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战沈阳：解放战争档案》 第01章 统畴全局，十万大军进沈阳 沈阳是东北最大的城市，座落在松辽平原的南部，是辽宁省省会所在地，也是东北政治、经济、军事的中心。城市面积约8500多平方公里，1948年人口约180多万。它是全国著名的重工业基地之一，也是全国重要的铁路交通枢纽之一。 沈阳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远在7200年前，就有人类在这里活动。当时是一个森林茂密、草莽没人、沼泽交错的地方，浑河自东向西南奔流而过。 在春秋战国时期，这里生活着北方少数民族之一的东胡族。他们勇猛强悍，善于骑射。 据《史记》记载，公元前300年，北方的燕国派出大将秦开，向辽东进兵，打败了东胡族，得到他们的领地千余里，并从造阳(今河北怀来县)到襄平(今辽宁辽阳市)筑起了长城，以防东胡族卷土重来。燕国在这些地方建立了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和辽东等五个郡，沈阳就在辽东郡境内。“辽，远也，以其远在九州之东，故名。”古诗中辽东、辽海、辽阳，都是泛指辽沈地区。“十年征戍忆辽阳”、“辽阳春水生”等诗句，就是对这一地区历史风物的写照。 公元10世纪，契丹族兴起，建国称辽。辽太祖耶律阿保机设置沈州，筑有土城，在旧城内设有乐郊县。 辽末，女真族兴起。1116年，金太祖完颜曼领兵攻克沈州，废辽代所建兴州、广州和辽州，将其地域统统划归沈州，沈州归东京路所属。金代沈州下辖五个县。金末，土城毁于兵火。 元朝改沈州为沈阳路，重筑土城，归辽阳等处行中书省管辖。由于地处沈水(浑河)之北，以中国古代传统的方位观，“山北为阴、水北为阳”，以“沈水之阳”命名为沈阳。从此，“沈阳”这个名称便正式出现在历史上，沿用至今。 明朝先后在沈阳建立了五个卫：沈阳中卫，沈阳左卫，沈阳右卫，沈阳中护卫，沈阳中屯卫。后来只剩下了一个沈阳中卫，下辖抚顺、蒲河行户所。沈阳的砖城建于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在元代土城的原址上修筑，新建的砖城周围为九里三十步，高两丈五尺，有两重城池，四洞城门，城内有东西、南北两条大街，呈十字形交叉，通往四洞城门。 努尔哈赤统一了女真各部，建立了“大金”(后金)政权。努尔哈赤先后攻破了沈阳、辽阳，后迁都沈阳。皇太极继位，是为清太宗，着手改造明代的沈阳中卫城。城墙加高一丈，城上设门楼八座，角楼四座，城门也增至八洞，城内街道由十字形变成“井”字形。改沈阳名为“谋克敦”，满文意为兴盛，汉文写作“天眷盛京”。从此，沈阳改称盛京。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清”，正式即皇帝位，从此清王朝便在沈阳正式确立。明朝灭亡，清政权移都北京。盛京从此便成了陪都，亦称“留都”。清统一全国后，设奉天府于盛京城内。 清朝灭亡后，沈阳成了奉系军阀张作霖的老巢，张学良东北易帜后，沈阳是东北的政治中心。 高粱叶子青又青，9月18来了日本兵。先占火药库，后占北大营，中国军队有好几百万，恭恭敬敬让出了沈阳城。日本帝国主义于1931年9月18日夜悍然在沈阳柳条沟发动侵略战争。在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下，沈阳于19日晨6时30分沦陷。4个多月后，东北三省的主要城市和交通线均遭日军侵占。沈阳市被强行改为奉天市。1945年8月9日，苏联出兵东北。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1945年8月19日下午1时15分，苏联外贝加尔方面军近卫坦克第二集团军先遣队225人，在沈阳机场空降，并将在机场准备逃往日本的清朝末代皇帝、伪满皇帝溥仪逮捕。8月20日，苏军进入沈阳，设立了以卡夫东和斯坦克维奇为首的卫戍司令部，接收日伪机关，占领机场、铁路、电台、报社、邮电等重要目标。 当苏联红军出兵东北之时，在延安的毛泽东也注视着地图上的东北地区。 东北的战略地位太重要了。 东北幅员辽阔，物产丰富，工业发达，交通便利，有“林海”、“后仓”之称。它北靠苏联，西接蒙古，东邻朝鲜。中共如能控制东北，将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还可以与华北根据地连成一片，对于建立巩固根据地、扩大解放区，有深远的战略意义。毛泽东说，从我们党的发展，从中国革命的最近与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只要我们有了东北，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 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善于从全局、从长远观察和考虑问题，善于在历史转折关头把握有利的机遇。 在毛泽东赴重庆参加国共和谈前后，中共中央确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法，决定派十万大军抢占东北。最早进入东北并到达沈阳的中共部队是冀热辽军区曾克林部。 从8月中旬开始，晋察冀军区所属冀热辽军区，成立了以军区司令员李运昌为首的“东进委员会”和“前方指挥所”，并将准备进入东北的部队分编为东、中、西三路先遣部队，于8月17日，在李运昌指挥下开始向东北进发。东路部队第十六军分区之第十二、第十八团合计近2000人。 在分区司令员曾克林率领下，从冀东抚宁地区出发，走在最前面，先后配合苏联红军攻克山海关、兴城、绥中、锦州、北镇等城，于9月6日乘火车进抵沈阳。 他们本期待着与苏联红军“老大哥”胜利会师的热烈场面，然而，令他们感到意外的是，驻沈阳的苏联红军“老大哥”对他们冷若冰霜。苏军开始不许他们下车，对这支穿着没有标志的土布军装、手持陈旧武器的队伍突然出现，感到意外也有所怀疑。分区司令员曾克林和张化东、刘云鹏三人带着参谋到苏军沈阳卫戍司令部交涉。 卫戍司令卡夫东少将傲慢地责问：“你们是什么军队？从哪里来？谁叫你们来的？” 曾克林心平气和地向他说：“我们是中国共产党的队伍，毛泽东、朱德领导的八路军，是坚持冀热辽地区抗日的部队，奉延安总部的命令到东北，配合苏军共同作战，解放东北，接管东北。” 卡夫东却回答说：“根据雅尔塔协定和中苏条约，最高统帅部是不会同意你们进沈阳的。” 曾克林马上反驳说：“你们有最高统帅部，我们也有最高统帅部。我们的最高统帅部是毛泽东、朱德。我们是奉他们的命令来沈阳的。要我们离开沈阳，需要有延安总部的命令。” 卡夫东大吵一通，不同意八路军进驻沈阳。曾克林回到火车站和副政委唐凯等研究了情况，大家一致认为，一定要和苏军据理力争。于是曾克林等又第二次找卡夫东交涉，卡仍坚持不让下车。 当天下午3点，曾克林和唐凯第三次到苏军卫戍司令部。这次俩人态度很强硬。一见卡夫东，唐凯便伸出胳臂，指着参加革命后在手臂上刺着的镰刀、斧头和五角星的纹志连声说：“共产党、毛泽东！共产党、毛泽东！”这时出来一个叫格拉辛科的政治干部，此人态度和气，处理事务也比较老练。 曾、唐两人向他们说：“我们是共产党、毛泽东领导的八路军队伍，是执行朱德总司令的命令到东北配合你们共同作战的。我们在山海关已经和你们共同作战了，在锦州又和你们部队会师。冀热辽是我们的抗日根据地，我们长期在这里坚持抗日，你们不让我们来，让谁来？你们如果不相信，可以打电报问莫斯科。” 他们听了这一席话，感到有道理，最后表示同意下车，但要驻到距沈阳市30里外的苏家屯去。尽管这样，与苏军三次交涉总算有了结果。 傍晚部队接到下车的命令，2000多人迅速集合得整整齐齐，战士们枪都上了刺刀，队伍显得威武雄壮。 八路军到达沈阳的消息很快传开，成群结队的工人、学生、市民，纷纷涌上街头欢迎。广场和街道两旁聚满了人群。当了14年亡国奴的沈阳人，总算看到了中国军队。当部队排成四路纵队沿大街唱着“八路军进行曲”行进时，群众前呼后拥，像举行一次庆祝胜利解放的大游行。苏军以两辆装甲车为前导。 苏军看到这么多老百姓自发欢迎中国军队时，他们对这支军队也不得不刮目相看了。沈阳苏军卫戍司令部改变原先态度，派了两名上校坐着吉普车，在途中拦住这支队伍说：“你们不要去苏家屯了，就住在市区故宫东面的小河沿”。于是，部队又迈着整齐的步伐，高唱着歌曲，走向小河沿驻地。许多群众夹道欢迎，直到部队驻地不愿离去。 当天夜里，苏军沈阳卫戍司令部政治副司令格拉辛科派人来市府大楼找唐凯副政委到苏军司令部会谈。他们先询问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一些情况，及党员在部队中的比例等。唐凯对答如流。可能都是具有相同意识形态的自己人，双方谈话气氛很融洽。 过了一天，即9月7日下午，苏军驻沈阳最高指挥机关近卫军坦克第六集团军派来两名上校军官找曾克林、唐凯，见面就说：“斯大林、莫洛托夫来了电报，你们确实是毛泽东、共产党的部队，请你们两位将军到司令部去。” 曾克林、唐凯到达苏军司令部，后贝加尔方面军下属的近卫坦克第六集团军司令克拉夫钦柯大将和军事委员杜曼宁中将已在那里等候，苏军驻沈阳的各军兵种负责人、军长、军事委员们均在坐。 克拉夫钦柯首先说：“你们来沈阳，我们没有去车站欢迎你们，很对不起，这主要是中苏条约的限制。” 曾克林马上说明情况：“八年抗战，我们一直坚持在最前线，打击日本侵略者。冀热辽是我军战斗的地方。这次我们出关，与你们部队会师，配合作战，打开山海关，就是我们这支部队。” 行军中的东野唐凯补充说：“正因为我们坚持了这个地区的斗争，所以才来得这么快。蒋介石消极抗击，躲在大后方，他们是不能这么快到这里的。” 听了他们的介绍，苏军将领很高兴。 克拉夫钦柯说：“我们不叫你们将军了，称你们为同志，我们是同志式的谈话。” 同志，这个被苏联大文豪高尔基誉为最美好的字眼，使同是共产党领导的苏联红军和八路军握手言欢。 接着，双方就八路军如何与苏军配合、如何肃清各地敌伪武装势力都达成一致意见。经过苏军同意，八路军还成立了沈阳卫戍司令部，并发布安民告示，负责起市内的治安。 苏军对进入东北的八路军态度的变化，对于尔后中共领导的武装继续挺进东北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惜的是，进入沈阳的八路军携带电台功率小，与延安联系不上，不能把这一重要消息传给延安。恰好这时，驻长春的远东苏军总司令马利诺夫斯基元帅也要与中共中央联系。苏军专门派出一架飞机，曾克林陪同苏军代表从北陵机场起飞，飞赴延安。 9月14日，苏军的这架飞机抵达延安机场。 下午，曾克林见到刘少奇等中央负责同志，详细汇报了他们进入东北的情况。据称，沈阳地区“扩兵极容易，每一号召就有数百人，并有大批伪军警武装均待改编”；“各小城市及乡村无人管理”；“曾克林部现已发展2万余人，全为新式装备，从山海关到沈阳各城均驻有曾部。曾率4个连到沈阳一星期，即发展成4000人，并改编保安部队万余人”；“原在东北作苦工之我八路军被俘人员约一二万人，已组织八路游击队若干股，并进入长春”；“在沈阳各地堆积之各种轻重武器及资材甚多，无人看管，随便可以拿到，曾克林(部)已看守沈阳各重要工厂及仓库，据说有枪数十万枝、大炮数千门及弹药、布匹、粮食无数。” 苏军代表转达远东苏军总司令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对朱德总司令的问候，并申明苏军将遵守雅尔塔协议。 苏军代表说，进入沈阳的中共部队公开打出八路军的旗号，会在国际上造成影响，给苏联带来外交上的麻烦。 中共中央表示可不用共产党、八路军的名义进入东北。 9月15日，中共中央又正式向党内发出发展东北根据地的决定，指出：“目前我党对东北的任务，就是要迅速的、坚决的争取东北，在东北发展我党强大的力量。” 中共中央还规定：进入满洲边境时，绝不可被红军及英、美、国民党人发现，决不要经过红军驻扎的地方；在东北决不能采用八路军的番号，也不能用共产党的公开名义和红军接洽并取得其帮助，而只能用东北地方正规部队非正规部队(如东北人民自治军，某某省防军，保安旅团，县、区、乡队，工人自卫队等)及非共产党的面目，才能与红军指挥机关作正式接治，并可取得红军的各种帮助。如部队进入满洲不可能，即放下武器，脱下军装，作为劳工或难民开到沈阳附近再装备。 国民党在东北与热察两省基础薄弱，现在陆路不通，海路和空中运输困难，所以东北的局势对中共发展极为有利，是“千载一时之机”。据此，中共中央当即决定派彭真、陈云、叶季壮、伍修权、段子俊、莫春和等同志携电台一部于9月15日晨搭乘来延安之苏军飞机去东北。为了与苏军交往方便，还授予彭真、陈云、叶季壮中将军衔，授予伍修权少将军衔，授予段子俊、莫春和(报务、译电)上校军衔，用中俄两种文字写了任命书。 由于驾驶员技术不佳，还没有飞到沈阳，在山海关着陆加油时，一头栽进稻田地，机尾朝了天。乘客们连同行李全部翻到前舱。彭真受了脑震荡。陈云比较幸运，被撞进了驾驶室，没有受伤。叶季壮受伤最重，被砸得卧地不起，最后被用担架抬出飞机。伍修权、段子俊和莫春和受了轻伤。飞机严重损坏，不能继续飞行。一行人只好由当地负责人朱其文给予妥善照顾和安排，改乘火车赴沈阳。 1945年8月24日，一架美军运输机离开延安，搭乘这架飞机的有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林彪等20多人。他们是奉中共中央之命奔赴各自战斗岗位的。飞机在太行山区的东阳机场着陆，这些人在八路军总部休息一天，刘邓又尽地主之谊招待其他人。然后其他人又动身步行赶路。陈毅返回新四军任代军长。林彪和肖劲光、江华、邓华、李天佑、聂鹤亭等一行，原定去山东根据地，由林彪接替罗荣桓任山东军区司令员。走到河南濮阳，接到中共中央“万万火急”电报，要他们立即转道去东北。军令紧急，他们不顾秋雨连绵，道路泥泞，日夜兼程北上，于10月上旬到山海关，改乘火车于10月中旬到达沈阳。 有人说，林彪是自己要求去东北的。从历史来说这一点已无关紧要。林彪1925年入黄埔军校，参加过北伐战争、南昌起义。25岁就任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1937年抗战爆发，他指挥八路军首战平型关重创日军，因而威名远扬。林彪是工于心计的。比起东北来，山东是太小了，东北可以为他一展军事才能提供广阔的天地。他又在苏联生活过一段时间，和苏联军方也可以建立良好关系，总之，无论中央决定还是个人提议，林彪去东北都是必要和正确的选择。 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荣桓，按照中央电报，也要去东北。罗荣桓从1927年开始就从事党在军队中的政治工作，抗战时曾任一一五师政治委员。此时，罗荣桓已患多年肾癌，身体难以支撑。在抗战胜利前夕，中央曾准备让他回延安休养治病。现在，为了东北的解放，他也不考虑休养的事了。 10月24日，罗荣桓在夫人林月琴照顾下，从临沂出发，第二天到达诸城。由于胶县被国民党部队占据，公路不通不能坐汽车，只好徒步行军。罗荣桓因病坐担架。 一次行军休息时，罗荣桓尿有血，一位小战士看到了惊讶地说：“血！”罗荣桓亲切地看了看他，微笑地摇摇头说：“小鬼，不要喊呀！战士们流血牺牲都不在乎，我尿点血有么子关系！”罗荣桓就这样带病日夜兼程。 11月5日，他们从黄县龙口乘—艘小汽船渡海，快到旅顺口时，遇到苏军巡逻艇进行检查。罗荣桓一行身着便衣，装扮成商人。苏军反复盘问，态度蛮横，几经解释无效，罗荣桓找出一张在延安与毛泽东的合影照片，苏军艇长认出了毛泽东，这才放行。罗荣桓本想在大连登陆，苏军加以拒绝，不得不绕过大连湾，在貔子窝登陆。 那时坐火车很困难，他们等了两天好不容易才等来了一趟运货的闷罐车。车厢里到处都是马粪、草料，大家动手，将车厢打扫干净，铺上马搭子，放下背包，就挤坐在这闷罐车内。有位同志一闻空气中还有马粪味，说了一句：“到了东北，还坐这号车！”罗荣桓说：“坐火车比走路快多了，我们到东北，不是来享福，是来打仗的。今后，还要靠两条腿走路呢。”11月13日下午，罗荣桓赶到沈阳，立即向东北局报到，同彭真和林彪见了面。 陶铸，原定随部队南下到湖广敌占区去开辟工作。一行人走到河南，冀鲁豫九分区司令员赵东寰用道口烧鸡和宜沟酒招待他们。这时忽然接到中央电令，要他速去东北工作。他与妻子曾志等17人，日夜兼程赶赴东北，于10月初抵达沈阳。 由林枫率领的以中央党校等单位抽调的近2000名干部，编为4个大队，组成干部团，9月中旬从延安出发，经晋西北、察哈尔、古北口、承德等地，日行几十里上百里，与国民党军进行抢占东北的“大竞走”，于10月初赶到沈阳。 此外，根据周恩来指示，从重庆等国统区返回东北的还有高崇民、阎宝航等原籍东北的爱国民主人士。 中共中央对进军东北的要求是急切的。 9月底，中央接连发出几个指示，强调“时机万分紧迫”，“向东北和冀东进兵及运送干部，是目前关系全国大局的战略行动，对我党及中国人民今后斗争有决定作用。目前是时间决定一切。迟延一天即有一天的损失。”“不容许片刻迟缓。” 开始山东部队因船只困难，渡海速度较慢，9月31日中共中央特别致电批评说：“渡海行动如此迟缓，已是大错，如不立即补救，将逃不了历史的惩罚。” 自1945年8月至12月底，由关内解放区奉命调往东北的部队有： 晋察冀军区所属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李运昌率5个团和1个支队，该军区第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副政治委员唐凯率领2个团，合计4900余人到达锦州、沈阳、本溪地区。由冀中军区参谋长沙克率领的第三十一团1500余人于10月上旬到达锦州。 山东军区所属滨海军区副司令员兼滨海支队支队长万毅任纵队司令员，周赤萍任政治委员，下辖2个支队4个团3500人，从海路抵达辽东半岛，10月到达磐石、海龙、东丰、西丰地区。 肖华率领山东军区部分机关人员及直属部队约1000人，在大连老虎滩登陆，10月初抵达安东。山东军区第五师和第六师各两个团约1万人，在第五师师长吴克华、政治委员彭嘉庆的率领下，从海路抵达辽东半岛，10月24日全部进驻营口地区。山东军区第七师在师长兼渤海军区司令员杨国夫的率领下，经陆路抵达冀东，10月下旬进驻山海关地区，渤海军区副政治委员刘其人率领潮海军区3个团(时称刘其人师)进至河北省古北口地区，随后到达东北。 以上杨国夫与刘其人部共计6个团连同黄荣海率领的1个营在内，共1.2万余人。山东军区第二师7500余人，在师长罗华生、政治委员刘兴元的率领下，从海路进入辽东半岛，1月上旬抵达沈阳以南的庄河与鞍山地区。 山东军区第一师7500余人，在师长梁兴初、政治委员梁必业的率领下，于11月中旬从陆路抵达辽西锦州地区。山东军区第三师8300余人，鲁中警备第三旅4000人，分别在鲁中军区政治委员罗舜初、警备第三旅旅长胡奇才率领下，从海路抵达辽东半岛，2月上旬到达辽阳、鞍山地区。胶东军区海军支队(亦称田松支队，该支队系1944年郑道济领导的威海伪海军起义部队编成)1000余人，在支队长田松率领下，从海路到达辽东半岛，11月中旬转赴牡丹江地区。先后挺进东北的还有山东军区直属部队与机关人员4000人及地方武装一部，分别进驻安东及沈阳地区。山东军区奉命进入东北的部队，共有8个师(旅)，3个支队，合计6万余人。 华中解放区的新四军第三师，在师长兼政治委员黄克诚、副师长刘震、洪学智(兼参谋长)的率领下，9月28日，从江苏省淮安出发，11月下旬抵达锦州地区。该师下辖第七旅6900余人，第八旅7000余人，第十旅8000余人，独立旅6000人，另有师直属特务第一、第二、第三团共7100余人，全师总兵力3.5万余人。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第三五九旅副政治委员晏福生、参谋长刘转连率领的3000余人，于1945年10月底到达本溪与抚顺地区。由晋绥军区司令员吕正操率领的第三十二团600余人，于10月中旬抵达沈阳。 由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第二旅旅长黄永胜率领的教导第一旅与教导第二旅各1个团及警备第一旅旅长文年生率领的该旅一部3000余人，于11月底到达热河，编入热辽纵队，以后纵队司令员黄永胜率部到达锦州。 由陕甘宁边区进入东北的还有延安总部直属抗日军政大学、炮兵学校等，合计2000余人，于12月底先后到达通化市。另外，冀鲁豫军区第二十一团1500余人亦相继进入东北。以上由关内进入东北的部队合计11万人。 人民解放军通过新民县巨流河大桥，向沈阳逼近从关内各解放区派往东北的党政军干部约2万人(包括准备用于建立100个团的各级干部)，亦陆续抵达东北。总计进入东北地区的部队与各类干部已达13万人。 为了加强领导，统一指挥，1945年9月14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以彭真、陈云、程子华、伍修权、林枫为委员，并以彭真为书记”，“东北局全权代表中央指导东北一切党的组织及党员活动，东北一切党的组织和党员必须接受其领导”。中共中央除派遣政治局委员彭真、陈云、高岗、张闻天去东北工作外，相继派遣去东北工作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还有林彪、李富春、李立三、罗荣桓、林枫、蔡畅、王稼祥、黄克诚、王首道、谭政、程子华、万毅、古大存、陈郁、吕正操、肖劲光等。 9月18日，东北局的彭真、陈云、伍修权、叶季壮等同志平安到达沈阳。当天晚上，彭真、陈云等住在原张作霖的大帅府。19日，在西楼召开了东北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会议由彭真、陈云主持，伍修权、叶季壮、李运昌、朱其文、曾克林、唐凯、段子俊、刘达、段苏权等20来人参加。会上，彭真、陈云传达了中共中央的决心和战略方针，确定东北局的任务，是力争控制全东北，组织部队接管城市，控制交通线，迎接党中央派往东北的大批干部和部队，粉碎国民党抢占东北的计划。当前任务是立即收缴敌伪武器，加强剿匪工作，严厉镇压汉奸和敌特分子；安定社会秩序，迅速恢复生产；发动群众，扩大人民武装，准备与国民党打仗；在接管的城市中摧毁伪政权，建立各级民主政府；在农村组织群众开展反奸反霸、减租减息斗争；大力宣传中共的方针政策，肃清国民党的影响。 9月23日，彭真由沈阳向延安发电报告：“满州发展条件甚好，现我军已由2000人发展到4.7万人，原辽宁省政权已全部接收。” 东北局首先抓政权建设，在所占地区建立省、市各级党组织和政府机构。 在东北局领导下，沈阳各方面工作也紧张而有秩序的展开。 10月1日，沈阳市中苏友好协会成立。 10月6日，东北局派赵濯华接收伪奉天警察厅，成立沈阳市公安局。将原市辖11个分局改编为8个分局，建立公安大队。 10月10日，沈阳市民主联合政府成立，白希清任市长，焦若愚任副市长。 同时，中共沈阳市委成立，陶铸、黄欧东分别任正副书记。成立沈阳市行动委员会，由陶铸、孔原任正副书记，加强党对沈阳的领导工作。 沈阳市保安司令部成立，焦若愚任副司令员，王一伦任政委，下辖市工人训练总队、祝冢和蒲河等7个保安大队。 城市工作要依靠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 长期领导白区工人运动，具有丰富的党的组织工作经验的陈云，听取沈阳市工运小组负责人的汇报，指示说：“你们这样的工作方法不行。像白区地下党那样的小手小脚搞，哪年哪月才能把沈阳市总工会建立起来？现在是与国民党争天下的时候，要抢时间，要把从上而下和从下而上的工作方针结合起来，大刀阔斧开展工作，力争用十天左右时间，首先把沈阳市总工会建立起来！” 10月初，召开了沈阳市职工代表大会，各行业职工代表三百多人，选举成立沈阳市总工会。党中央派中央委员陈郁从延安来到沈阳，以市总工会顾问名义，领导沈阳和全东北的工人运动。沈阳市的工会工作蓬勃发展起来，迅速建立了东关、铁西、北关、南关、皇姑屯、苏家屯等地区工会分会，以及铁路、兵工厂、飞机工厂、脚行、窑业、三轮车土产地业工会和基层工作，发展了大批会员。 在沈阳中共党组织建立市总工会的同时，国民党分子也组织了“东北工友会”和“工人自治联盟”两个组织，人数虽不多，却到处挂牌子、撒传单，争夺地盘。有的工厂同时出现两三个工会组织，引起群众思想混乱。 东北局指示沈阳市总工会，要高举工人阶级团结起来求解放的旗帜，主动找两个组织负责人进行谈判，把三个工会组织合并起来。此时，苏联红军沈阳卫戌区司令部在广播电台发表通告，声明在苏军管区内，各种群众组织必须经卫戌司令部批准方为合法。现经批准承认的沈阳市工人组织是沈阳市总工会，凡未经批准的组织均属非法，必须立即停止活动，撤销组织。这样，三个工会组织才统一于沈阳总工会。11月11日在《东北日报》发表《团结合作宣言》，号召全市工人紧急动员起来，为保卫东北和沈阳而战。 沈阳市总工会成立后，上级常委决定，以市总工会武装部名义建立一支1万人的工人武装部队，保卫沈阳，支援战争。在获得苏军沈阳卫戍司令部的默认后，由市总工会武装部长任队长，陈郁任政治委员，东北局派来一些军队干部分别担任副政委、副大队长、参谋长，在大东区、铁西区、大北区、南市区建立四个支队部，队员穿劳工服，头戴八路军军帽，左臂佩带印有中、俄两种文字的“沈阳市总工会工人武装训练队”袖标，配发枪支，保卫工厂和党的机关。 为了加强民主建设，沈阳市首次各界代表会议于城南陈相屯召开，出席各界代表82人，列席约500人，白希清、焦若愚分别作了报告。会议通过决议：迅速推行民主政治，筹选沈阳市参议会。 东北银行在沈阳大西关(伪满中央银行旧址)成立，总经理叶季壮。同时发行东北地方性币券，面额有1元、5元、10元三种，比价为1元等于伪满币10元。 在11月里，市民主联合政府为解决市民急需，拨煤8000吨进行分配。另拨煤2000吨、杂粮150万斤，免费救济难民。后又多次拨粮，救济难民与日侨。 在中共接收沈阳的同时，沈阳也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国民党组织和武装特务；李光忱成立“国民党辽宁省党部”；罗庆春(罗大愚)成立“辽宁省省党部”；张宝慈成立“国民党沈阳市党部”；军统特务齐觉生纠集伪警官成立区党部和“铁血锄奸团”；王书麟自任沈阳市三青团书记长。 沈阳城内接受蒋介石委派和策动的特务、匪徒，组成地下军蠢蠢欲动；许多日伪汉奸，摇身一变，标榜自己是国民党的潜伏分子，造谣惑众，滋生事端；市内常有向穿灰棉袄的关内来的老干部、老战士打黑枪的。一入傍晚，枪声四起，街道冷僻，气氛紧张。歹徒还在大街上向省主席张学思的座车扔手榴弹，企图谋杀。有一支来东北的干部部队，刚进沈阳车站，干部下车整队稍息中，就被特务以无声手枪打死一人。市场萧条，商品匮乏，物价暴涨，人心不稳，局势是动荡不定的。 新成立的沈阳市公安局，破获了伪满军官王书麟为首的“三青团行动委员会”，逮捕了专门从事暗杀活动的武装匪徒30多人，摧毁了这个反革命组织。11月下旬，国民党辽宁省党部书记长李光忱勾结日本关东军上校中川成作，组织1000多名匪徒和日本流氓，围攻公安局派出所，企图暴动。沈阳市公安局及时粉碎了这起暴乱。同时抄查了国民党省市党部。 中共中央为了统一进入东北地区部队的番号，决定将由关内进入东北的部队和抗联部队统一编为“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设在沈阳，任命林彪为总司令，彭真为第一政委，罗荣桓为第二政委，程子华为副政委，吕正操、李运昌，周保中为副总司令，肖劲光为副总司令兼参谋长。至此，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党政军领导机构已经基本齐备。 第02章 抢地盘，蒋介石东北空降部队 重庆，江南郊区的黄山，杂花生树，环境幽雅。 在黄山一幢雅致的二层楼别墅里，国民党领袖、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坐在蚰楼中，目光也盯住了挂图上的东北地区。他心中暗想：“东北，这片辽阔富饶的地方，决不能让它落到共产党手里，否则后患无穷！ 令蒋介石忧虑的是，他的人马远在西南，距东北太远了。而中共从西北、华北去东北，可以捷足先登。 国民党政府军队乘美国飞机抢占东北 然而，有一点使蒋介石高兴：如果说中共占有地利，他则占有天时。雅尔塔三巨头会议，斯大林向罗斯福承诺：只援助中国国民政府，苏军进入东北完成使命后，不超过三个月即撤离东北，将东北主权归还给中国政府。 盟国承认的中国政府，就是他蒋介石的政府。 蒋介石是有政治头脑和战略意识的。他抓住这一天赐良机，立即行动，只是胜利来得太突然，连应派到驻苏军总部的“军事代表团”也无法派出。他连夜召开紧急会议，于8月11日发布了几个命令。这几个命令的要旨是： (一)通令各省市政府、各战区司令长官，“日本投降确期，应由我国与盟国同时宣布，在政府未公告前，全国军民工作一如战时，不得稍有疏懈”。 (二)命令国民党嫡系部队“加紧作战，一切努力依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勿稍疏懈”。 (三)命令沦陷区各色伪军“应就现在驻地，安谧地方。乘机赎罪，努力自救；非经本委员长许可，不得擅自迁移驻地，或受任何部队改编，” (四)命令解放区抗日部队“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其在各战区作战地境内之部队并应接受各该区司令美国军舰帮助国民党政府运送军队长官之管辖；政府对于敌军之缴械，敌俘之收容，伪军之处理及收复地区之恢复，政权之行使等事项，均以统筹决定，分令实施。为维护国家命令之尊严，恪守盟邦共同协议之规定，各部队勿再擅自行动为要。” 另一方面，派宋子文、王世杰、熊式辉等赴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承认外蒙独立、租借旅顺军港等条件，换取苏联尊重中国在东北的主权。 “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在训练美式装备的国民党政府军队蒋介石任命熊式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辕”主任，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蒋经国为东北外交特派员，负责接收东北。熊式辉等到东北，在苏军那里到处碰软钉子。蒋介石大为恼火，要熊式辉等与苏军交涉。指出“中国军队不能进驻东北，国民政府不能接收东北，一切由苏军负责。”苏军开始仍持敷衍态度。 国民党当局为进一步施加外交压力，于11月15日宣布撤回驻长春的行营。同日，蒋介石又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求援，称：“苏俄违约背信造成的东北局势，不仅危及中国领土的完整与统一，实已构成东亚和平及秩序的重大威胁，惟有中美双方积极的与协调的行动，才能防止其继续恶化。” 苏联领导人不想得罪实力强大的美国。苏联虽然取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但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急于谋求一个和平恢复的时期，很怕再引起新的战争。在斯大林的心目中，履行雅尔塔协议，维护大国的格局和苏联的利益，比支持中国共产党更为重要。何况他对在山沟里奋斗的中共领袖毛泽东，还有所怀疑。 11月10日，苏方允许蒋军在苏军撤退前五天空运部队接收各大城市。11月12日东北局按照中央确定的作战方针，作出在苏军撤退后夺取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市的部署。11月15日，中央复电东北局，“一面照顾友方信用，同时准备坚决消灭蒋军在沈、长、哈三处着陆部队，夺取三大城市，其中最有决定意义的是沈阳城”。同日，毛泽东主席电示林彪、彭真，“集中最大兵力”，“于最有利之时机地点由林彪或罗荣桓亲去指挥，举行反攻”，“全部歼灭”进入东北之蒋军，“即能从战略上解决问题”。 然而，风云突变，1945年11月19日，苏方提出：长春路沿线及城市，交给国民党政府；不准中共军队与国民党军队交战，中共军队必须退出各大城市；必要时苏军不惜以武力驱散中共军队。 在沈阳，苏军驻沈阳的少将卫戍司令卡夫东找到了东北局书记彭真，以粗鲁和傲慢的口气要中共退出沈阳。彭真和伍修权向他反复耐心地说明了不应撤出的理由，并请他向莫斯科转达意见。这位少将居然粗暴地说：“要你们退出沈阳，是上级的指示。如果你们不走，我就用坦克赶你们走！”彭真一听也按捺不住，抓住他的话责问道：“一个共产党的军队用坦克来打另一个共产党的军队，这倒是从来就没有听说过的事，能允许这样做吗？”双方毫不客气的吵了一架，不欢而散。 当天，彭真等又向苏军提出要与马林诺夫斯基直接面谈，苏军却与中共东北局停止联络，拒不会面。 对苏联的这一决定，东北的中共人员都强烈不满。刚直不阿的黄克诚甚至提出如苏军强行驱赶也要坚决抵抗，迫使苏军作出让步。 11月20日，东北局将苏方的决定电告中共中央。同日，中共中央复称：“彼方既如此决定，我们只有服从”。中共中央指出，苏方的态度是整个外交政策所决定的，底下的人是执行命令，要以大局为重，避免与苏军发生冲突。应改变10月19日以来拒阻国民党军进入东北的方针，让出大城市，“争取到广大农村和中小城市。” 苏联从东北撤军，也不是空手而回。他们不仅带走了已无价值的末代皇帝，也带走了很多有价值的工业设备。苏联出兵东北后，即从国内调遣了3000多名技术人员随军进驻东北各大城市及工业基地，拆运机器设备。技术力量不够，就强迫被苏军俘虏的日本技师一起干。装箱所需的木材也就地采集，东北有的是上好木材，可以大量取用。 苏军进驻东北之初，还只是对粮食和其他原料设施实施有系统地没收。从1945年9月初，开始对工业机器实行有选择地搬迁。1946年1月中旬国民政府与苏联政府谈判破裂。1月13日重庆国民政府公开宣布，凡东北境内一切敌产均归中国政府所有。 可是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马上告诉蒋介石：苏联政府认为中国政府这一声明“既无根据，且无效力”。同时，苏联宣布东北的工业设备都是对日作战的“战利品”。随后，苏军利用其在东北的驻军加紧进行搬迁，分陆、海两路，陆路经哈尔滨、海路经大连，把这些“战利品”昼夜兼程运回苏联。 在为时半年的大搬迁中，苏军运走的设备并非都是“敌产”。例如苏军拆走了宁嫩铁路181公里长的铁轨及随属设施。实际上，这条铁路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就已经修完，修筑经费系中国官民筹集，根本就不是苏军所说的“敌产”。 苏军在拆卸机器时，还造成了许多破坏。如在抚顺火力发电厂，由于发动机和锅炉太大，苏军竟将厂房墙壁拆毁后运出。苏军拆走了抚顺煤矿的电力设备，使井下的抽水机无法运转，大水淹了矿井。沈阳飞机制造厂、垣克制造厂、营口制镁厂等大型军工企业，被拆迁得徒留四壁。包括火车机车在内的5万辆各种车辆被苏军由中长铁路运回国内，剩下的大都破旧不堪。 苏军还从东北各银行拿走了价值300万美元的金条，并自己发行了10亿占领军用票(红军票)，给当地人民的经济生活造成了损失。 11月21日，苏联驻军要求中共党政机关及部队撤出沈阳市区。 21日夜，中共辽宁工委书记、保卫沈阳行动委员会主任陶铸，召开省、市委扩大会议，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决定撤出沈阳。 陶铸当时30多岁，中等身材，粗发浓眉，一口湖南腔，对人热情，平易近人。由于工作紧张劳累，加上他有肺结核病，经常吐血，显得有些苍老。自从到沈阳担任领导工作，他感到任务很重，好像在走钢丝，要特别小心谨慎，搞不好会摔下来的，不死也得重伤。 他下定决心，只许把工作做好，决不能把工作做坏，以不辜负党对自己的信任。他在沈阳夜以继日地紧张工作。要抓发动群众，迅速建立工人自卫武装；要准备巷战，反击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要打击国民党“地下军”的破坏暗杀；还要顶住苏军的种种压力。他在沈阳忙来忙去，总感到效果不大。 他同辽宁省军区司令员邓华曾向上级请求离开沈阳，让省委和军区到外地，把全省农村工作搞起来，沈阳市内工作由市委书记孔原负责就行了，上级没有同意。现在，沈阳的工作刚有头绪，人民政权刚刚建立，偌大的摊子刚刚铺开，又要卷铺盖撤退。干部思想不通，组织工作复杂，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而且事情紧迫，没有准备时间。 11月25日，沈阳苏军向中共驻沈阳机关部队发出最后通牒：限中共人员24小时内撤出沈阳，否则以武力驱逐之。 真是“相煎何太急”！ 中共人员从沈阳撤退如同小型的敦刻尔克，难免慌乱。各自抓交通工具，有的单位很晚才接到通知，甚至没有通知到。每个中共党员干部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就在这一天，东北局组织部通知：有近200名冀中来的干部，分配给辽宁省委安排工作，要省委组织部派员带车到城外马三家子接领。组织部干部肖岗和可慎兴带两辆卡车立即出发，于黄昏前赶到马三家子，把干部组成两个分队，第二天上午由肖岗带一分队乘两辆卡车，先行进城，同时由可慎兴带二分队步行到沈阳西郊的张氏屯，以缩短行程。 待第一分队进城后立即空车返回张氏屯接二分队进城。不料第一分队卡车进入市区后，即发现满街都是我军全副武装的队伍在行进，初以为这是我军为抗议国民党而进行的武装示威游行，但接着看到骡马驮着军锅，炊事员挑着伙食担子紧跟部队行进。 卡车赶到省委组织部，楼下的干部招待所已空无一人，只有锅碗瓢盆、大米白面狼藉满地。原来是中共军队一撤，机关已遭洗劫。卡车开到省委驻地，幸好站岗的警卫员还在那里，经询问，才知道省委机关已经分头撤退，只有几位省委领导人尚在里面举行最后的紧急会议。肖岗立即进去向省委报告。 陶铸决定设法与城西的干部及可慎兴取得联系，同时就在省委大门口，把两卡车干部按地区和所带的组织关系一分为二，分乘两车，一车立即撤出沈阳去本溪，一车随陶铸撤向辽西。刚分配调整完毕，省委紧急会议也已结束，陶铸出来就招呼：“肖岗快走，跟我到马三家子集合”。这一车干部紧随陶铸的车出发，告别沈阳奔赴马三家子。 当时已是26日的黄昏时分，沈阳城内枪声四起，街上行人绝迹，陶铸已是当日撤离沈阳的最后一批。他只带着从延安带来的随身之宝马搭子，乘一辆旧式的轿车，到了沈阳西部的马三家子，司机不辞而别溜回沈阳。 当晚，这些人就住在马三家子屯群众家里。陶铸也一样，被挤在一间小房子里，睡觉、吃饭、办公，都在一铺小炕上进行。晚上九点多钟，肖岗到了陶铸住所，报告拟于次日凌晨去城西张氏屯找寻可慎兴所带领的那批冀中的同志。陶铸同意并嘱咐他路上提高警惕。 翌日凌晨，肖岗化装成当地人，头戴礼帽，身穿日本军大衣(这一打扮是市内工作时由省委统一发给的)，口袋里揣着手枪，经田间小道，边走边问，到张氏屯街上已经过午。街上过往人员很多，秩序混乱，但就是不见要找的同志们。转到后街，忽见几个冀中打扮的女同志，上去一问，正是冀中干部队的，她们是上街买豆腐，准备做晚饭的。 肖岗立即随他们到住地汇合，患难中团聚，大家很高兴，可是不见了可慎兴。原来干部队昨日下午到达张屯后，一面打尖休息，一面等车回来接；但从下午等到深夜，只听到沈阳方向枪声激烈，许多队伍和城里的居民向张氏屯拥来。可慎兴估计城内情况有变，心里十分着急。 他与干部们商定：待天一亮，由他只身进城，到城内了解情况，打探消息，干部队的行动必须等他回来，再作决定。可慎兴是冀东干部，语言相通，情况熟悉，再加上年龄较大，身材魁梧，长袍大褂一身，很像是当地的大商人，他一早出发，午前赶到城里，到省委机关一看，杳无人影，赶紧转到组织部和招待所原址，那里已经驻有打扮得不三不四的国民党地下军。 老可见情况已变，急忙出城，赶回张氏屯。全队赶紧吃了晚饭，在夜色朦胧中快步行进，到马三家子时已是午夜，见陶铸住室灯光还亮。当晚肖岗和可慎兴向陶铸报告：干部队已安全归来，陶铸听了也颇为高兴。 11月28日，在马三家子休整一天，陶铸亲自处理沈阳退出后的干部调整、分配事宜。为了加强沈阳外围各县的工作，不少原在沈阳市委系统的干部，被调到新民、法库、康平、彰武、前旗、库伦等各县旗。冀中来的干部，也在马三家子分配到各县旗。 沈阳市委由孔原负责组织，撤退到沈阳北郊财落堡，后转移到南郊陈相屯。 曾志在市委召集的紧急会议上得到通知撤出沈阳。陶铸和省委撤到那里，她也来不及打听，赶忙回区布置工作，要把搞到的一批军用物资运走，又遭到旧警察的袭击，牺牲了5位同志。到了市委预先指定的集合地点财落堡，才开了个小追悼会，掩埋了牺牲的同志。 中共党政军从沈阳撤出的当晚，有一些干部在撤退中被敌人杀害。由延安到沈阳的华奋(浙江人)，就是在当晚被叛变的公安队杀死的。有的区公安分局长是在与敌人的拼搏中杀出来的，有的区委书记是在被敌人包围后，经过苏联红军解救出来的。当时的情况是：中共党政军一撤，事先窥测着的敌人立即行动，群魔乱舞，包围和进攻中共机关，杀害中共干部和战士。 有的在政府机关或公安队供职的旧人员，立即撕下“革命”的面纱，成为哗变的组织者，打出了国民党的旗帜和番号，占领机关，公开宣布为蒋记国民党分店。一些在当地招募的新兵，也有在当天混乱中叛变的，也有的撤退中离开逃跑，或隐匿起来另作打算的，也有人撤退到马三家子以后，再跑回沈阳城里的。 但凡是经过中共思想教育的同志，多数是好的，他们在这一突然变化中，坚定地同中共干部一起撤出沈阳，继续战斗，有的人在混乱中向中共干部通风报信，使他们有所准备，采取果断措施；有的人在危难中把中共干部保护起来，护送出城；有的人则被有意留下，作为地下关系。所有这些同志，都成为经过斗争考验的东北解放初期的本地干部和先进分子。 在沈阳通往本溪的公路上，在东北局撤退的人流里，一辆破旧的老式黑色轿车吭吃吭吃地爬行着。车上坐着一个人，缩着臂膀，低头闭目，似睡非睡；对车窗外的一切似乎司空见惯。他就是以后在东北黑土地上大显身手的林彪。 1945年11月29日，东北局作出关于今后新方针的指示，指出：“目前我党已无独占东北之可能，必须改变计划”。“在过去的情况下，我们把主力干部和工作重心放在南满及长春路沿线各大城市及其附近，是正确的。现在由于情况的变化，必须把工作重心放在南满、北满、东满、西满，即放在沈阳至哈尔滨一线之长春路四侧的广大地区中，以中小城市及重要铁路线为中心，背靠着苏联、朝鲜、外蒙、热河，创造强大的根据地，面向长春路及沈阳附近的长春、哈尔滨等大城市，以便在苏军撤退时与国民党争夺这些大城市。” 中共军队撤出沈阳后，还曾想在有利时机夺回沈阳。 当时，中共调往东北的干部、部队已经大部到达。苏方只允许蒋军于苏军撤退前五日内在沈阳、长春各空运1万人，而中共军队已在沈阳作了破坏机场的部署，苏军一撤，即可炸毁机场，阻止蒋军增援；同时沈阳城内的警察中有一部分内应力量。 根据这种情况，彭真、罗荣桓提出：据渝电，蒋军能空运到沈阳、长春的兵力各1万人，我军则可集中3万到4万主力(主要是三纵、四纵)争夺沈阳，集中1万主力威胁长春，“因此我们应积极准备参加争夺沈阳，以造成对和战都有利之局面”，“如蒋顽开到后，苏军即撤退，我即坚决争取消灭敌顽，先占沈阳，再夺长春”。12月7日，中央指示东北局，“目前不应以争夺沈阳、长春为目标来布置一切工作。” 蒋介石也想迅速接收东北，尤其是锦州、沈阳、长春等大城市。他命杜聿明加紧向东北进攻。 杜聿明在国民党将领中，也算一员名将。 杜聿明，字光亭，陕西米脂人，中学时就立志从戎，做一名爱国军人。杜聿明的表哥李鼎铭，是陕北著名开明绅士，堂兄杜斌丞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陕北民主革命的先驱者。杜聿明曾在李鼎铭的成家岔小学和杜斌丞任校长的榆林中学读书。1924年4月，杜聿明与陕籍青年阎揆要、关麟征等人一同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同学有陈赓、李仙洲、黄杰、侯镜如等。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黄埔军校内部也很快分裂成公开对立的两派。时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兵团第一营第三连中校连长的杜聿明，前往南京投奔蒋介石，追随他最崇拜的“校长”。后杜聿明任陆军第四师第十二旅第二十四团团长，深得师长徐庭瑶的看重。 第四次“围剿”，因攻占霍丘城“有功”，被晋升为少将副师长。长城抗战古北口战役中，他代替负伤的师长关麟征，指挥全师与日军血战三昼夜，以伤亡4000人的代价，给日寇以沉重打击。显示了杜聿明沉着冷静的指挥才能。 1937年，国民党军成立一个装甲兵团。蒋介石、徐庭瑶均看中杜聿明，任命他为首任团长。后装甲兵团扩编为陆军二○○师，杜聿明升任中将师长。第二○○师扩编为新编第十一军，又改为陆军第五军，杜聿明则升任该军军长，时年34岁。第五军是国民党惟一的机械化新军，下辖第二○○师、荣誉第一师、新编第二十二师，戴安澜、郑洞国、邱清泉分任3个师的师长。 杜聿明率第五军在著名的昆仑关战役中与日军血战18天，取得胜利。日军第十二旅团共死亡6000余人，其中班长及军官死亡2000余人，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亦被击毙。中村正雄临死前在日记本上写道：“帝国皇军第五师团第十二旅团，之所以在日俄战争中获得了‘钢军’的称号，那是因为我们顽强战胜了俄国人的顽强。但是，在昆仑关，我应该承认，我遇到了一支比俄军更强的军队……。” 杜聿明后任中国远征军代司令长官，指挥第五军、第六军进入缅甸。在同古保卫战中，第二○○师与日军血战11昼夜，歼敌5000余人，写下了中国远征军历史上光辉的一页。 1943年初杜聿明从印度奉调回国，任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防守司令，统辖云南境内的5个军。1945年9月出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 这就是杜聿明。 林彪遇到了强有力的对手。 蒋介石命杜聿明向山海关、锦州进攻。杜聿明于1945年11月8日到达秦皇岛，即开始了进攻榆、锦的准备。 国民党军这时集中的两个军，第十三军是全部美械装备，火力较强，第五十二军是半美械装备，火力中等。补给依靠秦皇岛及北宁路，较为便利。但经过八年抗战，除了少数高级将领之外，绝大多数中下级军官尤其是士兵厌战心理浓厚，因而士气低落。 特别是第八十九师一个连的被消灭，引起一些人的惊惧和混乱。这个连的连长逃回来说：“共军在东北接收了日本的武器，又有沈阳兵工厂大量制造武器弹药供应，火力非常强大，他们的战术神妙，战斗力坚强。在攻打沙河阵地之前，他们集中优势炮火将村落房屋工事在数十分钟内完全摧毁，全连死伤殆尽，因而阵地失守。” 同时，有一小部分冀东军区部队深入国民党军阵地内部，引起第十三军第八十九师与另一个师发生混战。到天亮后清查，未见一个中共军人，而国民党军自相残杀伤亡了不少人。 杜聿明决定集合第十三军军长石觉及师长、团长和那个逃回来的连长，亲到沙河。杜聿明问那个连长哪个村庄被中共打毁？连长先说北头的一个，进村一看无一间房屋被毁。 杜聿明问一老农： “前天晚上这里打得怎么样？” 老农说： “啊！打得好厉害！” 杜又问： “这时你在哪里？” 老农说： “就在这间屋里。” 再问： “你怕不怕么？” 老农说： “手榴弹打不到这堵墙，我蹲在墙脚下，破片也打不上。八路军一来就把村庄包围，你们老总慌忙跑出去，被手榴弹打死几个人，其余的都缴枪了。八路军打得可刁哩。从前日本鬼子大炮机关枪都打不过八路军。……” 再问：“炮弹有没有打到院内来。”老农说：“没有，只在东边墙上打了几炮。”杜聿明一看，是手榴弹的弹痕。杜聿明当即召集各官长研究，一致认为沙河战斗，中共军方面并无炮火，只有手榴弹。某连长是谎报军情。杜聿明当即重申蒋介石的“连坐法”，将某连长记处死刑，令其立功赎罪；并令石觉在二日以内用威力搜索，虏获中共人员以明了当面的情况。这次的侦察，增加了杜聿明向山海关进攻的决心，待第五十二军集中后，即占领山海关。 杜聿明即令各部队继续向北迅速前进，一天内打下绥中。杜聿明乘吉普车沿途超越部队向前走，听到部队中有许多官兵吵吵嚷嚷。有的士兵说：“长官真神气，在战斗行军中还召集官长开会。”有的骂：“他妈的，官长坐着车子跑，他不知道老子两条腿跑了几个钟头还未休息，又要加油跑。”有的骂：“这样一望无际的大坝子，要老子把腿跑断了也跑不完。”不堪入耳之言，沿途都可以听到，杜只有装作听不见，催兵前进。 杜聿明到达绥中后，饬令部队停止4日加以整补。同时运用各种手段侦察中共情报。得知当面仍属冀热辽军区部队，而林彪之主力已经由热河到达绥中西北某镇附近，并有指战员曾与绥中电话局通话了解情况。电话为国民党军高级情报参谋所截接，他一面伪称八路军套情报，一面即将情况向杜报告。杜聿明遂下决心在共军主力未集结以前，以主力迅速进击，一日之间占领了兴城、锦西、葫芦岛三个要点。 蒋介石连电嘉奖，鼓励他“击灭共军完成收复东北的任务。” 杜聿明又向锦州进攻。中共这时有计划地撤出，中间仅有局部前哨战斗，国民党军于26日晨即进入锦州。 杜聿明频频得手，趾高气扬，不可一世。 1946年3月上旬，国民党新六军新二十二师主力攻占辽中东南之肖寨门、三台子、七台子等地。第十四师进至沈阳以西大民屯附近，第二○七师推进至沈阳西北之公主屯附近；第五十二军第二师推进至沈阳西之皇姑屯附近，与进驻铁西区的第二十五师取得联系。 3月10日国民党军获悉苏军将于13日撤出沈阳，但并未收到苏军正式通知。已到沈阳以西之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军，利用沈阳前进指挥所的联系和便衣的秘密侦察，发现苏军撤退，即全部进入沈阳市，南面进占浑河铁桥，北面攻占北陵飞机场，并以汽车输送第二师第四团占领山梨红屯，另以一部攻占八家子。第五十二军军长赵公武兼任沈阳警备区司令。同时，新一军之第五十师亦进占沈阳西之平安堡。 国民党军接收沈阳，除沈阳铁西工业区及沈阳兵工厂重要机器被苏军迁走外，市内水电通讯等设备均完整。当时，沈阳市工商界及居民，受敌伪14年的残酷统治，渴望过安定的生活，加上受国民党的虚伪宣传，视国民党的中央政府为“正统”，对国民党抱有一定的幻想，因此国民党军才能安全顺利地接收了沈阳。 然而，正如当时流传的一首歌谣所说： 想中央，盼中央， 中央来了更遭殃。 人们说，国民党接收大员是“五子登科”，日伪官吏的位子、房子、车子、票子、女子，他们都统统接收。 国民党进入沈阳市后，接收大员们开始了他们的所谓“正统”的统治。 3月13日，国民党当局强行解散沈阳中苏友好协会，捣毁新华日报社，拉走机器，查封《文化导报》，并下令逮捕编辑人员。 沈阳中苏友好协会成立后，创办了《文化导报》，很受沈阳群众欢迎。负责东北文化工作和统战工作的潘汉年，推荐民盟成员韩幽桐女士担任主笔，并请韩的同乡、沈阳银行分行行长、曾任马占山秘书长的韩立如担任报社社长。 国民党军占领沈阳后，潜伏警察局的我地下工作人员告知：“敌人要对《文化导报》人员下毒手，你们立即转移。”同志们烧毁文件迅速离开。但曾在南满医大学习过的于丹民，负责报社经济工作，忙于发工资，被敌人抓走，在监狱受尽酷刑而牺牲了。 3月17日，铁岭县和平请愿团来沈，向国民党当局呼吁和平，消除内战气氛，当即被逮捕。 国民党将日伪残余军警编为10个警察大队，另由西安战干团分子王丹招收地痞流氓凑集“建军”，横行市内外，鱼肉百姓。 国民党市政府推行保甲编组。 国民党政府向沈阳市征收军粮2000万斤大米。 国民党东北长官司令部命令在沈阳征兵5000名，直到9月末尚未凑足。 国民党沈阳警备司令部下令，不准人民群众自行集会结社、游行、示威、限制人民自由。 国民党市政当局举行临时参议会的议员“选举”，营私舞弊，比比皆是。有一联保出席20余人，而当选者竟获108票。 国民党当局将原改编为东北保安第三团的沈阳民众自卫军重新组成“沈阳市民众自卫队”，在区、联保成立大队和中队，将市内18～45岁的男子全部编入。月末，还在全市逐户清查户口，发放“国民临时身份证”。军警在街头检查行人。 据统计，沈阳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各商号店铺除交纳正税外，还有慰劳捐、联防捐、警防捐等10多种。 国民党政府对田赋采用折币征实办法，每斤高粱折价3元，附加地方复员自卫经费2元，每垧地则征税900元，有的地区竟达2000元。有些农民打下的粮食不够交税，无以为生。 沈阳市百业凋零，一业独兴。据国民党市政府年度报告，市区妓馆共210家，在籍妓女1039人。 国民党大员们就是靠搜刮民脂民膏，过着纸醉金迷、荒淫腐化的生活。 在国民党占领沈阳期间，生产遇到了严重破坏，大批工人失业，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据统计，国民党接收的工厂，除部分军工厂进行生产外，429个民用工业工厂开工者只有54家，到1948年6月，减少到40来个。国民党市政府管理的16个生产生活必需品的工厂，开工的只有11个。至于私人经营的工厂，因原材料不足，电力缺乏，绝大部分处于停工状态，大批技术人员流落街头，当小贩为生。 国民党政府在沈阳实行保甲制，以“联保连坐法”统治和鱼肉人民，人民没有民主、没有自由。广大劳动人民生活十分悲惨，鳏寡孤独、盲聋哑残无人过问，许多人沿街乞讨，在寒风凛冽的冬季饿死、冻死街头者，仅“救济院”的掩埋车每天就运出20多具尸体。 经济走向崩溃，给沈阳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由于滥发货币，1947年前，三种货币(伪币、红军票、东北流通券)同时在市场上流通，物资严重不足，造成物价飞涨。据对35种物品价格统计，1946年12月比1945年8月上涨68倍，1947年以后的物价，更是由天天涨到一天数涨。工商业倒闭，失业工人数量日益扩大，全市生活赤贫无靠者达49万人。 当时北陵区十保一份关于301户居民一周的生活调查报告记载：一等户4户，食豆面小麦，日二餐；二等户101户，食豆饼，日二餐；三等户108户，食豆腐渣和青菜，日二餐；四等户50户，食糠，日二餐，五等户38户，每日乞讨。 至于“卖儿鬻女者，随处可见；悬梁投河事件，日有所闻”。国民党沈阳市长在1948年5月的中不得不承认：“入春以来，物价飞腾”，“民生疾苦，于此为极”。 为求生路，人民纷纷奔向解放区，急切地盼望着沈阳的早日解放。 沈阳，鹿死谁手？人们拭目以待。 第03章 大势逆转，蒋介石走马换将 一年365天。 从1945年11月中共军政人员被迫撤出沈阳，到1948年10月东北人民解放军兵临沈阳城下，经过了整整三年。 三年，一千多个日日夜夜。 饱受艰难困苦的日日夜夜。 充满战斗、流血、死亡的日日夜夜。 从黑暗走向黎明的日日夜夜。 在这三年，战争的车轮不停地滚动，滚过白山黑水，滚过东北大地，滚过黑土地上每一个人的心头。 驾御战车的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两个领袖人物：毛泽东和蒋介石。 在前线指挥大军征战的是他们手下最得力的将军：林彪、罗荣桓和杜聿明、陈诚、卫立煌。 进入1946年，中共寻求和平的努力和诚意，全国人民希望和平以及国内国际舆论的压力，迫使蒋介石不能不举行和谈。 国共虽然达成了停火协议，但蒋介石声明停火不包括东北。蒋介石认为能够依靠武力收复东北。 于是出现了关内小打、关外大打的局面。 国民党军占领沈阳后，熊式辉、郑洞国、范汉杰等政、军大员们于4月初进驻沈阳。熊式辉为东北行营主任，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此时已去北平治病)。“行营”设于原苏军司令部，“长官部”设在沈阳铁路局大楼。他们决定在停战协议生效前占领更多的地盘，于是重新调整部署，集中5个军11个师的兵力，以沈阳为中心，向东、南、北三个方向展开扇形攻势，沿中长路及安(东)沈(阳)路发动大规模进攻。 熊式辉这个善于看风使舵，拍蒋介石马屁的政客，打仗是个外行，在他指挥下向本溪等地的进攻，遭到惨败。郑洞国等急忙要在北平治病的杜聿明返部主持大计。 杜聿明打仗还是有一套的。他惯用声东击西、侧翼迂回的战术。他指挥国民党军相继占领本溪、四平、长春、吉林等大城市。 中共中央的方针，是从中长路沿线及大城市退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在广大农村及中小城市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此时，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林彪指挥东北民主联军且战且退，在四平进行一个月的激烈保卫战之后，退到松花江以北，在北满、南满站稳了脚跟。 