几天的心情稍微放松了一下。前线形势好转，蒋介石准备回南京接见美国总统特别代表魏德迈将军。直到上飞机前，蒋介石对自己的判断充满信心，他在机场发表演说：“刘、邓虽已渡过黄河，但国军奋勇歼敌，我神勇空军也起飞助战，观共军已影踪全无，阿城、东明间黄河南岸，一片浑水……” 正在进军途中的刘邓接到这份电讯，笑得前俯后仰…… 刘伯承好不容易止住了笑声说：“蒋介石真是妙人妙语，国军奋勇，空军神勇，共军已无踪影，是全被打死了，还是全都让水给淹死了？” 邓小平轻松地说：“一片浑水，倒是不假，不过不是他的神勇空军的功绩，而是老天下的雨！” 就在蒋介石飞往南京之际，8月8日夜，刘邓大军成三路队形，跨越陇海路，兵分三路，向南疾进，直奔大别山区腹地。第三纵在左为东路，沿成武、虞城、鹿邑、界首一线，直插大别山的固始、金寨、六安、霍山地区；第一纵队并指挥中原独立旅在右为西路，沿曹县、宁陵、拓城、项城、上蔡一线，直捣罗山、宣化店、黄陂地区；野战军指挥部率第二、第六纵队居中，沿沈丘、项城、息县一线前进。 为隐蔽主力突然跃进，刘、邓命令一纵和各军区部队，在鲁西南地区积极活动，并到黄河渡口佯动，造成我军渡河北上的声势，以迷惑吸引疲敌，使敌人继续在黄河边上进行合围。 连日暴雨，河水猛涨。 刘、邓纵马来到黄泛区北端，凄凉的景象展现在他们和全军指战员眼前，惨不忍睹…… “汤汤乎洪水滔天，浩浩乎怀山襄陵。”这是司马迁在史记上所描写的上古时代宇宙洪荒的年月，那时混沌初开，遍地洪水。眼前的黄泛区，也是这种景象，遍地洪水，草木萋萋，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在这千里荒凉的土地上，看不见一个人影，见不到一座房屋，四野死一般地寂静。野雁偶尔哀鸣几声，从水草深处飞起，大地又归复平静。 四野越发荒凉了。 凄凉的景象使不少指战员眼睛中涌出热泪…… 过去，这儿曾是人声笑语、人来熙攘的地方，村镇密布，田园锦绣，邻村相望，鸡犬之声相闻，人们在黄河边上休养生息。1938年，蒋介石掘开河堤，把数百万人统统埋葬水底…… 那是在1938年6月6日，日本军队进攻中原。蒋介石因徐州作战失利，就下令在花园口决开黄河堤，想让洪水助他一臂之力，以此阻挡日军前进。结果，日军南下的脚步没有被阻住，却把河南、安徽、江苏三省44个县1，200万老百姓推入洪水之中，致使89万人死于非命，数十万人辗转流离，背井离乡。沃野良田，变成一片泽国。 刘伯承跟全体指战员一样，此时心里也是沉甸甸地，他望着凄绝的黄泛区，对身边的参谋人员说：“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造成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谁都知道，应该是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怎么能兵来水挡，水能挡住兵吗？” “如果战略失算，比什么都厉害！什么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什么1937年12月南京大屠杀，什么1945年8月广岛原子弹轰炸，一颗原子弹，毁灭了13万居民……而花园口决堤，89万人死于非命，世界上也只有德国法西斯杀害犹太人这一凶狠的大屠杀才能与花园口决堤相比……” 说完，刘伯承一边挽着裤脚，一边无比坚定地对身边指战员说：“为结束这人间悲剧，解放中原人民，我们要走到大别山，赢得胜利。” 邓小平来到刘伯承身边，说：“蒋介石两次运用‘黄河战略’，第一次造成这样大的损失，第二次他也失败了。他的战略上的失败，就是我们战略上的胜利！” 这里到处都是泥和水，邓小平干脆连裤腿也不挽，拉起刘伯承的胳膊，坚定地说：“我们一定能涉过黄泛区，咱们一定能早日到达大别山。” 刘邓两位首长，身体力行，互相扶持，带头跳进泥水里，走在全军最前列。 大家都感动了，争先恐后跳进泥水里，根本不理会敌机的轰炸扫射。 一条无比壮丽的水上长虹，迅速向南延伸着…… 狭路相逢勇者胜 “快，跟上，不要拉开距离！”后面跟着数十万追兵的刘邓中路——先遣队第六纵队第18旅向汝河疾驰。旅长肖永银不住地催促着他的部队，几千双脚板踏着黄沙奋勇向前。他们现在唯一盼望的就是尽快到汝河。队伍中不时有人问：“汝河还有多远？” 他们不知道汝河等待他们的是什么。 旅长肖永银也想不到，汝河在一般地图上很难找到，1：50，000的军用地图上也只是一条细线。它宽60米，水流不算太急，但河槽深陷，河堤陡峭，水深丈余，无法徒涉。与名川大河相比，汝河实在微不足道。汝河无意名垂史册，是战争突然选择了它，战火使它一度改变了自身清洌的色彩。 第18旅抵达汝河北岸。看到波光粼粼的汝河，许多人兴奋得喊起来：“大别山呀大别山！跨过这条汝河，离你就不远了！” 疲劳、干渴、饥饿像潮水一样袭向部队，有人一屁股坐在地上，有人瘫在被太阳烤得灼热的地上，伸胳膊，展腿脚，舒张咔咔作响的筋骨。有人下到陡峭的河堤下，把头伸进水里，“咕噜咕噜”地喝个没完。 作为先遣队指挥官，肖永银每到一处首先要做的事情是勘察地形，而后组织部队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占领最佳阵地，保障大部队顺利通过。 汝河虽不宽，但河水湍急，没有渡船还是无法通过。肖永银立即派人到沿河各地寻找船只和各种漂浮器材。 警卫员给肖永银端来一碗从河里舀来的水。 肖永银一仰脖子，几口灌进肚里，连叫几声“痛快”，随后举起了望远镜。 汝河两岸为浅丘陵地带，地势比较平坦，视野开阔，唯南岸的一块突出的高地，是一个绝好的制高点。肖永银正想着渡过河后把旅指挥部设在那里。这时，突然传来了一种异样的声响。是什么？肖永银警惕地一抖肩。确实有种声音，沉沉地像地壳在缓慢地运动。“听见什么了？”他问左右。 参谋们都摇头：“什么！什么也没有？” 肖永银趴在地上，耳朵贴到地面。 “不对！” 肖永银跃身而起，又举起望远镜，仔细的搜索着，突然，视界里出现了一幅奇异的景象。先是飞扬的尘土出现在望远镜里，接着是浩浩荡荡的队伍，步兵、炮兵、汽车、马车…… “敌人从南岸堵过来了！”肖永银脱口喊道。 形势严峻。应该立即把先遣队带过河去，占领制高点，像钉子一样扎在南岸，阻击围堵之敌。可是找船的分队归来，仅找到一只可载十几人的小船。 “架浮桥！”肖永银果断地下了命令。趁敌人立足未稳，在最短的时间里送一支部队过河，哪怕一个排也好，先建立一个桥头堡，掩护工兵架桥。 对岸的敌人也发现了北岸的部队，行进中的我军队伍立即成战斗状态，奔跑着扑向高地和几座村庄。接着，大炮、机枪都开火了。 我军先遣队利用几只轮胎扎成的筏子开始强渡。略通水性的战士一头扑进河里，拼命向对岸游。还有的索性抱了根木头跳下水。 炮弹、子弹越来越密集。刚渡过去一个小队，空中又出现敌人的飞机。 清洌的汝河水浑浊了，一缕缕殷红的血汇入激流。 渡过河的我第52团一营冒着排炮的轰击和飞机的俯冲扫射，闪电般扑向敌人。敌人不知道来了多少共军，立刻弃村而逃，跑出一里地，清醒过来，掉转头又反扑。第52团1营营长一面指挥作战，一面分出兵力在敌人的炮火下架设浮桥。渡河前，肖永银给他下了一道死命令：不惜一切代价，架起浮桥。 桥，意味着什么，从肖永银到每一个战士都非常明白。前面有阻敌，后面有追兵，大部队几万人马辎重随后就到，没有桥就等于束手待毙。杨勇的右路大军、陈锡联的左路大军已经渡过汝河到达淮河附近。跟随在他们后面的刘邓首长和指挥部马上就会赶到这里，若因无桥渡河，整个南下大军就将失去指挥中枢，陷于群龙无首的险境。桥，已经成为连接南下战略成功与失败的中间链条，一条脆弱而坚韧的链条。 架桥，一切为了架桥！炮弹炸起的水柱劈头盖脸打过来，工兵们一抖肩，一甩头，照干！一排战士倒下了，立刻又冲上来新的战士。 敌人对于架桥的认识并不逊于我军。架桥，反架桥，原本波光粼粼的汝河顿时血肉横飞，硝烟弥漫。 经过殊死战斗，直到日头偏西，先遣队才架起一架浮桥。也就是十来分钟的功夫，几乎贴着河面轮番轰炸的飞机丢下的炸弹就把浮桥炸坍了。工兵们从附近村子里扛来门板、芦苇等，再架好桥，又炸，炸了再架。天擦黑时，敌机飞走了，汝河暗红的水面上终于稳稳地出现了一架浮桥。浮桥下游一侧，牺牲战士的尸体顺流而去…… 河南岸是国民党第85师吴绍周部，全师一字摆开，似一座大山，堵住了通往大别山的去路，上级命令要把刘邓阻击在汝河北岸，就地全歼。 天黑透了，肖永银站在夜风里，对岸的火光映红了他的脸。南岸河那边火光连天，炮声隆隆，连绵15余公里，村村被放了大火，房子、草垛在燃烧。村边的树也一律被砍倒，架起了鹿砦。 吴绍周准备死堵了。 下一步怎么办？新的敌情已经上报，还没有得到指示。打过去？摸不清敌人的底。等？如果敌人继续增兵，布好防务，天一亮处境会更加险恶。难道南下大军就这样被阻遏了？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已接近深夜12时。夏夜短暂，再过一会儿，天就大亮了。在肖永银30年的记忆里，没有再比现在更紧急的时候了。压在他肩上的不是一个旅、一个纵队，而是晋冀鲁豫野战军的命运。 突然，有人惊呼：“刘邓首长来了！” 肖永银蓦然转身，看到刘伯承魁梧的身影出现在夜幕之中，身旁是邓小平和李达。 肖永银感到冲头的血压呼地降下来。 刘伯承、邓小平、李达，还有纵队首长、第18旅、第16旅的首长们挤在离汝河100米的第18旅的指挥所里。这是一间低矮的小草房，昏暗的油灯闪烁不定。薄薄的草墙外，枪声大作，炮弹轰鸣。 “情况怎么样？”刘伯承望着肖永银。 肖永银简要地做了汇报。 邓小平对李达说：“打开地图，先把总的形势告诉他们。” 地图在油灯下展开了。 听了李达参谋长的介绍，大家才更加弄清敌情的严重。敌人正以十几个师的兵力，从背后向我追击。现在，敌人第58师、第48师等3个整编师距离我们只有25公里，明晨8时前就会赶到；我军正面则有敌第85师挡住去路。敌人的企图是想拉住我军主力，在洪河、汝河之间与我决战。目前情况正是前有阻师、后有追兵，千钧一发，万分险恶。 参谋进来报告：“尾追的敌先遣队已经和我后卫部队接火。” 灯苗忽地跳了一下。 刘伯承抬起头，扶扶眼镜，缓缓地说：“情况就是这样，如果让后面的敌人赶上，把我们夹在中间，不但影响整个行动计划，而且会使我军处于不利地位。我们要采取进攻手段，从这里……打出一条通路。” 刘伯承说到这里，用手在地图上狠狠地一划，目光挨个儿地扫视着屋子里的每一个指挥员，脸上现出少有的冷峻：“从现在起，不管白天黑夜，不管敌人飞机大炮有多少，我们都要以进攻手段对付进攻的敌人，从这里打开一条血路。历史决不能逆转，大军南下的战略决策决不改变！” 汝河河边炮弹崩裂，小草房里肃静沉着。 “我们随同你们一起走。”刘伯承和邓小面最后决定。 这一下使草房里的气氛一下子又紧张起来。 肖永银赶忙说：“不行！太危险！通道打开，也在敌人射程以内，希望首长从17旅那边过河，那里相对安全一些……” 肖永银还想说下去，邓小平打断了他：“不要管我们，你们只管打好仗就是了！” 情况紧急，事不宜迟。第六纵队政委杜义德当即布置任务：肖旅实行突击前进，打开一条通道，让大部队冲出重围；尤旅（尤太忠的第16旅）接替肖旅后，扼守汝河南岸的要地大雷岗以及旁边的村庄，保护浮桥，抗击敌人，掩护大军安全渡河。 “等一等，”指挥员们抬起脚刚要走，刘伯承突然提高了声音，又严肃地嘱咐说：“要记住！现在是‘狭路相逢勇者胜’，要勇，要猛，明白吗？” 各级指挥员把刘邓首长的命令一级一级向下传达，一直下达到每一个战士。河岸上顿时振奋起来。 “刘司令员来啦！” “邓政委来啦！” “狭路相逢勇者胜！” “坚决打过汝河！” “保卫刘邓首长！” 肖永银下到营，亲自代替营长指挥。团长下到连，每支步枪都装上了刺刀，每颗手榴弹都揭开了盖。 夜光弹、信号弹一道道划过。 漆黑的夜空被战火照亮了。踏过浮桥的队伍冲向敌阵，如同出炉的千度钢水沸扬流泻。无数战士的身影在火光中一掠而过。团长、营长、连长跟他们一样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与敌人近战。打下一个村庄，又扑向另一个村庄。碰上敌人就拼杀，消灭了再往前插。这下可忙坏了电话员，他们不停地收线、架线。电话随着战线的推移不断传来报告： “占领王庄！” “东桓庄打下了！” “进到小张庄！” …… 东方微微泛起灰白的亮色，我军突击队打开了一条长5公里、宽4公里的通路。 肖永银调整部署，令第52、第53团在通路两侧展开，要像坚固的堤坝一样，坚决抗住两侧敌人的反扑，保障通路的安全畅通。同时把第54团调上去，变后卫为前锋，由他亲自率领，扫荡推进。 刘伯承拄一根断木作拐杖，跟在冲锋战士后面踏上浮桥。邓小平紧挨在他身旁，不时地搀扶一把。 浮桥贴着水面随波起伏。刘邓大踏步走过浮桥，迎着呼啸而过的子弹，向前走着。 许多战士发现身后站着刘伯承、邓小平，惊讶得不敢相信。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形成了一种无可比拟的战斗力。 汝河北岸万籁俱寂。渡过河的部队接到严令：不准出现一点点火光。就一座浮桥，就一条生路，前面走不动了，后面的只能在河边待命。 敌人的追兵已经赶上来，后卫部队拼着命地阻击。前面是火光枪炮，后面也是火光枪炮，还有几万人没有过河。 负责指挥野战军直属队的杨国宇接到一封未署名的信，他一见那熟悉的笔迹就知是邓小平写的。 （一）各部门应立即将机密文件全部焚毁，以免遗失。 （二）桥头之阻敌已被我们压缩到村内，直属队跟随‘淮河’（第六纵队代号）后尾渡河。不管飞机轰炸和敌人火力封锁，一定督促各单位跟上，求得迅速通过，以免前后接敌被迫作战。 （三）预定宿营地在彭店一带，过河后到齐一个单位立即指定专人负责带走，免受空袭。 杨国宇立即召集各单位负责人，传达邓小平的指示，划分临时休息区，候令随时准备渡河。完成部署，杨国宇又下去检查。那些带不走的骡马都让机枪给“突突”了，他的心“突突”得一紧一紧，他喃喃自语：“可惜可惜，实在对不起，没得法子哟……” 机要室开始焚烧密件。一堆堆大火燃烧着，黑灰色的纸屑在半空中飘浮。 野战军直属队终于接到渡河命令。 陡峭的南北河岸已由工兵开拓成可以通过大部队和辎重的斜坡。直属队刚过去一小部分，敌机、照明弹就都来了。河面如同白昼，人们的身上被映得红红绿绿。敌机轰炸、扫射，浮桥上人的呼叫和马的嘶鸣混成一团…… 李达头顶柳枝伪装，站在南岸桥头不停地挥舞着手臂，用嘶哑的声音高喊： “快过！快过！不准停留！” 有几段浮桥被炸坍，险恶的局势已经不允许重新捆绑加固。一排排人随即跳进河，用肩膀扛起门板，让部队通过。人、马、车辆相继踏碾在这些用身躯托起的桥梁上。 凌晨3时，第16旅旅长尤太忠率部来到汝河南岸的大雷岗，接替肖旅掩护渡河。 两位旅长没有握手，彼此默默对视了几秒钟便分手了。 大雷岗是敌我激烈争夺之地。为防万一，尤太忠把自己的位置和旅政委的位置分设在相距100米的两处，这样两人中若有一个伤亡，不致中断指挥。 尤太忠的指挥所设在一间马厩里。尤太忠是一条硬汉子，浑身上下骨骼硕大，一张脸有角有棱，思考问题非常投入，眉宇间留下了一条很深的竖刀纹。这使那张棱角分明的脸更加有力度，甚至有几分凶狠。 马厩外面的开阔地上脚步纷杂，子弹横飞。尤太忠借着火光看到大小雷岗和东西王庄面对浮桥，形成了马蹄形的包围。他判断天一亮敌人必然要拼死反扑，一场恶战是在所难免了。而他的一个团已经调给李德生旅，手头上仅有6个营的兵力。根据地形分析，敌人会先攻取小雷岗。这个村子紧挨河堤，离桥头很近。小雷岗若丢，我军就会失去依托，桥头便难以守住。 尤太忠走出马厩，亲自到河堤上布置侧射火力，并命令小雷岗部队加速储备弹药，抢修工事。 早晨5点多钟，刘伯承、邓小平出现在尤旅指挥所。尤太忠一愣，跑出马厩，语调里充满了不安与焦虑：“首长！这里距敌仅一两里地，是激战中心，你们怎么……” 刘伯承四下观察，问：“进攻小雷岗的是哪个团？” “48团。首长，进掩体吧？” “小雷岗无论如何要守住。” “是！我已经做了布置。” 邓小平：“政委呢？” “我们俩分开指挥，他在旁边，这样一旦出现情况，不会中断指挥。” 一发炮弹呼啸而至，“轰”地一声，一面墙倒了，气浪冲飞了尤太忠的帽子。尤太忠一挥手，大叫：“扶首长进指挥所！” 在马厩里，尤太忠还是心神不定：“首长，你们快离开这里吧。” 刘伯承：“敌我力量悬殊，你们担子很重。” “是！” “一定要坚持到晚上，等所有部队通过。” “是！” 邓小平：“部队全部过后，把浮桥拆掉。” “是！……首长，这里不安全。” 刘伯承：“有什么要求吗？” 尤太忠极度不安，根本没有听清楚就回答说：“是！” 这一下把大家都逗笑了。 邓小平忙说：“司令员问你有什么要求。” 尤太忠醒悟：“请给我们留下18旅的1个营。” “可以。邓政委，你们……还是走吧。” 6时，敌人开始轰击小雷岗。阵地上掀起几丈高的尘土，沙石迸飞，烟雾弥漫，连前沿阵地都看不清了。炮火的激烈使联络不时中断，但这并未影响战斗，连长牺牲了排长自动担任指挥，班长牺牲了战士就顶上去，最后打到一个班只剩下两三个人，小雷岗还牢牢地掌握在我军第16旅手中。 8时，敌人又发起攻击。重炮、迫击炮、轻重机枪简直就像一群火鸟向小雷岗飞扑过来，浓烈的火药味呛得尤太忠大咳不止。他透过烟雾，端起望远镜，看到村南头反冲击部队里一个提着手枪的人带领刺刀队在敌群中左冲右杀。这气势把敌人震住了，部队趁势一直冲出村子，把敌人逼退到村外坟地一角。突然，那带兵的倒在地上，看样子是受伤了。他急速地做着手势，不让战士管他…… 尤太忠心里立即涌起一股热浪。他为自己的部下感到骄傲和自豪。 敌人攻不下小雷岗，10时又转向大雷岗。所有的火力转过来。从大雷岗前沿打到纵深，又从纵深打到前沿，10多架飞机助战，把阵地打得昏天黑地，10米之外看不见人。有六七发炮弹就落在马厩四周，门板都被掀掉了。尤太忠命大，安然无恙。他抖抖落在身上的灰土，眼角露出一丝笑：“狗娘养的，没胆量炸老子喽！” 这样的战斗还要坚持一整天。尤太忠命令部队一定要把敌人放到最近距离再打。第47团尖刀连是尤旅的骄傲，他们的阵地在村外几百米的开阔地上，只有临时挖的很浅的掩体和土坎作依托。敌人像黄蜂拥过来，又像砍倒的高粱一排排倒下去。终于，尖刀连还是被数倍于己的敌人包围了，随即开始了一场触目惊心的肉搏战，阵地失而复得。 敌人攻不动了。从报话机里可以听到敌人的指挥官在喊：“攻不动，共匪凶得很！” 激战一直进行到下午1点多钟，战斗才稍微缓解下来。 战斗之惨烈，连活着的人都不相信自己还活着。 一个战士说：“这一仗没打死，我等着抱孙子了。” 有个从羊山集战役解放过来的战士，身上还穿着国民党的军装。连续作战，他蒙头转向，问：“这是在哪儿？” “汝河啊！” “我咋觉得在阴间转了一圈儿，又到阳间来啦！我真没死？” 后面的机关人员、炊事员送来了饭和水，往后抬伤员。 一个伤员压着担架不让抬。 尤太忠问：“你有什么要求吗？” “旅长，咱们的大队人马都过来了吗？” 尤太忠看着他那只剩下一侧左膀、左腿残缺的身躯，喉头哽咽了，费了很大劲儿才说：“同志，你看，他们正在安全地前进呢！” 下午4时，中路南下部队全部渡过了汝河。 同刘邓大军狭路相逢的国民党第85师师长吴绍周两年后又和刘邓见面了。这时他已晋升为国民党军第12兵团副司令，但还是在淮海战役中成了俘虏。刘邓在战俘所里见到吴绍周。说起汝河相逢，吴绍周颇有感慨： “那天我们赶到汝河以南，不料你们先头部队已经到了河北岸。23日战斗打响，我举着高倍望远镜观察，一下子被弄糊涂了。这是什么兵种？说是步兵，有那么多的马匹；说是骑兵，又有众人在步行；说是辎重，又有战斗部队；说是战斗部队，又有不少人使用短枪。我自以为还真是能正确判断敌情的，但那回可难住了我。” “当时双方力量悬殊，又有汝河阻隔，空中还有飞机侦察、扫射，我想阻止你们渡汝，似乎是有十分把握的。” “我还派了一位副师长，到大雷岗村南任前敌指挥。这位前敌指挥官坐着吉普车，到了作战地点，下车后尚未坐稳，叫副官给自己刚斟上一杯水，还没有展开作战图，就见眼前山崩地裂，雷霆万钧，你们已经冲到他的面前了……” “直插到蒋介石的心里边” 刘邓大军强渡汝河后，风驰电掣般来到淮河边上。 淮河发源于河南南部的桐柏山，先经固礼寨再过桐柏城，在长台关与平汉路相交。淮河虽不及黄河和长江那样气势磅礴，但它流经河南、安徽、江苏三省，流域面积近19万平方公里，流域人口达8，000万，纳有颍河、洪河、涡河、渭河等十几条支流，河宽水湍，算得上中原地区的一条大河。 淮河，这是刘邓大军千里跃进、进入大别山前的最后一道险关。 当天下午，刚刚下过了一阵急雨，树上鸟鸣声声，岸边杂草丛生。为防止我军渡河，敌人已把渡船烧毁。我军赶到河边时，只有一条像小舢板似的小船横在河边。此时的情景，正如韦应物在《滁州西涧》诗中所写的：“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不过，当时谁也没有这般诗情画意。宽阔的大河摆在面前，千军万马集结在待渡地点，情况是万分紧急的。 淮河——这条中原大河，从5月到10月处于高水位期。水位大致情况是：5月平均水位是13到14米，7月是19米。9月稍有下降，基本上常年通航。人们用木船把大别山区的竹、木、茶、麻运往平汉路上，再把京广一带的杂货运进山区。可是，眼下既无舟楫，又无桥梁，前有阻兵，后有追敌。 8月26日，先头到达的第18旅政委李震派出部队寻找渡船。他焦急地站在大堤上，冀盼着出现奇迹。 当天下午6时，刘邓率领指挥部到达。 刘伯承走上河堤。邓小平在堤下用帽子扇着风，问李震：“有多少船？天亮前渡过淮河没问题吧？” 李震汇报了情况。 邓小平：“这些早应该想到，总不能指望用人马投鞭断流吧！” 刘伯承走下河堤：“吴绍周的85师已经到了彭店，离我们只有15公里。天亮过不了淮河，重兵一到，有可能使千里跃进功亏一篑！” 我第18旅刚结束汝河激战就攻打息县，拿下渡口，就是生出三头六臂，也难把一切都准备好。刘邓虽心急如焚，却没再说什么。 李达匆匆而至：“找到了一些船，夜半前必须渡河完毕。” 李震连忙跑到渡口，监督渡河。 部队拥挤在渡口，越急越挤，越挤行动越慢。李震重新调度、布局，整顿混乱的秩序，嗓子都喊哑了。旅里的干部都愁眉不展，这么多部队，就这些既小又破的船，无论如何在12点以前是渡不完的。 刘伯承和邓小平立即召开紧急会议。 邓小平说：“伯承同志先过河指挥部队，际春同志、李达同志留在这里指挥渡河。我负责断后。” 刘伯承说：“政委说了就是命令，立即行动。” 李震拦住走出屋的李达：“参谋长，12点以前我们旅无论如何渡不完。” 李达紧抿着嘴唇，沉思了片刻，很艰难地说：“两点钟前渡完，一分钟不能再延迟。” 第18旅只占渡河部队的1/7，李震不能再说什么。 刘伯承走出屋子，问李震：“河水真不能徒涉吗？” “河水很深，不行。” “别处也都不能徒涉吗？” “我们在村子里找了有经验的水手了解，他们都说淮河忽涨忽落，现在涨得很深，从来没人敢在这样的时候涉水渡河。” “你们实地侦察过没有？” “侦察过，先锋团和旅里干部都侦察过。” 刘伯承没有再问什么，而是径直前往渡口。在那里，他找了一根打枣杆似的长竹竿拿在手里。警卫员提着马灯，刘伯承登上一只小船，卫士长摇起长桨，船渐渐离去。朦胧中但见刘伯承不断晃动，岸边的人都猜测：“司令员在干什么？”“是啥东西掉河里了吧？” 忽然，河心传来刘伯承的呼唤：“李震同志，能架桥吗？我试了许多地方，河水都不太深！” 原来刘伯承在亲自测量水情，他还在水浅的地方插上了标杆。 怕岸边的人听不清楚，刘伯承又派人送来亲笔命令：“河水不深，流速甚缓，速告李参谋长可以架桥！” 李震乘船到了南岸。刘伯承一直站在堤上，翘首望着对岸。李震向刘伯承报告：参谋长已经接到他的命令。 刘伯承急急地问：“布置架桥没有？” “已经按照司令员命令行动了。” 刘伯承抬起手臂，那只大夜光表的秒针飞快地转动着。 “平时时间是金钱，战时时间是生命，是胜利！李震，以我的名义给参谋长写几句，要尽一切力量，坚决迅速架桥！” 李震写好后读给刘伯承听。 刘伯承说：“在字下面画上圈圈，要叫我们的干部注意才行！” 李震去组织渡过河的部队。一个团长报告说，有一处河水能徒涉。 “在哪里，你怎么知道？” “我们团有一个马夫掉了队徒涉过来了。” 李震高兴得差点抱住那个团长。 他急忙写字条向刘伯承报告。字条还没送出却带来了刘伯承的字条。字条上说他亲眼看见上游有人牵马过河，证明完全可以徒涉，让李震立即报告参谋长，不要架桥了，命令部队迅速从上游徒涉。 原来刘伯承还没有离开河岸。 拥挤在北岸的千军万马在李达的指挥下成多路纵队，浩浩荡荡从上游徒涉，渡过了南征途中的最后一道难关。 当后卫部队拔掉最后一个标杆，刚走出南岸五里多地，吴绍周的第85师便来到淮河北岸。既然共军能徒涉过淮，吴绍周立即命令他的部队也涉水追击。不料人马一下水，未到河心，河水突然暴涨，整个先遣队瞬间被冲的七零八落，葬身河底。 不是神话，胜似神话。哪能那么巧呢？偏偏刘邓大军一过河，上游便降了大雨，洪峰猝然而至。无奈之下，陆续到达的国民党追兵30多个旅齐刷刷摆在淮河北岸，望洋兴叹。吴绍周无奈地说道：“共产党有命，刚刚过去水就涨了。” 很快，淮河就有了脍炙人口的神话传说：刘邓大军为民除害，要过淮河水浅三尺；蒋军祸国殃民，即便紧接追赶，只落得淮河水深丈三。 刘邓大军从8月7日至27日，历时20余天，行程千里，涉过黄泛区，渡过涡河、沙河、汝河、淮河等重要河流，先后解放宁陵、亳县、上蔡、息县等11座县城，终于直驱国民党的后方，跃进到大别山一带。 刘邓大军的战略行动终于胜利了，全军欢欣鼓舞。第一纵队一名叫邢岳的宣传干事有感于此，专门写了一首歌。因为时间匆忙，来不及谱上合适的曲子。但这难不倒热情洋溢的指战员，他们用陕北民歌的调子传唱： 从此，“直插蒋介石的心里边”就成为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代名词。 在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时，美国总统杜鲁门派魏德迈为总统特使，于1947年7月24日飞抵南京，对国民党的军事情况进行考察。魏德迈动身来华时，刘邓大军正好在强渡黄河后，打羊山战役；魏德迈离开时，刘邓正挺进中原，强渡汝河。 谁都清楚，抗战胜利后，魏德迈帮了蒋介石的大忙，使国民党夺取了不少胜利果实。蒋介石对魏德迈来华，抱有极大期望，希望他能拔刀相助或慷慨解囊。 8月24日，魏德迈即将离开中国，返回华盛顿。蒋介石特意在南京黄埔路官邸为他举行了有40多位国民党军政要员参加的欢送宴会，席间法国牛排、荷兰酱猪、中国的栗子鸡、美国的杜松子酒，真是应有尽有。 蒋介石和他的高级官员频频举杯，但魏德迈总是沉着脸一言不发。 最后，蒋介石请魏德迈即席发言。 魏德迈站起身来，开始讲话。他说：“总统6月30日决定我来中国，刘邓军是30日渡黄河，国民党军号称足抵‘40万大军’的黄河防线，竟被人家不费多大力气一举攻破。世界上只有马奇诺防线可与它相比，可是马奇诺防线攻破，意味着什么呢？” “我是7月24日到南京的，你们说刘邓军正在‘西窜’。结果一窜，窜掉国军9个半旅，你们说刘邓军已溃不成军，结果他们展开了战略进攻。” “你们每个月平均要花三千万银元的军费，竟被打得一败涂地！” 魏德迈最后说：“国民党政府贪污无能，中国复兴有待于富有感召力的人物！” 此言一出，举座皆惊。在场的国民党要员惊得嘴都合不拢了，手也垂得抬不起来。没有人敢给这位美国总统的特使拍巴掌。 蒋介石本人则脸色如死一般灰沉。魏德迈前脚离开宴会，蒋介石后脚便养病去了。 第八章 寻机歼敌，在大别山立足生根 “我们终于熬出来了！” 1947年8月30日，陕北葭县牛官寨的窑洞里灯火通明，毛泽东的手肿得像个馒头。 撤离延安5个多月了，毛泽东没睡过一个囫囵觉，没吃过一顿像样的饭，加之陕北今年罕见的天灾和频繁的战事，粮食物品奇缺，毛泽东和战士们一样常处于半饥饿状态。极度的疲劳和严重的营养不良使毛泽东浑身浮肿，十分虚弱。 自从刘邓挥师南下，毛泽东没有一天不在惦记他们。凡有刘邓电报来，无论白天夜晚，必亲自处理。为保证大军南下顺利，他令陈赓率部渡过黄河，牵制敌人。前不久，刘邓来电告急：国民党数十个旅形成堵截包围态势，企图将我围歼于进军途中。毛泽东忧心如焚，一连数日几乎是站在地图前度过的。刚才，他又一次吃力地拿起笔，给陈毅、粟裕拟了一封电文： ……目前中心环节是在陇海南北积极行动，歼击及抓住5军、57师，攻占一切薄弱据点直接援助刘邓。我们对于陈（士渠）、唐（亮）、叶（飞）、陶（勇）20多天毫无积极行动，你们亦未严令督促，十分感觉焦急。为此问题，军委多次指示未见具体答复。现在欧震、张淦、罗广文、张轸、王敬久、夏威各部均向刘邓压迫甚紧，刘邓有不能在大别山立脚之势，务望严令陈、唐积极歼敌，你们立即渡河，并以全力贯注配合刘邓…… 措辞是严厉的。近一个时期，毛泽东发给各野战军的电报均以中央或军委的名义，唯独给陈、粟的电报则全部署名“毛泽东”，并且必签上4个粗重的“A”，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华野西兵团渡河南下。由此，足见毛泽东的决心与焦急。 任弼时想安慰一下毛泽东，又知此种情势岂能一个“安”字了得？只好将说过的话又重复一遍：“主席，华东战场一直形势紧张，陈、粟迟迟未动必定是有困难。我想，他们接到这封电报，一定会拿出行动的。” 毛泽东的眉头依然没有松开：“但愿如此。” 周恩来急匆匆地走进窑洞，浓眉飞扬：“主席，刘邓传好消息来了！” “快念！”毛泽东迎上几步，接过电报：“不，让我自己来看。” （一）我军已胜利完成渡过淮河、进入大别山之任务。敌人追剿计划完全失败。今后任务，是全心全意的、义无反顾地创建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并与友邻兵团配合，全部控制可能点。 （二）实现此历史任务，要经过一个艰难困苦的过程……我们应戒骄戒躁，兢兢业业，上下一心，度过艰难困苦过程，达成每一个具体任务。 （三）向全军说明，我们有完全胜利的把握。……虽有困难，也是能够克服的。 毛泽东吸吮着嘴唇，眉头渐渐舒展开，灰肿的脸上也泛起红润。他慢慢地伸手从兜里掏出香烟，慢慢地点燃火，深吸了一口，猛地吐出：“我们终于熬出来了！” “二十年来，我们长期处于防御地位。自从刘邓南征后，我们的革命战争，才在历史上第一次转入了进攻。这是革命的进攻，说反攻不确切。因为反攻是带有防御意义的，不能完全概括这一形势和内容。” 毛主席兴奋地说：“刘邓向大别山前进，开始引战争到蒋管区，脱离解放区作战，利用蒋管区人力、物力，减少老区负担，是由内线转入外线的第一着棋子，这是伟大的胜利。” 周恩来深解毛泽东语中含意，接道：“是的。自古谁得中原，谁就得天下。” 周恩来停了一下，又说到：“主席，刘邓进入大别山，各个战场都活了。不过蒋介石并不会甘心的。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他一定会拼上性命的。” 毛泽东点点头。 周恩来的目光透着沉重：“只是这样一来刘邓背得太重了。” 听到这里，毛主席激动地站起身来，在地上走了一圈，说：“……他们没有后方，物资困难，人拖瘦了，脚板跑大了，这代价必须支付，因为代价是伟大的，要号召全党全军向他们学习。” 毛泽东移步到门口，撩开门帘，望了一眼满天的星斗：“夜黑了，星星才更亮。困难大，背得多，刘邓就更光荣。他们的行动是英勇的行动。” 两天后，电报载着毛泽东亲手起草的《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传送到人民解放军的各个战场： 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 历史重重地记下了一笔：以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为开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 刘伯承走到哪里也离不开地图，有时甚至把看地图当成一种休息消遣，无论多么紧张疲劳，只要往地图旁一站，他就能气沉丹田，进入一种“入定”状态。似乎他面对着的不是花花绿绿、点点线线的图形，而是一片活的凸起的天地。他全身心走进去，跨过山川江河，步入广阔平原，越过小桥关隘，在山山水水之间跋涉，从满头乌发直走到一顶银丝…… 此刻，他正手拿一盏油灯，站在一幅“大别山区形势图”前，构想着部队的进一步展开。 邓小平刚刚签署了一项作战命令，打开收音机想听听敌人的动态。他怕影响刘伯承，便把音量调到最小。 收音机里国民党的电台正在广播近几天的战事：“……本月下旬，国军10万官兵于息县汝河、淮河一带追阻围歼共军，激战数日，战况空前，毙伤共匪无数，缴获武器颇多。目前，国军正在节节进击，共匪已作分股逃窜。据可靠消息来源。此役中，国军曾击毙一名身材高大且戴眼镜之匪徒，经多方证实，此人必系共匪头目刘伯承无疑……” “我说政委”，刘伯承眼睛不好，耳朵却很灵。他放下油灯对邓小平笑道：“我这是第几次被击毙啊？” 邓小平也笑了：“蒋介石是恨你不死哟！本来在晋东南、冀鲁豫，你已经是人家的心腹之患，如今又窜到大别山，跑到人家卧榻之旁，令他骨鲠在喉、芒刺在背，还要取其首级，他能不恨、不盼你死吗？” “说的是哟。”刘伯承又举起油灯，视线回到地图，说：“你看，大别山纵横千里，西至平汉，东临津浦，北傍淮河，南靠长江，突出于武汉、南京之间，物产又丰富，地势又险要，堪称历代兵家必争之地。而今开辟中原，解放全国，实现我军重大战略转折，正在此一举。蒋介石当然要拼上老命争夺。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嘛。但是，我刘伯承不想死，我还要睁着一只眼睛。试看中原逐鹿，鹿死谁手！” “大势所趋，国民党必败无疑！” 说话间，李达进来报告：“司令员、政委，会议已经准备好了。” 刘伯承点点头：“好，邓政委，走。” 在一个打谷场上，已经集合了野战军指挥部200多名精英。这是野战军指挥部南下以来第一次如此规模的干部大会。 会场中央摆着一张临时从老百姓那里借来的八仙桌，桌上有一把也是借来的茶壶和一个搪瓷碗。到会干部的衣服都洗得干干净净，面容也修得整整齐齐。 刘邓来之前，情报处长柴成文正在介绍敌情。柴成文正说得眉飞色舞，见刘邓李三人远远走来，便止住话头，带头鼓掌。 刘伯承摆摆手：“今天邓政委作报告，我也是听众。” “那我就来抛砖引玉。”邓小平径直走到八仙桌前坐下。 邓小平开宗明义：“同志们，我们已到了大别山，由黄河边到长江，完成了战略任务的第一步。” 天空蓝蓝的，偶尔飘过几片白云。阳光下的邓小平似乎有些热了，他脱下灰军装，只着一件泛黄的短袖汗衫，又摘下帽子，露出了同所有的人一样的光头。经过长途跋涉，连日征战，他的面容明显消瘦了，两个眼窝深陷下去，颧骨更加凸出。 他喝了口水，接着说道：“党中央说我们的行动是英勇的。英勇不英勇，还要看我们今后的行动。目前，陈谢兵团已挺进陇海西线，向伏牛山前进。这样，便以大别山、伏牛山和鲁西南形成一个掎角之势。在这种战略态势下，我们解放中原，把蒋介石逼退一条线，是有充分根据条件的。” “其一，由于我们挺进大别山，陈谢兵团出现陇海西线，加上陕北战场的攻势，蒋介石兵力不足更加捉襟见肘。现在尾随我们和我们周围的敌人总共有23个旅，不过15万人，其中大部分是被歼灭后再补充起来的。除此之外，敌人要想从其他地方再抽调部队是万分困难的。另方面，当我跨越陇海铁路，敌人错误地认为我们是被迫的行动，事前没有布置正面阻击，事后尾追又一直处于被动，这就是蒋介石战略上的失败，这就是蒋介石的致命弱点。他总是错误地估计形势，走臭棋。” 会场上荡起一片笑声。 “其二呢，再来看看中原。中原地区人口4，500万，物产丰富，本来是蒋介石的重要‘兵库’和‘粮库’。我们到这里便夺取了敌人的供给，加强了自己，使敌人的困难骤增。” “其三，这个地区有我们长期革命的影响，人民受过革命的洗礼，内心拥护我们。但由于革命的四次转移，人民目前还暂时对我们采取观望态度，这是可以理解的。刚才，一位房东大娘就有这种担心，怕我们打不赢再走。毛主席也有担心。他说，挺进大别山有三种前途：一是付了代价站不住脚，退回来；二是付了代价站不稳，在周围兜圈子；三是付了代价，站稳了，开辟出巩固的中原根据地。同志们，我们应该争取第三种前途。” 大别山立足生根 1947年8月29日，徐州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部。 副官处处长以不易察觉的脚步轻轻走进总司令办公室，侍立片刻，轻声报告：“总司令，吴绍周来电，请示刘伯承部进入大别山后，吴部的行动方案。” 顾祝同很不耐烦，挥挥手，连眼睛也没睁开：“请示我干什么？让他等委员长的训示好了。” “是。另外，山东庆祝光复慰劳团求见总司令。” 顾祝同的怒气终于爆发了，一拍沙发咆哮起来：“什么光复？什么慰劳团？一群混吃白喝的蠢虫。告诉他们，我谁也不见！” 顾祝同的心情糟透了。这位在国民党军界中堪称最有风度、修养的上将，近来常发无名火，动辄训人，弄得总司令部上上下下一片肃杀。 他的确心力交瘁。一个多月里，为了对付刘伯承，他亲赴羊山集指挥作战，而后又往返奔波于商丘、郑州、徐州之间。先是煞费苦心揣摩刘邓部队的动向，接着全力部署围追堵截。结果，还是没有阻挡住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 顾祝同打从投军的那一天起就没这么窝囊过。北伐时，他率领的第3师出广东、福建、江浙、一路打到南京，所向披靡，攻无不克。围剿共产党中央苏区时，他任北路军总司令，率部步步为营，相继占领黎川、广昌、兴国、宁都，进而挺进瑞金，逼迫红军放弃根据地，被迫开始长征。1941年，他在皖南略施小计，就把新四军整得几乎全军覆没，和共产党交手，他向来十分自信，可是这次…… 顾祝同长叹，目光落在宽大的红木办公桌上。 红木桌上有页纸，仿佛暮色中一张苍白的脸，纸上的一行行黑字如同白脸上暴凸的青筋。那是蒋介石两天前发给他的电报： 各部队行动，迟慢不前，屡失良机，任匪军平安渡过淮河，进入大别山，此为我革命军人之最大耻辱。各级司令官、部队长只知稳扎稳打，猥集一团，未能区分数纵队，不敢超越追击匪军，旬来无显著战果，何能开除匪患，挽救危亡。兹特严令申诫：如再任匪军逃遁而至平汉路以西，各级部队长、指挥官决以纵匪、祸国害民论罪。 顾祝同收回目光。论罪？若当真论罪，罪魁应首推主帅。自刘邓大军渡过黄河以来，蒋介石一再判断失误，把刘邓的南进看成是南窜，当顾祝同预调吴绍周部（第85师）至沙河一线布防堵截时，蒋介石却越级指挥，令吴部返回遂平，致使围堵落空。而对于这一切过失，蒋介石从不自责，只指责下面各级指挥官指挥不力。顾祝同想到这，长叹了一口气：真是主帅不明，累死三军。 此刻，论谁的罪倒是次要的。一旦共产党在中原成了气候，自家性命，包括国民党的半壁江山，不管是蒋介石还是他顾祝同都将统统断送。因此，当务之急是进剿大别山。 办公桌上的机要电话响起急促的铃声。 顾祝同猜测到是谁打来的，赶紧抓起电话。 耳机里传来十分熟悉的绍兴官话。令顾祝同惊奇的是声音竟那么轻柔、那么自信：“墨三吗？多天追剿共军，我知道你是尽了力的，虽有闪失，责任不在你。目前最重要的是把刘邓残部消灭于大别山麓，要抢时间，抓战机，打他立足未稳，打他疲惫不堪，打他没有后方基地。这是敌人最艰难的时刻，也是进剿最有利的时机。千万记住，战机稍纵即逝。我明天即上庐山，在大别山对面等你的好消息。” 顾祝同感动得诚惶诚恐：“校长，学生当竭尽全力报效党国。” 顾祝同心里亮堂了，沉闷了多日的办公室也有了生机。他背着手在房子里急速地兜了几圈，随后传令召开军事会议，宣布了他的部署： （1）张轸部遂照昨日电令行动； （2）吴绍周部第85师，以一个团守备息县及其以南河防，主力即改在大林庄渡河，继续向罗山及其以南地区追击，协同罗广文兵团之作战； （3）张旭东团留一个营于新蔡，主力迅回息县增防； （4）罗广文部以第10师渡河后，迅解罗山之围； …… 顾祝同挥舞手中的镀铬金属小棒，指向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诸位，大别山犹如一盘石磨，只要我23个旅数十万大军合力转动就能把共军碾成粉末。” 就在顾祝同调兵遣将的时候，刘伯承、邓小平已经指挥部队先敌在大别山实施了战略展开。刘伯承要求所部：“要趁敌重兵尚未到来，大别山腹地空虚之际，迅速展开，广占地盘，来一个麻雀满天飞。” 短短几天，第六纵队已经拿下光山、经扶、麻城、黄安，直抵长江北岸；第三纵队挺进皖西，如入无人之境，连克叶集、立煌、六安诸镇；第二纵队继占潢川之后，又迅速推进到固始、商城一线；第一纵队控制了罗山以南、光山和经扶以西广大地区；中原独立旅更是迫近平汉…… 刘邓雄踞长江北岸，威震大江南北。 与此同时，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陈赓、谢富治率部于8月22日突破黄河天险后，直出陇海路，配合刘邓在大别山展开。至31日，先后攻占新安、渑池、宜阳、洛宁诸镇，继尔主力东向，威逼洛阳，如同侧背插进的一把钢刀，割裂了顾祝同、胡宗南东西两大集团的联系，迫使胡宗南主力第1军、第29军调出陕北，减轻了陕北战场的压力，也使尾追刘邓大军主力中的整编第15师以及青年军第206师第1旅、第41师第134旅匆忙西援，从战略上调动了敌人。 除此之外，华东野战军西兵团也加入其中。完成了鲁西南作战之后，华东野战军西兵团在陈毅、粟裕的率领下，6个纵队18万大军兵分五路挥师南下，越过东西瘫痪的陇海铁路，挺进豫皖苏地区，发动攻势。华野东兵团进行胶东保卫战，重创敌军。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攻克县城24座，歼敌1万余人，完成了战略展开。 在此期间，西北野战军转入战略反攻，连获沙家店、关庄、岔口追击战等大捷。 至此，三大野战集团在辽阔的中原大地上摆出了一个大大的“品”字。毛泽东亲自勾画的刘邓、陈粟、陈谢三军挺进，彭德怀、许世友两翼牵制的全新战略格局已告形成。 随着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呈“品”字形问鼎于北起黄河、南到长江、东自津浦、西至汉水的广大地区，八方风雨将汇集在三山（大别山、泰山、伏牛山）四水（江、河、淮、汉）之间。 中原大势已定。 随之，晋察冀野战军对平汉路北段发动攻势，解放雄县，兵叩石门；东北民主联军在长春、吉林、四平和北宁线锦西至义县地区发起大规模秋季攻势。 人民解放军已经转入全国规模的战略进攻。中国的历史将很快发生重大转折。 “安卵子”的会议 天气沉闷，大别山深处传来隐隐的雷声。 低垂而厚重的浓云翻滚着、挤压着，渐渐堆积成一片，像一坨坨厚铅往下沉，似乎已经压到了本来就很低矮的屋脊上。 空气被压缩了，显得愈发凝滞，仿佛其中也含了金属的成分，使人每呼吸一次增加一分沉重。 20多位纵队和旅的指挥员挤坐在这间不大的祠堂里，人与人靠得很近，谁也不和谁讲话，会抽烟的闷头抽烟，不会抽烟的也裹在烟海里，全没了往昔的热闹气氛。平时，他们各自独当一面，能凑到一起的时候不多。偶尔聚在一起，不是这个摸一下那个的头，道声：“还活着？”就是那个拍一下这个的肩，惊讶：“你没死？”然后开一阵玩笑，而今天却大相径庭。 陈再道憋得难受，敞开领口还觉得透不过气。他刚一站起来，又急忙整理军装，坐回到原来的位置上：“来了。” 很快，刘伯承和邓小平走进屋，脸上的神情与背后的阴云呈同一色调。 20多位旅以上的干部齐刷刷站起。守在门边的几个人迎上前去，敬过礼，习惯地伸出双手。 邓小平还礼的手在空中一摆：“仗没打好，不握手了。” 他径直走到桌前，请刘伯承坐下，然后用灼人的目光审视会场，说：“今天召集大家来，开个不握手会议。为什么不握手，我想在座的心里都清楚。” 祠堂里鸦雀无声，本来就沉重的气氛陡增了几分严峻。 进入大别山将近一个月了，随着大部队的迅速展开，难以想像的困难接踵而至。 “米越吃越大，路越走越小。”这句流行在部队中的话十分形象地概括了初进大别山的第一个不适应。 来自“四战之地”的士兵大多数是吃惯了小米、山药蛋的燕赵儿女，南方的大米填不饱他们的肚子。当年的第19旅山炮营副营长雷晋川现已离休在郑州，回忆起那段生活，老人说：“提起大别山，先想到一个字——饿。大米那东西呀真不叫粮食，三碗饭吃下去，两个屁一放，肚子就空了。接着百爪搔心，眼睛发蓝，从嗓眼儿往外伸小手。几天下来，一个营的北方大汉都变成了南蛮子，小脸儿蜡黄蜡黄……这还是有东西吃的时候。” “开始有吃的也不会吃。把一袋子稻谷倒进大锅，怎么煮也煮不烂。行军打仗不能耽搁，管它熟不熟烂不烂，连壳带米吃下去算了。可你算了它不算，走到路上折腾你，让你肚疼拉稀。不管白天夜晚行军，那队伍就热闹了，到处‘僻僻扑扑’，屁股门儿像关不住的水龙头，走几步拉一泡。好汉架不住三泡稀，那队伍没法儿带了，一天一夜走不了几里路。别说人架不住这个，从北方带来的驮炮的大骡子吃了这种带壳稻谷也绞肠拉肚，一匹接一匹地死掉了。” “不管怎么说，这还是有吃的，更多的时候是饿肚子。大别山的老百姓看见队伍就跑，我们背着钢洋买不到粮食……” “粮食都吃不上，油和盐就更不用说了。缺油少盐，不少战士得了夜盲症，一路走一路跌跟头，摔得鼻青脸肿。有一个连队打土豪，翻出一瓶桐油，以为这下开荤了，结果全连中毒，上吐下泻。再加上初到南方，水土不服，病号越来越多，又没后方安置，部队别说打仗，行军都很困难。” 谈起行军之难，离休在南京的原昆明军区副政委、当年的第三纵队第8旅副旅长史景班说：“在晋冀鲁豫大平原作战，汽车、大炮、马车浩浩荡荡，到了大别山，进山是羊肠小道，出山走田埂小路。车全扔掉了还解决不了行军问题。南方的秋天雨不停，田埂上像抹了油，一步三滑，最后连跌倒的姿势都‘正规化’了，全都是刺溜一下，两腿劈开，骑在田埂上，许多人的屁股都跌肿了。” “行军问路，老乡说10里地，部队走了一夜也没走到。再打听，原来那是直线距离，山道弯弯，上坡下岗，实际40里都不止。地图上标着一个村子，定在那里宿营，到了一看，只有三户人家，别说一支大部队，一个班也住不下。南方的山区就是这样，三家一村，五家一个集，除了集镇，难得有那样大的村庄，部队累了一天，晚上只好露宿在野地，不论刮风下雨。” “最要命的是南方的毒蛇，站在路边草丛树棵里看不见，不知什么时候一下子蹿起，一口就能致人死地，叫人整天提心吊胆。” “从北方带来的布鞋经不住水泡，没几天就穿帮儿烂透了，只好穿草鞋。北方人没穿过草鞋，脚上磨得又是脓又是血，晚上睡觉粘在一起，脱都脱不下来，硬拽，草鞋就变成了‘皮鞋’，撕下一层血肉模糊的皮肉。” 南方蚊子多，部队没有蚊帐，不少人打摆子，发高烧，又没有药治，就那么硬挺着，听任疾病的折磨。除了打摆子、腹泻外，疥疮又是对部队的一个严重威胁。南方天气潮湿，加上日夜行军作战，泥里爬，水里滚，露宿荒野，身上没有干的时候，更谈不上卫生条件，不少人染上了可怕的疥疮。 疾病，小路，草鞋，一部艰苦卓绝的悲壮史诗。 战士们这样形容大别山：“一明两暗，马桶吊罐。莫（没）得莫得，可怜可怜。” 这段顺口溜的前两句说的是大别山的民房，后面说的是老乡见到部队，跑不脱的先摊开双手，问什么都答“莫得莫得”，问急了就答“可怜可怜”。 河南、山东籍的战士说：“啥大别山，应该叫‘大鳖山’！” 河北、山西籍的战士说：“大别山，大别山，瞧这名字就不吉利，‘大别山’，徐向前的红四方面军、徐海东的红25军、李先念的新四军5师，都没有在这里蹲住，我看咱们这回也够呛！” 晋冀鲁豫那方水土的人有这样的说法：宁向北走1，000里，不朝南方迈一砖。 进入大别山的北方战士生了病，没别的要求，喝一口米汤，吃一口小米饭，啥病都好了。 他们思念故乡故土，不理解面对的一切：“跑到这鬼地方干啥？是不是打败仗啦？”“反攻、反攻，照这样子反下去，不打败仗才见鬼！” “妈的，咱刘邓大军啥时候这样窝囊过！” 强烈的思乡怀旧情绪和对现实的不满像疾病一样蔓延，从而导致战士意志衰退，部队纪律松弛，打老乡、抓向导、拉水牛、捉鸡子、抢东西、甚至连调戏妇女的现象也屡有发生。 部队的非战斗减员在迅速增加，除了伤病员，更多的是开小差。开始一个人两个人地跑，临走留下一张纸条：“我回去打国民党反动派了。” “我保证回去后继续干革命，保证多杀敌，杀10个顶这里的一个！” “我保证不叛变，请组织相信我。”后来整班整班地跑，集体当逃兵。 渐渐地，“大别山好比一把剑，直插到蒋介石的心里面”的歌子唱得少了，再后来几乎听不见了。 9月5日，刘伯承在商城双轮间地区布下口袋阵，以第一、第二纵队主力和第六纵队第16旅围歼敌第58师。由于初进大别山，缺乏山地、水田作战经验，粮草伤员转运困难，加之个别部队行动迟缓，未能及时分割包围，战斗持续三日，终使第58师大部逃脱。 9月17日，第一、二纵队主力及第六纵队第16旅，于商城余子店、苏仙石、钟铺一带再次围击第58师。经过整整三天的战斗，仅在钟铺地区歼敌一个团。 9月24日第一、二纵队及第六纵队第16旅设伏光山，三打第58师。敌第85师迅速自光山东援。是役，虽击退援敌，却仍然未能解决第58师。 打三仗，仗仗不理想。从客观上讲，三仗虽然没打好，却调动大量敌人北援，使我南下部队乘虚迅速展开，直抵长江沿岸，为实现战略全局创造了条件，但从主观上分析，则不难看出部队所潜在的严重危机。 在9月27日召开的“不握手”会议上，不容回避的问题摆在了野战军20多位纵队和旅的指挥员面前：环境恶劣，形势严峻，纪律松懈，右倾保守，军心动摇，部队究竟能不能在大别山站住脚？ 邓小平足足有几分钟没有讲话。他那严厉的目光从一个个指挥员的脸上划过，像一道持久不熄的无声闪电刺入每个人的心里。 有人咳嗽了一声，很快又静下来。刚才还被“炮筒”们搞得烟雾弥漫的祠堂清新了许多。 终于挨到邓小平讲话：“同志们，对于我们所执行的战略任务，过去曾强调了多次：这就是我们已经到达了大别山，下一步就要坚定不移、义无反顾地创建大别山根据地，对此不能有任何的怀疑、动摇，丝毫也不能有！” “在座的都是高级干部，高级干部就应该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要以身作则，鼓励部队勇敢地战胜困难，消灭敌人。否则，你这个干部高级在哪里？”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困难，但更重要更迫切的是必须增强斗志，反对右倾思想，克服纪律松懈等不良倾向。而这一切，首先我们领导干部要带好头。