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方物志》 我的读书 我的读书，这就是说，除了学校的课本以外，自己私下看书，所看的又不是现在所说的“课外读物”，而是当时所说的闲书。据自己的记忆所及，是从商本书开始的。这两本书的性质可说全然不同。一本是《新青年》，是叔父从上海寄来给我大哥看的；一本是周瘦鹃等人编的《香艳丛话》，是父亲买来自己看的。这两本书都给我拿来看了。 这是一九一六年前后的事情，家住在江西九江。我那时只有十一二岁，事实上对于这两种书都不大看得懂，至少是不能完全理解。但是至今还记得这些事情的原因，乃是到底也留下了一点难忘的印象。一是从那一期的《新青年》上，读到了鲁迅的，自己读了似懂非懂，总觉得那个人所想的十分古怪，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另一难忘的印象是《香艳丛话》留下来的，这是诗话笔记的选录。其中有一则说是有画师画了一幅《半截美人图》，请人题诗，有人题云：“不是丹青无完笔，写到纤腰已断魂。”现在想来，这两句诗并不怎样高明，而且当时自然还不会十分明白为什么要“写到纤腰已断魂”。可是，不知怎样，对这两句诗好象十分赏识，竟一直记着不曾忘记。 就是这两本书，给我打开了读书的门径，而且后来一直就采取“双管齐下”的办法，这样同时读着两种不同的书，仿佛象霭理斯所说的那样，有一位圣者和一个叛徒同时活在自己心中，一面读着“正经”书，一面也在读着“不正经”的书。 这倾向可说直到现在还在维持着，因为我至今仍有读“杂书”的嗜好。 愈是冷僻古怪的书，愈想找来一读为快。若是见到有人的文章里所引用的书，是自己所不曾读过的，总想找了来翻一翻，因此，书愈读愈杂。这种倾向，仿佛从当年一开始读书就注定了似的，实在很有趣。 父亲的手上没有什么书，我有机会读到更多的书，是到了昆山进高等小学的时期。住在叔父家里，这就是寄《新青年》给我大哥的那位三叔，我在那里读到了《吟边燕语》、《巴黎茶花女遗事》一类的小说，也读到了《南社丛刊》。学校里也有一个小小的图书室，使我有机会读到了一些通俗的名人传记。书籍世界的大门，渐渐的被我自己摸索到，终于能够走进去了。 写文章的习惯和时间 蓬子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时期，他很苦闷，又很穷，又很懒散，整天的东跑西跑，好象很忙，什么事情都不能做。这就是鲁迅先生《赠姚蓬子》诗里所说的“可怜蓬子非天子，逃来逃去吸北风”的时代。我们劝他多写一点文章，他总是说心情不好，又说环境不好，不能执笔。 有一天，难得他认为心情好了，那时他住在北四川路一家人家的亭子间里，时间正是夏天。他在傍晚时候，洗完了澡，坐在向北的窗下，摊开了稿纸，坐下来说是要写创作了。那知环境太好了，拂着北窗的凉风，通体舒适，很快就伏在桌上呼呼大睡起来了。后来有朋友去看他，发现稿纸已经吹满了一地，他伏在桌上未醒，结果，自然仍是一个字也不曾写成。 我从前曾有要在灯下写文章的习惯，可是这习惯早已无法守得住了。最近我时常在自己的文章里提到在深夜还执笔未停的话，并非我仍在维持要在灯下写作的习惯，而是这枝笔在白天里就早已在动着了，一直写到夜里还未曾写完该写的一切，只好继续写下去，根本不是习惯不习惯的问题了。 对于写作习惯，我自己倒另有过一点别的斗争，那就是抽烟的问题。不知怎样，在好多年以前，对于“写文章的人一定要抽烟”这条“定理”，忽然想表示反抗，决定怎样也不抽烟，文章却一定要写。结果，几十年以来，这一场斗争总算不曾败下阵来。因此，现在每逢有新见面的朋友惊异的向我问：“哦，你写文章居然不抽烟？”我就会十分得意的回答：“见笑见笑，所以文章写不好！” 不过，我们虽然不必一定要提倡在晚上读书、在灯下写作，但是，在灯下写作或是读书，会特别专心和兴致好，却是不能否认的事实。无论在怎样的季节，无论在怎样的环境下，夜深人静，自己一人坐在灯下翻翻书，写一点自己想写的东西，这是工作，同时可说也是一种享受。这种心境澄澈的享受，在白昼是很难获得到的。 说到底，我自己仍是喜欢在夜晚写作和读书的，只是有时由于白天的工作做不完，一直要伸延到夜晚来做，遂连这一点享受也被取消了。 我的藏书的长城 我在上海抗战沦陷期中所失散的那一批藏书，其中虽然并没有什么特别珍贵的书，可是数量却不少，在万册以上。而且都是我在二十岁到三十岁之间，自己由编辑费和版税所得，倾囊购积起来的，所以一旦丧失，实在不容易置之度外。在抗战期中，也曾时时想念到自己留在上海的这一批藏书，准备战事结束后就要赶回上海去整理。不料后来得到消息，说在沦陷期间就已经失散了，因此意冷心灰，连回去看看的兴致都没有了。 我的那一批藏书，大部分是西书，购置发展的过程，其中的甘苦，真是只有我自己才知道。最初的胚芽，是达夫先生给了我几册，都是英国小说和散文。他看过了就随手塞给我：ldquo;这写得很好，你拿去看看。rdquo;还有则是张闻天先生也给过我几册，大都是王尔德的作品。当时我住在民厚南里，还是美术学校的学生。他也住在同一弄堂里，任职中华书局编辑所。因为我从达夫先生处认识了他的弟弟健尔，时常一起到他那里去玩，他知道我在学美术、又喜欢文艺，那时他好象正在译着王尔德的《狱中记》，便送了几册小品集和童话集给我。我最初读王尔德的《幸福王子》，就是从这些选集上读到的。 我那时穷得很厉害，从当年的哈同花园附近到西门斜桥去上课，往来都是步行，有时连中午的一碗阳春面的钱也要欠一欠。但是这时却已经有了跑旧书店的习惯。当时每天往来要经过那一条长长的福煦路，在一条路口附近有一家旧货店，时时有整捆的西书堆在店门口出售。我记得曾经用一毛钱两毛钱的代价，从那里买到了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英国画家诗人罗赛谛的诗集，使我欢喜得简直是ldquo;废寝忘食rdquo;。 我的那一批藏书，就是从这样的胚芽来开始，逐渐发展长成起来的。一直到参加《洪水》编辑部的时期，我几乎每月仍没有什么固定的收入，因此，仍没有能力可以买较多或是较贵的书。所幸的是那时的旧书实在价廉物美，只要你懂得挑选，往往意外的可以买到好书，因此，无意中倒也买到了好一些很难得的书，即使富有如诗人邵洵美，见了也忍不住要羡慕。 后来到了自己编辑《幻洲》，又出版了单行本，有编辑费和稿费版税可拿，这才可以放开手来买，于是我的书架上的书，很快的就成为朋友们谈论和羡慕的对象了。 读少作 偶然在一家书店里见到有一部《现代中国小说选》，编辑人是赵景深和孙席珍，出版年月却是一九六零年九月，里面所选的几十篇短篇小说全是一九三零年以前的东西。这显得有点不伦不类，看来若不是利用别人家的旧纸版，便是根据旧书来翻印的。 翻了一翻，赫然也有自己的一篇《昙花庵的春风》在内。记得这是发表在《洪水》半月刊创刊号上的，《洪水》是在一九二五年秋天创刊的，这已是将近四十年前的旧作了，连忙买了一部回来。 回来查阅了一下《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知道《洪水》是在一九二五年九月创刊的，而我的那篇《昙花庵的春风》，却是在一九二五年七月所写。 一九二五年，我那时还是个二十岁的少年。因此，这篇东西不仅是我的旧作，简直是我的少作了。虽然比这更早，在一九二四、一九二三年，我已在学习新文艺的写作了。 我是从学习写抒情小品文开始的。我的“老师”是当时新出版的冰心女士的那本《繁星》。当时我还在一个教会中学校里念书，附近有一家隶属同一教会的女学校，她们在圣诞节招待我们去看戏。我正读了《繁星》，被那种婉约的文体和轻淡的哀愁气氛所迷住了，回来后便模仿她的体裁写了两篇散文，描写那天晚上看戏的“情调”。写成后深得几个爱好新文艺的同学的赞赏，我自己当然也很满意，后来还抄了一份寄给那位女主角，可惜不曾得到什么反应，但是，从此我便对新文艺的写作热心起来了。 去年，冰心女士经过香港，我将这件事情告诉了她，称她为老师，她听了大笑，说是再也想不到还有我这样的一个学生。其实，她的小品散文确是值得青年文艺爱好者去研究学习的。直到今天，我仍是《繁星》和《寄小读者》的爱读者。 我没有勇气读我自己的《昙花庵的春风》，只是翻了一翻，使连忙去看目录，发现还有倪贻德的《零落》、周全平的《守旧的农人》，内容好象自己都不曾看过，也不知道他们都是发表在什么地方的，看来可能是在《创造日》上发表的。这是当时上海中华新报的一个副刊，一九二三年九月间创刊的，出了一百天便停刊了，可说是最早的纯文艺副刊之一。 小说选里还选了罗皑岚的一篇《来客》。这个名字，现在知道的人大约已经很少了，他是我们的《幻洲》半月刊经常寄稿者之一，用“山风大郎”的笔名写过许多很好的杂文，当时还是清华的学生。 旧作 整理抽屉，拿出了几本自己的旧作，在灯下读了起来。我自己本来早已没有这些东西存留在手边了，只是近年有些好心的朋友，偶然在旧书店里或是自己的书架上发现了，总是很热心的拿来送给我，于是有些我自己几乎已经忘记了自己曾经写过的东西，现在又使我再有机会见到了。这些东西往往使我读了忍不住要脸红，或是低微的叹息一声，然后就随手搁到抽屉里，不想随便使别人见到。就这样，一只抽屉几乎要塞满了。 今夜整理抽屉，在灯下信手将其中的几册翻了一下。从记在稿末的年月看来，最早发表的几篇小品和创作，都是写在一九二五年的。当然还有比这更早的，不过不曾在正式的刊物上发表过，或是发表后不曾收在集子里，现在当然更是记不起了。仅就现在所见到的这几篇的写作年月算一算，已经都是三十多年、将近四十年前写的东西了。自己读了一遍，有些还认得出是自己所写的东西；有些简直想不起这是自己所写的了。这种生疏，简直较之一时想不起一个多年不见的老朋友更甚。若是有人将这些旧作抄一遍拿给我看，说是别人的东酉，我可能会完全信以为真的。 三十多年，这该是多么悠久的岁月，多么漫长的一条路了。可是，今夜在灯下回想一下，这些岁月过得又多么容易、多么快，甚至多么糊涂。有几篇东西好象还是昨天才写成的，有些事情好象还是昨天才发生的，可是它们已经成了历史，在时间上已经是永不会再翻回来的一页历史了。 有些愿望，至今仍是一个未能完成的愿望；有一些梦，至今仍在我的憧憬之中；只是有些年轻时代的眼泪和欢笑，现在已经给岁月的尘埃所掩盖，若不是特地去拨弄一下，一时就不再那么容易打动我的心了。 今夜的情形就有点如此。在灯下读着这些旧作，有些使我脸红，有些使我微笑，也有些使我骄傲，但更多的是使我感慨。有多少值得好好珍惜的感情，有多少值得细细去体会的经验，都是那么漫不经心的被我糟蹋和浪费了。但是我却从不懊悔。这也许正是我至今仍在走着这一条路，仍在凌晨六时，在灯下写着这一篇小文的原因。 窗外的天色已经鱼肚白了，桃树上已经有小雀在叫，辛勤的年轻人该已经起床了吧，但我仍在这么一面向前走，一面读着自己的旧作。 今年的读书愿望 又是一年了。在这一九六三年的新年开始，照例有一点愿望，我也不能免此。 我的愿望，与其说是新的愿望，不如说是旧的愿望。因为这些都是我平日的愿望，蓄之已久，可是一直未能兑现。现在趁这新年的开始，特地再提出来，向自己鞭策一下。 我的愿望是：今年要少写多读。如果做不到，那么，就应该多读多写。万万不能只写不读。 近来对于书的饥渴，真是愈来愈迫切了。有一些书，自己立志要好好的读一下，拿了出来放在案头，总是咫尺天涯，没有机会能够将它们打开来。 仅有的一点时间，往往给翻阅临时要用的书，或是自己根本不想看的书，完全霸占去了。结果，那几本书便被压到底下，始终不曾读得成。 隔了一些时候，偶然又因了一点别的感触，又想到别的几本应该看看的书，又拿来放在手边。结果仍是一样，又给一些本来不想看的书占去了时间，不曾读得成。 日子一久，这些想读而未读的书，在我的书案上愈积愈高，结果只有一搬了事，腾出地方来容纳新的梦想。我的读书愿望便是这样磋跎复磋跎，一天又一天的拖过去了。 这就是我在今天这个日子，重新再向自己提出这个愿望的原因。我固然愿望世界和平、国泰民安，愿亲戚朋友和读者们幸福快乐，但我同时也愿望能够充实自己。如果无法不多写，那么，至少也该多读，万不能只写不读。 有一时期，我曾经读书读得很多，一天要同时读几本书。读了历史或学术性的著作之后，接着就改读小说或是笔记，用来调剂口味。许多较枯燥、卷帙很繁重的书，都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顺利的读完了。可是这样的读书生活，现在回想起来，仿佛已是梦境。、《约翰·克利斯多夫》，几部较大的文化史，美术史，还有文明书局的笔记小说五百种，都是在这样情况下读完的。可是现在呢，我想读一读几种不同的比亚斯莱的传记，多次都未能如愿。我决定暂时不将这一叠书从我的桌上搬开，以便考验自己是否有毅力能执行在这新年开始重新提出来的读书愿望：今年要少写多读，或者多写多读，万万不能只写不读。 《All》的故事 《All》是当年创造社出版部刊载新书消息的一个小刊物，八开四面。 这个有点古怪的刊物名称的由来，是因为当时出版部是开设在上海闸北宝山路三德里 A 十一号的，因此，就采用了这个门牌号数作刊物名称。 提议出版这个刊物，以及对这件工作最热心，并且实际负编辑责任的，是潘汉年。他那时也是出版部的小伙计之一，负责刊物订户的工作，同许多读者联络得很好，因此，感觉到有出版这样一个刊物的需要，所以一直对这件工作非常热心。 这是三十年代的事情。那时新文艺出版事业正在开始，即使在上海，专门出版新文艺书籍的新书店还很少，更没有ldquo;出版消息rdquo;这一类的半宣传小刊物出版。不象后来那样，多数较具规模的书店，都有自己编印的宣传刊物，按期报道本版新书消息，分赠读者。因此《All》出版后，颇受读者欢迎。 这个小刊物是非卖品，最初好象是个半月刊。到门市部来买书的人，可以随手拿一份。若是外埠读者，只要寄了邮费来，就可以按期寄奉。第一期印了二千份，就这么一销而空。 《All》的内容，并非是纯粹的新书消息，它还刊载一些短小精悍的杂文，以及读者的来信，因此，很快就变成了一个正式的小刊物。这正是它受到读者欢迎的原因。 除此之外，当时创造社几位巨头的通信，以及他们译作的片段，也偶尔会出现在上面，但主要的还是那些《语丝》式的杂文，以及泼妇骂街式的社会短评，这些都是出自潘汉年的手笔。北方的胡适、刘半农，还有当时正在受人注意的张竞生，都是经常被攻击的对象。 当时上海出版刊物，是不必登记备案，更无须送检查的。然而这并不是说就没有人在暗中注意。因此这个小刊物就由于锋芒太露，很快就被人认为是另有背景的，在ldquo;黑名单rdquo;上有了名字。有些外埠读者开始写信来说邮寄收不到，有些在校的学生为了看这个小刊物发生麻烦。 一九二六年八月间，创造社出版部被上海警察厅下令查封，这个小刊物也成了罪状之一。 启封后，《All》就不曾再继续出版，但它后来又以另一面目与读者相见，成了一个正式的刊物，那就是在光华书局出版的《幻洲》半月刊。 记《洪水》和出版部的诞生 创造社出版部在上海开始筹备，是一九二六年的事。招股筹备期间的办事处，设在南市阜民路周全平的家里。那是一座两上两下上海弄堂式的房屋，不过却没有弄堂而是临街的。全平的家人住在楼下的统厢房，另外再租了楼上的亭子间。那里就是出版部的筹备处。同时也是《洪水》半月刊的编辑部。在这间亭子间里，沿墙铺了两张床，成直角形，一张是我的，一张是全平的。窗口设了一张双人用的写字台，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地方了。 上海南市的老式弄堂房屋，即使是亭子间，也有四扇玻璃窗，对着大天井。另外一面的墙上还有一扇开在后面人家屋脊上的小窗口，因此十分轩朗，不似一般亭子间的阴暗。不过当时白昼在家的时间并不多，总是在外边跑，大部分的工作总是在灯下的深夜里进行的。 我那时还是美术学校的学生，本来住在哈同路民厚里的叔父家里（最初的创造社和郭先生的家，都在这同一个弄堂内），为了要参加《洪水》编辑部的工作，这才搬来同全平一起住。白天到学校去上课，中午在学校附近的山东小面馆里吃一碗肉丝汤面或是阳春面当午膳，傍晚才回来，在全平家里吃晚饭。不过，我那时的兴趣已经在变了。虽然每天照旧到学校上课，事实上画的已经很少，即使人体写生也不大感到兴趣，总是在课室里转一转，就躲到学校的图书馆去看书或是写小说。 那时上海美专已有了新校舍，设在西门斜桥路。虽说是新校舍，除了一座两层的新课室以外，其余都是就什么公所的丙舍来改建的。这本来是寄厝棺材的地方，所以始终有一点阴暗之感。图书馆有一长排落地长窗，我至今仍怀疑这可能就是丙舍的原有设备，里面设了桌椅，有一个管理员。书当然不会多，来看书的学生更少。我就是在这么一个冷清清的地方，每天贪婪的读着能够到手的新文艺出版物，有时更在一本练习簿上写小说。我的第一篇小说，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写出来的。 当时的上海美专真不愧是ldquo;艺术学府rdquo;，学生来不来上课，是没有人过问的，尤其是高年级的学生，只要到了学期终结时能缴得出学校规定的那几幅作品，平时根本不来上课也没有关系。不过，学费自然是要按期缴的，可是我后来连这个也获得了豁免的便利，因为我的ldquo;文名rdquo;已经高于ldquo;画名rdquo;，就是校长开展览会，也要找我写画评了。 当时就在这样的环境下，白天到美术学校去作画、看书和写文章，晚上回到那间亭子间内，同全平对坐着，在灯下校阅《洪水》的校样，拆阅各地寄来的响应创造社出版部招股的函件。 这些函件，正如平时来定阅《洪水》或是函购书籍的来信一样，寄信人多数是大学生、中学教员以及高年级的中学生。但也有少数的例外，如柳亚子先生，他住在苏州乡下的一个小镇上，创造社的每一种出版物，他总是一定会寄信来定购一份的。 当时有几个地方，新文艺出版物的销路特别大，北京和广州不用说了，此外如南边的汕头、梅县和海口，往往一来就是十几封信，显示这些地方爱好新文艺的读者非常多。后来这些地方都成了革命运动的中心，可见火种是早已有人播下了。 也有些个别的特殊情形，使我到今天还不会忘记的，如浙江白马湖的春晖中学，河南焦作的一座煤矿，寄信来定阅刊物和买书的也特别多。后来上海的一些书局还直接到焦作去开了分店。当时创造社出版部公开招股，每股五元，那些热心来认股的赞助者，多数是爱好新文艺的青年，节省了平日的其他费用来加入一股，因此拆开了那些挂号信以后，里面所附的总是一张五元邮政汇票。 招股的反应非常好。我们每晚就这么拆信、登记、填发临时收据。隔几天一次，就到邮政总局去收款。这些对外的事务，都由全平一人负责。他那时显然已经很富于社会经验，在外面奔走接洽非常忙碌，我则还是一个纯粹的学生，只能胜任校对抄写一类的工作。 我已经记不起出版部预定的资本额是多少，总之是来认股的情形非常踊跃，好象不久就足额，或是已经到了可以成立的阶段了，全平就忙着在外面找房子，准备正式成立出版部。后来地点找到了，不在南市。也不在租界上，而是在闸北宝山路上，那就是后来有名的三德里 A 十一号了。在这同一条弄堂里，有世界语学会，有中国农学会，还有中国济难会。这些都是当时的革命外围团体。后来一个反动的高潮来到，眼见他们一个一个遭受搜查和封闭，最后也轮到我们头上，出版部也第一次受到搜查，接着就来封闭，并且拘捕了包括我在内的几个小伙计。 在出版部还不曾正式成立以前，这就是说，还不曾搬到三德里新址，仍在阜民路的时期，在那年的岁暮或是年初，总之是旧历过年前后，郭老又从日本回来了一次。特地到阜民路来看我们，并且留下来在全平家里吃晚饭，而且还喝了点酒，兴致特别好。 晚饭以后，大家在客堂里围了桌子掷骰子玩，玩的是用六粒骰子ldquo;赶点子rdquo;或是ldquo;状元红rdquo;那一类的古老游戏。我记得那时间正是在旧历过年前后，否则是不会掷骰子的。 参加掷骰子的，还有全平的姊妹。大家玩得兴高彩烈。郭老每掷下一把骰子，在碗里转动着还不曾停下之际，他往往会焦急的唤着所希望的点。若是果然如他所唤的那样，就兴奋的用手向坐在一旁的人肩上乱拍。我那晚恰坐在他的身边，因此被打得最多。我想古人所说的ldquo;呼么喝六rdquo;的神情，大约也不外如此。不过，那晚的桌上却是空的，我们并不曾赌钱，只是在玩。 创造社的几位前辈，我除了从达夫先生后来的日记里知道他有时打麻将以外，象郭老和成仿吾先生，我就从不曾见过他们做过这样的事情。全平是个ldquo;社会活动家rdquo;，大约会两手。至于那时的我，是个纯粹的ldquo;文艺青年rdquo;，仿佛世上除了文艺，以及想找一个可以寄托自己感情的ldquo;文艺女神rdquo;以外，便对其他任何都不关心了。 出版部的筹备工作渐渐就绪之际，阜民路俨然已经成了一个文艺活动的中心。许多通过信的朋友，来到了上海，一定要找到我们这里来谈谈。僻处南市的这条阜民路，并不是一个容易找的地点，但是当时大家都有那一分热情。彼此虽然从未见过面，只要一说出了姓名，大家就一见如故。可见那时创造社所具有的吸引力。 意外的来客之中，令我至今还不曾忘记的是蒋光慈。那是一个风雪交加的晚上，外面有人来敲门，说是要找我们。我去开门，门外的来客戴了呢帽，围着围巾，是个比我们当时年岁略大的不相识的人。他走进来以后，随即自我介绍，这才知道竟是当时正在畅销的那本小说《少年飘泊者》的作者。 当时蒋光慈还叫蒋光赤，刚从苏联回来，那一本在亚东书局出版的《少年飘泊者》已经吸引了无数热情青年。他刚到上海，就在这样严寒的夜晚摸到我们这里来，实在使大家又高兴又感激。 闸北宝山路 A 十一号的地点租定了以后，创造社出版部就正式开张了。 可惜我无法在这里写下开张的日期，以及当天的情形。反正那时是不会有什么ldquo;鸡尾酒会rdquo;的，同时在不曾正式开张之前，有些读者寻上门来买书的，也早已照卖了。 出版部的招牌是横的，挂在二楼，好象是红地白字。不用说，招牌字是郭老的大笔。他从那时起，就已经喜欢写字了。 三德里的房屋，是一种一楼一底的小洋房，每一家前面有一块小花园，没有石库门，一道短围墙和铁门，走进来上了石阶，就是楼下客厅的玻璃门，这里就是我们的门市部，办事处则设在楼上。这一排小洋房共有十多家，租用的多数是社团。出版部的 A 十一号是走进弄堂的第二家。第一家住的是老哲学家李石岑，当时正在商务印书馆编辑一种哲学月刊。我们的右邻是一位女医生，没有男子，只有一个女伴与她住在一起，不过时常有一个男子来探访她们。 这是一个古怪的人家。因此这家右邻的动静时常引起我们这一群年轻人的注意。那位女医生和同住的女伴都已经年纪不小了，可是脂粉涂得很浓，每天在家都打扮得象是要去作客吃喜酒一样。那个时常来探访她们的男子也是中年人。这两个妇人的生活很神秘，有人说她们是莎孚主义者。两人感情好象很好，可是有时又会忽然吵嘴；而且吵得很厉害，会牵涉到许多小事。 有时会深更半夜忽然这么吵了起来。 站在我们这边通到亭子间的吊桥上，是可以望得见她们的后房的。有时晚上实在吵得太不成话了，哭哭啼啼，数来数去老是不停，这时性情刚烈的诗人柯仲平就忍不住了，总是拿起晒衣服的竹竿去捣她们后房的玻璃窗，并且大声警告，叫他们不可再吵。 由于隔邻而居，已非一日，平时出入也见惯了，因此这一喝往往很生效，她们总是就此收场不再吵了。 这些有趣的小事情，四十年仍如昨日，我还记得很真切。前几年游西安，知道柯仲平正在西安，曾设法去找他，想互相谈谈彼此年轻时候这些有趣的经历，相与抚掌大笑。不料他恰巧出门去了。满以为且待以后再找机会相见，哪知回到香港没有几天，就从报纸上读到他的噩耗，缘悭一面，可说是最令人心痛的事。 阜民路全平家里的那一间亭子间，也就是《洪水》编辑部和创造社出版部筹备处的所在地，我在那里住过的时间并不长，大约不到半年，出版部已正式成立，大家就一起搬到了闸北三德里。 然而在那间亭子间里所过的几个月的生活，却是我毕生所不能忘记的。 因为正是从那里开始，我正式离开家庭踏入了社会；也是从那时开始，我第一次参加了刊物的编辑工作，并且亲自校对了自己所写和自己付排的文章。 在这以前，我不过曾在《少年杂志》投稿被录取过，又在《学生杂志》上发表过一篇较长的游记《故乡行》而已。 然而这时却不同，我不仅正式参加了《洪水》的编辑工作，给这个创造社同人的新刊物设计了封面，画了不少版头小饰画，而且自己还在上面发表了文章，这意味着我已经正式踏上ldquo;文坛rdquo;了。因此一面兴奋，一面也非常感激，那些日子的情形实在是我怎样也不会忘记的。 更有，也正是在那间亭子间里，年轻的我，第一次尝到了人生的甜蜜和苦痛的滋味。当时也曾写过几篇散文发表在《洪水》上，抒写自己心中的感情，后来这些散文曾用《白叶杂记》的书名印过单行本，其中有一篇的一节这么写道： ldquo;回想起我搬进这间房子里来的日期，已是四月以前的事了。那时候还是枯寂的隆冬，春风还在沉睡中未醒，我的心也是同样的冷静。不料现在搬出的时候，我以前的冷静竟同残冬一道消亡，我的心竟与春风同样飘荡起来了。啊啊！多么不能定啊，少年人的心儿。rdquo; 这种郁达夫式的笔调，现在重读起来，自然不免有一点脸红。然而想到这是将近四十多年前的少作，自己那时不过二十一、二岁，而且再回想到那时的心情，我不觉原谅了我自己。 那时正是我们要从这间亭子间搬到三德里新址去的那几天，当时我个人实在有种种理由舍不得离开这地方，可是事实上既不能不搬，而且我们的房东早已先期搬走了，只剩下全平一家人，整个楼上也只有这间亭子间还有我和全平两人。可是我实在舍不得离开这间亭子间，这正是我要写那篇文章的原因。我曾继续这么写道： ldquo;这一间小小的亭子间中的生活，这一种团聚静谧的幽味，的确是使我凄然不忍遽舍它而去的。你试想，在这一间小小的斗方室中，在书桌床架和凌乱的书堆隙地，文章写倦了的时候，可以站起来环绕徘徊hellip;hellip;rdquo; 若不是重读自己这样的少作，我几乎忘了我们的全平，有一年他就是那么神秘的失了踪，彼此天南地北，谁也不曾再见过他，谁也不再知道他的消息。这位《梦里的微笑》的作者，可说是《洪水》和ldquo;创造社出版部rdquo;最忠心的保姆。就是我和柯仲平等人，当出版部被淞沪警察厅封闭，并将我们拘捕以后，若不是靠了他在外面奔走，我们这几个小伙计也早已不在人世了。 可是新的一代文艺工作者，大约很少会知道《梦里的微笑》这本书（其中还有我的插图），更不知道全平其人了。 在我的那篇写于一九二六年的《迁居》里，其中有几句是写到了他的像貌的。这怕是仅有的资料了，现在特地重录在这里以作纪念：ldquo;我们工作的时间，多半是在夜晚。在和蔼温静的火油灯下，我与了我同居的朋友mdash;mdash;这间屋子的主人，对面而坐，我追求着我的幻梦，红墨水的毛笔和令人生悸的稿件便不住地在我朋友手中翻动。我的朋友生着两道浓眉、嘴唇微微掀起，沉在了过去的悲哀中的灵魂总不肯再向人世欢笑。虽是有时我们也因了一些好笑的事情而开颜欢笑，然而我总在笑声中感到了他深心的消沉和苦寂，我从不敢向他问起那已往的残迹hellip;hellip;rdquo; 这里所写的生着两道浓眉的朋友，就是全平。关于他的那些所谓ldquo;已往的残迹rdquo;，我至今仍不大清楚因为始终不曾正式向他问过，他也不曾向我谈过，但不外是爱情上的一些不如意事，也就是他的《梦里的微笑》所写的那些本事了。 全平是宜兴人，办事和组织能力特别强，同伴之中是没有一个能及得上他的。若是没有他，创造社出版部是根本不会诞生的。他曾到过广州，筹备出版部广州分部的工作，住过一些时候，因此早期南方的文艺工作者，也许会有人同他见过面的。 全平同郭老的感情特别好。有一年江浙军阀内讧，发生了内战，他的家乡受害修重，当时有一班进步人士曾组织了调查团去调查这次的战祸，郭老也去参加了，就是由全平陪了同去的，郭老后来曾在《民铎杂志》上写了一篇纪行的长文。 《洪水》的出版和创造社出版部的诞生，我虽然曾经躬与其事，可是时隔四十年，记忆到底有点模糊了，姑且这么信笔的记了一些下来。我相信再过几年，怕连这些也记不出了。 读郑伯奇先生的《忆创造社》 从上海出版的一期《文艺月报》上读到郑伯奇先生所写的《忆创造社》。 他是创造社的老前辈之一，直到我在这里所读到的这一期（八月号）为止，他所讲的还是《创造季刊》创刊号出版以前的事情，这都是我未曾参加的。 我第一次寄稿给成仿吾先生，接到他的回信约我去谈话时，那已经是《创造周报》出版的时代。周报的编辑地点虽仍是设在泰东书局编辑所内，但已经不是伯奇先生所说的马霍路福德里的那一间，而是设在哈同花园附近的民厚南里，另外还有一个地方是在从前法租界近霞飞路的一个弄堂内。那也是一座两上两下的楼房，楼下是书籍堆栈，楼上则是编辑部。正是在周报编辑部内，我第一次见到了成仿吾先生，这是创造社诸位前辈之中我最先认识的一位，他当时对待象我们这样文艺青年的态度诚恳和亲热，实在是令我毕生难忘的。也正是在这间楼上，我第一次见到了全平和倪贻德，还有从四川出来不久的敬隐渔。他是从小被关在一座天主教修道院里读法文的，因此，他发表在《创造周报》上的创作，竟是先用法文起草，然后再由自己译成中文的。 这时伯奇先生大约已经回到日本去，还不曾再回上海，但他翻译的《鲁桑堡之一夜》却早已出版了。我第一次有机会见到他，那已经是创造社出版部成立以后的事。好象是一个夏天，他从东京回到了上海，高高的身材，戴着金丝眼镜，似乎对我当时所画的比亚兹莱风的装饰画很感到了兴趣。我清晰的记得，他带我去逛内山书店，知道我是学画的，而且喜欢画装饰画，便用身边剩余的日本钱在内山书店买了两册日本画家路谷虹儿的画集送给我。 这全是童话插画似的装饰画，使我当时见了如获至宝，朝夕把玩，模仿他的风格也画了几幅装饰画。后来被鲁迅先生大为讥笑，说我ldquo;生吞比亚兹莱，活剥路谷虹儿rdquo;，他自己特地选印了一册路谷虹儿的画选，作为艺苑朝花之一，大约是想向读者说明并不曾冤枉我的。 这个小插话，伯奇先生大约是不知道的，我想这更是他当时买那两本画册送给我时怎样也意料不到的事。 胡适与我们的《小物件》 因了胡适的死，使我想起三十多年前，我同朋友们所办的一个小杂志，以及我在那创刊号上所画的一幅漫画。 这幅漫画就是关于胡适的，画题是ldquo;揩揩眼镜rdquo;。这画题原是胡适自己所写的一篇文章的题目，大约是发表在《现代评论》或是《独立评论》之类的刊物上的。他这时正在动了官瘾，表示对于时局有了一种新的看法，这正是ldquo;揩揩眼镜rdquo;的结果。 我的那幅漫画，就是根据这一点来讽刺的。画得并不好，我之所以至今还记得，乃是因为那本小刊物的本身。而且从那时以后，我就很少再执笔作画了。 翻开十多年前出版的一册自己的随笔集，在一篇题为《回忆幻洲及其他》的短文里，其中曾提到了上面所说的这一种小刊物： ldquo;在这以前，在一九二九年左右，多年不见的周全平从东北回到上海，带来了几百块钱，于是我们便组织了一个ldquo;新兴书店rdquo;，为沫若发行了《沫若全集》，同时和汉年三人更编了一个小杂志，名《小物件》。