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我该干些什么》 前言 一个作者，还是一个正义的作者 现在回想这篇小说的写作历程，有如梦魇。它作为欲望的斑点，诞生于二〇〇六年夏。那时，我看到一则简短报道：一个年轻人杀死同学，没人能找到他的杀人动机。当时我和文学的关系很简单，只是一个普通读者。 我和很多事物擦肩而过，料想这报道也如此。但在几个月之后，我发现它自行变大，成了一个恐怖的世界。我每天都装载着对它的广泛理解和无穷编造，就像背负重物。二〇〇七年春节，我没有回乡过年，试图将它产下来，但只写出十五节。当年五一，续写两节，国庆时又加了一节，但被迫停手。因为写作间隔时间太长，文本前后掣肘，互相矛盾，词句也因时间将尽而显得仓促凌乱。当时它叫“杀人的人”，有八万字左右，计划总长度为二十四万字。因为这个，后来我只敢写短篇。一些人还以为这是一种文学上的自觉选择。 我差不多忘了它。直到二〇一〇年，在倒腾橱柜时看见材料，才想起还有这一遭。我想到自己如何尽力搜集资料，如何旷日持久地推算，如何试图去法庭旁听，如何钻研加缪、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的三部著作——我想到这些狂热的准备，以及它的草草收场，便被一种耻辱感紧紧包围，就像一个穷人生不起孩子。 我想从头来过，而生活中别的事情也按照它的轨道运行过来，挤成一团。在祖母下葬的同时，我按照父亲的要求，购买新房，准备结婚。而因为写作所带来的对生活的敌意，我与女友的关系其实已走到尽头。二〇一〇年五月二十三日，我看着世界杯报道的加班表，哀楚欲死，感觉就像游泳好手要将自己溺毙，“好，我陪你们去生活，陪你们买房、结婚、加班”。我像困兽愤怒行走，最终作出的却是相反的选择。今天看来，这个选择没有辜负我，但相比《月亮与六便士》里的思特里克兰德，以及不少狂热的朋友，我还是缺少出格的勇气。他们都曾为创造的理想辞职，而我只是命令自己无论如何也要开始。我容易在妥协状态里生存。我在开始时打上这天的记号，后来才知在四年前，同样是这一天，主人公的原型受激情驱使，举起屠刀。这是一种可怕的巧合。 最终因为我的专横霸道，我和女友分手，每天早上六点多起床上班，晚上八点多回家，我总是试图在网站工作中保护住精力，但每次回来都气息奄奄，一个字也写不动。然后我等周末。在周六，我会因为要找到续写感觉而苦苦推敲，因此最终只剩下周日能畅快地写几千字。在这过程中，平均每三天，父亲都打电话来，以商量的口吻问：“找女朋友没有？”我每次都心藏怒火。我想说：“正因为你想让我结婚，我有了一间房子；正因为要还月供，我不敢轻易辞职、跳槽；正因为这狗日的工作，我每天被消耗一空。” 有一天接过父亲电话后，我翻开电话簿，找到一个自认妥当的人，发短信：我喜欢你。她和我进行了接触，但是犹疑。对女人来说，这种紧迫的求爱不但值得怀疑，还值得鄙视。在见到她后我笨手笨脚地抱她，被挣脱开，这事情就完了。后来父亲问我如何，我说高攀不起，听得出来他很悲哀。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这篇薄薄的小说终于修改完毕。当时是下午，窗外铺陈死气沉沉的建筑物、冰块、树和时光，我一人呆坐，不知悲伤应该从哪里来。我有一个朋友在写完长篇后号啕大哭，我觉得我也应该这样，但一直没等来。我对自己很失望。当夜我失眠，恐惧像大风不停地刮进空洞。我害怕这一切都是在做无用功。 这篇小说标题（原名）为“猫和老鼠”，喻示的是互动关系中的位置与使命，一个穷凶极恶地追，一个没日没夜地逃。小说的主人公在被无聊完全侵蚀后，再也找不到自振的方法，因此杀人，试图赢得被追捕所带来的充实。想一想这场景：就是要睡了，也要在指间夹一根燃烧的香烟，好在烟头烧到皮肤时醒来，继续逃命。 我将他设置为一个纯粹的人，就像电影里的特拉维夫，他的子弹注定要射出，至于射死的是总统候选人还是黑社会，他并未深究，他只是需要子弹射出。他并没有先天的善恶动机，只是在效果上，他不能杀死总统候选人而可以击毙黑社会成员，因此被捧为城市英雄。而我的主人公，他的行为为世人不齿，他们集体呼喊：杀死他！ 杀死他！杀死他！ 杀死他！杀死他！杀死他！ 在原初的动机上，我的主人公一心只想着“如何充实”，杀人只是这一动机的外延。我着重探究的是这一动机。从动机上看他和过去的我并无区别，很多年我都浑浑噩噩，无所事事，每天盼望世界大战。只是我止于语言，而这个主人公却付诸行动。他设想过频繁地做好事，好让受恩人去搜寻他，但他想这样的搜寻注定松弛、松散，从技术上并不能使他充实。因此他去当了恶棍。在杀那个漂亮、善良、充满才艺的女孩时，他考虑的也是技术，因为杀掉一个完美的人，会激怒整个社会，进而使追捕力度增大。 写作时我很平静。我从来不赞美也不认同这种行为，但也没有急不可耐或先入为主地对它进行审判。因为一个作者一旦将自己设置为正义的化身，他的立场便可能偏颇，思想便可能空洞，说教便可能肤浅，所揭示的也可能为人们所麻木。在这方面，我遵循加缪的原则，像冰块一样，忠实、诚恳地去反映上天的光芒，无论光芒来自上帝还是魔鬼。 但最终我还是害怕，因为书写这种罕见的罪恶，就像揭开一个魔盒的盖子。我在小说中让检察官说，这种仅仅因为无聊而杀人的行为，它不可预测，使人胆寒，性质早已超越杀人放火、强奸拐卖，攻击的是我们整个制度、传统，以及赖以活下去的信念。 因为这种创造的害怕——我创造了一个纯粹的恶棍——最终我抹去他的名字。一本小说有主人公却没有名字，因此讨论起来就不方便。我既想你们看见作品，又想你们忘记它。 也许能宽慰我的是电影《桂河大桥》。在曼谷西边的铁路上，善恶分明，日军要修桥，而盟军要炸它。在纠缠中，来自英国的战俘尼科森仅仅为着自身的荣誉感，以极高的效率将桂河大桥修起来，并让它有了雄伟的姿态。那是艺术的姿态，预示着他既不为日军服务，也不为盟军服务。他超越正义，为桥本身而战斗。 阿乙 2011年10月23日 开始 我睡过去， 直到醒来再也睡不着。 这时我得找点事情干。 今天，我去买了眼镜。起先试的是墨镜，但那样欲盖弥彰，后来挑了副普通平光眼镜，这样它既不招摇，又能将人们的注意力有效地转移过来，默认我为近视眼。人们总是倾向于相信戴眼镜的人。 我还买了透明胶，我试着将一只手粘起来，绕上一圈，很久才能撕扯干净。 今天的计划里没有买衣服这一项，不过出于怜悯，我还是走进一间服装店。店主三十多岁，个子矮小，脸像干黑的橘皮，刚被一位稍有姿色的顾客羞辱。我想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开服装店也是她在行使作为女人的权利。我就是这么想的。可她一抬头，我便后悔了。这是一种没办法再低眉顺眼的眼神，我走到哪里，它就跟随到哪里。我待要走，听到她奇怪地唤，叔。她说：“外边一千多的我这里卖几百。一样的货，都在我这里淘。”说着取下一件t恤，“先试试，不试怎么知道效果？试好了再谈价钱。”她说得十分生硬。我在镜前比画，看不出和原来的自己有什么不同，因此当她说“你穿着就是合身”时，我将它扔了。她说：“你想要什么样子的？” “我要的你没有。”我走出去。 “你说说看。” “说不清楚。”我走到门外，她像条遗憾的狗跟出来。这时路上走来一位干部，穿着笔挺的衬衣西裤，踏着锃亮的皮鞋，夹着一个公文包，我说：“就是这样的，你有吗？”她低呼道：“有的，有的。” “皮鞋和公文包也有？” “都有。” 她走进去一边瞅着我，怕我走掉，一边在纸箱里翻找。果然都凑齐了，只有公文包是棕色的。我拎着东西进了试衣间，换好出来照镜子，见桌上有啫喱水，说：“打一下不要钱吧？” “不要，随便打。” 我挤出一团，将头发梳得油光，觉得是那么回事，便问：“现在我看起来多大？” “二十。” “你说实话。” “二十六七吧。”她不知道我对这个答案满意与否，惶恐地看着我走进试衣间。我出来后将衣物丢在一旁，盯着她看了有六七秒，问：“多少钱？”她果然像得救那样飞起来，悬空按好计算器：“都给你打了最低折，共六百，只收五百八。” “少一点。” “顶多再少二十，否则一点利润也没了。” “少一点，买不起。” “那你说多少？” 我想起妈妈交代的，要对半砍，但我说得更狠：“二百。” “本儿都不够。” “二百。” “叔，你要诚心，四百拿走。” “我只有二百。” “二百买走四样东西，生意做不起。你要买一件还好商量。” 我便走了。身后一点声音也没有。这种感觉很奇怪，就像男女间两败俱伤的分手。我走得越远，越感觉到她是真的没有利润，但又不好意思回头。然后就在我要走过街道转角，以为事情到此为止时，她喊：“等等，二百给你了。”我转过身，看见她朝我招手，便也举手朝她挥舞，然后才狞笑着，算是如愿以偿地走远了。我身上只有十来块钱。 下午六点半，我回到军校家属院，何老头儿恰好也回来。院落像空坟，只住着他和我，门口却有人二十四小时站岗。对军校新兵来说，这是一项修炼，学校是这样要求他们的，他们执行得很好，四肢并拢，像站进自己的身体那样站着。 我远远地跟着何老头儿上楼，他关上门，我才小心地打开自家的门。屋内那些阴猾的精灵扑上来，我知道它们叫空无。我坐着发呆，不知该如何应付。据说，劳改犯都在漫无目的地工作，以至出狱后变成出色的鞋匠、木匠、裁缝或者雕刻师。而我只学会手淫。我走进卧室，拉上布帘，套弄着，很快射精。 我睡过去，直到醒来再也睡不着。这时我得找点事情干。我怀着侥幸心理，拉亮灯，推开空纸箱，移走花盆、一捆旧杂志和一个插着塑料花的瓷瓶，扯起罩布，找到那个锁孔在上的保险柜，将钥匙插进去，慢慢试探。接着我拉灭灯，重新试探。黑暗使我专注。有一次我打开过它，里边藏着邮票、像章、铜钱等玩意儿。 我想当婶子看到保险柜被盗窃一空时，会顿足惊呼，叫苦不迭，最好是能痛哭流涕。这是她应得的。我和我的一家不欠我的叔叔什么，我来省城投靠他，是这个家族历史上最重要的交易之一。在爸爸和叔叔还年轻时，成绩更好的爸爸作出让步，为供叔叔读大学，在煤窑里埋下肺癌的根。但是原本只是一名公交售票员的婶子，仅仅因为自己是省城土著，便觉得我们全都是欠她的。妈妈送我来省城时，拿出土产，被她傲慢地推回：“拿回去，拿回去，你们自己也不容易。”我真想对她吼：“我妈妈比你有钱多了。”我住进这里后，她和叔叔还没搬走，我每天蜷缩在阳台，羞愧得恨不能自杀。我洗澡，她会将煤气关掉；偶尔看电视，她又踩着高跟鞋走来走去；她不说我不能坐沙发，但我一旦起身，她便拿抹布来擦；而只要看见地上留有脚印，她又匆匆用拖把拖上几个来回，就像拾粪老农欢喜地发现了又一坨牛粪。 现在她住在分院宿舍，漫长地装修着一所附近的别墅。叔叔去地方挂职已久。我一人住这里。以前日日盼，现在却觉得不过尔尔。只能说，住在房里的人们，最后都让房子得胜了。 我轻轻旋转钥匙，一次又一次，像是落进无解的宇宙。时间消失了。外边传来脚步声，停在门前，一串钥匙叮叮当当响，来者找出一枚插进锁孔，防盗门便发出嗒的一声。有人来了，多么正常啊。我继续旋转钥匙，直到猛地意识到什么，疯狂扯它，扯不出，索性扭断了。婶子打开第二道木门，我凭感觉罩好罩布，将边角拉直。她先后关上两道门时，我将旧杂志和瓷瓶放上去，想想位置不对，又放一次，然后捉起地上的花盆。我的手剧烈颤抖，几乎让它掉落下来。 谢天谢地，布帘是拉好的。 婶子拉亮灯，只迟疑一两秒，便朝卧室走来，我扑到地上，喘着粗气，数出一个数字：四十四。她撩起布帘，探进头来，不知道我的后脚正将大纸箱推回去一点。 “黑咕隆咚的干什么呢？”她彻底拉开布帘，让灯光漏进来。 “俯卧撑。” “不好好读书，做什么俯卧撑。” 她将我踢起身，好像要寻找什么，一无所获，然后像是极随意地拉开纸箱，捉起瓷瓶，接下来也许要挪走花盆、杂志，揭开罩布，查看那个保险柜了。我迫切感到要说话，说什么都可以，就是想说，说完就掐死她。她此时却回过头来，诧异地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怪，不是叫你去读书么？”我瞬间脸色通红，僵立在那里。 “出去。” 她明确下达判决，我才全身汗湿着走出来。我坐在沙发边沿，像头伸在铡刀下的囚犯那样，等待她愤怒地走出来，告诉我我都干了些什么。但她出来时却只是往包里塞几件旧衣服，我感到不可思议。 “明天我去你们老家碰你叔，需要帮你带钱么？”她说。 “不用。”我虚脱起来。然后她走了。她走掉很久就像还没有走掉一样。我去卧室看，保险柜的罩布不像被扯起来过。 前奏 后来我躺在床上，想安定自己， 却又被紧紧攫住，不得安生。我起来数趟，每次都以为能找到办法，却只不过是陷入到更深的焦灼当中。 第二天上午，我去看锁孔里断掉的钥匙，它像阳具，被长着牙齿的阴道悲哀地咬死。我需要一把老虎钳。我去学校拍毕业照，可以顺路买回。 这天光线柔和，照在成行的绿树上，使学校干净、疏朗。他们团在一起，唧唧喳喳，我站在一旁格格不入。照相分两个步骤，每人先照头像照，最后合影。在等待时，我窥视着孔洁，她穿着白色丝绸演出服、淡红裙子，打着蓝色领结，不时擦汗湿的头发。太阳照下来，使她更加的白，就像照在雪地上那样让人心慌。 在上学之外的所有时刻，她的母亲都像一条可怜的狗跟着她——这是她跟我说的。在她的父亲死掉后，她成为母亲唯一的财产，被关在门里，像工人那样操练小提琴。每次演出，母亲都僵硬地坐在台下，细细观察观众的表情，然后极其严肃地将她领走，直到有天她让所有观众起立鼓掌，母亲才搂住她，又是哭又是笑。 她唯一的秘密是一只小狗。她窝藏着它，处心积虑地与母亲周旋，不足两天，便意识到这是不可能的事。每天下课，她都找人寄养，最后找到我。我有一间房子，一个人住。我把狗养死了，因为恼恨地踢了它一脚，它从此一蹶不振，死在她怀里。她用小铁勺一勺一勺挖它的坟地，泪水汩汩而出。我告诉她是别人踢了它一脚。 现在，她看到我在看她，觉得我有事，便走过来。她的眼神充满柔情，就像一个哑巴看到另一个哑巴、一个聋子看到另一个聋子那样。我们都死了爸。她说：“你很不开心。” “我和我的婶子很麻烦。” 我不敢直视她黑漆漆的眼睛，随便又说了句“没法活”，便不安地离开了。 照相的地方有块钉好的白布，前面摆着一张椅子，有人坐上去，大家都行注目礼。轮到我时，我感到很不自在，照相师傅把脑袋从照相机后抬起来，说：“你也该理理你那乱蓬蓬的头发了。”大家哄堂大笑。我嘴唇哆嗦，脸色发红，但还是抬起下颌，将茂盛的胡子、咬紧的腮帮留在镜头里。我让眼神显得冷漠。我觉得这种照片就应该按通缉令的标准拍，这时讲究美没有任何意义，这就是我留给你们的最后印象。 合影后，我找到多少有过一点交情的李勇。他惊惧地看着我。他告过我的密，我们为此打架，他输了。我宽宏大量地拍他肩膀，搂着他耳语：“一日是兄弟，一生是兄弟。” 从此，我再也不会回到这所学校。 买到老虎钳后，我清查余额，还有一百来块，索性又换地方买下尼龙索和弹簧刀，这样就剩不下几个子儿。我知道购买管制刀具需要开证明，因此开始只打算买水果刀，但当店主露出共谋者才有的笑容时，我忽然觉得不必那么谨慎了，要了匕首。他将我拉到内间，找出一箱军用弹簧刀，我挑了最便宜的那把。 我觉得有一把弹簧刀，事情就会有一种仪式感。我将它藏在包里，走过人群，不一会儿就忍受不住诱惑，将手伸进包里，按起按钮。嗒，它弹出去，嗒，它收回来。我感到眩晕，我是死神，可以随时决定这些路人的生死，而他们只能将之归结为偶然。但我得挑选。在我心中，一个人被杀是因为他值得被杀。我觉得这些人都不太合适，直到走来一个一边用小梳子梳头一边左右张望的年轻人。他大约一米八，穿着巨大的皮鞋、修长的西裤和能显现胸腹的黑色紧身衬衣，就是瘦得有点过分，肩宽仅一尺左右，这让他看起来像一根可笑的扁担。但这并不影响他对自己的良好判断。他紧抿嘴唇，威严地走过人群。我想直到昨天他还怀才不遇地爬上寡妇的肚皮，而今天已然升职，拥有独立的办公室。 我们像两棵树、两根木棍那样擦肩而过，而我心知，我是杀过你的，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回到家属院，我用老虎钳夹住钥匙的残柄，却使不上力，转也转不动，扯也扯不出。弄了一小时后，我愤怒不堪，握住老虎钳往保险柜狂敲，只觉虎口震痛，眼泪翻滚。我想事情苦心编织如此，毁在这么一个小细节上了。 下午一点半，隔壁门响动，是何老头儿出门。事虽不济，我还是按照计划，强打精神跟出来。何老头儿牵着一只猎犬，它抬腿时就像一匹老马那样斯文，懒劲十足。有时他和它停下来，他搔手臂，它侧过长着疥疮的背去蹭他的腿。当它趴住不肯走时，他吐唾沫，连续踢它的腹部，说：“养你有什么用，死了算了。”而它只例行公事般地哼几声。他得用皮带抽，它才努力支撑着，摇摇晃晃站起来。有时为了让它走得有信心，他会往路上撒些饼干渣。 这是一条永远也不主动叫喊的老狗。但在我收养孔洁那只小狗时，不知道它怎么将信息传递过来，我这边的小狗疯狂刨门，不停叫喊。就是那次，何老头儿猛拍我的防盗门，接着用脚踢。我想捂住小狗，但它挣扎得更厉害。我只能打开门。这是我第一次看清他的脸。他掐着我的脖子，脸色红透，眼珠突出，牙齿全黑了。 “吵死人，都几点了！” “对不起。” “你他妈还想不想活了！” “对不起。” “你要不想住，滚！” “对不起。” “对你妈逼的对不起。赶紧的！” “对不起。” 他松开手，我咳嗽起来，我想这样会勾起同情，但他还是抽了我一记耳光，并狠踢了我一脚。我泪花翻滚，朝他鞠躬，关好门。我想捂死小狗，但它也被吓呆了。我给孔洁发短信要她赶紧带走，它却又叫起来，我便一脚踢向它肚子。它轻飘飘地飞起来，重重落在地上。 我现在跟着他，却是没有恨，我觉得那走着的只是一具木乃伊。我能理解这个过去俯视几千人的教官现在所拥有的特有的寂寞，他害怕的不是死亡，而是时间的无限延长。他睡眠时间很少，很早起来遛狗，太阳升起时归来，声势浩大地做饭，然后去岗亭处取报纸，逐字逐句地读一个上午，再声势浩大地做饭，午休一小时，最后从家里出来，带着那只万寿无疆的狗。有一天，他既没遛狗，也没做饭，而是穿着整洁的军服，佩戴灿烂的勋章，早早坐在楼下。傍晚了，一辆吉普车才开进来，他鼓起水汪汪的眼睛，三步并作两步走过去，和来者逐一握手。我站在二楼，看到那些慰问人员一个个像被绑架了那样焦灼不安，不禁觉得好笑。 他继续朝前走，碰到一伙围着三轮车下棋的，背起手慢慢看。应该是有人出棋没按照他的意志，他大声嗟叹，这样别人就和他争吵起来，以他孤零零的胜利告终。他们白着眼，骑走了三轮车。 然后他走向一堵墙，墙两边分别是街市和工地，墙下蹲着三五个穿着鲜艳上衣和平常裤子的中年妇女，正大口吃着盒饭。