请大家想一想，这个头你带好了没有？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将一溃千里，只好退回黄河北，把到手的胜利再还给蒋介石。请问，哪个同志希望如此？如果有，请把手举起来！” 一直坐着的刘伯承，听到这缓缓地站起身。那仅有的一只眼因充血而凸起：“政委讲，这是一次‘不握手’会议。让我说，这也是一次‘安卵子’的会。我们有些干部缺乏勇气，没有卵子，不像个男子汉。怎么办呢？只好开个会，给你安上一副！” 刘伯承是有名的儒将，温文尔雅，而一旦气愤讲起粗话也十分惊人。他继续说：“有些同志打起仗来左顾右盼，顾虑重重，行动迟缓，错过了几次歼敌的好机会，这是不能允许的。” 邓小平点燃一支烟：“就像个小脚女人，一步三摇摆。” “打仗像小脚女人，你的卵子都哪里去了？” 刘伯承用手在空中写了一个大大的“勇”字，接着说道：“这个勇敢的‘勇’字，就是‘男’字头上有一顶光荣的花冠。也就是说，‘勇’是男子汉的事。没有花冠就像男子汉没了卵子，还称什么‘勇’呢？……一个月来，刚付出点代价，饿了几顿饭，走了几天路，就仿佛革命没有前途了。才碰上一点困难，就怀疑能不能在大别山坚持了。这些同志眼光短浅，自己也不想想，你把刺刀捅进人家的心脏，人家才咬破你一点皮，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我们进军大别山，蒋介石表现出失败情绪，可为什么我们自己也表现出失败情绪呢：好比两个人打架，你说你失败了，他说他失败了，那么是鬼胜利了？” “同志们，我们共产党员在入党的时候，宣誓要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要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现在具体地消灭他们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蒋介石，我们的手不要发抖啊！” 刘伯承猛地止住。出现了罕见的情绪失控，一拳砸在桌子上：“现在，我们就要称一称，你这个布尔什维克究竟是否足秤？就是要排排队看一看，你是不是个男子汉！” 这话像千斤重鼎一样，砸在每个与会者的心头。 祠堂外响起了隆隆的雷声，一场暴风骤雨即将来临。 最后，刘伯承提议，要大家把那首歌唱大别山的歌曲再唱响起来。一道闪电，大雨哗哗而下。与此同时，歌声在风雨中响起： 第九章 全面出击，创建大别山根据地 向大别山南麓展开 “过八路，过八路”，立夏以后黄鸬（一种善叫的小鸟，色黄）从南方来了，成天这样叫，叫得清楚，叫得响亮。 大别山一带很多村庄都听到了这叫声。每当此时，很多老百姓停下手里的活议论说：“这黄鸬叫的是啥事？叫得多好听。” “叫啥？叫‘过八路，过八路’啊。叫了一夏天啦，你还没有听见过，有时候它也叫‘杀光棍，杀光棍’（当地老百姓称有钱有势、欺压百姓的人叫光棍）。” 有人接着问道：“八路军到底来不来呀？” “黄鸬这鸟是灵鸟呀，可不是胡说八道。抗日时候‘看不岔’（也是一种善叫的小鸟，色黑，尾长而分岔）不是叫‘打倒日本，杀敌，杀敌’吗？叫了两年，就把个日本打投降了。” 如此你一言我一语的就谈论起来了。这个人说谁家的儿子又被抓去当兵了，那个人说某家的闺女被镇长叫去帮忙“做活”了…… 说话的人都担心，要是黄鸬也叫两年八路才来，那老百姓都活不成了，因为蒋介石祸害老百姓比日本人还厉害。可没想到罢秋不几天，八路军就来了。 这就是挺进大别山正在实施战略展开的刘邓大军。 雀园会议后，各部队从领导干部带头，坚决向右倾情绪和违法乱纪现象展开斗争，大大调动了部队的积极因素，增强了全军的斗志，使指战员们勇于面对当前的困难。于是，大别山的局面很快有了改观。 与此同时，企图围困刘邓大军的国民党军却连续在光山、经扶等地区受挫，围剿计划失败。顾祝同感到大事不好，急忙给蒋介石打电话，请求调兵加强“围剿”。蒋介石获知上述情况后，急令国防部调鄂东的整编第7、第40师，皖西的整编第48、第46师，与原在大别山以北地区的整编第85、第58、第52师共7个师的兵力，疾赴大别山北麓。 由于敌聚集重兵于大别山北麓，便造成了大别山南麓兵力的空虚，仅有国民党军整编第7、第202、第52、第65师各一部兵力守备，使刘邓有机可乘。刘邓立即召集指挥部成员及在大别山北麓作战的各纵队指挥员研究下一步的行动方案。 在会上，邓小平政委首先介绍了当前形势。接着，刘伯承分析了进行下一步行动的利弊。为了活跃会场气氛，他以一个饶有趣味的故事来作形象的说明：“我记得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的一次集会上，贵族们纷纷议论说发现新大陆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哥伦布听后就拿起一个鸡蛋问道：‘先生们，你们谁能把这个鸡蛋在桌上立起来呢？’贵族们面面相觑后，便纷纷拿起鸡蛋一试，但都失败了，便肯定地说：‘鸡蛋怎能在桌上立起来呢？’只见哥伦布拿起鸡蛋，在桌上轻轻一磕后，便稳稳当当地将它立在了桌上。贵族们见状，喧哗道：‘你把鸡蛋磕破了，当然容易立起来！’哥伦布说道：‘是啊，当你们掌握了每件事的奥妙后，它便自然变得简单起来。’” 说到这，会场内的人都笑了起来。 笑声渐息，邓小平便接话道：“刘司令员的意思，就是要叫大家注意掌握作战的有效方法。目前我们面对敌人的重兵包围，机动是我们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手段，我们要以灵活机动的战术对付敌人，使他处处被动。我们要学习哥伦布巧立鸡蛋，当前的敌人是强大的，如果硬要把其打碎，还没有那个力量。但是，倘若我们集中力量打破它一两个缺口，那便让水自然流出来。这便是刘司令员常说的，要变敌人的包围圈为一条我所能利用的利害变换线。” 刘伯承接着说：“是的，我们要掌握敌人包围圈尚未全部合拢时的‘利害变换线’，或集中兵力歼敌弱小一部，或留小部队在内线迷惑敌人，而将大部队从敌围拢的缝隙中跳至外线，在敌后宽大的战场上机动往来，调动敌人，创造战机，各个歼敌。这就叫做敌进我亦进。” 会议对当前形势的深刻分析与发扬军事民主后，作出了乘敌之隙，向大别山南麓展开的决定。基本行动方案是：以第一纵队第20旅、第二纵队第5旅，留在大别山北麓商城、罗山地区，伪装主力，牵制和迷惑国民党军主力，并开展地方工作；以第一、第二纵队主力和第六纵队1个旅、中原独立旅，南下鄂东，会合已在该区的第六纵队主力，沿长江北岸展开，调动敌人，寻机歼敌；以第三纵队继续在皖西展开。并决定在黄岗、蕲春、广济、黄梅、宿松、大湖、潜山一带富庶地区，发动和依靠群众，解决全军的冬装困难。 刘邓大军南下鄂东、鄂南的各纵队，乘敌兵力空虚无暇顾及之机，横扫沿途分散孤立敌据点和土顽杂牌军，连克长江北岸团风、浠水、广济、英山、武穴等城镇；第三纵队也乘张家店之役的胜利之势，继续攻占舒城、庐江、桐城、潜山、望江诸城，进至长江北岸望江以东的华阳镇。 “真是送上门的大块肉！” “你们究竟在干什么？为何听任奸匪谣言惑众，闹得人心恐慌？”蒋介石厉声喝问垂手站立的董显光和邓文仪。 刘邓大军主力兵临长江北岸，控制了东起华阳镇、西至武穴的150公里长的长江北岸。直接面向南京、武汉之间，直指国民党军长江防线的战略敏感区和要害。国民党军统帅部大惊失色。 刘邓陈兵江岸、拟渡江作战的消息，在南京、武汉、上海等沿江两岸的城镇、乡村广为传播，人们纷纷议论刘邓大军的势不可挡。这使得那些临江城镇的国民党上层显要和达官贵人们深感不安，有的甚至早早携带家眷和财物远走他方避难。 各种传言甚多，国民党南京警备司令部被迫匆忙下令对南京长江一带实施戒严；武汉行辕也匆匆组织所谓“义勇警察总队”准备保卫武汉，并宣布汉口至九江间沿江口岸实施戒严。 国民党上下人心惶惶，正在北平的蒋介石呆不住了。他匆匆赶回南京，对统帅部成员大加训斥，并特地召来行政院新闻局长董显光和国防部新闻局局长邓文仪进行质问：“说，你们为何不宣传我们在大别山的胜利？” 董显光和邓文仪垂着头，聆听教训。 二人不敢怠慢，回去之后，立即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共军流窜大别山，造成一种印象，以为他们多么活跃，其实这种印象毫无根据。刘伯承邓小平所部强渡黄河乃为解救山东陈毅，是出于不得已；解救不成，拟接应陈部窜逃河北；复不成，被迫南窜。沿途经过黄泛区、沙河、淮河等五条大河，遭国军围追堵截，兵力消耗殆尽，进入大别山的残匪为数寥寥无几，实不堪一击，不久即可肃清。” 蒋介石在南京大发一通脾气，深感心力交瘁，又做出了南到庐山休养的决定。行前，他电令国民党青年军第203师一部从九江北渡至蕲春、黄梅警戒，以新编第17旅在海军配合下进攻武穴；并急调位于鄂东北的整编第40师和第52师第82旅共5个团向广济疾进，以攻击刘邓大军侧背，阻止刘邓渡江。 10月23日，鄂东北的国民党军整编第40师率第30旅（欠一个团）、第106旅和第52师82旅，在蒋介石的督令下出发了，迅速进至渭水地区。 “真是送上门的大块肉。”刘伯承站在地图前说。整编第40师已经不是第一次与刘邓大军交手了，两年前，在平汉战役中，这支部队曾受过歼灭性打击，这次又孤军前往，因此，刘邓决心把握战机，将该敌诱至有利地形歼灭掉。 刘伯承准备打一个大仗。为了察看地形与选择战场，刘伯承司令员特意登上了浠水附近的三角山。为了让司令员不受累，司令部工作人员专门雇来了一辆滑竿。但刘伯承却执意不肯坐，他拄着一根竹竿，同警卫员等一道步行登顶。 登山乏味，警卫员们哄着刘伯承讲故事，讲打仗的故事。 刘伯承就讲：“我们成都的乡下有一条坡路，狼专门候在那里，等推手车的人走到半坡时，就扑上去照准他的屁股吃一块肉。推手车的人可怜哟！车子是他的命，一松手就会掉下山坡，倾家荡产。这样，人想跑也跑不了，只好乖乖地让狼吃了一块肉。好大的一块臀尖肉哩。我们不做那种舍命不舍财的推车人。你们看，我们丢下坛坛罐罐，一身轻松来到大别山，至今连件棉衣都没得穿。为什么？就是为了让蒋介石把我们丢下的坛坛罐罐所有的包袱统统背起，然后再吃掉他！所以战术有三种：第一，牛抵角；第二，马踢蹄；第三，狼的战术。牛抵角是笨拙的，消耗太大，两败俱伤。马呢？不管蹄子甩得多么凶，最终黔驴技穷，免不了被老虎吃掉。还是狼的战术最高明，就是我们四川的那种狼。” 不知不觉，已经登上半山腰，刘伯承的军衣全湿透了，没人再哄他讲故事了。 登上了海拔1，600多米的山顶后，周围地形一揽眼底。刘伯承称赞这一带是能攻易守的好地形。当他听山上寺院里的和尚说，过去曾有军队在这里遭到过失败后，便更加仔细地察看周围地形。最后，决心选择地势险要、敌人必经的高山铺为设伏歼敌的战场。 10月25日，进犯之敌国民党整编第40师5个团的兵力，由浠水继续东犯，直奔广济，企图压第一纵队于广济江边予以歼灭。第40师部队系蒋介石的一支“精锐”部队，全部为美式装备，战斗力较强。该敌原长期活动于平原地区，曾多次与刘邓所部作战，并在1945年的邯郸战役中受到解放军歼灭性打击。但此后又以教导团为基础进行扩编，重新组建。该师官兵长期受国民党反动宣传与教育，思想上非常顽固，成为一支效忠于蒋家王朝的嫡系部队。该师以所谓“擅长攻击”而著称，师长李振清因此得了一个“李铁头”的外号。当刘邓在跃进之初进行鲁西南战役的时候，该师即离开安阳，被蒋介石空运到陇海线上。刘邓千里跃进大别山后，该师又跟踪刘邓到大别山区，并在刘邓所部打到麻城、黄安时，与敌新7师一道继续跟踪南下；当刘邓北返商城进行中铺战斗时，该师又和新7师跟着北上；在刘邓所部再次南下、一直打到长江边时，该师又一路追赶而来，真是一条甩不掉的癞皮狗。 25日晚，分布于广济以南和长江沿岸的第一纵队和中原独立旅，便由各集结地开始向预定歼敌地区汇集了。 26日拂晓，各部队已进抵清水河和高山铺地区，并根据预先计划，分别进入公路两侧的预定阵地。 早饭刚过，便下起了毛毛细雨，这雨多少带来了几分深秋的寒意。但参加作战的解放军指战员们却热情高涨，加紧进行伏击部署与战斗准备，只待将不速之客——敌第40师及其所指挥的部队请进瓮中来捉鳖了。 这时，奉命前往“请客”的中原独立旅派出了一批侦察员，特意换上便衣和一些杂七杂八的破军装，专门收罗了一些各式各样的旧步枪，摆起漫不经心、松松垮垮的架势，顺着公路直向漕河镇走去。在漕河镇不远的地方，这些貌似“土八路”的侦察员与敌人的尖兵遭遇了。他们眼疾手快，先敌开火，敌尖兵来不及反应，便被打得狼狈逃窜。 正在向前开进的敌前卫部队被突如其来的打击搞蒙了，被迫停下来，仓皇应战。为弄清情况，几名军官爬到公路旁边的高地上观察，只见公路上不过有百十多个身穿杂色衣服、队形混乱的“土八路”。细听其枪声杂乱，皆为“老套筒”和破“三八式”。敌军官不禁喜上心来，断定这是“八路军的地方游击队来捣乱”，不足为患，便一面把情况上报后面本队长官，一面以一个营追了过来。 敌第40师师长李振清率本队正前进，忽闻前方枪声急起，正在纳闷儿是否遇上了共军主力，即得到前卫部队报告，是小股共军，便驱赶着大队人马加速跟了上来，企图一口吃掉这股共军。 侦察员们见敌人已经上钩，便扭转头“请”“客人”跟着走，但敌人走了大约三四里地便停下来不追了。 “怎么？你们不想来了么？那可不行！前面早已给你们摆好了‘酒席’，等着你们呢。”我军侦察员们想：既然你们客气，那我们就再催促一下。于是，便返回来，停下来朝敌人又是一阵猛烈袭击。敌人前卫部队死的死、伤的伤，一下子倒下去一二十个人。军官们气得发了火，带着部队又继续追过来。 就这样，“客人”们紧紧地在背后追，侦察员们不即不离地在前面引。“客人”们停下来不跟了，他们就再来“催请”，直到把敌人逗火了，又追踪下来。 经此反复折腾，把个整编第40师搞得精疲力竭，他们一边追，一边不停地大声咒骂这些“土八路”可恶。这样，渐渐地他们就被“请”到了高山铺地区。 一场恶战随即展开。敌整编第40师猝不及防，顷刻间被打得人仰马翻。 9时，杨勇接到纵队副司令尹先炳从前指打来的电话：“敌40师指挥部位置在清水河边。” “你有根据吗？” “前指情报台的张台长与40师电台台长原是同学，十分熟悉对方的指法。刚才张台长在电台上监听，正好听到他们的指挥部在与飞机联络，所以判断出40师的指挥部位置。” “这个情报很重要。请你相应调整一下部署，待总攻发起后，首先摧毁敌人的指挥中心。” 杨勇刚放下电话，作战参谋又来报告：“刚刚接到一旅杨旅长的电话，说2团正在扫清阵地前的障碍……” 报告尚未结束，第1旅旅长杨俊生的电话就追来：“敌人溃退了，我已命令2团出击。” 杨勇从作战参谋手中要过望远镜。镜头里，敌人恐慌万分，队形混乱，完全失去了指挥。 时机到来了。杨勇当机立断，提前发起总攻。 各部队以迅猛之势由四周向伏击区内的敌人展开全面攻击。其中，第一纵队第1旅由东及北，第2旅由东向南，独立旅由南向北，迅速勇猛地插入敌战斗队形内。 一时间，喊杀声四起，敌无心恋战，四处溃逃。 一直与敌进行激烈争夺的第1旅1团所部更是所向披靡，该团第2营从山上猛扑下，追歼逃敌；第1营插至公路后，沿公路直向敌大队人马攻击；第3营则从第2营右侧加入战斗，协同友邻迅速将敌人分割成几块。 敌人完全丧失战斗力。数以千计的溃败之敌乱糟糟地拥到大路上，或跑到路两侧的农田里，犹如泥猴一样在田里乱窜，完全置于解放军的火力杀伤之中。人、马、炮、车挤在一堆，乱冲乱撞，乱喊乱叫，许多人来不及爬起来便被活活踩死。 没多久，敌人便纷纷缴械投降。 高山铺一战歼敌第40师1.2万余人。这次战役是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后取得的一个十分重大的胜利，对大别山根据地的创建具有重要意义。 高山铺大捷使陕北的毛泽东悬着的心放了下来，他对周恩来说：“高山铺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消灭了1万多敌人，也不仅仅因为这一仗打得很漂亮，它的全部意义在于我军已经能够在大别山进行大兵团作战，刘邓已经在那里站住了脚。” “前进一千里，再前进五百里” 严冬的大别山，雪花飘飘。 12月10日夜，这是不同凡响的一个时刻，在距汉口仅100多公里的王家湾，刘伯承、邓小平、李先念、张际春、李达等野战军指挥员聚在一起讨论行动方案。 此时，军情紧迫。 围剿大别山连续失利，蒋介石气急败坏，11月3日、4日，他连续两天在南京国防部召集国民党统帅部成员，研究大别山的作战问题。蒋介石这次动了真格的，他不顾连日劳累，亲自草拟了《对大别山剿匪军事的指示》，决心乘刘邓所部在大别山地区立足未稳，根基未固之际，集中优势兵力，“造成一次大规模的歼灭战，一举歼灭刘邓，消除隐患”。蒋介石煞费苦心，亲自给宿敌白崇禧打电话，请他出任总指挥，统辖各路人马，妄图一举歼灭刘邓大军于大别山地区。11月22日，国民党成立“九江指挥部”，由白崇禧任总指挥，统辖区内所有军队，指导豫、皖、赣、湘、鄂等五省省政府，并指挥各省的保安团队、水陆警察，在津浦路以西、长江以北、平汉路以东、淮河以南大别山地区，围剿刘邓大军。 蒋介石这次进攻大别山所动用的力量之大，是以往的“围剿”无法比拟的。而且，为了支援地面作战，国民党军还以其空军第4军区在汉口设立了指挥所，负责对由徐州和南京调往武汉的2个飞行中队及原驻徐州地区的1个飞行大队的指挥和协调。 从12月初开始，白崇禧坐镇九江，指挥大部队开始向大别山解放区实施围攻。 各路蒋军两个师或三个师紧相靠拢，齐头并进渐次推进。 这是白崇禧对付刘伯承的“撒手锏”。 蒋军推进到哪里，就把国民党政权恢复到哪里。 于是，新生的中共红色政权惨遭杀戮，顿时，大别山血雨腥风…… 白崇禧指挥的各路蒋军来势凶猛。 地上，步、炮、工兵等多兵种集团逐村逐山地齐头并进。 天上，侦察机、轰炸机、战斗机轮番飞临刘邓野战军行动地区，不停地向地面蒋军报告情况。一发生战斗，飞机则配合地面部队一起攻击。 实行“三网”、“三光”政策，国民党军及其地方政权卷土重来。 大别山，在流血。 面对严峻形势，刘伯承提出了“敌向内，我向外；敌向外，我亦向外”的部署。即：以刚抵达大别山不久的第十、十二纵队分别西越平汉路，开辟江汉、桐柏根据地。其中，第十纵队向桐柏地区展开，第十二纵队和中原独立旅向江汉地区展开，乘该地区无敌主力之机广占县城，扩大己方的势力范围。将野战军指挥部一分为二，并以“后指”率第一纵队北渡淮河，协同陈粟、陈谢牵制敌人，开辟中原战场；以“前指”率第二、第三、第六纵队留在大别山区，寻机歼敌，巩固根据地。 部署确定后，在谁留在大别山指挥部队坚持斗争问题上，刘伯承与邓小平发生了“争执”，他们谁都提出要留下来，以承担更重的担子。 刘伯承说：“我留下来比较好。” 邓小平则说：“两副担子，哪个也不轻。更何况我的年纪比你轻，身体也好，适合留在大别山。” 刘伯承说：“年轻，光年轻也不见得就合适，还是我留下好。” 邓小平说：“你有影响力，敌人害怕你，你到淮西指挥全局，这也是从实际出发嘛！” 这两位朝夕与共多年的战友，心里都非常关心对方，也都很尊重对方。因此，经邓小平这么一说，刘伯承也不再坚持己见了。他说：“警卫团都给你留下，我带一个排就行了。你在大别山行动颠簸，我带电台在淮西给你提供敌情。” 邓小平接着说：“分开以后，我们对上对下行文，还用刘邓的名义。” 两天后，即12月12日，留在大别山区的邓小平与李先念、李达为即将出征的刘伯承等人送行。 行到一个岔路口时，两股人马各朝一边走了，刘邓即要就此分手，他们一时间还真有些难舍难分，总觉得有许多话要相互倾吐。邓小平陪刘伯承走了好长一段后，刘伯承站下了，他拉着邓小平的手说：“千里相送，终有一别，再送，就要送过淮河了，我们分手吧！” 邓小平轻轻地点了点头说：“你要多保重！”并对张际春叮嘱道：“你要多操劳些，照顾好司令员。” 刘伯承也对陪送的李先念说：“请你协助邓政委指挥好部队。” 依依话别后，这些生死与共的战友们便各自分头追自己的部队去了。 刘邓大军北撤，凡是帮助过刘邓大军的老百姓，都难逃劫难…… 山民们，那恍惑的眼神，带着失望。有的甚至直接质问即将撤走的野战军战士：“不是说好你们这回来就不走的吗？怎么说话又不算数？” 野战军主力刚向北撤退一天路程，就有一些干部大发牢骚：“千里跃进大别山，跃进一千里，后退五百里，算什么来着？” “大踏步前进，又大踏步后退，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我们这一走，老百姓再不相信我们了。下次就是打回来，也没人敢帮我们了……” 听到这些牢骚，邓小平批评道：“什么前进了又后退，我的数学不高明，但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是前进了一千里，又再前进了五百里！”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对中原战场的战局发展极为关注，因为刘邓在大别山是否立得住脚，是中原解放区能否最后确立与巩固的关键。因此，非常重视刘邓关于三军协同作战，粉碎敌对大别山“围剿”的建议。毛泽东专门给刘邓发来指示，并告陈粟、陈谢说：“大别山根据地的确立和巩固，是中原根据地能否最后确立和巩固的关键，足以影响整个战局的发展。因此，南线三军必须内外线紧密配合。由大别山的刘邓野战军主力坚持现地斗争，由华东野战军和陈谢兵团向平汉、陇海线展开大规模的破击作战，寻机歼敌，调动和分散围攻大别山的敌人，直到彻底粉碎敌人的围攻为止。” 同时，中央军委紧急指示晋冀鲁豫军区派第十、第十二纵队迅速南下大别山。其中，李先念亲自率领第十二纵队于11月27日到达大别山，与刘邓实现了会合。而晋冀鲁豫军区第十一纵队和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则奉命护送晋冀鲁豫军区征集、返队的新兵和伤病痊愈的官兵及携带的大批弹药、药品、银元到大别山。 这对即将迎击敌人“围剿”的刘邓所部而言，无疑是巨大的鼓舞与支持，从而更加坚定了全军团结一致战胜敌人的信心。 12月16日，刘伯承率“后方指挥部”和第一纵队冒雪渡过淮河，并于18日进抵息县，随即收复县城。23日，在豫皖苏独立旅配合下，收复汝南城，歼敌河南省保安副司令温汉卿以下1，800余人。27日，指挥部进驻杨埠附近的韩老家。这里处于沙河与洪河、汝河之间，虽然几面环水，但却处于敌人的结合部，相对安全稳定。在这里，刘伯承又筹划了一系列出击敌人侧背的作战行动。仅十来天时间，便开辟了息县、临泉、项城、上蔡、正阳等10余个县的地区，成立了豫皖苏军区第4军分区，使豫皖苏同大别山两区联成了一片。 邓小平率领“前方指挥所”，指挥留在大别山区的第二、第三、第六纵队，与“围剿”的国民党军展开了兜圈子的机动作战。他们一会儿到这，一会儿到那，钻敌人的空子，以小规模作战消耗着敌人。 第三纵队于12月16日解放岳西全境。随后，在皖西地区辗转机动。 第六纵队于12月3日，乘敌整85师西移、宋埠空虚之际，突然围攻宋埠，歼麻城伪县长以下地方团队2，000余人。随后，该纵队在大别山南地区活动。12月24日，第六纵队第16旅以急行军跳出内线，突袭广济县，全歼敌青年军203师第2团1，800余人。待敌以整7师回援时，该部即转向木子店。待敌人驰援时，该部又跳出敌合围圈。 除刘邓亲率的部队外，其余部队也按计划开展了积极的反“围剿”斗争。其中，第十纵队于12月6日从信阳以南地区跨过平汉路，向桐柏区展开，并成立桐柏军区。15日，该部解放桐柏县城，歼敌保安团700余人。16日，该部又解放枣阳县城，22日，再解放新野县城。 第十二纵队于14日跨过平汉路向江汉地区展开，并与中原独立旅组成了江汉军区。12月20日，江汉军区部队解放天门等地。22日，又解放钟祥城，歼敌湖北保安第2总队4个大队，俘敌1，600余人。继而，再解放潜江县城。 至12月底止，桐江、江汉两军区部队，共歼敌4，000余人，解放桐柏、枣阳、泌县、唐河、新野、京山、钟祥、天门、潜江等县城，完成了战略展开，迫使敌人从大别山区内抽调整编第85师增援江汉地区，有力地策应了大别山区的反围攻、反“清剿”斗争。 经过近一个多月的艰苦作战，刘邓大军在陈粟、陈谢两军的配合下，内线、外线都取得了重大胜利，开辟了桐柏、江汉两区，并在豫鄂、皖西区歼敌11万余人。 蒋介石策划的全面围攻大别山区的计划再次破产了。 后来走马上任中原野战军副司令员的陈毅在与中原野战军干部战士见面会上，激动地挥舞着手，说： “……毛主席和中央是很关心中原部队的，因为你们大别山兵团无后方作战一年，战略上成就最大，吃的苦也不少；第二是陈谢兵团，四、九两纵过黄河也是无后方作战。中央给我任务，要我代表中央向中原全体同志致敬…… “去年八九月我们挺进中原，转入战略进攻从内线转入外线作战。这一伟大的军事行动，造就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伟大的转变…… “十二月会议总结从1946年6月中原战争爆发，到1947年年底，一年又半，整个人民解放战争，提出了新的作战方针。特别是根据中原的经验，根据中原各兵团已站住脚跟，整个形势稳定，来探讨全中国的形势，提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纲领。毛主席亲自讲：‘我在大别山各兵团没有站住脚，我们不敢开这个会，我也不敢讲这个话，不敢写这篇文章，不敢讲伟大的转折点，蒋介石可以打倒。这篇文章要等一年半载再写。因为中原的部队站住了脚，胜利靠得住，现在我们要开会分析，估计，大胆地写文章，向全国人民号召，准备在几年内取得全国的胜利。’” 第十章 造势作战，刘邓大军问鼎中原 转出大别山 风雪大别山，满山皆白，大自然的一切都在冰封雪盖之中。然而，那些扎根并且拥抱大山的冬青松柏却听到了冻土底层哗哗的流水声，闻到了春的气息，感受到了春的涌动。 1948年2月24日，元宵节。 当晚，邓小平将率领“前指”到达韦寨，与“后指”会师。 早在2月7日，中央军委就电请刘邓率指挥部和野战军主力转出大别山，进至淮河、陇海路、沙河、伏牛山之间，设立南线指挥中心，统一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陈（士榘）唐（亮）集团，展开中原作战。 2月9日，正是大年三十除夕之夜，邓小平致电中央军委：为对付敌人的残酷扫荡，并部署主力转移后的工作，野战军主力须留大别山再与敌打一个圈子。 2月22日，邓小平在大别山部署主力转出后的工作，要求作好反“清剿”准备，而后以中原局名义发出《关于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要求在主力转出后，军区部队和地方武装要以更广泛积极的游击战争，独立自主地坚持大别山战略阵地。 一切都安排妥当后，刘伯承和邓小平才依依不舍地转出大别山。 谁也不会怀疑，刘邓大军在这里扎下的脚根再也不会动摇！ 此时，刘伯承早已等候在韦寨村外的野地里。他穿着一身在大别山自制的，稻草灰染的灰棉衣，有的地方都磨白了。人也显得老了。但他腰扎皮带，头戴军帽，衣冠整洁，精神饱满。 刘伯承身后是两排长长的欢迎队伍。刘伯承在踱步，眼睛始终盯着前方。75个日日夜夜虽不算漫长，但这毕竟是刘伯承和邓小平最久的一次分别。 “邓政委来了！”一个战士喊起来。夜色中，马蹄哒哒。 刘伯承看不清，向前走几步，停下，突然大步走上前去。 邓小平远远地跳下马，朝刘伯承奔来。 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语言显得多余，两双紧握的手包容了全部的情感。时间，在这双手相握的一瞬间凝固了。 良久，邓小平望着刘伯承满脸的皱纹和银白的发丝，沉甸甸地说：“司令员，你的白发又多了。” 刘伯承幽默地说：“没啥子事嘛，这回出山可要与蒋介石、白崇禧周旋一番了。” 说完，刘伯承上上下下打量着邓小平：“邓政委，你……瘦了。” 邓小平微笑：“总而言之，我们都还活着，这就是蒋介石最头疼的问题。” 刘伯承开怀大笑：“记得进大别山的时候，我就说过，我刘伯承还不想死，我还要睁着一只眼睛，试看中原逐鹿，鹿死谁手？如今，离这一天不远了。” 从大别山转出的部队泪水洗面。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如果不是他们依旧雄赳赳地迈着整齐的步伐，这已经难以称之为“部队”了。自制的棉衣裂开一道道口子，露出带着棉籽的棉花；草灰、树汁染成的棉布早已褪色，现出红的、绿的、花的“原形”…… 衣衫褴褛，面容憔悴，乱发蓬松，须如荒草，形若一队浩浩荡荡的“叫花子”。在这一形象后面，隐藏着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进大别山前，即1947年7月，晋冀鲁豫野战军出征时的实力统计： 第一纵队32，357人， 第二纵队31，000人； 第三纵队26，468人； 第六纵队26，322人； 野战军直属队6，370人， 总计南下122，517人。 坚持大别山斗争到1947年11月29日，野战军司令部向军委汇报实力统计： 第一纵队23，000人； 第二纵队19，000人； 第三纵队24，000人； 第六纵队22，000人； 野战军直属队3，000人； 共计91，000人。 此时比南下前减员31，517人。 主力转出大别山后，未经补充时的实力： 第一纵队15，363人； 第二纵队11，627人； 第三纵队15，384人； 第六纵队14，280人； 除去野战军直属队不计，尚存56，654人。 主力转出大别山时，留下一批军区部队和分遣开展地方工作的人员，姑且计万余，即便加上此数，亦不足70，000人。 由浩浩荡荡的12万大军变为不足7万人马，不需再举更多的例子、发更多的感慨了。仅此冷冰冰的数字，足以使人体味到，为了实现伟大的战略转折，刘邓大军所付出的艰难、困苦、英勇和牺牲。 从出击陇海到南渡黄河，从鲁西南大战到抢渡汝河、淮河，再到大别山战略展开和反围剿，刘邓大军的指战员用鲜血染红了中原大地，也把全国战局从防御带入进攻。 鲜血没有白流，汗水没有白洒。 打下洛阳问鼎中原 时令进了3月，陕北的风依旧又硬又冷。连下了两天雪，傍晚时突然放晴，大风却没有止，卷起冰碴子般的雪粒漫天呼啸，“唰唰”地往窑洞的窗棂上扑。 毛泽东的棉衣打着补丁，他解开领扣，拉下脖子上的围巾，一手卡在腰，一手夹着香烟，灯光映着他的脸，目光从案头上的电文移开。 电报是刘伯承、邓小平2月12日发来的。近一个月来，毛泽东读了又读，放不开手，屡次研究上面的内容。 电文说： 根据总的任务，我们三军确定向西……战役组织，应以陈谢、陈唐两部先向西进，吸引（敌）10师、11师向西，以便大别山部队集结，迅速补充新兵，尾10师、11师之后，吸引大别山之敌向西进……第一次战役，须侯情况了解，才能确定……总以既能歼敌，又能调动敌人为原则。 毛泽东又一次用红笔在“向西”二字下划了粗线，猛吸一口烟，脸上泛着微光，自语道：“好个向西方略。” 到1948年初，随着围攻大别山的失败，蒋军在全国其他战场上也迭遭严重打击。为了应付人民解放军越来越猛烈的攻势，蒋介石不得不收缩战线，由全面防御改为重点防御。除企图继续坚守东北、华北外，对于生死攸关的中原战场，更是尽力纠集重兵建立重点防御体系：津浦、陇海、平汉之间的豫皖苏地区，有陆军总部徐州司令部顾祝同部17个整编师；大别山、江汉、桐柏地区有国防部九江指挥所白崇禧部16个整编师；陇海路潼关、洛阳段有西安绥署胡宗南的1个整编师。共计34个整编师54万人，约占当时国民党军队作战部队1/3的兵力。这些部队，主要活动于津浦、平汉、陇海三条铁路沿线，尤以这三线枢纽郑州、徐州、武汉为重点。 蒋介石之所以置重兵于中原战场，是由当时全国的战略形势和中原地区的特殊战略地位决定的。从1947年7～8月间，解放军发动战略进攻以来，战线步步向国民党统治区域推进，解放区得到巩固和发展，解放军力量日益壮大。在中原地区，晋冀鲁豫野战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把敌人这个既重要而又薄弱的战略后方变成了解放军继续前进的战略基地。解放军驰骋于江淮河汉之间，南可进退长江，钳制南京、武汉，威慑国民党统治的中心；西可直出汉水、大巴山叩击川东门户。因此，蒋介石唯有放弃围攻大别山的计划，回兵巩固铁道线与中等以上城市。 一场全国性的战略大决战即将开始。 全国战局一盘棋。毛泽东犹如棋圣高手，宏观博览，以他军事家的胆略、政治家的洞察、文学家的浪漫，大手一挥，形同九天揽月，又准备走第二步棋。这就是第二个跃进：令粟裕率华野的三个纵队南渡长江，直捣闽浙赣，把解放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的后方。 现在，粟裕大军已集结濮阳，正为南下渡江厉兵秣马。 刘伯承纵观中原战局，决心采取“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战法，把攻击目标首先选择在洛阳，以此调动敌人，掩护野战军主力出山。 洛阳系九朝古都，位居陕、晋、豫三省要冲，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在当前，它是陇海线上的军事重镇，又是连接中原和西北的战略要点。本来蒋介石派有西安绥靖公署的裴昌会兵团在潼（关）洛（阳）间守备，另遣青年军206师担任洛阳城防。3月初，西北野战军宜川大捷，胡宗南告急，蒋介石将裴昌会兵团调回西安，令206师改隶郑州孙元良兵团。孙元良迫于华野西兵团兵临许昌一带，正忙于守备郑州，无暇西顾，只派出少数兵力进至洛阳东面的黑石关担任警戒。这就造成了陇海线郑（州）潼（关）段的空虚。 刘邓抓住这个有利时机，果断地发动了洛阳战役。战役由华野陈唐兵团和陈赓兵团实施。3月7日，参战部队冒雨突然行动。右路华野陈唐兵团八纵队连夜插向洛阳以东，于翌日拂晓袭占黑石关要地，准备阻击胡琏、孙元良西援；第三纵队于当夜进抵洛阳以东及东南，准备攻城。左路陈赓兵团第九纵队于8日凌晨袭占新安等地，阻击裴昌会兵团可能的东援，四纵队于当夜进至洛阳以西以南，协同华野三纵队形成了对洛阳的包围。9日黄昏开始攻击，经五昼夜激战，于14日攻克坚固设防的洛阳城，全歼守敌青年军206师近2万人，俘虏少将师长邱行湘。 洛阳城头炮声骤起，蒋介石急令郑州孙元良和胡琏火速援救。时值豫西山区春雨连绵，胡琏兵团跋涉于泥泞之中，饱受风寒饥疲之苦，士兵叫苦不迭。孙元良是国民党军队里闻名的保存实力“专家”，他前怕解放军在黑石关设伏，后怕郑州空虚有失，只派出小部队向西虚张声势。11日，蒋介石闻报洛阳东门失守，急令各路援军加速行动。胡琏企图邀功，率整编11师强行军，但在登封一线遭到解放军阻击，至16日晚才进抵洛阳南郊的伊河岸边，不过为时已晚。胡琏企图连夜组织渡河，对解放军攻城部队实施反包围。怎奈连日大雨，河水暴涨，渡河器材无着。 经通宵折腾，胡琏未能渡过一兵一卒。当时任整编11师11旅旅长的王元直，在日记中发出这样的哀叹：“伊、洛两河在洛阳附近，原可随处徒涉，不料近日来天降大雨，山洪暴发……今年系特殊例外，天意欲失洛阳以助共军，岂人力能为。” 洛阳战役一打，中原敌军调动频繁、处处被动，原有的战略布局被打乱。 不久，在中原地区就流传开这样一个传说：说刘邓大军打洛阳，是来问鼎中原的；还说鼎已落在陈赓手中，陈赓交给了邓小平，由邓小平把鼎运给毛主席了。意思是要改朝换代了，人民要坐江山了！ 鼎，是古代烹煮用的一种器皿，多用青铜制成，圆形三足两耳，也有方形四足的。 《庄子·徐无鬼》中说：“吾能冬爨（音‘窜’，烧火煮饭）鼎而夏造冰矣。” 古代曾以鼎作为传国的宝器，以喻王位帝业。《宋书·武帝中》说：“鼎祚再隆。”这指是的改朝换代。 问鼎故事很快就在中原一带传开来。人们纷纷议论说：“不管是真是假，是传说还是别的什么，但这代表了民意。”有的把民意说成是天意。总之，传来传去，一句话，独裁统治该土崩瓦解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时候到了。 4月中旬，刘邓率中原局、野战军领导机关进入豫西，获得了相对稳定的环境。他们抓紧时机进行了整训和补充。5月9日，中央决定加强中原局的领导，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陈毅为第二书记，邓子恢为第三书记，以刘伯承、邓小平、陈毅、邓子恢、李先念、粟裕等12人为委员。并决定再建中原军区，任命刘伯承为司令员，陈毅、李先念为副司令员；邓小平为政治委员，邓子恢、张际春为副政治委员。中原军区下辖鄂豫、皖西、豫皖苏、豫西、桐柏、江汉、陕南等7个军区。晋冀鲁豫野战军改名为中原野战军，下辖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六、第九、第十一等7个纵队。 中原局的加强和中原军区的重建，标志着中原逐鹿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中原局势朝着有利于我军的方向发展。敌徐州“剿总”向南京大本营连连告急，叫嚷“徐州会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毛泽东：“战争形势的新转折已经到来了！” 7月7日，襄樊的上空烈日炎炎。万山顶上怪石嶙峋间，半人高的灌木遍山丛生。八九个身穿灰、黑两种军装的人在这里站了两个多小时。8里之外就是襄阳城。 一个眼睛不大、身材不高，壮似小钢炮的人放下手中的望远镜，问左右：“襄阳城有什么远射程炮和重炮？” “除八二迫击炮，威力最大的就是8门化学迫击炮了。” “嗯，没有远程炮，这就好！”他甩了一把脸上的汗，又问：“敌人大山上的重机枪火力，能不能封锁我们东西进攻的道路？” “几个主阵地上的火力都被下面的小山挡着，不能直接封锁我们的进攻道路。对进攻道路威胁最大的是琵琶山、真武山、文壁峰。” “哈！哈！……现在康泽算落到我们手中了！”他笑着猛地击了一下掌。 这个人就是六纵司令员王近山。他在豫北战役时负了伤，刚刚伤愈，就接到攻打襄樊的命令。 打下洛阳后，为调动敌人，掩护粟裕大军向中原地区集结，从4月中旬开始，中原野战军发起声势浩大的宛西、宛东战役，至6月初战役结束。在此期间，华东野战军粟裕率部于5月31日渡过黄河南下，进入鲁西南。经过洛阳、宛西、宛东战役，特别是华东野战军挺进中原，中原地区面貌发生根本变化，中原解放区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在此情况下，敌人不得不放弃许多中、小据点，大部分兵力困守在徐州、郑州等几个孤立的战略要地。其三大机动兵团，除鲁西南地区的邱清泉兵团主力整编第5军以外，在南阳地区的张轸兵团遭到了严重的打击，在沙河店、驻马店地区的胡琏兵团主力整编第18军顾此失彼，忙于应付，亦受到了相当的削弱。国民党在中原地区的防御体系已经支离破碎。当时国民党报纸一片哗然，连连惊呼：“两宛之战，中原垮台了，中原的情势，已成不可收拾之局。” 为进一步发展中原战局，配合华东野战军主力在鲁西南地区寻歼敌整编第5军，中央军委指示中原野战军钳制南线之敌。 根据这一指示，刘伯承、陈毅和邓小平决定发起襄樊战役。从当时战局形势来看，襄阳对于蒋介石来说是特别重要的。它是川、陕的屏障，武汉的后院，防守长江的前哨阵地。蒋介石要是丢了襄阳，不只他的武汉后方会受到威胁，而且我军一旦控制了襄阳，便于从长江中游南渡湖广，西进川陕。因此，蒋介石特意把它最亲信的特务头子康泽，派到襄阳担任绥靖区司令官。康泽是蒋介石手下最著名的特务头子，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蒋介石曾派他去德国。回国后，他组织别动队，残害苏区的劳动人民，屠杀了无数革命志士。抗日战争开始后，蒋介石又派康泽组织臭名昭著的三青团从事恐怖的特务活动。 6月5日，中原野战军在河南南阳影新庄召开纵队领导干部会。会场在浓绿的树丛掩映下，显得很有生气。像往常一样，刘伯承军容齐整、正襟危坐，用犀利的目光环顾四周，见一张张熟悉的面孔都已到齐，便向邓小平小声地征询了几句，然后示意主持会议的李达宣布开会。李达简要地讲了会议的内容和程序，就宣布：“现在请刘司令员作报告！” 一阵响亮的掌声过后，会场立刻静了下来。与会人员本来以为刘伯承先要做宛东战役总结，不料，一开头他就讲形势和任务：“同志们，我们中原区的任务是将战争引向蒋管区，利用敌人的人力、物力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并把这个区域变为向东、向南、向西进攻的基地。” 接着，他开始分析敌情：“敌5个集团战略布局上的5个点……白崇禧集团是其战略守势的最后防线，此点突破必将全盘瓦解。敌人有三怕：一怕进关，二怕过江，三怕入川。中原区就有敌人的两怕。在顾祝同、白崇禧、张治中集团联合防线上，汉水区是其最大弱点。此地既可渡江，亦可入川，且是敌之接合部，无法弥补。” 紧接着，他作了一段精彩的地形描绘：“中原区有三山（泰山、大别山、伏牛山）、四河（江、淮、河、汉）。我们依托三山逐鹿中原，把四河变成我们的内河。黄河、淮河已变成内河，应背靠武当山向东南发展，白河、汉水流域是古战场。将郧阳、均县、房县划归豫陕鄂，南漳、保康、谷城划归桐柏，当阳、远安、荆门划归江汉，就是将汉水变为我们内河的开始。长江也会像黄河一样变为我们的内河。” 随后，他讲到了战场情况：“我们有三个较好的战场：一沙河，二豫西，三豫鄂陕。三个战场中以豫鄂陕为最好，有伏牛山、武当山之依托，有桐拍、江汉的前进阵地，水寨较少，没有大山，适于部队运动和作战。在敌方因汉水、长江及大巴山之障碍，部队运动困难。” 经过这一番透彻分析，野战军下一步的作战方向已是十分清楚的了。 于是，刘伯承最后道出了他的打算：“下一个战役，向襄樊、老河口行动，先侦察情况，看准后突然捕捉守敌围歼之。” 一声令下，部队就像离弦之箭，飞速向新野开进。 人称“王疯子”的王近山并不是草莽之辈，接受任务后，他亲临前线观察地形，并和王宏坤详尽地分析了敌我情况，精密地运筹之后，于7月2日一举拿下襄樊的外围老河口。7月4日，桐柏3分区部队包围了汉水北岸樊城，其余各部沿汉水南岸逼近襄阳，完成了战役第一阶段。 7月6日，战役第二阶段开始。 两天后，王近山请来了王宏坤和他的几个旅长。他说：“我要破破例，撇开大山，从山下走廊直捣西门，攻破襄阳！” 襄阳是一座历史名城，依山而建，地形险要。襄阳北面与樊城隔汉水相望，城南群山耸立，易守难攻，素有“铁打的襄阳，纸糊的樊城”之说。历来兵家认为，欲夺襄阳必先夺南山；山存则城存，山失则城亡。白崇禧曾派85师23旅在城南羊枯山、虎头山、十字架山等制高点，构筑了大量堡垒据点工事，居高临下，凭险据守。康泽到任后，继续加以增修改建，并在交通要道、火力死角及开阔地带，密布地雷，构成坚固防御体系，自吹“铁打襄阳，固若金汤”。 王宏坤倒吸了口气，未语。历史上，打襄阳都是先夺山后攻城，襄阳的天然地形是稳当的攻城之道。 中野指挥部接到王近山“撇山打城，主攻西门”的作战方案报告，很是赞赏。 刘伯承满脸是笑：“襄阳已在我掌中了！这个王近山，真机灵！” 陈毅用扇子敲打着桌子，说：“这个‘王疯子’，还是下险棋的高手嘛！” 中野当即回电王近山：“完全同意作战方案，白崇禧主力被钳制在周家口一线；对南阳王凌云，已派二纵队前往监视和阻击，10天内援军保证到不了襄阳，后顾之忧可完全解除，望按计划加紧攻击。” 王近山接命即动，战斗布置如下： 第17旅一部攻占琵琶山、真武山，集中主力于西门实施主要突破；第18旅待命插入东关，钳击敌人；第16旅为预备队；陕南第12旅和桐柏3分区部队继续佯攻南高地，迷惑、牵制敌人。 王近山命令部队，襄樊战役不获全胜决不罢休，不完成三项任务不算全胜：一，抓万名俘虏；二，缴获化学炮；三，活捉康泽。 刀劈“三关”的第17旅旅长李德生担任破城指挥员。他带着副旅长一直深入到最前沿，详尽地观察之后，将敌人城上的地堡、炮楼、火力点绘成平面图，编上号码，再根据攻击目标及自己部队的火器性能分工对号，一个周密、有条不紊的作战方案就出来了。 王近山摸着没有胡子的下巴，笑了：“哈！你这个李德生，挺科学的嘛！” 生着阔阔脸膛的李德生此时30刚出头，他楞楞地回答：“刘邓的兵嘛！” 此话很中肯。无论是王近山，还是李德生，他们的部署、战法都体现了勇、猛、准，是典型的刘邓部队战斗作风。 炎炎盛夏，城外严严密密围着重兵，襄阳城内三个旅龟缩成一团。 刘邓大军兵临城下，康泽在无望中挣扎着。 晚饭时，坐镇杨家祠堂指挥部的康泽喝了半斤老白干，大汗淋淋。军情紧急，他连续向蒋介石发报求援，盼星星盼月亮地等待着，结果蒋介石只发来几封无关痛痒的安慰电。 事情到了这种地步，不成功即成仁。康泽想到这，命令卫兵紧闭门窗，开始草拟给蒋介石的电报： “卑职当仰体座训，坚忍镇定，团结军民，严明赏罚，誓以不成功便成仁之决心，期达固守待援之使命。” 他期盼援军顷刻到来。越盼越心焦，难道真要等到“校长”来电中所说的“最迟”之7月20日？据现在的情形看，襄阳城又怎能坚守到20日？ 门开了，胡学熙轻手轻脚走进来。 “钧座，城外静得很。” 康泽不语。 胡学熙怕司令官热出毛病，伸手欲推窗。 康泽喝住：“不开！” 他转身又要去掌灯。 康泽又是一声：“不点！” 胡学熙正不知所措，郭勋祺疾步走了进来，匆忙地对康泽说：“司令官，城外没有动静，不妙啊！” 跟在郭勋祺后面进来的副参谋长易谦随声附和：“会不会是共军今晚要攻城？” 话音刚落，屋里所有人只觉得头懵地一下，似乎屋顶向他们压来。就在刹那间，大地齐鸣，震天动地。 易谦惊恐地喊：“真的攻城了！” 郭勋祺对着窗外冲天的火光，骂道：“妈的，老子还没见过这种阵势，简直是疯了！” 胡学熙说：“上当了，共匪攻的还是西门。” 巨大的轰鸣吞没了一切声音。 康泽指着胡学熙，嘴唇翕动。胡学熙走到他跟前，俯身下去。 “快！快问问西门怎么样？” 胡学熙摆摆手，凑到他耳边说：“啥也听不见，等炮火减点儿势头再问吧。” 炮火一直持续了20多分钟，接着是激烈的机枪声。 胡学熙终于要通了西城守军的电话。城防仍在，只是形势很紧。 康泽看看郭勋祺，口气很婉转：“郭副司令，你看我们两个，哪个到西城看看去？” “当然，当然是我。” 郭勋祺带着胡学熙出了司令部，走到十字路口，听到不远处有枪声，一惊，忙同西城联系，说西城门被打开了一个小口，进来一部分共军，人不多，几十个。 郭勋祺命令：“组织力量，拼死堵住，进城的共军一个也不能让他们跑掉。” 胡学熙问：“郭副司令，不到前面去吗？” “再往前走走吧。西门一攻破就全完了。” 康泽在司令部等消息，见跌跌撞撞跑进一个人。此人一见康泽浑身筛糠般嚎啕大哭：“报告司令官，我该死！该死！我把炮丢了，我的炮全丢了呀！他们的人不知从哪里来的……” 化学炮连连长的报告如五雷击顶，一下子把康泽击蒙了。这可是康泽对付共军的一张王牌。没有化学炮，这怎么了得？康泽立刻命令易谦：“赶快！派人夺回来，一定要夺回来，快，赶快！” 化学炮是康泽的命根子，特务营奉命而去。此去非但化学炮没有夺回来，连特务营也给“搭”进去了。 郭勋祺、胡学熙仓皇回到司令部。 “西门完了。”郭勋祺似乎用尽了平生的力气，瘫坐在椅子上。 胡学熙用电话联系南城，开始说顶不住了，再联系，电话已经中断。 除了司令部范围，外面的一切情况都不明了。康泽让卫士点灯，用颤抖的手指拟了急电，分发给蒋介石、顾祝同、白崇禧：“襄阳已陷，我已尽最大努力，现仍集中最后力量固守核心工事，待援！” 康泽心灰意冷：援！援！援！都说来援，谁派的援兵都没到，再求再催又有什么用？他冷笑一声，把刚拟好的电文稿伸向烛苗。 郭勋祺说；“我到碉楼去指挥！” 司令部所在地是一所四周不邻民房的旧式祠堂，四个角筑有十分坚固的两层碉楼，大院中心筑有更坚固的三层主碉楼。司令官、副司令官的住室与中心碉楼有坑道相通。康泽认为这秘密坑道最安全，所以要进坑道。临走还吩咐卫士给他找一顶钢盔。 襄阳城四门全部突破，第六纵队接到刘邓指示：“康泽只能活捉，不能抬来，要活的！” 王近山对旅长们说：“康泽是国民党的中央常委，大特务头子。从他这里得到的情报、密电、密码，格外有价值。要活捉康泽。康泽司令部所有的资料，一张纸片也不能漏掉！” 天刚亮，一夜未合眼的胡学熙带着崩溃的神情对郭勋祺说：“我刚才到碉楼顶层看了，城墙、城内几个据点都挂上了白被单，我们彻底完了，就剩下这巴掌大的一块了……” 郭勋祺未接话茬儿，走到司令都正厅门前，对守卫司令部的部队喊道：“兄弟们！我们的援兵马上就到了，凡是拿起枪保卫司令部的，一律重赏金券10万元。” 抬来了一大箱新印的金券，当众开箱。开始还点数，发到后来索性让大家随便拿了。 康泽戴着钢盔从坑道出来，很反感地皱着眉头，径直走进正厅。 来了一封蒋介石的电报：吾弟未经过大仗，这次在襄阳同优势敌人作战，可磨练胆识。 康泽一声不吭，夺门朝坑道跑去。 攻击的炮火开始还不太激烈，一会儿就铺天盖地了。炮声间歇，四面八方都有共军喊话。 正在顽抗的士兵被这声势彻底震住了。整个司令部都在动摇，军心完全崩溃。一个军官摘下帽子，大喊：“我们要投降！我们不能为他们送命，他妈的，他们发财，在南京享福，我们为的什么？” 一呼百应，几百人随着喊：“我们要投降！我们不打了！” 话音刚落，院子里就有人喊：“共军进院子啦！” 康泽等人拔腿即跑。刚钻进司令部，郭勋祺等就被蜂拥而入的解放军活捉了。 一批批放下武器的敌兵举着手走出碉楼、坑道，就是没有康泽。 率部打进司令部的第54团团长急了：“必须抓到康泽，抓不到特务头子，就不算完全胜利。找！挖地三尺也要把他找到！” 司令部各隐蔽处、坑道里里外外翻了几遍，还是没有找到康泽。 最后通过翻尸体，在坑道里横七竖八的死人堆里找到了康泽。借着黄昏的光亮，指战员们仔细端详，看到这个大特务美式将军服上满是鲜血和污泥，头上脸上手上脚上也都抹遍了污泥和死人身上的鲜血。涂抹的痕迹十分明显，真是出尽了洋相。 康泽躺在那里一动不动，推也不动。 指战员们喝令康泽站起来，但康泽就是赖着不肯起来。有个战士生气极了，大声呵斥说：“你这个大特务头子，别装死了，你再不起来，老子就揍你！” 康泽一听说要揍他，好汉不吃眼前亏，一骨碌爬起身来，口中喃喃地说：“我投降！我投降！” 看他那一身血污，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解放军战士端来一盆水，让他洗。康泽一见水，端起盆子就喝。 襄阳战役后，华野发起济南战役，使华东、华北、中原三大战略区连成一片。