因为感到那时几个刊物都停了，无处可以说话，也无人敢说话。《小物件》的小的程度真可以，只有一寸多阔，二寸多长，四五十页，用道林纸印，有封面，还有插画。这怕是新文学运动以来，开本最小的一个杂志了。出版的时候，我们在报上只登了三四行地位的极狭的广告，然而初版三千册在几天之内便卖光了。可是，也许是形式小得太使人注意了吧，第二期刚出不久，便有人用公文来请我们停止出版，于是只好呜呼哀哉了。rdquo; 这里要说明的是：那个ldquo;公文rdquo;事实上是来自南京国民党内政部的禁止出版命令。我用了一个ldquo;请rdquo;字，是因为那篇短文当时是在上海发表的。那时即使用了ldquo;请rdquo;字，也许仍有人看了不高兴。 后来我们知道，《小物件》所以被禁得那么快的原因，就与那幅ldquo;揩揩眼镜rdquo;的漫画有关，原来胡适看见生了气了。 一个刊物能印三千册，而且一口气就卖光，这在当时是很难得的事情，我们很高兴一不料第二期就被他们禁了，所以一直对这个ldquo;过河卒子rdquo;没有好感。 对于胡适本人，我只见过一次，那是一九二五年左右，达夫先生在上海，他准备到北京大学去教经济学，有一天中午，忽然对我说：ldquo;我们吃饭去，有人请客。rdquo;我自然跟了去，到了法租界的一家西餐馆里，才知道这天请客的竟是胡适。我那时才二十岁，就这么胡里胡涂的扰了他一顿。 郁氏弟兄 女画家郁风是郁达夫的侄女，她父亲都华就是达夫的胞兄。郁华别号曼陀，是中国司法界的老前辈，在抗战期间，任职上海高等法院庭长，持正不阿，终为敌伪所害，在自己寓所门前殉职。这位大法官不仅精通法政，而且能诗善画，也是一雅人。有一时期，我们还是邻居，一同住在上海江湾路的公园坊内，直到他自己在法租界的新居建筑好了，这才搬出去。 那还是一九三五年的事情，文化人住在公园坊的很多，情形十分热闹。 当时郁风还在南京念书，放假回上海的时侯，也到我们这边来坐坐，不过由于我们都是她叔父的朋友，她只好屈居世侄女的辈分了。不过那盛况也不常，由于日本军阀侵略中国的脚步愈来愈急，受到时局的激荡，大家已经无法在那个小天地里安居，于是不久就各奔前程，风流云散了。 郁华住在公园坊的期间，达夫在杭州的风雨茅庐已经建成了，不常到上海来，因此，我们在公园坊里见到他的次数很少。这时正是达夫在写作和生活上开始大转变的时期，所写的全是游记日记一类的散文。发表的地方也是林语堂那一系统的《宇宙风》、《人间世》等类的刊物。他所交游的也都是些达官贵人，这都是王映霞的影响。他自己大约没有料到，随着风雨茅庐的建成，也早已伏下日后毁家的祸根了。 也正是在这时期，达夫开始发表了许多旧诗。有人说，达夫旧学的根柢，完全得他哥哥的传授，这话未必可靠，因为达夫是个天分极高的人，而且据他的自传所记，远在他不曾从事新文艺写作以前，他已经在尝试写旧诗了。 论功力，达夫的旧诗，当然不及他哥哥，可是讲到才华风韵，达夫就自有他的特色。一九三五年达夫在《宇宙风》上所发表的《秋霖日记》，其中就记有他们的兄弟俩的唱和之作，可见一斑，兹录于下。 曼兄乙亥中伏逭暑牯岭原作：ldquo;人世炎威苦未休，此间萧爽己如秋；时贤几辈同忧乐，小住随缘任去留。白日寒生阴壑雨，青林云断隔山楼；勒移那计嘲尘俗，且作偷闲十日游。rdquo; 达夫的和诗，前有小序：ldquo;海上候曼兄不至，回杭得牯岭逭暑夹诗，步原韵奉答，并约于重九日，同去富阳。rdquo; 诗云：ldquo;语不惊人死不休，杜陵诗祗解悲秋；朅来夔府三年住，未及彭城百日留。为恋湖山伤小别，正愁风雨暗高楼；重阳好作茱萸会，花萼江边一夜游。rdquo; 郁华殉职后，郁风曾托人将她父亲的诗画遗著印了一本纪念册，可惜时值丧乱，流传不广，见过的人很少。 达夫先生二三事 达夫先生的相貌很清癯，高高的颧骨，眼睛和嘴都很小，身材瘦长，看来很象个江浙的小商人，一点也看不出是一个有那么一肚子绝世才华的人。虽然曾经有过一张穿西装的照相，但是当我们见到他以后，就从不曾见他穿过西装，老是一件深灰色的长袍，毫不抢眼。这种穿衣服非常随便的态度，颇有点与鲁迅先生相似。 有一时期，他住在上海哈同路民厚南里一个人家的前楼上，小小的一张床，桌上和地上堆满了书。这简单的家具，大约还是向二房东借的，所以除了桌椅和一张床以外，四壁就空无所有。这时他好象正辞了北京大学的教席回来，身体不很好，在桌上的书堆里放着一罐一罐从公司里买回来的外国糖果，说是戒酒戒烟了，所以用糖果来替代。这就便宜了本来不抽烟的我，有机会揩油吃糖果了。后来隔了不久，他又继续抽起烟来，自然是戒不掉，但是另一开戒的原因，据说是吃糖果比抽香烟更贵，因此不如率性恢复抽烟吧。 这时达夫有一个对他非常崇拜的年青朋友，名叫健尔，是张闻天的弟弟，差不多每天同他在一起。达夫的小说里，屡次出现一个戴近视眼镜善感好哭的神经质的青年，这个人物写的便是健尔。这时张闻天在中华书局编辑所做事，也住在民厚南里，健尔就住在哥哥的家里，所以往来很方便。我那时也住在民厚南里叔父的家里，晚上在客堂里ldquo;打地铺rdquo;，白天背了画箱到美术学校去学画，下课回来后，便以ldquo;文学青年rdquo;的身分，成为达夫先生那一间前楼的座上客了。他是不在家里吃饭的，因此，我们这几个追随他左右的青年，照例总是跟了他去上馆子。他经常光顾的总是一些本地和徽帮的小饭馆，半斤老酒，最爱吃的一样菜是ldquo;白烂汙rdquo;。所谓ldquo;白烂汙rdquo;，乃是不用酱油的黄芽白丝煮肉丝。放了酱油的便称为ldquo;红烂汙rdquo;。我记得有一次到江湾去玩，在车站外面的一家小馆子里歇脚，他一坐下来就点了一样ldquo;白烂汙rdquo;，可见他对于这一样菜的爱好之深。 后来为了反对他追求王映霞，我和其他几个朋友都和他闹翻了。他在《日记九种》里曾说有几个青年应该铸成一排铁像跪在他的床前，我猜想其中有一个应该是我。这样一直过了好几年。年纪大了一点，才知道自己少不更事，便写了一封信向他道歉。这时他的ldquo;风雨茅庐rdquo;已经建好了，住在杭州，回了一封长信给我，说是大家不必再提那样的事吧。这封信后来被人家收在《现代作家书简》里，可惜我不仅早已失去了原信，就是连这一本书手边也没有了。 达夫先生的身后是非 前些时候，我曾写信托在上海的施蛰存先生，给我找一册孔另境编的《现代中国作家书简集》，这是抗战以前生活书店出版的。他不久来信说，这类旧书，本来是很普通的，但是出版年代一久，历经沧桑，近年又有许多人喜欢搜集这类史料，一时要买也不容易，只好可遇而不可求了。 看那口气，几时能给我买到那本书，已经没有把握。 我急于要想得到这本书，是因为其中有一封郁达夫先生写给我的信，信写得相当长。内容是些什么，我现在已经不能详细记得，只记得这是当年彼此有了一点意见以后的第一封信，可说是一封ldquo;复交信rdquo;，因此，很想再看看。当然，原信本来是在我处的，可是经过战争，连刊载这封信的那本书也不容易买了，遑论这封原信的下落。 不知怎样，近年好象有许多人对郁王两人的问题很感到兴趣，可是，由于郁氏早已去世多年，他不再有说话的机会，因此，使得当年曾经躬与其事的人，读到别人的文章，不免有一点感伤。因为若是他在世，一定会使大家对他的ldquo;毁家rdquo;问题知道得更多一点的。 我亟亟的要想看看达夫先生从前的那封旧信，可说也是与这个问题间接有关的。因为达夫先生写这信时，已经在ldquo;一二八rdquo;以后，他已经移家杭州，ldquo;风雨茅庐rdquo;也早已建成了。我当时在上海负责现代书局的编辑部工作，为了向他接洽出书的问题，写信给他。这是我相隔几年之后第一次再写信给他，因此曾在信上向他表示，对于过去的一些芥蒂，还是大家都不必记在心上吧。 他得信后，就回了一封信给我，信写得相当长，而且很有点感慨。这就是孔另境收在《现代中国作家书简》里的那一封。 记得有一次，施蛰存先生曾告诉我，达夫先生写这封信时，他恰巧正在杭州，到ldquo;风雨茅庐rdquo;去访问郁氏，见到他正在写信给我，有点诧异，王映霞女士在旁见了便加以解释道：ldquo;他们两人现在讲和了。rdquo; 说是ldquo;讲和rdquo;，这对我来说，是有一点僭越的。因为以达夫先生的年岁、辈分和学问来说，对我是在师友之间的，所以应该说是他原谅了这个ldquo;少不更事rdquo;的我才对。 也正因为如此，想到他现在墓木已拱，身后是非却还被人播弄不休，令我不免有一点感伤起来了。 书店街之忆 已经许多年不曾回上海了。上海的一切，变化一定非常大。不说别的，单是书店街mdash;mdash;四马路的变化，就怕不是我现在所能够想象得出的。而在从前，这一条马路上的每一家书店，以及店门前的每一块砖石，差不多都给我踏遍了。 记得一九五七年回到上海，第一件心急的事情就是去逛四马路。自以为一踏上了那一条马路，我就是闭了眼睛也可以走，用手摸一摸那门面，不用眼睛看也可以知道是哪一家书店的。 当时我的心目中所存留的四马路印象，还是一九三七年以前的印象，我简直天真得认为走上那一条熟得无可再熟的马路，即使遇到劈面走来的正是我自己，也毫不会令我惊异。完全忘记了时间已经隔了二十年，而且是天翻地覆的二十年。在这二十年中间，上海受过战争的洗礼，受过地狱生活的洗礼，现在脱胎换骨，翻了一个大身，已经是一个崭新的上海。这一条四马路早已不是我心目中的从前的四马路了。 只有望平街转角处的那一座宝塔式的屋顶还可以辨认得出，我用这作标志，站在那里向前后左右细细看了一下，这才如梦初醒，当时曾经狠狠的将自己嘲笑了一顿。 现在眼睛一霎，又过了好几年，单就这条书局街来说，变化一定非常大。 新华书店在哪里？古籍书店在哪里？还有，专卖美术图籍和外文的那些专业书店在哪里？摊开我心上的那一幅上海地图来寻找，早已模糊一片，我已经完全迷了路，什么也找不到了。 那一次回到上海，除了四马路以外，我又特地去了一次北四川路底。目的之一就是想看看内山书店。我已经知道内山书店不可能仍开设在那里的，但是仍无法说服自己不去看看。那里也是闭了眼睛也不会走错的地方之一。 下了车一看，一家药房，一家人民银行的服务处，就是当年内山书店的所在地。我站了一下，仿佛仍看见光头的ldquo;老板rdquo;笑嘻嘻的在收拾架上给顾客翻乱了的书，坐在一张藤椅上悠然吸着纸烟的正是鲁迅先生。 在静安寺路上闲步，曾无意中发现一家专卖外文书的旧书店，开设在食物馆ldquo;绿杨邨rdquo;的隔邻。这是一九四九年后新开的一家旧书店。想到自己存在上海失散得无影无踪的那一批藏书，满怀希望的急急走进去，在架上仔细搜寻了一遍，仍是空手走了出来。我安慰自己，可能是整批的送进了图书馆，几时该到图书馆里去看看。 敬隐渔与罗曼·罗兰的一封信 罗曼罗兰的《约翰middot;克里斯多夫》，在中国久已有了中译本。我想很少人会知道，远在这个译本不曾出版之前，早已有人曾经着手译过这本书，而且还是罗曼middot;罗兰本人授权给他翻译的。可惜只是译了一节便中断了。 这位《约翰middot;克里斯多夫》最初的中译者是敬隐渔，他的译文是发表在当时的《小说月报》上的。 敬隐渔的名字，现在知道的人大约已经不会很多了。然而他却是最初介绍罗曼middot;罗兰作品给我们的人，后来又译过一部巴比塞的小说《光明》。他同我们新文坛的关系总不算少了。但他同新文坛还有一个重大的关系，那就是他后来到法国去留学，再回到中国来时，据说罗曼middot;罗兰曾托他带来了一封信给鲁迅先生。当时敬隐渔在法国是由于穷得无法生活才回国的，由于他生性孤僻耿介，而且神经衰弱，这封信竟被他不知抛在什么地方，未能到达鲁迅先生手中。 后来鲁迅先生知道了这事，他因为敬隐渔是同创造社诸人经常有来往的，便怀疑这封信是被创造社诸人ldquo;乾没rdquo;了，曾一再在文章里提到这事，这是早期中国新文坛一大ldquo;恩怨rdquo;。其实是莫须有的，因为真相已如 上所述。记得在抗战胜利后，郭沫若先生曾在上海所出版的刊物《耕耘》上，为文辩解这宗ldquo;冤狱rdquo;，说创造社根本不曾ldquo;乾没rdquo;过罗曼middot;罗兰写给鲁迅先生的那封信。但郭先生自己也不知道这封信是由敬隐渔失去了，所以仍无法彻底解决这个疑问。mdash;mdash;这一宗ldquo;纠纷rdquo;真是说来话长，不是在这样短文的范围内所能说得清楚的，只好留待日后有机会再说了。 敬隐渔是四川人，据说是从小在四川一个天主教的修道院里长大的。他是先学会了法文，然后再学中文的。后来不知怎样到了上海（也许是由于郭老的关系吧，因为郭老是四川人），在《创造周报》上发表了好几篇创作，这才同创造社诸人往还起来，并且也住在周报编辑部的楼上。他当时所发表的那几篇创作，还是先用法文写好，自己再译成中文，经过成仿吾先生润饰后才发表的。 后来他为了想到法国去，写信向罗曼middot;罗兰求助，获得他的回信，这才决定着手翻译《约翰middot;克里斯多夫》。这时《小说月报》出版了罗曼middot;罗兰专号，正要介绍他的作品，同时也只有商务印书馆才有财力接受这样长的译稿，因此，他的译文才会发表在《小说月报》上。敬隐渔也借此凑足了到法国去的路费。然而他性情怪僻，到了法国不仅不能工作，也无法生活，罗曼middot;罗兰也不能长期照顾他，因此，不久只好设法回国。不料就因了他误作ldquo;洪乔rdquo;，平空使得早期中国新文坛增加了一宗不必要的纠纷。 “丸善”和《万引》 “丸善”和《万引》 记得郭沫若先生曾写过一个短篇，题目是《万引》，写的是一个买书人 在一家书店里偷书的故事。背景用的是一家日本书店，规模很大，而且是卖 外文书的。我推测他所写的一定是日本从前的“丸善书店”，即“丸善株式 会社”。那篇小说里的主人公因为没有钱买而想偷的几本书，好象是德文哲 学书，不知是尼采还是康德，因为手边没有郭氏的原文，记不清了。“万引” 是日本话，即在书店里偷书之意。 郭老的《万引》，主题写的当然不是“偷书”，但他在小说里所写的那 家书店规模之大，架上庋藏的丰富，实在使我当时读了神往。 日本这一家专售外文书的书店，听说现在仍存在，可说驰名已久。它在 鲁迅、郁达夫诸先生的文章里，是时常被提起的。周氏兄弟的一些外文书， 好象都是从这家书店买来的。就是我自己也曾同他们的函售部有过来往。那 还是一九三零年前后的事情。那时我正热中于藏书票的搜集，既参加了日本 斋藤昌三氏主持的一个“藏书票俱乐部”，再想看看欧洲出版的有关藏书票 的著作。但这是冷门书，在上海的西书店里是买不到的，我便写信到日本向 “丸善”去问。他们的服务组织真好，很快的就有了答复，并且开来了有关 藏书票的参考书目，以及他们店中现有的几种。当时我就写信请他们将现存 的几种用“国际 C.O.D.”方法寄了来。现在我架上还有一册法国出版的薄薄 的藏书票年鉴，就是从他们那里买来的。这是我离开上海时偶然带在身边， 历劫尚存的残书之一，其余的早已不知失散到什么地方去了。 日本是一个出版事业非常发达的国家，因此他们的书店经营也是一流 的。从前在上海所见的“内山”和“至诚堂”就已经可见一斑。书籍杂志总 是随意堆在那里，任你翻阅，很少会有店员走过来追问你要买什么。 当然，暗中监视的人大约也是有的，否则就不会有郭老所写的那篇《万 引》的故事了。 我不曾去过日本，更不曾到过“丸善”。但是想到这家有名的书店，仍 使我不禁悠然神往。 关于麦绥莱勒的木刻故事集 关于麦绥莱勒的木刻故事集 当代比利时老版画家弗朗士?麦绥莱勒的作品，我们该是不陌生的，因 为他的四部木刻连环故事《一个人的受难》、《我的忏悔》、《没有字的故 事》和《光明的追求》，早在一九三三年就介绍到中国来了。 一九三三年夏天，我在上海一家德国书店里买了几册麦绥莱勒的木刻故 事集，给当时良友图书公司的赵家璧见到了，这时良友公司正在除了画报以 外，转向印行新文艺书籍。赵家璧想翻印这几本木刻集，拿去征求鲁迅先生 的意见，鲁迅先生认为可以，并且答应写一篇序，于是这项工作就正式进行 了。这就是当年这四本麦绥莱勒木刻故事集在中国出版的由来。当时由鲁迅 先生选定了那部《一个人的受难》，由他自己写序，将《我的忏悔》交给郁 达夫先生作序。我因为是这几本书的“物主”，我自己又一向喜欢木刻，便 分配到了一本《光明的追求》，也写了一篇序。剩下一本《没有字的故事》 没有人写序，因为赵家璧是《良友》的编辑，便由他自告奋勇的担任了这一 册的写序工作。 原本每一册的前面本有一篇介绍，是用德文写的，鲁迅先生和郁达夫先 生两人都懂德文，看起来不费事，我不懂德文，这可吃了苦头，自己查字典， 又去请教懂德文的段可情，再参考其他资料，这才勉强写成了那篇序。但是 后来还是不免被鲁迅先生在一篇文章里奚落了几句，说我只知道说了许多关 于木刻历史的话，忘了介绍《光明的追求》本身。 至于那四册木刻集的原本，本来是由我借给良友公司的，后来赵家璧说 制版时已经将每一册都拆开了，不肯还给我。当时在上海买德文书又很难， 虽然赔偿书价给我，可是已经不再买得到，于是我便失去那四册原本了。好 在已经有了翻印本，而且印得很不错，我也就无话可说了。 这四册麦绥莱勒木刻故事集，绝版已久，直到近年，大约由于麦绥莱勒 曾到中国来访问，上海才进行重印。先印了有鲁迅先生序文的《一个人的受 难》，后来又续印了郁达夫先生作序的那一本《我的忏悔》。 在《鲁迅书简》里，有三封写给赵家璧的信，就是讲到这四本木刻故事 集的。 从一幅画像想起的事 从一幅画像想起的事 见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蒋光慈选集，书前附有一幅铅笔速写像，没 有注明这幅画像是谁画的，但我一看就知道这是光慈的爱人吴似鸿画的，因 为这幅用铅笔画的速写像的原稿，至今还在我这里。 这幅画像原先是发表在《拓荒者》月刊上的，这是蒋光慈主编的以当时 太阳社诸人为中心的一个文艺刊物。我当时正在出版这个刊物的书局里做 事，原稿和图片的排印制版都是我经手的，我一向就有收藏图片癖，因此这 幅画像就由我保存了下来。在这几十年中，经历了多次战争和人事变迁，旧 有的书籍图物能够幸存下来的极少，但是不知怎样，这幅画像夹在一包杂物 里，竟被我从上海带到了香港，一直保存到今天。 吴似鸿女士给光慈画这幅速写像时，已经同他同居了。这是画在一张象 三十二开书本那样大小的铅笔画纸上的，是用六 B 铅笔画的，签名的颜色很 淡，因此经过制版后便辨不出是谁画的了。这幅画像画得不能算好，但是认 识蒋光慈的人，一看还认得出来这是他的画像。在当时的环境里，多数作家 过的都是受迫害的不自由生活，很少有被人拍照的事，尤其象光慈这样留俄 回来的作家，所过的始终是一种半地下式的生活，随时有被“包打听”①光 顾的危险。所以能有这样一幅画像流传下来，给今日的文艺青年依稀认识一 下他的面目，实在是很难得的事。 光慈最初写的两部小说《少年飘泊者》和《鸭绿江上》，今日的文艺青 年，大约从新文学史上还知道这两部书的书名，但是读过这两本书的，怕一 定很少了。不过当时却是极为畅销的为文艺青年爱读的两部小说，仅是这两 个书名已经能令人向往了。在当时的环境里，凡是爱好文艺的青年，大都是 不肯向反动势力和封建家庭低头的，因此谁不以“少年飘泊者”自居？至少 在精神上是如此。这两本书的字数并不多，薄薄的两册，大红书面纸的封面， 书名是用方体大号铅字横排的，出版者就是当时出版《新青年》、《独秀文 存》和胡适标点本、《水浒》的亚东图书馆。这家书店当时就靠 了这一批畅销书赚了不少钱。 那时的蒋光慈还叫“蒋光赤”（光慈的名字是后来改的。有一时期，在 当时国民党的党老爷和图书审查老爷的眼中，不要说是蒋光赤的作品的内 容，仅是这个名字，就不能通过，什么书都查禁，所以后来由书局经过他的 同意，将赤字改为慈字，如《丽莎的哀怨》便是用蒋光慈的名字出的，但这 遮眼法起初还行，后来也照样的要禁查了。许多青年往往为了身边有一本《少 年飘泊者》就被捕，送了性命），他的这两本小说，显然是在未回国以前就 写好的，因为我在一九二六年左右第一次见到他时，早已读过他的作品了。 我至今还清晰记得那情形：我那时正住在上海南市阜民里的全平家里，这里 正是创造社出版部的筹备处，在一个大雪的冬天晚上，有人来敲门，我去开 门，门外是一个不相识的毡帽戴得很低，用一条灰黑色围巾围住下巴的男子， 年纪大约比我们大了十多岁。经他自我介绍，我们才知道他就是蒋光赤，有 名的《少年飘泊者》的作者。他这时刚从苏联回来不久，说话带点安徽口音， 以后就经常见面了。 抗战时期，似鸿曾来过香港，后来就一直不曾再见过她了。 原稿纸的掌故 原稿纸的掌故 在我们初学写文章的时候，是没有原稿纸可用的。若是用钢笔写，就用 普通的练习簿横写或直写：若是用毛笔写，便用今日小学生作文簿所用的那 种红格或蓝格的文稿纸来写。我的第一篇拿到稿费的创作，是发表在学生杂 志文艺栏的《故乡行》，这是一篇散文，便是写在练习簿上的。当时是由成 仿吾先生介绍给这位编者的，使我拿到了三十元或四十元的稿费。这是我毕 生难忘的一件高兴事情。 我不知当时在北方的鲁迅先生等人用的是什么稿纸，但是当我在上海同 创造社诸人有了往来以后，我见到他们写稿所用的稿纸，全是当时上海一家 名叫“学艺社”印的毛边纸文稿纸，格子很小，每页有七百二十字，格子是 印成蓝色的。 那时多数作家都是用毛笔写稿。我见到好几位作家所用的也是这种稿 纸，文学研究会的几位先生也是如此。当时学艺社的这种蓝色毛边纸的文稿 纸，显然是作家一致惯用的稿纸。我当时既然想做“作家”，自然很快的也 改用了。好在这并不要用钱买，泰东书局编辑部（创造社诸人主持的）的桌 上有一大叠一大叠的摆着，只要拿一叠回去就行了。 今日我们惯用的这种四百字或五百字的原稿纸，其实是日本式的，根本 连“原稿纸”三字也是从日本输入的。我不知道是否有人要来争这一分“光 荣”，因为我觉得在我们不曾自印原稿纸以前，从来没有人印过这样的稿纸。 那是一九二五或一九二六年的事情，当时被称为“创造社小伙计”的几个人， 仿效日本式稿纸自印了一种横写的稿纸，每张三百六十字，是用道林纸印的， 可以写钢笔，因为当时大家已渐渐不用毛笔写稿了。这时成仿吾郭沫若等人 都不在上海，但是达夫先生在上海，他在这期间所写的创作，便多数是写在 这种紫色横写的“创造社出版部原稿纸”上的。 在这以前，要用日本式的原稿纸，在上海只有到虹口一带的日本书店里 去买，多数是每张四百字的，因为日本作家算稿费是按照原稿纸页数来算的， 以四百字的原稿纸一页为一单位，所以多数是印成四百字的。但当时来货不 多，很不容易买到。我们见到那时张资平先生从日本寄回来的三角恋爱小说， 全是用这种原稿纸写的，真是不胜羡慕，有时白薇女士放暑假从日本回来， 路过上海，箱子里有原稿纸，便老着脸皮向她讨一些，原稿纸上带着淡淡的 日本化妆品的特有香味，便又收藏着舍不得用。 等到北新、开明等书店在上海开设后，自制日本式原稿纸的人家便渐渐 多起来。许多书局、报馆、杂志，都有了自己的原稿纸。有一时期，现代稿 纸和生活稿纸最为流行。格式都是三十二开双折的，有的四百字，有的五百 字。但我总嫌三十二开的格子太小，喜欢用十六开双折五百字的一种，因为 便于删改。可是这样大的稿纸有时不容易买得到，于是只好自己印了。许多 年都是如此，但我从来不曾在上面印过自己的名字。 关于写作的老话 茅盾先生，指示有志写作的年轻人，要他们写自己所熟悉的事情和人物，不要写那些自己不熟悉的东西。换句话说，不要见猎心喜，闭户造车。 那么，一个作家岂不是只能写自己生活小圈子里的东西，永不能越雷池一步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因为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比执笔写作更重要的乃是他的生活。他如果平时接近现实，随时随地观察体验，他的写作范围自然就广阔了。 这些关于写作的金石名言，其实也都是ldquo;老话rdquo;了。问题乃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难，在写作上肯认真做这样准备工作的作家更少。据我所知，以茅盾先生为例，他倒并不是说说就算的。为了要写，他在上海曾天天到交易所里去观察，混在那些随着股票和标金涨落而狂呼乱叫的人群中，亲身去体验他们的那种疯狂感情。因此，他描写人物往往着笔不多，已经活现纸上，正不是偶然的。 在文学史上，也不乏这样的例子。自然主义和写实主义那几位大师，如福楼拜、左拉、莫泊桑，他们都曾经做到了这一点。据说左拉为了要描写马车撞倒人的场面，要亲身体验那个被撞的行人恐慌心理，自己曾故意在街上去给马车撞倒。这虽未必会是真的事实，但是当时法国这一批作家努力去体验生活，则是真事。 更有名的逸话是莫泊桑与福楼拜的关系。福楼拜受了莫泊桑母亲的请托，要他精心指导她的儿子如何写小说。有七年之久，莫泊桑每天要登门受教，将自己的作品拿给老师去看。福楼拜给他弟子的指导是简单的：观察，然后再观察，再观察。对于每一种东西，只有一个最恰当的形容词，你一定要找到最恰当的那一个才歇手。街上有三十匹马，你如果要描写其中的一匹，你一定要使别人一眼就从三十匹马之中，认出你所要描写的那一匹，与其余二十九匹有如何不同之处。 据说，莫泊桑终身不忘老师的这样训诲，养成了随时随地仔细观察的习惯。甚至福楼拜逝世时，莫泊桑随侍在侧，从入殓出殡到下葬，他都一丝不放松的看着，写下了详细的札记。这虽未免有点言之过甚，然而左拉、福楼拜、莫泊桑等人的作品为自然主义和写实主义文学铺下了坦坦的大路，供后来有志者可以有遵循的途径，却是有目共见的事实。 作家当然可以描写幻想，但是仅凭了幻想却从来不会写成好作品。 金祖同与中国书店 目前读某报副刊ldquo;古与今rdquo;的郑逸梅先生：《郭沫若归国经过》，其中说起研究甲骨文的金祖同，说他已经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去世了，这是我现在才知道的。若是如此，真是太可惜了，因为他还很年轻，一九三七年同郭老一起离开日本回到上海时，还是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如此算来，去世时不过三十岁上下而已。 郑君说金祖同用ldquo;殷尘rdquo;的笔名，写过一篇《郭沫若归国秘记》，共有七八万字，一九四五年在上海由言行出版社刊行，是用小说体裁写的，可惜未曾有机会读过，不知如何写法。 郭老在一九二八年到日本去，是由于ldquo;宁汉分裂rdquo;、ldquo;南昌起义rdquo;，他发表了那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老蒋通缉他，无法在国内容身，这才逃到日本去避祸的。郑君说他到日本去是从事古史甲骨文的研究，这当是他到了日本以后的工作，并非他那次到日本去的目的。 金祖同是在日本跟郭老学习甲骨文研究的，是他的私淑弟子。金氏的家里在上海经营中国书店，这是当时上海专门买卖古本线装书的一家书店，开设在南京路新世界游艺场对面的弄堂里，营业的主要对象是受外国图书馆委托配购中国古书，所以，同日本的那些古籍书店也有来往。日本出版的关于研究中国典籍版本的著作，也托他们代售，因此，我们的一些藏书家也是中国书店的主顾，郑振铎、阿英等人就经常出入这家书店的。 后来，郭老在日本出版的《卜辞通纂》、《两周金文辞大系》等书，也由中国书店代售。 金祖同跟郭老一起回国后，在上海ldquo;八一三rdquo;那一段期间，同大家往来很密切。这正是《救亡日报》在上海创刊的时期。后来淞沪战场发生变化，租界上流传着日本人将不利于救亡日报的消息。我们为了慎重计，临时放弃设在大陆商场楼上的办事处，将编辑部暂时设在中国书店，借用他们的ldquo;灶披间rdquo;发稿，就由后门出入。每天晚上，在隐蔽的灯光下，大家就在那里工作，直到将大样送往承印的印刷所付印了，这才雇一辆出差汽车，一路送大家回家。年轻的金祖同，在当时日本人横行的租界环境下，敢于借出他的书店余地供救亡日报使用，实在是很勇敢的行为。 郭老归国琐忆 郑逸梅先生在那篇记郭老从日本化装归国的文章里，说起金祖同曾用ldquo;殷尘rdquo;的笔名写过一篇小说体的《郭沫若归国秘记》。我还不曾有机会读过这篇秘记，内容如何，这里自然不说了。若不是郑先生说破了这个笔名，我即使有机会见到了，大约也不会猜到ldquo;殷尘rdquo;就是金祖同。但是一经说穿，想一想这个笔名倒也很有点蛛丝马迹。 原来他对甲骨文和金石考古很有兴趣，当时在日本读书，其时郭老也正在埋头从唯物史观的立场，研究甲骨文和金文，希望从其中发掘中国古代社会史料，他遂从郭老游。ldquo;殷尘rdquo;这个笔名，显然与甲骨文有关，因为那些龟甲牛骨上所刻的文字，全是殷人的卜辞。ldquo;殷尘rdquo;者，殷人的尘屑之谓，所以这笔名一望就知道是对金石考古有兴趣的人所拟。 就是郭老也是如此。他在那时不能用真名在国内发表文章，惟有采用笔名。他翻译美国辛克莱的小说，如《屠场》和《煤油》，用的是ldquo;易坎人rdquo;的笔名。他在《东方杂志》上发表过一些研究中国铜器铭文的文章，署名用ldquo;鼎堂rdquo;。从他这时为自己所拟的笔名用字来看，ldquo;鼎rdquo;，ldquo;易rdquo;，ldquo;坎rdquo;，也可以看出他对于中国古代文物典籍兴趣之浓。 当然，想到郭老在日本读书时代用的名字是ldquo;郭开贞rdquo;，也可以说这些笔名与他学生时代所用的真名也有一点渊源的。 当年郭老化装改名逃离日本，不知在船上所用的是什么名字。殷尘的《郭沫若归国秘记》不知有叙及否？事实上，他那时离开日本回到上海，在国内是早已有所安排的。因此船到虹口汇山码头时，已经有人去接船，并且给他在沧州饭店开了一个房间，后来才在法租界租了地方住下。 郭老回到上海之初，上海国民党官方还挂着ldquo;团结救国rdquo;的招牌，也喊着ldquo;统一战线rdquo;的口号，因此，他们也参加了文化界救亡协会。郭老当时从日本弃家归国，共赴国难，是文化界的一件大事，文化界救亡协会曾在南市民众教育馆开过一个欢迎大会。那天是我陪他去出席的。因为时间还早，曾去逛了城隍庙，又在城隍庙的茶楼上小坐。 欢迎会开得非常成功。官方一直想控制会场，始终未能如愿。赴会的青年对郭老的每一句话都报以掌声，并且在开会之前和散会之际，不停唱着救亡歌曲。 《六十年的变迁》所描写的一幕 李六如的长篇历史小说《六十年的变迁》第二卷，最近已经出版了。这部小说一共要写三部才完成。第一部所写的从满清变法维新到辛亥革命失败，这时期正是我的童年时代，而且我是在变法以后十多年才出世的，所以书中所叙的许多事情不曾赶得上。可是新出的第三卷所包括的时代就不同了，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那一年，我已经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已经从美术学校毕业出来，一面想做画家，一面又想做作家了。