一些穿白背心的老头儿夹着碟片、提着食物逡巡在那里，装作不知道她们是干什么的，直到她们说：“想玩吗？” 何老头儿每次都抢着说：“想啊，就看玩什么。” “玩什么你还不知道吗？” “不知道，说说看。” “你都知道还要我说干什么。” “我真不知道。” “操逼。” 得到这个答案，何老头儿心满意足地走掉。他从来没有远远地跟着小姐去一趟出租屋。他解下拴在树上的皮带，一再念叨着“操逼”，和他的狗去附近公园了。我懒得再跟，走回家里，往锁孔里倒肥皂水，用老虎钳夹住钥匙，还是弄不出来。我呆呆站着，脾气像小瓶里升温的气体那样，慢慢膨胀，终于爆发出狂怒的力量。我握住老虎钳不停地砸锁芯，那东西带来巨大的反作用力，几乎震断手臂。 后来我躺在床上，想安定自己，却又被紧紧攫住，不得安生。我起来数趟，每次都以为能找到办法，却只不过是陷入到更深的焦灼当中。最后一次起来时，我万念俱灰，只想怎么惩罚它。我对着它狭长的入口撒尿，然后双手抓住立脚，像牛那样拱起半边肩膀，连吼三声，将它顶翻。它嘭的一声倒下去。不可能指望它会自己散架。但在它底部，我看到一只粘紧的密封塑料袋。拆下袋子，再揭开里边的塑料泡沫和旧报纸，便看见一只像镜子那样又圆又扁的玉佛，有些晦暗，凑到光线下看，却又分明活了。它笑个不停，眼睛、眉毛、嘴巴在笑，就连额角的绛红色胎记也在笑，笑得肉脂和衣服像波浪一样翻滚起来。 我也笑了，笑得眼泪都出来了。我想打电话告诉这世界上的随便什么人，我是怎样发现一个小市民在藏宝时所涌现出的奇怪心思的。她有着近乎愚蠢的聪明，对谁也不相信，包括自己，她觉得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她将宝贝粘在保险柜底下。她昨天将我轰出来，是想自己蹲下去摸那里，她摸到了，安心地走了。 何老头儿回来时，我对手机，是下午六点半。我想你真他妈不愧是一个军人。 准备 我们思考着同样的问题： 一名逃犯他会往哪里逃？对我来说， 它充满无限的可能性。 次日一早，我来到旧货市场，游荡很久，才挑好一位看来识货的店主。他面相清瘦，白发苍苍，戴着老花镜，与人对视时自有尊严。我想他说个差不多的价，就收钱走人，但他鉴别好后却不置一词。我问值多少，他嗯嗯啊啊地，好似要说，又不说，只是不舒服地看着我。我再三催促，他才说：“小兄弟，你认为它值多少呢？” “这个要问你，你是专家。” 他用拇指划着玉佛，说：“玉倒是玉，就是太阴了。” “那你觉得值多少？” “五百。” 我取过玉佛，说：“五百你买方便面去吧。” “那你认为它应该值多少？” “一万。” “怎么可能？” “信不信我卖两万？” 他笑了，说：“小兄弟你很会开玩笑。”我觉得这是耻笑，拔腿要走，听到他说：“三千吧，大家都诚心点，三千是个合理的成交价。” “一万。” 他沉吟再三，又报出五千。我直视这个老者，一字一字地说：“一万五。”他说：“你看，你开始说一万，现在又说一万五。” “两万。” 他摊摊手，做出无能为力的样子。我便走掉，我听到他又嗯嗯啊啊起来，知道他在组织词语，便索性急走出门。我藏在树后，窥伺着店门。未过数秒，他果然像老鼠那样张望着走出来，看见我便拼命招手：“你来，你来。” “想买了？” “买，一万我买。” “你当我是什么？” 我拔腿又走，我觉得自己这是在赌博，我也不知它到底值得多少。我想他要是不跟过来，我也不会输，还可以死皮赖脸回去。他的行动证明这是件无价之宝，他在跑，这个老东西就像链条生锈的自行车那样，咔嗒咔嗒，在艰难地跑——还没有我走得快。我停下来，说：“你真要买，去取钱，我在这儿等着。”他果然又毫无尊严地跑回去，到门口时回头一望，发现我没走，便堆出下作的笑容，比画出一根手指。我正义凛然地伸出两根，他表示明白。 他提钱来时，一定要先察看玉佛，确信没有掉包，方给出一捆一万。我推回去，他便补了一捆。我将一捆塞进包内，一捆塞进裤兜。他说：“你也不数数？” “你不会少的，你怕我反悔。” 这时，一个跛脚的乞丐端着铁筒移过来，我见里边都是一毛五毛，索性将裤兜里的一万元放进去。乞丐低头看着，脖子僵直，欲哭无泪。我踢了他一脚，他想到什么，弃掉拐杖，风一般遁了。店主错愕不已。我想他明白了，我并不在乎玉佛能卖多少，我只需要一万。 吃饭时，我开始省着点花，去火车站坐的也是公交车。这是事情的原则。距离火车站很远，我便拆下手机电池。 火车站广场有一面孤墙，绘着巨大的中国地图，人群像鱼儿般拥来拥去，将它一遍遍经过。我站在它面前，像站在时间之河，一天之后公安局长也会站在这里。我们思考着同样的问题：一名逃犯他会往哪里逃？对我来说，它充满无限的可能性，而局长必须拿起奥卡姆剃刀，将目标削为两处：一、逃犯在那里有着重要的利益或情感约定；二、逃犯在那里有认识的人。 剩下的他只能听天由命。 我扪心自问，在这世界与谁也没有约定，如果非得算上一个，那就是自己。很早以来我就想去海拔很高的名山观看日出，我一度觉得这是治疗人心衰竭的唯一办法。而我在异地认识的人，妈妈、大多数的亲戚以及原来的同学都住在A县，只有一个姑妈家的表姐生活在遥远的t市。 我到售票大厅排队，准备买明天下午四点半离开的票，半小时后陡然想到它是过路车，可能晚点，便走出队伍重新盘算。最终买好的是明天下午四点十分从此地始发的票。售票员说只有软卧，我说不要，她说没有硬座，我说那就站票。此后，我找到一家离火车站很远的机票代售点，接通手机信号，当着摄像头拿出身份证，花几百元买到一张明天晚上九点出发的折扣票。 出来后我将机票塞进排水口。 下午，我找到曾经去过的那间服装店。店主穿着旧连衣裙，扑在收银台上打盹，嘴角流着口水，一丝眼白可怖地露出来，门口的喇叭则来回播放清仓的消息。我看见上次试过的衬衣、西裤、皮鞋和公文包还堆在那里，没有收拾。 我敲打着桌面，她从久远的地方醒来，“看中什么了？”我指着那四样。她看着它们，又看看我，记起来了，说：“二百你都不要。” “不，我要，我要两套。”我从一沓钱里抽出四张。她狐疑地看着，笑容忽然像伞般打开，人飞将起来。这让我感觉自己像上帝，我是在将甘露洒向最困厄的女人，使她获得往下活的力量。 她给我倒茶，不停地说：“我就说你看起来不像不诚心的人。”我见如此，索性将单子交给她，她从自己店里拿，或者去隔壁店里借，将我需要的皮带、鞋油、香水、帽子整齐全，还将那半瓶啫喱水送给我。我让她将帽子换了个大号的。 她打好包后，搓着手，像孩子等待领赏那样。我又抽出两张，她说：“多谢叔，叔是大老板。”我真想凑过去亲她一下，手却抽回来一张。我眨眨眼，走了。我想她很开心。 我还买了老鼠药、压缩饼干和矿泉水。其中一袋饼干在家拆着吃了，吃不掉的倒进去老鼠药，就着塑料袋揉，直到它们被揉碎揉匀。然后我像任何即将远行的人那样，亢奋地收拾行李。我将钱塞到旅行包最里边，将内裤、鞋油、牙刷、牙膏、毛巾、洗发水、肥皂、饼干、矿泉水铺好，再在上边放置眼镜、公文包、衬衣、西裤、袜子、皮带、皮鞋、啫喱水、梳子、香水。火车票和两张身份证放在钱包里。有一张是假的，是蓄须之前出于好玩，花一百元找办证广告办的，在那上边我叫李明，北京人。 帽子拿在手里，我转动着它，又将它戴在头上。我在想还有什么遗漏的。我不相信自己，又打开旅行包，将东西倒出来检查，果然发现少了一把剃须刀。这并不致命，下楼买一把就是，但它还是提醒我，这是我人生中能主动做的最后几件事之一了。 此后我开始收拾房间，客厅本来就小，婶子居住时，往里又添出许多无用的东西。我关死两边的玻璃窗，拉上窗帘，将电视柜、沙发、鞋架、盆景以及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堆到一个角落，用拖把将空出的地方拖得一尘不染，随后将洗衣机从卫生间推出来，搁置在门边。那些弹簧刀、尼龙索和掺好老鼠药的饼干袋则放在屋角，透明胶撕开，粘挂在墙上。 我躺在地上，沉浸在将要离去的忧伤里，给妈妈打电话。这是我第一次主动给她打电话。我们经常吵架。 爸爸死时，妈妈一滴眼泪没流，也不觉得害怕，开始做生意。她将饮料卖给别人，自己则用热得快烧水，有时货物来了，为省搬运费，自己一箱箱搬回来。我要是吃点什么零食，她便说不卫生，都是臭油炸出来的。我说这么大的牌子怎么可能坑害顾客，她说，那也是钱，你吃掉一袋，我得卖出整整一百袋才能赚回来。 “你赚钱到底是为了什么？”我说。 “当然是为了你。” “为了我你还不让我吃。” “我还不是为了你的将来。” “我将来要是得癌吃不下东西，你不是白搭？”我将东西扔了，听到她蛮横地说：“那你现在也不能吃。”我觉得她只爱钱。她每次看见我消耗它，眼神都会充满失去它的悲壮。我觉得是这样的，如果要在一千元和我之间作出选择，她会选前者。但后来我觉得并非如此，之所以经常发生这些可笑的争执，是因为我的成长让她害怕。这个文盲唯一懂得并且经过实践检验的道理是辛苦赚钱，这是她能控制我的唯一资本。 后来我很少与她纠缠，她爱怎样就怎样。但现在，当她的声音传来，一想及自己要永远滑向另一个世界，我便泪花翻滚。我想起一本书里说的，“人只有一个妈呀”。我静静地坐着，悲伤地听她严肃的说教，她说：“你的人生大事落实了，更加要听叔叔婶子的话，平时放勤快点。” 我说：“嗯。” 彼此又没什么好说的，我便问：“婶子去了吗？” “来了，看得起我，给我带了好几件高级衣服呢。” “什么时候走？” “明天下午。” 我觉得就这样，便挂掉电话，然后给孔洁发短信。我说：“我实在受不了，真想杀掉我的婶子。”她回电话过来，说：“你别急，冷静点，我们一起来想办法好不好？”她的声音像是自天而降的水瀑，缠绕在我身上，转瞬又消失掉。我顿在那里，冲动莫名。当它再度传来时，我听分明了，那是柔弱、真诚、焦灼和不离不弃，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爱，即便她爱的是所有人。我放声大哭。 我哭得那么伤心，以致很久都觉得不真实。我走来走去，终于就着悲伤，找出本子，记起日记来。我绞尽脑汁，只写出几个干巴巴的句子，后来便这样写：表姐 表姐 表姐 表姐 表姐 表姐 表姐 表姐 表姐 表姐 表姐 表姐 表姐 表姐 表姐 表姐 我写了一页又一页，直到再也写不动。 行动 我等不及了。 我换上另一套t恤、球裤， 拿起弹簧刀，走过来，走过去。 嗒，嗒。 闹钟定的是上午九点，八点我就醒了。我给孔洁发短信：“我和婶子撕破脸了，无家可归，下午两点当她面取东西，你能来么？” 她回：“不能挽回么？” 我回：“不能。我已经买好傍晚回老家的火车票。” 然后手机许久没有动静，我盯着它，觉得人和人终归相隔，此一大事，彼一鹅毛。我熬不住想打过去时，她又回过来：“你先别着急，看看能挽回不？” 我回：“现在你说话方便么？” 她回：“方便。” 我便将电话打过去，说：“到时你能来一趟么？”那边又没声音了。我知道她在犹豫，她一贯奉行的是乐于助人的原则，现在内心生出的感受却是“麻烦”，她觉得这事很麻烦。我有些失望，说：“就当我没说过，就这样。”然后挂掉电话。 一会儿，她发短信过来：“我来，你别灰心，你要相信任何事都是可以挽回的。” 我冷漠地回：“多谢。”想想又回了一条：“我永远不想让第三个人知道这段屈辱。” 她回：“好。” 这时隔壁何老头儿在炒菜，铲子不停抄着锅底，声音撕心裂肺。我戴上帽子，穿着t恤下楼。快到岗哨时，我将拖鞋拖得山响，哨兵目光斜视四十五度，五指并拢，贴于裤缝，就像雕塑般纹丝不动。我走近看，汗水淌了他一脸，而指尖和臀部由于用力过猛正在轻微抖动。 我咳出好几声，才想到一个称呼：“同学，你这个班是站到下午么？” 他像机器人般旋转九十度，啪地立正：“是，下午三点。” “我有个朋友两点过来，麻烦你到时放行。” “他长什么样子？” “是个女的。” 他露出会意的笑。我摘下帽子，不停地扇，说：“好晒。”他说“是啊”，借着这个机会松弛下来，想和我多聊一阵。他当然知道我是军校教务处处长的侄子。我傲慢地走掉。我厌恨他这种生活，不想和他们打交道。 我找到一家生意差的理发店，只说一句“也该理理这乱蓬蓬的头发了”，他们便像雀儿般扑来，唧唧喳喳地开风扇、倒茶、搬椅子，问我用什么洗发水，要弄什么发型。我翻过册子，看看他们头上，都是一个鸟样，像是雉尾五颜六色耸成一团，便说：“你们能弄点正规的么？”他们又拿来一本册子，上头尽是日韩清纯小生，无时不在展现叛逆背后的幼稚。我摆摆手，想描述又描述不出来，此时电视恰好放准点新闻，有位看不出年龄的男子在播报新闻，我便说要那样的。 我看着电视，忽然想播音员的每个动作、每句话其实都在展现这个职业无尽的合理性，便讨来纸笔，细细记录。我想人要迅速赢得周围人的尊重和信任，必须掌握以下几个要诀： 1.服装简洁普通，色调稳重； 2.发型为二八偏分，发线向后向右，一丝不乱，积极健康； 3.面部表情不能丰富； 4.动作平和、自然、适中； 5.头部端正，下颌微收，时刻保持自然诚挚的微笑； 6.眼睛不能睁大，也不能迷糊，眼神明亮、集中、柔和，角度正视（略偏下），做到眼前有人，心中有人。 我对镜自审，看到的是一张截然不同的脸。我眼神冷漠，无所依附，嘴角下拉，胡子拉碴，头发向各个方向蓬散。那些在岁月中生发的慵懒、无聊，已然刻印在脸上。我想即使我没犯事，人们也会第一个怀疑我。 我苦心模仿播音员的仪态，分寸极难把握，有一阵子理发师和我都觉得没有比这好笑的事了。但当发型弄好时，我眼前一亮，都有点认不出道貌岸然的自己了。理发师说要不要刮胡子，我说不要，便结账走人。 时间尚早，我无所事事，寻到一个台球摊。大上午的，客人稀少，我提出和老板对打，老板斜眼看着我，沉稳地说：“我不怎么会打啊。”而手已经提起杆子。 “我也不会打。” 他开球就塌杆，我让重开，他说：“比赛就是比赛，不讲人情。”我说好，提起杆也姿势难看地打起来。第一局是五十元，我不想赢，他也不肯进球，嘴里一再说自己真不会打。我知道他在钓鱼，便顺水推舟连收两局。 第三局他说行价是翻倍，我说好。他又说：“我可要好好打了。”我说好。他知道我的斗性还没被激发起来，因此仍旧装出一副菜鸟的样子，对每个球都郑重其事地长考，出杆患得患失，但是想进的球都会进。我从冰柜拿了瓶啤酒，咬开喝了，然后闭目养神。其实我很烦，我打台球就是这样，没打时想打，打过三局便兴味索然，对手总是越来越磨蹭。 他打得没什么打了，做好防守，谄笑道：“承让承让。” 我走去一看，知他欺我不能解开，便打了个白球反弹，将目标球撞入底袋，然后手起杆落，直打得洞口剩下一枚黑球。他像首级要被割掉，将球杆放到一边。我将白球径直打入空袋，将球权留给他。他说：“兄弟好爽性。” 我说：“就当请我喝啤酒。” 他还要找我打免费局，我摇摇头，说：“有句话不知你懂不？虽然你年纪大我很多。” “你说。” “每次我打球时，心里都会涌出一种不如去死的恶心。” “我懂。我比你更懂。” 他当然比我懂，有什么比一个人经年守着一个台球摊，看着球子成千上万次聚散离合更痛苦的事呢？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死屋手记》里说的：把一桶水从一只桶里倒进另一只桶里，然后再从另一只桶里倒回原先的一只桶里，几天之后，囚犯宁可死掉，也不愿忍受这种侮辱。 午饭吃的是新奥尔良烤翅，这是我的圣餐。每次想吃时，我都会控制住欲望，直到抵挡不住，好似漫天飞着的都是焦黄色、滑腻、多汁的它们，才走进肯德基。吃前，我反复洗手，拿纸巾擦干，然后才像优雅的狮子，长时间撕扯、分解它们，一直到将骨髓吮吸干净。 今天我吃到它什么味道也没有了，才走掉。 我买到一把简易剃须刀，戴着帽子回到家属院。哨兵仍然像杨树般笔挺地站着，没有拦阻，这说明他知道帽子下边的人是我。何老头儿正好拉着狗往外走，我感到顺心极了，远远让到一边。那只老狗不时吐着舌头，低头寻觅地上可吃的东西，而老头儿眼神痴呆，打着饱嗝，将一根手指伸进嘴里捣弄牙齿。我觉得他早死了，什么都死了，只剩躯壳定时听候时钟指令，出去，回来，回来，出去。 我走进家，锁好门，拉开灯，像一个砌匠站在建好的屋前，想想还有什么漏掉没做的。我想到一个笑话，说有一位虎背熊腰的男子拦停过路车，却只是命令司机手淫，司机迫于淫威，照办。男子又命令再来，如是三番五次，男子才召唤出妹妹：“好了，你可以跟着他去城里了。” 我闭上眼，想象孔洁在橘黄的灯光下解开长发，褪去丝裙，瑟瑟发抖地蜷缩到床上，在不得不摊开身躯时，嘴唇咬紧，皮肤紧绷，全身一起一伏。而我则像黎明之前要攻克城堡的战士，持枪在雨夜疾行。我渴望到达时身体像烟花一样猛然炸开，又刻意隐忍、延迟，直到这个时刻猝然来临，我以为还有几下，却是再也没有了。我扯过卫生纸，擦黏糊糊的手，情绪极度灰暗，仿佛看到灰暗的分子从地上大片升起，从天空大片降落，仿佛全世界都已沦陷。 然后我只想时间走快点。我等不及了。我换上另一套t恤、球裤，拿起弹簧刀，走过来，走过去。嗒，嗒。 实施 她被永远毁了。 两点是约好的时间。一丝风都没有，巨大的光明映射在小石路和枣树叶片上，哨兵孤零零地站着，车辆不断经过。我给她发短信，没有回音。等待总是这样，无尽荒谬，特别是等待一个女人。她们在出门前极其漫长地化妆、穿衣，试图找到最合适的自己。她们对迟到很有道理。 两点半，我判定她不会再来，走回房，在墙上写：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然后靠在墙上，承受巨轮沉没一般的遗憾。我想只能随便找个人，时间不多了。我戴好帽子，将弹簧刀藏于裤兜，走出门来，却见孔洁正在和哨兵说话。她看到我，走过来。她今天梳着马尾辫，穿着纯白t恤、淡蓝色裙子，脖子上挂着水晶链子，手腕戴宝石色小方表，套着三圈红色小佛珠，鞋前缀了一朵花瓣清晰的莲花。她的生活被安排得如此精巧。她眼若黑珠，面若红粉，嘴唇近乎透明，胸前起起伏伏透不上气来，像是从画中走出来。 我有些慌乱。 她说：“没晚吧？” 我说：“早来晚来还不都一样。” 她说：“我感冒了。” 我恍然大悟，禁不住为自己胡乱断人感到羞惭。我觉得就是这么好的一个姑娘啊，我要对她动手。但这时好像不是我要对她做什么，而是她主宰着我，让我去对她干点什么。她像圣母一样走在前头，将我带上台阶。 她问：“你怎么还戴帽子？” 我说：“是内容的一部分。” 她表示不解，我又重复了一次：“就是内容的一部分。” 我有些语无伦次。走着走着，我渴望台阶能无止境地延伸下去，可它们却一级级地少。我对自己说：“没事的，没事。” 她说：“什么叫没事，这么大的事。” 我看见细密的汗珠从她的脖子上渗出，晶莹剔透。她真像一件光新的瓷器，身体渗出雨后绿树才有的清香。我再也走不动了。她转过身，等着我。这闲暇片刻，她用手拢住眼睛，看了一眼天空。