中野、华野两大主力完全控制了中原和华东战场的主动权。中原处于全部解放的前夜。 至此，中原逐鹿，鹿死谁手已见分晓。 前线捷报频传，毛泽东兴奋异常，打着手势说：“解放战争好比爬山，现在我们已经越过山坡，爬过山顶，最吃力的阶段已经过去，战争形势的新转折已经到来了！” 第十一章 运筹帷幄，淮海大战一触即发 毛泽东：“蒋介石败局已定！” 在离中原千里之外的一个小村子，北京西南河北省平山县的西柏坡村，毛泽东在日夜思考着中原战局。 至11月初，人民解放军秋季攻势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济南战役歼敌10万人，辽沈战役歼敌47.2万人，并解放了东北全境，使战争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时，国民党军的总兵力已下降到290万人，北线“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傅作义集团正被压缩在几个主要城市，南线西北战场的胡宗南集团被挤到关中一隅，中原战场的刘峙、白崇禧两个集团共93万人被孤立在徐州、武汉及其周围。刘峙集团辖邱清泉（第2兵团）、黄百韬（第7兵团）、李弥（第13兵团）、孙元良（第16兵团）等4个兵团，以及第1、第3、第4、第9等4个绥靖区部队，以徐州为中心相互靠拢，企图固守徐州、控制陇海路商丘、海州段和津浦南段，屏障南京。白崇禧集团辖张淦（第3兵团）、黄维（第12兵团）、宋希濂（第14兵团）等3个兵团及第5、第13、第16等3个绥靖区部队，控制平汉南段，扼武汉、信阳、襄樊，屏障华南。 敌人各个集团不仅不能构成完整战线，而且已经陷入被动挨打、面临覆没的境地。 这几天，毛泽东总是睡不安稳。东北战场大局已定，他本该放松几日了。但是，迫在眉睫的淮海战役使他夜不能寐。那里的情况比东北战场复杂。淮海战役是在蒋介石的家门口较量，敌人的抵抗会更加顽强，后勤保障、兵力支援也极为便利。而这一仗成败，将直接影响到中国革命的进程。 桌子上放着两份电报，都是粟裕发来的。一份报告说淮海战役已准备就绪，整个战役希望能由陈毅司令员、邓小平政委统一指挥。对此，毛泽东已经代表军委答复，同意了粟裕的要求。另一份电报是粟裕和谭震林就部队的兵力部署和攻击时间提出的具体意见。 毛泽东坐到刚从石家庄运来的旧式沙发上，把电报和地图摊在腿上。他的脑海里翻滚着徐淮大地的战争风云。他反复思索着关于首歼黄百韬的战略决策。这极其重要的一步会被蒋介石及其参谋部识破吗？万一黄百韬缩回徐州，战略态势又将出现什么变化？ 他不停地抽烟，一口接着一口…… 现在，决定中国命运的大决战迫在眉睫，东北野战军即将入关，怎样才不会惊跑北平、天津一带60余万国民党华北军队呢？ 屋外熟悉的脚步声惊动了沉思中的毛泽东。是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周恩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以及叶剑英等作战指挥部的同志来了。 一个至关整个战局的军事会议在西柏坡简陋的农舍里严肃、紧张地进行着…… 毛泽东用他浓重的湖南口音说：“我看就这么定了。十几年前，蒋介石在中原赢了各路军阀诸侯，今天，一定会在中原输给共产党人，输给人民。我立即写电文，电令粟、谭（即谭震林），并告刘、陈、邓，要求他们于11月7日或8日的晚间，在各处同时发起攻击，给敌人造成淮海战场处处是解放军主力的假象，使他们各怀惶恐，不敢互相支援，以利于解放军乘机迅速割歼黄百韬。” 11月14日，毛泽东挥动如椽大笔，书就《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一文，满怀信心地指出：“中国的军事形势现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即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在也已经占有优势。这是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和平的实现已经迫近的标志。”“一这样，就使我们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同日，中共中央指示中原野战军立即东出徐蚌。并于16日决定成立淮海前线总前委，由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5位同志组成，邓小平、刘伯承、陈毅为常委，由邓小平任书记，统一领导与指挥华东、中原两野战军，在原拟淮海战役计划基础上，以徐州为中心与蒋介石最大的战略集团进行大规模决战，准备以3至5个月的时间各个歼灭敌人于淮河以北地区。 毛主席在决定中指示总前委说：“淮海战役为南线空前之大战役，此战役胜利，长江以北局面即可大定。” “自古彭城列九州，龙争虎斗几千秋！” 1948年11月5日，徐州机场。 一万多官兵默然无声，灰蒙蒙的一片，成方队整齐排列。 刘峙在兵团司令官和随从们的簇拥下疾步前行，两眼环顾整个机场。 机场上上万人的目光此刻全都投向他。这位曾经在北伐和抗战期间先后担任过国民革命军第1军军长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上将总司令，胸前的军功标记好大一片。 数日前，南京国防部向他透露：白崇禧将来徐州接替他的职位。他觉得很难堪。他手下的高级幕僚更是难以接受，时不时在刘峙面前发牢骚。刘峙气得连喝了几天闷酒。后来听说白崇禧不来了，刘峙顿时喜形于色。三天前，南京方面通知刘峙，蒋介石要亲自到徐州安排战事。刘峙既紧张又兴奋，连夜调动万余部队在徐州机场演练，准备接受蒋介石检阅。 今天上午，国防部来电说，蒋介石因有要事滞留南京，改由参谋总长顾祝同衔命前来徐州召开军事会议。 蒋介石不来徐州，刘峙有些失望。但顾祝同也不是等闲之辈。让顾祝同亲眼看看徐州的军威，回去向老头子报告，老头子自然会高兴。所以，当参谋问他机场阅兵还搞不搞时，他未免有些生气：“这还用问？不但要搞，还要搞得更好！” 西南方向传来飞机轰鸣声。 机场上的每个头颅似乎都被天空中一根无形的绳索套住了脖子，一起吊起来。 在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中，最具风采的恐怕要数参谋总长顾祝同了。当他在矮小墩实的作战厅厅长郭汝瑰的陪同下，一步步走下飞机，众星捧月般的出现在一大群高级将领之中的时候，他那适中的身材、洒逸的风度更显得鹤立鸡群。 ……顾祝同的目光越过周围的将官，平视过去，只见机场上等待受阅的队伍在寒风中穆然不动。放眼远眺，云龙山、古黄河、徐州市若隐若现……哦，徐州！顾祝同的心弦颤抖了一下。这里又要变成战场了。 10月下旬，中原野战军主力解放郑州、开封后，国民党统帅部判断：华东野战军可能南下苏北，中原野战军主力4个纵队有可能东进。若华东、中原解放军联合发动攻势，“中原会战将在徐州方面进行。”因此，10月23日，蒋介石在南京主持召开紧急作战会议，制订了“徐蚌会战计划”，其基本构想是：徐州“剿总”除留一至两个军坚守徐州外，陇海线各次要城市一律放弃。主力于徐州至蚌埠间铁路两侧地区实行攻势防御，集中全力寻求由平汉路东进和津浦路南下的解放军，进行决战。 徐州古称彭城，是我国著名古郡之一。 “自古彭城列九州，龙争虎斗几千秋。” 这两句诗，概括了徐州的战略地位，也道出这里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徐州地处苏、鲁、豫、皖四省的交界处，从古至今都是扼中原地区的交通要道。京杭大运河开通之后，它又是连接南北的必经之地。交通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徐州素有“军事重镇”之称。尤其在疆域分裂，南北对峙之时，徐州更显得重要，真是：“九里山下古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 自春秋战国时起，徐州介于齐、鲁、吴、越、宋诸国之间，这里一直是诸侯争霸中原最注目之地。从公元前573年起，楚、郑伐宋夺取徐州；晋、鲁、卫干涉围困徐州；越王勾践北上徐州；齐、魏，齐、楚争徐州，真是连年战争不已。到了东汉末年，徐州又成为必争之地，如曹操攻陶谦，唐代统治者与藩镇战徐州。宋代以后，徐州地近京畿，地位更加重要。古往今来，这儿一直在龙争虎斗。据文字记载，从夏帝15年到如今就有400余次战事。而刘邦、项羽的垓下大战更是悲风千古，震撼史籍。辛亥革命元勋、卓越的军事家黄兴说得更透彻：“南不得此（徐州），无以图山东；北不得此，无以窥江东，是胜负转战之地。” 徐州“剿总”中将参谋长李树正威严的口令声和报告声将顾祝同的思绪召唤回来。军乐响过，阅兵正式开始。刘峙和顾祝同并肩走向受阅部队。刘峙比顾祝同年长四岁，可看起来要苍老很多，两人最大的相似之处是宽容大度。刘峙总是以元老自居，看到年轻军官一个个飞黄腾达，从不嫉恨。“你们是我的学生，尊我一声老师就行了！”就像蒋介石总忘不了他曾是黄埔军校校长一样，刘峙最得意的是担任军事教官的经历。顾祝同对下级的宽厚则往往让下属们吃惊。他不禁官兵赌贿，只要能打仗就行。正因为如此，顾祝同的麾下汇集了那个时代最出色的军人和最下流的恶棍。杂牌军将领黄百韬也因投靠他，才得以消灾免祸，平步青云。 听到刘峙沉重的喘息声，顾祝同渐渐地放慢了步子。他想起在飞机上郭汝瑰的一句笑语。十几分钟前，飞机快要落地时，郭汝瑰问顾祝同：“总座司令，内部颇有微词，你听到了吗？” “没有。”顾祝同想听听。 “大家说，徐州是南京的大门，应派一员虎将把守才是。就是不派一虎，也应派条狗看门。如今只派头猪，怎么守得住呢？” 顾祝同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委婉地说：“‘徐州剿总’的人选，我们考虑过两个人，一个是刘经扶，一个是蒋铭三。蒋铭三日嫖夜赌，不理事。比较起来，还是刘经扶好些吧。” 刘峙此刻皱起眉头，他似乎焦虑地期待着什么。突然，受阅部队一声爆喊：“效命党国，保卫徐州！”刘峙的双眉舒展开来，眼光转向顾祝同。顾祝同笑了。 顾祝同身负老头子密令，倍感责任重大。于是，当天上午便召集邱清泉、黄百韬、李弥、孙元良等兵团司令官及可以离防当徐州的军、师长，在徐州“剿总”司令部召开紧急作战会议。 此刻，会议室里云集了徐州地区的大部分高级将领。一排排纽扣和肩章闪闪发光，密密麻麻如星汉灿烂。 刘峙陪顾祝同在会议室的中心位置坐下。刘峙总是笑眯眯的，像大庙里的哈哈佛。但细一看就会发觉，他的眼皮今天有些发亮的水肿，动作也显得迟钝疲倦，还不时咧咧嘴，似压迫着无数个哈欠，眼里竟憋出许多泪来。 他昨晚一夜未睡。 顾祝同总是显得精力充沛，挺直的腰板始终保持着军人良好的姿态。在肃穆的气氛中，顾祝同的目光从与会的将领们脸上一一扫过。这些将领顾祝同大多熟悉。他和他们微妙地交换着眼神，有的还互相颔首致意。当他和端坐在他的左手、已经略微秃顶的黄百韬四目相对时，他觉得黄百韬的眼中有一种凄苦之情。昨天在机场时，他就发现黄百韬有点异常。其实，黄百韬这几天只不过是闹起了胃病。顾祝同的目光在黄百韬的身上停留了好几秒钟。在座的这些将领中，他似乎和黄百韬有着某种特殊的关系。 黄百韬年轻时也算得上眉清目秀，但大约和出身寒微、营养不足有关，身材比较瘦小。他早年是北洋军阀李纯的传令兵。李纯看他勤敏好学，送他到金陵军官教育团学习。从此，他开始了军事指挥员的沉浮生涯。军阀混战中，他最终投靠蒋介石。蒋介石解除杂牌军将领兵权的惯用手段是保送到陆军大学学习。于是黄百韬成了陆大学员。但黄百韬不死心，仍然兢兢业业地研究军事，以期东山再起。果然，在他任军事委员会中将高参时，因为写了一篇极为漂亮的军事论文，备受当时的军政部部长何应钦的赞赏。黄百韬因此与蒋介石系统有了瓜葛。1941年他进入顾祝同的圈子，当了顾祝同第三战区的参谋长。但黄百韬终非中央军嫡系，在以后的时日里，他的命运就如狂涛中的一叶轻舟，一会儿被甩进谷底，几遭杀身祸；一会儿又被捧上巅峰，备受恩崇。几乎中原战场的每一次战役都把黄百韬推到幕前，充当最富有戏剧色彩的主要角色。 这一次大战，他的命运又如何呢？顾祝同不动声色地吐了口气，目光告别黄百韬，向右移去。 第2兵团中将司令官邱清泉端庄而坐，注视着顾祝同。邱清泉是顾祝同在黄埔时的学生，顾祝同太了解他了。他不像黄百韬，这家伙从少尉排长一步步升到中将兵团司令，一直为蒋介石所宠信。昆仑关一仗，曾得过宝鼎勋章。此后他统率王牌5军，以他手书的“头经刀砍始为贵，尸不泥封方为否”作为信条，东征西讨，成了中央军嫡系中的嫡系、精锐中的精锐。他那受过伤的嘴唇被缝了数针，留下了一条深深的沟痕，一说话嘴就歪。 这时，国防部中将作战厅厅长郭汝瑰开始宣布徐蚌会战计划。 “孙元良兵团由商丘转移至蒙城地区，保障津浦路徐、蚌西侧的安全；邱清泉兵团在砀山、永城地区集结待机；李弥兵团由碾庄向灵璧、泗县地区转移，担任机动任务；黄百韬兵团由新安镇转至运河以西集结；冯治安放弃临城、枣庄……” 当邱清泉听到“第2兵团以永城、砀山为中心集结”时，才如释重负地吐了口气。他的部下眼下驻守河南商丘。尽管他出身于书香门第，早年就读于上海大学，后又到德国深造，素以儒将自居，但他信迷信得很，他觉得商丘这个地名与他的姓氏相克，是“伤邱”的谐音。现在要离开那个不祥之地了，心里多少有些安慰。 郭汝瑰继续宣读着：“第7兵团应确保运河西岸，与第1、第3绥靖密切联系……” 作战方案是顾祝同参与拟定的，他自然不用听。此刻他依然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用锋利的目光打量着会场上的每个人。 李弥，黄埔四期生，眉宇间透出机智的灵气。当年他指挥第八军，曾经在滇缅路上风光一时。后来又是这个李弥，在滇缅金三角地区，招兵数万，自成独立王国，成为全世界有名的“武装毒枭”。他早就听人讲过，在“国军”中要吃得开，得具备两个条件：头戴绿帽（陆军大学），身穿黄袍（黄埔系）。他身边的“剿总”副总司令兼第4绥靖区中将司令官刘汝明是河北大汉，看起来一副憨厚相，其实城府颇深，貌似平庸却心地敏慧、办事谨慎，从来不吃亏。至于坐在最边上的“剿总”副总司令兼第3绥靖区中将司令官冯治安，虽然也堪称仪表堂堂，但眉宇间的浑浊之气足见此人明于外而暗于里，遇事总是优柔寡断，他似乎还没有察觉，整个淮海决战国民党兵败如山倾，将从他身边的一场大兵变而起…… 郭汝瑰讲完了，退到一边。顾祝同毫无表情地提出，想听听在座各位的意见。 会场上出现了瞬间的沉寂之后，黄百韬站起来，带着浓重的鼻音说道：“职部坚决执行命令。但据侦察报告，这次陈、刘二匪合流，野心在于围我第7兵团。我已发现共军主力正从临沂一线向我扑来……”他认为第7兵团远离徐州，地处孤立，易被击破，而且目前各军又分布于陇海路两侧，兵力分散，“备左则右寡，备前则后寡，无所不备而无所不寡。”“唯有仿效拿破仑的集中法，将第7兵团收拢于徐州近旁，方能解除共军的威胁。”应该说，黄百韬是意识到了他的危险处境的。 “不对！”只听一声大叫，邱清泉几乎拍案而起，歪咧着大嘴，不屑地斜了黄百韬一眼，说：“总座，我已抓住共军第三纵队侦察员，目前陈、刘二匪数十我部形成东西夹击态势。” “总座！”李弥站起来，目不斜视，一字一顿地说：“我部也侦察到共军主力正向我部逼近。” 冯治安吞了口唾沫，欲言又止。他深知他的部队才处在最前沿，要说受到共军威胁，首先得是他。但他不好说，自己的部队是杂牌军，历来就是当炮灰的，命该如此，说也没用。黄百韬能征惯战，尚且受邱清泉等辈的轻视，何况自己呢？ 比冯治安更高明的是第16兵团中将司令官孙元良。他虽然出身黄埔，血统高贵，却从不仗势欺人。像这样有伤和气的争论，他从不参与。所以，他的人气非同一般。早在江西“围剿”红军时，因为他打了败仗，蒋介石一气之下下令杀掉他。奇怪的是，十多年后，蒋介石设宴招待有功将领时，面前却站出了个孙元良。蒋介石背过脸去，问一位将领：“这个人不是杀掉了吗？”这位将军说：“校长，他也是你的学生，很能打仗的，我们瞒了你把他放了。”蒋介石听后也只好不了了之。 “各位，共军真正垂涎的乃是徐州！”刘峙出来讲话了，他那苍老的声音在会场上嗡嗡作响。“徐州是‘剿总’所在地。徐州不保，群龙无首。因此，城内必须拥有雄厚的兵力，万万不可大意？” 共军主力到底在哪里？他们的作战意图何在？顾祝同见高级将领们各执一词，莫衷一是，只得草草散会。 第十二章 钳制打援，配合华野围歼黄百韬 中原大地响起隆隆的炮声 10月中旬的中原大地，已经进入初秋时节。庄稼大部收割完毕，空旷的田野上吹着一阵阵凉风。郑州周遭的树木，已经出现斑驳的黄叶，秋蝉在黄叶间发出哀鸣。 此时，中原野战军的4个纵队正踏着劲吹的秋风向郑州方向前进。 蒋家王朝临近末日的时候，也仿佛一天到了黄昏，一年到了秋天。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第二年又取得了伟大胜利。在军事上，歼敌正规军94个旅，加上非正规军共152万余人；解放土地15.5万平方公里，城市164座，人口3，700万，解放区面积已扩展到235万平方公里、城市579座，人口1.68亿；人民解放军已发展到280万人，其中正规军149万。敌我兵力对比，已由战争初期的3.4：1缩小为1.3：1。经过两年的战争锻炼，全军的政治素质、战斗力特别是攻坚能力有了很大提高，已发展到可以集中兵力打大仗，可以打集中强大之敌，夺取大城市。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已经处于摇摇欲坠和土崩瓦解的边缘。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其给美国国务卿马歇尔的报告中不得不承认：“局势的恶化已经进展到接近崩溃的地步。” 蒋介石也哀叹：“国军处处受制，着着失败。” 为了夺取全国的胜利，中共中央于1948年9月间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根据过去两年作战的成绩和整个敌我形势，提出建设500万人民解放军，在大约5年左右的时间内（1946年7月算起）歼敌500个旅（师）左右，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的总任务，并决定战争第三年解放军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作战。 中央军委依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规定的任务、方针，确定战争第三年歼敌正规军115个旅（师）左右，将革命战争继续扩大和深入到国民党统治区，并指示全国各战场发起秋季攻势。要求中原野战军协同华东野战军作战，歼灭中原敌人，解放全中原，尔后协同各兄弟野战军，继续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的后方。 由此，从1948年9月开始，人民解放军先后在东北、华东、中原、华北、西北战场上，发起了规模空前的秋季攻势。在此期间，白崇禧以郑州之孙元良兵团与平汉线南段之张轸集团南北对进，寻我主力作战，并企图破坏我豫西后方。为了打击敌人的这一企图并配合华东野战军进行济南作战，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部队于9月16日在宛（南阳）、确（山）地区对张轸集团发起进攻，歼敌1，000余人。随后白崇禧又以张淦（第3兵团）、黄维（第12兵团）两兵团约20万人向宛东进犯。中原野战军遂采取南北分兵，拖散敌人，寻机歼敌的方针，以第二纵队和江汉、桐柏军区主力将张淦兵团拉入大洪山区，以第六纵队、陕南军区第12旅抑留黄维兵团于桐柏山区，使两敌不能东调，有力地策应了华东野战军攻济作战。以第一、第三、第四、第九纵队北进禹县、襄城、叶县地区，待机歼敌。 9月24日，华东野战军攻克济南。9月25日，中央军委决定华东野战军举行淮海战役，提出第一步作战应以歼灭即将自徐州调返新安镇地区的黄百韬兵团为目标，然后再歼两准和海州、连云港之敌，歼其十几个旅，打通山东与苏北的联系，以利于下一步进行徐州、浦口线上的作战。 10月11日，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发出了《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的指示，明确规定：“本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百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占领新安镇、运河车站、曹八集、枣庄、临城、韩庄、邳县、台儿庄、临沂等地。” 第二阶段“攻歼海州、新浦、连云港、灌云地区之敌，并占领各城”。 第三阶段准备在淮阴、淮安方向作战。 毛泽东在电文中指出：预计战役开始后敌孙元良兵团将东进，为此，中原野战军应即速部署攻击郑州、徐州线，钳制孙元良兵团。 高耸于秋日晴空中的中岳嵩山，依然是那样安详。但在嵩山脚下，却在紧张地进行大战前的准备。 中央军委发起淮海战役的电报已到，连日来，邓小平与刘伯承、陈毅不断开会，共商作战部署。 中原野战军主力在大别山拖瘦了，但却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挑战。 经过仔细商量，刘邓和陈毅决定首先攻取郑州，以吸引孙元良兵团回援，或吸引邱清泉兵团一部向西，配合华东野战军作战。 关于郑州战役的具体部署，确定由陈赓和陈锡联统一指挥中原野战军第一、第三、第四、第九纵队及豫西军区、豫皖苏军区武装，在华北军区第十四纵队的配合下，于10月下旬发起作战，并责成陈赓和陈锡联制定详细作战方案。10月13日，第一、第三、第四、第九纵队的司令员杨勇、陈锡联、陈赓、秦基伟制定了郑州战役作战计划，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看了十分满意。 18日，刘陈邓下达郑州作战的基本命令。具体部署是：以第一、第二纵队为东兵团，在郑州城南至东北方向实施突击；以第四、第九纵队为西兵团，由郑州西南至正北方向实施突击；以豫皖苏军区第1、第5军分区的3个基干团兵力，位于开封以东、以西地区，破坏陇海铁路，牵制和阻击可能由开封西援之刘汝明部，并截击郑州可能东逃之敌；以豫西军区第4军分区基干团和九纵第77团组成北支队，直插平汉路黄河以南，阻击新乡南援之敌，并防郑州之敌北逃；华北军区第十四纵队则在黄河北岸新乡至黄河铁桥之间发起攻势，协同作战。 这时因济南解放，徐州吃紧，驻郑州的孙元良部队已东调，以驻新乡的第12绥区司令部率40军一部接替它的防务。当时郑州之敌计有第146师（欠317团），第228师（辖3个团，原为暂编第26旅，改师后归99军建制），第39师之115团，及汜水、荥阳、新郑、郑县等保安团共1万余人，分驻郑州至黄河铁桥之间。 郑州已成了孤零零的十字架。刘伯承司令员幽默地说：“蒋介石是信奉上帝的；总有一天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10月21日夜，郑州战役发起。第一纵队和第九纵队奉命首先完成对郑州之敌的包围，尔后由第九纵队在城西北角突破。40军是刘邓的老对手。1945年在平汉战役中，它就被刘邓全歼。这个军的106师师长李振清（又叫李铁头）被俘后释放回去，又把它重建起来，改称整编第40师，驻守安阳城。刘邓挺进大别山，它被调到高山铺地区，再次被我歼灭。想不到它又被重建，恢复了军的番号，成为绥靖部队，驻守郑州。 10月22日凌晨3时，我右翼第一纵队旅长杨俊生率领的第1旅第2团，攻占了郑州东北3公里处的祭伯城，豫皖苏军区第5军分区部队占领了开封、郑州间的中牟县城，九纵26、27旅主力分别进入预定阵地。郑州之敌发觉被我主力包围，不敢固守，于22日6时倾巢弃城北逃。 至22日17时，郑州逃敌全部被歼，郑州战役第一阶段胜利结束。接着，10月24日夜，中原野战军和华北军区密切配合，同时向黄河铁桥南北桥头堡垒攻击，全歼守敌，郑州战役胜利结束。 “郑州的得失，常常决定中原战局的成败。” 郑州战役的胜利后，开封的守敌不战而逃。陇海路上串珠般的三大名城——洛阳、郑州、开封全部获得解放，影响极大。 淮海战役的枪声打响了 河南开封城外，有几支铁流在默默行进。邓小平和陈毅乘坐一辆中型吉普车，率领着中原野战军的几路纵队由西向东，向徐州方向转战。 郑州战役后，根据中央军委的部署，华东野战军开始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作战行动，即集中7个纵队担任割裂、围歼新安镇、阿湖地区的黄百韬兵团；以6个纵队从东、北两面紧逼徐州，阻击可能由徐州东援之敌；中原野战军主力在郑州作战后，迅速东进，举行徐蚌作战，斩断敌人交通中枢津浦路徐蚌段，以孤立徐州之敌。 10月26日，邓小平、陈毅率领中原野战军第一、第三、第四、第九4个纵队从郑州出发，沿陇海路东进，奔赴淮海前线。 当部队经过开封，进至商丘东南地区时，传来了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东北完全解放的消息。陈毅和邓小平来到古都汴梁，登上城头。 向东望去，在铜山、两淮、海州的上空，已不是一股一股初起的乌云，也不是频催山雨的风，而是绵延千里广漠无垠的密云正在凝聚，只待天风吹来，倾盆大雨就将下降。天风海雨逼人！ 向后看去，开封府金碧辉煌的大相国寺，残垣破壁的灰色城墙，满是污水的护城河，都隐没在落日余晖里。 天色渐暗，战士们心里却在展现着一幅壮丽的图画。他们知道，一场空前绝后的大决战，就将在古战场上展开。为了迎接这场大战，此刻，从中原大地到淮北平原，几十路大军正向着一个目标奋勇前进，几十万人马在昼夜不停地奔驰。 在豫西，刘伯承司令员正率领着王近山、陈再道等中野的两个纵队和20旅、豫皖苏军区的队伍，与国民党白崇禧桂系的几个兵团在中原战场上周旋，拖着他们的鼻子向西牵。 粟裕代司令员，谭震林副政委正率领着华野的韦国清、王建安、滕海清、孙继先、叶飞、陶勇、王必成、宋时轮、成钧、张仁初、聂凤智、胡炳云、谢振华、周志坚、曾生等十几个纵队从鲁西南到东海岸，在600公里宽的土地上铺开，浩浩荡药地向南推进，准备包围黄百韬兵团，展开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战斗。 中野的杨勇、陈锡联、陈赓、秦基伟等4个纵队正在紧追着东撤的邱清泉、孙元良兵团，挥戈东进。 陈毅健壮的身躯靠在车座椅背上，望着窗外奔腾的铁流，感慨万千，眯缝着眼睛，嘴里轻轻地吟诵着诗句： 几十万，民工走不通，骏马高车送粮食， 随军旋转逐西东，前线争立功。 担架队，几夜不曾睡，稳步轻行问伤员， 同志带花最高贵，疼痛可减退？ 吉普车，美蒋运输来。闪闪电灯红似火， “好诗！”邓小平笑了，“陈司令员，你应该当诗人，古词、新诗、民风熔为一炉，别具风格。” 陈毅谦恭地说：“过奖了，将军诗人古来有之，岳飞的《满江红》气势磅礴，曹操的《蒿里行》把汉末动乱年代人民的苦难描述得淋漓尽致。” 邓小平说：“我不懂诗，可是我更喜欢曹操的《短歌行》，‘山不厌高，海不厌深’，求贤如渴。只可惜，中国历代皇帝只爱诗词歌赋，不爱科学。” 陈毅有所同感：“是呀，这就是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落后于世界之林的一个重要原因。科学是属于人民的，一旦我们人民当家作主，我们这个有五千年灿烂文化的古国就会兴旺起来！” 邓小平满腔热情地说：“这个日子不会太遥远了，从当年我们一起在巴黎公社旗帜下宣誓，到现在这场决战，中国革命已经走过了艰难的历程，我相信这场淮海大战就是新中国的奠基之战。” 陈毅越发感慨：“‘三十功名尘于土’，我们已经是四十几岁的人了，‘八千里路云和月’，每一步都要用血的代价去换取。” 邓小平一阵沉默，望着车窗外茫茫夜色若有所思地说：“是呀，我在动员会上说过，破釜沉舟，在所不惜。为了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中原野战军付出最大的牺牲，也是值得的。” 两位志同道合的战友谈古论今，吉普车载着笑语在月夜里飞驰。突然，车灯前猛然闪出几个战士招手拦车。驾驶员将车猛地刹住，伸出头来，冲着拦车的战士发起火来：“干什么？也不看看是谁的车？” 陈毅和邓小平一起走下车来，和蔼地询问：“你们是哪个单位的，有事吗？” 原来，战士们看到灯亮，还当是来了辆大卡车呢，这时才看清是辆中吉普，坐有两位首长，心里不免后悔，显得十分不安。停了一会，有位班长胆子稍大点，上前敬礼，说道：“首长，打扰了，我们只看到灯亮，不知是首长的车子，我们连长打开封时负了伤，但他坚持要和我们一起行军，路上晕过去几次，我们几个照顾连长掉了队，怕追不上队伍，这才……没想到耽误了首长……” 陈毅的目光朝战士肩上扫去，见他肩上趴着一位伤员。连忙说：“同志，没关系，请伤员上车吧。” 负伤的连长苏醒了，猛地从战士身上跳下来，吼道：“谁让你们背我，快！往前进！不知道吗？进攻的队伍是不允许停下来背伤员的，让孙元良跑了那才是罪过！” 邓小平赞赏地看着这位连长，打断他的话头，拍了拍他的肩膀：“同志，对新同志说话，要注意态度啊！” 连长听着这说话的人是四川口音，一下子认出了站在面前的是邓小平政委，赶忙立正，敬礼：“邓政委，三纵7团6连连长高玉娃向您报到！” “邓政委！”几个战士瞠目结舌，立正，敬礼：“首长，我们错了！” 邓小平微笑着向战士们打个招呼：“你认识我？” 高玉娃说：“首长，我是高玉娃呀！您忘了，去年在大别山，是您和刘司令员救了我。” 陈毅打趣地说：“啊，你们是老相识了。” “高玉娃……”邓小平一时回忆不起来。 高玉娃连忙解释：“首长，去年夏天在大别山，我也是负伤掉了队，是卫生员扶着我走到个山口上，正碰上您和刘司令员。当时，是您让参谋给我倒水喝，刘司令员还把你们的几包八封丹留给我。开始，我也不知道是您和刘司令员，还特地让卫生员去打听您所在部队的番号，想回去给我们团长报告，给您写表扬信呢！等后来我知道了真情，可急坏了，山里的药那么珍贵，我怎么能把首长的药给吃了呢？剩下的两包我一直收着，指望哪天还给您，没想到今天……”说着，高玉娃流着泪水从兜里掏出两包八封丹捧了过去。 邓小平听着高玉娃的叙说，沉吟着，他想起了大别山的艰辛生活。 陈毅深情地说：“你们在大别山折腾得够苦的，同志，这八封丹你留下来作个纪念吧，让后代人都记住你们大别山的艰难日子。” 邓小平把陈毅介绍给战士们：“认识一下吧，这是陈毅司令员！” “陈司令员！”战士们惊喜地喊了起来。 邓小平、陈毅和战士们一一握手告别。陈毅拉着高玉娃的手，要他上车坐上一段路，可高玉娃说什么也不愿意再耽误首长了，带着战士抢在车子前面，风一般地去追赶队伍。 和士兵的会见给邓小平带来了愉快，但随着车轮滚滚的声音，他的心思又回到了眼前的战争中来。自接到毛泽东和中央军委下达的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命令后，中野上下像点着了一把火，等待了许久的决战终于到来了。谁都知道这场决战关系到中国的命运。作为中原局书记的邓小平自然知道这次决战的分量，知道担负在他肩上的重任。开完动员大会后，中野兵分两路，一路由刘伯承率领去豫西，一路则由他和陈毅率领东进，牵制邱清泉、孙元良兵团。几日来，战斗的进展是神速的，郑州、开封相继解放。但是，并未和敌主力兵团交上火。邱清泉、孙元良已从这两座城池撤走，显然，敌军也在收缩兵力，企图猥集徐州。眼下，对于中野这几个纵队来说，能否尽快地追上敌主力兵团，狠狠地打击他们一下，造成兵逼徐州的态势，声西击东，把徐州刘峙集团的注意力吸引到西线战场上来，从而隐蔽华野围歼黄百韬的作战企图，保证华野完成第一战役首歼黄百韬的作战计划，这是邓小平现在思虑的主要问题。 天色微亮，参谋前来报告：“邓政委，陈毅司令员，我们的先头部队已经和刘汝明的181师接上火了！” 淮海战役的第一枪终于打响了！ 邓小平一挥手：“告诉先头部队，要全歼181师。通知各纵队，凡是和敌人接上火的，都要不惜一切代价狠狠地打！我们这里打得越热闹越好！” 陈毅从皮包里掏出地图，仔细地看了看，说：“刘汝明的181师在商丘，离徐州不远了，打听一下，华野粟裕同志到了哪里？” 邓小平补充道：“据西线战况，敌人正在收缩兵力，即转告粟裕同志，要他放心地去对付黄百韬兵团。” “是！”参谋响亮地回答。 邓小平对司机说：“去商丘！” 牵住黄维的鼻子 当陈毅、邓小平率领中原野战军主力第一、第三、第四、第九纵队东进之际，刘伯承、李达则指挥第二、第六两个纵队和江汉军区、桐柏军区部队在西线把黄维、张轸两兵团拉进这两座大山区去，同白崇禧的部队进行捉迷藏式的战斗，揪住敌人的尾巴，并寻机歼灭弱敌。 10月22日，刘伯承、李达飞电报告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 （一）白（崇禧）敌企图在随枣桐唐间地区围歼我二纵、六纵及桐柏、江汉主力，从18日起即以3兵团由应城地区沿随枣公路及以北地区西进，昨（21）日进到随枣间之随阳店、厉山之线及以北地区，今（22）日继向枣阳及其西北前进。12兵团由沙河店、牛蹄、贾楼经泌唐向平氏、湖阳进犯，该军主力昨（21）日己进到唐河、泌阳之线。13绥区第2军、第15军主力出新野、邓县，该敌主力昨（21）日进至瓦店、歪子镇、急滩镇，并以一部结合保安团队向南扫荡。20军134师率两个团出枣阳西北，昨日到达枣阳西南地区，另一个团由樊城北出吕堰镇。 （二）我为摆脱敌之合围圈，乘歼弱敌，以抑留白匪计： 甲、已令二纵、桐柏、江汉主力20日夜转移至随县以南之尚家店、三阳店地区，拟南下钟祥地寻歼弱敌，以拉张淦向南。 乙、已令六纵于21日夜转移至新野西南之新店、桓铺南北地区，捕歼向邓县地区之15军部队，目的是抑留黄维在西。 于是在这两个山区里，捉迷藏的“军事游戏”开始了。 结果，陈再道、王维纲率领的第二纵队和张才千、刘建勋率领的江汉军区主力攻占应城、安陆，歼敌28军军部等4，000余人，将敌张轸兵团吸入大洪山区；鄂豫、桐柏军区主力并结合群众破击平汉路南段，威胁武汉；王近山、杜义德率领的六纵队，刘金轩、汪锋率领的陕南军区12旅，围攻南阳以南之下薛集之20军，抑留黄维兵团于桐柏山区。 刘伯承调虎进山之计果然奏效。白崇禧见中原解放军攻势突然增强，误以为刘伯承犯了分兵之忌，给了他重兵围歼的可乘之机。因此，严令张轸和黄维穷追到底。张轸、黄维不敢怠慢，一个向南深入大洪山，一个向西深入伏牛山，艰苦跋涉于崇山峻岭之间，离开交通线越来越远。 黄维率领全部美式装备的12兵团本想在豫西大展身手，但沿途扑空，最后不得不返回确山、驻马店一带休整。 对这次阻截和打援行动，国民党华中“剿总”作战处长覃戈鸣在被解放以后写道： “白崇禧指挥的黄维兵团、张轸兵团等20多万机动部队，正在豫西及鄂北地区被刘伯承司令员牵着鼻子作捉迷藏式的周旋。白崇禧把他的主力集中于驻马店等地区，企图进犯豫西解放区，刘邓大军之一部南下绕攻应山，威胁白崇禧的后方大动脉平汉路，白被迫转运张轸兵团到应山，刘邓大军之一部却早向豫西转移。白企图在新野、邓县一带围攻刘邓大军的主力，结果扑了空。” 毛泽东对刘伯承在中原西南进行的牵制行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在10月22日专门给中原局发来电报，指出：“目前极好的形势是白崇禧部黄（维）张（轸）两兵团被我二、六、十纵队吸引到桐柏山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可能回头进到黄泛区，威胁东面我军行动，有利于我陈（毅）邓（小平）在郑州胜利后……以主力于邱（清泉）李（弥）两兵团大量东援之际举行徐州、蚌埠作战，相机攻取宿县、蚌埠，坚决、彻底、干净、全面破毁津浦路，使敌交通断绝，陷刘峙全军于孤立地位。” 第十三章 攻取宿县，拦腰斩断徐蚌线 60万战80万 1948年11月10日下午，南京黄埔路的蒋介石官邸。 蒋介石、顾祝同、杜聿明、郭汝瑰、侯腾正在开会。 此时，蒋介石号称的徐蚌会战，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抵商丘，北自临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战事正激烈地进行着。 蒋介石把徐州作为中原战场的战略中心，一直把它作为进攻解放区的军事跳板，因而徐州是蒋介石军事物资集散地，是他重要的战略据点。 此时，徐州“剿总”一片混乱。11月6日夜，华东野战军主力在徐州以东突然发起进攻，准备围歼由新安镇西撤的黄百韬兵团。8日，国民党第3绥靖区副司令官何基沣、张克侠两个军起义，华野山东兵团得以顺利南渡运河，越过该部防区，直插徐州以东地区，把黄百韬与徐州分割开来。接着歼灭了敌第63军。把黄百韬合围于碾庄地区。同时，陈毅、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中原野战军在攻取商丘后，解放了徐州以西100公里的砀山，控制由此至郑州的300公里铁路线，直逼徐州。 华东野战军主力多路向徐州推进及何基沣、张克侠率部起义，完全出乎蒋介石、顾祝同、刘峙意料之外，南京一片震惊。徐州更是惶恐不已，都认为解放军势在夺占徐州。为确保徐州不失，徐州“剿总”司令刘峙于11月9日紧急调整兵力部署： 令李弥兵团改向徐州东北大湖、荆山铺、茅村车站地区集结，黄百韬兵团集结徐州东南徐山村、潘塘地区。李、黄两兵团“各以有力一部占领阵地，阻断匪军，以主力集结适当位置，机动击破来犯之匪。” 令邱清泉兵团仍位于徐州以西地区，对付从鲁西南向徐州前进的华东解放军。 令孙元良兵团由蒙城地区昼夜兼程向宿县地区集结，务于11月10日前抵达待命，其第99军留守蚌埠。刘汝明第4绥靖区部队以主力守备怀远，一部在定远、风阳地区布防。 令第72军加强徐州守备。 11月9日，黄百韬兵团紧急向徐州东南转进。当晚，该兵团4个军集结在碾庄野地区，队形混乱。黄百韬认为，已经摆脱解放军的追堵，决定兵团部队在碾庄休整一天，再行西撤。他电告蒋介石、顾祝同、刘峙说：渡运河西撤行动“仰赖总座德威，幸未遭匪算”。 就在黄百韬暗自庆幸之际，华东野战军7个纵队从碾庄北、东、南3个方向向该兵团迫近。各部队在“全歼黄兵团，活捉黄百韬”等战斗口号的鼓舞下，忍饥耐寒，昼夜兼程，穷追不舍，于10日晚将黄百韬兵团包围压缩在碾庄地区。 黄百韬兵团被围后，刘峙惊慌失措，一筹莫展，拿不出决心和处置方案。 徐州连连告急，蒋介石以刘峙指挥不力，紧急召回在葫芦岛的杜聿明来南京出席军事会议。 会议开始，国防部二厅厅长侯腾汇报战况：“共军华野主力已占领贾汪，截断碾庄后路，中原主力在徐州以西的黄口附近，与邱兵团接触。……目前徐州情况吃紧，南京秩序混乱，街上到处抢粮！警察袖手旁观……” 刚说到这里，蒋介石怒气大发，指着侯腾大骂：“你造谣，胡说，胡说！” 停了一会，蒋介石才与杜聿明等人重新讨论徐蚌会战作战计划。 “要打开国民党军到处挨打被消灭的危局，必须争取主动，先发制人。” 蒋介石忿忿地说道，他准备集中国民党军徐州方面主力，趁共军华野、中野东西两离之际，歼灭华野一部分力量，牵制中野，以振奋士气。 接着国民党国防部第三厅厅长郭汝瑰报告了作战计划： （甲）双方兵力： 1．共军方面：华野16个纵队，中野7个纵队，华东、中原军区及冀鲁豫军区的地方武装，共约60万人； 2．国军方面：徐蚌一带3个绥靖区5个军，4个兵团12个半军，总计24个军70万人。 共军数量少于我军，装备劣于我军，对方没有火炮、飞机、坦克，只迫击炮、手榴弹与我军相等，我军集中兵力兵器，待先击破华野之一部分，即可以振奋士气。 （乙）双方态势： 1．共军：自豫东攻势结束后，中野主力在豫西整补，华野主力在鲁西南整补。共军区内已有“消灭黄百韬，再打邱清泉”等标语口号，预计再过20天或1个月，共军将发动攻势。 2．我军：自区寿年兵团在豫东被吃掉后，我军主力集中徐州、商丘、海州、台儿庄一带，济南失陷，徐州我军未及参加战斗，仍有充沛精力。 蒋介石静静地听完郭汝瑰的汇报，说道：“一定要解黄百韬的围。在共军中野、华野东西分离之际（由豫西到徐州附近行程约十日左右），我军可能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争取主动，包围消灭华野之一部。” 会后，蒋介石严令刘峙尽量减少徐州方面守备部队，彻底集中兵力向东推进，要邱清泉、李弥两兵团立即行动，迅速向碾庄地区攻击前进，解黄百韬之围。 不难看出，国民党摆出了决战的架势。此后徐州“剿总”集中了7个兵团及其他直属部队共80万人，分布在津浦、陇海交叉的十字架上，要与解放军决一死战。而此时，集中在中原地区的解放军总共不足60万人。 60万战80万！淮海战役必定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决战。 攻占宿县，斩断徐蚌线 傍晚，晚霞绚丽，暮色已在炊烟里飘然而来，但位于临涣集东南十余里路的小李庄，却似乎是在清晨时分。习惯于夜间工作的人，是经常将晚霞当作朝霞的。 邓小平和陈毅自从率领中原野战军4个主力纵队解放郑州、开封后，7日，在商丘消灭了刘汝明第4绥区的181师，活捉师长米文和，打响了淮海大决战的第一枪。随后，他们继续东进，于10日赶到了小李家村与刘伯承会合。指挥所就设在一个普通的农家院落里。 邓小平和陈毅走下吉普车进了座门朝东的三间套房，等候在这里的作战参谋见他们来到，立即送上几份电报。 陈毅接过电报，饶有兴致地看着，脸上洋溢着喜说。邓小平道：“是华野来的电报！” 陈毅说：“粟裕已于两日内包围了黄百韬兵团，吸引住了邱清泉、李弥两兵团。” 邓小平笑道：“粟裕好快啊！” 陈毅又打开两封电报，道：“毛主席和中央军委连来两份电报，要我们‘务须不顾一切攻取宿县，切断徐蚌路，愈快愈好，至要至盼’。” 邓小平扬起眉梢，道：“这是刘伯承的建议，但是，毛主席选择的这个时机太好了。现在，华野粟裕吸住了邱、李、黄三个兵团，刘司令员牵制住了黄维兵团，我们乘此机会攻克宿县，淮海战役这一仗就热闹了。” 说着，掏出烟卷，点燃后猛吸一口，边吐着烟雾，边对参谋长说：“通知各纵队司令员立即到小李家，召开作战会议。” 因战场形势发生变化，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已经决定在歼灭黄百韬兵团后，不必再按原计划，以主力向两淮（淮阴、淮安）进攻，而应转向徐蚌线进击，遗留敌人于徐州周围，分割包围，各个歼灭。这样，原来仅限于两淮、海州地区的作战，扩大到徐州、蚌埠地区。 “小淮海”变成了“大淮海”，即不仅歼灭黄百韬兵团，而是要歼灭整个刘峙集团。要实现“大淮海”的战略意图，必须迅速攻占徐蚌线上的战略要地宿县。 11日，杨勇、陈锡联、陈赓、秦基伟奉命赶来。邓小平愉快地向大家问好。见这几位纵队司令员，虽然连日行军，长途跋涉，辗转作战，但却精神焕发，正在急切地盼望着接受这场决战中任何艰巨的任务。当然，战争的痕迹在每个人身上也都很明显，战火硝烟熏黑了每个人的脸，军服上沾满了淮北平原的黄沙土，突出的标志是嘴唇上的胡须，其中又数陈赓的最浓密。看到这里，邓小平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下巴，微微一笑。 战友相见，分外亲热，陈赓握着陈毅的大手，说道：“陈司令员，这一路上又有不少好诗了吧，别忘了给我一册。” 陈毅注视着站在面前的几位战将，心里越发充满了喜悦，不由地激动起来说道：“有首诗，不知诸位读过没有，是明世宗的《送毛伯温》，今天，我想把它奉送给诸位。”说着，背诵开了： “大将南征胆气豪，腰横秋水雁翎刀。” 陈毅穿着一件敞领皮夹克，他摸摸纵队司令员腰间的手枪，继续吟道： “风吹鼍鼓山河动，电闪旌旗日月高。天上麒麟原有种，穴中蝼蚁岂能逃。太平待诏归来日，朕与先生解战袍。” 听着陈毅朗诵诗，室内气氛顿时又活跃起来，陈赓道：“陈司令员，我可不想脱掉战袍，说实话，我倒是愿意‘马革裹尸还’呢！” 谈笑间，四位纵队司令员走到两条长凳前，隔着中间的一张长桌，和邓小平、刘伯承、陈毅对面坐下，窗外寒冷的西北风还在不停地呼啸着。 邓小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前，他先让几位纵队司令员传看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拍来的两份电报。电报似烈火般燃烧着纵队司令员们的心。当时，谁也没有说话，只是用急切的目光等待着。 邓小平将烟卷掐灭，神情严肃地说：“攻占宿县，切断徐蚌路，这是刘司令员非常高明的一着棋。这既可北拒徐州，切断敌人的南北联系，孤立徐州，断其陆地补给，置徐州集团于死地，从而也迫使邱清泉兵团南顾，保障华野歼灭黄百韬的战斗顺利进行。同时，又南可打援，相机歼灭来自蚌埠或中原的援敌，形成会攻徐州之态势，分散敌人的注意力和兵力，使其顾此失彼，最后蒋介石的看家兵力全部集中到我们周围，南线决战会有个可观的局面……” 邓小平停顿了一下，环顾几位纵队司令员眉飞色舞的神态，提高了声调：“攻占宿县，隔断敌诸兵团，我们就位于主动，逼着蒋介石穷于应付，我们则以逸待劳。” “这一行动，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有很大的限制。目前华野正在北面包围黄百韬兵团，黄维兵团被刘伯承阻截在阜阳一线，这是个很好的时机。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迅速地解决战斗，不仅不能达到预定的战略目的，反而会有受敌诸兵团合击的危险。为达这个目的，还是那句老话，‘破釜沉舟，在所不惜！’只要歼灭了敌人主力，才能赢得全国各个战场上我军的胜利，就是把中野打光了，这个代价也是值得的。” 诸位纵队司令员掂着邓小平政委这番话的分量，望着他那双坚定、沉着、神采奕奕的眼睛，心里都在暗想：邓政委是以何等的气魄与毅力在指挥这场决战呀？斩断陇海线，攻克宿州府，没有擒龙伏虎的气魄，是难下这个决心的。中原野战军目前的力量并不太雄厚，所有纵队加起来也只有12万人马。挺进大别山时，连炮都炸光了，后来克郑州夺开封，也没有补充到更多的武器。一旦攻占宿县，切断了徐蚌路，敌人能不拼命来反攻吗？到那时，宿县将四面受敌，北有邱清泉、李弥兵团，东有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西南有孙元良兵团，若黄维兵团12万人马再从南面打来，敌我力量的悬殊就太大了。“破釜沉舟，在所不惜！”这是邓政委的决心，也将是中原野战军的每个将士的决心。 一场生死搏斗的决战已经来临，邓小平站起来，严肃地说道：“命令：陈赓和华野三纵、两广纵队攻占符离集、夹沟，逼近徐州，追击孙元良歼其一部；秦基伟主力和豫皖苏20旅、豫西二纵、六纵从宿县往南，占领固镇，堵住任桥方向的李延年，刘汝明兵团，迎战黄维；三纵和九纵一个旅，攻占宿县。” 纵队司令员们默默地记录着，笔尖在纸上发出沙沙声响，像细雨淅淅沥沥。 会议完毕，四位纵队司令员向邓小平与刘伯承、陈毅敬礼告别，举手、注目，所有誓言均在其中了。 翌日，三纵和九纵的一个旅包围了宿县县城。15日黄昏，攻城战斗打响，邓小平坐镇小李家指挥所掌握全线战局，陈毅则去陈锡联指挥所观察攻城战斗的进展。 宿县，古称南宿州，是徐州南段和蚌埠之间的交通枢纽，也是徐蚌会战蒋军的重要补给线。宿县城墙高厚坚实，墙上可并行汽车，护城河三丈宽，深两三米，不能徒步涉过。在四道城门周围构筑了坚实的碉堡。城墙内全部掏空，筑成藏兵工事，数不清的小炮、轻重机枪、步枪，密布在四周的工事内。城门外是一条宽阔的护城河，连着护城河的是城关哨卡。东城门外还有一条东关街，东关街往前延伸四五里长，顶端有座日本侵华时修建的兵营，俗称“小东京”，因而成为宿县城的前卫哨卡。宿县城工事坚固，兵精粮足。宿县驻扎有国民党一个正规师，一个交警总队，一个装甲营，共有1.3万多人，且武器精良。公路上有装甲车横冲直撞，铁路上有铁甲列车日夜巡逻。南有蚌埠为屏障，北有徐州几大主力兵团作掩护。电报、电话联络直通国民党国防部。要想攻破宿县城，谈何容易！ 也是傍晚，在津浦路护路司令部里，兼宿县最高指挥官的中将副司令张绩武，正在给南京报告：“宿县固若金汤，请总裁放心。共军屡次进攻受阻，南宿州可确保无恙。” 话未终了，东城外传来一阵猛烈的爆炸声，震得房屋摇晃，尘土飞扬，摆在张绩武手中的电话耳机也摔出好远，耳机里还传递着恐怖的呻吟。 “报告司令官，小‘东京’失守，共军逼近东城关。”张绩武望着站在身边的参谋长，只觉着天昏地暗，呆了好一会儿，他才从地上捡起耳机，放到电话机上。 “丁零零……”铃声再次响起：“报告指挥官，西关遭受共军袭击，难以支撑！” 张绩武只冷森森地说了一句：“给我顶住！”便放下了电话。但电话像按在自动电铃上一般，刚放下，“丁零零……”又一串铃声响起，一个接着一个地在报告情况。 “报告指挥官，东关发现共军聚集。” “报告指挥官，南关失守，共军逼近护城河！” “给我顶住！”张绩武咆哮地吼着。放下电话，他向窗外望了一下，天渐渐暗了，爆炸的火光格外耀眼，东南西北四座城门都遭到了袭击，真到了兵临城下的时候了。张绩武定了定神，心里在盘算着：宿县的城墙宽厚，工事坚固。共军并没用多少炮击，主要是使用炸药包、刺刀、手榴弹，仅靠这些，他们也难攻破这固若金汤的城池。这时候，他忽然想起了前几天徐州周围发生的战况，仔细思索后，他认定黄百韬被围的关键是因为兵变发生，这次兵变为共军提供了一条切断黄百韬逃生的道路。现在他担心的正是这一点。于是，他灵机一动，对参谋长吩咐道：“通知各师师长、副师长立即到教堂来，以便集中指挥。” 参谋长听到这个通知，不由一惊，不解地问道：“司令官，共军兵临城下，各城关火急万分，此时此刻，让各指挥官离开指挥阵地这……” 张绩武漠然地说：“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堡垒易从内部攻破，难道这个道理你也不懂？