因此，这一卷所描写叙述的那些历史变迁，对我就有了特别亲切之感。尤其是第二卷最末一章ldquo;革命高潮又低潮rdquo;里的ldquo;萧墙启衅，功败垂成rdquo;所叙述的ldquo;宝山路上大惨案rdquo;，国民党军队屠杀请愿工人的那一幕，更是我亲身目睹的事实。 这是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二日的事情，我们的创造社出版部就开设在闸北宝山路的三德里，弄堂隔壁就是那有名的大建筑物天主堂，也就是本书所说的国民党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司令部的所在地。当时上海总工会的总部设在东方图书馆，在宝山路的另一头，相距约有半条街。前一天，为了一部分工人纠察队的武装被缴械，已经有过一点小冲突，夜里已经听到有枪声。第二天，总工会召开大会后，就举行游行示威大会，队伍非常雄壮。当时我们都站在弄堂口，也就是宝山路边上看热闹。我清晰记得，走在游行队伍最前列的是工人纠察队，仍保持了相当的武装，有轻机枪，有盒子炮，有步枪。武装的纠察队过后，就是徒手的工人纠察队，紧接着的是一般工人和民众，其中有不少是妇女和小孩。他们一路走一路喊着口号，态度十分激昂。可是当这些徒手的队伍从我们面前经过了一半的时候，耳畔忽然起了连珠似的枪声。因为司令部就在我们贴邻，因此枪声听来就特别响，同时在混乱起来的游行队伍中也就见到有许多人倒在地上。 这次的屠杀是极其残酷而且懦怯的，因为这些军队是在近在咫尺的距离内，事先一点警告也没有，突然就疯狂的开枪扫射。我们当时站立的地点是在天主堂围墙的这一边，若是站在街对面，也许早已遭殃了。 从这一瞬间起，上海的反革命行动就大规模的开始了。东方图书馆的总工会被包围，彻夜响着不停的枪声，我们一夜不曾合眼。 读完《六十年的变迁》第二卷，三十多年前亲身经历的这恐怖的一幕，不觉又浮上了我的眼前，使我又将这历史的一课温习了一遍。 关于内山完造 一、内山和他的书店 内山完造先生应邀到北京去，日前过港，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便走了。 可惜我知道这消息太迟，错过了可以见到他的机会。 他是从前上海内山书店的老板，因此，大家一向惯称他为内山老板。报上说他今年已经高龄七十四岁了，我想他确是也该有这样的年纪了。因为在我们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到他的书店里买书，如我上次提起过的郑伯奇先生送给我的那两部路谷虹儿画集，就是在他的店里买的，而这件事情，已是将近三十年前的旧事了。 他的内山书店，最初是开设在从前上海北四川路横滨桥一条弄堂里的，卖的是杂志刊物，书籍并不多。后来业务日见发达，这才搬到北四川路底，正式开起书店来，原来的旧址改作了杂志部。他的书店，颇具一家第一流书店应有的好作风。这就是说：你进去之后，你如果向他招呼一下，他自然也点头向你招呼。但是你如果不想同他招呼，你就可以径自走到书架前去看书，本不会有人来理睬你，也不会有人来向你问三问四。你看够了架上的书，若是不想买什么，就可以扬长而去，也没有人会给你难看的脸色看。但是你如果自动的问他或是托他找什么书，他的回答和服务就极为殷勤周到。内山老板也能够讲几句日本式的上海话，因此，当时许多不懂日本文的人也喜欢到他的书店里去翻翻。 他的店里，在正中的大柱后面摆着几张藤椅，一张小桌，还有日本人生活中所不可少的火缽，其上放着茶壶。这是内山老板的坐处，也是招待朋友和顾客的地方。只要你自己高兴，任何人都可以在这些藤椅上坐下来，他会用雅致的日本小茶杯给你斟一杯茶。若是机会好，有时还可以吃到一件日本点心。这时若是会讲日本话的，就可以同老板开始聊天。若是不会讲的，彼此就作会心的微笑，也不会尴尬。 就在这几张藤椅上，当年就经常坐着鲁迅先生。因为他不仅是内山书店的老顾客，也是内山老板的好友。当年鲁迅先生自己印的许多书籍，就托他代理预约，一般的信件和稿费，都是由他代收代转，就是有时同朋友约会，也是在他那里相见的。 坐在内山书店藤椅上的鲁迅先生，见到相识的朋友，自然就趁便招呼，但他随时是在警惕着的，若是见到什么面生的人对他一看再看，他便会俏悄的站起身，从后门溜之大吉了。 内山书店和当年鲁迅先生所住的大陆新村，十分相近。鲁迅先生在千爱里所租赁的另一个贮放藏书的地点，更是就在书店的后面，所以往来十分方便。前几年我回上海时，参观了大陆新村的鲁迅故居后，更顺便看了一下当年内山书店的旧址，现在好象已经改成了一家药房，附近有人民银行的储蓄处，还有一间售书报的邮亭。 当年在内山书店买书，还可以挂账，这对于穷文化人真是一种莫大的方便。八一三沪战发生后，北四川路的交通首先隔断，接着我也只身南下，因此，至今还欠了他店里的一笔书账未还，这可以说是对老板最大的抱歉。 （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日） 二、悼内山先生 从报上读到内山先生在北京逝世的消息，真使我吓了一跳。我前几天因为他经过香港北上，不曾有机会见到他，还特地写了一篇短文，讲讲他的旧事。我原本准备剪一份寄给他，博他一乐，希望他将来返国时再经过香港，便可以约我见面一谈。日前有一位朋友动身回去，我给他送行，几乎想将剪下来的这篇短稿托他带去，后来想到这位朋友与他并不相识，怕转折费事，心想还是寄给他吧。不料我的信还未写好，就从报上读到他的噩耗。看来他是一到北京就患了这急症的，人生的变幻竟这么无常，这真是叫人从何说起！ 一生为了中日人民友好合作努力的内山先生，这次虽然赍志以终，但是能够死在中国人民的首都，想他一定也可以瞑目了。 他的一生，就为了同中国人民的友好，曾经遭受不少诽谤和委曲。在他经营内山书店的初期，由于他同中国文化人过往很密，尤其是对于鲁迅先生的深切友谊，使得有些人怀疑他的书店乃是幌子，是另有人资助的一个秘密机关。在对日抗战前后，又有人怀疑他是派在上海的日本间谍，专门搜集我们文化情报的。而在太平洋战争发生后，听说他又被日本宪兵扣留，罪名乃是曾经协助中国文化人逃出日本宪兵布置的罗网。在香港沦陷初期，他曾来过这里一次，目的就是想对当时被困在岛上的中国友人有所协助。大约就是为了这样的活动，使他受到日本宪兵的注意了。 其实，内山先生乃是一个典型的日本人，他忠于自己的祖国，但是同时又热爱中国人民，正如许多善良的日本人民一样。这从他所写的两本关于中国生活回忆的小书里也可以看得出来。他的观点仍是日本人的，但这并不妨碍他对中国民族性的理解和对中国文化的爱好。这样的国际友人真是太可宝贵了。因此，在他怀着发展中日人民友好壮志来到中国作客的时候，突然染病去世，特别使我们觉得可惜！ （一九五九年九月） 香港书志学 香港书志学 自香港成为英国殖民地以来，这一百多年之中，有关香港的出版物，自 当地政府编印的公报，小册子，以至一般作者以香港为题材写成的游记和小 说。总算起来，那份量自然也相当可观。事实上，在香港成为英国殖民地以 前，即在一八四○年以前，在鸦片战争以前，当时的那些到广州来贸易的外 国商人，以及怀有野心的殖民主义者和传教士，他们留下来的书信、航海日 记、游记和回忆录，其中都可以找到不少有关香港的资料。这些关于香港未 经开辟，未曾成为外国殖民地以前情形的记载，从现在看来，不仅在史地资 料上非常有价值，而且读来也非常有趣。 可惜的是，这些在一八四○年以后出版的书籍，现在自然很难有机会可 以直接读得到。我们只能从别人所写的有关香港初期的历史叙述中，偶尔读 到辗转引用的一两节。因为这些早就绝版的书，已经都成了珍本，只有几处 以收藏东方图书完备著名的图书馆才有了。 要查阅有关香港的各种著作书目，本来可以参考香港政府每年编印出版 的英文本《香港政府年报》（ Annual Report），卷 末总附有一份很详细的有关香港书目，而且这份目录逐年都在扩充，增入新 的资料。可是自一九六四年起，年报取消了所附的这个书目，另行编印了一 本小册子，在一九六五年出版，就称为《香港书目，一九六五年》（A hong Kong Bibliography，1965），由香港政府印务局印行，每册零售一元，是英文本。 这本《香港书目》是白乐贾（J. M. Braga）所编，他是久居香港的葡 萄牙人，原本历年附在政府年报后面的那份书目，也是由他所编，不过现在 重加整理，剔除若干无关重要的著作，又分门别类，印成了这本小册子。 书目共分成十二部分，如行政、财政、教育、自然史与科学、历史与考 古学、一般等等。所著录的书名约在四百种上下，一部分是政府公报之类的 出版物，余下都是私人著作，而且都是在近年新出版的，只有少数是已经绝 版的著作。 原本附在一九六三年政府年报卷末的那份书目，所著录的书名约有八百 种，较之一九六五年出版的单行本书目为多。这是因为伦敦和香港政府历年 出版的公报，以及一些以香港为背景的小说，或是一本书之中仅有一两童是 涉及香港的，白乐贾在编印书目单行本时，都加以删除，因此在著录书名的 总数上便大大的减少了。但也有少数是例外，如玛森的小说《苏茜黄的世界》， 一九六三年的年报书目里自然著录，虽是小说，一九六五年单行本书目里仍 加以保留。 这数百种有关香港的单行本和小册子，对于这个仅有一百年历史，却已 经成为远东一个重要经济据点的英国殖民地，可说不算太多，却也不能说是 太少了。不过，对一般人来说，对一个要想知道一下香港过去的和现在一般 情况的读者来说，他若经过适当的选择，挑选十多种二十种来读一下，已经 足够满足他要了解香港这殖民地的基本知识的需要了。自然，他如果是对香 港过去历史和发展经过特别有兴趣的，他应该多选择几本叙述鸦片战争和香 港早年历史的著作来读。他如果是对香港自然史和地理环境特别感到兴趣 的，他一定要读香乐思氏（G. A. C. s）和戴维斯（S. G. Davis） 等人那几本有关香港自然和地理的著作。他若是对香港政治社会和未来前途 特别感到兴趣的，那么，无论是本地政府的报告书，或是伦敦出版的有关香 港各种问题的公报，简直一种也不该放过了。不用说，《香港书目》所著录 的书，仅是以英文所写的为限，没有著录用其他文字所写的有关香港的著作。 事实上，有关香港的中文出版物虽然不多，却也有它的重要性。尤其是史料 和文件，由于香港和中国关系密切，自有它们的特殊价值。日本文有关香港 的著作也不少，用其他文字写的自然也有。香港政府编印的有关香港书目， 对英语以外的著作全未提及，可说是一个重大的缺点。《香港书目，一九六 五年》的编纂者白乐贾在序文上说，他目前正在同香港大学图书馆的彭萨尔 氏合作，编印一册较为完备的有关香港的书目，连香港早年的一些报刊文章 也收入，希望能弥补上述的那种缺点。 《中国书目提要》和香港 《中国书目提要》和香港 穆伦都尔夫的《中国书目提要》，在后来有名的亨利?柯尔狄尔的巨编《中国书目》未出版以前，乃是尝试将外人所写所译与中国有关的资料，汇集在一起的唯一的一本书目。有关香港的书目也包括在内。 保罗?乔治?穆伦都尔夫（Pual George Mollen－dorff）是德国人，生于一八四八年。自一八六九年起，即来中国在清朝海关任职，一八六九年曾一度任德国驻天津领事。后来又任德国领事馆通译。在海关任职期间，曾经常往来在当时的那些通商口岸，如上海、九江等地。一九零一年在宁波去世。 他编的这部《中国书目提要》（Manual of Chine－Se Bibliography），一八七六年出版，分别在上海、伦敦和德国哥尔利兹发行，比哥尔狄尔的那部大著早出了几年，所著录的有关中国著作（包括单行本和刊物上的文章）共四千六百三十九种。除英文外，还包括了德文、法文等其他外国语文的著作。他在序文上说，这本书目是在中国境内利用私人藏书和别人类似的资料编纂而成，工作地点主要是在九江和北京，如有遗漏或是错误，实是力所未逮云云。 所著录的书目是按各内容来分类的，共分成十七类。在第十四类中国与外国往还的关系书目内，有一项子目是著录有关香港书目的，编号自三三三三至三三六五，共三十三种，这些都是在一八七六年以前出版的有关香港的单行本或是刊物上的文章。 当然，除了书目分类第十四项下的“香港”一项所著录的这三十几种单篇论文和单行本以外，这本书目其他项内所著录的著作，仍有若干种是关于香港或是一部分与香港有关的。如关于当时各国屡次向清朝用武的“战争”项下所著录的一些著作，如一八四四年出版的柏纳德的《复仇神号航程和作战史》，其中就有几章是关于香港的。伦敦《泰晤士报》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派到中国来写通信的科克，他在一八五八年出版的《中国，泰晤士报在一八五七年至五八年间来自中国的特别通信》，其中自然也有许多地方是与香港有关的，也收在“战争”项下的书目内。 还有，有名的班逊姆的《香港植物志》（M.G.Ben－tham：《Flora hongKongensis》），出版于一八六一年，是最早的也是唯一的一本外人所写的香港植物志，穆伦都尔夫也不是将它收在“香港”项下，而是收在十二“自然史”项下的书目内，编号为一七七一。类此的例子不胜枚举。 在“香港”项下所著录的那三十几种资料，单行本不多，主要的都是发表在刊物上的有关香港的论文，尤其是发表在当时有名的月刊《中国文库》（《Cory》）上的。穆伦都尔夫一共著录了十九种。 《中国文库》是当时专门译载有关清朝研究资料的英文月刊，创刊于一八三二年（清道光十二年），一八五一年停刊，一共出版了二十卷。最初是在广州出版的，在鸦片战争期中曾移到澳门出版。 兹将穆伦都尔夫所著录的《中国文库》历年刊载的有关香港资料编目和提要，译述于下： 第三三三三号，英国接管香港岛的布告，载《中国文库》第十卷六十三页。 第三三三四号：英国官方的布告和公布的岛上地名，载《中国文库》第十二卷二六八页，以及十五卷二七八页。 第三三三五号：岛上的官地拍卖和法令，载第十卷三五零页，十三卷四十八、一六四、二一七、三二七、六零四各页，以及第十四卷五十七页。 第三三三六号：香港历史，载第十二卷三六二页。第三三三七号：批准香港为殖民地的敕令以及法院规则，载第十二卷三八零页。 第三三三八号：香港岛的形势和岛上的地名，载第十二卷四三五页。 第三三三九号：香港的慈善机关，载第十卷四三八页。 第三三四零号：香港监狱的罪犯记录，载第十二卷五三四页，十三卷六五一页。 第三三四一号：香港地图和一般叙述，载第十四卷二九一页。 第三三四二号：香港的土地法令，载第十二卷四四五页，十四卷三九七页。 第三三四三号：戴维斯被任命为香港总督所负的使命，载第十三卷二六六页。 第三三四四号：香港疾病检讨，载第十卷一二四页。 第三三四五号：香港的房屋和税收，载第十五卷一三五页。 第三三四七号：军医关于一八四七年香港疾病与死亡的报告，载第十七卷三一三页。 这以上就是穆伦都尔夫所著录的，在二十卷《中国文库》之内，所刊载的十九篇有关香港的资料。事实上，《中国文库》内所刊载的有关香港的文章很多，决不只这十九篇。这只好留待以后再说了。 除了《中国文库》所刊载之外，穆伦都尔夫在他的《中国书目》这一子目内所著录的有关香港资料，还有编为第三三四六号的《域多利城的简短描写》。一八四八年香港出版，是单行本，作者是谁不详。 第三三四八号：香港风景画一辑，作画者是布鲁士，一八四九年伦敦印行。这一辑香港风景画，是着色的石板画，香港遮打的藏画内藏有一份，近年已经由香港大会堂博物馆选印了十二幅。 第三三四九号：香港年鉴，一八四九年香港出版。 第三三五零号：香港政府法令摘要和索引，一八五零年香港出版，编者是塔尔伦。 第三三五一号，一篇刊在俄国教会出版物上，用俄文所写的有关香港的介绍，作者是戈希克维支，一八五七年出版。 第三三五二号：有关香港政府官立学校和中国人教育的意见，作者是洛布希特，一八五九年香港出版。 第三三五三号：《香港的罪恶和治疗之道》，作者同上，一八七一年出版。 第三三五四号：一八六一年，伦敦医学机构所发表的关于香港气候和疾病的观察报告。第三三五五号：德国柏林出版的一本刊物上关于香港域多利城的中国居民报告。 第三三五六号：《在香港的欧洲人生活》，一八六八年英文《中国杂志》所载。 第三三五七号：关于香稻“快活谷”的情形，资料来源同上。 第三三五八号：《乘雏菊号环游香港记》，一八六八年《中国杂志》所载，见该刊第六十八至六十九页。 第三三五九号：《香港的成文法令》载《记载与询问》第一号三十页及十九页。 第三三六○号：《香港的龙船节》，作者利斯特，同上第二号一五六页。 第三三六一号：《香港的死刑执行》，同上第一六零页。 第三三六二号：关于导致一八七二年八月二十八日香港市民医院医官杨氏及爱丁氏两人辞职原因的报告。一八七二年香港出版。 第三三六三号：“香港”名称研究。《中国评论》双月刊第一号五十一页及二七一页。 第三三六四号：《在山峰下》。即兴诗集，在香港殖民地长期居住之下写成者。一八六九年伦敦出版。 第三三六五号：《香港殖民地》——一个曾在远东久居的侨民回忆演讲。作者莱基，载《中国评论》双月刊第一号一六三页至一七六页。 这以上就是穆伦都尔夫在他的《中国书目》内“香港”项目下所著录的全部资料。当然，前面已经说过，一八七六年以前所发表的有关香港著述， 决不只他在这里所著录的这几十种。但在他的这本书目未出版以前，从未有人做过这件工作。这是最难能可贵之处。因此即使有遗漏，也似乎是可以原谅的了。 《香港的诞生、童年和成年》 《香港的诞生、童年和成年》 沙雅的《香港的诞生、童年和成年》（G. R. Sayer：《h， adolescence and coming of age》），初版出版于一九三七年，牛津大学出 版部印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经再版，可是这几年在西书店的架上，已经 很少再见到这本书了。 沙雅是曾经在香港政府任职的民政官员，他的这部关于香港早年历史的 叙述，主耍部分都是采集别人的著作资料，加以比较考证来写成的。正因为 如此，虽然出版于一九三七年，却比他的前辈如艾特尔等人的香港史，写得 更为材料丰富，可是笔下却较为轻松，因此读起来也更感趣味。 他的叙述，是到一八六二年，即罗便臣总督任内为止，比艾特尔的那一 部所包括的时代更短。因为按照他的书名所示，一八六二年已是香港成为英 国殖民地的第二十年，已到了他的书名所说的“成年”阶段了。沙雅的笔下 没有学究气，因此这部《香港的诞生、童年和成年》，读起来比较轻松。若 是对香港初期历史感到兴趣的人，认为艾特尔的《在中国的欧洲》写得太古 板，同时要把那本书也不容易，我看不如设法找一本沙雅的来读一下，一定 不会失望。不过，要注意的是，他的那一枝笔有时写得过于浪漫，要当作历 史来读，有些地方是该采取保留态度的。 沙雅的全书一共有十三章，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第一章至第三章是绪论 部分，泛论他的这本书所涉及的地理、历史以及语文上的一些问题。如香港 这座小岛，在未成为英国殖民地以前，曾经有那一些外国航海家在他们的纪 录上提到过这个小岛，以及“香港”和“hONG KONG”的关系，究竟是先有那 两个中文字的岛名，还是先有英文。是英文译自中文，还是中文译自英文。 又，“香港”两字究作何解。沙雅都在他的绪论里旁征博引的加以讨论。虽 然根据今天所得的证据看来，他的结论未足为据，但是读来引人入胜，这正 是他的这部香港史的成功处。 从第四章到第八章，就到了他所说的这个殖民地的“诞生”部分。第九 章起，直到最末一章，都是以每一个总督的任期为一章。最末一章所叙述的 是香港第五任总督罗便臣任期内的事，他的任期是一八五九至一八六一年， 这时距香港正式成为英国殖民地的一八四一年，已经二十年，已到了他的书 名所说的“成年”阶段，因此这部香港早年历史写到这里也就为止了。 除了正文十三章之外，本书还附有插图和地图数幅，以及附录十一篇。 这十一篇附录，都是参考资料性质，有时简直令人觉得比正文更有可取之处。 如附录一是义律在一八四一年二月二日的布告，宣布自己从清朝钦差大臣琦 善手上取得香港岛，附录二是一八四一年五月十五日香港第一次宪报所公布 的第一次人口调查数字。这些都是这个殖民地“诞生期”的最原始的材料。 《香港的序曲》 《香港的序曲》（《Prelude to es），一九 六六年出版。著者奥斯丁?高志，曾任职本港政府，在新界理民府任特别法 庭的法官，又曾在马来亚、沙捞越等地任职，可说是个典型的英国殖民地官 员，退休回英后曾出版过一部回忆录：《洋大人》。 这部《香港的序曲》。正如书名所示，所写的并不是香港历史本身，而 是导致产生这个英国殖民地的那些历史事件发展的经过，主要的自然是十九 世纪英国对清朝的鸦片贸易，以及由中国严厉执行禁烟政策所引起的冲突， 还有澳门和澳门葡萄牙人在当时这些事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本书共分十 四章，从第一章至十一章，就是叙述从英国商人想在中国打开贸易的门户， 宜到困了鸦片贸易一再冲突，终至酿成两国正式战争的经过。从第十二章起， 香港才正式出现在这个历史舞台上。 本书的特点，诚如作者自己所说，他对于英国同清朝开始通商的初期， 澳门在这方面所占的重要地位，特别看重，也写得特别详细。他对于澳门葡 萄牙人对英国早期与清朝贸易的协助评价，是功过参半的。因为英国商人最 初是通过澳门的关系，才可以进入广州去通商的，同时澳门也成了早期英国 商人的暂时立脚点。但是，当林则徐雷厉风行执行他的禁烟法令时，澳门葡 萄牙人却不敢庇护英国商人，甚至义律坦白的向葡人建议，万一林则徐迁怒 澳门葡人，他可以用武力协助葡人防守澳门，也被澳门葡萄牙人婉辞谢绝了。 义律这才无可奈何的下令英国商人和妇孺全体自澳门撤退，乘船到香港 海面来暂避。这是他对澳门难忘的怨恨，却不曾料到反而因此使他获得了香 港岛。 本书对于香港早期历史舞台上的几个重要人物，如义律，渣甸的原始经 营者渣甸和忽地臣，中国通老马礼逊，以及旅居澳门的英国画家秦纳利等等， 都有一些个别有趣的叙述。这可说是本书的另一特色。 至于有关香港早期情形的三章，因为篇幅有限，所叙述的自然不很详 尽。但是他对于义律向琦善取得香港岛之后，所遭受的种种困难，一面受英 国商人的埋怨，一面又受首相帕玛斯敦谴责，不得不悄然卸任返国的吃力不 讨好的苦况，却运用了当时的一些历史文献，写的很详尽。其实，义律本人 当时不喜欢香港，他不过由于无法插手澳门，甚至想在澳门求葡萄牙人的庇 护也不可得，而舟山和大屿山之类又大得难以咽下，这才勉强向琦善索取香 港的。 《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里的香港 《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里的香港 摩斯的《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he Chronicles of 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英国牛津大学出版 部出版，共五大卷。前四卷在一九二六年出版，后来在一九二九年又出版了 第五卷补编。编年史所包括的年代，起自公元一六三五年，迄于一八三四年， 即自我国明崇祯八年到清朝道光十四年。 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根据他自己私下同清朝钦差大臣琦善两人擅自 订立的《穿鼻草约》，派兵占领香港岛的年代，是公元一八四一年（即清道 光二十一年）。摩斯的编年史结束年代是一八三四年，在时间上距离这个殖 民地的形成还有六七年，在常情上来讲，编年史里是不会涉及香港的。可是， 在事实上，东印度公司的业务未结束以前，即公司的专利权未废除（一八三 三年废除）以前，他们的商船曾经在香港岛水域内的汲水门、青山湾，以及 香港与九龙之间的尖沙嘴海面，经常停泊，早已同香港发生了关系。 摩斯根据东印度公司的旧档案，查出该公司最早的关于香港岛的记载， 是一八一六年，即清嘉庆二十一年，当时英国派了大使阿美士德东来，想直 接到北京去谒见清朝的大皇帝，建立正式邦交，打开宜接贸易的门户。使节 团里受委任的副使之一，就是当时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分公司的大班司当东。 阿美土德在英国启程之前，就先期托人带信通知司当东等人，将来他们的大 船队抵达广东海面之后，彼此将在什么停泊地点可以见面会合。当时阿美士 德提出彼此可以会合的地点共有两个，其中一个便是香港岛西端（即今日的 香港仔）与南丫岛之间的海面。 摩斯在编年史的第七十三章里提到了这件事，这么记载道： “‘莱拉’号在七月八日见到了司当东等人，他们在七月十日就与使节 团会合了。” “我们在这里见到公司的档案里第一次正式提到了香港岛。正在启程回 国的‘汤麦斯?格里费尔’号，奉命在回航之前，先向东驶，向司当东爵士 有所接洽。他是将在下列两个预定的会面地点之一可以见到的……一：在香 港与南丫岛北端的海峡内，香港大瀑布对面的瀑布湾内。 二：距离老万山群岛北面约二三英里之处。” 这就是东印度公司档案里第一次提到了香港，时间是一八一六年。后 来，“格里费尔”号果然在预定的第一个会合地点内找到了司当东等人当时 所乘的“发现”号。 除了这一次之外，摩斯还在编年史的第一卷第七章里，引用了东印度公 司在一六八九年派来广东的一艘商地的航程记录，认为其中有一句记载可能 是指香港的。 载重七百三十一吨的商船“防卫”号，这是派到广州来装载砂糖及其他 商品，转口到波斯去交易的。它在这年九月一日抵达广东海面。摩斯在编年 史里说： “九月一日，它下锚在澳门东面十五海里之处。这地点可能使它已经进 入香港岛的港内，或者在它的附近，也许是在汲水门。这些地点对于当时的 季节风以及可能发生的飓风，都是很好的避风处……”。 一六八九年是清朝康熙二十八年。若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在这时就 已经到过香港，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纪录，可惜这只是摩斯个人的推测而已。 根据东印度公司所存档案的记载，比一六八九年更早，另有一艘公司船 “加洛林技”号，曾在一六八三年从澳门来到了烂头岛，在那里停泊了两个 多月，直到这年的九月十七日，自群岛之间驶出，驶向浪白滘。 烂头岛即大屿山，“加洛林拉”号既然在大屿山停泊了两个多月，也可 以说早已进到香港范围之内了。 但这些记载而不曾直接提到香港岛的名字。东印度公司的档案里直接提 到他们的船只同香港岛发生了关系，是一八二九年的事。这时已是清道光九 年了，摩斯在编年史的第八十七章里说，公司船只为了在西南季节风的时期 内有较安全的停泊所，曾四处寻找，结果选中了香港岛附近一带的港湾。他 说： “对汲水门内的青山湾停泊处曾给与特别注意。还有香港岛西北角的停 泊处，从那里向东可以驶出鲤鱼门，这就是后来称为香港内港的地方。在这 年的冬天，至少有三艘公司船只停泊在水域内的。这时忽然要在上述两个地 点之外，另觅其他可以停泊的地点，不只是为了要避风，而是东印度公司驻 广州分公司的负责人，认为这时广州的清朝官员对外商货船进口和抽税问 题，有意留难，因此要找一个在他们权力之外的停泊地点，以便发生困难时 可以暂时有一条退路。香港就这么被看上了。 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分公司的人员发现香港港湾的优良性以后，就决定大 加利用。摩斯在编年史里的这一章里，继续这么说： “大部分的委员，在十二月初命令六艘商船去停泊在香港岛港内，并任 命林德赛先生为船上的货物管理人，又命令两艘泊在汲水门，任命克拉卡先 生为船上货物管理人。并命令他们有权可以购买船上所需各物，准备进口的 货物也可以就地出售或是运送，如果有任何茶叶从上游运来也可以收下。” 从这一段记载上，就可以明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这时到香港来停泊，是 有重大野心的。他们授权货船的负责人可以直接向陆上的村民采购日用必需 品，又可以发售自己的货物，更可以收购所需要的中国货物。 这样的举动，在当时来说，不仅违反了清朝所规定的外商贸易规则，而 且是分明逃税和走私的行为，结果自然难免发生更多的麻烦。东印度公司广 州分公司的一部分人员，竭力反对此举，不主张将贸易范围扩张到黄埔和广 州以外，可是不为其他当权者所接纳，因为这些人都主张要建立一个可供自 己退步，甚或可以不受清朝官员管束的基地。后来香港殖民地的诞生，可说 就是由这样的观念孕育而来。 这是一八二九年的事。到了次一年，由于清朝抽取夷商货物的税则又有 了更改。东印度公司不同意，于是又采用同一战略。摩斯说： “在六月二十日，经过磋商之后，公司决定早来的船只在它们抵达之 后，要暂时留在虎门外，停在香港的北面，即九龙方面，也就是停在香港的 港内。未到九月尾之前，不许驶入黄埔。” 从此以后，直到义律受到林则徐禁烟法令的压力，率领英国商民自广州 和澳门撤退，他所选择的暂时避难地点也是香港岛。可知这座小岛的命运在 东印度公司时代就已经被决定了。但这已是题外的话，这里不再多说了。 《复仇神号航程及作战史》 《复仇神号航程及作战史》 “复仇神”号，旧译作“纳米昔斯”号，是英国海军的一艘铁甲舰，在 鸦片战争中曾参加对清朝作战，也在香港港内寄泊过，因此书中有不少关于 当时英国军队未在香港岛登陆以前，以及占领香港初潮的情况。本书的原名 是《Narrvative of the Nemesis》。编著者 是贝拉德（. D. Bernard），一八四四年伦敦出版，分上下两册。 有关香港的部分，是在本书的第二十四章至二十六章。这三章所记载 的，全部都是关于香港的。 “复仇神”号是在印度建造的一艘铁甲轮船，排水量为六百三十吨。因 为是一艘装铁甲的汽轮，吨数虽然不大，但当时海军战舰仍以多层的帆船为 主，因此“复仇神”号被视作是远程作战的利器，在鸦片战争中曾运载英国 军队深入扬子江作战，一直抵达了南京。 本书编著者贝拉德曾随舰参战。本书的写成，系由“复仇神”号舰长哈 尔提供资料，将舰上的航程日志，公文档案，以及舰上的兵士的私人见闻记 载供他采用。因此本书不仅包含了关于初期香港岛的一些难得的资料，同时 也是研究鸦片战争的一份重要参考资料。 