杜聿明决定采取先南后北的方针，先进攻陈云、肖劲光领导的南满解放区，再向北满进攻。杜聿明纠集10多个师四犯临江。林彪指挥东北民主联军经过三个多月的“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作战，粉碎了国民党军的进攻。正如当时流行的一首“枪杆诗”中说的：国民党，兵力少，南北满，来回跑，南满砸破他的腿，北满打断他的腰，叫他来回跑几趟，一筐豆子筛完了。 国民党战线拉长，兵力分散，士气下降，已经丧失了大规模进攻的能力。杜聿明再不能趾高气扬，只能采取防御待援的方针，沿松花江布防，控制北宁线，主力在以沈阳为中心的地区机动。东北民主联军此时已发展为5个纵队和独立师共30个师46万人。经过剿匪和土改，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得到了广大劳苦群众的拥护。从山海关退到松花江的林彪，可以出手反击杜聿明了。 1947年5月13日东北民主联军发起夏季攻势，全线反击国民党军。经过50天作战，歼灭国民党军8万余人，收复城市42座，扩大了解放区。 林彪终于打败了杜聿明。 蒋介石把失败责任归咎于杜聿明，派参谋总长陈诚取代熊式辉、杜聿明为东北最高指挥官，杜聿明黯然离开东北。 陈诚何许人也？ 陈诚字辞修，浙江青田人，少年时期在家乡耕读，只希望当一名小学教师。但两次偶然的机会，决定了陈诚的一生。第一次是1919年，陈诚经人推荐参加保定军官学校第八期招生考试，因考试成绩差，身材矮小，未能录取。虽经人疏通，也只列为备取生。没想到考第一名的学生改变主意考入北京大学，陈诚侥幸以备取第一名补入保定军校第八期炮科，开始了他长达四十余年的军政生涯。第二次是1925年，陈诚时任黄埔军校炮兵科上尉教官兼炮兵队区队长。有一天晚上，他访友归来，天将黎明，仍不思睡，于是便挑灯夜读《三民主义》。正巧被查夜的校长蒋介石看见。次日早操蒋介石当众宣布：炮兵区队长陈诚，发奋刻苦，精神可嘉，特提升为少校炮兵队长。 从此，陈诚作为蒋介石的心腹干将，长期追随蒋介石。他不仅在性格上酷似蒋介石，就连言行举止也极力模仿蒋介石。外国记者戏称其为“大元帅的袖珍本”。陈诚也因此受蒋介石的信任与重用，官运亨通。后来陈诚与国民党元老谭延的次女、宋美龄的干女儿谭曼意结婚，与蒋介石的关系又近了一层。与何应钦、刘峙、顾祝同、蒋鼎文、张治中等并称“八大金刚”。陈诚在八人中是最年轻的，成为少壮派军人领袖。 陈诚曾任十一师师长和十八军军长，在十八军军长任内，拼命扩充实力，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十八军就扩充到6个师，共八九万人，为陈诚军事集团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陈诚军事集团骨干分子大都在十一师、十八军任过职，“十一”合为“土”字，“十八”合为“木”字，人称“土木系”。到抗战结束时，陈诚军事集团发展到10个军，在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中的势力是最大的。 对陈诚的飞扬跋扈，蒋介石集团内部高级将领如顾祝同、刘峙、熊式辉、汤恩伯和杜聿明等均表示不满。陈任参谋总长以来，任用私人，排除异己；装备补充，多偏重他的嫡系第十八军等部队，而对其他部队则多予克扣留难，以至众怨沸腾，发生一部分失业高级将领在南京紫金山孙中山灵前“哭灵”的事件。蒋介石发现陈诚既不得军心，又指挥无能，就收回他的人事权，接着又收回他的军事指挥权，由蒋亲自指挥。陈诚为了挽回面子，想去东北主持作战，打几个胜仗，取得蒋介石的信任。为此，陈诚派了一些特务到东北搜集熊式辉、杜聿明贪污腐化的证据，企图将熊、杜赶出东北。 熊式辉对杜聿明说：“陈诚这个家伙现在窘极无聊，出坏主意。据可靠消息说，陈诚在关内指挥作战都失败了，想来东北出出风头，挽回他的面子，现在正想打我的主意。我走了你也难顶他，我们两人要想法子对付这个小鬼。” 1947年7月7日蒋介石发布“戡乱”动员令，8日杜聿明因病重离开东北后，陈诚便于12日便到了沈阳，召集东北军事会议，并到铁岭向新编第六军“授勋”，以资拉拢。熊式辉见势连给蒋介石写了7封辞职信，蒋介石一再复信抚慰，勉以国事为重，继续主持东北，决不更动东北人事。熊式辉得到蒋介石的复信正在准备整军经武，忽然蒋介石明令陈诚来东北主政，给熊式辉泼了一头冷水。熊式辉虽知蒋介石是一个权谋家，但未料到会这样整他，愤愤不平，等着瞧陈诚的笑话。 蒋介石将美国援助的军火物资尽先供给东北，让陈诚在东北打几个胜仗，再将东北交给陈的亲信罗卓英，陈诚仍回南京任参谋总长。蒋家王朝，浙江人的天下，蒋介石除了浙江人以外，谁也不信任。 陈诚初到东北，确实抱着一番雄心，大吹“要消灭共军”建设三民主义的新东北。他锐意整军，大肆扩充部队，将东北原有的九个保安区十一个保安支队及交警总队等部队，扩编为4个兵团部，10个军、10个师、14个保安支队，共55万人。 增加了炮兵、战车、汽车等部队，妄想集中优势兵力与中共军队决战。另一方面，陈诚大肆排除异己，撤换了辽宁省主席徐箴、四平街守将第七十一军军长陈明仁、第五十二军军长梁恺和副军长兼第二师师长刘玉章，及东北各保安支队司令，均改由陈的心腹接替。当时曾有东北人士向陈建议：“听说总长将东北各保安支队司令撤换，有许多部队会叛变投向共产党的。”陈反驳说：“谁要投，就让他去投。他今天投，我现在就缴他的枪！” 陈诚在东北也做了一些别人做不到的事。他整肃军纪，惩办党政军贪污人员，如查办汽车兵团团长冯恺，逮捕前日本俘侨管理处处长李修业等，取缔散兵游勇，将东北无聊军人田湘藩监禁法办，将高立人驱逐出境。沈阳城防司令部宣布临时戒严令，不准罢工、罢市、罢课，不准抬高物价，违者处以极刑。一时蒙蔽了一部分东北人心，认为陈诚是有办法的。 陈诚提出了以机动防御确保北宁路，打通锦承路，维护中长路和保护出海口的战略方针，叫嚷“六个月恢复东北优势，收复东北一切失地！” 然而，陈诚面对的民主联军，此时也今非昔比。随着根据地日益扩大，深入进行土地改革，翻身群众踊跃参军参战，民主联军已壮大为9个纵队，10个独立师，加地方武装共51万人。为了贯彻中共中央“以主力打到国民党区域，由内线作战转为外线作战，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方针。东北民主联军于1947年9月14日又发起强大的秋季攻势。 当陈诚为打通锦承路纠集4个师向热河东部进犯时，林彪抓住战机，诱敌至杨杖子一线加以围歼，歼敌1.6万余人，给刚上台的陈诚当头一棒。 秋季攻势历时50天，歼敌6.98万人，解放人口260万，土地3.8万平方公里，收复城市17座，将敌压缩于沈阳、长春、吉林、四平、锦州等城市内。 陈诚不仅没有打通北宁路，国民党军活动范围反而更小，只有重点防守沈阳。当时沈阳流行一句民谣说：“陈诚真能干，火车南站通北站。” 打在陈诚身上，疼在蒋介石心上。陈诚出师不利，蒋介石急到沈阳为陈打气撑腰。 1947年10月8日，蒋介石乘坐G54型专机，由战斗机掩护，飞抵沈阳机场。蒋介石身着军装，头戴大沿帽，披着披风走下飞机。陈诚喊：“立正！”“敬礼！”军乐队开始奏乐。蒋介石由陈诚陪同检阅仪仗队，然后乘车进城，沿途马路两边由军统特务训练班学员身穿便服担任警卫，一直到励志社。 蒋介石下车后，登上台阶，看见门楣上挂着他手书“励志社”三个字，走进大厅，叫励志社主任在前面领路，来到楼上他的套房，一间卧室，一间办公室，一间会客室。 蒋介石吩咐侍卫官：“马上叫廖司令官(廖耀湘)来！”然后站着用玻璃杯喝白开水。蒋介石问主任：“这是什么房子？”回答说：“在伪满时代，这是大山会馆，是个体育馆。大山是日俄战争时期的日本元帅。”蒋介石点头说：“噢！噢！我知道，我知道”。 蒋介石边答应着又好像在思考着别的事情。一会，廖耀湘来了，和蒋介石在屋里密谈。陈诚等人也来了，蒋介石向陈要二十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看。半小时过去了，地图还没有拿来。陈诚从屋里出来，如热锅上蚂蚁，急得又犯病了，让副官给他拿药吃。 这时，赵家骧来了，励志社主任和他挺熟，就说：“你这皮包里带着地图没有？上边正要看地图。”赵说：“带着呢！又没找我要地图，我何必多事！这次把我调回来就够意思了，我还出什么头！”赵家骧原是东北保安司令部参谋长，陈诚来后，被陈调到锦州前线去，这时刚调回来，还没有位置，所以牢骚满腹。后将赵的地图给蒋介石拿去。蒋介石看着地图了解战况，也没有讲什么高见，对诸将领鼓励一番，要他们重整旗鼓，阻止共军的进攻。 1947年12月15日，东北民主联军利用江河封冻，发动冬季攻势。主力冒严寒进至沈阳西北地区，迭克法库、大石桥、彰武、新民，袭入沈阳郊区皇姑屯。陈诚龟缩沈阳城内，不敢出援。 1948年新年伊始，陈诚发表元旦告东北军民书，吹嘘“国军已完成作战准备”，“危险时期已经过去”。他见解放军兵力分散，以为有机可乘，遂拼凑5个军15个师，向沈阳以西推进，企图解除对沈阳的威胁。 这正中了林彪“引蛇出洞”的计谋。东总立即决定，集中兵力，歼灭其左路军，以六纵坚决扼守沈阳西北公主屯阵地，以一纵、十纵打援，四纵在沈阳以南钳制敌人，二纵、三纵、七纵兼程南下，三纵从敌左、中路之间楔入敌阵，与七纵配合切断新五军退路。1月5日，各纵队密切协同，将敌新五军合围于公主屯以南地域，并迅速发起猛烈攻击。十二师三十四团政委张黎天亲自操重机枪射击，壮烈牺牲在阵地上。到1月7日上午，各纵在强大炮兵火力支援下，密切协同，勇猛冲杀，全歼敌新五军2万余人于公主屯地区，俘敌军长陈林达。 陈林达被围时，陈诚已没有初到东北的独断专行的猖狂气焰，急忙召开幕僚会议研究对策。赵家骧拟了一个放弃沈阳外围公主屯等据点，集中兵力守辽河以南沈阳据点，以攻势防御击破解放军攻击的计划。陈诚看到连称很好很好。但是陈诚时而想让陈林达守，时而又想让陈林达退，举棋不定，优柔寡断，不下命令执行。一直到6日晚上陈林达已被解放军四面包围，才决心令陈林达向沈阳撤退，但为时已晚。新编第五军一夜间被消灭殆尽。 陈诚被打得懵头转向，手足无措，病倒在床上，连夜向蒋介石告急。蒋介石又于10日再次飞抵沈阳，随行的有范汉杰、刘斐、俞济时等人。陈诚因病未到机场迎接。蒋介石来之前命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到沈商议。傅和别的国民党高级军官不一样，他不穿呢料将军服，不带大沿帽，而是穿一个鼓鼓囊囊的棉军服，头戴个皮帽子，挂着上将领章。傅作义和东北“剿总”副司令罗卓英、空军副司令王叔铭一同去机场迎接蒋介石。 到了励志社，蒋介石照例先看地图，问战况，研究行动方案。东北一些军政要员听说蒋来了，都到一楼等待接见。当时沈阳市长金镇装腔作势地说：“我就是不愿见大官！”但一会还是把名片交给蒋的侍卫官。侍卫官进去后出来说：“委员长正在研究军事部署，没有时间，非常抱歉，就不见了。”后来侍卫官私下说，实际上蒋看了金的名片，很反感地说：“这个家伙不见！”午后，蒋介石到东北“剿总”召集军政要员开会，听取公主屯战役经过报告。 据说，当时陈诚将新编第五军被消灭的责任完全归咎将领不服从命令，请求惩办第九兵团司令官廖耀湘及新编第六军军长李涛。蒋介石在师长以上军官会议上，痛骂廖耀湘、李涛不服从命令，不顾国家民族利益，不积极去解新编第五军之围。 廖、李都不服气，挺身出来说并未奉到援救陈林达的命令。你来我往，唇枪舌剑，形成是非功过无法辨明的僵局。蒋、陈想借端惩办廖、李二人以维持陈诚“面子”的诡计不能得逞，尴尬异常。争吵到最后，陈诚无可奈何，只得站起来说：“新编第五军的被消灭完全是我自己指挥无方，不怪各将领，请总裁按党纪国法惩办我，以肃军纪。”蒋介石说：“仗正在打着，待战争结束后再评功过。” 蒋介石勉励各将领要服从陈诚的命令，好好地完成东北“戡乱”任务。 蒋介石离席后，陈诚对各将领说：“我决心保卫沈阳，如果共军攻到沈阳的话，我决心同沈阳共存亡，最后以手枪自杀”。 然而，陈诚看到解放军冬季攻势未停。再不想与沈阳共存亡，急忙叫他的老婆谭曼意去南京请宋美龄求蒋介石将他调回南京。 蒋介石集团内办事，只要走夫人路线，十有八九能成功。 蒋介石决定将陈诚调回南京。 林彪击败了杜聿明、陈诚。蒋介石不得不三易东北主帅。派谁去统领几十万大军，主政东北呢？蒋介石想起了卫立煌。 在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中，卫立煌是有名的“虎将”，战绩卓著。论资历、声望和人事关系，杜聿明、郑洞国、范汉杰、廖耀湘这些人或者是卫立煌在远征军中指挥过的，或者是他过去的老部下，卫都能驾驭得了。更重要的一点是卫立煌率领远征军入缅打了胜仗，在美国军界获得好评，最近他又到美国考察，和美国军界来往关系不错。 蒋介石决定请卫立煌出山。 卫立煌，字俊如，二级陆军上将。他从孙中山先生的一个卫兵，发迹为国民党“五虎将”之一，曾任第一、二战区司令和中国远征军司令等职。他被日军华北最高司令香月清司称为“支那虎将”。在蒋介石军事集团中被视为“嫡系中的杂牌”，几次被蒋罢官又起用。 卫立煌是安徽合肥卫杨村人，少年家贫，随兄学习文化、军事，颇有侠肝义胆。曾一拳打倒“地头蛇”为家乡除害。后到广州，被人推荐到孙中山的卫队当警卫排长，跟随孙中山左右。后卫立煌调到许崇智部下当排长。在一次夜战中，部队被冲散，他收拢百余人乘乱直捣敌指挥部，反败为胜，被晋升为连长。22岁时升为营长，为装老成蓄起一撮小胡子。后来官职逐步擢升。 1936年12月初，卫升为陆军上将衔。“西安事变”中，卫立煌随着众人一道被扣。周恩来把卫当成重点团结对象，对他做了很多工作。卫深感要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就必须与共产党合作。 “卢沟桥事变”时，卫立煌任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他发电给蒋介石，请缨北上，率部进入太行山东面的狼牙山、百花山、史家营附近。准备南北夹击板垣师团，乘北平空虚击日军在华北最高司令部。这个部署被汉奸泄漏给敌人，日军香月清司司令官急忙变更部署。增调兵力，打算包抄卫部后路。卫立煌即令各部利用山形地势，从日军间隙中穿行，向南转移，打打走走，全部冲出包围圈到达指定的会合地点遂城镇。 日军新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集中主力分兵三路渡黄河，占领郑州。郑州一失，中原难保。卫立煌调集主力实施全面反攻，一举收复郑州。 1942年1月，洛阳形势暂时稳定，蒋介石革去卫二级上将军衔，免去其河南省主席职务，调任军事委员会西北行营主任，借此削除卫的兵权。卫立煌乘车离开洛阳长官司令部前往火车站，途经市区，沿街许多群众自发设置香案给他送行。卫十分感动，连忙下车步行，一直走到车站。据说在洛阳市，只有七十年前，前清一位道台离任时有过这样动人的场面。 卫一进车站，军乐齐鸣，各集团军司令和长官部的同事，纷纷与他握手话别。列车开动后，卫立煌立于窗口，热泪盈眶。后来卫立煌再掌兵权，在山西与日寇作战。有一次他率部转移时，假道延安，受到延安军民的热烈欢迎。毛泽东主席迎到门口，与卫亲切握手寒喧。卫立煌表示非常钦佩毛主席，毛主席也赞扬卫立煌抗日坚决，以及和八路军的友好关系。 在延安逗留期间，卫立煌参观了抗日军政大学，赞扬边区的工作堪称全国模范。卫立煌驱车二十里慰问正在养伤的林彪。行至半路，他要大家凑钱，国民党军队素有犒赏和送礼的风气，大家荷包搜遍才到600元。他觉得实在拿不出手，只好作罢。在去西安的路上一再提起：“没给林彪送点礼，太不像样了。”到西安的第二日，卫立煌就以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前敌总指挥身份，批准拨给十八集团军步枪弹100万发，手榴弹25万枚和牛肉罐头180箱。 在延安卫立煌观看了战地服务团演出的团结抗日节目，当即表示也要成立这样一个团体。不久，集中了几十名北平流亡学生和陕北公学的毕业生，并从八路军中引进了一批人才。组成了“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战地工作团”。 进攻山西的日军集结了约14万兵力，猛攻忻口。阎锡山急电蒋介石，要求派卫立煌部队驰援山西。卫立煌任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统辖晋北全部中央军和晋绥军，在忻口阻住日军进攻，激战二十天，日军始终未能突破卫部防线。 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第一个春节，卫立煌带着他第十四集团军的两个军长来到第十八集团军总部给朱德总司令拜年。八路军总部召开盛大欢迎会。朱总司令致欢迎词说：“我们今天热烈欢迎在忻口战役中立下大功的民族英雄卫立煌司令”。卫立煌也致答词说：“这次抗战关系到我们民族的存亡，以前我们国内自己人打自已人，费了不少物资。伤亡了不少人，那些消耗和伤亡都是毫无意义的。我们为了保卫我们的民族，流血牺牲才是有价值的。同时，在抗战中可以把旧的、坏的东西消耗掉，创造新的，好的，把旧中国建造成新中国”。 1943年冬，中国远征军赴缅作战失利，卫立煌被再度起用，恢复了他上将军衔，接替陈诚为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他率远征军作战取得了显著战绩。 国民政府在云南昆明成立了陆军总司令部，任命何应钦为总司令，卫立煌为副总司令。卫对此职不满，称病就医。1946年11月，卫立煌和夫人韩权华带着两名秘书出国到日、美、英、法、西德等国考察军事。 1947年10月初，卫立煌结束了他的十国旅行之后飞抵上海。蒋介石随即召见他面谈，问卫对东北局势有什么看法，接着又要国防部作战厅主任向卫介绍东北的情况。不久，蒋又通知卫出席军事会议，告诉卫准备成立东北、华北、华中、华东“剿总”，想特任卫为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刻回答：“辞修(陈诚)已在东北，驾轻就熟，现在换人恐怕不好。”蒋却说：“他要是能胜任，我就不借重你。”卫回到家，正想找一些旧部商量推却办法，老朋友总参谋长顾祝同和蒋介石首席智囊张群接踵而至，力劝卫就任新职。 最后，陈诚的老婆谭曼意也来到卫家装作一副可怜的样子说：“辞修病得没法；只有请卫先生去东北才有办法。卫先生一去东北，就是救了我们一家。”韩权华在旁听了，心想：“救了你们一家，不是坑了我们一家？有权有利的事你们就争，弄得不可收拾了，就把烂摊子交给别人，叫别人当你的替死鬼，这叫什么心理？” 卫立煌的老部下们闻听此事，没有一个赞成他去东北。曾任远征军中将高参的陶振武向卫进言：“这是陈诚的金蝉脱壳之计。你对东北的形势是怎么估计的？你有什么把握？你和总统的关系，比以前去东北的三个人怎么样？他们三个人都没有搞出好结果，你去更不好办。按照我的意见，最好是婉言谢绝。” 卫立煌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在这个时候，不能考虑得那么周到。”陶振武默然而退，心想卫老总不甘寂寞，贪迷做官到了这个程度，一定没有好结果。 卫立煌打电报给旧东北军的军官、现任第八兵团五十三军一三○师师长王理寰，叫他来南京谈谈。王理寰在远征军时一次作战失利，险些被枪毙，卫立煌救了他一命。王借到中央训练团受训的名义，来到南京。卫把王接来家中，密谈竟日。卫立煌问王：“他叫我到东北去跳火坑，我不想去，他一再派人来跟我谈，你看我能去吗？” “东北已经不行了，你去不得。”王理寰说，“你最好去华北，不要去东北。” 卫立煌说：“东北丢了，华北也保不住。华北军队我不熟悉，指挥不灵，不像在东北的军队，大多数都是远征军的人，比较熟悉，使用方便。” 王理寰说：“你真要去的话，一定要向总统要四十万人，不然这个仗没法打。” 接着王理寰就把他所了解的东北情形讲了几个小时。 卫立煌听了后说：“国民党军队表面上好看，其实不经打。我在山西知道共产党的军队意志坚定，吃苦耐劳，上下一心。陈诚想到东北来露一手，真是太不自量。” 蒋介石再度找卫立煌谈话，首先是给卫戴高帽子。蒋说：“东北是一个比西欧大国还要大的地方，那里重工业占全中国一半以上，是我们民族复兴的生命线，得失影响国际视听和全国的人心，‘安危须仗出群才’，没有得力的人才是镇守不住的。过去几十年，有几次靠你挽救了危险的局面，我都记得清清楚楚。现在到了这个紧要关头，我看只有你能担任这个艰巨重任，才让你去东北，相信你一定能够挽回不利形势。” 卫立煌只是听着。 蒋介石知道要卫立煌去东北，不能不给卫主政东北的大权。说：“现在把东北党政军各方面的全部职权都交给你负责，有什么困难，你可以提出来，我们优先解决。” 蒋介石见卫立煌不吭声，估计卫立煌是怕负有东北失利之责，又向卫立煌申明：“我看你用不着顾虑，你一定能够把这个事办好。万一战局失利，责任也不能由你来负。” 卫立煌听了此话，像是有些感动，踌躇地说；“没有军队不能打仗，现在在东北的军队都被围困了，没有大量的增援是不行的。” 蒋介石急忙说：“这个好办，我先给你增援五个军好不好？在后勤方面，优先补给东北。” 卫立煌不再说什么了，答应说：“那末，我先去看看再说吧。” 蒋介石见卫立惶答应去东北，非常高兴。立即提出他的作战计划。蒋介石说：“北宁铁路联系华北和东北两个战区，极其重要。你到东北，最紧急的任务是打通北宁路，先从沈阳打到锦州。你只要把这条铁路打通，别的事情都好办了。” 1948年1月17日，南京政府明令发表卫立煌为“东北剿总总司令”，郑洞国、范汉杰为副总司令。卫夫人韩权华却和卫立煌吵了一架：“你为什么这样乱来，戴上这顶乌纱帽？东北快要完了，你的部下都不赞成你去，连我这个没有军事头脑的人也能看到没有希望了，你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去给陈诚当替死鬼？” 卫立煌于1月21日由南京飞北平，与李宗仁、傅作义商谈，次日由北平抵沈阳。 陈诚在东北被解放军吓跑，成为国民党在东北的军政高级人员笑谈的中心资料。有的说：“陈诚初来东北气势汹汹，不可一世，原来是一个草包，到了紧要关头他就逃了。”有的说：“陈诚人小鬼大，他说同沈阳共存亡，最后以手枪自杀，那是想骗各将领自杀，他才不自杀呢！简直是骗子，有谁相信这个骗子呢！”杜聿明到南京时还专门到陈诚公馆去看陈是真病还是假病，见陈满面红光，不像个病人。 这时蒋政权内部，对陈诚一片抱怨和指责。陈诚成了众矢之的。李宗仁说他：“专横跋扈”，白崇禧骂他“刚愎自用，指挥无能”。何应钦说：“哼，靠土木系能救中国吗？”特别是东北人士，对陈诚攻击得十分厉害。陈诚最初想压住这些人，以后见反对之声日盛，又改变手段接见东北人士加以拉拢。 这更遭东北人士的痛骂。陈诚在南京住了一个多月，就溜到上海准备出国，赴美治病，以避舆论指斥。没想到4月间国民大会开会，白崇禧作军事报告，全体代表不约而同地大喊；“杀陈诚以谢国人！”“不让陈诚逃往美国！”“到上海把陈诚扣留起来解京法办！”东北代表说：“诸葛亮挥泪斩马谡，我们要求蒋主席演这出戏。 中央戡乱采取老鼠战略，如果东北失掉，华北失掉，华南也不保，难道都像陈诚一样想逃到美国去吗？”白崇禧听到骂陈诚高兴得笑了。 陈诚在上海听到这些有失他“体面”的消息，既无面目出国，又怕真有人到上海来“捣乱”，于是以治十二指肠溃疡为名，躲进联勤总部上海陆军总医院。 熊式辉、杜聿明终于看到了陈诚的笑话。 第04章 东北军政，林、罗各具匠心 1948年是中国风云变幻的一年。 战争是力量的较量。力量强者胜于力量弱者，这是战争中千古不变的法则。 然而，事物总是在一定条件下向着对立面转化。强者可以变弱，弱者可以变强。这是事物发展的辩证法。 经过近一千个日日夜夜的强弱转化，国共之间力量对比出现了换位性的变化。 1948年1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持续3个月的冬季攻势，于1948年3月15日结束。 东北人民解放军在10个月内，向国民党军连续发动了三次大规模攻势，共歼敌军30.88万人，缴获大量美式装备，收复城市77座，解放人口1860万，扩大解放军区30.7万平方公里。解放区人口已占东北总人口的86％，解放区面积已占东北总面积的97％。东北人民解放军野战部队已发展为12个纵队，1个炮兵纵队，1个铁道兵纵队，17个独立师，共为53个师，70余万人；加地方军，共为105万人。 到1948年3月冬季攻势结束，东北战场国民党军队已被消灭57万人。虽然尚有4个兵团，14个军，44个师，加地方武装55万人，但已被分割、压缩在长春、沈阳和锦州三块互不联系的据点和地区之内。当时东北国民党军的态势卫立煌率2个兵团、8个军、24个师3个旅，约30万人，防守沈阳及卫星城市铁岭、抚顺、本溪、辽阳和新民。副总司令兼一兵团司令郑洞国，率领2个军、6个师又3个旅，约10万人防守长春。另一个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冀热辽边区司令范汉杰，率领4个兵团、4个军、14个师约15万人，防守锦州，并维持着锦州、山海关间时断时通的铁路交通。 从全国来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豫东地区、襄樊地区、晋中地区、平津保地区，以及胶济路、津浦路上，连续大胜。由战争开始时的120万人，发展到280万人，装备日益改善，作战经验更加丰富。解放区面积扩大，生产发展，军民斗志高昂。 到1948年秋，国民党军已被消灭264万人，加逃亡等其他原因，损失达309万人，虽然补充了240万人，但总兵力已由战争开始时的430万人，下降为365万人。除去维持后方，能够用于前方作战的，不过174万人。作战方针，也不得不由“全面防御”、“分区防御”，改为以北平、西安、汉口、徐州、沈阳五大战略据点为支柱的所谓“重点防御”。战争已由解放区推进到国民党统治区，并直接威胁其统治中心。国民党陷入了严重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危机之中，失败主义情绪在蔓延。反蒋统一战线也在扩大。 蒋介石由于战略上放弃东北不甘心，增援东北又抽不出兵，对东北是撤是守，决心不定，骑虎难下。据说1948年8月南京军事检讨会议上，曾议论过东北问题：有的提出干脆撤出东北，集中军力可作他图，并且具体设想第一步撤到锦州，视时局变化进可以“恢复东北”，退也可以安全撤出。卫立煌反对这个提议，力陈东北还有希望之路，主张集中兵力守沈阳，以待时局发展。蒋介石一方面对美国出兵和第三次世界大战抱有幻想，另一方面也怕动摇军心，乱了阵脚，所以没有作出决定。东北国民党军长时间处于举棋不定的犹豫状态。 毛泽东却已清醒地看到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与蒋介石决战的条件已经成熟。毛泽东胸怀全局，运筹帷幄，指出：东北、华北一盘棋，但东北形势有利，先解决东北，后解决华北。 毛泽东的决心已定：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 为了准备决战，东北人民解放军在冬季攻势后，进行了出关以来第一次近半年大练兵，部队的军事素质和政治素质，提高到了新的水平。以“大兵团、攻坚战、正规化”为指导方针的军事大练兵，提高了使用技术装备的能力，提高了使用炮兵、工程兵和坦克兵协同作战的能力；攻城、爆破、巷战、射击等项目训练，也都取得了良好成绩。 政治大练兵，本着毛泽东主席以诉苦、三查方法进行新式整军运动的指示精神，开展“五整一查”，提高阶级觉悟，加强团结，加强政策纪律，也收到了良好效果。整个部队，阵营雄壮，士气高涨，求战心切。随着东北根据地建设的发展，二线兵团建设，群众直接支援战争，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形势。 在军事训练上，林彪有很多创造。 一点两面，三三制，三猛战术，三种情况三种打法，四快一慢，四组一队，后来归纳为林彪的六大战术原则，在东北战场上广为流传。 林彪喜欢思考，爱动脑筋，善于用简明的语言概括他的复杂的思想结果。 作为军事家，他能够敏感地注意到军事技术和战争形态的变化，采用新的战术，克敌制胜。 林彪在延安时就曾提出，“我们部队作战时爱成群地涌来涌去，勇气很好，但是缺乏有智术的动作。在近代的用火力的战争条件下，用集团的冲锋目标太大，如果被人家的大炮和机关枪射击的时候，损失就大了。因此，现在我们要教育战斗员三五群的战斗，一个两个的去战斗。” 到东北后，林彪也多次给军事干部讲战术。他说：“在锦西打的几仗，敌人火力密集，咱们队形密集，伤亡大。现在不同于抗战打日本，敌人是美械装备，火力猛，又是精锐，不能像过去那样一打一冲，人海战术。战斗队形都是由于火力的进步而从密集到分散，在战略上要集中兵力，战役上一点两面，而在战术上，战术动作上却是分散兵力，稀疏兵力。兵多不是一下子都冲上去，必须用三三制的队形。” 林彪的新名词开始连毛泽东都弄不懂，致电问林彪：“你们所说一点两面的战法是什么意思。” 林彪回复说：所谓一点，就是说要集中优势兵力于主要的攻击点上，反对在各点上平分兵力的办法。所谓两面，就是说必须采取包围办法，防止敌之突围逃走。两面是指至少两面，兵力多时也可以是三面四面。一点的精神在于保证一定打垮敌人，整个的精神在于使打垮的敌人不致跑掉。大意就是如此。是针对我们干部不肯彻底集中兵力和不敢进行勇敢迂回的毛病而规定的。 林彪要求部队要敢于刺刀见红，以刺刀、手榴弹向前冲去，以刺刀刺杀敌人，不敢以刺刀杀敌的不算是最勇敢的部队与战士，我军必须建立刺刀血战的威风和随手榴弹飞出爆炸而猛进的勇气。 在林彪文雅瘦弱的躯体里，经常喷涌出铁与血的原则。 这些原则在打仗时还真管用。 在东北人民解放军政治建设上，罗荣桓功勋卓著。 罗荣桓比林彪大几岁，在政委的位置上，与总司令林彪配合得很好，能够扬长补短，有兄长之风。 罗荣桓集中精力抓政治建军。 解放军之所以有战斗力，除了党的坚强领导、严格的纪律、紧密的团结外，还有重要的一条，就是运用了政治建军的武器，进行以阶级教育为主的诉苦运动，从而激发了广大指战员的革命斗志。 东北部队连续作战，十分疲劳。加上物资供应不足，生活极其艰苦，在严酷的形势面前，广大指战员坚信党的领导，克服困难，勇敢战斗。但少数同志却经不起考验，有的幻想和平，厌倦艰苦的战争生活，有的存在地域观念，不愿在东北坚持斗争。在东北新入伍的人员中，有些人存在正统观念，少数人沾染有兵痞流氓习气，有的连队纪律涣散，甚至还出现逃亡离队现象。 在整军运动中，部队普遍展开阶级教育，提出了“谁养活谁”、“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等十几道讨论题，组织部队进行讨论。三纵七师二十团三营机枪连一个副班长用他父亲给地主干了一辈子活，最后累得吐血，临死时想喝碗小米粥地主都不给的事实，控诉了地主阶级的罪恶，使在场的同志都受到了教育。教导员抓住这个事例，向全营推广。 九连是1945年日本投降后，由本溪煤矿工人(其中部分是被日军俘虏的八路军人员和解放区群众，部分是被俘的国民党军官兵)组建的连队，大部分是新兵，成分复杂，连队思想混乱。指导员用本连战士的苦难家史进行阶级教育，采取吐苦水、算苦账、挖苦根的方法教育启发战士的思想觉悟。 他用贫农房东老大娘的一件破棉袄给连队上课，讲明地主、资本家为什么富，穷人为什么穷，揭示剥削阶级的本质。他还组织连队参观地主家和穷人家的吃穿住情况，进行阶级对比教育。该连有一名战士房天静诉苦说，他16岁就被国民党抓丁到东北，父在家被地主逼债身亡，母到东北来找他时，途中因生活所迫卖掉两个弟弟，好不容易找到本溪，母子俩隔着铁丝网没有能讲上几句话就被迫分离，母仇疾交加，不久也死去。房天静一头哭倒在指导员怀里，一边哭一边检讨自己，决心为母亲报仇，坚决跟着共产党走。 当场又有三名战士主动上台倒苦水，检讨自己的忘本思想。一个解放战士边哭边说：“我和房天静有一样的苦难家史，一定要牢记血泪深仇，不消灭国民党反动派死不瞑目！”诉苦教育提高了阶级觉悟。 房天静在热水河子战斗中，单人独枪冲入敌阵歼敌一个班，俘敌五人，成为全纵队第一个记特等功的战士，纵队赠给他“孤胆英雄”称号。当纵队领导接见时问他：“你为什么这样勇敢？”房天静回答：“首长，我擦亮了眼睛，认清了敌人，要为父母和穷人报仇啊！” 诉苦教育的深入发展，对部队建设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一是极大地提高了干部战士的政治觉悟和胜利信心，使一些老同志认清了土地改革的新形势，新入伍的同志树立了为穷苦人翻身求解放的坚持革命到底的决心。二是加速了一些解放战士的改造过程，他们表示“过去当的是糊涂兵，打的是糊涂仗，经过诉苦，总算走上了光明之路。”许多解放战士成了战斗骨干，有的还入了党，当了干部。部队阶级觉悟提高了，战斗力也必然大大增强了。 罗荣桓做政治工作，有坚定的原则性，又有灵活的艺术性。 召开荣誉军人代表大会就是一个范例。 “身上打个眼儿，比毛主席小不点儿！”有些伤员认为自己打仗有功，“老子天下第二”。 夏、秋、冬季攻势以来，仗打得越来越大，大量伤病员从前方下来，各地的后方医院都住满了。有的伤病员居功骄傲，目无法纪，惹是生非，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解放战士”，旧军队的兵痞习气还没有完全改掉。看戏看电影不买票，吃馆子不给钱，打骂群众，打骂医护人员，甚至包庇地主分子，干扰土改运动，还发生过企图抢劫银行和聚众闹事的事件。 罗荣桓觉得问题严重，必须尽快加以制止，便召集政治部、后勤部、卫生部和民政部门领导干部在一起开会，研究解放的办法。有的认为闹事的大多数是轻伤员，突击治疗，使他们早日回前方；有的提出各医院加强警卫，多设岗哨，严禁伤病员离院上街；有的建议严厉处分带头闹事的人。 罗荣桓仔细听完各种意见，说道：“解决伤病员闹事这个问题，我看还是应该从积极方面入手。除了对个别极恶劣的，尽量不要搞纪律处分，更不要随便抓人。目前各地医院多数是新成立的，设备不大好，医院里又没有文化娱乐器材，生活比较单调、枯燥。那些轻伤员想出来走走，你想捆住他们的手脚，硬是不让他们出门，恐怕要和哨兵打架。我看还是以正面教育为主。能不能召开一次伤病人员代表大会？” 大家认为罗政委的提议很好，当即成立筹备小组，由东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周桓任组长。周桓积极筹备，准备8月份在哈尔滨召开，代表人数为500人。 “准备叫什么会呀？”罗荣桓问。 “就叫伤病员代表大会吧！”周桓答。 罗荣桓考虑一下说：“还是叫荣誉军人代表大会比较好。不管是负伤的、病残的，都是为了革命，都是荣誉军人。” 罗荣桓又问：“准备让些什么人来开会呢？” “当然要选一些先进人物和积极分子啦！”周桓按老规矩回答。 “积极分子要参加，但是不要超过三分之一，”罗荣桓说：“多找一些调皮捣蛋的和爱闹事的来开会。” 罗荣桓进一步说：“会议想解决的主要是闹事问题，找先进人物来开会，代表不了闹事的伤兵，回去以后作用也不大。找带头闹事的人当代表，首先肯定他们为革命负伤，是有功劳的。对他们闹事，不直接批评，要通过正面教育，可以请一批残废的老红军、老八路来‘现身说法’，讲我军的光荣传统，讲身体残废思想不残废的好人好事。这部分伤兵的思想转变了，回去就可以起很大作用。不过找带头闹事的当代表，一定要注意这样三种成分：一种是从抗日根据地来的；一种是东北参军的；一种是解放战士。在解放战士里多找一些被国民党抓去当兵的。” 荣誉军人代表大会按期召开了。各地医院派来的代表，不少是思想比较落后、带着一肚子气的，有的还准备了一大堆要求，不答应就要大闹一番。他们到达哈尔滨火车站，月台上敲锣打鼓，到处贴着红绿标语，人群喊着欢迎口号，女学生给他们在胸前戴上大红花，把他们当成英雄。到了招待所，接待人员热情地给他们端茶送洗脸水，医生护士细心地为他们换药治疗。吃的是细粮，四菜一汤。 按照罗荣桓的指示，大会请只有一条腿的后勤司令员钟赤兵来“现身说法”，请在保卫井冈山战斗中打瘸了腿的何长工和抗日时期负伤致残的另几个同志来讲自己负伤不下火线的故事，讲当年缺医少药艰苦奋斗的生活，讲红军、八路军、新四军的光荣传统，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情真意切，生动感人。 代表们白天听报告，晚上看电影。分组开讨论会，开始大家对领导提出许多意见，慢慢地参加闹事的伤兵，也检查自己的错误行为，有的懊悔难过，有的痛哭流涕，有的恨自己忘本，下决心回去以后，用实际行动改正错误，争取早日上前线。 罗荣桓在全体大会上讲了话。他的讲话开门见山，简短、朴实，道理看起来很平凡，但却句句说到要害上，说到代表们的心坎里。 代表们在大会期间受到了深刻教育，从那以后，伤兵闹事就少了。 罗荣桓对东北人民解放军几个攻势中执行政策纪律的情况作了调查，发现有些部队政策纪律观念很差，出现了许多不能容忍的违反政策、破坏纪律的现象。特别是一进城市，就暴露了农民军队的狭隘性。如有这样一些说法：“打下城市就得破坏它一下子，反正我们也不要它。”“城市是地主资本家的窝子，打开后就该好好整他们一下子！”“你怕我抓，我怕你抓，若你抓去，不如我先抓！”打下赤峰的时候，有个干部领着战士到银行搬回大量的票子，回来一看，原来是日伪时期发行的彩票。在热河某地，有的部队一把火烧光了天主教堂。此外，烧毁火车车厢，打碎灯泡，拆掉机器上的皮带钉鞋掌、做马缰，砍电线杆子当柴烧等现象，都有发生。 罗荣桓认为必须对这种流寇主义作风严加整顿，否则就会脱离群众，就无法完成新的作战任务。 罗荣桓以政治委员的身份，向各部队严厉地指出，一切工作都要从政策观点出发。 打下辽中、台安、辽阳、鞍山、吉林、营口、四平后，城市政策执行得很差。如不引起重视的话，城市会遭到极大的破坏，甚至会弄得光光的。毛主席提出反对流寇思想，就是反对这种随便没收，破坏城市政策的现象。 城市的破坏，首先要由军队负责，因为进入城市后找资财，争缴获得，都是军队干的。有些单位放松了城市纪律和政策的教育，对部队管理不严，没收东西不请示、不报告，没收的器材随意破坏和变卖。有些部队在进行阶级教育中也有偏差，只提贫雇农，不顾工商业。应普遍进行政策纪律教育，检讨过去违反城市政策的现象。 将来攻城部队不准自己收集资财。除了战场缴获外，一切仓库均不准动，应当归公，收集起来统一分配。要严格执行奖惩制度，过去规定的许多命令执行不通，前方有些缴获连数目都不报告，使后勤部门无法统一调剂使用。今后一定要执行统一规定。 纵队之间、师之间，为争胜利品、争资财而闹不团结，有些部队打仗好些，受了表扬就蛮横骄傲，看不起人，都是不能允许的。今后凡有争执，都应当首先检讨自己。只向对方提意见，总以为自己是对的。就无法解决问题。部队好强、有好胜心，应当用来对付敌人，而不应是对付内部的。你打得好，是因为有兄弟部队的配合，不能骄傲自满。 根据罗荣桓的意见，东北军区向各部颁发了东北人民解放军《入城纪律守则》，要求所有进入城市人员一律遵照执行。 这些，都为进攻大城市进行决战，作了准备。 毛泽东对罗荣桓的评价是：无私利，不专断，抓大事，敢用人，提得起，看得破，算得到，做得完，撒得开，放得下。 第05章 东北战场，蒋、卫各做主张 卫立煌和蒋介石之间，素有芥蒂。 卫立煌从到东北第一天起，就和蒋介石有矛盾。 卫立煌坐镇沈阳，主政东北，首先是抓兵权。他积极网罗旧属，收揽人心，补充兵员装备，加紧整训部队。 卫立煌保荐和他关系最深、思想最接近的老部下原十四军军长陈铁担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又保荐原十四军的老部属彭杰如担任“东北剿总”副参谋长兼第一兵团副司令，想让陈、彭各拉一个兵团；还把夫人韩权华的侄女婿汪德昭从法国找回来任他的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 陈铁问卫立煌：“今天东北的形势像下围棋，长春已经是一片死棋，锦州有葫芦岛这个眼，但不可靠；沈阳是主力所在，为什么不在营口做个眼呢？” 卫立煌说：“等到沈阳周围的据点都搞光了就好办了。”又说：“现在最苦的就是没有自己可靠的军队，本来以为张学良的旧部周福成和南京来的那些人有些不同，把他调进沈阳，周福成现在已经被陈诚拉去了。你看能不能把十四军调来？” 陈铁说：“十四军已离开我几年了，自从改为整编师以后，早就被陈诚、胡宗南瓜分了。” 卫立煌说：“你赶快去找两个人来当军长，由你另外新成立一个兵团，事情就好办了。现在我连剿总里的警卫团都控制不了，动一动都有危险。” 卫立煌认为与已有旧关系的，来者不拒，都予以安插，并极力拉扰一些曾有过旧关系的现职将领，如保举沈向奎为新八军军长，对第四十九军军长郑庭笈另眼相看，予以各方面的便利。卫与各将领谈话，总离不了这一句：“大家都是老朋友，我们共同努力！”<kbd></kbd> 卫立煌对陈、彭说：“我不愿当一个光杆司令，必须把各军各师直接抓起来，不然将不用命，各怀异志，事情就难办了。希望你们二位代我多在这方面下点功夫！”“我在东北，只要有了实力，一切都有办法。真到万不得已时，我们难道不是一样的可以打游击？何况我们打游击比共军在江西时的条件要好到千万倍呢！” 卫立煌注意团结地方耆老，希望得到东北地方势力的支持。卫立煌把张作相、万福麟、马占山、苏炳文、邹作华等人尊为上宾，经常宴请，征询他们的意见。还让汪德昭出席马占山全羊席招待会。实际上这些上层人物没有群众基础，也起不了什么作用。 卫立煌处理各方面人事关系，一变陈诚排除异己的作风和刚愎自用、目中无人的骄横态度，注意利用。杜聿明和陈诚在东北的原班底，他都一律留用。如对参谋长赵家骧，一直寄以很大信任，使其乐于为其效命。 卫立煌很注意和各个重要将领的联络工作。让汪德昭凭着留法同学的关系，去联系廖耀湘。廖耀湘是黄埔军校六期毕业的，还到法国著名的圣西尔军官学校镀过金，学过一些使用新式武器的战略战术，经过远征军和接收东北作战，声名大振，成为在沈阳的一个实权派人物。东北国民党军队中最精锐的兵力抓在廖耀湘手中，装甲车在廖耀湘控制下，有举足轻重之势。汪德昭奉卫立煌之命去联络，白费了不少力气。廖耀湘对蒋介石非常忠心，不但在大庭广众之间闻说“委员长”或“总统”就立正，就是两个人在一起随便闲谈，一听到“委员长”或“总统”，也从沙发中猛然肃然起立，皮鞋跟咔嚓碰在一起，来一个立正。汪德昭看见这样死心塌地紧跟蒋介石的人是无法联络的，于是作罢。 廖耀湘却接近陈铁，一来陈铁是黄埔同学老前辈，二来陈铁是卫总司令最接近的副总司令，自己的上司。廖耀湘常常请陈铁吃饭，当然有自己的目的。 廖耀湘说：“我虽然指挥不少军队，但是自己的基本队伍第九兵团，只有两个军。至少要有三个军才好指挥。你向卫总司令说说，再给我一个军怎样？” 陈铁把廖耀湘的话报告卫立煌，卫不答应。 陈铁说：“将来和廖耀湘共事的地方很多，如果你不给他一点好处，将来许多事情不好办。‘将欲取之，必先与之’这句古话你忘记了吗？” 卫立煌平时相信陈铁，只好打报告到南京，给廖耀湘兵团增加一个军。蒋介石当然立刻批准。 东北国民党军由于连吃败仗，各部队战斗及非战斗减员很多，对实力影响很大。卫立煌指示各部队就近在驻地附近设法补充齐全。驻沈阳及锦州部队曾在当地抓捕大批青壮年当兵。 卫立煌特别重视各部队的训练。卫立煌经常对左右讲：“共军每次战斗，射击准确，给我军造成很大的伤亡。听说他们很注重射击教育及手榴弹投掷。我们老一套的训练方法不改，就不能适应实战的需要。”卫立煌带兵多年，有实战经验，着重在战斗演习和射击教育方面的训练，规定各军师间互相观摩、取长补短，还不断亲自到各军视察，参观各种实战演习，主持沈阳各军师射击比赛。 卫立煌到沈阳后，即令工兵指挥官李贤负责构筑和加固沈阳、锦州等地城防工事，一律建成现代化钢筋水泥的工事，并规定阵地外围要挖2米宽、2米深的外壕，加设铁丝网。但由于缺乏钢筋、钢板、水泥等材料，加之从卫立煌以下，所有人都要从中捞一把。所以，工程进展很慢，而且按原计划打了很大的折扣，只是在要点构筑了一些独立的水泥碉堡。卫立煌视察时却感到很满意。对部下说：“在江西和共军作战的时候，哪里有这样坚固的水泥工事呢？那时都能打胜仗，现在有这样好的工事，更没有问题了。” 粮食对卫立煌固守沈阳是一个生命攸关的问题。东北国民党军补给困难，全靠空运。蒋介石指示：“各部队主食应尽量就地征购，并极力扩大占领区，抢购粮食，以减轻空运的负担。”当时沈阳附近各县遭到严重的虫灾，收成不好。重价购粮，毫无效果。卫决定各部队自行征购，并规定十分之二的提奖办法。实则灾年粮食欠收，民食尚感困难。各部队向民间强迫收购，后来发展到抢夺，不顾人民死活，造成鸡犬不宁，人民大批向外逃难。卫立煌不得不向关内乞援。由于局势紧张，每天几架运输机担任庞大部队的补给，杯水车薪，还要兼顾长春方面给养的转运。 卫立煌认为，“沈阳非长期固守不可！美国人是坚决反苏反共的，沈阳系东北重镇，有战略价值，决不会坐视不理。现在东北问题，苏、美等国利益之所在，势在必争。第三次世界大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只要我们保存实力，占据地盘，事情即有可为。”卫立煌认为可以长期固守沈阳的理由是： 第一，各部队将领一致赞同卫的主张，均认为沈阳系东北战略要地，大家有固守的决心。 第二，国民党军有足够的守备力量，可以凭借坚固工事，采取纵深配备，以逸待劳，稳扎稳打，有把握守住沈阳。 第三，共军前来攻坚，死伤必大，容易挫伤士气。孙子兵法云，“攻坚则瑕者坚”。四平街围攻战，共军吃过大亏，即其一例。 卫很有感慨地说：“陈辞修在东北的失败，系指挥失策，却把责任推到各将领不服从命令上，这样固然不对，但是，军心团结，将士用命，我们指挥官应该特别注意！” 卫立煌坚持固守沈阳，可是蒋介石一直主张，沈阳主力出辽西向锦州撤退。卫立煌坚决反对。卫愤愤不平地说：“委员长要我们放弃沈阳，是有他的目的的。首先他从接收东北之时起，曾把所有的精锐部队都调到了东北，现在弄成这个局势，他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保存半壁江山，又企图逐步把部队从东北抽走，才放弃东北，以保卫南京；其次，委员长曾透露过，他已经同美国顾问团商量好，只要保全锦州，美国就可以大量援助，一切就有办法；第三，委员长的一贯作风就是诿过于人，他顾虑到国际影响和国内政治压力，更为顾全他个人的尊严，总是希望别人代他背过。”卫立煌也有自己的顾虑，说：“主力一撤，长春、沈阳都会一齐陷落，我个人的声誉影响事小，丢失东北的责任哪个来负呢？” 卫立煌接受陈诚失败的教训，“要以不变应万变”，不轻举妄动，以免上共军的圈套；他对共军的力量有较高的估计，不像蒋介石那样单纯从主观愿望出发，估计过低。在与解放军作战上，卫立煌采取一种稳重态度，不管解放军打到什么地方，如解放新立屯、盘山、辽阳、法库、鞍山等城市，守军部队长如何告急，蒋介石再三电令他派兵解各地守军的围，他总是把主力集中在沈阳附近不动。并说：“共军的目的和战术是围城打援，我们不能上共军的圈套”，“沈阳只有一套本钱，合则能守能攻，分则攻守两不成。” 蒋介石关心的是在东北的几十万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这是他的一笔重要本钱，必须保住。他一再严令卫留第五十三军及第二○七师守沈阳，将主力从沈阳撤至锦州。为此，急派国防部第三厅厅长罗泽阉及副厅长李树正去东北与卫协商。 卫立煌说：“这样不行。我们都知道共产党惯用的方法，总是‘围城打援’，我们已经上当多次了。如果我们的主力由沈阳远出锦州，正好循着共军辽北、辽西根据地的边沿，共军已占领锦州、沈阳间要隘沟帮子，他们早已埋伏好了，何况我们要经过三条大河——辽河、大凌河和绕阳河，现在河水已经解冻泛浆，我们的大部队又带重武器和很多辎重，无法通过，有被节节截断、分别包围、各个击破的危险。我方在沈阳的部队残缺不全，非经过相当时期的整补不能用，因此我们只有坚守沈阳，等待部队整补完毕才能找个合适的机会打通沈锦路。” 卫立煌派郑洞国同罗、李等人一同飞牯岭，向蒋介石申述意见。但蒋介石不同意卫的主张，仍令郑洞国回沈要卫立煌打通沈锦钱，将主力撤至锦州，必要时可放弃吉林、长春。蒋介石说：革命军北伐时有革命精神，以少胜众，北伐成功。樊钟秀以万余人能从广东一直打到河南。我们黄埔军队为什么不能打到锦州？”郑洞国返沈后，卫立煌即召集各将领开会，大家一致赞成卫的计划，主张不实行蒋介石的计划。其中以廖耀湘、赵家骧、罗又伦等主张最力。于是卫再派赵家骧、罗又伦赴南京见蒋，陈述利害得失。蒋介石允诺东北保持现状。 蒋介石从他的主观愿望出发，始终没有放弃将沈阳主力撤至锦州的想法。他召见卫立煌拟亲自说服卫将沈阳主力撤至锦州。卫于3月31日中午过北平，在机场与傅作义长谈后，由北平飞南京，当晚向蒋介石汇报东北情况。蒋介石向卫说，沈阳、长春交通断绝，单凭空运补给无法维持。蒋一再要卫将沈阳主力撤至锦州，在沈阳、长春留少数部队防守。卫以部队残破未加整训完成，不可能打到锦州，反而有被消灭的危险为由，陈词婉拒。 蒋唉声叹气地说：“我们运输机及汽油都无法维持东北这样庞大部队的补给，情势所迫，不得不将东北主力撤到锦州。” 卫从未看到过蒋有这样的窘态，于是对蒋说：“只要不将主力撤出沈阳，东北部队补给由我负责，请美顾问团帮助运输。” 蒋介石说：“好！好！只要你对于部队补给有办法，也可以照你的意见暂时不撤往锦州。但是一俟补充整训完成，仍要赶快打通沈锦线。” 卫立煌应允了。卫对随行的补给司令刘耀汉说：“我把东北的补给包下来了，明天请你到美军顾问团，请他们帮忙运输……。”第二天卫立煌拜会美军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巴大维原则上同意尽量协助。卫再见蒋介石，蒋答应照卫的计划先巩固长春、沈阳、锦州三大战略要点，待部队整训完毕，再打通沈锦线。 5月11日，美顾问团团长巴大维亲率美顾问及译员共9人赴沈视察，并会见卫立煌。除了巴、卫间秘密交涉外，公开宣布顾问团这次来沈阳的主要目的是： (一)视察飞机场的设备及容机量； (二)找仓库，准备运输十个师的美式装备，预定在1949年3月、4月间运到； (三)视察新编第一军、新编第三军、新编第六军及第二○七师等美械装备部队，准备将超龄的轻重武器加以更换。 视察后卫立煌对郑庭笈说：“十个师的装备来到就有办法了”。蒋介石这时见东北各将领上自总司令卫立煌，下至兵团司令官、防守司令、军长，都不同意他的方案，于是决定将范汉杰的冀热辽边区司令部由秦皇岛移到锦州。蒋要范准备打通沈锦线，并由山东抽调第九军黄淑部及第五十四军阙汉骞部两个军由葫芦岛登陆归范指挥。 6月初，蒋介石要范汉杰加紧准备打通沈锦线。这时卫立煌主张巩固沈阳、锦西、葫芦岛防务。对此，蒋、卫间有几度争执，7月卫立煌奉召到南京见蒋时解决这一问题，蒋介石同意将冀热辽边区司令部改为东北“剿总”锦州指挥所，仍由范以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坐镇锦州。卫立煌主张指挥所设葫芦岛，蒋主张必须设在锦州，以后卫要范移驻葫芦岛，范也是听蒋的指示，不理卫的意见。据范汉杰说，南京国防部熟悉内幕的人说，蒋介石原拟要廖耀湘将沈阳主力带到锦州，即将东北国民党军全权给廖，以后见廖受卫立煌的牵制，不能执行蒋的命令，又拟以范汉杰打通沈锦线，撤出东北主力，将权力交给范。 蒋介石指挥作战，不分析敌我态势、兵力对比及士气战斗力等客观条件，只是从他的主观愿望出发，只要将领听他的命令。蒋介石为了把东北主力撤到锦州，用尽心机在东北物色能执行他命令的将领。初则属意于廖耀湘，后又属意于范汉杰，而把卫立煌悬在一边。弄得在东北的国民党将领中，各有所私，各怀鬼胎，各据一部分实力，个个要直接听蒋介石的命令，谁也无法统一指挥。而蒋、卫矛盾的焦点仍然是打通沈锦线将主力撤到锦州的问题。 卫立煌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到了后来演变成为不论什么事，蒋介石要这么办，卫立煌偏偏要那么办，样样都闹拧。除了对东北作战主张的分歧，如美国人希望国民党守在东北以免俄国势力扩张，在1948年，表示愿意再增加空运东北十个师的装备和补给。卫立煌经过远征军和访问美国和美国人关系很好，向美国顾问团长巴大维请求，把这些物资直接运到东北，不经过南京。 巴大维久已讨厌南京政府的后勤部门，因为运来什么东西都被他们贪污盗卖或移作他用。他特地到东北做过—些调查，看了机场仓库等情形之后，决定直接用船运东北营口。这事被蒋介石闻悉之后，十分震怒。美、卫直接挂钩，把他撒开，那还了得？那不但会使东北演变成一个独立的小国。更会损害他总统统一的权力。他横加干涉，争争吵吵，美国人对东北运送器械军火一事终于没有办成功。 第06章 战略决战，毛泽东来电批林彪 1948年秋，毛泽东、中央军委决定首先在东北与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 然而，什么时间，首先在哪一点上突击，由于林彪决心一时难下，和中央军委反复讨论，未能取得一致。此时东北已无小仗可打，只能在长春、沈阳和锦州三个大点中选择。 沈阳是东北国民党军的老巢、大本营，而且位于长春、锦州之间，有长、锦作为屏障，势难首取。 只有在长春和锦州之间作出抉择。 哈尔滨往南火车第一个停车站，是一个叫双城的小镇。 东北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就设在双城的一个青堂瓦舍、古色古香的大宅院里。东西两个跨院，西院为参谋长，东院住林彪。 林彪面对墙上地图，视线从长春移到锦州，再从锦州移到长春。然后背起手，在室内踱步沉思。每次大战之前，林彪都要在地图前长久地踱步沉思。 作为军事指挥员，他要把每一个细节都想清楚。 长春距北满根据地较近。先打长春便于集中兵力，便于解放区支援，如果敌人增援或突围，在漫长的300公里范围内，也便于在运动中消灭敌人。打下长春之后，解除了后顾之忧，更便于集中兵力向南作战。 但是，早在冬季攻势尚在进行的时候，毛泽东指出“要预见敌人撤出东北的可能性。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国民党党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为此，要考虑南线作战，首先控制北宁路锦州，山海关段，以及山海关、滦县段。此方案，即关闭了东北大门，切断了东北敌人与关内的联系，在战略上又是中间突破，使两翼的卫立煌和傅作义均相互孤立。 毛泽东作为战略家，总是从全局高度观察问题，站得高，看得远。此时他已不满足于东北，他想到华北，想到全中国。他的思路沿着连接东北、华北的北宁线铁路大动脉运动。 锦州，是东北国民党军的咽喉要地，是其与华北联系的战略要冲。 可林彪对到敌人要害打坚固设防的大城市有顾虑，如果久攻不下，敌人援兵上来，再像1947年攻四平一样，定将影响战局。四平攻坚失利的阴影，像噩梦一样缠绕着林彪。 林彪在东北打的较大的败仗，一是二下江南攻德惠不下，二是夏季攻势中的西平攻坚战。 据说，在四平攻坚战后的东总高干会议上，林彪曾三次站起来检讨：这次四平没打下来，不要你们负责，主要是我情况了解得不够，决心下得太快。不马上攻，围城打援最好。先消灭援军再攻城，就能攻下来。另外，这次攻城还暴露了我们攻坚的技术差，这也主要是我平时研究得不够。 锦州有重兵把守，且工事坚固。会不会成为另一个四平？ 1948年4月18日，毛泽东收到林彪等东北野战军领导人署名的报告，可以说它主要反映了林彪对下一步作战考虑的结果。报告中说，东北野战军集结9个纵队，采取攻城打援手段，进行长春战役，第一步实行围城，如能吸引沈阳敌人北上增援，则主力南下，在四平附近野战中歼灭敌人；如敌不增援，即对长春发动全面总攻，计划在十天半月左右的时间内全部结束战斗。 为防止锦州范汉杰兵团与沈阳敌人会合，再向北增援，建议，晋察冀以4个纵队或3个纵队兵力，开到承德以东或山海关以北地区歼灭和钳制敌人，使范汉杰兵团不能北上，并准备秋冬两季，直接与东北部队会合打仗。关于向南作战问题，如我军向锦州、唐山之线或冀东或平绥前进时，在敌目前采取放弃次要据点，集中兵力固守大城市的方针下，则必到处扑空，或遇到四五个师兵力守备的城市。且大军进到那些小地区，衣服弹药军费皆无法解决。同时，东北战士入关，经长途跋涉，士气必降，逃跑必发生。在我主力南下情况下，长春之敌必能乘虚撤至沈阳，打通锦沈线。故目前只有打长春的办法为好。报告说：以上是我们对作战的根本意见。其他意见亦曾深入考虑，均认为不甚适宜。 林彪实际上是说毛泽东的意见不适宜。他要把华北的部队也拉到他的指挥之下。否定毛泽东的意见，在林彪已不只一次。 毛泽东没有像蒋介石那样听见部下有反对意见就发火，骂娘。 在战役指挥上，毛泽东尊重战场指挥员的意见。因为他们对战场有实际感受。如果自己正确的意见一时不被下级接受，毛泽东总是耐心说服与等待。 毛泽东同意打长春，同时指出，“你们自己，特别在干部中，只应当说在目前情况下先打长春比较有利，不应当强调南下作战之困难，以免你们自己及干部在精神上处于被动地位。” 毛泽东实际上是批评林彪的畏难情绪。 5月下旬，林彪以2个纵队从东、西、南三面向长春攻击，歼敌6000余人，攻占郊区大房身机场。但由于守军设防坚固，解放军战斗组织不够周密，自己也伤亡2000多人，没有实现预期目的。这时，才感到长春守敌的战斗力和防御工事比原来估计的要强，不是一个猛攻可以打下的。 于是向中央军委报告说：经反复考虑并经东北局常委开会议论，又照顾各纵、师首长对攻长春的信心并不甚高，我们建议改变硬攻长春的决心，改为对长春以一部兵力久困长围，待敌撤退时在途中追歼该敌，而以我主力转至北宁线，承德古北口之线一带作战的方针。 