那里没有一丝云，蓝色苍穹深邃而无止境，太阳像是无数电焊光聚拢一处。没有任何声音。她露出洁白的牙齿，像脑瘫病人一样傻傻地笑着，然后继续走。我饱受折磨，几次想喊住她，叫她滚，滚得越远越好。我甚至怨恨起她的母亲来，怎么可以让自己的女儿就这么随随便便地去相信一个人？ 她终于走到门口，问：“你婶子是不是好难说话？”我说：“水离开盆了，就这样。”她拉开门，里边漆黑一团，“怎么不开窗帘？”我走过去拉亮灯，关上防盗门和木门。她忐忑地说：“在里边？” 我嗯了一声，走到卧室，撩起布帘探视。不知为什么到这时候，我还要装得确有其事。我说：“她睡着了。”她便细心察看屋内，看到旅行包，似乎明白，又看见洗衣机，“这个也要带回老家？” 我木讷地点头。 我们还奇奇怪怪地谈了一些，事情看起来永不会发生。直到墙钟的卷簧突然弹动，它就像一把刀弹中我的心脏，使我痛苦异常，紧接着钟当当当连响三声。我笨手笨脚地走到她身后，抱住她的腰，捂紧她的嘴巴、鼻子。她不停喷出的气息，打击着我的手掌。我的手像是死死抠进她的面颊骨。她试图用手扳，扳不动，便掐，掐到什么就像拿剪刀剪，然后又腾跳起来，就像一匹不肯驯服的幼兽。我没想到她会有如此力量，不禁大汗淋漓。我仓促耳语道：“求求你温顺点，求求你。” 她猛然顿住，软下来。作为感恩的一部分，我稍许松开手，让她重新呼吸。后来我想这是合情合理的，一个男的想和一个女的发生性关系，多次动武不能奏效，说出这句话后，她顿在那里，准备懊恼地接受现实。但这不是强奸。我扯下墙上的透明胶，用牙叼住，扯出半尺长。她一直愣着，等到透明胶快要封死嘴巴，才又撕又扯。她像吐果皮一样将它们吐出，然后双手扑在空中，发出一声尖叫。声音像突兀的炮弹飞出去，滑出一道完美的弧线，准确落到远处的街道，落在别人的心脏上。我想几分钟后，军人和老百姓便会操起武器，黑压压赶来。她还要喊，我捂住她，掏出弹簧刀，弹出刀刃，对着她的腰腹猛刺一刀。 这是我第一次杀生，手和心灵都空荡荡的，就好像不是刀子在刺，而是泥潭似的肉将刀子吞吸进去。我的思维跟着瞬间被吞吸到一个光溜的地方。我想摆脱这可怕的感觉，手又不听使唤，连刺三刀，直到手被热气腾腾的血淹没。热臊的腥味像潮水一次次涌上房间。我拖着抽搐的她来到窗前，用刀挑开窗帘一角，看见哨兵正站在院内侧耳聆听，好像不能确信声音是从院内发出的，就连是不是人类的叫喊也不能确定，但他分明是听过的。没人来印证，他极为遗憾地走回岗哨，自己给自己立上一正，站直了。 我大口喘气。孔洁正往下掉，我松开手，她便整个滑落在地。她嘴巴张开，眼睛突出，眉骨、眼眶、鼻梁、面颊骨这些原本隐藏的部位全部显现出来，而洁白的t恤已染出一团极端的红，就像红上浇了一层红，鲜艳怒放如牡丹。我从没见过如此大的牡丹，觉得恐怖。 她被永远毁了，就像一大块玻璃被从顶楼扔下来，被永远毁了，无法挽回。 我颤抖着扶住墙，泪眼婆娑地呕吐起来。我竟将她，竟将一个人败坏成这样。但为着已铸成的疯狂，以及随后站在这里的法医也能感到惊悚（他们总是对尸体熟视无睹），我蹲下，持刀在她脸上划割，随后朝肉身猛刺，就像在刺一个无用的水袋。刀刃断掉，血污溅满我的脸。我将她抱起，头朝下，腿朝上，倒放于洗衣机内。我跌跌撞撞地朝卫生间走时，还看到她在朝洗衣机里钻。 我脱掉衣服，打开莲蓬头，冲洗自己，大片的血滑落下来，汇成红色的水流。我一直低吼着冲洗，以为洗干净时，又见镜中的后肩还有大片血污，不禁打了一个冷战。我决定将肉身分为七个区域，从上到下逐片重洗。洗到一半我像游魂一样走出来，在血泊中巡视，没找到，又到洗衣机里翻，终于找到她的手机。它还有信号。我拆掉电池，将它扔掉。 我重洗了一遍，穿上过去常穿的那件t恤以及球裤，拖上备用拖鞋，戴上帽子，背好旅行包。如此打点停当，我朝房间看了最后一眼，发现尼龙索和饼干袋还在屋角，遂将尼龙索塞进旅行包，饼干袋提在手上。我拉开窗帘，确信无人，便打开门走掉。 我一边走一边将掺着鼠药的饼干渣倒在路边，后来手实在抖，便扔了袋子。哨兵背对着我，笔直地站着，我将拖鞋拖得很轻，想悄无声息地走过去。但随着距离越来越近，我明白这自信其实一击即溃，我的背部说不定就有块血迹像花朵般愚蠢地开着。在穿上它前是不是检查过，已不记得了，我想走回去。这时他的右腿像是抽筋，轻抖一下，接着一只鞋离开地面。我眼睁睁地看着他转过身来。我僵在原地，双腿狠狠摇动，发出要命的声响（我怎么就不穿一条长裤出来呢）。我哆嗦着嘴唇，不知作何解释，就等他走下来逮住我。但他认出帽子下的我后，露出亲密的笑容。他嘴唇启动，像是有很多话说。我绵软无力地摇头，他便只说了一句：“你不舒服？”我点点头，走过去。我想他很孤独，找不到分享秘密的人。 我的身躯完整通过岗哨时，所有器官都解放开来，鼓噪着要抬起我，拼命跑。没有什么比压制这种冲动更痛苦的事。我僵硬地抬起腿，放下腿，一步一步，朝前走。走到一定距离，才试着快一点，但又不敢让他看出来。我想他正将手指叼在嘴里，看着我的背部，苦苦思索。他是换岗上来的，不知院里来过一位女生，否则很快就可以在我和一声尖叫之间建立起联系来。他一联系起来，就会像火箭般飞来，一脚将我踹倒，然后用反关节技术将我死死锁住。 一辆出租车停下。我将旅行包扔进去，挤进后车厢，嘭地关好车门，猛然瘫倒。数秒后，师傅转过脑袋来问：“去哪里？”我才急忙说：“快，火车站。”出租车穿过一条街又一条街，驶上主干道，像摩托艇在宽阔的水面飞行。我回头看了几次，确信无人跟踪，方拆下手机电池，将帽子扔到窗外，并翻出剃须刀，慢慢刮起胡子来。这时，我看到窗外从来没有这么好看的阳光，也从来没有这么和善的人。他们像儿童，天真地奔向鲜艳的花丛，载歌载舞。 逃亡Ⅰ 我不是离开这里，而是斩断。 永别了。 赶到车站时，只有一分钟列车便停止检票，而前边排着漫长的等待安检的队伍。有几次我想插到前边，但并没这么做。赶也没用。候车室里的人应该像漏斗里的沙子漏得干净，工作人员在过道走上最后一圈，锁上铁门。我对此早有心理准备，时间早被耽误了。 我拖着旅行包走向候车室，仅仅只为佐证这一事实。但在那里，乘客死坐着，列车的铁牌还挂在检票口上方。也是到这时，我才意识到广播里屡次播放的是这趟车晚点的消息。我想天助我也，天助我也，就是这个意思。 我将t恤、短裤、拖鞋扔在厕所，换上衬衣、皮带、西裤、皮鞋，梳好头发、用啫喱水定型，喷上香水，戴上眼镜，夹着公文包，才又拖着旅行包回到候车室。我的腰和肩膀不由自主地往下松塌。我命令它们挺直，浑身不自然。但当有位中年男子亲密地看我时，我便不那么觉得了，在他眼里我是有稳定工作的斯文人。我们七七八八地聊起来，他问我干什么的，我说是It公司的。我一点也没有说谎的感觉。我觉得他要是有女儿，一定会许给我。 不一会儿，乘客们鼓噪起来，我加入进去，拍打栏杆，像他们一样极其愤怒。很久以后，过道里才走来两个人，将检票口打开。我朝前瞎挤，回头看上一眼，又觉得没必要。那里什么人也没有，没有警察，没有保安，也没有车站工作人员。我等乘客走完了，才像赶着一群鸭子，慢腾腾地走进过道、台阶和月台。一辆绿色的火车静卧着，散发出远方才有的自由气息。我像是不得不走进去，走进倒数第二节车厢。 人们踩着座位将东西塞向行李架，或者端着滚烫的方便面，跌跌撞撞行走。我等他们忙完，走过过道，后三排全部空着。车厢中部坐着一个可怜的农民，脑门出汗，双手颤抖，衣服湿透了（就像刚刚浆洗过），正歪躺着呻吟。有位女乘客拿出藿香正气水，他艰难地摇头。也许他会死。我坐到最后一排。 我以为火车这就开走，它却长时间停着。乘务员走进乘务室，将自己锁在里边。我想过去质问：“我一切都按规矩来，但是你们呢？你知道你们会耽误多大的事吗？” 有阵子，火车像是在无声无息地走，我甚至能感到风吹。但等旁边火车不见时，我才知那是视觉误差。我心如刀绞，时刻要发作。说起这种禁锢，就像几十里外的情人要走了，而我还待在雨夜，徒劳地推着泥潭中的马车。很长时间内，窗外的月台都是空荡荡的，静默一片，我恍若看见自己被警察带离此地，我决定届时大喊：“谢谢你们，谢谢铁道部，还有火车。”我喊得出口。 孔洁的母亲应该报警了。学校五点放学，现在是六点。警方根据卫星定位很快能找到我家。一想到这里我便后悔莫及。我完全可以将孔洁的手机带出门，随便丢到哪里，但我让它的信号消失在我的房间。我开始蛮横地说服自己。我要让自己相信，孔母也在说服自己，女儿快毕业了，总会有点事，比如手机没电，和同学聚餐去了。“也不知道打个电话回来，看我不骂死你。”她一定这样安抚自己。 后来我数数字，数到二百它会开，数到六百也会，但它不开。及至我下定决心去找乘务员让她放我下车时，它又发出长长的嘶鸣。我僵立半路，似变换一人，欢快起来。天快黑完了，大片暗蓝色下坠，树枝在后退，房屋在后退，一轮月亮慢慢跟着。万物终于他妈的在运动。我又哀伤起来。我不是离开这里，而是斩断。永别了。 我就这样开始逃亡生涯。 我在哐当哐当声中睡去。在梦里，我恐惧地走向检查线，老警察拍打完我全身，几乎是不耐烦地叫我走，我想振臂呼喊，又感觉另一名警察抬起头来。这是一道带有可怕责任心的年轻人的目光，它像探照灯一遍遍扫来，不时停留于我的背部——还有十来步就平安了——我在他的狐疑中强撑着前行。但只走了几步，我便听到他索命般地喊：“瞧，他身上有血。”瞬时警笛四鸣，我夺路狂奔，腿像装有弹簧，大踏步飞过屋顶。飞了很久落地，我以为将他们甩远了，回头又见他们百折不挠地跟过来。我急忙蹿入路边的老楼。 我是在噔噔噔的追击声中醒来的。完了。火车在朝前开，我还是想我完了。直到周围那些素昧生平的面孔一个个浮出来，浮清楚，我才回到现实。我去上厕所，那里被锁死，我便走到过道吸烟。火车像是鱼，在黑蒙蒙的海底穿梭，我感到一点点的诗情画意。 走回座位时，我却看见车厢那边真站有两名警察。他们拿着刷卡器那样的东西，像扫荡，极为有效率地检查每个乘客的身份证，而这些清白人，几乎是欣喜地从包里翻出它，呈上去。我无法判定这是一次有目的的检查还是只是例行检查，我甚至连往下考虑的时间也没有。我折回到厕所，能感觉到他们两人都抬起头看我。我弯着身子，捂住肚子，拍门，听到里边说：“急什么急。”我装作到下节车厢寻找厕所，走到一半，悲凉地想起这是最后一节。我坐上一个空位，呆若木鸡。也许可以躲到座位底下，但那是个蠢办法。 过了一会儿，那边过来一人，是那个农民。他的肩膀不时碰向座位和车壁，应该是要找个地方呕吐。他没能拉开厕所，继续朝前走，我低声厉喝：“回去。”他朝我分辨着，嘴角抽搐。我像守卫领土那样重复着命令：“回去，回去回去。”他便想到什么，软塌塌地往回走。 不一会儿厕所传来锁把转动的声音，我快步走去，和那一边朝外走一边系腰带的妇女挤来挤去，挤了好一会儿才挤进去。我用肩膀顶住门，锁上三次方锁好。我想待半小时，等他们检查完，走了，再出来。外边传来手忙脚乱的声响和人们的低呼，我想准是警察明白了。我意识到自己是将自己幽闭了。下半截车窗封死，上半截则开着，能看见擦过的黑魆魆的天空，我拉它的把手却拉不动。 急促的敲门声传来了。我不敢吭声，他便踢门，并发出不容辩驳的命令：“滚出来。”我觉得力量这东西在体内将我撑得很难受，它们需要我跑，我却寸步难行。我快为此疯了。外边咒骂声越来越厉害，当他终于骂到我妈妈的肥屄时，我勉强找到支撑点。我想，不就是这么回事吗？我杀了人，但你也不至于侮辱我的老娘。你怎么侮辱我都可以，但你凭什么侮辱我的老娘？我因此凶狠地转开锁，拉开门。来者捉住我的衣领，我试图推开，但他力量巨大，几乎像拎小鸡一样将我拎出去。然后他急急闯进去，门也没关好，便褪下裤子，拉起肚子来。 过道只有安静的空调风，我从未闻过这么多的空气。 没人来过问我。我爬起身，甚至感到失落，就像事情最终只被完成一半。乘客们在议论：那个农民走过去时，忽而猛力朝前撞，将年轻警察撞翻在一边，但老警察只一拍，他便被拍倒在地。老警察用手肘压住他的喉咙说：“我早就看出你这老东西有问题。” 我听明白了，面如枯木，心下却疯狂、不可遏止地笑，直到尿意袭来。我在厕所那么长时间不撒，现在却要撒到裤裆上。我吸紧阴根，去敲厕所门，敲不开，便走到盥洗室，瞅瞅没人，掏出家伙。好像撒了几分钟，十几分钟，好像还会往下撒。我羞愧死了。 逃亡Ⅱ 我和他，我们都像是自己 不得不承受的垃圾，我们没有一天不渴望天空的飞机停下来，好甩出绳梯，将我们捞走，带我们去一个充实的地方。 火车在第一站停靠时，我跟随很多乘客下来，躲进阴影中的花坛，蹲在那里。很久过后，一辆动车驰过，这列火车才开走。小摊小贩推车而去，远处铁门关死，我下到铁轨，像穿行于墨汁朝前走。脚下不时踩到屎，这使我感到屈辱，好在只走上十分钟，便有灯火显现。 我是急切走去的，就像这地方是我熟悉的，但一靠近，便看见那些路灯、房屋、招牌甚至阴影都长着锋利的刀子，残忍地割我。几个青年停止打台球，一动不动地看着，不清楚我是从黑暗的哪处钻出来的。而旁边坐着的老头儿，则摇着蒲扇，张开没有牙齿的嘴笑（我想即使他们将我杀了，他也会这么赞许地看着）。很快，一群摩的冲来将我围住。他们说着急切的方言，眼神毫不掩饰地露出凶残。我甚至觉得他们都不想等待我的答案。我被一只坐骑带走，听任它东南西北绕上一圈，收走五十元。 我提着包走进这家叫利民的旅社。它是民居改建的，厅堂摆着香炉。一楼窗户安着铁栏杆，地上很潮，能闻到被窝的馊味儿，我要了二楼的房。他们登记我的假身份证，见我是北京的，有些恭维，但后来当我提出换电视机时，他们便关上门。黑白电视机屏幕上只有一条白线。窗帘是破的。单人床上铺着发黄的床单，枕头黑不溜秋，没有枕套。卫生间有人字拖，其中一只卡带脱落。 我插好插销，走到窗口，看见孤零零的后院和太空。我一人在此，不知道为什么在此。 起先几天我不出门，只是下楼吃饭。厨房建在后院，有矮墙围着。有次吃过晚饭，我用石头敲掉几块扎在墙上的碎玻璃，将原本随意支着的木梯架在我的窗口下。我觉得自己心思缜密，但这时毋宁说是无事可干。 我总是睡觉，睡过分了，就手淫。墙上的派出所通告，已能背诵，合计八十五字，包含三个感叹号。有一次闻到浓烈的死鼠味道，我去寻找，发现卫生间里有一盆洗衣粉泡着的臭袜子。我像高贵动物厌恶自己的粪便，厌恶这自我制造的孤独。我开始极其耐心地编织仅剩的生活。我给地板冲水，用拖把拖，再跪在地上用抹布擦，然后拿出鞋油，细细擦鞋，随后又拉紧抹布，在鞋面扯来扯去，直到它光亮得可以照见影子。 我感到劳动的愉悦，很快却又泄气了。我听到体内无法抗拒的命令：出去。好像外头有节日永不谢幕，烟花在砰砰作响，好像还有爱情留给冒险家。但当我走进它，所见无非是一块水泥砖重复另一块，一根电线杆重复另一根，一张似曾相识又极其陌生的脸重复另一张，我穿越一条又一条街，不曾逢迎一次车祸、一场打斗，甚至连轻微的吵架也没有。我不便用假身份证也不敢用真身份证进网吧，当老远看见“电影院”三字兴冲冲赶去时，只见着一片废墟，人们在那里卖着十元三样的杂碎。邮亭没有新闻报纸，我买上晒得发黄的《体坛周报》和《旧闻周刊》，回来一字一字地读，读了七小时。 第二次出去时，希望死得更快，还没走远，我便听到同样无法抗拒的命令：回去。也是在此时，我比谁都懂何老头儿遭受的折磨。他在冬天想念夏天，在夏天想念冬天，出去想回来，回来想出去。但是无论在哪里，世界都是坚壁清野。也因此，这个鳏夫在频繁进出家属院后，给自己定下严苛纪律，使这荒凉的出行与回归也变得有秩序起来。 我和他，我们都像是自己不得不承受的垃圾，我们没有一天不渴望天空的飞机停下来，好甩出绳梯，将我们捞走，带我们去一个充实的地方。甚或那地方一点自由都没有也可以。但是什么奇迹也没发生，我们不得不继续忍受着时间。 第二次出门我买了望远镜。我坐在楼顶观察县城，所见无非是一人在厨房洗碗，另一人坐在床边一针一线地纳鞋底，然后所有窗帘拉上，灯灭了。我走回死闷的房间，终于急不可耐地翻出手机。这是最后一个还能带来奇趣的物件，自逃亡之始，它便像婊子一般诱惑我。 我忍住，没有打开它。 次日下午我去往人民公园。那里的山丘近似高尔夫球场，间隔有几座树林，林中伸出烈士墓尖角。丘前有人工湖，湖心建有一亭，一座白玉桥将它连到岸上。岸上是万人广场，无数喷泉头立着（像竖琴）。广场上晒着草药，远处停着一辆时风农用车，它缺少后轮胎，用一根木桩顶着。此刻除了我，公园里空无一人。 我走上烈士墓台阶，给手机装上电池，打开它。信号不好，走到最高处时，它才艰难地弹出一条未读短信。我是怀了很大期望的，但它是：我是幸福大街二手房置业顾问张宾，出售房屋请与我联系，这是我的号码，请保存一下！谢谢！ 没有鸟叫，没有风。光线透过树枝铺泻到石子路面，一动不动。我想起一篇小说，一位作家在被世界冷落后，孤独地走向坟墓，在要盖好棺材板时，竖耳倾听，万一有人唤他呢？但是没有。我现在的感觉就是这样，我想坐在这里等警察。在被枪毙前，我没什么好向人类说的，也没什么好交代的。最后我是哭着跑掉的。我拆掉电池，快步翻下烈士墓，追上一辆三轮车。 在远处的山顶，我用望远镜遥望公园。湖水、广场和树枝泛着空荡荡的光芒，广场上多出一位拾垃圾的。接下来几次仍是这样。我在暗淡下来的光阴里打盹，醒来时照例举望远镜，却见那里车来车往，站满了人。我甚至看清了他们的愤怒。他们目光如炬，仇恨地扫来扫去，手上不时挥舞着木棍或狼牙棒，好像随时要对蹿出来的我来一下。一条警犬不停地吐着舌头，像桀骜的马猛拉缰绳，走在前面。他们哄着它，跟着它嗅来嗅去，一通瞎跑。 他们将公园踩坏了。 我站起身，朝山下跑。坚硬的路面将我的脚蹬上来，牙齿上下磕碰，脑壳都要被蹬破了。我在山下等到一辆三轮车，急急说，去利民旅社。在车上钱就付好了，但当它快开到时，我又叫它继续开。旅社门口停着一辆白色仪征车，那里一直不曾停过车。司机说：“你到底要到哪里？”我争辩不过，在一处公厕下来，躲进拐墙，窥伺旅社。好一阵子，旅社才走出臃肿的两个人，他们面红耳赤，剔着牙齿，缓步走向汽车。在那里他们摇上车窗，开了一会儿空调，才走。我瞅着两边无人，走出，沿一条直线急速闪进旅社。 厅堂无人，电风扇吹着账单，应是走掉没多久。我踏上楼梯，弯到过道，走至门口，打开挂锁，推开门，又关上门，插上插销，没发出任何声响。我将手机、望远镜丢进旅行包，背起它走到门前。此时外边异常寂静，阴得让人恐惧，我站着没敢动。不一会儿，楼梯间果然传来男性的脚步声。他一步一步，不是那么急，但也绝非无所事事。他朝二楼走来，也许会上三楼。但他只在二楼口稍微停顿，便轻声走向这边。也许是隔壁住客，脚步消隐了。也许是隔壁住客，我等着他开锁，但是没有任何动静。 我向后退却，看见门底缝隙有两团阴影。在我面前站着一个穿着巨大皮鞋的男人，我们隔着门对面站着。我觉得连呼吸也停止了。随后阴影像空气毫无预兆地消失，是他躲到一旁去了。这是一个极富耐心的警察。 