关于早期香港的叙述，作者在本书第二十四章里，引述了一八一六年英 国所派的访问清朝的亲善大使阿美士德，乘船自英由海路赴天津，曾经过此 地在香港海面停泊的记载。当时阿美士德所乘的战舰在老万山外洋洋面停 泊，按照预定的计划，等候从澳门而来的司当东、老马礼逊等等一批中国通 与他会合，作为使节团的随员和通译，以便同往天津。这记载里曾提起约定 的双方会合地点，称为“香港水道”，并说附近有许多美丽而多山的小岛， 其中主要的一座小岛称为“香港”云云。 这记载的年月是一八一六年七月十日。一八一六年是清朝嘉庆二十一 年，距离鸦片战争发生还有二十多年，可是在英使航海的记录上已出现了香 港之名，可知这时已经对香港岛加以注意了。 本书附有一幅一八四二年香港岛的全图，测绘者是英国海军测量官贝尔 讫尔，他是最早占领香港岛的英国军官之一。这幅地图大约是他测量香港水 道时所绘，因此成了英国人在占领香港岛以后所绘制的第一幅地图（在《南 京条约》正式签订以前）。据沙雅在他的《香港的诞生，童年和成年》一书 里说，贝尔讫尔所测绘的这幅香港岛全图，是香港岛最早的一幅地图，图中 已经有了维多利亚城，并且注出当时岛上若干重要建筑物的所在地点。岛上 的几座山峰，也注出了它们的高度，不过这些数字在后来经过更准确的测量， 证明并不完全正确。 这是一幅用影线绘成的单色地图，比例是一英寸一英里，有许多错误在 今天看来特别令人感到兴趣。如黄泥涌的位置，在图上被放到今天扫秆埔附 近，与黄泥涌的原有位置相差一英里之远。 又，今日的渣甸仓库一带，后来称为东角的，在这幅地图上则称为“忽 地臣角”。香港仔还没有题上“鸭巴甸”这个英文名，因此在图上仍称为“石 排湾”，这是当地的一个古老名称。 至于岛上大部分村庄和港湾名称的英文拼音，也与今日通用的拼法很有 不同。 关于香港岛开辟初期的荒凉和气候不健康情形，本书编著者在有关香港 的那三章之内，曾提供了一些少为人知的有趣资料。他说，当时大家认为这 个小岛除了有深水的港湾可供船只停泊，以及港湾东西两端有便利出入的水 道以外，其他便一无所长。因此当时有不少英国商人主张放弃香港岛而占用 大屿山。可是又因了大屿山全岛的面积太大，万一有敌人来袭不易防守，而 在气候、特产、淡水供应方面，它的缺点又与香港岛相似，但是香港岛却因 了面积小而防守较易，这才决意继续将它占用下去。 关于岛上早年的自然状况，本书作者引用了比他更早（一八一六年）到 过岛上游览的英国航海家的记载，说岛上缺少树本，山坡上的羊齿科植物却 长得非常茂盛。又说黄泥涌一带有大量的水稻田。 “复仇神”号停泊在香港港内时，曾遭遇过一次飓风，舰长哈尔曾在航 程日志和他私人日记里留下了很详细的记载，本书编著者贝拉德一一加以引 用了。 《复仇神号航程及作战史》，出版于一八四四年，距今已一百二十多年。 不用说，现在要想一读这书，自然很不容易了。 《鸦片快船》 《鸦片快船》 《鸦片快船》，著者是巴席尔?鲁布波克。本书的原名和著者的原名是： Basil Lubbock：《the Opium Cippers》。一九三三年英国出版，书中附有 地图，图解和插图共数十幅。 这本书是记载十九世纪初年，小汽船和大轮船未盛行以前，从欧洲和印 度往来中国沿海从事贸易活动的商船历史的。这些商船都是以风帆行驶的大 商船，运到中国来贩卖的货物又是以鸦片为主，因此称为“鸦片快船”。这 种运载鸦片的快船，都是属于东印度公司旗下的，来到广东海面后，最初停 泊在伶仃洋老万山一带，后来就集中停泊在香港。因此本书虽然并非全部内 容都与香港有关，但因了题材与香港有特殊关联，随处都可以发现所记叙的 事都是直接或间接与香港有关的。其中的第五章叙述了鸦片战争期间这一带 的鸦片走私情形。这时还未签订《南京条约》，香港还未正式割让给英国， 但在事实上香港岛早已由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派兵占领，这里成了“鸦片 快船”的停泊总站，沿海的鸦片走私贸易也以这里为中心。 著者鲁布波克除了本书外，还写有《中国海快船》、《殖民地快船》等 书，都是与《鸦片快船》相似的著作。对于本书，著者夸说曾花费了二十五 年的时间去搜集资料，书中有些鸦片快船的图片，都是从私人的收藏品中征 借来的，其中有几幅还可以使我们依稀见到初期香港海面的光景。 十九世纪《泰晤士报》的香港通信 十九世纪《泰晤士报》的香港通信 一八五九年，英国伦敦《泰晤土报》出版了一部曾经发表在他们报纸上 的中国通信集。执笔的记者是乔治?温果洛夫?科克（George ingrove Cooke）。他是当时《泰晤土报》派到中国来的特派员。这部通信集就是将他 所写的通信稿经过整理后印成的单行本，原名：《中国：泰晤士报在一八五 七年至五八年间来自中国的特别通信》（Cimes Special Corre－spondence From China）。共分三十三章，内容非常丰富，虽然并非 全部都是同香港有关的，但所叙述的事情多数都牵涉到了香港。 一八五七年到五八年，清朝咸丰七年至八年，对当时清朝来说，正是多 难的一年。英国商人为了广州入城问题，几次同广州的清朝官员发生争执和 武装冲突。后来借口“亚罗号”事件，更正式向广东和沿海一带发动了战争， 这就是所谓第二次鸦片战争。两广总督叶名琛就是在这次战争中被英国人掳 去的。 这些事件，本书的作者科克都亲身参与了。当叶名琛被俘送往印度加尔 各答囚禁时，科克是与他同船去的，后来亲自去采访，这些他都写成通信寄 回《泰晤士报》发表。因此就材料方面来说，这本通信集的材料是非常丰富 的，而且都是在中国自己方面所找不到的。 《泰晤士报》的这本中国通信集，第二章、第六章，以及第七章的一部 分，都是报导当时香港情况和有关香港的描写。因为科克在第二次鸦片战争 初期，除了随军到广州去采访外，其余的时间都留在香港。直到后来战争焦 点北移，他才离开了香港。本书是附有索引的，要查阅其中所提及有关香港 之处，只要翻阅一下卷末的索引“香港”项下就可以知道了。 科克这个新闻记者，在漫火药气氛中抵达了香港，他当然是拥护用炮 舰来打开清朝门户这种武力殖民贸易政策的，因此他也同一般外国人一样， 用一种成见和自以为是的心理来观察中国人的一切。但到底还是第一次到中 国来，见到欧洲人在这里所做的一切，颇与他们在本国所做的不同，不仅感 到诧异，而且感到一些不满。因此他到了香港后，对香港所得到的印象并不 好。他在寄回去的通信上，对当时的香港依靠洋人吃饭的中国买办，以及对 岸九龙过来谋生的“苦力”，嘲弄了一番之后，对当时的外国商人也不放过， 着实挖苦了几句，甚至对香港这殖民地本身的建设管理情形，也表示了不满。 在本书第六章内，科克曾对当时香港一般生活和环境表示不满，他在通 信上这么写道： “我对岛上的动物和植物无法作满意的报导。装饰树在人工种植和培养 之下，倒长得很好。从一个辽远僻静的，邻近一座贫瘠的小村和污秽民居的 叫作‘快活谷’的地方，有一些花卉可以来集得到；可是野生的植物似乎仅 是些粗糙的苔藓，连牲畜也不肯吃。 “说到牲畜方面，我对耸立在我窗外的高山上，从不曾见过有一只牲畜 在山上吃草。只有下雨的时候，我可以见到逐渐汇聚起来的山水。有时候， 岛上可以见到一只水牛，可是它大都是在走向杀牛房的途中。但我从不曾见 过一只母牛，然而这儿也有牛奶。不过这种牛奶，吃的人少，见了打寒颤的 人多。牛奶从那里来的，这是香港市场的最大秘密。唯一可能生产这‘牛奶’ 的牲畜乃是母猪。因为岛上确是有不少的母猪。只是又有一种低声的叮嘱， 斜了眼睛望着那牛奶罐说：中国管家婆她自已……好了，不必多说了。好在 除了罐头牛奶以外，很少有人吃这种牛奶。 “有翅的蟑螂繁殖和发展的情形，使得你整天可以见到它们，在最漂亮 的客厅里，白昼在地板上和桌上乱跑，大得象小老鼠。夜晚则撞着灯罩，大 得象一只雀子。蜘蛛大得那么可怕，使你要诧异它们既然养得那么肥大，但 居然还留剩着这么多的苍蝇。蚊虫攻袭你的纱帐堡垒的技巧，以及它们那么 殷勤的吮吸你的血肉，使你用着一只阿比西尼亚老牛的心情欢迎着天明。” 对于食物，科克曾对于中国菜恭维了几句，说中国菜虽然比不上法国 菜，但比他们的英国菜要高明得多了。不过，当他提到岛上老鼠众多的情形， 却说本地人喜欢吃老鼠。他说，监狱里一晚上可以捉到二百多只，中国犯人 对之馋涎欲滴，甚至呈文给当局，要求赏给他们吃，以免暴珍天物云云。他 不曾提到吃蛇和吃“三六”（狗），大约是时间不凑巧，未曾躬逢其盛。 科克笔下关于当时香港和中国人生活习惯的报导，我们现在读起来，自 然不难辨别，那些是真实，那些是他笔下的夸张。但是作为在第二次鸦片战 争中一个外国记者亲历其境的通信报导，尤其是关于广州、香港和叶名琛被 俘后的生活情形，是值得一读的。 《在中国的欧洲》 《在中国的欧洲》 这是英国人艾特尔所写的一部香港历史。他采用了这个古怪，可是很有 用意的书名：《在中国的欧洲，香港自开始至一八八二年的历史》。（E .J. Eitel：《Europe in Cory of he Beginning to the Yea 1882.》） 本书出版于一八九五年，可以说是香港殖民地的第一部编年史，叙事至 一八八二年止，用了五百多页篇幅叙述香港成为英国殖民地前后五十年间的 发展经过和一切变迁，相当详细。作者当时是在香港任职的，关于香港早年 行政设施，官官之间的人事纠纷，以及商场情况和街谈巷议的琐碎点滴，都 是第一手的好资料。本书当时是由伦敦和香港同时分别出版的，香港的出版 者是别发书店，可惜久未重印，现在已经绝版不易买到了。 作者艾特尔是当时英国所谓“中国通”之一，是伦敦传教会的人士，一 八七九年奉派来港，担任教育视学官。虽是“中国通”，却不热心提倡中国 文化，在视学官任期内竭力主张香港学校减少中文课程，增加英文课程钟点， 同时又提倡采用津贴制度，鼓励教会开办学校，逐渐停办官立学校，减少教 育经费开支。他自一八七九年开始任职教育视学官（当时视学官职权甚大， 等于后来的教育司），至一八九七年才退休，先后任职达十八年之久。 艾特尔的著作，除了这部香港史以外，还有一部《香港教育史资料》 （“Materials for A ory of Education in hong Kong”），一八九一 年出版，此外他还编写了一部中国佛学辞典，一部广东话字典，以及一部研 究中国“风水”问题的书。这些大约都是发挥他的“中国通”本色了。 要叙述香港殖民地的早期历史，自然无法不提到鸦片战争，更不能不谈 到东印度公司为了独霸东方海上贸易权，同别的国家所引起的种种竞争和冲 突，艾特尔的这部香港史《在中国的欧洲》，自然也无法例外，全书二十二 章，前三章就是追叙这样的历史背景，可以说是导论性质。 《在中国的欧洲》第四章至第七章，叙述东印度公司贸易专利权废止 后，英国对清朝贸易所产生的新形势，以及所引起的新冲突。英国适应两广 总督卢坤的要求，派了律劳卑爵士（Lord Napier）来广州就任英国对华商 务监督，接替东印度公司结束后，在广州留下的业务。由于“商务监督”是 “官”，东印度公司的“大班”虽然声势煊赫，身份到底仍是“商”，这种 区别，在当时清朝官吏的眼中是毫不考虑到的，因此律劳卑既从英国到了澳 门，要定期到广州视事，他自以为自己是英国女王的钦命官员，投书两广总 督要求约定会晤日期，不料两广总督认为不合体制，该信未采用“禀帖”形 式，不经由“洋商买办”转呈。将原信掷回，使律劳卑碰了一个钉子，英国 与清朝的贸易交涉从此枝节横生。于是使得英国商人渐渐形成了两个要求： 一是为了要获得清朝的平等待遇和自由贸易权，最后不惜诉之武力；另一是 要像葡萄牙人在澳门一样，取得一个可以由自己统治的立脚点——这两项要 求的意念蓄之既久，一场冲突和取得一个殖民地之举，就势必无可避免了。 这就是“鸦片战争”形成的远因，也就是当时大英帝国一是要在清帝国疆土 范围内建立一个殖民地的由来。 这样一来“香港殖民地”的出现，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 不过，在“香港”出现以前，还经过了一个选择阶段：舟山定海，大屿 山，香港，这几个地方在当时是都有机会会成为英国殖民地的，但是后来熟 悉香港和九龙形势的义律，终于决定选取香港，于是由非正式的“占有”进 到正式获得“割让”，英国就正式宣布香港为她的殖民地了。本书从第四章 到第九章，所叙述的就是这些微妙的经过。 本书的第十章，叙述了这座小岛和附近地方在未成英国殖民地以前的历 史，从第十一章以后，艾特尔就正式开始作为英国殖民地以后的香港史的叙 述了。他的叙述开始于在义律治理之下的一八四一年。一直到一八八二年轩 鲤诗总督任内为止。从第一任总督砵甸乍算起，到轩鲤诗到任，已经是第八 任总督了。 香港这地方，本是由义律（他是当时英国驻广州的商务监督兼全权代 表）一手包办，由清朝钦差大臣琦善手上取得的，因此香港的第一任最高行 政长官是他。他本来应该被正式委任为这个新殖民地总督的，他自己大约也 认为会如此，不料就由于他取得香港岛之际，事先未曾获得伦敦方面的授权， 因此不仅未曾做得成香港第一任总督，反而受到申斥，连原有的商务监督官 职也丢了。他在一八四一年八月十日奉命回国述职。就在这同一天，正式由 伦敦委任的第一任香港总督砵甸乍爵士也抵达澳门，准备来港履新了。 艾特尔的这本《在中国的欧洲》，是用古老的写作历史方法来写的，叙 事相当枯燥，但对于日期地点和人名力求详细，毫不含糊。因此要想知道香 港成为英国殖民地后，最初几十年的大事沿革，这是一本很有用，看来也很 可靠的参考书。当然，他的观点是纯粹以英国人的立场，从英国人的利益去 看事物的，但他还算并不过于褊狭和武断。在叙述鸦片战争的酿成经过时， 他虽然埋怨林则徐对英国商人操之过急，使得义律无法善后，不得不诉之武 力，但他对于虎门水师提督关天培勇战殉职，也不能不予以赞扬。所以比起 后来视整个中国都是欧洲人殖民地和推销市场的摩斯（h.B. Morse）等人， 还算老实多了。 在香港开辟初期，英国海军陆军的感情不大好，民政官员又与军人的感 情不大好，小官与大官之间又有派系的倾轧，大商人对于官员的政策自然有 许多不满之处，甚至总督与大法官也有职权之争。艾特尔的这部香港史，在 最初十年的历史内，就叙述了不少这类的磨擦和风波，直到香港第二任总督 戴维斯运用他的特权，将伦敦直接派来的大法官晓吾停止职务，晓吾离港回 国告御状，戴维斯被指责滥用职权，不得不引咎辞职，当时香港的这种官场 人事职权纠纷可说已经达到了最高点。 此外还有风灾、火灾、热病、海盗，以及盗贼横行，点缀在早期香港开 辟建设的历史叙述中，颇不寂寞。 从第十三章起，艾特尔是以每一任总督的任期起讫时期为一章来叙述 的，第八任总督轩鲤诗的任满时间是一八八二年三月七日，《中国的欧洲》 最末一章叙到这里便告结束了。作者在序文上说，一八八二年以后，由于时 间太近，许多事情尚不便纳入历史的范围内，只好留待异日了。 但是，作者在后来英文《中国评论》（the China Review）（双月刊， 有一时期，艾特尔也是这刊物的编辑人）上又发表了一篇《香港历史的补充 记载，自一八八二年至一八九○年》，将他这部香港史的记载，伸延至德辅 总督任期内，后面并附有统计表，记载香港的人口、税收、政费，船只出入 吨数等等的历年数字，从一八四一年起，直到一八九五年为止。据这统计表 的记载，一八四一年香港人口数字，包括驻军在内，是一万五千人（另据本 书第十二章所记载，一八四一年五月香港举行第一次人口调查，当时岛上共 有中国居民五千六百五十人，其中二千五百余人是村民和渔民，八百人是商 人，二千人是艇家，另有三百人是来自九龙的劳工）。一八九五年的人口数 字是二十五万三千五百一十四人。 前面已经说过，艾特尔的这部《在中国的欧洲》，是最早出版的一部香 港史，所记载的虽然只到一八八二年为止，至今仍是叙述香港早年历史较详 尽，也较可靠的一种。 《芬芳的港》 《芬芳的港》 “芬芳的港”，是外国人对于“香港”两字的意译。有不少外国人，由 于在十九世纪的三十年代，到广东来进行贸易的外国商船，习惯到香港岛西 端近香港仔处的一条大瀑布入海处取淡水（至今这地方仍称为“瀑布湾”， 瀑布却因上流水源被截断，已经枯竭了），遂误解了“香港”命名的来由， 以为是由于水质甘美芬芳而起，遂译成“芬芳的港”。其实是误解了。香港 的“香”，是由于当年东莞特产的“莞香”由石排湾出口而起，并非由于瀑 布湾的水质芬芳。 安德科与兴顿两人合著的这本《芬芳的港》是一部香港简史，本是准备 作中学课本用的，篇幅并不多，可是由于编写的方法很别致，文字也简单明 了，因此倒成了也适合一般人阅读的一本香港简史。（G. B. Endacott and A. on：Fragrant harbour.） 本书共分十二章，每章又分成若干小节，各有小题，每章并摘录有关文 献一题，以见当时对于新涉及的这些事情的舆论和反应，更附以复习用的问 题若干。这部香港简史初看起来好象近于零碎不连贯，其实它已经将这个殖 民地的形成经过，它的特征和发展情况，以及历年的一些重大事件，全都扼 要的介绍给读者了。 本书附有若干插图，大都是采取新旧对照方式，表示了香港面貌的变化 和发展。 卷末有附录三篇，一是澳门小史，一是香港的一些有趣味的地方，另一 是历任总督的姓氏和任期。作者在本书卷末附了一篇澳门小史，这不仅因为 港澳关系很密切，而是由于在鸦片战争的前夜，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曾 起意想占领澳门，取葡人的地位而代之，可是这意见不为伦敦所接受，这才 退而求其次，向林则徐的继任者琦善索取香港，因此香港这殖民地的形式， 可说是由澳门所促成的。 附录第二篇《香港的一些有趣味的地方》，可说是本书内容最有趣的一 部分。作者以八十一个小题，叙述了香港、九龙、新界以及离岛上的一些古 迹建筑和古老道路的遗迹等等，这些都是在其他外人所写的有关香港著作里 很少读得到的资料。 作者在叙述香港一些街道命名掌故时，很替当时的英国商人攫取了这个 殖民地的义律抱不平。因为许多早年次要的人物都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姓名 作纪念，惟独取得香港岛的商务监督义律，却没有一座山，一条街道，或是 一座建筑物是用他的名字来命名的。据说今日中环衔接云咸街，穿过坚道通 往罗便臣道的“基利连拿”（俗称铁岗），本来命名为“义律谷”，后来遭 英国商人反对，遂改成了今名。其实，反对他的不仅有当时到中国来贸易的 英商，就是维多利亚女王也对他擅自取得香港岛曾加以谴责，将他调遣回国， 另派砵甸乍爵士来接替。义律可说吃力不讨好，难怪《芬芳的港》作者在百 年之后要为他抱不平了。 《一个东方的转口港》 《一个东方的转口港》 今日的香港虽然号称是“东方之珠”，甚至自誉是“民主橱窗”，但是 自十九世纪以来，她的经济命脉都是依赖中国大陆来维持的，因此她的地位 始终是一个商业上的转口港。这正是本书命名的由来。 本书还有一个副题：“一辑说明香港历史的文献选集”，编选人是安德 科。他曾任香港大学讲师，写过好几本关于香港历史的书。本书是由英国伦 敦皇家文书局出版的。（An Easter Nentkepot，A Collection of Documents Illustrating tory of t.） 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全是有关香港的旧文献的辑录。起自一八一六年， 迄于一八九八年，总共选录了文件五十一篇。最末一篇的年代，就是英国同 清朝政府订立“拓展香港界址”条约，“租借新界”的一年。至于第一篇文 件的一八一六年，其时“香港殖民地”当然还不曾诞生，但是这时东印度公 司已在广州设立分公司，英国已经派了阿美士德爵士为特使，东来试探向清 朝打开贸易之门，对中国的市场已下了染指的决心，因此从这时起已属于“香 港殖民地”的胎胚时期了。 这五十一篇文件，不一定全是英国人自己的，也有清朝官厅给英国商行 的公文的译文，以及英国商人所搜集的当时清朝官方关于管理“夷商”的条 例的译文。这些文件的来源都是官方的档案库，那数量当然是非常庞大的， 编选人的挑选目的，是选择与早年香港经济发展和英国贸易有关的一部分。 由于材料太丰富了，编选人的这个目标虽然好象不能使一般人感到兴趣，其 实内容仍非常充实而富于历史趣味，因为这些都是第一手的原始资料。有时 当事人在当时偶然信手写下的一句话，使我们在百年后读来，往往能帮助解 决了悬置许久的一个疑问。 所辑录的五十一篇文件，共分为八个部分。第一部分关于在广州所受的 苦难以及香港的形成；第二部分关于香港和其他通商口岸；第三部分关于鸦 片贸易；第四部分是对于香港贸易的早期失望；第五部分是关于转口贸易的 发展；第六部分是货币和财政；第七部分是行政组织和商人的意见；第八部 分是拓展界址。 编选人在卷首有一篇较长的序言，说明作为远东贸易转口港的香港，在 自身商业发展失去前途后怎样成为一个远东重要商业转口港的经过历史。在 每一部分之前，编选人另有一段简短的说明。 本书不是排印的，是用打字的原稿影印的。我不解为何要如此。有一些 明显的错误都未能改正，如序文最末一面，文件第五十篇“割让九龙半岛” 的条文签订年代该是一八六○年，但是书中两处地方都误成了“一九六○” 年。 英格雷姆斯的《香港》 英格雷姆斯的《香港》 一九五二年，伦敦的皇家文书出版局，计划出版一套介绍各自治领和殖 民地的丛书。称为“花冠丛书”。第一本出版的就是《香港》，著者是哈罗 德?英格雷姆斯（harold Imgrams：《hong Kong》）。他为了被派写这本《香 港》，曾在一九五○年三月至五月间，到香港来视察了两个月。 这是一本介乎官方报告与游览志之间的书。立场是官方的，所叙述的则 尽量从多方面，从细小处着手，以便吸引读者的兴趣。因此这不是一本香港 史，也不是一本一般的游记，而是介乎两者之间的著作。 这本《香港》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共有三百页，分成四个部分，附有 插图四十幅，其中近十幅是彩色的，此外还有一些插画和图表，并附有两幅 单张地图，一幅是港九街道和人口密度分布图，另一幅是港九新界全图，都 是彩色精印的。 如果当作香港史来读，这书会令人失望，可是如果当作一个英国官员所 写的香港见闻来读，则到处会令人感到兴趣。因为正如所有到这个殖民地来 视察的英国官员一样，他的口口声声都是说要亲自接近香港的一般中国居 民，可是事实上无法不通过一些媒介，同时也无法摆脱自己的“优越感”。 结果，英格雷姆斯的这本《香港》虽然并非为我们中国读者而写，却令我们 读了，对于作者到处被人牵了走，听了一些不三不四的介绍，却还以为已经 了解了香港中国居民生活和思想的真相，不禁要发出会心的微笑。 英格雷姆斯立意要将他的这本《香港》写的轻松一点，避免令人认为是 殖民地部的官方宣传文字，尽量的叙述他个人与香港各阶层中国居民接触的 情形。他的意念中的读者当然不是中国居民，可是我们读了却特别感到兴趣， 因为借此可以领略到一个英国官员到了香港可以见到的是甚么，以及中国居 民，从爵绅、买办、英籍华人，以至中国渔民和街边的“苦力”，在他们的 眼中和笔下是怎样。所以我说，若是从这个角度去读，英格雷姆斯的这本《香 港》会使我们特别感到兴趣。 试举一个例为证： 英格雷姆斯抵达香港后，香港政府派了一位任职副华民政务司的钟某作 为他的向导，以便他有机会可以观察香港各阶层中国居民的生活。这位副华 民政务司当然懂得“洋大人”要看的是甚么，于是首先带了他去逛摩啰街、 荷李活道、大笪地，又介绍他与东华三院各当值总理会面，接受他们的欢宴， 又领了他去玩西环的“私人俱乐部”，看盲妹和私娼侑酒，又到街边看“鸡” 拉客。 在荷李活道，我们的这位副华民政务司介绍英格雷姆斯所参观的第一家 中国商店，是任何人再也料不到的，用英格雷姆斯自己的话说： “他立即折入一家林立镶空树干的光线黯淡的商店。在店内的深处，有 一盏红宝石似的小灯在神坛前闪耀。从这隐僻处，店主走出来用一种愁眉苦 脸的态度来欢迎我们两人。”（原书第二十九面） 原来这位副华民政务引导“洋大人”参观的香港一家中国商店，乃是荷 李活道的一家棺材店！ 看了棺村店，接着又看出售“阴司纸”的纸扎店，然后再带了“洋大人” 到大笪地算命看手相……用英格雷姆斯自己的话说，这位钟先生可谓眼光独 到，他先介绍了中国人对于死后和未来世界的观念，然后再介绍他们的现世 生活。 至于香港殖民地在一般英国人自己的眼中又怎样呢？英格雷姆斯也用 了一个有趣的小故事来作说明（见原书第四十二面）：一个香港大班不久以 前回到英国，在伦敦邮局要寄一封信回香港，伦敦邮局的女职员竟不知道香 港是“英国殖民地”，要他按照外国邮资付钱，经他再三辩解，拿出确实证 据后，她才相信，但是还有点不服气的说： “也罢，原来如此，但是我相信这一定是新近的事情。” 香港殖民地的百年纪念邮票早已发行了，在伦敦的邮局内还有这样的女 职员，难怪殖民地部要计划出版这部《香港》了。 安德科的《香港史》 安德科的《香港史》 埃特尔的那部《在中国的欧洲》，出版于一八五九年。这是一部以香港 殖民地本身为叙述中心的香港史，包括的年代约自一八四一年至一八八二年 止，叙事的经纬是以每一个总督的任期为起迄的。因此以商务监督的义律时 代为起点，写到一八八二年五月，轩尼诗总督任满为止。 埃特尔的这部香港史的出版，已是一个世纪的四分之三以前的事了。他 后来虽然也曾略作补充，但是在他以后，尽管有关香港的书籍出了不少，可 是以这个殖民地本身一切发展为叙述中心的香港史，却一直不曾有过，直到 一九五八年安德科出版了他的这本《香港史》，这个空白才算填补了（G. B. Endacott：《A ory of hong Kong》）。 安德科曾任香港大学讲师，编著过好几本关于香港的著作。这部《香港 史》的性质，颇有一点与埃特尔的相似，因为他叙事的经纬，也是以若干香 港总督的任期为起迄的。但他所叙的年代则更长，从义律根据了与清朝钦差 大臣琦善两人擅自订立的《穿鼻草约》（一八四一年一月）派兵占领了香港 岛开始，一直叙述到香港沦陷在日本人手中三年零八个月，经过光复，曾向 日本人投降的杨慕琦总督复任，再由葛量洪总督（任期为一九四七年到一九 五七年）继任为止，都包括在他这部篇幅三百多页的香港史内。 安德科在序言里说明本书取材的来源，主要的全是伦敦殖民地部所存的 历年有关香港的档案文献，这包括香港历任总督寄回去的报告，以及殖民地 部给香港的公文指示，还有英国外交、海军、陆军各有关部门所贮存的有关 香港的档案。安德科承认他这本香港史的取材以官方文献为主，观点则是综 合殖民地部和历任总督的。因此我们如果要研究一下，百多年以来，英国官 方对这个殖民地的重要决策和统治措施是怎样，这本香港史是值得一读的。 安德科这本香港史的内容，还有两个特点，一是他指出香港这殖民地自 开始以来，它的命脉就建立在商业和经济上，二是它同中国本土关系的密切， 因此一直有许多年，只是将这地方看作是一个商业的据点，并不曾当作一个 正式的殖民地。 本书共分二十四章，最末一章叙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日本投降之 后，英国为了雅尔达会议，担心美、苏有谅解要将香港交回中国的事，因此 当时对于光复初期的香港行政制度，陷于举棋不定的苦闷情形，这是在别的 有关香港的著述中，很少写得这么详尽的。 《香港历史教材》 《香港历史教材》 《香港历史教材》，史托克斯著。这是作者在香港电台所作的叙述香港 历史的广播稿，对象是香港的一般学童，共分二十四课。一九六五年出版， 由香港政府印刷署印行。我不曾听过作者的广播，只见到作者为了方便他的 听众所编的这本小册子。作者自己在序言上说，这本小册子的内容很简略， 他的广播比这文字稿详细多了。（原名：ory by Gh Stokes.） 这二十四课香港历史教材，每一课以四页篇幅构成，第一页是内容大 纲，第二页是年表或地图，第三页图片，第四页是复习本课的课题。诚如自 己所说，文字的叙述实在太简单，但是那些图片有时倒可以使读者感到兴趣。 这二十四课的内容是：一、石器时代居民，约二千五百年以前的情形。 二、汉朝时代。三、唐朝时代。四、大约一千年以前。五、宋朝时代。六、 宋朝的末日。七、明朝初年。八、十六世纪。九、早年的澳门。十、明朝的 末日。十一、清朝初年。十二、十八世纪的广州贸易。十三、一百五十年前 后。十四、一八一六年。十五、一八四一年一月二十六日。十六、一八四一 年至一八四三年六月二十六日。十七、一八七○年前后。十八、华侨。十九、 孙逸仙。二十、一九○六年前后。二十一、第一次大战期间。二十二、一九 三一年。二十三、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四、一九四一年十 二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 图片构成了本书主要的内容。这些图片，除了图表之外，大部分都是照 片，有新有旧。另一部分是手绘的插图，这一部分的质量很差。画的固然不 很高明，所表现的又不正确，倒是有几幅从旧出版物上复制出来的，反而比 较可观。那些特地托人绘制的，实在太幼稚了。 第十五课《一八四一年一月二十六日》，所讲的是英军最初登陆香港岛 的“历史”。作者在这一课中不曾提到那有名的《穿鼻草约》，只是简略的 说在一八四一年一月间，英军占领了虎门的几座炮台之后，广州的清朝高级 官员便通知义律，说英商人可以用香港岛去居住和做生意了。 事实上，凡是留意过鸦片战争初期历史的人，都知道当时的情形并不这 么简单，作者未免说的太轻松了。义律为了要攫取香港岛，向清朝钦差大臣 琦善软硬兼施，威迫利诱，两人终于私下订立了那一份极不名誉的《穿鼻草 约》，这才有借口占领香港岛的。 也正因为如此，作者在下一课——第十六课上，就无法再抹煞历史的事 实，只好承认的说：清朝皇帝对于将香港岛给与英国人之事，大为生气。同 时，维多利亚女王也说：“香港岛是个无用的地方。”将经手这事的义律撤 职，派了砵甸乍来替代他。这个殖民地是在这么双方都不讨好的情况下诞生 的，这才是当时的历史。 《香港历史与统计摘要》 《香港历史与统计摘要》 本书的全名该是：《香港殖民地自一八四一到一九三○年的历史和统计 数字摘要》（《orical and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Colony of hong Kong，1841—1930》）。 这是香港政府编印的。一九一一年初版，一九二二年第二版，一九三二 年第三版。我所见到的是第三版，大事记和统计数字都到一九三○年截止。 以前的两版未曾见过。 这是一本查阅香港自开埠以来（到一九三○年止）各项大事和行政、立 法、建设概要以及人口、船只、税收等等数字的重要参考书。