林彪是军事家，对作战想得很细，心细如发，就往往被细节蒙住了视线。 毛泽东是战略家，他考虑全局的需要，不过分拘泥于细节。 林彪聪明，但没有毛泽东高明。 毛泽东凭着战略家的预感，认为只有南下北宁线，切断东北国民党军与华北的联系，全歼东北守军，才是上策。 毛泽东和蒋介石不约而同，都感到锦州的重要。 6月5日，东北野战军领导人提出三个方案：第一，正式攻长春；第二，以少数兵团围困长春，主力到北宁线和热河冀东一带作战；第三，对长春以2~4个月较长时间围困，然后打援，最后攻城。他们认为，执行第一个方案，目前还无把握；执行第二方案，将会遇到敌人集中不好打和粮食补给不足的困难。而第三方案除了多费去几个月时间外，没有其他坏处，能有把握地歼灭敌人和拿下长春，所以目前以采取第三方案为好。 毛泽东复电基本上同意第三个方案，同时又一次力图把林彪的注意力引到南下作战上。他提醒东北野战军，在攻长春的3~4个月的时间里，必须同时完成下一步在承德、张家口、大同区域作战，或在冀东、锦州区域作战所必需的粮食、弹药、被服、新兵等项补给的道路运输准备工作。 经过毛泽东的说服与等待，以及战争实践的教训，林彪的想法终于有了转变。 7月20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致电中央军委，报告说：“最近东北局常委重新讨论了行动问题，大家均认为我军仍以南下作战为好，不宜勉强和被动地攻长春”。“我们意见东北主力待热河秋收前后和东北雨季结束后，即是再等一个月到八月中旬时，我军即以最大主力开始南下作战。”报告还分析了向南作战的有利条件，并具体说明粮食筹措及运输等问题均可以解决。 经过近3个月近百份电报往返讨论，东北野战军南下作战的方针终于确定了。 7月22日，毛泽东致电林罗刘并告东北局，指出：“向南作战具有各种有利条件，我军愈向敌人后方前进，愈能使敌方孤悬在我侧后之据点，被迫减弱或撤退。这个真理已被整个南线作战所证明，亦为你们的作战所证明。”“应向全军指战员首先是干部，充分说明这些条件，以鼓励和坚定他们向南进取的意志和坚定他们的决心。但在同时，必须说明将要遇到和必然会遇到的各种困难情况，诸如粮食困难，人民的欢迎不一定有如同现处地方的人民那样热烈，某些敌人的顽强抵抗和某些时候作战的不顺手等等，使他们在这方面先有精神准备，并研究克服各项困难的方法。” 南下作战方针是确定了，但是部队何时行动，林彪尚在瞻前顾后。最令他担心的是在南下作战时，受到沈阳卫立煌集团和北平傅作义集团的两面夹击。为此，林罗刘向中央军委建议：在我们南下尚未暴露之前，请设法派兵围攻大同，将傅作义部队分散到大同方面，以便我军能各个击灭敌人。又进一步提出，应调动和分散傅作义，但不宜由东北野战军先行调动傅军向北向东，而应是杨成武部先我行动，调动傅部一两个军西去，以利于东北野战军能在承德、张家口、保定和北平取得胜利。东北野战军在8月底9月上旬才能出动，但如杨成武出动时间能提早，则东北野战军出动时间亦能提早。 毛泽东指出，绥远为傅作义所必救，不怕不能调动傅部向西，调动傅部是必然的。问题是傅作义自己有三个军及几个独立师，如果他以两个军及一二个独立师援绥，则杨成武在绥难于立足。杨得志、罗瑞卿兵团必须与杨成武兵团配合行动。兹规定杨成武兵团8月21日由涞源以东出动，9月10日左右向归绥、集宁两点开始攻击，杨罗耿兵团须在9月10日以前以主力到达承德、北平线并开始攻击，另以一部向平张线动作，配合杨成武兵团之作战。在这一阶段内杨罗耿受军委直接指挥。你们主力按上述两兵团行动时间，规定自己出动及开始攻击锦榆线之时间。 毛泽东要求林彪将开始攻击锦榆线的时间确定下来，然而他得到的回答却有些出人意料。 林彪报告军委说：“傅作义主力目前恰好业已调至锦州、唐山之线，正便于我杨成武部向西袭击”，“东北主力行动时间，须视杨成武部行动的迟早才能确定，故目前不能具体确定。” 只有杨成武部先动，东北野战军才动，林彪为自己提出了先决条件。 对此，毛泽东是不满意的。他分析了国民党军动向后，指出：“你们不要被敌人的伪装所迷惑，你们应迅速决定并开始行动。目前北宁线正好打仗。你们所谓你们的行动取决于杨成武的行动，这种提法是不正确的。” 这已经是一种颇为严厉的批评。但林彪仍不松口。 林彪坚持说：“敌人是将作新的行动，如不是打通沈锦路，则也有可能从锦州附近调兵增援华中。东北主力数月来均未作战，指战员均甚急迫要求作战，部队随进皆可出动。但在现地区，无战机可求，南下则因大军粮食的需要无法解决。 向热河运粮，道路甚远，必须利用铁路，汽路。但今年雨水之大，为三十年来所未有，铁路、汽路冲毁甚多，近日来雨势更猛，原估计八月十五日左右可修好铁路、汽路、桥梁，以现在雨势来看，能否如期完成仍无把握。我们现在只待郑家屯南北运粮道路修复，雨势稍减(因全军皆无雨具)即可随时出动，决不以杨成武部行动之迟早为标准，但目前对出动时间，仍是无法肯定。” 毛泽东虽然有耐性，但对如此拖延不决，也有些被激怒了。8月12日晨，他给林罗刘发出一份措辞严厉的“AAAA”级特急电报，“关于敌人从东北撤运华中之可能，我们在你们尚未结束冬季作战时即告诉了你们，希望你们务必抓住这批敌人，如敌从东北大量向华中转移，则对华中作战极为不利。关于你们大军南下必须先期准备粮食一事，两个月前亦已指示你们努力准备。 两个月以来，你们是否执行了我们这一指示一字不提。现据来电，则似乎此项准备工作过去两月全未进行，以致现在军队无粮不能前进。而你们所以不能决定出动日期的原因，最近数日你们一连几次来电均放在敌情上面，并且因此又均放在杨成武部是否能提早出动上面。”“当着我们向你们指出不应当将南面敌情看得过分严重，尤其不应当以杨成武部之行作为你们行动的标准，并且同时即确定了杨成武的行动时间以后，你们却说(相距不到三天)：‘决不以杨成武部行动之迟早为标准’，而归结到了粮食问题。对于你们自己，则敌情、粮食、雨具样样必须顾虑周到；对于杨成武部则似乎一切皆不成问题。试问你们出动遥遥无期，而令该部孤军早出，傅作义东面顾虑甚少，使用大力援绥，将杨成武赶走，又回到东边来对付杨得志、罗瑞卿及你们，如像今年四月那样，对于战局有何利益？你们对于杨成武部采取这样轻率的态度是很不对的。对于北宁线上敌情的判断，根据最近你们几次电报看来，亦显得甚为轻率。为使你们谨慎从事起见，特向你们指出如上。你们如果不同意这些指出，则望你们提出反驳。” 在毛泽东严厉批评下，林彪只能部署南下作战。 南下作战，出击北宁线，这一战略方向是确定了。但是先打哪里？仍然是一个问题。这一点选择得是否正确，直接关系到战略意图是否能够实现。 林彪原打算首先以奔袭手段分别包围和歼灭义县、锦西、兴城、绥中、山海关诸地之敌，然后迅速向承德前进，夺取承德并准备打援。 毛泽东则有不同的想法。他的视线始终盯住北宁线，盯住了锦州。认为应当首先考虑对锦州、唐山作战，只要有可能，就应攻取锦州、唐山，全部或大部歼灭范汉杰集团，然后再向承德、张家口打傅作义。如果不打范汉杰，先打傅作义，则卫立煌将以大力集中锦唐线，卫、范协力向西援傅，那时东北野战军就可能处于很困难地位。此外，西面粮食极为困难，东面则是产粮区，此点也必须充分计算到。 但是林彪对能否攻取锦州仍有顾虑。锦州经常驻有六七个师的兵力，城市工事已完成，故不拟攻锦州。林彪判断敌发现东野主力南进与在南线展开作战后，义县、高桥、沙后所、绥中、前屯卫五处之敌皆必企图分别向锦州、锦西、山海关三处逃跑，长春敌有可能乘机突围，沈阳之敌有可能先策应长春之敌突围，后向北宁线增援，也可能直接向北宁线增援。傅作义如在北平以西未受到有力钳制时，亦可能再增加一两个军，会同在滦、唐地区之六十二军、九十二军向山海关方面增援，以策应北宁沿线之敌。东野拟以靠近北宁线的各部，突然包围北宁线各城，然后待北面主力陆续到达后，进而逐一歼灭敌人，而以北线主力控制于沈阳以西及西南地区，监视沈阳敌人，并准备歼灭由沈阳向锦州增援之敌，或歼灭由长春突围南下之敌。对长春之敌，以现有围城兵力，继续包围敌人，并准备乘敌突围时歼灭该敌。 毛泽东复电批准上述部署。同时又明确指出：“你们秋季作战的重点应放在卫立煌、范汉杰系统，不要预先设想打了范汉杰几个师以后，就去打傅作义指挥的承德十三军。” “你们可以在北宁线上展开大规模作战。在此线上作战，补给较便利。这又是中间突破的方法，使两翼敌人(卫立煌、傅作义)互相孤立，因此，你们主力不要轻易离开北宁线，要预先设想继续打锦州、山海关、唐山诸点，控制整个北宁路(除平津段)于我手，以利尔后向两冀机动。” “在我杨成武部向绥远进击，我杨得志、罗瑞卿、耿飚部威胁平张线的条件下，傅作义除已在唐山地区之五个师外，不可能有多的兵力向北宁线增援。你们主要对付的敌人，目前仍然是卫立煌，因此，你们现以七个纵队又六个独立师位于新民及沈长线是正确的。 但在你们未攻锦州以前，长、沈敌人在你们强大威胁之下，是否敢于有所动作，还不敢断定，恐怕要在你们打锦州时，才不得不出动。”“你们现在就应该准备使用主力于该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如果在你们进行锦榆唐战役(第一个大战役)期间，长、沈之敌倾巢援锦(因为你们主力不是位于新民而是位于锦州附近，卫立煌才敢于来援)，则你们便可以不离开锦榆唐线连续大举歼灭援敌，争取将卫立煌全军就地歼灭。这是最理想的情况。”“于此，你们应当注意： (一)确立攻占锦榆唐三点并全部控制该线的决心。 (二)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即在卫立煌全军来援的时候敢于同他作战。 (三)为适应上述两项决心，重新考虑作战计划并筹办全军军需(粮食、弹药、新兵等)和处理俘虏事宜。” 林罗刘完全同意毛泽东的部署。 毛泽东很高兴。又从战略全局高度，勾画了全国战场的发展趋势：“我们准备五年左右(从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根本上打倒国民党，这是具有可能性的。只要我们每年歼灭国民党正规军一百个旅左右，五年歼敌五百个旅左右，就能达到此项目的”。 9月10日，林罗刘遵照军委指示并依据他们对战役发起后敌情的可能变化。制定出正式攻击锦州前的兵力部署：以第二、四、七、八、九、十一等6个纵队，3个独立师和1个骑兵师，奔袭北宁路锦州、唐山段各点上的敌人，首先拿下义县、锦西、兴城、绥中、山海关五城，这是战役初战关键。以第一、三、六、五、十等5个纵队置沈阳以西和以北地区监视沈阳敌人。第十二纵队和6个独立师继续围困长春。9月10日~13日，各纵队按调整后的方案，先后向指定地点出发，大部徒步，小部火车运送。 万事俱备，只待进军命令。林彪却为一个忽然想到的问题而困扰不安。 几十万大军向南开进，如何保密？一旦敌人识破出击北宁线的企图，中途阻截，就会前功尽弃！ 情报参谋们拿不出什么好办法。 林彪打电话给中共东北局社会部副部长陈龙，询问社会部是否掌握敌人的电台。陈龙说掌握一部。林彪即命刘亚楼找陈龙详谈。 刘亚楼冒雨到社会部，向社会部部长汪金祥和陈龙说明了要南下北宁线作战的部署。 “需要我们做什么？”陈龙急切地问。 “101(林彪)、102(罗荣桓)都叫我转达对你们和邹大鹏同志的表彰。在长春前线的司令员常夸你们的情报准确极了。长春的敌人几次要想突围，他们突围的方向、兵力，都搞得清清楚楚，我们一打一个着。” 汪金祥点了点头：“我们正在安排邹大鹏做长春六十一军曾泽生和沈阳五十三军周福成、赵国屏的工作。如果能争取他们火线起义就最好。” “为打好辽西战役，情报工作可以全力配合。”陈龙说。 刘亚楼把草图推到陈龙面前：“你们看！目前在辽西一带我们只有二十几万人，要打这一仗，就得从北满、东满、西满向辽西调兵。这次战役共动用13个纵队、53个地方师，计70万人，再加上支前的民工，起码要超过百万。近百万大军调到辽西走廊，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一旦敌人识破这一步棋，就会在铁岭、新民、彰武、阜新一带阻击我们。这样一来，辽西会战的设想就难以实现。” “我们手中有一部逆用电台，敌人很信任，看来，得在这上面做文章。”陈龙沉默半晌后说道。 第二天早晨，汪金祥、陈龙来到了“野司”，汇报了连夜拟定的方案：调至少四个师的兵力，大张旗鼓地开向沈阳方向，给敌人造成要进攻沈阳的假象。而去辽西的部队所有电台一律留在原地，照常收、发报，以迷惑敌人的情报机关。社会部通过运用电台，向敌人传递假情报。部队向辽西进发，最好是夜间行军，白天休息，路经的村屯，都要实行严格的戒严，不准村民离村，以防走漏消息。 “要四个师配合，戏唱的不小哇！”林彪耸起浓黑的双眉，望着刘亚楼：“我们从哪里拿？” “可以从围长春的地方师抽调。”刘亚楼答道。 罗荣桓说：“四个师不算多，想要借箭还得几条草船呢！” 林彪点了点头：“这四个师，行军的时候要有气势，必要时可以打出‘野司’的牌子”。 社会部掌握的逆用电台，是敌特长春站所属潜伏哈尔滨的“二五七组”。陈龙亲自掌握这个电台，先是说策反了东野总部的一个参谋，然后发出真真假假的情报。 敌人查问长春外围四个师动向。“二五七组”回电说：共军主力南下，目的是围困沈阳。 敌人发现解放军主力出现在辽西，“二五七组”又报称：辽西民主联军运动意向已探明，系奉调入关，准备协同华北野战军进攻赤峰和承德。 东北国民党军总部给“二五七组”发密电：“据称：敌酋林彪已经离哈，去向何处？望查。”陈龙让“二五七组”回电：“据悉三岔河设有‘前指’，有无敌酋林彪待查。” 此时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及野司、野政组成的野司指挥所列车，已于9月21日从双城出发。为了保密，火车先北开哈尔滨，短暂停留后，朝东南牡丹江方向行驶了一段，然后突然掉头西返，沿滨州线经昂昂溪南下。到昂昂溪的时候，担任运输司令的郭维城为检查新修好的铁路，亲乘铁路轧道车在前面开道，指挥所的火车在后面跟进。 决定东北命运的大决战，已在以沈阳为中心的辽沈地区展开。 战役首先是于9月12日在北宁路山海关唐山段打响。十一纵队并指挥冀察热辽骑兵师，先后攻克昌黎、北戴河。热河的冀察热辽独立四、六、八师，炮兵旅和两个独立团克绥中。四、九纵队迅速切断义县与锦州的联系，包围了义县。 八纵歼葛文碑敌6个连，包围了薛家屯。三纵及二纵五师接替四纵、九纵包围义县。四纵绕过锦州攻克兴城。九纵以渗透战法，插向锦州以北，一部配合八纵歼灭了薛家屯敌2个团大部，并夺取了帽山屯和锦州以北诸高地。 该纵二十五师七十四团一营一连，占领白老虎屯，在连长、指导员率领下，打退了敌人在飞机大炮和11辆坦克支援下的4个步兵团的5次反击，激战16小时，在伤亡过半的情况下，顽强地守住了阵地。一、二、五、六、十纵和炮纵主力，也于9月13日~16日，分别由九台、平岗、清原、伊通、开原、四平等地，进至锦州以北、新民以西待机地区。 锦州地区国民党守军范汉杰集团至此已被分割成数段。其中新编第五军位于秦皇岛、山海关；第五十四军位于锦西、葫芦岛；新编第八军和第九十三军据守在锦州。 面对锦州、锦西、山海关这三处敌人，东北人民解放军进攻的矛头应该首先指向哪里呢？ 林彪和毛泽东继续进行磋商。 林彪想在夺取义县、高桥之后，接着攻歼锦西、兴城之敌。然后如山海关之敌未逃时，即攻山海关；如敌已逃，则回头打锦州。对此，毛泽东则认为歼灭义县、高桥、兴城、绥中、锦西五处之敌以后，如能同时打锦州、山海关两处，则应同时打两处；如不能同时打两处，则先打山海关还是先打锦州，值得考虑。因先打山海关，然后以打山海关之兵力回打锦州则劳师费时，给沈阳之敌以增援的时间。如先打锦州，则沈阳之敌很可能来不及增援，继续陷于麻痹状态。 毛泽东的意图依然是先攻取锦州，争取全部或大部歼灭范汉杰集团，关闭东北的大门。 此时，国民党军已开始增援锦州，在9月27、28日两天空运了四十九军七十九师(缺一个团)到锦州。 锦州有西郊和北郊两个机场。东总曾命八纵封锁锦州机场。该纵队接到命令后，不知指的是哪个机场，发电请示，以致延误了时间。后来改命九纵一个师进入达子营敌后，控制了机场，炮纵一团的一个营也同时开始炮轰机场，击毁敌机五架，这才迫使敌军停止了空运。毛泽东指示，应批评耽误两天封锁机场的部队，“大军作战，军令应加严”。 这个纵队还发生了在战斗中一度丢失了阵地但没有及时报告的事件。 林彪大发脾气。 刘亚楼也生气地说：“锦州的西郊机场能够使用，北郊机场已不能使用，敌机又正在西郊机场空运，这还要请示吗？应该通报批评！”罗荣桓听了两人的话，冷静地说：“从这两件事来看，问题确实严重。毛主席的批评和指示，我们应该认真执行，不然就会影响整个锦州作战任务。不过，我们应该去亲自检查一下。” “101不能离开指挥所，我去吧。”刘亚楼说。 “你那个急性子，会同人家吵起来的。还是我去一趟吧，同时也检查一下他们的准备工作。部队出了差错，也不能光是简单地批评下面，还应该从我们自己身上找找缺点。” 说到这里，罗荣桓停顿一下，看了刘亚楼一眼，继续说：“敌空运的飞机在西郊机场起落，他们还来电请示，这固然不对。但我们司令部下达命令时如果详尽一点，明确指出是封锁西郊机场，不是就不会出现这一差错了吗？上次冬季攻势中，开原敌人的一三○师向西出扰时，我们把特级电报发成A级，结果耽误了二师的行动，这能光责怪二师吗？司令部起草战斗文书，也要从这件事上吸取教训。” 当夜，罗荣桓就带上秘书人员乘吉普车离开。路上遇到炮纵进入阵地，汽车拖带的野炮、榴炮塞满了公路，行进困难，40里的路程，几乎跑了一宿。罗荣桓说：“早知如此，还不如骑马。” 罗荣桓在这个纵队住了两天一夜，听了汇报，仔细检查了作战方案，然后找纵队司令员和政委谈了话。罗荣桓首先表扬他们在扫清锦州外围的战斗打得不错，为攻城创造了条件，然后说：“从丢失阵地不及时报告和封锁机场耽误了两天这两件事，你们应当很好地吸取教训。 你们也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了，丢失阵地已经不对了，不及时报告更是错误。你们想夺回阵地再报告，这怎么能行？战争中情况瞬息万变，拖延了时间会贻误战机，影响整个战局的。毛主席批评了这件事。这不是件小事，你们要作深刻检查”。纵队领导表示接受批评，作了检查。 这时，七纵攻占了锦州和锦西之间的高桥，将五十四军隔断在锦西。根据这一战情发展，林罗刘于28日向军委报告说：“锦州与锦西完成确实切断。锦西为敌五十四军3个师及暂六十师，共4个师。锦州为战力较五十四军弱，近日又受了打击的九十三军2个师及3个新成立的师和1个半新半老的师，共6个师。我们已决定先攻锦州再打锦西。因锦州敌虽多但不强，易突破，易混乱，纵深战斗时间可能不甚长，且便于随时打沈阳来援之敌。” 29日，毛泽东复称：“先打锦州，后打锦西，计划甚好。卫立煌赴宁与蒋介石、顾祝同、何应钦会商二十七日返沈，必是决定接出长春之敌和增援锦州之敌无疑。因卫如不接出长春之敌，则难向锦州增援。但接出长春之敌，估计需要十天左右时间，向锦州增援，又需要十天左右时间，故你们攻取义县、锦州、锦西三点必须顾及此种时间性。” 毛泽东强调指出：作战重心必须放在攻占义县、锦州、锦西三点上面，这是整个战局的关键。“卫立煌亦有不顾长春，径向锦州增援之可能。假定如此，你们更应于攻克义县之后，力求迅速攻克锦州，否则敌援接近，你们集中全力去打援敌时，锦州、锦西两处之敌势必集中一处扰我后路，并使尔后难于歼击该敌。若你们能够迅速攻克义县、锦州两点，则主动权便可握在你们手中。否则，你们可能产生如像过去半年那样处在长沈两敌之间，一个也不好打的被动姿态。” 毛泽东指出：“你们是否能取得战役主动权(当然战略主动权是早已有了的)，决定于你们是否能迅速攻克三点，尤其是锦州一点。”“首先攻占锦州是有较大把握的，并且是于全局有利的”。此外，我军从九日出动，至今日已21天，尚未开始攻击义县，动作实在太慢，值得检讨。 同日，林罗刘就攻锦兵力部署及决心报告毛泽东和中央军委：以5个纵队又两个最强的师及炮兵与大小坦克15辆为攻锦兵力。以6个纵队(欠2个师)准备担任对付沈阳之敌。并说：“此次锦州战役可能演成全东北之大决战，可能造成收复锦州、长春和大量歼灭沈阳出援之敌的结果。我们将极力争取这一胜利。” 林彪的野司指挥列车向锦州方向前进。 东北局向热河分局、各省委、内蒙党委、旅大地委、哈尔滨市委等发出了《东北全党在辽沈战役中的任务》的指示，号召全党克服一切困难，勇敢地坚决地动员与领导东北人民支援此次伟大的战役，要求：二线兵团必须进行深入动员并如期出动；合江、松江等后方六省立即准备每省收容1万~1 5万余名俘虏，并于秋收紧张时期动员大量群众出动前方参战；各省医院即刻着手准备接收伤员；在党内做充分的动员，保证一方面搞好秋收，一方面百分之百地完成规定任务。 10月1日“前指”发出给第一、二兵团，各纵、师，各军区、各独立师并抄发到团的战斗动员令：《准备夺取锦州、全歼东北敌人》。 欲图沈阳，先取锦州。 欲图锦州，先取义县。 如果说锦州是沈阳的大门，义县则是通往锦州的门户。义县位于锦州北面，距锦州45公里，是攻打锦州的必经要道。打下义县，从长春方面开来的东北人民解放军大部队，炮兵、坦克及物资辎重，才能长驱直入挺进锦州。 义县是座古城，有高10米、厚4米的城墙，城下有又宽又深的护城河。国民党军占领义县后，又修筑了永久、半永久的各种防御工事。守军是从云南调到东北来的国民党军九十三军暂编二十师，老兵多，颇有战斗力。从各方面情况看，义县易守难攻。 东北人民解放军首长决定：以第二纵队五师，第三纵队七师、八师、九师，以及炮纵主力，热河独立师共5万余人，统由三纵司令员韩先楚、政委罗舜初指挥，攻打义县。 韩先楚，湖北黄安人，1930年在家乡参加游击队并加入中国共产党，长征中就是一个敢打硬仗的指挥员。1946年任四纵副司令员，率部连克鞍山、海城、大石桥。在新开岭战役中，全歼国民党一个精锐师。1947年调任三纵司令员。韩先楚当时40来岁，个子不高，又黑又瘦，显得机灵精干。他左手有伤残，五指不能屈伸，但却爱打篮球，打得满不错。一到战前，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一根接一根的吸烟，站在军用地图前长时间的思考。常常想出些出奇制胜的好点子。 三纵司令部已经摸清了义县城内敌情：守敌二十师是范汉杰的精锐部队，训练有素，武器装备精良，80％是美式装备。师长王世高有文化，懂军事，但骄横跋扈，刚愎自用。师参谋长专好女色。团、营、连长克扣军饷，打骂士兵。上下之间勾心斗角，互相倾轧，甚至为争夺一个什么“白小姐”从师头目到排长之间闹得不可开交。士兵多是一些以欺压百姓为能事的兵痞和强行抓来的壮丁。 根据敌情和实地观察，韩先楚的决心部署是：五师、九师由南门以西向西城内并肩实施突破。五师先以部分兵力歼灭城西配水所一带外围之敌，得手后从城西南实施突破，尔后向北发展，消灭西街之敌。九师以部分兵力扫清车站一带敌外围据点，从城南发起冲击，突破后向神社胡同以东、东大街以南发展进攻。八师首先扫清城东一带外围之敌，尔后从东城门北侧进攻，突破后歼灭东大街以北之敌。七师为预备队，在城东南方，防止敌人逃窜。炮兵位于城东南。纵队指挥部设在城南距城约1000米的一个小山丘上。 炮兵司令朱瑞，戴着金丝边眼镜，文质彬彬，带着炮司的人也来到前线。 “欢迎开路先锋！”纵队的同志高兴地说。 朱瑞和韩司令、罗政委开玩笑说：“我提前申请：打下义县，请把我那台破吉普车给换换新！” 9月26日，完成对义县的包围。 战前准备工作大量是挖工事。交通壕干线能开进汽车，支线能进担架，还有各部指挥所、各种掩庇设施、地道等。由于敌人在城墙周围布满了地雷，部队一边排雷，一边挖工事，工作量很大。包装炸药，按25斤或50斤一包，装好导火索，用白布裹起来，还得现砍“丫”形树杈，以便绑炸药包使用。各部队广泛发扬军事民主，发动干部战士研究攻城方法，献计献策。很多有效的办法都是战士们想出来的。 9月29日15日，炮兵开始对义县外围郑家屯、徐家坟实施炮火准备。 指挥所里，韩先楚举起望远镜朝敌阵地观察一会儿，掏出怀表看了看，扭头对朱瑞说：“时间到了！” 朱瑞拿起电话向炮兵发出命令：“全部大炮集火射击！” 解放军炮兵进入阵地一门门大炮吐着长长的火舌，一颗颗炮弹呼啸着飞向目标。霎时，敌阵地上烟尘翻滚，泥土夹杂着钢铁和血肉横飞。随着炮火的延伸，突击部队发起了冲击。激战中，挥动着驳壳枪的干部冲在最前面，战士争先恐后，前仆后继，奋力拼杀。 国民党军队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解放军这样猛烈的炮火。 震耳欲聋的重炮声，使国民党军精神上受到很大震颤。 炮弹落在守军一团团部院子里，把掩蔽部震垮，把敌团长等压在里面，花了很大功夫才把土挖开爬出来。 这个团长赶紧下令大挖掩蔽部，连战马都转入地下掩藏。 国民党军的山炮炮弹早已打光，变成了哑巴。 9月30日蒋介石飞北平时，给王世高发来一个电报：“世高吾弟：义县安危，影响整个东北战局，该师连日英勇歼敌苦战，殊堪嘉许。现已令锦州范主任(汉杰)大力增援，尚望勉励官兵再接再厉以尽全功。” 被蒋介石称兄道弟弄昏了头的王世高，给团长们看电报，说：“我们义县打得很好，现在连委员长都重视了。只要我们能把解放军阻止在城墙外面，固守待援，保住义县，我们就算成功了。” 王世高严令团长、营长们：“务必督饬官兵，坚守阵地以尽全功。如有擅自放弃阵地者，军法从事，格杀勿论。” 有的团长派特务排在城墙巡逻督战，不准官兵退进城里。 最后一道防线是以城墙为基础，由地堡群、外壕及城面的障碍物组织起来的坚固的核心阵地。重要的地堡都派连长一级的在里面固守。经过这一番调整布置以后，企图坚守十天左右等待援军。 解放军发动几次猛攻，都被阻滞。守义县的国民党军打得很顽强，不愧是精锐之师。 然而他们遇到的是朱瑞训练出来的炮兵和韩先楚指挥的部队。 在扫清外围之后，部队不顾作战疲劳，不顾敌机轰炸和炮火封锁，进行了大量地近迫土工作业，一条一条交通壕，一直挖到了义县城墙下。 王世高顶不住了。 30日晚12时，王世高把副师长、3个团长、政工处长、军需处长叫到掩蔽部里，说：“锦州已在吃紧，关内外援军一时无望，死守下去最后还是被消灭，只有突出重围，才有生路。解放军的兵力，正集中在锦州周围，义县北方一定空虚，我们突围到朝阳方面转向绥中，兴城一带再靠拢锦州。”大家瞪着眼沉默了几分钟之久，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便一致赞成。决定10月1日天黑以后一起行动。军官家眷全部留在义县，由军需主任负责，判断解放军不会杀害家属。不能带走的重武器，全部破坏。尽可能携带弹药和粮秣。 他们还是慢了一步。 10月1日9时30分，解放军向县城发起总攻。 炮火准备先开始。随着信号弹升空，60多门大炮，引颈齐发，一排排炮弹倾泻在城墙上、地堡上，砖石腾空，烟尘弥漫，脚下的大地在不停地颤动，敌人的火力完全被压制，很快便摧毁了敌人城墙两侧的地堡。接着，又集中火力猛烈轰击城墙，经过1个小时40分钟的猛烈炮击，义县城东城门北300米处的城墙，终于被炸开了一个20余米宽的大缺口。 韩先楚瞪着血红的眼睛叫起来：“炮兵找得好！打得好！按预定时间发起总攻！” 炮火在延伸。部队乘机迅速地向城内发起了冲击。八师二十二团“无敌不克”第三连，不顾敌火力疯狂射击，奋勇跃过封锁线，涉过齐腰深的护城河，一举登上了突破口。后续部队迅速抢占突破口两侧的有利地形，巩固扩大突破口，以火力掩护主力突入城内。这时，敌人的飞机尖叫着低空掠过，向进攻部队疯狂扫射，一帮子敌步兵在两辆装甲车的掩护下，从纵深发起反冲击。攻城部队沿着街道两侧，利用房屋的掩蔽，实施迂回、分割，连续打退了敌人的反扑。 后续部队冒着炽烈的火网，勇猛地向纵深发展。一路沿玉皇庙侧后插向北街；另一路向西南发展，沿东街直插钟鼓楼。他们在巷战中，遇墙挖洞，遇房跳窗，遇雷标记，勇猛穿插，大胆分割，锐不可当。五师官兵打得很顽强，有个战士一条胳膊被打断了，鲜血淋漓，另一手仍拿着手榴弹往前冲！全师像猛虎捕食一样，很快解决了城西之敌。 战斗进展顺利。 但韩先楚还嫌慢。他用望远镜仔细观察了一会儿，和其他首长交代了一下，抓起了电话，就向兵团司令肖劲光请示： “首长，我要到前面去看看！” “不行，”肖司令员说：“你不能去！不是有作战参谋吗？让他去！” 这时，朱瑞司令员撂下望远镜，上前对韩先楚司令和罗舜初政委说：“我到前面去看看！” “不行！”韩先楚和罗舜初异口同声地说，“现在打得正激烈，你不能去！” 朱瑞恳切地说：“我去看看城墙有多厚？多少炮弹才能打透，这种城墙到底怎样打法更好？弹着点还有些什么问题……” 朱瑞的理由是不能拒绝的。 韩、罗随后再三嘱咐：“注意安全！” 炮兵司令部其他人见朱司令员要到前面去，也都跟上来。警卫员、通讯员、电话员跟在后面。朱司令不断的提醒身后的同志：“注意，沿着我的脚窝走，不要踩响地雷！” 敌人一挺机枪忽然从城门旁向这边扫射。人们急忙就地蹲下、卧倒。 朱瑞员惦记着身后的同志，回头招呼，不料这一瞬间，踩响一个地雷。 “朱司令员，朱司令员！”随行人叫喊着，朱瑞倒在地上没有应声。 作战参谋含泪用电话将噩耗报告给韩司令员和罗政委。韩司令颤声一连三遍问：“你是谁，怎么回事？”他几乎是哭着告诉罗政委，罗政委操起电话又让“复述一遍。”指挥部的人经历着巨大的悲恸。他们从司令部派出了担架，把朱司令员抬回放在自己的身旁，一边流泪一边指挥战斗。 进攻的火力更加猛烈。 朱瑞是东北解放战争中我军牺牲的职务最高的干部。 知道朱瑞的，无不为之痛惜。 朱瑞刚40多岁，有学问，有修养，没架子，不骂人，是学者型的将军。他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炮兵学校学习，论资格比林、罗还老，过去地位不比林、罗低，他曾自己要求降职。 到东北当炮兵学校校长，利用日军遗弃装备训练炮兵。漫山遍野拣“洋落”，小板凳一放就是课堂。炮校训练出了大批军事干部。 进城以后，朱瑞一家四口在牡丹江住一间房子。孩子的衣服都是大人旧衣服改的。 朱瑞爱干净，每天洗澡，冬夏都是冷水浴。 斗争铁面孔，待人热心肠。这是朱瑞的信条。 朱瑞是好人。好人命短，但不朽。中央军委曾将东北炮校命名为朱瑞炮校。 义县城垣已被攻破，五师肃清城西之敌，九师从南门进入，残敌向城东北大佛寺退缩。 韩先楚命令：“各师赶紧追赶，不许有一个敌人跑掉！” 守军师长王世高、团长以及少校以上的军官都成了俘虏。国民党军暂编第二十师全体官兵7000多人，在解放军总攻开始以后，先后不过几个小时，就全部被歼灭。 俘虏们被带到城外。被俘的一团长担心解放军处决他，垂头丧气，忽然眼前亮光一闪，吓得他胆战心惊，仔细一看，原来解放军用摄影机在拍电影。一个解放军的军官对他说：“不要害怕，放下武器，咱们都是朋友，你们到后方学习就理解了。”这个团长一看妻儿均在身边，解放军也没有拿他腰包里的任何东西。不一会送来了大米饭，有菜有汤。在院子里吃饭的那些解放军，手里端着的尽是高粱饭。他第一次体会到了共产党的政策。 后来他被叫到纵队司令部，看到墙上挂的是第二十师在义县的防御配备要图。上面的工事位置，兵力部署，小到连排都与国民党军自己绘的丝毫不差。韩先楚问他：“你对我军解放锦州有何看法？”他答：“你们可以打下义县，你们不可能打下锦州。义县仅几千人，弹尽援绝，因而守不住。锦州十几万人，沈阳和葫芦岛都可增援，并且葫芦岛与锦州近在咫尺，可由海上调来大量援军，又有坚固的工事和雄厚的兵力，你们打不下锦州。”韩先楚笑着说：“你们知道济南前几天被我军解放了吗？全歼国民党军王耀武部队十几万人。我军打锦州还是容易的，你不信等着瞧吧！” 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决战，在列车上面对地图嚼黄豆的林彪心中仍有疑虑。他最担心的是傅作义出兵援锦使他受两面夹击。他对不能调动华北兵团一直耿耿于怀。 10月1日，林彪致电中央军委：“建议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兵团主力可直向唐山、滦县前进击敌。” 毛泽东没有亲自回复这份电报，而是由周恩来于10月2日对林彪作了答复。 周恩来是充分理解毛泽东战略意图的，指出：傅作义“以五个步兵师四个骑兵旅正向绥东寻找杨成武部作战，我杨罗耿部虽不能到绥东，但不能不在平张段集全力积极行动，策应杨成武”，“因此，你们应靠自己的力量对付津榆段可能增加或山海关北援之敌，而关键则是迅速攻克锦州。望努力争取十天内外打下该城。” 林彪几次想调动华北兵团，都没有成功。他心中怏怏不乐。 10月2日，东野前指火车抵达彰武车站。正准备吃早饭的时候，值班参谋报告说：正东方向发现一架飞机。刘亚楼命令所有人员立即下车分散隐蔽。人未下完，敌机已经临空，原来是架侦察机，盘旋了几圈，向车站扫射了一阵，就飞走了。 “是不是继续前进？”作战科长尹健请示刘亚楼。 “我已经请示过‘101’，他决定暂时不走，要机关人员在附近村落分散隐蔽防空。你告诉他们架好电台与军委和各纵队联络，看看有没有情况”。 晚上10点，尹健认为天已经黑了，可以行动了，又去请示参谋长，刘亚楼低声说：“有新的情况，要等军委回电再说。”接着又补充一句：“告诉电台注意收听军委的来电！” 什么重要情况以致使总部指挥机关都不能前进呢？ 据东野司令部《阵中日记》记载，10月2日敌情是： (一)据悉，新五军及九十五师已海运葫芦岛。另悉，范(汉杰)令五十四军长，待新五军到后即归其指挥。不(要)待命，先击破韩家沟后再候命令。以四师北进，确保两师交通。 (二)昨六时敌兵舰二艘、汽艇三(艘)，到西海口以东海面并向孙家湾发炮。十四时又来一艘，十八时均向葫芦岛开去。 (三)据确悉，四十九军二十八日起，以五天运锦州，并拟以新六军、新一军攻击鞍山。 (四)七十一军驻新民、二○七师在抚顺。 (五)五十三军两个团，据悉已由铁岭出发。 《阵中日记》还记载了首长决心： (一)正考虑下一步行动问题，一攻锦州，一攻长春。原定攻锦，因新五军增葫芦岛，恐一时难(攻)下。长春经三个月围困后易攻，但部队往返不易，又加拖延时间。 (二)请示中央对下一步之意见。 林彪增加了新的顾虑：“准备的是一桌菜，上来了两桌客，怎么办？” 他又想起了久攻不下的四平…… 当晚林彪向军委发出四个“A”定的特急电报：“得到新五军及九十五师海运葫芦岛的消息后，本晚我们在研究情况和考虑行动问题。估计攻锦州时，守敌八个师虽战力不强，但亦须相当时间才能完全解决战斗。在战斗未解决以前，敌必在锦西葫芦岛地区留下一两个师守备，抽出五十四军、九十五师等五六个师的兵力，采取集团行动向锦州推进。我阻援部队不一定能堵住该敌，则该敌可能与守敌会合。 在两锦间敌阵地间隙不过五六十里，无隙可图。锦州如能迅速攻下，则仍以攻锦州为好，省得部队往返拖延时间。长春之敌数月来经我围困，我已收容逃兵一万八千人左右，外围战斗歼敌五千余。估计长春守敌约八万人，士气必甚低。我军经数月整补，数量质量均大大加强，故目前如攻长春，则较六月间准备攻长春时的把握大为增加。但须多迟延半月到二十天时间。以上两个行动方案，我们正在考虑中。并请军委同时考虑与指示。” 阵前犹豫，是兵家之大忌。 10月3日晨，林罗刘继续研究作战方案。罗荣桓再三考虑，认为回师打长春不妥。他向林彪提出这个问题。 罗荣桓说：“中央三令五申，打锦州，现在几十万部队拉到辽西，锦州外围已经肃清，部队战斗情绪高涨，忽然不打了，干部战士会怎么想？怎么向中央交代？打锦州的计划是中央军委、毛主席已经批准了的。主席要我们敢打没有打过的大歼灭战，我们的决心不能动摇。” 林彪默然不语。 罗荣桓仍然耐心地说：“司令员，敌情变化并不大，回师打长春，会影响整个战局，我看军委是不会同意的。” 林彪站起来踱着步，问刘亚楼，“参谋长，你的意见呢？” 刘亚楼说：“还是打锦州好。” 林彪想了一会儿，喊来秘书，叫他追回那份电报。秘书回来报告说，电报已经发出去了。 “怎么办？”刘亚楼问。 林彪没有吭声。 罗荣桓说：“不要等军委回电，重新表个态，说明我们仍然要打锦州。” 林彪点点头。他不肯动笔，刘亚楼请罗荣桓主持起草电稿。经过一番讨论，写完电稿，林彪过目时只把“前电作废”几个字勾掉了，以林、罗、刘名义发出。 电文说： “(一)我们拟仍攻锦州。只要我们经过充分准备，然后发起总攻，仍有歼灭锦敌之可能。至少能歼敌之一部或大部。目前如回头攻长春，则太费时间，即令不攻长春，该敌亦必自动突围，我能收复长春，并能歼敌一部。 (二)我们拟采取如下的布置：以四纵和十一纵全部及热河两个独立师对付锦西葫芦岛方面敌两个师，以一、二、三、七、八、九共六个纵队攻锦州；以五、六、十、十二共四个纵队对付沈阳增援之敌；以大、小、新、老九个独立师，对付长春突围之敌。 (三)估计敌九十五师及新五军海运甚快，我军不一定能在该敌到达锦州前，即能攻锦州。但沈阳之敌，在我军未正式攻锦前，不会出援。因此，我军无过忙之必要。我们一方面尽可能调动部队，以便能尽早开始总攻，便同时这一战斗的胜利，则大大有赖于我各攻城部队到达后，进行充分侦察布置与政治动员，然后以强袭的行动，力求迅速解决战斗。此次战斗目的，拟主要放在歼灭敌人上。锦州有可能在夺取之后，像开封一样，两面援敌重占锦州，因我打援力量仅能迟滞敌人，而无歼灭敌人的可能。敌宁可放弃沈阳，而必保持和恢复锦州。 (四)以上意见，盼军委考虑与指示。” 毛泽东首先看到林彪准备改变决心回师打长春的电报，又急又恼。他没想到在井冈山曾经怀疑“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林彪，在决定东北命运的大战前夕又产生动摇。如果说在革命低潮时的动摇可以原谅的话，那么胜利在望时的动摇，是不可原谅的。毛泽东接连起草了两封电报，批评林彪回师打长春的错误想法。 在第一封电报里，毛泽东以空前严厉的口气说：“你们应利用长春之敌尚未出动，沈阳之敌不敢单独援锦的目前紧要时机，集中主力，迅速打下锦州，对此计划不应再改。” “现在攻锦部署业已完毕，锦西、滦县线之第八第九两军亦已调走，你们却又因新五军从山海关、九十五师从天津调至葫芦岛一项并不很大的敌情变化，又不敢打锦州，又想回去打长春，我们认为这是很不妥当的”。“你们指挥所现到何处？你们指挥所本应在部队之先(即八月初旬)，即到锦州地区，早日部署攻锦。现在部队到达为时甚久，你们尚未到达。望你们迅速移至锦州前线，部署攻锦，以期迅速攻克锦州，迁延过久，你们有处于被动地位之危险。” 在第二封电报里，毛泽东似乎冷静下来，对回师打长春的利弊作了深刻分析，指出“我们坚持地认为你们完全不应该动摇既定方针，丢了锦州不打，去打长春。如你们先打下长春，下一步打两锦时，不但两锦情况变得较现在更难打些，而且沈敌可以倾巢援锦，对于你们攻锦及打援的威胁将较现时为大”。“你们应集中精力，力争于十天内外攻取锦州，并集中必要力量于攻锦州同时歼灭由锦西来援之敌4~5个师”。 刘亚楼在机要秘书那里看到电报以后，习惯地两手一摊说：“你看，果然挨批了吧，罗政委的意见还是正确的，幸亏我们又发了电报！” 毛泽东发出这两封电报后，焦急地等待着回复。“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他不知道不止一次和他持不同意见的林彪下一步怎样决断。而攻锦是事关整个战略意图能否实现，从而也关系中共能否占领东北，能否打败蒋介石军队取得全国政权的问题。战机稍纵即逝，毛泽东不能不焦虑。 4日凌晨，毛泽东收到林罗刘3日9时的决心攻锦的电报，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放下心来。他立即电复林罗刘并告东北局：“你们决心攻锦州，甚好，甚慰。”“在此以前我们和你们之间的一切不同意见，现在都没有了。希望你们按照你们三日九时电的部署，大胆放手和坚持地实施，争取首先攻克锦州，然后再攻锦西”。 第07章 鼓士气，蒋介石亲临沈阳 东北国民党军，长时间为东北人民解放军“练好兵，打长春”的口号所迷惑，及至北宁路打响，才从麻痹中苏醒，察觉了解放军的企图是指向东北国民党军要害锦州，是关闭东北大门。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连电告急，而这时，关内解放军又于9月16日向济南发起进攻，济南王耀武也频频呼救。蒋介石急忙命令卫立煌组织增援部队经沈锦路出辽西解锦州之围，而卫立煌则认为解锦州之围应由锦州以南部队担任，不执行蒋介石的命令。 蒋介石不得已，只好暂时放开东北不管，集中精力指挥“济南会战”。直至9月24日济南失守，蒋介石才匆忙召卫立煌于当月赴南京研究东北战事。卫立煌去南京路过北平时，对傅作义说：“蒋先生听话有先入为主的习惯。他对东北的指挥，在兵法上犯了三忌。 兵法上说，勿以三军重而轻敌，勿以独见而违众，勿以辩说为必然。这三个勿，蒋先生都犯了。我到南京后，若蒋先生坚持原见，不听东北将领的一致意见，那么必败灭无疑。” 25日，蒋介石命令作战厅与卫立煌研究东北作战问题。作战厅主张：“如共军攻锦州，国军应放弃沈阳不顾，举全力援锦，以求一决定性之胜利。同时，敌我主力决战之时，长春守军立即突围南下。如共军对锦州只是虚张声势，则国军武，歼灭共军部分有生力量，并破坏铁路后，立即撤回沈阳。此时，如判定共军主力在辽西，长春亦可立即突围。” 卫立煌则坚决主张固守沈阳。 第二天，蒋介石在官邸召开作战会议。蒋介石同意作战厅主张，命令卫立煌“照此方针实施”。卫不赞成蒋介石的作战方针主张应候关内增援部队径解锦州之围后渡大凌河、出沟帮子，向辽西地区前进时，沈阳主力才能西出与东进兵团会师。蒋不采纳卫的意见，要他立即回沈阳指挥部队出辽西。卫含糊其辞地推脱说：“回去与负责将领仔细商量后再作处置。”蒋令卫先行空运四十九军至锦州，以增强锦州防守兵力。并派参谋部长顾祝同随同到沈阳，监督执行他的命令。 当日下午，顾祝同、卫立煌从南京飞往沈阳。途经锦州上空，向范汉杰发报：“大计已决，即开始行动”。所谓“大计已决，即开始行动”，就是指四十九军空运一事；到沈阳后，卫立煌即把陈铁找到自己的内室，当着韩权华说：“这次他叫我到南京去，他要我派部队增援锦州，我坚决反对说：‘在中途就有全军被解决的危险；若去，肯定是百分之一百的失败。’因此他特派顾总长同来监督出兵。我们不能同共产党破脸，志坚(陈铁)你快去召集军长以上军官开会，引导他们反对出兵。” 陈铁即召集在沈阳的军长以上军官说：“总司令由南京回来了，总统要他派部队沿铁路去增援锦州。总司令说，在中途就有被解决的危险，若要去肯定是百分之百的失败。总统非常坚决地要出兵援锦，并派顾总长来监督行动。现在我先征集大家的意见，你们以为怎么样好，就尽量说。” 顾祝同连夜召集沈阳地区的高级将领廖耀湘、郑庭笈、赵家骧、陈铁、彭杰如等人开军事会议，传达蒋介石的作战要旨：第一，空运第四十九军郑庭笈部增援锦州；第二，由沈阳派出得力兵团向锦州攻击前进，以解锦州之围。卫立煌同意于27日开始空运第四十九军援锦，但对第二条仍持异议。 他说：“根据情况判断，目前解放军有力部队在辽西走廊彰武、新立屯一带地区，如沈阳出兵，中途必遭覆灭，正中解放军围城打援之计。现在由沈阳派一个军空运援锦，已经是迫不得已，要把沈阳主力拿出去，置沈阳于不顾，这是失策的。希望华北增兵葫芦岛，由锦西援锦州。”卫立煌决定在葫芦岛所设立指挥所，以陈铁和彭杰如分任指挥所正副主任，统一指挥援锦部队。 27日开始空运第四十九军增援锦州，到28日只运去第七十九师2个团，因锦州机场被解放军炮火封锁，不能再运。 顾祝同秉承蒋介石旨意，压卫立煌出兵辽西。卫坚不同意，还把廖耀湘拉来，向顾祝同陈述部队出辽西的利害。卫请他们二人一道吃晚饭。卫同顾祝同谈些过去同事时期的一些愉快的回忆，极力造成一种和好的气氛，饭后三个人同到小厅里吃水果喝咖啡，卫立煌逐渐把话题转到如何执行蒋介石命令的问题上来。 卫立煌对顾说：“总统要求沈阳主力直出辽西，一路侧敌行军，远出解锦州之围的方案，实行起来危险太大。因为解放军很可能围城打援。”又说：“廖司令官在东北比较久，对东北各方面的情况，比我更熟悉。他又是主要负实际责任实行命令的人，你可以问问他，听听他的意见。” 顾祝同很客气地向廖耀湘说：“你有什么意见？可以详细谈谈。” 廖耀湘说：“我们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如何安全迅速撤退沈阳主力的问题。五月初总统在南京召集我们开会的时候，就决定要撤退沈阳的主力。要安全撤出沈阳的主力，我们在东北的负责将领已商订出两个方案。”廖把守沈阳和出营口这两个方案及理由向顾祝同作了详细陈述，并将准备好的书面计划和行动要图，一并呈给顾看。 廖耀湘说：“东北共军很可能围城打援，如果在葫芦岛与锦州守军未会合，先进出沟帮子向辽西推进之前，我沈阳主力单独出辽西，背三条大水，一路侧敌行军远出锦州地区，以夹击共军，确实有被节节截断、分别包围、各个击破的危险。所以我特别主张先出营口，然后由营口北出大洼、盘山，向沟帮子、北镇前进，以拊敌之侧背，同样可达到夹击锦州地区共军之目的。必要时还可由营口运兵到葫芦岛，直接解决锦州之围。” 顾祝同说：“总统的命令，主要不是如何安全撤退沈阳主力的问题，而是要你们出辽西，东西对进，夹击锦州地区的共军，以解锦州之围。” 卫立煌插进来说：“按照总统的办法做，很可能锦州之围未解，先送掉沈阳的主力。总统早就答应我抽掉军队增援东北，以打通锦州交通，现在正是时候。” 廖耀湘说：“我认为要沈阳主力出辽西直接解锦州之围，很可能是罗等人的纸上计划，图上作业。不一定是总统的真正意旨。” 顾祝同仔细倾听了卫立煌和廖耀湘的意见，说：“总统的命令不能违抗，我是来监督命令执行的。”但他答应立即电报蒋介石。 第二天(9月27日)下午蒋回电说，仍要按他原来的命令行动。顾祝同立即打电话转达给卫立煌。 卫立煌非常焦愤和不安，找廖耀湘商量：“总统一定要我们立即出辽西增援锦州，你看怎么办？” 廖耀湘也很惶惑，不知为什么蒋介石一定要坚持出辽西，对卫立煌说：“沈阳主力不能在葫芦岛、锦州两地部队未会师之前单独出辽西！这是在时间和空间上如何配合的问题，我们不是不愿意执行或故意拒抗总统的命令，而是为了如何更好地挽救当前的局势，为了救全沈阳的主力。我认为总司令应该再犯颜直谏，坚持我们共同认为是真理的主张。” 卫立煌听了之后，半吞半吐地说：“不能单独出辽西，这是真理！”半晌又重复一句：“这是真理！”然后，他愤然地说：“我宁愿不干，也决不愿再使沈阳主力单独出辽西。” 卫立煌要廖耀湘同他再到顾祝同那里去作最后一次努力，先说服顾祝同。 卫一见顾就非常激动地说：“我们两个是多年同事和共患难的好友，我的事情，就好像你自己的事情一样。我这次遇到生平以来从没遇到过的困难，无论如何希望你帮忙解决。我们不是不愿执行总统的命令，也不是不愿意行动，只是在空间和时间上如何配合的问题。我们只是要求在葫芦岛与锦州的部队会师之后，东西两方同时并进，以避免被共军各个击破。” 卫立煌请顾祝同再次向蒋介石建议，不要使沈阳主力冒大危险单独出辽西。 顾祝同推脱说：“我已把你们的意见电告了总统，但总统考虑后仍然要你们执行他原来的命令和计划。我是奉命来监督命令执行的，我不能再向总统说话。” 卫立煌发急地说：“因为你代表总统，所以我再一次请求你负责向总统进言，采纳我们的意见。这是关系几十万人命运的国家大事，你我都有责任，应该从长计议，很好地商量。” 顾祝同只是说：“这是总统的命令，不能违背。” 卫立煌气急地说：“我们不是不愿执行命令，只是要求待葫芦岛与锦州会合后，再东西对进共同行动。” 顾祝同也带着一点激动的口气说：“但总统命令你们立即行动！” 卫立煌按捺不住内心之气愤，站了起来气急地说：“单独出辽西，一定会全军覆灭！你不信，我两个打赌，划十字(即划押之意)！” 这时，廖耀湘只得出来排解说：“总司令的意见，是负一方大责的指挥官的意见。他是命令的直接执行者，事关几十万大军的命运，他有责任申述意见，恳求总长再三考虑。”又随即对卫立煌说：“我们回去再详细考虑一下再同总长会商。”彼此不欢而散。 9月28日早晨，顾祝同找廖耀湘个别谈话，责备廖不应助长卫固执己见，而应劝卫执行蒋介石的命令。顾大声训斥廖说：“总统比任何人都更关切东北部队的命运。总统要你们经辽西出锦州，就是要把你们救出去。你们反坐着不愿意行动，企图回避战斗，这是不行的。我已把你们的意见电告总统，总统仍要按照原命令执行，我不能再代你们打电报。你们已耽误好几天时间，这样贻误时机，我再不能代你们负责任。你们必须服从命令，先开始行动，才能再说话。” 廖耀湘当即去找卫立煌，报告顾祝同的这番话，并说：“我们如果不表示先遵令开始集中军队，顾祝同似乎也不再向总统进言，无法回去交代。只要他肯负责向总统再一次转达我们的意见，我想总统不会一点都不考虑，那么事情就有转机。” 卫立煌也正为事态僵持而焦虑不安，答应说：“就这样办”。他们再一次到顾祝同那里，卫表示愿意遵从顾的劝告，执行总统命令，请顾回南京面请蒋再重新考虑东北负责将领的意见。顾祝同表示只要沈阳部队遵命开始移动，他愿回南京去把东北将领的意见转报蒋介石。 卫说：“就这样办，先开始集中军队。” 顾说：“那我明天就回南京去，你马上下命令，并将命令底稿一份交给我带回南京去。” 蒋介石得到顾祝同的汇报后非常愤怒，于9月30日飞北平亲自指挥，随行者有侍从室主任俞济时、联司总司令郭忏、海军总司令桂永清、空军总司令周至柔、国防部作战厅长罗等。蒋午后即到华北“剿总”司令部地图室研究战况，对傅作义等十余人讲了一次话，整个讲话调子是泄气的。蒋说：“革命发生了困难，几年后美苏必战，战争的结果是美国胜利，我们也胜利。”傅作义等人听了后，觉得完了。蒋介石自己毫无信心，想靠美国人侥幸获胜，还有什么打头呢。 义县失守后，蒋介石致电锦州范汉杰，要他按预先约定的三个暗号回答他的决心，即“决定突围”、“死守待援”还是“不能守”。几个小时后，范汉杰回答“死守待援”的暗号。蒋介石非常高兴，遂同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商讨华北出兵增援东北的问题。此时，傅作义正处在杨成虎和杨罗耿两兵团出击绥察的威胁之下，他的3个军共10个师被拖在平绥线，但是，他又不能拒绝蒋介石要他出兵支援东北的旨意。最后，决定调华北第六十二军、第九十二军及独立第九十五师增援锦州。 10月2日上午，蒋介石又带着郭忏、周至柔、俞济时等一班人马匆忙飞到沈阳。 蒋介石仍住励志社，显得心慌意乱，在原地打转，没进屋就说：“快找卫总司令来，我要了解情况。” 卫立煌、罗卓英随即赶到，他们共同观看二十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商讨对策。 下午4时在“剿总”四楼蒋主持军事会议。首先是听取赵家骧的情况报告和廖耀湘等发言。最后蒋介石作简短讲话，痛斥不援锦州的意见是荒谬的，是坐视不救等待各个击破，要“以动制动”，来个“反包围，反打援”。 蒋介石亲飞沈阳，来给他的部属打气，坚定信心；二来协调在增援锦州问题上的意见分歧。蒋介石意识到，锦州安全是东北国民党军存亡的关键，他想从锦西和沈阳组织两个重兵集团，增援锦州。一种是从华北调六十二军3个师、九十二军1个师和独立九十五师，从烟台调三十九军2个师，海运葫芦岛，加锦西、葫芦岛原有4个师共11个师，组成东进兵团，由十七兵团司令侯镜如指挥，增援锦州。 这是亟关紧要的环节，锦西、锦州敌人前沿向隔不到30公里，这段距离之间既无险要地形，大部队也无进退余地。另一路是从沈阳方面，以新一军、新六军各2个师，新三军3个师，七十一军2个师，四十九军2个多师，青年军二○七师三旅，共12个师(旅)，组成西进兵团，由廖耀湘指挥，增援锦州。 在沈阳方面如何增援问题上，蒋介石、卫立煌、廖耀湘各有打算，意见分歧。蒋介石要沿北宁路直接打向锦州，因为西进兵团是东北国民党军精锐，有全国五大主力军中的两个军，新一军和新六军，一定可以增援上去。卫立煌要集中兵力守沈阳，利用沈阳的有利条件，进一步壮大自己，争取局势向有利于自己的方面转化。 他说：“与共军对阵，我们都不是生手，锦州攻城决不会不考虑打援，增援兵团出得去可就回不来了。”廖耀湘同意增援，但不沿北宁路直趋锦州，以免陷入解放军口袋，而是沿中长路打向营口，以营口为依托，经盘山向西。这样，增援得手固然理想，增援不上去屁股坐在营口也不致失去主动。三种主意各不相让，反复争论。蒋介石也难武断行事。 会议最后形成一个折衷方案：沈阳各军编为防守兵团和攻击兵团，即西进兵团。西进兵团立即行动，由新民出彰武、新立屯，切断解放军后方补给线，借以牵制解放军进攻锦州城。晚间又召集师长以上将领和辽宁省厅长以上人员在“剿总”会餐，对师长以上军官训话。蒋介石心情沉重地说：“形势的发展，实在出乎吾人所料。锦州是东北我军的咽喉，势在必保。 我此次来沈，是来救你们出去的。过去你们要找共军主力找不到，现在共军主力已集中在辽西走廊，正是你们为党国立功的好机会，只要大家以革命精神下定决心，坚决服从命令，我想一定可以成功。 今日惟有死中求生，以杀身成仁精神，努力作战，完成戡乱大业。如此战失败，则与各位再无相见之期矣！以往的失败，就在于不听我的话哟！我已经60多岁了，死了没什么，可你们还年轻，再不听我的话，一个一个都让共产党把你们抓了去！ 这个仗打到现在，如再不能打胜，将来前途不堪设想。我要做战犯，你们都要当俘虏！成败在此一举！我相信你们能够发挥过去作战的精神，和关内我军协同动作，是一定可以成功的。关于空军的协助，后勤的补给，周总司令、郭总司令已经为你们准备好了。万一你们这次不能打出去，那么，来生再见”。 蒋介石又单独召见廖耀湘，责问廖耀湘：“你是我的学生，为什么你也不听我的命令？这次沈阳军队直出辽西，解锦州之围，完全交你负责，如有贻误，也唯你一人是问。” 廖耀湘抓住最后机会向蒋介石陈述意见：“把沈阳主力迅速安全撤出东北，在目前情况下，只有出营口。” 蒋介石依然坚持他的主张，说：“现在的问题不纯粹是撤退沈阳主力的问题，而是要在撤退前与东北共产党进行一次决战，给他一个大的打击。一定要来一个大决战，否则华北就有问题”。 廖耀湘担心锦州不能久守，又担心葫芦岛的军队不能积极援锦，沈阳西出部队，在时间和空间上不能够与东进部队直接协同，会首先受到打击。提议沈阳主力先集中新民、彰武地区，完成一切准备，俟锦、葫两地军队会师后，再东西对进，夹击共产党军队。 蒋介石说：“这没问题，葫芦岛方面部队已经部署，那里离锦州很近，而我们又有这样大的力量，迅速打到锦州，不成问题。问题是在你们这边，你们已耽误好几天，应该马上集中完毕，迅速完成攻击准备，按我的指示要领，积极行动。” 廖耀湘鞋跟一碰来个立正，决心执行命令，立即行动。 第二天午后，蒋介石离开沈阳飞往北平。 蒋介石离开励志社之前，叫副官把卧室墙上的那张蒋介石“全家福”照片取下，他要带回南京。这照片是蒋六十岁生日时，全家在南京的合影。蒋介石的警卫室主任说：“廖兵团要西进，沈阳就空虚了，以后不一定再来了。” 蒋介石本来是想给部下打气，结果适得其反。他走后沈阳的高级军官都垂头丧气，感到日暮途穷，抱着“今朝有酒今朝醉，此时不乐待何时”的心情，不约而同地来到一个所谓军人“俱乐部”寻欢作乐，里面有女招待、妓女，以及麻将牌、扑克等各样赌具。五十三军副军长赵国屏问“剿总”副参谋长姜汉卿：“你说出辽西这一决定怎样？”姜说：“完蛋更快一些。”赵问：“为什么？”姜说：“老头子(指蒋)亲自指挥嘛！” 1948年10月6日上午9时许，葫芦岛外海驶来了当时国民党海军最大的巡洋舰“重庆”号，舰上高悬陆海空军大元帅军旗。蒋介石是5日由北平飞往天津，乘舰来葫芦岛的，随行有桂永清、侯镜如、俞济时、罗泽闽，还有陆军大学校长徐永昌等人。 “重庆”号靠岸后，蒋在舰上召见第五十四军军长阙汉骞、冀热辽边区副司令官唐云山(范汉杰派到葫芦岛的)、总统特派华北督察组长罗奇、以及陈铁(卫立煌派到葫芦岛的)等，询问最近情况的发展，未作表示。与蒋介石同舰来的联勤总部参谋长和运输署长，要接待人员快弄点东西送来吃。因为蒋介石在兵舰上戴着白手套到处摸，发现有灰尘，在吃饭时大骂桂永清：“海军腐化堕落成这样，要亡国，该死！”一直骂到吃完饭，气还没消。所以，以后谁也不敢陪蒋介石一起吃饭，他们只好饿肚子。 午后1时，蒋在葫芦岛茨山阙汉骞的军部召集会议。当蒋进入军部的办公室时，看到墙壁上挂着阙汉骞写的一副对联：“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这两句话是蒋介石作的，蒋看了点了两下头，口中微哼一声，似有首肯之意。随后即向陈铁、唐云山问到连日塔山方面的战斗经过。 蒋介石介绍侯镜如同大家认识：“这是第十七兵团司令官侯镜如，我这次带他来，要他在葫芦岛负责指挥，你们要绝对服从命令。” 蒋介石说：“锦州得失关系整个东北与华北的战局。除已令沈阳派主力部队兼程驰援锦州外，还令华北的两个军及烟台的一个军星夜赶运葫芦岛。一俟到达，迅速向锦州攻击。这一次战争胜败，关系到整个东北存亡，几十万人的生命，都由你们负责。你们要有杀身成仁的决心。 这次集中美械装备的优势部队，兼有空军助战和海军协同，是一定可以击灭共军的。在侯司令官回去带队来到之前，你们暂归第五十四军军长阙汉骞指挥，向塔山、锦州攻击。桂永清及第三舰队司令马纪壮指挥海军以152毫米的大炮击毁塔山解放军阵地，协助陆军攻击。所有弹药和粮食能海运、空运补给。前方你们安心作战，后方我负责。各级官长要亲临前线指挥。” 蒋介石通过无线电与锦州范汉杰通话，问范汉杰锦州的情况。范说各处正在激战中，蒋介石对范慰勉有加。 午后召集在锦西、葫芦岛的团长以上军官会议，蒋步入会场后，首先问大家带来了《剿匪手册》没有。出席的人面面相觑，竟没有一个人说带来，情况很窘。蒋不得不自己下台阶说：“既然大家在忙于打仗，没带来，那么就用一两个钟头的时间，读给大家听，要紧的地方，顺便讲解一下。” 就这样，蒋从军衣口袋中取出了他那本“圣经”——《剿匪手册》，一字一句地读给大家听。中间他还插些解释。他说：“当前这一仗有决定性的意义，必须打好。打败了，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完了，连历史都要翻转过来。你们以前跟着我革命、抗日的光荣成就便将化为乌有，个人的前途也就只有毁灭。”他连讲带读一个多钟头，累得满头是汗，不断用手帕抹擦。 