不久楼下又噔噔噔蹿上一人，老远喊道：“这么久你干吗呢？” “我不是叫你在楼下守着吗？”先来的人低声骂道。 “守什么守？”后来者大步走来，伸拳敲门，咚咚咚，咚咚咚，像是一拳拳擂进我的心窝。“没人。”他恼恨地说。但是先来的提醒他：“怎么没有？你没看挂锁是开的？” “你他妈给我滚出来。”那脾气暴躁的人狂踹起门来，好像要将它笔直地踹翻在地。钉住插销的螺丝很快松动了一颗。我焦灼地走动起来——哪里都让人窒息，我快炸裂了——直到自己一把推开窗户。我喘着粗气，看见后院空无一人，阳光照清楚地面的每一颗颗粒。 我背着旅行包，爬上窗户，反身抠住窗沿，够上木梯。我想快点下去，腿脚却因总是被迫向上用力，极不协调。也许他们正站在下边等着，但是没有。我将旅行包扔出去，急忙地翻越围墙，翻到一半回头，看见一双牛那么大的眼睛惊愕地看着我。他是厨师，双手垂着，嘴巴一开一合。这个口吃一定是在组织语言。楼上传来门裂开的声音。我说嘘，从兜里摸东西，他更紧张了，我便跳下，将兜里的二百元蛮不讲理地塞进他手里。他像是看见可怕的事，孤零零地摇头。我捉住他汗津津的手，让他将钱捏紧，然后推着他，直到他自己能走了。他几乎是无声地哭着，走进厨房。 我只用三步便翻过矮墙。在那里我捡起包，背着它，一路跑进蒿丛。 逃亡Ⅲ 我跑在时间的最前列。 在过去，时间是凝滞的，过去是现在，现在是未来，昨天、今天、明天组成一个混沌的整体，疆界无穷无尽。 车灯像金箍棒一样在天空扫来扫去，狼狗发出叫声，城郊所有的狗跟着叫起来。此后天下寂静，只剩青蛙啼鸣。我在鸭塘的石棉瓦后边蜷缩半夜，瞅着无人才走掉。 远处有县城的灯火，我沿着山脚走，有时无路，就走到公路上，然后再回到山脚。我像是迷路了，走了很久，走到水边。淙淙水流让我安静。我解下汽油桶做的船，吃力地朝下划。后来累了，知道其实是不用划的。我像一团黑影在黑暗中飘移，飘到宇宙深处。 天蒙蒙亮时，我看到江潮，它们吐着白沫，像泳者展开双臂朝下游齐齐游去。头班船的腥气飘来。我吃上早餐，精神振奋，感觉什么都补足了。它鸣笛时，我过去买票。它鸣笛真好听，好像巨人站在江心吸足气从鼻腔发出一段呻吟。我站在甲板上等，等待浪花撞上船体，溅于我脸，但终于还是抵挡不住瞌睡。我学着《乌龙山剿匪记》里逃亡的土匪，点着烟，沉沉睡去。这样我便能在它烧到手指时醒来。 醒来时，手中空空如也。我一定睡死了，在睡梦中将烟扔掉。包还夹在我和船壁之间，那些旅客和我一样东倒西歪。太阳老高，像炼钢炉子炼着我们，我全身淌满油，臭死了。 我随着船来到一座充满鱼的气味的城市。我用假身份证登记，住进钟点房，就像回到家，鞋也不脱，扑床上睡死了。醒来时天色已暗，也许睡了三十六个小时，结账时才知只有四小时。我去大学城寻到日租房，是学生转租的。我觉得它比旅社安全。 有一天，我买到和过去差不多的t恤、短裤，以及一顶大遮阳帽，搭黑车过长江大桥，来到邻省。我让车停在派出所附近，自己走过来，接通手机。办证窗口内有一名女警一言不发地盖章子。我低着头看手机，问：“你们上班到几点？” “五点。”她头也没抬。 我关掉手机，走到路边搭乘出租车，找到那辆黑车，风驰电掣般奔回大桥这边。手机上有二十条未读短信，都是妈妈发的，都是一句话：儿子，你回来自首吧。我知这是警方的攻心术，却仍感到悲愤。她完全可以拒绝别人征用她的手机。她怎么能背叛自己唯一的亲人，她算什么妈啊。我甚至觉得都不是别人强制，而是她自己想到的。她觉得对不住死者和社会，因此请人按好字，发过来。她就是这样的人。 我买票登上电视塔。直梯上升时，能看见江那边的小镇霓虹初上，车灯像流水一顿一顿地移动，但是具体的就看不细致，即使带上望远镜。我想，他们会一直在那里找我，找累了，便会抬头看这边的塔，就会明白我在对岸。但事情的距离要远过两地的距离。他们得上报县局、市局、省厅，再由省厅汇报公安部，协调这边省厅、市局和基层警力。或许他们觉得过于麻烦，索性只是等待事发地的警察过来。说到底案件是发生在我们省的。 我想乘船去下一地，又觉得他们不来我为什么跑，因此又住了些时日。 我在这里认识了一个小孩。他十二三岁，骨瘦如柴，总是穿着宽大的绿色军服。我当时在离住处不远的地方吃馄饨，他带着全然的焦急（好像马上就要死了），脸颊上下晃动，像阵风跑过去，随即又跑回来。我刚站起来看，他就钻进了身后的墙缝。三四个皮肤粗黑、面相凶恶的青年接着跑过去。他们肩膀上文着脏兮兮的大龙，手里提着刀。 我能感觉到捉住我衣襟的手在不停地发抖，但过了一两分钟，他便闪出来，堂而皇之地坐在对面。我继续吃剩下的馄饨，心里局促不安。而他像是母亲看着怀中的婴儿，或者乡下孩子看着城里的发达表哥，一直亲密地看着我。我说：“你怎么还不走？” “我说呢，我说你就不是本地人。”他笑着坐过来，摸我浆洗得干净的白衬衣，“多好的料子啊。”我感到讨厌，结过账便走，他却跟着。我说：“回你自己的家。”他笑得声更大。我强调道：“我要去办事，别跟了。”他便待在原地。我朝着与住处相反的方向走，又有些想他。萍水相逢，可能是孤儿，或可称兄道弟，让他像仆人一样做些事，但我叫他走了。 第二天我照例来吃馄饨，他出现了。我们都不奇怪。他说：“我早知道你会来这里。”然后默默地看着我吃。我抬头望了望两边的街道，给他也叫了一碗，谁知他还是默默地看着我吃，就像我的吃法和当地人不同，是值得炫耀的事。 吃完，他问去哪里，我一时语塞，他便带着我瞎跑。他是一个坏得可爱的小孩，将我带到小商品街，反复摸着水枪，眼巴巴地看着我。我要走，他拉住，又不好意思总是拉，便像女孩那样扭着腰撒娇，直到我掏钱。我们买了四五样东西，走进游戏厅。他打飞机，右手紧张地摇动操纵杆，左手间或猛拍一下，眼睛自始至终不眨一下。我玩几下就死了。我要走，他不答理。我强调几遍，他便啪啪啪把储积的炸弹都按炸了，才恋恋不舍地离开。 街上有很多人围着布告栏看。我们也去看。那里有一张新贴的通缉令，主角是一个粗头粗脑、眼神低垂的中年男人，杀了十七个人。角落里一张较小的通缉令则像配角，那上边的年轻人只杀了一人。不过那年轻人更招人恨，他头发蓬松，胡子拉碴，穿着脏兮兮的t恤，正咬紧腮帮，仰着头，以一种冷漠到近似挑衅的眼神看着所有人。这是二十多天来我第一次看到自己。“逃走时穿人字拖和裤衩”的我，被定价五万。 小孩像发现了事物间神秘的联系，兴奋地说：“很像你。”我连续拍他后脑，将他拍走了。我们吃过饭，就分别了，我朝着我的方向走，走上几十步转回来，借着夜色跟踪他。他好像一直在反刍某事，走着走着，全然不顾地笑起来。终于走到一处土坡时，他跳进地沟，爬进一扇洞开的窗户。那土坡是半截路，两边长满蒿草，高耸得和那间青砖老屋平行，因此我毫不费力地爬到屋顶，将明瓦揭开一点，借着几厘米的缝隙朝屋内看。 一个衰颓的老头儿坐在太师椅上，脚伸进盛满凉水的桶里，闭眼将收音机举到耳边，慢慢调台，有时还拉扯天线。一只猫静卧在桌子上。小孩走过去时，它跳到别处，继续卧着。小孩没弄出什么声音，动作却极其嚣张。他叉着腰，大踏步走来走去，有时还懊恼地拍脑袋。 小孩找到橱柜，从中拉出小皮箱，搬到灯光照射的桌面，取出细长的铁丝套弄。他套弄时和我一样，脑袋侧向一边，好像在谛听锁芯里的细微响动。地上是巨大的影子。后来他走进厨房，取来一勺油，细细倒入锁孔，又伸铁丝进去。未过多久，锁咔嗒一声弹开。他没有朝老头儿看，而是对准我这里，紧张地望。我呆住，要将脑袋缩回，又想到他要是看见便是已看见的，便继续看。他找出皮筋扎着的一只塑料袋，窃到一把零钱，蘸着口水欣喜地数，然后踩上凳子，准备从窗户走出去。我趴着，等他走向土坡低处，消失于黑夜。 他却又从窗户上退回去。那只猫和他好像是很熟的朋友。他捉住它，抱在怀里轻轻抚摸，同时从兜里掏东西。那应该是食物。猫眯上眼，像人类那样打满一个哈欠。他掏出的却是一根细绳，他嬉笑着绕到它的脖子上，忽而发力，捉住绳子两端反方向拉死。猫瞬间张开嘴巴，所有的叫唤都化为浓重的叹息，缓缓飘出。为了彻底弄死它，他咬牙切齿，仰起身子来，这样猫便站得笔直。它的后腿不停地小心踩踏，试图在他大腿上站稳，前爪却疯狂抓扑，像是空中蹿出不少老鼠。它的毛发也根根竖起来。他疲惫不堪地松手时，它像是木猫般栽倒。 他出了太多的汗，但还是将它小心地放在老人膝上。他爬出窗户，小跑着离开地沟。我想吐，而老人听到一段好戏时，还会轻抚它的毛发，就好像它是值得分享的知己。 我决定离开这座城市。次日当我从出租屋出来吃早餐时，小孩恰好走来。我惊愕地问：“你怎么知道这里的？” “第一天我就跟踪到你。”他说着这样的事实时仍然带着笑，这让我感到既恶心又毛骨悚然。我决定连押金也不要，取过包就走。他捉住我衣袖：“你一走就没人和我玩了。你是好人，他们都不帮我。”我掸他，他却拉得更用力，脸上同时涌出两种表情，既有真切的哭意，又有讨好的笑容。我打他，他便彻底哀伤地松手，说：“我知道你迟早会走的。”我被这近似情话的话弄蒙，眼睁睁地看着他留下一个背影。 他快走出院门时，我喊出一声，他转过身也喊。我示意他先说，他便说：“哥，我看中一件东西了。” “要多少钱？” “我有钱，我昨天搞到几十块。” “你自己买就是了，不用管我。” “我想买来送你。电视里和你这样的人都有领带。我来问你喜欢不喜欢红色的。” “不必了。” “非要送的，你先别走。” 他看着我，向后退，好像怕我走掉，然后转身跑了。我进房提包，走到路上，已看不见他。走出几十米，我躲到树荫下，回忆这难得的义气，掏出望远镜寻他。那边人走来走去，就像活动的屏障移来移去，怎么也找不着他。我准备收起它时，他又匆匆走进镜头，后头跟着三个高大的警察。他们等着红绿灯，他踮着脚，用手蹭着肮脏的军服，仰头和他们交谈。恬不知耻。我僵住，手不停颤抖，汗像饿鼠倾巢而出。我一直看着他极其大声地分辩，并用手指向我这边，还陷在那极度的、像泥潭一样深的震撼里，就好像神给我下了一个定咒。一名警察用食指点着脸颊，朝这边看着，忽而大手一挥，剩余的两名警察便分两边包抄来，他自己则沿着直线大步流星走来。直到这时，直到追捕我的事实明确地发生了，我才知道将望远镜塞进包，挎着它，拉紧背带，没命地跑。腿蹬到地上时，我感到它蹬得不够有力，抬起时，又觉得过于沉重。我像是踩着棉花，在深水里跳着。我将自己跑成目标了。后边传来警察的声音：“你等下，等下。”我听出里边的气急败坏和虚弱，反而跑得欢了。我就像参加奥运会百米决赛一样，让腿脚像弹簧一样落下，双手不停剪切，脑袋一啄一啄，一头啄进空气中。街边的人不断停下来，呆呆地看着我。我想风会刮他们一脸。警察追上几十步，都岔了气，勉强喊：“再跑我就开枪了。”开吧。此时我已物我两忘，正为着奔跑本身而奔跑。 我跑在时间的最前列。在过去，时间是凝滞的，过去是现在，现在是未来，昨天、今天、明天组成一个混沌的整体，疆界无穷无尽。现在它却像一枚急速前移的箭头，一个射出去的点。它光明、剽悍、无所畏惧，像毒辣的阳光，凶猛地刺进每一个到来的未来，将它烧成矿渣一般黑暗的过去。我决定跑得粉碎。我感觉它的味道就像压缩了一头整牛的小牛肉干，包含了一整个天下的悬空停住的汗珠，如此充实、简练，充满张力。 一辆黑车将幻景击碎。它沾染了汽车所有的毛病，破旧不堪，咔咔作响，随时可能趴卧于地，在道路上划出粗笨的伤口。但它从无到有，从距离遥远到几乎撞飞我，只花了六七秒时间。我被迫钻入窄小的巷道。这世界永不缺多管闲事的人，又有好几辆摩托车跟着追进巷子。这些黑车暗地里对警察咬牙切齿，现在却迸发出与有荣焉的豪迈，这些卑贱成性的黑车！它们迫使我不停抛掷煤筐、啤酒瓶、破旧椅子甚至可能还坐着小孩的童车。我每跑几步，都有一扇木门洞开。它们温柔、焦急地看着我，承诺给我衣柜、鼠洞、地道，恳请我进去。但自打在火车上做了那个可怕的梦后，我便再也不信它们。 我宁可死在路上。 我在这个强壮的上午，奔行于迷宫一样的巷道。四下寂静，阳光静静越过屋顶，照射到墙上。我的黑影不停掠过那里，就像电影一样不真实。而我又随时感到，那些摩托（那些现代机械的杰作）就要蹿出来，在地上奋起巨蹄，将爪子和牙齿凶狠地扑到我屁股上。 我突然停下。我像是受到上帝的启示，停下来，缓缓走向拐角隐处。一辆摩托车遥遥领先驶来，上边坐着一名精干的警察。他驰骋于这险恶的石道就像飞奔在高速公路上。跟随他一起到来的是呜呜叫的警笛。我等到它旋风般刮过时，冲出来一把推倒他。摩托车像斩首的龙，斜冲向墙壁，前轮连续吃了十几下墙砖，才停住。车身一百八十度大旋转。可怜的警察像一袋水泥一样摔下去，躺在墙角，被它又撞又挤，直到它自己感觉无趣，悄然滑向远处。他坐在那里，曾经掸了下灰尘，想站起来，突然眼睛翻白，一下又坐回去。一颗来自太空的水滴落下来，在他面前砸开。他的眼睛闭上，胸口令人揪心地起起伏伏。几位居民匆匆出门，我对着他们说：“有个人朝那边跑了。快。” 我快步走了一阵，看见一辆没锁的自行车，便骑着它冲到菜市场，趁着人多，又混进隔壁小商品市场。在那里我看见一辆出租车，拉开门坐进后座。师傅问去哪里，我说等一下，等一个人。我打开手机，悄悄将它塞进座位沙发的结合处，然后找借口下来。我一直看着它拐出门，才从后边墙洞钻出去，去了火车站货场。 我沿着铁轨边的小道朝着与火车站相反的方向走。他们一定会封死所有交通要道，但不会在铁轨上拦截。他们不会知道一个逃犯会默默沿着铁轨走出他们的城市。而在此前，他们看到生死未卜的同事，会思考一个愚蠢的问题：救人，还是捉人？ 我觉得自己一下成熟了。 结束Ⅰ 在随时都可能死掉之前，我必须见到她。 逃亡像捉迷藏。我去敲门，跑掉，他们冲出，四散寻找，然后恼羞成怒地站在荒野。我跑丢了一只鞋。当某一天看见t市界碑时，我目瞪口呆。它是杀人当日我搭乘火车计划中的目的地，那里住着表姐。我一直以为自己是在瞎跑，潜意识却叫我来到此地。我感到疲惫难以遏制，就像耕作一天的牛在黄昏望见村庄的轮廓。 我搭车来到城郊，登上长满树的山。远处有块平地，一条弯曲的公路穿透它，不时有车辆像幽灵般蹿过。路西边是栋孤零零的屋，表姐出嫁时只有一层，现在加盖了一层，但没有贴瓷砖，油黑的砖瓦和鲜亮的铝合金窗形成对比。路边树荫下搭着瓜棚，三四个赤膊的汉子打着扑克。我觉得他们是便衣。第一，他们吹的电扇，电线是从房屋那边接来的；第二，他们的背部粉红娇嫩。 房屋大门紧闭，像是无人，等到正午，炊烟又升起。几只虫子像拉紧发条的玩具般叫起来。我感到一种被阻隔的痛苦，就像吊在房梁，嘴巴被粘死，看着毫不知情的家人围桌谈话、吃饭。 在随时都可能死掉之前，我必须见到她。 多年前，当我来到这里参加她的婚礼时，她还是那样，胸部长着两个硬涩的梨子，因为干瘦，腿显得分外地长。她一直将我们送到无法再送的地方，才转身回去，她走远了，回头停住，泪眼婆娑地看着这边，手摇得越来越慢，最后停滞在空中，好像从此诀别了。我爸爸死时，她回来过一次，扶着姑妈。姑妈得的癌症比爸爸还重，但是生命力更强，满头白发，面色坚毅，像烈士一样毫不屈服，而表姐的眼睛哭成了桃子。 我在葬礼上无所适从，像是极不情愿地被人推上舞台。我知道应该哭泣，眼窝却越发干燥。叔叔和妈妈也是这样，叔叔坐在棺材边一口接一口抽烟（后来他戒了，好像我爸爸是因为抽烟才得的癌）。妈妈一直步态沉滞地游移，那些女眷本已干号，见她如此，便也不好意思哭了。葬礼像是不得不完成的任务。直到表姐扶着身形庞大的姑妈，在稀疏的鞭炮声中，指挥仪仗队从桥那边走来，我才翻江倒海，泪流满面。 我看到这脆弱血脉的另一支从桥那边走过来。我死了爸。我只有一个爸，死了。表姐擦着无声的泪水，将我的头掖在臂弯里，将我保护起来，从此不让这天、这地、这人、这黑夜来恐吓我。她总是忧心忡忡地望我一眼，就好像她才是母亲。她这么一望，想到我从今往后像个孤儿了，泪水便又汹涌出来。 我现在只是想见见她。 我等到瓜棚的人停掉电风扇，坐一辆开来的面包车走了，才走下山。到山脚时，表姐恰好低头抱着一捆草出来。她背对我，弓着身子，用铡刀铡着它们。屋两边长满杂草，路边有块已收割的稻田，虫子在犁过的泥面上跳来跳去，一阵风吹来，光灿灿的树叶不停抖动，寂静得瘆人。表姐干得很麻利，嚓一声，一段整齐的草无声地落进筐内，接着又嚓一声。她完全沉浸在节奏里。 我听见沙地上自己迟疑的脚步声。 我感觉她是个诱饵。万物此时像先知，目瞪口呆地看着我，就像我正一步步踏进口袋。我行至半路了，进退不得，背部阵阵发凉。她这时像是预感到什么，停止铡草，缓缓转过身来。“你是？”她只这么一问，便将自己吓坏了。她张大嘴巴想喊，却像是在梦魇中，自欺欺人、用力地喊，却什么也没喊出来。她哆嗦着退到案台边，抓起一把草。 我看见她挥舞着这自认为是武器的软草。我看着她可笑地这样干，可是没有什么比这更伤害人的了。我的双手伸展，五指岔开，腿脚仍保持前行的姿态，人却石化了。我不知道事情会是这样。但很快我便明白了，什么都明白了。我可不想陷在这里，让自己冒出自作多情的焦味。于是我极不耐烦地摆手，说：“我只不过想找你讨口水喝。” 我喝过就走。 她陷入困境，僵住没有反应。太阳太烈了，照出她脸上的皱纹以及劣质的粉底，丝丝缕缕，颗颗粒粒。她胸部铺张（像两个盘子），牛仔裤再也包不住髋部，裤缝随时要炸开，而下边短缺不少，露出黄黑的小腿和脚踝。她就像中年妇女馊掉了。我说：“我喝口水就走，绝不麻烦你。” 她望望旁边，嘴唇哆嗦。我起先以为她是害怕，后来看出是唇语。她用抹过鲜艳口红的嘴唇描出几个无声的字：“快跑，快点跑。”我猛地回到自己的处境中，转身就跑，快要在沙地上滑倒时，匆忙奔向公路。我听到无数枪栓拉动，狼狗集体喷出低吼（那呼吸带着浓烈的腥气）。一辆汽车像是摩托艇般奔驰在湖面，劈波斩浪而来。 浓重的汽油味快要将我呛死。 我笨拙地、徒劳地抬腿，很快虚脱，一把扑倒在路边的斜坡，金星狂崩，但它呼啸着冲过去了。它冲起来速度那么快，以致很快在我的视野里变成一个移动的小盒子，就像它才是逃命似的。 公路上什么都没有。没有人。没有动物。远处也没有警笛。太阳照在柏油路上，像照着一堆凝滞的、缓缓起伏的波浪。我朝那边望，屋门已经关好，窗户拉上帘子，没铡好的草在风的吹动下，杂乱地起舞。她胖了啊，有鱼尾纹和孩子，小富即安，一心一意巴结丈夫，像是亏欠他一样天天哄他，给他做吃的，赚钱。而我是猛然侵入这平静生活的恶魔。 我走回山上，继续观察。很久以后，一个肚子滚圆、嘴唇肥肿的男子才蹒跚走来，缓缓叫她的名字。她拉开门，紧张地张望，忽然一把抱住他。他拍她背部，她便哭起来，鼻子下都冒出气泡。他又松开她，拉起弓步，啪，两手一拍，让左手平伸，右手高举，向下剁，做出斩首的动作，于是她笑起来。她不知道笑会从哭中突然生出，因此顿住。等到他捡起石头，大声喊叫着向路那边虚拟的敌人扔时，她便彻底大笑起来。我扔掉望远镜，让它滚下山去。 我与这个世界彻底断裂开了，就像手术后发现少了一双脚，或者阳具。我感到恐惧，不敢相信又沦陷于这空荡荡，觉得所有事都无以为继。