过去有一些香 港年鉴一类的书，所附载的大事记和统计表，都是从本书翻译而来。 本书的历史纪事，是按年记载的，每年的项目分为重要事项、工商业、 公共建设以及立法等四五类。早年的较简略，因为材料收集不易。自一九一 ○年以后，逐 年所记载的就愈来愈详尽。每一项记载都附有事件发生的日期， 因此查阅起来非常方便。举例说，如有名的跑马场大火灾，是发生在一九一 八年的，在这年的重要事项记载内一查，就知道这场灾祸发生在二月二十六 日这一天。 本书所记载的几项早年重要事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据一八四一年项下 的记载，英国宣布占领香港岛的日期是这年的一月二十六日，义律在岛上张 贴“安民布告”的日期是一月二十九日，而英国根据《南京条约》正式取得 香港则是一八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至于第一任香港总督砵甸乍正式接受委 任，则是一八四三年六月二十六日的事了。 这以上的几项数字，都刊在本书第一页和第二页内，一查即得，若是要 从别的历史叙述中去搜寻这类资料，就要大费气力了。 本书卷末所附的自一八四一年到一九三○年各项统计数字的表格，有时 可说比上述的文字记载更为有用。这些统计数字分为贸易、财政、人口、卫 生、公教、公安等项。船只出入的吨数包括在“贸易”项下，税收、军费、 建设费用等等都包括在“财政”项下，警察和犯人的数字则包括在“公安” 项下。 最值得注意的是自一八四一年以来的人口统计数字。中国人和非中国人 是分别计算的。英国人占领香港岛的第一年（一八四一年），岛上中国居民 数字是五千六百五十人，非中国人没有统计。到了本书所记载的最末一年， 即一九三○年，中国居民的数字已经是八十一万九千四百人，非中国人是一 万九千四百人，合共八十三万八千八百人。 《香港之初期发展》 《香港之初期发展》 《香港之初期发展》（从一八四二年到一九一二年），这是一本彩色画 册，是香港亚细亚火油公司为了纪念他们经营五十周年（一九一三年）所编 绘的一部香港历史画册，共有彩色印的图画十二幅，起于一八四二年，迄于 一九一二年，即该公司在香港成立的前一年，共计七十年。 图画的绘制是采用综合构成方式的，即将时间相近的本港重要人物和重 要建设，分成几个独立小部分绘在同一画面上，这样合成一幅图，这是用彩 色印的，另外再加上一页附有中英文的简单说明。 这十二幅图概述了香港初期七十年发展的面貌，年代的划分是以总督任 期为标准的，如第一任总督砵甸乍的任期是一八四二年到一八四四年，第一 幅图所画就是香港这三年的建设发展情形。第二任总督爹核士的任期是一八 四四年至一八四八年，所画的也就是这五年间的情形。最末一幅所画的是一 九○七年至一九一二年，这是总督卢押的任期。这时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 夜，香港的商业经济十分繁华，汽车已经从欧洲输入。这一幅画上画了香港 大学的新校舍，以及毕打街口的邮政总局，这都是在这一年兴建的本港重要 建筑物。 十二幅图都画得不算坏，虽然有不少美化夸张之处，但是多少可以使一 般读者对初期的香港面貌获得一点印象。只是文字太简略，而且中英文对照 起来细看一下，就可以发现有好几处地方互相矛盾，显然是编印方面的疏忽。 《早年香港人物略传》 《早年香港人物略传》，安德科著（G. B. Endacott：《A Biographical Sketch-Book of Early hong Kong》）。 安德科曾在香港大学任教，编著过几部香港历来和早年史料，由香港大 学和牛津大学出版部出版。但是本书的出版者，却是新加坡的东方大学出版 部有限公司，一九六二年出版，在日本排印。 对于留意香港殖民地开辟初期历史的人，本书是一本很可供参考的小 书。书中所叙述的那些人物，他们的传记资料都散在各种记载内，只有少数 人有个别的传记，现在经作者将他们的传记资料，尤其是有关香港部分的， 集中在一处，为他们每人编写了一篇略传，在参考上很有用处。 所谓“早年香港”，作者在序言上说明他所限的年代，是英国占领香港 岛以来最初二十五年，即从一八四一年到一八六五年。这二十五年间，香港 岛由军事占领经过鸦片战争的《南京条约》，正式成为英国殖民地，从最初 的统治者义律手上，经过第一任总督砵甸作，以及继任的戴维斯、般含、宝 灵，直到罗便臣。后者的去任年代是一八六五年，也就是作者在本书中所划 定的年代的最末一年。 这本书所包含的人物略传，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这时期的几个总 督，包括义律在内，到罗便臣为止，一共六人。第二部分是早年的香港政府 官员，包括了十个官员的单独略传，以及一篇“其他的官员们”。 这一部分早年的香港政府官员之中，包括了庄士顿，他本是有资格做一 任总督的，可是始终未能如愿。还有威廉?坚，更是早年香港的风云人物之 一。此外还有因了贪污和勾结海盗，闹得当时满城风雨的高德威，以及被清 朝官厅所痛恨的吉士笠。 第三部分的略传，是“几个香港人物”。这些人都不是政府官员，所以 不列入第二部分。这部分所包括的人物，有状师必列啫士，新闻记者吐伦， 翻译中国《四书》的莱基，画家秦纳利等人。 这一部分又包括了早年在香港活动的几个英国以外的外国人，以及几个 大商行老板的事迹。此外还有两篇附录和几幅插图。插图都是早年几个重要 人物的肖像。安德科的这部《早年香港人物略传》，其中没有一个中国人。 作者在序言里曾对这个问题有所解释，说在本港最早的那二十五年之内，中 国人没有什么重要的贡献，又因搜集材料不易，所以叙述的范围以欧洲人为 限。承他不弃，说在这个殖民地较后期的历史里，中国居民的地位和贡献开 始逐渐重要了。其实，这解释是多余的。在以炮舰政策和鸦片贸易为重点的 这个殖民地的早年活动之中，若是有一个中国人会特别被英国人瞧得起，这 个中国人又将是一个怎样的人物呢？ “洋大人”的回忆录 “洋大人”的回忆录 本书是曾任香港新界裁判司法庭一位英国特别法官所写的回忆录，虽是 用英文写的，却附有一个中文书名：《洋大人》，并且作者自己也有一个中 国化的姓名：“高志”。作者在本书的末尾说：在新界某处一座建桥纪念碑 上，就留下了他的这个中国化的姓名。这座桥梁是他任内的功绩之一，因此 任满离港回国之际，他在飞机上下瞰，使他感到满意的就是下面某处有这么 一座桥梁和纪念碑上所留下的自己的名字。不过令他更有感慨的是，谁是不 认识不知道他的人，仅见了碑上“高志”二字，也许误会他是中国人。他觉 得这是可以发人深省的，许多外国人到中国来的工作结果都是如此：他们本 来要想将中国西方化，结果往往是自己被中国化了。 本书的英文书名是：《Myself a Mandarin》，译起中文来说该是：《我 自己也是老爷》。作者的原来姓氏是：Austin Coates。 本书的篇幅并不多，是作者自述他在香港做官经过。由于他是英国人， 又是政府官员，职务是特别法官，管辖的地点又是新界，在他的日常公私生 活上，自然有许多值得回忆的事情，因此本书的主要内容，全是以一些小故 事连缀而成的。 不用说，我们只要看看作者自己所取的这个中文书名《洋大人》，就不 难知道本书内容的一个特色：“洋大人”总是公正和聪明的，“皇家法例” 更是尊严不可侵犯的，而新界乡民照例是“头脑简单”，时常无事也要惹麻 烦的。但是无论什么困难，只要经过“洋大人”的处理，不要说是人的麻烦 的，就是“牛”的麻烦，田地的麻烦，经过处理总是能够既合乎“洋大人” 的法例，又合乎乡民的风俗习惯，结果彼此都“满意”，官民都“一团和气”。 本书就是充满了这极富于喜剧趣味的小故事，但有时也会有点意外的紧 张，第九章所述的一宗官司：这是新界的佃户与地主之间的一项纷争。法庭 应了原告地主所聘用的外国律师的要求，出动执达吏去铲除佃户的菜地，拆 毁所建的猪栏。但是知道佃户态度很强硬，怕临时遭遇有力的抗拒，“洋大 人”就定下妙计，调集四百名警察，埋伏在一座小山背后，派一个人站在山 头上观察形势，手执雪茄烟，若是需要警察出来协助，就擦火柴燃吸雪茄为 号。不料原告佃户的手段更强硬，他邀集了“九百”名乡民将田地团团围住， 声言要与地主拼命。地主怕吃眼前亏，请法庭执达吏缓期执行，那四百名警 察只好悄悄的撤退。这也许是一册能使外国读者读了比中国读者更感到兴趣 的小书。 《香港沦陷记》 《香港沦陷记》 《香港沦陷记》的原名是：《the Fall of hong Kong》，这个中文书 名也是原有的。本书的作者是谛姆?加鲁（tim Carew）。初版出版于一九六 ○年，后来更出版了纸面的廉价版。 本书是关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起，日本军队进攻香港这一场战争的 记载。这不是小说，但也不是战史，而是一种回忆和综合报导的叙述。 作者对当时的英国保卫香港力量的单薄，表示了很大的不满。可是对于 自十二月八日以来直到圣诞节那天，港督杨慕琦亲到九龙半岛酒店日军司令 部签署投降文书为止，在这十八天内与日军作战的香港防军，却给以大大的 赞扬。尤其是对于英军杜米息联队的若干个人，简直称赞得近于过分了。 对于在这一场战争中的中国人，无论是居民或是参加义勇军的，作者几 乎完全不曾提到。因此读了本书，使人觉得当年的这一场战争，好象只是英 国兵与日本兵的战争。光荣全是属于英国兵的。结果，战胜的是日本兵，战 败的是英国兵，总督只好投降了，这个英国殖民地就在一九四一年的圣诞节 这天沦陷到日本人手上。这就是《香港沦陷记》的内容。 关于当年香港这一场绝望的保卫战的出版物很多，本书的唯一长处是对 于当时英国自顾不暇，在香港殖民地的安全布置上，只好听天由命的那种薄 情态度，给与了很大的讽嘲。 《勇敢的白旗》 《勇敢的白旗》 《勇敢的白旗》（《te Flag》），是一部关于一九四一 年香港沦陷到日军手中的战争小说，著者是詹姆斯?艾郎?福特。他自己是 苏格兰联队的士兵，当时曾参加作战，香港投降后成为战俘。本书出版于一 九六一年。出版后很获好评，第二个月就再版了。 以一九四一年冬天香港遭受日军进攻那一场绝望的防御战为题材的 书，除了一般的回忆录和战史以外，写成小说的也不少，情节大同小异，不 外描摹在大势绝望之中的个人英勇牺牲的故事。本书也不能例外。但他令人 另眼相看的原因，是作者自己曾参加作战，有他自己的亲身经历作背景，其 次是作者还有一个哥哥，也是属于苏格兰联队的，与他一同作战，也一同被 俘，他名叫道格拉斯?福特。后来在九龙深水埗的战俘集中营内，道格拉斯 因为与当时驻中国境内的英军情报人员秘密通信，计划集体越狱逃亡，被日 本查悉，道格拉斯与其他两个同伴被捕，遭受日军种种酷刑迫供，终不肯招 出其他同志姓名，后来在大浪湾被杀。本书作者则被转押到日本横滨。日本 投降后获释。 就因为这样，这本小说就获得许多人的好感，全书共分四卷，以河、风、 山、鸟为题，每一卷又分若干章。两个主要人物都是军人，一个名叫摩理斯， 另一个名叫克 香港殖民地的标志 香港殖民地的标志 哈弥尔登的《香港的旗帜、徽章、印章和纹章》（C. C. on：《Flag， Badges，Seals，and Arms of hong Kong》），一九六三年香港政府印刷署 出版。虽是一册薄薄几十页的小书，却有关于香港官方的典制，而且富于历 史趣味。 香港自开埠以来所用的官印，以及代表香港殖民地的标志，其上除了文 字以外，所采用的主要图像构成部分，就是一幅所谓“阿群带路图”。这幅 图像，在香港政府的一切公用信封信笺，文告，以及旗帜、帽徽、臂章等等 上面，自开埠以来，就一直使用，直到一九五九年。 从一九五九年起，作为代表香港殖民地官方标志的，乃是新设计的一个 纹章，其上绘着一狮一龙相对而立，捧着一面盾牌，牌上绘有两艘中国式的 帆船。盾牌顶上立着戴了皇冠的“不列颠狮”。狮龙对立的地点是一座小山， 下面有水纹，想是象征香港岛。这幅新的纹章，据说是一个香港政府官员在 香港沦陷期间，在日本人的集中营里设计的。一九五九年伦敦宣布正式采用 这幅新的图案为香港殖民地伪官方标志，过去所用的那幅“阿群带路图”作 废。当时王夫爱丁堡公爵来港，就带来了这幅新的设计图，官式交给总督启 用。现在香港官方文件上的徽号和标志，早已普遍改用这幅新的设计了。 香港殖民地历年所使用的这些官印和标志，在哈弥尔登的这部《香港的 旗帜、徽章、印章和纹章》里，都附有彩色图版。在香港岛还不曾正式被宣 布为英国殖民地之际，这就是说，在第一任总督砵甸乍还不曾莅任之际，义 律是以“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的身份统治香港的。据哈弥尔登这部小书的第 一幅图版所载，当时所用的官印是椭圆形的，正中是狮与独角兽捧着皇冠盾 牌的图像，上面有中文字，作“驻香港英国通商总领”九个楷书字，下面是 英文。 据哈弥尔登说明，这颗官印从一八四一年一月二十六日开始使用，到一 八四三年六月二十六日废止。盖有这颗官印的文件在香港已经绝迹，哈弥尔 登书中那幅图版的来源，据他自己说是从伦敦殖民地部的档案中找到的，这 还是当年砵甸乍爵士用公文盖了这颗官印送交存案的，时间是一八四三年十 二月二十二日。 这颗香港最早的官印，曾在一八四三年五月十九日失窃，被贼偷去。据 艾特尔在他的那部香港史里说，砵甸乍爵士想尽方法，终于在这年的十一月 间寻回来了。 正式的有维多利亚女王徽号的香港殖民地官印，是在一八四二年颁布 的。这是香港第一颗正式官印，其上所采用的图像就是那幅所谓阿群带路图。 其后历经乔治五世和乔治六世，虽然循例另颁新王徽号的官印，但是那幅阿 群带路图都继续采用，一九五六年，伊丽沙伯女王二世颁给香港殖民地的官 印，主要的图像也仍是如此。直到一九五九年，伦敦正式宣布废除作为香港 殖民地标志的阿群带路图，另行颁布了新设计的那幅狮与龙捧着盾牌的图像 作标志，因此伊丽沙伯女王二世在一九五六年颁给香港的那颗官印只好作 废，在一九六二年另行颁发了一颗新的，其上改用了新的狮龙捧盾牌的纹章， 替代了旧有的阿群带路图。 阿群带路图采用了一百多年，忽然被废除的原因，是因为最初的设计 人，由于不明白香港的地理环境，图中以香港扯旗山为背景，近景岸边绘有 作握手状的中国商民和英国商民，中间隔着大海。这样一来，通商的地点竟 是九龙而不是香港岛。这与当时实际情形是完全不合的，因为那时的九龙仍 是清朝帝国的领土。这个错误早已有人指出过，可是伦敦和香港双方都不想 更改，就这么一直沿用了一百多年。 《香港的三合会》 《香港的三合会》 《香港的三合会》，摩根著（. P. Morgan：triad Societies in hong Kong）。一九六○年香港政府出版署出版，著者摩根是香港警方负责调查黑 社会组织的警官，在搜集材料和披露黑社会内幕组织方面，具有一般人所没 有的方便，因此这虽是官方的出版物，却是一本资料性很强的书。尤其在图 版方面，包括警方平时搜获的三合会各种文件器具，以及特别摄制的这类黑 社会会员入会仪式，都是平时不容易有机会见到的。对于这个课题有兴趣的 读者，在这里可以大开眼界。 本来，对于我国的秘密结社，我们自己在过去也早已有过几种较简单的 著作出版。在英文方面，最有名的是华德与史特林两人合著的那部《洪门》 （ard and Stirling：《ty》），一共三大册，图版也极丰 富。可惜这书绝版多年，现在已经不容易得到了。 对于三合会、天地会一类的秘密结社，在过去凡是有中国侨民居住的殖 民地，统治当局无不谈虎色变，认为在处理上是一个最棘手的问题。香港当 然也不会例外。《香港的三合会》著者在警方所任的职务，就是专门调查香 港三合会组织的。这本书的编著，是对外，同时也是对内供给一般研究资料 的。材料的来源除了警方自己所掌握的以外，还获得了华民政务司署的协助。 关心香港社会组织的读者，对于本书的第四章：《三合会在香港一百年 来的历史》，应该特别感到兴趣。在这一章内，叙述了香港自辟为英国殖民 地以来，三合会等等秘密结社在这里滋长、活动和衍变的过程。早在一八四 五年，香港就已经颁布取缔三合会及其他秘密结社的法例了，可见香港当局 对这个问题注意之早。 本书共分两部，第一部是历史部分。第二部是关于三合会的组织和繁复 的入会仪式叙述，这一部分还附了许多特摄的彩色图片，好奇的读者可以大 感满足。 卷末有两篇附录，一是中英文对照的有关三合会的种种名称和术语，另 一是自一九四六年到一九五八年间的香港各种主要三合会名称和活动状况。 其中有不少都是利用其他社团名义作掩护的。这两个附录都编得很有用处。 《香港植物志》 乔治·班逊姆的这部《香港植物志》（George Ben-tham：“Flora hong Kongensis”）。一八六一年伦敦出版，当时售价不详。本文四八二页，外加序文目录五十二页，穆伦都尔夫的《中国书目提要》著录，编号一七七一号。 这部一百多年前出版的香港植物志，至今不仅是出版最早，同时仍是最详尽的一部。可惜绝版已久，就是一般的图书馆架上，也找不到这本书了。 本书共收香港所生长的花木名目一千零五十六种。按照种类分别编目，并且一一注明发现标本的处所，采集者的姓氏，以及本品与其他地区所发现的同类品目的比较。本书的编著目的似不是供一般人阅览的，所采用的全是拉丁学名，又没有插图，因此除了专门研究植物学的以外，一般人对于这本植物志是会感到非常枯燥的。 班逊姆在卷首有一篇长近二十页的序言，说明他这本植物志所根据的材料的来源，以及在他从事这本书编著以前，其他人对于中国各地和香港一带在植物学方面所作的贡献。他说，在香港岛未成为英国殖民地以前，欧洲来的航海家和旅行家在这一带所采集的植物标本，大都经由广州和澳门从海路带回本国。当时采集的范围，大约在大屿山和汲水门附近的岛屿，因为当时从欧洲来的船只，若不驶进黄埔，就寄泊在老万山群岛这一带，因此他们采集植物标本的范围，可能已经包括香港岛在内。 当然，这是一八四一年以前的情形。到了一八四一年初，英国派遣到华南来保护贸易的海陆军，在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命令之下，正式占领了香港岛。在植物学方面来说，正式采集香港植物标本的工作，从这时也就开始了。当时派来运兵在香港岛登陆的英国海军测量船，船上有一名海军军医，名叫理查·兴斯，是一个业余的植物学家。他随同英国海陆军第一批人员在香港岛登陆，立即着手岛上植物标本的采集工作。因此他成了正式在岛上采集植物标本的第一个欧洲人。他在这年冬季在香港住了几星期，将已经采集到的香港植物标本付船带回去，共计一百四十种。 除了理查·兴斯以外，班逊姆说，早年以研究香港植物著名的欧洲人还有两个人，一个是张比安，另一个是汉斯。张比安是军人，他在一八四七年奉派到香港，驻扎了三年，利用余暇在岛上各处采集植物标本。到了一八五○年被调回国时，他的行囊中所携带的香港植物标本，已有近六百种之多了。 亨利·汉斯是英国人，一八二七年出世，他在一八四四年就到香港来任职，当时年仅十七岁，是香港政府的一名文员，后来逐渐升任至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在英国外交部指挥下工作，从一八六一年起改任驻黄埔港的英国副领事，担任这个职务达二十五年之久，其间曾屡次代理驻广州的英国领事职务。一八八六年被正式任命为驻厦门英领事，可是到任一个月就去世了。 汉斯的一生，可说都消磨在我国华南各地。他在香港和广州都住过，在黄埔住的时间更久，又曾往海南岛及广东境内各地旅行。他是业余的植物学家，有空就出外采集植物标本。他在黄埔任职期间，除了研究当地植物以外，还有在我国其他通商口岸的英国商民和教士等人，将自己采集到的植物标本寄给他，供他研究和鉴定。因此当他去世后，留下的那一份植物标本数量非常可观，共达两万两千四百三十七种之多。这些都捐给了伦敦的大英博物馆。 有许多种第一次由汉斯在中国境内发现的植物标本，都用他的名字来命名。 汉斯所发表的植物学论文和报告很多。据布利希奈特的《欧洲人在中国所发现的植物小史》一书的统计，汉斯所写的论文报告共有二百二十二篇。 在班逊姆的《香港植物志》未出版之前，他已经写过有关香港植物研究的论文。班逊姆在《香港植物志》的序文里说，他自己的这部植物志，就是根据汉斯和其他人所搜集的资料编著而成。 后来，在一八七一年，汉斯曾根据自己继续获得的资料，为班逊姆的《香港植物志》写了一篇补充，见穆伦都尔夫的《中国书目提要》，编号为一七九五号。 班逊姆在他的书中，曾将香港所产的植物与附近其他各区域所产者，——作比较研究，并按照地域分布情况归纳为七大类。他说，香港岛的位置，从植物分类的分布线来说，一方面是中国大陆北方的终点，一方面又是南方热带的起点，因此可以搜集到植物种类范围很广。从北方西伯利亚南部，以至南方非洲、南美洲所生长的一些植物，都可以在香港找到它们的同类。至于较临近的印度、南洋各地和日本，这些地方在植物分布上同香港岛关系的密切，那更不用说了。 班逊姆这本《香港植物志》，已经是一百多年前出版的旧作了，但它不仅是第一本香港植物志，而且至今还不曾有别人写过规模相当的同类的著作。至于香港的植物标本采集工作，却一直有人在不断的进行。据一九六七年香港政府年报的一篇有关文章所载，香港园林暑历年所汇存的植物标本，现在已有三万种之多了。 《香港的树》 《香港的树》 《香港的树》，是香港市政事务署最近（一九六九年）编印的出版刊物 之一，介绍了香港的花卉和果树一百二十种，每一种树附有一幅彩色照片， 外加简单的英文介绍。印得很漂亮，定价也不贵，每册港币十元。按序文上 说，他们还准备编印第二集。这倒是很有意义的一项出版计划。 彩色照片拍得非常漂亮，有些简直令人要说照得太漂亮了。作为花卉照 片来欣赏，当然很可以令人满足，但是作为植物图志的插图来看，就不免觉 得有点美中不足了。因为这些照片都是特写镜头，只能见到这一种植物的果 实或是花与叶的一部分。不能见到他的全貌。除了常见的几种以外，若是较 少见的树木，仅是凭花朵或果实的囹片去辨认是很难认得出的，因此我以为 除了这些特写的图片以外，每一种树木应该再附以一幅这种树木的全貌照 片，那就可以满足较认真的读者的需要了。事实上，本书对于有几种花树所 附的图片，如凤凰木、细叶榕树、酸枣树、银合欢等等，可说已经做到这一 点了。但是象洋紫荆、羊蹄甲之类，都是本港最美丽的花树，仅是用一幅花 朵的特写照片来介绍，实在不易使人认识它们的真面目。尤其是洋紫荆，市 政事务署在前几年已经选定它为香港的“市花”，更应该特别介绍给市民认 识。 本书的编著有一项值得称赞的特点，那就是每一种花树除了拉丁学名之 外，还附有英文的普通名称，以及中文名称。这一项工作当然较为吃力，但 是对于一本以一般读者为对象的植物图志，是应该如此的。 本书后面还附有英文俗名和中文俗名的索引，更方便了查阅。说明文字 简单扼要。只是，我想再说一遍，仅凭了一幅特写的照片，如六十八面的那 一幅杧果，摄影艺术是成功的，但是叫一个从未见过杧果树的读者，拿了这 本书去“按图索骥”，恐怕踏遍港九新界，也认不出一棵杧果树的。每一种 树木实在应该有一幅全貌的图片，这是不能省略的。 关于本港植物最详尽的专著，自然仍要推一百多年前出版的那部班逊姆 的《香港植物志》。当时他共著录了在香港生长的花木一千零五十六种。不 过书中连一幅插图也没有，只是一些用专门术语的记载，对于一般读者实在 太枯燥了。市政事务署的这本《香港的树》的出版，是适合一般人的需要， 而且可以填补一下长久以来的这种空虚。希望在编印第二集时，能够使得内 容比第一集更为完备。 《香港的鸟》 《香港的鸟》 《香港的鸟》，香乐思著，一九五三年香港英文《南华早报》出版。（《hong Kong Birds》，by G. A. C. s） 作者曾任香港大学生物学讲师，先后在这里居住达二十年之久。作者在 留港期间，对于这里的草木虫鱼，花鸟自然，特别感到兴趣，作出了很大的 贡献。特别值得提起的是他在一九三○年几乎以个人的力量创办了英文《香 港自然学家》季刊，年出四册或三册。直到一九四一年因了太平洋战争才停 刊。这十卷《香港自然学家》刊载了极丰富的关于香港自然科学各方面和史 地的研究资料。 这部《香港的鸟》，有一部分内容就是曾经在这个季刊上发表过的。在 这本书出版以前，作者在一九四六年曾出版过一册《香港的鸟类野外观察手 册》，不过篇幅较少。这册《香港的鸟》，却是二百多页的巨著，书中除了 单色插图以外，还附有若干幅彩色插图。这些插图有一部分也是以前曾在《香 港自然学家》季刊上发表过的。 在香港范围内可以见到的野鸟，包括栖息在这里，以及往来经过这里的 候鸟，已经著录的约在三百三十种以上。凡是在我国大陆可以见到的野鸟， 尤其是在福建、广东沿海一带常见的，在香港岛上和九龙新界也几乎完全可 以见到。香港自一九五七年以来就成立一个野鸟观察会，参加者多数是外籍 人士，尤其是军人占多数。他们经常结伴携带望远镜到郊外去观察鸟类的生 活，并作记录，特别留意未经前人著录过的新品种，每年并出版有会刊一册。 可惜最近几年已不听见这个团体的活动了。 香乐思的这本《香港的鸟》，分类和著录编号，是根据拉都希那部有名 的《中国东部鸟类手册》的，若是拉都希的手册上有著录，而这种鸟类从未 在香港见过的，香乐思就略过不提。因此翻开他的《香港的鸟》，第一种被 录的野鸟，是最常见的乌鸦，可是编号已是第三号，就是这个原故。本书最 末所著录的一种水鸟，编号为七百五十号，读者若是以为香乐思在《香港的 鸟》内所著录的香港野鸟有七百五十种之多，那就错了，因为他采用的是拉 都希著录整个中国东部野鸟的编号。 香港最美丽的大型野鸟，是喜鹊的一种，称为“蓝鹊”，嘴和腿都是朱 红，黑白相间的尾巴可以长至十五英寸，在香港半山区以上的树林里经常可 见，它们喜欢结队飞翔，非常壮观，性凶猛，以小鸟和蛇类为食料。它的著 录编号是十一号。 《香港蝴蝶》图谱 《香港蝴蝶》图谱 香港的蝴蝶是很有名的。不仅种类多，而且大型的凤尾蝶很多，非常美 丽。据最近著录的数字，已将近两百种，而英国本国所出产的蝴蝶，还不到 七十种，这小小的殖民地比她的“祖家”多出了将近三倍，这在自然史上显 得多么出色。 研究香港蝴蝶最权威最完备的一本参考书，过去自然是寇沙的那部《香 港和东南中国的蝴蝶》（J. C. Kersterflies of hong Kong and Sout China》），一九○五年本港出版，著录了当时所发现的蝴蝶一 百四十多种，附有用三色版精印的彩色插图。可惜印数不多，而且售价也很 贵，因此这部半个世纪以前出版的著作，绝版已久，现在已经重金难求了。 香港的或是外来的爱好自然的人，想在香港采集蝴蝶标本，一向苦于没 有一本适当的参考书。因为寇沙的名作只是徒闻其名，很少人有机会见过。 这个缺憾，直到近年才有人填补了，这便是马殊的这本《香港蝴蝶》图谱（Major Marsterfies》）。 马殊的《香港蝴蝶》，出版于一九六○年。同半个世纪以前出版的他的 先辈寇沙的那本《香港和东南中国的蝴蝶》一书比较起来，可说是后来居上。 首先是著录的蝴蝶种类增加了。寇沙著录的是一百四十二种，到了马殊手上， 可以依据的标本，已经增加到一百八十四种。其次，大大的进步了。因此香 港所著录的一百八十四种蝴蝶，除了其中有二十种没有适当的标本可供制版 外，其余的一百六十四种，在马殊的《香港蝴蝶》里都有色彩准确，印刷极 为精美的图版可供参阅。 马殊的《香港蝴蝶》的出版者，不是一般的书店，而是蚬壳（亚细亚） 煤油公司的香港公司。这家大企业机构，大约有一笔从事文化研究的基金， 支持了这个出版计划。因此马殊的这本《香港蝴蝶》，不仅是印刷精美，而 且售价很廉，每本仅售港币二十元。若是由英美的一般书店出版，售价至少 要在一倍以上。 本来，蚬壳油公司在出版这本《香港蝴蝶》以前，在过去数年，他们每 年印赠客户的月历，每页的图画就已经采用彩印的香港蝴蝶标本。后来又将 这些图版另印单幅，由布克哈略加说明，装成了一册薄薄的单行本发售。马 殊的《香港蝴蝶》，其中一部分插图，就是利用这些现成的图版来重印的。 《香港的海洋鱼类》 《香港的海洋鱼类》 《香港的海洋渔类》（Marine Fishes of hong Kong，by . L. Chan）， 一九六八年香港政府出版署印刷出版，农林渔业署编纂。这是第一集。据说 香港渔船可以网获的海洋鱼类共约四百种，将分六集全部加以介绍。 第一集一共介绍了咸水鱼七十一种，主要的是石斑鱼和立鱼。包括石斑 鱼之中最少见，市价最贵的所谓“老鼠斑”在内。据介绍说，这种鱼自菲律 宾以西至非洲以东，包括澳洲和日本在内，都有出产，并不稀少，很难网获， 因此很少人有机会见到一条活的，“老鼠斑”。 《香港的海洋鱼类》是一部编写得很完善，印刷很精美的出版物，可供 专家参考，也可供一般人阅读。每一种鱼都附有一幅彩色插图。鱼的名称除 了学名之外，有普通的英文名和中文名。每一种鱼都介绍了它的形状特点， 色彩，出产分布区域以及一般情况。插图的绘制者，是过去的木刻家唐英伟。 本书还有两种很难得的附录，一是由卫生署供稿的，关于香港有毒鱼类 和食鱼中毒情形的概述，另一种是关于香港渔民所使用的各种型式渔船的摄 影，共十九幅，并附有中文名称。按图对照，可以增加了我们对于香港渔船 的认识。 《香港食用鱼类图志》 《香港食用鱼类图志》 这是一本关于香港所出产的可供食用的鱼类难得的好书。如书名所示， 所著录的鱼都是咸水鱼，都是在香港街市鱼台上所经常买得到，也就是本地 人所说的“海鲜”，可供食用的。本书介绍了其中五十种，每一种都附以很 通俗同时又很正确的说明。更难得的是，每一种都附有一图，说明文字是中 英对照的，鱼名除了学名之外，还有普通英文名称，以及附有广东话发音的 中文俗名。 更有一项特色是，书后附有若干种中国的鱼类食谱和烹调方法，以及西 式的鱼类食谱和烹调方法。 此外，对于某一种鱼约在每年的甚么时候上市，以及它们的滋味如何， 也有所介绍。 这当然不是一部专门的香港海产鱼类图谱，但是如书名所示，作为提供 香港一般市民对“海鲜”的基本常识，可说应有尽有了。 本书的编著者，是对香港自然科学素有兴趣和研究的香乐思，同他合作 的还有战前在香港渔业研究所工作的林书颜。本书在一九四○年就已经出 版，战后又经修改增订，在一九六二年出版了第三版的增订版。发行者是香 港英文《南华早报》。 附带要一提的是，本书的插图作者是唐英伟。他本是我国早期的木刻家 之一，近年在香港农林渔业管理局工作，专绘鱼类标本，对于木刻工作放弃 已久了。 《香港的郊野》 《香港的郊野》 《香港的郊野》，是《香港的鸟》作者香乐思的另一部关于香港自然的 著作（《try Side》，by G. A. C. s），一九 五一年香港英文《南华早报》出版。 《香港的郊野》内容很丰富，富于自然科学知识和趣味，可说是一部很 好的科学小品集。