没有张克侠、何基沣兵变，黄百韬何以被围？宿县不能出现第二个贾汪！” 参谋长貌似恭敬，脸上却露出不以为然的神情，说：“司令官，我们这里不是贾汪，也未有任何兵变的迹象，让前沿指挥官集中于此，势必引起军心动摇，何以固守？” 张绩武被他的话激怒了：“前沿指挥我自有安排，参谋长，你传达命令吧！” 参谋长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只好传达了命令。 不消片刻工夫，各师师长、副师长面带惊异的神色走进教堂。城外的爆炸声响彻云霄，唯有这里显得死一般地静寂，求生的意念强烈地藏在每个人的心里。 唯有张绩武身处火光之中，却并不相信会有死神到来。他按照自己的逻辑思维在推算着，认为“小东京”的失守，只不过是因为它像龟头一样暴露在外面，难免被一刀宰割。而宿县这座城池工事坚固，守军众多，易守难攻，但此地对整个徐蚌战场极为重要，牵扯着各大兵团自己的利益，他们不能不来救援。只要内部指挥官不怀异心，团结固守，各大兵团派来救兵，到那时候，攻城的共军就必然退走了。由于打着这样的如意算盘，他一面发报求援，一面派出自己的亲信坐镇指挥，而自己却若无其事地坐在沙发上，抽起烟来。 宿县城外交战依旧，弹雨笼罩着护城河，无数弹片掠过城墙。一批批解放军战士前赴后继，从四面八方向宿县城冲去。中野三纵的进攻是神速的，从日落算不到一个时辰，已攻克了“小东京”一座兵营，接着，乘势挺进，夺取了五里长的城东关大街。 一辆铁甲车来到城墙下，车上走下中野三纵副司令刘毅昌和政委阎红彦。 刘毅昌借着火光向河对面望去：城门口的地堡更为密集，火力交叉封锁，堡身高约一米，每个地堡前面有两三个射口。他心里不由踌躇起来，对于这样的暗堡，本来可以组织爆破，但是，地堡筑在河边，占着有利地形，爆破必然要带来大量的伤亡，而且耽误时间。最好的办法是用炮轰。 想到炮轰，刘毅昌暗想：哪有那么多的炮弹啊！ 刘毅昌正在踌躇，电话铃响，他拿起耳机就听得耳机里传来洪亮浑厚的声音：“我是陈毅！” “陈司令员，我是刘毅昌……首长，您好……”刘毅昌脑袋里正考虑着作战问题，没有想到司令员会在这时给他打电话，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因而回答前言不搭后语。 陈毅冷静地问道：“你们现在进攻县城了吗？” “首长，我们已扫清外围，正朝城关进发！” “兵力够不够？” 刘毅昌回答：“够了。” 陈毅追问了一句：“要不要增加点兵力？” “不要了！首长……您……”刘毅昌不愿给领导增加麻烦，欲言又止。谁知，陈毅却已在电话里问道：“是不是要点炮？” “炮！”刘毅昌惊呼起来，半晌才说出了心里话：“首长，如果有炮弹的话，请……” 陈毅打断他的话头，爽快地说：“刘毅昌，你应该早点提出嘛，我马上派人把炮弹给你们送去，再给你们增加一个旅的预备队！” “谢谢首长！” 陈毅大笑道：“应当感谢的是你们。攻城的突击队定了吗？是哪个连？” 刘毅昌忙说：“八连，连长高玉娃。” “高玉娃？”陈毅仿佛听说过这个名字，想了一想，“知道了，东进路上我们还见过面呢，请转达我的问候，告诉他，邓小平政委正等着你们的捷报！” “是，首长，请放心，我们一定完成攻击任务！”搁下电话，刘毅昌看见宿县城关下冲出一支人马，赶忙迎了上去，这支人马便是攻城突击队。 连长高玉娃举着一面弹痕累累的战旗，旗角下的突击队员们挺着胸膛，排成两排。他们身上的衣服已经被烈火饶焦，衣襟上沾着油渍，像穿着威严的铁甲。他们一手提着根竹竿，一手握着枪，身上斜背着个篮子，竹篮子里装着手雷、手榴弹。其中，高玉娃的口袋里又还比别人多一件东西，那是东进路上掏出来看过的两包八封丹。 刘毅昌走出指挥所，和突击队员们握手相见：“同志们，这正是你们为人民立功的时候！陈毅司令员刚刚打来电话，问候你们，邓小平政委在等着你们的捷报，祝你们旗开得胜，用炸药包，用手榴弹，不，用血肉，捅开宿县城墙！” 连长高玉娃呼喊着：“破釜沉舟，在所不惜！” “出发！” “是！”高玉娃带着战士们吼叫着冲出去。大炮顿时吼叫起来，火舌在天上织起上百道彩虹，化在灰烬之中。 霎时间，上百门大炮同时砸向城河边的地堡。 “冲啊！”高玉娃带着战士飞上木桥，向刚炸开的城墙缺口冲击，他手抓竹竿顶端，由几个战士托举起竹竿，凭借着力量像苍鹰展翅般掠上城头。突击队员们照此样子，迅速飞上城墙，占领了缺口，向城墙上的守敌进攻。上了城墙，战士们从篮子里拿出手榴弹向敌人掷去，接着操起了机枪、步枪一齐对敌人射击，墙上墙下掉下了一大片敌人的尸体。 刘毅昌在指挥所里看到这个场面，嘴里连喊：“好！好！” 随即转过头命令参谋：“给邓政委、陈毅司令员报告，突击队已攻上了城墙。” “是！”参谋喊道。城墙上一场血战方兴未艾，猛然间，爆炸后的城墙土石松动，“哗”的一声塌下来。突击队的战士们一齐随着敌人的尸体掉下来，整个突击队就剩下18个人，几乎每人都负了伤。一排长的嘴巴被打裂了，鲜血顺着嘴角流了出来。机枪手的两个手指被打破了。二班长被敌人的尸体砸昏了过去，司号员的左肩上撕开了一道血口，就连高玉娃的胳膊也受了伤。然而，这位年轻的连长仍用嘶哑的嗓门喊着： “同志们，就是死也要死在这墙上，不能死在墙下，和敌人决一死战，杀呀！” “杀呀！”“杀呀！”“杀呀！”…… 战士们跟着连长一齐吼叫了起来，高玉娃用他那条受伤的胳膊挟着机枪，掩护同志们冲击。昏倒的战士惊醒了，机枪手用断了指头的手握住了另一挺机枪向城头扑去，司号员吹起了嘹亮的军号，勇士们冲上去，他们和几百个敌人展开了你死我活的较量。子弹打光了，用手雷炸，手雷炸光了，用砖头、石头砸。敌人的手榴弹扔了过来，他们捡起来就扔了回去，出手之神速，比风疾，比雨速。 星月之下，只见刺刀相碰，火星四溅，血肉横飞，惊心动魄。 宿县的东门、西门和南门同时响起了嘹亮的军号，几路人马突破城墙杀进城里，和敌人展开了巷战。 张绩武听说城门已被攻破，坚固的城池一夜之间成了破壁残垣，解放军已开进城来，这才后悔不该把师长们集中到福音堂里来。这时，福音堂只有两个连队的人，何以抵挡大批共军？他急忙乘着混乱厮杀中，带着一群人出了福音堂，想突围出城。 谁知，他这个“城防司令”到了城中却迷失了方向，到处是共军的喊杀声。吓得张绩武走到路边的一个院子里，也不管这是什么地方，一头钻了进去，回身就喊：“快！快关上大门！” 门已关上，只是不是卫士们关的门，而是解放军战士的机枪把门封住了。封门的正是八连连长高玉娃。原来，张绩武一伙在街上奔跑时，高玉娃就在后面追赶着，见他们进了院子立即来个关门打狗，端着机枪向门内扫射。这一扫，几十个敌军官兵应声而倒，其余没打死的也都举手投降。俘虏们一个个走出后院，高玉娃清点人数，发现少了个刚才叫嚷着关门的指挥官。他忙走到院里，一眼就见张绩武正缩在墙角，一伸手就把他抓了过来。 15日24时，宿县战斗胜利结束，守军敌第25军之第148师、交警第16总队和第2总队3大队、装甲第7营等全部被消灭，津浦路护路司令张绩武以下官兵共1.2万余人被俘，还缴获大批物资。 与此同时，豫皖苏军区独立旅、军分区部队和豫西军区两个团，占领蚌埠以北的固镇，并破击了曹村至固镇的铁路百余公里。 至此，中原野战军控制了以宿县为中心的徐蚌间广大地区，斩断了徐州与蚌埠敌重兵集团及其与南京大本营之间的联系，完成了包围徐州的战略任务，有力地保障了华东野战军围歼黄百韬兵团。 杜聿明以赴刑场之心情上战场 蒋介石在参谋总长顾祝同的陪同下，走进黄埔路官邸的小会议室。此前，这里是宋美龄宴请客人跳舞休息的所在地。后来由于战事紧张，便临时改成蒋介石的作战室。一进门口，正中墙上挂着1：100，000的徐、蚌会战图。津浦路陇海路由于涂了重色，颇像黑十字架。 蒋介石一看，不禁打了寒战，他十分忌讳这样的十字架。他早就从别人口里听说，刘伯承曾把中原战场比喻成一个十字架。 一连数日，蒋介石把何应钦、顾祝同召在一起商讨局势，决心改变这种十字架般的兵力部署。他决定使徐州、武汉来个“两总”联合，部署“丁”字形作战方案，把“两总”130万兵力，统归小诸葛白崇禧指挥，用全部中原战场的兵力，投入对解放军的总决战，挽救黄百韬兵团，扭转徐州战局。 蒋介石在这关键时刻要白崇禧指挥“两总”，明摆着是要把桂系部队送到解放军炮口下。白崇禧是有名的小诸葛，他哪里肯就范。黄埔系与桂系向来不合，这是谁都知道的。白崇禧决不肯拿桂系的老本去为蒋介石卖命。 蒋介石想用自己手中“总统”的这根权杖，调出武汉“剿总”的一部分精悍的兵力来。 蒋介石拿起电话对白崇禧说：“健生，我们事先说好了的，两剿总统一协调，由你共同指挥。” 蒋介石事先听何应钦、顾祝同说白崇禧变了卦，早就气不打一处来。电话一开始，他压住冲天怒火，口气尽量放得平和而又婉转：“我看你就不要谦虚推辞了吧！” “不，不，总统把话说到哪里去了，我不是什么谦虚，是委实干不了。” 白崇禧不再转弯抹角，一下亮出底牌：“刘经扶是位福将，以他60万之众，抵挡刘邓没有问题，我愿率部全力以赴为后盾。至于指挥两总，恕我朽钝，不堪当此重任。哈哈……” “我们这是早说好了的……”蒋介石脸色早已煞白，只是还不肯撕破脸皮，又说： “徐、蚌作战的总指挥一职，我看是非公莫属！” “我是奈难从命……” “你突然改变主意……这是落井下石，见死不救！”蒋介石实在按捺不住自己了，气愤地说。 “这怎么能行呢？”蒋介石“啪”的一声把电话摔掉，白崇禧也跟着把电话扔在桌子上。蒋介石气哼哼地说：“这是存心拆台，实在可恶！” “这样也好。”还是顾祝同这个心腹，贴近蒋介石的耳朵根子，说了几句话，才使蒋介石消了气。他马上自圆其说：“白健生不答应也好，省得敬之和他弄在一起。” 顾祝同是怕白崇禧兵权太重，何应钦和白崇禧再弄在一起，就更不好对付了。蒋介石听到这里，才把这件事撂开。 鉴于白崇禧执意不肯统一指挥“徐蚌会战”，蒋介石又要求陈诚出来指挥。陈诚则以身体有病为由力辞，于是紧急将杜聿明从葫芦岛派往徐州。杜聿明深知徐州是一个烂摊子，也以各种借口推辞。蒋介石实在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了，于是告诉杜聿明：“指挥徐、淮决战，由我亲自负责！你只在前方负责协调各方面战事就行，一切责任由我来负责！” 这样一来，杜聿明无法推辞，只得硬着头皮上任。杜聿明后来说：“我是以赴刑场之心情上战场。” 蒋介石为挽救徐州败局，决定由李弥兵团换孙元良兵团守徐州，把孙元良兵团调出来，协同邱清泉兵团组织成为“南进兵团”，配合由蚌埠北上的李延年兵团，再命黄维兵团东进，南北对进，东西夹击，企图打通徐蚌交通线，扭转徐淮战局。 第十四章 诱敌深入，黄维被围双堆集 飞舟阻黄维 豫东平原经过几天的绵绵细雨，天气乍晴，月朗星稀，道路仍然泥泞。在一条土公路上有辆半旧的吉普车，在泥水里跋涉。车里坐着年过半百的刘伯承。吉普车正在行进中，突然刹住。原来，前面有辆大卡车陷在泥坑里，挡住了去路。刘伯承跳下车来，卷起衣袖，招呼参谋们赶快推车，自己也跳进泥水里，用肩膀顶着车轮。 “吁……嘘！”公路上飞来两匹大白马，马蹄甩出团团泥浆。豫皖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星夜奔来。 张国华走到汗水淋淋的刘伯承面前，望着这位年过半百的老首长，心里一阵激动，他敬了个军礼：“首长，辛苦了。” 刘伯承握着他的手，问道：“国华同志，你来得正好，阻击黄维有把握吗？” 张国华蛮有信心地汇报：“司令员，黄维正和我们抢时间，他接连渡过洪河、颍河、涡河，直奔宿县，我已命令各分区沿途破坏敌人前进的道路和桥梁，撤走河中所有渡船，并按照您的指示，派出20旅伏兵于洪河沿岸，不惜最大牺牲，阻击黄维……” 刘伯承未等张国华说完，急促地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让你星夜赶来吗？”张国华茫然。刘伯承继续说：“你发现没有？我们的阻击计划有个漏洞。” “漏洞？”张国华紧张了，他在仔细地考虑着自己的安排。 刘伯承欣赏这种沉默，他历来主张指挥员要冷静过细，启发着道：“国华同志，黄维是狡猾的，要把情况想得复杂一点，每战之前弄清任务、敌情、我情、地势、时间，这是我们的五行术，你想，假若黄维……” 张国华想起来了：“司令员，你是说黄维有可能不经洪河，绕道而行，直插颍河……” 刘伯承道：“黄维也会想到这一步棋的。他虽然在五次反‘围剿’以后就去当陆大校长了，缺少实际战斗经验，但他有军事知识，用兵之道是懂得的，手下也不乏谋士，何况在豫西他吃了我们那么多苦头，不会不谨慎从事。” 张国华脱口而出：“这样一来，我们20旅就会被黄维甩在后面了，而且他走的是一百里弓弦，我们要走二百里弓背，根本追不上他，我们的阻击计划即要全盘落空……” 说到这，他的心都揪起来了。 刘伯承却似若无其事一样，指着天空：“国华同志，你看到没有，月亮周围都是云彩，前几天老天给我们送了场雨，今天突然转暗。明天，天就要冷了。”他像是在欣赏风景，又似乎是在说气象。 张国华焦急地问：“司令员，你的意思……” 刘伯承爽朗地笑起来：“天助我也，国华同志，陆地走不赢，我们水上走，你看是不是这样……” 张国华听完刘伯承司令员仔细交代，打心里佩服刘司令员的神机妙算，说道：“刘司令员，当年诸葛亮借东风火烧赤壁，今天您是让我们借西风围堵黄维呀！” 刘伯承说：“诸葛亮设坛祭东风，并不是他能呼风唤雨，而是他懂得天文知识，因而，把周瑜骗过去了。东吴也有能人，陆逊就看出了破绽，他也懂得天文知识，但为了维护东吴和西蜀的联盟，不便点穿。诸葛亮毕竟高人一筹，他也觉察到陆逊已识破此中奥妙，所以建议孙权派陆逊去合肥作战，实际上是把他支走。自古以来，斗志和斗法是用兵的把柄，如无斗志则一切都谈不上，且有覆灭的危险；而斗法是建立在斗志的基础上。我们，不仅要有勇猛的斗志，也应有变化无穷的斗法。” 张国华充满信心地说：“刘司令员，我们这就去和黄维斗志斗法。” 刘伯承提醒说：“国华同志，请记住，你们目前的任务是阻击和诱敌深入，在敌人的精力尚未大大消耗之前，你们担负的任务是挫其锐气。所以，在宿县尚未攻占、我们还未同主力纵队汇合之前，暂不与敌决战！” “是！明白了！”张国华带着刘伯承的锦囊妙计奔向前沿。 翌日，在洪河东岸的庙湾河滩上，埋伏着一支队伍，这就是中野第一纵队20旅。 旅参谋长梁国栋举起望远镜，不时地向前眺望着，他心里急成一团火。部队趴在西北风呼啸的沙滩上已经4天了。两天前就听说黄维兵团离这里只有几十里路，可是这两天，除了每天清晨来几架敌机，无目标地轰炸一番外，连个黄维兵团的影子也没有。这时，旅长吴忠也悄悄来到他的身边，两人相互看了一眼，谁也没说话，眼神一样焦灼。 “砰，砰，砰！”河对岸的远处响起枪声。没等梁参谋长发出命令，战士们便一齐扑向阵地，机枪扳开保险，步枪拉开枪栓，刺刀壳出刀锋，手榴弹拧开弹盖，炮弹装进了炮膛，一切都准备好了，只待敌人来临。但梁参谋长和战士们在一起等了好久，岂料，过了一会，敌兵一个也未来，枪声却已停止。天地依然静得出奇。 猛然，从远处跑来一位受伤的战士，刚把情况断断续续地讲完，就牺牲了。梁参谋长跑到吴旅长跟前，愤怒地喊道：“妈的，黄维两天前就绕过我们，从下游过了洪河，我们派出的骑兵侦察员都牺牲了，游击队几次来人送信，也都牺牲在路上，刚才的枪声只是为了迷惑我们！” “妈的！”吴忠煞是气恼，大吼一声：“追！” “追呀！”战士们呼喊着狂奔起来。所有的报话机全部打开，明语通话，报话机里也传来黄维兵团杂乱的呼叫：“火速前进！”“快！快！” 双方都在抢夺时间。 梁参谋长一边跑，一边量着地图，量来量去，一寸也不少了，黄维从河南新蔡到阜阳是200里“弓弦”，20旅从庙湾到阜阳是200里“弓背”，而且比黄维兵团落后了两天。战士们的意志虽如钢铁一般，腿可是肉长的，肉体是有极限的。 他越想越急，满头都是湿漉漉的汗水。突然，他眼前一亮，紧跑几步，到了旅长身边，说道：“旅长，这样走不行！” 吴忠忧郁地说：“不行也得走呀，又有什么别的办法呢？用马吗？全旅集中起来不过二十来匹，一个连也不够用，就是够用，马也追不上呀！” 梁参谋长不容吴忠说完，急切地说：“不！我是说用船。” “用船？” “对，你看，今天这么好的西北风，船，顺风而下，先送一个团到阜阳渡口，我们就能赢得阻击的时间。” 吴忠仔细再一想，不行。便说道：“老梁，颍河往常是一条通道，商船来来往往，可是，眼下战斗这么激烈，蒋军如狼似虎，一般群众谁敢在河上航行呢？现在到哪里找船去？” 梁参谋长闻听，惋惜地说：“这时要真能像神话里所说的，‘呼’地一阵大风把我们卷到天上，达到阜阳渡口，那该多好啊！” 吴忠无奈地说：“神话毕竟是神话，天不随人意呀！” 夜，渐渐黑了。风凄厉地呼叫，两个人的心里都像压了千斤重担一样。 “咴咴……”随着战马的嘶鸣声，豫皖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纵马赶来。两人正要汇报，张国华摆了摆手：“不用了，陆上走不赢，水上走，他们有车，我们有船！” “船？”两个人不约而同地惊呼起来。 张国华笑道：“司令员两天前就估计到这着棋了，让我在界首渡口为你们准备好了船只，船正等着你们呢！” “刘司令员！”梁参谋长激动地喊着。 “有船了！”“有船了！”20旅的战士们听到梁参谋长的传达，呼喊着奔向界首渡口。 船扬帆起航了，顺风顺水，破浪而行！很快就到了阜阳渡口。 这时，天色刚刚微亮，启明星远远地闪现在天际。吴忠随同梁参谋长走下船来。 “砰，砰，砰！”远处又传来一阵清晰的枪声，枪声像是从先头部队方向传来的。吴忠和梁参谋长微微一怔，不约而同地暗想：是黄维兵团已经抢在我们前头过了运河，是黄维兵团正在过河，和我们狭路相逢，短兵相接？还是黄维兵团尚未过河，只是和他们的搜索队接上火了呢？ 情况不明，很难判断。两人立即跨上战马，朝枪响的地方奔去。 天已大亮，在颍河东岸的河堤上，走来一位国民党将军，40岁左右的样子，瘦削的脸始终紧绷着，冷漠而毫无表情，唯有眼睛里显露出孤傲、骄横的神色。他身材不高，披着美式呢子大衣，戴着洁白的手套，裤缝笔挺，一双皮靴擦得铮亮。他就是国民党第12兵团司令官黄维。 现在的黄维，心情很不平静。他的第12兵团是今年9月才成立的，所属有4个军，除吴绍周的85军是西北军旧部外，其他10军、14军、18军均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加上全副美械装备的快速纵队共12万人马，军官也都是清一色的陆军学校毕业生。其实力之雄厚是应该让他高兴的。 但黄维自己知道，他出任司令官，曾在国民党高层将领内部引起过一场争论，早就觊觎这个职务的胡琏得知他出任兵团司令而自己只担任副职后，一气之下托病去上海、南京长期疗养。部属中虽多数是黄维的学生，但知道他性情孤僻，严峻寡思，都敬而远之。不仅如此，由于人们都知道黄维从井冈山五次“围剿”后，就脱离了部队，听说这位纸上谈兵的军事家来当司令，谁都担心自己的性命会丧在他手里。的确，将黄维放在这个位置上，并不适合。但白崇禧与胡琏不和，蒋介石为缓和矛盾，又不得不启用他来当司令官。对接受这个职务，黄维自己倒还是有信心的，觉得自己在陆大讲学那么多年，精通古今中外兵家之学，是能够干出个名堂来的。但他也知道别人对他的看法，不得不抚慰他的部署，对他们说：“我只当六个月的司令官，等胡琏来后就走。” 三个月过去了，也许是由于命运不佳，他从上任那天起，就和刘伯承打上了交道。起初黄维虽也知刘伯承精于用兵之道，但他以为刘伯承带的不过是些游击队并未经过正规训练，不堪一击。所以，他自恃装备精良，机械化程度高，实力雄厚，从豫东到皖西，到处寻找中野主力决战。不料，却被刘伯承牵着他的鼻子转圈圈，拖得他损兵折将，疲倦不堪，还没打上个正规仗。直到蒋介石命令他调兵东进，这才如梦初醒，知道刘伯承的厉害了。然而，黄维却还没有想到，在他奉兵东进后，刘伯承却又尾追而来，前堵侧击，加上连日阴雨，机械化失去了功能，快速纵队成了慢速纵队，竟使他陷于如此狼狈的境地。刘伯承究竟是用了哪家兵法？黄维这位军事理论家是一点也不清楚了。快到洪河时，黄维倒是估计到可能有共军在此拦阻，命令部队绕道而行，一路苦苦折腾，直到这时才来到颍河边上，黄维方松了一口气。 黄维望着身后滚滚烟尘中的无数门大炮、坦克、汽车、辎重武器遍野散开，戴着绿色钢盔的士兵铺天盖地涌向河边。他欣赏地对从后边走上前来的18军军长杨伯涛说：“大兵团行动就是不一样啊！” 杨伯涛是来报告消息的：“总座，据搜索队侦察报告，河对岸有共军埋伏。” 黄维不相信，举起望远镜向前看去，五百多米的河面上一片平静，河水自然地流淌着，河对岸除了荒脊的土地，低矮的树丛，稀疏的村庄，看不出有伏兵的迹象。他相信自己的判断，这里不可能有大部队隐藏，于是对杨伯涛说： “杨军长，昨天我接空军侦察报告，阜阳渡口并无共军，顶多是地方游击队干扰，不必担心，刘伯承现在还在沙河等着我们呢！” 杨伯涛说：“不！游击队没有大炮，据搜索队报告，对面敌军有大炮在运动。” “知道了！”黄维不屑一顾：“杨军长，我只相信我的眼睛。就算刘伯承有炮且把他的大炮全都搬来，也无法阻挡我的12万大军，你马上组织架桥。” “是！”杨伯涛只好应命。 在一阵炮火向对岸袭击后，架桥的士兵登上了橡皮舟，向对岸划去，准备过河去架桥，但是，橡皮舟划到了河中心，对岸的枪炮声骤然而起，工兵应声而倒，只好又划了回头。 这枪炮声来自解放军中野第一纵队20旅，他们乘船赶到渡口后，听到一阵枪声，吴旅长和梁参谋长纵马赶去，知道是先头部队和杨伯涛18军的搜索队接上了火。消灭了搜索队，即组织部队构筑工事，筑造一个个“濒水碉堡”，这些碉堡既不在河堤上，也不在河滩上，而是筑在和水面平行的河堤肚里，飞机炸不到，炮弹击不着，黄维的望远镜当然也看不到了。但是一旦黄维的士兵出现在河面上，暗堡里就可以平行射出枪弹，封锁整个河面。 黄维对杨伯涛吩咐完毕，即回到临时指挥所坐下，还没来得及替他把背包打开，杨伯涛闯进来了。 “总座，工兵遭到袭击，架桥失败！” 黄维“腾”地从椅子上弹起来，生气地说：“杨军长，我不信你一个军对付不了几个游击队，集中全部炮火，给我狠狠地打，砸烂敌人阵地！” 说罢，黄维转身对参谋长肖锐说：“向南京发报，空军掩护！” “是！”“是！”两人分头行动。 没过多久，黄维兵团很快组织了第二次进攻，一架架飞机投下无数枚炸弹，几百门大炮沿着河堤一字摆开，炮弹呼啸出膛，颍河上下烟雾迷漫，遮天盖日，河水击起丈高的水柱。河堤上，几乎每一块地上都落了弹片。轰炸完毕，硝烟未散，黄维亲自督战，命令杨伯涛组织强攻。数千名士兵端着美式冲锋枪，登上一百多条橡皮舟向河对面划去。 黄维望着这场面，淡淡一笑，他想说：“刘伯承，我看你有多大能耐？” 话未出口，河对岸又一次响起激烈的枪声，子弹如狂风一样席卷着河面，“呼”地罩住整个河面，无论是人还是船，都逃脱不了。上百只橡皮舟全部中了子弹，漏气下沉，那些士兵惊恐万状，争相跳水逃命。不会浮水的被淹死，会浮水的泅水到岸边，刚一抬头，子弹碰到脑袋上，血水染红了颍河。 黄维泄气了。他原以为对岸只是一支游击队，可现在挡住了12万大军难以渡河。刘伯承的队伍究竟是什么时候到他前面来的？ 他呆呆地站在那里，浑身发软，后来还是让杨伯涛扶着走回了指挥所。 参谋长肖锐前来报告：“下游附近有大批船只停泊，并无共军拦阻。”黄维只好再次绕道而行，命令部队搭桥过河。 过了河，黄维怒气未消，想想实在窝囊，他要吐掉这口怨气，命令主力继续北进，派出一支部队回师阜阳渡口北岸，好好报复一下。谁知，派去的部队空跑一趟，连个共军的影子也没发现。原来，中野第一纵队20旅遵照刘伯承的安排，在完成阻击任务、达到挫其锐气的目的后，即已离此远去。 黄维无可奈何，只好催促部队前往涡河。但他没想到，涡河对岸又有一支刘伯承的精旅在等着他。 两天前的夜里，刘伯承在给豫皖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面授机宜后，即驱车来到宿营地召见了六纵司令员王近山，为黄维安排了又一道障碍。六纵是中野的一支主力。这时，他们依托涡河屏障已整整打了一天。但他们并不恋战，在撒下一批传单后便悄悄撤走了。 第二天，黄维听听河对面没有了动静，才命令部队抢渡涡河。到了河对面一看，又是个空空的阵地。他正在诧异，18军军长杨伯涛拿着一把传单走来，惊恐地说：“总座，情况不妙！你看这个。” 黄维打开传单一看，全是宣传标语。上面写着：“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活捉黄维！”等等。 黄维轻蔑地说：“这是共产党的宣传。” 说着，将传单揉揉扔在地上。 杨伯涛赶忙捡回来，说：“总座，这传单非同小可，值得重视。” 黄维狠狠地盯了杨伯涛一眼，心里说，笑话！共产党虚张声势，搞了几份传单，吓唬人，什么活捉黄维，黄维是这么好捉的吗？眼下虽吃了些亏，可我12兵团是国军主力，装备、兵力，哪一样是共军刘伯承能与匹敌的？这些污蔑我的传单，原本就不该捡来，捡来更不该让我看……他真想训斥杨伯涛几句。 杨伯涛并不照顾黄维的情绪，继续说道：“总座，非我神经过敏，我知道这些传单是共军祸患人心的宣传，但这次来徐蚌会战，我发现共军有三点异乎寻常，不可不警惕。” 黄维冷冰冰地说：“讲！” 杨伯涛说：“总座，过去共军和我们作战，刘伯承采取追击和尾随，用的是游击战术，有过像现在这样，连续两道、三道防线，利用地形构筑星罗棋布的工事，对我们进行阻击的阵地战方式吗？” 黄维想了一想：“没有。” 杨伯涛说：“共军过去和我作战，刘伯承藏头藏尾，打打走走，有过像今天这样大张旗鼓、明目张胆地宣传吗？” 黄维随口答道：“没有。”说完，他才觉察出杨伯涛话中有话，问：“杨军长，你是说……” 杨伯涛不无焦虑地说：“很显然，过去刘伯承未和陈毅所属部队合拢，兵分两路，各自为战，论实力并不比我们强。可现在他们两大野战军互相靠在一起，定有大的企图。看来，大战已迫在眉睫。我12兵团正处在极其严重的时刻，必须慎重考虑才是呀！” 黄维没料到解放军的一批传单，竟引出杨伯涛的这么多话来。他细细思忖，觉得杨伯涛的话有些道理，值得考虑一下。他背着手在河滩上急速地踱着步子，脸上的表情像阴凉的夜空，冰冷、深邃、莫测。 参谋长肖锐同意杨伯涛的看法：“总座，共军行动是有目的，诸葛一生唯谨慎，还是不轻举妄动为好。” 肖锐搬出了公谨，对于自命不凡的黄维是最有说服力的。他狠了心，随后命令：“参谋长，给南京发报，第12兵团在蒙城集结，构筑工事，补充弹药，稳扎稳打，请总裁电论。” 电报发出，黄维兵团停止北上。 “现在就看我们的了！” “同志们，我向大家报告一个特大的喜讯！” 淮北小李家总前委作战室里，灯火通明。天气渐渐冷下来，屋里生起了木炭火，熊熊的炭火，把整个房间都照亮了。中野各纵队的司令员、政委分坐在会议桌的两边，兴奋地望着被火光映红了脸庞的陈毅。 “今天，也就是1948年11月22日的下午，我华野各路纵队攻下碾庄，全歼黄百韬兵团，取得了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伟大胜利。” 陈毅的话音刚落，作战室里立刻掌声如雷。在火光中，刘伯承缓缓地站起来，举手示意了一下说道：“同志们，华野已经打了个大胜仗，接下来，就要看我们的了！” 说道这里，刘伯承停顿了一下，巡视着他的战将们。杨勇、王维刚、陈锡联、陈赓、王近山、秦基伟、王秉璋、张国华……这些在刘伯承麾下征战多年的将领，一个个把目光迎向他们的统帅。 此时，黄维的12万大军，已围困在巨大的袋形攻势之中，此刻是最需要下决心的时候。 刘伯承身穿灰布棉军衣，领口、肘部都已经磨洗得发白了，他扎着一条宽宽的皮带，衣冠整洁。他扶了扶眼镜，用他那特有的抑扬顿挫的四川口音继续说道：“拿下黄维兵团，夺取淮海战役的第二个胜利，是我们总前委向毛主席立下的军令状。但我在这里也有必要指出，我们个别同志信心不足，担心咬不烂黄维兵团这个硬核桃。简直是乱弹琴！是啊，我们从大别山出来，真是马瘦毛长啊！可是瘦驴拉硬屎，就看有没有勇气？勇敢的‘勇’字大家认得吗？勇字就是男子头上戴着一顶光荣的花冠。没有勇气算不上男子汉！这回，同志们要向广大指战员讲清楚，我们决不放过12兵团这个老冤家，狭路相逢勇者胜。” 十几位驰骋疆场、英勇善战的将领一个个屏神凝息，神情专注。烛光将他们的影子投到墙壁上，凝成一幅淡墨的图画。 只有刘伯承站立的身影放大到墙的顶端，挥动的手臂如一团浓云负载着沉重的雷电在天边涌动。 就在这时，又一个人站了起来，大家熟悉的四川口音坚定地响起。 站起来的是总前委书记、中野政治委员邓小平。他从自己上衣口袋里，摸出一盒战利品，三五牌的香烟，递给陈毅一支，白己衔起一支。陈毅擦燃火柴，两个人抽了起来。与半个月前相比，他显得瘦多了。他的额头、鼻梁、颧骨如退潮后海岸的磐石，高出了许多，且闪出金属的光泽。双眼有些凹陷，却更加锋芒逼人，结实的已长出胡茬儿的下巴棱角分明，透着坚毅…… 邓小平轻轻地咳嗽了一下，环顾了一下周围……他的心突然一阵沉重。他不怀疑自己的决心，也不怀疑这些将领们执行命令的坚决性。只是，到底会付出多少代价呢？经转战大别山艰苦考验的将士，个个金不换啊！要对付蒋介石嫡系精锐兵团之一的黄维兵团，对付那些一色美式装备的现代化部队，除了对革命事业的满腔忠诚，还有什么？ 现实的确相当严峻。中原野战军面临的是从未遇到的强敌。 黄维兵团由4个军、11个师和一个快速纵队组成，不仅堪称蒋介石的嫡系，在国民党数百万军队中也属于响当当的“王牌”。而且武器装备相当先进，几乎全部是机械化部队。中野参谋长李达后来形容说：“这次作战，所遇到的敌人，是蒋军的第一等精锐部队黄维兵团，它的兵力之大，装备之现代化，工事之强度，抵抗之坚决，在中野来说，都是第一次遇到的。” 还有比这更为严峻的现实。这就是中野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瘦弱”。连续几个月转战大别山，中野各部队损耗极大。第一纵队辖第1、第2、第20三个旅的兵力，共计1.7万余人；第二纵队辖第4、第6两个旅的兵力，计1.5万人；第三纵队辖第7、第8、第9三个旅的兵力，计1.7万人；第四纵队辖第10、第11、第13、第22四个旅的兵力，计1.6万人；第六纵队辖第16、第17、第18三个旅的兵力，计2.1万人；第九纵队辖第26、第27两个旅的兵力，计2万余人。 从表面上看，中野的兵力在12万左右，与黄维兵团不相上下，实际上满编不满员的现象十分严重。很多干部、战士，特别是一些久经考验的纵队、旅、团一级的战将和政治工作干部，被调到地方部队和政府工作去了。况且，12万兵力还要分出相当一部分去对付南线的李延年和刘汝明，真正能投入到与黄维兵团作战的仅有不足2/3的兵力。武器装备更无法与黄维兵团相比。仅就大炮来说，野炮，仅陈赓纵队有两门；山炮6个纵队加起来总共43门，炮弹不过200余发；步兵炮一共4门，炮弹只有十几发；迫击炮只不过200余门，炮弹300余发，步枪、轻重机枪倒不少，可子弹还不足一个基数…… 现实情况就是这样，中野要去打赢自解放战争以来规模最大、对手最强的一次战役。 然而，战局的发展已经容不得这些多余的考虑了。邓小平和陈毅、刘伯承已经作出决策，要迎难而上，在淮海战役第二阶段歼灭黄维兵团。 毛泽东本来决定歼灭黄百韬后，打邱清泉、李弥。在黄百韬兵团被围期间，毛泽东以为黄百韬兵团可在几天之内解决：“目前是继续歼灭邱兵团的良机”，“只等黄孙两兵团歼灭后，我军即可围困徐州，准备第二步歼灭邱清泉李弥两兵团，夺取胜利，拿下徐州。” 面对华野数十万部队一直与黄百韬兵团鏖战于徐东战场的实际，以及中野西堵黄维、南抗李延年的艰难处境，邓小平忧心如焚。11月14日，他和刘伯承、陈毅反复权衡了淮海战场的敌我态势，向军委致电： 如敌（指黄维）出永城和宿县，我以集中一、二、三、四、六、九、及华野三、两广共8个纵队，歼击黄维为上策。因为黄维在远道疲惫，距离后方之运动中，只先来3个军7个师，其中强者只有3个，我军也能适时…… 但那时毛泽东最关心的是徐州集团，他仍然设想诱使邱清泉、李弥东援以利歼击。11月18日，军委在给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并告粟裕、谭震林的电报中说： ……北线，何、张起义是一大胜利。今后数月内，歼灭黄维兵团全部，将是第二大胜利。如能精心组织战斗，全歼邱、李四五个师，打得邱李不能动弹，则将是第三个大胜利。 ……以（中野）三纵、四纵再加（华野）叶飞一纵，对付李延午，不要打得大了，先以小部接敌，逐步后退，诱敌进入大店集一带地区，达到全歼该敌之目的。此战胜利，则协同（中野）九纵歼灭刘汝明，打开南线局面。 如是作战，在歼灭黄百韬后，淮海战场上，将北打邱清泉、李弥，南打李延年、刘汝明，同时进行两个歼灭战。而中野只剩下第一、第二、第六纵队共6个旅不足6万人对付黄维的12万军队。 眼下，歼灭黄百韬的战斗不能迅速结束，而黄维兵团已占领蒙城，离宿县仅70公里，如让其通过中野防线，后果不堪设想。 邓小平本来就有烟瘾。这些天，他寝食俱废，烟是一支接着一支，半天就积起一缸烟蒂。紧紧拧在一起的眉头如铁钩相挂，没有松开的时候。刘伯承不再有诙谐的谈笑，拿个放大镜在地图前看个不停，一站就是半天。陈毅本好走动，这几天更坐不住了，整天低着头，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好像在寻找一枚失落的绣花针。 11月19日傍晚，三位常委坐到一起，不需交谈，便各知心腹之事。邓小平毅然挥笔，再书电文： 徐东作战据我们观察，歼黄百韬使用了华野六个较能攻坚的纵队，历时已十二昼夜，尚未解决战斗。如再以其余部队，其中有两三个较能攻坚纵队，加以部队必已相当疲惫，刀锋似已略形钝挫，以之歼击较黄（百韬）为强的邱、李，诚非易事。……因此，在目前情况下……最好力争迅速歼灭黄百韬，尔后将主力集中于徐东徐南，监视邱、李、孙三兵团，争取休息十天半，同时以尚未使用之五个纵队或三个纵队用于南线，协同我们歼击黄维、李延年，这个步骤最为稳妥。如我们不这样，过低估计本身困难……马上打邱、李，既无胜利把握，且可能陷入被动。如何，请考虑。 毛泽东在西柏坡仔细倾听着来自淮海前线的声音，决定让中野全力打黄维，而由华野六纵接替中野九纵负责对付李延年。 正在这时，淮海战场的局势出现了急剧变化。原拟北犯的李延年兵团犹如惊弓之鸟，龟缩在花庄集以南，迟迟不敢脱离蚌埠；22日，华野在碾庄全歼了黄百韬兵团，而黄维兵团在蒋介石的催促下，发动全线猛攻，于23日通过北淝河，其先头部队突过了浍河，在南岸的南坪集与陈赓率领的第四纵队发生激战。 总前委一面敏锐地抓住战机，利用河流阻隔，巧妙用兵，将黄维步步诱入囊形阵地，一面在23日深夜迅速起草电文，再次向中央军委恳切陈词： ……歼击黄维之时机甚好，而李延年、刘汝明仍迟迟不进。因此，我们意见除王、张十一纵队外，请粟、陈、张以两三个纵队对李、刘防御，至少以四个纵队加入歼黄维作战。只要黄维全部或大部被歼，较之歼灭李、刘后更有利。如军委批准，我们即照此实行。 仅仅过了十几小时，西柏坡的回电到了小李家。 23日22时电悉。（一）完全同意先打黄维。（二）望粟、陈、张遵刘、陈、邓部署，派必要兵团参加打黄维。（三）情况紧急时机，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要请示。 于是，中野各纵队司令员带着南坪集战场上的烟尘，赶到小李家，参加中野首长召开的紧急作战会议。其实，更恰当地说，应该是一次誓师会议。因为会上要谈的不只是战术部署，更主要的是精神。 “同志们！”邓小平一改平素平稳的声调，激动地说：“刚才师长（他习惯称刘伯承为师长）说了，我们这次围歼黄维兵团是非常艰苦的，也是非常光荣的。要消灭敌人，没有牺牲精神是不行的！我们一定要拼老命干掉黄维兵团，即使这一仗把中野拼光了也值得。其他野战军照样打过长江，中国革命照样会取得胜利。” “邓政委，”四纵司令员陈赓刷地站了起来，“我们四纵有破釜沉舟的决心，不惜一切牺牲，承担最艰苦的任务。即使打到只剩下一个班，我陈赓也甘心当班长，一定坚持到最后胜利！” 杨勇站起来了。 秦基伟站起来了。 陈锡联站起来了。 王维舟站起来了。 …… 最后站起来的是王近山。他没有开口，却把那粗实的拳头重重地捶在桌子上。 双堆集啊！双堆集啊！ 11月24日晚，天空一弯上弦月，银色的月光照着人马喧嚣的南坪集。相聚小李家不到30公里的黄维的司令部，也正在开会。 黄维足足地瘦了一圈，神情憔悴萎靡，下巴上的胡茬子也齐刷刷地长了出来。 昨天南坪集一战使一向自负的黄维感到不踏实了。飞机、重炮将浍河炸起高达三四丈的密集水柱，河对岸的南坪集在烈焰中成了一片焦土。18军118师师长尹钟岳在快速纵队的坦克配合下，亲率第352、第353、第354团横渡浍河，以火焰喷射器、机枪、自动步枪劈开一条直捣宿县的通路。 可是，解放军的抵抗是黄维没有料想到的。哪怕是拖着断体残肢、似乎已经断了气的战士，也会在敌军占领阵地时，拉响身边的手榴弹。 黄维命令五路主力同时攻击。 然而，每一路都如烧火棍，被战火烧得千疮百孔。 坚守南坪集的正是陈赓的四纵将士。 黄维与陈赓已是老对手。他知道陈赓是黄埔一期的“三杰”之一，北伐战争前，曾救过蒋介石的命，深受老头子喜爱。他也知道陈赓是共产党中极善打仗的好手，他的第18军曾在几个月前于豫西与陈交过手，18军是蒋家军的“五大主力”之一，但在陈赓手下却吃了不少苦头。因此，他早有一种冲动，要与陈赓摆开硬打一仗，看看谁是金戈铁马。然而，南坪集这一天一夜的苦战，使他不寒而栗，陈赓太厉害了。面对敌手猛烈密集的炮火优势。这样做，陈赓未把重兵放在工事齐备的工事里，而是以班排为单位，分散到田野中。这样做，一是减少了炮击中的损失；二是增强了各战斗群独立作战的灵活力，使黄维机械化部队集团作战的优势发挥不出来；三是形成了阻击的层次，具有突然出击的伏击战性质。黄维后来曾说：“史无常胜将军，败在陈赓手下，不算冤枉。” 从早晨8点打到正午时分，南坪集只剩下一片瓦砾了。国民党军才踩着同伴们的尸体和鲜血踏上这一片依然燃烧着的土地。 第二天，黄维兵团陆续渡过浍河，前出忠义集、东坪集、杨庄、七里桥、朱口地区。 然而，空军侦察和各方面情报表明，四周已出现大量共军，仅纵队番号就有7个。 不错，黄维已经一步步地走入刘、陈、邓为他预设的口袋中。 至此，黄维才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危险。现在的情况是，向宿县进攻已无多大的把握，而后方蒙城业已放弃，依托失据。 何去何从，必须尽快决断。 一到会议上，黄维就恢复了他那教书匠的师道尊严。他指点着挂图，以严峻的口气说道：“我们已进退维谷。如何摆脱共军，请各位发表意见。” 这些黄埔出身的将领一个个正襟危坐，炽白的汽灯照着一张张缺乏血色的脸。 副司令官吴绍周向来寡言少语，这会儿更无多少言论。副参谋长韦镇福的目光里躲闪着胆怯，似乎怕言中有失。第14军军长熊绶春资历较浅，自然不会出此风头。第10军军长谭道善则用余光瞥着第18军军长杨伯涛，因为照例总是杨伯涛先发言。 向来性急语快的杨伯涛今天倒一反常态，长时间的缄口沉默。他心里很窝火，憋了一肚子气，什么都不想说。他这会儿已不是为老上司胡琏没能主管第12兵团而闹别扭，他实在是有些看不惯黄维。 早在驻兵蒙城时，黄维就想过这样做会落入共军的陷阱。于是召集众将官计议。杨伯涛深有同感。经验丰富的兵团参谋长肖锐也觉得前途险恶，提出先立足蒙城，派部队四出游击，再寻找有利战机，给共军以致命打击。 黄维深以为然，决定暂驻蒙城，以观风向。 但是，黄维上报的暂驻蒙城计划蒋介石理都不理。黄百韬兵团奄奄待毙，蒋介石严令黄维率兵团直取宿县，打通徐蚌，北援碾庄。 黄维为难了。他明知此去宿县凶多吉少，但又不敢违抗蒋介石的命令。没法子，他只得率部东进。 参谋长肖锐小心地问黄维，为什么放弃蒙城计划？ 黄维只能苦苦一笑。肖锐是个聪明绝顶的人，心想跟着黄维去入圈套，不如一走了之，于是他以盲肠炎加剧为借口，告假去蚌埠就医，也效法胡琏，虎遁龙潜了。留下个副参谋长韦镇福，算是黄维的亲随，可初次临战，无从出谋献策，只好眼睁睁地跟着他的黄司令官，一步步走向绝境。 39年后，杨伯涛接受采访时叹息道：“如果换上胡琏，决不会执行蒋介石的那个命令的。” 杨伯涛到底沉不住气了，噌地站起来说：“刘伯承布的陷阱无疑在宿县方向。我们如果继续北上，势必越陷越深。我们虽已中其圈套，但还未四面受围。为今之计，不如趁东南方向未发现共军主力，星夜往固镇转移。此处离固镇不过八九十里，强行军很快就可以到达。待与李延年兵团会合后，再沿津浦线北打，依然可执行原来的任务。” 其他将领一一顿首称是。吴绍周望着黄维，用力点头。 黄维的心里乱糟糟的。蒋介石命令攻取宿县，打通徐蚌，可眼下根本不可能。他觉得杨伯涛的意见不无道理，但又与蒋介石的命令不相吻合。 黄维背着手，在屋里踱来踱去。这个决定太难做。终于，他下狠心似的站住了，命令已渡过浍河的第18军、第85军迅速撤回浍河南岸。他部署道：“第10军掩护第18军，第14军掩护兵团部，第85军掩护第10军，依次撤退。部队到双堆集地区集结。立即行动！” 黄维的部署虽然缜密，但为时已晚。敌第18军和第10军已和解放军展开激战，难以脱身。敌第14军和第85军本可以及早脱离战场，但黄维谨小慎微，怕撤退而至崩溃，力图稳步东移。我中野部队趁机顺着浍河横插下来，截住第14军的后路。第18军在杨伯涛的指挥下，且战且退，与第10军合为一股，才未被解放军分割歼灭。 一场乱仗打到天明，中野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六、第九、第十一共7个纵队，将黄维兵团合围于宿县西南忠义集、双堆集地区。 一夜惊乱不定，黄维要做的第一件大事便是报告南京统帅部，要求批准他改变方针，南撤团镇、蚌埠。 但是，就像在蒙城一样，他依然没有得到南京的批复。而各部急电频至，都说共军正步步压缩，紧紧地收拢包围圈。 黄维不知道，11月24日，根据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的命令，中野主力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六、第九、第十一等7个纵队及陕南12旅、豫皖苏独立旅已经全部出击，对黄维兵团进行大合围。 黄维率部左突右冲，如同蜗牛爬行，被牢牢地压缩在浍河、淝河之间以双堆集为中心的纵横不足8公里的狭小地区之内。 双堆集位于蒙城、宿县公路以东，南坪集东南，在这块较平坦的原野上，有两个土堆，一为较大的平谷堆，高30.96米，在双堆集西北。一为较小的尖谷堆，紧挨着双堆集西南，堆上建有庙宇。这两个土堆之间有一个居民点，住着一百多户人家，就叫做双堆集。在双堆集东北是小庄。12兵团的指挥部，及第四快速纵队，就位于小马庄和双堆集。85军部署在这个小圈子内的西南方，18军依进攻时的态势，位于西北方的突出部位，10军置于阵地的中央，14军置于东方的突出部。整个地形像一个口袋，而浍河像一根扎口袋的麻绳。 静静的黑夜又来临了，战斗没有了白天的激烈。黄维驱车转了一圈。“双堆集啊！双堆集啊！难道我真的就这样被围困在这里吗？”黄维边走边毫无头绪地想着。看到各军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失，特别是14军士气明显下降，黄维心情极度压抑。他一面命令各部稍事休息，一面等待南京统帅部的指示。 第十五章 围歼黄维，中原逐鹿以我军的胜利告终 一杆子插到底的命令 有些记述淮海战役的文章认为，由于黄维指挥失误，活活地断送了第12兵团。黄维不服，他向一位采访他的作家谈起那段往事，忿忿地将手指直戳向那位作家，好像是那位作家毁了他的12兵团。 “我有什么办法？除了对空联络，我什么情报都得不到，电台原来还能与南京联系上，后来也不行了。我有什么办法？我下边的师长廖运周是共产党员，天天用电台和共产党联络，我的电台台长也是共产党员，‘文革’时我外调材料，才晓得这些。你们看，这个仗还叫我怎么打？” 电台台长是不是共产党员，尚未找到佐证。但他手下的85军110师少将师长廖运周的确是共产党员。1986年11月27日，黄埔同学会在北京召开。当黄埔一期的黄维和黄埔六期生廖运周坐在一起时，黄维暗地里不住地打量着这位老校友。喜耶悲耶，注满心头，思绪又回到突围那一天的每一个情景。 这一天，正是38年前的11月27日…… 天巧地合。第85军110师师部也驻小马庄。突围前一天，11月26日下午，黄维将110师师长廖运周找来，对他说：“我想乘敌立足未稳，打它个措手不及。准备挑选四个主力师，齐头并进，迅猛突围。” 廖运周略一思忖：“司令官决策英明。我师请求打头阵，当开路先锋。我们既能攻占敌人堡垒式工事和河川阵地，突破他们临时构筑的掩体当然不在话下，我请求立即回去准备。” 廖运周回到师部，立即召开了中共地下党的师党委会议。黄维哪曾想到，这个豪放英武的少将师长，早在10年前即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一直蛰伏在敌人的营垒内，组织力量，等待时机。一年来，邓小平通过地下联络员多次指示他：要积极准备，耐心等待，在最关键的时候给敌人以重重一击。他和他的战友早就摩拳擦掌，渴望立即回到党的怀抱。现在，这一天终于到来了！ 开完会，廖运周当即派共产党员、副官杨振海前往解放军阵地联络。 廖运周觉得四个师齐头并进，110师肯定居中，左右都是敌人，极不利于行动。于是，他主动找到黄维，开门见山地说：“司令官，我有一个想法。” “好哇！谈谈吧。”廖运周刚才的态度已使黄维对他颇有好感。 “四个师齐头并进不如用三个师好。把第18军的主力师留在兵团作预备队，可随时策应第一线作战，控制预备队以备不时之需，这是常规。让我师先行动，如果进攻得手，其他师可迅速跟进，扩大战果。” 廖运周讲得振振有词，黄维听得津津有味。等廖运周讲完，黄维将拳头一挥：“好同学，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坦克、榴弹炮随你要。” 廖运周说：“我已派几个便衣深入敌后侦察。如发现结合部有空隙，我们就利用夜间提前行动。” “对！”黄维连连点头，说：“有机会就前进，要当机立断。” 廖运周回去后，立即做出决定：全师黄昏前作好准备，午夜开始行动。现在唯一使他担心的就是杨振海了。 同时兼任侦察连副连长的杨振海，便衣行动惯了，他很顺利地进入了我解放军阵地。当他来到中野六纵司令部，见到值班参谋老熟人武英时，不禁大喊起来：“老伙计，原来是你呀！” 王近山司令员和杜义德政委闻讯立即赶到。 王近山一听黄维打算以四个师的兵力同时向他这里突围，猛一惊，脱口骂了一句：“他妈的。”转头对武英说：“快，报告刘邓首长。”他心想，这个情报不来，明早非捅大漏子不可。 “不要急。”王近山站起来，晃了两步，扭头对杜义德说，“关键是，一要划好110师的行进路线，二要封得住口子。” 研究结果，在110师行军路线的两侧，摆上高粱杆子作为标记。110师官兵一律左臂扎白布条或毛巾。两军接触时，打三发枪榴弹作为联络信号，部队最好在天明前全部通过。 这个决定报中野司令部后，立刻得到刘邓首长的批准。于是，王近山和杜义德立刻吩咐参谋绘了一张行动路线图，交给了杨振海。还派了作战参谋武英一同去见廖运周，以便接应他们起义。 杨振海揣着王近山绘的地图回到110师师部，已经是27日凌晨。还有两个小时就要出发了。那时候，就像说书人念的：等闲识得春风面，四郎原是月中人。但这会儿廖运周有些寂寞难耐，觉得这时间分分秒秒都拉长了间隔距离。他又一次向黄维的兵团部走去，一是为了消遣时间，二是为了再给黄维吃颗定心丸。他摸透了黄维的脾气：书呆子，轻易不怀疑人。 廖运周来了，黄维让他坐下，问起部队侦察的情况。廖运周说：“我正要向你汇报。我们发现敌军结合部有隙可钻，在拂晓前行动最为有利，特来请示。” 黄维高兴地笑了，顺手拿起瓶酒，侠义十足地说：“老同学，你这个开路先锋担子很重，来来来，这瓶白兰地藏之久矣，一直没舍得喝，现在我敬你一杯，祝你成功！”他转身对副参谋长韦镇福说：“你们是六期同班同学吧？来，为我们黄埔的光荣，你也敬一杯！” 廖运周一本正经地举起酒杯。他又回敬他们一杯后，敬了一个军礼，告辞而去。黄维一直送到门口，紧紧地握住廖运周的手，要他多多珍重。 11月27日清晨，大雾弥漫，50米以外看不清人影。廖运周骑着高头大马，由中野派来的参谋武英作向导，率部离开小马庄，向西南疾走。 中野六纵阵地前沿，王近山立在掩体里，这个打起仗来既有拼老命的疯劲又有遇事不慌的稳劲的解放军将领，这会儿紧张得腿肚子直转筋。 关键时刻到了。如果黄维兵团顺着廖运周的起义部队蜂拥而出，那他们就必须拼命了。 王近山命令出口处两边的部队严阵以待。战士们有的抱紧武器，准备随时开火，有的忙着抢修工事的麻包。只等廖运周的部队一过完，就在几分钟内严密合龙缺口。 前面隐隐传来大队伍行军的隆隆声，分辨不出是谁，只觉得天摇地动。接着响了3发枪榴弹。王近山大喝一声：“赶快回答信号！” 110师过来了，人人左臂系着白毛巾，成四列纵队，走在高粱杆线内。他们后面是烟尘飞扬，如洪水涌来的喳喳声直震耳膜。王近山看着110师全部通过，一声令下：“封住！” 官兵们从两边如巨大的铁门沉重地推过去，杀声猛然响起。 廖运周的电台里传来了黄维的声音：“长江，你在哪里？” 廖运周回答：“武昌，武昌，我们到了赵庄。” 黄维的声音急躁起来：“跟在你们师后面的部队遭到了密集火力的伏击，伤亡很大。” 廖运周轻轻一笑，关上电台，命令部队：“所有的电台全部关闭。” 怎么回事？黄维喝下半杯白兰地，百思不得其解。 黄维按原定计划在飞机、大炮、坦克的掩护下，向我南线阵地猛扑过来，结果被狠狠地碰了回去。只第18军49师从玉庄大营集之线向东南方突围出去，被我位于罗集的18旅派52、54团追击，大部歼灭于大营集等地，残部南窜被我地方部队全歼于太平第地区。黄维在报话机里最终唤不到廖运周了。他的“四个师齐头并进向南突围”的计划，就这样被彻底粉碎了。接着，他听到《廖运周将军给毛主席、朱总司令的致敬电》以及《廖运周将军告第十二兵团官兵起义书》。 在淮海战役双堆集歼灭战中，廖运周将军建立了功勋。 截至12月2日，总前委判断，黄维兵团的伤亡和廖运周110师的起义，减员达3万左右，因此，决心于12月3日起使用预备队（华野七纵、十三纵）开始进攻。根据敌人的防御态势，将围攻部队编成3个集团。以第四、第九、第十一纵等3个纵队为东集团，对沈庄、李围子、杨围子及四个杨庄的第14军残部及第10军的75师、114师进攻；以第一、第二纵队，加上华野第十三纵队为西集团，对马围子、北玉皇庙之敌第10军18师及18军、85军各一部阵地进攻；以第六纵队（并指挥陕南第12旅）、华野第七纵队为南集团，向双堆集及以南的敌人进攻。