我听任肠腹支配，去寻找食物。我走进小超市，看见店主（兼收银员）端着一瓷缸冷开水，慢慢吃面包，旁边还放着五六个。她已经吃过一些，还要往下吃。这让我多少想到妈妈，妈妈总是将过期食品带回家，一个人慢慢吃完。 我说：“你能不能不吃？”她停住咀嚼。我掏出二十元，“扔了吧。”她接过钱，百思不得其解。我走出去后回头望，她又喝上一口水，将手头剩下的面包塞进嘴里。 我走进烩面馆。门口的姑娘鞠躬，说“欢迎光临”。我看着她嘴唇紧闭，感觉奇异。等下一个顾客进来，我发现情形还是这样，她的嘴唇并不张开，而声音已嗡嗡地传出来。这是一种超自然，就像派发传单的人最终可以像削萝卜那样将传单削向每个路人。这是生活的主旨。 无聊。 重复。 秩序。 圈套。 囚徒。 结束Ⅱ 我花二十元在洗浴中心洗澡，然后又花十元过夜。我靠在大堂沙发床上，很久以来第一次从容地看电视。那是个女播音员，穿着蓝色上衣，微烫了头发，形象端正，话语却像是子弹。她像是端着一大箱子弹，将它们扫射出来。没有一个错字，她一定受过长久的训练。因为这点，我觉得所有的新闻被播放出来时，都不经过她大脑。她对所有的事，欢喜的、哀伤的、愤怒的、苍白的，都保持一种严肃的态度。 她播完“二百民居遭森林大火吞噬”，翻过稿纸，接着念“人肉炸弹致三十余人伤亡”。她将稿纸翻完了，及时挤出笑容，节目便结束了。没有我，我被遗忘了，或者说被淘汰了。我一直以为新闻是正义的事业，现在却觉得没有什么比它更无耻，它满含热泪地拉住受难者的手，聆听对方倾吐，却在有新的热闹时甩手而去。它不停地向消费者提供新鲜热辣的信息。我过期了，没价值了。现在就是我自己也觉得这样下去没什么意思了。 大堂慢慢传出鼾声，它们此起彼伏，互相传染，就像有一群河马凑在耳边吼来吼去。我几次一跃而起，想找根细铁丝，勒进他们肥硕的颈窝。服务员看到动静，说楼上可以休息，我便跟着上去。 我被安排进单间，一名看起来和妈妈一样大的女子提包进来。我感到紧张。因为她像在自家卫生间那样，毫无顾忌地脱t恤，解胸罩，褪裙子和内裤。她将松弛黑黄的乳房、肚脐以及阴部露出来。在想象中，性是神秘的，像祭祀，举行前应有一套程序，但是现在她直接将性器递送过来（就像递送一盘瓜子）。我坐在床上连连后退，被扯下裤头。她捉住勃起的阳具，生硬地套弄（就像是用一张砂纸上下摩擦）。我恳求别动了，她便磨着两个膝盖，爬上来，直接坐于阳具上。我试图推她的腰，她整个身子却像石磙毫不留情地碾起来。她一边碾，一边像是受到很大伤害，放肆地喊叫。我咕哝了好几句，她仍旧沉浸在劳动一般的号子中，直到我说够了，她才停止叫喊。 她习惯性地碾着。我说：“完了。” 她当下停住，摸摸下身，说这样啊，便毫不留情地爬起来，一只脚跳着穿内裤。我悲哀地伸出手，想让她等一下。她却是三两下穿好衣服，蹬上高跟鞋，走掉。 我下到二楼，鼾声像大合唱，越发高潮，便继续往下走，到了澡堂，服务生殷勤地递上毛巾，对着我笑。我觉得这笑饶有深意。那个小姐一定将我早泄的事传遍了洗浴中心：刚刚那个小伙子一进去就射了。我感觉受了奇耻大辱。 我躺在搓背床上失眠一夜。水管连接处应是螺丝松了，水流经过时有一些溢出来，像壁虎抱着管子慢慢爬行，终于累积到一定重量时，猛然滴落，寂静的澡堂便出现嗒的一声，像是遥远的陨石在黑夜中砸入海洋。我被寂寞杀得伤痕累累。 我搭乘早班车去了西边的青山。青山古名叫秦山，相传秦始皇扫六国，南巡至此，以鞭开道，以剑削峰，定为皇脉。我来却只为登上森林之巅，看一次日出。我到时，已经有些人在等着。我们在漆黑之中彼此不认识，像是共同等待一位神医。 天际用了很久才从黑暗变成青蒙，逐渐有了微弱的红。我知那是它从海里缓缓游来。当它从云雾中浮出一角时，大家雀跃，它亦不负众望，像一枚橙色乒乓球朝上浮游，越浮越大，越浮越热，终像是张开双臂，迈开大步朝我们走来。我感到一种被逼视的恐惧。我逃不过它的魔掌。 但过大的热情使它在半路迸出火苗。先是边沿像草席烧起来，接着火势扩展全身，将它烧成一面纯金的镜子，使肉眼再难接触。最后，这无数的金块和光明开始熔化、掉落，它便扔下我们，极其有力地蹿上天空，在那里烙出一个光明的黑洞，从此定格，就像我们平日看到的一模一样，只是一个普通的太阳。我身上出油，衣服湿透，皮肤酥痒，因为缺乏睡眠，恶心得想吐。 我背着包走到山背后，那里尚有一些阴影。我见四周无人，抛掉旅行包，猛然大喊：“我在这里。”声音像平抛向水面的小石块，在云层上一跳一跳，一路蹿入天空。然后我取出最后三张钱。它们编号的最后一位数字分别是1、2、3。 1.继续逃亡； 2.自首； 3.自杀。 我决定听从上帝的旨意。我来回插动它们，直到再也分辨不出它们。我本想抽最外边的，翻开的却是中间一张，hQ24947723，上边有圆珠笔写着的歪斜名字：李继锡。它一定曾被一位赚不到钱的农民拥有过。现在它要我自杀。 我从包里找出尼龙索（我就知道有这一遭），像木匠一样不停拍打树木，挑中一棵有几百年历史的，它必定经历过无数的冰雹、雷电、积雪，还会继续往下经历。我搬来两块石头，垒好，将绳索打结，挂在粗硬的枝上，走上前去，我平视天下。密匝的树林之外是一条盘旋的公路，往下是小盒子似的房屋，人如蝼蚁，熙熙攘攘。 我踩上去，套好头，用脚掌蹭翻石头，便感觉人倒飞到天空，接着又猛然顺回来，疯狂坠落，就像坐着失控的电梯。这个时间看起来很久，仓促间，又停在半空，脖子像是被圈起来的锯齿刺入，钩住。身躯的血液一下冲上来，可只三两下它们又软弱地逃回相反方向。我感觉身体末梢又痒又疼，接下来全然麻木，只有脖子以上像被汽车碾过，所有器官都在痛苦地往外挤。 天空越退越高，越退越远，我晃来晃去。遥远的地方传来树枝慢慢断裂的声音。我又晃动了一会儿，才像一袋猪肉猛然掉落于地。我一动不动地躺着，喘不出气，因此滚来滚去，试图掰开锁住颈部的巨爪。我掰不开，又爬起来，抠着脖子跌跌撞撞地走。我现在死不了，也活不下去，我彻彻底底地疯掉了。 我忘了是谁赶过来用小刀割开它，我只记得在自由到来时，身体抽搐不止。很久以后，直到血液各自归位，并重新运转起来，我才平静下来。我站起来，让汗出完，才拨开游客，夹着一裤裆的屎，极度饥饿地走下去。我在冰冷的湖水中清洗自己，决定再也不搞死自己了。 山腰有座小镇。店铺的旗帜迎风飘扬，到处冒着包子热腾腾的气息，一些当地村民摆出核桃、杏仁等特产，一辆接一辆的旅游大巴从公路上驶来，游客跟在导游后边，好奇地看着这所谓的名胜。我像从凄寒的极地走入花花世界。他们不知道我遭的难，他们不知道我刚刚经历了多大的悲剧。 我吃完早餐，元气恢复过来，便找小卖部打电话。那边听起来很懊恼：“谁啊？” “李勇吗？是我。” “你是谁？” “我。” 他反应过来，支支吾吾。我接着说：“别慌，我只为告诉你一句话，每年今天给我祭酒，下辈子还做你哥。”这个窝囊废便哭了：“一定，一定。”我本想打探些关于我的消息，但觉得这些都可以想象，便挂掉了。 我找到一家阴凉的台球摊，拿起球杆，一人打起来。老板是做生意的，走来和我打。我拿出最后的三百元，用石头压在桌沿，说：“一百元一局。”老板细看很久，不肯应承，只说先打一局试试。 我觉得他提出试试是有道理的，因为他是个急性子，出杆欠考虑。即使有的球只能轻推，他也会轰出一个狠杆。我却处处小心翼翼，努力将战局拉长。这并不符合我的风格，但现在我觉得这未尝不是一个好办法。我像陪着领导打牌，让他赢，又不让他赢绝。有几回他嫌我出杆太慢，嘴里不干净，我便跟着他一气乱轰，终于是将他挽留下来。 我控制着他，战局还有时间，直到台球摊又来了一伙人，才暴露出真性，手起杆落，一连四杆，将老板打得张口结舌。我说：“我只是想让你陪我消磨一下时间。”对方看起来受到很大侮辱，单手提着杆子，狠狠敲桌沿。我头也不回地走向旁边冰柜，丢出一百元，要了一瓶可乐一包烟，“别找了。”然后我喝一口可乐，抽一口烟，看着那新来的穿衬衣西裤皮鞋、夹公文包的几个人，走来走去。他们几次看见我，却否定了我。我仰着头粗鲁地说：“找谁呢？” 他们便走来，从包里取出照片来，指点给我看。我看到我，胡子拉碴，头发蓬松，眼神冷漠，我觉得就是我自己也不太认识他了。我说：“你们太嫩了。”他们被羞辱了，转身要走，我叼着烟头，伸出双手。烟雾上行，熏着眼皮，因此我是眯着眼睛说这句话的：“我杀了孔洁。”他们面面相觑，然后像豺狼虎豹蜂拥而上，不停地压我的肩膀，踹我的腿，试图将我推倒在地。我愤恨地说：“要跑我早跑了。” 他们将我塞上车后就懂礼了。无论怎么说，我都是一个杀人犯，不是小混混。我感觉他们甚至将我当成名贵的瓷器，生怕摔坏了。他们掩饰不住自恋，不停地问我：“你怎么一下看出我们的？” “皮带。” 他们望向自己的皮带，皮带头上刻着警徽。 “我想吃肯德基。”我说完，便睡起来。前头有点堵塞，他们拉响警笛，此后便再也不停息下来。他们喜欢这样，我何尝不是？ 审讯 我走到门前，驻足望了眼天空。 苍穹深处仍然什么都没有，空空荡荡，极其平静。 他们将我的头罩住。交谈声远了，我像是一个人被留在车上。车越来越快地奔驰，直到它猛然停下。窗外鞭炮拥挤着炸开，一个领导发表简短讲话，我被推下车，一路走。照相机咔咔地拍个不停。所有物体长着尖角，要撞向我，但前路始终空荡，我又感觉像是被推向黑夜的孤塘。 布罩揭开后，我看见四周是墙，一扇铁门和一扇小窗紧闭。他们出示一张纸让我签字画押，随后将我铐在吊着的铁环上。这样我就被迫总是踮着脚站着。我大声抗议，他们便给我装上脚镣。我决定不再提什么要求。 因为肉身不断下沉，我痛苦地分配休息权，有时委屈手让腿脚得到松弛，有时反过来。我曾经喊“我要撒尿”，门外传来嗡嗡的声音：“撒吧。”我便撒了，尿液沿着裤子、大腿冲下来，从脚趾缝溢出，像一瓶热牛奶被打翻了。我正在被观看，一定有隐秘的摄像头。我索性放了几个屁，将痰射到墙上，有时还唇语。我始终不能睡着。我开始羡慕吊在梁上或被打倒在地的人。 光阴沦陷时，他们解开手铐，我瘫倒了。他们将我拖进一间漆黑的屋，安放在低矮的椅子上，然后隐身不见。我正要睡去，一盏灯在面前啪地打亮，我吓了一跳。它就像照相用的背景灯，要将脸烤焦，迫使我眯缝着眼。墙头日光灯跟着亮起来，但瓦数很低，弱光如瀑布，落于一头茂密的银发上。我看见对方只有一个轮廓，高高在上地坐着，吃一样东西，舌头啧啧有声，不时吮吸着手指。烤翅应该趁热吃，一冷，油凝滞了，色香味尽失。我有些同情他。 热意像电流不时袭上脑子，汗却出不来。我真想死掉。有几次我试图问什么时候可以开始，但这样很操蛋，就像女人不能对罪犯说，你什么时候可以强奸我啊。 他一共吃了十二只（晚上回去一定腹泻），才慢悠悠地说：“姓名。”接下来是出生、籍贯、住址、学历，简短的问话像钟一次次敲响。差不多了，他又问：“出生。”我重新说了一遍。 “你确定？” “确定。” 后来我清楚他纠缠于此是怕我还不满十八周岁。他用牙签剔着牙齿，直到我要栽倒了，才说：“你应该清楚顽抗是没有用的。” “我知道。” “那你知道我们找你为什么吗？” 我感到没有比这更愚蠢的问题。他们兴师动众，筹划良久，请来经验丰富的老警察，按照心理学设计审讯环境，安排审讯细节，以为只有这样我才会顶不住压力，却不知只要是问，我便会交代。我愤恨地说：“我杀了孔洁，残忍地杀了，杀了很多刀，血流成河。” “记下来。”他说。我才知墙角还有一名警察。我根据笔沙沙游走的声音，判断出他们有着压制不住的兴奋。为了早睡觉，他们从此问什么我都抢着回答，包括怎么诱骗、怎么杀、怎么处理、怎么逃亡等等，就像财主倾其所有施舍佃户。然后我说：“水。” “为什么杀她？” “水。” “你回答了，我们就给你水。” 我忽然感觉这是一桩可耻的交易，变得有尊严起来。他们说“请讲”，我偏过头，待水送来，看也不看。他们便揭开瓶盖，要喂，我将头高高仰起。老头儿说：“即使我们没有你一句口供，但只要证据充分，照样可以定你的罪。” “那就快些定吧。” 老头儿尴尬地敲了一会儿笔，挥挥手。旁边警察拿着笔录过来，翻给我看。我说不用。我签字画押了，他说还是要看看，我就在上边写：都已看过，准确无误。 不久我被带回军校家属院。警察拉了很长的警戒线，还是架不住围观的人。我走到哪里，他们便拥到哪里，就像我是一只被捕获的野兽。我露出笑容，扫了一遍。这个姿态惹怒了一位中年男子，他越过人群，举起枝条，以前所未有的道德感来抽打我。我猛烈挣扎，试图朝他迎去。眼前的人像潮水般退缩，他则僵住。 树叶黄了。 在过去，我不知道树叶的生树叶的落，现在树叶黄了。这应该是它最后一次黄掉。邻居何老头儿无声而矫健地走在前头，脚下像有尘土飞扬。遇有拐角或楼梯，他便亮出右手，提醒后头。他在完成治安积极分子的使命后，仍然没走，而是跟着望着，好像随时还有什么事会请教到他，但其实就是这事，也不用劳烦他的。 我走到门前，驻足望了眼天空。苍穹深处仍然什么都没有，空空荡荡，极其平静。我想这就是死亡就要发生的征兆。 在我住过的房内，两边窗帘紧闭，洗衣机被搁置门边，透明胶则撕开，粘在墙上。他们拉亮电灯，给了我一个塑胶模特和一把塑料匕首，说开始。我不知道怎么开始，他们便说开始杀人。由于没有裤兜，我将匕首插进裤头，然后从后抱住模特，捂住它的鼻子、嘴巴。我僵立在那里，他们说“继续”。 “它应该挣扎，很用力。” “你自己晃它。” 我晃它，对它耳语，松开手，扯下透明胶，粘了一会儿它的嘴又撕下，然后猛烈地叫喊。他们十分震惊，围上来捉住我。我说：“这是它在尖叫。” “这个步骤可以省掉。” “省不掉的。” 我重新尖叫一声，像演员一样表现得极其慌张，捂住它嘴巴，抽出匕首，刺向它的腰腹。很遗憾，它像阳痿一样滑向一边。但我还是连刺了几刀。我拖着它走到窗前，用刀拨开窗帘，又放下模特，在墙边干呕。然后蹲下，划它的脸，又朝它身上扎去。就是这会儿，我感到迷离（就像洗衣妇举着棒槌发呆）。我看见墙上有巨大的影子，接着是疯狂的扎刺，就像真的扎她一样。影子不停地复制这个场面，我的记忆深处不停抽搐。 软绵绵的匕首断了。 然后我将它抱起，倒放于洗衣机内，说：“我觉得应该是一把弹簧刀，我记起来了。”我以为还要去那座充满鱼味的城市指认另一处现场，但他们说不必。那个摔下车的警察命大，已经没多大事。 第二次讯问换到会议室，红桌反射着上午的光芒，一位女警给我泡茶。他们拿着本子、架着摄像机坐在对面，好像要开会。我看清老头儿的脸像块重石，皮肤坑坑洼洼，器官窝在里边（特别是鼻子只有两个外放的鼻孔）。也许他曾是一个麻风病人。就是这么丑陋的人长着一双寒光般的眼睛，几乎将我的五脏六腑捣烂。我想头一次讯问他就这样，我笃定会把一切交代掉。 我低下头，握住茶杯，看手铐之间的链子。 “抬起头来。” 我抬起头。 “看着我。” 我被迫看他的眼，觉得自己正在熔化。就像一堆干柴烧着那样，我的身体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接着杯子晃动，热水溅出，烫了我一下。我很难形容这种遭遇，说出来你们也许不信。我感觉正走进一个隧道，他一边向光明的洞口退去，一边招手，我默然跟着走，就像这是唯一必要的事情。如果他在此时重复上次的问题，我一定和盘托出，但他只是要求我重复作案的细节。我便又将那些事讲了。短信，耳语，挣扎，透明胶，弹簧刀，窗帘，洗衣机。他不时点头，旁边的警察则隆重地记录，他的眼神跟着温柔起来，像是鼓励我往下说。但我感到厌烦。我讨厌把一件事说上几遍。 他说：“还有呢？” 我说：“没有了。” 我觉得我完成了任务，便扑在桌上睡觉。一名警察过来捉头，我恼恨地甩来甩去。老头儿摆摆手：“我们讲道理。”接着又说，“你说你将她倒放在洗衣机里，我想问你，为什么这样？” “不为什么。” “好，我再问你，当你在窗口前放下她时，她是不是已经死了？” “应该死了。” “你确定？” “不能确定，但我觉得她应该死了。” “既然她都已经死了，你为什么还要在她身上再捅三十七刀？” “不为什么。” “你知道吗？我们的老法医出现场从来不呕吐，也从来不流眼泪，但看完这个现场后她担惊受怕，住院了。孔洁的血流满了半只洗衣桶。老法医说，她从来没见过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怀有这么大的仇恨。”说到这里他揉搓眼皮，“你到底和她有什么仇恨？” “没有仇恨。” “不可能。” “真的没有。” “既然没有，你为什么这么残忍地杀害她？” “不为什么。” 他将茶杯猛然掷在地上，他的同事吓了一大跳。他倾过半个身子，敲着桌子，对我咆哮：“什么叫做不为什么？” 我低下头，感到一丝不安，但我知道，他无论是在气势上还是在技术上都输了，他很明显走进了一条错误的轨道。“你说呀。”他继续敲着桌子。 “没什么好说的。” 他走过来，提起我的衣领，抡起拳头要揍我。我一点也不害怕。如果他揍了左脸，我还会将右脸送上去，胜利者是不会气急败坏的。他的同事劝住他。很久以后他才平静下来，像是对我说，又像是和别人闲聊，说到他有一个像我这么大的儿子，高考考得不好，不敢回家，在外鬼混，被他找回来狠揍，但是揍一下对方就是揍一下自己，“揍完了，我就觉得没什么不可以原谅的，人生也没什么过不去的事。” 他陷入自己的情绪里，泪眼汪汪地看着我：“我们应该一起渡过这难关。孩子，你真就和她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心结？” “没有。” “没有为什么还在她死后扎上三十七刀？” “你不懂。” “是不是你喜欢她，而她不喜欢你？” “不是。” “是不是她曾经无情地羞辱过你？” “也不是。” “那是为什么？” 我直视着他，说：“我也很想知道。” 血液蹿上他的脸，使那里变得像炸药桶一般阴沉。他战栗着走向电视柜，取来相框。他的手不停地颤抖，口吃着说：“告诉我，他是谁？” “我爸爸。” 爸爸眼神枯竭，皮瘦进骨头里，彼时他正处于癌症晚期，却对着镜头摆出一个巨大的笑容。我想到他的一生，长大，读书，挖煤，结婚，生子，得病，死亡。甚至可以更简单点，出生，死亡。每个人都是这样，正陷入审讯僵局的老头儿是这样，他旁边的我也是这样。 他摇动相框，激动地说：“你知道是谁供养你长大的吗？” 我没有回答。 “是他。”接着他又说，“你知道为了供养你他遭了什么罪吗？” “癌症。”他又回答了自己，接下来还讲了一通可怜天下父母心之类的道理，最后以一句话总结：“你对得起他吗？” “挺对不起的。” 他将脸转向与席的众人：“你们说是不是？谁没有父母，干出这样的事情对得起他们的在天之灵么？”那些人愣着，接着此起彼伏地应承。我觉得这游戏太低级了。随后他把遗像端端正正地摆在我面前，要我悔过，并说：“你是不是多少可以和他掏掏心窝子？” “不可以。” 我感觉除他之外的所有警察都很满意这个答案。