诚如作者自己所说，这是一个自然爱好者，在这小岛上消 磨了二十年岁月，平时留意观察，耳闻目睹，随手作札记的收获。全书共分 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采用岁时记的体裁，按照一年四季的时序，从一 月到十二月，按月记载香港草木虫鱼花鸟的情况。材料的来源都是他自己平 时见闻观察所作的札记，读起来很轻松有趣。 第二部分则是由若干篇各自独立的短文所构成。这又分成三辑，第一辑 的文章包括关于香港哺乳类动物、爬虫、水中生物以及昆虫之类；第二辑的 文章则是介绍香港的植物生活，以及过去若干从事研究香港植物的植物学家 的著作和成就；第三辑是关于九龙和四周各小岛的自然风景，以及爬山施行 的记载。书中附有若干幅花木的彩色和单色插图，另外还有一些小插画。内 容有一部分曾经在他自己主编的《香港自然学家》季刊上发表过的。 香乐思关于香港的著作，除了《香港的鸟》和这部《香港的郊野》之外， 还有篇幅较少的《香港的有花灌木》和《香港的兰花》等等小册子。他又曾 与林书颜合编过一册《香港的普通食用咸水鱼》，记载香港常见的那些海产 鱼类，说明它们的种类和学名俗名，以及按季节上市的时期，书中附有这些 鱼类的插图，还附有简单的中西烹调方法。这书是在第二次大战前出版的。 太平洋战争爆发时，香乐思仍在香港，香港沦陷到日本人手里后，他被 关进战俘集中营，在赤柱度过了三年零八个月的羁留生活。他在集中营里仍 继续他的自然研究生活，观察鸟类动态，研究一些可供食用的植物种植工作。 他在一九四六年出版的《香港的鸟类。野外观察手册》，大部分就是在集中 营里完成的。 太平洋战争结束后，香乐思不再在香港大学任讲师，改任香港政府当时 新设立的拓展署署长，从事植林和鱼产、粮食、蔬菜的增产工作，应付战后 食物供应不断的补救问题。任职三年，已在一九四九年退休回英国去了。 香乐思给香港自然科学爱好者留下的最大贡献，是他以个人力量所创办 的《香港自然学家》季刊。一九三○年创刊，直到一九四一年因了战争才停 刊，一共出了十卷。 《香港漫游》 《香港漫游》 《香港漫游》，亥乌德著，一九三八年香港《南华早报》出版（G.S.P. heywood：《Rambles in hong Kong》）。 这本三十多年前出版的小书，本是供喜欢爬山和郊游人士作为参考的， 但是由于这几十年以来，香港新界自然面貌变化很大，本书所叙述的一些情 况，不仅不合实际情形，而且有些环境早已改变得不可辨认，甚至根本不存 在了。但也正因为如此，本书在现在读起来，将今昔作一个比较，反而令人 感到趣味盎然。因为这本《香港漫游》并非真的是游览指南那一类的书，而 是作者当年由于自己个人的爱好，将他平日郊游和爬山的经验，附以所见沿 途自然风景，以及花木鸟兽的描写，写成若干篇游记的短文，构成这本书的。 他在文中所叙述的，在当时当然是实际的情形，但是我们在几十年后读起来， 反而另有一种今昔之感，产生一种历史趣味了。本书是由十二篇短文合成的。 一、散步的礼赞，二、港九自然面貌概况，三、大帽山，四、九龙群山和沙 田，五、马鞍山，六、东至马士湾，七、吐露港与噪林鸟小港，八、梧桐山 与边境，九、林村、屏山等，十、大帽山西麓，十一、香港，十二、大屿山。 书中并附有地图一幅和插图若干幅。 前面已经说过，由于今昔情况的不同，本书在游览实际参考方面，虽然 已经丧失了作用，但同时却增加了一种历史趣味。如第八章所介绍的，便是 从沙头角进入深圳界内，攀登梧桐山的经验。梧桐山在香港边界以外，可是 在三十多年前，游人越过沙头角边界线，进入中国界内往游梧桐山，是不会 遭遇什么困难的。但在今天，边界刁斗森严，香港居民连沙头角也不能随便 去，遑论越过边界去游梧桐山了。 又，本书第二章内，附有港九各山峰的高度表，如最高的大帽山，高三 千一百三十英尺，第二是大屿山的凤凰岭，高三千○六十五英尺，第三是马 鞍山，高二千二百六十一英尺，都是很有用的参考资料。香港岛上最有名的 维多利亚峰，则仅有一千七百七十英尺高，屈居第十一位。 《新安县志》和香港 《新安县志》和香港 今日香港岛和周围的岛屿，以及对岸的九龙，未割让给英国以前，在清 代原本是属于广东广州府新安县的，新安就是今日的宝安，宝安没有县志， 因此要研究香港九龙过去的史地资料，只有求之于《新安县志》了。 《新安县志》在国内很少见。据朱士嘉编的《中国地方志综录》所著录， 清修的《新安志》共有两种，一系康熙二十七年靳文谟修纂的，共十三卷； 一系嘉庆二十四年阮元、舒懋官修纂的，共二十四卷。前者仅北平图书馆及 美国国会图书馆各藏有完全者一部，北平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有第七至十一 卷残本一部；嘉庆修的仅东方图书馆及广东省立图书馆各藏一部，但东方图 书馆的藏书早已在“一?二八”之役毁于日军炮火，广东省立图书馆所藏者 是见诸著录的唯一的一部了。 不过，《中国地方志综录》编纂时对于小规模的公私图书馆及私人所藏 的方志调查是不完备的，如嘉庆修的《新安县志》，现在香港冯平山图书馆 就藏有一部抄本，已故香港大学教授拜尔福也藏有一部，听说战前香港华民 政务司也藏有一部，就是我也有一部，这是早几年无意中获得的。据此推测， 此外一定还有。 这部嘉庆《新安县志》是嘉庆二十四年修的，共二十四卷，另有卷首一 卷。主修者是当时新安县知县舒懋官，江西靖安县人，总纂是候选直隶州州 判王崇熙，也是江西人。当时的两广总督是阮元，所以书前有他的序言，《中 国地方志综录》将他的名字也列为纂修人之一，这是错误的，我所藏的这部 《新安志》，阮芸台的序文仅存一页，至少有一页佚失了。 王崇熙的自序里说：“猥蒙制府阮芸台先生，观察卢雨津先生许可，且 赐弁言。”似乎应该还有卢氏的序言，本书也不见了。此外另有一篇序言是 舒懋官的。 新安县在秦汉时代属南海郡博罗县，六朝置宝安县属东官郡，梁改东官 为东莞，隋唐置东莞县后改属南海郡和广州都督府，宋元仍为东莞县，明万 历五年分置新安县，属广州府，清康熙五年并入东莞县。八年又复置，以后 沿称新安，现在改称宝安。 县志沿革，据嘉庆修志的王崇熙序文说：“新安自明万历元年置县，此 后或并或析，且有迁界之举。旧志纂自康熙戊辰岁，其时邑地初复，运会方 新，故其书多缺而不备，而词句既欠剪裁，体例亦未完善，即如县治沿革， 莫辨源流，四至八到，悉皆舛错，且南头一寨，论形势者以为全广门户，而 海防之事不详，此固不能不重加编辑也。”康熙戊辰修志的是靳文谟，也是 本县的知县。王序虽说旧志纂自康熙戊辰岁，但是据嘉庆志卷首几例所载， “旧志自康熙戊辰年续修后，迄今百数十载”。既曰续修，则康熙戊辰前必 另有《新安志》。我未见过康熙戊辰《新安志》，这疑问只有等待将来有机 会才可以解决了。康熙《新安志》仅十三卷，嘉庆重修的竟增至二十四卷， 几乎增加了一倍。 重修《新安县志》二十四卷的目录是：卷一沿革志，卷二卷三舆地略， 卷四山水略，卷五、卷六职官志，卷七建置略，卷八至十一经政略，卷十二 海防略，卷十三防省志，卷十四宦绩略，卷十五至十七选举表，卷十八胜迹 略，卷十九至二十一人物志，卷二十二至二十四艺文志，此外还有卷首训典。 舆图方面，有县治四至图及沿岸岛屿海防形势图，县署及孔庙文武庙平 面图。又有所谓新安八景图，是陈棠绘的。八景是：赤湾胜概，梧岭天池， 杯渡禅踪，参山乔木，庐山桃李，玉勒汤湖，鳌洋甘瀑和龙穴楼台。这八景 有些在今日的香港境内，有些已湮没不可考，如“杯渡禅踪”就在青山，“鳌 洋甘瀑”原说系在“七都大洋中，有石高十丈，四面碱潮，中有甘泉飞瀑， 若自天而下”。据我们现在推测，这甘瀑的地点若不在香港岛便在大屿山境 内。 “龙穴楼台”也在邑西北海中，“龙穴洲在城西，有蜃气，多蒸为楼观 城堞人物车盖往来之状，正月常见之”。这地点似乎也在今日香港和大屿山 一带的海面上。 香港和九龙一带，在昔日隶属新安县时代，都是归官富巡检司管辖的， 据本志卷二舆地略都里栏所载，官富司范围内的村庄名目，至今还有许多是 香港和九龙新界沿用着的，如香港村、黄泥涌、薄凫（扶）林、扫管（杆） 莆、赤磡村、罗湖村、尖沙头（咀）、长沙湾、土爪湾、九龙寨（城）、屏 山村、锦田村等等。就是当年官富司所属的客籍村庄内，也有九龙塘、梅林、 城门、沙田、吉澳等名称，仍为我们今日所沿用。 官富司巡检署，据本志所载，“在赤尾村离县治三十余里，原署在县治 东南八十里，为官富寨。洪武三年与福永同改为巡司，衙宇久坏，莅任者多 僦居民舍，康熙十年，巡检蒋振之捐俸买赤尾村民地，建造今署”。 官富司署的遗址在何处，今日已不可考。至于在中英一八九八年租借九 龙条约内被声明保留治权的九龙城，在当时是属大鹏营守备节范内的。这一 座小小的寨城，在嘉庆二十四年也许还未修筑，因此嘉庆《新安志》中一点 没有提起。 香港岛本身，《新安志》中也始终不见提起。舆图栏县治沿海岛屿形势 图内，有仰船洲、赤柱、红香炉诸名称，但不见香港一名。赤柱与红香炉皆 在今日香港岛上，但图中所注的这两个地名则分列在两座岛上。仰船洲即今 日的昂船洲，图中仰船洲附近绘育一岛，按照位置该是香港岛最适合的位置 了，可是岛上竞留出空白地位一块没有填上地名。这是最令人疑惑不解的事。 香港岛的名称虽没有，但岛上至今仍在沿用着的地名，则有许多可以在 县志上找得到。前面已经提起过，如黄泥涌、香港村、薄凫林、扫管莆等， 在当时都是官富司辖下的村庄，可见香港岛当年必是属于官富司管辖的。这 些村庄现在大都仍旧存在，至少那名称仍在原来的地点被沿用着。 此外，在卷十一经政略内，在大鹏所防守营的营泛项下，我们又可以见 到红香炉泛一名，这营泛必然得名于红香炉峰，它的防泛地点就在今日香港 的铜锣湾天后庙一带。又在卷八的官租项下，我们也可以见到记载叶贵长、 吴亚晚等人所领的耕地，土名石排湾。这石排湾就是今日的香港仔。凡此种 种，可以使我们间接明白两件事：第一，香港岛在当年必定没有一个总名称， 因此志书上仅可以见到局部的地名，从不提起这座岛本身叫什么名字。第二， 岛上有一个村庄名叫香港村，这正是后来外国商船停泊在这里从一座大瀑布 汲取淡水时将这座岛取名为“香港岛”的根据。这座大瀑布，据遗留下来的 当时外人记载，系从香港村附近流出海面，说不定就是志书上所载新安八景 之一的“鳌洋甘瀑”。 九龙新界一带的地名，至今沿用未改的更多，尤其是新界的地名，如志 书上所载的锦田村、屏山村、上水材等等，至今仍保存着当年的旧名。九龙 方面的地名，志书所载而在今日为人熟知的，则有深水莆（涉）、九龙寨、 牛池湾、尖沙头（咀）、衙前村、长沙湾、土瓜湾、二黄店村等等。 二黄店村必定是二王殿村的俗称，这乃是纪念宋末二王的。 二王即益王是与卫王昺。益王即宋端宗，当年避元兵曾在官富场停留 过，这就是九龙宋王台等古迹的由来。宋末二王流亡这里的经过，据明钱士 升修的《南宋书》说：“景炎二年二月，帝舟次梅蔚，四月次官富场，九月 次浅湾。”既然在这里住了六个月，虽是流亡的小朝庭，当然也不免有若干 建设。据《大清一统志》说，南方沿海一带，宋行官三十余所，可考者四。 官富场的宋王台便是其中之一。 关于南未二王在九龙遗留下来的古迹，《新安志》记载者有三项，见卷 十八古迹门： “景炎行宫在梅蔚山，宋景炎二年，帝舟抵此，作行宫居焉。 “官富驻跸：宋行朝录，丁丑年四月，帝舟次于此，即其地营宫殿，基 址柱石犹存，今土人将其址改建北帝庙。 “宋王台，在官富之东，有磐石方平数丈，昔帝昺驻跸于此，台侧巨石 旧有宋王台三字。” 我们要留意的是，这里说驻跸者为帝昺，实在是《新安志》记载错了。 当年驻跸官富场的实在是宋端宗，即益王昰，他乃是卫王昺的哥哥。卫王昺 是在端宗逝世后始继帝位的，其时已从官富场流亡到碙州去了。这位帝昺就 是后来陆秀夫在厓门负之投海的小皇帝，当帝是驻跸官富场时，他还是襁褓 小儿，修《新安志》的人不知怎样对这一点史实竟记载错了。 南宋二王在九龙遗留下来的古迹，除上述者外，还有金夫人墓及杨侯王 庙。据《新安志》载，金夫人墓在官富山耿迎禄墓侧，相传慈元后女晋国公 主溺死，铸金身以葬，镕铁锢之，碑高五六尺，大篆宛然。 据陈伯陶氏考证，金夫人为宋杨太妃女，因铸金以葬讹传为金夫人云 云。侯王庙则在宋王台西北，至今犹存，志书不载，据陈伯陶氏说，侯王即 杨太妃弟杨亮节也。 志书上所说的宋行宫改建的北帝庙，早二十余年犹存庙址，现在则已经 辟为市廛，遗迹荡然无存了。 嘉庆《新安志》第二十三卷艺文二记序门，录有旧志的序文六篇，可以 从其中探索到一点《新安志》历年修纂的沿革。据修纂嘉庆志的王崇熙序文 说，旧志纂自康熙戊辰，戊辰为康熙二十七年，这次的修志，其实已经是续 修，因为艺文栏所录存的当时参加修志的邑令靳文谟的序言，就说明是《重 修新安县志序》，他并在序文里说：“迨壬子岁，前县李可成会奉明诏，曾 续修之，迄于今不过十有六年……” 壬子为康熙十一年，李可成的《重修新安县志序》也载在艺文栏内。新 安县是在康熙八年由东莞县复置的，李氏所修的《新安志》，在清朝该是第 一次了。 新安正式置县，是在明隆庆末年与万历元年之间，新安有志，根据嘉庆 志所录存的旧志序言，似始于万历十五年知县邱体乾所修，因为他的序题是 《初修新安志序》，其后崇祯八年又由知县李元重修一次，其时距邱氏的初 修已五十余年了。再后，至崇祯十六年，又由知县周希曜再修一次。李元和 周希曜的序文都载在嘉庆修的志内。 根据以上的资料，我们可以知道，新安志的版本，除《中国地方志综录》 所著录的康熙戊辰修的和嘉庆已卯年修的两种外，在清朝应还有康熙十一年 （壬子）修的一种。而明修的《新安志》，更应有万历十五年，崇祯八年， 和十六年的三种。在康熙戊辰和嘉庆己卯《新安志》已成为珍本的今日，如 果有一天忽然有明修《新安志》的发现，对于研究史地的人，那才真是一个 惊人的消息哩。 关于《澳门纪略》 关于《澳门纪略》 葡萄牙人是很早就乘船从海上到我国浙江和广东来的殖民主义者之。他们在明嘉靖十四年（公元一五三五年）就贿赂了当时广东边境的官吏，在今日澳门的海边租得一角土地作ldquo;修船晒货rdquo;之用。当时明人称之为佛朗机，与西班牙人混而为一。后来他们自称大西洋国，因此至今广东人还称葡萄牙人为ldquo;西洋人rdquo;。葡萄牙驻香港的领事馆也称为ldquo;大西洋领事馆rdquo;，他们的俱乐部也称为ldquo;大西洋总会rdquo;。 澳门虽是最早就被人占据去了的沿海土地之一，但是我们关于记载这地方的书籍一向就极少，除了一部《澳门纪略》之外，就只有一些游览指南一类的东西。这书刊印于清乾隆十六年（公元一七五一年），距今已二百多年了。 《澳门纪略》一书流传不广，原刊的初印本很少见，今日常见的只是排印本和若干丛书本。十年前我曾在英国巴克塞少校处见过一部（他是以研究葡萄牙人和东方诸国历史关系著名的，曾用英文写过一部《历史的澳门》。 他的太太就是曾在我国旅居过多年的美国女作家项美丽），书品很白净，以丝线磁青纸装订得很精致，比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所藏的一部要好得多。 我久想买一部，一直买不到，直到最近才买到一本影抄本，虽不是原刊，但比起那种铅印的小字本，已经好得多了。一部在乾隆年间刊印的方志书，现在已经这样难买，怪不得美国人不惜用重价来搜购我国各省各县的方志了。 《澳门纪略》的著者是印光任和张汝霖。两人都是在清朝乾隆年间先后作过驻箚前山寨的澳门海防同知的。印是江苏宝山人，张是安徽宣城人。《香山县志》有印光任的传记，对于他在澳门任内抚夷的政绩颇致赞许。《澳门纪略》曾编入《四库全书》史部地理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 ldquo;澳门纪略二卷，国朝印光任、张汝霖同撰。光任字黻昌，宝山人，官至太平府知府；汝霖字芸墅，宣城人，由拔贡生官至澳门同知。考濠镜澳之名见于明史，其南有四山离立，海水交贯成十字，白十字门，今称澳门，属山县。乾隆九年始置澳门同知，光任、汝霖相继为此职。光任初作此书未竟，至汝霖乃踵成之。凡为三编，首形势，次官守，次澳蕃。形势编为图十二，澳蕃编为图六。考明史地理志，只戴南头、屯门、鸡楼、佛堂门、十字 门、冷水角、老万山、零丁洋澳诸名，与虎头山关之类，其他未记其详。此书于山海之险要，防御之得失，言之最悉。盖史举大纲，志详细目，笔者各有体裁耳。rdquo; 据印、张两人在本书的序跋所载，这本书是由印光任起草，再由张汝霖整理付刊的。编纂的经过，印氏在跋语里言之甚详，其中且甚多曲折。跋云： ldquo;hellip;hellip;雍正八年，设香山县丞，专司民夷交错之事。乾隆八年，大府又议设同知一员，辖兵弁镇压之，擢余领其事。余不才，念事属创始，爱历海岛，访民蕃，蒐卷帙，就所见闻者记之，冀万一补志乘之缺。而考之未备，辞之不文，必俟诸博雅君子，此记略之所由来也。乾隆十一年春，余奉文引见，代余者张子，谅而有文，因以稿本相属，期共成之。张子曰，余簿领劳形，恐不逮。粤秀山长徐鸿泉，余同年友且与君契，盍以正之。余曰善，将稿属鸿泉而去。比引见后，以病暂回故里，遣人索前稿，徐以卧病，未几卒，原本遂失。兹余复至粤，辛未四月，权潮郡篆，张子亦以摄鹾司至，公余聚首及此，辄感慨久之。余因搜觅遗纸，零落辏集，旬日间得其八九。张子乃定其体划而大加增损焉，视原稿之粗枝大叶迥不侔矣。嗟夫，此书仅两帙耳，初非篇章繁杂，必迟之岁月者，乃草自乾隆十年，粗得其稿，而失于徐子之手，历五六年而残楮剩墨，弃置敝簏中不为蠹鱼所蚀，至今日而犹得蒐集成编，此非张子不能成，更非同官凤城亦不能。无多卷帐，几经聚散，不致终废其成也，殆亦有数存其间耶hellip;hellip;rdquo; 不用说，《澳门纪略》所记葡萄牙人的种种，自不免有误解失实，甚至幼稚可笑的地方，如描写ldquo;蕃僧rdquo;的私生活，竟说他们可以ldquo;往来蕃人家，其人他出，径入室，见其妇，以所携藤杖或雨伞置户外，其人归，见而避之hellip;hellip;rdquo;，未免荒唐不经了。 书籍式样的进化 书籍式样的进化 我们今日一提到书，脑中所想到的书籍的形式，若不是线装书，必然是 铅印书或石印书。这些书籍，不论是中文或外国文，不论是线装书或洋装书， 它们所代表的，其实不过是书籍式样进化过程中的现阶段式样而已。若以为 只有这样将文字印在纸上，再装订成一册一册的东西才是书，那就错误了。 再过几世纪，世上书籍的式样会有什么改变，我们现在固然一时无从推测， 但想到有许多规模大的图书馆，已经将卷帙过多的书刊报纸和文献档案，以 及十分珍贵的孤本书，用小型影片缩摄成一卷一卷的影片，需用查阅参考时 就用放映机放大了来读阅，我们就不难想象将来书籍的可能式样。这种摄成 影片的书籍，可以存真，可以翻印，平时收藏不占地方，复印手续经济便利， 阅读起来也与原书丝毫无异。虽然我们看惯了今日的书，认为一卷一卷的“影 片书”，未免不象“书”。从今日爱书家藏书家的立场看来未免觉得有点煞 风景，但这种“影片书”必然日益发展而流行起来，则是可以预料的事。 其实，我们今日所见惯的书籍式样，那里又是“书籍”的原来式样呢？ 敦煌石室所发现的唐人抄本书，尽是如今日画家所用的手卷那样的卷子。就 是所谓宋板书，最初的式样也不似我们今日所见的线装书，而是象裱好了的 碑帖或册页那样，这在版本学上称为蝴蝶装，推篷式或旋风式。但这还是纸 张发明了以后的书籍。在后汉宦官蔡伦发明（？）造纸以前，我们祖先所看 的书，乃是用漆写在木片或竹片上，再用草绳或牛皮索穿在一起，这就是所 谓木简或竹筒。孔子修易经，“苇编三绝”，就是将穿书的绳子读断了三次， 恰如我们今日将一本书的装订线弄断了一般。不仅著书读书是用这东西，就 是日常写信记帐也是如此。早几年在西北甘肃一带的古戍卒碉堡遗址中发现 的许多汉朝木简，除了军中公文簿录档案以外，有许多都是戍卒的家书，就 是很好的证明。 可是我们今日在一般商店的神坛上所常见的关公画像，握在关公手里的 那一卷《春秋》，其式样竟与我们今日所读的线装书一样。关公是三国时人， 他即是不看竹简，最低限度也该看“卷子”，画家竟使他看木板或铅印本的 《春秋》，真是对于我国书籍形式进化历史开了一个大玩笑。就是欧洲的书 籍，在我国造纸术和活板印刷术不曾传入欧洲以前，他们所有的书籍也都全 是手抄本，而且是抄在炼制过的羊皮和牛皮上的，那式样也恰如我们古代书 籍一样，是卷成一卷一卷的卷轴。古代埃及人的书，也是一卷一卷的手抄本， 不过他们不大用羊皮纸，而是用尼罗河两岸特产的一种纸草。印度的古经， 是写在一种晒干了的树叶上的，那是贝多罗树的树叶，形状很象笋壳或是剪 破了的芭蕉扇，然后再一叶一叶用绳穿起来，象我们古时的竹简木简一样， 这就是所谓“贝叶”经。我国许多大寺院里至今仍有收藏这种古经的。 不久以前，有人在古城尼尼微的遗址中掘出了大批泥砖，有的仅有一寸 长，有的有一尺多长，上面刻有楔形文字，一共发现有一万余方之多。后来 证实这些都是古代阿述人的书籍，其中有些还是他们的本国史。这些“砖式 书”，已有二千五百年的历史，同我国的漆书竹简，埃及的纸草书，都是世 上最古的书籍式样。 不过，无论是泥砖还是竹简，无论是卷轴还是穿绳，书籍到底总是书籍。 只有历史上传说的有名的亚历山大大帝国图书馆，馆中所藏的书籍式样才是 有点出人意外的。当然，在亚历山大时代，一般的书籍式样仍在羊皮纸抄本 的卷轴阶段。这样的书籍翻阅起来当然很不方便，于是亚历山大大帝便命令 他手下的奴隶，每人要读熟一部书，然后用号码将全体奴隶编成一部书目， 他如果想到要看什么书，只消按照目录号码喊一声，自然就有一个奴隶走过 来，将他要读的那本书的某一章节背诵给他听。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活图书 馆。亚历山大大帝颇以此自豪；不过，今日的藏书家大约谁也不想收藏这样 一种古怪版本的书籍吧？ 中国雕板始源 中国雕板始源 中国书籍的原始形式，是用竹片贯穿成叠的简册，和用纸帛装裱成卷轴 的卷子，所以一本书称为一册或一卷。后来印刷术发明了，才有刻本。刻本 是将每一页书用整块木板刻好，然后再加以印刷的，所以最初不称为印书而 称为刻书。刻书时在木板上刻字的程序称为雕板。 雕板印刷技术，是中国人发明的，这和造纸火药指南计三者，是中国在 世界文化史上对于人类最有贡献的四大发明物。中国的雕板印刷物，目前可 以见到的最早的实物，是一卷金刚经刻本，是由英国考古家斯坦因氏于一九 ○七年在我国甘肃著名的敦煌石室中发现的，现藏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院中。 这一卷雕板的金刚经还保持着中国书籍的原始形式——卷子的形式，卷首附 有佛像，也是木刻的。所以这一卷金刚经不仅是现存的世界最古雕板书籍， 同时在世界艺术史上，也是现存最古的一幅木刻。 这一卷金刚经刻本之所以可贵，是因为它的刊刻年代在卷末被明白的记 载着：“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咸通是唐懿宗的年号， 咸通九年为公元八六八年。在全世界现存的雕板印刷物中，其有明确年月记 载的，没有比这更早的了，所以尽管这卷金刚经的雕板技术已甚精美，可以 间接证明在它刊印以前，雕板技术必然已经经过若干时间的实验进化阶段； 而其他的考古家，也曾在新疆吐鲁番的若干古代遗址中发掘出过一些在式样 上可能比这卷金刚经更古的佛教印刷物，但因为其上没有明确的年代记载， 所以我们至今仍不能不认定这卷唐咸通九年刊刻的金刚经，是现存的中国最 早雕板书籍，同时也是全世界现存最早的雕板书籍。 毫无疑问，在这卷金刚经刊刻以前，中国早已有雕板书籍了，而且一定 已经流行了相当时间。我们今天虽然还不曾有机会再见过那些实物，但从前 人的著作中，却可以从文字上得到明确的证据。我不想在这里来尝试断定中 国书籍雕板，始于何时，因为这断定是不可能的。象雕板印刷这样的文化产 物，必然经过多时和多次的试验和改革，而其本身又必含有其他事物的影响， 它的渊源和长成必然是很复杂悠久而且缓慢的，决不是一朝一夕，或者突然 由某一个人在某一天发明的。我们能相信中国文字果真是仓颉创造的吗？我 们能相信中国造纸方法果真是宦官蔡伦独自发明的吗？因此要想考证中国的 雕板发明人是谁，和在什么时候发明的，那是不可能的事，而且那尝试也将 是一种愚蠢的尝试。 我现在所要做的，乃是想从前人著作中，看一看中国雕板书籍最初被记 载的情形是怎样。本来，关于中国雕板书籍出现的时代，一般本有三种不同 的说法，一说始于五代的冯道刊印《九经》，一说始于柳玭《家训》和《猗 觉寮杂记》等书所记载的唐末益州墨本，另一说则更早，说是始于隋初。其 实，这三个不同而又恰巧互相衔接的时代，可能实际上恰是中国书籍雕板逐 渐长成的过程，恰如胡应麟在他的《少室山房笔谈》所说： “雕本肇自隋时，行于唐世，扩于五代，精于宋人”。 雕本始于隋时的根据，是陆深的《河汾燕闲录》，其言曰：“隋文帝开 皇十三年十二月，勅废像遗经悉令雕板”。 孙毓修氏的《中国雕板源流考》即据此说，认为雕板肇于隋时。可是叶 德辉的《书林清话》和美国汤麦斯?卡德氏的《中国印刷术源流史》（已有 刘麟生的中译本）皆否认此说。卡德氏谓欧洲载籍，谓中国雕板印刷始于公 元五九三年（即隋开皇十三年），“其谬误盖由于误用中国参考书。”卡德 氏的话是根据《书林清话》而来的，据叶氏在《书林清话》卷一《书有刻板 之始》中说： “近日本岛田翰撰《雕板渊源考》（所撰《古文旧书考》之一），据颜 氏《家训》称江南书本，谓书本之为言，乃对墨板而言之。又据陆深《河汾 燕闲录》，引隋开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板之语，谓雕板 兴于六朝。然陆氏此语本隋费长房《三宝记》，其文本曰，废像遗经悉令雕 撰，意谓废像则重雕，遗经则重撰耳。阮吾山茶余客话，亦误以雕像为雕板。 而岛田翰必欲傅会陆说，遂谓陆氏明人，逮见旧本，必以雕撰为雕板。不思 经可雕板，废像亦可雕板乎”。 费长房《三宝记》即《历代三宝记》，我未见过旧本，不知究竟应作雕 撰还是雕板。但据《历史佛祖通载》所载，开皇十年文帝下诏复教，访人翻 译梵经，置翻经馆，大建伽蓝，故有整顿废像遗经之举。《三宝记》的原文 如果是“雕板”，则雕镌宗教图像正是印刷雕板的必然起源，叶德辉所诧异 的“废像亦可雕板乎”，盖不知佛像除了可以雕塑以外，也可以雕成石板木 板来印刷。至今所发现的中国最古印刷物，差不多都是宗教图像，就是很好 的证据。 又，《河汾燕闲录》所引用的《三宝记》中的这几句话，今人多在“敕 废像”三字下断句，而不读作“敕废像遗经，悉令雕？”（《中国雕板源流 考》及查猛济的《中国书史》等皆如此）这样一来，将在这里本来该是形容 词的“废”字，变成了动词，好象是隋文帝敕令整理。这实在是一个错误。 因为隋文帝既然下诏复教，决不会又“敕废像”的。 作为隋朝已有雕板的另一根据，是与上述的金刚经同时在敦煌石室发现 的另一部佛教典经。罗振玉氏的《敦煌石室书录》上说：“大隋永陀罗尼本 经上面，左有施主李和顺一行，右有王文治雕板一行。宋太平兴国五年，翻 雕隋本”。 叶德辉的《书林清话》亦引此说。永陀罗尼经原本今藏伦敦大英博物院， 据复制的影本看来（见道格拉斯?麦克茂特莱氏的《书——印书和制书的故 事》第九十七页插图），这实在是一张雕板印刷的单页经咒，既非书本，也 非卷子。经咒是梵文，作一大圆形居中，四周是佛像和莲花宝鼎的装饰，右 上角有“施主李和顺”五字，左上角有“王文治雕技”五字。圆形梵文经咒 的下面，有文字二十一行，在一长方形框内，前作“大隋永陀罗尼”六字， 中十六行系解说受持此咒所获得的各种功德，末四行云，“若有人受持供养， 切宜护净。太平兴国五年六月二十五日，雕板毕手记”。 据此，这张宋朝雕板的陀罗尼咒，虽是根据隋本的，但并未说明是“翻 雕”，我们无法确定原来隋本的经咒是写本还是刻本，因此罗振玉的“翻雕 隋本”的结论未免有点不可靠。 作为隋朝已有雕板的证据，这张经咒的力量实在抵不上费长房《三宝 记》中的那几句话。 因此关于雕板肇自隋时的说法，我们只可以假定中国隋时已有雕板，用 来印刷佛教图像或经文，但是至今还没有发现遗物或充分的文献可作确证。 唐朝有雕板书籍的问题，因了我们已假定隋朝已用雕板印刷佛教图像， 又加之已有敦煌所发现的咸通九年金刚经刻本，所以根本不成问题。只是唐 朝自开国至咸通九年，已历二百五十年，在这两世纪半的悠长时间内，必然 用雕板印刷过许多单页图像符咒，甚至成册的经典或其他著作，可是我们现 在除了咸通九年的这卷金刚经以外，还不曾发现过更早的其他唐朝雕本，这 实在是件憾事。《中国雕板源流考》的作者虽然说，“近有江陵杨氏藏开元 杂报七叶，云是唐人雕本，叶十三行，每行十五字，字大如钱，有边线界栏， 而无中缝，犹唐人写本款式，作蝴蝶装，墨影漫雕，不甚可辨……”，可是 我们未曾目睹此物，它是否真的存在，以及是真是伪，都成问题，所以我们 仍然只好认为咸通九年的金刚经刻本是现在所能见到的中国最早雕板书籍。 其他见诸宋人著作中的有关唐时雕本记载，这在以前是唯一可据的中国 雕板始源资料，但自从咸通雕板的金刚经发现以后，这些资料都成为次要的 了。这些记载之中，最详细的是叶梦得在《石林燕语》中所引用的唐柳玭的 《家训》序，其言： “中和三年癸卯夏，銮舆在蜀之三年也，予与中书舍人旬休，阅书于重 城之东南。其书多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又有字书小学，率雕板， 印纸浸染不可晓”。 中和三年是公元八八三年，较咸通九年后十余年。这是前人著作中关于 雕板的最早记载。这记载使我们知道四川是中国最早用雕板印刷书籍的地 方，而且所印的都是当时实用术科书籍。可是以前的文人对这记载都不甚重 视，因为所印的是杂流书籍而非经史，但是我们知道，文化和艺术都是起源 于劳动和实用，有了雕板以后，最先印行的都是宗教书和实用书，正是必然 的现象。 另一则有关唐人雕本的记载，见朱翌的《猗觉寮杂记》。他说： “雕印文字，唐以前无之。唐末，益州始有墨板”。益州就是四川。他 所记载的年代虽然较晚，但同样证明了四川是中国最先有雕板的地方。 既然四川是中国最先采用雕板印刷书籍的地方，我们简直可以假定，敦 煌石室中所发现的唐咸通九年金刚经刻本，多数是从中国内地流传去的，可 能就是从四川带去的，决不是当地的刻本，因为以当时中国西北部文化情形 而论，甘肃还不会有雕板印刷。 至于以中国雕板始于五代的说法，那是因了冯道奏请刊刻五经，遂以中 国官家雕印书籍之始，误为有雕板之始，前人早已辨正，已不必多赘了。 中西爱书趣味之异同 中西爱书趣味之异同 中国的竹简木简，西洋的泥板砖刻，都是书籍的原始式样。这些虽是书 籍，但已入于古董文物之列，藏书家很少将它们当作书籍来收藏的。