重点置于东集团。因为攻占沈庄、杨围子、杨庄等地后，就可以使敌人的防御体系残缺不全，就可以将敌兵团部的核心阵地完全暴露，并使敌人处在东西不过3里的狭长地区，便于我割裂。待东集团已有显著成效以后，再置重点于南面，直攻双堆集。 1948年12月3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向军委报告总攻计划： “近三日我各部均加强近迫作业，并作局部攻击，仅全歼十军114师之341团（缺1个营），敌人抽出几个主力团，在数辆或十余辆坦克掩护下，集中力量破坏我之攻击准备，每次均为我击退，故敌伤亡甚大。截至此时止，我俘敌仅约5，000，但敌伤亡估计已不下两万。加上廖师起义5，500人，敌已损失约3万左右。据多方证明，敌18军之49师，在突围后已大部被我消灭，主力之118师业已残破，仅11师尚称完整。10军之18师已有两个团大部被歼，每团缩编一个营，其另一个营尚完整。其114师已被歼一个团，75师伤亡很重，85军之23师伤亡2，000余，216师是新部队，14军两个师均已残破，总计敌尚能作突围者不过6个团。因此，我们决定立即使用华野之七纵、十三纵（预备队）加入进攻，其战法仍采用碾庄经验，即有重点的多面攻击。因敌紧缩顽抗，尚需时日才能全歼该敌。我们近日伤亡亦不小，歼敌决心仍甚坚强。” 12月4日16时，中央军委来电，批准了总攻计划。 中原逐鹿到了关键时刻。 12月5日11时5分，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用电话给陈赓谢富治集团、陈锡联集团、王近山杜义德集团下达总攻击命令： 甲、从明（六日）午后四时半起，开始全线对敌总攻击，不得以任何理由再事推迟。 乙、陈谢集团务歼沈庄、张围子、张庄地区之敌；锡联集团务歼三官庙、马围子、玉皇庙、许庄地区之敌；王杜集团务歼双堆集以南玉皇庙、赵庄及以西前周庄、周庄、宋庄之敌，并各控制上述地区，然后总攻双堆集，全歼敌人。 丙、总攻战斗发起后，应进行连续攻击，直到达成上述任务为止，不得停止或请求推迟。 丁、各部应不惜最大牺牲，保证完成任务，并须及时自动地协助友邻争取胜利。 戊、对于临阵动摇贻误战机的分子，各兵团各纵队首长有执行严格纪律之权，不得姑息。 这是用电话下达的一竿子到底的命令。 中原野战军已经没有退路。 从艰苦的阻击战到此刻发起总攻，中原野战军已伤亡两万余名将士。但整个部队响应刘邓首长“打下黄维，直捣南京，解放全中国”的决战号令，人人宣誓，全部做好了在黎明前倒下的思想准备。 12万精兵顿作鸟兽散 12月6日下午4时30分，万炮齐轰，大地震动，拉开了全歼第12兵团最后一战的帷幕。中原野战军7个纵队，加上华野2个纵队，豫皖苏独立旅、陕南第12旅，二三十万战士呼喊着“打下黄维，直捣南京，解放全中国”的口号，从四面八方冲向敌人据守的几个村庄。 12月6日攻克李围子、小杨庄，7日攻克张围子后，8日攻击沈庄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沈庄位于黄维兵团的核心阵地双堆集东北仅约3，500米，是它的前哨阵地。在12月8日攻击前，我四纵部队从北面已经由北向南挖好东西互相连贯的两条蚯蚓形战沟，直逼敌沈庄阵地北面的前沿，并在最前面的一条横沟上，向前挖了五条蚯蚓形的出击沟，每条出击沟又分成东西两个出击口。 12月8日，四纵部队发起攻击沈庄战斗，以四纵22旅66团为中央突击队，由沈庄东北角的出击沟分两路实施钳形突击，会合左翼突击队的10旅29团，消灭沈庄东半部的敌人。以10旅29团为左翼突击队，由东西分两路实施钳形突击，北路直插沈庄村内，南路（1个营）攻击沈庄东南角的敌野战集团工事，与中央突击队会合，协同消灭沈庄东半部敌人。以30团分两路在东南角实施钳形突击，一路沿村向西发展，与右翼突击队会合，消灭沈庄西半部敌人。一路在村外向西南与迂回部队会合，以完成对沈庄的四面合围。并派出1个连，向沈庄子东南敌14军85师255团把守的杨园子方向警戒，保证我左侧后的安全。以四纵13旅38团为右翼突击队，分两路由西北角实施钳形突击。一路向村西突击，会合从东面突击的部队消灭村西敌人。一路由村西向村南迂回，与村东南迂回的10旅30团（欠1个连）会合，以完成对沈庄敌人的四面合围。另以22旅65团的1/3兵力，由右翼突击队的右侧村外，直插村西南，以堵击可能由沈庄突围逃窜或由其他方面增援的敌人。 我东集团及四纵队还组织了强大的火力来摧击敌阵地，掩护步兵的突击。除了进入战壕的随伴炮兵以外，以22旅、13旅的山炮分别组成中央火力队和右翼火力队，以10旅、12旅的山炮组成左翼火力队，以华东野战军特纵炮3团全部野炮、榴弹炮组成机动火力队，在沈庄的东面和北面纵深弧线上，设置了6个炮兵阵地，用交叉火力，摧毁敌人在村内和村沿修筑的大量地堡。此外，四纵11旅以火力压制杨围子守敌14军85师255团，支援沈庄战斗，并速向杨围子近迫作战，准备下一步攻歼此处敌军。东集团其他部队也奉命以火力压制邻近村庄敌人，支援沈庄战斗。 12月8日15时30分，我东集团发起沈庄战斗。强大炮火有序地对敌阵地施行猛烈袭击，摧毁敌人的前沿工事，为步兵开辟突击道路。随后，炮火向纵深延伸，压制和摧毁敌大小碉堡。我东集团的东面一号、二号炮兵阵地，分向沈庄东北和东南的敌地堡，东北面第三号、第四号炮兵阵地，分向沈庄西北和西南的敌地堡，北面第五号炮兵阵地，分向东北和北面中央敌地堡，西北第六号炮兵阵地，分向东南和西北敌地堡，实施压制和摧毁的射击，形成交叉火力网的壮丽景色，把死气沉沉的敌军阵地照亮了。 12月8日17时整，3个红色信号弹凌空升起。各路突击队同时跃出工事，向当面敌人发起猛烈冲击。只经过几分钟战斗，即全部突入敌阵地，并迅速向纵深穿插、迂回、分割、包围。 在战斗中，英雄的战士奋不顾身。我中央突击队22旅66团9连副连长郭小马，率领着他的分队冲进了敌人阵地的前沿。敌人顽强抵抗，拼命放射轻重机枪、火焰喷射器，郭小马左臂负伤，3班长孙文山当即从他的左侧跳进敌人交通壕，几个手榴弹就打得敌人缩作一团，放下武器。 从17时发起突击到19时，沈庄守敌85师直属队及253团、254团被我全部歼灭。刚刚上任的敌师长潘琦等1，200多人被俘。 当时在东集团四纵队突击部队的冯牧，生动地报道了12月11日据守杨围子的敌军14军在解放军凌厉攻击下覆灭的情景： 14军军长熊绶春率领他的军部和10师、85师残都困守杨围子，已经好几天了。全军上千匹牲口已经大部被打死在外壕里，士兵每天用马肉果腹，成百的伤兵躺在工事里没人管。但熊绶春仍旧固执，不接受解放军的劝降。凭着复杂的工事，凭着四面镜面一样平的开阔地，他幻想能支持到援军到达的一天。但在解放军面前没有打不倒的困难，我们用交通沟的办法改造了平地，又宽又深的交通沟从东面、北面、西面，向敌人的工事伸去。战士们连夜在飞机轰炸和敌人火力下挖着交通沟，每分钟都向敌人接近着。一面挖掘，一面战斗。到11日中午，杨围子周围已经结成了错综曲折的交通沟的网，把敌人围在中间动也动不了。突击队安全地进入到敌人面前30米的地方，静静地等着出击的命令。 上百门的炮口向着杨围子，榴弹炮、野炮、迫击炮，从两点半就开始了试射。敌人惊慌了，派了11师1个营和5辆坦克突袭解放军的交通沟。我解放军立即开炮阻击，炮弹一排一排地砸在坦克上，敌人马上逃了回去。 4点半，排射开始了。成排的炮弹狂风般地落在敌人的前沿和纵深。暗堡飞上了天空，整个杨围子变成了一片烟和火的海洋。就在烟雾正浓时，一连串红色信号飞上天空，步兵出击了。以副班长杨传任为首的洛阳英雄连和排长王泰为首的第3连并排插进敌人工事前沿，趁着爆破和火炮的浓烟，他们踏过敌人的堡顶，一直向纵深插去。接着东面和西面两路突击队也迅速冲进村内。正在这时，一连串的白色信号弹又升起来了。没有间隙，炮火立即转向了纵深。敌人溃退了，工事大部被占领。敌人蜂拥向西南逃去。这时一片信号弹又升起，炮兵的火力又伸延到西南，逃跑的敌人大部被顶了回来。我们的5支突击队从3面交叉冲击，在西南角汇合了。阵地全被占领了，总计前后不过10分钟，现在剩下的只是捉俘虏了。 炮火的威力和战士们的英勇把敌人吓昏了。许多敌人从打塌了角的工事里爬出来，扔下枪就跑，一碰见解放军就跪下来。有的还不住地磕着头，说：“饶命啊！我们早就不愿打了。”战士们在野战阵地上俘虏了一批军官。其中一个高个子走出来说：“报告，我是这里的连长，这是我的副连长。”许多俘虏都是不待收罗便自动向我们后方走去。 最后一个地堡里，有七八个人一出来便喊起来：“欢迎解放军！要不然我们就困死了，你们救了我们。” 敌14军军部在村子的西北角，熊绶春从战斗一打响就躲在一个深深的洞里。一直到炮兵试射时，他还指望着11师来解围。当我解放军排炮开始的时候，第一排炮就打在他的工事上面，工事塌了一角。他一下子跳了出来，发疯似地向西南跑。他想逃命，但已迟了，一颗子弹穿进了他的左肋，他连叫也没叫一声便倒下了。副参谋长詹壁陶跑出了洞口，也被子弹打伤了，他狂喊着“救命！救命！”军部的处长、科长们到处乱窜，但四面早就布满了解放军，想跑也跑不了，一个个只好驯服地做了俘虏。 …… 7点钟枪声完全停止了，俘虏群被带了出来，一行行地从交通壕走过去。 西集团，以第三纵队担任对马围子的攻击。马围子位于双堆集以北约3公里处，地势较高，系由3个各有数十户的小村庄组成，按方位分东、中、西马围子。其中中、西马围子紧连在一起，东马围子相隔较远。据守马围子的敌人是第10军第18师第52团及第53团的1个营，第9团的两个营，共1个团又3个营的兵力。其中第53团3营位于东马围子，9团的2个营位于中马围子，而第52团则全部位于西马围子。敌人依托村落，在村里村外建筑了大量暗堡工事，辅以散兵壕、鹿砦、铁丝网、掩蔽部，并以纵横交织的交通沟连接起来，构成纵深的面的防御阵地，进行机动的防御。 我西集团攻击马围子的战斗，12月6日就开始了，战斗到10日，只歼灭了部分敌人，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西集团遂决定12月11日再次发起攻击。攻击发起前，纵队司令员陈锡联来到突击部队，进行总攻动员，他说：“这一回倾家荡产和他干！” 全纵队的一切人员都动起来，全纵队的一切炮火都集中起来。“华野”派来支援的榴弹炮也进入了阵地。 12月11日夜晚，战壕里步履匆匆，我军部队正在集结。 大炮抵近到离敌人只有160米，旅长赵兰田还叫“往前移，一门山炮对准一个地堡”。敌人察觉解放军的行动，立即用炮火实施干扰。顿时，战壕前后左右，炮弹就像下雹子似的落下来。空炸的炮弹放出一团团银白色的火光，把人的眼睛都刺花了。但战士们顾不上这些，还是奋不顾身地向前运动。 18时，总攻开始。刹那间，万炮轰鸣，炮弹像雨点一样砸击在敌人的阵地上。刚才还开炮的敌人阵地，一转眼就变得哑然无声了。 随即，我军步兵突击部队越出战壕，勇猛地向敌人阵地扑去，并很快突破敌人的前沿。敌人垂死挣扎，甚至使用了看家武器化学炮。三纵3个旅密切协同，钳形突击，敌人渐渐不支，败下阵来。西集团终于取得了攻克马围子的全胜。 西集团的一纵队担任攻击北小马庄的敌人（南小马庄为黄维兵团部），进行了极为艰苦壮烈的战斗。 北小马庄位于双堆集以北3公里处，是敌人的重要据点，由敌10军18师之342团第3营防守。敌人以村落和小村庄为基点，利用有利地形构成坚固支撑点，每个支撑点均以若干个子母堡群组成。该据点阵地与葛庄、大王庄阵地互相屏顾，成掎角之势。我若夺取小马庄，即可进一步夺取葛庄、大王庄，向双堆集核心阵地攻击。 为了确保攻击小马庄成功，杨勇、苏振华决定配属20旅3门山炮，发射筒10具及1旅迫击炮17门支援作战。在兵力使用上，以20旅之62团接替59团许庄阵地，归1旅指挥，负责对平谷堆之敌的防御，保障攻击小马庄作战的翼侧安全。20旅以59团为攻击队，由罗庄向小马庄近迫作业，构筑冲锋出发阵地；58团为旅2 梯队。7团为总预备队，位小朱庄、肖庄、马王庄一带机动。 6日拂晓，平谷堆之敌乘我62团3营接防之际，以两个连突击许庄。旅长杨俊生指挥63团击败敌人进攻。敌人继以猛烈炮火轰击许庄，并出动4辆坦克掩护一个步兵营向62团3营阵地连续冲锋，妄图突围。3营顽强阻击，子弹打光了，部队伤亡严重，8连仅剩一个排，9连仅剩连长、指导员等3人。在这危急时刻，指战员们仍以手榴弹、刺刀与敌人拼杀，一直坚持到黄昏，给敌人以大量杀伤，一直坚持到总攻发起。 6日16时30分，杨勇令配属20旅的炮兵群集中火力，对小马庄敌阵地实施压制射击。18时，左邻三纵队对马庄北侧的马围子据点发起攻击。为协同动作，20旅即以59团突击3营提前30分钟发起攻击，沿壕跑步迫近小马庄。因在敌人火力网下运动，伤亡较大，攻击未成。 旅长吴忠遂决定改于次日黄昏，以59团第1营为突击队，对小马庄实施第二次攻击。 该团1营连夜抢挖攻击壕，至7日晚8点，壕伸至敌外壕前沿仅30米处。 8点30分，纵队配属炮群开始对小马庄实施破坏射击，同时用发射筒抛射大量炸药，将敌阵地前沿地堡大部摧毁。 在炮火的掩护下，59团1营向小马庄发起突击，该营3连爆破手刘传平首次爆破成功。1营二梯队1连迅速突入村内，沿交通壕向村东北角攻击。与此同时，3营配合1营由村西南夹击村内之敌，攻占了西南角敌人的地堡群。接着，团二梯队加入战斗。 各营分多路攻击，经3小时激战，全歼小马庄守敌342团第3营。此时，因58团攻击独立家屋敌人的工兵营未果，而左邻第三纵队也未攻下马围子，占领小马庄的突击部队处于孤立突出位置，有遭受敌人包围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旅长吴忠果断命令部队撤出战斗。敌人在8日清晨再次占领了小马庄。 8日，杨勇决定以1旅7团对小马庄、20旅58团对独立家屋进行第3次攻击。领受攻击小马庄任务后，于当夜乘敌刚占小马庄立足不稳之机，以3营8连为突击队，由副团长于秀卿率领，在夜暗掩护下，一举袭入小马庄。但因2梯队未及时跟上，敌人封闭突破口。8连被封锁在村内，遭受数倍之敌的围攻，浴血夜战，因力量悬殊，伤亡严重。战至次日拂晓，仅有13人撤出，其余指战员全部壮烈牺牲。 3次攻击小马庄未能取得战果，纵队司令员杨勇万分恼火。为了做好充分准备对小马庄实施第4次攻击，杨勇决定从9日开始做三昼夜的准备，抢挖工事，以便一举拿下小马庄。 20旅旅长杨俊生亲自下到部队进行动员，并和7团团长研究战斗具体部署各项事宜，决定以1营担任主攻，并和1旅长吴忠商量，调来1旅特务连配属1营作战。1营以3连为突击连，同时调1旅迫击炮加强7团火力。杨俊生还发动群众，组织火力队赶制了30个重型发射筒，发射口径由250毫米增大到300～400毫米，抛射炸药量由20多斤增加到40多斤。并利用汽油桶制作了几具特大口径的发射筒，一次可抛射炸药200多斤。 同时，我7团和58团对有关地形进行了详细侦察，重新选择了突击点和接敌路线。为了尽量接近敌人前沿工事，突击部队用3昼夜时间，挖了两条蛇形攻击壕。 11日夜，左邻三纵队攻占马围子，为攻克小马庄守敌创造了有利条件。 到12日，我西集团第一纵队完成战斗准备。下午4点30分，总攻开始。猛烈的炮火对敌人据点实施破坏射击。经45分钟火力准备，将敌独立防御工事、地堡设施大部摧毁。1、3营以爆破分队迅速爆破外壕、铁丝网等障碍，开路通道，而后以突击队分别从西北角和正西同时发起冲锋，迅速打开突破口攻入敌人阵地，战至下午6点，终于攻占了独立家屋，全歼18师工兵营，保障了7团攻击小马庄战斗的侧翼安全。 当夜11点30分，一纵队集中炮火对小马庄猛烈轰击。7团同时使用30个发射筒，在10分钟内抛射出4，000多斤炸药，将小马庄敌人设置的工事、地堡、障碍物等几乎全部摧毁，房屋多被震塌，工事内的敌人大部被炸死炸伤，震昏震聋。 深夜零时，7团以1营3连发起突击，2排尖刀6班在班长、战斗英雄李旗道率领下，从小马庄西北角打开突破口，突入村内，迅速消灭敌地堡残存火力点，并扩大突破口，掩护1营主力加入战斗。小马庄敌人立即出动1个连疯狂反扑，为封闭突破口，敌人灭绝人性地使有发射器发射瓦斯弹，施放催泪性、喷嚏性混合剂。因6班有预防准备，敌人阴谋未能得逞。当敌人1个排冲过来时，6班以短促火力一齐射击，将其全部歼灭。敌人继续反扑，6班子弹打光了，即与其展开刺刀肉搏。战斗英雄李旗道拿起刺刀第一个跃入敌群，一连刺死3个敌人，自己也身负重伤，仍顽强搏斗，最后拉响手榴弹与围上来的敌人同归于尽。6班副班长高喊“为班长报仇”的口号，继续指挥全班向敌人投出一排手榴弹，借爆炸效果抢占有利地形，连续打退敌人两次反冲击，巩固了突破口。2排其他两个班及时赶到，为6班补充弹药。而后以6班为先头继续向村心发展，掩护1营主力加入战斗。当6班攻入小街时，街心之敌向西反扑，并以1个排向6班冲击。6班在5班火力掩护下英勇出击，战斗异常激烈。6班大部伤亡，仅剩郭金昌一名战士。他身上四五处负伤，两腿已经站不起来，当敌人距离仅十几米时，他投出仅有的3枚手榴弹，炸死几个敌人，并以火力追击逃敌。这时6连连长带领1、3排增援，全歼了街心反扑之敌，并乘势歼灭了敌营部。58团协同7团作战，由独立家屋向小马庄东北角出击，至13日凌晨1点，全歼了小马庄守敌，取得了攻击马围子战斗的胜利。 南集团——王近山、杜义德集团。 黄维被围困在以双堆集为中心的狭小地区后，立即把他手下的两个主力团，摆在兵团部的东南角上。11师23团，即所谓的“老虎团”，摆在兵团部大门口——大王庄、尖谷堆一线；18师54团，即所谓“威武团”，摆在兵团部左翼——金庄以南。两个团距兵团部都只有两里路左右，是黄维赖以保驾的“近卫军”。 12月6日，在多次劝降无效后，我解放军向黄维兵团发起总攻。当晚，南集团的六纵队夺下李家楼，歼敌第23师之第69团。3天以后，“口袋”越收越紧，黄维兵团的全部阵地已经所剩无几。突出在金庄以南的“威武团”阵地，已完全暴露在南集团的矛头之前，这是黄维东南角上唯一的据点了。 为了尽量缩短接敌时间，减少伤亡，攻击部队随后抢修交通壕沟，到12月11日，南集团最突出的交通沟距离敌人前沿阵地只有100多米。“老虎团”的集团工事已处于解放军刺刀尖下。双堆集北面小马庄黄维兵团部周围摆着的大卡车，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奉命担任突击任务的是曾经在夺取襄阳城战斗中立下赫赫战功的“襄阳营”。总攻前，团首长一再交代说：“这是条恶虎，要把刀磨快些！……你们是突破襄阳的特功营，是中原野战军的一个代表队。” 当天清晨，营长谭笑林带着各连连长到前沿看地形。从炮兵观察镜里望出去，前面的集团工事外沿，是一堵围墙。从地势较高的尖谷堆望出去，见到围墙里“米”字形的交通沟和一些露天的重机枪工事。背后，则是成排的炮兵阵地和全无伪装的坦克，隐约地看到一些暗堡、子母堡，再仔细一看，围墙上散布着许多小黑点——那是敌人的暗火力点。 这样稠密的火网，黄维曾吹嘘说：“就是老鼠麻雀，也休想从此通过。” 14日下午4点45分，电话铃一阵阵急响，我军王西军副团长在耳机里大声说道：“炮火马上就开始了，你们注意观察效果，掌握情况！” 顷刻间，上百门大炮发射的炮弹，狂风暴雨般地向敌人倾泻过去，巨雷般的爆炸声震得大地发抖。被炸毁的木片、衣物和残肢，在浓烟中飞舞。眼前敌人的工事成了烟海火龙，连天边火红的残阳都被染得昏暗失色。 炮火足足轰击了一个小时。 5点45分，冲击的时刻到了！两红一绿的信号弹腾空而起，1、2连的战士飞一样地冲向敌人。营长谭笑林向左边一看，离他们不远的地方，一串串人影赛跑似的奔向敌人。友邻“洛阳营”同时发起冲击了！ 1连首先占领敌前沿一个工事，2连从右翼突入敌交通沟。阵地突破了，营的主力跟着向前运动。谭笑林跑到树桩前面的坟包下，突然发现一个黑眼里喷出火舌，就喊一声：“重机枪！” 机枪4班旋风般占了对面一个小坟包。班长朱云按住机枪猛扫。刹那间，旁边一个已经倒塌了的地堡的火力也复活了。敌人的纵深炮火严密封锁着后续部队的运动道路。就在这紧急时刻，1连3排长王震带着部队从突破口右侧的一个小缺口插了进去。1连2排把“飞雷”搬来，一声巨响，敌人的地堡炸飞了。 突破口两侧，半人多高，两尺多厚的土墙有好几处被炸塌了，残存的土墙百孔千疮，摇摇欲坠。土墙里，一人多深的交通沟整段整段地被塌土和尸体填平了。 进入突破口的3个步兵连，分成几个箭头同时向纵深穿插。刚被炮火震昏了的敌人清醒过来，依托残破的地堡继续顽抗。到处是枪声和爆破声。 西北方黄维兵团部上空响起了鞭炮似的枪声。立刻，那里响起鞭炮一样的枪声，里面隐约夹杂着敌人的喊叫：“把共军赶出去！” 敌人疯狂的反扑开始了，伤员不断从前面抬下来，弹药不断从后面送上去，各连的通讯员飞一样地在指挥所跑进跑出，他们都说：“1连3排和敌人打得最紧。” 冲到最前面的1连3排打退敌人两次反扑后，排长王思和几个班长都负伤了，冲击时带的几篮子手榴弹也都打完了，全排只剩下刘乃江、庄金风、李正全3个人。襄阳解放过来的李正全说：“我们3个人是3个班的，应该有个头才好，我提议老同志刘乃江当组长。” 庄金风点头同意。刘乃江挺身而出说：“好！选我当组长我就当。快！把你们手里的炸药、手榴弹都给我，我掩护你们去敌人的尸体上取弹药！” 敌人又大喊大叫地上来了，黑糊糊的至少也有一个连。刘乃江的手榴弹不偏不斜正落在敌人窝里，在闪闪火光中，成片的黑影倒下了，隔了好一阵后面的才爬起来。 敌人波浪似地反扑持续了20多分钟。当3个战士把捡来的弹药全部打光，端着刺刀扑向敌人的时候，右边的2连2排赶上来了。 这里刚把敌人压下去，3连那边突然喊声大作，枪声越来越紧。3连通讯员跑来向营长谭笑林报告：“部队把敌人赶出了围墙，戴头盔的敌人像马蜂一样涌上来，教导员牺牲了，全连正与敌人血战！” 谭笑林感到问题严重，立即跟着通讯员向3连跑去。 原来3连冲入突破口后，一直向西北方向猛插。当他们在围墙角上消火了敌人最后一个地堡时，敌人突然冲到跟前，战士们立即和敌人展开肉搏战。谭笑林赶到3连时，正是战斗最激烈的时候。3连已用刺刀杀出一条血路，占领了一段交通壕。几挺重机枪架在交通沟前沿向敌人猛扫，敌人的信号弹在空中交叉飞舞，狂妄的喊叫声此起彼伏，相互呼应。 班、排的建制打乱了，连、排干部都直接参加了战斗。谭笑林命令旁边的5班战士王西光，带领1个班从右侧绕到敌人屁股后去。几分钟后，敌人后方响起了猛烈的枪声，正前方的敌人像着了火似的四处乱窜。谭笑林站起来振臂大喊：“同志们，敌人退了，冲啊！” 战士们跃出交通沟，猛虎般地朝敌人扑去。 据俘虏说：“戴钢盔的是黄维的警卫团。”黄维听说“老虎团”丢了阵地，气得把电话机摔碎了，用手枪指着他的警卫团长说：“马上把阵地夺回来！”结果，警卫团来了两个营，跑回去的还不到1个连。 3连把敌人击退后，即和3营乘胜向敌猛追。阵地上的枪声渐渐稀落下来。谭笑林要通讯班长去告诉副营长：立即把部队编成搜索小组，逐片逐段地严密搜索，不要让一个敌人漏网。 这天黄昏，整个突击部队的电话机忙得不可开交： “敌人逃跑了！” “快捉俘虏！快捉黄维！” 前方后方，连炊事员都出动了。这一天晚上的双堆集热闹极了。战士们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里，纵横交错，左右穿梭，如疯似狂，欢呼胜利。方圆十几里的大地沸腾了起来。有的人押着一群群的俘虏；有的人扛着一捆捆的武器；有的人欢呼、奔跑、吼叫；有的人对空打信号弹。一时间，各种颜色的信号弹布满空中，犹如放礼花一般。战场上到处都是敌人留下的车辆武器，到处都看得见美式榴弹炮、野炮、化学炮，以及其他数不清的枪、炮、弹药。 战士们有的开汽车，有的推坦克，有的拖大炮，有的收拾武器，有的运送敌人的伤兵。那些装着胜利品的汽车到处驱驰，射出耀眼的白光，如同百条探照灯光，交叉辐射，把方圆数十里照得如同白昼。 双堆集响彻着马达的声音，战士们欢呼的声音，驴马嘶鸣的声音…… 敌人的飞机大概被这壮丽的场面吓昏了，拖着微弱的光亮，无声无息地在夜空中盘旋。 “图画凌烟阁” 双堆集围歼战进行到最后，黄维和胡琏双双走出掩体，互相意味深长地看了一跟，登上各自的坦克。 坐在坦克里，黄维不觉有了一种安全感。他摸了摸口袋里的一个瓶子，那里面有几十片安眠药。他觉得鼻子有些发酸，眼里怎么会涌出泪花？他不能让泪珠流出来。他抬起头。坦克的盖子还没盖上，头顶上只剩下一个圆圆的天。 天上，又响起那可怕的声音：“黄维将军，现在你们已经无路可走，赶快投降吧！” “走！”黄维大吼一声。 开道的坦克出发了。黄维的坦克紧紧跟上，后面是胡琏。 坦克在摇晃，天空在摇晃，那个声音肯定也在摇晃，外界的一切他已无法听清，可他觉得那声音比刚才更响。他直起身子，猛地将盖子关上。 他选择的是西南方向，但他已辨不清方向。 披着落霞，两辆坦克在田野上急驰。 前面出现了一个三岔路口，驾驶员有些犹豫想让黄维选择。 历史曾给了机会给黄维。25年前，满腔救国救民之心的黄维与同乡方志敏在南昌旅舍巧会，两人结伴而行，同考黄埔，两人都同榜高中，然而方志敏却送走黄维，留在了上海。后来，黄维率部血洗江西红区，得知方志敏被捕就义，心中也曾一阵慨叹，认为方志敏的选择错误，误了自己不世之才。在黄维的黄埔一期同学中，还有一个他佩服的，叫陈赓，想不到昔日同窗，今日敌手，他的兵团竟毁在陈赓手下。也许陈赓也在慨叹黄维的选择错误。可惜了青春时的一腔抱负和一生所学。 轰隆隆加足马力，坦克冲上了往西南方向去的道路。浓雾中胡琏的坦克一闪，沿东西南方的道路急驰而去。 两辆坦克，两员战将，在这个岔路口分道扬镳。 决定突围的时候，杨伯涛还沉得住气。有胡琏在，而且他的18军和胡琏一起突围，他便觉得有所依靠。杨伯涛对胡琏的依赖、崇拜不仅因为胡琏果敢善战，更主要的是他对胡琏怀有某种特殊感情。抗战结束后，国民党的多数将领发了接收财，可杨伯涛依然故我。胡琏得知杨妻还在汉口租住别人房子生活后，特令军需官到长沙为杨伯涛买了一栋私房，并派人将杨妻接到长沙。 妻子来信告知，杨伯涛感然泪下。从此，杨伯涛一直追随胡琏，甘心为他效命。 这回可是杨伯涛一厢情愿了。胡琏和黄维乘战车突围时，根本没想到通知他杨伯涛。杨伯涛闻讯大惊，急忙和师长尹钟岳督队冲杀，试图钻隙挤缝混出包围圈。但是，解放军的包围太严密了，先头突围的部队一一折转回来，“缴枪不杀”的吼声响彻四野，杨伯涛举目四顾，一片茫然。他绝望地向一条清亮的小河走去。然而，小河却不愿收留他。他走到河心，水才没到胸部。他从死亡门前悠悠走过，来到彼岸，徒然冷得受不住。他伸手掏枪，枪不知到哪里去了，手也僵了。他无比懊丧地看着水中自己的倒影，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杨伯涛呀杨伯涛……” 解放军将他带走了。从他的呢军装、红皮鞋和口袋里的两支钢笔就可以断定，此人值得一抓。 在押解杨伯涛的路上，路过一座木桥，杨伯涛乘人不备猛地跳下去，心想这回可以尽忠了。谁知这枯水季节河浅得根本淹不死人，反弄得他一身污泥，徒增几分狼狈。“唉！”杨伯涛眼里涌出了泪花。 华野十三纵政委廖海光听说他想投河自杀，笑着说：“你杨伯涛这是干什么嘛？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当了共产党的俘虏，这是你新生的开始嘛！” 杨伯涛报以苦笑。 在收容所里，杨伯涛见到了10军军长覃道善。他不觉又来了气，冲覃道善嚷嚷：“说好了统一行动的，他们怎么先跑了？” 覃道善一笑：“夜里天黑，坦克怎么行动？他们还不是想在天黑之前突出去。” “出得去吗？”杨伯涛还有些关心，特别是对胡琏。 “天晓得！”覃道善又是一笑，“85军吴绍周听说也没跑掉。14军也完了。” “全完了！”杨伯涛叹气的声音也像下命令一样响亮。 东集团的攻势太猛，没等到14军决定突围，陈赓就指挥四纵、9纵掩杀过来。 14军阵地迅速土崩瓦解。14军少将参谋长梁岱第二次被俘。在往后方押解的路上，梁岱碰上了一个骑着高头大马的人。 “你们是哪个部队的？”那人高声问。 “14军的。” “你是什么人？” “参谋长梁岱。” “你们军长呢。” “死了。”梁岱心里一阵沉重。 “尸体在哪里？” 梁岱比划着大概位置。 “等会儿。”陈赓说，“我派个人跟你去，一定要把尸体找出来好好埋葬，立个碑，以便他家里的人查找。” 梁岱心里突然一热，眼泪都快出来了。 梁岱问身边的解放军：“那人是谁？” “陈司令。” “哪个陈司令？” “陈赓！” 梁岱呆住了，缓缓地回过身向陈赓望去。 陈赓知道熊绶春是黄埔三期的，也知道他那段苦战滇缅、曾率103师血战松山，夺下日军一个个据点，打开滇缅大门的历史。他觉得熊绶春毕竟还是个人物。 于是，南坪集附近，浍河之滨一墓前上面写道： “第十四军军长熊绶春之墓。” 胡琏和黄维分乘两辆坦克，从这硝烟炮火枪林弹雨杀声吼叫的战场悄然遁去。 他们在一个岔路口分手，相约在蚌埠之南或是滁县会合。谁知此一别离，两人再无相逢之日。胡琏打开炮塔进车时，背部中了流弹，同行的战车连连长甘义三、副连长周名琴为他草草包扎了伤口，便勿匆上路，直奔宿荣公路，迅速脱离战场。胡琏余惊甫定，突然发现前面有一支民兵队伍迎面开来，心跳再度加剧。谁知过路的民兵以为是自家坦克，竟两边分开，让这铁家伙从中央穿过。胡琏见此情景，催促道：“此处共军还不晓得战场真实情况，大胆开！”于是坦克呼啸而过。民兵们被坦克卷起的灰尘呛得喘不过气，直抱怨开坦克的伙计太骄傲。 胡琏不敢再走公路了，命驾驶员从田野取捷径，经会流集直奔蚌埠地区。驾驶员怕迷失方向，有些犹豫。胡琏说：“我以星斗判断方向，你开好了。” 胡琏从炮塔伸出半截身子，指挥坦克越野前进。会流集地区的解放军没有麻痹，他们看这坦克远离战场，想必是逃敌，一阵手榴弹枪炮打得坦克钢花飞迸，胡琏跌进车里，背部血肉模糊。只因解放军没有反坦克炮，才使胡琏保全了性命。 后来，坦克油料耗尽，驾驶员抬着重伤的胡琏，行行止止，好不容易渡过涡河，找到一辆牛车，扶胡琏躺下，吱吱呀呀地向蚌埠慢吞吞地走去。胡琏侥幸逃脱。 胡琏从天上降下来，从地面逃回，虽然名噪一时，到底无补于大局，丢下了10余万将士，带回去的只是一副重创的身体（据说医生从胡琏后背取出了32块弹片）。蒋纬国在撤离徐蚌前线时，说了一番颇有见地的话：“我们尽人力以听天命。这样的大战关系国家存亡，绝非少数人勇敢牺牲即能挽回战局的。” 黄维的坦克没开多远，发动机就坏了。他突然发起急来，身上着了火一般燥热。他推开盖子，想爬出坦克喘口气，吹吹风。可是，令他万分沮丧的事情发生了，解放军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他急忙伸手去摸口袋里装安眠药的瓶子，可怎么也摸不到。等摸出来了，为时已晚，一个五大三粗的解放军战士不要命似地扑上来，抓住了他的双腕。黄维混在俘虏里，被解放军收容。在填写被俘人员登记表时，他企图蒙混过关，在表上随便写道：方正馨，江西弋阳人，14军上尉司书。 从他的衣着举止中，解放军早就发现破绽，于是有意问道： “入伍前干什么？”“我民国十七年就当小学教员。” “还干过什么？”“我当了六年小学教员，一年科员，以后就入伍了。” “你表上不是填今年十月才入伍吗？”“我糊涂，我糊涂……” “上尉司书一个月多少钱？”“七十多元。” “到底七十几元？”“你看我真糊涂，看……姓名职务不符，甘愿挨枪毙。” 经过12兵团其他俘虏辨认，黄维最终只好承认自己的身份。在被俘人员登记表上重新填写：黄维，陆军中将，43岁，江西贵溪人。 但他仍是那样的孤傲、骄横、冥顽不化。他的黄埔同学、中原野战军联络部部长杨松育动员12兵团的高级将领们给困在北线的杜聿明、邱清泉、李弥写劝降信。85军参谋长陈振威写好了，让各位败将签名。大家都签了，就他黄维不签。 一个年轻的新闻记者采访他，问他为什么不投降，他将桌子一拍，大吼起来：“有战死的烈士，没有苟且的将军！我为什么投降？为了国家民族利益，我要战斗到一兵一卒……” 那记者也火了：“你代表什么国家民族？你只代表封建官僚！代表资产阶级！” “放屁！”黄维失去了将军的文雅，破口大骂，“你胡说八道！”他伸手动脚，似乎要动武似的。 然而，顽石终有点头日，到了晚年，黄维终于承认他大半生都在历史的迷雾中错误地过去了，直到最后的岁月，才真正觉醒，看到了真理，那就是一个军人只有为人民而战，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至此，蒋军精锐兵团第12兵团，包括1个兵团部、4个军部，12万人马全部被歼。除黄维外，中将兵团副司令兼85军军长吴绍周等27名将级军官被俘。 淮海战役最艰苦的一战结束了，中原野战军是怀着打光的决心参加围歼黄维的。此役，中原野战军阵亡团级干部11人，营级干部56人，连级干部242人，排级干部373人，战士5，501人，总计6，265人；负伤指战员总计20，515人。共有2.6万余中原野战军将士，血洒江淮大地。他们把自己的青春年华，自己的生命献给中华民族，献给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第十六章 箭在弦上，二野运筹渡江战役 长江在历史上从来没有阻止过中国的统一 12月的华北平原白雪皑皑。千里沃野在阳光照耀下，闪烁着银色光芒。万物寂静无声，整？冬天正孕育着一场新的更大的萌动。 一辆吉普车疾驰。细雪夹着冰粒子刷刷地打在吉普车的顶棚和玻璃窗上，路坑坑洼洼，车子上下颠动，车内，陈毅已全然进入梦乡，胖胖的身子颠簸得像滚动在簸箕里的黄豆。刘伯承十分羡慕身边的陈毅，他没有这个本事，越疲劳，越难入睡，更不要说在如此颠簸的车上。 12月12日，在淮海战役进入尾声、黄维兵团即将全部被歼之际，毛泽东给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等发来一封电报： “黄维兵团歼灭后，请伯承同志来中央商谈战略方针。估计黄维数日内可全歼。邱、李则尚需较多时间才能全歼。黄维歼灭后？请刘陈邓粟谭五同志开一次总前委会议，商讨在邱、李歼灭后的休整计划，下一步作战计划及将来渡江作战计划，以总前委意见带来中央……我们希望伯承能于12月20日至12月25日间到达中央会谈。” 1948年12月28日，刘伯承和陈毅风尘仆仆，紧赶慢赶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列席党中央政治局会议。 刘伯承一行还在路上，远远地就望见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在路口亲自迎接。 刘伯承微笑着和三位中央领导一一握手，镜片后的独目闪烁着镇定、自信的光芒。 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作了题为《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的报告，明确提出1949年的主要任务是：解放湘、鄂、赣、苏、皖、浙、闽、陕、甘等省的全部或大部；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进一步加强各野战军的正规化建设。 毛泽东浓重的湖南口音在整个大厅里回荡，激励着每一位出席会议的同志。 1月7日，刘伯承在会议上发言。他着重讲了4个问题： （一）前年我们跃进式的进军是品字形的中央突破，这次渡江是一字长蛇阵齐头并进。在最后胜利时，稳健地集中兵力使用，是极其重要的。 （二）开辟新区的组织问题。在未出动前最好即有地方党政及军区的配备。 （三）正规化。现在是转变关头，如何正规化，如何着手，只有首先从司令部着手，只有加强司令部才能组织战争。 （四）野战军与后方问题。补给主要并尽可能取于前线，但完全解决人力、物力、财力问题，还必须靠后勤。这次170万人南下江南作战，没有后勤是不行的。 这4项意见，其实也是刘伯承对渡江战役及夺取全国胜利的总体设想。 此后几天，毛泽东专门召集会议，研究下一步作战问题。刘伯承说：“总前委已经研究过，一吃掉杜聿明，大部队就可以向南开进，准备渡江。现在就是时间紧一点，部队很疲劳，需要抓紧时间结束淮海战役。” 刘伯承认为：在军事上，渡江是没有问题的，与进军大别山相比，那时我军是跃进式的进军，是品字形的中央突破。这一次是齐头并进，是一字长蛇阵，是全面进攻。但是美国可能出兵干涉，这一点必须有足够的重视。 毛泽东认真地听取了这位前方统帅的意见，随后分析了渡江南下的利弊条件。他说：“南方最广大区域还处在国民党统治之下，我党的组织还不强大，群众还没有发动，这将给军队的给养供应和大城市夺取后的管理带来一些困难。可是，国民党军队已经没有主力了，我们则有强大的军队；国民党的威信已经丧失，特别是当南京和武汉被我们夺取之后，它将更加威信扫地，我党则有极大的威信；南方是曾经经过了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和1927年以后数年土地革命的区域，现在已经有了许多游击部队和游击区，还有我们的地下党组织，这些都是有利条件。蒋介石的空海军也救不了他的命，三大战役他都有空军支持，但都输了。至于海军嘛，长江不是大海，海军也发挥不了多大的作用，我们只要把炮往北岸一架，国民党的军舰就不敢开了。” 对于美国人可能出兵干涉，毛泽东认为刘伯承的考虑是有道理的。他说：“我们还是要防止美国出兵，要把美国直接出兵占领沿海若干城市干扰我军作战作为一种可能性，计算在作战计划之内。这一种计算现在还不能放弃，以免在事变万一到来之时，我们处于手足无措的境地。虽然美国出兵干涉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为了应付美国出兵的局面，渡江作战时，让中野紧靠华野，两大野战军都在汤恩伯防区内突破，共同进攻南京、上海。总之，我们一定是要过江的，这个长江，我们是非过不可。” 响当当的第二野战军 1949年2月11日，中原大地，千里冰封，雪花纷飞。此时，一辆美式吉普正穿破晨雪，急驰在通往河南商丘附近的张菜园第二野战军司令部的途中。 车中坐的，是刚被中央军委任命的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他正衔中央军委之命，火速从石家庄赶回第二野战军司令部，整顿部队，为渡江作战做准备。 到司令部后，刘伯承来不及休息，便以主要精力主持部队的整编工作。1949年2月，根据中央指示，中原野战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以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陈赓5人组成前委，邓小平为书记。部队以原有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六、第九、第十一等7个纵队为基础，加以地方兵团升级，补充？兵、俘虏等，扩编为第3、第4、第5兵团，下辖9个军。 第3兵团由陈锡联任司令员，谢富治任政治委员，王近山、杜义德任副司令员，下辖第10、第11、第12等3个军。 第4兵团由陈赓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下辖第13、第14、第15等3个军。 第5兵团由杨勇任司令员，苏振华任政治委员，下辖第16、第17、第18军等3个军。 第二野战军还成立了直属特种兵纵队，下辖1个榴弹炮团，1个战车队，1个工兵团，由野战军参谋长李达兼任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整编后的第二野战军，兵力共28万余人，装备大大加强，拥有各种火炮1，500门？开始由单一步兵向合成军队和现代化的建设方面迈进了一大步，为胜利执行渡江作战任务和解放南中国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渡江作战是夺取全国胜利的大进军，是人民解放军空前规模的大兵团行动。它把正规化这个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上。刘伯承在3月份向毛泽东递交了工作报告。报告围绕着部队整编工作，系统地表述了有关正规化建设的意见。提出了组织调整、兵员补充和后勤建设等3个问题。关于组织调整，他说：“要把部队按照新的编制和三三制的原则改编为兵团、军、师的建制，这里不仅是名称上的改变，而且是组织的变动或扩大整编，这就必？牵动其他组织的调整。”他还强调，“统率机关，包括司令部、政治部和后勤部，尤其是特种兵的组织，在正规化建设急需之中……应成为我们必须抓紧的一件大事。” 关于兵员补充，他详细分析了补俘虏、补新兵、地方部队升级与归建等不同形式。他认为：第二野战军“兵员补充的来源是复杂的，按地区有冀鲁豫、豫西、豫皖苏、鄂豫、皖西五个地区。俘虏也是各地各兵种来的，而且有许多老弱及警察、机关、差役等非战斗兵；按时间说则是参差不齐的，整个整训期间都在陆续零星的补充中，原来在中野正规军建设中曾提出反对游击主义，现在又添加了样一些因素，就必须在一个时期内加强政治教育，提高组织性、纪律性，巩固部队等。同时在正规化的口号下，对那些指导不深入部队实际的官僚主义是要坚决反对的。” 关于后勤建设，他认为时至大兵团作战的今日，必须建立起军械、军需补给与输送勤务等一整套的机构及制度，方能适应部队大纵深行动的需要。鉴于淮海战役前后数十万大军云集于狭小地域，道路不畅通，部队物资拥挤和一切物资要当地人民供应，造成人民负担过重的教训，他指出：“正规军军械军需的补给，火车、汽车及其道路的整理，汽油站的设施，军械修理场的建立，应有计划地？行。但我们最主要的应照顾所处的环境条件，照顾政策，实事求是，尽量把各地已有的物资与输送工具充分组织起来，供军队急需，不可能者才依靠后方，这应成为今后后勤工作的方针。” 刘伯承为渡江战役所做工作的周密细致，深深地打动了毛泽东。 晨风吹拂，毛泽东审阅完报告点燃烟卷深深地吸了一口，不禁喃喃自语：“我有刘伯承，蒋介石完蛋了。” 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 1949年3月5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开幕，刘伯承因年后刚从中央返回，便留在商丘主持渡江准备工作？邓小平与陈毅等出席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又专门与邓、陈等人研究了渡江作战问题，初定4月10日为发起时间。 七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还受中央委托，提出渡江作战胜利后华东方面人事安排。 离开西柏坡的前夜，毛泽东披一件棉衣站在已经吐出铜钱大小新叶的柿子树下，和邓小平再次商谈渡江作战问题。 月牙挂在西天，他们已经谈了许久。毛泽东沉默了一阵子，说：“江南这扇门我们是要开启的，长江是开启这扇门的钥匙，我们一定是要过江的。和谈成功，我们就开过去，和谈失败，我们就打过去。这是任何人，任何国家不能阻挡我们的！” 夜色浓重，毛泽东最后用6个字结束了他们的谈话：“交给你指挥了！” 邓小平从中央回到总前委后，立即召开会议传达中央关于渡江作战的指示。 3月26日，总前委会议在蚌埠南郊一个村庄茅舍里召开，一些兵团司令员也列席了这次会议。 邓小平首先传达了中央对渡江作战的指示，然后说要用几天的时间来研究渡江作战的具体问题，请大家充分发表意见和提出问题。 前委成员和兵团司令们七嘴八舌地发表意见，分析了渡江作战的具体情况，提出了一些对策和办法。概括起来，主要是： 长江的港汊很多，特别是三野正面的京浦以东，泰州至海门段，两岸附近有很多内河可以直通长江，故入江的出口较多。虽然国民党军近来对北岸港口实行堵塞，但仍有许多港汊可以利用。唯因长江两岸水网多，需架设及增修桥梁，否则部队不易通过，对部队展开运动阻碍大。所以渡江作战，对向江边运动及登陆作战，必须先期展开侦察，尽可能地掌握这些情况，以利于部队行动。 长江的江岸情况变化很大，江岸常常迁移。现在发给部队的五万分之一地图上的某些地段的江岸，实际上已经移动较大。比如南通的狼山，原距江岸有数里之迢，现在江水已紧靠山麓。 长江内有许多沙洲，面积大小不等，大者上面有许多居民，筑有房屋，有林木，此等沙洲多沙质。沙洲可利用作为渡江作战的跳板，但这样做也有不利的一面，因为不得不进行两次渡江，必要时可先夺取之。 长江两岸土壤比较松软，不便于炮兵阵地的设置，因此，大炮发射中因土质所造成的困难（如因土质松软，发射后影响炮位变动等），须在战前训练中研究克服解决，以便提高作战技能。 南京以东江水的流速大，同时因月亮的引力关系，每天涨落两次，农历初一、十五为高潮，初八、二十三为低潮。潮涨潮落，直接影响船只入江和登岸靠岸。 长江的船民有许多稀奇古怪的风俗习惯。比如说，船帆不得叫帆，而要叫篷；吃饭后不得将筷子平放于饭碗上，而应放在桌子上；乘船发生危险时不得胡言乱说，以免影响人心，长江中有“江猪”，大的可将小船撞翻，船民们禁止用枪打，怕惹祸上身；盛饭不能叫盛饭，而要称装饭；舵手要叫老大或掌柜的。 听完大家的议论，邓小平说：“长江确有不少特点啊，我们这一回碰上了许多新问题。不管有多少问题，渡江作战的核心是能不能登上对岸，只要上岸，一切好办。至于那些设防坚固的要塞可以先不进攻。” 陈毅说：“我很同意小平的意见，渡江作战关键在于首先突破长江防线。蒋介石在长江上摆了个‘一字长蛇阵’，号称‘立体防御’，可是他的兵力根本就不够，70万人要守1，400公里的正面，他是守不住的。为了渡江的成功，我们可以避开国民党的要塞，哪里能渡江，我们就在哪里渡。只要把部队开到南岸，事情就好办了。” 邓小平说：“1947年6月二野南下，在强渡黄河前，伯承司令员对敌前渡河战术进行过一番研究，给部队下发过一份材料，反映很好。近来他又研究了渡江作战的战术问题，写了一份材料，叫《渡江作战之研究》。只是这几天他在组织部队向长江北岸开进，没来参加会议。不过他的研究材料却在这里，我念给大家听听。刘司令员可是我党的军事理论家。我在这里照本宣科，你们可要好好听哦！” 刘伯承在文中写道：根据我们了解，长江上是不能架设浮桥的，只能漕渡，主要的渡河工具是木船。其次，我们的渡江行动，敌人已有准备，不易奇袭。第三，长江很宽，我岸上的炮兵不易收到压制敌人火力之效，支援第一梯队困难。第四，敌人有海空军配合，对我们渡江是一个较大的威胁。怎样看待这些问题？ 邓小平一口气念了许多，兵团司令们都听得入了迷，这些都是他们近些天一直苦苦思考的问题。 可是，书到精彩处，邓小平突然止住，他笑着摆摆手说：“不念了！不念了！等我征求刘老总意见后，干脆给你们印一份材料，省得你们手脚忙乱地记得丢三落四。” 总前委扩大会开了四五天，对渡江作战进行了具体的研究，最后决定渡江时间延迟到4月15日黄昏，因为那天是阴历18，晚9时以前月亮不会升起，正有利于我军首批部队过江。 此后数日，邓小平一直在推敲渡江作战的总体方案。他集思广益，多次召开会议，把三野指挥部机关干部全部发动起来，主持制订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纲要于3月31日完成，第二天即发往中央军委审核。 《纲要》定：以第二、第三野战军全部，歼灭国民党军集结于上海至安庆段之兵力，占领苏南、皖南、浙江全省，夺取京沪杭，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于4月15日18时在江苏靖江至安徽望江段实施渡江作战，以全线渡江遂行本战役。 以第二野战军为西集团，在棕阳镇至望江段实施渡江。以第三野战军为中、东两集团，在贵池至芜湖和扬中至江阴间实施渡江。总前委书记邓小平和陈毅司令员在合肥附近统一指挥二野、三野，主持全局。二野刘伯承司令员、张际春副政委、李达参谋长指挥二野部队为西集团，在棕阳镇至望江段渡江作战；三野副司令员兼副政委粟裕和参谋长张震率三野指挥机构，直接指挥第8、第10两兵团为东集团，在张黄港至三江营段渡江作战；三野副政委谭震林指挥第7、第9两兵团为中集团，在棕阳段渡江作战；三野两路（4个兵团）归粟、张统一指挥。 战役计划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达成渡江任务，实行战役展开；第二阶段达成割裂包围敌人，确实控制浙赣线一段，断敌退路；第三阶段分歼被围之敌。 战役的关键在于第三野战军第7、第9兵团组成的中突击集团同第8、第10兵团组成的东突击集团两个集团迅速东西对进，打乱敌之作战体系，完成钳形合围，达成割裂包围敌人之目的。 第二野战军着重密切协同第三野战军行动，适时以主力东进，担任攻占芜湖、夺取南京和杭州地区之任务，并以主力一部迅速出衢县地区，控制浙赣线一段及屯溪南北公路，断敌退路。 《纲要》同时指出：只要渡江成功，战局的发展将发生于我有利之变化，并有可能演变成敌人全部溃乱的局面。 4月1日下午，邓小平和陈毅带着新组建的总前委的轻便指挥机构，在蚌埠火车站登上一节闷罐车厢，开向前线。 4月2日邓小平和陈毅醒来，列车已到合肥车站。出了车站他们乘吉普车向东开去，直奔总前委渡江战役的指挥位置——瑶岗村。 4月3日，他们刚刚到达新的指挥所，就收到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电报。 4月1日电悉。同意《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 后来毛泽东在4月18日的电报中指出： “此次我百万大军渡江南进，关系全局胜利极大。希望我二野、三野全军将士，同心同德，在总前委及二野、三野两前委领导下完成伟大任务。” 瑶岗是一个不大的村子，一条小河从村子中间穿过，将它隔成两半。据曾为总前委选择驻地的第三野战军作战参谋说，当初选择瑶岗为渡江战役总前委驻地的原因是这个村子曾驻过第27军侦察营的官兵，因此周围社会情况相对清楚。此外，瑶岗距离合肥不远，却又不在合肥，可以避免敌人空袭的危险；瑶岗的地理位置比较重要，以瑶岗为中轴，划出175公里至200公里的线，它的东北方紧靠津浦铁路南京终点的前站滁县，东南紧接芜湖至九江的防线，因此，总前委的指挥位置恰恰就在联结沿江东、西线渡江大军的中点上。 瑶岗的环境十分安静，村子里到处是浓阴遮掩的大树。邓小平和陈毅的住处是一幢砖瓦结构的四合院，房主姓王，叫王世鑫，是个地主。他的大哥王世炎是汤恩伯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的情报科科长。 