《剿匪手册》读完后，蒋介石稍休息了一下，随后走到庭院中坐在一把椅子上，与到会的军官一个一个地合影。一个人照完了，再换上一个人，他则始端终坐着不动，如此连续照了二三十张相片，坐车返回“重庆”号。 晚上，蒋在“重庆”号上设宴，出席的有驻军师长以上的军官30余人。宴毕吃水果，是桂永清的旗舰抓捕民船抢来的苹果，蒋连吃了两个。蒋突然询问暂编第五十七师师长朱茂榛：“你的部队是怎样被共军解决的。” 这时大家都替朱茂榛和暂编第六十二师师长刘梓皋这两个人捏一把汗。暂编第五十七师驻锦西、兴城一带，在漫无警戒的状态下，被人民解放军一个奇袭，就全部被消灭了，仅朱茂榛带着他的随军姘妇(该师剧团一个女演员)逃出，住在葫芦岛躲风。人们都认为这个玩弄女性临阵脱逃的败军之将，必将遭到军法的严惩。暂编第六十二师在解放军进攻塔山时，师长刘梓皋怕被消灭，没做什么抵抗就退往锦西。阙汉骞派暂编第六十二师从南翼侧海岸进攻塔山。刘梓皋原在塔山驻防时间相当长，但只会巴结上级、巧于作官，对海岸水文情况一无所知，战斗到早晨八时左右早潮海水涨了约一米深，士兵被陷在海水里，成了解放军射击的靶子，伤亡很大，狼狈撤退下来。现在经蒋一问，大家都以为必定要惩治他们丧师辱命之罪。 没想到这个朱茂榛倒沉住得气，站起来说“报告大总统，我是奉化人，同经国一起在苏联中山大学留学。我虽没有见过总统，却把总统看成是我父、伯一样，只要能够替总统出点力，我决不计较什么成败。以前我带过锦州铁路局的交警总队，晓得这支部队装备不好和没有战斗力，以后要改编成师，我并没有勇气来干。 上次经国到沈阳和葫芦岛，见面时他一再鼓励我，我也觉得这是为国家出力的机会了，才承担下来。在兴城附近整编，新兵没补充齐，枪支没领全，重火器没有，就这样子我还是打了仗，没让人家白捡。自问我是尽到力量了，良心过得去，请总统派人彻查我坚决抵抗和牺牲的情况。” 朱一口奉化乡音，不断表示和“太子”的关系，总统长、总统短的好不肉麻。蒋介石听来很入耳，对朱说：“在阙军长军部里，俞(济时)局长已经把你的作战情况向我报告过了，要从失败中接受教训，好好地去整顿队伍。” 谁也没想到朱茂榛这个家伙竟会打通俞济时，替他铺平道路，还在老蒋面前扯了一套鬼话，装成无限忠诚的样子，把满身罪过洗得一干二净。 蒋介石又问：“哪位是刘梓皋师长？”那个矮小的机灵鬼立即起立报告：“有！” 蒋介石凝视着刘说：“听说你这次打塔山很奋勇，这个……很好，要再接再厉，拿下塔山打到锦州去，完成战斗任务。” 蒋介石并未追查刘梓皋放弃塔山的责任，反而对他的冒险瞎指挥大加赞赏，真是出人意外。原来刘梓皋是桂永清以前带南京教导总队时的一个排长。桂说：“刘梓皋这小鬼的战斗作风，还是教导总队的传统，敢打敢拚呀！”刘梓皋是走了桂永清的门子，得到“反罪为功”的机会。 蒋介石在葫芦岛作了进攻塔山会师锦州的指示，决定在侯镜如带部队到葫芦岛前，暂由阙汉骞负责，又暗中授意罗奇、桂永清在葫监督执行，把陈铁、唐云山两个撂在一旁。蒋在“重庆”号上等候第六十二军军长林伟俦，勉励林要打好这一仗。 蒋介石说：“此次敌人攻打锦州，最多有七个纵队，等于七个师兵力，我们沈阳出五个军，华北出两个军？烟台来一个军，原驻葫芦岛有一个军，共有九个军兵力：，足够援锦之用。如若不够，还可抽兵来。葫芦岛将由侯镜如负责指挥，他就要回去带队伍来，在他未来到以前，你暂归第五十四军军长阙汉骞指挥。你们是同学，他驻葫芦岛时间比较久，情况比较熟悉。”又问：“你的部队到齐了吗？” 林伟俦说：“只有三艘轮船来往运输，现在只到了一个师和军直属部队，尚有两个师未到。” 蒋说：“快一点，快一点！我回去增派轮船给你。”谈完话蒋便急急忙忙乘舰往塘沽去了。 蒋走后阙汉骞对林吹牛说：“总统亲来葫芦岛，比增加十万大兵还强。”罗奇也得意忘形地说：“东北共军共有十一个纵队，除留监督视长春、沈阳各地区的三分之一兵力外，我们有足够两倍以上的兵力对付他们。” 卫立煌派陈铁和彭杰如到葫芦岛组成指挥机构。 蒋介石对卫立煌采取不信任态度，把卫立煌派到葫芦岛的指挥所，抛到九霄云外。 彭杰如对陈铁说：“无职一身轻，停留几天观观战即开溜，免得当俘虏。” 陈铁很有感慨地说：“这表明蒋、卫之间的矛盾更加深化了。蒋想利用卫，但又不放心他，处处掣肘，弄得大家离心离德，一切失败都是咎由自取。整个战局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病入膏盲了。这次我们本可不来，但因同卫共事多年，到了危难关头，一时又不好意思脱离，只得暂时勉强敷衍一下，委员长来这一手，我们还是多考虑自己的前途吧！” 蒋介石从塘沽乘火车返北平说8日要到上海。傅作义以为蒋到上海可能是为双十节发表什么谈话，就劝蒋不要去。蒋说他有私事要去。事后才知道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气”，要办投机倒把、扰乱金融的孔令侃，孔自然走夫人路线，夫人与小蒋有隙？就搬老蒋。蒋急忙到上海，将孔令侃救出。然而金圆券贬值，市场混乱。傅作义私下说：“蒋介石要美人不要江山，我们还给他干什么！” 第08章 打外围，好男儿赴死不退 攻与守全在一个“争”字 锦州是关内通往东北的咽喉要道。古称“山海要冲”。攻占锦州，可以封闭东北国民党军，形成“关门打狗”之势。锦州也是通向沈阳的门户。攻占锦州，也就打开了沈阳的大门。 攻锦决心确立后，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对部署又作了调整：决心以二、三、七、八、九纵及六纵的第十七师共16个师和炮纵主力共25万兵力，攻歼锦州之敌。以四纵、十一纵和2个独立师，由第二兵团司令程子华统一指挥，位于锦西以北的塔山、虹螺岘(锦西旧城)一线，对付由锦西出援锦州之敌。 以独立八师在山海关附近积极行动，迷惑、钳制敌人。以五纵、十纵、六纵(欠十七师)和一纵的第三师、独立二师、内蒙古军区骑兵第一师，位于彰武、新立屯地区，由六纵司令黄永胜、政委赖传珠统一指挥，准备迎击廖耀湘指挥的西进援锦兵团。以十二纵自长春地区南开到达通江口，待机转用于南面，钳制沈阳出援之敌。增调5个独立师，会同已担任围困长春任务的6个独立师和内蒙古骑兵第二师共20个师的兵力，由第一兵团司令萧劲光指挥，继续围困长春之敌。 锦州是一座坚固设防的城市。四周有帽儿山、大小紫荆山、罕王殿山，山势起伏绵延。锦州国民党军利用这种地势和日伪时期的工事，构成坚固的外围阵地。市区工事经过七期整修，以新市区土城垣和原来的老城为主干，依靠城北高地和城南小凌河、女儿河，构筑以制高点和坚固的建筑物为支撑的纵深防御体系。以原中正路分为东西两个守备区域，重点在北山与城西北部铁路以北，依其城周一线高地布置重兵防守。城四周筑有城墙，高4米多，宽3米，沿墙每50米有一钢筋水泥碉堡或土木质结构大型火力发射点，城墙外挖有五米多宽的壕沟，壕外架有2米多高的半屋脊形铁丝网，并在城墙外遍地布设地雷区。 锦州守军指挥官范汉杰中将，广东人，肥头大耳，人称“范大头”。他是黄埔军校一期生，考入黄埔军校时已是中校军官，是黄埔学生中较早当上师长的。曾到日本、德国考察、见习军事。回国后追随蒋介石，先后任胡宗南第一军副军长、第二十七军军长、第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第一战区副司令兼参谋长、陆军副总司令等职。范本不愿意来东北。蒋介石说：“你们都不干，我有什么办法！”范无奈只得就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 范汉杰到锦州后，加紧整训部队。卫立煌和美军顾问先后来到锦州视察防务和部队。卫立煌说：“锦州是东北的大门。”美军顾问说：“锦州是东北的阶梯。”卫立煌很重视锦州的防务，在回到沈阳之后，即派东北“剿总”工兵指挥官李贤来锦州主持加速构筑防御工事，将锦州外围防御工事构筑成立体一线式的钢筋混凝土碉堡。 这些碉堡当时被认为是国民党军传统的防御解放军的办法。卫立煌认为凭借这样的工事是能够守住锦州的。卫立煌对范汉杰说：“东北目前不能打仗，只要把部队训练好就有办法。”范汉杰与卫立煌之间，也有矛盾。范只是听从蒋介石的指示，不理卫的意见。卫立煌曾因为沈阳周围遭受虫灾，粮食来源困难，要范汉杰将锦州粮食空运沈阳，锦州驻军就地征购粮食；范以沈阳主力即将撤至锦州，不必徒劳往返，给卫立煌碰了一个软钉子。卫非常气愤。有关人事升迁和部队调动，范汉杰也和卫有分歧。 范汉杰在锦州和沈阳、长春一样，处在解放军包围之中，处处被动。加上他的嫡系部队与云南部队之间，互相排斥，各不联系，同时物价飞涨，军队副食和燃料来源断绝。他虽控制锦州，但风声鹤唳，岌岌不可终日。范汉杰当时拟集中3个军的兵力于锦州，并计划将在义县的第九十三军王世高师撤回锦州。卫立煌不同意王世高师撤出义县。 守锦州的兵力为7个师。其中暂编第五十四师、暂编第五十五师(约4000人)、第八十八师、第一八四师均系被解放军打垮后新成立的。防御兵力部署如下：暂编第五十四师担任锦州东面紫荆山至东南面松山的防守任务；暂编第五十五师于九月末始担任南山防守任务；第七十九师(缺一个团)于九月末空运到达后，担任笔架山(女儿河东侧高地)防守任务；第八十八师为指挥所总预备队。第六兵团直属第一八四师及第九十三军(缺暂编第二十师)，担任锦州西面自女儿河车站西侧高地起向西北延伸至188高地，经二郎洞至江面合成燃料厂、黑山团管区前缘高地及配水池、旧市政府前缘之线防守任务。 第六兵团司令卢浚泉中将，黄埔三期生，和林彪是同学。 林彪给他的黄埔同学卢浚泉写了一封劝降信，交人乘马车送去。 林彪率野战军司令部由彰武出发，赶赴前线。野司作战处处长苏静从三纵回到总部，林、罗先问了朱瑞牺牲的情形，然后听取攻克义县的情况和经验。苏汇报了两点：一是义县守敌不如国民党嫡系部队守城的经验多，有时离开城防工事出击，被消灭。二是攻城部队采取挖壕接敌，一直挖到进攻出发地。这个经验产生于二纵五师，韩先楚司令员推广了他们的经验。由于部队借助交通壕接敌，便减少了伤亡，增加了攻击的突然性，打得比较顺利。 林、罗对两点表示首肯。林彪要苏静传达口头命令，要三纵及三纵五师立即连夜南下到锦州城北，作攻锦准备。 野战军前线司令部连夜进到锦州西北，离锦州城约18公里。林、罗、刘根据敌情的变化，做出了对付援锦的处置： 锦西敌阵地北至塔山东南之大小东山，锦州敌阵地南至松山街附近村庄为止，两地间空隙只有30余里。林彪决以第四纵队和十一纵队在此地区，采取攻势防御(不是运动防御)顽抗和消耗敌人，并控制主力准备在阵地前反击，乘胜扩大战果。另以两个独立师在锦西葫芦岛向敌侧后进攻，以拖住敌人。 沈阳之敌，目前有4个军到5个军兵力，在新民以南、辽河以东地区集结，大约亦必在我正式攻锦以后，才会出动。林彪拟以第十纵及第一纵的一个师(第三师)担任抗击该敌，以六纵2个师(欠第十七师)，及五纵、十二纵全部担任策应十纵之作战，采取运动战方式，从敌人侧面打击敌人和争取时间。 攻锦战斗结束以后，锦西援敌可能缩回锦西原阵地，或在现地停止不敢再进。由沈阳南下的敌人则处于进退两难，此时则以攻锦主力回师歼灭南下的敌人，确保锦州。下一步再攻锦西，但如当时锦西出来的敌人被切断未及南退，则首先在阵地前歼灭锦西出来的敌人。 野司的观察指挥所设在锦州北459高地附近的帽儿山上。 林、罗、刘要去看地形，这是指挥员的习惯。 作战参谋把地图、望远镜、车、马都准备好了。 罗荣桓动过大手术，参谋们担心他翻山越岭，能否挺得住。 罗荣桓笑着说：“那有什么不得了，400多米的小山，我就不相信翻不过去！毛主席这次批评了我们野司指挥机关迟迟没有向锦州前移，致使我们眼光受到限制。我们既已到了锦州附近，怎么能光靠地图指挥而不亲自去看看地形呢？” 林彪不苟言笑，似乎没有睡醒，默默地走路。 刘亚楼则兴高采烈和参谋们说话。 东北的10月，秋高气爽。 林、罗下了车，又乘马走了一段山路，爬上了帽儿山。站在山上极目远望，锦州全城及周围主要高地一目了然。 林彪、罗荣桓和刘亚楼一面听参谋人员汇报，一面用望远镜仔细地观察锦州周围的地形和环城工事。 突然间，空中响起一阵嗡嗡的响声，三架敌机从北面飞来，向帽儿山低空轰炸扫射，一颗炸弹落在山腰爆炸，掀起一片烟尘。 “攻城部队战前准备怎么样了，主攻各纵战斗情绪如何，有没有把握？”罗荣桓回过头来问刘亚楼。 “攻城准备都在积极地进行，部队情绪很高，攻下锦州城有信心，我们已把攻击义县挖交通沟的经验通报各纵，为了减少伤亡，要求总攻锦州的部队，在进入阵地后，抓紧挖交通沟。” “攻锦州最重要的保证，是要把锦西方面的敌军挡住。万一堵不住敌人，攻锦部队就要受到很大的威胁。”林彪还对锦西葫芦岛方面不放心。 “四纵部队在这两天已先后到达了塔山、白台山、高桥等地区，已命令他们在塔山、高桥及其以西以北部署顽强的攻势防御，现正在积极地构筑工事。我们还有十一纵。一共两个纵队及两个独立师，阻挡敌人，保证我们攻克锦州。我看是没有问题的。”刘亚楼用坚定的口气回答说。 罗荣桓在看地形的过程中，一直没有说话。只是在离开帽儿山时，对参谋们说： “你们在山上很辛苦的，要注意轮流休息，有什么情况要随时报告。” 8日，林、刘又率阎仲川等少数人再次勘察地形，到帽儿山南面的山头115高地上，单独指示三纵司令员韩先楚，进一步明确了攻击目标和突破口，实地指示组织步炮协同等问题。林彪最关心的是攻锦的主要突击集团的地形和突击部署，他一再强调：“敌情是随时可以变动的，但地形是不会变的，指挥员首先切实把地形弄清楚，把突破口选好是很重要的一着。”林彪经过实地勘察，决定将突破口选在城北。集中优势兵力、兵器从城北作为重点突破，以求迅速打开突破口，以雄厚的兵力向敌人纵深发展，扩大战果，乘敌溃败混乱，分割歼灭敌人。” 苏静把义县攻城战的经验，特别是挖壕接敌的经验向林彪进一步做详细汇报。林彪听到采取近迫作业挖沟接敌时，问：“要用多少兵力挖？” 苏静说：“据五师参谋长说：‘除尖刀连外，要用绝大部分的兵力日夜抢挖，多挖几条交通沟，直到冲锋出发地近前。’” 林彪对这一经验极为重视，立即指示攻锦的各纵队、各师要充分发挥义县战斗中挖交通沟的经验，每个师需以6个营的兵力(2／3的兵力)全部用于挖交通沟，只留下担任尖刀部队在后面进行充分的突击准备，绝不可只依少数部队挖交通沟。并指出，今后东北全军的基本任务是攻大城市，故各部须在此次挖沟中，在思想上与作风上，打下坚固基础。这样，今后作战就增加了重大的必胜因素。 林彪对苏静说：“锦州地形有利于我发扬火力，攻取锦州看来没有问题，关键在于能不能守住塔山一线阵地挡住援敌，你要到塔山告诉四纵的领导，希望他们死打硬拼坚决地守住阵地，创造模范的英勇顽强的防御战例。” 罗荣桓也对苏静说：“塔山这个方向很重要，有的部队打仗对部队伤亡大会有些顾虑，但这次不能怕大的伤亡，要坚决挡住。有些同志过去打这种防御战经验不多，我们考虑你要去四纵和他们研究并告诉他们这个仗要打好，有什么情况可以及时同我们联系” 苏静明白了林、罗是担心部队遭到重大伤亡时动摇防御的决心，影响攻取锦州作战，影响战局。他遵照指示立即动身去四纵。 10月9日上午，林彪、罗荣桓来到位于锦州西北，距市中心仅3公里的二纵指挥所驻地观音洞。他们上午登上将不陡山，仔细地察看了地形，同二纵司令员刘震等一起在山上吃了午饭。 下午，林、罗向二纵几位领导干部再次明确了攻锦的战斗部署。 林彪问刘震：“你看是白天总攻好还是夜间总攻好？突破城防后，一夜能否解决战斗？” 罗荣桓进一步说明：“我们最担心是攻城不下，城防突不破，我军主力粘住，而敌东西两路援兵又上来了，这个仗就不好打了。” 刘震说：“白天总攻，能够充分发挥我们炮兵的作用，而且我们的炮火已优势于敌人，白天能更好地摧毁敌城防工事。这次战斗担任攻击的五个纵队，只要有两三个纵队突破了敌城防，五个纵队就都能突入城内，这样一夜解决敌人是比较有把握的。只要城防一突破，就不至于打成胶着战。” 林、罗还询问了二纵对各师战斗任务的具体部署和准备情况。 刘震回答说：“我们确定以四师、六师肃清外围据点，五师担负对城防突破。” 林彪担心地问：“如果四师、六师对锦州外围敌据点不能及时肃清，将使总攻受到影响。能否让两个师同时突破，为五师创造条件？” 刘震又把炮火使用、土工作业及肃清外围据点的部署详细作了汇报，说明按计划可于13日黄昏前将敌外围据点肃清。 林、罗表示满意，并要刘震找三纵队司令员韩先楚，当面商谈并肩突破的协同问题。 刘震和韩先楚是老战友，他俩在参加红军队伍的初期，先同在一个班，后在一个营分任军政领导；尔后虽不在一起工作，但战友的情谊很深，彼此的战斗作风都比较熟悉。他们协商后互相表示，按照总部的要求，根据两个纵队从西北攻锦的战斗准备情况，满怀信心，一定完成并肩突破任务。 锦州部署大体上已完成，林彪对攻城部队又作了区分：二、三两纵队与炮纵队的大部分炮火由北向南攻击，七、九两纵队配属炮纵火炮一部分由南向北攻击，八纵队配属一纵的炮团由东向西攻击。第一步消灭城东半部之敌，然后消灭西半部及飞机场之敌。一纵队(欠第三师)位于锦州与塔山之间，作为阻援及攻锦州之总预备队。经过勘察锦州城垣及外围的地形地物和守敌的防御体系，规定以城北为主要突击重点。扫清外围据点后，随即以步炮协同打开城垣缺口迅速突击。林彪认为，战局的发展，可能演成前所未有的东北大决战。 打外围，好男儿赴死不退 锦州外围战首先由城东开始。 10月4日，由司令员段苏权、政委邱会作指挥的八纵，由东向西攻击锦州外围之大、小紫荆山。大、小紫荆山是锦州城东面的险要屏障，与城西南四里远的南山(182 4高地)相对峙，中间有锦沈铁路、公路及小凌河穿过，是锦州东面的咽喉要道。守军对大、小紫荆山极为重视，由暂五十四师防守，修筑了各种野战工事及部分永久工事，组成了严密的火力网。八纵二十三师六十九团三营在炮火支持下向大紫荆山发起攻击，经过2小时激战，占领了大紫荆山主峰。6日，二十三师六十八团三营占领了大紫荆山南侧的小紫荆山。当日敌一个营乘火车出锦州，进到小紫荆山西南侧，在炮、空火力掩护下，向小紫荆山发起反冲击。由于防守部队思想麻痹，未做抗击敌反冲击的准备，小紫荆山又被敌夺去。敌又向大紫荆山阵地实施疯狂的反冲击，妄图重占大紫荆山。第七十团一营三连顽强扼守，连续打退敌四次进攻，守住了高地。六十八团第三营总结了前次战斗的经验和丢失小紫荆山的教训，10日再次向小紫荆山发起进攻，经激战歼敌400余人，夺回了小紫荆山。 锦州东北角的北大营是敌重要据点，守敌是暂五十四师第三团第一营，周围地形开阔、工事坚固，并有多种副防御设施。八纵二十四师第七十团为主攻，第七十二团为二梯队。11日早1时实施炮火准备，北大营东北角敌地堡一个一个被摧毁，围墙被轰开，担任突击的部队勇猛突入缺口，不顾敌人火力层层封锁，直插敌核心阵地。经一个半小时的激烈战斗，全部占领北大营，毙敌百余名，其余守敌缴械投降。 八家子和被服厂是敌人在锦州东面的最后两个据点，由第二十三师负责攻占。第六十七团打八家子、第六十八团打被服厂，13日凌晨同时发起进攻。经过2个多小时的激战，第六十七团占领了八家子，歼敌暂五十四师第二团第三营500余人。该团前出到白梨街，直逼锦州城墙。敌当即组织炮火和城墙上的火力向他们射击，也发起了几次进攻，企图夺回白梨街，都被第六十七团挫败。第六十八团向被服厂发起攻击后，连续炸毁了被服厂东门外几个地堡，先头部队随即突入院内与敌短兵相接，激战2小时，才全部占领了被服厂。解放军战术向敌人勇猛攻击八纵二十四师七十一团在北大营西山的，突破战斗颇为激烈。13日凌晨发起攻击，当时晨雾弥漫，能见度极差，炮火准备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只得令爆破组冒着敌火力实施连续爆破，伤亡了不少人，才炸开了三道铁丝网，在敌障碍区开辟了两条通路。部队发起冲击，敌纵深炮火及前沿火力疯狂射击，封闭通路。 第三营在攻击敌三号碉堡时，原晋察冀军区神枪手、战斗英雄营长安全福及八、九连连长相继牺牲，部队伤亡很大，攻击失利。第一营发展较快，第一连、第二连动作勇猛，仅5分钟就突入敌阵地，攻占了一、二号地堡群。但暂五十四师守敌连续实施反冲击。 我军打退了敌人三次反冲击，并乘势占领了敌三号地堡群。国民党军不甘心失败，又抽调暂十八师的两个营在师长景阳的督战下发起了第四次反冲击。我一连只剩下17人，二连只剩下23人，弹药也消耗殆尽，情况十分严重。就在国民党军发起第五次反冲击时，团二梯队及时投入战斗，终于把敌人压下去。 二纵以四师和六师肃清外围之敌，五师担任突破任务。六师从右翼首先夺取合成燃料厂，然后扫清敌西北门外(“团管区”、“师管区”一线)各据点，直逼西北门西侧城下；四师从左翼先夺取十二亩地，并扫清十二亩地以前各据点(包括“团管区”、“师管区”东侧各据点，)直逼西北门东侧城下。同时，两个师沿自己的进攻地域，各挖一条直逼城西北门两侧的交通壕，以便五师突破城防和四、六两个师进入纵深战斗，与三纵队协同从城北并肩突破，首先歼灭铁道以北和车站地区之敌，尔后继续向纵深发展，分割歼灭锦州守敌。 刘震在纵队作战会议上强调：“敌人在锦州外围设置了坚固据点，特别是在城西北高地，有外围据点中最大的支撑点。四师和六师必须坚决按时肃清外围之敌。否则，将势必影响总攻，影响整个战斗的胜利。” 六师师长张竭诚从望远镜里清楚地看到，合成燃料厂、团管区、十二亩地与其东侧的配水池和白老虎屯所据点相呼应，构成锦州城西北的一道重要屏障。这几个外围据点形成一个环形防御，周围遍布地堡，地堡之间还挖有连接的交通壕，地堡群外圈还有围墙，里面是铁丝网和鹿砦、梅花桩等障碍物。怪不得敌人吹嘘这一带的据点是“第二凡尔登”、“小马奇诺”防线。范汉杰想利用这一盾牌挡住解放军，特意从暂十八师、二十二师抽出两个精锐营防守。 张竭诚和政委李少元部署了本师突破外围的战斗任务：十八团负责攻占合成燃料厂；十七团除1个连向小凌河西岸佯动外，主要担任阻击敌暂十八师的增援，保障十八团右翼的安全，尔后转为师的第一梯队随主攻部队进城作战；十六团负责攻占黑山团管区，师山炮营、特务营配属十八团作战，尔后转属十六团最后攻占团管区。 10日晚，十八团三营利用地下土工作业接近到合成燃料厂北侧地堡群后，主动要求提前实施攻击，先拿下向西突出的核心据点，但因过壕梯子短，攻击部队涉水过壕，遭敌暗火力射击，未达目的。 11日张竭诚到十八团和团长一起进行周密组织，再次发起攻击；在强有力的火力支援下，攻击部队前仆后继，连续爆破，排除地雷，摧毁30多座暗堡和地堡，打退敌人三次反冲击。经过激战将守敌三十四师五五○团1个营歼灭，占领了合成燃料厂。六师还摸索出山炮打敌钢筋水泥碉堡的方法，先用两发不上引信的炮弹打穿碉堡外壳，然后用一两发带上引信的炮弹就可摧毁这个碉堡，但三发炮弹必须打在一点上。纵队立即推广了这个方法。 四师师长胡继成、政委李世安将攻打十二亩地的任务交给了十二团。该团在冲击至外壕时，遇到外壕深水的障碍，勇敢的战士用自己的身体作桥墩搭起一座座人桥，保障部队迅速攻克了敌人的据点。 城西北外围最大据点“团管区”地势较高，有外壕及铁丝网、鹿砦、梅花桩、地雷场等障碍物。守敌约一个团的兵力，凭借两座坚固楼房和地堡群组成防御体系。刘震令六师十六团从西北、西南，四师十二团从东面选两点突破，尔后合击歼灭该敌。11、12日夜部队进行了紧张的近迫作业和战斗准备。挖了数条长达2500米的蛇形交通壕，一直延伸到敌前沿地堡40余米处。 壕内可通行火炮，使攻击部队全部转入地下。13日10时开始炮火准备，10时30分发起冲击。十二团经过连续冲击，反复争夺，在东北角突破成功，并击退援敌的反扑，巩固了突破口。当敌1个营在坦克配合下进行反击时，团长颜文斌亲率1个连赶来将敌打退，并立即向纵深发展进攻。 六师副师长赵永夫到十六团指挥战斗，激烈战斗一开始即负伤。十六团副团长薛复礼带领三营冲击，爆破手们连续炸开了两个突破口，威力射击尚未停止，战士们便爬上了外壕，十几把刺刀碰到守敌的鼻尖上。三营迅猛向纵深打去，逐次争夺营房。干部战士已有不少伤亡，三营长赵先顺负伤不下火线，坚持指挥部队。战士们冲杀过去，连续打退了敌人6次反冲锋，先后占领了4栋房子。二营、一营也分别向团管区的东部楼房区和西南部的敌人发起攻击。四连首先夺占了前两栋楼房，遭敌反击，五连六连迅速投入战斗，占领了团管区东南的楼房。二营4个营职干部3个负伤。一营沿三营路线投入战斗，全歼了团管区南部守敌。当天下午18时部队全部占领团管区，歼灭1个团守敌。 接着，刘震司令员急令四、六师攻占“师管区”。正当部队紧张准备攻击之际，“师管区”守敌慑于我军威力，放弃阵地向城内逃窜，十一团察觉后，即以一营跟踪追击，在城边截歼逃敌一部。至此，二纵夺取了城西北的敌外围据点，并挖通了两条直逼西北门两侧的交通壕。刘震向刘亚楼参谋长报告：13日可以完成肃清敌外围据点的任务。 在城北外围的配水池、亮马山上的大疙瘩，国民党军设置了两个大的强固据点。一东一西，成犄角之势，掩护着锦州城垣。特别是配水池据点，居高临下，俯瞰全城，控制着通往锦州的一条宽阔大道。抗战时期，日本侵略军就曾将它作为锦州城的一个城防要塞，修筑了大量钢筋水泥永备工事和砖石结构的半永备工事。国民党军队又苦心经营三年，以大白楼为轴心，挖掘了内外两条深壕，架设三道铁丝网，铁丝网之间布满大小暗堡、机枪掩体、单人散兵坑。 该据点守敌为暂编第二十二师的1个加强营，约800多人，都是老兵，作战经验丰富，战斗力较强。守敌自以为配水池是一座不可逾越的防线。他们在大白楼上狂妄地写道：“配水池就是第二凡尔登”，“守配水池的都是铁打汉”。 三纵司令员韩先楚、政委罗舜初把打配水池的任务交给七师。 七师师长邓岳问二十团团长：“配水池你们打算让哪个营打？” “准备叫二营打。”汤团长回答。 一营营长赵兴元一听急了：“还是交给我们打吧！四平攻坚战下来。我们快一年没捞着仗打了，战士们都憋得嗷嗷叫。这次不让我们当突击队，俺这个当营长的怎向战士们交待？”见团长不表态，他又转向师长：“我们一营你是了解的，打闻家台，打四平，我们积累了许多攻坚的经验。让我们打配水池，保证能攻得破，守得住，像块膏药似地粘住敌人，让他抖也抖不掉。” 师长笑了笑：“你这块‘膏药’没把敌人粘住，倒先粘上我啦。我没意见，你们定吧。” 团长、政委交换了一下意见：“那就你们一营上”。 一营战士们利用黑夜把交通壕挖到离敌阵地仅40多米的前沿。配水池外围的堑壕和交通壕又深又陡，不便攀登，他们又赶制了数十架木梯子。赵兴元只身进行了抵近侦察，绘制了敌人设防草图，对哪里有铁丝网，哪里有暗堡，哪里有壕沟，哪里有机枪掩体，哪里有单人散兵坑，都做了标记。 师政委李伯秋来到一营，问：“赵兴元，拿下配水池你有几分把握？作为一个指挥员，充满必胜的信心是至关重要的，但也要多设想一些困难。炮火摧毁不彻底怎么办？正面攻击受挫怎么办？你们要多做几手准备呀！” 赵兴元把营里这些天战前准备的情况向政委作了详细汇报，拍着胸脯保证道：“放心吧，政委。没有金钢钻，俺也不会揽这个瓷器活。” 担任主攻任务的三连指挥所，壕壁上贴着宣传鼓动快板诗： 同志们，准备好，大炮就要打响了； 炮声一停咱就上，配水池上立功劳。 赵营长问：“打配水池有信心吗？” 一个班长把烟蒂朝地下一扔：“营长，俺当兵这些年，硬骨头还啃过几块，别听敌人瞎诈唬，就算他们是‘铁打汉’可这回碰上了咱们这伙子章丘打铁匠，一锤子下去就够他们喝一壶的。” 配水池就是块铁疙瘩，我们也要把它砸个扁！ 12日8时，随着两颗信号弹腾空而起，紧接着便是震耳的炮声，二排排炮弹夹着啸声扑向配水池，掀起了一股股烟尘。铁丝网、大白楼都被浓烟吞没了。 “出击！”伏在战壕里的战士乘着弥漫的硝烟，怒吼着向敌人扑去。三连和担任助攻的二连像两把利剑似的同时插向敌阵地。炮火虽然摧毁了配水池的地表工事，但暗堡里的机枪仍在吐着火舌，子弹雨点般地射向冲锋的战士。刚冲到外壕的三连一排被凶猛的火力压在壕坎下面，紧随其后的二排、三排进入外壕后，又触响了敌人的“航空炸弹”和地雷，随着几声巨响，十几个战士倒在血泊中，前进一时受阻。 主攻方向受挫，二连在助攻方向却发展顺利。几个爆破组用爆破筒和成捆的手榴弹，迅速扫除了前进的障碍，突击排随后以迅速果断的动作占领了东北角的四间红房子，为向纵深进攻打开了缺口。 赵营长当机立断，将二连的突破口改为主攻方向，对后面的一连连长大声喊道：“把你们连统统拉上来，随我上去全力支援二连，巩固阵地，扩大战果。”营二梯队一连，沿着二连攻击的方向迅速插上，投入了战斗。赵营长带着通信员和电话兵，钻进了炮火硝烟中。没跑多远，就遇见2个战士架着教导员。教导员胸前的棉衣已被血染红了一大片，肋骨被打断了两根，双手捂着伤口，张大嘴巴呼呼地喘着，挣扎着不下去。赵营长只好命令战士硬把他架下火线。 赵营长跑到最前面，爬出壕沟不远，就见前方仰躺着一个人，是吴传恩，浑身沾满了鲜血和泥土，卷着一条腿，失去血色的脸上还挂着汗珠，手已经凉了。这个出身贫苦，赤着一双脚走进革命队伍的战士，作战勇敢，屡建战功。在四保临江的一次战斗中，他全身几十处受伤，右眼被炸瞎，脚趾被炸掉，仍顽强地坚持战斗，成为全师闻名的模范荣誉军人。 丢了红房子的敌人疯狂地反扑。炮弹、手榴弹、机关枪、冲锋枪等各种火力都集中到了红房子。房顶被炸塌了，墙壁被打穿了。红房子仅剩下干疮百孔光秃秃的四壁，浓烈的火药味呛得人透不过气来。 二连增援上去了。贾连长挥着驳壳枪：“营长放心吧。有我们就有红房子。丢了红房子，我就不回来见你了。” 二连增援战士勇往直前阵地争夺战打得艰难而又残酷。每一分钟都在流血，每一分钟都在伤亡。一群敌人刚被打下去，另一群敌人马上又反扑上来。但是，我们的战士却像一颗颗坚实的钢钉，牢牢地钉在阵地上，顽强地粉碎了敌人的多次反扑。一个战土肚子炸穿了，肠子一下子流了出来。他推开前来救护的战友，忍着巨痛把肠子塞了回来。紧扎了一个腰带，抄起一挺机枪，瞪着一双血红的眼睛，“呀——”的一声跳到墙外，朝围着红房子的敌群猛扫过去…… 时针指向下午3点时，已打垮了敌人30多次反扑。阵地前敌人的尸体把齐腰深的交通壕填满了，壕内的水沟已是红红的血色，敌人穿的棉衣被炸得白絮飞舞。 战斗持续了近7个小时，一营伤亡也很大，壕沟里散乱地躺着100多名伤员。敌人把配水池上的残兵败将都纠集起来，进行最后的挣扎；又从城内调来1个营的兵力，在2架飞机和5辆装甲车的掩护下，沿公路向一连、二连侧后迂回，配合守敌从两面夹击。一连、二连的弹药都快打完了，战士们紧张战斗了近一天，没吃一点东西。他们忍受着饥饿，拖着疲惫的身子顽强地支撑着，能坚持战斗的仅仅剩20几个人了。 在这形势严峻的时刻，电话兵终于接通了与团指挥所的电话。汤团长听了赵兴元的简要汇报后，问道：“老赵，你能不能守住？不行就往后收一收吧。” “不！我们决不撤退一步。”赵兴元坚定地向团长表示，“配水池还没有彻底解决，现在让我们下去，我怎么向全营交待？怎么对得起倒在这里的战友啊！请团长放心，人在阵地在，我们誓与阵地共存亡！” 敌人的又一次反冲击被打垮了。此时，师团首长根据战场上的情况，重新调整了部署，把三营调了上来，在配水池的西南面实施突击。胜利的旗帜终于插在了大白楼的顶端。 配水池之战，是一营战斗历程中最硬最恶的一仗。8个多小时的殊死搏斗，歼敌千余人，而一营也伤亡了600多人，上级派来的4名随军记者也牺牲了3名。 战斗结束后，全营4个连队的炊事班把做好的饭菜挑上了阵地。一看只寥寥几个来吃饭，他们都抱在一起，悲痛地大哭起来，那悲怆的声音像一支挽歌，久久地在阵地上空回荡着。 邓华司令员、吴富善政委指挥的七纵越过大凌河，迅速占领锦州以南之西海口和高桥后，奉总部命令扫除锦州南面之敌外围据点，与九纵一道从南面进攻锦州。于是部队全部转移到高桥以北罕王殿山(松山)附近。 罕王殿山及紫荆山是锦州以东及东南部最高山峰，山势雄伟，为锦州重要屏障。日本侵略军曾在此处修建工事达一年之久。国民党军占锦州后又加修工事。据侦察，共有钢筋水泥碉堡49个。罕王殿山西北部工事最为坚固，有敌四十九军七十九师二三五团的2个营防守。 在分析情况时，邓华指出：“在外围战斗中不能过多地消耗兵力，要保持强大力量攻夺锦州。” 邓华确定，3个师要陆续展开，争取每1个师用1个团的兵力完成任务，另2个团作为攻城主力。具体部署是：二十一师以罕王殿山为主攻方向；二十师向笔架山为助攻方向；十九师为纵队预备队，过女儿河后相机参加战斗。 二十一师师长李化民令第六十二团配属炮兵纵队两个营、纵队和师的炮兵4个连，不惜任何代价夺取罕王殿山各据点。9日6时炮兵火力急袭后，发起冲击，占领31号堡垒；突破成功后向东发展，东面之敌被全部肃清。向西面发起攻击，敌向后溃逃。到8时28分，全部占领罕王殿山。 敌援兵连续进行反击，黄昏前敌兵力增至2个团，被攻击部队炮兵火力击退。10日16时，敌又以3个团的兵力反击10余次，伤亡惨重，残敌溃逃至女儿河以北。此时，第六十三团占领桃园以北之大小脑袋山。至此，将罕王殿山主脉全部控制。 罕王殿山支脉的大小义地山、后狼洞山及馒头山，为敌五十三军部队防守。 10日10时，七纵二十、二十一师各一部协同攻击大义地山阵地，以第六十三团为主攻，从小义地山敌前沿突破。纵队的2个炮兵营等进行火力急袭，敌地堡工事大部被摧毁。二十师一部配合第六十三团进攻部队，顺利地占领了大义地山的一个地堡群。该团三营攻占了另一个地堡群。二营已由前狼洞山投入战斗，将敌全歼。二十一师又攻占了小馒头山。歼敌八十八师1个连。在大小义地山战斗的同时，二十师主力乘势向平原进逼，攻占了关家屯、八家子。 11日黄昏，二十师开始渡过女儿河。五十八团首先歼灭北岸官屯之敌，二十一师六十三团与五十八团并肩前进，敌人分三路实施反冲击，均被击退。十九师亦在西面渡河，占领温屯，向北推进。 12日，二十一师又克刘屯。十九师第五十七团乘夜暗攻歼新地号敌一个营。敌1个营在11辆坦克配合下实施反扑，六十三团三连将先头坦克炸毁，连主力随之发起攻击，敌仓皇逃走。13日，飞机场敌人集中8辆坦克，又分两路反扑，被五十七团二连打得狼狈逃窜。 九纵司令员詹才芳、政委李中权奉命配合七纵进行锦南外围战斗，然后从南面进攻锦州。纵队决定以二十六师七十七团、七十八团配合七纵攻占罕王山，以七十三团攻击刘家屯的一个营守敌。七十八团于9日8时投入战斗，迅速攻占老爷岭及以东的四个小山头，当日黄昏，于大岭肃清锦南外围的敌人。七十七团以夜摸渗透战法，向罕王殿以东敌人的阵地攻击。经一夜激战，攻占了罕王殿以东的全部阵地。七十三团于10日夜，攻击刘家屯的敌人。第一次攻击因准备不充分，未能奏效。该团重新调整部署，勘察地形，选择冲击道路，11日夜再次组织进攻。12日晨，守敌大部就歼，残敌逃回锦州。锦南外围阵地，全部为我所控制。 第09章 守住塔山就能打下锦州 攻打锦州，林、罗、刘最担心的是蒋介石从锦西、葫芦岛地区派出援兵。 沈阳和锦、葫东西两路援军，可能使攻锦部队陷入夹击，像夹肉烧饼一样被吃掉。为确保攻克锦州，第二兵团司令员程子华、政委黄克诚指挥第四、第十一纵队和热河独立第四、第六师及炮旅，布防于锦西县以北地区，坚决阻击锦西、葫芦岛之敌增援锦州。这一阻击战能否打好，关系到能否攻克锦州，关系到关起门来将东北敌军就地歼灭的战略方针能否实现。 第四纵队在司令员吴克华、政委莫文骅率领下，向塔山地区疾进，并于10月6日进入指定位置。 第十一纵队在司令员贺晋年、政委陈仁麒指挥下，未及休整，即按东总电令，向锦西开进，8日到达锦西城北的长宁山、台子沟、抄河营一线，投入紧张的战前准备。 塔山，位于锦州、锦西之间，东临渤海，西靠虹螺山和白台山，宽不到30公里。白台山下有一个小村庄，就是塔山堡，是北宁线上一个约有百十户人家的村庄，村东、南、北面尽是绵延不绝的丘陵，村中间公路通往锦州，村东面是铁路。靠村南有一条干枯河滩，宽约30米，叫饮马河。敌人北上增援锦州，无论是从公路还是从铁路运动，都必须经过塔山堡。塔山虽小，干系重大。 守卫塔山，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应以海拔261米的白台山为主要防御阵地。这样可居高临下，控制塔山堡；另一种意见认为，应以塔山堡为主要防御阵地。因为塔山堡控制着公路和铁路，敌人不打下塔山堡，大部队及重武器就无法通过去增援锦州，它像门闩一样地锁住敌人。最后大家统一了认识，以塔山堡为防御核心。 于是兵团决定：“把主要的兵力、火器，集中使用于保卫塔山的方向，在宽大防御正面尽量节省兵力和火器，掌握雄厚的突击力量和纵深的火力配系，将敌人的进攻束缚在塔山堡前狭窄的地域内，迫使敌人不能展开大的兵力，作宽大正面的进攻。兵力部署是：第四纵队的防御正面东自白台山脚，西至老边一线；独四师、独六师在西南面东窑站，双树铺、地藏寺、季家屯之线构筑防御阵地，在敌侧后牵制敌人。 林彪指示：“两锦敌人相距只20余里，故我军绝对不能采取运动防御方法，而必须在塔山、高桥及其以西以北部署顽强勇敢的攻势防线，以四纵一两个师兵力构筑工事，准备在此线死守不退；在阵地前近距离开火，大量消耗敌有生力量；准备抵抗数十次猛烈进攻，待敌消耗疲劳进退两难之时，再集中十一纵全部及四纵一两个师兵力组织反突击，将敌大量歼灭于我阵地之外。”“你们必须利用东自海边西至虹螺山下一线的20公里的地区，作英勇顽强的攻势防御，利用工事大量杀伤敌人，使敌人在我阵地前横尸遍野……而使我军创造震动全国的光荣的防御战。” 打防御战，工事非常重要。 程子华想起1942年日军对冀中“五一”大扫荡时，八路军在村庄围墙脚下挖机枪、单人掩体和掷弹处，每个掩体的半圈在墙脚内，半圈在墙脚外，敌人炮击时，人员和武器即退入墙内，敌步兵冲锋时，再钻到墙外半圈掩体进行反击。程子华建议塔山村的防御工事也用这个办法。 白台山东山脚延伸到塔山堡的西南面，与塔山堡互为依托，可以阻击敌军进攻塔山堡。白台山正面的工事，是以山腰为重点，以山顶为支撑点；固守山腰，可用山顶的火力支援山腰阵地和反冲击。在白台山脚北坡构筑了许多机枪阵地，敌人看不见，炮火打不着，当敌集团兵力进攻塔山村时，可以集中火力侧射敌人，这样，塔山堡前沿阵地火力和白台山脚北坡的火力就构成了交叉火网。在白台山阵地后方，设有野榴炮阵地，准备打击进攻的敌军及其第二梯队，使敌军不能顺利地组织进攻。 坚守塔山堡阵地的部队是四纵第十二师第三十四团。 10月5日晚，四纵十二师师部。江燮元师长、潘寿才政委和几个机关干部坐在油灯旁看地图，向骑马紧急赶到师部的三十四团团长焦玉山、政委江民风询问了部队的情况，尔后，向他们传达了总部命令及纵队和师首长的决心部署。 江师长说：“师决定你团守卫塔山，现在时间紧迫，任务很重，纵队首长命令部队在拂晓前赶到塔山，阻击从锦西、葫芦岛增援锦州的敌人。”江师长指着地图上用红铅笔圈好的打鱼山、高家滩、塔山桥、塔山堡说：“其中塔山堡是重点。你们到达指定地点后，尽快组织干部勘察地形，区分任务，并将兵力部署迅速报师。” 潘政委说：“你们团坚守塔山的任务很艰巨，又很光荣。要向全体指战员讲清楚，塔山阻击战是歼灭锦州守敌，攻占锦州的关键。能不能守住塔山，关系到我军能不能顺利打下锦州，关系到能不能全歼东北国民党军，解放全东北的大问题。你们三十四团过去在新开岭围歼战，鞍山、辽阳攻坚战，攻取本溪和老爷岭阻击战中都打得不错。师党委相信你们。希望你们发扬勇敢战斗、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战胜各种困难，完成这次艰巨而又光荣的任务。” 焦玉山、江民风表示：“坚决执行命令！” 6日拂晓前，三十四团一营进至塔山堡，三营进至高家滩和塔山桥，团警卫连二排进至打鱼山。二营为团预备队，隐蔽在塔山堡后背后钓鱼沟边。团指挥所设在塔山堡北侧高地。各营连进至指定位置后，立即紧张地勘察地形，抢修工事，挖防空、防炮洞。 7日上午，焦玉山带领全团营以上干部勘察地形，区分具体任务。在塔山山头上遇到来看地形的师长、政委和纵队胡奇才副司令员。首长指示他们抓紧抢修工事，一定要准备打硬仗，打恶仗，坚决守住塔山，保障主力攻克锦州，全歼守敌。焦玉山说：“人在阵地在，决不后退一步。”江师长说：“好，一言为定。” 8日上午，四纵司令员吴克华和政委莫文骅带领全纵团以上干部到前沿勘察地形，下午在塔山堡开会，详细讨论了打法及兵力部署等问题。塔山地区为中等起伏地，临海傍山，不便从两翼迂回，便于敌人进攻的地形只有8公里，不可能展开更大的兵力。据此，要力争将敌人挫败在阵地前沿，一旦阵地被突破，也要有足够力量将突入之敌消灭在阵地内。决定以十二师全部展开于东自打鱼山西至白台山一线，十一师三十二团展开于北山之前，重点守备塔山堡、塔山桥(铁路桥)和白台山等支撑全线的主要阵地。为了保证有足够力量持续不断地反击敌人的连续冲锋，第一线师、团均以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机动力量作二梯队，十师全部及十一师三十一团、三十三团则于一线部队侧后，按纵深梯次配置，作全纵预备队。 军事准备的同时，还进行了反复深入的政治动员。纵队党委发布了《告全纵指战员书》、《致全体共产党信》，号召全纵“寸土必争，与阵地共存亡”。部队在遍插着“死打硬拚，人在阵地在”，“让敌人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等标语牌的阵地上，举行了庄严宣誓。 四纵决心以一万人的伤亡来完成阻击任务。 江燮元师长指着自己的指挥所对部队说：“我们的位置就在同志们身边，为了保证锦州作战的胜利，我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的最后一滴血！” 十师李丙令政委在干部会上说：“为了粉碎敌人增援锦州的企图，我誓与同志们同生死共患难，抛头颅洒热血而不后退一步！” 第二天一早，吴克华陪同程子华司令员视察阵地。沿途只见战士和民工们，有的驾着车、赶着马，有的用肩扛、用手抬，把无数的弹药、器材，运往前线。各个阵地上都在紧张地抢修工事，指战员斗志昂扬，靠着一双双的手，用一锹锹的泥土和石头、木板，修筑掩体、荫蔽部、堑壕、交通壕。 十二师潘寿才政委，三十四团焦玉山团长和江民风政委等带头扛枕木运铁轨，周身溅满了泥水。程司令员边走边和大家打招呼，表示慰勉。吴克华不禁又爱惜又责备地说：“这样干不得了，两天来部队做工事很疲劳，干部要分分工，战士要换换班，要注意适当休息！” 江民风笑着说：“战士们都不愿意休息，都说平时多流一滴汗，战时少流一滴血，恨不得一夜就把工事做起来！” 焦玉山也接着说：“什么都不成问题，就怕做工事来不及。就是这样拼命干，还怕工事修不起来。” 吴克华说：“是啊，敌人是不会等我们修好工事再来的。同志们多辛苦一点，就多一分胜利的把握，要刻不容缓地在战斗的打响前把重点工事抢修起来，尔后边打边修。” 莫文骅政委看到插在阵地上的木牌写着“寸土不失，誓与阵地共存亡”等战斗口号，战士们在枪托上贴着决心书，问三连连长周丙义：“能不能守住阵地？” 周连长说：“能！决心实现誓言，守住阵地，打垮敌人。” 焦玉山团长也说：“有把握。我们团与国民党已较量过多次了。” 程司令员说：“你们团防御正面，离敌人只有几百米，敌人又是居高临下，地形对我们很不利。过去，很少在这种地形条件下打防御战。我们要关门打狗，蒋介石是要拼命打开这个门的。你们团的防御地段首当其冲，困难是可以想象的，一定要准备对付各种复杂情况，坚决堵住敌人通路，确保主力拿下锦州。” 对解放军来说，守住塔山，就能打下锦州。 对国民党军来说，攻下塔山，就能解救锦州。 一个必守，一个必攻。塔山成了铁血对铁血的屠场。 锦州外围战事紧急，在葫芦岛的国民党军听到一阵接一阵的炮声。范汉杰迭电葫芦岛国民党军求援。第五十四军军长阙汉骞，召集国民党军各将领开会，罗奇、唐云山、陈铁诸人参加，研究执行蒋介石命令的办法，部署进攻塔山。阙汉骞为执行蒋介石命令急援锦州，主张9日开始进攻。 第六十二军军长林伟俦因第六十二军部队海运尚未集中完毕，侯镜如又未到来，不愿听阙的指挥，认为当面情况不明，地形尚未侦察，过早开始行动是不适宜的，不同意阙汉骞的主张。到9日下午第六十二军所属第六十七师从塘沽运到，因中途遇风，官兵晕船、呕吐不止，身体精神尚未恢复。这时锦州城方面炮声更加紧密，范汉杰又急电求援，阙汉骞为了向蒋介石邀功，认为锦州如果完蛋了，葫芦岛援锦部队还未响一枪一炮，对蒋无法交代，乃决定于10日拂晓开始进攻，并报告蒋介石。 阙汉骞的作战方针，以援锦为目的，由第六十二军夺取大台山，沿铁路公路左侧挺进锦州城西地区及飞机场附近，以保证以后的空运补给；第五十四军除两个师留守葫芦岛和锦西县城外，以第八师夺取塔山，沿铁路公路挺进锦州城南，与城内守军联络；暂编第六十二师夺取铁路桥头堡垒地区后，即随第八师跟进为总预备队。为了配合主力正面进攻，以一部迂回到大台山进行侧击。当时因轻视解放军的力量，没有和空军联络协同，只利用美械炮火先行炮击半小时后，部队即开始进攻，以为就可以垂手而得了。 10日，东方刚刚露出鱼肚白色。国民党军的炮弹呼啸着在塔山阵地上爆炸了。守军三十四团一营阵地、三营阵地、警卫连阵地和团指挥所都遭到敌人猛烈的轰击。塔山堡、高家滩的民房一幢幢被打塌起火。山上的草木被烧着了，阵地上弥漫着炮火和硝烟。国民党军一个多营的兵力，趁夜暗落潮摸到警卫连二排打鱼山主要山头阵地，二排两个正副班长牺牲，一个排长和四个战士负伤，剩下的人撤到第二个山头坚守。焦玉山团长举起望远镜，隐约看到已开始涨潮，打鱼山成了孤岛。他让参谋告诉警卫连：“要守住现有阵地，待黄昏落潮时，配合主力部队实施反击。” 吴克华司令打电话命令：“立即组织反击，坚决把阵地夺回来！”天已大亮，“重庆号”巡洋舰以猛烈的炮火轰击三十四团观察所。观察所里，团长、政委、通信员、电话员共7人，每个人都是满身泥土，有3人被炸伤。 从南面飞来9架敌机，在塔山堡、高家滩上空泻下了一串串重磅炸弹。顿时，阵地上硝烟滚滚，大部分工事被摧毁，铁轨枕木漫天飞舞。许多同志被震昏，有的耳鼻出血。国民党军步兵张牙舞爪，以集团队形哇啦哇啦往前冲。 “打！”守军各种武器一齐开火，杀得国民党军滚的滚，爬的爬，横七竖八一片一片倒毙在阵地前面。 敌人的后续梯队，被潜伏在饮马河南岸高甸子村的侦察组以突然猛烈的侧射火力打得伤亡惨重。国民党军当晚派一个营的兵力将这个小村烧光。 高家滩三营阵地上，战斗也异常激烈，连续打退敌人三次冲击。下午，敌人有个山炮营转移到三营阵地前方小窝棚，相距只有几百米，可以直接向三营阵地射击，对部队威胁很大。焦团长从望远镜里看到敌人正忙着架炮，立即用电话报告纵队指挥所。莫政委接电话后马上命令野炮营射击，一个齐放，敌人山炮完了蛋。 国民党军用约3个师的兵力轮番进攻，但伤亡惨重，被压制在海滩土和饮河滩里不敢动。处于无力进攻又不敢收兵的困境。太阳刚落山，海潮快退下去了。敌人的大炮又向塔山阵地狂轰起来，是为了掩护河滩里的步兵撤退。焦团长立即发出实施反冲击信号。各反击分队像猛虎一样冲出掩体，杀向敌人。二营像箭一样插到敌人侧后，三营从正面出击，打得敌人丢盔弃甲，争相逃命。 警卫连二排配合兄弟部队收复了打鱼山阵地。 入夜，焦团长和政委沿着残缺的交通壕来到塔山堡一营阵地。阵地上，战士个个满身污泥，抢修工事。焦团长和政委命令炸倒塔山山头上的高压电输送塔，割下电线发给各营制作铁丝网。同时组织力量就地取材，收集被炮火炸飞的钢轨、枕木等，为工事加盖。 一个通宵，全团各主要阵地上，都架起了二至三道腹蛇形铁丝网。敌人做梦也没想到，一夜之间，塔山阵地上出现了钢铁屏障，连敌军长阙汉骞也惊叹：“共军真神！” 国民党军也在增调兵力。 10日下午，国民党总统府华北战地督察组长罗奇带领独立九十五师从塘沽港海运到达葫芦岛。九十五师是广东部队，战斗力强，号称“赵子龙师”。罗奇随即亲到前线查询了战况。他说：“锦州战事激烈，我代表总统来督战，主张加紧行动。” 蒋介石发动内战，看到各战场将不用命，士气低落，在各战场派督察官。这些人狐假虎威，专横跋扈，在战地可以先斩后奏，直接向蒋介石告密。有些人把他们看成和明朝的太监出来监军一样。罗奇在葫芦岛，大家背地里都叫他为“罗千岁”。罗奇是自报奋勇从北平来葫芦岛的，因为九十五师以前是他带过的队伍，第六十二军军长林伟俦和他是同乡，遇事常请他关照。罗奇看到阙汉骞让六十二军冲在前面，认为这是阙汉骞给六十二军亏吃，因此他坚决反对绕过塔山的办法，并提出必须贯彻蒋介石的意图，保持攻势的韧性，战斗队形成为重迭的梯队。 罗奇把拿不下塔山的主要原因归之于阙汉骞的第五十四军不肯出力。罗硬说阙在山东和范汉杰有意见。对援锦态度不积极。他主张第五十四军仍为第一梯队，全力进攻塔山，第二梯队为第六十二军，配置在第一梯队左后方，保障第五十四军的左翼侧安全，而以独立第九十五师位置于后为总预备队。他并向大家威胁说：“这是大总统指示的基本精神，如要变更，得先请求，否则谁也担不起这个责任。”在场诸人相顾无言，只好依照这位“罗千岁”的意见去执行。就这样重新开始强攻塔山。 阙汉骞进攻塔山未能得手，准备亲上前线督战，并制定11日继续进犯的作战计划；集中第五十四军全军炮兵指向塔山，以支援第八师；第六十二军全军炮兵指向大台山山脚207高地，以支援部队攻击采取重点突破手段。要求各部队进行调整。补充弹药，把第一线队伍改为预备队，以预备队调充第一线。 11日拂晓前，阙汉骞和林伟俦到了前线鸡笼山附近高地指挥所，集合第五十四军夺取塔山，第六十二军夺取大台山，然后继续挺进锦州城郊。第五十四军不再从正面进攻，而以主力从铁路侧击。但解放军已有准备，该部落入袋形火网，伤亡惨重。直到上午9时左右，没有前进一步。与此同时，第六十二军第一五一师第四五三团在拂晓前以夜袭手段夺取了大台山麓207高地，未及半小时，又被解放军猛烈反击夺回。到上午10时左右，国民党军已到了气衰力竭的状态，而解放军则进行局部反击，有部分国民党军败退到鸡笼山附近高地指挥所山脚，因阙汉骞和林伟俦在山顶督战，才没有再退下来。 11日下午，国民党军第十七兵团司令官侯镜如率同第九十二军第二十一师从塘沽港海运到葫芦岛。侯镜如得知锦州战事激烈和两天来进犯塔山的失败，在图上同兵团副司令官刘春岭、参谋长张伯权及军长林伟俦等再三研究今后的作战部署，当天晚上在锦西中学召开军事会议。 在听取各师长对攻击受挫的经过报告后，大家一致认为塔山共军阵地构筑非常坚固，障碍物设置有几层，特别是共军坚守阵地勇敢沉着应战，是攻击前所想象不到的。有的说：“总统来讲话时强调我军的海、空优势，但打起仗来，就没有飞机来助战。要求空军、海军炮兵能集中炮火轰炸一点，以掩护步兵前进。”还有些师长说：“能有战车来协同步兵作战，对破坏障碍物更有把握些。”最后侯镜如和罗奇、阙汉骞、林伟俦商量后，请各部参谋长同兵团部张伯权参谋长共同研究作战方案。 罗奇说，“葫芦岛有4个军，沈阳西进有5个军，加上锦州的2个军共有11个军的兵力，再加上海、空军的优势，无论在数量上和火力配备上我军都比共军占绝对优势，只要官兵用命，抱‘杀身成仁’的决心，是一定可以完成这次任务的。” 阙汉骞深有感触地说：“我军口头上是强调海、空军优势及我兵力比共军多，但打起仗来，空军就没有派飞机来，海军的炮兵协同也有限。说到陆军，我军是有11个军，但沈阳的西进兵团5个军远隔几百公里之外，锦州的2个军被解放军包围着，已不能与我军协同；烟台的第三十九军还没有到达，在葫芦岛的部队，还要担负锦西、葫芦岛的防务及海口交通，实际能使用于攻击的部队不到2个军的兵力。加上部队的缺额及伤亡……。” 张伯权请他们继续开会。张伯权说：“我们研究了两个方案，请大家讨论。 第一个方案是第五十四军杨参谋长的意见，他主张攻击军主力要集中使用于塔山和大台山之间进击，以绕到塔山共军之后，因这个地区地形广阔，工事比较稀薄，容易完成任务，打得好的话，就可以全歼塔山阵地的共军。 第二个方案是我提的，主张用主力沿锦、葫公路、铁路进击，大兵团展开运动敏捷方便。塔山地势低。我们所占领的地势高，容易使用瞰制火力掩护部队前进，同时也避免重新部署兵力，即可以迅速开始攻击。” 会上，多数师长同意张参谋长的方案，少数师长同意杨参谋长的方案。罗奇、阙汉骞、林伟俦说：“没有意见，请侯司令官决定。” 侯镜如曾同张伯权、刘春岭谈过：“按我们目前的情况，对塔山、锦州是不能打进去，若打进去也出不来，如果不打进去还可以维持几天。”张是按照侯的思想来制定这个方案的，就是稳扎稳打，进可攻，退可守。侯以多数为理由，同意张的方案。接着研究兵力部署，大家都推独立第九十五师战斗力很强，能攻能守，要该师担任对塔山的主攻。 罗奇更认为该师是有把握攻占塔山的。仍然以第六十二军主攻大台山；以第五十四军第八师主攻铁路桥头堡；以第二十一师，暂编第六十二师为预备队，并决定攻击部队归第六十二军军长林伟俦统一指挥。罗奇对林伟俦说：“独立第九十五师不能给阙汉骞指挥，他不熟悉这个师的情况，第九十五师原属第六十二军多年，你指挥它比较适宜。” 从烟台海运来增援的王伯勋第三十九军，10月11日下午才到达葫芦岛外海。这天海风约有八九级，引港船派不出去，船也不能靠码头。船上士兵晕船，呕吐狼藉，所携带的给养淡水也快没有了。在外海停了一昼夜。军长王伯勋牢骚满腹地说：“这样拉扯，军队不要打仗就拖垮了。我们这半年就是东一下西一下地胡乱调用，仗却没打。 现在部队晕船这个劲还没过去，立刻使用上去，岂非开玩笑，太把人当牛马了。上面可以给我们这样任务，而我们却没法向下面交代。我决心这回完了以后，不再干下去了。”后来王伯勋在贵州起义了。蒋介石的用兵就是这样，既不知己，也不知彼，更不晓得当时当地的环境条件，弄得将疲兵惫，上下离心离德。 国民党军参加攻击的部队进入攻击准备位置。蒋介石率海军司令桂永清、空军司令周至柔乘重庆号巡洋舰督战，对军官训话，要求坚决攻下塔山，占领阵地者升官、重赏，每人5000万元金圆券，退缩不前者杀。13日拿下塔山，14日打到锦州。罗奇亲自率领独立第九十五师连长以上军官侦察塔山地形，要该师保持“荣誉”，规定该师以团为单位分成三波，用一营为一波，轻、重机枪集中使用，掩护步兵连前进。规定步兵带足手榴弹，以近战为主，采用波浪式冲击战法，第一波受挫，第二波接上去。罗奇说：“已电北平13日拂晓派飞机来助战，攻下塔山没问题。” 这时卫立煌同罗泽从沈阳乘机到葫芦岛，侯镜如陪同卫立煌、罗泽到前方阵地视察，将阙汉骞指挥攻击塔山受挫及他召集军师长会议决定作战的方案向卫立煌汇报。卫低声对侯说：“你这个兵团解锦州之围，与廖兵团会师，是不容易办到的。”卫再三嘱咐侯要慎重。这些话被罗泽听到了，罗当场对卫大发脾气，说：“这是总统的命令，非彻底执行不可。” 卫立煌和罗泽走后，侯发布了攻击塔山的命令。 解放军12日也调整了部署，四纵十师和十一师一部，加强了坚守前沿的十二师，同时修整工事，补充弹药。程子华司令员还打电话鼓励坚守塔山的三十四团说：“你们团这两天打得很出色，总部罗荣桓政委来电话表扬了我们。希望你们再接再厉，坚持下去。现在敌人正在调整部署，下一步你们团的处境会更艰苦更困难，思想上要有足够准备。” 刚通完电话，头顶上就响起敌机马达声。三架轰炸机，扔下几十枚炸弹，扫射一阵子，飞走了。紧接着，塔山桥方向传来密集的枪声。三营营长电话报告：“敌人约一个团的兵力连续向七连阵地桥头堡突击。七连连长盛福高带领全连英勇奋力战斗，打退敌人多次进攻，大量杀伤了敌人。终因伤亡过大，只剩20多人，桥头堡被敌占领。” 这时，江师长来电话说：“纵队首长指示，为坚守塔山，加强前沿阵地防御力量，需要紧缩阵地。确定将三营和警卫连的阵地，在黄昏时移交给二十八团。” 焦团长请求说：“三营打了三天两夜，敌情、阵地都熟悉了。我们保证守住阵地，请师长给纵队首长说情，不要移交了。” 江师长说：“你们的心情我很理解，纵队首长对三营在战斗中顶住敌人优势兵力的轮番进攻很满意，现在首长既然定了，你们就好好做三营的工作。” 最后，焦团长提出：“夺回桥头堡阵地再移交，如果缺一块交出去，太丢人了。我们战前说过寸土不失，人在阵地在。说话要算数。” 江师长听后笑了：“好吧，就这样定了。” 天刚擦黑，三营用营预备队配合七连，在炮火掩护下，只30多分钟就夺回了桥头堡。 移交阵地时，三营的同志挥泪与洒满战友鲜血的阵地告别。他们对接防的同志说：“这里是每一寸土地都已被烈士的鲜血染红，我们把它移交给老大哥，你们可要为烈士报仇啊！” 接防的同志说：“请战友们放心，我们一定要守住阵地，向敌人讨还血债。” 10月13日拂晓，国民党军向塔山、大台山阵地狂轰滥炸，开始更大规模的进攻，以4个师的兵力，采用中间钳制，两翼突破的战术，发起9次冲击。国民党军以整团的兵力组成梯队，由军官带头冲击，前面倒下去后面扑上来。守在塔山堡村头的一连，与敌人拼杀伤亡过大，一股敌人乘机突了进来。在这危急之际，一营副营长鲍仁川，越过敌人火力封锁，进入村内，组织一连文书、通信员等零星人员与敌人白刃格斗，顽强抗击。 焦团长急令团预备队实施反击。二营看到信号，营长、教导员身先士卒，冲进塔山堡，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和喊杀声震耳欲聋。村子里烟雾腾腾，火光闪闪。二营教导员于厚德负伤倒下，几个战士去扶他，他大声叫着：“不要管我，快去消灭敌人。” 三营连长周丙义带着通信员和几名战士，冒着猛烈的炮火和硝烟，跳出工事，端着刺刀，冲入敌群，用刺刀接连戳倒几个敌人，自己多处负伤，因流血过多，壮烈牺牲。经过二十多分钟的逐屋争夺搏斗，将突进来的敌人全部消灭，恢复了前沿阵地。 铁路方向战斗更为激烈。号称“赵子龙师”的国民党军独立九十五师部队，袒胸赤臂，身背大刀，端着机枪冲上来，如同一群海盗。十师二十八团一连首当其冲，全连剩下30多人，在身负重伤的指导员程远茂指挥下，英勇地守住了阵地。 二十团二营阵地西南山头上，有敌人一个炮兵指挥所，居高临下。二营在反冲击时，受敌炮火的猛烈袭击，伤亡很重。必须想方设法拔掉这个钉子，才能坚守住阵地。营教导员派六连一排机枪组长纪守法带机枪射手去完成这个任务。二营阵地距离敌炮兵指挥所较远，正面又是开阔地，硬冲是不行的。纪守法机智说：“教导员，我们三个人化装成敌军，混过去。趁敌人不备，绕上山头，给他们来个连窝端。” 黄昏，在敌人又一次向我阵地进攻时，纪守法等三人混进敌群，端着机枪，冲进了敌炮兵指挥所，未等敌人反应过来，一阵扫射，敌人全部报销了。敌炮兵的“眼睛”被我们打瞎之后，火炮就失去了作用。纪守法等三人把敌炮兵指挥所拔掉之后，端着三挺机枪，兜着敌人的屁股后头打。三个人一个牺牲，一个负伤，纪守法回到阵地。 解放军战士们说：“这里是塔山，不是长坂坡，让‘赵子龙师’尝尝解放军铁拳的厉害吧！” “赵子龙师”师长受不了啦，打电话报告：“第一波部队几次冲上塔山阵地障碍物边缘，被塔山解放军火力所阻止，连头都抬不起来，伤亡很大，已进入胶着状态，陷于进退不能的境地。”