我又微笑着强调了一遍：“不能。”这个二级警督倒向座椅，像蒸汽机一样冒气，不停地说，畜生，畜生。我知道审讯快结束了。不久他果然站起来，手一挥，以极大的愤怒冲我喊：“滚。” 游戏Ⅰ 接下来，关于我为什么杀人， 像困扰法老的谜语，引起人们的兴趣。 接下来，关于我为什么杀人，像困扰法老的谜语，引起人们的兴趣。他们好像终于等到可以证明自己比别人聪明的机会，兴冲冲地接踵而至。他们也不尽是想当然，有些看过我的书信、课本，有些则调查过我的同学、亲戚和老师，但我让他们统一带着挫败感回去。我觉得既然有这个筹码，何不多玩一会儿。 那些狱友甚至对我产生嫉妒。 一般说来，看守所关押的都是变态的家伙。他们有着隐秘的自尊心，不愿讲述犯下的罪行，就像那是喝多后一次让人痛心的失误，却又总是在彼此面前注意保持由不同罪行带来的威严。比如杀过人的总是要比小偷来得趾高气扬。我进去时被问及，说杀死人，死后捅三十七刀，肠子流满洗衣机，他们便不再与我说话。 他们恼火于我总是被提审，每当此时，他们都会吹口哨，阴阳怪气地说些“又要挨打了”之类的话。这是因为面子，他们很早就交代一空。 有一夜，我轻声地，几乎像是鬼魂般飘向墙角。他们盖着毯子，面朝着墙，正打着呼噜。可当我刚掏出东西撒尿，他们便悄然围过来，将我的头扳进他们的臂弯。我听说过类似的事，便极度恐惧地弹跳，大声喊叫。 他们差点将我捂死。 我不知道挨了多少个耳光，就像总有一个农民用打谷板子拍打着土地。然后他们提起尿桶，将尿浇到我脸上。我感觉那铺天盖地而来的不是液体，而是浓烈的固体肥，头顿时歪斜下来。牢头揪住我的头发，将我的脖子几乎扭断。 “就你逞能。”他说。 “为什么杀她？”他接下来说。 我拒绝回答。他的拳头便要揍向我的面颊骨。我闻到青石呼呼飞来的腥气，全身战栗，号叫道：“婶子，因为婶子。” “婶子？” “是，婶子歧视我。” “她歧视你跟你杀同学有什么关系？” “我想向她证明，我不是好惹的。” 他的喉咙像是被一块铁轻快刮过，接着是猛烈的、难以遏制的笑声。整个牢房跟着笑起来，就像花儿开满原野。他们觉得我的回答很可笑，但是又很满意。牢头说：“你完全可以杀你婶子，杀同学干吗？” “婶子力气大，不如同学好杀。” 牢头把另一只手伸出去，轻微摆动，像是提醒大家不要笑。“我开始还以为你是个东西。”他这样说完，大家才一个个弯下腰，捂着肚子念“力气大”、“不好杀”，跳来跳去，笑闹了很久。我决定像香港电影教育的那样，在长长的岁月里慢慢磨牙刷柄，等有一天它尖到足够杀人时，从牢头开始，逐个刺杀。这本是隐忍的事，但当我看见歪倒在地的尿桶，屈辱的泪水又冲出来。此时牢头正打着哈欠，往松弛的肚皮上抖毯子。我扔掉擦拭的毛巾，猛然提起尿桶，砸向他的头。他往下倒去。随后我像抓着巨石，不停地朝他仰起的脸砸去，几乎将它砸烂。 我觉得他死了，转过身来扫视那些瑟瑟发抖的狱友，叵耐牢头又伸手抓我裤腿。我听到他啐出一口血，说“来啊，来打死我”，我便又操起尿桶重击下去。他哦了一声，四肢摊开，沉稳地睡着了。“是他叫我打死他的。”我对着低呼的他们说。我觉得这样说很软弱，又咬牙切齿地补充：“杀死一个是死，杀死两个也是。”这些人便像明白了什么，不停地敲脸盆。看守所很快充满辟邪的声音，像菜市场一样热闹。 最终我被换到单间去了。 审讯人员提审我：“为什么要杀孔洁？” “我恨我的婶子。” “恨你的婶子，为什么要杀孔洁？” “我杀不了婶子，但我要让她知道我不是好惹的。” 从逻辑上说，这个理由很牵强，但还能成立。为了增强说服力，我交代我其实也想顺便强奸孔洁，同时把隔壁何老头儿也扯进来，编造出他和婶子大量残害我的事情，就像他们是勾搭已久的团伙。最后我说，我的婶子是一个有着农村思想、小农意识和市侩哲学的女人。他们眼睛亮了，看得出，原本松动的逻辑链因为这几个词一下变得坚实无比。我很满意。 事实证明，一个男人很难被杀死。在放风时，我看到牢头被搀扶着行走，脸又青又肿。他看见我，眼里露出有仇不能报的焦躁。我知道这不是装的，如不是有看守，他笃定愿意付出死刑的代价冲上来将我掐死。我斜视着他，抛了个媚眼。我想这对他的健康有害。 几天后，我被带进会议室。坐了好一会儿，门才被推开，一个戴老花镜、白发梳得分毫不乱的男子连续向检察人员鞠躬，谄媚地说“要得要得”，才走进来。这是一个很坏的印象。我意识到他是一个走狗。 他像早就认识我，客气地问他应该坐在哪里。我说这有什么关系吗？他说只是不想给我带来任何压力。他最终搬凳子坐到我对面。这时我才知道他说得对，他坐在这个位置，让我感觉整个身体落在他的眼神之下，很不舒服。但我什么也没说。 游戏Ⅱ “你可以放松点，”他说，“我既不是警察，也不是法官，不会在法律上制裁你，也不会对你作任何道德评判。我是一个六十四岁的老头儿，而你只有十九岁，但这并不影响我们之间的平等地位。我们可以交交心，我们能在这个特定的地方交心，是缘分。” 我接过他递来的名片，上边写着：市教育学会副会长、省家庭教育研究会研究员。 他看着我看它，说：“这只是一个普通身份。”然后从口袋里掏出香烟，问我是否也来一根。我默然接过，他凑过来点火。我想到在一部电影里，一个点火的人被囚犯用手铐勒住咽喉，成为人质。打火机老也打不着，他便一直耐心地打。我因此对他的印象好了起来。我觉得也许可以和他交流一下内心的真实想法。这个想法有着一种近乎数学的美，和由美带来的妥帖，它需要一个值得托付的知音来听。我觉得他只要听就可以了。 他从包内翻出一堆活页材料，蘸着口水翻，看见有红笔做过记录的，便抽出放在一边。他一直这样忙活着。我孤独地抽着烟。这是很久以来第一次抽烟，我不知道它的味道竟是这样的，有些粪气，我像喝了很多劣质啤酒，脑子晕晕沉沉。阳光这时从窗外大把射入，我在狱中曾无数次渴望它，现在却感觉身体又热又痒。 过了好一阵子，他才将材料在桌面上抖齐。他抬起头，嗯了一声，将左手五指拢在一起（就像要捏住一只蚊子），说：“你认为这件事是个别事件，还是社会普遍性事件？” “个别事件。” “嗯。它看起来是个别事件，但个别和普遍是对立统一的，普遍性寓于个别之中，个别又体现着普遍性。我们必须找出这里边的原因。” 我觉得对话关系被破坏了。他说得没错，但这是没有任何营养的正确。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到这个地方来显摆一下学问。他的声音像老绵羊，透露出让人温暖的阴柔，长相也和善，他本可以充当好一个聆听角色的。 他果然问到我五岁之前和谁一起生活。 “爷爷奶奶。” “你在他们身上得到了什么？” “爱。” “是什么形式的爱？” “溺爱。” “溺爱到什么程度？” 我信口开河，讲出许多感人故事，他捉笔快速记录。在我停止讲述的空隙里，他在材料上来回画线，就像在推算一道算术题。我看到他这样就像要得出答案了，便蔑视得不行。他只要稍微动动脑子，就知道一个人不可能对五岁前的时光存在过多记忆。此后我顺应他回溯了短短的一生，我何时回到父母身边，何时离开，如何在乡村、县城和省会之间转学，如何因为各种压力的增长、缠绕而走到临界点。 “离开以你为中心的生活环境，对你有利还是不利？” “弊大于利，因此我杀了孔洁。”我这样说完，他跟踪记录的笔也兴奋地蹦跳起来，最后重重戳在笔记本上。然后他站起来，像科学家配置出新药水，文学家写完代表作，陷入到创造的巨大喜悦当中。如不是警察阻拦，我想他会将我严严实实地抱住。最后他几乎是用了极大的痛苦才控制住这种喜悦，故作忧伤地说：“你啊，你就是典型的失宠王子。” “不，我是救世主。” 我对他掸掸手，心里交织着无尽的嫌恶和失望。 两天后，我被再次带进会议室，那里架着一台摄像机。我感到一种庄重的压力，就像自己站在高台之上，被风刮动衣襟，底下有成千上万人翘首以待。我将习惯塌着的腰身挺直，表现得既不颓丧，也不轻佻。我在刻苦表演一个完全不同的自己。 消解紧张局面的是对面的女记者。会议桌早已搬开，她和我之间没有任何阻隔，她留着烫起的短发，皮肤白皙，脸庞微胖而圆润，穿麻灰色西服、黑蓝色套裙，正倾着上身，将交叉并拢的十指落放于跷起的膝盖上，微笑着看我（就像微笑是作为器官长在嘴角一样）。她的头是抬着的，因此目光略微仰视于我。她的目光从不脱离我。 我像被施了魔咒，突然涌现出强烈的诉求冲动。我在等她的指示。她点了下头，说：“不要老想着镜头。” “嗯。”我甚至变得羞涩。她的牙齿洁白而整齐，语调缓和，像轻拂树叶的风，低沉而富有磁性，每个字都能让人清晰地感触到。她递给我一张当天的报纸。那位教育学会副会长在接受采访时认为有三个原因导致我杀人：一、家庭教育的失败；二、高考的压力；三、社会环境的不良影响。同时他认为应该用三句话来防范此类事件：一、了解和理解；二、细心和耐心；三、平等和对等。 她问：“你怎么看？” “放屁。”我已经揣摩到她的意思，她果然宽和地笑了。 “那么你认为主要原因是什么？” “排解，我想排解。” “排解什么？”她点点头，眼神放射出鼓励的火光，这让我更加迫不及待地往下说。我确实说了一句两句，但会议室突然闯进一位中年男子（就像一只陌生的雄狮悍然闯入我和一只母狮的领地）。他递上纸条，她看过，斜靠在椅子上，和走出去的他极为默契地对视一眼。这让我觉得她和我不再有什么关系。 我住了嘴。 “排解什么？”她忧心忡忡地问，并没有记住我刚才说的。 “没什么。”我说。 接下来我又说：“我一度觉得你像我表姐。” 她似乎很感兴趣，将头倾到前边来。我感到没有比这更虚伪的事了。我本来觉得她像表姐一样值得信赖，但现在却看出，她的一切真诚都只是技术层面上的。她在试图骗取我的答案。她每一步都是为着这个，甚至于连早上怎样化妆也是为着这个。一旦我交代完毕，她便会毅然决然地离开，与同事击掌相庆。 “接着刚才的说。”她说。 “没什么好说的。”我说。 场面因此陷入尴尬，这大概也是她没预料到的。随后为完成任务，她开始不着边际地发问：“寄居在别人家里是种什么感觉？” “我可以告诉你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并不总是充满火星。”这个回答几乎是我对她最后的仁慈了，但她没有把握住，她仓促地接着问：“为什么没有找到灭火器？” “灭火器？” “我指的是消除杀人冲动的灭火器。” “不存在灭火器。” “为什么？” “因为整个土壤都在燃烧，即使有灭火器也无关紧要。” “你就让火着得更大？” “我没有让它着得更大，是它必然会这么大。” 我们似懂非懂地说着，她似乎凑够了时间，撇下我，一个人对着镜头声情并茂地念纸条：灿烂的花季怒放的美丽 忽然间 变成如此的结局 我的心啊 是何等何等的痛惜 孩子 我不明白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听到 听到妈妈带血的哭泣 孩子 我感到痛惜 我真的 真的不明白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想哭。如果知道最终会有人写这么糟糕的诗，我宁可不杀人。 坐监 在这间无所事事即使有点事也会很快办完的狭小牢房里，我总是清晰地看着时间张大手臂走过来。 此后便没什么人来找我。我端着脚镣、手铐，像熊一样长时间待在牢房。有时坐久了，就觉得自己粘在阴凉的地上，成为建筑物的一部分。以前听说囚犯可以和一只蚂蚁玩一下午，最终能分辨出公母，但这里什么虫儿也没有。因此我总是将手放在裤裆，大约可以了，便抽送。精液流到手上，有鱼市的腥气。我将它们擦在脚板上，无尽灰凉。我知道这么做不是为了收获什么快乐，而仅仅只是无事可干。 我向看守索要魔方，被拒绝。我说这并不是什么过分的要求，他说：“我要是给你了，那关你还有什么意义？”他拉上小铁窗，我便猛敲它：“玩魔方跟关我有什么关系？”他没理我。等到下次送餐时我又重复这个问题，他说：“玩魔方就是你想要的生活，给了你，我们怎么惩罚你？”我想想也是。 此时让我耿耿于怀的倒不是窗外自由的天空，而是在青山被捕的时刻。那时我完全可以推倒刑警，夺路狂奔，捡起石头或菜刀伤害行人，如此便可被当场击毙。而现在我却不得不独自面对庞大的时间。人世间所有的事情，行路、劳动、战争、求欢，都是阻挡肉身与时间直接接触的屏障，但在我这里，在这间无所事事即使有点事也会很快办完的狭小牢房里，我总是清晰地看着时间张大手臂走过来。它孔武有力、无懈可击、无所不在，没有任何肉身都会有的情感；它既不会听你的求饶，也不看你的哀伤，它就像是不停砸下的泥石、不停涌来的浪潮，塞满整个房间，淹没你、凌迟你；它淹没你让你感到全身被重量重压时它是囫囵的，它凌迟你，让你感到每寸肌肤被刀锋掠过，它是凌厉的。它让你无法抵抗，让你极缓慢地死亡。一想到这里，我又想起爸爸，便热泪盈眶。 爸爸死前，所待的病室和这间牢房差不多，逼仄、阴暗、潮湿，地皮像一张鼠皮，散发着安静的恶臭。有一次他昏迷很久，悄然醒来，拉住我的手说：“我总感觉墙角坐着一位穿白袍的男人，好像认识，又好像不认识。他在吃着简单的一个苹果，或者说他在简单地吃着一个苹果。你听到他嘴里发出的吧唧声没有？他正背贴着墙，微闭着眼，一门心思，吃着吃不完的苹果。他好像在等待一个时机站起来，他站起来后会将果核扔到地上，用脚掌将它踩平。他在等待这个时机，你不知道这个时机是什么时机。” “他是死神。”他接下来说，“我想告诉你，死亡并不是闪电，并不是惊叹号，并不是一个瞬息到来、凶猛刺入的点。它是一个过程，一个所有器官排队失灵、一个热水袋变成霜的过程。没有比忍受它慢慢到来更痛苦的事。孩子啊，现在我最期待有个人躺在对面，和我一起死。但在人类史上很少有这种情况发生。我看到的都是健全的、生长的你们，你们故意皱着眉头，让眼泪流出来，实际上你们的骨头却是轻浮的，散发着活泼的气息，你们身上的每个细节无不像雨后春天的小树，生机勃勃。而我早已衰竭。你们来，只为加重这个事实。你们就像是将我锁进囚室，而自己在外边像幼儿园的小孩子那样欢快地围着圈嬉闹。你们嬉闹的笑声像巨大的铁砣从空中一遍遍压下来，将我压在地面上动弹不得。你们让我感到羞耻，我们相隔万里。你们滚吧，或者你们有把枪，将我毙掉吧。” 这个一生不遂的诗人叹息数声，最后几乎是厌恶地将我掸开。我走向门外，委屈得想喊，生、老、病、死，人啊人，全他妈是一种耻辱，没一样不是。可是等到妈妈一走进去，爸爸便滚进她的怀抱，没完没了地哭起来。妈妈可是连一句安慰话都不会说。 牢房生涯，起先我还会试图与外界同步，蘸地上的灰，在墙上画横杠记日子，后来就懒得记了。人都要死了，记有什么用？时间因此变得极其混沌，有时几天过去好像只一天，有时一天又变成无数天（就像玻璃在地上碎成无数块）；有时我渴望夜不要来，有时又渴望它早些来，尽管那时很可能已是黑夜。我开始无休止地做梦。有一次在梦里，我躺在床上，想爬起来去见一个人，却动弹不得。这个唯一的人被我挂念，也挂念我，我们彼此心无芥蒂，他却是没有面目，也没有名姓。我在世人里痛苦地排查，发现并无这样一个他。但当他擦着云层、树丛以及偶尔刺下的闪电，一路展翅飞来时，我却觉得再没有比他更熟悉的人了。他抖动身上的鳞片，抖出一地清水，说：“我梦到你，因此来看你。” “你是谁？” “我是你梦里的人。” “那我是谁？” “你是我梦里的人。” “你是否在这个世界存在？” “不存在。” “那我呢？” “你也不存在。” “但你掐我的手，我感觉到真实的疼。” “我们并不存在。” “我要死了。” “是我梦见你死的，我也可以梦见你不死。” “那你梦见我不死吧。” “都一样。” 醒来后，我觉得很好玩，又开始设想自己是一部作品里的人物。我想到一个作家微微驼背，坐到台灯前，在白纸上写下我的名字，然后以此为中心，添加衣着、居所、学校、街道、熟人、性格、事件、命运，编织出一张错综复杂的网。我则反过来编织他的一切。每当我想得快一点时，我就命令自己慢下来，因此最终细致到连他写作时听什么歌都想好了。他从曲库挑出几十首歌，一首首听，直到听到这首《银色喷泉》（Silver Springs）时，才感觉找到了写作的节奏。他写了几句，感觉并不爽利，因此大声朗读，一不合适，便似暴君般将之涂抹。直到他自己也觉得残忍了，才停下来，对自己说：“就这样，就这样吧，你要学会原谅自己。”如此，他斗胆往下写，好不容易来了灵感，正准备像投身大火那样任自己燃烧下去，朋友的电话来了。他想出很多下作的理由推阻，却是有越来越多的朋友窜进话筒指责他，因此他长嘶一声，气急败坏、仇深似海地去应酬。他虚与委蛇到深夜，终于逃回，稀罕的灵感却已跑得精光。他长久地坐在案前，试图唤回哪怕那么一点点，却什么也没有。因此他张开空空的双手，欲哭无泪，遗憾得像丢失了一片大海。他对纸中的我说：“我白天上班时，智力和体力本已损耗殆尽，回来后好不容易蓄积一点力量，又被那帮狐朋狗友搜刮一空。为什么你们就不能给我干净的一天？为什么？”<kbd>ｈtｔｐ://ｗｗｗ.９９ｌｉｂ?nｅｔ</kbd> 我说的却是：“你既已将半条命倾注于我，何苦又要将我弄死？” “你只有死才可以活得更久。” “那好，我现在就将你杀死，反正我已杀死一个了。” “不。即使你将我杀死，我也是不会出卖自己的原则的。”他鼓紧腮帮，张开的鼻孔不停冒出正义凛然的气息。我感到无比好笑，摸摸他的脑袋飞走了。 我依靠这样的互搏游戏，打发走不少时间。有时我想在我们人类背后，在那看不见的另一维度，存在一个久睡的人，他生产我们。我试图用性来否定这种繁殖程序，很快发觉性也是梦出来的，他说要有性，于是人类便有了性。有时我想人类早已灭亡，我们今天之浩大繁复，不过是明朝或宋代一个巫婆投放进镜中的幻象；有时具体而细微，我想我是十万个我之中的一个，我几乎能在每个码头碰见另一个自己，他们有的麻木地做着木匠，有的搭乘飞往圣保罗的飞机，有的跟着行刑队等着看热闹；有时我又想会有一位未来的子孙开来直升机，将我捎离肖申克，他说如果不将我带走，未来他就不会存在了。在飞机上他一直若有所思，飞到顶点时恍然大悟，他说：“其实我只需要带走你的精子就可以了。” 我就这样整日整夜躺在复杂而无限的线条里，兴奋到不吃不喝。谁要是此时打开牢房将我释放，我说不定还要大发雷霆呢。我会告诉他，到哪里去找这么安静的地方？不用工作不说，还白吃白喝。我是再也找不到一个地方比这里更适合思考人类和宇宙的了，然后我在连续失眠的尽头痛哭出声。我开始后悔没有在作案之前就想到这样的招数，如果那时便这样，我便能与人方便，与己方便，无毒无害地度过整个人生。可是很快我又想，我现在之所以如此自足，也是因为我明白自己总是要死的，而且被管制得无处可去。 后来看守出于同情给了我一张报纸。他本来给的是一整张，又取回去，只撕下巴掌大那么一块给我。他嘿嘿笑着，得意洋洋地走了。