就是唐 人写经，敦煌卷子，以及埃及波斯的绘卷，印度的贝叶经，这些虽也是刻本 书籍的前身，但与其当作书籍来收藏，不如当作艺术品来玩赏，或是当作校 勘考证资料更为适当。 书的生命是寄托在阅读上的。爱书趣味的真正对象，该是那些可读可 玩，具备了书的必要条件的书籍；这就是说，一本书的内容，印刷，纸张， 装帧各方面都值得爱好，或至少有一点值得爱好，这才成为爱书家收藏搜集 的对象。 中国藏书家特别爱好宋版书，西洋藏书家特别珍贵十五世纪的初期印本 书籍，就因为这些书除了当作古物之外，它们在内容印刷纸张装帧上还具有 特长，值得爱书家的珍重。 中国书和西洋书，在内容和形式上虽有很大的差别，但中西爱书家的趣 味趋向，他们的搜集范围，有些地方却不谋而合，殊途同归，这真是一个很 有趣的现象。中国藏书家对于一本纸墨精良，字大如钱的宋椠精本摩挲不忍 释手的醉心神往情形，恰如西洋藏书家对着哥顿堡的四十二行本圣经，反复 数着行数，用鼻嗅着羊皮纸的古香气一再点头赞叹的情形一般。文化本是没 有国界的，中西爱书家的趣味相同正不是偶然的事。 我已经一再说过，讲求书籍趣味并不是一件奢侈浪费的事。读书家必然 就是爱书家，而坐拥万卷的藏书家却未必一定是一位读书家，更未必是懂得 爱书三昧的爱书家。那么，即使仅有一本书也罢，只要我们能理解拥有一本 书的益处和趣味，我们的收藏是决不会比别人贫弱的。 我们且看看中西爱书家所喜欢搜集的品目，它们在版本学上的名称，以 及所具有的特点和趣味。 一、中西的古写经 这是书籍从手抄进化到刻印期间的产物。最为藏书家所注意的，在中国 是敦煌石窟中所发现的唐代和五代的抄本，在西洋是欧洲中世纪僧院中所收 藏的金碧彩绘抄本。一般被称为敦煌卷子的唐人抄本，所抄的大都是佛经， 这与西洋中世纪的彩绘抄本也都是宗教书籍这件事，实在是很有趣的对照。 唐人写经的版式，大都是卷子式，开端的扉页偶尔也绘有佛像，但西洋中世 纪的写经则是书本式，而且装饰得极为绚烂辉煌。这东西一般被称为 “Illuminated Manuscript”以示与一般的手抄本不同。这名词译起来可称 为“金碧彩绘古抄本”，因为除了本文系用红黑两色墨水抄录之外，四周和 每句每行有空隙的地方都补上五彩的装饰花纹，而开端第一个字的字母，必 定绘得特别大，有时要占到半面或全面书页的地位，字母四周除用五彩绘成 花纹装饰以及人物鸟兽虫鱼之外，在主要地方更涂上泥金或贴上金箔和银 箔，非常绚烂夺目，因此被称为金碧彩绘抄本。第一个字母的空隙和四周所 绘的金银彩绘，大都是与这本经典有关的故事和人物：时常是天主圣母或先 知殉道者的圣迹图，有时也会是施主的画像。因为这类抄本的工料非常昂贵， 只有当时的帝王和贵族才有财力制作。他们时常请人绘制了供私人礼拜之 用，或者施舍给他们所赞助的寺院中。 唐人写经的出现年代和西洋彩绘抄本的出现年代，先后极为接近，都是 第八世纪到第九世纪的产物。不过中国方面，书籍到了宋朝已盛行刻本，手 抄本便退居次要地位，写经更成为一种特殊的虔敬工作。但在西洋，则欧洲 直到十五世纪还盛行这种金碧彩绘的抄本，而且哥顿堡第一次用活版印行的 圣经，竟是想当作廉价的手抄本来出售的。因此他还特地每本加上手绘的彩 画，用来模仿当时还在流行的金银彩绘抄本圣经。 二、“英科纳布拉” 我们知道，欧洲发明活版印刷，是在十五世纪的五十年代，通常是以德 国的约翰?哥顿堡为欧洲活版印刷发明人，他所排印的四十二行本的圣经为 欧洲第一本用活版印刷的书籍，这就是著名的《哥顿堡圣经》。从十五世纪 的五十年代至十五世纪末，是欧洲印刷术的摇篮时代，这时间所出版的书籍， 都是属于欧洲活版印刷的初期产物。 欧洲的领本学家，对于这时期所出版的书籍，题了一个专门名辞：称之 为“英科纳布拉”（incunabula）。这是一个拉丁字，包括摇篮和襁褓之义。 他们因了十五世纪在欧洲是印刷术的摇篮时代，因此凡是从哥顿堡出版圣经 以后，以至一五○○年止所出版的排印本书籍，都是活版印刷术摇篮时代的 产儿，统统名之曰“英科纳布拉”。 当然，根据这字的本义，我们若是发现毕昇用胶泥活字排印的书籍，我 们也可以名之曰中国的“英科纳布拉”。但一般的说来，所谓英科纳布拉者， 乃是专指十五世纪欧洲初期活版印刷书籍而言。 将英科纳布拉与今日的书籍比较起来，其排印技术当然没有现代技术精 美；就是将英科纳布拉与金银彩绘的中世纪古写经比较起来，也远不及古抄 本的华贵美丽，然而因了它是印刷术摇篮时代的产儿，具有历史的意义和趣 味，因此遂为藏书家所特别爱好。 “英科纳布拉”正像我们的宋板书一样，能历劫不损流传至今的已经不 多，而且由于兵燹和水火之厄，正在一天少似一天，因此它的市价也贵得惊 人，不是一般爱书家的财力所能搜集的。据德国版本学家的统计，目前见诸 公私收藏著录的英科纳布拉约有三万八千部左右，其中有多种是孤本。不用 说，最贵的乃是哥顿堡的圣经，可以值到美金五十万元以上。而在事实上， 这些珍贵的英科纳布拉大都已为各国博物院大学藏书楼以及富豪所收藏，轻 易不会再在古书市场上出现的。 三、哥顿堡圣经 哥顿堡的圣经，是西洋古本书籍中最珍贵的一本书。因了所流传下来的 寥寥几十部已经全部收藏在公家图书馆和富豪的私人藏书楼中，现在即使财 力能够胜任，要想搜集一部哥顿堡圣经，纵然并非不可能之事，至少也是一 件很费心机和时间的事。因此一般的藏书家和爱书家，有机会的，可以到伦 敦大英博物院或美国纽约摩根氏的藏书楼中一饱自己的眼福，看一看这部价 值连城的古本书的真面目，否则只有从复制的印刷品上暂时满足自己的渴慕 了。 关于德国十五世纪这位印刷家和他所印行的圣经，其实至今还有许多争 论，尤其是荷兰人与德国人之间，为了争执谁是欧洲活板印刷术的发明者， 双方的历史学家和版本学家不知费了多少笔墨。凡是十五世纪遗留下来的文 献，无论片纸只字之微，都被他们当作直接或间接考证这问题的资料。关于 欧洲的活版印刷术，是先在荷兰出现抑先在德国出现，第一个使用活版排印 书籍的印刷家，究竟是德国的约翰?哥顿堡氏，还是荷兰的科斯托氏这问题， 根据双方所提出的证据，实在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不是一两句话所能 说尽的事，而且这问题又与本文无关，我们还是暂时搁起，留待以后有机会 再说。尤其对于我们中国人，无论欧洲的活版印刷是首先出现在荷兰也好， 出现在德国也好，必然是从中国间接或直接流传过去的，则是任何人也不能 推翻的事实。因为远在欧洲十五世纪有活版印刷出现之前，在十一世纪中叶， 中国已经有极可靠的文献，记载着毕昇发明用胶泥活字印刷书籍了。 不过，在这争论未解决以前，一般的说来，多数人仍是承认约翰?哥顿 堡是欧洲活版印刷术的发明人，他用这方法排印的圣经是欧洲第一本用活版 印刷的书籍。 对于这位印刷家的传记的研究，德国学者的著作可说够得上汗牛充栋。 而在实际上说来，关于他的可靠的传记资料实在少得可怜。我们至今仅能知 道，他大约出生于一三九八年或一四○○年，死于一四六八年。死的地点是 玛因兹城，至于生在德国什么地方，至今尚在争论之中，大概也是玛因兹城。 他的从事印刷业，并没有直接有关的文献遗留下来，而是从他向别人借钱的 借据上知道的。这就是我们所能知道关于哥顿堡生活资料的全部。至于那些 汗牛充栋的有关哥顿堡生活的著作，大都是枝节的研究。有些作为论据的文 献甚至已经被证实是后人伪造的。为了争取欧洲文化史上这一项光荣的记 录，德国人与荷兰人的笔墨官司固然打之不休，就在德国本国，为了他的诞 生地点以及印刷所的地点，德国的历史家们，自己也在互相争执，有些甚至 不惜用赝造的文献来作证据。其实，连那一幅认为是哥顿堡画像的肖像画， 也没有充分证据可以证明确是哥顿堡本人的肖像。 被认为由哥顿堡用活版所排印的书籍，一共有三种，一种是不甚重要的 祈祷用书，其余两种都是圣经，两种的版本略有不同。欧洲的版本专家根据 两书每页的行数将它们加以区别，一种称为三十六行本，一种称为四十二行 本。 这几种书被认为是哥顿堡排印的，其实也没有直接的文献证据，因为书 上并没有印刷出版地点和印刷人的姓名，而只是从同时人的记载以及间接的 文献上被推测可能是哥顿堡的工作。 所谓三十六行本与四十二行本的区别，是根据每页的行数来区别的。其 实，四十二行本的版框，虽是大小一律的，但是开始的九面，每面只排了四 十行，第十面则是四十一行，从第十面以后方是四十二行。哥顿堡研究专家 认为这是印刷者在试验究竟若干行始最适宜，经过两次更正，最后始决定用 四十二行。行数虽分三种，但是版框大小始终如一，专家认为这正是哥顿堡 和他的助手们在实验活字的好证据。 至于这两种版本孰先孰后的问题，据德国的那些版本专家细心逐页逐字 校勘比较的结果，认为三十六行本是较后印的，因为它承继了四十二行本在 排印上的一切错误，显然是用这版本作底本的。 四十二行本的哥顿堡圣经，有时又有人称之为“玛萨宁圣经”，这是因 为这种版本的圣经是首先在巴黎的玛萨宁主教的藏书楼中无意发现的。从这 以后，它才成了赫赫有名的欧洲第一本用活版排印的书籍。 四十二行本的哥顿堡圣经共有两种，一种是纸印的，另一种是小牛皮印 的。从印刷技术上说，纸印的成绩比牛皮印的好得多。文字是拉丁文，开本 是对开大本，共有六百四十余页，一千二百余面，大都装钉为上下二册。根 据现存各本上所留下的当时人手迹，有一四五三年及一四五六年八月二十四 日的记载，都是说明购买这书的经过，可见它的出版时期必接近这年代。 关于一共印了多少本的问题，最权威的意见说是一共印了二百一十本， 纸本一百八十，皮本三十。但也有些专家认为一共只印过四十五本。 残存至今的哥顿堡四十二行本圣经，各家著录的部数也有出入。最权威 的数字是三十二本，都是完整的。包括残本在内，则纸本共有四十四部，皮 本共有十八部。三十六行本残存者更少，据说仅在八本至十二本之间。但因 为较后于四十二行本，反而价值低了许多。 美国富豪摩根氏的著名私人藏书楼中，藏有完整无缺的四十二行本两 部，一部是纸的，一部是皮的。纸本的一部，据说是全世界现存的四十二行 本之中最精美的一部。 摩根所收藏的这部被认为最美的四十二行纸本哥顿堡圣经，在未入摩根 手之前，曾经过英国著名古书商人寇里特赫氏之手，他于一八八六年二月二 十日，在这书的扉页上手志道： “这是我或任何人所曾经见过的玛萨宁圣经之中最精美的一本。” 寇里特赫是英国古书店的世阀，世代以买卖善本珍本为业，在国际古书 市场中非常有名，他的后人至今仍在伦敦继续旧业。他对于这本圣经竟如此 称赞，其精美可知了。 四十二行本的哥顿堡圣经，为美国人所收藏者，连摩根的两部在内，共 有九部。一部在耶鲁大学。耶鲁大学所收藏的一部，是于一九二六年由某夫 人以十二万元的高价自古市场买来，为了纪念其故夫，捐赠给耶鲁大学的。 对于这样一部有名的珍本书，爱书家梦寐难忘者当然大有人在。不久以 前，伦敦有残本一部在市场出现，为纽约的一位古书商人购得。他为了满足 许多向隅的爱书家的愿望起见，特将这部残本拆开来零售，以一章或一页为 单位，加上适当的封面或皮套，居然立时就被抢购一空，可见爱书家对于这 部欧洲的第一本活版印刷书籍是如何的爱慕了。 说来真有点幽默，哥顿堡这部被后人尊为欧洲活版印刷之祖的四十二行 本圣经，他当初排印设计的动机，却是蓄意想冒充手抄本来出售的。因此除 了本文用墨印以外，每章开始的第一个字母都留出空位，以便用红墨或五彩 金银来装饰。因此流传至今的四十二行本圣经，有些每页四周都有金银彩绘 的花边装饰，初看之下，令人误以为是一部中世纪的手抄本。 读书与版本 读书与版本 无论是读书家或藏书家，一定该注重版本，注重版本并不是不好的事， 更未必一定是一件奢侈浪费的事。藏书家固然要注重版本，就是一般的读书 人，也应该注重版本。 中国旧时有一些藏书家，专门爱好宋版书。凡是宋朝刻印的书籍，不论 内容和刻印的技术如何，他们一律视如拱璧。宋朝以后的书籍，即使内容或 刻印纸张都比宋朝的更好，也不在他们的眼中。这种偏嗜，就是所谓“佞宋”， 实在是最狭义的讲求版本，够不上称为一个爱书家，更谈不上读书家了。即 从将书籍当作骨董艺术品来说，这种人也是一个坐井观天的鉴赏家，他的欣 赏能力和趣味都太偏狭了。 读书家和藏书家应该注重版本，是因为从爱书的立场说，即使是同一本 书，不同的版本便有不同的趣味；从读书家的立场说，不同的版本便有不同 的内容。一个错字的改正，多一点补充资料，多一篇序文，都可以使我们对 于一本书或一个问题的理解获得若干帮助。这就是注重版本有益和有趣的地 方。这种趣味和益处，决不是那些“佞宋”的藏书家所能领略的。 切不要以为自己仅有几本书，够不上称为一个藏书家，就无意去注重版 本。要知道藏书家固然应该注重版本，就是仅有一本书的人，只要他是一个 懂得爱书，理解书的趣味，能够从书中去获得学问和乐趣的人，他就有注重 版本的必要。何况每一本书，无论它是一本怎样寻常不足重视的书，我们只 要加以仔细研究，就可以发现许多属于版本方面的趣味。这正如对于任何一 个寻常的人，除非我们对于自己以外的任何人皆无关心，否则总是值得我们 研究的。 无论是为了学问或是为了娱乐去读书，我们若是对于握在手中的这本书 的本身，毫不加以重视，对它毫无感情和珍爱，我们怎么够够期待从那里面 获得乐处和益处呢？ 藏书印的风趣 藏书印的风趣 中国藏书家钤在书上的藏书印，其作用与西洋藏书家贴在书上的藏书票 相同。所不同者，西洋式的藏书票乃是专为自己的藏书而设计的，除此之外， 不作别用；也不能作别用。但中国的藏书家有时则将自己通常用的姓名印章 钤在书上，或将一般的书画鉴赏图章钤在书上，当作藏书印来使用；不过， 真正的藏书家和爱书家，必然喜欢为自己的藏书特地镌一两方印章，这些印 章上的词句都是不能作第二种用途的，这才是真正的藏书印。 中国的藏书家谁最先使用藏书印？这问题没有人能回答，实在也不必回 答。在书籍还是抄本卷轴的时代，书的实用性与它的艺术性几乎是不可分的， 因此书籍、书法、绘画，三者每每同样成为爱好艺术的收藏家的搜集对象。 他如果要想在他的收藏品上钤一方印记，“某某鉴藏图书之印”，“某某珍 藏”，“某某秘玩”，“某某珍藏金石书画之印”，任何一方都可以钤在画 轴上，钤在法帖墨迹上，也同样可以钤在所藏的书籍上。他若不是一个特殊 爱好书籍的收藏家，实没有另行镌一方藏书印的必要。因此如果要追溯中国 藏书印的始源，我们不妨说，一般收藏家的鉴赏印章乃是它的前身。 不用说，中国的历代书画古物收藏，自以皇帝内府为第一，因此最先使 用鉴藏图书的，也是官家的内府。朱象贤的《印典》上说，图书鉴赏印记始 于宋内府图书之印。但在赵宋以前，如唐太宗的“贞观”二字连珠印，玄宗 “开元”二字连珠印，皆曾用在御府图书之上，虽然没有鉴赏珍藏等字眼， 这实在是鉴赏图章的滥觞，也间接就是最早的藏书印。其后，如南唐李后主 的建业文房之印，宋太祖的秘阁图章之印，徽宗的宣和御印，都是著名的官 家收藏印鉴。私人方面最早的，如苏东坡的“赵郡苏轼图籍”印，王晋卿的 “晋卿珍秘”，虽是一般的书画鉴藏印，必然同时也就是他们的藏书印。 专为藏书而镌刻的藏书印，按照中国印章发展的过程看来，自必与斋馆 别号的印章以及所谓吉颂风趣的闲章同时，从一般的图书鉴赏印章上面衍变 出来的。这大约开始于宋代，经过元朝，到了酷爱风雅的明朝士大夫手中， 便特别发展盛行起来了。 自明朝以来渐渐有了定型的中国藏书印格式，其文字大都作某某藏书， 某某读书，某某手校；也有不用姓氏而用斋馆别号的，如某某楼某某斋藏书； 这类印章多是方形或长方形的，字句多一点的，则作某氏某某楼藏书印记。 若有特别著名的藏书家，往往仅用他的藏书斋馆名号的图章钤在书上，便足 以表示是他的藏书，如明末钱牧斋的著名绛云楼，近人常熟瞿氏的铁琴铜剑 楼，他们的藏书印仅作“绛云楼”和“铁琴铜剑楼”数字，没有姓名，也不 用藏书字样。这是因为他们原是以藏书著名的，一见到这印章，就知道是他 们的藏书了。 有些藏书家，除了普通的藏书印之外，更喜欢在他们所藏的善本孤本或 宋本书籍上，钤上“善本”，“甲本”，“天壤孤本”，“宋本”等圆朱文 的小印，如毛氏汲古阁，陆氏皕宋楼，聊城杨氏海源阁，我们至今仍可以从 他们旧藏的善本宋本书籍上见到这样的小印。 清代中叶，以拜经楼藏书著名的海昌吴槎客，有一方藏书印，更特别有 趣。据“拜经楼藏书题跋记”载，槎客每遇善本，倾囊购之勿惜。后得宋本 咸淳《临安志》九十一卷，《乾道志》三卷，《淳祐志》六卷，遂刻一印曰 “临安志百卷人家”。海宁陈仲鱼曾为此事题诗赠之曰： “输钱吴市得书夸，道是西施入馆娃，宋室江山存梗概，江乡风物见繁 华，关心志乘亡全帙，屈指收藏又一家，况有会稽嘉泰本，赏奇差足慰生涯”。 吴槎客的“临安志百卷人家”小印，虽未必一定是钤在书上的，然而从 印章上发挥自己的爱书趣味，正是藏书印的别一格式。中国的藏书家，藉了 印章来表示自己志趣的人很多，可惜都是叮嘱子孙如何保存遗书，不许变卖； 或是表示自己买书辛苦不愿借人之类的迂话，很少能有“临安志百卷人家” 这种风趣的。 叶德辉的《书林清话》卷十《藏书家印记之语》，辑录古今藏书印记文 字颇详。他首先引唐杜暹题其藏书卷末的诗句：“清俸写来手自校，子孙读 之知圣教，鬻及借人为不孝。”按此事见宋周辉《清波杂志》，既说题在卷 末，当是手写而非印记。又，赵孟頫的藏书，卷末有题记云：“吾家业儒， 辛勤置书，以遗子孙，其志何如；后人不读，将至于鬻，颓其家声，不如禽 犊；苟归他室，当念斯言，取非其有，毋宁舍旃”。陈登原的《古今典籍聚 散考》引《曝书杂记》，误以为是赵文敏的藏书印记，其实当也是手题的。 倒是汲古阁的毛子晋，曾借用赵氏这几句话，上面加上一句“赵文敏公书卷 末云”，共五十六字，刻成一方藏书印，汲古阁所藏《梅屋第四稿》卷末即 有此朱文方印。蒋光煦的《东湖杂记》及钱警石的《曝书杂记》所记，皆指 毛氏以赵氏的题记刻为印章，并非赵氏自己有这印章也。前记吴骞“拜经楼” 所珍藏的那部九十一卷的宋咸淳《临安志》，吴氏曾因此刻了“临安志百卷 人家”印章以示矜贵的，后来归于钱唐丁氏八千卷楼。据丁氏《善本书室藏 书志》所记，这书的上面有一方吴氏拜经楼的藏书印，其文句云： “寒无可衣，饥无可食，至于书不可一日失，此昔人诒厥之名言，是为 拜经楼藏书之雅则。” 可见吴氏对于书的珍爱。至于与他为爱书同志而互相赠诗唱和的海宁陈 仲鱼，有藏书楼在紫薇山麓。据《东湖杂记》载，陈氏有藏书印，文曰：“得 此书，费辛苦，后之人，其鉴我！”其爱书如命的程度，也与吴氏不相上下。 其他见诸记载的各藏书家藏书印用语，大都仍以叮嘱子孙要读书，不可 卖书不可借书，借书者应予归还之类的话居多，如钱穀的藏书印云：“百计 寻书志亦迂，爱护不异隋侯珠，有假不还遭神诛，子孙不读真其愚。”居然 出之咒诅，未免太过。明人祁承业澹生堂的藏书印云：“澹生堂中储经籍， 主人手校无朝夕，读之欣然忘饮食。典衣市书恒不给，后人但念阿翁癖，子 孙益之守毋失。”祁氏的藏书，订有澹生堂藏书约，许亲友借观，但不得携 出室外，因此他的藏书印中便没有禁止借人的话了。 蒋光煦《东湖杂记》，记青浦王昶的藏书印记，其措辞则较钱穀的更为 严厉，竟有犬豕非人及屏出族外的话，文云： “二万卷，书可贵；一千通，金石备，购且藏，极劳勋，愿后人，勤讲 肄；敷文章，明义理；习典故，兼游艺；时整齐，毋废堕；如不材，敢弃置； 是非人，犬豕类；屏出族，加鞭捶。述庵传诫。” 严酷如此，实在令人见而生畏，根本谈不上什么爱书的风趣了。与这相 类的，还有万竹山房唐尧臣的藏书印，他是不肯借书给人的，印文曰：“借 书不孝”，见范声山的《吴兴藏书录》；这倒不如《藏书纪要》的著者孙庆 增所用的藏书印：“得者宝之”，还不失爱书家的本色。 其实，一定要勉强子孙读书或永远保存先人的藏书，实在是一件非常迂 拙的愿望。 《清波杂志》的著者周辉，曾记少卿陈亚家中藏书千余卷，名画一千余 幅，晚年又得华亭双鹤及怪石异花，惟恐子孙不能守，作诗戒之曰：“满室 图书杂典坟，华亭仙客岱云根，他年若不和花卖，便是吾家好子孙。”结果 少卿死后，全部仍归他人。可见古人早已有非难这种思想的了。这倒不如查 初白《人海记》所称道的杨循吉，他因见故家藏书，多有为不肖子孙变卖或 供人为薪者，既老，便将所藏分赠亲故曰：“令荡子爨妇，无复着手，亦一 道也。”倒达观痛快多了。 日本人的爱书趣味，无论表现在西洋方式的藏书票上面，或是中国方式 的藏书印上面，似乎都比较中国的藏书家更有人情味，更有风趣。三村清之 郎选辑的《藏书印谱》和《续藏书印谱》，小野则秋氏的《日本藏书印考》， 著录日本古今藏书印的式样，研究日本藏书家印记的渊源和变迁，极为可观， 材料和趣味都极丰富。 日本最古的藏书印，大都发现在古寺院的藏经上，如“法隆寺一切经” 六字，高山寺的则仅作长方形的朱文“高山寺”三字，法界寺的则作“法界 寺文库”五字，亦系朱文长方形，这就是后来著名的长方形“金泽文库”藏 书印的前身。日本人称书为“本”，因此古皇室的藏书，在一般印章之外， 间有钤上“御本”二字的，表示是官家的藏书。又如红叶山文库的藏书印， 就作“红叶山本”四字。 表现在藏书印上的日本藏书家的书籍趣味，也有如我们中国的藏书家一 般，不喜借人和叮嘱子孙保存毋卖的。就是寺院的藏经，为了提防失散，也 有在藏书印上刊着“门外不出”的字样。 但大都比较我们更有风趣。如铃木白藤的书印作“节缩百费，日月积 之”，市河米庵的“市河米庵捐衣食所聚”，朝川善庵的“善庵三十年精力 所聚”。更有对于自己所有的孤本和珍本特别看重的，如小岛尚质的珍本书 印，作“葆素堂惊人秘册”，寺田望南的“天下无双”，内藤湖南的“天壤 间孤本”，岩崎灌园的“宇宙一本，岩崎必究”，森川竹窗的“此书不换妓”， 都是很有风趣的爱书心理流露。 印章文字多一点的，如青柳馆文库的朱文方印，共十八字，文曰“勿折 角，勿卷脑，勿以墨污，勿令鼠齩，勿唾揭幅”，这是针对旧时翻阅线装书 的一切陋习而发的，显然受了中国藏书家的影响。大阪的一位儒士松井罗州 的藏书印，则叮嘱得更仔细，文字也更多了。这是一方大型的朱文方印，共 有文字九行，文曰：“赵子昂云，吁，聚书藏书，良非易事。善观书者，涤 手焚香，拂尘净几，勿卷脑，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夹刺， 勿作枕，随损随修，随开随掩，后之得吾书者，拜奉赠此法。”他另有一方 藏书印，所刻的是日本式的中国七言诗四句，诗曰：“著书始识著书难，字 字写来心血干，禁锢尘堆媚贫蠹，不如典卖供人观。” 我最喜欢的倒是细井广泽的一方，也是朱文的大方印，文曰： “友人求假余书画摹本，余未曾啬焉。然至乎淹滞不还，则大负老境之 乐意，故作俚诗自刻印于其首，以奉告诸友：斯翁努力知何事，为乐残生为 遗儿，君子求假奚足惜，荷恩还璧莫迟迟。壬寅秋，广泽钓徒书，时六十又 五。” 诗虽不大高明，然而那风趣颇有点近于郑板桥的自题润格。 从《日本藏书印考》中所见到的其他有风趣的藏书印，还有小岛尚质的 “父子灯前共读书”，泷泽马琴的“不行万里路，即读万卷书”，市野迷庵 的“子孙换酒亦可”，大槻磐溪的“得其人传，不必子孙”，都有一点风流 的潇洒趣味。 从日本藏书家的藏书印上所见到的身后保存藏书观念，则与中国的藏书 家差不多，都是希望子孙能永远保存，毋卖毋弃。如新川鹿岛清兵卫的一颗： “子孙永保”，诗人竹添井井的“井井居士鉴赏子孙永保”，关场忠武的“子 孙保之”，都是这一类藏书印的典型式样。至于略有变化的，则如姓名失传 的某氏的一颗：“自写且校，纸鱼宜防，不鬻不焚，子孙永藏”，河野铁兜 的“衣粗食菲，辛苦所存，不能永保，非我子孙”，颇与中国若干藏书家“后 人但念阿翁癖，子孙益之守毋失”的观念如出一辙。但达观的也并非没有， 如村田清风的“长门国三隅庄村田氏文库章，集散任天然，永为四海宝”， 大槻磐溪的“得其人传，不必子孙”，市野迷庵的“子孙换酒亦可”，都是 挂念自己的身后藏书，但却不一定希望子孙为之保存的。 至于从藏书印上所见到的方正耿介性格，可以代表的该是关场忠武的一 方，中间朱文作“关场氏所藏”五字，左右白文两行，右曰“忠孝吾家之宝”， 左曰“经史吾家之田”。但我以为这未免太正经了，倒不如丁氏八千卷楼藏 书志所载的某氏的一方：“布衣暖，菜根香，读书滋味长”，颇有中国儒家 所提倡的淡泊风趣。 最后，我想顺便谈一谈藏书印的钤盖方法。 西洋的藏书票是贴在书封面的里面，即封面的反面，以一张为限，大都 贴在正中，但也有人贴在左上角的。 至于我们的藏书印，则因了一本线装书可以钤印的地方很多，而一个藏 书家的藏书印又往往不只一方，于是钤印的地位就值得考虑了。从前皇帝的 内府图书藏书印，照例是钤在每一卷的第一面书框上面正中的，如我们从影 印的四部丛刊上常见到的“乾隆御览之宝”，“嘉庆御览之宝”，“天禄琳 瑯”等等，都是这样。这是皇帝的排场，是不足取法的。正当的钤盖藏书印 的方法，最主要的一方，我以为是该盖在一部书正文第一面的下方，即著者 或编纂者的姓氏的下面，以贴近书的边框为宜。再其次，则每一册的最后一 页的下角，也应该钤一方压卷。若再有其他的藏书印，则不妨分别钤在序文 前后和里封面版框的空白处，地位总以贴近下角为宜。无论是线装本或是铅 印的平装本，我以为总不宜在封面上盖上印章。 若是这本书已经经过别家收藏，第一页已有若干印章的，则自己的藏书 印宜顺序钤在最上的一方之上，以示收藏流传的先后次序。若是下角仍是空 白的，则仍以钤在下角为宜。 主要的藏书印应该钤在本文第一页的用意，是因为这地方是一部书的真 正开始，又不似题笺序文目录等容易损坏或脱落，所以应该钤在这里。又， 如果书边特别阔大，书框特别小的，则不必一定钤在框内，也可以钤在框外。 藏书印当然可以不只一方，但钤在一本书的主要所在的应该用主要的一 方，其次要的则不妨分别钤在卷末和其他适宜的地方。即使自己有很多的印 章，也不宜一齐钤在一本书上。无论是书籍或是碑帖书画，印章钤的过多， 不仅有损美观，而且也产生一种伧俗气。只有书贾和骨董商人才故意累累的 乱钤伪造的藏家印章来炫惑人。姜绍书在《韵石斋笔谈》中曾讥笑明朝收藏 家项墨林喜欢在收藏品上乱钤图章，他说得好： “每得名迹，以印钤之，累累满幅，亦是书画一厄。譬如石卫尉，以精 珠明缪，聘得丽人，而虞其他适，则黥面记之，抑且遍黥其体，使无完肤， 较蒙不洁之西子，更为酷烈矣”。 他虽是说书画收藏家的，但藏书家也应以此为戒。 借书与不借书 借书与不借书 “诗狂书更逸，近岁不胜多，大半落天下，未还安乐窝。” 这首诗是宋朝的邵康节怀念他的那些借出未还的书的。安乐窝是他的读 书处。他本是一位道学先生，但这首诗却有点风流意味，因此每想起自己给 别人一借不还的那许多书，总喜欢低诵着这几句诗。 我自己不大向别人借书，但是从来不拒绝借书给别人。我不大向别人借 书的原因，并不是不喜欢借书，而是自己另有一个买书的习惯。凡是自己要 用要看的，甚或明知不甚有用或是自己不会去看的书，只要有机会，总喜欢 自己去买了来。因了这样，可以买到的书，自己大都买了；买不到的书，大 都也借不到，因此就不大有机会向别人借书。但是别人向我借书的却常有。 有时为了借书人的个性，或是所借的一本书自己早晚恰巧要用，或也会踌躇 一下，但仅是踌躇而已，结果仍是借的。毅然拒绝将一本书借给别人，这是 我从来不曾有过的事。 我的书桌抽屉里有一张纸，每逢借出一本书时，我便随意的简略的在那 上面记下借出的书名和借书者的姓氏。这并非正式的登记，而是只供不时提 醒自己之用的一种备忘录。那上面的字迹，简略潦草得只有我自己才看得懂， 有时甚至连我自己也看不懂的。根据这样的一张书目，有时偶然将这些借出 的书检点一下，便发现借去了未还的书，实在占多数。这些未归还的书，有 的可说是至今尚未还来，有的则看来大概永无归还的希望了。而这些不会还 的书，大都就是那些在借的时候我就已经踌躇过，仿佛已经预料到借的人决 不会归还，但是仍是借给了他的。 本来，自己的书应不应借给他人，这是一个看来很简单而实在很微妙的 问题。这一来要看自己的性格和对于书的观念，二来要看借书的人是个怎样 的人，三来要看所借的是怎样的书。将书籍当作珍物来玩赏的人，当然不肯 轻易借给别人，但即使是将书籍当作是学术研究工具的人，为了自己可能随 时需用它，也是不愿随意借给别人的。 只有自己爱书而又能理解不能获得自己所需要的书时那种精神上的不 安和空虚的人，才能推己及人，不肯轻易拒绝别人向你借一本他所需要而恰 又为你所有的书。不过，这样借书给人的心情，决不是“我已经看完了，你 拿去吧”那种对于一本书的有无毫无动于衷的薄情汉所能理解的。这样的借 书给人，好象是将自己的一部分借给了别人，在沙漠的旅途上将自己的水壶 慷慨的授给同路者。他所希望的乃是获得一个伴侣和同好者，能够共享自己 所已经感受到的满足和愉快，决不是施舍，也不是希望使对方成为一个欠了 自己一笔债的负债者。 当然，借书给人当然希望，而且相信别人一定会归还的。自己向别人借 书，也很少一开始就蓄意不拟归还的，这样的人不是没有，不过是少数的少 数。大部分的人，借书时是一再表示必定归还，而且事实上本是准备看完了 或用完了就即时归还的。但结果往往适得其反。 借出的书不能归还的原因虽多，但最大的原因还是那不成原因的原因； 这就是说，由于疏懒，提不起精神去履行这一个义务。这样的借口很多；不 顺手，时间不凑巧，本来预备来还的——临时忘记带来了。有时又觉得仅仅 为了归还一本书去走一遭未免不值得，而时候愈久，便愈觉得没有亟亟归还 的必要。这恰如一笔旧债一般，债主没有特别的理由固然不便启齿提起，而 欠债人虽然不时记起这一笔债，但是如果没有特别原因，也就懒得去还了。 是的，就这样，“大半落天下，未还安乐窝”，借出去的书，就因了这 样不成原因的原因，多数不曾归还。至于真正因了遗失或彼此失去联络而无 从归还的，那不过是少数中的少数。 我自己虽然不常向别人借书，但偶尔也会借一两本的。在我的书堆中， 我清晰的记得，就有向一个朋友毫无必要的借来的两本书，至今已隔两年， 固然不曾看，他也不来讨，我也至今提不起精神去归还。 中国旧时的藏书家，大部不喜欢将自己的书借给别人。这是因为他们既 不将书籍当作是求学问的工具，也不当作应该公诸大众，至少应该公诸同好 的可以陶养性情的艺术品，而是将书籍当作是私人的秘玩。这全然是过分的 佞好古版和古本所致。有些旧时癖好宋版和孤本的藏书家，他们固然不肯将 自己的秘藏借给人或拿出来给人看，甚至自己有一些什么书也不愿给别人知 道。西洋有一些怪癖的嗜好收藏孤本的藏书家，他们如果发现自己所藏的孤 本在别人的手中又发现了第二本时，他们必定千方百计设法将那另一本买了 来，骗了来，甚至盗了来，然后再将它销毁，务使自己所收藏的这一本“孤 本”成为真正的孤本。如果这一切都办不到，他们宁可将自己的这一本屏诸 自己的收藏之外。 这样怪癖的藏书家，他已经不将一本书视作是一本书，当然更谈不上借 书给别人了。 旧时中国的藏书家，有些人甚至告诫子孙，以借书给人为不孝。如范声 山《吴兴藏书录》引《湖录》云：“唐尧臣，武康人，为开建尹，有别业万 竹山房，构楼五间，藏书万卷，书上有印曰：借书不孝”。