林伟俦也说：“各师攻击受挫，营长以下官兵伤亡很大，死的没有人埋，伤的没有人救护，影响士气。” 罗奇仍叫嚣；“要不顾一切牺牲，非攻占塔山不可！”下午，敌人的进攻更加猛烈。河滩上涌来密密麻麻的敌人，三营轻重武器一齐开火，给敌以很大杀伤。打退敌第四次进攻后，八连减员很多，弹尽粮绝。警卫连立即增援上去，随着连长一声高喊：“共产党跟我来，杀啊！”全连端起刺刀同敌人拚杀肉搏，刀光血影，喊杀震天，压制了敌人。 这一天，四纵防御阵地上遭国民党军大炮、重庆号上152毫米舰炮轰击和飞机轰炸，落弹3万余发，守塔山部队击溃敌9次冲击，有的战士与敌拚刺刀十多次；两臂已麻木；战士们和敌人绞在一起，抓头发、揪耳朵、用刀捅、用牙咬，滚打成一团。坚守桥头堡的七连八班全班9人，牺牲3人，6人负伤。三十四团一天战斗伤亡300多人。但他们守住了塔山阵地，岿然不动。 撼山易，撼解放军难。 黄昏前，侯镜如令各部停止攻击，在阵地上调整补充粮弹，夜间派少数部队袭击解放军阵地。侯同罗奇在第六十二军指挥所召开军、师长会议，先由独立第九十五师朱师长报告，他说：“侦察地形时，看到塔山没有什么动静，以为塔山的共军兵力不多，阵地构筑也简陋。开始攻击前，我军炮兵集中对塔山猛轰，也没有发现目标。但当炮兵延伸射击，步兵前进到共军的有效射程里，共军突然集中火力向我攻击部队射击，这是在华北战场所没有遭遇过的。打得部队抬不起头，共军的障碍物破坏不了，我军无法前进，只有白白的牺牲。”其他各师长也同样的叫苦。 这时，罗奇严厉地说：“开会前接到总统来电：现在锦州战事非常激烈，要侯司令官坚决执行命令，这一战关系党国的存亡。我代表总统来督战，如有奉行命令不力者，将报请严办。” 各师长提出要空军多派飞机轮流助战，掩护步兵攻击；要海军舰上的大炮集中对塔山射击，要战车部队早日到达助战等。 说起国民党军空中“优势”，也有令人可笑处。 解放军总是入夜猛攻猛冲，国民党空军夜间则用运输机满载轻磅炸弹投下阵地，情况最紧张时，每夜都出动轰炸。有一次，两架空运机夜间出去轰炸，一架先起飞，一架随后起飞，当晚这两架飞机都不见飞回，经调查，始知是两机空中相撞，机毁人亡。又有一次夜间轰炸，飞机装好了炸弹，找不到投弹的助手，临时在沈阳航空站派一名地勤加油兵随机协助，因不是专职人员，又没有安全带捆在身上，到达锦州上空，他从舱门将炸弹推下，用力过猛随弹而落，白送了一条人命。 此时，锦州方面炮声隆隆，战事正紧。侯镜如和罗奇为了贯彻蒋介石的援锦意图，决定各军按照昨日原来兵力部署，在14日拂晓继续进攻塔山。 当天晚上，罗奇又出了新主意：“几天来作战不利，任何限令都不能达到，应用悬赏的办法鼓励士气，攻下塔山者，赏50万金圆券。立即通知前线部队。”侯说：“这样多的钱从何而出呢？”罗奇说：“打完仗，我可以向总统要来。”当时侯就叫副参谋长转知前方各师长，看哪个部队能得到奖赏。 “日上午5时30分，国民党军海军的152毫米大炮及各军、师炮兵集中火力向塔山阵地猛轰。接着战斗机、轰炸机到达，投下很多500磅重型炸弹。有二枚落在塔山河滩西岸国民党军独九十五师阵地附近，伤亡连长以下官兵20余人，该师官兵大骂空军盲目投弹，炸到自己头上来。 独九十五师向塔山阵地中央，第六十二军一个师向塔山左翼高地，第五十四军第八师向塔山右翼铁路桥头堡猛烈攻击，反复冲锋，均遭解放军猛烈还击。正在枪炮声紧密时，第八师师长报告说：“该师已攻占铁路桥头堡了。”不久独九十五师师长报告说，他派参谋到前线用望远镜观察，第八师部队没有攻占铁路桥头堡，而且相隔还很远。随后朱说：“本师已有一营攻入塔山，各部队伤亡甚重，请急派部队增援。” 罗奇也打电话给林伟俦说：“独九十五师已攻入塔山，伤亡过重，应即刻使用预备队去增援，以期扩大战果。”林当即一面令第二十一师准备增援；一面令第六十二军前线联络参谋查明情况。不久各方面来电话说，独九十五师是虚报情况，没有一个兵进入塔山。两个师为得到重赏。竟虚报情况。弄得非常混乱。 14日下午，前线枪炮声停息时，国民党军受伤官兵，源源运到葫芦岛和锦西县城，先后用轮船海运而走的就有3000多人。独立第九十五师伤亡过半，每团缩编起来仅及一个多营人，其余各部队也是伤亡甚重。这天晚上，侯镜如和罗奇又召集各军长、师长研究失败原因。 大家都说塔山解放军阵地堡垒星罗棋布，铁丝网鹿砦纵深达十余公尺，是攻击前进的极大障碍。还说炸弹和炮弹没有摧毁解放军阵地工事及障碍物，各兵种得不到协同，在战斗中见不到飞机影子等等。最后罗奇说：“独九十五师伤亡过重，15日休息整理，改由第二十一师接替独立第九十五师的任务。”当晚北平战车部队海运到达葫芦岛。罗奇又得意忘形地说：“有了水牛(指战车)，打下塔山是不成问题了。” 15日，即锦州城破之日，锦西方面国民党军作了最后也是绝望的进攻。同时展开五个师，改变了先用炮火轰击的办法，而是利用拂晓，乘解放军连续作战疲劳困盹，突然偷袭，冲进了塔山阵地第一道战壕。罗奇在塔山以南高地上督战，看到独九十五师涌上塔山阵地，挥舞着马鞭子连声欢呼：“突破了！突破了！”就在国民党军向第二道堑壕爬进时，被守军一连巡逻警戒哨和两个送饭的炊事员发觉。他们一面与敌人搏斗，一面高声呼叫。这时一连连长带领战士们紧急应战，在工事里与敌人扭打，以短促火力杀伤敌人，粉碎了敌人的偷袭。冲入火网的敌两个连被迫投降。 敌人偷袭不成，即集中暂六十二师、一○三师、二十一师一部分兵力，分三路向我塔山阵地发起猛烈的集团冲锋。 坚守桥头堡的二十八团二连指导员鼓励战士们：“一定要顶住敌人。子弹打光了用刺刀，刺刀捅弯了用枪托，枪托打烂了用石头，石头砸完了用牙咬！我们是有光荣传统的部队，有人在就有阵地在！”敌人冲到第一道铁丝网边，他们各种武器一齐开火，激战持续了3个多小时，只见铁丝网上、堑壕外面，到处是敌人的尸体。 这时，锦州方面范汉杰整天没有电报到葫芦岛。有一个锦州守军的副团长，化装逃到葫芦岛。他说：“十四日锦州战斗非常激烈，情势非常危急，解放军部队已攻入街道，只有零星守军在战斗。”根据他所说的情况来判断，援锦已是无望了。侯镜如通知各部队，就地加强工事，严密警戒，以防共军在解放锦州后进军葫芦岛。 国民党军锦西的东进兵团被阻挡在塔山一线，不可越雷池一步。塔山阻击战，为主攻部队攻占锦州提供了最有力的保障，阻援部队成绩突出的几个团，分别荣获了“塔山英雄团”、“守备英雄团”和“白台山英雄团”的光荣称号。 林彪高兴地说：“是啊，没有想到他们打得这样好，打的是政治仗啊！打锦州的部队也都打得很好，打得很坚决，迅猛地向纵深发展，分割敌人，把敌人指挥系统打烂，胜利是出乎意料的啊！” 罗荣桓政委也笑着说：“唉呀，塔山这个仗啊，锦州这个仗啊，的确带有一定冒险性。因为打到敌人真正的要害处，敌人必然要在垂死中挣扎，尽可能集中他所能出动的兵力与我决战，以图破坏我们这个勇敢的作战计划。我们在历史上还没有打过这样的大仗。任务是光荣而又艰巨的，胜利是来之不易的啊！好在这次战前部队经过一段时间的新式整军运动大练兵，打下个好基础，展现了新面貌，它的威力在这次战斗中充分体现出来了。经过这一仗的考验，可以说我军的战斗力已发展到了攻无不克、守无不周的新境界。” 蒋介石援锦企图破灭了，沮丧地说：“锦西、锦州仅距30多公里，以11个正规师的兵力不仅未能出援锦州，反遭惨重伤亡，实在出乎意料。” 塔山阵地前，国民党军遗下近7000多具尸体。 解放军也有近4000人的伤亡。 文学作品中形容的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在塔山是真实的景象。 阵亡者的尸体，横七竖八，堆堆累累，随处可见。 第10章 破锦州，范汉杰落网 破锦州，众英雄视死如归 东北野战军肃清锦州外围国民党各据点后，控制了城外的要点、高地。锦州城处于攻城部队的包围、俯瞰之下。 林彪根据在将不陡山观察的情况，又对攻城部署和火力配备做了些调整。原定先歼灭东半城之敌，以便在西援敌人未到之前，先解决锦州之敌。从实地侦察地形看，应先歼灭西半城的敌人较有利。为此，七、九两纵应在小凌街、女儿街、太子街、牡丹街一线突破，歼灭锦华区、城内区、北关区之敌。二、三纵队则先歼灭车站以西之敌，与七、九纵夹击，八纵仍从东攻击。 解放军抢占制高点林、罗、刘并于12日致电二纵、三纵、炮纵称：“在外围肃清后，我军攻城的主要突破方面应先在二纵的地段上，因此，炮纵最大部分的炮火与坦克应转交二纵使用。盼即根据这一全局重点的需要，我炮纵所属炮兵与坦克之绝大部分，本晚开始向二纵方面移动。” 10月14日10时，东北野战军对锦州城区发起总攻。 攻城部队先以猛烈的炮火集中射击城墙及附近的工事，打开了城墙缺口。 二纵从惠安街、良安街之间楔入市区；三纵从伪省公署附近突破；七、九纵以中央大街为分界线，从大凌河街、女儿街、牡丹街、太子街突破；八纵从瓦斯会社东北角突破，插入市区。 二纵担任突破的五师13日夜即隐蔽进入攻城地域，部队冒着敌猛烈的炮火连夜紧张地构筑了抵近射击的炮兵阵地和步兵突破冲击出发阵地。14日拂晓前，连以上指挥员均逼近敌前沿观察了地形，熟悉道路，弄清突破口的位置。各尖刀连占领了冲击出发阵地，火炮都进入抵近射击阵地，完成了一切突破防线的准备工作。 总攻时间到了。刘震即令配属的炮兵纵队两个团和二纵炮兵团实施炮火准备。并令配属的一个坦克连适时进入指定地域，隐蔽待机。 解放军坦克兵参战，还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配属五师的坦克二连有8辆坦克，都是接收日军的破旧坦克经过修理拼装的，战士们叫它“老头坦克”。坦克中的通讯设备被日军拆掉了，靠坦克外面打信号旗联络。坦克兵多是新手，初次上阵难免紧张。坦克就像没有驯服的老牛，有时让它走它偏停，让它停它又走了。总攻发起时间还没到。有的坦克一发动就向前冲去，尖刀连的战士们喊“停下”，用镐头敲，坦克里也听不见，只好跟在坦克后面发起冲击。这“老头坦克”还真顶用，几辆坦克成后三角队形展开，用炮火交叉射击，不到一刻钟就把铁路大桥碉堡防御工事摧毁，掩护步兵连向城内进攻。 左翼十四团和右翼十五团并肩突破城垣防御。为了护送主突部队，及时打垮敌人的反冲击，刘震令炮兵进行三次延伸射击，第一次延伸150米，第二次延伸200米，第三次延伸250米，顺利地护送五师突破后进入纵深战斗。 五师师长吴国璋从电话里向刘震报告突破的情况：“十四团、十五团跨过铁路后，从惠安街、良安街向前发展，楔入市内。突入市区后，敌出动坦克、装甲车阻我前进，并实施密集的炮火拦阻。突破敌拦阻后，十四团向东猛插，攻占了国际仓库；十五团控制两条街道后，进至静安街，歼灭了据守在红十字医院顽抗的敌人。” 刘震令吴国璋：“迅速将师二梯队团投入战斗。四师、六师相继进入纵深战斗。三个师齐头并进，向市区东南发展进攻。进去的兵力越多越能扩大战果。总部要求我们尽快攻克锦州，打破蒋介石调兵遣将向锦州驰援的企图。” 纵队副司令员吴信泉提出去五师加强指挥。刘震说：“老吴，我们现在不能中断指挥，你带指挥所一部人员先去，随后我也前去。” 十五团指战员在三个月前诉苦教育中就下定了报仇立功的决心。攻锦前几十份请战书送到了团部，十几个请愿队来到了团部门口，一致要求尖刀任务。三连代表王德明、十连代表梁士英都表示，“不能立刻答复，决不回队。” 三连、十连，被批准为并肩突破的两把尖刀；一连、九连担任爆破开路的任务。他们都开了宣誓大会，一致表示：“不破锦州，誓不生还！” 13日拂晓，十五团团长樊洪翠领连以上军事指挥员先头前往，政委陈绍昆在21时以前把部队带到合成燃料厂北侧与他会合，准备当夜进入阵地。战士们要带着笨重的攻击装备走六十里的阵地；走到一段崎岖的山路上，浮云遮月，忽明忽暗，队伍里时而传出有人摔倒的声音。到了敌人布雷区，看到路上禁止通行的白灰圈，部队不断传着“小心地雷”、“一个跟一个”、“靠右边走”等口令。清晰急促的脚步声和路旁折断的树木、被炸塌的房屋以及迎面传来的一阵阵激烈的机枪声，都令人感到战场的紧张。 拂晓，距离突破口不到百米的攻击阵地筑好了，五条蛇形交通壕通向突破点，电话已架到了突击班，团长副团长和前进指挥所在尖刀连阵地的右后侧。部队蹲在交通壕里吃了早饭，抓紧空隙整理个人武器装备。 太阳升起后，视线开阔了。锦州城上迭迭的工事碉堡，敌人的来往活动，一览无余。战前一片沉寂，连敌人也不打炮了。这种扣人心弦的紧张沉寂，使人有说不出的难忍。指挥所不断对表的电话更加强了这种紧张。数不清看了多少次表，好容易熬到了10时20分。 “轰！轰！”百门大炮对敌发出破坏射击。锦州城上，顿时浓烟冲天。从望远镜里看到城墙碉堡倒塌崩陷。前进指挥所来电话说：“一连、九连已开始爆破扫清障碍。”从爆破升起的烟柱里，看到铁丝网、梅花桩四散飞扬，城外那道深沟宽壕也炸平了。爬城梯子架好了，配属的两辆坦克也进到了城西门。10时40分天空升起了8颗信号弹。这是冲锋信号。炮火开始延伸射击。部队像潮水似的向突破口涌去，指挥所尾随尖刀营前进。敌人的化学迫击炮拚命封锁着冲锋道路，炮弹密集，筑成了火网。很多战士被炸倒了，交通壕多处为牺牲战士的尸体堵塞，烈士的鲜血汇成了片片血汪。后面的部队踏着他们的血迹，冒着敌人的炮火，继续前进。 忽然，城墙上竖起一面鲜红的大旗。旗帜在烟尘里飘摆。部队响起一片欢呼：“锦州突破了，冲啊！” 尖刀连一打进突破口就和敌人展开混战。 指挥所进入突破口上，团首长立即命令二梯队营投入战斗，从南北大街往东打，迅速扩大战斗面，以便巩固突破口。突破口止，许多伤员和抢救人员争吵着，不下火线，一个负伤的战士，肠子流出来还在拼命往前爬，别人要抬他，他不干，坚决要爬到城里去：“没打到城里，刚到突破口，就被该死的炮弹打中了肚子。死也要死到城里去，我要前进！” 突破口，敌人死伤遍地，背包，水壶扔得到处皆是，钢盔在战士们脚下踢得来回滚动。尖刀连的战士，有的和几个敌人抱着死在一起，有的把刺刀扎在敌人身上还没拔出来就牺牲了。敌人顽强，解放军战士更顽强。冲锋信号发起3分钟，尖刀三连王德明第一个把胜利红旗插上了城头。敌人组织了几次反扑，尖刀连的战士把手榴弹、爆破筒都打光了，就和敌人拼刺刀。后来敌人越上越多，滚在一起混战起来，终于把敌人一个营消灭了。 当尖刀十连冲入突破口，越过铁路路基向前冲击时，被西面一座坚固的敌碉堡中的两挺重机枪以密集的火网压制，八连、三连的指战员都被压制在铁路路基一侧，既不能前进，也无法后退，伤亡在不断增加，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这时，十连五班战斗组长梁士英，第一个抢到前面，向连长要求完成爆破任务。 他脱下棉衣、卷起袖子，提起7尺多长的爆破简，沿着路基滚、爬、跳、跑，飞快地接近碉堡。他在土坎前，先扔出两颗手榴弹，然后趁着爆炸烟雾一纵身贴近碉堡，把爆破筒插进不断喷火的碉堡枪眼，拉燃导火索，转身跳开。 不料爆破筒被敌人推了出来，掉在地上，吱歧地冒烟。梁士英毫不犹豫地拾起爆破筒又塞进碉堡。他刚松开手，爆破筒又被推出一尺多长，眼看又将推出碉堡。此时导火索将尽，随时都会爆炸。 只见梁士英挺起粗壮的臂膀，死劲顶住爆破筒的底部，左脚抵住碉堡，右腿支撑着向前倾斜身体，像一尊钢浇铁铸的巨人钉在那里。碉堡里的敌人哇呀乱叫往外推爆破筒，梁士英岿然屹立，一动不动。西北风吹着他的单军装簌簌抖动。战友们都喊他下来隐蔽。排长大喊：“梁士英，我命令你赶快回来！”梁士英扭过头，摆一摆手，好像要说“不能，”话音刚出，轰然一声，碉堡已经被炸得粉碎，他的身影也在迸裂的土石中消失了，永远地消失了。 梁士英是翻身农民，1946年参军，是二纵五师十五团三营机枪连的战士，曾多次立功。战役前，他调十连五班当战斗组长，十连担任尖刀连，二排又是尖刀排。梁士英牺牲附近的城门，后来被命名为“士英门”，锦州市人民公园里，耸立起一座高大的石塔，刻着“烈士梁士英之墓”光芒耀目的金字。 两个尖刀连完全站稳脚跟后，人员已经不多了。团长樊洪在进入突破口后，也负了伤，流血过多，面色苍白，被送下火线，由政委陈绍昆代理指挥。 这时，从报话机上传来刘震司令员的命令：“向高等法院地区进攻。配合友军歼灭敌军主力。”十五团转头向东，一营在左，二营在右和正面师主力夹击敌人。街道被敌人封锁了，只有挨家逐院、掏墙打洞地前进。到某医院，又遇敌顽抗。副团长负伤了，三营教导员牺牲了。 部队暂停进攻，整顿一下，吃了点干粮，然后绕道插进敌人的心脏。三营摸进了敌人后方的上海路，解决了敌一八四师师部和联勤分部，俘敌近千，缴汽车几十部。一营边打边逼近了高等法院。 正准备攻击，发现手榴弹、爆破筒都打光了，九二步兵炮已无炮弹，经向师求援，送来了9发。又派人从负伤同志那里凑来了几根爆破筒、一批手榴弹。又以突破尖刀三连作先锋发起进攻，仅7分钟就打进了法院。王德明等五位勇士首先冲进，俘敌700余人。二营在车站北侧也歼敌一部，俘敌300余。 这时，两个营的人更少了。到了和师会合地点白云公园西侧，恰好师长吴国璋从高等法院方向来到，看了看表说：“你们已打了21个小时，突破勇猛，穿插迅速，任务完成得很好。现在除老城外，敌人已基本消灭，要准备更充足的力量，去歼灭由沈阳来援之敌。你们就地休息！” 十三团在团长张峰率领下从十四团、十五团之间加入战斗，对据守监狱的敌人实施攻击，歼敌千余人。当据守监狱的敌人向南突围时，十一团、十三团互相配合，前后夹击，将敌歼灭，张峰团长负伤。十一团二连在这次战斗中，采取大胆迂回、分割围歼及政治瓦解等手段，经20分钟激战，毙敌百余名，俘敌400余名。十团由惠安街向老城进攻，歼敌千余人。 十四团在开德合烧锅大院遇敌顽抗。该团二营在坦克和炮兵的支援下，经40分钟激战，全歼敌1个团部和1个营，尔后继续向东推进。团长薛剑强、政委任茂如先后负重伤，副团长王扶之负伤坚持指挥战斗。 六师尾随主攻部队，进入纵深作战。十七团进至市公署歼敌300余人，缴获装甲车、汽车各12辆、接着攻占了税务局大楼，歼敌1个营。十八团包围了邮电局，全歼守敌。该团政委王仲儒负伤。十六团尾随五师进入市内战斗，在铁路上歼灭敌人反冲击的两个连。尔后，在向纵深进攻中，配合三纵七师消灭了几股敌人。在攻城战斗中十七团副团长唐明牺牲。他是六师的一员战将，还很年轻，解放全东北的壮志未酬，就过早地离开人世。 锦州城南的突破任务，由七纵和九纵担任，由七纵司令员邓华统一指挥，协调行动。 邓华首先考虑了两个纵队如何部署，任务如何区分的问题。锦州市南面、西边是老城，东边沿小凌河是石砌的河堤，不易攀登，中间仅有2000多米可作为突破正面，相当拥挤。为使两个纵队并肩突击，决定自中央大街以东至牡丹街为九纵队的攻击正面，中央大街以西至大凌街为七纵队的攻击正面，两纵队间相隔500米，以便最大限度地发挥两个纵队的威力。 总攻发起后，七纵二十一师的突击连乘机冲出，越过了护城河，该连八班施放烟幕弹，以迷惑敌人，六班一跃登城。六十一团大部进入突破口，把红旗插到敌前沿阵地。到14时，第一梯队已全部进入新市区并向纵深发展，分别解决了牡丹街、和乐街、中央银行、陆军医院、电影院等处敌人。战士们在新式整军和战前训练中掌握的爆破技术，在城区巷战和歼灭高层建筑物守敌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在城区内，敌人多在大街中心和十字路口构筑坚固工事，部署兵力、火力。进攻部队避开大街，改由两侧小巷或用爆破筒炸开沿街两侧院墙，沿房屋前进到敌人工事的侧面或侧后打击敌人。 市区电影院是敌城区防御的一个重要支撑点，有四层楼房，墙较厚，楼外又有墙，楼内有敌人一个营防守。六十一团一营二连三排受命解决楼内之敌。这栋楼从南面接近比较容易，但接近居民处还有一道围墙。三排长令十二班将围墙炸开一个缺口，随即将全连机枪配置在缺口西侧，掩护爆破组用50斤黄色炸药，将靠近楼层的砖墙炸开，两个班由缺口外进至楼西南墙角，又从外部装置黄色炸药150公斤外加两个爆破筒，“轰”的一声炸开了一个缺口，再从这里进入楼内，用17箱炸药重叠装在内墙上，将那四层大楼炸垮，敌人全部葬身于瓦砾之中。突击部队占领了指定地区，并与二纵、三纵部队在火车站附近会师。 在市区战斗中，敌人大部被歼，只有部分残敌窜入老城。锦州老城有3丈高的城墙，守敌1 5万人，第一梯队两个师与二纵、三纵会师时，即从东、北两面包围了老城。十九师一部，在第一梯队攻入市区时即攻占锦州西关，该师主力也在进入市区之后，从南面包围了老城，邓华决定：十九师从老城东南角突破，二十一师为第二梯队。 15日14时开始炮火急袭，十九师五十七团首先从南门突破。15分钟后，五十六团也从城南角突破，快速向纵深发展。接着五十五团也投入纵深战斗。二十师大部也转自十九师突破地段进入纵深战斗。锦州老城，方圆不过4平方公里，惊慌失措的敌人拥挤得混乱不堪。两个师像两把尖刀插入敌群分割穿插，仅用3个半小时就将守敌全部歼灭。 九纵和七纵并肩从锦州城南突破，九纵在右。九纵司令员詹才芳、政委李中权决定以二十五师、二十六师，担任突破任务。左翼二十五师，从中兴街至太子街之间突破，右翼二十六师，从太子街到牡丹街之间突破。两师于火车站附近与二、三纵会师。二十七师(欠控制飞机场之八十一团)为纵队预备队。 根据城南地形开阔和炮兵数量较少的情况，纵队决定以二梯队10个营的兵力，在女儿河和小凌河之间，经两昼夜苦战，挖交通沟六条，全长2 3万多米，将进攻出发阵地推进到了离城垣仅200多米的小凌河岸，并构筑突破团的指挥所隐蔽部和全部炮兵阵地，对保证迅速登地和减少伤亡起到了重大作用。 经过5分钟的炮火急袭，担任“尖刀连”的七十五团一连和七十六团五连同时发起冲击，涉过小凌河，不到10分钟就占领了突破口。一连战士朱万林乘机第一个登上城垣，刚刚竖起红旗，即中弹牺牲。 四班长赵洪泉身负重伤，仍忍痛爬上突破口，第二次竖起红旗，但是旗杆被炸断，他再次负伤昏倒。红旗是战士的生命，是胜利的象征。英雄的战士为了胜利，为了护旗，不怕流血牺牲，一个人倒下去，几个人冲上来。 一排排长刘金奋勇向前，高举已炸断旗杆的红旗，大喊：“同志们冲啊！”红旗在城垣上迎风招展。突然一排长又负伤倒下，战士李玉明接过红旗，第四次竖立在突破口上，鲜艳的红旗在3分钟内三伏四起，这就是后来在部队中传颂的锦州突破口“四竖红旗”的英雄事迹。五连占领突破口后，指导员及时进行了战场鼓动。 连长不顾右臂负伤，指挥全连连续打退敌人1个排到1个营的7次反击，虽然部队伤亡较大，但巩固了突破口，保证后续部队向纵深发展。同时，七十五团一连击溃了敌人的多次反扑，将火红的战旗插在了另一个突破口上。 后续部队顺利通过突破口，迅速插向城区纵深。这样，七十五团、七十六团于10时28分同时完成了突破任务，攻入城内。詹才芳、李中权跟随在两个选头团后，师首长随先头营跟进，冒着敌机扫射轰炸和敌人火力射击指挥战斗。七十六团一营营长徐治华在强渡小凌河中壮烈牺牲。团政委峰在河中被敌化学迫击炮弹的冲风吹击波冲出几十米，在危急中被警卫员救起。他穿着被冰冷河水浸透的棉衣立即爬上城垣指挥战斗。 部队运用小群多路、分割包围的战术及各种爆破手段，采取“炸药开路”和“切豆腐”的办法，将街道相邻建筑物的墙壁炸开洞，联成一条条通道，从几路向敌纵深迂回穿插。 二十五师主力沿中央街、国和街向纵深发展；二十六师主力沿富和街、国和街、民和街向国民党军六兵团司令部进攻，协同兄弟部队对敌六兵团司令部完成合围。敌人凭借坚固工事顽抗，六兵团司令部以东300米处陆军医院大楼的敌人也从侧面以火力支援。 二十六师遂以七十八团攻击医院大楼的敌人。该团三营插到医院大楼侧后，二营正面攻击，二营五边为突击连，连续爆破了9个地堡，12道铁丝网，9栋楼房，最后全歼守敌。15日拂晓，七十三团、七十六团、七十八团和友领部队一齐攻入敌六后团司令部，守敌大部就歼。 八纵由城东向西攻击，配合南北对进的主攻部队实施助攻。林彪曾指示：“你们纵队的任务是钳制敌人。你们吸引的敌人越多，挨的炮弹越多，你们完成的任务就越好。” 八纵助攻正面宽大，锦州西面没有对进的部队，又无兄弟纵队并肩突击，缺少炮兵的火力支援，全纵队仅有小口径炮40余门。纵队领导决心把助攻任务当主攻任务来完成。具体部署是：主攻任务由师长吴烈、政委谢明指挥的第二十二师担任，纵队炮兵营及各师山炮支援战斗。从瓦斯会社东北角突破，首先攻占敌“剿总”指挥所，并在第二十四师配合下歼灭务本街、富贵街之敌，而后歼灭忠烈祠东南地区之敌，围歼敌六兵团司令部。第二十三师为纵队预备队，在第二十二师突破后，向西南方向前进，占领善和街、龙江街、松花街，而后继续攻击紫明区之敌。 总攻发起后，二十二师六十四团一营的战士们跳出战壕，向瓦斯会社发起冲击，在距敌100米左右处，遭敌炮火猛烈拦击，该营多次冲击，伤亡较大，突破未成。该团即调整部署，由二营扫任突破，四连组织爆破组，实施连续爆破，炸毁了已暴露的暗堡及几个火力点，突破成功，并扩大了宽200米、深300米的突破口。 利用敌工事，英勇地抗击了敌数次反扑，为后续部队向纵深攻击打开了大门。八纵的7个团先后进入城内与敌展开逐堡争夺战。第六十四团迅速占领了瓦斯会社和面粉厂；师主力在攻占“东北剿总锦州前进指挥所”后，插至中央银行附近，歼灭敌暂五十四师第一团，攻占了白云公园的敌炮兵阵地，并配合友邻部队歼灭了敌第六兵团部及直属队一部。 二十四师在赤诚街北端包围了敌第九十三军暂十八师工兵营及两个步兵营，在六纵十七师配合下歼灭该敌。七十一团俘虏敌九十三军军长盛家兴和暂十八师师长。二十三师六十九团在锦州纺织公司附近歼灭了敌暂五十四师师部，俘敌师长等高级军官多名，尔后进至中央银行，经过多次爆破，炸开了中央银行(敌六兵团指挥所)，该团三连五班长房守芬将红旗插到楼顶上。 六十七团入城后，分两路向纵深发展，其中一路直奔敌“剿总”前指，该团一营营长杨才善、三营营长王桐光荣牺牲。二营教导员宋泽庭负重伤。在攻占变电所时，第六十八团副团长张俊岚光荣牺牲。 六纵十七师在四平攻坚战中获得“攻坚老虎”的称号，这次打锦州，从四平调上来，刘亚楼参谋长命令该师为攻城总预备队，归三纵指挥。十七师师长龙书金兴冲冲地去见三纵首长要求具体任务。在一间简陋的民房里，见到了韩先楚司令员，从他那熬红的双眼可以看出，兄弟部队在外围战斗中打得够艰苦的。韩司令员只寒暄了几句，就指着墙上的地图用坚定的语气和有力的手势对龙说：“敌剿总锦州指挥所和兵团司令部之间的铁路局，是锦州的心脏。待一打开突破口，你们这支攻坚老虎就要不顾一切地猛扑进去，把它掐住。” 总攻发起后，龙书金正站在韩司令员的指挥所里，看到三纵部队潮水般地向前涌去，兴奋地请示：“突破口撕开了，首长，我回去叫部队去吧！” 韩司令员同意了，龙书金一口气回师临时指挥所。参谋长告诉他：“因突破口太窄，部队过于拥挤，四十九团团长赵浩然指挥部队机动地绕到小北门一带冲进去了。”龙书金赶紧打电话通知五十、五十一团紧紧跟上。放下电话，他带着警卫连和一台步话机往东追去。 团长赵浩然把尖刀任务交给了八连，并向全连战士说：“上级把我们从老远的后方调来，就是要我们勇猛地穿插分割敌人，我们可不能给攻坚老虎的脸上抹黑。”八连副连长马绍先，是抗日时期的战斗英雄，激动地喊道：“团长，请放心吧！插不到铁路南边就不回来见你！”说罢，手一挥，领着突击排忽啦一下冲上去了。敌人的子弹打得铁轨冒着火星，丁当直响。 突击排在敌人流弹横飞中，有的战士倒下了，但更多的战士却钻进了车皮，越过铁轨，在月台上同敌人拚起刺刀。连主力也很快跟上，消灭了1个连敌人的反扑。接着，乘胜向西南发展，一鼓作气，攻占10余座大楼，控制了铁道以南500余米宽的走廊，为团主力打开了前进的通路。 在三营通过铁道的同时，包围神社的一营三连，在“全胜连”七连的配合下，一举拿下了忠灵塔。忠灵塔西侧，隔一道深沟和一道铁丝网，便是神社的核心工事。由于求胜心切，两个连都没有很好组织，就竞先开始动作，碰了硬钉子，部队磨缠了个把小时也没有突上去。 七连长火了，亲自率领两个班，在全连火力掩护下，朝前冲去。刚冲到一堵土墙跟前，又被藏在铁丝网内的暗堡挡住了，凶恶的火舌贴着地皮滚过来，部队连一步也前进不得。七连长喊了声“崩掉它！”话音未落，爆破英雄刘万成挟着一根爆破筒，已经从侧面向上窜去。敌人机枪“嘎嘎嘎嘎”叫着，一条条火舌飞向他的周围，火光弹雨中，他箭一般扑向敌阵。在离铁丝网不远的地方，他忽然倒下了。 连长正叫第二名爆破手上去时，刘万成霍地又从地上爬起，迅速地把爆破筒挂在了铁丝网上。原来这是他向敌人施的一计。可是爆破筒冒了半天烟哑巴了。刘万成气得两眼冒火，摔掉棉衣，又从另一爆破员手中夺过一根爆破筒，光着膀子冲上去。敌人被他这个举动吓傻了眼。刘万成送上了第二根爆破筒。两声巨响。铁丝网已被崩掉一大片，趁着浓烟，刘万成和另一个爆破员又炸了几个地堡，打开了冲锋道路。 在解放锦州的战斗过程中，国民党军暂编第五十五师，在少将师长安守仁的率领下，全师官兵3000余人自动放下武器投诚。 师长安守仁是一个比较正直的国民党军官。他和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有过接触。不满蒋介石挑起内战，痛恨国民党军队中贪污腐化和军阀作风。14日中午解放军主力攻入城内。下午3时左右，第六兵团司令卢浚泉将安守仁召到兵团司令部，命令暂编第五十五师去夺回被暂编十八师丢失的锦州北面的主阵地，并说暂编十八师师长景阳也归安守仁指挥。 安守仁对此非常气愤。暂编十八师是卢的嫡系部队，兵员充足，装备齐全，还把阵地丢了，而暂编五十五师兵员不足，装备很差，又是组建只有几个月的新部队，让它去夺回失去的主阵地是难办到的。另外，卢不叫九十三军的正副军长去指挥两个不同建制的师，竟命令安守仁去指挥属于同级的师长景阳，这显然是想把军事失利的责任转嫁到非嫡系部队身上，是一种借刀杀人的手段，以达到其排除异己的目的。 安守仁回到师部指挥所后，对副师长梁炳芳和参谋长讲了卢浚泉下达战斗任务的情况，说：“这个仗不能打了，你们看怎么办？副师长说：“只有起义，别无出路。”三人议论要学海城二八四师潘朔端起义。这时得知范汉杰和卢浚泉准备弃城逃跑的消息，更促使他们下定率全师投奔解放军的决心。 该师召开军官会议。师长安守仁在会上正式宣布：“咱们不打但这不是投降，我们投奔解放军去。” 安守仁要参谋长立即写信，并派人与解放军联系。信的大意是：“人民解放军：本师已决定起义，现提出三个条件，‘第一，保护私人财产；第二，保护家属安全；第三，保留建制。请派员前来联络。暂五十五师师长安守仁。”师部司号长张宏昌自告奋勇于当晚带此信去找解放军联络。 于15日凌晨3时左右，在锦州铁路医院附近找到东北人民解放军六纵十七师四十九团一营，把信交给该营营长王子玉和副教导员刘梅村，二人接过信看后说：“到这个时候了，双方都接触了，你们还提什么起义，你赶快回去向你们长官报告，赶快缴枪，限你们15分钟回话，不然我们就打过去。”王子玉营长当即给安守仁写了回条：“我们欢迎你们的行动，对你们提出的三个条件，前两条同意，后一条不能决定。解放军”。 张宏昌带着王子玉的回条，回到指挥所，将近15分钟时，暂编五十五师副师长梁炳芳和参谋长及张宏昌一起来到四十九团一营，营长王子玉决定不了，把他们送到团里去。 四十九团向师指挥所请示，十七师领导直接请示总部。东总立即答复：“到什么时候了，还起义！”四十九团令暂五十五师放下武器，派人接收。 战至15日拂晓，各攻城部队先后在中央大街、白云公园、中央银行和邮局等地区胜利会师，歼灭了东北“剿总”锦州指挥所和第六兵团司令部。残敌约1万多人退守老城负隅顽抗。为不给敌人喘息之机，当日中午，林、罗、刘令七纵由西南攻击，二纵一部由东北攻击，乘胜突入老城，至18时，全歼残敌。 失锦州，范汉杰落网 锦州城破，范汉杰感到未日将临。 此前，10月6日，范汉杰曾召集兵团司令官及军长开紧急会议，决定锦州守军向锦西突围，与关内增援部队会师后，夹击塔山共军，然后回师北上，会合沈阳西进兵团与共军在锦州、沈阳间决战。范汉杰准备夜间行动，并分别报告了蒋介石、卫立煌。卫立煌指示范汉杰：“锦州坚守不动，以免影响全局。”范汉杰不得已只好中止突围行动，继续在锦州与解放军作困兽斗，但弹药粮秣缺乏，已不能支持日益激烈的战斗。 10月9日，锦州正在退守两难之际，范汉杰、卢浚泉接蒋介石来电说：“锦州关系全局，请吾兄坚守待援”等。新编第八军军长沈向奎说：“老头子(蒋介石)到没有办法的时候，就来称兄道弟，这就是他的办法。我来锦州只有十几天，看不到有什么好办法。” 范汉杰苦守待援，千呼万唤不见援兵到来。 解放军对锦州城发起总攻后，城市内围战更加激烈。守军阵地失而复得，得而复失。 解放军炮火之猛烈为过去所未有。守军炮弹接济不上，炮兵阵地已被解放军的炮兵所控制。守军发了几颗炮弹后，解放军炮兵即集中火力向守军炮兵阵地及步兵阵地猛烈射击。国民党士兵在壕沟里动也不敢动。守军各部队电话因炮击而中断，伙食也送不上去，伤兵有时也救护不下来，阵亡的也不能及时掩埋；士气的低落和苦闷也是罕见的。 解放军这时用炮火集中射击守敌各级指挥所、范汉杰指挥所原设在锦州铁路局办公大楼内，这里就成了解放军炮击的目标，电报电话不断遭到破坏。他又将指挥所移到锦州车站南四大街中央银行楼下。解放军炮兵又集中最大的火力射击这里，命中多处。范汉杰到哪里，解放军的炮兵即跟到哪里，好像长了眼睛一样。 锦州守军各部队一再要求补充弹药，而锦州兵站既无机步枪弹，又无炮弹。参谋长李汝和大骂负责后勤的第三处处长，该处长说：“弹药粮秣运到葫芦岛，即由东北‘剿总’控制，直接空运沈阳，所以锦州没有囤弹。”锦州第十兵站总监黄炳寰说：“锦州粮袜只能吃到10月20日左右，另外还有美国救济总署的一部分面粉，数目不详。”沈阳“剿总”每天空投弹药，大部分都投在锦州西北角和北面的解放军占领地区。 弹尽粮绝，将不同心，兵无斗志。 范汉杰恐慌了。 他决定去找卢浚泉商量如何撤逃。 第六兵团指挥所设在锦州新市区邮政局内，第九十三军指挥所也在这里，卢浚泉已移至地下室指挥。炮兵指挥官桂协华负责在屋顶天台上观察情况，只见前线步兵节节后退。他把这些情况报告卢浚泉，卢双眉愁锁，一言不发。 在地下室的走道上，幕僚及勤杂人员东倒西歪地坐卧着，意气消沉，暗自悲叹，在微弱的灯光下显得分外阴森，只电台一角发出“嘀嘀嗒嗒”的呼叫声。 解放军开始总攻击，顿时炮弹纷纷落到了指挥所附近，屋顶观察已不可能。地下室走道上面的地窗处被炮弹破片打烂，幕僚人员惊慌失措，纷纷躲避。邮政局大门口外的士兵，亦由战壕内退回邮局，急以沙包堆在门口筑成胸墙，指挥所变成了一个战斗据点。附近炮兵阵地上的官兵也逃到指挥所说：“阵地被毁。”卢浚泉与范汉杰的通讯线路也被毁中断。邮政局西南面约500公尺一带建筑物内已发现解放军的机步枪声手榴弹声，新市区通往老城的通路东门已被切断，指挥所西南面已被包围。 这时，卢浚泉从地下室向大门走上来，像是出来看看情况的样子。他一反过去对部下的那副尊严面孔，强掩内心的惊慌，以试探的口气问桂协华：“你看怎么办？” 桂协华看出他有想逃走的心意，大胆地对他说：“我看锦州是肯定完了，别无办法，只有突围出去。” 卢浚泉眉头一皱，低声说：“怎么突法？能突得出去？” 桂协华说：“几天来东南角都很沉寂，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发现枪声，我判断这个方向是个空隙部分。”他取出地图指给卢看，“从东南角突出去，女儿河水浅可以徒涉，渡过女儿河，继向东南方越过南山，渡大凌河，找船到葫芦岛或秦皇岛。我判断这一路不会有敌人，只要部队小是可以成功的。” 卢浚泉说：“突出去怎么办？范汉杰的联络又断了，不知他那边的情况又是怎样，他不出去，我们出去了也逃不过中央那一关。最好是同范汉杰联络上，他同意了，那么出去后有他对中央负责，我们就好说话了。” 桂说：“时间紧迫，事不宜迟，要走就在今天下午天黑以前出动，黄昏后到达女儿河，趁暗渡河，下半夜有月色，趁月夜在明天拂晓可到达大凌河口。” 卢浚泉点头表示同意，并嘱咐桂：“不要声张出去，你一人暗中准备，再确实查明东南角的路上是否有敌人，设法把范汉杰接过来。” “杀身成仁”是说给上边和下边听的，节骨眼上信奉的还是保命哲学。 英雄所见略同。懦夫所见也略同。 范汉杰不请自到，携带小老婆和参谋长李汝和、炮兵指挥官黄永安等随从人员十几人，像惊弓之鸟一样，仓皇进入地下室。在卢浚泉室内二人相商，约半小时后，卢出来对桂协华说，范已同意突围。 桂协华叫九十三军参谋长殷开本也走，他们私交很好，同是卢浚泉亲信中的失宠者。殷愤慨地说：“这种情况，出得去吗？是出去找死！”桂协华说：“出得去。”殷说：“出得去不死也要坐监，他们(指卢浚泉、范汉杰)出去有办法，我们出去干什么。盛老倌(指九十三军军长盛家兴)也是这样想，他也不走，抵近了实在无法，只有把白旗扯出去。” 下午6时，桂协华、卢浚泉及副官李大年一伙在前，范汉杰携眷并参谋长李汝和等数十人随后，由侦察连手枪排约40余人开始，从地下室东侧门进入交通壕，向城东南角窜去。他们沿交通壕行约1里多路，出壕转向东南角，走近一小院落，有一解放军战士向墙外隙望发现他们，扔出一颗手榴弹，未爆炸，却吓得侦察连士兵向东北奔跑，队形顿乱，不能掌握。范汉杰、卢浚泉等绕道先奔向东南角爬上外围土墙，滑下土墙，穿过铁丝肉，越过外壕，通过重重障碍物，到达女儿河边，这时已将入夜。 卢浚泉说：“已经出来了，过河后要分散成小股各走各的，把所有武器都丢在河里。不要再喊我司令官，改喊我老李、喊范主任做老刘。 当时在河边乱作一团，后面枪声激烈，回头只见红色信号弹自东、西两方射向他们突围的方向，料是指示堵击。他们怕追兵赶来，纷纷徒涉过河，水深及腹下，上岸后分股向南山山麓摸去。快到山麓时，山腹上一阵枪响，南山上的解放军向山下围来，他们吓得东奔西逃。卢浚泉、桂协华、李大年和卫士等5人，顺山脚向西跑约1里多路向南爬到一条小路上，走了约1里多路。卢浚泉停下来对桂协华说：“范汉杰不知走到哪里去了，他不出去我们出去了也不行。”卢浚泉叫桂协华回去找一找，他们坐在原地等。桂走回去约百多公尺，遇到范汉杰的参谋长李汝和，问：“范主任呢？”李说：“刚才枪一响，大家乱跑，范汉杰他们不知跑向哪里去了。我是跟在你后面追你们的。”桂说：“卢先生在前面不远的地方等，叫我来找范主任。”李说：“哪里找得着，山上的敌人都围下来了，不能再转去找了。赶快走吧，脱离险区要紧。”李汝和又把上述情况对卢浚泉重述一遍，卢浚泉才无奈表示不再找了。他们一行六人沿山腹小路向南逃去。 他们绕过了三四处巡逻哨卡，拂晓时绕出大山，进入海边平原地带。天刚亮，从一个村庄旁经过，村东一条大河，判断是大凌河，想渡河，但无船，只好改变路线往南走到海边去。此时恐惧心情稍为平静，感到口渴肚饿，只得拔菜地里的白菜吃以充饥渴。卢浚泉一跛一跛地边吃边走。昔日威风凛凛，趋者如云，曾几何时，一旦兵败，临危逃走，惶惶如丧家之犬，急急如漏网之鱼。形容当时的范汉杰和卢浚泉，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太阳已出山，他们发现右前大路上有解放军的10多辆大车装着物资，由10多个骑兵护送往锦州方向去。他们恐被发现，急潜入高梁地内。卢浚泉的脚跟被皮鞋磨伤，行走困难，就在高粱地里的一个草棚内躲起来。卢叫桂协华设法找几套便衣，桂和卢的副官李大年在附近收割的农民处以3个小金元宝(三两)换得便衣5套，立即改装，又以军棉衣换得早饭一顿。 饭后已是正午12时左右，卢浚泉、李汝和在草棚内休息，其他人轮流警戒。和农民交谈中得知当地地名叫娘娘宫，离锦州50公里，到海边有30来里。这时，塔山方面的激烈炮声听得比较清楚，爆烟隐约可见。锦州方面也有炮声。下午3时左右，一声巨响，蘑菇状的爆烟由锦州上空升起，这是解放军在城内对守军核心工事实施的重量爆破。此后，锦州方向就没有炮声了。 卢浚泉、李汝和听到巨响，判断锦州已经完了。 解放军攻入锦州后，发现范汉杰、卢浚泉及另外一些重要军官化装潜逃。东北野战军总部要求各部队在重要路口设立俘虏检查站，进行严密检查，如发现范汉杰及其他重要军官，要立即报告野战军司令部、政治部。卢浚泉感到一张无形的网正向他们兜过来。 他催一行人说：“锦州完了敌人会出来扫荡，赶快走。” 他们离开草棚，分散走上大路。行约2里，由东南面飞来一架轰炸机，路上行人纷纷隐蔽，匆忙中糊里糊涂地走进村中。村中的老乡以怀疑的眼光注视他们。他们感到事情不妙，就转了个弯，往西端村口走去。刚出村口，被解放军哨兵发现，喊道：“老乡！站住！哪儿来的，往哪儿去？” 桂协华故作镇静地回答说：“从沈阳逃难来的。” 一个带驳壳枪的解放军干部听了立即说；“一口云南腔，哪里是沈阳逃难来的，一定是由锦州跑出来的。”说着走近了他们，叫他们沿墙角坐下，问：“你们说，是哪个部队？干什么的？” 这一关是逃不过去了。桂协华假说是锦州八十八师辎重营的中尉排长。李大年回答是锦州铁路局的文书。李汝和回答是兵站分监部的少校军需。卢浚泉也回答是兵站分监部的少校军需。卢浚泉的卫兵回答是兵站分监部的传令兵。这个干部对解放军战士说：“把他们带到连部去。” 卢浚泉等终于成了解放军的俘虏。 到了连部，一右手用绷带兜着的解放军连长就吩咐战士说：“给他们弄点热饭吃，”并叫他们坐在炕上暖暖身。又说：“我们解放军是优待俘虏的，不要怕。”接着叫他们把身上的东西拿出来检查。他们将身上的手表、水笔、金子、金元券和香烟拿了出来。连长看完后叫他们收起来。问：“武器呢？”他们说：“埋在半路上了。” 在伙房吃饭时，炊事员叫他们吃饱些，晚上还要走路，吃的是小米粥和面酱。下午6时，他们随解放军向锦州方向出发。连长给卢浚泉和李汝和一匹马换着骑，夹在队伍中行进。 到了一个俘虏集中地。桂协华和李大年编到军官队，卢浚泉和李汝和都编在老弱队。桂趁乱走到卢浚泉身边，递给他一支手套，内装剩下的一两金子，对他说：“老倌，给你这支手套！”卢很紧张地说：“有些人认得我，他们会不会说出来我？”桂安慰他说：“不怕，多数士兵认不得你，军官队也只是连排长，有几人认得你，他们也不会说出来。” 被俘的第八十八师副师长认得兵团司令官并向解放军检举了他。 范汉杰与占浚泉、李汝和等散失后，与副官、姨太太自行逃窜。他在松山东面山地找不着国民党军部队。附近村庄驻满了解战斗中俘虏的国民党政府军队官兵和缴获的部分武器放军。锦州市内彻夜火光冲天，爆炸声终夜不绝。天亮前，范汉杰在松山东面一间小小的窝棚内住下，昼伏夜行。锦州已完全被解放军占领，市区大火还在燃烧，仍有断续的枪声。当市外松山各乡村的解放军向城内和向西移动之际，国民党空军飞机飞到锦州上空，用烟幕弹作信号，打圆圈后向南直飞多次，示意向南(锦西方向)突围。但是范汉杰并没有看到突围的部队，连按原计划护送他们的沈向奎军黄建镛部和景阳师，也没有跟上来。树倒猢狲散。他已是真正的光杆司令。还有侍卫官和姨太太，可他们只可以同享乐，又岂能共患难。 他们躲在一户农民家里，用金条在乡下换了几套农民衣服，改了装。他让侍卫官和姨太太先走，先到秦皇岛，然后坐火车到北平去找傅作义。他自己带着年轻女人走太显眼了。他们每人身上都带着一些金条。 他没想到，侍卫官很快就被解放军查获，并供出他躲藏的地点：锦州东南20里的谷家窝棚。 解放军加强了搜索和盘查。 第二天下午4时许，范汉杰经松山向塔山陈家屯之间山地小道走去。当他走过西海口和高桥到锦州的公路时，被解放军的潜伏哨兵截获，当晚，随解放军移动。范自思身为方面军的指挥官，丧师失地，难逃蒋介石的所谓“革命连坐法”，而同解放军长期战争的罪恶，被俘之后，绝无幸免之理，为求速死，乃自报身份：“我是范汉杰。”他立即被辗转送到九纵司令部及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的俘虏收容所。 14日晚潜逃，15日下午范汉杰和卢浚泉被九纵查获。当范汉杰和卢浚泉被解送到牛屯东总司令部驻地时，刘亚楼高兴地跳起说：“范大头捉到了！” 林彪、罗荣桓找范汉杰谈话，询问战况和他的看法。范沮丧地说：“这一着(指打锦州)非雄才大略之人是做不出来的。锦州好比一根扁担，一头挑东北，一头挑华北，现在中间断了。”又说：“你们攻锦作战，炮火猛烈，出乎意料，我们的炮火全被压制住了。我们走到哪里，炮火就跟到哪里，炮弹不断地落到我们指挥所的位置。你们部队的近迫挖壕作业很好，很熟练，我们从地面看不到部队的运作，无法组织反击，这是我们未曾料到的。你们部队英勇作战。勇猛冲击。势难抵挡呀……” 卢浚泉在被俘之后，时刻想到与人民解放军为敌，打了几年内战，现在被俘还有什么希望呢？没想到被俘次日，即受到林彪的接见。林彪问这位黄埔同学：“曾派人坐马车送给你一封信，没有收到吗？”卢说没有收到。林彪又说：“你可以与第六十军通电。”卢浚泉即拟好给第六十军曾泽生军长的电报，大意是告知锦州守军已全部被歼。希望不要再抵抗了，也不可能再抗拒了。范、卢的生活医药得到很好的照顾，次日，即随同其他被俘师级以上军官解送哈尔滨。 15日早晨，范汉杰派驻葫芦岛的唐云山用无线电话与范联络，已叫不通。大家料定锦州是完了，颇注意范汉杰的下落。港口司令部在葫芦岛有一营监护兵负责看守码头仓库，兵都是由锦西、高桥、塔山一带招来的，地形非常熟，虽在黑夜也辨识得出路来。官长多是广东籍的，也愿为范出点力。他们想组成一连轻装便衣队，绕过火线，沿路分头向前边搜索，去接出范汉杰。 唐云山说：“这是儿戏，没用，一来过不去火线，二来范如果突围，一定带着军队，还用得着你们么？”阙汉骞开玩笑地说：“第五十四军和共军贴住了，派不了部队。港口的监护营对范老总有感情，他们地方熟，穿过火线没问题，派出去没坏处。老唐你不愿意，莫非你这参谋长想当代理兵团司令官不成？”唐云山这才不开口。 找范汉杰的人还没派出，第六十二军阵地前线派人把范汉杰的老婆送上门来见陈铁和桂永清等人。范妻哭诉随范汉杰在锦州城破时向南逃走失散。她并说：“沿途所见共军队伍很整齐，人马枪炮很多，并不像过去所说的游击队那样。”这些话引起了国民党军指挥官们的极大恐慌，怕解放军很快就来进攻葫芦岛。国民党联勤总司令郭忏写了一个条子给后勤机关：“奉谕给范太太送金元券一万元。”这就是失去范汉杰的代价。这还是事先没请示，郭忏作主的。蒋介石自范汉杰被俘后，没有什么关注的表示。范汉杰老婆上船去天津时，她对港口司令讲：“听唐云山夫妇讲，老范凶多吉少。”言下泣不成声。港口司令劝慰说：“解放军有政策，不虐待俘虏。” 锦州之战，从10月14日10时至10月15日18时，历时31个小时。东北野战军全歼锦州10万国民党守军，俘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司令官范汉杰中将、冀热辽边区司令贺奎、第六兵团司令卢浚泉、副司令杨宏光、九十三军军长盛家兴，及少将31人。还有东北行政委员会委员张作相等。缴获各种火炮1121门，各种枪4.1万枝(挺)，坦克8辆、飞机1架、汽车装甲车258台、击毁飞机11架。东北野战军自己伤亡2.4万人。 占领锦州，人民解放军对东北蒋军形成了关门打狗的局面。10月15日，蒋介石再一次飞抵沈阳，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严令长春守军向沈阳突围。然而，突围的厄运是可想而知的。就在蒋介石下令的两天之后，早已经被中共地下党做了大量工作的国民党军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将军却于17日毅然率部起义。人民解放军兵不血刃地控制了长春东城。接着，郑洞国和新七军军长李鸿及其所属官兵也纷纷放下了武器，19日长春和平解放。 至此，国共两军在东北决战的最后一幕，就轮到从辽西到沈阳开场了。 第11章 反攻锦州，蒋介石难以成行 锦州解放的当天，蒋介石带着联勤总司令郭忏、政工局长邓文仪、国防部第二厅厅长侯腾匆匆飞抵沈阳，并电召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乘专机飞赴沈阳。 蒋介石仍住在励志社。杜聿明到沈阳后住在“剿总”招待所(即卫立煌公馆)。蒋介石立刻找杜聿明去，对杜说：“今天已给锦州范汉杰空投一封信，要他能守则守，不能守则退守锦西。”又说：“同时给郑洞国也空投了一封信，要他赶快突围，否则沈阳也不等他了”。 杜聿明心想，锦州、长春的守、弃关系到整个东北作战计划，蒋投信前不同卫立煌等各将领商议，已形成东北国民党“有正无奇，有奇无正”的局势。锦州守无决心，退已被解放军包围，势不可能，已属两难。长春突围不成，反而可能被消灭。解放军可能集中全力围攻沈阳。越想，心中越恼火。但慑于蒋介石的淫威没说什么。蒋介石这时一再问杜聿明的意见。杜说：“目前敌我情况未明，很难提出意见。”蒋介石只好要杜找廖耀湘谈谈再说。 廖耀湘兵团经过几日激战，15日占领新立屯。 当晚，参谋长赵家骧等东北将领都来同杜聿明谈蒋、卫之间半年来的矛盾。赵说：“目前卫老总坚决反对廖兵团再西进……”蒋介石分别召见各将领，并令杜聿明同廖耀湘到新立屯视察后向他陈述攻击解放军的意见。杜聿明和邓文仪、侯腾等16日上午乘火车到达新民车站廖耀湘兵团指挥所，和廖耀湘、郑庭笈等会面，即同廖耀湘乘汽车赴新立屯视察，和军长潘裕昆、龙天武、李涛会面。杜聿明问廖耀湘的意见如何？廖吹他在彰武截断解放军的后路，在新立屯给解放军以极大的打击，又说如果范守住锦州，空军空投补给，由葫芦岛、锦西协同辽西兵团向锦州之敌攻击是可以的。吹嘘一通，最后哀叹说：“锦州本晚电讯已断，恐怕已完了。” 廖耀湘主张从营口撤退的计划，杜聿明也同意。其他各将领如潘裕昆、龙天武等皆认为锦州失守，不能再向西进，只有撤回沈阳或向营口撤退。 杜聿明深夜赶回沈阳后，赵家骧向杜谈锦州守军被歼的情形。蒋介石在证实范汉杰在锦州被消灭后，吓得不敢在沈阳再住，急忙乘飞机走了。 卫立煌与赵家骧认为锦州失守，廖兵团再无西进的必要，应迅速撤回，否则有被解放军包围消灭的危险。但是慑于蒋介石“非攻锦州不可”的命令，又不敢独断专行，下令撤退。蒋介石到了北平先后派飞机传达他给卫立煌的“手谕”。有一封信的内容是：“据空军侦察报告，窜锦州共军大批向北票、阜新撤退。令廖耀湘兵团迅速向黑山、大虎山、锦州攻击前进。” 又有一封信要卫立煌设法援助郑洞国突围。对前一命令卫立煌坚决不令廖耀湘继续西进，但又不敢令廖耀湘撤回新民。对后一指示，这时已接到郑洞国的电报，说驻长春的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已起义，新七军军长李鸿放下武器。 郑洞国困守长春银行大楼，“大势已去，只有以死报命。”杜聿明17日曾承蒋介石的旨意致电郑洞国说设法援救他。杜当时幻想用美国直升飞机在银行大楼顶上降落将郑接出，而沈阳并无直升机。空军驾驶员怯于解放军的火力封锁，也不敢在银行大楼降落。所谓“援救”只不过是自欺欺人安慰郑洞国的花招而已。 卫立煌对长春、守也可，退也可，没有坚决的主张，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他说：“长春本该死守，但在必要时，也有可能退回沈阳或山海关。”他还说：“长春是个包袱，好比一个盲肠炎症，恨当初陈诚走了这着死棋。”郑洞国在长春，卫立煌并没有积极支持。卫立煌说：“长春已被共军包围，是一个死地，失掉只是迟早问题，大家集中经营沈阳。”郑洞国再三要求增加飞机空投粮食，可是卫立煌因为沈阳粮食储备空虚，空运能力有限，对长春每天只能投二三千斤粮食，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杜聿明向天长叹：“我负了郑桂庭，我这个中间人难做啊！” 郑洞国曾主张放弃长春，认为长春距离主力太远，被解放军吃掉的可能性大。与其将来被歼灭，不如主动放弃，还可保存一部分有生力量。卫立煌说：“郑桂庭不愿守长春，曾和我谈过，委员长那一关通不过，我也就无可奈何了！” 蒋介石要卫立煌援救郑洞国出险，卫愤愤不平地说：“大部队由长春向南撤退，要通过五六百里解放军占领区，事先毫无妥善计划，仅用一纸命令，叫跑便跑，真是开玩笑！” 蒋介石在沈阳时，还令郭忏计划破坏沈阳兵工厂及搬运重要机器，令侯腾布置特务电台。邓文仪则负责说服东北将领，放弃沈阳，将东北各精锐部队撤回江南，保卫南京。杜聿明认为邓无军事常识，对邓说：“就是老头子(指蒋介石)决定放弃沈阳，也要开诚布公说服将领，有计划、有步骤地撤退，而现在老头子正在强令收复锦州之时，你在这时宣传放弃东北，放弃沈阳，而且不分党、政、军人员逢人便讲，你这样做是来东北泄气，而不是打气的。” 对于到处漏气的气球，再打气又有什么用呢！ 蒋介石16日上午从沈阳仓皇飞锦西。飞机还未到，侯镜如、陈铁、罗奇、阙汉骞等锦西国民党军高级将领在机场等候迎接。这时解放军突然从锦西西北方向山地里打来几发山炮。隆隆巨响，炮弹落在锦西炼油厂墙外，距飞机场西北角约2000米。阙汉骞惊慌地跑向机场警卫部队问情况，一时很紧张。阙打算用空军的无线电话告知蒋介石的座机不要降落，但奇怪的是以后就沉寂下来了。 蒋介石的“美龄”号专机在3架战斗机掩护下已出现在东方天空，徐徐降落。蒋向来习惯披黑色呢斗篷，这次却披着一件黄色的，戴着一顶灰色呢便礼帽。他对来迎接的人仅摘帽点首示意。口里哼了两声，一言没发就上车。侯镜如见蒋介石怒形于色，乃请陈铁陪蒋介石坐一辆汽车，向第五十四军军部开去，其余人分别乘吉普车随后。到第五十四军军部稍事休息后，由罗奇向蒋介石汇报攻击塔山受挫的情况。 罗奇说：“塔山碉堡工事非常坚固，铁丝网鹿砦又多又深，几日来集中力量攻不下。” 蒋介石叫拿地图来看。侯镜如拿出用红笔划好的塔山阵地工事位置图。蒋介石指着地图说：“塔山如此靠近，敌人怎能够这样快就做了这样多的坚固工事及障碍物来呢？阙军长驻在葫芦岛，早就应该发现这种情况，为什么不进行阻挠破坏呢？” 罗奇说：“据阙军长讲，塔山这些野战碉堡工事是最近夜间做起来的，一夜之间做了许许多多工事。” 蒋介石越听越生气，开始破口大骂：“你们不是东西，给你们这么多部队，又配备了海空协同作战，用了几天时间，连一个塔山都攻不下，你们不配为黄埔学生和总理的信徒！” 蒋介石指着阙汉骞骂他说：“你不是黄埔学生，是蝗虫，是蝗虫！我要枪毙你！” 蒋又指着陈铁的鼻子恶狠狠地说：“如果你再搞不好，我非杀你的头不可！” 侯镜如等人从来未见过蒋介石这样骂人，也很少见到他这样发怒，吓得大家立正不敢动，也不敢出声。大家默默无言好久，能说会道的罗奇才又报告说：“请总统息怒，大家已出了力。此次作战陆海空军得不到协同，战车又赶不到，部队已伤亡很重。” 蒋介石怒犹未息。 罗奇赶忙转移话题，说：“今天早晨从锦州方面逃回一个副团长，他现在前线指挥所林军长处”。 蒋介石叫打电话送来。罗奇打电话给林伟俦，叫他赶快用汽车将那个副团长送回问话。 罗泽闾向这个副团长查询了锦州的一切情形。同时，飞机侦察报告锦州已无炮声，城内部队纷纷向城外移动等情况。 蒋介石的飞机来锦西经过锦州时，看到有许多汽车装物资从市里向外面开。车站一带有几处起火，仍在燃烧着。蒋看到这种情况，知道范汉杰一定完了。随即闭上了眼睛，向后一靠，一声不响。 蒋介石把手下将领骂了一遍，要他们设法把锦州夺回来。 桂永清、罗奇等陪他到外边散步。这时送来一份电报，侍从递给他一副金框的老花镜，在阳光照射下，但见他两鬓霜白，面有倦容，眼眶内饱含着泪水，两手捧着电文边看边在颤抖。看完了，他狠狠地说：“我和他们拚了！”随即转身进入房内，自己闭目静坐。午间侍从给他找来了白水，用携带的点心简单地进了午餐。阙汉骞在军部准备好的午餐他也不吃，就急急忙忙飞离葫芦岛。蒋介石让飞机在塔山阵地上空环绕两周，不知是参观解放军的阵地还是凭吊国民党军官兵的亡灵。 蒋介石到葫芦岛，不检讨自己指挥失误，大骂诸将。陈铁受到痛责后，情绪非常沮丧，他私下表示：“委员长被败仗打昏了头脑，葫芦岛援锦州部队作战指挥，一时阙汉骞，一时侯镜如，都是他当面指定的，现在反而又把失败的责任推到别人身上，令人难解。说真的，他要相信卫老总，决不会造成这样的残局。” 10月18日蒋介石再度飞沈阳，召集卫立煌、赵家骧等开会。杜聿明向蒋汇报了新立屯视察中各将领共同的意见。 蒋介石说：“据连日空军侦察，共军大批向北票、阜新撤退。我料定共军不会守锦州，现锦州已没有什么共军。”他要卫立煌将第五十二军、第六军全部调归廖耀湘指挥，继续向锦州攻击前进，协同葫芦岛、锦西间已集中的部队，一举收复锦州。 卫立煌默不发言。 蒋介石一再问：“俊如兄意见如何？” 卫立煌说：“请光亭(杜聿明)、大伟(赵家骧)讲讲。” 杜聿明说：“对于东北敌我情况，我尚未十分摸清，请大伟兄作情况判断，然后再研究是否可以收复锦州。” 赵家骧起身摊开两张态势图，说：“东北共军约有八十万。目前使用于锦州、锦西、黑山、大虎山一带的约十一个纵队及若干独立师约六七十万人；长春敌人的两个纵队近十万人，不久可能南下威胁沈阳。 现沈阳附近仅有我第六军的第二○七师(三个旅)，第五十二军的第二师、第二十五师，第五十三军的第一一六师、第一三○师，共计六个师；廖耀湘兵团所属新编第一军三个师，新编第六军两个师附步兵一团，新编第三军三个师，第四十九军两个师一个步兵团，第七十一军两个师，共十二个师及骑兵师、炮兵团、战车营等。 加上葫芦岛集中不完整的四个军，即第三十九军两个师、第五十四军三个师、第六十二军三个师、第九十二军一个师及独立第九十五师。两相比较，敌军兵力超过我军近两倍，而且无后顾之虞，可以集中兵力同我决战。而我军既要保卫沈阳，又要收复锦州。南北分进，既不能合击，又有被敌军各个击破之虞。所以，继续向锦州攻击，是值得慎重考虑的。” 蒋介石听了这个不符合他的主观愿望的意见，愤怒地说：“我们有空军优势，炮兵优势，为什么不能打？”蒋又问：“罗参军看怎么样？” 罗泽是完全仰承蒋的鼻息的，他说：“委员长的看法是对的。我们空军、炮兵都占优势，可以南北夹击一举收复锦州。” 蒋介石连声嗯嗯，脸上露出一点笑容，又问：“光亭的看法？” 杜聿明说：“赵参谋长的判断可能符合实际状况，目前敌我力量悬殊，还是以守为攻，相机收复锦州为好。” 蒋介石见杜未迎合他的主张，虽然怏怏不乐，但手下名将都不同意他的主张，他也不便作硬性决定，只说：“你们研究研究再说。”当日蒋又急忙飞往北平。 19日晨，蒋介石发电要卫立煌、杜聿明一起到北平开会。 在飞机上，杜聿明同卫立煌商议：决不同意马上攻锦州，并建议蒋介石将廖耀湘兵团撤回新民，待补充、整训完毕后，再相机收复锦州，打通北宁路。万一蒋坚决要放弃东北，也只有从营口撤退。卫立煌对前一个意见极表同意，对后一个意见则表示见了蒋再说。 下午2时，蒋介石在北平东城圆恩寺行邸召集傅作义和卫立煌、杜聿明开会。卫立煌坚持要集中兵团守沈阳，蒋介石则非要收复锦州不可。蒋介石问：“光亭的意见呢？”杜聿明表示同意卫立煌的意见。蒋介石又问：“宜生兄的意见如何？”傅作义说：“关系国家大事，要好好地考虑。”蒋介石见无人附合他的意见，便气急败坏地从沙发上站起来拍桌子瞪眼大骂卫立煌，一直争论到下午5时左右，仍无结果。 