但有这巴掌大就够了，我看到了一个绝妙的故事《一起爆炸案》：一天，汤姆点亮火柴，想看看汽油桶里还有没有汽油。有。 我围绕这句话想出一部远至猿人的汤姆家族史，我为这起家族灭门事件找到了一条隐藏于中世纪的导火索。我很感谢看守，他等于是给了我一口源源不断的甘泉。 判决Ⅰ 她找到我，坐下，低头一言不发， 就像她才是真的犯人。 我曾想这世上还有谁会惦念我，妈妈也许是唯一一个。我想她应该来看我，等了很久没等到，便想她已嫁至远方，忘记此事了。但在某天，看守却说她来了。我不想见，他说哪怕是透透风也好啊，我便由他拉着，叮叮当当地去了。 会见室屋顶很高，一块又长又厚的玻璃墙将囚犯隔离在狭长的这边。那边大门忽然拉开时，自由的人们张开双手，跌跌撞撞，像是从遥远的冰川拥来。妈妈愚蠢地跟在后头，双手撇在腿后，脑袋摇晃着，好像在说“不，不，不要打我”。我几乎不想见她了。 她找到我，坐下，将装着半个包子的塑料袋捉在膝间，低头一言不发，就像她才是真的犯人。我嗤了一声。此时大厅像候车室，声音此起彼伏，互相穿透，一起飘荡至半空，嗡嗡一片。妈妈几次欲言又止，我便说：“有什么快说吧。”她猛然打抖，抬起头。 “不说你来干吗？” 她展开手掌，偏过头让我看，眼泪汩汩而出。那里结满老茧，像石头一样又脏又硬，还沾着一根短小的草。“我去烧香拜佛了。”她说。 “有什么用？” 她又不说了，只是抬手臂擦泪。我说：“不卫生。”她便扯下头巾，这下我便看见她满头的白发，不久前那里还只有一两根白丝。“怎么搞的？”我问。 “一夜间急的。” 这大约是我的人生里最温情的一刻。我试图将手指从对话的小孔伸出去，未遂，便说：“你以后多照顾自己，找一个老公，想吃就吃，想喝就喝。你听我的。”她却是一个劲儿地摇头。不一会儿看守走来，她想起什么，匆匆说：“你要好好听话，认真交代，服从管教。”然后被领走了。准确地说，是她将人领走了。她匆匆消失在大厅，带走那半个包子。她就这样走了。她真不是个妈。 法院送来起诉书副本时，我才知自己坐了将近四个月的监。他们说：“如果你不请律师，我们会给你指定一个。”我说：“我要是不要呢？” “一般说都要一个。” 我说那好吧。他们又问我有没有证据或证人需要列举，我说没有。不久律师来了，问了同样的问题，然后不停地接电话，没多久便走了。 审判日来临时，他们解下脚镣，将我押出看守所。我一下感觉脚步轻盈，人控制不住要飞到天上。看守所门口挂着白底黑字的招牌，铁门的门框上方安着琉璃瓦，四周是灰白色砖墙，墙内伸出无数白杨和一间瞭望哨，一名武警端着冲锋枪在哨上踱来踱去。我看到这些，也看到上午的阳光极其充足，天空深邃，像将碎的蓝色瓷瓶。我想唯在此时，它方显如此之辉煌。 妈妈躲在远处树后，不时偷窥。囚车开过时，我喊妈妈、妈妈，很快明白她听不见，倒是看见她面色惊恐，眼神痴愣，完全被镇压了。那悲哀的场景就像一个人看见自己的双手双腿被别人割下，用板车拖跑了。 到达中院后，两名法警将我带入一间小屋，端坐一旁，喉咙发出吞咽声。隔壁想来是大厅，有脚步的沙沙声，不一会儿静下来，有人规规矩矩念了一通规则，隆重地请公诉人、辩护人、审判长、审判员入席。那审判长敲下槌子，说：“传被告人到庭。”这边铁门便猛然拉开，法警架着我的胳膊，风一般蹿到被告席，看起来就像我的精神垮掉了。我站定后，挥舞手铐，以示不满。我的律师请求解除我的手铐，遭到公诉人强烈反对，他认为我极具危险性。 旁听席坐了不到十人，他们好像仍对我感到好奇，只有一位女子眼神狠毒。她穿黑裙，肩膀上搭条暗花巾，臂缠黑纱——整个人就像一只瘦长的乌鸦。可能因为上了年纪，她的皮肤松弛，挂在脸上，就像挂了一挂黑黄的面条。她此时紧抿嘴唇，巨大的鼻翼不停地扇开，又像一只壶盖随时要被冲开。我很奇怪这么丑的女人怎么会生下孔洁。钱钟书说，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在审理前，审判长问了一堆毫无意义的问题。比如我的姓名、出生日期、民族，我是否受过法律处分，什么时候收到起诉书副本，然后他说因为涉及被害人的隐私，案件不公开审理。我想人都死了，还要什么隐私？他又念出一通名单，被念到的有的站起身，有的点头嗯一声，他在告诉我享有什么权利后，问我需不需要谁回避，我说：“需要，全部都回避。”他说：“有什么理由吗？”我想不出来，就说：“好吧，不需要了。” 按照程序，公诉人站起来将起诉书逐字逐句读了一遍。有时为突出效果，他会在关键的话语上提高声音，就像往锅里添加味精，但从整体上看他是利索的。接着是孔洁的母亲走上前宣读一份附带民事诉状。她捧着纸的手不停地发抖，有些话读错了，便从头读过。她要求我赔偿三十二万元。从我的理解看，得到一笔钱和这种事是冲突的，人们会怀疑她是不是借女儿的死亡敛财——至少它对复仇的纯粹性造成了一定损害。她似乎清楚这点，念完补充道：“我就是想用这个来将你整破产，三十二万我一分钱不得，可以全捐了。”我还有什么破产不破产的。 审判长问我有什么说的。我说：“要说什么？” “就是刚才宣读的起诉书，你有什么意见？” “没有，完全属实。” 判决Ⅱ 我的律师轻敲着桌子，好像觉得我不争取，但他也没说什么。审判长示意公诉人问话，后者与我核对多处细节，说：“再没什么问的，事实如此清楚。”审判长不小心看了眼孔母，她好像得到准许，气势汹汹地站起来，咆哮道：“你为什么杀我女儿？”我将头仰起来，拒不回答，她便全身哆嗦，声响大得像是狂风吹过薄铁片，然后她又哼哼着坐了回去。法庭暂时冷场，穿制服的人们交头接耳，我觉得总要有个人说话，便举手。律师终于意识到他还是我的人，便提醒审判长。审判长说请讲。 “我能坐会儿吗？”我说。整个旁听席骚动起来，好像这是多么大的罪过。审判长敲了一下槌子，却并不回答问题。我不知道是可，还是不可，直到我觉得自己反正是要死的，才一屁股坐下去。大家却不再在乎，因为公诉人把法医请来了。这是个年岁很大的女人，穿白大褂，五官长得像死去的树根。她本应冷静地宣读鉴定结论，比如孔洁全身遭受多处刀伤，致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但她老泪纵横，左一个孩子右一个孩子，将事情渲染得不行。她说到处是血，地上、墙上、门上、窗户上，都是，触目惊心，特别是还将她放进洗衣机里，“头朝下啊，就那么放着，血足足流了半洗衣桶。”我看见刚才还一边抹泪一边隆重点头的孔洁妈妈昏厥过去了。 上午的审理因此结束。下午继续审理时，孔洁的母亲被一干人拉拉扯扯，但她还是挣脱着进来，坐于原位。她恶狠狠地看着我，看了好一会儿，猛然朝地上吐出一口痰。我也朝她吐了一口，她便将脑袋偏过去。 下午先出场的是办案民警。公诉人问：“你们是什么时候赶到现场的？”民警答次日早上。孔洁妈妈忽然站起来，指着他说：“那你们是什么时候接到报案的？” “我接到出警通知是次日早上。” “我问你们是什么时候接到报案的？” “这个我不清楚。” “不清楚？哼，我告诉你，案发当天傍晚我就报警了。”审判长敲槌子，试图打断她，她却是用更高的声音往下说，“今天我必须说，我当晚六点就报案，但是他们叫我二十四小时后再来报案，还说这种事百分之九十九都是第二天一早就回来了的。我说我女儿一向很乖，从不乱跑。他们就说：‘你有完没完，你知道我们一天得处理多少案子吗？你知道我们警力总共有多少吗？你这不是无理取闹吗？’我问你，这是不是你们说的？你们还说：‘你也别以为是我们不接受报警，这个是法律有规定的，法律规定我们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 这个女人擤了下鼻子，将鼻涕擦在衣袖上，接着说：“今天我就问在座诸位，法律到底有没有这一条？你们都是懂法的，你们告诉我，法律有没有这一条？”审判长抬手让公诉人继续问，她又抢白：“我相信你们。我去学校找老师，老师比你们好多了，她翻电话簿，帮我向女儿的同学打电话。其中有一个姓苏的，追过我女儿，但他手机关机。我们一整夜都在找他，等找到时，天已亮了，是这个杀千刀的。”说到这里，她用手指遥远地戳我，“是他婶子回家了，看到一地的血，才报了警。可怜我女儿早死了。” 说到这里，她好像还只是刚刚获知这不幸的消息一样，惊愕了一下，才猛然啼哭起来。大家面面相觑，不知道该怎么办，直到她的亲戚看着实在不像话，将她拉回座位遮挡住。叵耐她又尖叫道：“这事永远没完，我要给书记给市长写信。我就不信没有公道。”审判长赶紧敲下槌子。这一幕让我很吃惊，就好像整个事情归根结底还是错在民警，跟我无关。我很难过，甚至想帮着她上去骂几句民警。公诉人此后草草问上几句，让民警灰溜溜地退堂了。我的律师压根儿也没想问他。 我的婶子本应出庭，但公诉人只是宣读了一份对她的询问笔录。往下是两个哨兵先后出庭。他们的脸涨得通红，看到我时眼里闪着狼一样的寒光，显得又委屈又愤怒。他们一定在接受内部审查时说：“我怎么知道他会杀人呢？”但谁会听他们的？他们的领导一定捶打着桌子说：“谁告诉你的？谁告诉你站岗就是为了做做样子？” 前一个哨兵承认有位女生进了院落，后一个则说完全不清楚。公诉人问：“你们换岗的时间是不是下午三点？”他们都回答是。公诉人指着我说：“我认为这是一起有预谋的犯罪行为。”我站起来响应：“我没说不是。”我的律师长嘶一声，装作很痛苦地倒在座位上。 在辨认弹簧刀等证物后，当天的庭审告结。法警将要带离我时，孔母冲上来，狰狞地抓我的脸。她的亲属匆匆跟上，借劝解之机也拧了我好几把。法警紧紧揪住我的胳膊，要不是我自己朝前走，他们想必也不知道将我带走。我边走边回头，看见孔洁的母亲像个淘气的孩子一样弹着腿，身体往下倒，不停地干号：“女儿，我的女儿啊。”周围人赶紧去扶她，她却是撒泼得更厉害。整个事情进行得像是一种仪式。她可能觉得非如此不可，不如此便不配当一个母亲。但我相信这不是纯粹的痛苦，纯粹的痛苦只有在空间只剩下她和女儿的遗照时才会出现。那时她欲哭无泪，空虚得就像五脏六腑被掏空了。 此案未经数日，便审结了。律师建议做司法精神鉴定，公诉人认为我有杀人计划，杀人后逃走，符合正常人的逻辑。审判长支持了这一说法。他又问我有什么要说的，我说没有。 数天后，我再次被带到法庭。所有人跟着审判长站起来，听他抑扬顿挫地宣读。很长时间内，我都像在生词的河流里游泳，一句话也听不懂，在我以为快要结束时，审判长又蘸着口水翻出下一页，因此我说：“直接念最后一句吧。”审判长顿住，眼镜掉在鼻梁上。法警猛然踢了我的腓骨一下。最后审判长念道：“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话音刚落，法警又使劲踢了我腓骨一下，我便展现出瘫软的模样。 我心想这就走了，他却是又念：“对于被害人家属提出的附带民事诉讼，法院考虑到被告人无经济来源和可供赔偿财产，确无赔偿能力，判令免予赔偿。”我分明能感觉身后有个人重重地倒在座位上。我觉得法院与其说是在宣判我，不如说是在宣判她，法院挺对不起她的。我有些后悔杀她女儿，但如果我谋杀的不是这样一个不允许谋杀的人，谋杀又有何意义？ 上诉 就像小说里的某人， 准备去海里溺死，却在海滩遇见故交，被无休止的应酬绑架了。 两日后，妈妈来了。她还是尽量绕着人走，但当有人蹭到她时，她便说：“好了，我儿子也死了，我谁也不欠。”她看到我，从包里取出各式饮料和一大包烤翅，“孩子你说得对，赚钱就是为了吃。”但她无法将它们塞过来。她像到饭店消费一样招手，来了一位看守，她对他说：“将这些给我儿子。” “对不起，所有寄送物品都需要统一登记。” “麻烦你帮我去登记一下。” “需要你自己去。” 她委屈地将烤翅塞进包里：“你要想吃燕窝熊掌，妈也去办。妈没有你，多少钱也没用了。” “省着点吧，你还要生活，还要找老公，收养小孩。”我说得绝情，但除此之外我能说什么呢？妈妈的眼泪像喷泉般飞溅而出，这是我头一次见人这样哭。她偏过头，说：“我一定把你捞出来。” “不可能。” “我不相信。” 我不再说什么。我觉得她是条牛，我没想到就是这个把月的时间她变得如此固执，可能这是她多年来第一次自信自己占据了道理吧。“你等着。”她说，提起包大踏步走了，走上五六米，转过身又说，“你看你瘦得可怜。” 没过两天，妈妈又来了，陪同的是一位秃顶矮个律师。妈妈说：“我不懂，你跟我孩子说。”他便说：“是这样的，我们想替你向省高院提起上诉，但需要征得你的同意。” “我不上诉。” “这是你的权利，干吗不享受？” “我知道。” “我姓李，大家都知道李律师曾经将三个人从死亡线上拉回来过。” “我知道，但是没必要。” 妈妈的手一直在捶打玻璃，听到这里忽而头也撞过来。我看见她的眼睛、鼻子、口腔极其扭曲地抽回去，又冲过来。“我只需要你的配合。”她吼道。我马上点头，“好，好。”可一回牢房我就后悔了，就像小说里的某人，准备去海里溺死，却在海滩遇见故交，被无休止的应酬绑架了。但我不能对妈妈说我想死，我说不出口。 此后律师和母亲总是风尘仆仆地来，又风尘仆仆地去，连寒暄的工夫也省了。就像我是皇帝，他们是忠心耿耿的臣仆。有一天，律师取出一份五年前由A县人民医院开具的诊断证明书，上边称我颅脑外伤，伴有阵头痛，有癔症、神经官能症表现。我表示没这回事。“你看，连医生的证明都有。”律师取出与主治医生的谈话笔录，上边写着：问：这个诊断书是不是你写的？ 答：是我写的。 问：属实？ 答：是我签的字。 我说：“我没有在人民医院看过病。”他恼恨地用手指敲案台。我便明白了。“现在开始，你给我听着，你只需回答是还是不是。”他说。然后我就什么都答是。这样我就拥有了需要主动记忆的历史。律师看起来很满意，不过走前还是问：“你能说出你为什么被送到医院么？”我张口结舌。他便恨铁不成钢地说：“是寒假路过夜宵摊时被人用砖头敲了。” “是这样的。” “你要记得发生在你身上的创伤。” 说实在的，这是个死局，我不相信会有什么奇迹，但律师却开列出整整五条突围路线，好像死倒是最不可能的事。其一，寻求司法精神鉴定；其二，将部分责任分摊至社会；其三，改年龄；其四，死咬没有强奸意图；其五，强调有自首情节。 “我没有自首。”我说。 “你有，”律师斩钉截铁地说，“被捕时是你主动找到警察的；被捕前你曾用三张人民币抓阄，其中有一条便是自首，说明你有自首意图；还有，你曾主动打电话给副班长李勇，汇报行踪，对你这种年龄的人来说，班长、副班长就是最大的组织，你是在向组织忏悔。” “是我不想玩了。” “不想玩了就是自首。” 又过了些时日，妈妈脚步轻快，挥舞着手臂，欢天喜地而来，就像手里捏着释放通知书一样。律师说：“你应该感谢你妈，我从未见过这么执著的母亲。” 我问：“怎么了？” 律师说：“孔妈妈答应为你求情了。” 我说：“怎么可能？” 律师说：“你妈答应赔她七十万。” 我说：“哪儿来的七十万？” 妈妈说：“我有存款，把店铺、房子卖了，就凑齐了。” 律师说：“你妈其实还借贷了二十万。” 我说：“钱都给出去了？” 律师说：“还没完全给出去，目前只有一部分保管在孔洁的舅舅那里，毕竟还没亲口答应。” 我说：“她怎么可能答应呢？我杀了她女儿，她还替我求情？” 妈妈说：“她一开始也不答应。我说，我是一个单身母亲，你也是，我们都只有一个孩子。如果我儿子死能换回你女儿的性命，我宁可他去死，但现在他就是死了，洁洁也回不来了。你不如看在我们都是孤寡女人的面子上，放他一条生路。” 律师说：“我说，你抚养女儿很不容易，眼看就成材了，无论怎么说都是我们这边的错。但错既已铸成，事实既已发生，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从积极的角度去考虑。如果你能从人类罕见而高贵的精神出发，出面为他求情，你就是救了两条命，你既救了这位女士，也救了她的儿子。我想他们也会尽全力来补偿你、报答你，他们终生都会感激你的恩德。” 我说：“她就这样答应了？” 律师说：“不，她让人将你妈打了一顿。你妈一直跪着磕头，恳求对方说个价。孔妈妈并不理睬，后来还是她亲戚看不下去，过来扶你妈。你妈不起来，她便出来往你妈头上吐痰。”妈妈将头低下去。律师接着说：“你妈妈就自己说钱，三十万不行加到五十万，还不行，又加到七十万。你妈不是一万一万往上加，而是二十万二十万地往上加。对方还没反应，你妈长叹一声，说儿啊，便口吐白沫，昏迷不醒。就是这样，孔妈妈才说，你叫我以后怎么做人啊。” 妈妈说：“我也不知道她是不是答应了。” 律师说：“话说到这份上，就是答应了。现在我们需要你做的是在法庭上忏悔。” 庭辩 时间重新变得宽广无际， 像可怕的白内障，因此我咬破左手腕。 五个月之后，二审由高院主持，在原法庭举行。让我感到好受一点的是，不会再有三审了。我已经腻味在牢房玩迷宫游戏了，我就是我，不是什么虚构人物。时间重新变得宽广无际，像可怕的白内障，因此我咬破了左手腕。 这事后来被检察官演绎为畏罪自杀。 检察官在看守所提审我时我便认出他来，当然他不会认得我。他肩宽极窄，身躯长得像一根扁担。如今他正坐在法庭上跷着二郎腿，不时翻阅一下案卷，寻找着要点。提审时我就知他态度极不认真，但又有着近乎愚蠢的自信。他现在想临时抱抱佛脚，却抵挡不住连打三个哈欠。他应该整晚都在喝酒、玩骰子、搂抱女人，现在满耳朵还是KtV的声音。 我的律师陈述上诉理由后，请求法庭出示法医鉴定结论。那个爱哭的女法医被招来，在律师的逼问之下，她坦承没有提取到精液等物证。“没有并不代表没有强奸意图。”她强调道。无疑她的说法是欠妥的。律师说：“在对方已是囊中之物的情况下，我的当事人如果有强奸意图，就会强奸，就会留下痕迹。我想问，被害人到死是不是还是处女膜完整？” “是。”法医回答。检察官说：“可是一审时被告人承认有，最终判决定性也是强奸未遂。” “审判工作应该重证据轻口供。设想下，一个体重六十二公斤的青年男子，在面对手无寸铁的只有三十九公斤的被害人时，怎么可能会强奸未遂？” “法律不允许假设，这需要问被告人自己。”检察官说完就明白自己错了。我果然站起来说：“我没有任何强奸的意愿，也没有实施过任何强奸行为。”法庭一片哗然，他们想我果然翻供了。我的律师装作沉静地坐下去，心里一定可美了。 “那你为什么在公安机关讯问你时交代有强奸行为？”审判长问。我没有回答。检察官立刻站起来：“我想问被告人，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自己没有强奸意愿？”我觉得他有些气急败坏，这种问题也傻得可以。我的律师说：“我抗议这种有罪推定的举证方式。”但我还是抬起手铐说：“在孔洁来我家前不久，我已手淫过：我消除了与对方发生性关系的念头。” “你有证据吗？”检察官说。 “没有。