邓小平、陈毅住下的第二天，房主王世鑫的妻子到前院舀水浇菜，一位正在值班的士兵走过来，轻轻说：“大嫂，以后请你们不要过来。” 当时陈毅正在院中理发，听见警卫说话，忙问原因。有人汇报，说这个房主的大哥在汤恩伯的司令部做官。陈毅听后哈哈大笑起来，说：“怕啥子哟！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 陈毅住在这幢四合院头进屋的东厢房，屋里陈设比较简单，一张铁床，一张条桌，一张茶几，几把椅子和方凳。西厢房住着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共华东局宣传部部长舒同，这个人民解放军中的大才子，这段时间的重要任务就是起草部队进入城市后的布告等文件。 头进屋正中是值班室，常在这里值班的是邓小平的秘书谷奇、陈毅的秘书阔旭斌、张鼎丞的秘书沈曾华、舒同的秘书林路、曾山的秘书张华。 邓小平住在二进屋的东厢房，他在屋里支了一张帆布行军床。二进屋正中敞开的三间屋是办公的地方，三张方桌并放，铺上白布，既作饭桌，又作开会的会议桌。桌上，放着一台缴获的收音机。墙上，挂有大幅的军用地图。 在这所四合院里装有三盏电灯，自己发电。在二进屋通往房东王世容住的三进屋之间，挂有一张白布帘子。 在邓小平、陈毅所住四合院的东边，有几间宽敞的草房，住着10多个人，那里是总前委机要处。处长萧光是延安时期的老机要，他精心保存着和毛泽东的合影照片。 渡江战役的作战部署在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子里正紧张、秘密地进行着。 第十七章 旌旗南指，万马千军箭在弦上 旌旗直指大江边 3月的江南一派春天的景象。 根据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的部署，月初，刘伯承指挥第二野战军3个兵团分由阜？、沈丘、漯河地区，浩浩荡荡向长江北岸挺进。以3兵团为左路军，从阜阳直开安庆；以4兵团为右路军，从沈丘径指望江；5兵团为中路军，开赴桐城，尾3兵团之后集结待机。并令11、15两军为先遣队，先期到达预定地域，为主力开辟渡江前进阵地。为牵制迷惑白崇禧，又令桐柏、江汉军区部队向安陆、应城、天门之线宽大机动作战，威胁武汉侧背，吸引白崇禧部分兵力西顾。 第二野战军渡江突破地段，为汤恩伯、白崇禧两集团的接合部，又是长江向南突出部分，处于汤恩伯集团之左侧背。沿江守敌为第8兵团刘汝明部3个军8个师约4万余人。其第68军军部？于至德，3个师分布在东流至湖口线；第55军军部位于贵池，1个师位于乌沙闸至贵池段，2个师位于第三野战军部队渡江正面之铜陵、青阳地段；第96军军部位于殷家汇，2个师分布在吉阳大渡口至乌沙闸线。此段的纵深地区仅有第17兵团侯镜如率2个军在歙县至宁国地区。总的来看，第二野战军整个渡江地段敌战斗力较弱，机动部队极少，且皖南地区有游击队活动，成为我军有利突击方向。但同时，白崇禧集团的主力在二野渡江地段的右侧，严重威胁二野的侧背安全。其夏威兵团又以九江、安庆为据点，向望江、太湖、潜山伸出警戒部队，企图迟阻我军接近江岸，并破坏船只或将船只劫至江南岸，防我渡江。 根据当前敌情，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确定：以3个兵团并列在贵池至马当间宽约100公里的正面，以安庆东西地段为重点实施突破。具体部署为：第3兵团由安庆以东至棕阳镇段渡江，挺进歙县（即徽州）截断徽杭路，尔后沿公路东向杭州；第5兵团在安庆以西至望江段渡江，尔后速沿浮梁直出衢县，控制浙赣线，断敌退路；第4兵团于望江至马当间渡江，尔后沿江东下，接替第9兵团监视芜湖敌军的任务，并准备参加夺取南京的战斗。各部队在突破南岸后，即向两翼扩张，主动接应兄弟部队登陆，协同作战。暂归第二野战军指挥的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主力位于武汉以东地区，并指挥桐柏、江汉、鄂豫军区部队积极活动，牵制白崇禧集团，策应二野渡江作战。 滚滚铁流南进。东起淮海地区西至平汉铁路沿线，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组成浩浩荡荡的行列，汇成雄伟的巨流，千军万马，成数十路地越过江、淮、河、汉间一望无际的平原，奋勇疾驰，向南进军。 时任第二野战军第11军军长的鲍先志，对部队向长江沿岸进军和准备作战的情况，曾有过生动的描述： 江北的条条道路上，滚动着川流不息的炮车、辎重车；战马嘶鸣，风一般疾驰在辽阔的原野上；战士们排列成几路纵队，掮着枪，扛着炮，迈开矫健的步伐，唱着雄壮的战歌：“……血战两年来，胜利在眼前，长江南的父老姐妹们，你们解放的日子己不远！”成千上万的民工们，推着小车，抬着担架，赶着牛车，浩浩荡荡地跟随着大军向南前进！ 百万大军渡江南征的历史性进军的雄伟场景，触动了无数诗人的革命豪情，指挥东线大军南下的第三野战军陈毅司令员，南进途中谱写了新的豪迈诗篇： 在向江南进军的道路上，全军充满着高昂的士气和胜利的信心。第4兵团各部从淝河、周口地区出动的时候，正赶上连降大雨，部队冒着暴雨、踏着泥泞，日夜不停地前进，战士们的衣服、背包、面袋全湿透了，冰冷的雨水顺着颈项冲到背脊，湿透的衣服紧裹住全身。平坦的大道已变成了一条条泥沟，有些地方滑得站不稳脚，有些地方两腿陷进去拔不出来，许多人接连在路上跌倒，浑身沾满泥污。但是，渡江作战的光荣任务，极大地鼓舞着每一个人。尽管雨骤风狂，风雨声却掩不住部队高亢的歌声，大家唱起“狂风暴雨，北往南归”的豪放歌。 3月11日，陈赓兵团开始出动。队伍在黎明前出发，歌声不断。第二天，部队刚行军10多公里路，天就下起雨来。冰冷的雨点，一滴一滴打在身上。到达上蔡城的时候，战士们的棉衣棉裤都湿透了。不论风雨多么大，战士们内心燃起的渡江南征的烈火，则是越烧越旺。大家冒着更大的雨水，踏着更深的泥巴，坚持走到预定的宿营地。 部队从息县渡过淮河，渡口在城东七八公里处。河上有临时用木板搭起来的浮桥。修建浮桥的工程比较大，除了工兵部队，还有周围地区许多群众赶来参加，很快就把这座浮桥搭建起来。淮河的河床很宽，水流较急。浮桥两侧，千军万马的步兵，八匹骡子拉的野炮，昼夜不停地穿过浮桥，奔向南方。 渡过了淮河，人民的风俗、生活和城乡的景色，都与北方迥然不同。村镇上的街道漫长而狭窄，粮店里满放着白米，小摊上摆着竹器和鱼虾，人们说的话也与北方不一样了。到处给人一种新异的印象。沿途尽是一方方水田，到处流着清澈的溪水，也与淮河以北有显著的差别。 一过淮河，就进入大别山地区。这里大部分是过去的红色区域，工农红军曾经长期活动的地方，以后又成为抗日战争时期及人民解放战争的解放区。富有革命传统的广大人民群众，对解放军表现出无比的热情。这里也曾被白崇禧的桂系部队长期盘踞，给人民种下特别深刻的仇恨。 淮河南岸的潢川，本是一座秀丽的城市，也是大别山的门户。这里也是军事上的重镇，是几条公路干线的连接点。经过蒋军长期的残暴蹂躏，城市冷落，商业萧条，墙壁上还残留着敌人暴政的遗迹：伪镇公所绘制的“独子要应征”、“和尚道士要当兵”等标语。 当地流行的一首歌谣说： 敌人强迫抓壮丁造成许多人惨剧。潢川第二区小流店村的青年农民胡胖子、吴庄材，不愿给蒋介石当炮灰，都叫自己的母亲用菜刀砍断了右手。青年农民李成海在蒋军围起村子抓人的时候，叫他妻子用针刺破他的眼珠，变成了瞎子。在这一带地区，每逢部队进入驻地，都有许多遭受过残害的群众，怀着极大的悲痛和义愤，诉说敌人所造成的种种灾难。 离开滨川南行，渐入大别山老根据地的中心地区。建在山脚下的新县县城，全城部留有战争遗迹，尽是房屋被焚烧的残骸和许多被拆毁的破院落。新县原名新集镇，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是鄂豫皖红色区域的首府。在20年来的革命战争中，已经记不清与反动派争夺过多少次。红军主力离开红色区域西征以后，刘峙率部侵占这里，大肆掠杀，并把地名改为“经扶”。 进入大别山地区以来，陈赓一直浮想联翩，心潮澎湃。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陈赓曾在中国工农红军第4方面军第12师担任师长，带领部队在鄂豫皖长期进行过战斗。陈赓在到达新县县城时回忆说，内战时他曾来过这里四次，并在附近山头上的战斗中负过伤。当晚他住的房子，就是当年鄂豫皖工农民主政府所在地。他热爱这片土地。 3月24日，部队到达新城，陈赓感慨万千，当天在日记里写道： 是日也，天气晴和。部队沿着公路前进，蜿蜒如长蛇。两旁山青水秀，鸟语花香，风景绝佳。但十室九空……12时抵新集，县长及群众前来欢迎。新集曾为鄂豫皖苏区首都，国民党改为经扶。1931年我曾率部在附近作战，击溃国民党一个师，我腿负重伤，群众犹有能道之者。往事曰忆，不胜今昔之感。 四月天兵征腐恶 由秦基伟和李成芳率领的第15军和第11军是打前站的先头部队。 3月24日，刘伯承下达了《关于渡江战术注意事项的指示》，对实施渡江作战规定了十项重要的战术原则。其中要求先遣部队“首先要把敌人在江北的掩护阵地扫除，直达江边，才能进一步作切实的准备”。“在扫除敌人江北桥头堡支撑点时，特别对妨碍我主要渡江点之敌，力求截断其退路，割裂其部署，予以速歼，不使其退守江南，增加以后的抵抗力”。 为了保证先遣部队动作的突然性，刘伯承布下了一系列的疑兵计：在桐柏、江汉军区部队佯攻的同时，电令刚刚配属二野的四野12兵团直出信阳，威逼平汉路南段，加大白崇禧的压力；令经麻城、罗田的右路军4兵团故意暴露行军企图，制造欲袭武汉的假象。 白崇禧果然慑于鄂东空虚、九江受威胁，急将安庆守军46军主力经宿松撤往黄梅、九江，增强该地防务。仅留？174师一个团退缩安庆及其周围要点固守。 “4月天兵征腐恶”。4月8日，第11军在李成芳军长的率领下，以风卷残云之势一举解放了麻城以南的浠水县城。战斗的枪声还在响着，居民家家都打开了大门，工人、店员、学生和市民涌塞了街道，欢迎大军的鞭炮声和前线战斗的枪声连成一片。 打前站的队伍到了麻城县李家河，向全村人民报告了一个惊人的消息：20年前当红军的李成芳今天要回来了。 大清早村口就拥满了人。他们等着，仰望着远远的绵延不绝的部队，走到行进着的人马跟前，向行列里辨认着每一副红黑的面孔。 李成芳参加红军的时候才16岁，还是个顽皮的孩子，只因为受不了国民党的罪，就当红军闹革命直到如今。当他远远看到家乡的树，家乡的屋顶时，不禁兴奋起来了。见到自己家人该会怎样呢？见到熟人说些什么呢？在敌人面前他也没有现在这样紧张过。当他猛然看见村口站满了人，眼睛一下子就湿润了。他一直走进人群中，高兴地打着招呼，仔细地看着每个人的面孔，心头却慢慢地收缩起来，一个人也认不得了。好半天，一个老人走上前来，颤声地问道：“你就是成芳吗？” 这是他的叔叔李清义。 李成芳被一大群人簇拥着进了房里去。小孩们围在他身边？着、跳着，跟在这位“红军叔叔”后面闹着。老年人却万分感慨起来：孩子长大了，带着队伍回来了，最后的胜利马上就要来到了。可是…… 李清义凑到李成芳身旁悲愤地说：“你们走了之后，白党（指国民党）把大别山压死了。你的爹娘都被打死了。后来你的妹妹也失落了。饿的谁也顾不上谁了。你家的房子也叫白军给拆了……” 说着，领李成芳走到一片瓦砾场上指点着说：“还记得吗？这地方以前是你家的堂屋，这是你吃饭的灶房。” 当他指着长满荒草的一角时，手指禁不住颤抖起来：“你小时候就睡在那里啊！” 李成芳忙着跑去看一位同志的母亲，他的儿子和李成芳一起参加革命，但早已牺牲了。屋里冷落的可怕，东西都被国民党军队糟蹋完了。破烂不堪的四壁被烟熏的漆黑，挂着一条条雨水冲注的水印。炉灶像是多年不生火了，满地灰尘，满屋蛛网。 突然草堆里站起来一个瞎了眼睛的白发婆婆，叫花子一样。她用力呼喊着他的小名，李成芳立刻跑向前去。她拉着他的双手，然后又把他紧紧抱在怀里，她的眼泪像泉水一样滚流到李成芳的衣裳上。在20年血战里锤炼成铁人似的李成芳，再也忍不住自己的眼泪了。 半天，老婆婆才说出一句话：“都叫白党杀光了，成芳？快带队伍打过江去，给我报仇呀！” 李成芳两眼湿润，命令部队加快步伐。 在秦基伟率领下，另外一路先头部队第15军取捷径，隐蔽运动。该部从周口地区出发，冒数日大雨行军，历经20天，连克湖北省英山、罗田及安徽省太湖、望江四城，按预定计划在3月27日占领望江、华阳镇和宿松以东的老洲头一线江岸。29日，军主力进至太湖、望江地区，控制沿江北岸以华阳镇为中心的滩头阵地（包括长江及附近大小湖泊），掩护兵团主力展开于沿江北岸一线阵地，做渡江作战准备工作。 第4兵团主力以13军为左纵队，14军为右纵队，于3月18日到达光山、潢川地区待命。3月20日，野战军令4兵团歼灭麻城、浠水、广济之敌，伪装抄袭武汉的态势，牵制敌人，使白崇禧部西顾，掩护全军右侧背之安全，以便野战军在安庆、望江段顺利渡江。 3月24日，13军在麻城地区与国民党176师一部接触，两天激战，迫敌退至麻城西南方向。25日晚8时，麻城攻克。 麻城之战与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直逼信阳南下相配合，迫使白崇禧将置于安庆的主力西调九江、武汉，188师从潜山、太湖西调黄梅。4兵团于4月5日由麻城东进，穿过湖北与安徽的边界，于11日到达宿松，开始在宿松、黄梅地区集结。 至此，二野完全占领了长江北岸的预定地域，开始转入直接渡江的准备工作。 江边大练兵 陈赓兵团一抵江边，就根据中央军委和野战军的指示，在沿江湖泊中开始进行渡江战术技术训练。15军到达指定地区以？，从秦基伟、谷景生，各级干部直到战士，昼夜轮流到江边观察敌情，了解地形与水情，选择地段、运动道路，研究渡江战术。还向当地的长江水利管理人员调查水情、风向和航线。 船只筹集工作，是渡江物质准备的首要工作。敌人从江北南逃时，将沿江北岸船只大都破坏或劫走，给渡江造成极大困难。15军到达江岸后，立即派出部队协助地方政府向群众宣传动员船只。沿江本有许多靠船为生的船家，因为蒋军害怕解放军渡江，强迫他们把北岸的船只拉到南岸或毁掉。船是这一带人民的生活本钱，为了活命，有的船家便悄悄地将自己的船划出长江，在湖泊？装上沙土沉下去，以躲避蒋军的迫害。如今一听到解放军要渡江，便兴奋地自动把船捞起来，迅速加以修补。有些还日夜不停为解放军制造新船。 首先到达江边的先遣军15军，在当地群众的大力支援下，8天就筹集与修补大小船443只，渡江前共筹集大小船784只，组训水手1，400人（群众水手800人，部队水手600人），一次可载渡一万人。群众还同部队指战员一起把民用船改造为战斗船。用土袋、湿棉被等加强了船只的防护，利用竹、木、稻草制成救生圈，准备棉花、石灰等以备修补弹孔。为了便利伪装，用砖粉、白灰、污泥混合涂抹船身、帆篷，使水船一色。 当时筹集的船只多在内湖，而出口又为对岸敌人炮火所封锁。在此情况下，大家出主意想办法，创造了开渠引水和翻坝、掘堤等办法，在不暴露战役意图和不淹农田的原则下，部队和沿江居民，在连绵阴雨中日夜紧张劳动，克服种种困难，把船只引入了长江，并挖掘了隐蔽的船坞。 随着船只的解决，部队即在内湖、江边等适宜地区日夜展开了紧张训练。训练内容按任务分别进行。突击部队着重进行上下船的队形动作、水上射击和攻占滩头阵地的战术训练及摇橹、划桨、掌舵、用帆等行船方法的练习。江中队形，一般以指挥船为基准，保持一定队形。基本要求是：按预先规定的登陆点，各船用最快速度，直奔敌岸，自然形成不规则的队形。各渡船靠岸后，主动配合迅速消灭当面敌人，尔后向心合击，夺取预定目标。渡江的后续梯队和预备队，则着重山地、河川、水田战斗的战斗技术训练。 刘邓大军的指战员，绝大多数是北方人。水上训练，备历艰辛。利用湖泊、河汊刻苦练习，熟悉水性，成为渡江练兵的首要任务。即组织指战员练习划船，从晕船和怕颠簸逐渐到行动自如，不晕船，不迷失方向。然后进行战斗演习，以大船、小船同时出发，试验哪种船速度快，目标小，靠岸近便，行动灵活。又在夜进行攻防演习，攻击部队从五里外出发，直到突然靠岸，等担任防御的部队发觉时，已经措手不及。战士们从工事里跳出来，高兴地拍手叫道：“我们才听见响声，你们已经到了跟前。渡江作战也不过如此。” 经过一段紧张的水上练习，大部分战士学会了划桨、掌舵和撑船，部队熟练上下船动作，许多原来不识水性的战士，都已变成熟练的水手。一般一个连的船行速度每分钟平均70米，靠岸后全连登陆动作只需30秒钟。部队的各种人员，也都结合自己的业务积极演习，卫生员演习水上抢救伤员，3分钟把伤员从离船100米处运到船上，电话员演习水上架线等？ 渡江准备工作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则是战役、战术侦察。各级司令部在江岸设立了观察所，组织了敌前侦察和对长江水文、气象的观察和调查。各部队还同时选定起点和登陆地段，设立了渡口指挥所，确定了突击队，将船只进行编组，组织干部沙盘作业，统一了战术思想，并且根据可能发生的情况，预定了处置方法。 大兵团集结于一地作战，物资需要量特别大，是渡江准备工作中又一艰巨而繁重的任务。后勤部门在解放区党委统一领导下，配合地方支援前线的组织，在部队运动途中及集结地设立了兵站，构成了绵延千里的补给线，组织和运用了各种运输力量，克服了种种困难，保障了部队物资和器材的供应。安徽、湖北、河南人民积极组织民兵随军渡江。在绵延千里的道路上，成千上万的民工日夜运送军粮。沿江人民高兴得像过年一样，热情支援，献出船只，并派出自己的子弟，送解放军渡江。 “要粮有粮，要人有人，要船有船。”在沿江人民的热情支援鼓舞下，官兵们增强了渡江的胜利信心。 各师、团、营、连、排、班，都提出了各种理由，请求上级把第一梯队的任务交给他们去执行。 4月中旬，各兵团按照野战军司令部和总前委指示，完成了渡江作战的准备工作。一切准备就绪，只欠东风。战士们一个个摩拳擦掌，枕戈待命。 第十八章 千帆竞发，一举突破长江防线 毛泽东和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百万大军严阵以待，万事俱备。就在挽弓待发之际，4月10日，中央军委电告总前委：和谈协议有望在15日签订，渡江要推迟半月或一个月，并要求总前委进行动员说明。 平津战役结束后，蒋介石被迫辞职下野，退到幕后。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派出和谈代表前往北京，进行和谈。中国共产党早就识穿了蒋介石和谈的企图：那就是阻止我军向前推进，以便获得喘息时间。 果不其然，1949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被国民党政府拒绝了。 在此情况下，毛泽东和朱德遂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一、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二、奋勇前进，逮捕一切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不管他们逃至何处，均须缉拿归案。依法惩办。…… 毛泽东的进军命令，通过收音机，通过扩音器，通过油印的报纸和传单，迅速传遍长江前线的阵地，传遍长江北岸的村镇，在全体指战员间引起一片热烈的欢呼。第15军军长秦基伟、政治委员谷景生，立即召开誓师大会。秦基伟亲自把军党委会“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两面大红旗，交给两个突击团，并亲自到前线勉励全体指战员。战士们擎着红旗，喊着口号：“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15军所属的130团第3连，已经争得渡江突击连的光荣任务，听到进军命令，指导员拿着上级授予的红旗，严肃地向全连战士和船工们宣布：“这红旗是毛主席的号召，也是一个坚决的命令，要我们今晚插到江南去！这个任务是我们用几封请求书请来的，上级关心我们，相信我们，这是我们的光荣。” 特等水手张国正异常兴奋地说：“我争取入党的机会到了，船到江心，我一定负责把大家撑到南岸，把红旗插在突破口。” 战士王五彩对着红旗宣誓说：“解放江南是解放我的老家，我爬也要爬过去！” 船工也说：“打过长江，你们光荣我？光荣，万一我负了伤，我躺在船上也要把大家送过江去！” 当天下午，各种口径的大炮在长江北岸排成一望无际的行列，黑黝黝的炮口瞄准了长江南岸蒋军的各种工事碉堡。 这一夜，担任渡江作战先遣队的部队指战员一直坐到天亮，谁也没有睡觉。有的拉着家常，有的忙着炒大米准备渡江后长途行军的粮食。 不知什么时候，鸡叫了，战士们日夜盼望的一天终于来到了。 4月21日黎明，大雾茫茫，抬头望不见长江，也望不见村庄、树林和田野。从早晨开始，只听见村庄里人声嘈杂，透过慢慢消失的薄雾，只见村庄里的农民们有的挑着担子，有的牵着牲畜，扶老携幼，在地方干部的指挥下，纷纷往后撤退。这是为了在仗打起来后避免群众损失。 一种大战来临的气氛很快弥散开来。 担任火力急袭的炮兵部队早已准备就绪。大雾散尽后，阳光灿烂，只见榴弹炮在阵地上早已一字摆开。炮口指向的长江，此时激流滚滚，波涛汹涌，像是战鼓在轰鸣，震慑人心。对岸国民党军阵地铁丝网密布，大小碉堡成群，从望远镜看去，国民党军正驱赶一群民工在加固工事，气氛十分紧张。 不时从上游驶来两艘国民党军的巡逻炮艇，挂着青天白日旗，盲目地向北岸开了几炮，随后便像只大水鼠，灰溜溜地向下游驶去，显然是应付差事。 在刘伯承的指挥下，第二野战军3个兵团于21日黄昏，同时在西起马当、东至贵池宽约100公里正面上，有重点地对敌人发起攻击，突破敌人的长江防线，切断汤白两集团之间的联系。 杨勇、苏振华指挥第5兵团和第4兵团的15军，由望江到安庆城西地段渡江，突击南岸之敌，15军渡江成功后，在彭泽地区掩护第5兵团南进和4兵团主力渡江，尔后归建。 陈锡联、谢富治指挥第3兵团两个军，由安庆以东至棕阳镇、石矶头地段渡江，突击南岸之敌，成功后除以一部分向东西横扫，接应7兵团与5兵团渡江，其主力应速取捷径，经泾县、南陵直趋芜湖，先接替9兵团监视芜湖之敌，并协同4兵团攻占芜湖，准备进攻南京。 陈赓指挥第4兵团2个军，在望江与宿松地区渡江，渡江后即与15军会合，协同3兵团攻击芜湖、南京之敌。 下午5时半，二野各炮兵群开始试射，急雨般的炮弹纷纷直接命中目标。17时30分，炮兵转入摧毁性射击。在安庆上下游的主要突击地段上，数百门大炮纷纷吐出火舌，发出震天动地的轰响。炮弹铺天盖地倾泻到对岸敌人阵地上，朵朵烟云刹那间聚成浓黑的烟幕，不断地升腾和扩展着。经过整整1个小时的猛烈轰击，南岸敌人堡垒大部被摧毁，敌军的炮火显得极为微弱。 中国人民解放军伟大的渡江作战正式揭幕了！ 长江防线在一夜之间崩溃 傍晚时分，日沉大江，一缕晚霞像是也害怕战火，乍露即收。天慢慢地暗下来，江岸边，人声鼎沸、红旗？卷，一片欢腾。突击部队战士精神饱满，他们头戴钢盔，全副武装，身上还背着土造救生圈——竹筒。有的举着红旗，旗随风展，“哗啦啦”好不威风。早已准备好的掩藏在河汊里的船只，由船工驾驶着，一艘紧跟一艘地慢慢地靠上码头。船上重要部位用棉絮捆扎起来，可避弹片。来送行的船工家属，钻来钻去，在人群中寻找自己的亲人。找到亲人，就有说不完的话，千嘱咐万叮咛，要亲人和解放军齐心协力，打过长江去，平安归来。有的拉着战士说话，向战士衣袋里塞着鸡蛋。战士们上了船，船老大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公鸡，一刀剁下鸡头，将鸡血滴在盛满酒的大？里，高高举起，与战士们共同发誓，然后“咕嘟、咕嘟”轮流将酒喝完，抹抹嘴，充满了豪爽之气。 暮色苍茫，天渐渐地完全黑下来，没有月亮，不见星星，只有岸上和船上的灯火闪烁着点点光芒。 8点半整，主渡突击基地响起了雄壮嘹亮的《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的乐曲声。一声令下，大小船只载着战士们，一只接着一只划入长江，扯篷扬帆，借着风势直逼江南，很快消逝在黑暗中。 滔滔江面，霎时千船齐发。二野指战员与船工密切配合，橹翻桨飞，直冲对岸。惊恐万状的国民党军慌乱地进行抵抗，打出一些零星的炮弹，在江面上掀起点点水花。数架飞机赶来侦察投弹，几艘炮艇也前来袭扰。但在我军坚决还击下，飞机，炮艇连忙逃窜，对岸炮火渐渐归于沉寂。船过中流，国民党军残存的火炮和机枪再次恢复了射击，企图作最后的挣扎。突击船队立即集中各种武器予以还击，直接掩护冲锋。勇士们发扬船自为战、舍生忘死的大无畏精神，冒着弹雨破浪前进。有的船只被击中，他们边抢修边划行，有的甚至干脆跃入水中，进行泅渡。各部先头船，仅以15～30分钟的时间，即横渡长江，分头强行登陆，很快抢占了滩头阵地。第一航次成功登陆的6个步兵团，伤亡不到10人。 二野渡江如此顺利，得于准备充分。早在4月20日夜，先遣部队13军军长周希汉命令所部于21日凌晨1时向八宝洲攻击。21日凌晨0时，江堤被掘开了。为了避开敌人火力的强点，100多条木船向上游拖了1公里，神不知鬼不觉地在长江岸边一字摆开。几十门火炮，对着各自的目标，做好了射击准备。 1时40分，一声“开船”令下，数不清的黑影，在桨、船拨动江水的“哗哗”声中，一齐向八宝洲滩头扑去。 在距敌滩头约300米时，敌人发现了船队，轻重机枪一齐射击。解放军北岸的山炮、迫击炮和重机枪，按战前标定的目标，像钢铁洪流似的泼向敌滩头阵地，第一个弹群就准确地摧毁了敌突出在前沿的几个大地堡。与此同时，船头上数十条火舌也在向敌人猛烈射击。顿时，敌人滩头阵地上的主要火力点几乎全部被解放军炮火消灭或封锁起来，只剩下两个隐蔽的地堡、几个单人掩体和一段不到60米的堑壕，敌人还在里面断断续续地射击。 “快划，前进！” “长江挡不住英雄汉！” “加油啊！靠岸了，加油！” 枪炮声中，一句句口号似重锤，撞击着指战员们燃烧的心。桨被打断，用铁锹划，船行得更快；船被打破，用棉絮堵塞，依然冲向对岸。1，000多米宽的江面，仅用了15分钟的时间，就踏上了长江南？国民党军阵地。 战斗是惨烈的，隐蔽起来的敌人火力点不断造成解放军伤亡，但当它一暴露，立即就被摧毁。八宝洲上1个营的守军，在天亮之前全部被歼。 中午，从九江方向开来敌人的3艘炮艇，一面顺江东下，一面向八宝洲射击。先头团团长顾水武命令各种火炮全部推进至八宝洲南岸的沿江一线，猛击敌艇。敌艇不敢较量，吓得怪鸣数声，喘着粗气，放着浓烟，向西逃去。 拿下了江心洲，陈赓命令各部队按预定计划，于21日夜开始随大部队渡江。 21日16时45分，15军军长秦基伟亲自在炮兵阵地上组织炮火，摧毁了南岸的灯塔，敌人的弹药库中弹起火，敌沿江阵地尽为烟幕笼罩。 21时许，突击部队乘着夜幕，战船齐发，直指对岸。突击队在我强大炮火的支援下，直冲江心奋勇前进，仅以15至30分钟的时间，即冲过长江天险，很快占领了敌滩头阵地和要点。 首先登陆的是15军44师130团两个连，迅速占领灯塔支撑点，全歼守敌。该团5连1个排，单独由香山东500米登陆，不顾四面受敌威胁，坚决勇敢地攻上香山，威胁敌人的侧背。131团第1营登陆后，协同130团的两个连占领了黄山，把红旗胜利地插到香山、黄山上。 22时，15军军长秦基伟向陈赓报告：“我们渡江成功了！现在正向敌纵深挺进。” 24时，秦基伟又报告：“部队已经过去了5个团，进展顺利。我们军已经过去2个师，我要过江去指挥了。” 这时，周希汉指挥的13军，也过去了2个团，占领了八宝洲、3号洲阵地，缴获了山炮、榴弹炮及各种武器甚多，他自己也过江去指挥了。 当日黄昏，陈赓将兵团指挥所前移至华阳镇北1里处的小村，继续进行作战指挥。他通过无线电话命令秦、周两军：“你们一定要追上敌68军，务必将他们全歼，否则就不是全胜。” 25日拂晓，陈赓率几名精干的参谋人员乘船渡江。当时敌机活动频繁，有的参谋担心司令员的安全，建议不必忙于过江。陈赓说：“这是历史性的作战，我的指挥位置必须靠前。” 陈赓等人乘坐一只木船，乘风破浪，冒着敌机的轰炸和扫射前进，很快就抵达长江南岸。陈赓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晨光熹微，鱼贯入船，微风南送，疾驰如飞。不一时，航船登彼岸，踏上了江南大地。当时满怀兴奋，不可言喻……” 过了江就是香山，只见被逃敌烧掉的破汽车、稻草等满地狼藉，被烧毁的房屋余火未尽。陈赓决定在一个小山沟里的小村设立指挥所。由于村子太小，只有散乱的几户人家，十来间茅草房，工作展不开，参谋人员就向陈赓建议，找一个较大的村庄去住。 陈赓说：“这里就很好，先争取时间指挥作战要紧，没有房子可以支起油布工作。不能中断指挥，这里没有房子，大家就不争房子了，长征时爬雪山、过草地没有人争房子，一到陕北，就争起来了。今后，可不能越到大城市越争房子。人心不足蛇吞象，快去干工作吧！” 陈赓先用步话机同尚在长江北岸的兵团副司令郭天民通话，要他迅速带领兵团司令部和机要人员、作战参谋人员和全部通信人员、电台迅速过江。在这个小村，第4兵团司令部工作了两天。 行前，陈赓对作战科长彭一坤说：“立即找到周军长，让他派一名副师长率一个团，去马当驻守。别忘了带上炮兵，防止白崇禧的炮船沿江东下，并掩护14军渡江。” 命令传达到13军，周希汉说：“我的部队都追击敌人去了，马当附近已经没有部队了。” 这时，陈赓已经乘小吉普走了。彭一坤只好与14军军长李成芳联系，请他们派部队去执行这个任务。 李成芳很痛快地表示：“不要紧，我们派个副师长带一个主力团渡江到马当防守并掩护部队渡江，既然13军？南下追击敌人，再去找回来也来不及了。” 至21日20时，已渡过了16个团，控制了宽200余里、纵深10～20里的登陆场。至23日，二野主力全部渡过长江。 第二野战军渡江这天，刘伯承一夜未眠。在作战室里，他不停地命令参谋们了解部队的进展情况，计算航次、航速和渡过兵力。当第一航次报告成功时，他立即要求部队按预定方案行动，下令“一达南岸，首先是以足够的兵力横扫敌人，扩大突破地段，支援友邻登陆，贯穿敌人纵深，残敌退路兜击之”。 部队根据刘伯承司令员的命令，一面分兵横扫沿江之敌，一面以主力向纵深挺进。后续部队则源源过江登岸，加入对敌人的连续攻击。 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在千里江面上同时平行横渡，使敌人防不胜防。数处突破，全线震撼。汤恩伯眼看江防军一触即溃，有在沿江被分割围歼的危险，乃于22日下午下令总退却。芜湖以西部队向浙赣撤退，芜湖以东部队分别向上海、杭州两个方向撤退。 至此，敌人苦心经营了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完全崩溃。百万大军顺利地完成了渡江战役第一阶段的任务。 二野对面的刘汝明率第8兵团逃得最快，解放军一渡江，他就带着部队逃跑。他的军长、师长劝他：“钧座，这样退下去，是要负失职之？的。” 他说：“和共军再打下去，我们会把本钱赔光的。退，只管退！怕什么，现在谁也管不了我，蒋介石不在其位，李宗仁有名无实，汤恩伯也没有他自己的部队，还不是依靠我们这些司令、军长。保存实力要紧，要是手下没有兵了，到那时，谁也不会理我们！没说的，赶快退！” 第十九章 摧枯拉朽，直下金陵澄六合 李宗仁黯然离开南京 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后，李宗仁慌了，他连忙给白崇禧打电话。 白崇禧也急了，他拿着电话沉思了半天，才说：“事已至此，我顾不得许多了，有什么就直说了。眼下，南京是守不住了，上海方向我们不能去。我的意见，为了保全两广和大西南，必须放弃京、沪两地，把汤恩伯的主力迅速移至浙赣线，与华中部队成为掎角之势，固守湘、赣、闽，防止共军侵入两广及西南。以宋希濂部布防于宜昌、沙市一带，以固川东北线。国民政府即于近日内迁往广州，争取美援。征兵征粮，实施总体战，只要有两广和大西南，我们反共复国就大有希望。” 李宗仁对白崇禧的意见深表赞赏，但又担心蒋介石从中作梗，使计划难以实现。 白崇禧明白李宗仁难处，在电话里大声说：“和他摊牌！现在是什么时候了？一国三公，什么事都办不成，李秀成写了‘一朝十误’，我们有二十误、三十误！今后局势，老蒋再不放手让我们干，则断无挽回的余地。你应乘此机会，向老蒋明白提出，他或你，只能择一人负责领导政府，以期统一事权。总之，这个家，只能由一个人来当，不是他就是你，不是你就是他！” 李宗仁觉得，白崇禧的话虽难听，但也指到了他的疼处。即使是个代总统也够窝囊，自己确实太软弱了，既然老蒋下了野，就应当逼他把人事权、指挥权和财权全部交出来，不然，自己不仅是傀儡，而且还要替老蒋担当误国的罪名。 经白崇禧这么一鼓捣，李宗仁长了精神，以少有的口气说道：“我不能做林子超，要干就干，不干就不干，明天，我们一起去找蒋摊牌。” 4月22日清晨，在解放军渡江战役隆隆炮声中，李宗仁、白崇禧紧急赶往杭州，和蒋介石摊牌。 此时，蒋介石住在杭州览桥航校。 这是蒋介石自1月21日下野以来和李宗仁的第一次会面。 李宗仁还没到蒋介石的住处，蒋已在住处门口欢迎客人了。 两人虽仅隔三个月没见面，但都觉得对方在三个月里变化很大。老蒋脸上颧骨，比任何时候都显得突出；李宗仁那平素饱满的国字脸，现在瘦得棱角分明。 从南京和李宗仁一同来杭州的，除了白崇禧之外，还有何应钦、张群、吴忠信等人。 当李宗仁一行来到会客厅以后，蒋介石与大家稍事寒暄，就领着李宗仁来到会客厅旁边的一间小房间里，闭门秘谈。 李宗仁牢记他是和蒋介石摊牌的，因此，来到小屋，一坐下来就说道： “当初要我出来，为的是和谈，现在和谈已经破裂，共军大举渡江，南京马上就要失守，你有何见教？” “德邻兄，”蒋介石诚挚地笑着说，“南京失守，我以为没关系的，我们还有几百万军队，你要继续领导下去，不必灰心，我支持你的。” 蒋介石很清楚，现在局势一片混乱，上海命运难料，台湾尚未布置好，上海的金银财宝还正在抢运，现在他还得在幕后观风向，等机会，李宗仁的这块招牌还不能丢。 “你如果要我继续领导，我是万死不辞的。但是现在这种政出多门、一国三公的情形，谁也不能做事，我如何能领导得了呢？现在共军已经渡江，南京不保，局势危殆，我看，我还是辞职的好，以谢国人！” “德邻兄，你千万不能这样想。现在谁也代替不了你。时局已到了这种地步，你继续领导下去才有希望，我支持你到底！支持你到底！”蒋介石说话时，态度是极恳切的，看不出有半点的虚情假意。 “在军事上，目前应以确保两广和大西南为主，汤恩伯部应放弃上海，向浙西和赣东转移，与白健生的华中部队成掎角之势，防守浙、赣、闽一带，阻止共军西犯。” “关于军事指挥权，皆在敬之的国防部，你完全可以向敬之下命令，按照你的意图部署，我绝不会过问。”开空头支票比谁都慷慨，说归说，做归做，蒋介石深谙此种游戏的玩法。 “顾墨三的总参谋部与何敬之的国防部今后是什么关系呢？”李宗仁对蒋的慷慨许诺，并不放心，因为蒋一向都是通过总参谋部直接指挥军队的。 “这个嘛！”蒋介石心里很清楚此时的李宗仁想要什么，不论你要什么我都答应给，至于能否拿到手里，那只有鬼才知晓。蒋介石想了想说道：“何敬之是国防部长，我看由他统一陆海空的指挥权，今后，参谋总长直接向国防部负责。” 只要你老蒋不插手军事，我李宗仁就指挥得了何应钦，也就指挥得了军队。李宗仁忽然觉得老蒋并不是那么难讲话，问题是以前自己太软弱，想到这里李宗仁又想到了钱，说道： “现在军费开支很大，金圆券暴跌，能否从台湾运出部分银元供军政开支用！” “好的，好的，需要多少，尽管派人到台湾去取就是，这是国家的钱，代总统有权支配。”蒋介石的态度诚挚万分，李宗仁说什么他都答应。到了这个份上，李宗仁还能再说些什么呢？即使有些早就想好了的话，此时也开不了口了，这就是李宗仁。 白崇禧一直坐在会客厅里，与何应钦等人漫无边际地闲谈。李宗仁摊牌的结果如何，他不得而知。 那间小门终于开了，蒋介石和李宗仁一前一后走了出来，白崇禧从他俩的脸上望去，顿时感到一惊：他俩脸上似乎都有一种满意的微笑。这是妥协的结果，而决不是摊牌所能有的表情。如果这样，两广和大西南就没有指望了！白崇禧不由得轻轻地叹了一声。 白崇禧先于李宗仁辞别蒋介石飞离杭州，赶往汉口指挥军事。李宗仁飞回南京时，已是傍晚时分。飞机在明故宫机场着陆后，便听到一阵密集的机枪扫射声和炮击声，激烈的战斗正在首都郊外进行。街上行人绝迹，店铺关门闭户，满目凄凉。本来，在杭州返航时，何应钦曾劝李宗仁同他一道飞往上海，然后再转飞广州。此前，政府阁员已被全部运送到了上海，南京除卫戍部队外，政府机构已全部撤离。 按理说，李宗仁没有返回南京的必要了。但是，李宗仁对何应钦道： “我应该回南京去看看，我担心在撤退中会发生抢劫的事件，我如不在场坐镇，那就更对不起人民了。” 李宗仁回到南京，赶紧给设在孝陵卫的汤恩伯司令部挂了个电话，询问部队的情况。汤恩伯这时正集中200辆卡车，准备逃往上海，想不到在南京即将城破之时，李宗仁突然又飞了回来。汤恩伯向李宗仁报告：“报告李代总统，恩伯已于今日下午4时发出全线撤退的命令。江阴要塞以东部队沿铁路及公路向上海撤退。江阴以西部队经常州、深阳、宜兴、吴兴、嘉兴，绕过太湖亦退往上海。殿后的第28军掩护南京部队撤退后，沿京杭国道向杭州撤退。” 随后，汤恩伯劝李宗仁赶快离开南京。 当日晚，李宗仁在南京坐镇。天黑以后，南京城外，大炮轰鸣，枪声不绝，李宗仁一夜辗转不眠。 用过早餐，李宗仁带随员驱车直奔明故宫机场，汤恩伯已在飞机场等候他。 “请问代总统，飞上海还是广州？”汤恩伯问道。 “广州。”李宗仁说完便登上座机。 “追云”号飞机升空后，在南京上空盘旋了两圈，李宗仁从飞机舷窗俯视，只见下关和浦口之间的茫茫江面上，浪花飞溅，炮火如织，舟楫如林，解放军正蜂拥过江。 此情此景，李宗仁不禁想起“六代豪华，春去也，更无消息”的词来，悲凄地轻声喃喃：“南京，永别了！” 飞机飞行一个小时后，李宗仁突然命令机师：“改变航向飞桂林！” 钟山风雨起苍黄 23日夜，人民解放军第35军先头部队解放南京。4月24日上午，第35军主力从浦口渡江，在夹道人群的欢呼声中开进南京城。 码头的里里外外拥满了欢迎的人群，人们欢呼着： “欢迎解放军解放南京！” “解放军同志辛苦了！”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庄严整齐的解放军队伍，沿着中山马路阔步行进。南京换了人间，昔日“总统府”的门楼上的青天白日旗被扯下，换上了鲜艳的红旗。这里曾是蒋介石卖国求荣、祸国殃民的罪恶策源地。接收的解放军踏进这个大门，满目是朱红油漆的柱子和华丽的长廊，俨然是一个封建王朝的皇宫。地上、走廊上，铺满碎纸，一片狼藉。走进最里头一座房子，便看见蒋介石的“宝輪”。写字台的日历，翻开到“4月23日”。 这就是蒋家王朝的末日！ 本来预定，刘伯承率二野机关在4月26日到达南京，但因风雨所阻，到29日才到达南京。由于临行仓促，事先来不及与警备部队取得联系，过江后，只好包租了一辆公共汽车乘坐。等到刘伯承上了车子，警卫员才突然想起：偌大一个南京城，车子该往那里开呢？于是前来请示刘伯承。刘伯承一听呵呵大笑，说：“到了家门口，反倒找不着家了！” 略一沉思，他果断地说：“叫司机直开‘总统府’，到了那里就好办了。” 果然一到总统府，很快就和警备队联系上了。？毅闻讯，立即坐车赶来。 1949年4月26日，南京军管会成立。4月29日，刘伯承、宋任穷就任南京军管会正副主任，刘伯承兼任南京市市长，到职理事。 4月27日这天，从中山码头走来两名军人，其中一个中年军人个子不高，步履轻捷，腰板挺直，走起路来透出八面威仪，这就是邓小平。身后的小战士是他的警卫员。他们叫了一辆黄包车，却谁也没坐。邓小平显得轻松愉快，和车夫亲切地边走边谈。没有人想到，渡江战役的指挥者邓小平，与一个黄包车车夫并肩进了南京城，直至长江路的“总统府”。多年以后，邓小平与女儿有这样一段对话，女儿问道：“你进总统府了吗？” “进去了，是和陈伯伯一起进去的。” “那刘伯伯呢？” “他那个时候在西线指挥作战。” “你们在蒋介石的总统宝座上坐了坐吗？” “总要坐一坐嘛！” 说到这里，邓小平微微一笑。 确实如此，历史在当时像是拨了弦的钟，明显加快了脚步。 4月28日，香山，双清别墅。 绿荫环抱的庭院清幽静谧，双清泉水潺潺流动，泛出朝阳的金辉。 这几天，毛泽东一反渡江战役前那种紧张焦灼的心情，吃得好，睡得好，习字吟诗，精神欢悦。 用完早餐之后，毛泽东来到凉亭小憩。 这时秘书兴冲冲地走来，递给他一张号外，说：“主席，南京解放的捷报出来了！” “噢，这样快！” 毛泽东左手拿着报角，右手轻抚膝部，嘴里喃喃念着。报纸在晨风中垂下一角，“南京解放”的大字标题赫然在目，恰好被摄影记者看见，“咔嚓”一声摄入镜头，留下了珍贵的历史瞬间。 “南京解放”的捷报犹如诗情的催化剂，看完号外，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在毛泽东脑海里也定稿了：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第二十章 千里追击，三路大军下浙赣 跨越千里大追击 长江防线一击即破，这完全在刘伯承的意料之中，但蒋军逃跑之快，超出了原来的预想。他判断：战局急转直下，但敌人仍有继续组织顽抗的可能。敌军成建制地向南逃奔，很可能想利用钱塘江、沪杭公路和浙赣路，以皖浙山区为依托，构成新的防线。目前京沪铁路、京杭公路已被三野切断，浙赣铁路和徽杭公路就成了敌人退却的唯一通道。想到这里，刘伯承叫作战参谋给总前委发报。他边沉思边说： “根据敌人在江防被突破演变为混乱的趋势，黄山、鄱阳间的交通、粮食状况和我军渡江后的态势，可决定不以主力与三野成交叉运动去南京地区，而以全力直出贵溪、上饶、歙县，以指向浙赣路进贤至义乌之线。这样，既可以割断蒋桂两敌之联系，又可放松桂敌而以全力迂回蒋敌之侧背。” 邓小平、陈毅立即复电表示同意。于是，刘伯承命令陈赓4兵团取消原定接管南京的任务，改沿5兵团右侧出上饶东西地区，协同第3、第5兵团歼灭浙赣线上的敌人，并视情况向东发展，扩大预定的京沪杭战役的范围。第3、第5兵团仍向原定目标向歙县、衢县追击，协同三野钳击京沪杭地区之敌。 二野第3、4、5三个兵团分成三个方向，分别以徽州、上饶、贵溪为目标，展开了一次跨越500多公里的大追击。 3个兵团齐出浙赣线。陈锡联、谢富治率第3兵团的第10、11、12三个军为左路，直指金华、龙游。 杨勇、苏振华指挥第5兵团第16、17、18三个军为中路，直指衢县、江山。 陈赓率第4兵团第13、14、15三个军为右路，直指横峰、贵溪。 3个兵团像三股决堤的江水，一泻千里，几天里流遍皖南，又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把使人民获得新生的甘泉，灌溉到江西东北和浙江的大部土地。 第3兵团副司令员兼第12军军长王近山，指挥突击队在长江南岸登陆后，敌人全线溃退，狼狈逃窜。王近山是一员虎将，他眼见渡江没有打上硬仗，心里觉得直痒痒，便命令35师师长李德生：“追！一定要给我追上刘汝明的主力部队。” 李德生接令后，两天率军追了100多公里。一路上只遇敌人一些零散的抵抗，仍然没有抓住敌人的主力。 4月25日，王近山命令李德生的35师向徽州急进，乘敌立足未稳，一举将其歼灭。王近山说：“今后的追击作战，应该发扬高度的勇敢顽强精神，要大胆地迂回、分割、包围、歼灭；要敢于单独带部队作战，及时果断地处理情况。对溃逃的敌人要不顾疲劳、不怕困难地追。20天、1个月不休息地追。穷追，猛追，追到底，直到全部歼灭这股敌人。” 李德生师长和政委李如海一起对情况进行了研究，判断徽州城里肯定有敌人的主力，这是一块“肥肉”，一定要“吃”掉它。可是当时部队还在太平镇，离徽州有80公里，沿公路去徽州需两天的时间。如果两天后才能赶到那里，敌人也许又逃跑了。 李德生在地图上发现太平东边的群山中，有一条通往徽州的小路，比公路要近35公里。35公里可以缩短一天的路程。不过走这条路要翻一座上下20公里的大山。部队几天连续行军作战，已经很疲劳。但是为了能够抓住敌人，李德生最终决定抄近道走。 清晨，部队出发了，很快来到大山下。战士们沿着崎岖蜿蜒的小山路，一个紧跟一个往上爬，前不见头，后不见尾，谁要是稍微停一下，立刻就给后面的赶了过去。行军沿途，搞宣传工作的同志贴上？很多标语，他们还在山顶上扎了一个红红绿绿的大彩棚，挂上了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像，写着“把胜利旗帜插到江南”的鼓动口号。战士们也边走边拉号子：“加油追呀！爬过山去吃‘肥肉’！” 20公里路的大山，大半天的功夫就翻过去了，先头部队当夜就赶到了离徽州城仅15余公里的地方。 这时，李德生接到王近山的电报，命令他迅速截断徽（州）杭（州）公路，包围徽州，不让敌人逃窜。李德生立即命令担任后卫的104团迂回35公里，插到徽州东面，切断徽杭公路。 李德生这一决心非常大胆。104团的穿插迂回完全是孤军深入，单独作？，既可能顺利地抓住敌人，阻止敌人逃跑，也可能陷入敌人的包围，恶战一场。李德生指示团长张镰斧：“抓住了敌人就不让它逃跑。万一情况紧急，一定要坚持，我们很快就会赶来！” 张镰斧走后，剩下的103团没有立即攻击徽州的敌人。8小时后，李德生估计104团已经切断了徽杭公路，才开始率领103团行动。部队冒雨前进，很快接近了徽州城。 城里的敌人将主要防御方向设在正北。而西南比较空虚。这里有一条小河，绕城向南流去，敌人以此作为天然的防御屏障。李德生命令部队从这里涉水过河。战士们毫不犹豫，迅速卷起裤管下到河里。 在烟雨蒙蒙中，城上的敌人看见了这支部队一枪不发地过河，根本没有想到是解放军。直到接近了城边，战士们的枪响了，敌人才着了慌，胡乱地打枪还击。城角上防守的敌人，在解放军突然打击下，很快就溃散了。城内的敌人一见解放军打了进来，顿时一团混乱，争先恐后地往城外逃命。一股往东北面山上跑，一股沿徽杭公路东窜。 张镰斧的104团，在快要迂回到徽杭公路时，前哨突然发现东边公路上黑压压的一大批敌人正朝徽州方向走。104团的任务是截住从徽州往杭州方向东逃的敌人，现在却有一大股敌人从杭州方向往徽州来，怎么办？情况很突然，请示已经来不及了，张镰斧果断地定下决心：“管它哪里来的，吃了再说！” 张团长迅速命令前面的部队，来一个猛袭，被吓得晕头转向的敌人顿时混乱了。不到1个时就结束了战斗，捉了1，200多俘虏。原来，这股敌人是从杭州方向溃逃下来的敌暂2师，少将师长也在其中，当了俘虏。 战斗刚结束，从徽州方向开来一辆吉普车，战士们迅速将其捕获。经审讯得知，他是来通知暂2师，叫他们赶快南逃，不要到徽州去，因为“共军已临城下”。 张镰斧诙谐地对敌军官说：“现在不用南下了，还是到徽州去和106军见面吧！” 104团解决了暂2师后，即按原计划沿公路向徽州进发。这时张团长也收到了师长李德生的电报，知道徽州城里的敌人正迎着他们逃跑过来。 果然，不一会儿前面就发现溃逃的敌人。敌人在公路上前拥后挤，乱七八糟，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前面，有一支解放军正在等着。解放军根本不用开枪，只需一声大喝，就吓得敌人破了胆，投降一大群。 前面的敌人当了俘虏，后面见势不对就往回跑。这时103团也赶了上来，几千名敌人只好放下武器。 中间的敌人正往城东的大山上爬，解放军赶上去，和敌人“比赛”爬山。敌人从西边往上爬，解放军从东边往上爬。敌人到了山腰，解放军也到了山腰。跑在前面的解放军战士脑子一动，全部丢下背包。一轻装，终于捷足先登，早一步到了山顶。 战士们坐在山上也不打枪，看着敌人。敌人也不敢往上爬，蹲在半山腰不敢乱动。天快黑了，满山都是溃逃的敌人。山脚下的解放军又从下面包围过来。等到第二天天一亮，解放军朝着敌人多的地方轰上几炮，马上就有几个军官摇着白旗一歪一瘸地走了出来。十几分钟后，敌人的团长带着整整一个团，扛着枪，背着炮，下山投降了。 5月1日夜，35师继续向南追击敌73军。在威坪东面的山上，他们追上了逃敌。敌人原以为解放军会沿着大路走，一时还赶不上来，于是在山上摆开炊事锅，烧水、淘米、洗菜，忙个不停，想吃上一顿热饭。没想到这一耽搁，解放军突然从背后插了过来。 惊魂未定的敌人拔脚就逃，开水还在锅里烧着，饭也不吃了，菜也不要了，衣服、行李丢得满山都是。 慌乱的敌人丢下一个团“断后”。这时，解放军一个加强连乘船沿新安江顺流直下，刚好赶到。他们一路上早有准备，没有戴军帽，光着脑袋。敌人分辨不清，还大声发问：“你们是哪部分的？” 船上的人回答：“85军的，不要打，误会了杀你的头！” 对方见来者气势汹汹，也真不敢打枪。解放军很快将船靠上岸，一下船就将刺刀对准敌人的哨兵，大声喝道：“缴枪不杀！我们是解放军。” 敌副团长在远处见此情景，叫喊着：“不要误会！别打枪。” 解放军队伍里走出一个前两天刚解放过来的新战士，对敌副团长说：“误会不了，你过来吧！我认得你。” 消灭了敌人留下掩护的一个团，103团和104团没有喘息片刻，急速地向南追去，一两个小时后，来到距淳安县十来公里的一座大山。这座山山势十分险要，公路在半山腰盘旋，又窄又陡。山下是新安江大河滩，敌人在此留下的一个连，几下就被解放军解决了。 战斗中，已经能够听到前面有嘈杂的马达声。战士们知道敌人的大部队就在前面，劲头更足了，一边跑一边说：“快去捉敌人的汽车。” 翻过山头一看，前面公路上、河滩上，200多辆汽车从山腰一直摆到河边。这些汽车在狭窄的盘山公路上，争先恐后地逃命，拼命往前挤，山高路窄，很多连人带车一起翻下几丈高的石崖。有的汽车爬在山坡上，有的陷在泥坑里，有的陷在沙滩上，有的停在河当中，头尾相接动弹不得，有的四轮朝天翻在路旁…… 车里装满了各种物资、皮箱…… 还有些涂脂抹粉的官太太，还有背着大喇叭、小喇叭的军乐队和带着长矛大刀的京剧队…… 捉到俘虏一问，原来是侯镜如兵团和国民党安徽省政府的全部家当。 部队一路追击前进，越过淳安，指向建德。在离建德还有半里多路的时候，听见前面一阵乒乒乓乓的响声。起先以为这是枪声，后仔细一听，又像是鞭炮声。不一会儿，一大群老乡跑来欢迎。 李德生甚感奇怪：“老百姓怎么知道我们到了呢？建德城里的敌人难道又都逃走了！” 正在这时，随侦察连一起出发的侦察参谋从人丛中走出来，嘻嘻着向师长敬礼报告。