杜聿明为了迎合蒋介石的心理提出于两个方案：一是令东北国民党军迅速有计划地从营口撤退；一是以营口为后方，一部守沈阳，主力归廖耀湘指挥先转移到大虎山、黑山以南，将营口后方掩护确实，再向大虎山、黑山攻击，如果攻击成功，则进而收复锦州；不成功，则逐次抵抗迅速向营口撤退。并先以第五十二军占领营口，掩护廖耀湘兵团撤退。蒋介石觉得杜聿明的第三方案还比较适合他的意图，马上表示同意。卫立煌则表现得很为难，闭口不言。 傅作义在屋里转来转去，也未作声。蒋介石一再问：“宜生看怎么样？”傅作义犹豫很久后只是说：“这是两条心。”就这样一直拖到六点钟左右。傅作义说：“我还要约他人几位吃饭。”蒋介石说：“好，好，你们去吃饭，吃了饭再来开会。” 吃饭后，杜聿明说：“我腰痛坐不住，不能去开会了。”傅作义说他也不去了，卫立煌说他也不去了。于是大家分手告别，把蒋介石晾在那里。 晚间杜聿明想：东北已弄得不可收拾，危在旦夕。徐州方面，共军即将发动冬季攻势。如果再在北平待下去，势必又弄得一败涂地。东北可以不负责任，徐州不能不负责任。他打算第二天向蒋介石要求马上回徐州，对付解放军的冬季攻势。 蒋介石见当晚各将领都未到他那里去开会，就派他的随从参军罗泽于午夜12时来找杜聿明，说：“老头子(指蒋介石)要你到东北去接卫立煌的事，要我来征求你的意见。” 杜聿明很干脆地说：“我有病不能去。” 罗泽闽先给杜戴高帽子，说：“老头子认为东北只有你去才能执行他的命令挽回败局。现在卫立煌和各将领都不听老头子的话，不执行他的作战计划，所以弄得一败再败。希望你去能替老头子多多分担点责任，为国家民族及个人着想，还是去好”。 杜聿明说：“卫俊如的能力见解都比我高，经验又丰富，还是卫在东北有办法。我在徐州还有任务，现在徐州各部队都沿铁路线摆着，万一共军发动攻势，来个措手不及，势将打得一塌糊涂。东北失败的局面已经形成。谁也无法撒豆成兵，增加部队，击退共军的攻势。现在重要的是徐州，万一徐州再遭一次失败，则南京亦危，我们连半壁江山也无法保存。所以，我们大家应该向老头子建议，赶快对东北下定决策，要守就叫卫俊如守着，尚可能牵制东北共军主力不至于马上入关。如果不守东北，就干脆从营口撤退，免得一个一个都被共军吃掉，然后集中兵力巩固徐州，相机击破敌人的冬季攻势。” 两人越谈距离越大，直谈到午夜2时，罗泽闽未能完成蒋介石交给他的使命，就借老头子威胁说：“那么老头子的命令下来你怎么办呢？” 杜聿明说：“就是下命令来我也不去。” 罗见势成僵局，站起来就要走。杜聿明心中非常恼火，觉得罗不过是黄埔六期生，这个一步登天的小鬼，也敢以老头子的命令来威胁他，他躺到床上没有理罗。罗泽就这样没趣地走了。 罗泽走后杜聿明翻来覆去再也不能合眼，想来想去，觉得阎王好见，小鬼难缠，担心罗回去可能添油加醋地在老头子面前告他一状。于是在早上6点钟左右，就到蒋介石行邸。蒋介石在七点一刻起来就找罗参军，一会儿罗下来对杜说：“老头子要你去。”杜聿明立刻到蒋介石的会客厅，蒋正吃着早点，首先问：“你昨晚同罗参军谈得怎么样？” 杜聿明说：“我觉得还是卫俊如在东北，我回徐州比较好，详细情况及意见已向罗参军说过了。我想我还是赶快回徐州去。” 蒋介石说：“徐州不要紧，重要的还是东北。你去接卫俊如的事，指挥廖耀湘打锦州，一切都有办法。” 杜说：“东北我军士气不振，各军残缺不全，要打也得经过补充整训，才可以相机对敌攻击。” 蒋说：“我们空军优势、炮火优势，为什么不能打？我认为可以打，”又问：“罗参军看怎么样？” 罗泽附和蒋介石的意旨说：“总统看得对，我们空军优势、炮火优势，可以同敌人决战。” 杜聿明挖苦罗泽说：“昔日秦王伐楚问李信需要多少兵力，信说：‘不过二十万。’又问王翦，翦说：‘信以兵二十万攻楚必败，以臣愚见非六十万不可。’秦王以王翦老而怯，不如李信壮而勇，遂用李信，而罢王翦。罗参军既有这样的高见，认为目前可以与敌决战，请校长任用罗参军做卫先生的参谋长，既可不变指挥机构，更可以收速战速决的效果。” 罗泽听了大吃一惊，连称：“不能去，不能去”。 杜聿明这时反问蒋介石说：“校长看收复锦州有几成把握？” 蒋介石说：“六成把握总有。” 杜觉得蒋介石似乎老糊涂了，有六成把握就想同解放军决战。于是引《孙子兵法》说；“孙子说，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现在我们算到六成，只会失败，不会胜利。” 蒋介石有些窘态，停了好久才说：“你看如何才可以收复锦州？锦州是我们东北的生命线。我这次来时，已经同美国顾问团商量好，只要我们保全锦州，美国就可以大量援助我们。现在应该研究如何把锦州的敌人打退，将沈阳的主力移到锦州，保全锦州。以后我们一切都有办法。” 杜聿明考虑了很久，对蒋介石说：“我现在还不完全了解我们的政策，就是说是不是放弃东北。如果放弃东北的话，就干脆明令放弃沈阳速从营口撤退，预料共军两三日内尚不至于发现我军的企图。在两三日后即使敌人发现，我亦处于主动地位，边打边撤，有可能全师而归；将主力控制于锦西、葫芦岛、兴城间，先打通北宁路锦西、山海关段，然后补充整训完成，再大举进攻收复锦州。如果要东北的话，就必须先巩固沈阳、锦西、葫芦岛等大据点，锦州与锦西战略上只五十与百步之差。然后以逸待劳，锐意整补。如共军先我发动攻势，我军应利用沈阳、锦州两大据点即设工事抗击并摧毁敌人的攻势，然后一举出击，南北夹攻，收复锦州。如果在我整补完毕，共军尚未发动攻势，我即主动发起攻击，亦可收复锦州。” 蒋介石听了杜的说明，尚未完全违背他必须收复锦州的愿望，就问：“这样你要多少时间？” 杜聿明说：“目前还不敢预定，要看兵员补充和训练的情况而定。如马上将东北所有损失的部队补齐，三个月后可能向敌人攻击，否则半年也不敢定。” 蒋介石说：“太久了，太久了！要赶快收复锦州，对我们有利。” 杜聿明说：“孙子说五则攻之，十则围之，倍则奇正并用；有奇无正，有正无奇，每战必殆。以目前的敌我兵力比较，不是我倍于敌，更谈不上什么奇兵正兵。相反的倒是敌倍于我，敌人有奇有正，并可能集中五倍十倍兵力攻我，围我，消灭我军。所以，我认为目前收复锦州是凶多吉少，并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蒋介石这时说：“那么我把东北完全交给你好了，你自己发纸币，找粮食，扩充军队。” 杜聿明说：“这样，我可不敢去，我从来未搞过政治、经济。还是让卫先生在东北。他在政治上经验丰富，又有现成的一套班底。我还是回徐州准备击破共军的攻势。” 蒋介石说：“我已决定要你到东北去，你应该听我的命令，赶快去接卫的事。” 杜聿明略加思索后说：“既然校长已决心命令学生去，学生当然要服从，希望校长以东北今后的军事、政治、经济完全同过去一样，中央统一计划，并要尽先补充兵员，充实装备，恢复已损失的各军、师部队，才可以完成收复锦州的计划。” 蒋介石这时大发雷霆，握起拳头说：“为什么共军能打游击、就地筹粮、筹饷，而我们黄埔生不能做到呢？” 杜聿明说：“共军现在占有整个东北，而我们只有沈阳、锦西两个孤城，我就是想要就地筹饷筹粮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何况学生并不是个巧妇，何以能担当这样大的使命呢？” 蒋介石又大发脾气，站起来面红耳赤地骂：“哼！你们黄埔学生都不服从我的命令，不照我的计划执行，懦怯畏敌，这样子我们要亡国灭种的！”说着把手一甩，边骂边走上楼去了。 杜聿明慑于蒋介石的淫威不敢走。等于一个多钟头，蒋介石又回来了，面带一丝笑容，一进客厅就说：“好！好！我们再谈谈！有什么意见再谈。” 桂聿明沉思了一下，说：“我想还是无法接受校长的美意，校长裁培我到东北接卫的事，在个人讲是衷心感激的，也应该服从命令。可是从国家的剿共大计着想，目前我们作战的主力是靠的黄埔学生，我应该不计名利地位，以国家民族为重，服从命令……” 杜不愿再到东北去，是感到在东北斗不过解放军，心中胆怯，怕被消灭掉，接着说，“在长春、锦州遭全军覆灭的是我们同学，如果再将沈阳送掉，势必舆论哗然，影响黄埔将领，影响校长的威信，甚至使校长无法重用黄埔同学，这是一。其次，东北胜败之局已定。而且卫守比我驾轻就熟。只要守住沈阳、锦西两大据点，可以牵制敌人八十万大军，既可减轻华北压力，又可利用海路机动转运部队兵力，拱卫首都，增加徐州的兵力与敌人决战。第三，目前徐州之战胜负关系极大。原定攻击计划未能实施，如何以攻势防御击破敌人冬季攻势的计划也未定，因此，我觉得我有赶快回徐州的必要。” 蒋听了杜的话之后，把胡须抹了一下，未加可否，仍回到他原来的主观意图上说：“你既然深明大义，不计个人名位，那么就以原名位调到东北，任卫的副总司令兼边区司令官，司令部设在葫芦岛。你认为怎么样？” 杜聿明无理由再推卸，只得说：“我认为徐州比较重要，如果校长认为葫芦岛重要的话，那就由您决定了。” 蒋介石说：“葫芦岛重要，就这样决定，你到葫芦岛去指挥。我叫空军马上给你运参谋人员去。你午后就同俊如一道去沈阳。” 杜聿明说：“我先到葫芦岛看看再说。” 蒋说：“你先到沈阳召集廖耀湘、周福成，把我的命令直接下送给他们两人，要周福成守沈阳，廖耀湘带现有的部队打黑山，收复锦州，并将第二○七师也归廖耀湘指挥，第五十二军还是先占领营口，掩护廖耀湘的后路。” 很显然，蒋介石是不要东北了，但是他就是不敢明令放弃东北。他是想把放弃东北的责任推到他的部属身上。如果放弃东北，激起舆论的谴责，他就法办某一将领以推卸自己的责任。杜聿明愿意替蒋介石背过。于是说：“既然校长的意见是这样的，那么是不是我去就同廖耀湘讲要他由新立屯向营口撤退？” 蒋介石说：“你们对共军的作战都丧失了信心，我料定只要我军主力从沈阳出来攻击。与葫芦岛各军南北夹击，共军必退，我们就可以收复锦州。万一共军打不退，有第五十二军占领营口掩护后路，再令廖耀湘撤退也不晚。你照我的意见给廖耀湘下命令好了。” 杜聿明说：“最后命令还是交卫下达，我再同廖耀湘详细部署。” 蒋介石说：“你去替我给廖耀湘下命令，有我负责。我跟俊如说这一计划归你指挥。” 杜聿明觉得心慌意乱，有说不出的难过，又想：“算了罢，反正江山是他的，部队是他的，他要丢就丢，要送就送。万一坚持自己的意见，从营口撤退也不成的话，就有杀头之罪。做他的部下，只好接受他的命令。” 10月20日午后，蒋介石在北平圆恩寺行邸召集傅作义、卫立煌和杜聿明开会。蒋介石说：“现在要杜聿明任卫的副总司令兼冀热辽边区司令官，驻在葫芦岛、先同卫一道回沈阳给廖耀湘、刘玉章下命令。要廖耀湘以营口为后方，以全力攻锦州，要刘玉章先占领营口掩护后方；同时葫芦岛、锦西部队亦向锦州攻击。光亭去指挥，我相信收复锦州是有把握的……” 卫立煌只表示欢迎杜去，傅作义未发表意见。几个人面面相觑，各有难言之苦。 当晚，蒋介石即明令，派杜聿明为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冀热辽边区司令官，冀热辽边区司令部设于葫芦岛。 20日下午，杜聿明和卫立煌同机飞沈，在机上杜问卫：“总司令接到作战命令没有？”卫说：“没有。”杜说：“那么命令如何下达呢？”卫说：“研究研究再说。”两人谈到蒋介石为什么一定要收复锦州，并谈了当日上午杜同蒋介石争吵的经过。卫立煌说：“不是今天的事，从今年春天起，就三令五申要打通沈锦铁路，将主力移到锦州，我一直顶着。蒋几次来沈阳都是不顾大家的反对，不分皂白的骂人。我不同意就不参加意见，也不执行他的命令。” 杜聿明问卫：“是否再把他的命令顶回去？” 卫立煌考虑很久之后才说：“我们打电报到沈阳，叫廖耀湘、刘玉章来，把蒋的口头命令讲给大家听，研究看如何办。” 午后六时左右卫立煌、杜聿明回到沈阳，杜仍住在卫的家中。晚饭后廖耀湘、刘玉章、赵家骧等来到。在楼上卫的寝室外一间办公室里，杜聿明向廖、刘传达了蒋介石的口头命令要旨： (一)要廖耀湘以全力攻锦州，同时葫芦岛、锦西部队亦向锦州攻击。 (二)廖兵团除现有兵力(新编第一军、新编第三军，新编第六军、第七十一军、第四十九军及骑兵重炮战车等)外，增加第六军第二○七师沿北宁线向黑山、大虎山之敌攻击前进，并确保营口后方交通补给线。 (三)在廖兵团向黑山、锦州攻击的同时，第五十二军先占领营口，巩固海运补给基地，并与廖兵团联系。(四)第八兵团周福成指挥第五十三军及在沈阳的其他部队守沈阳。 刘玉章首先发表意见说：“目前辽南敌人不多，打营口无问题，但第五十三军守沈阳则恐怕守不久。将来长春敌人几个纵队南下，营口也受威胁。” 杜聿明说：“你的行动要快，等长春敌人南下，我们的计划就不可能完成。” 廖耀湘说：“辽西现有我军一个师。盘山敌人不多，营口后路无问题。” 最后，杜聿明说：“实行这一计划主要在于行动迅速，能战就战，不能战则退。” 杜聿明请卫立煌向廖、刘指示，卫说：“蒋的命令要旨大体上是这样的，我没有什么意见。” 接着大家同声慨叹地说：“不知老头子为什么一定要放弃东北！”慨叹良久，廖、刘皆不同意放弃沈阳，但也没有顶回蒋介石的命今的表示。大家皆认为蒋介石是失策，可是谁也不敢顶回蒋的命令，不愿意承担挽救东北国民党军免遭覆没的责任，只是背后埋怨慨叹。这就是当时国民党将领的一般心情。 几个人谈到深夜，廖、刘二人才去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卫立煌仍然在这个小客厅里走来走去，不能安枕休息。杜聿明也同他一道转来转去，两人研究蒋介石为什么一定要出此下策，但始终揣摩不出道理。杜说：“廖耀湘要是行动迅速，打得机动，将黑山、大虎山的敌人牵住，还有可能从营口撤退，否则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卫立煌说：“沈阳怎么办呢？” 杜聿明说：“沈阳久守是无望的，你看出老头子的意思没有？” 卫立煌叹了口气未说什么。 杜聿明接着说：“最好请总座(指卫)准备一下，等营口立住足，再向老头子建议将沈阳部队撤退，目前我还不能提出这个意见。因为他(指蒋介石)判断敌人要退，万一敌人真如他所料退了的话，我们不仅要碰钉子，而且会成了放弃沈阳的罪人。” 卫立煌肯定地说：“敌人不会退，你看着吧！” 杜聿明说：“敌人攻锦州轻而易举，伤亡不大，我看也不会退。不过老头子一定要这样做也许他有什么神机妙算。” 卫立煌说：“新立屯的后路一断，黑山再过不去，廖耀湘危险得很。咱们叫工兵到辽中架几座桥，万一廖退不到营口，也还可以退到沈阳。” 杜聿明说：“也好，马上交大伟(即赵家骧)去办。” 卫立煌马上就给赵家骧打电话布置了架桥任务。 卫立煌的意思还是尽可能巩固沈阳，不愿廖兵团从营口撤退。蒋介石的内心是决定放弃沈阳，但又不明确对卫指示，而要卫仅以周福成的第五十三军守沈阳。杜聿明奉蒋介石的指示，要在打锦州不可能时再令廖耀湘向营口撤退。但碍于同卫的私人情谊，卫又是杜的顶头总司令，既不愿违蒋之命，又不愿强卫之所难。蒋介石就是这样指挥作战，弄得各将领间矛盾重重，互相疑惧，无所适从。这样指挥是没有不失败的。 蒋介石指定杜的司令部设于葫芦岛。在杜聿明到葫芦岛以前，由徐州先派来设置司令部的僚属多人。这批人到达后，一窝蜂似地涌进了设在葫芦岛商船学校里的东北“剿总”陈铁的指挥所，决定杜的司令部就设置在这里，宣称杜即将到葫芦岛办公，要求陈铁和他的部属迅速让出房子，逼着陈铁迁到葫芦岛海关附近机关宿舍。 杜聿明手下的这批人态度强横，尤其那个徐州“剿总”副官处长，还要把陈铁由补给机关领到的汽油扣下来，弄得陈铁啼笑皆非，感觉很窘。这个副官处长到处借车，号房子要家具，海关、银行、招商局、盐务局、港务局都不胜其忧，叫他为“老营混子”，给杜引来很多反感。陈铁愤慨地说：“这批东西就叫做‘猴而冠者’，真是强将手下无弱兵呀。”姚杰如干脆托词牙痛请假溜回沈阳。 10月21日，杜聿明飞到锦西，他面色黄瘦，显得疲倦，带有病容。他坐上吉普车，腰腿很有些吃力，后座位靠一个暖水袋，驶向葫芦岛。当日午后召集侯镜如和陈铁、阙汉骞、林伟俦、王伯勋等将领开会，杜奉明讲了蒋介石攻占锦州的命令要旨，并说廖耀湘兵团主力攻占彰武、新立屯后正继续向锦州挺进中，第五十二军已从辽西向营口进攻。 他问到会各军长当面共军的兵力有多少，坚固工事在什么地方，弱点在什么地方，应如何攻击才可打下锦州与廖耀湘兵团会师。各将领都互相窥视，面有难色。有几个人说在塔山地区至少有三个纵队。锦州已失守，锦州的共军主力可以全部使用到葫芦岛方面来。阙汉骞说：“现在伤亡很重，如独立第九十五师每团只有一个营，一个师其实只有一个团，光守锦西、葫芦岛都有问题。同时，还要估计到共军攻下锦州后士气会更旺盛，武器、兵员补充更足，如果再要攻击，共军主力一反攻，恐怕连锦西、葫芦岛都难保。” 杜聿明说：“打仗要打巧仗，而不是打笨仗，要打活仗，不是打死仗。过去迭次攻击塔山均遭惨败的原因就在此。攻塔山不能死攻，笨的战法牺牲大，不能完成任务。要寻找敌人的弱点，突破一点扩张战果，包围到塔山敌人后方而歼灭之。”杜聿明还解释：“稳扎稳打的战法，最主要的是搜索警戒兵力要用得少，派得远，才可以预先了解敌情；打时兵力要集中，火力也要集中，以火力压火力，以速度压速度，一举击破敌人。” 对杜聿明的讲话，将领们半信半疑。最后杜聿明坚决执行蒋介石的反攻命令，决定以第六十二军对塔山实行佯攻，以第五十四军向老锦西道两侧高地攻击前进，将共军阵地摧毁后，即向右旋转，主力经锦西至锦州大道两侧向锦州攻击前进，以一部向塔山以东迂回，协同第六十二军包围消灭塔山共军；以第三十九军向邢家屯、大虹螺山攻击前进。掩护军之左侧背；以第九十二军第二十一师、独立第九十五师为预备队。随第五十四军后攻击前进。 23日开始攻击，军长阙汉骞、林伟俦亲赴前线指挥。战斗进展很慢。在反复争夺的战斗中，第五十四军伤亡很大，第六十二军第一五七师营长以下伤亡百余人，一直战斗到下午一时左右又停止攻击。 25日，国民党军休整一天。26日早晨，国民党军忽然发现塔山和大台山之线的解放军不知去向，查不到解放军的行动意图。侯镜如担心这种有计划的行动，可能是意在诱使国民党军离开既设堡垒阵地，然后各个歼灭；或者是等待国民党军向锦州前进时；袭葫芦岛港口后方。因此，他制止部队冒进，派出搜索队侦察。但是在阵地前各村庄找不到一个居民，查不到任何情况，恐遭伏击，不敢再行前进，只把塔山原解放军阵地绘图进行研究。侯镜如亲自带一个搜索排到塔山阵地前缘，见到国民党军横尸累累。在这些官兵的尸体上，大部插着竹签标语：“你为四大家族殉葬”，“你为什么这样来送死”，“你的家中妻子在怀念你”等等。 侯怕这种标语瓦解国民党军军心士气，就叫随从人员拔掉。但尸体遍野，拔不胜拔，即调集卫生队迅速掩埋。他们继续在阵地侦察，虽然是在白天，也无法通过解放军原先设置的纵深鹿砦、木桩、铁丝网，还怕遇到触发地雷和拉发爆破筒，乃急调工兵部队排除各种障碍物。 侯镜如进入塔山村时，村中空无一人，见不到解放军一个尸体，足见是有计划的行动。从塔山转到大台山脚207高地一带时，沿途堡垒星罗棋布，障碍物纵深，交通壕连贯，构成了铜墙铁壁般的坚固阵地。 在许多堡垒工事都插满标语，如“沉着瞄准杀敌”，“与阵地共存亡”，“为人民立大功”，等等。解放军塔山的阵地是如此的完整。环顾塔山周围，几十里以内树木很少，解放军怎能在十多天的时间里，找到这样多的木材，做出这样的奇迹呢？这真是国民党军将领们不能想象的。当时国民党军的班长以上人员参观塔山工事时，有些人还夸口说：“这样阵地堡垒我们攻不下，将来我们照样做出来，他们也是攻不下的。” 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精神，似乎在战场上也可见到。 第12章 黑山阻击，全歼廖耀湘 正当蒋介石想在东北杀一个回马枪，然后抽身撤出时，毛泽东也作出了歼灭廖耀湘兵团、攻取沈阳并防敌从营口撤退的周密部署。 10月19日，毛泽东曾指出，“如蒋介石仍不变更锦、葫、沈阳两路向你们寻战的方针，那就是很有利的。在此种情形下，你们采取诱敌深入，大打歼灭战的方针，甚为正确”。 20日毛泽东又指出：“你们行动方针已有电示，即不打锦、葫而打廖耀湘。我们完全同意你们建议，如廖兵团继进，则等敌再进一步进攻之。一经发觉敌不再进，或有退沈阳营口的象征时，则立即包围彰武、新立屯两处敌人，以各个击破为方法，以全歼廖兵团为目的，望即本此方针，即刻动手部署，鼓励全军达成任务。” 林彪立即定下歼灭廖耀湘西进兵团的决心，令十纵并指挥一纵三师、内蒙骑兵师进至黑山、大虎山一线，组织坚守防御，阻敌南逃再占锦州；六纵(缺十七师)、五纵进至黑山东北厉家窝棚、姚家窝棚、二道岗子、郑家窝棚一线，切断西进兵团向沈阳的退路；主力一纵(缺三师)、二纵、三纵(加六纵十七师)、七纵、八纵、九纵及炮纵，由锦州地区挥师北上，分头向辽西急进。 林彪的打法是拦住先头，截断后尾，夹击中间，分割穿插，全歼西进兵团。 同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颁布了《全歼东北国民党军的政治动员令》，指出：东北局势已发生了新的重大变化，我应趁敌连遭惨败，极端恐慌混乱，企图实行东北总撤退的时机，连续作战，全歼东北之敌。首先抓住沈阳出来的廖耀湘兵团，与敌决一死战。此战我有绝对胜利的把握，我军必须有连续打胜仗的决心，一口吃掉东北国民党军，解放全东北。 林彪还明确指出：这次大会战决胜的关键，在于是否能切断新立屯、彰武之敌的退路；五纵、六纵、十纵的动作，切不可稍有疏忽和犹豫，要准备冒险、坚决行动采取阻击先头、拖住后尾、夹击中间，不能让敌人逃走。 十纵司令员梁兴初收到“野司”急电：“长春十万敌军起义投降，锦州十万敌军被歼。沈阳陷于孤立，廖耀湘兵团有企图向锦州突围，与锦西北上之敌会合，妄想夺路逃回关内。令你们即返黑山、大虎山，选择阵地，构筑工事，顽强死守，阻击敌人，掩护主力到达后，聚歼前进之敌。” 黑山、大虎山，北临高达千余米的医巫闾山脉，南接连绵90余公里的沼泽地区！北宁和大郑两条铁路、公路从这20里宽的狭长丘陵地带直穿关内。这宽仅20公里的狭长地区，是沈阳通往锦州的惟一走廊，是敌人大兵团行动的必经之路。 梁兴初把师长、政委们找来说：“要想打好这一仗，不咬咬牙是不行的！现在野司首长在看着我们，各兄弟部队也在看着我们。打好了，不仅是标志着东北的全部解放，更重要的是蒋介石的又一个‘十万主力军’被我们从他的军簿上一笔勾销；打坏了，十万大敌就将逃入关内，对我们整个解放战争，又将意味着什么呢？那只能说，我们对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大家看，我们现在就站在这样严重的任务面前，我们对待自己，难道还能有其他第二个要求么？没有了！要求只能是一个，那就是：只准打好，不准打坏！”各师相继进入阵地。纵队周赤萍政委前往大虎山观察三十师防御阵地。梁兴初带作战科长到二十八师。 二十八师担任黑山区防御，西侧是大白台子，东侧是高家屯，为一长达3000米的丘陵地带。丘陵地带突出部是其主要阵地——101高地，形势险要。梁兴初登上“101”高地，未预料到竟是一座寸草不生的石头山。战士们艰难地挖着、刨着，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仍是一镐一个白点。梁兴初和贺庆积师长研究决定，集中全力做好表面工事，用大量土袋、铁轨，首先修成地面火力点，然后再挖凿散兵坑，加强阵地的副防御。 锦州失守，廖耀湘的辽西兵团成了孤悬于沈阳、锦州的无根浮萍。廖耀湘心慌意乱。如不救出辽西兵团，可能被解放军分割包围，全军覆灭；但辽西兵团“再退回沈阳”，是慢性的自杀，最后只能如长春一样。廖耀湘决定由新立屯兵团主力现在地区经黑山、大虎山以东和以南向大洼、营口撤退。 杜聿明、卫立煌都主张退沈阳。廖耀湘急不可耐，19日晚直接打电报给蒋介石，坚决要求经黑山、大虎山直退营口。20日晚卫立煌由平回沈后，立即打电话给廖耀湘，说蒋介石最后采取退营口的方案，要廖按原定的计划立即攻击黑山。 廖耀湘令第七十一军军长向凤武于10月21日拂晓开始攻击黑山。 攻击黑山的部署是这样的：第二○七师的第三旅在兵团直属重炮掩护下，从胡家窝棚(黑山以东通沈阳公路上一个村庄)由东向西从正面攻击黑山；以第七十一军的两个师为攻击黑山的主力，由北向南从黑山以北侧击并包围黑山。 廖耀湘原以为黑山会很容易得手，没想到林彪早已在这里埋伏了一员猛将。 国民党军以两个整营的兵力，向十纵八十二团七连守卫的前哨阵地尖山子发起进攻。七连在连续击退敌人五次冲击后，坚持到黄昏，子弹、手榴弹全部打光，最后用石头击退敌人，后撤出尖山子阵地。 林彪给梁兴初发来电令：“盼你们加强决心，深入动员，务须使敌在我阵地前尸横遍野而毫无进展。只要你们守住黑山三天，西逃之敌必遭全歼。” 22日，廖耀湘改命新一军军长潘裕昆为黑山攻击指挥官，指挥新一军和第七十一军及第二○七师第三旅，继续进攻黑山。潘建议以该军新三十师从正面即北面参加黑山之攻击，以第五十师之一部附该军的骑兵团从西北面包围黑山并向黑山以西之正安堡(位于黑山通锦州的公路上)迂回黑山，以期截断黑山守军后方的交通联络，特别加强正面与东面进攻部队的炮火支援，以轻重炮兵的集中轰击，摧毁黑山守军之抵抗。 梁兴初是员福将，深夜11时，二十八师侦察队送来“活舌头”一名，是敌七十一军八十七师师部的通信班长，衣袋里装满送往各团的“战斗命令”。梁兴初从中了解到敌人避开黑山正面阵地，将矛头指向侧翼高家屯；高家屯因阵地难修，工事较弱。梁兴初亲自去二十八师指挥所。指挥所设在城北高地的一个碉堡里。 24日晨6时，4架野马式敌机，带着滚雷似的轰隆声，飞扑黑山城上空。随着凄厉刺耳的尖啸，炸弹成串地往下落，黑山城顿时被撕裂开了。与此同时，架设在张家窝棚方向的敌重炮群，也以暴雨般的炮火向高家屯一线遮头盖脑地打来。紧张、残酷的阵地争夺战，在高家屯一线激烈地进行着。国民党“党化部队”青年军二○七师第三旅，担任对高家屯冲击的主攻任务。八十四团二营在仅有一个山炮营的炮火支援下，坚守101、92、90等制高点，与敌人展开反复冲杀，顽强奋战。 敌人第一次冲锋被击退后，旋即以3个营的兵力，发起第三次猛攻。在敌人猛烈炮火轰击下，山头工事大部残破坍塌，人员受到较大伤亡。但是“人在阵地在”的决心，鼓舞着二营战士。他们不怕烟熏火烧、伤筋折骨，从倒塌的战壕里纷纷跃起，以突然而又密集的火力，给敌人一次比一次更惨重的杀伤。战斗持续到11时，高地前已留下数百具敌军的尸体。敌人被激怒了，集中所有重炮，向三处阵地暴雨般地倾泄炮弹。以一个半营连续猛攻高家屯石头山。守军六连一排在表面工事全被摧毁的石头山上，以机枪、手榴弹、石块、木棍，连续击退敌人三次冲锋。当敌人发起第四次冲锋时，阵地上只剩4个人。激战至14时半，阵地终于被敌人占据。 敌人很快又聚集一个营的兵力，发起第四次猛攻。此时四连弹尽粮绝，前去增援的六连两个班在途中遭到炮火轰击，大部伤亡。团指挥所遂令四连撤出阵地。四连一排有6名战士未及撤出，阵地即遭敌人突破。一排长李永发为掩护全连撤追，与敌人展开白刃格斗。他身负三处重伤，仍坚持用刺刀拼倒5个敌人，最后壮烈牺牲。 敌人在占领92高地后，马上出动两个营向101高地冲杀上来。此时101阵地已是弹坑累累，碎石成堆，几乎所有土木火力点都已坍塌。四、六连余部和营部通信班共20余人，就在这毫无依托的石头山上，利用弹坑滚进滚出，以密集的手榴弹连续击退敌人四次冲击，敌人不顾伤亡，纠集其残部以羊群般的队形，从三面合围上来。此刻，高地上只剩下5名战士，手榴弹已全部打光。在一场激烈的肉搏战后，101高地终于被敌人占领。 梁兴初吼叫：“立即夺回101高地！” 贺师长回答：“坚决执行命令，马上组织反击！” 十纵二十八师贺师长沉着和果断，不给敌人丝毫的喘息机会，立即命令所属12门山炮，向占领101高地之敌轰击，又令八十二团一、三营，统由八十四团团长蓝芹指挥，在炮火准备后，立即反击高家屯。 一营主要突击101高地，三营兵分两路，直奔高家屯石头山和92高地。借着滚滚尘烟，战士们飞速动作，突然出现在敌人面前。惊慌失措的敌人正待反抗，一排手榴弹立即落在他们头上。阵地上顿时刺刀飞舞，杀声震天，终于夺回了失掉的阵地。 梁兴初咬着他的铁板牙说：“明天，是决定的一天！我们头上挨的就一定是万磅炸弹，只要主力没有赶到，我们就一定坚决守住。今后的作战方案，不管哪个师都是这么一句话：‘丢了，马上拿回来！’” 在大炮、飞机掩护下，敌一六九师倾出全师兵力，以成团的密集队伍发起猛攻。一场激烈、残酷的阵地争夺战，立即在高家屯一线展开了。 石头山失守，一个排大部伤亡。 国民党军又以4个营的兵力由石头山向92高地攻击，八十二团二营五连连长、指导员相继阵亡，班、排长自动代理指挥，以密集火力连续击退敌人的两次冲击。此刻，五连阵地只剩下10余名战士了。当敌人以两个营分三路发起第三次冲锋时，五连战士机智沉着地把敌人放进30米内，突然投出成束手榴弹，杀伤敌人。敌人不顾伤亡，仍蜂拥而上。战士们拉响成束手榴弹，敌人成堆倒下，五连战士也全部壮烈牺牲。 八十二团全部和八十四团三营所有兵力，随着一阵猛烈的炮火，分四路直扑高家屯。我八十二团一营主攻101高地；八十四团三营从两侧包围；八十二团二、三营则分成两路，直取高家屯石头山与92高地。全纵队都把愤怒和力量，放在二十八师这把弓上。四路队伍如同四支脱弦的利箭，笔直插向敌人的心脏。所有的山炮、迫击炮和步兵炮火，都朝着山背猛打，为他们“擂鼓”助威。八十二团一连在战斗英雄倪恩善率领下，担任夺取101高地的尖刀。 他们是那样巧妙、灵活地避开敌人的机枪火力，三跑两跳就登上101高地的山腰。随着一连串轰隆隆巨响，战士张连发连破敌人四个机枪火力点，把红旗插上101山顶，接着又枪挑两个敌人，俘虏9个敌人。我八十四团二、三营也乘势攻上石头山与92高地。激战半小时，至6时50分，高家屯阵地终于全部收复。 从21日到25日，十纵队顽强阻击五倍于我之敌，敌人寸步未进。 廖耀湘“西进”的美梦，在黑山这座铁门下碰碎。就在十纵队顽强阻击的同时，东总林彪已令第八纵队东进台安，斩断了敌人选向营口的退路；第五、第六纵队从新立屯南下关上了敌人窜回沈阳的大门。现在，廖耀湘“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待我攻占锦州的主力北上，敌人马上就成为“网中之鱼”了！26日，林彪电令梁兴初：“北上主力已到达。敌已总溃退。望即协同一、二、三纵队，从黑山正面投入追击。” 一纵队副司令员曹里怀，率领着几个参谋人员，赶到十纵队商议追击部署。梁兴初紧紧握着他的手，兴奋地说：“老曹！你们四天赶了三百里，可真是大大地辛苦了！来吧，现在一盘‘肥肉’摆在我们面前，你们看哪块最‘肥’，就由你们随便挑吧！”曹里怀笑道：“我们一跑来就抢吃最肥的‘肉’，不是太没有礼貌了么？”说得大家哈哈大笑。 廖耀湘兵团确如一盘肥肉，摆在解放军几个纵队面前。 廖耀湘退走营口的计划彻底失败，进退维谷。这时卫立煌电令他迅速退回沈阳。兵团参谋长杨馄对廖说：“现在正是万分紧急的时刻，卫立煌要你退沈阳，那你就依照他的命令办好了。是他要你这样做，责任由他承担”。 廖耀湘令新二十二师乘黑夜把第一线各团撤下来为先头师，于二十七日拂晓主力通过第四十九军军部所在地陈家窝棚，并在该军部队掩护下向老达房撤退。他自己同这个师的先头团行动。第四十九军军长指挥所属部队和新三军的第十四师，紧随新二十二师后尾撤退，第十四师与第四十九军各部撤退秩序与掩护秩序由郑庭笈自行决定。 廖耀湘这样一折腾，部队立时陷入混乱。事急之下，廖耀湘用明语指挥，恰好为解放军指示了目标。解放军各主力纵队，从四面八方向廖耀湘兵团展开了猛攻。俗话云：“兵败如山倒。”廖兵团撤退的行军纵队被解放军穿插分割成碎块，分别包围。国民党军东躲西逃，狼奔豕突。 那种惊慌、混乱、奔逃的情形，无法形容。兵团司令廖耀湘、军长李涛等人也杂在这些乱窜、乱奔的人群中瞎跑。长官们大囔：“你们不要跑，组织起来吧！帮你们突围出去，要官有官，要钱有钱啊！“司令官、军长都在这里，你们保护着出去，保证你们升官受赏！”他们喊得声嘶力竭，这些人还是不睬不理，奔逃如故。善于指挥机械化兵团的廖耀湘，指挥不了这些溃逃的败军。 在一个大的开阔地上，被围的人至少有数千人。还杂有辎重、行李、骡马、大车、汽车等。东边枪响，人群向西跑；西边枪响，人群又向东逃。廖耀湘等先是站在汽车门的两边，开着汽车跑，后来颠颠簸簸，又下车跟着跑。 敌人已溃不成军，满地遍野逃窜。解放军随即展开了政治攻势，高喊着：“蒋军兄弟们！廖耀湘兵团已经完蛋了，谁再抵抗就是死路一条，缴枪不杀，赶快投降，到我们这边来。”敌人成批成批地放下武器，纷纷投降。解放军部队、机关、通信员、炊事员、饲养员，甚至宣传队、卫生队的女同志，都成了捉俘虏的英雄。作战科长带着两名通信员由师里回纵队司令部时，路上遇到一营敌人，经过喊话，全营的士兵向他们投降了。 敌人的军官向科长说：“你们的俘虏政策我们知道，一切听你指挥，要我们就地放下武器也行，要我们到你指定的地方放下武器也行。”四五百个全副武装的敌人，像驯服的羊群，乖乖地跟着侯科长向俘虏集中的地方走去。一次炊事班送饭回来，押着二三百俘虏。 廖耀湘身边只带有新六军特务连不到两个排的兵。廖耀湘恐人多引起解放军注意，命特务连分成小组，向各个方向警戒隐蔽，他同李涛等几个人隐匿在一个凹地里。入夜后，特务连也联络不上，无法掌握了，最后只剩下廖耀湘、李涛、一个副师长等几个人。当晚，廖耀湘决定向南走出包围圈。徒涉绕阳河通盘山的水渠，那个副师长跃入一个没顶的深坑，大声呼唤，引来解放军巡逻队前来搜索，这时又把李涛冲散了。廖耀湘等3人再向南走，走到一个小村，一进村就发现有解放军，走在前面的那一个高参被俘。 廖耀湘和周璞距离稍远，解放军没发现。他们傍墙角隐蔽地离开，钻进田野中的高粱秆堆里，隐匿了一天。途中遇到一个老百姓，给以重金，买了一些便衣与食物，化了装继续向沈阳前进，行抵辽河边，听路人谈沈阳已解放。廖耀湘又回头走，拟到葫芦岛，行至黑山以西北镇南关，便被解放军查获。 辽西战役至28日拂晓结束，只经过短短的几十个小时，廖耀湘兵团的兵团部及5个军部、11个师10万余人全部被歼，廖耀湘和他的4名军长、13名正副师长被俘。仅新编第一军军长潘裕昆、新编第三军军长龙天武两人逃往沈阳。 蒋介石27日清晨派专机到葫芦岛接杜聿明到北平。蒋介石窘态毕露，对杜说：“现在廖兵团电讯已失去联络，罗参军有个很好的意见，马上调海军运输舰将葫芦岛的部队海运营口登陆，策应廖兵团从营口撤退。你看怎么样？” 杜聿明想蒋介石听信了罗泽意见，已将沈阳主力送完，现在又要送掉葫芦岛的部队，心中对罗愤恨已极，就转向罗说：“罗参军的意见‘真好’，是一个很好的战术作业，可是你有没有考虑调兵舰要几天？” 蒋介石见杜的口气不对，怕同罗吵起来，就接过来说：“三四天。” 杜聿明说：“这就是说要将葫芦岛的部队运到营口，至少也要一个星期。在这一周内，廖耀湘要是存在的话，就可以自己打出来退回营口，否则一两天就完了。再把葫芦岛的队伍调去，不是等于送死吗？” 这时蒋介石没有了逢人便骂的威风，变得很虚心，问杜：“你看怎么办好？” 杜聿明考虑了一下说：“我看廖耀湘已经靠不住了，只有赶快调船把营口的部队撤退。沈阳是否能撤得出来还有问题。” 蒋介石说：“好！好！我叫桂永清准备船，沈阳叫周福成指挥第五十三军、第六军、第二○七师死守，你马上到沈阳去见卫总司令，召集周福成、赵家骧等部署沈阳防务，等部署完毕你再回葫芦岛”。 杜聿明当时觉得罗泽可恨，蒋介石可怜。但蒋既然信任他，明知无法挽救也只好再去一趟，站起来说：“那么学生就去了。” 蒋介石说：“你赶快去吧！” 杜聿明又问：“你对卫总司令还有什么交代的事没有？” 蒋介石未来得及回答就去接电话，听电话里讲：“据空军侦察报告现有一万多人由辽中向沈阳前进中。”蒋介石说：“我料定是廖耀湘，赶快派飞机去同他联络。”蒋介石接电话后又说：“你到沈阳跟周福成说，留在沈阳的部队都归周指挥，要死守沈阳。” 杜聿明27日午后由北平起飞，路过锦西降落，令锦西的部队停止攻击，并退回锦西既设阵地，严防解放军进攻。这时在锦西的各将领觉得非常诧异，问杜：“塔山敌人已退，我军今天上午已收复塔山，为什么又不攻了？”杜聿明说：“现在情况变了，廖兵团情况不明，敌人有可能来攻锦西。你们各守原来的阵地守着，等我从沈阳回来后再决定尔后的行动。”各将领这时恍然大悟，一致认为只有守不能攻了。 蒋介石这一天得到收复塔山的消息后，又在报上大肆宣传“击灭共军，收复塔山”，但对廖耀湘的完蛋则只字不提，真是自欺欺人。 27日傍晚，杜聿明到沈阳。卫立煌这时心绪繁乱，坐卧不宁，反复说：“我早就向他(指蒋介石)说，出了辽西走廊就会全军覆没，他不相信。我划过十字，他也不信。现在你看我说中了吧！”杜和卫研究如何巩固沈阳防务或撤往营口。卫说：“从前我要守，他不肯守，现在什么也没有了，如何守法？”杜问卫“退营口怎么样？” 卫说：“长春敌人几个纵队已南下，退出去也会马上完蛋。”杜聿明也觉得退守两难，就说：“老头子说要周福成指挥现有部队死守沈阳。”卫立煌曾令第五十二军从营口回沈阳，刘玉章接令后未照实行。赵家骧被任第六军军长，也想将队伍带到营口撤退。杜、卫分析了当时情况，认为：调营口部队回沈阳无把握，从沈阳逃到营口，也无把握。万一既调不来又逃不掉，最后，不是被俘就是被蒋介石惩办。还是照蒋的意见，叫周福成守好。于是找周福成来，将蒋介石的意见告之。 周福成本来是一个迟疑不决，好讲困难的人，可是这次接受任务很痛快。 赵家骧对杜聿明说：“我看周有问题，总部怎么办呢？”杜聿明说：“老头子只要周指挥部队死守沈阳，我问对卫先生的指示，他没有讲。你先回去作全盘部署，过几天看情况再说。” 晚饭后，杜聿明同卫立煌在卫的小客厅中谈论这次廖耀湘兵团何以完蛋的这样快。卫立煌说：“我始终未给廖下过命令，他的攻击部署，撤退计划，我都不清楚。直到26日廖耀湘告急来电请示，我才决定要他退回沈阳来。电报发出去不久，联络就中断。26日午后，飞机侦察到他的部队已混乱，今天(27日)去侦察，上午还有一两个村庄有零星战斗，到午后就都完了。飞机只发现辽中通沈阳的道上有万余人向沈阳前进中。可能是郑庭笈。” 杜聿明说：“蒋判断是廖耀湘。” 卫立煌说：“要是廖耀湘能回来的话，郑庭笈早回来了。在25日夜廖耀湘司令部被袭击后，我就令郑庭笈赶快撤回沈阳。” 28日中午查明，由辽中逃到沈阳的1万多人，即非廖耀湘，也非郑庭笈部队，而是辽宁省政府派出到辽中、台安一带抢劫粮食的保安部队及当地逃跑的地主、富农、恶棍等人。卫立煌感到非常失望。杜聿明觉得解放军马上就会到沈阳，跟着就会到葫芦岛，所以要赶快离开沈阳到葫芦岛，计划撤退营、葫的守军。 廖耀湘兵团全军覆灭，国民党军在东北的主力损失殆尽。蒋介石想把主力撤到关内的计划彻底破产。在北平的蒋介石气恼攻心，竟吐了血。他望着地图上的东北地区，眼前却是一片昏黑。 蒋介石在26日于北平写下日记：“东北全军，似将陷入尽墨之命运。寸中焦虑，诚不知所止矣。” 锦州解放，长春起义，廖兵团辽西被歼，沈阳已成孤城。 10月30日上午，蒋介石又派了一架飞机到锦西机场，带来一封给杜聿明的亲笔信，大意说：“沈阳秩序混乱，你马上去沈阳找周福成将防务调整好，再回葫芦岛。” 杜聿明当即乘飞机前往，还未到沈阳上空，空军司令王叔铭无线电话说：“沈阳北陵机场已混乱，不能降落，光亭兄你到沈阳后千万不要降落，等我向老头子请示后再说。”一会儿，王又来电话说：“老头子要你不去沈阳，仍回葫芦岛。” 杜聿明接到王的电话后，心想，沈阳已经完了，营口、葫芦岛如不急行撤退，一旦被共军攻击，想撤也不可能安全地撤退。他决定先到北平向蒋介石请示后再回葫芦岛。约12时过后到北平西苑机场，正遇见蒋介石披一件黑斗篷，满面通红，准备上飞机走。 蒋介石很惊异地问：“啊！你什么时候来的？” 杜说：“刚到。我已到沈阳上空，王叔铭告诉我沈阳机场不能降落，叫我回葫芦岛？我有要事请示，所以来了。” 蒋介石迟疑了一下说：“到里面谈。” 他们一同走进空军作战室里，蒋到地图前面，问：“沈阳情况如何？” 杜聿明说：“我只到机场上空，见机场以南有零散部队南逃，机场北部似乎有敌人窜到，但未见发生战斗，沈阳可能靠不住了。” 蒋介石窘态毕露，沉默不语。 杜接着说：“对卫总司令的安全应该考虑……” 未等杜说完，蒋介石就问：“沈阳别的机场情形如何？” 杜说：“不清楚。” 这时王叔铭也下了飞机来到作战室，他向蒋介石报告说：“沈阳已混乱，北陵机场已失，东塔机场也落炮弹，城内还有一个民航机场，我叫留一架飞机等卫先生。” 蒋这时未回答杜的问题，转过来问杜：“你还有什么事？”杜说：“以目前情况看，沈阳已无希望，请校长决定大计，营、葫队伍要赶快撤退，华北如何部署，而最重要的是徐州……” 蒋听到这里站起来，边走边说：“你回葫芦岛等命令。” 杜说：“撤营口部队的船一直未到。” 蒋说：“我催桂永清马上去” 这时蒋介石已走到飞机附近，杜聿明推了王叔铭一下，王上前去，对蒋说：“是不是把卫先生接出来。” 蒋介石说：“叫他到葫芦岛指挥。”于是蒋登机向南京飞去。 杜聿明回到葫芦岛后不久，得到空军电话说：“卫总司令的飞机即将到锦西。杜即同侯镜如等到机场接卫立煌。飞机到时已近黄昏，卫下机后慨叹地说：“差一点见不了面！” 跟卫同机的有赵家骧、高惜冰(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董彦平(安东省主席)、董文琦(沈阳市长)、徐梁(辽北省主席)、王铁汉(辽宁省主席)、刘耀汉(联勤第六补给区司令)等军政大员20余人。卫立煌和赵家骧住在杜聿明的司令部里，其余诸人都下榻在港口司令部的办公大楼内。他们仓皇逃命，不但行李未带出来，就连更换的衬衣和洗漱用具也没有。 此时已届深秋，早晚海风很凉，军用仓库里还存有士兵用的灰布棉军被，每人发两条，另外给一件棉布大衣，这批高级军政大员屈尊降格胡乱地过了夜。但他们惊魂甫定，心事重重，在秋风秋雨之夜，哪里能够酣然入睡，只有相率披衣胡聊，坐以待旦。 他们像热锅里的蚂蚁一般，急着想逃往北平，天天盼有飞机飞走，出尽了狼狈相。当时在葫芦岛流传这样一首打油诗：“一夕炮声惊好梦，黄金斗印化尘埃，抢登飞机逃命去，衮衮诸公沈阳来。” 到葫芦岛后，卫立煌、赵家骧、杜聿明三个人一起经常检讨东北失败的原因，一致认为蒋介石已经老糊涂，无论什么战斗，只要他去指挥，他就一意孤行，谁的意见也不接受；他召集开会，也只是要别人附和他的意见，执行他的命令，谁不同意，他就骂人。 卫立煌说：“蒋介石的用人是人人直接通天，弄得谁也不得统一指挥。我在东北未下过一道命令，看谁负责。” 杜聿明说：“东北失败与总座无关，他(指蒋介石)自己命我下命令给廖耀湘的，如果要追究失败责任的话，那只有追到我身上。” 杜聿明指挥撤退在营口、葫芦岛两地的国民党军，已刻不容缓。蒋介石指定海军司令桂永清派海军掩护。桂永清乘“重庆”号并带海军运输舰“峨嵋”号，还有招商局的一只登陆艇、一只小火轮，于11月1日到营口。这时解放军对即将窜逃的国民党军正进行猛烈攻击，战斗很激烈。 桂永清害怕兵舰驶进辽河，掩护登陆艇去靠营口码头接运军队，会遭到岸上解放军的炮击，因此把兵舰停在营口外海不敢进港，乱用舰炮盲目射击，就算海军在支援陆军撤退方面尽了掩护之责。 到11月1日晚解放军暂停攻击时，登陆艇和小火轮才靠码头。那只火轮因逃兵争着抢搭，载重过量而搁浅，被岸上解放军发炮击中起火烧掉。刘玉章的第五十二军结果仅以一只登陆艇撤出几千人。其余有的被淹死，有的投降，有的还被国民党海军乱炮打死了，伤亡可谓惨重。桂永清回到葫芦岛却吹嘘说：“刘玉章被敌人粘住了，有被消灭的危险，没有海军的得力掩护，是撤不出营口的。” 桂永清回到葫芦岛后，派海军人员强从后勤机关仓库内抢走所存的几千套美式冬季装备，不按手续也不打收条。他说：“到东北的陆军部队，每人一套美式冬装，独对海军例外；这是联勤总部的混蛋做法。现在打仗了，靠海军帮忙，这样冷天，库里有冬服不取来，难道等着资敌送礼不成。”海军还把油库的汽油尽量装进“重庆”号油舱里。第六补给区的主管人员见他们不出收条，要求枉永清给联勤总部打个证明，桂置之不理。聚集在葫芦岛的这批败军之将，个个都是惊弓之鸟，唯恐解放军一来就逃不出去。特别是从华北来的各军师，争着抢先要船运离葫芦岛。 杜聿明为了迷惑解放军，秘匿军队行动，也有他的一套。当国民党军撤退时，杜下的命令是“由葫芦岛船运营口增援第五十军的作战，限某时登船完毕启碇。”待船驶离港口，杜另以无线电下达补充命令，指示船开秦皇岛，仍归华北战斗序列。 杜的这一着，连奸狡已极的罗奇也被蒙在鼓里，问：“部队为什么向营口运？”杜聿明根本不把罗奇放在眼里，罗奇只得灰溜溜地回到北平。在杜聿明离开葫芦岛的前夕，曾布置将一些重要的军事设施、海港码头和机车等进行破坏，并已下令将海港码头给水塔等设施和机车加以破坏，并将各工厂重要机器运走。 第13章 保卫沈阳，地下工作功在千秋 4月中旬的北方，寒冬已过，残雪消融；扬柳吐绿，到处显露着春意。 洞庭春饭店。二楼单间雅座，一位衣着朴素大方、风度不俗的青年妇女，靠窗坐着。她不时地向窗外眺望，似乎在等什么人。 街上。一个头戴大沿帽，身着笔挺军服的国民党军官走过来。他年约40左右，戴一副金丝边眼镜，佩少将军衔，文雅英武，迈着军人特有的整齐而坚定的步伐，走向洞庭春饭店。在汀口回头向周围扫视了一眼，径直走进饭店，走上二楼单间，走近端坐在雅座的青年妇女。 “您是富平女士？” “是的。您是许师长？” “许赓扬。让你久等了。”“能和许师长见面，非常高兴。” 二人握手寒喧，落坐，低声交谈起来。 这富平女士，是中共东北局的社会部派到沈阳的地下工作者。许赓扬是沈阳守军国民党新编第一军暂编五十三师少将师长。 富平在沈阳坤光女子中学读书时，阎宝航是该校董事长。富平的丈夫王凤起，辽宁昌图人。是黄埔军校十期毕业生，在东北军工作期间受到张学良的重用。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扣，王凤起对蒋介石背信弃义非常愤慨，曾筹组国民党青年将校团，密谋效法日本少壮军人发动“二二六”事件，组织军事政变推翻蒋介石，拥戴陈诚上台。 他的这一计划曾暗中受到陈诚的支持，后因事机不密，被军统特务侦知，于1943年10月下旬被捕，关押在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白公馆等处三年半之久。在押期间，他与黄显声(东北军将领、五十三军副军长)、宋绮云(杨虎城秘书)、韩子栋(中共党员)等结识，受到地下党的教育。黄、宋等劝他出狱后去东北解放区找高崇民、阎宝航联系，参加反蒋斗争，为人民做好事。 后经陈诚努力，1947年王凤起被释放，随陈诚来东北任行辕高参。王凤起曾携同富平，由中共地下工作人员护送，潜入北满解放区。在白城子见到辽北省人民政府主席阎宝航。阎宝航介绍他们到哈尔滨见高崇民。高崇民对他们进行教育，将他们介绍给东北局社会部。社会部负责人邹大鹏、陈钟说服王凤起放弃“建立第三战线，成立反蒋联合政府”的打算，动员他们做一些对革命有功的事情，如做原东北军的工作，或搞些情报工作，从事解放沈阳的策反工作。 经过教育，他们夫妇接受了中共东北局社会部的指示，表示愿意到沈阳对国民党军开展策反工作。1948年2月中旬的一天，邹大鹏、陈钟在哈尔滨设便宴为他们夫妻饯行。席间，邹、陈勉励他们说：“你们要抛弃个人主义立场，重回蒋管区，为党工作。你们到沈阳后，哪怕能动员过来一个营，乃至一个连，那都会起很重要的作用，堡垒最易从内部攻破，共产党不会忘记任何一个为人民立了功的人。” 3月17日，他们从哈尔滨动身赴沈阳，同行人中还有程光烈、宋超等同志。程光烈任中共东北局社会部开原联络站站长。王凤起、富平受程光烈领导。在开原停留期间，程光烈教会了富平用米汤书写及复原情报的方法，具体给他们布置了任务：一是搞军事情报向外传递；二是做原东北军的工作，争取他们起义。 4月初，富平、王凤起通过国民党军的封锁线到了沈阳。王凤起住在好友秦祥征(沈阳市第二守备总队总队长)的家，富平住在有世交的李雨林家。不久，富平在李家遇到了国民党新编第一军暂编第五十三师一团团长韦人侣。韦亦系东北军炮兵系统的老人。她抓住时机向韦分析局势。谈论“九一八”事变，特别是西安事变后，东北军被国民党歧视排挤的处境，宣传了共产党对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的政策。韦听后颇为动容。 富平从韦人侣的口中得知暂编第五十三师师长许赓扬也是张学良将军的旧部，与富平同乡。经韦介绍，富平约许赓扬在洞庭春饭店会面。富平向许赓扬转达了邹大鹏、高崇民、阎宝航、吕正操等对许的热切希望，要许掌握好部队，不做对不起东北父老兄弟的事。 许赓扬出生于吉林省四平市的一个小手工业者家庭，17岁即投笔从戎，在军旅奋斗了二十几个寒暑，虽说己任少将师长之职，其间也充满坎坷。特别是“西安事变”之后，东北军军官在国民党军队中倍受歧视，抬不起头来。暂编第五十三师编入蒋介石嫡系新一军后，因为是来自“杂牌部队”仍然处处受到排挤，人事大权统由军部控制。许赓扬手下的一些亲信部属被一一撤换。对蒋介石惯用的以抗日和内战消灭杂牌军的做法，许赓扬可谓饱尝滋味，深恶痛绝。东北国民党军队接连打败仗，许赓扬深切地感到前途渺茫，要另寻出路。 1947年秋，被我东北人民解放军在长春俘虏后又释放的原长春城防司令陈家珍、团长潘桂生来到沈阳后，私下告诉许赓扬：共产党才真正是为国为民谋利益的政党，共产党对国民党官兵实行的宽大政策使他们口服心服。陈家珍还向许赓扬转达了中共中央东北局社会部、以及高崇民、阎宝航等人要许“明辨是非利害，伺机起义，弃暗投明”。1948年初，国民党第五十六师师长王家善在营口起义，更是大大地触动了许赓扬。 王家善同许赓扬是多年老友，一直关系密切。王家善率部起义后，还专门派人到沈阳，告诉许赓扬，共产党对其起义真诚相待，要许赓扬认清形势，相机率部起义，投向光明。许赓扬深有同感。所以，当他在洞庭春饭店与中共派来的地下工作者富平会面时，不胜感慨地说：“自西安事变后，自己以孤臣孽子的地位服务于军旅，寄人篱下，仰人鼻息，瞻顾前程，十分伤感。”富平对他说：“许大哥对形势的认识很透彻，您可千万要留个心眼，找个安身立命之地。这一师人可要把握住啊。”许会意地微笑点头。 以后，许赓扬来沈阳市时，富平又去他家，转达高崇民、阎宝航对他的问候，向他宣传共产党对起义投诚人员的政策，启发他认清形势，相机率部起义。 经过与许、韦的几次见面，富平便只身去开原向程光烈汇报了情况。程指示富平，让许赓扬或韦人侣派人到开原直接与他联系。富平回到沈阳后，向韦人侣转达了程光烈的意思，韦答应向许反映，并探听许的意图。韦当时表示一定争取起义，并说原东北军的人无第二条路可走。 王凤起和国民党第五十三军(属第八兵团)的参谋处长夏时是好朋友，又是陆大同学。王回沈阳后，即向夏时说明情况，打算着手做五十三军的工作。 夏时是第五纵队司令员万毅的同学，又是国民党第八兵团司令兼五十三军军长周福成的连襟。夏时深知周福成非常顽固，不易争取，答应时机一到，可以同中共方面联系，并希望能得到万毅一信，以昭信守。程光烈请万毅写了信，满足了他的要求。 沈阳是拥有180万余人口的大城市，东北工业中心。争取沈阳和平解放，对于减轻战争对城市的破坏，保护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此，中共东北局及东北民主联军对此非常重视。通过地下党组织和各种渠道早就对沈阳国民党守军做了大量的政治争取工作。这对敦促大部分国民党守军起义、投诚，实现沈阳的尽快解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对沈阳守军的政治争取工作，是从多方面进行的。 中共东北党、政、军领导同志吕正操(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高崇民(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阎宝航(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张学思(辽宁省人民政府主席)和万毅(第五纵队司令员)等，利用与原国民党东北军旧部属、同学、同乡的关系，直接给国民党沈阳守军主力第五十三军(原东北军部队)诸将领写信，向他们讲清形势，晓以大义，劝其把握时机，采取行动，率部起义。 这里，要特别介绍一下东北元老高崇民与阎宝航。 高崇民是辽宁省开原人，青年时先后毕业于奉天省立农林学堂和日本东京明治大学政治经济学系。1925年参加国民党，曾任张学良秘书。“九一八”事变后，他化装离开沈阳，随着逃难的人群流亡北平。一路上，他看到家乡被侵占、同胞姐妹遭蹂躏的惨状，心中愤慨，到北平后就当面质问张学良。这时他才明白，丢掉东北原来是张学良执行蒋介石不抵抗命令的结果。于是他决心不做官，不经商，专门为救国奔走，致力于抗日复土的斗争。 1931年9月27日，高崇民和阎宝航、杜重远、卢广绩、王化一、王卓然等在北平奉起建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高崇民担任常务委员兼总务部副部长。他与卢广绩一起，利用张学良和其他东北各界上层人物的关系，多方奔走，筹办钱款和物资，大力支援关外义勇军的抗日武装斗争。 1931年11月，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决定组织流亡北平的东北青年和学生由高崇民等率领，参加平、津两地学生请愿队伍。赴南京向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蒋介石在刺刀、机枪的簇拥下，被迫在国民党中央军校接见请愿群众，说什么：“中央没有对不起东北人民的地方……”。站在请愿团队伍最前列的高崇民激愤不已，当场质问蒋介石：“东北人民对促成统一、保卫国土所作的努力，对得起中央，而中央在敌寇入侵以来，不发一兵，不作明确表态，一味依赖国联，使敌寇得寸进尺，侵略无止境，中央何以对得起东北人民？”这番义正词严、激切沉痛的斥责，使蒋介石哑口无言。 高崇民为人刚正不阿，敢于直言，宁折不弯。在一次会上，国民党特务头子贺衷寒听到高崇民主张抗日又批评蒋介石，极为不满地威胁说：“我们应以领袖的意志为意志，个人不能有主张，我们服从领袖应像迷信神一样，丝毫不能动摇。否则怎能算拥护领袖呢？主张抗日简直是狗屁！”高崇民立即反驳说：“我拥护领袖是为了抗日，我们的口号根本是拥护中央收复东北，因为他有抗日的力量。”贺衷寒不等他把话说完就插上问：“那么领袖无力量你就不拥护吗？”高崇民立即沉下脸来回答说：“那是当然，否则我们怎不拥护街上站岗的警察呢？领袖毕竟是人而不是神，只有混蛋才迷信神。”说得贺衷寒悻悻而退。 西安事变中，高崇民与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等的工作接触，使得他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更深刻了。1937年6月，高参加中共领导的东北抗日救亡总会，并任领导工作。1938年8月，高崇民来到延安，见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提出请中共中央重视东北，建立东北干部支队，挺进敌后和东北的意见。中共中央很重视高崇民的意见，于1939年夏正式建立东北干部队，挺进敌后冀中，为解放东北做了准备。在延安，高崇民还向周恩来、陈云诚恳地提出入党申请。陈云和他商量说，你是东北知名人士，又在国民党统治区搞抗战工作，是否不入党比入党更便于工作呢？高崇民服从了党的安排。 1941年春，高崇民想去新疆营救杜重远，不料被戴笠骗到重庆，实际上被软禁。高崇民在重庆主持“东总”，并接办《反攻》半月刊。周恩来和董必武曾多次强调，要坚持“东总”这个阵地，说：“只要东北救亡总会的牌子、(反攻)的牌子存在，蒋介石就很难出卖东北，以这样的团体和刊物跟蒋介石作斗争”。 在高崇民住所嘉陵江南岸猫儿石，经常有三五个特务轮流监视。他气愤不过，给戴笠写信说：“余一寒土，流亡无依，有何可畏，防之若敌？”戴虽复函矢口否认，但此后特务监视减少了。 1945年10月的一天，周恩来到阎宝航家，召开了东北民主政治协会在重庆的最后一次会议。会上，周恩来向大家说：“日本帝国主义现在是投降了，可是我们今后的任务还是很艰巨的，希望大家能争取尽快地回东北去——或到东北解放区，或仍留在蒋管区继续从事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统一的民主运动。” 按周恩来的指示，高崇民找白振铎、陈彦之、杜弘如和吴一凡等说：“我们已决定有二十一人，要分别采取各种办法，争取尽快地离开重庆回到东北去，其中有我、阎宝航、陈先舟、车向忱先到东北解放区；你们仍投向东北的蒋管区，从事地下工作和掩护工作，这是经周恩来先生同意的。”高崇民很兴奋地说：“这是在重庆最后的会见，争取在东北胜利会师吧？” 11月间，东北解放区已经任命高崇民为安东省主席。周恩来为高崇民潜回东北解放区作出周密的安排。 1945年11月21日晚，高崇民与老朋友张友渔的夫人、在美国新闻处工作的韩幽桐假扮夫妇，乘坐美国新闻处包租之民生公司大船，离开重庆去上海。美国新闻处包租船不受国民党军警检查，甚为安全。高崇民潜离重庆后，国民党特务机关发出通缉令，并在上海进行堵截而未获。他在上海下船后停留七日，改乘招商局为国民党往东北运军火的轮船，假扮船上司账员，先到北平。 在北平通过王化一得到了蒋介石秘密部署向解放区实行全面进攻的军事计划。当时国民党正在重庆与我党进行谈判，搞和平欺骗，他立即将这份军事计划交给中共负责情报工作的李克农。李见到这个重要情报后说：“太好了，王化一为人民做了一件好事。他的身家性命党包了。”李克农随即将这份计划送交党中央。高崇民还通过张兆林转告胡圣一设法打入蒋政权内部，搞内应工作。 1946年2月下旬，高崇民乘车回到沈阳，秘密进入解放区。在抚顺，见到彭真、林彪、林枫、吕正操、张学思、邹大鹏等人，后途经本溪到安东，就任安东省主席职。同年7月，经张学思、刘澜波介绍，高崇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高崇民抵东北解放区后，即在中共东北局社会部领导下，指导第二条战线的情报工作和敌工工作。陈彦之到东北后，通过与国民党辽宁省主席徐箴的师生关系，得到沈阳市教育局长职务，即以此为基地做地下工作。