但是你们可以从法医鉴定结论里看到。” “这并不意味你没有这个想法。” “对不起，我没这个想法，有的话完全可以办到。” “你不想？”检察官说出这种话来简直不成体统。 “我想，但我不打算这么干。” “为什么？” “为了一种纯粹。” “什么纯粹？” “我杀她就是杀她，不想给这件事夹带任何杂质。” 我的律师及时接口道：“这说明即使是显见的恶里也隐藏了某种原则的东西。”接下来他宣读了一份声明，这份声明由A县四百余名邻居、熟人、同学联合签名。他们以人格担保我尊老爱幼、为人老实，呼吁法庭从轻处理。律师试图一一读出名字，结果被审判长打断。他抖动着纸张，十分遗憾，意思是如此强大的民意最终只被体现成了区区几张纸。我想他和妈妈一定带了很多的糖果、红包去找这些人，他们起先不签，律师自己躲着签了几十个，他们便敢了，不但自己签，还招呼亲友们都来签。 律师往下又宣读来自我婶子的声明。她反思自己有着本地人的优越感，武断、粗暴，未顾及我尚处于青春期的事实，不自觉中完成了对我的摧残。声明还列举出二十条歧视事实，包括将五元钱故意放桌上看我偷不偷、我只能吃剩饭，等等。律师读完，走过来，眉头紧锁，眼神如炬，就像从不认识我那样，凶狠地说：“下边我问你的问题，希望你如实回答。” “好。” “你保证。” “我保证。” “你想杀的是不是你的婶子？” “可以这么说。” “是不是？” “是。”我抬高声音回答。 “我反对这种诱导式提问。”检察官说。审判长让律师注意，但律师已陷入到激情当中，他将一只手插进兜里，低着头走了几步，猛然问：“为什么想杀她？” “因为歧视。” “什么歧视？” “一个土著对外地人的歧视，所有的、无处不在的歧视。” “面对这种歧视，你是什么感觉？” “我感觉自己是贼，每天被扒光了衣服。” “你是不是想哭？” 我抬头看了看他，感到莫名其妙。他在那里跟我不停地使眼色呢。接着他又问：“你能再细致一点形容这种痛苦么？”我不知道怎么回答，索性低下头，沉默起来。可能我还摇了摇头。我的律师就以这个动作为证据，说：“你们看看，这种耻辱深重到羞于启齿。” 接着他猛然问：“最后你为什么杀的不是她？” 我想我选择不杀，是因为她不值得一杀。律师见我没有回答，便说：“因为你杀不过强大的她，但是为了震慑对方，你杀了一个同学。你想告诉她，你绝不是好欺负的。这就是你幼稚得可笑的报复。”检察官拍桌子，大叫强词夺理，审判长也连续敲槌子。而律师已完全进入演说的境界，他将手再次插进裤兜，快步走到旁听席，缓缓俯视每一个人。等到所有人都展现出愕然的表情时，他举起手中的那支笔，像是把字一个个点出来那样点着：“你们都是有罪的。” 接着他说：“你们给他高考压力，给他地域歧视，给他白眼，给他孤独，给他外乡人的身份，给他农业户口的待遇，给他奴隶般的命运。你们将他制造为一个委屈的贱民，你们从来不曾关心他哪怕半点，相反你们觉得是他侵入了你们正常安定的生活，觉得他就应该接受这样的现实——你们对此毫无愧疚，对吧？当然，也可以想象，你们现在一个个也不肯原谅他。我现在只问一句，同样是生命，请问是谁让你们堂而皇之地坐在这里？你们坐得安心吗？”说完，他似乎也被自己的言语震慑住了，愕然坐倒在椅子上。 检察官为着不甘示弱，也站起来说：“即使我同意你的观点，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将被告人的婶子吊起来处死？是不是应该将我们所有人都拉出去枪毙？是不是应该当庭释放他？你们同不同意？” “我同意，”我的律师声音沙哑，但态度明确，“完全同意。” “你同意，我不同意。何况我一点也不觉得情况就像你说的那样。如果被告人仅仅是为了震慑她的婶子，他可以杀死她的一只猫一只狗，犯不着绕这么大的圈子。即使他要通过杀死一名女同学来实现这个目的，他只要将被害人杀死便可，为何还要再补三十七刀？为何还要将她倒放在洗衣机内？你们觉得这是为什么？”他停顿下来，让大家有足够的时间将事情在我和孔洁之间联系起来，然后他伸出干瘦修长的食指，像枪一样戳着我。我偏过脑袋，那晃荡的指尖便重新将我瞄准，就像我逃无可逃。他说：“仇恨！这是基于仇恨的残忍！他如此残忍，完全是因为他仇恨孔洁！只有这一种可能！” 随后他问我是不是追过孔洁，我说没有，他复问我是不是遭受过对方的拒绝，我说没有。他对我的回答很满意，他觉得我要是回答是那就不是一个罪犯了。然后他自己发挥，讲出一通弗洛伊德、荣格、自卑型人格、皇帝女儿、丑陋的情欲之类的东西。看得出为这演说，他已准备了一堆格言，想急切引用出来，同时又想发言像瀑布般通畅，因此数度梗阻，需要看一眼笔记本。但每次梗阻都会带来新一轮的咆哮。他终于说完时，也像大病初愈般，毫无元气地躺在椅子上。 应检察官的强烈要求，我的婶子最终还是出庭了。她走进来时，刚走几步腿就硬了，迈不动，好像她才是受审人。好不容易走到证人席，她便低下头，脑门渗出一层亮晶晶的汗。检察官请她复述案发现场的情形，她哆哆嗦嗦说了。她现在明明是害怕法庭这样的场合，大家听她讲时，却觉得她仍然在害怕当时看见的。 检察官问：“辩护人说是因为你的歧视才导致凶案。你承认么？”婶子那巨象般的身躯便发生要命的震颤（就像大厦将倾）。“不是。”她就这样背叛了律师和妈妈对她的苦苦游说。 “到底是不是？” “不关我的事。” “那你有没有歧视你的侄子？” “不能说是歧视。” “那是什么？” “他们也要讲点良心，他妈妈将他委托给我，我当然有责任好好带。为了不影响他高考复习，我自己都搬出去住了。他在这里还长了十斤肉。你问他自己是不是。” 我的律师正准备起来发言，我举手了。审判长示意我说，我便说：“婶子，我只想问你，你的玉佛哪里来的？” “什么玉佛？” “粘在保险柜底下的玉佛。” “那不是什么玉佛。” “那是。你和叔叔这些年到底收了多少礼啊？” 这个女人目瞪口呆，猛然像演戏一样挥舞着双手向地上瘫软下去，几个人冲过来将她抬出去。我心想现在没有谁比她更心疼的了。我把这话说出来，她就不敢提出赔偿了，即使有赔偿，那赔偿的价钱也和她自己拿出去卖不一样。也许我妈妈早赔给她了。不过没关系，我现在也总算让她得到她应得的。 随后出庭的是邻居何老头儿。他大概很久没有到过这种大场合，整个人跃跃欲试。事情本只有五分，他添油加醋地讲，便有十分。他讲完自己看到的现场，又胡诌出我平时干了很多坏事，“可以说坏事都被他干完了。”他说完抿着嘴唇，以一种政府的态度蔑视着我，而我觉得他不过是一堆腐臭。我说：“你打了我。” “我没有。” “你打过我。你掐着我的脖子，一直骂我，还打了我一耳光。你摧残了我的心灵。” “胡说。” “你打了就是打了。”我觉得很好玩。他果然找不到说理处，握紧拳头。我接着说：“你的狗死了吗？”他猛然一惊。“是我下的鼠药。”我说完，老头儿脑门充血，嘴里大骂：“你他妈还是人不是人，连条狗都不放过。”我的律师连续叹气，也许他觉得我太幼稚，而检察官则面露微笑。没什么比这更能证明一个杀人犯的凶残成性的了。 此后民警出庭，他强调不少江湖大佬被抓到时都瘫软了，而且要求见父母妻儿，唯有我神情冷漠、若无其事，“这么大的事情，就是要求吃一口麦当劳。” “是肯德基。”我说。 告白Ⅰ 我作为一个身体年轻而心灵衰竭的人，所遭遇的现实。 此后，我的律师一提交情有可原的说法，检察官便站起来表达罪无可赦的观点。就像天平往左倾斜一点，他就势必往右边增加点重量。律师决定转移战场。他出示一份按有接生婆手印的出生证明，声称我不满十八周岁。检察官认为应提起调查，包括户籍档案、学籍档案、邻人证言以及我妈妈在十八年前的活动都应该调查。他说这不是一件难以解决的事情。同时他提醒律师，引诱证人作伪证会被判处徒刑。 我的律师又陈述我有三层自首情节。检察官表示不能采信，因为我自始至终都未表现出任何悔意。律师眯眼看我，意思这不是他一个人的事，但我觉得现场表演一段忏悔，并不符合自己的意愿。检察官问：“你是不是到现在也不感到忏悔？”这个问题甚至是在帮我，但我偏过脑袋。我没有回答不是，也没有回答是。我本想回答是。 “你为什么主动找到抓捕的民警？”我的律师问。我仍然偏过脑袋。审判长提醒我有必要回答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觉得还是应该说出真相：“因为我感觉他们的追捕不行。”律师感觉到背叛，十分气恼，急急申请对我进行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在此之前他借着走过被告席之机，敲了一下桌子。 他出示五年前A县人民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书，详细解释癔症、神经官能症的学理，并引经据典，论证精神疾病司法鉴定的必要性。他认为一审法庭对我提出的鉴定要求没有足够重视，现在调查核实这份诊断书符合取证全面客观的原则。同时他拿出报纸，上边有两位政法大学教授表态支持鉴定，他们说：“法官办这种案子应办成铁案，判死刑后再去做鉴定，就晚了。”检察官冷笑着，取出小梳子，用手掌护着梳理本已完好的发型。他当然觉得这是所有被告人都会采用的一招。后来他指着我对大家说：“他有没有一点精神病的表现？”又问我：“你是不是精神病？” “我当然不是。”我感觉所有人都很吃惊。 “你怎么知道你不是精神病？”我的律师愤怒地站起来。 “有没有我自己还不清楚？” “每个精神病都会这么说，你这就是有病的表现。”律师青筋暴突，狂敲桌子，旁听席爆发出一阵笑声。 “那你需不需要作鉴定？”审判长问。 “不需要。”我说。我的律师将公文包摔在桌子上，几乎要走掉。不过出于对自身荣誉的尊重，他还是建议法庭将孔洁的妈妈请来。做完这一切，他楚楚可怜地看了我一眼，就像身处绝境的人发出最后一丝恳求。而我早想终止这场游戏，我感觉法庭上的我已不是我，他只是供大家维护自己谎言的工具而已。 孔洁的妈妈依旧穿着黑长裙，但是扎了一条蓝围巾。那是孔洁留下的。她压抑着委屈，宣读一份《一位母亲为了另外一位母亲所提出的求情书》。大家皱着眉头，表情庄重，一动不动地注视她。她今天的发挥不错，语调、感情以及克制力，浑然天成。我想这是因为我的律师替她拟定了演讲稿，她可以从中找到一些共鸣（而不是像她自己那样乱号乱叫）。律师像词曲作者看着舞台上的歌唱家那样，不时跟着话语敲动指头，不少人伸手擦眼泪。 但我中止了她的演出。我插进话：“这是一场交易。”我看到纸张像白鹤般从她手中飞走，接着那瘦高庄严的身躯开始抖动。她眼睛闭了一下，又张开，然后直挺挺地向后倒去。人们赶快冲过去扶她，她已口吐白沫，全身可怕地抽搐起来，就像一个癫痫病人那样。法庭嘈杂得像菜市场，大家蠢蠢欲动，在焦急地寻找一句话。最终他们同时找到了，他们喊：杀死他！ 杀死他！杀死他！ 杀死他！杀死他！杀死他！ 我抬起头看天花板，接着扫视法庭，它狭小得像剧院包厢，一群遥远的人正站着挥舞拳头，剩下的是空荡荡的黄色座椅和暗青色的栏杆。在边墙之上，缀着一盏西式灯座，那里一直亮着微弱的灯光，一直没人关。总有一天，这里什么人也没有，只剩尘埃飞舞。 “杀死我。”我回到现实中来。我觉得自己的眼神十分真诚。这时我的律师已将文件塞入包里，完全成为旁观者，而检察官长久地陷入诧异和震撼当中，不过他最终还是拿出一份报告，声情并茂地读。我听到这样一些词：穷凶极恶、丧尽天良、无视国法、草菅人命、手段极其残忍、后果极其严重、社会危害极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他读完以后，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掌声持续很久，倏忽之间又彻底消失了，大家和我一样感觉到一种难以名状的落寞。 审判长问我有什么说的，我说：“我想告诉检察官，当我买到弹簧刀时曾在路上见过他，我想过要杀死他。只是我计划已定，才放过了他。”他看起来很糊涂，禁不住看了一眼自己。这时法庭上突然爆发出狮子式的咆哮：“你为什么独独要杀我女儿？” 告白Ⅱ “我必须杀一个人。” “你可以杀贪官、杀坏人，为什么独独杀我女儿？” “因为她值得杀。” “为什么这么说？”审判长问。 “因为她漂亮、善良、有才华、前途无量，同时身世可怜，早早失去父亲。她是你们的心肝肉。” “畜生！”检察官说。 “这样做是出于仇恨吗？”审判长问。 “不，是为了造成社会反响。我看过报纸杂志，知道一件凶案之所以受到重视，只因为事主是大学生、儿童或者年轻女性。一个长相丑陋的女性被害，往往被报道为花季女子、妙龄女子、美丽女子或者是善良女子。一个普通的女性尚且如此，像孔洁这样接近完美的女性就更会被渲染了——我怕你们渲染得不够，还捅了三十七刀。我选择孔洁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她既轻信别人，又不懂得反抗，最重要的是，她活在你们内心的最高处。我当着你们的面将瓷器一般的她摔碎了，你们便会涌现出空前巨大的同情及仇恨。你们咬牙切齿，恨不能将我五马分尸、凌迟处死。” “你毁坏她，就是为了出名？”检察官说。 “不。我仅仅是为了让你们在追捕时有力度一点。我杀掉你们不允许杀的人，你们便会调动所有力量和潜能，甚至是发动全社会来追捕我。但是你们最终没有办到，你们越来越懈怠，因此我投案自首。” “你是为了逃亡而杀人？”审判长说。 “是，唯有逃亡，我才能感受到生命的充实。你们是猫，我是老鼠，老鼠精干、结实，不多不少，没有一丝多余的脂肪，浑身散发着数字的简练之美。我渴望过这样紧张忙碌、充满压力的生活。” “你不是正在参加高考吗？你不能将生命投入到紧张的复习当中么？”审判长问。 “我早被内定招收到军校，我的叔叔是军校教务处处长。” “那你也完全可以积极主动地做别的有意义的事情来充实自己。”审判长说。 “我试过，我曾想过去当一位超人。但那些事情总是像投到沙漠的水，很快就蒸发了。我总是在事情开始之时看到它不可避免的结局。比如吃苹果，最后变成垃圾桶里的果核；大家举杯敬酒，事后杯盘狼藉，一只猫儿在孤独的餐厅走来走去；又比如爱情，它像烟花弹上空中，然后我们用一种阳痿人做爱的精神欺骗自己那天空还有光华，其实是一片漆黑；还有我们的人生，我们终将变成衰朽的肉身，没有尊严到连自己的粪便也不能处理。最后我们死了，我们死了的未来某天，一只淘气的狗儿从地里刨出一根腐骨，叼着跑来跑去。那是我们的腐骨。” “你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检察官说。 “是啊，我活得一点意思也没有。如果当时我杀的是你，你就会更有意思点。”他用手拍桌子，看起来有些想发作。我接着说：“我今天不是作为上帝来告诉你活着的真相，我只是告诉你，我作为一个身体年轻而心灵衰竭的人，所遭遇的现实。我早已不相信一切。很早时我就知道天鹅和诗意没有关系，天鹅为什么总是在飞？因为它和猪一样，要躲避寒冷、寻找食物。我们人也一样，我们之所以高级于动物，不是我们不干和它们一样恶心的事情，而是我们有意识。我们意识到我们在和它们一样干着恶心的事情。我们追逐食物、抢夺领地、算计资源、受原始的性欲左右。我们在干这些事，但为着羞耻，我们发明了意义，就像发明内裤一样。而这些意义在我们参透之后，并无意义，就连意义这个词本身也无意义。 “因为这个可能是错误的清醒，我冷漠、无为，遇事更易体验到萧条。我的生命因此涣散开来，人总是像瘫痪病人那样无所事事地躺着。每一天到来时都没有奇迹发生，就像任何一个昨天一样一成不变。时间凝滞掉，缓缓流淌，最终像巨大的混凝土浇下来。我每天都要遭受这样的灭顶之灾，我不能呼吸，动弹不得。我感到没来由的恐惧，时常莫名其妙地哭泣。终于在某一天，在忍无可忍之时，我决定：既然我安排不了自己，那就交给你们安排；既然我也不能选择自己，那就一并交给你们选择。你们追，我跑，就这么简单。我可以像原始社会处于食物链弱端的动物那样，在无时不在的追杀中狂奔，进而享受到无意识的充实。说到底，生命终归无用，做什么不做什么都一样，都是覆灭，但至少我可以通过这个来避免与时间的独处。我想在自己与时间之间建立一个屏障。我曾渴望投身战争，或者去水泊梁山，那样我便可以在打杀中光明正大地发泄私欲；也曾想像侠客那样去搭救落难者，但最终我想到，没有人会为了报恩，满世界地找你。从技术条件上讲，杀死孔洁这个近乎完美的你们的心肝肉，是我能想到的近乎完美的手段。我在逃亡时一路留好痕迹，就像猎物在路上不停地遗留带有体味的粪便，让你们来追，我曾感受到时间密实的愉快，全身心都感受到，我以为自己能收获充实这枚生命之果。但最终，在这场游戏中，我执行得很好，而你们有愧于我。” 说完，我端起手铐，艰难地用中指搔后颈的痒。大家目瞪口呆地看着我，觉得我偏执、可怕而多少又有点道理。就是我自己好像也有一点发言完毕的满足感，甚至想有人过来给我倒一杯开水。许久以后，大厅里响起一声恍然大悟的喊声：“不！”那是检察官在喊。他扯着领带，跳起来指着我，说：“你才是最大的恶，再没有比你这样的恶更大的恶了。相比你这种凶行，那些为了钱和性欲去犯罪的人倒是可以理解的了，而你这个疯子却攻击我们整个制度、传统，以及我们赖以活下去的信念。” 我颔首。他又像看魔鬼那样看了我很久，然后像是小孩子那样极其恐惧地喊。他的声音在大厅内到处奔跑。“审判长还有在座诸位，我呼吁！立刻签署死刑令！立即将他处死！我能感觉到这偏执可怕的思想一旦滋生蔓延，势必会使更多的无知青年受到怂恿，势必危害整个社会，势必使我们整个人类都生活在莫名的恐惧中。我呼吁！为了我们，为了人类自己，现在，立即，枪毙他！” 没有人响应，所有人呆坐着。我举起手铐，仰着头，以一种完完全全的坦然说：“嗯，枪毙我。” 后来，我被带到一间新的牢房，二审结果也很快下来，不出意外。我知道关于我的公文会在各个衙门之间奔走，中院报送高院，高院报送高法，高法下拨高院，高院下拨中院。中院的门卫接到信件，报告科员，科员报告科长，科长报告副院长，副院长报告院长。死刑的执行也许会耗时几个月，也许会有一年。也许是枪决，也许是注射。随它吧。我在等待最后的晚餐。而他们最终也一定会用他们的方式解释这起杀人案，比如见色起意、试图抢劫、承受高考压力、受到社会歧视，等等，他们会找到合适的一条向社会宣布。他们不想让人知道，一个人仅仅因为无聊想玩猫和老鼠的游戏，便杀了另一个人。 而我最初为这起事件制订的计划，只有四句话：目的：充实； 方式：逃亡； 手段：杀人； 资金：一万。 这就是我的遗书的全部。我想说，在你们的历史上存在过这样一个人。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