原来，他们昨天乘汽车赶到建德时，这里的敌人早逃跑了，只留下一些保安部队驻守。侦查连三下五除二就把他们解决了。 35师在李德生的指挥下，马不停蹄，继续逼近浙赣线。5月7日，35师主力从建德长途奔袭75公里，解放兰溪、金华，斩断了浙赣线。 这天傍晚，师指挥所进驻到距金华只有15余公里的小镇上。正在吃晚饭时，报务员送来军部急电：“沪杭残敌正沿浙赣线南逃，你部尽速占领义乌、东阳地区，堵击南逃之敌。” 李德生和副师长贺光华看了电报，感到情况特别紧急，即令参谋人员打开地图，边吃饭边研？情况。 从地图上看，金华到义乌约有60公里左右，部队行动约需一天半。显然，跑步都来不及了。想来想去，李、贺二人决定采取一个大胆的行动：由金华乘火车向义乌进发。当时对铁路沿线情况不大了解，不知道铁路破坏情况怎样。 李德生让贺副师长星夜赶赴金华车站，经过动员，终于弄到火车。拂晓时分，李德生带着指挥部来到车站。贺光华等决定立即召集各团干部，布置上车。半小时后，前卫103团全部到达车站上车。 为了应付途中随时可能发生的战斗，所有车厢的门都全部打开。货车厢内，拉开的两扇大铁门用粗麻绳捆牢，以免开车后关闭。迫击炮、重机枪架在铁门两侧，射手们都编好了组，排了下车顺序，途中发现情况即可迅速下车占领阵地。客车厢里，轻机枪架在茶几上，战士们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正在兴高采烈地议论着。煤车上，两挺机枪对着正前方架着。司机左侧站着团的侦察排长，专门负责瞻望，并且安了电话机，随时与后面的营团指挥员联系。 一切准备工作都按要求做好了。李德生满意地对前卫团团长说：“开车吧！祝你们胜利。” 列车吼叫了两声，就迎着朝霞徐徐开离了车站。 下午，太阳快落山时，贺光华随着最后一列车到达义乌。 火车一进站，只见月台上黑压压地挤满了人。前面一排还举着“欢迎国军”的大幅标语，解放军一下车，他们就像木头似的愣住了。后面的保安团正在高呼“向劳苦功高的国军致敬”，直到他们被我军缴枪时，有个家伙还说：“不要误会……” 后来听游击队的同志说，原来义乌县长最会拍马屁，他不知从哪里听说车站今天要开来一列军车，就以为是国军某部要到义乌驻防。为了讨好？他亲自到车站来欢迎。 部队以敌人完全没有想到的速度，开到义乌。这时，敌我双方都不明情况。事后才知道，当夜该师在义乌城内休息时，从杭州溃逃下来的敌人就在城外宿营，相距不过10公里。 拂晓，东边公路上尘烟滚滚，6辆汽车冒冒失失地向东门103团驻地开来。这是从杭州出来的318师前卫营，他们立即被缴了械。敌人主力见势不妙，马上掉头逃走了。 当李德生正在东阳城外布置战斗的时候，住在义乌的师部来了电话，说有紧急事情，要他立刻回去。李德生赶回师指挥所，参谋告诉他：“被堵在义乌北山上的敌85军110师感到无路？逃了，来找解放军谈判，说什么要‘起义’。” 李德生一听这话，立即说：“起什么义！现在时机已过，赶快投降，不然就武力解决。” 3兵团第11军在军长曾绍山和政委鲍先志的指挥下，顺利突破长江天险后，于4月23日天色微明之际，到达皖南小镇殷家汇。部队在这里又扑了个空，敌人早已脚底抹油溜走了。曾、鲍二位首长决定留下少数部队，在群众的带领下进行搜索，主力继续前进，扩大战果。 6名战士在追击中，不知什么时候脱离了大部队。当天色已黑之时，忽然前面涌来一大群黑影，步伐急促，气喘吁吁，犹如丧家之犬。战士们断定这是敌人，可他们只有6个人，敌人却有好几百。 回去找大部队已经来不及了，一个战士急中生智，向黑压压的人群大声喝问：“哪个部队的？” “我们……保安4团……突击第2大队……”有一个敌人军官颤巍巍地回答。 6位解放军战士齐声高呼：“我们是人民解放军！这里早已布下天罗地网，谁敢顽抗，坚决消灭！缴枪投降，优待不杀！” 突如其来的吼声，将这群又饥又饿、毫无斗志的敌人吓破了胆。敌人顿时像被捅破了的马蜂窝里的马蜂，你推我撞，东奔西窜，呼呼啦啦地逃命。 战士们又齐声大喝：“四面都是人民解放军，只有缴枪，没有别的出路！” 早已成了惊弓之鸟的敌人，完全被镇住了，很快就排起队来举手投降。 这天晚上，曾绍山把军指挥所设在殷家汇。午夜，曾军长接到报告：国民党军第174师溃退到了殷家汇附近，其先头已被第93团阻挡在松岭一线。 敌174师是桂系王牌之一，过去在大别山地区曾数次与11军交锋。这次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曾绍山立即调集2个师的主力，形成钳形之势，对敌174师发起了围攻。 此时的174师军心混乱，士无斗志，已经失去往昔的威风，不堪一击，没用几个小时就被消灭了。 天亮后，大批穿？沾满污泥、破烂不堪军衣的俘虏，垂头丧气地被解放军押下阵地。俘虏有的赤着脚，有的掉了帽子，活像一串串大虾。这支国民党的反共劲旅，终于在刘邓大军的铁拳之下，结束了它的寿命。 围歼了174师，11军乘胜向南追击。出了殷家汇，满地都是国民党溃军遗弃的辎重、尸体和奄奄一息倒卧在路旁的伤兵。 4月25日大清早，11军先头部队到达了皖南赫赫有名的大洪岭下。 大洪岭是黄山山脉的一隅，上七里下八里。这里悬崖绝壁，巍峨险要，莫说有敌人防守，就是平常行军通过也是非常困难的。山上除了一条石砌的阶梯小道之外，满眼是？盛的森林，浓密的灌木丛，还有一片一片的毛竹林和一人多高的野草。从山下望不见山顶，山腰又为雾腾腾的白云所遮掩。 狼狈溃逃、疲惫不堪的敌96军，妄想凭借大洪岭的天险阻拦解放军前进，以便得个喘息机会，养养神，饱饱肚，睡睡觉，整理一下残部再退再逃。因此他们抢占了大洪岭，控制了大洪岭主峰及各个要隘，在上面布置了相当强大的兵力和火器，把独有的一条山路封锁得严严实实。 但是敌人估计错了。他们不知道面临的是什么样的部队。这支部队在太行山上打过日本鬼子，又是大别山上的猛虎雄狮。他们不只是具有丰富的作战经验？还有非常灵巧的战术手段，更重要的是他们非常善于山地作战。一个小小的大洪岭，根本不在这支部队的话下。 11军先头部队见正面受阻不便强攻，就立即改道而行，从没有人走过的地方攀登上了悬崖绝壁，钻过了密林，突然迂回到敌人两侧，来了一个突然袭击，一口气攻下了这座险峻的大洪岭，为后续部队开辟了畅通的道路。 敌96军残部见解放军迂回到主峰两侧，慌忙丢下大洪岭往南逃。但刚逃到山脚下，迎接他们的便是隆隆的炮声和密集的机枪声。敌人欲逃无路，只得束手就擒。 11军一路猛追，插过祁门、屯溪，向浙赣线前进。 在江南5月的霏霏细雨中，中路5兵团的3个军在杨勇、苏振华指挥下一路猛追不舍。 为了不让敌人逃跑，17军49师派侦察科长王巨胜带一队侦察兵，作为追击的前锋，大踏步前进在赣东北的山林水网地区。战士们全身湿透了，雨水和汗水混合在一？。但谁也不顾这些，每天行军50多公里，直往南进。 一路上，他们势如破竹，毫无阻滞。 5月4日，他们到达景德镇，接受了国民党专署及一个保安团共900多人的投降。之后，侦察兵们继续逼近浙赣线，来到离玉山城还有15公里的杨柳树底村。 在杨柳树底村的小街，王科长正想找老乡了解情况，战士们抓到一个从玉山城里跑出来的国民党军官。 这个军官交代说：“玉山城里现有敌55军及所属181师、96师一部及工兵团，还有警察总队，共约万余人，都是刚逃到玉山，正准备继续南逃。” 王巨胜详细地询问了敌军的驻地和玉？的地形，马上绘了个草图，派人送回师部，建议迅速围歼玉山逃敌。 5月5日上午，解放军开始攻打玉山县城，枪声一响，敌人便慌作一团，不多久，玉山县城即被解放了。 5月6日，49师攻占清湖镇，把敌人南逃福建的脖子卡住了。 陈赓实现了20年前的愿望 在左路3兵团和中路5兵团千里追击之时，右路陈赓率第4兵团也一路追击，毫不停滞。 4月27日，敌68军拼命向南逃跑。陈赓令秦基伟、周希汉率15军、13军兼程追击，务求尽歼敌人。4月29日，大雨倾盆。陈赓再令各军不顾一切兼程追敌，求得全歼刘汝明部。 在向景德镇前进途中，陈赓看见公路两侧行军的部队军容不整，有的戴着斗篷，有的打着伞，有的还在枪上挑菜挂肉，于是很生气地停下车，让参谋彭一坤去前面找这个部队的指挥员。 彭一坤赶到前面小村，适逢他们在那里休息。一打听，是别的兵团部队，便对他们说：“陈赓司令员看到你们部队军容不整，很不高兴。一会儿他来了，你们只有检讨，别的不要说。” 带队的团长一听陈赓到了，紧张起来。他赶紧派人四处通知，整顿部队的军容。 刚做完这一切，陈赓就到了。他一下车就批评这位团长：“我们这是在新区，一定要注意军容风纪！你们虽不是我们兵团的，但我也要批评你们！雨伞是防雨的嘛，枪怎么能用来挂肉呢！太不像话了，这样会给新区人民造成多么不好的影响！”陈赓的话毫不客气。 “首长，我们错了。我们是转移宿营地时，没有很好检查。”带队的团长小心翼翼地报告。 陈赓说：“没有检查就不好，你回去向你们的司令员和政委报告，就说我陈赓批评你们了！今后我见到他们也会讲这件事的。你们一定要向上级报告，要检讨！” 千里追击中，15军是第4兵团的左纵队，向横峰、上饶、广丰挺进；13军为右纵队，向弋阳挺进；11军从华阳渡江后，向鹰潭、东乡、金溪挺？。 左纵队先头部队44师，在向守志师长的带领下，昼夜行军，仅用一天多时间就到了中国瓷都景德镇。 驻守景德镇的敌人在逃跑前，对瓷厂进行了严重破坏，把一些存在库里的产品砸得稀烂，并炸掉了一部分瓷窑，瓷厂的工人们痛心疾首。部队到达后，向守志立即命令保护好瓷厂，不能再被破坏。并号召工人们，尽快把敌人炸掉的瓷窑整修好，恢复生产，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作贡献。瓷厂老板很受感动，非要送给向守志一套瓷器不可。 老板说：“这是我们对大军的慰问，也是一点敬意呀！” 向守志严肃地说：“保护人民的财产，是我们的责任，收你的瓷器就是违反纪律。” “纪律？白军拿东西从来没给过钱，不给就抢。我从来没听说还有这么讲纪律的军队。” 向守志说：“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讲的就是纪律呀。” 老板感慨地说：“蒋介石要货从来也不给钱，这是他要的大花瓶。就为这，耗去近万块银元，现在好了，蒋介石想要也要不走了。” 向守志仔细地看了这批做工精致的花瓶，确实质地精良，便问老板：“他要这么多花瓶做什么？” “说是送给美国杜啥子总统的。” “杜鲁门！” “对，杜鲁门。” “怪不得蒋介石老是装备美式武器，原来是拿国宝在贿赂呀，这批花瓶要保护好，说不定新中国成立时有用。” 再往南部队进到德兴。先遣团报告，一股残敌据守德兴城，抵抗很顽强。 “包围起来，迅速解决！”向守志命令。 德兴是15军南进的必经之城，位于江西的最东端，与浙江相连，周围山高林密，易于残敌化整为零，钻进山中与土匪合伙残害人民。只有打掉他，才能消除隐患。 驻守德兴的残敌原以为赶来的只是解放军的一支小部队，本想一举吃掉，谁知刚一交手就遭到了包围，打不赢，撤不出，急得敌团长团团转，苦无良策，只得下令：“死守！死守！老子就死在德兴了。” 德兴城很小，我军突破东门后，立即像潮水一样涌进城里。各个火力点、工事、碉堡里的残兵，见大势已去，纷纷打出白旗，缴械投降。城里的枪声很快稀疏下来。我军冲进敌团部。 “缴枪不杀！”一声呐喊，震得房顶上的瓦都在颤动。 攻取德兴城后，15军乘胜前进，于5月3日包围了横峰、上饶、广丰三个重镇。 溃逃到这里的敌68军一部，仓促防御。被15军包围后，成惊弓之鸟，连招架之功都没有了。 3日夜24时整，秦基伟对各围攻部队下达总攻命令：“务求全歼，不让敌跑掉一人，要猛冲、猛攻、猛打，把敌人就？歼灭！” 上饶是国民党军队长期盘踞的地方，在这里建有关押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集中营，其防御阵地和工事十分坚固，很多都是钢筋水泥浇注的。因国民党溃败，被关押在这里的“犯人”，不是被转移走，就是被杀害了。驻守在这里的敌人大部分已撤走，只留下少部分人看守。这些留下来的人，整日提心吊胆，忧心忡忡。敌68军溃逃到这里后，他们认为有了“主力部队”，提着的心稍微放下一点。但突然又被追来的解放军包围，第68军的部队首先乱了阵脚，他们深知自己危在旦夕，军心不稳。原留在城里的敌人，看到“主力部队”都如此惊惧，更是怕？要命。4日凌晨3时，攻城炮声一响，敌人乱作一团，连枪炮都不放了。 无论上饶的敌工事多么坚固，但军心已散，抵抗的能力十分低弱。到黎明时分，解放军即攻入城内。敌人纷纷丢下枪支，跪在地上求饶。 与此同时，横峰、广丰两镇也分别被攻下。 另外一路追击部队4兵团第13军于5月2日包围了弋阳。弋阳城不大，北高南低，处在浙赣线上的南昌至上饶之间。该地水陆交通十分方便，信江从城南边流过，跨过信江上的公路桥便是城南关。这里有一条通往福建的公路。驻扎在城里的是敌68军119、143师，这两个师的主力在此前的战斗中已经被大部分消灭了，仅剩下军部和炮兵团。没想到刚逃到弋阳，还立足未稳，就又被13军包围了。 5月3日正午12时，13军向弋阳城脚迫近。城北门上的敌人发现后，立即开火阻击。 经过短暂炮火准备，部队发起攻城战斗。109团3营担任攻取城北门的任务，8连从北门外右侧、9连从左侧发起进攻。在机枪和山炮、战防炮的掩护下，8连搭起云梯，迅速向城墙爬去，很快就占领了城头。 城内的敌人无心反抗，一窝蜂地向弋阳城关撤退。109团控制了北门里附近的制高点，立即追击逃敌，同时让一个连占领火车站，堵住敌人的逃路。 副军长陈康站在北门城头上，见南关聚集着大批敌人，拖着辎重和大炮争先恐后地往公路上涌，他立即命令机炮连：“封锁敌人逃跑的道路，把敌人堵在城里！” 不一会儿，陈康又见通往南关公路唯一的木桥燃起了熊熊大火。他判断这是已逃出城的敌人怕我军追歼，而故意浇上汽油点燃的。 3营营长赵起云立即向陈康提议：“让我们营迂回到敌人侧背，把他们消灭掉吧！” 陈康说：“要快！一定要把快逃出去的敌人堵住！” “是！7连3排去救火，其余跟我冲！”赵起云命令道。 7连3排长周福堂接令后带领全排战士直奔桥头，扑灭余？后，又过桥与3营堵击敌人。 战斗中，周福堂发现有两个穿呢大衣的人正在一侧指手画脚。他想擒贼应该先擒王，只要抓住了敌人的“头头”，其他的事就好办了。 他指着那两个穿呢大衣的人对7班长说：“火力掩护，你们班立即把那两个人捉住。” 7班一个冲击，就捉住了这两个“头头”。 “你是什么人？”陈康问。 “68军副军长王志远。” “他呢？” “参谋长杜大中。” “你们军长呢？” “你们的枪一响，他就跑了。” “我们的俘虏政策，你们知道吗？” “知道。” “愿意立功赎罪吗？” “愿意。” “那就写封信，让你们81师投降。” “遵命，遵命。” 信写好后，陈康对杜大中说：“就劳驾杜参谋长亲自去吧。” “要得，要得。” “这是你赎罪的机会。” “明白，明白。” 敌参谋长杜大中在通信班长白金生的陪同下，乘着他的吉普车，直接向敌阵地开去。 “停止射击！停止射击！我是参谋长。”杜大中从吉普车里探出头来，一边挥手一边喊。 敌人阵地上的枪声停止了。过了一会儿吉普车开了回来。 吉普车在陈康面前停下来，白金生指着陈康对敌81师师长葛开祥说：“这是我们的首长。” 敌师长葛开祥“啪”地一个立正，向陈康敬了个礼：“兄弟是个大老粗，我接受贵军的意见，一会儿，全部人员就都带过来了。” 5月15日，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突破白崇禧在长江中游的防线，从蕲春、黄冈间渡过长江，直逼武汉，？白崇禧构成致命威胁。为了配合四野渡江，中央军委急令陈赓兵团速向南昌进攻。 陈赓立即命令14军出动，向丰城、漳树一线进击，侧击白崇禧集团，直指南昌。5月16日这天，13军前卫师第37师接到陈赓“抢渡抚河，解放南昌”的命令。 这一鼓舞人心的消息迅即在指战员中传开。指战员们奔走相告，欢呼雀跃，把师长周学义围了起来，七嘴八舌地问：“师长，要打回南昌啦？” “对，打回南昌去！” 战士们“呼啦”一下子，高兴地把周学义举了起来。 37师是以红军第3师第7团为底子发展起来的红军部队，他们对南昌有着深厚的感情。现在要打回南昌去了，这怎能不令他们高兴呢？ 南昌是中国革命的发祥地之一，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诞生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起点。20多年来，红军经过血与火的斗争考验，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已发展成一支强大的、战无不胜的钢铁般军队。现在这支军队要回到她诞生的地方，解放被敌人盘踞多年的重要战略城市，这对红军老战士来讲，是多么光荣而又骄傲的时刻啊。红3师7团的大部分同志，在中国革命的发展中长眠于祖国的大江南北，而他们的精神，却鼓舞、激励、鞭策着无数后来人赴汤蹈火、前仆后继。现在活着的同志，像一颗颗火种，引燃着革命之火的燎原之势，汇成冲天的火焰。 当他们听说“打回南昌”的消息时，心中顿时生出一种庄严的使命感。 师长周学义、政委雷起云深深地理解指战员的心情。此时此刻，无须用更多的语言来作教育动员，他们只简短地发布了一道命令：“克服困难，勇敢挺进！” 经过紧张行军，5月19日，37师各部到达南昌郊区一带。20日夜间，周学义、雷起云、赵华清率师指挥所，来到抚河岸边的一个高地上。他们极目远眺，望着南昌城里稀疏的灯光，在运筹着攻占南昌的部署。 大家的心情非常激动。南昌这个光荣的城市，就要回到人民的手里来了，20多年的征战之后，终于又要重见中国武装革命的圣地了。 不一会儿，侦察员气喘吁吁地回来，报告了侦查到的敌情。南昌前面的谢埠市小镇，是通往南昌的必经之路，那里驻着南昌县一个保安团，他们没经过正规训练，战斗力很弱，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下，人心惶惶，情绪低落；南昌城里的夏威兵团数万人，正在准备西逃。 37师首长和109团团长、110团团长席地而坐，展开地图，按照侦察员的报告研究了打法，决定：先歼灭谢埠之敌，尔后向南昌速进，歼灭打击夏威兵团，解放南昌。 谢埠镇很小，110团一会儿就把它围得水泄不通。 “喊话！”110团长张谦命令。 敌保安团在睡梦中，突然被洪钟般的喊话声惊醒，一个个木呆呆地，竖着耳朵听。他们早就听说解放军优待俘虏，110团一喊话，他们就无心抵抗，傻楞楞地发呆。有的干脆开溜，一边跑一边换上早已准备好的便衣。守城门的敌人，在与110团对话后拉开城门，把110团放进城来，还把他们领到保安团的驻地。就这样400多人的保安团全都当了俘虏。 得知谢埠失守，驻守南昌城内的夏威兵团的188师和175师，共约1万多人立即分3路向谢埠方向赶来，妄图夺回这个战略要地。 敌人依仗兵多势众，？3营实施穿插分割。3营被分割成两部分，营长安玉峰和副营长李冬海，各带两个连与敌人短兵相接，展开了激烈的村落战。 敌人爬上屋顶，用轻重机枪向3营猛扫，手榴弹像冰雹一样，不停地甩过来，打得指战员们连头都抬不起来。敌人边打边不停地狂叫着：“你们被包围了，马上就完蛋了，赶快投降吧！我们也‘优待’俘虏。” 安玉峰命令9、10连：“坚决打退敌人的冲锋，打出我们的威风！” 指战员们冒着弹雨，选择着有利射击地形和位置，向敌人猛烈地射击。9连3班班长史长河，向敌人每甩一颗手榴弹，就骂一声“去你娘的吧！” 他一连甩出9颗，炸掉了敌人的3挺轻机枪、1挺重机枪。 就这样，至上午10时，英雄的指战员们已打退敌人的7次冲锋。 与此同时，在副营长李冬海这边的阵地上，激烈的战斗也在进行着。敌人同样以数倍于坚守阵地部队的兵力，密密麻麻地包围过来。 11连战士朱林被炮弹炸伤了两条腿，但他毫不畏惧，抓起一挺机枪向敌人扫射。 屡遭失败的敌人最后选中了5连阵地，集中一个营的兵力来争夺。连长许延举沉着指挥。关键时刻，排长卫福居带领一个班冲出阵地，跟敌人拼了十几分钟刺刀，捅死50多个，阻止了敌人的进犯。当敌人再次冲来时，许延举端起一挺轻机枪迎头猛击敌人，把60多个敌人打倒在稻田里。 战斗越来越激烈，在千钧一发之际，周学义带着109团赶来。 随即，后续部队111团在师政委雷起云和团长陈兴建率领下，顶着敌人的炮火迂回侧击，将敌175师拦腰切断，毙敌800多人，俘敌290余人，遏制了敌人的进攻。敌人遭猛烈打击后，丢下千具尸体、伤员和许多机枪、火炮、步枪、弹药，狼狈不堪地退回南昌城内。 窜回南昌的敌人情知不能固守，即对南昌进行破坏。工厂、学校、道路、桥梁，能炸的全部炸掉。南昌市的人民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勇敢地进？护厂、护校、护路、护桥、护南昌的斗争，从敌人手里夺回了大量的财产。 5月22日拂晓，敌人仓皇西逃，37师遂解放南昌。 5月23日上午，第13军37师代表解放军举行庄严的南昌入城仪式，受到南昌人民的热烈欢迎。 南昌的解放，标志着第二野战军渡江作战的全面结束。在渡江战役中，二野歼敌10万余人，解放了安庆、金华、上饶、南昌等86座城市和皖南、浙西、闽北、赣中的广大地区。 溪口哭声动天 在第二野战军3路出击浙赣线的同时，由粟裕领导的渡江战役东路军和由谭震林率领的中路军于4月27日会师吴兴，将从浙赣线上撤下来的国民党5个军包围于郎溪、广德，经两天战斗，8万余人悉数被歼。5月3日，第三野战军占领杭州。自此，浙赣线400多公里完全控制在解放军手中，汤恩伯集团与白崇禧集团被分割开来，彼此不能相顾。 5月16日，三野7兵团21军兵分几路，向浙江南部挺进。一路势如破竹，锐不可当。蒋介石的老家——浙江奉化溪口指日可下。 不知是何种心态所致，解放军的炮声隆隆可闻了，蒋介石却还在溪口没走。 是一种不服输的劲头？是硬撑脸面给部下看？还是自知一去难返而对故土恋恋不舍的情愫使然？可能是兼而有之吧！ ？解放军实施渡江战役以来，蒋介石的脸就失去笑容。从南京走后，他一直躲在浙江奉化老家。炮声越来越近，蒋经国耐不住性子了：“父亲，太康号前几天开到定海去了，俞局长和王世和的家眷都随军舰走了！” 蒋经国最知道父亲的脾气，语气虽急，但仍没敢直言“走”的字眼，但含意很明显：这里除了我们家之外，再没有其他家眷了。 “共军过了鄞县了吗？”看来蒋介石心里一点也不糊涂，共军如还没过鄞县，那害什么怕，来得及的。 俞济时赶紧趋前一步说：“看情况共军已过鄞县，目标正向象山港挺进。” 有了俞济时的这句话，蒋介石就知道该做什么了。他现在离开溪口，空中和陆路都不安全，也不太可能。只有象山港水路一条道了。于是，蒋介石长叹一声，对蒋经国说道：“到你祖母坟前告别罢，你去把方良和孩子们也叫来。” 儿媳、孙子都来了以后，蒋介石领着他们一同来到苍松环绕的蒋母墓前。 蒋介石刚一站在母亲墓前，就止不住老泪纵横。他撩起衣襟，颤巍巍地长跪不起，蓦然，大哭起来。 要是蒋母在天有灵，也必为之感动万分。 失败是痛苦的。而且败得这样惨！这一走怕是再不能为母亲尽孝了。 蒋介石身后，哭声一片。 ？母亲的墓庐叩拜之后，蒋介石在蒋经国的搀扶下下了凤凰山，几辆轿车早已在那里等候。 蒋介石再回首望望这座山峰，慢慢地钻到了汽车里。 此一别，今生再难相见。溪水淙淙长流，武岭山烟雾弥漫。 蒋介石再一次潸然泪下。 车队从溪口沿溪而下40公里即到达宁波镇海港。这是从溪口出海的传统路线，但这次蒋介石没有走这条线路。他估计到，解放军一旦进军宁波，必然抢占镇海港，堵住宁波的出海口。那样，他即使有三头六臂也难以逃出了。因此决定不走镇海而走象山港。从鄞县到象山港全是山路，这样靠两条腿走路的共军就？不过他的汽车轮。他就可以从容地退出溪口，往象山港，乘军舰出海。 蒋介石此次出走，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蒋介石前脚刚走，5月25日，解放军第3兵团2军61师183团就赶到溪口。 上海黄埔江边有个像片树叶似的小岛，名叫复兴岛。岛的右面是黄浦江，左面是一条笔直的运河，像把快刀似的，把它从杨树浦切割开来。这里离黄浦江的出海口很近。复兴岛东北面的码头上，停泊着装备精良的“太康”号军舰，码头四角，军警如林，江中巡逻的小炮艇，来往如穿梭。岛中有一座花木掩映的别墅。蒋介石从溪口退出以后，就一直住在这里。 蒋介石心里很清楚，溪口是守不住的，尽管他想守；南京也守不住，上海他想守，至少要守上一段时间。那么多金银财宝、机械，往台湾运是需要一定时间的。 来到上海后，连日来，蒋介石分批召见国军团以上干部训话，命令他们必须死守上海一年，等待国际局势的变化，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然后再行反攻，他到汤恩伯设在虹口公园附近的总部，听取汤恩伯关于防守上海的作战计划和部署，并作具体指示；他多次接见毛人凤，指示他临走前再杀掉几个和共产党一个鼻孔出气的民主人士。他三番五次催促上海市代市长陈良，要尽量加快抢运黄金白银？贵重物资的速度。 早不忙，晚慌张。此时蒋介石纵使有三头六臂，也忙不过来他想忙的事情了。10天前泪别故乡，刚过10天，又要诀别上海。再过10天，还不知道这把老骨头漂向何方？ 5月26日晨，蒋介石望着炮声隆隆、硝烟弥漫的上海半边天，暗自神伤。 夜海茫茫，“太康”号像一只黑色的幽灵，在波谷浪峰间跃跃前行，蒋介石不顾海上风大浪急，在甲板上踱来踱去。 解放军渡江以后，本来就瘦弱的蒋介石脸上更加棱角分明。蒋经国不离寸步，生怕父亲经不住这亡国的刺激而杀身成仁。 “父亲，还是回舱去吧，晚上风大，当心着凉。”蒋经国轻声地劝说道。 沉默，很长一段时间的沉默。 “经国，”在死寂的沉默中，蒋介石突然劈头问道，“你说说看，我们为什么失败了？” 蒋经国心里清楚，这个答案父亲最有发言权。从1927年在南京建国，到22年后国将败亡，中国四亿五千万人，父亲一直是一手遮天。当然，蒋经国也是可以说出一二的……但这能说吗？这问题不是他能够回答的。 顿时，又一阵沉默。 “主要原因，”沉默一会后，蒋介石一字一板地说道，“我以为：第一，党心不一。我党有史50余载，从来没有统一。党心不一，政令不行，互相拆台，拿大家以私小家。第二，干部腐化，共产党骂我们党腐败，不能说他们骂的都是错的。第三，对老百姓笼络不力。凡此三，岂有不败之理？” 蒋介石说到这里，看了一下蒋经国，继续说道：“我们只有另辟路径，重新训练党的干部，统一党心，让党员能自觉地为党的事业工作，使他们能够严格执行纲纪，而且还能深入社会各阶层，组织基层群众。干部腐化，是因为没有监督的力量。今后，我们要以群众的力量来维护党纪，使每一个党员都服从革命的领导，执行革命的政纲。铲除空洞不实、因循敷衍、麻木不仁的官僚作风，而代之以实事求是、急公尚义、严正不苟、是非分明、赏罚公允的新作风。” 蒋介石好像忘掉了眼前的痛苦，像是正在参加总统竞选的政治家似的，一口气讲出了他的新施政纲领。 蒋经国倒是听得很兴奋，父亲这一大堆新思想，和他以前在苏联学的有许多相似之处。他在今日，才找到了父子二人的共同语言，于是说道：“父亲，我十分赞成您刚才的意见，我相信我们是有希望的。” 蒋介石也来了兴致，小心翼翼地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递给了蒋经国。 蒋经国知道，这是父亲的日记本。他把折叠着那页打开，上面写着这样一段话： 以定海、普陀、厦门和台湾为训练干部之地区；建设则以台湾为起点。实行训练干部、编组民众、计口授田、积极开垦，在社会上不许有一个无业游民。实行二、五减租，保障佃户；施行利得税、遗产税、筹办社会保险、推动劳动福利、推广合作事业；实行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以民生主义社会建设及其政策实施为要务…… 蒋经国无言以对，可惜啊，悔之晚矣。 “太康”号徐徐离开黄浦江，消失在茫茫的夜海之中。 第二十一章 成都战役，围歼最后一支王牌军 一向志大才疏的“川西决战”总指挥官胡宗南，终于力拙才尽。12月23日，他在四面楚歌中，爬上了早己准备好的飞机逃往海南岛。 李文翻了翻白眼，看了看解放军代表，又看了看坐在那里狠狠吸烟的副司令，然后像坐不住似地站起来，低着头来回走动着。他的副司令狠狠地吸了一口烟，甩掉烟头不服气地说：“我军部队充整，粮弹还充足，并没有达到不能作战的地步！” 刘邓下达“成都围歼战”命令 重庆及川东、川南广大地区解放后，蒋介石急令由秦岭山区撤至汉中、武都及川北地区的胡宗南集团加速南撤，企图在成都地区顽抗或向康、滇方向退逃；并令由川东撤退之孙元良第16兵团及宋希濂、罗广文等残部，扼守岷江、沱江之线，迟滞解放军西进，掩护胡宗南集团南撤。 此时胡宗南集团撤往康、滇的道路有二：一是经新律、乐山再南下；一是经雅安至西昌。鉴于此，刘伯承、邓小平于12月6日命令第3、第5兵团急速前进，会同第一野战军第18兵团围歼胡宗南集团。 第3、第5兵团稍事休整后，于11日开始，由南溪、自贡、内江、遂宁等地向成都周围地区疾进。15日，第48、第47师己迫近岷江东岸之板桥溪、牛华溪。48师攻占板桥溪，歼敌一部后，由竹园首先大胆强渡岷江，并以一部兵力迂回乐山，主力向夹江县前进。47师攻占岷江东岸之任家坝、大石桥，歼敌1个团，充全控制了渡口。16日黄昏，47师在48师协同下强渡岷江，攻占乐山，并乘胜攻占峨眉县城。48师于绵竹歼敌一部后，乘胜抢占夹江，继而向洪雅县城前进，17日，攻占洪雅。19日，该团在沙坪遭遇一股敌人。原来，这是宋希濂的部队。 “快出来！缴枪不杀！”战士们大声喊叫，从神台下爬出来几个敌军，最后一个爬出来的是个光着头穿着灰色大衣的胖子，花白的头发，浑身直发抖，衣袋上插着两支钢笔，手上戴着金戒指，还有一只金壳表。 宋希濂刚被俘时，解放军并不知道他是大名鼎鼎的宋希濂，他的部下也没有暴露他的身份。审问他时，他说：“我叫周伯瑞，司令部军需。” 在第二天被押往解放区的途中，宋希濂和几个亲信策划逃跑未遂。路上碰到了一位解放军干部。这位解放军干部，原在宋的司令部干过，是打入敌人内部的，曾差点被宋希濂枪毙。真是冤家路窄。宋希濂再不好掩藏自己的真实姓名，向押他的解放军承认：“我就是宋希濂。” 后来，这位国民党的战将，经过共产党的改造，弃恶从善，转变立场，拥护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走上了新的人生道路。他在回忆那段凄风苦雨的日子时，深有感触地说：“1949年对于我来说是最不幸的一年……不，应该说1949年是我有生以来最幸运的一年……我跟随蒋介石叛变革命，干了20多年反革命反人民的罪恶活动，而自己并无认识……经过党对我的宽容和教育，使我认清了是非和真理，使我懂得了蒋集团失败的真正原因。这样，才使我没有带着花岗岩的头脑走向坟墓里去。” 全歼宋希濂部后，第16军乘势进至名山、丹棱地区。 与此同时，14日，第10军进至岷江东岸地区，经两日激战，歼灭在沿岸设防阻击的胡宗南一部，并乘胜渡江，攻击前进，相继解放眉山、丹棱、蒲江，逼近成都外围。 第11军于15日解放筒阳后，相继逼近双流、新律地区。 15日，第12军攻克仁寿。 至此，成都的外围战斗已经打响。 此时，刘、邓急电第12军：部队不得停留，火速前进，截断敌军想取道雅安向康、滇退却的道路，协同友邻各军在成都盆地将胡宗南集团一网打尽。 果然，敌人开始行动了，胡宗南先头部队已抵达新律地区。为了争取主动，12军火速向邛崃方向前进。邛崃是成都战役的关键，因为新律、蒲江一带全是敌人。如果敌人先我占据邛崃，可打开退守西昌与云南的道路。 12军36师在12月19日下午赶到邛崃一带阻击敌人。同时第34师北进，协同36师实施钳形突击。19日下午，36师在邛崃发起阻击战斗，随即攻占了邛崃。 至此，胡宗南撤逃康、滇的退路已经被充全截断了。成都地区东、南、西三面被团团包围，剩下的只有北面了。而在这个方向上，贺龙的第18兵团正等着他。人民解放军于11月中旬突破国民党军川湘鄂和黔东防线后，防守秦岭地区的胡宗南集团即按蒋介石命令开始南撒。第一野战军第18兵团等部依据中央军委指示，以既不过紧逼近敌人，以免其加速向滇、康收缩，也不与之距离过远，以免其有充裕时间破坏道路桥梁的方针，缓缓地尾随敌人前进。 此时，胡宗南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至此，将胡宗南集团全部包围在成都地区。 徒有其名的“川西会战” 蒋介石父子在11月30日清晨乘“中美”号专机逃离山城，于当日上午飞抵成都。下午，蒋介石便在黄埔军校的黄埔楼内召见了张群、熊克武、王陵基、刘文辉等人，研究布置川西会战。 在重庆已经失守、成都朝不保夕的情况下，蒋介石明白，川西会战其实是自欺欺人。他并非要在成都大打一场，而是要把从川北退下来的胡宗南部主力撤往西昌，固守西昌。假如西昌不保，再向西退至滇缅边境地区。对向西昌撤退和川西作战，蒋介石准备釆取下面三个步骤： 第一，对自己的嫡系部队——胡宗南部，让其全部撤往西昌，以保存实力，同共产党长期周旋。 第二，对于目前尚驻守在川西平原的非嫡系部队以及一些从川东败下降来的残余部队，则利用其与解放军纠缠，以掩护胡宗南的部队在川康边界从容部署。 第三，在胡宗南主力部队西撤之前，彻底解决刘文辉、邓锡侯等地方实力派的兵权。这是一个秘密的、一举多得的计划。为了稳定第二方面的力量，不使第三方面对作战部署产生疑问，关键就在于做好“川西决战”这篇表面文章。 为了完成这一石三鸟的计划，蒋介石煞有介事地召见各方面的人员。 12月2日上午，蒋介石召见了从川东溃败下来的第20兵团司令官陈克非。陈克非是宋希濂的部下，奉命防守川东防线。11月初解放军第3兵团发起攻势后，以摧枯拉朽之势，先是钟彬的第14兵团被歼，钟彬本人被俘；继之是第20兵团被击溃，陈克非率残部败走成都；最后是宋希濂落荒而逃。自从逃到成都后，陈克非日日担惊受怕，唯恐蒋介石将其作为川东失败的替罪羊，心里直打鼓。 当天上午9时，陈克非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了黄埔楼。没料到，蒋介石却和颜悦色同他谈了起来：“宋希濂前日在江口来电，说第9师在黄草坝附近打得很好，这是黄埔教导团的革命精神。如果所有部队都像第9师这样打，共军有何可怕的呢？今后，要特别注意对这支部队补充，要选派一个比较负责的官长，对部队进行整训，准备参加川西会战，保卫成都……” 陈克非一看老蒋不是追究责任，而是温言勉慰，才将一颗悬着的心放了下来，便打起精神顺着蒋介石的话头说：“第9师这次在黄草坝同共军作战达3昼夜，颇有收获，但是伤亡也不小。当时因为距离远，伤员运迭困难，再加上共军突破，形势十分危急，故而部队失散太多。校长如果允许，学生亲自前往川东方向，寻找失散部队，重振军咸！” 蒋介石打断他的话说道：“在电台还没有联系上以前，你还是在成都附近收容宋希濂部，加以整顿。” 接着，蒋介石侧过身去对俞济时说：“俞局长，你同顾总长讲，凡宋希濂所辖部队，统归陈司令官指挥，并由其收容调整，准备在成都周围同共军决战。” 面对蒋介石委以的“重任”，陈克非激动得一跃而起，啪地一个立正道：“决不辜负校长重托，誓与共军决战到底！ ” 接着，蒋介石接见胡宗南的主力——第18兵团司令官李振：“你这个部队过去打得很好，官兵都很勇敢，这种精神要保持下去。现在敌人很猖狂，其实没有什么，完全是我们髙级将领不争气，腐化堕落。古人早就说过，强兵在将。我们当一个将领，应该有不成功，便成仁，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精神。你要训导部下，让他们知道，目前我们并不计较一线一地的得失，而是保存实力，重建复国基地。下一步行动，你们要向西昌集中。西昌是我们最后的复兴基地，这个地方很重要。你到了那里，要据险坚守，把当地民众组织起来，持久作战，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李振这才明白：胡宗南部保卫成都是假，退往西昌是真。所谓川西决战，只不过是虚晃一枪罢了。 蒋介石布置完他的“川西会战”计划后，匆忙逃离成都。 蒋介石最后一支王牌军被歼 1949年12月13日之后的几天，成都是群龙无首，一片混乱，犹如汤浇蚁穴。当时在成都地区的国民党军总兵力为32万余人，其中胡宗南集团15万人，其他国民党军约17万人。胡宗南为集中全力向康、滇方向突围和防止解放军对其部队割裂，一面以其主力第5兵团守新律，第18兵团位于新律、成都之间，构筑工事，抵抗解放军的进攻，一面将成都以北地区之第7兵团撤至德阳、三台地区，并将第16兵团置于广汉，把第15、20两兵团布置于彭县地区，向主力靠拢。 与此同时，人民解放军二野部队以第12军位于邛崃、大邑，第10军位于彭山，第11军位于简阳以西，第16军位于名山、丹棱，第18军集结眉山地区，将胡宗南部死死地困在了川西平原。 12月22日，胡宗南为挽救其即将覆灭的厄运，在新律紧急召开军长会议。会上，色厉内荏的胡宗南强打精神，提出了 “保卫”成都的三个方案： 第一案：以现有的兵力，釆取以守为主，占领优势地形，把握战机，转守为攻，出击取胜。 第二案：以现有兵力，攻守兼备，确保成都；划分兵团战斗地区，控制强大预备队，构筑强固工事阵地，坚决阻止解放军攻城。 第三案：为了便于尔后能继续作战，保持主力，避免胶着，决心牺牲一部分以救全大局为着眼。即以两个兵团（罗广文部第15兵团，陈克非部第20兵团）向解放军后方（重庆）乘虚挺进，以吸引我主力回头，而使主力向西康背进以确保安全。 也就在同一天，远在重庆的刘伯承、邓小平，向位于眉山、邛崍、大邑一线的第3、5兵团发出进攻成都的命令。 在刘伯承、邓小平部署围歼胡宗南之时，一向志大才疏的“川西决战”总指挥官胡宗南，终于力拙才尽。12月23日，他在四面楚歌中，爬上了早己准备好的飞机逃往海南岛。 胡宗南一溜，处在四面包围中的国民党军更加混乱动揺了。解放军乘机紧缩包围圈，进行军事攻击，并继续开展政治攻势。前方各部队分别向国民宂军指挥官发出忠告、警告，劝告他们迅速回头，不要错过时机。在前沿直接作战的二野各部队，利用各种方式，向国民党军广播、战场喊话、送信、散发传单。面对解放军强大的军事、政治压力，走投无路的国民党军纷纷起义。二野各部队迅速占领指定位置后，一面构筑工事，积极阻击逃窜之敌；一面开展政治攻势，以不战而屈人之兵。 12月21日，被围的川鄂边区绥署副主任董宋珩及16兵团副司令官曾元在金堂地区首先宣布起义，这是四川境内国民党被包围部队瓦解的开始；24日，敌第15兵团司令官罗广文、第20兵团司令官陈克非率残部在郫县、安德起义；25日，国民党第7兵团司令官裴昌会率部在德阳起义；27日，国民党第18兵团司令官李振也派出代表，到筒阳与解放军商谈投降事宜。这些将领的起义，使龟缩在成都地区的国民党军队一片混乱，大有土崩瓦解之势。 但是，接替胡宗南指挥的国民党军第5兵团司令李文仍执迷不悟，垂死挣扎。为使自己摆脱不利地位，李文急忙改变胡宗南既定的计划，决定率其所辖7个军分两路突围。一路由第27、36、90、57军组成，从成都向重庆；另一路由第1、第3、第69军组成，从新律沿邛崃向西逃窜，目的地是雅安。 12月25日，负隅顽抗的国民党军第5兵团司令李文率部向西突围，被3兵团第12军阻击在邛崃一带！ 12月24日晚，12军副军长肖永银、政治部主任李开湘，正在召开会议，研究敌情，突然接到侦察科长的报告：“黄昏时，国民党军由新律出动，方向向西，现己过了羊场西大河，距我军第35师警戒线仅10里。” 根据敌情变化，肖永银立即命令35师师长李德生返回部队，做好迎击敌人的准备。 一小时后，李德生在电话中向肖永银报告：“据己得到的情报，敌人为李文的第5兵团，现己确证的有5个军，第3、27、36、65和90军。在我方警戒阵地前方，大股的敌人正向西运动。” 肖永银当即命令35师：“敌人要西逃，你师必须于拂晓前完成一切作战准备，坚决抗击敌人的进攻，决不让李文西窜一步。” 12月25日清晨，天刚蒙蒙亮，李文兵团部队在炮火掩护下，开始向12军35师阵地攻击。这天，敌人像潮水一般，一次又一次地向35师阵地猛冲达20余次。该师正面部分阵地几度失守，战斗呈白热化，但英勇的解放军战士终于用手溜弹、刺刀、铁锹把敌人打退。敌人伤亡很大，死尸在35师前沿阵地前堆满了。35师伤亡也不小。 傍晚，肖永银令各师以两个营的兵力向敌人反击。经一夜战斗，俘敌5，000余人。 次日拂晓，敌人以团为单位，在炮火掩护下，向我12军阵地全线发动攻击，企图孤注一掷，打开缺口，夺路逃命。战斗中，处在前沿突出部的我35师阵地受敌攻击最猛，连续被敌攻击了10余次，双方反复争夺阵地，最终敌军被击退。至上午12时，敌人再次纠集兵力，在更猛烈的炮火掩护下，用“羊群”战术再度向12军防线涌来，突破了35师阵地，直打到邛崃东门外。在紧要关头，肖永银果断地率军预备队两个团实施反击，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敌人反扑过去，挫败了敌人的进攻，夺回了阵地。 这天，被围困在成都、筒阳一带的国民党李振兵团宣布起义，李文兵团更加孤立了。 12月27日天亮后，向12军36师108团猛攻了一整夜的敌人，突然停止了攻击。此时，在前沿指挥所指挥作战的副团长武效贤正纳闷之际，有两个敌人举着手向阵地走来。武副团长命令部队停止射击，并让战士将来人带进指挥所。 来者为李文第5兵团第1军参谋长乔治和副官。他们求见解放军部队司令员，说有要事商谈。乔治说：“兄弟受李司令官之命，奉告贵军司令，我李司令官为了顾全大局，愿意起义。” 武效贤便立刻把情况直接向军里作了报告，并请示处理办法，乍闻这一消息，肖永银在电话中指示武效贤说：“敌人现在突然提出起义是有企图的。一定要提髙警惯，防备敌人诡计，我马上派人来。” 不一会儿，12军36师师长邢荣杰来到108团前沿指挥所，并带来了两个营兵力。 针对李文可能的诈降诡计，邢荣杰说：“现在我们还可以原谅你们，你们如果还想做个中国人，就应该老老实实地立即放下武器，听我军指挥，把部队撤出战场，我们保证宽待你们。” 乔治说这事关系重大，他不能做主，要求解放军派代表去直接和他们李司令官面谈。经请示军首长后，36师决定派副团长武效贤作为全权代表，前往李文司令部谈判。 武效贤挑选了三名精明强干的战士，连同通信员、警卫员共5人，每人一长一短两支枪，信心百倍，精神抖擞地随着敌军参谋长向敌巢走去。 在号称国民党军队中“天下第一军”的指挥所里，武效贤见到了胡宗南的第5兵团司令李文。李文十分尴尬地说道：“欢迎，欢迎！ ” 沉默了一会儿的李文说：“我部决定起义，这完全出于诚意，是本着顾全大局、避免双方遭受伤亡的精神提出来，希望贵军能了解我们的诚意。” 武效贤说：“假如你们真是这样，我们是非常欢迎的。你们言行太不一致，直到现在你们的90军还在向我军进攻。” 李文解释道：“90军和我失掉联系，我一定想办法和他们联络。” 武效贤说：“90军离你们并不太远，这使人难以相信。” 站在一旁的李文的副司令兼第1军军长说：“先生知道我们的第1军已经停止进攻了！ ” 武效贤说：“那是因为第1军已经失掉了进攻的能力。” 武副团长接着说：“假如你们是真心诚意地为了顾全大局，就应该答复我们的意见，立即放下武器。我们保证宽待你们，对你和你的部下都是有好处的。” 大慨这句话刺伤了国民党军主力兵团这两位曾经十分狂妄的指挥官的自尊心。李文翻了翻白眼，看了看解放军代表，又看了看坐在那里狠狠吸烟的副司令，然后像坐不住似地站起来，低着头来回走动着。他的副司令狠狠地吸了一口烟，甩掉烟头不服气地说：“我军部队完整，粮弹还充足，并没有达到不能作战的地步！” “你的意思是说你们还可以打下去！那好吧，打下去，还是放下武器，由你们自己选择好了！不过，我得提醒你，副司令先生，你们的处境，你们自己比我知道得更清楚。打下去会给你们带来什么结果？这一点 你们也是知道的。” 武效贤恩威并施，进一步向对方加大心理压力。国民党军正、副司令都不开口了，屋子里的气氛突然沉寂下来，只有一阵紧一阵的枪炮声不断地从窗口传进来，声音比以前更迫近了。 李文的神色也更加紧张起来，便堆起笑脸说：“这样吧，我们双方先停火，再慢慢协商如何？ ” 语气像是试探又像是哀求。 一看敌人要耍花招，武效贤便不冷不热地说：“我军部队众多，我不能做主，不过这主要靠你们自己决定。如果你愿意接受我们提出的方案，我可以马上报告刘邓首长，转告我军部队。你们如果要拖，那就只好听便。” 李文说：“请允许兄弟考虑考虑，再作答复。” 一会儿，李文又对武效贤说：“为了慎重起见，兄弟再派我的兵团副参谋长陈明兄，随先生一道，去贵军与刘伯承将军作进一步面谈，先生你看如何？ ” 武效贤谈谈一笑说：“可以，我保证送到。不过，我再提醒你一下，拖延时间对你们是不利的。” 下午4点钟，李文派他的参谋长陈明前来与肖永银谈判。陈明说：“我们李司令官顾全大局，决定起义。” 肖永银则严肃地说：“你们90军还在向我们进攻，这是起义吗？ ” 陈明说：“90军同兵团失掉联系，未接到命令。” 肖永银冷笑一声说：“那我就对你们90军不客气了！ ” 接着肖永银又说：“你们怎么不在成都起义而要跑到这里来起义呢？可惜迟了一点，现在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放下武器，最后给人民做一点好事，我们按照俘虏宽待你们，否则就把你们当做战犯办理啦！” 陈明无可奈何地说：“我把你的意思转报给李司令官吧。” 肖永银果断地说：“好吧，你在电话中告诉他，今晚最好在我们这里住下，看我们怎祥消灭你们的90军。” 当晚，第12军副军长肖永银调整部署，以各师2/3的力量向敌进攻，并命令尤太忠率34师集中力量消灭90军，一定要活捉90军军长黄仁，迫使李文放下武器。经一夜战斗，解放军消灭了国民党第90军，俘敌2万以 上，并活捉了军长黄仁。 次日上午8时，肖永银告诉陈明：“你们90军被我们消灭了。” 陈明没有说话，看来他还不大相信。见此情形，肖永银对警卫战士道：“把黄仁带进来。” 陈明一见黄仁便面如土色，低头不语。肖永银严肃地对陈明说：“请你马上回去同你们李司令官商量，打与降由你们选择，我们欢迎你们放下武器，希望你们再不要作无谓的抵抗。” 接着，第12军副军长命令各师逼近敌人，尤其要尽量迫近李文兵团部，用军事压力和政治瓦解来迫使李文放下武器。 下午2点，李文终于作出决定，命令部队全部放下武器。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一支王牌军被歼灭。 成都平原上的围歼战至此胜利结束。 成都，这颗镶嵌在川西平原上的明珠，终于回到了人民手中。 第二十二章 进军云南，“不给云南人民留后患” 蒋介石得知卢汉起义的消息后，气急败坏。12月13日，他在台湾亲自召开会议，部署对昆明的反攻。 汤尧一被俘就哭了，颤声说：“我是飞机送来的俘虏”。 团长讲得很慢，很平静，没有选择什么惊人的句子，但却引人入胜。“什么是祖国？这一条河，河边的房子，住在房子里的大人和小孩，他们的现在和未来……再加上这面五星红旗，这就是祖国。我们保卫祖国，就先要保卫住他们！” 春城最后的枪声 1949年12月9日上午。 一架飞机轰鸣着飞临战火包围中的昆明。这是张群奉蒋介石之命，到此筹备国民党国防部、陆军总部迁往云南的有关事宜的。 但张群不知，此前，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已经与中共方面联络上，正在筹划起义。 张群没有料到，他刚下飞机，就被卢汉借开会之名扣押了。一起被扣押的还有第8军军长李弥和第26军军长余程万等重要文武官员。此外，卢汉断然解除了国民党中央系统驻昆明机关与部队的武装，占领机场、车站和军事要地，扣留由成都经昆明至香港、台湾，由昆明准备开往成都等地的所有飞机及国民党官员，同时实行宵禁。 12月10日早晨，五星红旗在昆明升起。昆明市和平解放了。卢汉在广播电台庄重宣布和平起义，并宣读了《昆明和平起义宣言》。 蒋介石得知卢汶起义的消息后，气急败坏。12月13日，他在台湾亲自召开会议，部署对昆明的反攻。同时，对第8军和第26军进行改组，各军发给10万银元，合组为第8兵团，由汤尧统一指挥，并许诺士兵攻入昆明后“放假”两天，开始对昆明进行反扑。 对于敌人的进攻，卢汉虽然事先有所准备，但敌军约6万人，起义部队只有4万，并多为才成立3至6个月的部队，又无炮兵等重武器。因此，在强大攻势面前，不得不收缩战线，以致巫家坝飞机场失守，一时间， 昆明的形势十分紧张。 19日，敌军对城防核心阵地发动全面总攻，在猛烈炮火掩护下，成百成千的敌人进行波浪冲锋，到晚上9时，敌军组织敢死队，企图冲入城内。 正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候，卢汉收到刘伯承和邓小平的来电，说己命令第5兵团连夜用汽车运送部队，驰援昆明。随即，杨勇也来电告知：己派一个师兼程入滇，先头部队约23日可抵曲靖。 这个消息传到起义部队，大大振奋了士气，扭转了忧虑叫苦情绪。所以尽管敌军猛烈进攻，仍未能得呈。 第5兵团的一个师乘汽车于22日提前到达曲靖地区，消灭敌人一部后，又插向陆良，随即歼何绍周第19兵团残部、第8军第3师及陆军总部宪兵团等部3，000余人，加之滇桂黔边区纵队的部队在侧后及运输线予敌之打击、骚扰，敌第8兵团被迫放弃攻占昆明的企图，仓皇南撤；第26军退至蒙自、个旧地区，第8兵团部及第8军 退向开远、建水一带。 为了避免惊敌南逃，第5兵团部队于曲靖地区停止前进。 经过两广战役，第4兵团部队已异常疲劳。但为了完成军委给予的解放云南、巩固国防的既定任务，截击国民党第8兵团。陈赓命令一个军立即行军入滇，直出蒙自县夺取飞机场。命驻扎在百色的第四野战军两个师，沿着国境线进军，占领云南河口、金平一线。 1949年12月27日，从百色地区出发的第四野战军两个师，沿国境线疾进500多公里，占领了滇越国界上的重镇河口。14日，我先头部队又猛扑红河上的蛮牦渡口，占领了敌人刚架起的浮桥，并于当日解放屏边县城，封锁了第8兵团的陆路通道。 这一出乎意外的打击，使汤尧慌了手脚，加紧了蒙自机场的空运，企图从天上溜走。在运走了第26军直属部队一部后，汤尧发现，靠这寥寥几架飞机空运，是绝对不能把全军运走的。为了使留下的部队能忠于国民党，他下了一道命令，说是“为体念全军各级官佐，要从速把眷属空运到安全的地方去”。 不料所有军官反被这种“体念”吓得慌乱起来，有的请求不让自己的家眷去，有的推说妻子回娘家，有的说女人是云南人不愿离家…… 于是汤尧又下了一道紧急命令，要军官们“深领上峰厚意”，速速交出家眷，如有故意玩忽以图匿藏不交者，一定要以违抗命令罪名予以严惩。 “紧急命令”仍无济于事，第93师277团在两天中带着家眷逃跑了五个连长，见状情急，汤尧再次下令说：“如有再事违抗者，就地枪杀，眷属不走者，同律。”并在开元杀了一个抗拒命令的排长，在蒙自枪毙了一个营长和两个连长，并将93师带家眷的下级军官全部关在禁闭室，然后把他们的老婆孩子统统赶到蒙自机场。这时哭声震野，有的投湖自尽…… 1950年元旦，自南宁地区出发的第4兵团两个师，奋勇前进。军长周希汉、政治委员刘有光等各级领导，都是轻装出发，与战士一同徒步行军。山颠露营，河滩野宿，每日行军50多公里。 1月13日，4兵团一个师进至砚山县城，得悉蒙自机场空运繁忙，尚未发现我军行动等情况，当夜该部只睡了4个小时，以极其顽强的精神，一昼夜强行军到达了蒙自城东，绕过了警戒部队，直插敌心脏。 1月15日20时，110团占领了机场外围，随即迅速向机场发起了攻击。 从睡梦中惊醒的敌人，根本没有料到是解放军打来了，还以为是游击队的骚扰，打了一阵之后才发现“不对头”。停在机场上的飞机立即慌乱起飞，第一架才起飞，我军就冲进了机场，第二架被击中起火， 第三架就完整地被缴获了。当安玉峰营长带了两个通信员走向自己8连时，无意中经过敌人的炮兵阵地，敌人问口令，安玉峰立即回答：“自己人。” 接近敌人炮兵阵地，安玉峰大喊一声“我是解放军！ ” 敌人被吓得六神无主，回答说：“解放军更好，我们早就想找解放军。”便带着四门战防炮投降了。接着，敌人一个炮兵营和一个步兵营也都缴了械。 激战一夜，16日清晨，蒙自机场被全部占领。6时左右，天将亮时，蒙自县城获得全部解放。 从广西省百色到蒙自是15个“马站”，每站90里，敌估计我军至少需要20天才能来到，开始还以为是游击队占领了河口。待第4兵团部队以9天9夜的强行军，突然从中路降临，敌人完全陷入一片慌乱。国民党第26军残部仓皇向个旧市方向逃跑，在开元的第8兵团部和第8军，也急忙向西落荒而逃。 陈赓当机立断：以第4兵团4个团的兵力，出中路向个旧、建水方向追击；南路以占领河口部队的主力继续沿红河西进；北路滇桂黔边纵部队经玉溪向石屏县地区兜击，决心歼敌于国境之内。 发出命令后，陈赓特意指示：各部队应不怕远离主力，敢于以少胜多，大胆向敌纵深楔入，或实施迂回包围，堵击逃敌，力求全歼，不给云南人民留后患。 于是，己经多日没有好好睡觉的全体干部和战士，又不分白天黑夜地向西追击，每天行程130、150、 160……最后人们不再计算里数了，反正一直往前冲。有的战士饥饿和疲劳得一停下就倒在路旁鼾然睡去。有 的站着就睡着了。 17日拂晓，中路部队追上逃敌，110团将敌主力压缩在个旧城内，当即组织攻城，经6小时激战，从三个方向突入城内，歼敌193师1，900人。 闻名世界的锡城遂告解放。 18日，中路追击的另一个师，发现敌26军237师企图向河帮渡口南逃。于是，部队强行军先敌到达宜得，抢占了尼得克勒大山，堵住了敌人逃路。敌人急红了眼，开始以一个连向我军阵地猛沖。受挫后又组织两个连，在迫击炮和重机枪优势火力掩护下，再次猛攻，我军阵地受到严重摧毁，处境极端困难。这时，排长郭春生亲自带领11班出击，冲出阵地，将敌人打退。 接着，敌人又调两个营来。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又向1排阵地批次冲锋。敌众我寡，加上我有伤亡，敌人冲到了10班和12班之间，占领了我军阵地，情况十分危急！ 这时郭春生又带领11班由左方楔入敌群，勇猛冲杀，又把敌人击退！ 敌人还不甘心，又集中全师重火器向3排阵地猛烈轰击，炮火纷飞，工事遭到严重摧毁。但战士们以“寸土不让，人在阵地在”的英雄气慨，坚守在烟尘弥漫的阵地，与敌激战。10班与右翼敌人展开了肉搏，11 班、12班与正面敌人进行白刃格斗。激战中，郭春生冲上前去，与敌肉搏，将敌机枪手扭倒，夺过机枪横扫冲锋之敌，打得敌人像被割倒的草似的一片片倒下去…… 24日，我军对被围之敌发起总攻，各班、排像尖刀一样插入纵深。109团2营创造了一个班歼敌800人的范例。110团的两个连冒着敌人三面火力网的封锁，冲进一条荆棘丛生的深谷，活捉第8军军长曹天戈。很快，一连的8名战士又活捉了敌陆军副总司令汤尧。 汤尧一被俘就哭了，颤声说：“我是飞机送来的俘虏。” 的确如此，当第8军和第26军从昆明撤退时，汤尧飞到台湾，在国防部参加战局的讨论，蒋介石在会上决定叫他到蒙自，把26军空运到台湾。因为李弥是云南人，叫他和李弥率领第8军在滇西“坚持”，等待国民党反攻大陆。为此，蒋介石下令提升他为陆军副总司令。1月12日，他和顾祝同乘飞机来到蒙自，第二天召开校以上军官会议，顾祝同宣布第8军掩护26军空运，第8军的军官争着要走，吵嚷说：“26军是嫡系，难道我们不是？ ” 正在难分难解时，人民解放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到了蒙自。顾祝同怕当俘虏于15日乘机仓垒逃走， 临行前对汤尧说：“好好照顾部队，明天我还回来。” 谁知道，第二天机场就失守了，汤尧又听说逃跑的通道己被解放军堵死，就带着部队向西逃命，没多久，这位刚刚上任十多天的副总司令就成了我军的俘虏。 “不给云南人民留祸根！” 元江之战中，4兵团所有参战部队在陈赓司令员的“全歼残敌于滇境，不留后患”的指示下，展开追击。 中路部队的一部，在师长周学义带领下挥戈西指，于28日又开始了强行军。他们越过哀牢山，跨过阿墨江，穿过瘴疡区……于2月4日，终于在镇源县追上敌人。敌170师见我人少，组织“奋勇队”向我5连阵地猛扑了20余次，5连的子弹打光了，连长负了伤，机枪班长周继武就带领战士用石头抗击敌人的进攻。与冲上来的敌人进行白刃格斗，终于守住了阵地。 虽然敌众我寡，但敌是惊弓之鸟，面对我胜利之师，不敢恋战，迅速西逃。怎样才能追上这股敌人呢？周师长决定以小部队尾追，主力一夜急行军90公里，绕到敌人前面去。 2月5日，他们果然超越了敌人，控制了镇原县以西的猛统及黄草岭等险要处，当敌来到时，遭到迎头痛击，被压于乌鸦山的不利地形，数次反扑，均未得逞，敌人走投无路，被迫全部投降。 另一路追击敌人的37师两个营，于2月6日在墨江县地区歼敌宪兵13团1个营后，即挥师南指，他们横渡澜沧江，跋山涉水，风餐露宿，每日急行军七八十公里，于19日夜在西双版纳追上了敌170师残部。经激烈战斗，歼敌600余人，完成了“不给云南人民留祸根”的任务，解放了美丽的西双版纳，把红旗插到了边境重镇——打洛。 这是第二野战军从晋冀鲁豫边区这个四战之地出发的四战之军，第一支进驻祖国南部边疆的队伍。 随同第4兵团进军中的一位作家，用热情的激动人心的诗一般的语言描写了这个伟大的时刻： “我们的国旗万岁！” …… 团长信步走到队伍跟前，大声地问道：“同志们，你们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 大家齐声回答：“东兴！” “那是条什么河！”团长满怀深情地望了一眼背后的一条河。这条河被几天前的一场暴雨搅得浑黄不堪，但却十分平静，十分驯服。 大家齐声问答：“北仑河！” “同志们，刚才指导员己经说过了，东兴镇和北仑河，这是我们伟大祖国的边疆，……我们决不要别人一寸土地，我们也决不让任何敌人来侵占我们一寸土地……” 团长讲得很慢，很平静，投有选择什么惊人的句子，但却引人入胜。 “什么是祖国？这一条河，河边的房子，住在房子里的大人和小孩，他们的现在和未来……再加上这面五星红旗，这就是祖国。我们保卫祖国，就先要保卫住他们！ ” “好！现在我们升旗。” 一个战士双手捧住国旗，操着正步，走向团长。立定时，使劲磕了一下脚根，不知是咋天的痛苦还是今天的快乐激动了他，也许二者都有，他的声音微微发抖：“请团长主持升旗！ ” 团长接过国旗，发布了一道筒短的命令。随即，20多名战士一齐对空实弹排射…… 在枪弹轰鸣中，红旗飞升了。 在枪弹轰鸣中，红旗飞升了。 战士们仰起头来，最大的庄严与最大的快乐使他们的眼晴显得神釆异常。 太阳从梅上升起来了，用它最初的金色光芒吻着国旗。 风吹着，国旗骄傲地飘着，并且似乎还在无止境地纵情飞升着。 她越飞越髙，越飞越大，变成了一朵燃烧着真理之火的红云，载负着中国人民的战斗与胜利、幸福与欢乐飞到祖国的上空…… 云南一解放，西南诸省就仅剩下西昌地区仍为蒋介石的残兵败将们盘踞着了。这是他们在大陆最后的一块栖息之地，除此，只有逃离西藏，逃往国外了。 西昌南临金沙江，北接大渡河，东有大凉山屏障，西有雅鲁藏布江环绕，地处川、滇要冲，战略地位之重要不言而喻。为此，蒋介石曾亲临部署，任命亲信贺国光为警备司令，控制全区。胡宗南早有退守西昌的打算。1949年10月中旬，即派其办公厅主任李昆岗率第1师空运西昌，经营该区。成都解放后，胡宗南于12月 28曰率要员从海口乘飞机返回西昌，重新打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旗号。次日，蒋介石即给胡宗南一个十万火急的电令，赋予两项任务：一是固守西昌3个月，等待国际事变；二是收拢部队，保住西南大陆。随后，蒋介石又派顾祝同和蒋经国等乘飞机秘密来到西昌，召集李弥、余程万等参加的大陆最后一次军事会议，策划保卫西南大陆计划。胡宗南等制订了固守西昌，必要时逃往滇西的方案。 为了拔除国民党在大陆上最后一个据点，刘伯承、邓小平命令第14军、第15军、第62军各一部，以南北合击进行西昌战役。 遵照刘伯承、邓小平命令，第62军一部于3月12日由温江地区分路开进，经夹江、峨眉，23日克富林、汉源，直指越西地区；第15军一部于12日由曲靖地区，分路开进，经武定、元谋，19日抵金沙江南岸，23日解放会理、宁南；第15军一部于26日进抵西昌外围，与南下逼近越西、冕宁地区之第62军一部对西昌形成南北夹击态势。 解放军兵临城下，猥集西昌之国民党残部惊恐万状，各自逃命。“西康省政府”官员等数百人于25日仓皇北逃。胡宗南、贺国光等于26日晚乘飞机逃跑。27日晨，第15军一部抢占西昌机场，歼灭机场守军，进占西昌城。 随即，第14军自禄丰、宾川出动，北渡金沙江，至4月1日，相继解放盐边、盐源。第62军一部于3月17日从雅安西进，至24日，相继解放沪定、康定。 至4月7日，西昌战役结束，共歼灭国民党军残部及地方部队1万余人，解放西南地区及康定、泸定等18座县城。 西康省金沙江以东全部解放，国民党在大陆最后一支部队被消灭。 第二十三章 进军西藏，红旗插上世界屋脊 随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推进，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统治摇摇欲坠，全中国大陆的解放指日可待。早就觊觎西藏的帝国主义势力，加紧了策划“西藏独立”的步伐，图谋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纳入西方势力范围。较晚插手的美国，则想把西藏作为在冷战中遏制新中国的一个基地。 驱汉事件 1949年6月下旬，西藏噶厦在印度驻拉萨代表处代表黎吉生的精心策划下，发动了又一次“驱汉事件”。黎吉生诡秘地对西藏“外交局”局长柳霞.土登塔巴说：“拉萨有很多共产党的人，留他们在这里，将来就会充当内应，把共军引进来”，并拿出了共产党人的名单。这一伪造的情报，使西藏上层惊恐不安。黎吉生还直接向达扎摄政进言：“目前正值中国政局大变时期，你们要立即把汉人驱逐出拉萨，如不这样，势必会里应外合引进共产党”。于是，噶厦经过紧急商讨后，决定于7月8日由首席噶伦然巴.土登滚钦“召见”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代理处长陈锡璋，限令办事处及其下属单位人员必须在两周内离开拉萨，同时通知了国民党政府在广州的行政院。当时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及其下属的小学、电台、气象测候所等单位人员共有300余人，在藏军的威逼下，分批经亚东撤离出西藏。这是一起明目张胆地策划“西藏独立”的严重步骤。此时已迁至广州的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立即发表声明：“西藏地方当局，此项措施，无论于理于法，实多未合”。行政院同时致函噶厦：对此事“深为骇惋”，“希即撤销前议，迅速恢复中藏固有关系”。 西藏当局断绝了同中央政府的电报联系，却同英国、印度保持着密切的邮电来往。国外从黎吉生的电报中获知拉萨发生“驱汉事件”后，英国路透社于7月27日称：“英国从未承认中国所说的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并受中国统治的说法”。8月10日，美国合众社也说：“西藏当局利用中国之困难，可能完全脱离中国名义上的宗主权”。西藏当局此举也是对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公然挑战。 美国介入 早在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作战前后、蒋介石逃离南京时，美国共和党就大肆攻击杜鲁门总统“丢掉了中国”。美国当局出于内政的需要，一改以往明确表示西藏属于中国的态度，开始关注“西藏独立”问题。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司的露丝.培坎发表政策评述说：“一旦共产党在中国获得胜利，美国不应当继续认为西藏是在中国当局权力范围之内”。她主张立即派遣美国官员赴拉萨预先建立秘密联系。经美国驻印度大使馆与西藏噶厦官员夏格巴联系，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广播评论员劳威尔·托马斯（Loomas，又译汤姆斯）父子于8月进入西藏。他们同摄政达扎以及噶厦高级官员进行密谈，鼓动西藏建立有技术的游击队，接受技术训练和军事援助等。托马斯父子在西藏活动了两个月后返回美国，受到杜鲁门总统的接见。后来他又向国务卿艾奇逊建议，要美国给西藏以更多的现代化武器，帮助他们抵抗进入西藏的中共军事力量。 扩军备战 西藏地方当局因为有美国人的来访而受宠若惊，急切希望得到美国的支持和援助。11月19日，美国外交人员在新德里会见了噶厦官员索康和有权势的邦达仓家族的一位代表。索康告诉这些人说，美国是“最强大和最有力量的国家”，并且是西藏的唯一希望。这样，美国就逐渐取代了英国，成为西藏分裂势力的主要支持者。 为加快扩军备战、改善藏军装备的步伐，西藏地方当局同印度政府联系，由印度派人来西藏探讨军援和扩军问题。9月，印度派其驻锡金政治专员达亚尔带着尼赫鲁致达赖喇嘛和摄政达扎的信函到达拉萨，与噶厦进行了具体磋商，确定了西藏噶厦向印度购买军火的种类和数量，计迫击炮40门、炮弹2万发、步枪和冲锋枪子弹两百万发。9月16日，西藏官员会议讨论通过了经噶厦和基巧堪布提出的具体扩军措施。主要内容是：扩建藏军1万人；成立军饷局，统一调拨各地积蓄的粮食；进一步加强与印度的关系；同印度签订新的条约等。在此前后，藏军已由11个团陆续扩充到16个团，主要兵力部署在金沙江西岸和藏北一线。西藏地方当局妄图以武力阻止西藏的解放。 寻求支援 1949年底至1950年初，噶厦在印度驻拉萨代表黎吉生的直接唆使策划下，决定派出几个“亲善使团”，分赴美、英、印度、尼泊尔等国，以寻求对其“独立”的支持和军事援助。1949年12月2日，在向美国派出的使团携带的西藏“外交局”写给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信中称：“近来中国共产党称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并且已经占领了新疆、西宁以及西康等地。在此万分危急的时刻，我们派出堪穷土登桑杰、定甲.多吉坚赞前往贵国，请求得到贵国政府的援助。”西藏向其他国家派出的使团，也携带有同样措辞的信函。当西藏地方当局正在同这些国家接洽联系的时候，英国路透社对外披露了这一信息。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对西藏地方当局的非法行径当即予以严厉斥责。中国外交部于1950年1月20日发表声明指出：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拉萨当局没有权利擅自派出任何“使团”，更没有权利去表明它的所谓“独立”；“中央人民政府将不能容忍拉萨当局这种背叛祖国的行为，而任何接待这种非法‘使团’的国家，将被认为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怀抱敌意。”由于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加之美、英等国考虑自身利益，因而均表示不接纳西藏的“使团”。这样，就使西藏赴英、美、尼泊尔的“使团”未能成行，只有赴印的“使团”秘密前往了新德里。 反对分裂 帝国主义分子和西藏地方政府如此紧锣密鼓地策划“西藏独立”活动，严重地威胁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和西藏的安全。饱受帝国主义侵略之苦的中国人民包括藏族人民在内，绝不能容忍国内外反动势力分裂祖国的阴谋得逞。中国共产党授权新华社于9月2日发表《决不容许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的领土——西藏》的社论。社论在概述了百多年来西方列强对西藏的侵略过程之后指出：他们“妄想否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是侵略者在白昼说梦话。任何人找遍中外公开出版的地图和关于中国内政外交的文件也无法找出任何的‘根据’”。解放西藏“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坚定不移的方针。任何侵略者如果不认识这一点”，“就一定要在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铁拳之前碰得头破血流”。9月7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西藏》的署名文章，揭露帝国主义的阴谋，表明中国人民解放西藏的坚定立场，中国人民坚决反对分裂西藏的行径。藏族爱国人士纷纷发表谈话、声明，对西藏当局勾结帝国主义的种种罪行表示极大的义愤，殷切盼望人民解放军早日解放西藏。 期盼解放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的前夕，新华社和《人民日报》针对“驱汉事件”发表社论和署名文章后，参加过长征的藏族干部桑吉悦希（天宝）于1949年9月8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揭露西藏地方当局制造“驱汉事件”的阴谋，指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任何反动派阴谋出卖西藏，都将遭到西藏人民的反对而彻底失败。羁留青海的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于10月1日致电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称：“西北已获解放，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凡有血气，同声鼓舞。今后人民之康乐可期，国家之复兴有望。西藏解放，指日可待。”12月2日，遭受亲英分子迫害而逃往内地的原西藏摄政热振活佛的近侍堪布益西楚臣，到青海西宁向人民解放军控诉帝国主义者破坏西藏内部团结的罪行，要求迅速解放西藏。著名藏传佛教大师喜饶嘉措在西安发表谈话，谴责帝国主义策划拉萨当局进行所谓“独立”的阴谋。1950年2月，西康省藏族知名人士甘孜白利寺格达活佛、康北玉隆地区大头人夏克刀登和康南巨商邦达多吉派出的代表到达北京，向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致敬，倾诉藏族同胞迫切要求解放的热望，表示将像当年支援红军北上抗日那样支援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 高瞻远瞩 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根据国际国内和西藏形势，高瞻远瞩地考虑了解放西藏的时机和策略问题。早在1949年2月4日，毛泽东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与来访的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谈话时就指出：中国“大陆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西藏问题也并不难解决，只是不能太快，不能过于鲁莽，因为：(一)交通困难，大军不便行动，给养供应麻烦也较多；(二)民族问题，尤其是受宗教控制的地区，解决它更需要时间，须要稳步前进，不应操之过急。”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共中央对解决西藏问题的考虑和筹划也逐渐明晰具体。8月6日，毛泽东在给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电报中指出：“班禅现到兰州，你们攻兰州时请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准备。”9月26日，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做出三项庄严的保证，其中第一项就是保证解放包括西藏、台湾在内的全部领土，完成中国统一大业。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人民解放军总部又向全军发布命令：“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10月13日，毛泽东关于西南、西北作战部署的电报中，正式明确“经营云、贵、川、康及西藏的总兵力为二野全军及十八兵团，共约六十万人。西南局的分工是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任第一第二第三书记，贺为(西南)军区司令员，邓为政治委员，刘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任（后正式名称为主席）。”11月23日，毛泽东、朱德回复班禅10月1日的来电时明确表示：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要求早日解放的愿望。 最高决策 由于西北地区的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在10月底前全部解放，战争已经结束，而解放西南的战役正在激烈地进行中，加上从青海去西藏的道路比较平坦，班禅行辕又在青海等原因，毛泽东考虑改由西北局为主担负解放西藏的任务。11月23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指出：“西藏问题的解决应争取于明年秋季或冬季完成之。就现在情况看来，应责成西北局担负主要的责任，西南局则担任第二位的责任。因为西北结束战争较西南为早，由青海去西藏的道路据有些人说平坦好走，班禅及其一群又在青海。解决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出兵当然不只有西北一路，还要有西南一路。故西南局在川康平定后，即应着手经营西藏。” 1949年12月，毛泽东主席赴苏联访问，在途经满洲里时，给中共中央并西南局写了一封信。此信的大意是，印、美都在打西藏的主意，解放西藏的问题要下决心了，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否则夜长梦多。 战略部署 彭德怀接到毛泽东11月23日的电报后，即派野战军政治部联络部部长范明对西藏情况和入藏路线进行调查。一月之后，范明交出一份调查报告。彭德怀据此于12月30日报告中央并毛主席。毛泽东当即于1950年1月2日由莫斯科致电中共中央、彭德怀并转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将进军西藏的任务赋予西南局。指出，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在电报中对进军西藏作了详尽的战略部署：既然由西北入藏每年只有五月中旬至九月中旬共四个月时间可以通行，其余八个月大雪封路不能通行，则由西康入藏之时间恐亦相同。而如果今年五月中旬至九月中旬不向西藏进军，则须推迟至一九五一年才能进军。我意如果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应当争取于今年五月中旬开始向西藏进军，于十月以前占领全藏。为此，建议：〈甲〉请刘、邓、贺三同志于最近期内（例如一月中旬）会商一次，决定入藏的部队及领导经营西藏的负责干部等项问题，并立即开始布置一切；〈乙〉迅即占领打箭炉，以此为基地筹划入藏事宜；〈丙〉由现在（一月上旬）至五月中旬以前共三个半月内，被指定入藏的军队，应争取由打箭炉分两路，推进至西康、西藏的接境地区，修好汽车路或大车路，准备于五月中旬开始入藏；〈丁〉收集藏民，训练干部；〈戊〉闻西藏只有六千军队，而且是分散的，似乎不需要我在上次电报中提议的三个军，而只需要一个充足的军或四个师共约四万人左右的兵力，即已够用，惟需加以特殊政治训练，配备精良武器；〈己〉入藏军队可定为三年一换，以励士气。 一场举世瞩目的历史壮举，由此拉开了序幕。 “地主”受命 西南局领导人刘伯承和邓小平接到出访在苏联的毛泽东发回来的电报后，开始商量进藏人选问题。西藏是个很特殊的地方，面积120多万平方公里，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交通极其困难，素有“世界屋脊”之称。再加上清末民初中国外侮不断，内乱频频，西藏上层的一些分裂主义者与内地中央政府离心离德，国民党南京政府建立后虽派官员驻拉萨，但不驻军，行政事务由其地方政府自治。新中国成立之前，西藏一直受到外国势力的渗透。如今，要进军西藏，由谁领军，非同一般，得慎重考虑。邓小平吸着烟，深思许久，对刘伯承说：“让‘地主’去吧！”“谁？”“张国华。”刘伯承笑了：“我也正打他的主意。好，就叫他去！” 张国华，1914年10月22日出生于江西永新，1929年3月在井冈山袁文才、王佐的部队当兵。毛泽东上井冈山后，张国华任红四军第二师五团连队指导员，长征途中任红一军团政治教导大队政委，到达陕北后任河东游击支队政治部主任，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独立第二团兼运西军分区政委、鲁西军区第七支队政委、教导第四旅政委。1949年2月18日，豫皖苏军区部队及中原野战军第一纵队第二十旅组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由豫皖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出任军长，谭冠三任军政委。张国华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首任军长时，才35岁。然而，就是这么年轻的军长，却培养了一大批干部。当年，二野、三野发起渡江战役后，南京很快解放了，需要一批干部去接管。刘邓决定抽各军的随营学校的人员来接管南京。部署会上，当张国华报出十八军随营学校人员有4500多人时，全场一片哗然，因为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二野其他各军随营学校人员的总和。有人开始窃窃私语：“张军长如此富有，真是个‘地主’！”张国华“地主”的绰号自此落地生根。 仁义之师 1950年1月8日，张国华被召到重庆曾家岩西南局临时办公地。刘伯承首先向他传达了毛泽东的电报精神。邓小平则说，张国华可以指挥二野最有战斗力的十军部队进军西藏。张国华思考了许久，终于下了决心：“我还是带十八军担负进藏任务。” 1月15日，刘伯承、邓小平给十八军传达了中共中央及毛泽东的指示，并正式下达了进军西藏的命令，同时组织召开了十八军师以上领导干部会议，部署了工作。刘伯承十分严肃而又幽默地说：“你们都很年轻，是进军西藏的各路诸侯。西藏这个地方非常特殊、敏感，历史上一些帝王将相多次用兵，有的翻了船，损兵折将，有的不战自退。我们是人民的军队，要处处体现出王者之师、仁义之师的形象。” 1月18日，十八军召开了动员大会，邓小平坐镇参加。张国华首先讲话。他站起来，说：“过去我们能协同兄弟部队解放一个省会，消灭几万敌人，就兴高采烈，觉得很了不起。而现在进军西藏是以我们十八军为主，不只是解放一个省会，而是解放全西藏，把帝国主义势力赶出西藏，完成统一祖国大业。还要由我们到那里去建党，开创党的工作，这还不值得我们自豪吗？” 邓小平以带头鼓掌的形式肯定了张国华的这次动员讲话，并给十八军将士题词：接受与完成党给予的最艰苦的任务，是每个共产党员、每个革命军人无上的光荣！ 逃兵事件 3万人要进西藏，百事都需要有个谱。张国华正在“打谱”考虑时，却出现了一个让他没有想到的情况：逃兵数量猛增。原来，十八军多数指战员是愉快表示服从进藏的，但个别不想去的“逃兵”私下捣鼓，讲了许多去西藏的坏处，开始没有及时发现苗头，因此，逃兵数量猛增起来，严重的一天一个班只剩下班长、副班长，急得连队干部夜里都不敢睡觉，轮流把门，营团干部天天追问逃兵数量。张国华想，十八军是一支打日军、打老蒋的光荣部队，即使是在挺进大别山那样艰苦、残酷的环境中，也没有出现逃兵现象，今天去西藏完成更光荣的任务，却发生了逃兵事件，难道这支队伍变了？张国华气得虎眼圆睁，恨不能亲自去把逃兵抓回来：“去，把他们统统给我抓回来！” 军长的话就是命令，部队立即成立了“抓兵队”，四面出击，绑回来了许多逃兵。这边把逃兵绑回来，那边又出现了干部队伍里的“逃兵”。十八军第五十二师一五四团副政委刘结挺写信提出“因身体不好，不愿进藏”。张国华拿信的手开始发抖，谭冠三也失去了当政委的沉稳，“他不去，捆也要把他捆到西藏！”张国华被政委嘴里的“捆”字一刺激，倒是把自己的思路激活了：进藏是件光荣的事儿，不能让这些人败坏了十八军的名声。于是，张国华决定：凡是逃兵一律不准去西藏，就地转退地方。这一招还真管用。想当年，谁敢不把“荣誉”举过头顶！再说，“思想有问题的人”，到哪里都不受欢迎。开小差的人急了，生怕被裁减，在自己的历史上留下污点，今后翻不过身来。这样一来，“写血书”的人纷至沓来，干部们只好倒过头来做那些留地方工作的人的思想工作。但张国华一言九鼎：逃兵一个都不要！ 进军西藏 3月18日，十八军先遣队由副政委王其梅、参谋长李觉率领，如期从乐山出发。出发前，张国华一再提醒王其梅和李觉：“部队进藏一定要坚决执行毛主席‘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指示，‘特别要尊重当地人民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保护寺庙，不住寺庙，不住藏民家中的经堂，即使风雨交加，冰雹乱舞，也不要进寺庙干扰喇嘛诵经，最多到寺庙的房檐下暂避一下’。” 王其梅和李觉严格执行民族政策，受到了当地族人和活佛的拥护。后来邓小平将进藏情给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听完汇报后，久久不语，最后决定批准购买30架高空运输机，支援进藏的十八军。 7月初，张国华率领的十八军部队全部抵达甘孜。部队所到之处，秋毫无犯。这一切，都看在格达活佛的眼里。于是，格达活佛主动接待了张国华。他说：“我认识西藏地方政府和三大寺的人，如果张军长需要，我本人愿意去拉萨劝和。” 张国华觉得此事非同小可，立即报告西南局，建议格达活佛以西南军政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的身份，前往拉萨谈判。 刘伯承和邓小平接到张国华的电报后，立即请示中央。中央很快复电同意了。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格达活佛抵达西昌后，在英国特务福特的唆使下，西藏当局软禁了他，并于8月22日将其杀害。消息传来，张国华立誓：“坚决把五星红旗插到喜马拉雅山上，让幸福之花开遍西藏！”为此，张国华向西南局和中央军委建议，进行昌都战役：“只有打开昌都的大门，才有可能和平解放西藏。” 昌都战役 昌都是进军西藏的必经之地。中央军委接到电报后，十分重视。毛泽东认为，“解放昌都有助于和平解放西藏问题”。9月初，张国华正式接到中央军委有关昌都战役的作战命令。 接令后，张国华立即进行了“对昌都南北两线钳形作战”部署：南线由十八军五十三师一五七团担任，北线由五十二师担任。整个作战重点放在北线，主力部队分为左、中、右三路：中路部队正面进攻，左路部队迂回昌都以南，配合中路作战，右路由一五四团和师骑兵侦察连、炮兵连等组成，由师副政委阴法唐指挥，直插昌都西面20公里的恩达，对昌都实施千里大包抄，断藏军退路。 昌都战役在张国华的指挥下，于10月7日发起。 10月18日，右路部队如期抵达并抢占了恩达，封死了昌都的藏军退路，正面部队快速进攻昌都，于10月24日拿下昌都，歼灭了藏军6个代本（相当于团）全部、3个代本各一部，计5738人，其中毙伤180人，俘虏898人，争取一个代本投诚起义4317人，活捉了英国特务福特。 和平协议 进军西藏的大门被打开，和平解放西藏的曙光突现。刘少奇称赞说：“昌都战役是解放西藏的淮海战役。”西藏地方政府终于接受了中央人民政府的建议，派出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和谈代表团到北京谈判。1951年5月15日，张国华奉命回京参加谈判。5月23日，在中南海勤政殿，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张经武、十八军军长张国华和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孙志远三人，以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的身份，参与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的签字仪式。西藏地方政府参与签字的代表是：阿沛·阿旺晋美、凯黑·索安旺堆、土丹旦达、土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 签字后的当天，毛泽东单独接见了张国华。当得知张国华曾在井冈山的袁文才、王佐的部队当过3个月兵的经历时，毛泽东说：“袁文才、王佐都是对革命有贡献的同志。”当然，毛泽东不会过多地回忆过去，但这次接见，留给毛泽东更多的印象是，张国华是“井冈山的兵”，以至于多年后，毛泽东还多次称张国华为“井冈山”。对于西藏问题，张国华谈了筑路的重要性。毛泽东点点头，说：“要筑路与生产并重。部队要很快进入拉萨，为实行‘十七条协议’而努力。” “佛光将军” 1951年5月25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主席的名义下达了《关于进军西藏的训令》，要求西南军区和西北军区进藏部队分路进驻西藏。 西藏和平解放协议签订后，扫清了进军西藏的障碍。1951年10月，进军西藏的部队在张国华和谭冠三的率领下全部部署到位。红旗顺利地插到了世界屋脊上。1952年2月，以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为基础，成立了西藏军区，同时撤销十八军番号。西藏军区为军级级别的军区，归西南军区管辖。司令员由张国华担任，政委由谭冠三担任。1955年5月，西藏军区由军级上升为大军区级，直接归中央军委领导，张国华、谭冠三分别升任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1955年9月，中央军委授予张国华中将军衔。至此，由于张国华率部走进了雪域高原西藏，把红旗插上了世界屋脊，给如今人们称为“天堂”的地方带去了曙光。由此，人们送给他一个美丽的称号——“佛光将军”。 1956年4月22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在拉萨举行成立大会，正式成立。达赖喇嘛·丹增嘉措担任主任委员，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任第一副主任委员，张国华任第二副主任委员。阿沛·阿旺晋美担任秘书长。 西藏叛乱 虽然部队顺利进军西藏了，但西藏高层在外国势力的支持下，不断筹划叛乱，一而再、再而三，直到1959年3月发生了西藏大叛乱。1959年3月17日，达赖逃离拉萨。3月19日，拉萨叛乱分子聚集了7000余人，在罗布林卡成立了叛乱指挥部，并形成对西藏军区机关及其部队分割包围之势，打出来的口号是：“同中央决裂！为西藏独立而大干一场！” 此时，张国华因心脏有病在北京医治，但他密切注视着西藏。政委谭冠三在电话里对张国华说：“达赖和主要官员及家属都化装逃出拉萨了。” 张国华清楚，部队早已在拉萨周围布置好了，只要谭冠三和参谋长李觉一声令下，不要说达赖离开不了拉萨，叛乱分子一个个都将粉身碎骨，但毛泽东有指示，“如果达赖及其一群逃走时，我们一概不要阻拦，无论去山南、去印度，让他们去”。于是，张国华说：“这就对了。你们在西藏要注意安全，坚决落实毛主席的指示，‘先不要开第一枪’，因为兵力有限。明天我就按中央军委的命令，带五十四军三十师、三十一师和兰州军区的十一师入藏平叛。” 保护菩萨 3月20日凌晨4时许，叛乱分子指挥部认为西藏解放军无能，为庆贺胜利，组织叛匪包围了军区大院。这时，偏偏西藏军区与外界失去了一切电讯联系。军区指挥机关危在旦夕。谭冠三在忍无可忍之下，于当天上午10时下达了反击命令。6个小时后，张国华与谭冠三终于联系上了，他向谭冠三通报了自己已带上部队向西藏进发的消息。谭冠三这才松了一口气。 至4月14日，平叛作战结束，捣毁了盘踞在山南地区的叛匪老巢，封锁了亚东以东、米林以西的边境线，切断了叛乱分子与国外陆上联系的重要通道。因在这次武装叛乱中，许多寺庙与叛匪有瓜葛，正在火头上的指战员们主张扫平它。张国华说：“不能。划叛乱寺庙要有确凿的、足够的证据。” 一句话，避免了寺庙的毁损。“‘佛光将军’保护菩萨”的事儿就传开了。 中印边事 平叛结束后，西藏并没有就此安定下来，印度又盯上了这块佛土。1962年8月，印度政府悍然挑起一场大规模的侵略中国领土的战争，中国政府被迫进行了一场短促而有限的自卫反击战。 8月25日，在中印边界东段的朗久发生了双方军队的第一次武装冲突。10月，印度又在西段挑起了空喀山口冲突。 开始，为了避免边界冲突，中央军委命令部队，单方面从实际控制线上后撤20公里。 如此一来，印度认为中国软弱可欺，加快了武装入侵中国的速度。 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中央政治局在1962年10月18日召开了扩大会议，就中印边界问题作出重大决策，研究对印度的军事方针问题。 毛泽东说：“多年以来我们采取了许多办法想谋求中印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印度都不干，蓄意挑起武装冲突，且愈演愈烈，真是欺人太甚。既然尼赫鲁非打不可，那我们只有奉陪了。来而不往非礼也。俗话说，不打不成交，也许我们反击一下，边境才能安定下来，和平解决边界问题才有希望实现。但我们的反击仅仅是警告、惩罚性质，仅仅是告诉尼赫鲁和印度政府，用军事手段解决边境问题是不行的。” 会上，毛泽东问张国华：“听说印度的军队还有些战斗力，我们打不打得赢呀？我的西藏军区司令员同志！” 张国华肯定而自信地回答：“打得赢，请主席放心，我们一定能打得赢。” 反击作战 会议结束后，中央军委任命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为前线总指挥。很快，一个代号为“419部队”的作战指挥机构组成了。 10月19日，张国华进驻前方指挥所。 10月20日7时30分，张国华一声令下，人民解放军的炮火便铺天盖地地向入侵克节朗的印军阵地倾泻。两个小时后，印军的第一个据点被攻下。到晚上8时多，克节朗战役即告结束。张国华笑了：“这么容易取得的胜利，我当兵33年，还是头一次！” 10月23日，中央军委连电致张国华，称赞：“作战部队在高原严寒的困难条件下，斗志昂扬，艰苦卓绝，勇猛作战，干脆地歼灭了敌人。”“捷报频传，中央、军委极为高兴。” 电报转发部队，前线士兵被鼓舞起来了。在此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张国华又指挥部队打了两次大战役和一些零星战斗，取得了骄人的战果：歼印军3个旅，生擒印军王牌旅长达维尔和另一名准将旅长辛格，共毙、俘印军7000余人。 边境稳定 1963年2月，张国华回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这是一次常规会议，但张国华接到通知：“会议增加一个议题，毛主席要亲自听张国华汇报工作。” 2月19日下午，汇报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当张国华走上怀仁堂主席台时，原来泰然自若的神情忽然间又变得紧张起来，好像所有的目光都向自己射来，都对着自己笑。张国华左看看，右瞧瞧，自己的座位竟被安排在毛泽东和刘少奇中间！张国华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走到座位上去的，显得非常拘谨。 会议是由毛泽东亲自主持的，由张国华同志汇报刚刚结束的边境自卫还击作战情况。毛泽东也看到了张国华的拘谨，他幽默地说：“‘井冈山’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仗打胜了，你还紧张么子哟！今天是你唱主角喽！”经毛泽东这么一讲，大家哄的一声，笑了起来，会场的气氛顿时变得活跃起来。 张国华照直说起前线亲身经历的事来。张国华说：“中央军委和总部在作战中的每一重大转换时节，都给我们作了及时、具体而又详尽的指示……” 张国华刚说完“指示”两个字，毛泽东又插话说：“我这次是参战了的，还有少奇、总理、小平。” 张国华说：“我们战胜敌人的法宝，靠的就是我们的战士‘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 毛泽东立即给予了肯定：“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说完，毛泽东又用手指了指张国华：“这是你的发明权。” 最后，毛泽东高屋建瓴地评价了中印边境之战：“打了一个军事政治仗，或者叫政治军事仗。这一仗，至少可以保持中印边境10年的稳定。”历史证明了毛泽东的预见。 农奴新生 1965年7月24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向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正式成立西藏自治区的请示报告》。8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批准国务院议案，通过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的决议。9月1日，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拉萨举行。以国务院副总理谢富治为团长的中央代表团参加大会，并表示祝贺。大会于8日选举产生了西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阿沛·阿旺晋美当选为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周仁山、帕巴拉·格列朗杰等7人为副主席。9日，大会举行闭幕式，西藏自治区正式宣告成立，西藏各族群众真正成为了国家和西藏地方的主人。 50年来，从当牛做马到当家作主，从民不聊生到昂首奔小康……如今欢欣鼓舞的雪域儿女永远铭记：今天的幸福生活始终凝聚着党中央的心血、全国人民的关爱。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指引西藏各族人民顺利实现了和平解放，进行了民主改革，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民主政权，西藏实现了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由封建农奴制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性跨越。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将西藏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常系于心，开创了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局势稳定的崭新局面，推动西藏在科学发展的轨道上实现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历程。 特殊关怀 中央的特殊关怀为西藏插上腾飞的翅膀。为加快西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中央轮番启动了大规模的援建工作。仅1994年至2005年，中央政府累计投资630.11亿元，用于西藏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承担对口支援任务的省市、中央国家部委和中央企业为西藏提供援助项目、物资和资金价值77.6亿元，援藏范围覆盖到全区所有地市和73个县（市）区。 为解决西藏缺少人才问题，国家各有关部门和全国各省市对西藏各地区实行对口支援，动员大批专业技术人员进藏参加建设。对重点工程建设，组织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和工程技术人员进藏进行调查研究、编制规划、勘察设计、指导施工。从1985年起，内地24个省、市开办西藏中学或西藏班，对在内地学习的藏族学生在学习、生活上给予特别的优待。 同时，中央还制定和实行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和扶持措施，包括对西藏财政补贴，实行“核定基数，定额递增，专项扶持”的政策；在税收上实行“税制一致，适当变通，从轻从简”的政策；对农牧业继续实行“两个长期不变”政策等。在中央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确定对西藏继续实行的优惠政策有50条，2006年11月，国务院还制定了加快西藏发展、维护西藏稳定的40条优惠政策。 盛世在前 2007年1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西藏“十一五”规划项目方案，确定项目180个，总投资1097.6亿元，其中“十一五”期间投资778.8亿元。国务院审议并原则通过了西藏“十一五”规划项目方案，是西藏发展进步历程中的又一大盛事、喜事。 党的温暖阳光照耀着西藏的山山水水，祖国大家庭的甘甜雨露滋润着西藏各族人民，一个又一个标志性工程支撑着西藏的发展，一批又一批援藏项目改造着西藏的河山，一串又一串援藏干部的足迹丰富着西藏团结奋斗的历史，一座又一座不朽丰碑矗立在各族人民心中…… 我们高幸地看到，在党中央正确领导、英明决策、亲切关怀下，在全国人民无私支援下，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正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带领全区各族人民，坚持“一个中心、两件大事、三个确保”新时期西藏工作指导思想不动摇，团结奋斗、顽强拼搏，坚定不移走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路子，经济社会建设正在并将继续取得辉煌成果。站在新的、更高的历史起点上，一个团结、民主、富裕、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新西藏必将昂首屹立在世界屋脊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