白浩(即白振铎)带着他的爱人高凯，从解放区的哈尔滨来到沈阳教育局，同陈彦之接上了工作关系，并告诉陈，他们的工作是直接由东北局社会部负责领导的，实际负责是社会部副部长邹大鹏同志。 以后给他们书面通知，都是由高崇民和邹大鹏二人联合签署的。陈彦之与张兆林等搞起的中美学会被特务捣毁后，工作受到挫折，感到在沈阳继续工作很困难，想去解放区。高崇民和邹大鹏曾于1947年7月联合写来指示，告诉他们解放战争形势大好，仍叫他们在沈阳进行工作，并说，争取存在就是胜利，一定能在1948年在沈阳同他们胜利会师。 高崇民在东北局社会部领导下，通过陈彦之和胡圣一，分别在沈阳市教育局和沈阳市警察一分局建立地下交通据点，给党的来往干部提供许多保护。还协助李维民、白浩等在沈阳工委直接领导下，促使王凤起、许赓扬、秦祥征等国民党将领起义，为沈阳解放做出重要贡献。 阎宝航是辽宁海城人，奉天两级师范学校毕业，曾任美国人办的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干事，创办贫儿学校。1925年由张学良支持公费入英国爱丁堡大学攻读社会学。1928年在沈阳与卢广绩、王化一等组织东北国民外交学会，任主席，从事反日爱国活动。1929年秋，从张学良处获悉“田中奏折”内容，经张同意译成英文，在太平洋国际学会上分发给与会各国代表，公诸于世，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阴谋。 “九一八”事变后，与高崇民、杜重远、王化一等在北平西单奉天会馆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1935年10月，与高崇民上书张学良，劝其停止剿共，一致抗日。1937年6月参加中共领导的东北抗日救亡总会任常委。同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南京曾与周恩来彻夜长谈。后随“东总”迁武汉、再迁重庆，在周恩来领导下，以党外人士身份在国民党营垒中工作。在重庆阎宝航表面经商，实际做情报工作。其家经常掩护革命同志，有“阎家老店”美称。 1946年6月，阎宝航与马叙伦等10人作为上海人民团体代表赴南京请愿，在下关遭特务围攻受伤。国民党特务要阎宝航跪下，阎宝航昂首挺立怒斥国民党特务：“十四年来我没给日寇下过跪。今天，在中国人面前，我更要给中国人保持体面，看你们哪个敢来！你们有枪开枪吧！想侮辱我，绝对办不到！”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下关事件。 阎宝航受伤住院后，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郭沫若、沈钧儒、邵力子、黄炎培、冯玉祥等各界人士都到医院慰问。毛泽东、朱德也从延安发来慰问电。后阎宝航到天津和徐寿轩乘小船到大连，船小浪大，历经风险，辗转进入东北解放区，1946年8月任辽北省主席。此后，做了许多争取原东北军将领起义的工作，在领导恢复生产、支持前线工作中，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通过在沈阳的社会名流，贤达人士和国民党进步人士，做守军的争取工作。当时与共产党有联系的进步知名人士有：国民党立法委员、参政会参政员王化一，辽宁省保安司令部中将副司令赵毅，沈阳市商会会长卢广绩，东北“剿总”军粮采购委员会少将副主任胡圣一，东北“剿总”少将高参邱立崞，东北“剿总”中将总参议苏炳文，以及上校军官金之铣等人。这些人大多数是张学良的旧部，有的很早就与共产党的一些领导同志有联系。 王化一，辽宁省辽中县人。在奉天两级师范学校读书期间参加反对张勋复辟等政治活动。毕业后参与阎宝航创办的奉天贫儿学校工作。后得张学良的关照，于1926年入上海大夏大学学习。1928年张学良主政东北后，他被选为辽宁省教育会副会长。1931年，参加阎宝航等主持的国民外交协会，并被选为辽宁省教育界代表，赴南京参加国民会议。 “九一八”事变后，王化一潜赴北平，积极组织和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安排流亡学生的食宿和收容难民。又与高崇民、阎宝航等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他被选为常务委员兼军事部长，组织东北义勇军，对日作战。在此期间还兼任东北中学校长。1933年承德失陷，他受张学良指派出任古北口警备司令，率部阻击日军。“西安事变”后，东北爱国人士继续坚持抗日，组织起“东北救亡总会”，王化一为主席团成员，并以他的名义出版发行《反攻》半月刊，对流亡到关内的东北同胞起着组织和领导的作用。 在全国抗战初期，他曾任国民参政会第一、二届参政员。抗战胜利后，王化一在北平发动了东北难民回籍和救济青年工作。1947年陈诚任东北行辕主任时，任王化一为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但王化一一直坚持未就。1948年王化一回到沈阳。 王化一是高崇民的挚友，长期以来与中共合作，1945年后与中共建立联系并接受任务，多次掩护中共地下工作同志脱险。 卢广绩是阎宝航的同乡、同学、同事，与阎宝航长期并肩从事爱国、抗日、救亡的进步工作。在西安事变时，周总理曾几次和他会面，此后，卢广绩长期以合法身份在国统区工作。 邱立崞与吕正操是东北讲武堂的同学，他同情共产党“枪口对外不对内”，“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的抗日主张，对蒋介石驱东北军到西北剿共的借刀杀人的手段非常愤慨。邱很早就与东北抗日民主联军领导人之一的李兆麟将军接过头，他曾向李说：“我不回去了，跟共产党干行不行？我不想干国民党了。” 金之铣是吕正操的旧属，吕在东北军任中校宣传队长时，金是少尉宣传队员。 赵毅也是张学良的旧部，和高崇民是挚友。 这些进步知名人士与沈阳国民党守军的一些将领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如王化一和第五十三军暂编第三十师师长张儒彬、第一一六师师长刘德裕、第一三○师师长王理寰的关系都十分友好；刘德裕是王化一小学同学；王化一和王理寰在师范同学五年，友谊甚笃；王化一还与沈阳市第二守备总队总队长秦祥征因过去同在救国会而早有联系。东北新编骑兵司令部副司令王照塑与胡圣一早就相知，抗战胜利回东北后又过从甚密。暂编第五十三师师长许赓扬是赵毅的旧部，许和赵久有默契，时机一到，便拟投向中共军队。 1947年夏天，胡圣一收到哈尔滨东北人民政府高崇民副主席的秘密来信，要其策动旧东北军起义。这年冬季，中共在沈阳做地下工作的同志，也转来高崇民副主席给王化一和胡圣一的密信，切望转达在沈阳的进步朋友们，认清形势，为和平解放沈阳立功。吕正操也曾委托邱立崞、金之铣做沈阳守军的策反工作，并嘱咐他们要多团结些老同学，如有愿干的，还可多组织一些人。他们在沈阳开了个西药铺作为联系据点，来回递送文件和情报，并给解放区运送一些药品。不久，吕正操又派地下工作人员阚福培(化名韩福)来沈阳和他们一道工作。由这些知名人士去做沈阳国民党守军的工作，在一定意义上讲，比共产党直接派人去做更为方便。 中共东北局和军队系统派地下工作者，直接做沈阳国民党军的策反工作。 对沈阳的派遣工作主要由中共中央东北局社会部负责。除社会部外，中共东北局城工部、中央军委情报部、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东北工作委员会，都曾向东北地区和沈阳派遣地下工作者。 东北局社会部在已解放的开原设立工作站，站长程光烈，领导派入沈阳的地下工作者策反国民党军的工作。 前面讲到的富平就是一个。 不久，又派来了李书城。 对沈阳国民党军的争取工作，重点是争取第五十三军。五十三军系张学良的东北部队。1933年3月，改编为第五十三军，军长万福麟。1938年秋，原六师师长周福成接替万福麟任军长。五十三军先后在热河、河北、河南、湖北、湖南、贵州、云南等地参加抗日作战。1943年2月编入抗日远征军。在中缅边境地区对日作战，吃苦耐劳，作战勇敢，战绩颇佳。抗日战争胜利后，特命该军赴越南接受日本投降，1946年6月回国投入内战。1947年7月，五十三军由保定调来东北，驻铁岭。1948年10月下旬，五十三军军部随第八兵团司令部由铁岭撤到沈阳市内，驻大北门朝阳街的魁畲祥商店。一三○师、暂三十师、一一六师(三四六团仍留驻铁岭)先后撤驻沈阳。 五十三军调驻东北后，中共方面针对该军系东北军旧部、非蒋介石嫡系部队和东北籍军官多等特点，做了许多政治争取工作。特别是1948年初以来，策反工作更加深入。吕正操、高崇民、阎宝航、张学思和万毅等，给五十三军军长周福成、副军长赵国屏、一三○师师长王理寰、副师长夏时等高级军官多次捎书信、传口信，劝其早日率部起义投诚。重点是做赵国屏和王理寰的工作。 赵国屏是张学良的旧部，是东北军中较有名的抗日将领，早在1936年就与陕北红军有来往。1936年2月，中共中央派联络局局长李克农赴洛川同张学良会谈联合抗日要事时，受到当时任东北军六十七军参谋长的赵国屏热情接待；1940年赵任五十三军参谋长时，到重庆开会，也秘密与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联系过。调来东北后，赵不愿反共打内战，暗地同中共人员取得联系。 1948年2月，解放军解放开原时俘虏了一批国民党的军官，拘押在县公安局，其中有一个叫孙靖波的，曾任过国民党副师长及安东保安第二支队司令等职，他和赵国屏有点亲属关系。中共东北局社会部开原站站长程光烈就积极做孙靖波的工作，与孙谈妥，将他释放，由他到铁岭去找赵国屏，并同中共地下党联系。不久，赵国屏带来口信，表示在适当时机，可以同中共联系。 1948年6月，中共东北局社会部从哈尔滨派李书城(又名李述笥)，带吕正操、于毅夫的亲笔信来沈阳与赵国屏会面。李书城的丈夫曾经为第三国际做过情报工作，她但任交通，后来她丈夫被捕牺牲。李书城和赵国屏是同乡、同学，还有点亲戚关系，是赵的表妹，沾亲带故。李自我介绍，她是中共派来专做赵的工作的，并出示于毅夫、吕正操的亲笔信，信上劝赵把握时机，采取行动，率部起义。 赵国屏看到当时国民党节节败退，形势危急，正急于想同中共取得联系。但和李书城初次见面，不免小心试探。他板着面孔说：“你怎么敢来？不怕我把你扣押起来吗？” 李书城严肃地说：“不怕！要怕我就不会来了。我们共产党人以完成党的任务为最大光荣，其他不计，但我们也估计到你不会那样做。” 李书城以中共名义提出起义条件：保持原编制，保证官兵人身安全和个人财产不受侵犯，与解放军平等待遇。作战时，战场上让路，可以按起义看待。具体事宜，可派人与开原站联系。 赵国屏这时才真心告诉李说：“我早就有这样的打算，你来得正好，不然我还想派人找你们呢！不过现在我还不是军长，而是副军长。第五十三军4个师长，其中张儒林、毛芝荃两师长都是我当师长时期的团长，平时相处甚好，跟我行动是没有问题的；第一一六师师长刘德裕，虽然和周军长是亲戚，但他是看风头的人，由于利害关切，争取他也不会有多大问题，只有第一三○师师长王理寰，平日关系不甚好，没有把握。 军长周福成非常顽固，不易争取。我虽然做不到全军整体行动，但是争取部分起义是没有问题的。请你向各师直接打入，我在内部尽力而为。假如我当了军长，立即开始行动。我们要不断地保持联系，积极做好准备工作。但对于第五十三军以外的其他部队，素乏往来，关系不够，无法提供情况。” 赵国屏还说：“起义，我早晚是要干的，而且要整个干，不零干。” 李书城到开原站向程光烈汇报了赵国屏的情况，又回到沈阳，住在铁路宿舍，以便随时与赵取得联系。 此时，在东北地区的国民党军主力8个军10个新编师都遭重创，有的损失殆尽。在全国其他战场的国民党军也同样损失惨重，败局已定。一些高级军官都表示悲观情绪。大家晤谈时，都感到早晚必败，没有出路，问到从战场归来的将领情况如何时，多回答是“快完蛋了”。有一次第五十三军开高干会议，会后赵国屏和张儒彬、毛芝荃、刘德裕几位师长有意识地闲聊，赵说：“共军优势兵力指向锦州，这一着来得真厉害，锦州如不保，就形成了‘关门打狗’之势，我们腹背受敌，是非常严重的局面。作为一个将领，应当看清形势，但不可乱讲。” 毛芝荃师长说：“我的部队都是新兵，打起来不顶事，要沾大家的光。”刘师长说：“这个仗没法打，我们师的兵与羽鹏(毛芝荃别号)所说是一样的。”张师长说：“咱们听副座的吧！”赵国屏说：“军部的办法没有什么高妙，还不是根据大家的意图来做。只要大家团结一致，认清局势，会有前途的。” 当锦州战况吃紧的时候，第五十三军第一一六师撤回沈阳。掩护全师撤退的丁赞尧团被解放军包围在铁岭，丁团长在电话上问赵国屏怎么办，赵告诉他“见机行事”，于是该团即在丁团长领导下全部投降。赵国屏又与李书城在沈阳铁路宿舍（李住处)见了面，商定要多接头，以便研究进行办法。 10月12日晚12时许，赵国屏忽接“剿总”副参谋长姜汉卿电话，叫他去有事面谈。赵到姜那里后，说：“老头子亲自留条，让你率领第五十三军，归第九兵团廖耀湘指挥，支持锦州战役。这一来你就真当了军长，周福成不能再兼了。”赵说：“为什么军队行动不下命令？”姜说：“这是老头子的新规定，为了加强保密。”并说最近某部一少校参谋去送命令，竟送给共军了。赵问：“周知道这次行动吗？”姜答：“不知道。”赵说：“顶头上司不晓得，如何能通得过呢？”赵遂即到周福成住宅说明这一口头命令的经过。周气愤地说：“不能干了，我就去找卫长官(卫立煌)。”等候一个多小时，周才回来，说卫也说不知道，看卫的样子命令是不易改变的，但允明天向蒋转达试试看。 赵国屏认为周福成的请求是不会生效的，联想到中共方面的一些朋友们如于毅夫、王梓夫、于炳然、高崇民、吕正操等，都一再说让他把握时机，这确实是机会到来。赵预谋到达新立屯附近，率部起义，并拟找李书城来研究此事。但后来蒋介石让卫看着办，居然又变更了原计划，赵国屏懊丧得不知说什么好，真是“煮熟的鸭子又飞了。”周福成却高兴地说，他向蒋要求时几乎落下来；又说，蒋与杜聿明说话不让别人接近，不知为什么。继之又谈王家善师起义事。这使赵产生了一个错觉，认为在强大的解放军军事压力下，可能是周也有所动摇，遂产生了争取周一同起义的念头。 10月27日，李书城回去汇报沈阳兵力部署，赵国屏提出解放军停止前进，速派人来。临行，赵在他名片上注明准持名片人往返通行，并签字盖章。凡出入第一线者，非有师长以上的许可证不能通过。随后，又以吉普车送李出前沿阵地。为了保证畅行，赵给防守小桥的营长去电话立即放行，切莫迟滞，令随从兵马奎龙护送。赵向李叮咛说：“停火派人，速去速来，良机易失不易得，稍纵即逝。” 10月28日上午9时，周福成率兵团参谋长蒋希斌、第五十三军参谋长郭显荣和赵国屏去东面第二○七师与暂编第五十三师两师衔接处视察。在见两师长时，听到零星枪炮声，赵暗地问了一下暂编第五十三师师长许赓扬：“这一任务怎样？”许摇摇头说：“吃不消。”周福成说了几句打气的话，让他们好好守，并说什么后续部队多得很。在归途中赵问周：“多得很是指哪些队伍？”周说：“打气嘛！”并说让赵当总指挥，同他一起住在中国银行，有事便于商量。 赵表示不同意，说：“我地位低不起作用，还是老将出马，一个顶俩。五十三军内部的事，让我做什么即做什么，添上总指挥，无异破坏兵团的组织。”又说：“通信联络都架设了，还是不变较好。等两天看看需要变再变，好在我住魁畲祥，离中国银行不远，随时找随时到。兵工厂是防御重点，必要时可退到那里。”周不愉快地说：“好吧！”这时期赵急需与李书城会晤，如与周住在一起，无异受他监视，诸多不便，万一俩人决裂，那就无法逃避。 7月10日。 沈阳市惠工广场附近的一座四合院。这里是国民党第五十三军一三○师师部。 少将师长王理寰放下电话，心中有些纳闷。电话是他的老同学、老朋友王化一打来的，邀他中午到王家吃饭。朋友之间互相请吃饭是常事。奇怪的是王化一在电话里最后颇为神秘的加了一句：“有位冷太太想见你。” 冷太太，王理寰想来想去，也想不出自己认识的人中有位冷太太。 这位冷太太到底是什么人呢？还真有点神秘。 王理寰坐上一台崭新的美制吉普车，直奔同泽街23号王化一家。王化一家里是一幢二层小楼。一进客厅，王理寰就看见一位沉静端庄的女客。王化一起身为二人作了介绍。 “冷太太，这就是王师长理寰大哥。” “理寰，这位是冷太太。冷太太从乡间来，你不是愿意知道家乡情况吗？咱们到楼上谈谈。” 王理寰和冷太太握手寒暄，三人到二楼小客厅坐下。冷太太首先说：“理寰大哥，你的老朋友邹大鹏给你捎好来了。” 王理寰说：“我们小时同学，别开三十多年，他还好吗？现在做什么呢？” 王化一接着说：“大鹏在哈尔滨做买卖呢！” 王理寰问：“冷太太是从哈尔滨来吗？那边的秩序还好？” 冷太太说：“比沈阳好得多。” 王化一说：“冷太太来时，高崇民、吕正操、张学思、阎宝航都带信问好。” 谈到此处，王理寰心里明白了：这位冷太太是中共派到沈阳工作来的。 冷太太本名王佩青，丈夫名叫冷庆元，故称冷太太，夫妻二人都是中共地下工作者。 王理寰是辽宁辽阳人，“九一八”事变前在沈阳做过小学教师，事变后投军从戎，从士兵当起，升到师长。第一三O师也是张学良东北军旧部。因此，中共地下党把他作为重点争取的对象。1948年5月初，在开原战斗中被解放军俘虏的国民党一一六师师长刘润川、副师长张绍贤、第三九○团团长傅广恩，经开原站程光烈做工作后由解放区释放回到沈阳与王理寰见了面。傅广恩把吕正操同志的信给了王理寰。信中说： “近闻师次黄龙(开原古称)，整军银州(铁岭古称)，遥为钦佩。讲武(东北讲武堂)同学，星散各地，均乏联系。监督汉公(指张学良)身在囹圄，安危莫保；西安义举，吾侪当不忘其苦衷。东北沦陷，家乡涂炭，十几年来无人挽救。日寇降后，方期重见天日。不料内战又兴，荼毒生灵。是非进止，早在洞鉴。兄举足轻重，跷希以待。 弟吕正操鞠躬X月X日 其他同学请代致意，又及。” 王看完这封信后，心中有所触动，但恐被旁人窥见，当即焚毁。王虽有起义之心，但又感到此事不知从何做起？只有铭记在心，俟机稳准图之。现在，中共地下工作者王佩青(冷太太)和他接上头，进一步鼓励了他投向光明的决心。他把吕正操来信情况大概说了一下，对王佩青说：“希望我们常常联系。事情须待机而动。”王佩青接着又说：“还有两位我们的工作人员，一是冷庆元，一是王益(李维民化名)，他们在街上有不便处，请加照顾。”王理寰说：“胡圣一早就向我提过，他的事情我早就知道了。”从此，王佩青等在王理寰的掩护下做工作，王理寰也积极与第五十三军各师联络。 有一次，王佩青提汤药两包，从沈阳郊区的文官屯向解放军送情报，被一三○师三八八团五连步哨扣留。王佩青沉着地对该连赵连长说：“我姓冷，家住朱耳屯，我丈夫病重，村中无药，特到城里天益药堂抓药。连长不信，问问你们师长。他都知道。王师长是我表哥。”赵连长给王理寰打电话，问是否知道此事。王理寰在电话里对赵连长说：“知道，冷太太是我表亲，她家有病人，你把她送出去，晚间还叫她从你的哨位回来，省得到别处麻烦。”赵连长都一一照办了。次日到王化一家见面，三人都开怀笑了起来。 在加紧派遣策反的同时，还加强了情报工作。 1948年2月，中共东北局社会部召开了第二次东北全区除奸保卫会议，强调“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要求全面调动公开力量和秘密力量，在大力加强以铁路沿线城市为重点的公安保卫工作的同时，把派遣工作进一步伸向敌区去，加强向长春、锦州特别是沈阳的情报派遣，以便及时掌握敌人的军事行动，配合辽沈战役的胜利进行。 在敌占区，中共地下工作人员也按着新的部署要求，打入敌人心脏部门，勇敢机智地将情报一份接一份地送了出来。隐蔽在国民党东北剿总司令部、空军司令部和东北军运指挥所等首脑部门的内线人员，相继送出国民党军关于辽沈陆空作战的计划、命令、城防要图、兵力配置以及密码、口令、军事运输、粮食供应等重要情报。当时国民党军密码不断变换，但每次变换都为解放军获知，国民党军的通讯联络和一举一动，基本上在解放军掌握之中。 锦州地区作战开始之前，中共内线人员就从锦州市政府军事科复绘出锦州市城防工事图，送到锦州前线指挥部。华北国民党军从葫芦岛驰援，他们刚刚登陆，中共内线人员就将其部队番号、兵力编制、到达地点等情报送出。廖耀湘兵团出沈阳西进之前，兵团的出动日期、行动路线和作战意图，就被中共内线人员获知。这份情报立即送到中共开原情报站，通过驻在开原的第十纵队司令部的电台，报给前线指挥部。 东北野战军司令部和中央社会部，对辽沈战役中出色的情报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从不轻易夸赞别人的林彪，也说：“东北的情报工作足可以抵上一个主力纵队。” 长春解放后，沈阳守敌前无屏障，后无依靠，陷入孤立无援、走投无路的境地。敌军内部也发生了分化、动摇。为了调动敌区内线力量，配合我军进攻沈阳，并保护这座工业集中、又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古城不受或少受破坏，上级向沈阳地下组织下达了三项紧急指示： （一）积极策动敌军起义或放下武器，相机配合我军解放沈阳。 （二）组织地下关系和可靠群众，保护工厂、仓库、铁路、机关和所有档案、物资、防止破坏。 （三）打入敌人内部，继续埋伏、不得暴露，以待我军入城后配合进行除奸肃特工作。 第14章 黎明前夕，众将“扣卫逼周” 沈阳地下党在行动。 1945年11月底，中共党、政、军机关撤出沈阳后，决定由金人、李正风、王从善组成秘密市委，由金人任书记、李正风任组织部长，领导沈阳地下党工作。1946年春，金人被捕，经多方营救出狱后，即撤回解放区，留下的人员继续坚持。这时，先后由延安、晋察冀、山东等老区向东北派遣了一些地下工作人员，并在当地吸收一些干部和原沈阳地下党一道，开展各项工作。 根据东北局的决定，1948年5月成立了中共沈阳市工作委员会，宋黎任书记兼辽宁省省委城工部长，秘书长兼宣传部长为高铁，组织部长李正风，民运部长程序。沈阳市工委机关设在辽宁省委所在地梅河口，受东北局城工部及省委双重领导，统一管理沈阳市各系统的地下工作。同时将沈铁抚联合县划为工委直接领导。 中共沈阳市工委成立后，对沈阳地下党及地下组织进行整顿，共分七个系统，各有侧重地进行工作，分别领导学运、工运、建党、游击武装斗争、统战和敌军工作，有的是交叉领导几个方面的工作。1948年11月沈阳解放时，共有地下工作人员1200余人，其中有党员178人。 地下工作人员采取经济与政治、秘密与公开、非法与合法的斗争相结合的方法，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发动群众，广泛结合反美反蒋统一战线。 沈阳地下党组织还设法控制国民党地方武装。一个是由比较进步的国民党军官控制的地方武装沈阳第二守备队；一个是由中共地下党外围组织控制的地方武装沈阳市民众自卫总队。 沈阳第二守备总队副总队长王凤起经过邹大鹏、陈钟和高崇民反复教育，毅然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回到沈阳开展工作。1948年2月，董文琦出任国民党沈阳特别市市长，商调秦祥征任民政局长或民众自卫总队长。秦祥征正在迟疑不决的时候，王凤起便极力主张秦当民众自卫总队长。王说：“应赶紧争取带兵，掌握实力，而且要不放过一切机会，能掌握多少力量就掌握多少。要在蒋介石倒台之前能表明有一个靠拢人民的鲜明立场，而最能表达这个鲜明立场的行动，莫过于战场上的起义。”于是秦决定就任沈阳特别市民众自卫总队长，并向市长董文琦提出了编组沈阳特别市第二守备总队的建议，以巩固城防为理由，请求编组地方武装。 1948年5月，国民党国防部核准沈阳特别市第二守备总队按一般师组成。王凤起又拉秦祥征去拜访了东北“剿总”高参邱立崞和上校军官金之铣等人，邱利用他的威望和各方面的关系，帮助解决了武器装备和补给上遇到的困难。同时，邱在这个总队安插了原东北军军官，占军官总数的三分之一，最高的是中校。 有一次，秦祥征和王凤起被邀请到邱立崞家做客。邱十分显露地向秦、王提出：“应把力量用于反对内战上。”如果这样，他愿从各方面予以全力支持；秦说：“这得和中共取得联系。时机成熟，内外呼应着干。”邱说：“这勿须多虑，到时自有办法。”王凤起和邱立崞都在程光烈直接领导下从事解放沈阳活动。 沈阳市民众自卫总队是1947年成立的一个地方武装组织，直接受国民党沈阳市政府指挥，主要负责警卫市、区两级政权机关，约有800多人，装备的武器都是步枪和手枪；总队长缺，由上校副总队长张世洪主持常务。 中共沈阳市工委直接抓了沈阳市民众自卫总队的工作。当时，中共沈阳市工委直接领导的一个进步组织叫“解放同盟社”，通过这个组织与各方面展开联系。沈阳市民众自卫总队副总队长张世法，在1945年东北光复后与共产党有过接触，曾掩护过中共地下工作者的活动。后来，经进步学生张忠林、黄希群的介绍，加入了“解放同盟社”。 其后，“解放同盟社”又在民众自卫总队成立了三个工作小组，有张世洪、王苏、佟成功。他们通过张忠林与中共沈阳市工委取得联系。因而，这个总队在沈阳解放前实际上为中共地下党所控制。1948年10月下旬，国民党沈阳城防司令部指令组织2万民工加固沈阳城防工事，民众自卫总队未抓一个民工去修工事。沈阳解放前夕，根据中共沈阳市工委的指示，这个总队担负了保卫市区政府机关、沈阳医学院、市广播电台和重要仓库的重任。 沈阳地下党组织绝大多数党员和地下工作人员，都认真贯彻和运用了中央关于白区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斗争策略。在白色恐怖中，在没有活动经费的困难条件下，不惧艰苦、不怕牺牲，变卖家私，以物资金钱支持革命，在各条战线上与国民党反动政策进行了殊死斗争。 一部分人员被逮捕，在狱中继续展开顽强斗争，涌现出许多英雄事迹。地下党郭春雷于1945年由党组织从山东派到沈阳做秘密工作，以后由于叛徒出卖，被捕入狱。敌人刑讯逼供，他不仅坚贞不屈，还在狱中组织临时党支部，高唱革命歌曲，进行绝食斗争，并争取教育看守人员，表现出共产党人的崇高气节，最后被国民党反动派叛处死刑，幸而沈阳很快解放，才未牺牲。 刘明显与李铁铮被捕入狱后，敌人百般威胁利诱，始终坚贞不屈，最后在南京雨花台被敌人杀害。李伯岚、刘光亚、尚殿洪、李振源、齐玉林等被捕后，在狱中遭到许多酷刑，身体受到严重摧残，但都始终与敌人坚持斗争，保持了革命气节。在三年的地下斗争中，共牺牲了李铁铮、刘明显、尚殿洪、李向东、李振源、郑德勤、李文克等28人。 争取国民党第五十三军起义，最大的障碍是军长周福成。周福成又名周全五，此人刚愎自用，固执迂腐，人送外号“老五板”。在万福麟手下当师长时，唯万福麟马首是瞻，得到万的提拔重用。五十三军进入东北后，蒋介石又任命周福成为第八兵团司令兼松江省主席，周对蒋感恩戴德，死心塌地为蒋介石效命。锦州战役后，五十三军一些高级将领，几个师长都看到国民党军失败乃大势所趋，纷纷另觅出路。周福成仍不识时务。 第五十三军的将领和一些国民党进步知名人士对周福成进行多方规劝，但周始终不为所动。万福麟、马占山见东北已非长久之计，10月初匆匆离沈去了北平。万福麟在沈阳与周福成话别时，对周说；“全五(周的别号)，这仗打不了，你不要太呆板了。”周把这话告诉赵国屏，赵说：“这是督办(指万)临别的宝贵赠言，对你爱深，想得周到，让你遇机不可呆板，来得灵活些。”周问：“怎样灵活呢？”赵不敢明说，反问道：“你为什么不问他一下怎样不呆板？”周说当时没想到。王化一在万福麟、马占山两人即将飞返北平时，探询万、马的口气。 他两人一致认为国民党大势已去，东北问题有多久即可解决。王乘机劝说他两人带头起义，他们虽同情，但有顾虑。万福麟说：“我想你和哈尔滨不能没联系，我已嘱咐周全五在必要时，要听从你的意见。”马占山也说他告诉“挺进军”统一行动。两人都说北平是终点站，不能再跟国民党跑了。 王化一在万说过以后，和周福成见过一次面，周没表示同意也没反对，只是看形势演变如何。许赓扬虽然下了起义的决心，但总感势单力薄，想推出一个有影响的人来领导沈阳起义。在沈阳的国民党军主力，中除二○七师是蒋介石嫡系(青年军改编)较为顽固外，其他各部队大都是原东北军的人所掌握。 周福成是东北军当年张学良部属中惟一的现任军长，较有影响力，是关键人物。于是，许赓扬会同东北“剿总”中将高参苏炳文、东北军法执行分监部中将主任赵毅；沈阳市商会会长卢广绩等人，开始做周福成的工作。苏炳文在东北军任旅长时，周福成曾在他的属下任团长；赵毅与周福成是同乡，都是辽阳人，又是保定军官学校的同学；卢广绩是地方知名人士，与周福成来往也很密切。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向周福成相继进言，希望他能出面领导起义，促成沈阳和平解放。 10月26日，许赓扬一面奉命率部西渡辽河接廖耀湘兵团，一面派副师长徐继章送信给周福成，劝他爱护家乡，勿使沈阳百姓和十几万国民党军官兵遭受战火之灾，并含蓄地表示拥护他领头起义。27日，许赓扬又亲自出马，驱车来到第八兵团部，先与兵团参谋长蒋希斌，第五十三军参谋郭业儒相遇。他们二人告诉许赓扬：前几天，赵毅来劝周福成起义，周怒形于色。许赓扬见到周福成后，委婉地表示，希望周能出面推动起义。 周福成大发雷霆，骂道：“他妈的，你们说得好，那样做能对得起蒋委员长吗？”周福成追随蒋介石的顽固态度，使许赓扬感到此举无望，只好悻悻而归。 王理寰在新民车站上见廖兵团把汽油、炮弹尽数运走，看情况不想援锦，明显是要牺牲他们这些非嫡系部队。他建议周福成召集各部队长研究，如何应付这个局面。周福成说：“不用研究，固守沈阳，敌人来了就打，蒋总统把东北交给我啦！咱们也坐坐这把交椅。你不用怕，沈阳一丢美国必出兵，国际战争就起来啦。蒋总统命令，不得已时还有焦土毁灭呢，什么也不交给共产党。”王说：“焦土毁灭未免惨无人道，于心不忍，识时务者为俊杰，军长想想吧。” 周大不以为然，接着说：“哪个战场里也不能顾虑这个。王理寰，你的勇气哪里去了。塔岗战役打坏了眼睛你还指挥，今天为什么泄气。”王说：“塔岗是抗日，现在是内战，谁给蒋介石打天下。”周把桌子一拍，大声嚷起来：“王理寰你疯啦！赶快回去，把阵地整理好。否则我要处置你！”王看风头不对，急速退出，登上汽车直回师部。 10月27日，中共还派周福成之女周长秀(共产党员)由北平飞来沈阳，持张老夫人(张作霖的夫人)一封信，痛哭流涕劝周福成起义。周福成不但不动心，还说要枪毙他的女儿。周长秀也不怕，说“毙就毙！”后周逼其女儿飞回北平。 王理寰又让第一三O师副师长夏时(周的连襟)去做最后一次规劝说：“咱们把死马当活马医，不行，我们也算尽到心了。”夏到周的屋子里，周一见就大怒，以手指夏，骂着说：“你不是和王理寰造反吗？把他押起来，等完了事一齐再办。”夏时未得发一言，就被拖到副官处看起来。 随着锦州、长春相继解放和廖耀湘兵团在辽西被歼，在沈阳的一些知名进步人士，感到沈阳解放已指日可待。中共东北局社会部又从哈尔滨派两位地下工作者携高崇民的信来到沈阳，要王化一等东北故旧好友，加紧对国民党守军的策反工作。几天来，哈尔滨的广播电台连续广播高崇民、阎宝航、张学思、吕正操、车向忱等劝告第五十三军故旧，为保全家乡，及早起义。为此，王化一、赵毅等拟邀请一些守军将领商讨联合行动，并要王理寰等加紧在守军将领中进行联络。 这时，沈阳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人心惶惶，在沈阳的一些达官贵人更是慌乱一团，纷纷争坐飞机逃跑。国民党军的家属和一些勤务兵背着大米、白面、美制军用大衣和服装、鸭绒被子等，在大街上叫卖，准备逃命。东北“剿总”政工处长提出了一个异想天开的安定人心办法：叫炮兵团武装出动，显示力量，借以麻痹人心，鼓舞土气。于是炮兵第十二团出动了一批炮车，在市内外往返开动，另一部分步兵荷枪实弹，乘坐汽车打着洋鼓，吹着军号，旌旗招展，散发标语传单，无非是些“援兵不日可到，沈阳万无一失”的自欺欺人的把戏。折腾了一阵，消耗了不少汽油，能否收到安定人心的效果，只有天晓得！ 10月22日，国民党东北“剿总”总部召开扩大部务会议，卫立煌陪同国防部政工局长邓文仪进入会场，由卫介绍邓讲话，邓即席宣布：“总部撤出沈阳。廖兵团已向黑山、大虎山攻击前进，掩护主力向营口撤退。总部随主力之后先到营口，如进攻奏效，即以营口为后方，与锦西部队会合，乘势收复锦州，总部即进驻锦州。所有在沈阳直属单位，按战时体制编组，随总部之后行进。”说完后，邓与卫双双离开，卫始终未发一言。27日晚，邓文仪又集合所有政工人员讲话。 他直言不讳地说：“廖兵团电讯已失去联系，沈阳是守不住了。共军讲宽大政策，你们可以假投降，待有机会联系和你们一道被俘的官兵作内应。”顿时会场鸦雀无声，几乎每个人都可以听到自己心脏的跳动。许多人都在窃窃私语，蒋介石经常要求政工人员向官兵宣传“被俘不屈”，把它作为精神教育的重要内容。现在兵临城下，政工局长号召政工人员去假投降，战场上打不赢，想从下级身上捞一把，向蒋介石邀功。 此时，王理寰、王化一等人也积极串连，谋划起义。 王理寰乘车到第一一六师师部找刘德裕师长。刘见面先说： “我听说你昨天和‘老五板’(周福成外号)拌嘴啦？你说的我都同意，你可千万别忘掉我。‘老五板’恨得你要死。”王说：“这是造反，弄不好可就掉脑袋。你同意吗？”刘说：“我同意，弄好了就不掉脑袋了，你快点办吧！” 王理寰又到暂编第三十师，张儒彬师长到阵地上视察去了，只有副师长王冠英在。王原是第一三○师的三八九团团长，开口就问：“外边情况怎么样？咱们打算怎么办？”王把来意和刘师长的意见告诉了他，王冠英表示同意。并说张师长没问题，等回来再向他讲。王说一言为定。王理寰又到浑河沿东北守备第二总队部找毛芝荃总队长，把两师联络的经过和来意向他说了一遍。毛总队长也极为赞成。 王理寰联系成功，就到王化一家说明情况。王化一即去联系秦祥征，让赵毅联络许赓扬，叫胡圣一把情况通知王佩青和冷庆元，并准备召集会议，联合行动。秦祥征对王化一愤慨地说：“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都撤走了，一些中央接收大员也都腰缠累累地滚蛋了，剩下来的就是我们这批东北白帽子和这个孤立无援的沈阳城，难道我们还要昧着天良，跟着卫立煌瞎打，置家乡父老的生命财产于不顾吗？您一向爱护家乡，现在锦州已解放，范汉杰也已被俘，廖兵团正遭围歼，眼看兵临城下，时急事迫，我想您不能不有所考虑。”王化一要秦祥征到他家参加一个会议。1948年10月28日(或29日)，上午9时许。 沈阳和平区同泽街23号王化一家；二楼小客厅。 一个有关沈阳前途的秘密会议正在进行。 参加会议的计有：国防部东北军法执行分监部主任赵毅，暂编第五十三师师长许赓扬，第一三○师师长王理寰，沈阳第二守备总队队长秦祥征、副总队长王风起，沈阳商会副会长卢广绩，国民党辽宁省政府田赋粮食管理处处长兼东北“剿总”军食采购委员会少将副主任胡圣一，沈阳市警察局第九分局长王化南。 据说国民党第五十三军副军长赵国屏晚些时候也赶到参加会议。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目的，争取沈阳和平解放；大家虽然心境相同，但不似平时见面时高谈阔论，笑语风生，而是保持缄默，甚至有一种紧张而兴奋的感觉。 王化一主持开会。他首先分析了当前形势，讲了聚会目的。 王化一说：“长春、锦州相继解放，沈阳也在倒悬之中，200万人民生命财产安危系在诸兄身上，能否安全都在诸兄义举。诸兄前来到会，当然是同情者，是否把分担的责任确定，以便大家一齐努力进行起义。” 赵毅毫无顾忌地首先发言：“我们每个人的心情都是一致的，外面的情况紧张，共军已兵临城下，我们在座的手下都有部分力量，我们生长在本乡本土，必须对得起家乡人，现在需要有具体表示，已到开始行动的时候了。” 出席的人都表示了决心，要求早日行动。 王化一提出了几点意见：“(一)各位自己掌握的力量，务必切实掌握牢，到时行动一致；(二)第五十三军各师长经王师长联系，大致无问题，但周福成顽固不化，是最大障碍，我们必须说服他，最后没办法就要用力量压迫他；(三)哈尔滨来的同志，正在努力同东北野战军部队联系，如果联系上，请大家一致听解放军安排；(四)我们考虑了一个问题，能不能效法西安‘双十二’举动，如蒋介石在这几天内再来，当然以他为主要目标，否则把卫立煌等首要分子扣起来一网打尽，为人民除害。” 他的话还未结束，秦祥征就插嘴说：“放下武器，迎接解放军入城，我绝对同意。但把国民党在沈的首要分子一网打尽。我不同意。” 胡圣一急参言说：“放下枪杆及对内行动原无二致。武装起义倾向人民，是历史的事件，千载一时的良机。这页光荣历史，属于我们在座各位，我们就应当亲手把它完成，不可迟疑，我对此行动愿意听命于各位。” 许赓扬说：“今天谈的问题，是沈阳市安危所系，我和各位一样的心情，没有不同意见，我是赵副司令(赵毅)的旧部，如何行动完全听他的指挥。” 王理寰接着说：“我一切听化一的。” 秦祥征说：“我也听化一先生的。” 至此，初步取得了一致的意见。但具体实施步骤尚未详细研究。初冬昼短，时已天黑。王化一宣布说：“时间已晚，会先开到这里，以后再开会进一步商讨具体问题，不过时局可以急转直下，蒋介石必欲置我于死地。假如我被迫离开此地，或遭受意外，诸位一定仍然按今天决定去做，这里的事由希坚(赵毅)、圣一负责和大家联系。今天出席诸位请严守秘密，这是造反啊！” 为了安全，29日拂晓，王理寰乘车到城内大南门接胡圣一、卢广绩一同回到第一三○师指挥所。上午7时许，王化一、赵毅二人也来指挥所，他们在谈话间都说周福成顽固。赵毅插嘴说：“理寰你干脆把卫立煌扣起来，把周福成枪毙，不然恐怕费多少力量也说不服。”王化一摇摇头。卢广绩和胡圣一都未说什么。王理寰当时驳他说。“咱们是主张和平解放沈阳的，以不杀人为好，而且各部队在横的方向上已经联络好了，卫和周现在发挥不了什么力量了。周福成周围尚有保护者，一杀周则秩序就要乱，散兵出来抢掠，商民就要受害。我是主张送卫离沈，劝周起义。”王化一说：“我同意理寰的主张。”后来赵毅也未坚持其说。 沈阳国民党当局对中共在国民党军队内部的间谍活动和策反工作，在此前就有所察觉。 1948年8月间，国民党沈阳市长董文琦把秦祥征找到市长办公室，郑重其事地说：“有几位很重要的人对我说，王凤起和共产党的地下党员是一伙，他过去因反对总裁坐过牢，这回是从哈尔滨来的，留这样的人可要受他的害。”秦祥征说：“王和我从军校、陆大以至参加军队工作到现在，没断过关系。部队刚成立需要这样一个人帮我们的忙，市长也应该培养这样一个有远大前程的军官，外边谣言，不必听信。”董文琦说：“人倒是个材料，问题是不是靠得住，共产党可不讲交情，我看你还是派人暗中盯他一个时期。” 9月初有人密报卫立煌说邱立崞是“和解放区有勾结的危险人物”，引起了卫对邱的怀疑，找政务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袁克征了解情况。袁和邱都是东北军的老人，是邱搞地下工作在“剿总”上层布置的一个眼线。当卫问到他时，他感到问题严重，就毫不犹豫地向卫保证说：“绝无此事。我和邱是无话不谈的老朋友，对这个问题，我敢负完全责任。”卫立煌说：“那好，有机会你去看看他。”袁马上通知邱一同面见卫，疑团始解。这场风险，使邱提高了警惕，尔后的言行特别谨慎。 9月上旬，秦祥征因事到“剿总”，一进门迎头遇见姜汉卿副参谋长。姜对秦说：“祥征，有一个情况你要特别注意。现在大家对你那个参谋长王凤起议论很多，甚至有人因为他的关系把守备二总队看成是沈阳心腹之患，你可千万不要忽略这个问题，必要时不妨给他调调工作。而且要争取主动，要快。”秦祥征说：“谢谢您的照拂。不过，关于这个人我很清楚，他和共产党一点关系没有，前些日子我和董市长曾对他研究过。但人言可畏，我绝不敢忽视参谋长的指示。”秦祥征为了缓和“剿总”对王凤起的注视，便以明升暗调的借口，请求“剿总”把王凤起调为少将副总队长，参谋长职务由“剿总”兵役科上校主任参谋白澄(秦祥征的学生)接任。 10月28日，周福成又把秦祥征找到第八兵团部，很严厉地说：“你那个副总队长王凤起是共产党，你知道吗？”这一突如其来的发问，使秦心情不免有些紧张，镇静下来，解释说：“报告司令官，我想这是个误会……”。周福成未等秦的话说完，就大发雷霆，手拍桌子猛然站起来，吼叫说：“他就是共产党，不许你替他辩护。现在我命令你，马上把他押送兵团部来，准你另保一个副总队长。不然，我就派人把他抓来，副总队长由我这里派去。” 秦一看事态严重，恐怕连自己也脱不了身，连声附和说：“司令官所虑极是，为了沈阳的安全，我一定叫他到兵团部来见您，但望司令官念他是家乡子弟，请以爱护晚辈的慈心，暂时把他看管起来。再详细考查一下为好。我很知道他对东北军和东北团体，一贯是极为热诚和忠实的。”周福成很不耐烦地说：“好啦，你回去马上就办，我不会不分青红皂白就处置他。”秦祥征回到总队部立刻请邱立崞、王凤起来研究对策。邱立崞说：“我昨天上午到‘剿总’会见赵家骧参谋长，探听前方战事情况和他们的意图。赵说：前方情况不好，‘委座’有电，令卫总司令坚守沈阳，拟将辽西战场溃退下来的流散部队收编，凭借坚固工事固守沈阳。从今天周福成的情况分析，说明斗争已由秘密趋于表面化？我们要先机制敌，马上采取行动，绝不能让他们的罪恶企图实现。我估计第二总队带头行动后，许赓扬师必接踵采取行动。 这样一来，沈阳将发生急转直下的变化。卫立煌、周福成两个光杆司令，非降即俘。如此，沈阳可不战而获得解放。”秦、王和白澄都同意邱的分析，当即决定于29日夜间，把防守浑河第一线部队和维持市内治安的部队集中于城内和平、胜利两区。30日拂晓，集结完毕，并令各直属营、连做好战斗准备，待命行动。 正当邱立崞、秦祥征他们积极准备行动时，周福成打来电话，命令把第二守备总队全部开到城南浑河第一线上去，并叫秦祥征立即到兵团去见他。这显然是因为秦没把王凤起押送去，要收拾第二守备总队。秦令全总队的兵力对和平、胜利两区实行戒严，严密监视周福成的下一步行动。 30日上午9时许，赵毅从邱立崞家来总队部，赵毅听说本日午后3时卫立煌、董文琦等在第二招待所开会，建议由邱立崞带第二总队两个营前去把他们扣起来。邱对赵的意见很赞赏，自信可以完成这项任务，准备以第二总队派两个营把沈阳第二招待所包围起来，由邱进去面见卫立煌，诡称：“全体东北军决定起义，现在已把招待所包围得水泄不通，我是被迫进来转达他们的意见，要求您领导他们向解放军谈判起义的条件，限5分钟内答复，过了这个时限，就认为您拒绝了他们的请求；彼时将不把您当做长官看待，何去何从；请当机立断。” 邱、赵二人坚信这样行动之后，卫立煌一定出来领导大家共同起义。王凤起也同意邱、赵的想法，并拟亲自指挥一个团的兵力去包围招待所。但秦祥征有不同的看法：首先，他认为到会场扣卫立煌不一定有把握，因为第二招待所警戒森严，出其不意进行包围不易，强行包围必然引起冲突。 第二总队无实战经验。打响了能否顶得住，是个问题。最稳妥的办法，是促使许、王师长马上行动起来。其次，他受董文琦知遇之恩，不愿对董采取行动。最后，邱立崞说：“这样吧，祥征可对董文琦试做争取工作，切记不要打草惊蛇。我和希坚(赵毅别名)兄去找富平，请她到许师长那里把韦团调来为外围，防止其他部队来干扰我们的行动。第二总队选出两营精干的兵力，由凤起指挥进行扣留卫、周的任务就行了。” 大家同意，就这样作了决定。散会后，秦祥征到市府市长办公室。董文琦问：“第二总队怎么回事？毛文佐(国民党沈阳市警察局长)打电话，说守备二总队情形有些不对，三个团都开入城内，今晨起和平区、胜利区岗哨林立，实行戒严。警察局附近游动哨更多，他已不便出门。”秦祥征说： “现在中共大军已逼近沈阳，我们打不了，也不能打，第二总队的士兵都是沈阳人，为了保全自家的生命财产和妻儿老小，都要求这样做。”董文琦说。“你这样干非吃亏不可，卫老总打不了共产党，收拾你第二总队不成问题，何况还有个死对头周福成，你的处境太危险了！” 秦说：“这一层不必担心，现在守沈阳的各部队长已采取一致行动了。”董听到这里又问：“你们和共产党联络上没有？”秦说：“大家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团结起来的。”董文琦说：“既然这样，我心里就有底啦，我现在决定和你们采取一致行动。”秦以为未虚此行，却未想到这等于向董文琦告了密。老奸巨滑的董文琦立即将此情报报告了卫立煌。 30日午后2时许，王理寰接到卫立煌电话，令他速到第三招待所一谈。王理寰带卫士乘车前往，进了卫的办公室，见着发白如雪的彭济群、粗胖高大的高惜冰，还有董文琦、赵家骧、董英斌、董佩卿等坐满一屋。他们看见了王理寰后边站着卫士，面上都显出惊疑的样子。唯卫立煌和颜悦色，他用手指对面房间，示意王理寰入内商谈。王随卫到对面屋坐下。 卫说：“蒋总统给我命令，叫我到锦西葫芦岛去指挥，把沈阳事情都交给第八兵团司令官周福成负责。我听董市长说，据秦祥征报告，你们在王化一家开会，对沈阳有办法了。我不走也行。不过董市长他们要求我带走。”王理寰说：“总司令走我就有办法了。外边情况紧迫，要走必须就走，北陵机场已不能起飞，东塔机场尚有四架飞机，再晚了恐怕也不能起飞了。” 卫立煌说：“我就走，你们好自为之吧！”说到这里卫很难过。他站起来向外说：“告诉他们走。”王理寰也随同一齐下楼。到大门口，王想送卫到东塔机场，卫立煌说：“王师长你不用送，快回师部掌握部队，恐怕秩序乱了！” 10月30日，东方尚未破晓，有人匆匆赶来向王化一辞行。他们立于楼梯喃喃数语，唏嘘告别。王化一回到楼上对胡圣一说：“方才是辽北省主席徐梁去浑河飞机场，过此辞行，这些高级官吏可能要一起逃跑。”他们研究为什么国民党这样惊慌想逃，可能有紧急情况发生。正说话间，门外汽车声响，又有人喊门找王化一，原来是辽宁省主席王铁汉。 他匆忙对王化一说，“蒋委员长派专机来接在沈阳的高级官员，电报中指定要我通知你和马愚忱必须同机离沈飞京，你斟酌情况吧！说完便急遽离去。王铁汉已知蒋介石对王化一别有用意，他和王化一相处很好，所以只做到传达，而不加催促。王铁汉走后，王化一对胡圣一说：“情况确实变了，我们赶紧商讨应付办法。”不一会儿，马愚忱惶惶来到，他说：“ 南京派飞机来接在沈大员，指名你我必须飞走，我特来邀你同行。”王化一迟疑半响，回头对胡圣一说：“我去看看情况，能脱身更好，如果我被挟持而走，事情按昨天的决定进行。你赶快去找理寰、希坚商议对策，你们要千万小心。蒋介石在弃城之前，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 王化一和马愚忱按照通知指定，先到董文琦公馆集合，沈阳的国民党高级文武官吏赵家骧、高惜冰以及政务委员会各委员、各省府主席、市长等均在场。董文琦见到王首先说：“委员长派杜聿明偕同空运5000名装备完整的步兵即将到来。”王化一对董的话摸不着头脑，问：“那我们还集体撤退干什么？”董说：“这是奉命令去开会，不是撤退。”董文琦上言不接下语，同时王化一发现有些人神色不对，交头接耳，忽然一个个都溜到楼上董的卧室去了。 客室里只剩下王、马两人。王化一感觉到里边一定有问题，他拿起电话问卫立煌：“是否蒋委员长要我和马愚忱一定去南京？”卫说：“电报上是这样说的。”王说：“我还有些私事没处理完，可否晚些时候再去？”卫立煌在电话中大笑说：“你自己斟酌吧！化一兄好自为之吧！”随即电话就放下了。 董文琦的公馆和卫立煌的公馆对门，王化一发现卫宅大门敞开，接着两三辆汽车风驰地开出去，显然卫立煌逃走了。接着在董楼上的大员们，也迫不及待地下楼坐汽车跟踪而去。只剩下王、马两人无人理睬。事后了解，可能在王化一家开会以后，即有人密向董文琦报告。说王化一主张再来一次“双十二”行动，要把国民党高级官吏一网打尽，并夸大其词，说在今天就要行动。因此，他们十万火急地纷纷逃走。 王化一在董宅拿起电话向有关系的人联络，各方都找不到人，机关里已经混乱。王向马愚忱说：“他们都自顾不暇，大概我们可以不去南京了。”马心情有些沉重，他说：“我走不了怎么办？共产党进来不会饶恕我的。”王安慰他说：“不要紧，我和你也到飞机场去看看，如果你能走还是走，走不了，我想法保证你的安全。”两人随即赶向东塔机场。 王化一到了东塔机场，正是这架飞机着陆以后卫立煌等抢上飞机的时候。来这里的多半是机关中、上级以上的职员和军官的家属，场内充满了大小汽车和人群。驾驶员有了经验，先不开舱门，不设扶梯，一般人也爬不上去。卫立煌等由卫兵保护，上了一辆卡车，卡车的后门正对机舱门，门一打开，卫立煌首先跃进。此时军人的车辆同样也开近机舱门，有不少人跳上卫的卡车，蜂拥而入，这些大员们哪里挤得过他们。 因此，顿时造成混乱，除了喊叫怒骂而外，枪把子、手杖都挥舞开了。大员们由卫兵们拥护着多数还是挤进去了，当时由卡车上挤掉下来的人也很多，其中有国民党合江省主席吴瀚涛夫妇、嫩江省主席彭济群、“剿总”政务委员会委员王家桢等。 还有几个人扶着机翼爬到机顶上，其中一个军人打破了机窗想由窗口进去，当飞机发动徐徐前进时，那个在机顶上的和钻窗口的都被甩了下来受了重伤。丑态百出，狼狈不堪。一时走不了的人，望着飞机大骂：“打仗你们后退，逃命你们抢先。”其实骂的人自己又何尝不是这样呢！王化一看着飞机起飞以后，立即偕马愚忱返回城内，向各方联系。他和胡圣一、王理寰打通电话后，便同赵毅、王化南、郝光炎等来到王理寰师长的指挥所。 10月30月，解放军先头部队已同国民党守城部队交火。周福成慌乱不堪，晚8时在第八兵团部召开紧急会议商议对策。出席会议的人员有：周福成，兵团参谋长蒋希斌，第五十三军副军长赵国屏，参谋长郭显荣，师长王理寰等。周宣布开会后要大家发言，与会者你看我，我看你，一言不发。 待了一会，周福成说：“国屏先说吧！”赵国屏便故甚其词以逼周说，“现在情况非常严重，第一道坚固工事都守不住了，共军正节节逼近，一部共军已接近大北关及铁路以北地区；指向旧城，所持两三道工事是不顶用的。会前我同大家交换了意见，一致认为这个仗打不了啦……”没等赵国屏说完，周用力拍桌子，愤怒地对赵说：“怎能这样说！再说，我要对不起你了！”赵说：“我是不怕死的，若是怕死就不说了。我内部有本军同人的掩护，外有共产党的支持。我是为了你，也是为了大家有个光明的前途……。” 这时，第一三○师师长王理寰猛然离开座位到门外对赵国屏说：“副座，我有话讲。”赵国屏的随从人员都在严阵以待。赵国屏走到门外，王对他说：“如果周把咱们都扣起来，那就糟了。我先回去从事行动准备。”王走后，赵回到屋里对周福成说：“司令官，王师长说他回去马上就要行动，不信你叫杨副官(周的侍卫)来问一下。”杨副官答的与赵所说的一样。 赵又说：“现在大家都不愿打了。一三○师已有中共代表在那里。”周听后倒在床上说：“国屏，你把我坑了。”少倾，周又从床上起来说：“我自己指挥！”周边看地图，边又给暂编第三十师师长张儒彬通了电话，开口就说：“你们是不是不打了？”张答：“谁说不能打了，枪还响。不是不打，而是打不了，现在是节节后退，真是不能打了。”周说：“他妈的，说了半天还是不打。”说罢又倒在床上对赵说：“起义，怎么对得起蒋(介石)先生啊！”赵国屏说：“司令官考虑考虑吧，我还有事，接着，就离开了兵团部。 31日早8时许，在一三○师师部。沈阳名流苏炳文、王化一、赵毅、胡圣一、郝光炎、赵雨时、马愚忱、王理寰、王化南等，又一次聚会。大家议论到，卫立煌奉命去锦西，恐一般人不明真相，各机关人员难免有逃避事情，国民党的特务也要借机扰乱，大家火速设法安定民心，维持秩序。 为了便于推动工作，大家主张建立个组织，于是就在座的人，由王化一主持开会讨论，决定组织“和平解放沈阳委员会”，以王化一、赵毅、胡圣一、王理寰、卢广绩、许赓扬、郝光炎、秦祥征、马愚忱等为委员委；马愚忱不及参加，以电话表示同意；另推抗日将军苏炳文担任委员会主任委员。大家议定分工如下：苏炳文负责总部和机关的宣传一切事宜，并维持秩序。赵毅负责辽宁省政府及机关的宣传并维持秩序。王化一、马愚忱、赵雨时等担任对群众的宣传。 王理寰负责城北区和铁西区的治安；王化南负责城内到浑河的治安。卢广绩担任商业界的宣传和维持秩序。推郝光炎起草和平解放沈阳告市民书；并决定调王理寰师入城负责治安保卫，并由他暂任警备司令；由秦祥征总队担任防御国民党第二○七师的反攻(该师布防在沈阳西于洪屯和裕国车站一带)；以卢广绩暂任沈阳市长；由华明武任警察局长，王化南任副局长，防止特务及暴徒乘机破坏及扰乱。以上的职责均以到解放军入城为止。在会上还决定由王化一、赵毅、苏炳文、卢广绩负责继续对周福成进行劝说；由胡圣一同王佩青以及第一三○师少校参谋邢振乾当夜冒险出城去和攻城的解放军部队接头。 请李维民或王佩青、冷庆元派专人帮同到解放军部队取得联系，由王理寰负责。部队何时集结，听候解放军指定地点，再行一致行动。第五十三军各师和守备第二总队联系，由王理寰负责。暂编第五十三师许赓扬同赵毅取得联系。守备第二总队秦祥征和王化一取得联系。骑兵师王照由胡圣一取得联系，散会后各人分头行动。晚间八时许有位高同志持李维民和胡圣一的介绍函来一三○师部住下，以便帮助联系。 卫立煌乘飞机逃走了，但给人留下一连串问号。 据有关卫立煌的回忆录说，卫旅行到英国的时候，韩权华就写信给在巴黎的侄女李惠年和侄女婿汪德昭，告诉他们就要到巴黎。李惠年是韩权华姐姐韩俊华的女儿，汪德昭是一个思想进步的科学家，是留法学生领袖和左派。 卫立煌到达巴黎之后，开门见山告诉汪德昭，他对于蒋介石不满。他带领远征军出国，打了胜仗，史迪威在蒋介石面前表扬了他有成绩，蒋介石对他忌恨，削除了兵权，让他出洋考察。在国民党时代，出洋考察即是放逐，他心中气愤得很。卫立煌问汪德昭和共产党熟悉不熟悉。 汪德昭在北京师大附中读书时，受到同学赵世炎的影响。1933年到法国留学，获得了法国国家博士学位。他曾以郎之万——汪德昭——布里佳公式驰誉于学术界，帮助约里奥·居里夫人焊接试验仪器上的一微米细的铂金丝而成为科坛佳话，后来又在老师保罗·郎之万的指导下，参加了反潜声纳的研究，成为世界上著名的声学家。保罗·郎之万是法国共产党员。汪德昭经过反法西斯战争，成为一名为民主和进步而斗争的战士。 卫立煌在法国参观之后，将到比利时、荷兰和瑞士去，邀汪德昭同行。 他们来到山水秀丽、风光旖旎的瑞士、泛舟于雷蒙湖上。卫立煌向汪德昭介绍了他自己的抗日历史，和朱德总司令的友谊，说他看到共户党所作所为，都顺应中国人民的要求，将来必获胜利。 卫立煌见汪德昭和他谈得很投机，对于国际国内许多问题的见解都很正确，又说：“将来回国，蒋还是要用我的。” 汪德昭问：“那你就起义么？” “我决心这样干！”卫立煌说，“现在感到难办的就是我的意见，没法传到延安方面去。” 汪德昭说：“回到巴黎，我可以找到适当的关系，取得联系。” 回到巴黎，卫立煌执笔写了一封代电，由汪德昭、韩权华译成外文。略谓：为了尽快结束中国的内战，我决心站到人民一方，和有关方面进行军事的、政治的及其他的一切合作。顾及个人的环境，希望绝对保守秘密，云云。 代电写好以后，由汪德昭设法传递，几经辗转，才从某国转到中国“有关方面”。 到了1948年1月，汪德昭得到了回电，大意说：“信已转到目的地，据革命权威人士的意见，将军应当自己选择时机并且利用当时情况，做有利于革命的事情。汪德昭得此电后，就用他同卫立煌两人约定的密码打电报告诉在南京的卫立煌。 卫立煌到沈阳不久，即收到巴黎汪德昭的电报。这份电报从巴黎打到南京卫公馆，由卫公馆转到沈阳“东北剿总”，译电员译不出来，猜想是有关家务事情，便转给住在北平的卫夫人韩权华。韩权华退回卫立煌本人，卫立煌一翻就翻出来了。电报内容大意为，“前次在巴黎发出的电报，已达到目的地，对方有回信，谓可以利用目前情况相机行事。” 卫立煌也用这个密码打电报给汪德昭，请汪来东北，到他身边来工作。汪德昭当时是法国科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和原子能委员会的顾问，工作条件、物质条件都很好，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毅然向法国科学研究中心辞职，以回国为80岁老母祝寿为名，离开法国回到上海，然后只身飞往东北，就任“东北剿总”的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剿总”里的各种电报，先由汪德昭看，再给卫立煌看。 副秘书长系军内的文职人员，按国民党的军队人事制度不必经过南京诠叙就上班。“剿总”内的官员们对这个多年旅居外国的留学生，颇为歧视，后来闻说是卫夫人韩权华的侄女婿，才没有人再说闲话。在国民党统治时代，裙带关系乃是合理合法的资历，后来汪德昭又对总部人员演讲，介绍原子能知识，大家更为佩服。 卫立煌到沈阳后，王理寰听说卫立煌想和东北地方人士接触，介绍王化一和卫见面。王化一对卫立煌讲了许多民生凋敝，地方疾苦，反对内战，暗示国民党必败的大道理。卫立煌都听下去了。卫对王理寰说：“王化一这个人很行，很有见地。” 后来卫立煌收到蒋介石的密电，说北平的“七五惨案”(即是国民党军警枪杀东北籍流亡在北平的学生惨案)是王化一在其中操纵闹起来的，命令卫立煌逮捕在沈阳的王化一归案。卫打电话叫王理寰来其家中看这份电报，嘱咐王化一从速躲避，同时打电报复蒋，谓王化一已到关内，不在沈阳。 被解放军俘虏去的五十三军的一一六师师长刘润川，副师长张绍贤、参谋长吴和声，三九○团团长傅广恩，从哈尔滨释放回来，周福成嚷道：“不得了！他们被共产党洗了脑筋，大危险，赶紧把他们关起来，不许跟官兵见面。”卫立煌闻说此事，把这四个人找去面谈。这四个人在远征军时代和卫立煌都认识。他们告诉卫立煌：吕正操原先是五十三军六九七团团长，抗日战争时期，参加了八路军，现在成为共产党方面的重要人物。解放军把国民党方面的军官俘虏过去，都加优待。吕正操放他们回来，托他们携带吕写给五十三军旧同事们一封信云云。卫立煌又问刘润川，吕正操他们还有什么别的话，有没有讲到什么和他卫某有关的？刘润川说没有。卫立煌打发刘润川四人仍回五十三军，叫周福成不要关押他们，仍按原来职级发薪饷。 王理寰将与“冷太太”接触情况告诉了卫立煌。卫立煌对王理寰说“不要怕共产党，共产党也是中国人。为什么老百姓不怕共产党呢？这里边有许多可以研究的地方。”又对王理寰说：“周福成对我不靠近，最靠近我的就是你的了。以后你在外头遇到什么事情，不论什么性质，都可以跟我谈谈。这么些年，我对你怎么样，你总该信得过我。” 王理寰等沈阳一些国民党将领商议应变之计，和解放军进行联系。有人告诉了沈阳市长董文琦，董文琦立刻报告卫立煌。卫打电话叫王理寰来其家中，笑着告诉王说：“你们干些什么事，我都知道了。你们不要把事情搞漏了，搞漏了就不好办了。” 卫立煌是一员能征惯战的虎将，但到东北后，他在沈阳拥兵自重，按兵不动。 蒋介石对卫立煌一直不放心，派人暗中监视。 9月28日，蒋介石从北平来了长途电话。这时卫立煌正从“剿总”的办公室往家走，人还没有到家，电话已转到卫家了。韩权华拿起电话机说：“他还没有回来。”蒋介石一听见是女人的声音，就不说话，把电话机挂上了。 没一会儿，宋美龄来了电话，是打给韩权华的。宋美龄说：“你是MADAMei？现在还在沈阳？现在沈阳太危险了。你不应在前线，我派飞机接你出来吧。”韩权华说：“好，回来就回来吧。” 当天傍晚，韩权华被接到北平，次日送回南京。到南京已是晚上10点半了，韩权华孤独一人，越想越不是滋味，给宋美龄打电话说：“我是韩权华，已经平安回来了，向你报告。我们有两个孩子，孩子问我：‘为什么把爸爸一个人丢在东北，你自己回来了？’我回来一想，我们一家死也应当死在一块，请你和总统说说，干脆把我们都送去，死也死在一块才好。” 宋美龄说：“你不知道？有过规定：军人家属不许到前方去。” 韩权华说：“为什么我看见报纸上，总统到了哪里，夫人也跟到哪里呢？务必代我们求求总统吧。” 一直到解放军快要进入沈阳市区，蒋介石还不命令卫立煌离开沈阳。卫立煌坐在剿总办公室里，桌上放着王化一劝他“当机立断，速下决心，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信。蒋介石直接打电话询问“剿总”参谋长赵家骧：“现在卫总司令在干什么事情？” 赵家骧回电说：“总司令端坐总部，一言不发。” 卫立煌在想什么？是不是后悔没有把握时机？ 10月30日下午3时，沈阳市内已经混乱，北陵机场被解放军占领，东陵机场也受到解放军火力控制，只剩城内一个民用飞机场可以降落起飞。蒋介石才让空军飞机接卫立煌去葫芦岛。卫立煌登上飞机之后，不许关机舱的门，一定要几个年轻力壮的卫士把汪德昭从人群中找到，拥上飞机，才关上舱门。 卫立煌飞到葫芦岛后，又飞往北平。蒋介石眼看着他在东北的势力土崩瓦解，只好在卫立煌身上出气，于11月26日发布命令：“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迟疑不决，坐失戎机，致失重镇，着即撤职查办。” 卫立煌在东北似乎是一个谜。 卫立煌飞走以前，蒋经国来沈阳代表蒋介石给沈阳将领打气，持蒋介石亲笔信面见周福成，让他接掌东北局面。周福成利令智昏，顿时趾高气扬起来，和彭济群商量任命袁克征为沈阳市长，叫警察局长毛文佐负起本市治安责任，发号施令，布置防务，大过官瘾。 10月31日早晨，当王化一、胡圣一、赵毅、苏炳文等一同都到中国银行劝说周福成时，不待他们开言，周首先态度极为恶劣地说：“我受蒋委员长付托，与城共存亡，我有两个月的粮食，足够的弹药，一定和共产党拼个你死我活。迫不得已时，委员长有命令，焦土抗战，我和沈阳市同归于尽。你们穿大褂的不必拿我们穿二尺半的作政治资本，向共产党换位置。我受蒋委员长栽培，只听委员长的话，其他的我都不听。” 王化一还是为周分析局势，晓以利害，然后说：“谈到栽培，你和第五十三军全体将士都是张汉卿先生栽培出来的，你更应该报答张先生的知遇。”赵毅、苏炳文也接着晓以大义，动以情感。卢广绩说：“你搞焦土政策，怎么对得起家乡父老兄弟！” 但周福成顽固成性，始终不为所动，一言不答，以目光扫射他的卫兵和各师长，渐露恶意。 王化一看出苗头不对，机警地施展了最后一着，说：“你要知道今天沈阳市全体人民和军队、警察，都已团结一致，连你自己掌握的部队在内，完全同意迎接解放军入城，你个人能起多大作用？” 周福成愤怒地站起来，向着他的几位师长说：“敢！”紧接着说：“你们可以表示意见啊！”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王理寰师长首先严肃地说：“大势已去，不能再打，我这一师不愿再无辜的牺牲，决定放下武器。”刘、张两师长也相继说：“没法再打下去。” 这时周的面色大变，猝然坐下去，低下头凄然地说：“好吧！你们把我安置个地方吧！反正我至死不投降。”王化一说：“请你到世合公银行暂时休息一下，然后再谈。” 遂由苏炳文、卢广绩两人陪同周福成偕带几名卫兵到世合公银行去。 这时大家松了一口气，公推赵国屏临时代理总司令职务，各师长急速各回防地，准备放下武器，责成华明武、王化南通令各警察分局负责维持秩序，防范破坏。 傍午，苏炳文忽回来找王化一，说周福成到世合银行以后，卧床蒙头大哭，劝止不住，恐生意外，请王化一去解劝解劝。王化一带了一名临时警卫赵铁民前去世合公银行，对周福成极力安慰，告诉他：“只要不反抗到底，不但生命可以保全，在北平、成都的财产都可以保存。”这几句话打动了周福成的心，他这才慢慢地安静下来。王化一回转时，刚走到楼梯一半，听楼梯上面的枪栓声响动，并听到有人大声说：“他就是共产党！”王化一急回头一望，是周福成的卫士站在上面，手执手提机枪，枪口朝着楼梯，正在瞄准。王化一大声喊道：“你想干什么？”王的卫士赵铁民闻声也赶来，周的卫士这才连忙把枪又收起来，退回屋去。 赵国屏的副官对赵说，赵从兵团部走后，周福成把杨副官、梅年丰叫来，先问：“我待你们二人怎样？”他俩回答说很好啊。周说：“我给你们俩一个任务，把副军长枪毙了。”杨副官说：“这事哪能做，都是长官，副军长犯法你可上报。哪能军长枪毙副军长，有理也变无理了。”梅年丰说：“即或你不顾一切这样，事实上也办不到。副军长向来自己不带枪，这几天枪不离身，随从也增多了。他的警卫既会武术，又能双手打枪。副军长住在魁畲祥，不来同你一起住，那是有原因的。我们到那边都不能随便？说什么严防特务暗杀。”周听了这些话哀叹地说：“他妈的！你们也投降了。”此时，周福成已众叛亲离，束手无策。他拿起笔就写，写了又扯，扯了又写，最后给赵国屏写了封短信：“国屏弟，事已至此，我无能为力，希你善其后罢。我走了。周福成。即晚。” 周福成在放弃指挥前给蒋介石拍发两份电报： (一)特急(2007密) 大总统均鉴：卫立煌总司令于30日下午逃走，沈阳秩序尚好，敌屡攻未逞，恳火速补济给养、弹药。谨禀。53A周福成晨。甲电。 (二)十万火急(2116密) 大总统亲密。王理寰已叛乱，现正解决中，如何再陈，53A周福成晚。乙电。 赵国屏把周福成弃职出走的事通知有关方面，他打电话给祥征说：“周先生我们请他休息啦，五十三军这边，大家已推我负责，采取一致行动。” 邱立崞秦祥征原拟率第二守备总队扣周的计划，也自然中止。 国民党嫡系部队第二○七师已向第五十三军阵地方面布防。 赵国屏给第二○七师师长戴朴和暂编五十三师师长许赓扬通电话，请他们到兵团部研究一下目前情况和对策。戴说太忙不能来，又说：“你那边的事我们知道了；请学兄关照。”好像戴已知道周福成出走。赵国屏又同许师长说了话，许也是说忙，不能来，但许说他的行动与赵是一致的。赵说：“怎样一致？请明确一下。”许说：“不打了，举行起义。请放心。” 这时赵国屏想起兵工厂，把该厂徐科长请来。徐以为是催他破坏兵工厂的事，开口就说：“周司令官叫我做好准备工作，我已备好了炸药4吨；并安装好雷管，待命实施。”赵国屏说：“你体会错了。请你来的不是让你从事破坏，而是让你保护工厂的。收音机里已广播，你听了吗？”徐笑着说：“是不是保护工厂有赏，破坏工厂要罚？”赵说：“对啦！”赵国屏通知所属准备欢迎解放军进城。 此时赵国屏最焦急的是如何与解放军直接联系。现在可以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11月1日，李书城、赵毅两代表先后回来了。据李书城说：“由于某种手段不完备，遭到沿途查验，致误时较多，所以预定先行停止前进和派人商洽的办法未能如期执行。”李对此万分着急，曾四出奔走，以期补救，但未做到。当时赵国屏难免对李有埋怨情绪。 此时，沈阳秩序十分混乱，抢掠之事，不断发生。当晚，兵站第二十五分监部参谋长唐振海的电话说溃兵要抢劫仓库，沈阳南站的仓库已被包围，请予保护。第二守备总队当即派兵一连前往制压。因溃兵持有武器，人数众多，相持不下，竟至开火，伤士兵2人。第二总队又继续出动一个营弹压，将一五○、一五七、一五八、一九五等军用仓库分别保护起来。邱立崞到总队商量说：“根据现在情况，我们有派出几部宣传车的必要。第一，溃兵太多，都想趁火打劫，不采取办法要出乱子；第二，卫立煌一跑，沈阳的解放基本上等于实现了，我们第一步是做对了，但市民还不知道我们究竟是怎么回事，应即向市民公开表明我们的态度以扩大影响；第三，因情况变化，我们提前开始行动，以致未能直接和解放军取得联系。我想解放军一定有工作同志潜伏在城内，我们有必要把我们的正义行动大张旗鼓地声张出去，让他们出来领路。” 秦祥征马上指示部队政治部制作标语旗帜，派出宣传沈阳解放的大卡车6辆，每辆配全副武装的士兵20名，手持旗帜，车的周围遍贴标语。上书“和谈成功”、“欢迎解放军入城”、“保护商民财产”、“取缔散兵游勇”、“如有破坏安宁秩序者严惩不贷”等口号。当这6部大汽车出现在各主要街道时市民均报以热烈掌声，成群的人跟在汽车后面欢呼奔跑。与此同时，民众自卫总队也责令所属各区自卫大队的副大队长督率“清剿中队”(沈阳市十一个区，每区有一常设的“清剿中队”，每中队有步枪100枝~120枝)协同第二守备总队士兵维持各区秩序。如发生严重情况即报告总队司令部处理。 市警察局长毛文佐(军统特务)于卫立煌逃跑后即隐匿无踪，警察总队华明武总队长和全市的11个警察分局长举行紧急会议，公推秦祥征兼代局长职务，秦指示他们要坚守岗位，照常执行职务，等候解放军接收。 第15章 解放沈阳，解放军乘胜前进 11月1日拂晓，东北人民解放军向沈阳发起总攻。 总部命令：第二纵和第一纵队为主攻，从西郊和西北部突破，由二纵司令员刘震负责统一指挥。 人民解放军步兵部队和战车部队迅速扫清外国，向沈阳市区开进刘震，这位当时只有33岁的年轻将领，已是身经百战。他是湖北孝感刘家嘴人，16岁就参加了县游击大队，17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8岁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历任排、连、营、团、师领导职务，参加了红军长征。抗日战争中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旅长，率部在冀鲁豫和豫皖苏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1945年刘震任新四军第三师副师长，随师长黄克诚率全师从苏北徒步到达东北转战于南满、西满各地，行程何止八九千里。 八千里路云和月。 现在，刘震举起望远镜，向沈阳城区方向观察。烟雾迷蒙中，铁西区工厂的烟囱，隐约可见。 沈阳城，如同一座迷宫，一个怪兽，蹲伏在那里。 经过漫长的征途，漫长的岁月，进攻东北最后一个大城市的最后一战，终于开始了。 时间到了。 刘震考虑到，沈阳残敌虽然为数不少，但已成惊弓之鸟，军心动摇，士无斗志，歼灭这样的敌人，不需要等各路主力部队到齐后再发起攻击，二纵队应尽快向当面敌人发起进攻。于是他立即部署了战斗，令二纵五师主力和四师、六师从铁西区由西北向东南并肩进行纵深战斗。 此时，一纵队司令员李天佑也打来电话说：“老刘，我们部队到齐了，总部命令由你统一指挥”。 刘震说：“现在战局的发展不需要作统一部署了，你们从皇姑屯进城赶紧肃清残敌抓俘虏吧！” 对沈阳外围的进攻11月1日前两天即已开始。辽西会战结束后，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一纵队、第二纵队自辽西挥师东进，直指沈阳；包围长春的5个独立师于长春解放后挥师南下，也急速向沈阳前进；第十二纵队于长春解放后，即奉命绕过沈阳向海城前进，以控制营口，封敌向海上逃跑之路，然后转向沈阳。各路大军士气旺盛，日夜兼程，从四面八方向沈阳地区合围。 10月28日，十二纵队解放铁岭，国民党第五十三军一一六师三四六团向其投诚；接着又在沈阳北郊全胜堡歼灭国民党东北第一守备总队，少将总队长彭定一被俘。 第一、第二纵队于10月29日解放新民县。国民党第五十三军一三○师三九○团在裕国车站被歼。东北人民解放军独立一师、独立四师从沈阳北郊、东北郊，独立十三师、独立三师从沈阳东陵一带先后向国民党守军发起进攻。 10月31日，第一纵队、第二纵队、第十二纵队都已从西北方向逼进沈阳，遇到国民党嫡系部队第二○七师的顽抗。 第二○七师是蒋介石嫡系青年军，官兵大部分是国民党员，受反动思想影响较深。该师全系美式装备，战斗力较强。师长戴朴，坚决为蒋介石卖命。二○七师下辖三个旅(每旅三个团，相当一个师的兵力)，除第三旅随廖耀湘兵团西进被歼外，一、二旅担任沈阳西郊至西南郊，即从裕国车站起经于洪屯车站到揽军屯及浑河北岸全部防守任务。师部及一旅驻铁西，二旅驻南郊河堡，主要任务是阻滞解放军东进的第一、第二纵队的前进路线。第二○七师的东面阵地与暂编五十三师衔接，扼守抚顺至沈阳的公路要道，由二旅五团担任防务。从第二○七师整个兵力部署可以看出，沈阳四郊的防务，差不多有半数由该师担任。 东北人民解放军第十二纵队之一部与第二纵队五师，由西郊向苏家屯奔袭时，二○七师凭藉坚固的工事与猛烈的火力顽抗，使解放军伤亡较大。 第十二纵队攻城部署是，右翼三十四师首先攻占沈南制高点莫子山和白塔堡，再向浑河发展，并以炮火压制浑河机场；中路三十五师首先攻占沈南最大的火车站苏家屯，然后沿铁路向浑河铁桥发展，相机夺取浑河铁桥；左翼三十六师在浑河北岸，向沈阳西南杨士屯以南地域攻击前进，策应主力北渡浑河。 纵队的主攻方向是苏家屯及其以北地区。苏家屯距沈阳30华里，是从南面进入沈阳的重要通道。沈南浑河沿岸系东北第二守备纵队担任警戒。当三十五师前卫一○四团进至苏家屯西之格家屯时，首先与苏家屯敌派出之警戒打响，俘敌30余名。经审讯俘虏得知，苏家屯驻有国民党军二○七师暂编第十团团部和两个营。 一○四团和一○五团各展开了一个营，从东、西两面包围苏家屯，并派出一部兵力炸断苏家屯至高楼子铁路，准备打由沈阳来援之敌。经过近5个小时激战，歼守敌7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近40挺。此后，调整部署，一○五团为前卫，继续沿铁路向北搜索前进。当进至下河湾、三间房一线时，遇国民党军顽强阻击，伤亡较大，据俘虏称：该线守军系二○七师二旅四团，配属有一二○重迫炮3门，战防炮5门，为沈南主要防御地带，碉堡三五成群，每百米筑有大型永久工事一座，村头、巷口重要地段设有暗堡，阵地间有交通壕贯通，还有铁丝等副防御设施。主阵地前地形开阔，不便接近攻击。故一○五团激战多次反复冲击，皆未奏效。 第二纵队五师十三团，乘胶轮大车渡过辽河赶往辽阳截击敌人，途中闻辽阳已被兄弟部队占领，且沈阳之敌并未逃走，乃折返苏家屯与十二纵相遇。十三团积极要求参加攻取下河湾之三间房战斗。于是，十二纵队决定三十五师组织一○三团协同五师十三团攻歼该敌。仅20分钟，占领了敌之前沿阵地，将敌压缩在车站内。战斗向纵深发展，经一小时激战，占领了敌之核心工事，歼敌一部，残敌向东北逃去。但由于一○三团求战心切，没有侦察地形，未组织好火力，协同也不好，损失不小，团政治委员朱嗣玲、参谋长牛学俭不幸壮烈牺牲。 该团一营跟踪追击，激战2小时全歼守敌，毙伤俘600人，缴获三七战防炮和化学迫击炮多门等武器。其余为十三团所俘获。从此，沈阳的南大门被我打开。一○三团和一○四团在师政委栗在山率领下，不顾浑河铁桥敌之冷枪冷炮射击，迅速向市区冲去，径直攻进铁西区，控制了兵工厂，占领了杜聿明官邸；一部进抵市区东部，缴获了大批轻重战器和物资，俘敌万余人。 十二纵右翼三十四师一○一团首先夺取了白塔堡东侧制高点莫子山，然后直插白塔堡西北方向的上河湾，割断了白塔堡与上河湾的联系；一○○团从西向东，一○二团从南向北，对白塔堡守敌二○七师一个团展开围攻。激战中，一○一团利用两名被俘的敌下级军官进入白塔堡给敌团长送信，要他立即命令所属交械投降。敌团长见大势已去，表示愿意谈判投降。该团即派出两名干部进入白塔堡，与敌团长达成协议： (1)放下武器投降； (2)保证武器弹药和一切物资完好无损； (3)我保障投降人员的人身和个人财产安全。 经三十四师政委谭友林批准，命令各团停止攻击，分三路进入白塔堡，共受降和俘敌3500余人。 左翼三十六师以一○八团为前卫，一○七团在一○八团左侧与之并肩搜索前进，一○六团为师预备队随师指挥所跟进。一○八团前卫八连进至沈阳西南的榆树台时，突遭敌二○七师一旅一团第三营炮火阻击。该连被敌火压制在距敌地堡仅20米的开阔地里，伤亡严重，几次组织爆破均未成功。三营长蒋顺学及时调整部署，命八连正面攻击敌同时，调九连从敌侧后迂回，切断敌之退路，七连从左侧攻击敌之大地堡，配合八、九连攻击。 激战中，七连战士江维只身冲到敌地堡前，向地堡投进一颗手榴弹，敌仍不投降，他就把三颗手榴弹捆在一起，拉开弹弦，冲进地堡，把地堡摧垮了。这位解放不久的英雄战士也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战士们怀着悲愤和仇恨，奋勇冲向敌人。九连长宋杰带一个排抢占了敌人的交通壕，并沿交通壕攻击前进，直插敌营指挥所，俘获了正在用电话指挥作战的敌营长，命他下令放下武器。 这颗“钉子”终于被拔掉了。后续部队急速向市内铁西区冲去。这时，一○六、一○七团均已先机攻入市区。一○六团收降了敌人一个装甲团，参谋长杨晨光坐上敌之装甲车，率一个排直捣敌“剿总”司令部，砸掉了敌“剿总”司令部的牌子。一○八团收降了敌人一个炮兵团两个步兵团，进抵敌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马占山的松北绥靖司令部，收降了马占山的警卫部队。全师共俘获敌官兵1 2万余人，收缴了大量车辆和物资。 主力一纵、二纵及辽北各独立师也已经攻进沈阳市区。敌军分崩离析，十分混乱，纷纷寻找解放军请降。但有的仍在顽抗。 第一纵队三师于10月31日下午向国民党主要防区——铁西区之二○七师之一部发起了冲击。该防区由两道防线组成，既有水壕、鹿砦，又是群垒密布，铁丝交织。三师师长刘贤权令八、九两团向第一道防线突破打开两个口子，遭敌炮火、坦克拦截，攻势受阻。 八团经过两个小时的战斗，炸掉了于洪机场西面的几个碉堡，打退了敌人多次反击，才突破了敌人第一道防线。九团在公路两侧进攻，遇到敌人炮群、坦克的拦阻。这时，第一纵队李天佑司令员，梁必业政委带着纵队炮兵团赶来了。李天佑说：“麻痹不得。秋蚊子咬人不出声，却更毒。不要把敌人看得太简单了。”三师部队立即协助炮兵抢修了炮阵地，准备拂晓强攻。 果然不出李司令员所料。次日晨三时许，九团当面的敌人连续发起了反击，经激烈战斗才将敌击退。 八团团长宋文洪指挥部队拿下于洪机场后，又带领全团向城内发展，在铁西区没费多大力气，就解决了敌一装甲战车团，俘敌一部，缴获20多辆装甲战车。他命令部队赶快往里打，接受敌人投降。为了靠前指挥，他同作战股长王培德和警卫员乘上一辆刚刚缴获的装甲战车，令驾驶员朝市中心开去。他们冲到中山广场，停下车来，正要下去观察情况，斜对面白楼上的敌人朝他们打了几枪。宋团长当即用手中的冲锋枪向白楼开火。跟上来的一营正准备发起攻击，白楼和另一侧的黄楼里的敌人都伸出了白旗。在战士们“缴枪不杀，宽待俘虏”的喊话声中，从这两座楼房里陆续出来几百名国民党军官兵。同时，他们还解决了驻在另一座方形大楼里的“东北剿总空军司令部”。宋团长的身边只剩下团政治处宣传干事冯秀生、司令部一个参谋和纵队派来的记者于晓光等5人了。此时，来自马路湾的两名敌军官前来联系投诚。 “你们是哪部分的？你是干什么的？”宋文洪问。 “我们是直辖总司令部高射炮团的。请长官前往。” 宋文洪无部队可派，只好派宣传干事冯秀生等前往。他们在那里接受了400多敌人的投降，收缴了一排崭新的美造高射炮和300多枝美式卡宾枪、手枪。 第二纵队四师进至二○七师一线守备阵地红旗台、于洪屯一带发起进攻时，也遭该师顽抗。四师十二团向铁西搜索前进，进攻丁香屯时，也在二○七师阵地前，遭其炮火杀伤，三营营长李希全壮烈牺牲。当阵地被突破后，侧翼地堡群又以强大火力封锁突破口，一营营长孟宪连、教志员刘彬先后负伤，三营代营长刘金秀英勇牺牲。付出很大代价以后终于扩大了突破口，得以向纵深发展，消灭了二○七师之一部及装甲兵团和野炮群。 二纵六师10月31日下午到达沈阳西南郊。根据纵队吴信泉副司令的命令，师长张竭诚立刻确定了部署，以十六团向老城故宫一带进攻，并交待务必注意保护好故宫避免损坏；据悉，国民党军第八兵团司令周福成的司令部就设在故宫附近，要注意围捕，严防漏网；十八团穿过市区向东陵进攻，与东面的独立师会合，并保护好工厂。3个团连夜投入战斗，进入作战地区后，只遇到一些小的战斗，枪声零零星星。 十六团薛复礼团长向师部报告说：“全团已到达老城故宫一带，故宫未遭破坏，我们已派部队看管。据俘虏证实，周福成的司令部就设在老城里的中国银行附近。我们正在包围搜查中。” 师长张竭城一听，很高兴，赶忙说：“发现目标后，先包围后喊话，总之，不能叫他跑掉，尽量避免打枪打炮。” 李少元政委在一旁笑着说：“周福成他跑不了，他虽是个替死鬼也是不想死的。” 十七团团长袁正元说：“我们己进到浑河北南湖地区，正从背后打二○七师。一营和二营经一场激烈战斗，已经歼敌一个营，还缴获了一些大炮和军用物资。”并说：“没有与五师、十二纵联系上。现在全团正准备向二○七师背后发起总攻。”张竭诚叮嘱说：“不可轻敌，也不要急躁，师炮兵营、警卫营随时可以支援你们。敌人不投降，就坚决消灭他！告诉前面的韩曙副团长，设法与五师、十二纵联系上。” 被解放军活捉的敌军士兵张竭诚放下电话，师参谋长杨启轩告诉他，师侦察连抓到一个二○七师的参谋，他说他们的头儿要打到底。还听说五师和十二纵与二○七师打得相当激烈，十三团政委都牺牲了。张竭诚心想，这瓮中捉鳖也不好捉，弄不好还叫它咬一口呢。 11月1日下午，十七团位于浑河以北正在协同兄弟部队围歼仍在垂死挣扎的二○七师残部。忽然，有两个国民党军官打着白旗找到十七团团部，声称一个是二○七师作战室主任，姓李，另一个是该师炮团副团长。他们说要率炮团投诚，请能方便通融。经团介绍，师组织科长王千详接待了他们。王科长问明情况，觉得这件事挺大，便向师作了汇报。师决定接受投诚，并向纵队作了报告，吴信泉副司令员指示，要处理好。第二天一早，这两个人果真把二○七师炮团连人带炮拉出来了。数十门完好无损的大炮排列整齐。师责成十七团接受了他们投诚。 十八团政委彭仲韬说：“我团从沈阳西南渗入到沈阳东北郊区，途中没有遇到大的抵抗，打了几小时仗，俘敌2000多。杜存典团长带1个营向东陵发展进攻，已与东面的独立师部队取得联系。我们团部就设在张作霖兵工厂附近。” 张竭诚插上说：“要保护好兵工厂，肃清残敌，不可大意招致意外损失。” 当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一、第二纵队从沈阳西郊向铁西守军二○七师突破，十二纵队及3个独立师从城南杀开一条血路，逼进城关时，独立三师向东挺进，在东陵一带又与二○七师二旅五团发生激战。东陵是从抚顺进入沈阳的要道，该团就驻扎在天柱山这个制高点上，筑有永久性工事，母堡、子堡、明碉暗堡和地雷场构成的立体工事群，可以组织交叉火力和纵深火力网。独立三师打了一天，守军凭藉地形有利、武器装备精良予以顽抗，双方都有较大伤亡。后来，独立三师采取东面佯攻的办法，守敌误以为从东面进攻，立即调动全部火力压向佯攻部队，而独立三师却集中炮火向北面阵地猛轰，然后发起冲击，经过一天一夜激战，终于迫使守敌投降。11月1日，国民党二○七师(两个旅)已被歼灭，师长戴朴化装脱逃，余尽数被俘。至此，沈阳外围战斗结束。 在国民党二○七师顽抗的同时，沈阳国民党守军暂编第五十三师宣布起义。 暂编第五十三师是由原东北第五保安区部队改编的。原来的4个保安团改编为暂编第五十三师的3个步兵团和师直属分队。 许赓扬任师长，原第五保安区副司令徐继章任副师长。1947年划归新一军建制，并按照新一军编制再度加以改编——与该军其他两个师相同，实力明显增强，比一般师的编制人数多(全师共1 1万余人)，军官级别较高，装备较好，多系美式装备。 但划归新一军建制后，人事变动很大。军部派了原第五十师副师长谢树辉来暂编第五十三师任副师长，并先后更换了两名团长及营、连长若干人。全师军官中，曾在伪满任过职的军官占20％；张学良将军的部属(大多参加过“西安事变”)占30％；国民党军校毕业的军官(由薪一军派来)占50％。士兵则多系吉林省长春、四平、辽源等地人。10月27日起，暂五十三师在沈阳东郊、东陵、东山咀子、山梨红屯、毛君屯等地担任防务。卫立煌和参谋长赵家骧还召见许赓扬当面交代了暂编第五十三师担负沈阳东北方向的防守任务，占领东陵、东山咀子一带阵地。 然而，长春、锦州两大城市相继失守，廖耀湘西进兵团被歼，东北国民党的最后堡垒沈阳，又陷入了解放军的铁壁合围之中。戎马大半生的许赓扬思前瞻后，深感大势去矣！ 中共早已加紧了对许赓扬的争取工作。受中共中央东北局社会部负责人邹大鹏派遣的富平(女)等人到沈阳，在沈阳洞庭春饭店同许赓扬吃饭，与许建立联系。许赓扬找到了光明出路，那就是率部起义，投向人民。许赓扬悄然开始了他的起义行动。 1948年10月29日，东北人民解放军辽北军区所属的独立一师等主力部队，已经开进至暂编第五十三师当面，与该师形成对峙状态。许赓扬感到情况紧急，只好放弃推举周福成领导起义和联合国民党其他部队共同起义的打算，下决心自己单干。许赓扬随即调整了部署，将本师的第二、第三团及第二○七师二旅五团仍放在一线，佯装与解放军对峙，并将一个加强团置于师部后侧，名义上是预备队，实则是为防备来自周福成方面的不测。与此同时，许赓扬又派出人员，严密控制配属该师的各部队。对可能反对起义的人秘密监视，并命令一线官兵，只守阵地，不准随意向解放军阵地射击。 由于战局发展迅速，通过共产党的地下人员联系起义，已经来不及了，许赓扬只得立即派人直接与解放军联系。10月30日，与解放军辽北军区接上了关系，辽北军区司令员聂鹤亭、政委陶铸、副司令员赵杰、政治部副主任王振乾等研究了暂编第五十三师提出的起义要求。 10月31日下午，暂五十三师作战科长张社民奉师长许赓扬之命，作为该师的正式代表，来到辽北军区“前指”，与辽北军区赵杰副司令员正式谈判。辽北军区提出了6项条件和两项规定。6项条件是： (1)承认暂编第五十三师所属3个团为起义； (2)临时配属暂编第五十三师的部(分)队也要放下武器； (3)占领机场； (4)控制战车团； (5)逮捕国民党军政要员和特务头子； (6)保护一切公共建筑、机关、资财、仓库等，保护工商业，维持市内秩序。两项规定是： (1)起义时间为当日黄昏后； (2)起义部队人员颈部围2尺长、4寸宽白布为记号。 双方还商定了暂五十三师完成起义、行动后的集结地点。暂五十三师代表张社民接受了辽北军区提出的6项条件和两项规定，并交出了“沈阳城防兵力部署详图”。张还提出要保证全师官兵生命财产安全，起义后保留原建制等要求。辽北军区首长经研究后均予同意。尔后，双方就如何协同作战的具体方案进行了细致的研究，还商定互派代表，暂驻对方。 暂五十三师与解放军辽北军区频繁接触，引起了沈阳国民党军当局的注意。30日黄昏，周福成打电话给许赓扬说：“你马上到这里来开会，我派人到大北边门接你。”许赓扬回答说；“前方情况紧急。离不开，不能去。”许立刻下令封锁了大北边门的通路。 晚8时，许赓扬召集了全师军官以及配属该师的第二○七师二旅五团团长陶毅等人紧急会议，讲了与解放军辽北军区谈判起义的经过，以及达成的圆满协议，当场宣布暂五十三师起义，问大家有无反对意见？参加会议的军官们都表示赞同。许赓扬又专门询问陶毅有无意见，陶表示服从命令。许赓扬对行动作了布置，还发了告全师官兵书。 晚10时，许赓扬按照双方达成的协议，下令沿沈(阳)、铁(岭)公路的二台子、沈海车站、大北边门一线的暂五十三师防区为解放军攻城让开道路。此时，第二○七师二旅五团团长陶毅回部队后打电话给许赓扬，大骂许“背叛党国”，发誓要听令于二○七师师长指挥，坚决抵抗到底。陶将其团队收拢集结在东山嘴子附近，企图阻击解放军攻城部队。许赓扬当即令靠近陶团的暂五十三师第二团以炮火压制陶团。辽北军区部队也发起了对陶团的攻击。经过激烈战斗，该团被全部缴械，团长陶毅当了俘虏。 辽北军区的部队按照预先约定的时间，于当晚10时30分通过暂编第五十三师让开的通路，向沈阳市区发起了攻击。 关于暂五十三师起义，解放军方面还有一段内幕。在辽北军区负责人与暂五十三师代表谈判后，辽北军区司令员聂鹤亭将谈判情况和同意该师起义的意见当即向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作了报告。总部当日发来了以林彪、罗荣桓署名的两次复电，批评辽北军区先斩后奏，不经请示擅自同意五十三师起义是错误的，认为五十三师是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迫于形势，不能算起义，应按“反正”对待。辽北军区认为通过谈判已与五十三师达成了起义协议，而且，军区代表已去暂五十三师，攻城和起义行动即将开始，时间紧迫，无法再做五十三师按“反正”的工作。 暂五十三师起义后，于11月1日上午在毛君屯至二台子的公路上集结。这时，辽北军区赵杰副司令员在几名参谋人员的陪同下来看望起义部队。师长许赓扬高兴地迎上去，双方紧紧握手致意。赵杰副司令员热情地说：“我代表聂鹤亭司令员、陶铸政委，对你们的义举热忱地表示欢迎！你们为解放沈阳做出了贡献。”随后，赵副司令员向许赓扬询问了起义之后部队的情绪、纪律和生活等情况。许赓扬激动地说：“大多数官兵情绪高涨，他们愿意和解放军一道去消灭国民党，最后解放全中国。” 赵副司令员对许赓扬说：“军区决定你师速到新城子附近集结待命。”接着，具体布置了起义部队下一步的行动和任务，并勉励许赓扬好好学习，努力工作，在革命队伍里为人民立功。 暂五十三师在奉命开往新城子的途中，又与辽北军区聂鹤亭司令员、陶铸政委相遇。聂、陶接见了许赓扬，对暂编第五十三师的起义表示欢迎和慰问。陶铸政委还向许赓扬询问了沈阳城内国民党部队上层军官的有关情况。 11月6日，暂五十三师的8000余名官兵穿着新发的人民解放军棉军装，在师长许赓扬的率领下抵达开原县。辽北省人民政府主席阎宝航专程赶到开原，表示欢迎和慰问，并在全师干部大会上讲了话，对起义官兵倍致嘉勉之意。 五十三师在老开原整训期间，保留了原建制，授予“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五十三师”的番号，并以该番号、印章对外行文。同时，东北人民解放军派去了各级政工干部。这样，暂编五十三师起义已既成事实。后来，公开宣布为反正(即投诚)。1949年4月，五十三师解散，连以下干部和士兵编入抚顺一六三师，营以下干部送到西安(辽源市)军官教导团学习，许赓扬和原副师长谢树辉、徐继章调东北野战军总部任职。 11月1日拂晓，解放军各路大军打到市区以后，国民党军已基本失去了抵抗力，出现了一片兵败如山倒、树倒猢狲散的景象。解放军喊“缴枪不杀”和国民党军的“我们投降”的声音此起彼应。接受起义，投诚和抓俘虏，成了主要“战斗”方式。 林彪命令部队停止火力进攻，准备接受守军投降。 一纵政委梁必业在三师告诉部队：“不要硬碰硬打，敌人已成败局，要注意攻心，突破其心理防线。”于是，一营教导员、模范政治工作者孙永章，迅速跑到一连散兵线前组织对敌喊话：只有缴枪投降才是活路。 喊话代替了枪声，每句话就像一包烈性炸药，在摧毁着动摇着敌人的防线。 片刻，在敌人的碉堡前，一面小白旗怯生生地晃了出来。十几分钟后，一个30多岁、中等身材、面容憔悴的上尉，站在孙永章面前，他是敌一二○师的一位连长。是来所谓“谈判”的。 “欢迎！”孙教导员说。 上尉连长回话：“深知贵军一向宽宏大量，王某不想再打，说实话，国民党打也亡，不打也亡。” “对！识时务者为俊杰。赶快把你的全连人马枪械带过来！”孙教导员又向他交待了俘虏政策。 “好！好！照办，照办！”王连长答允。 这样，我九团的突破口，不突即破。 从外围和下级军官开始，投降的愈来愈多，逐渐向城内发展。敌人的第一道防线就这样垮了。 九团三连摸到敌人的第二道防线臭水沟，猛地扔过去一排手榴弹，敌人依仗地堡、交通沟投弹还击，霎时硝烟弥空，弹片横飞。激烈的近战打了一个多小时，伤亡了几十名战士，抓了600多名俘虏，取得了突破第二道防线的胜利。 沈阳市城里到处是高楼大院、横街竖巷，残敌四窜。工人、市民出来了，他们冒着流弹，主动为解放军指路和报告情况。沈阳电缆厂内驻有国民党军炮兵和骑兵大队，四门紧闭，未被发觉。一个护厂的老工人隔墙大喊：“八路’同志，这里有‘货’！”在这位工友的指引下，解放军一举全歼该敌；当刘贤权率师指挥所乘车前往中山广场时，在铁西俱乐部门前遇到了一位老太太。她白发苍苍，抱着个婴儿，脚下躺着一个血污模糊的少女。老人手指枪声激烈的市政广场说：“打过去，孩子们，一个不留。”她老泪横流，悲愤已极。“老大娘，我们一定给你报仇！”战土们擦着眼泪，端着刺刀，从老人的身旁冲过去。 败兵无斗志、城上竖降旗。在国民党军驻地大院里，旗杆上飘起了白旗；在国民党军据守的大楼上，楼窗口伸出了白旗。市民们爬上大楼阳台，挤在门洞、窗口，拍手示意，为解放军的胜利叫好。汽车、装甲车、坦克车纷纷自动开来，在中山路两侧整齐的排列着。驾驶员自我报名登记后，端正地坐在驾驶座上，等待我们调用。仓库、武器、弹药、被服、粮食……等待着解放军接管。 解放军一个排、一个班，甚至一个人都可以接受国民党军整团、整营的投降或接收整座仓库。为了加快这种“战斗”的进行，解放军坐上敌人的轿车、吉普车、卡车奔驰着，纵然这样，兵力还是不够用，再加上国民党军对投降的“仪式”很讲究，更是忙得不可开交了。 九团政治处主任张镇铭，在铁西区遇到六连一位班长带着8名战士，这9个人是在部队向纵深发展中掉了队的。他们见一个大院里插上了白旗，院门虚掩着，门前还站着一个军官，就组织起来奔上前去。这军官看他们来了，忙向院内吆喝：“开门！”门“吱嘎”一声打开了，“站队！”院里的敌人立即集合起来。刚好张镇铭赶到这里，他带着9名战士进了大院。这个军官发出“立正”的口令，跑到张跟前，举手敬礼：“报告长官，本营实到人数84名，实有坦克8辆，请验收。坦克营营副王建业。”毕恭毕敬地把一张名片送给张镇铭。张镇铭接过后，扫了一眼，问他营长为什么不出来。他说开小差了。接着，他又送来了一大包文件，一样一样放在张的面前说：“这是印章，这是花名册，这是坦克技术的材料……” 张镇铭问：“坦克坏了没有？” “没有，没有！贵军招降条件上说，不准破坏嘛，坏了不好交代。”看来，他对投降很有研究。 张镇铭走到俘虏跟前，简要地讲解了我军的俘虏政策，还叫六班解放过来的战士给他们现身说法。这堂政治课，使俘虏们立即嘁嘁喳喳起来。他们像是忘了自己的俘虏身份，有的低着头在袜头或衣缝里掏着什么，扬起胳膊抖索着一张色纸，叫喊起来：“我们早知道了！” 这是解放军散发的传单。记得1946年，国民党军用飞机、大炮把大量的传单撒在阵地上，说什么“党国枪好人好，装备好，吃得好”，呼吁中共军队放下武器，投归他们。可是解放军战士只不过笑着拿来卷烟、擦屁股罢了。但解放军的传单却被国民党军官珍藏起来，这不由得使人深思。 张镇铭说：“不错，你们保存得很好。” “长官过奖！过奖！”营副很高兴。他又问：“什么时候叫回家？什么人能回家？眷属怎么带？发给多少路费……” 张一一作了解释。营副咧着嘴满意地笑了。 二纵六师师教导队队长王秀法说，他那个百把人的教导队竟看押了4000多俘虏。开始并不是这么多，后来滚了“雪球”。好多国民党散兵流落街头，凄凄如丧家之犬，慌慌如漏网之鱼，见着俘虏队伍就自动地站到行列里来了。否则就没饭吃。官饭没了，老百姓自己饿着肚子，恨都恨不过来，那还有粮食给他们吃？吴信泉副司令员批评我们没把俘虏管好，致使一些零散饿急了找老百姓的麻烦，群众有意见。后来在部队里传成歇后语：“辽沈战役的俘虏——越带越多。” 在解放军攻城各部队的猛攻下，沈阳国民党守军的防御体系迅速崩溃。攻城部队迅速向市区猛插。 原以为在市内要展开一场巷战，事实上却没有遇到能称得上的抵抗。部队一个排一个排的分头去抓俘虏，到后来，干脆不用去抓，他们就纷纷找上门来报名了。 几小时前还是敌人，几小时后，竟然堂堂皇皇地在大街上走来走去。那些穿着刺人眼目的美式军服的国民党军官们，一个个提着箱箱笼笼，带着太太，满街乱窜，一遇到我们的战士，就点头哈腰地自我介绍： “我是XX部团长，部队现在X处，请派人去接收我这个团吧！” “我那里还有一个营哩。你们谁去带他们呀！” “嘿嘿，同志！我那个仓库也得去人接管啦！” 解放军进入市区后，基本没有激烈巷战，国民党部队官兵多数是有组织地集体放下武器，其中有3个师(或相当师一级的战斗部队)、3个团是成建制的投诚。 在东北人民解放军强大攻势下，驻沈阳的国民党军各级指挥机关和部队，如风卷残云，纷纷向解放军投诚，而且争先恐后，唯恐坐不上末班车。 “东北剿匪总司令部”是东北地区国民党军的最高指挥机关。驻沈阳市和平区太原街。解放军进城时，东北“剿总”处于群龙无首的瘫痪状态，机关有些人员已躲在家中或逃走。解放军第十二纵队三十六师一○六团三营在十二纵队政治部副主任周彬和三十六师师长沈启贤的率领下，首先进入东北“剿总”司令部办公大楼，国民党官兵站立两侧，根本无抵抗。办公室内文件、地图及其他物品均未受毁坏。 解放军进入大楼后，周彬即见到了东北“剿总”中将副参谋长兼办公厅主任袁克征，袁提出要同解放军进行谈判，明确要求“剿总”机关人员起义。周彬表示不同意，令其交枪，双方发生争议。周彬当即电话请示进攻沈阳的总指挥、二纵队司令员刘震。刘震指示部队坚决让该部投降。袁克征提出要求会见东北野战军最高领导人，仍坚持要求起义。双方争执近两个小时后，周彬让袁克征回去和同事们商议，限一小时答复。袁回去商议后不到一小时回来见周彬，明确回答：同意放下武器，但要求保证将官们的安全。周彬则明确保证其安全。袁克征回去后就令尚在“剿总”机关的官兵放下武器投诚。 驻守沈阳的第八兵团，驻沈阳大西门里原中国银行，辖第五十三军和东北第二守备总队，沈阳临解放前，卫立煌逃离沈阳，驻沈的国民党部队统由第八兵团中将司令官周福成指挥。 解放军进攻沈阳，周福成在无奈情况下放弃指挥，离职出走，第八兵团司令部已失去总指挥。参谋长蒋希斌令团参谋处通知机关各处、科原地待命，等待解放军来接收。参谋处长戴鸿图立即指示参谋科用电话下达要求各部队遵照执行。11月1日上午，独立一师师长管松涛带第三团进入兵团司令部，根本未遇抵抗。第八兵团司令部官兵自动放下武器投诚。 第16章 周富成投降，东北全境获解放 沈阳国民党守军第五十三军军长仍由第八兵团司令周福成中将兼任，少将副军长赵国屏，少将参谋长郭业儒。下辖第一一六师、第一三○师和暂编第三十师。军部驻大北门朝阳街的魁畲祥商店，总兵力约4万人。五十三军副军长赵国屏早就和中共地下工作有联系，准备起义。 10月31日晚，赵国屏指示军参谋处向全军各部队下达命令：放下武器，不准抵抗。 11月1日上午，赵又通知军部各处、室和直属单位团以上军官集中军部开会，赵亲自主持，他讲了放下武器投诚的意见，并说：“解放军今天进城，大家都来迎接。”这时，解放军辽北军区独立一师参谋长张万玉已进入该军军部，与赵国屏谈妥放下武器，由解放军接收。 11月2日上午，赵国屏又召集军机关处、室负责人以上会议，辽北军区独立一师副师长罗春生参加，主要布置向解放军办理接交之事。罗在指令他们要认真办理移交后，宣传了解放军的政策。之后，该军机关和直属队都向辽北军区独立一师等部队作了移交。 国民党军一三○师师长王理寰和王化一等策动联合起义未成。解放军进城前夕，王再派人与中共沈阳市工委联系，找到了在中共沈阳市工委领导下做地下工作的沈阳第二中学历史教师王襄忱，说：“王理寰师长渴望与共产党取得联系，率全师投诚，但苦于没人搭桥。听说你是从解放区来的，那边一定有熟人吧？你给挂个钩怎样？”当天晚上，王襄忱立即去找党的领导人刘光亚汇报。组织上连夜研究，认为时间紧迫，决定立即组成以刘光亚为首的5人小组，准备同第一三○师王理寰洽谈。 10月29日上午，刘光亚、王襄忱等5人到一三○师师部谈判；王理寰在门口迎接，并说：“鄙人代表一三○师全体官兵，向贵党军的代表表示热烈的欢迎与衷心的敬意。本人戎马半生，倍尝辛酸，如今全师官兵已经认清形势，愿向贵军投诚。今后我宁愿解甲归田，也绝不做千古罪人！” 刘光亚说：“王师长，你知道共产党光明磊落，解放军是人民子弟兵，一切请你放心。我代表共产党、解放军对你和你的部下弃暗投明表示欢迎。”接着，开始了具体谈判。谈妥后，以刘光亚为首的5人小组让王理寰立即用电话向所属各团、营下达命令；王当即下达了不抵抗命令。 刘光亚则通过一三○师阵地到虎石台找到了解放军独立四师(又称李红光支队)，向师首长作了汇报；该师领导向辽北军区请示后提出：不许开火，让出阵地，向指定地点集结，收缴武器。由中共沈阳市工作委员会城工部联络员送解放军各部队一个通知，并抄送一三○师一份。通知内容是：“前线负责同志，五十三军一三○师驻地为大韩屯、八家子、罗家坟、沙河子、下坎子一带，停战谈判已与军区谈妥，现在待总部命令，向指定地点集结中，希勿发生误会。城工部，文山，10月31日。” 解放军独立一师部队前进至沈阳市北郊大洼附近时，遇到了国民党暂三十师的部队。31日凌晨，暂三十师师长张儒彬派该团二营副营长曹翰奇出来找到解放军独立一师指挥所，见到师长管松涛、政委马毅之、政治部主任郑效峰，他代表师长张儒彬要求停火谈判。独一师派宣传科长陆荧代表去暂三十师同师长张儒彬谈判，最后达成放下武器、部队到北大营集结的协议。接着，张儒彬打电话把3个团长找来，令各部队脖子上扎围白毛布，快到北大营集结。11月1日早晨，暂三十师3个团官兵均放下武器，到北大营集结完毕。 解放军独立一师部队前进至望花台、大洼、二洼一带时，开始受到国民党军一一六师部队的阻击。30日夜，一一六师师长刘德浴在东二台子师部召开营长以上军官会议，讲明危急形势，宣布执行军部命令，不抵抗。会后，各部队将在工事里的人员撤回，在驻地门上挂起白旗。该师指挥所后撤至北大营。11月1日，解放军独立二师第二团前进至北大营其师指挥所时，该团参谋长李长宽同一一六师师长刘德裕相见商谈，刘同意放下武器，部队在北大营集结。在此之前第一一六师留驻铁岭的三四六团与解放军十二纵三十六师一○六团达成停火协议，十二纵队政治部主任陈志方和中共东北局社会部开原站站长程光烈，派来代表进行了谈判。三四六团全部交枪，被十二纵三十六师一○六团接收。 原国民党东北第二守备总队(相当师)，驻沈阳市市内南五马路。当时担任铁西区和于洪区一带的防务。总人数约8000多人。总队长毛芝荃、副总队长佟道受五十三军的影响，不愿与解放军顽抗。他们向部下交待：“当解放军接近时不准开枪，要想尽一切办法与解放军联系。”第三团团长关庆厚和中共的地下工作关系李极栋(化名白栋)取得了联系。 11月1日上午，解放军进入沈阳铁西区时，第二守备总队派代表打着白旗找到解放军第二纵队五师十四团，要求“火线起义”，邀十四团派代表去该总队司令部谈判。十四团遂派政治处主任王佐邦带团作战股长、通信股长等多人前去第二守备总队司令部。毛芝荃、佟道提出： (1)要求解放军停止攻击； (2)承认其部为“火线起义”。 王佐邦不同意其起义，指令其交出防御部署图，部队撤出防区到指定地点集中。双方发生争议。这是谈判时的一段“插曲”。下午2时许，解放军十四团小分队靠近总队司令部，令其警卫排放下了武器。这时，毛芝荃等人同意放下武器，交出了防御部署图。该总队司令部和各团、直属分队官兵先后放下了武器。 11月1日晚，解放军第十二纵队三十六师直属队政治处主任许长庚随部队到市区后，带领警卫人员进入沈阳市警备司令部，驻地在沈阳市和平区南京街，门口站岗的国民党士兵不加阻拦，进到楼内也未有抵抗。100多名军官早已在一楼走廊两侧站立，桌子上摆放着枪支等武器。警备司令部负责人手捧花名册交给许长庚，提出交枪，请解放军清点接收。许长庚尚觉得自己只带一名警卫员不便正式接受，说：“你们先等着，我去找部队来。”许从该司令部大楼出来后，就近找到三十六师一○八团，来人将警备司令部全部人员接收。 国民党军新编骑兵司令部是由原满、蒙骑兵和地方保安骑兵支队、独立团、营等编成的杂牌军部队。中将司令官徐梁(兼国民党辽北省主席)，中将副司令王照，司令部驻沈阳市郊新城子，官兵约7000多人。副司令王照是东北讲武堂第五期毕业，是张学良旧部，他任骑兵第六师师长时，曾对蒋介石不抗日政策表示不满，西安事变后不受蒋介石重用，故对国民党的前途失去信心。王照与吕正操是东北讲武堂的同学，王任骑兵司令部副司令员后，吕正操曾给他捎过书信，对王进行政治争取。中共东北局社会部和吕正操由哈尔滨派做党的地下工作的阚福培(化名韩福，曾和吕正操、王照是东北讲武堂同学)到沈阳重点做王照的工作，策动王视机率部起义，阚就在王的家中吃住，王照给阚多方协助，掩护他的秘密活动。 10月下旬，王照率领的骑兵司令部和骑后部队残部共1000多人，从辽西黑山、彰武往沈阳仓皇溃退。 10月28日，当行进至新民县兴隆店附近时，与东北人民解放军后勤部部长李聚奎率领的近百名后勤机关人员相遇。后勤部供应部部长唐湘风首先发现骑兵部队，即令他们停止前进，王照和参谋长张麟阁来见唐湘风要求起义。 李聚奎得到报告后令其部队原地待命，让王照和张麟阁来商谈。当晚，王、张来见李聚奎，进行了晤谈，王照要求起义，李聚奎不同意起义，令其放下武器。李让张麟阁回去把队伍集合好，不许乱走动，等着交枪。王照仍留在李聚奎处，继续交谈。 29日凌晨，后勤部作战处长尹健从巨流河铁桥处调来了过桥前进的4个连队(东北总部炮兵旅2个连、一纵队2个步兵连)，很快将骑兵部队武器收缴。骑兵部队的士兵由解放军一纵队和炮兵部队带走。 李聚奎和后勤机关人员带着骑兵部队的约200名军官来沈阳。将这些军官交给了东北军区政治部接收。 国民党沈阳第二守备总队，约8000人。总队部驻沈阳市和平区同泽街147号。该总队属杂牌军，主要任务是配合正规军防守沈阳。少将总队长秦祥征，少将副总队长王凤起，少将参谋长白澄。副总队长王凤起的妻子富平当时是中共东北局社会部秘密派到沈阳做争取国民党部队工作的，受社会部开原站站长程光烈领导。10月下旬，王凤起和秦祥征等人即酝酿起义，并与中共沈阳市工委城工部商谈，规定了联系的旗号及昼间、夜间信号联络方法，并由地工人员发给带有“高觉”两个大字的识别臂章30余个，做了迎接解放军的具体准备。 11月1日上午，解放军一纵队三师八团一营教导员郝建岳带领该营二连部队前进至沈阳第二守备总队司令部，该总队未抵抗，楼上挂着白旗，派人在门口迎候。郝建岳和二连政治指导员莱阳春等进入该总队部办公室，总队长秦祥征，副总队长王凤起和参谋长白澄要求起义，郝、莱不同意其起义，指令其放下武器。 双方有争议难以商定，后八团政委余琳和该总队秦、王、白、及东北“剿总”少将高参邱立崞等人乘车去铁西接一纵三师师长刘贤权到该总队司令部，同秦、王、白、邱等商定，该总队放下武器，到市郊集结。秦祥征、王凤起、白澄各去一个团督办交枪，官兵徒手集合。是日夜，该总队全体官兵按解放军指令开赴沈阳市西南郊的上沙坨子、李官屯、富官屯暂住。后其官兵由一纵队政治部分别作了安置。 国民党暂编第五十九师师长梁铁豹不愿再战，同师副官处主任左祁和一团团长罗规一起商议确定，当解放军到来时不抵抗，把人员、武器集中起来交给解放军。11月1日下午，解放军第二纵队四师十二团，进入沈阳市到达暂编第五十九师驻地，根本未遇抵抗。 十二团参谋长程国藩带领一营一连和机枪连进入该师师部，师长梁铁豹正与一些团职军官约20人开会，商议向解放军接洽之事，梁见程国藩等人进入即提出要找解放军负责人商谈，程国藩遂向四师师长胡继成及纵队副参谋长王良太作了报告。 胡继成师长很快来到五十九师师部，见到梁铁豹等人后，令他们立即放下武器。梁铁豹要求起义遭拒绝，胡继成师长说：“一定保证你们官兵和家属们的安全，私人财物保证不没收。”最后，五十九师同意放下武器投诚。 如同堤坝决口，国民党军举白旗投降者接踵而来： 第四十九军七十九师空运锦州未成的二三六团投降； 独立炮兵第十六团投降； 空军高射炮第六团投降； 独立装甲兵团投降； 独立炮兵第七团投降； 重迫击炮第十一团投降； 炮兵第十二团投降； 独立铁甲车第三大队投降； 独立战车第三团第一营投降； 人民解放军占领沈阳火车站国民党军独立辎重汽车第十七团投降； 联勤总司令部第六补给区司令部投降……。 坦克、装甲车、火炮、汽车等排列整整齐齐，各种弹药物资堆积如山！ 国民党沈阳守军最高指挥官周福成也被俘投降。 周福成是怎样被俘的呢？ 10月31日下午4时许，二纵六师前卫团十六团首先从铁西突入市区。该团前卫连一连连长黄达宣、指导员苏福林各带两个排，沿两洞桥、中山路、马路弯经一夜搜索，直插故宫一带，进入老城。团主力也陆续展开。 11月1日拂晓，黄达宣在大西门里靠故宫不远处，突然看到路南一座小楼院里(世合公银行)出来两个人，小心翼翼，一见有人来又缩回去了。黄达宣脑子里一闪：可能是敌人。这时路边十个老太太告诉他们，这个世合公银行楼上有一个国民党大官。他立即向在路北搜索的苏指导员等人喊了一声：“前面有敌人！”接着就带人闯进院内。蒋军士兵发现他们进了院，并不开枪，只是躲躲闪闪往小楼里退。 这个院不大，楼下有三间屋子，一个车库。黄达宣和苏福林在隐蔽处交换了一个眼色，感到这里边有文章，可能有大官吧，立即指挥部队将小楼包围了起来。并派人将情况向营里报告。马志高营长指示：“要把那个小楼包围得严严的，不管是什么人，不能跑掉一个。如果确实有国民党大官，要抓活的。我立即去你们连。” 包围好小楼，黄达宣开始喊话：“你们赶快放下武器投降，缴枪不杀，不然就要炸楼啦！” 楼内敌人听后并未答语，也不开枪，院内死一般沉寂。黄见势一招手带几名战士尾随蒋军士兵进入楼内。战士们闯进一个大房间里：“缴枪不杀！”首先把大约30多人的警卫排解决了。此时又见几个敌兵哆哆嗦嗦地躲在楼梯拐角处，黄达宣高喊：“快出来投降！”“你们的长官在哪里？”只见一个胆子大一点的士兵探出身来用手指了指楼上，黄连长明白了。他与苏指导员布置战士们封锁好楼门、楼窗和走廊，然后自己带领几名战士，飞快冲到楼上。上面也是三四个房间，几个人分头封锁好每个门口。这时，从中间一个房门走出个副官模样的人。黄连长上去一把猛然将他拽到跟前，用手枪抵住喝问：“你们的长官在哪里？”这个家伙胆子大一点，好像预有准备。他忙摆手说：“不要这样，请跟我来，长官都在里面，我们投降。”黄见到对方毫无抵抗之意，就带几个战士随他跨进门里，几枝枪口同时对准了屋里的人：“不许动！” 这时，只见一个外披大衣内着便衣的中年人从人堆里走出来，木然而立，朝着拿手枪的黄达宣低声说：“我是周福成。”接着，又有一个年龄相仿的人走出来，文质彬彬地说：“敞人是苏炳文(东北剿总高参室中将主任)。”接着苏炳文含糊其词地说：“我们的部队正在和你们三纵队(即我辽北军区独立一师)联系起义……” 黄达宣心想这都什么时候了。于是打断他的话说：“情况我们可以向上反映。不过你们要老老实实。我们的政策你们是知道的，先把枪都交出来吧。”与此同时，楼内楼外周福成的参谋、警卫等随从人员也都被缴了械。一切进展得很顺利。 这时，一营长马志高赶到。 黄达宣带苏炳文来见马营长，介绍说：“这是我们马营长。” 苏炳文向马营长深深地鞠了一躬，自我介绍说：“兄弟苏炳文，是中将高参室主任。现在在楼里的是第八兵团司令周福成。卫立煌逃跑前，任命周福成为东北‘剿总’副司令，负责指挥。兄弟正在劝他起义。” 马志高一听，吃了一惊：想不到真的摸到了敌人的老窝。便严厉对他说：“起什么义？到了这个时候，还不赶快投降？” 苏炳文说：“是，是，是。我回去再劝他。可是现在他还想不通，口口声声说对不起蒋委员长。” 马说：“他对得起老百姓吗？叫他马上投降。不然，立即把大楼炸掉！” 苏连忙说：“请马营长别着急，我回去就把你的意思告诉他。不过得给我一点时间。” 说话间，苏炳文还表明他过去曾为中共做过一些事情。由于时间紧迫，马志高向他摆了摆手，说：“限你十分钟，劝他投降。不然，我们就动手了。” 苏一副哀求的样子：“十分钟太短了，怕说不通他。” 马说：“给你二十分钟。别罗嗦了，快去吧！” 苏无奈，只好和黄连长一道出去了。大约过了十来分钟，黄连长带着苏炳文兴冲冲地返回来了。 黄连长大声说：“营长，敌人投降了。” 马志高顺便把敌人投降的消息告诉了团里，对黄连长一挥手，说：“走，咱们看看去。”说完，来到世合公银行。 进了楼，只见几十个国民党兵排列在走廊里，一个个低着头，无精打采。苏炳文领着他们径直来到一个很大的房间里。屋里光线很暗，乱七八糟地堆放着一些物品。靠近墙角处摆着一张很大的桌子，上面有两瓶外国酒和一些没有吃完的绿色包装的军用罐头，还有几部电话，电话线交错地散落在地面上。 屋子正中站着一个人，五十上下的年纪，穿着黑色的呢子大衣。他好像很冷，整个身子紧缩在大衣里，头上带着一顶深色的礼帽，帽沿压得很低，几乎罩住了眼睛，以致看不清他的面目。他耷拉着脑袋，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这时，苏炳文紧赶上前几步，用手碰了碰周福成，说：“这是民主联军的马营长。”那个人慢慢地抬起了头，把帽子向上推了推，向马点了一下头，说：“我是周福成。”周福成的脸色灰白，目光呆滞。 一个战士把一枝手枪递给马志高，说：“营长，这是他的手枪。” 马志高接过来，这是一枝镶着象牙把，造得很精致的左轮手枪。马掂了掂这枝枪，对周福成说：“你放下武器，这很好。可是你们的二○七师残部还在浑河一带顽抗，你马上下命令让他们投降。” 周福成再一次抬起头来，慢吞吞地说：“二○七师我指挥不动。” 苏炳文也说：“二○七师是青年军，不听他的。” 随后，一营派一个班端着刺刀将周、苏等押送到十六团团部。周等以为情况不妙，特别是周福成吓得直发抖。所以，当薛复礼团长和杨弃政委询问其身份时，周、苏吞吞吐吐，就是不敢实说。于是，薛用电话报告：“我们抓了几个大官，也问不清楚。马上派人给师部送去。顺便还给你们师领导送去5枝快慢机手枪，就是从这伙人身上缴的。” 张竭诚师长和李少元政委、杨启轩参谋长接见了周福成和苏炳文。当杨启轩介绍说“这是我们的师长、政委。”时，周、苏二人的紧张情绪明显地有所放松。当张、李以礼相待去和他们握手，他们先是惊诧，后是僵硬地点头哈腰把两只手都伸过来了。 俘获了兵团司令周福成和东北“剿总”高参室中将主任苏炳文，大家都很高兴。张竭诚操起电话先告诉还蒙在鼓里的薛复礼：“老薛呀，大功一件啊！你知道你们捉到的是谁吗？是周福成！还有那个姓苏的，是中将高参！”薛大声说：“那他怎么不早和我们说，都投降了还摆什么臭架子。”张竭诚说：“不是的，人家有顾虑吗。你们一营弄一个班上着明晃晃的刺刀押送，把他们都吓坏了，他们怕你杀头咧！” 对周福成和苏炳文，给予了宽待。张竭诚和李少元经斟酌，还请周、苏二人吃了顿饭。虽说菜并不丰盛，已使惊魂未定的周福成和苏炳文感激涕零了。他们边吃边谈。周说他是于10月30日从兵团部所在地中国银行转移到世合公银行放弃指挥的。他还提到第五十三师起义之事，说该师许师长等与辽北军区早有联系。这时，苏炳文插上来说：“听说他们联系起义的人已经派出，还不知情况如何，你们的部队就很快地进城了。” 张竭诚说：“我们不知道此事，战时情况紧急，变化快，一时也无法联系。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你们的部队真有诚意早点起义，何必我们动这么大的干戈呢？” 苏炳文欠身说：“敝人十分遗憾！”周福成没话找话地说了句：“贵军辛苦了！” 为了消除周和苏的顾虑，张竭诚开门见山地说：“我军对放下武器的人历来是一律优待的。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你看，我们今天对你们怎么样？从战士到我这个师长，还有我们的李政委、杨参谋长，对你们怎样，打了吗？搜腰包了吗？” 周福成连忙说：“没有，没有。”苏炳文也点头赞叹：“仁至义尽，仁至义尽！” 张竭诚接着说：“反过来，你们再想想，你们抓住我们共产党人、民主联军又是怎样对待的呢？……” 苏炳文急忙说：“天壤之别。我等能有今天，实属万幸啊！” 吃着说着，周、苏二人已不显得那么紧张了。周起身说：“我斗胆请求贵军能对我的部下恩赐宽待。” 李少元政委一摆手说：“请坐。这一点你尽管放心，我们已经这样做了。” 交谈中，张竭诚他们发现周福成话里话外对蒋介石仍抱有幻想，于是和李少元你一言我一语，给这二位讲起了三年东北解放战争天翻地覆的变化，一直讲到眼前东北全境即告解放，蒋军于全国也已从优势转为劣势。只讲得周、苏连连点头。 这就是周福成落网的经过。事后，李少元政委向纵队政治部李雪山主任作了汇报，并派人将周福成、苏炳文等送往纵队部。 沈阳之战，共歼灭国民党军一个“剿匪”总司令部、1个兵团部、2个军部、7个师、3个骑兵旅等，共13.45万人，俘第八兵团司令周福成以下将级军官106名。 与沈阳解放的同时，解放军第九纵队在独二师协同下解放营口，歼蒋军1.4万人。国民党第五十二军军部率1个师万余人乘船逃跑。锦西、葫芦岛之蒋军，在解放军围歼廖耀湘兵团时，未敢北援，沈阳解放后经海路撤向关内。至此，东北全境均获解放，鲜艳的红旗在这近8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永远飘扬起来！ 人民解放军抢渡辽河，追歼向营口逃窜之国民党政府军队，11月2日，人民解放军占领营口海港。 辽沈战役胜利结束，沈阳人民集会游行，庆祝全东北解放。 全书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