宋周辉《清波杂 志》，记唐杜暹聚书万卷，每卷末题诗其上曰：“清俸写来手自校，子孙读 之知圣教，鬻及借人为不孝”。唐朝印书未流行，书籍还是抄本居多，以自 己薪傣去辛苦抄来的书，当然应该珍惜，告诫子孙不应随便卖给人固然很应 该，但连借给人也认为不孝，那就未免不近人情了。 书是应该借给人的，但有些人借了书专门不还，却也是令爱书家感到棘 手的事。如赵令畤在他的《侯鲭录》中所记的那个专门借书不还的士人，就 令人头痛了： “比来士大夫借人之书，不录不读不还，便为己有，又欲使人之无本。 颖川一士子，九经各有数十部，皆有题记。是为借人书不还者，每炫本多， 余未尝不戒儿曹也。” 赵令畤并不戒儿曹不可借书给人，而是戒他们不可像那个士人一样，借 了别人的书，“不读不录又不还”，这实在是很明达的见解。本来，与其劝 人借书给人，不如劝人借了书应该归还。因为有人借了书不肯还，才有人吝 啬不肯将自己的书借给别人。 中国旧时的藏书家，并不都是珍秘于枕函而不肯借给人的。有些认为与 其藏之笥箧，供鼠啮虫巢，或留待不能读书守书的不肖子孙去变卖，不如慷 慨的借给别人钞读。钱牧斋跋南村《草莽私乘》，谓当时有李如一者，好古 嗜书。收买书籍，尽减先人之产。尝曰：“天下好书，当与天下读书人共之。 古人以匹夫怀璧为有罪，况书之为宝，尤重于尺璧，敢怀之以贾罪乎？”李 如一的藏书，在中国藏书史上虽没有名，然而这几句话却是中国许多有名的 藏书家所不肯说的。就如钱牧斋，他虽然“未尝不叹此达言，以为美谈”， 可是他自己以收藏宋元精刻埒于内府的“绛云楼”，却“片楮不肯借出”， 以致一场火灾，全部孤本秘钞都变成灰烬了。 不借书固然不应该，但借了书不还或是随意污损也是不该的。北齐的颜 子推在《颜氏家训》中谈借书的道德说： “借人典籍，皆须爱护。先有缺坏，就为补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 济阳江禄，读书未竟，虽有急速，必待卷帙整齐，然后得起，故无损败，人 不厌其求假焉。或有狼藉几案，分散部帙，多为童稚婢妾之所点污，风雨虫 鼠之所毁伤，实为累德”。 颜氏的说理，每多平易明达，这里所主张的借书道德，也是古今不易的 标准。因为借书的人如果能将借得的书加以爱惜，定期归还，取得爱书家的 信任，则他们自然不会吝惜不肯借了。 在从前书籍刻本不多，流传不广，购买不易的时代，如果要读书，既没 有公共图书馆，自己又买不到或买不起，唯一的方法只有向别人去借阅或借 抄了。因了借书困难，甚至有人不惜到有藏书的人家去做工，以便取得读书 的机会，如《西京杂记》所记的匡衡，勤学而不能得书，“邑人大姓，又不 识字，家富多书，乃与客作，不求其价。主人怪而问之，衡曰，愿得主人书 遍读之”。 对于藏书家珍秘其所藏，不肯轻易示人，以致要读书的人无书可读，要 参考校勘的学者望洋兴叹，而一遇兵燹水火的意外事件，所藏孤本秘籍往往 一扫而空，因此引起有见识的爱书家的慨叹，如吴恺《读书十六观》引《鸿 胪寺野谈》云：“关中非无积书之家，往往束之庋阁，以饱蠹鱼，既不假人， 又不触目，至畀诸灶下，以代蒸薪，余每恨蠹鱼之不若也”。 秀水曹溶氏所拟的《流通古书约》，也指责藏书家的这种怪癖之可恶： “书入常人手，犹有传观之望，一归藏书家，书无不缔锦为衣，栴枟作 室，扃钥以为常有问焉，则答无有。举世曾不得寓目……使单行之本，寄箧 笥为命；稍不致慎，形踪永绝，只以空名挂目录中。自非与古人深仇重怨， 不应若尔”。 所谓《流通古书约》，便是曹氏鉴于有些藏书家秘其所藏，不肯示人， 特地拟了这公约，呼吁有心的藏书家，出各所藏，有无互易，互相钞借的。 他对于有些人借了书不肯还，以致藏书家不愿出借的原因，也不曾忽略。他 说： “不当专罪各不借者。时贤解借书，不解还书，改一瓻为一痴，见之往 记。即不乏忠信自秉，然诺不欺之流，书既出门，舟车道路，遥遥莫定，或 童仆狼藉，或水火告灾，时出意料之外，不借未可尽非”。 不过，曹氏的流通古书约，其范围仍以藏书家间互相有无钞借为原则， 他的用意和南京丁氏所组织的《古欢社约》差不多，只是以“彼藏我缺，或 彼缺我藏，互相质证，当有发明，此天下最快心事”为目的，并不是提倡一 般性质的借书。 但是，大部分的著名藏书家，连藏家之间的互相钞借也不愿做，于是遂 发生了设计偷抄别人秘籍的事，这事发生在清初著名的藏书家钱遵王与著名 词人朱彝尊身上，可说是反映中国藏书家吝啬怪癖的最有趣的逸话。钱遵王 是钱牧斋的族孙，曾收得牧斋绛云楼烬余的藏书。据钱氏《读书敏求记》的 吴焯跋语云： “绛云未烬之先，藏书至三千九百余种。钱遵王撰读书敏求记，凡六百 一种，皆记宋版元钞，及书之次第完缺，古今不同，依类载之，秘之枕中。 康熙二十四年，彝尊典试江左，与遵王会于白下，求一见之，终不肯出。乃 置酒，召诸名士高讌，遵王与焉。私以黄金及青鼠裘，予其侍吏，启箧得之， 雇藩署廊吏数十，于密室半宵写毕，并录得绝妙好词一卷。词既刻，遵王渐 知之，彝尊设誓以谢曰，不流传于外人”。 此外，还有一个同学之间不肯借书，给别人戏弄的故事，对于有书而不 借的吝啬者的惩罚，可谓痛快。事见明人周镳《逊国忠记》卷三景清传： “洪武中，游太学，同舍生有秘书，请求观，不与。固请，约明旦即还。 明旦往索，清曰，吾不知何书，亦未尝假书于汝。生愤，讼之祭酒，清即持 所假书往见曰，此清素所业书。即背诵彻卷。及同舍生，生不能对一辞。祭 酒叱生退，清出，即以书还生曰，吾以子珍秘太甚，故相戏耳。” 这里所说的景清借了书不肯还，固然是有意开玩笑，但在事实上，借出 的书不易获得归还，却也是事实。我自己就已经在两方面都有过经验：许多 借出的书，至今未蒙归还，而我的书堆中也有一些借了来至今未还的书，不 过我想双方都是由于疏懒与疏忽，决不是存心不还，或是一种有意的惩罚举 动。写到这里，使我想起一位西洋藏书家在藏书票上所写的铭句了，他也许 痛惜借出去的书不回来的太多了，因此祷祝道： 迷途的猫虽然走失了许久， 终于有一天会回来。 唉，但愿此书借出后能具有猫的性格， 采取最捷的直径归回家来。 《借书与痴》 《借书与痴》 中国宋朝的藏书家，对于借书和还书的问题，有一种有趣的理论。他们 有些人主张不借书给人，同时又主张借了书不应归还。他们认为，借书给人 是一件痴事；还书给人更是一件痴事。这理论甚至成了俗谚，有人推而广之， 认为向人借书，已经一痴；有书居然肯借给人，更是二痴；借出之后又向人 家索还，可谓三痴；借了书又还给人，是乃四痴。这借书四痴的理论，在北 宋藏书家之间颇为盛行，宋人著述中记载这故事者甚多，而且在字句之间各 家还有不同的见解，是中国藏书家关于借书问题的一段有趣的逸话。 吕希哲为吕公著子，徽宗时以党祸罢官，所著《吕氏杂记》有云：“余 幼时，有教学老人谓余曰：借书而与之，借人书而归之，二者皆痴也。闻之 便不喜其说。” 王懋《野客丛书》卷十云：“李正文资暇集云：借书籍俗谓一借一痴， 与二痴，索三痴，还四痴。又杜元凯遗其子书曰：书毋借人。古谚云：借书 一嗤，还书一嗤，后人生其词至三四，识为痴。或曰：痴甚无谓，当作瓻。 仆观广韵注张孟押韵，所载瓻字，皆云还书盛酒器也。故曾文清公证郑侍郎 通鉴诗曰：借我以一鉴，饷公无两瓻。又观鲁直诗云：愿公借我藏书目，时 送一鸱开锁鱼。苏养直诗曰：休言贫病惟三箧，已办借书无一鸱。又曰：去 止书三箧，归亡酒一鸱。又曰：惭无安世书三箧，滥得扬雄酒一鸱，乃作鸱 夷之鸱。近见渔隐复渠，亦引黄诗为证”。 王氏在这里先否定了古谚所谓借书还书为痴或嗤的一般见解，而认为应 该作瓻，谓古人的礼节，借书还书皆以瓻盛酒为伴。接着又引了黄山谷、苏 养直两人关于借书的诗句，说他们都用鸱夷之鸱。一句话竟有四个不同的字， 可谓有趣。 痴与嗤的用意相近，都是对借书和还书加以讥笑的意思。至于瓻字，说 文和广韵都是酒器。注云：大者一石，小者五斗，古借书盛酒瓶也。 古人借书还书都要用酒通殷勤，虽是古谚，可惜我们对于这风俗找不出 什么可靠的根据。因为除了韵书在瓻字下的小注以外，不再有其他关于这借 书古俗的记载。至于苏黄等人所用的鸱字，则因为鸱也是一种盛酒器。《游 宦纪闻》云： “借书一痴，还书一痴，或作嗤字，此鄙俗无状语。前辈谓借书还书， 皆以一榼。礼部韵云，瓻盛酒器。山谷以诗借书目于胡朝请，末联云，愿公 借我藏书目，时送一鸱开锁鱼。坡翁和陶诗云，不持两鸱酒，肯借一车书。 吴王取伍子胥尸，盛以鸱夷革，浮之水中。应劭日，取马革为鸱夷，瓻形。 范蠡号鸱夷子皮。师古曰，若盛酒之鸱夷。扬子云酒箴：鸱夷滑稽，腹大如 壶。师古云，鸱夷，革囊以盛酒也。苏黄用鸱字本此。” 作为盛酒器的鸱夷，根据诸家的考证，乃是用牛马等兽类皮革制成的皮 囊，那形状当如欧洲中世纪乡间盛酒的猪皮囊，或者象渡黄河所用的牛皮筏。 至于所以名为“鸱”的原因，据谓是象形的，象征鸱的腹大如瓠能容多物， 所以范蠡逃亡后自号鸱夷子皮，便是表示自己胸怀能忍耐容纳之意。日本有 一种盛酒的陶器，形状象是一只猫头鹰，挺着腹部，颇有扬子云所说的“鸱 夷滑稽，腹大如壶”之意，也许是中国古鸱夷的遗制吧。 说借书还书为一痴或一嗤，未免刻薄不近人情，但借书还书要用酒，又 未免太过郑重。古人虽有以汉书下酒的故事，但藏书家恐怕未必个个都是酒 徒吧？我以为借书一痴还书一痴者，必是俗谚嘲笑藏书家的书痴气，而古人 因了得书不易，空手向人借书不好意思，必然随身带一点敬仪，也许偶然有 携一瓶酒的。若说借书还书必须用酒，而且如广韵等书所注释的那样，借书 还书还有专用的盛酒器，则我就有点不敢轻信了。 书斋之成长 书斋之成长 日本的爱书家斋藤昌三，著《纸鱼繁昌记》，其中有一篇《书斋杂谈》， 有一节论书斋的生命，谓书斋为有机体，应新陈代谢，而非书的坟墓，颇有 见地。斋藤氏云： “书斋是生长着的。书斋本来是一个有机体，不断的新陈代谢，万 古常新，故会有生气。当丧失了这种新陈代谢，机能衰老时，成长即告 停顿了。成长已停止了的书斋，则纵有藏书数万卷也不过是书斋的坟墓 罢了。” 图书馆常常被人比做书籍的坟墓。图书馆除了某种特殊的专门图书馆而 外，大抵因以广大的公众做对手，势必以搜罗丰富为主，顾不到精选慎择， 竟至要收容到没有永远价值的东西。说他是坟墓，虽不免过于奇矫，然而至 少也令人感到没有一家图书馆不是书籍的养老院。不过，私人书斋却因根据 个人自己的方针（其中虽也有没定方针的随便搜集，然而大抵却是有系统的 收罗，自然而然的形成一个有生命的有组织的大系统了。所谓书籍是有机体， 就是这个道理。架上的书籍不特一本一本的跟收藏人息息相关，而且收藏人 的生命流贯其中，连成一体。 因此，这个书斋的有机作用，不消说是全靠书斋主人的爱书欲和研究欲 不断增加，使书斋不断的新陈代谢，一路成长。当书斋主人的兴趣已尽，或 跟他断绝关系时，便会立即停止成长，同时又失落了生气和光彩。无论是怎 么样的学者的书籍，当主人公没兴趣时，那末其遗迹就活象无人荒寺的大殿 一般了。无论怎么样的大法师的名作，当五彩生光的佛器佛幡失掉了光彩时， 只有日益荒废而已。 书斋的成长是靠一个好学的学徒或靠真心爱好的趣味来哺养的，不过， 书斋健全成长不是单靠藏书的增多的。也不是靠搜集家的共通心理所做的随 手乱收乱藏，也不是靠爱书家的锐眼猎获珍本罕书。坚实的书斋主人为书斋 的成长打算，是靠不绝的搜购新出好书，使书斋的空气常常新鲜，使书斋的 机能活泼，使书斋的能率提高的。仅知增加藏书的数量，或仅知以珍本罕书 骄人，不过是把书斋变成书籍贮藏室，或变成博物院的陈列处，完全不会使 书籍有了生气。 书斋虽一面是休息室，然而所谓休息室并非是说隐居室或避世处。既不 是逃避尘世，享受风月的房间，也不是忘掉生活之苦超脱现世的地方。 说起来虽不免带点说法气味，然而现代实要人刻刻存心，不忘奋斗，直 至一息尚存，不容稍懈其志，不至失其元气。故书籍不能不是个常养其志， 鼓舞其元气的地方。即使在享受休息之时，也不宜忘其志，丧失元气的。因 此，为提防不至堕落到以藏书的丰富和古版的珍贵自满那样的空虚的爱书癖 者，必须把书斋的空气弄得常常清新预防爱书癖的病菌发生。 历史家、考古学家、古典学者之珍重发霉的古本，因事属专门，实为当 然。不过，世上却有唯对古版盲从附和，根本轻视新版新书的只讲价钱的读 书家。特别是所谓爱书家之流常有古版之书千金犹贱，新出之书十钱犹贵的 倾向。古典之值得尊敬，固不必说。古版之值得爱玩，亦不必多说。然而为 什么对于新作新刊的书看做是不值一顾的拙著俗书呢？ 当然，每天应接不暇的陆续出版的新书，固不容易一一过目，这是时间 有限办不妥的一种商量。然而人各有自己的专门，又自觉有趣的问题，所以 不必读破所有的新书，其实令人看得不忍释手的书，原是少得出奇。侧重古 典古版，不顾新作新刊，实在是一个读书人的既不健全又不聪明的办法。世 人相信最好读书法是绝对不看出版未到十年的书。不消说，书籍的真价至少 不过十年不能懂得，而坏书过了十年大抵会被驱走的，但反之，任何一种名 著过了十年又会失掉其新鲜味呢。因为时代香气已失，故十年前的旧书就不 能跟时代接触沐浴在新鲜空气中。新书即使没有任何永久价值，连那些早上 出版，晚上葬身废物店里生命如蜉蝣的劣拙小书，也一样带着时代的香气。 这种新鲜味道比由古典里尝到的太牢滋味更多营养成分。 世上又有一种读书法，以为与其博览，不若专攻，反复精研一册古典， 得益将会更多云。此说是颇有真理的。漫不经心的如蜻蜒点水一般，只在皮 相上泛读，终归得不到什么益处。不过，除了学者的考证检核之外，只知死 守一本论语或圣经，那就跟和尚的朝夕念经一般，称不得是读书家。然，读 书乃攻学唯一之道乎？读书足以修养乎？读书乃最高之享乐乎？读书万能， 是耶非耶？根本的读书说，姑置别论，惟既已明白读书趣味，又好埋头在书 斋里的人，则必须提防书斋空气的沉淀，避免头脑的化石，以期书斋的成长。 第二，不要忘记，常购入新书放入书斋里，是使书斋空气常保存清新的一个 办法。 书斋之成长 书斋之成长 日本的爱书家斋藤昌三，著《纸鱼繁昌记》，其中有一篇《书斋杂谈》， 有一节论书斋的生命，谓书斋为有机体，应新陈代谢，而非书的坟墓，颇有 见地。斋藤氏云： “书斋是生长着的。书斋本来是一个有机体，不断的新陈代谢，万 古常新，故会有生气。当丧失了这种新陈代谢，机能衰老时，成长即告 停顿了。成长已停止了的书斋，则纵有藏书数万卷也不过是书斋的坟墓 罢了。” 图书馆常常被人比做书籍的坟墓。图书馆除了某种特殊的专门图书馆而 外，大抵因以广大的公众做对手，势必以搜罗丰富为主，顾不到精选慎择， 竟至要收容到没有永远价值的东西。说他是坟墓，虽不免过于奇矫，然而至 少也令人感到没有一家图书馆不是书籍的养老院。不过，私人书斋却因根据 个人自己的方针（其中虽也有没定方针的随便搜集，然而大抵却是有系统的 收罗，自然而然的形成一个有生命的有组织的大系统了。所谓书籍是有机体， 就是这个道理。架上的书籍不特一本一本的跟收藏人息息相关，而且收藏人 的生命流贯其中，连成一体。 因此，这个书斋的有机作用，不消说是全靠书斋主人的爱书欲和研究欲 不断增加，使书斋不断的新陈代谢，一路成长。当书斋主人的兴趣已尽，或 跟他断绝关系时，便会立即停止成长，同时又失落了生气和光彩。无论是怎 么样的学者的书籍，当主人公没兴趣时，那末其遗迹就活象无人荒寺的大殿 一般了。无论怎么样的大法师的名作，当五彩生光的佛器佛幡失掉了光彩时， 只有日益荒废而已。 书斋的成长是靠一个好学的学徒或靠真心爱好的趣味来哺养的，不过， 书斋健全成长不是单靠藏书的增多的。也不是靠搜集家的共通心理所做的随 手乱收乱藏，也不是靠爱书家的锐眼猎获珍本罕书。坚实的书斋主人为书斋 的成长打算，是靠不绝的搜购新出好书，使书斋的空气常常新鲜，使书斋的 机能活泼，使书斋的能率提高的。仅知增加藏书的数量，或仅知以珍本罕书 骄人，不过是把书斋变成书籍贮藏室，或变成博物院的陈列处，完全不会使 书籍有了生气。 书斋虽一面是休息室，然而所谓休息室并非是说隐居室或避世处。既不 是逃避尘世，享受风月的房间，也不是忘掉生活之苦超脱现世的地方。 说起来虽不免带点说法气味，然而现代实要人刻刻存心，不忘奋斗，直 至一息尚存，不容稍懈其志，不至失其元气。故书籍不能不是个常养其志， 鼓舞其元气的地方。即使在享受休息之时，也不宜忘其志，丧失元气的。因 此，为提防不至堕落到以藏书的丰富和古版的珍贵自满那样的空虚的爱书癖 者，必须把书斋的空气弄得常常清新预防爱书癖的病菌发生。 历史家、考古学家、古典学者之珍重发霉的古本，因事属专门，实为当 然。不过，世上却有唯对古版盲从附和，根本轻视新版新书的只讲价钱的读 书家。特别是所谓爱书家之流常有古版之书千金犹贱，新出之书十钱犹贵的 倾向。古典之值得尊敬，固不必说。古版之值得爱玩，亦不必多说。然而为 什么对于新作新刊的书看做是不值一顾的拙著俗书呢？ 当然，每天应接不暇的陆续出版的新书，固不容易一一过目，这是时间 有限办不妥的一种商量。然而人各有自己的专门，又自觉有趣的问题，所以 不必读破所有的新书，其实令人看得不忍释手的书，原是少得出奇。侧重古 典古版，不顾新作新刊，实在是一个读书人的既不健全又不聪明的办法。世 人相信最好读书法是绝对不看出版未到十年的书。不消说，书籍的真价至少 不过十年不能懂得，而坏书过了十年大抵会被驱走的，但反之，任何一种名 著过了十年又会失掉其新鲜味呢。因为时代香气已失，故十年前的旧书就不 能跟时代接触沐浴在新鲜空气中。新书即使没有任何永久价值，连那些早上 出版，晚上葬身废物店里生命如蜉蝣的劣拙小书，也一样带着时代的香气。 这种新鲜味道比由古典里尝到的太牢滋味更多营养成分。 世上又有一种读书法，以为与其博览，不若专攻，反复精研一册古典， 得益将会更多云。此说是颇有真理的。漫不经心的如蜻蜒点水一般，只在皮 相上泛读，终归得不到什么益处。不过，除了学者的考证检核之外，只知死 守一本论语或圣经，那就跟和尚的朝夕念经一般，称不得是读书家。然，读 书乃攻学唯一之道乎？读书足以修养乎？读书乃最高之享乐乎？读书万能， 是耶非耶？根本的读书说，姑置别论，惟既已明白读书趣味，又好埋头在书 斋里的人，则必须提防书斋空气的沉淀，避免头脑的化石，以期书斋的成长。 第二，不要忘记，常购入新书放入书斋里，是使书斋空气常保存清新的一个 办法。 《书斋随步》 《书斋随步》 《书斋随步》，少雨庄主人的第六书物随笔集，是最近才出版的新书。 案头能有这一册书放着，在今日的香港，即使连日本人也包括在内，我怕是 唯一的一人吧？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幸福。 前些时候，从日本杂志上读到第一书房的悲壮的废业启事，心里有一种 说不出的凄凉。在中国方面，旁的人我不知道，在我以及平素往还较密切的 几个朋友之间，日本第一书房的出版物对于我们的影响是很大的。就从我个 人来说，我就很钦佩第一书房的经营者长谷川氏。十多年来，始终想经营一 间这样为了读者和作家打算，同时也不抹煞出版者的利益的文艺书店。可惜 这梦想至今还不曾有机会给我实现。 因了第一书房的废业，使我联想到，象斋藤先生所主持的书物展望社， 在目前的时局下，在经营上怕也难免要遭遇相当困难吧。接着，从杂志的启 事上，果然读到说是因了纸张限制和物资节约的关系，有几部预告要出版的 书怕要延迟出版的话。预告了许久的《书斋随步》正是其中之一。我想，要 见到这部书，怕是不可能的了。但出人意外地，日前即从小川先生手中收到 著者转寄来的一册。虽是与预告的出版期延迟了一年多，而且经过了艰难的 旅程，连书角也有一点卷折了，但我的喜悦是不难想象的。 《书斋随步》一共包含了近八十篇随笔和小论文，计分《书痴篇》、《装 帧篇》、《藏票篇》、《苦乐篇》、《自画篇》五部。匆匆翻阅一遍，使我 特别感到兴趣的是几篇关于书籍装帧的文章。日本出版物的装帧艺术是极发 达的。连我自己在内，国内几个寥寥可数的注重书籍装帧的人，可说都受过 日本装帧艺术的影响。在国内，最大的权威出版家根本不知道装帧为何物， 一般人也不过以为装帧只是给一本书画一张封面，甚或是“洋装烫金”。要 想找一个能够理解书籍的内容和形式应该怎样调和，装帧艺术并不一定限于 “豪华”，一部文学史和一部创作诗的装帧应该需要怎样各别的处理等等问 题的人，我觉得简直是置身在沙漠中一样。在这情形之下，对着日本出版物 的装帧艺术的成就，实在使人羡慕。 正是从其中的一篇文章里，使我无意知道在名画家藤田嗣治的书架中， 藏有日本唯一的一册出自墨西哥某酋长的赠餽，以人皮装帧的书籍的有趣逸 话。 《书斋随步》的装帧系出自画家池田之手。在战时的出版界，这册书能 够出版已是幸事，因此在装帧上当然有许多地方不免受到牵掣，但仍朴素雅 致得恰合它应有的身份。尤其是包书纸内页的“少雨庄见取图”，与衬页前 后的书斋素描对照看起来，实在使人神往。池田君所特别注明的放在书架前 面的那两箱藏书票，更使我羡慕。 遥想着神交十年，始终未见过面的斋藤先生，在少雨庄的书斋内，坐在 大书案前，面对着窗外的修竹，静耽于他的书斋王国的乐趣的情形，我仿佛 觉得自己也曾经置身其间了。 《纸鱼繁昌记》 《纸鱼繁昌记》 这次小川先生从日本归来，带来少雨庄主人惠赠的藏书票十八种以及一 册新版《纸鱼繁昌记》，使我十分高兴。我失去这书已经七年，好久就希望 能够再得到一本，这次竟如愿以偿，实在是一件快事。虽然新版的《纸鱼繁 昌记》，封面十分朴素，远及不上旧日的蠹鱼蚀纸装，而且还略去了原有的 几幅插画，但在战时居然能有再得到这书的幸福，实在不敢再作其他非份的 想望了。 事变第二年的春天，我离开上海到广州，随身曾带了几册书，《纸鱼繁 昌记》便是其中之一。其余的是：罗逊?巴哈博士的回忆录：《猎书家的假 日》，爱利克?克莱格的《英国的禁书》，克利爱顿的《书与斗争》，爱德 华?纽顿的《藏书快语》和《藏书之道》，以及克利斯托夫?穆莱的《书志 学讲义》。广州发生战事的前几天，我只身来到香港，这几册书都被留在官 禄路的宿舍里，和我的衣物一同失散了。因了这几册书都是所谓“关于书的 书”，是谈论书物版本掌故的，在战时可说是奢侈品，本应该束之高阁，但 我当时悄悄的将他们带在身边的目的，不过想在灯下或临睡之前的一刻，随 意翻阅几页，用来调剂一下一天的疲劳而已。因了这几本书的性质和当时的 工作环境实在太不相称，朋友们曾屡次说我“积习难除”，我总付之一笑， 私心反而因这可骄傲的习性而感到自慰，却不料偶一疏忽，便永远失去它们 了。 来到香港后，忘不掉这几册书，我曾将他们写在《忘忧草》里。后来， 找出了这几本书的出版处，我试着辗转设法去补购。几年以来，失去的七本 书之中，我曾先后买得了《藏书快语》、《英国的禁书》、《书与斗争》三 种。其余的四种，《藏书之道》早绝版了。《猎书家的假日》虽然出版不久， 但写信给美国的原出版家，始终没有回信。穆莱的《书志学讲义》，本是一 家大学出版部印行的，我的一本，是无意从日本丸善寄来的洋书目录上见到， 写信去买来的，当然无从再得到。而内田鲁庵的《纸鱼繁昌记》呢？早几年 就说已经绝版了，当然更买不到。 这回，偶然从最近期《书物展望》月刊的广告上，见到《纸鱼繁昌记》 改版出版的预告，不觉喜出望外。想到同中国一样是经过了七八年战争的日 本，出版界居然还有重刊这书的余裕，实在使人羡慕。而更使我高兴的是， 书物展望社主人斋藤昌三先生，居然至今还不曾忘记十多年前曾经“热中” 搜集日本藏书票的这个中国友人，特地将他许多年以来新制的藏书票惠赠了 一份给我。 七年的炮火，曾经毁灭了许多生命和城市，当然更毁灭了不少可珍贵的 典籍，但远隔重洋，知道怎样从每一册书上去寻找人生乐趣的同好者，凭了 这相同的爱好而建筑在薄薄的一层纸上的友情，却怎样也不为炮火所动摇， 实在是可发深省的事。 爱书家的小说 爱书家的小说 法郎士的《波那尔之罪》，是我爱的小说之一。这书已经被译成中文多 年，可是它的读者似乎并不多，这恰好说明象这样一部气息淳厚的作品正不 易获得一般人的爱好，而这也正是我爱读《波那尔之罪》的原因。 包围在古色古香书卷氛围中的波那尔，他的爱书趣味，不染尘埃的冉生 的爱，只有从小就熏陶在爱书环境中的法郎士才写得出。 以爱书家为主人公的小说，除法郎士的这部《波那尔之罪》以外，近年 使我读了不忍释手的，是斯提芬?兹魏格的几个短篇。 写下了《一个陌生女子的来信》，写下了《杀人狂》的兹魏格，即使放 过他的作家论不提，仅是在小说方面的成就，已经够值得倾佩了，而在这一 切之外，他竟又写了能深深把握爱书三昧的许多短篇，这才干不仅使我佩服， 简直使我嫉妒了。 我不大熟悉兹魏格的生活。但是我确信，他自己如果不是一个爱书家， 决不能写出这样深得其中三昧的作品。 几年以前，兹魏格作品的英译，将他这样的几篇短篇，再加上两篇关于 书籍趣味的短文，编印了一本小册，书名是《旧书贩及其他，给爱书家的故 事》。书的篇幅并不多，但印得极精致，我托李乾记书庄辗转设法从海外买 了来，读了又读，差不多爱不忍释。 兹魏格的这几篇短篇，似乎是在第一次欧战结束了不久以后所写，书中 处处表现着在当时战后经济破产的德国，藏书家以及艺术收藏家受着怎样比 一般人更惨痛的厄运。其中有一篇名《看不见的收藏》，更使人读了怎么也 不会忘记。 一位版画贩卖商人，因为要搜罗一些日渐缺少的版画名作，想起在他许 多老主顾之中，有一个住在偏僻城市中的某氏。这人曾从他手中买过不少版 画，现在社会不景气，这人也许有意会将他的收藏出让。商人便特地去加以 访问。那知因了不景气，为了维持日常面包所需，某氏宝贵的收藏早已暗中 被他的妻女零星卖光了。双目失明的某氏，每天捧着全是白纸的画册，依然 视同珍宝似的抚弄着。因此当版画商人来访问时，几乎将这一幕悲剧揭穿， 幸亏那母女及时加以说明，于是商人也只好硬着心肠欺骗这盲人，称赞他的 收藏如何丰富，然后怀着感伤的心情走开了。 许久就想将这短篇翻译出来，可是始终没有机会使我动笔。前些年，在 香港战事爆发的前半月，经了我的推荐，戈宝权兄从我的书架上将这册小书 借去了。战后不曾再见过他，他似乎离开得很早。即使是只身从炮火下离开 这里的也好，我希望这一册小书能幸运的恰巧被他带在身边。 蠹鱼和书的敌人 蠹鱼和书的敌人 英国威廉?布列地斯所著的《书的敌人》，出版于十九世纪，篇幅虽然 不多，却是每一个爱书家所爱读的一本小书。因为他以那么同情和解事的态 度，谈论爱书家的喜悦，忧虑和愤怒，无不曲曲中肯。 布列地斯在他的书中所列举的书的敌人，除了火，水，蠹鱼之外，还有 灰尘，遗忘，仆役，小孩，钉书匠人，甚至包括藏书家自身在内。其中关于 蠹鱼的一章，是他的这本小书里面最长的一章。他旁征博引，从生物科学谈 到诗歌，对于这个小动物作了极详尽而有趣的探讨。据许多人的意见，这乃 是《书的敌人》最精彩的一章。美中不足的是，据我这个中国读者看来，我 们这个东方文明古国有关蠹鱼的一切记载，都被遗漏了不曾采取。如我国古 代用芸香辟蠹，民间相传春画可以辟火辟蠹，因此书橱里往往要藏一叠春画。 还有，我们还有关于蠹鱼的有趣的神话。如相传蠹鱼蚀书，如果恰巧蚀食到 “神仙”两字，一连蚀食了三次，它就化为“脉望”，这是像用头发制成的 圆圈一样的东西，读书人若是从书中发现了这东西，夜晚拿了它向天对着星 斗祈祷，立刻就有仙人下降，带你飞升成仙。从前有个书生曾经遇见过这东 西，可是他的学问不够渊博（这是他不读杂书的害处，因为这类知识是在四 书五经上找不到的），不识这东西就是“脉望”，将它烧掉抛弃，以致白白 错过了成仙的机会。——这类有趣的关于蠹鱼的小故事，可惜布列地斯先生 不曾知道。 《书的敌人》第一章开端，引用了一位多拉斯顿所作的詠蠹鱼的小诗， 写得够幽默，而且道出了对付蠹鱼的唯一真理。试译如下： 有一种最忙碌的小虫， 能够损坏最精美的书， 将它们咬成许多小洞， 它们洞穿每一页， 但是丝毫不知其中的价值， 也从不顾念及此。 它们毫无识别能力的牙齿， 撕毁玷污了诗人、爱书家、圣贤和圣徒； 甚至对幽默和学问也不留情。 如果你愿意知道它们为何如此，我可以提供的最好理由是： 这乃是这些可怜小虫的面包。 对于胡椒粉，鼻烟，淡芭菰， 它们付之一笑。 是的，对于这类科学的产物， 这些孱弱的小爬虫何必害怕呢？ 因为只有将你的书常加翻阅， 乃是对于这些小虫的有效打击。 脉望 凡是见过清末上海所流行的石印书的人，大约总记得除了著名的同文石印局以外，还有一家名叫脉望山房的。脉望两字很生疏，不仅今日的ldquo;束发小生rdquo;不会知道这是名词还是动词，就是有些曾在格物致知方面下过功夫的ldquo;通儒rdquo;也未必一定能知道这两个字的出典。其实，说穿了毫不偏僻，脉望就是蠹鱼，就是我们在旧书或衣橱中常见的那种银白色有长尾的小虫。 但是，为什么称为脉望呢？出典是段成式的《西阳杂俎》，他说： ldquo;建中末，书生何讽，尝买得黄纸古书一卷读之，卷中得发卷规四寸，如环无端。何因绝之，断处两头滴水升余，烧之作发气。讽尝言于道者，吁曰君固俗骨，遇此不能羽化，命也。据仙经云，蠹鱼三食神仙字，则化为此物，名曰脉望，夜以规映当天中星，星使立降，可求还丹，取此水和而服之，即时换骨上宾。因取古书阅之，数处蠹漏，寻义读之，皆神仙字。讽方哭伏。rdquo; 能化为脉望的蠹鱼，我们惯称之谓书鱼或衣鱼，学名是heplomasaccharina。《尔雅》释虫称之为蟫，白鱼。注释说，衣书中虫也，始则黄色，既老则身有粉，视之如银，其形稍似鱼，其尾又分二歧，故得鱼名。这种蠹鱼在南方虽也常见，但为害似乎并不如另一种小黑壳虫的幼蛹为大。因为将线装书或洋装书蛀成ldquo;玲珑板rdquo;的，并不是这种能化为脉望的家伙也。 因了能使人白日飞升的脉望是蠹鱼吃了书中的神仙字化成的，遂有急于想得道成仙的蠢材特地写了神仙字来喂蠹鱼，希望它早日变成脉望。结果化不成神仙，自己却先得了神经病，这真是天大的笑话。事见宋人著的《北梦琐言》。唐尚书张裼之子，少年闻说壁鱼入道经函中，因蠹食神仙字，身有五色，人能取壁鱼吞之，以致神仙而上升。张子惑之，乃书神仙字碎剪，实于瓶中，捉壁鱼以投之，冀其蠹食，亦欲吞之，遂成心疾。 本来，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已经够书呆子一生做梦了，现在再加上有机会能够白日飞升，自然除了变成神经病之外，没有其他途径可选择了。 焚毁、销毁和遗失的原稿 焚毁、销毁和遗失的原稿 对一个作家来说，不用说，最宝贵的东西，该是他正在写作中的，或是 刚写完的原稿。可是，我们从作家的传记，回忆录，日记书翰，以及文学史 的记载上，可以经常知道作家最宝贵的原稿，时常如何被焚毁，被无意中销 毁，或遗失被盗窃。有的幸而被寻获，或是经过重写，失而复得，但是大部 份却一去不返，造成了重大的损失。文学作品所遭遇的这样的不幸，是很多 的。 英国史学家卡莱尔的《法国革命史》，可说是一部世界名著。不要说是 出自英国人之笔，就是法国人自己写的法国革命史，也没有一部在叙事，论 断，以及文笔的才华上比得上卡莱尔的这一部。可是卡莱尔倾注全副精神从 事这部著作时，生活很穷，又还未曾成名。可是他的全部人生希望所寄托的 这部毕生大著《法国革命史》，第一卷几经辛苦脱稿后，交给他的好友约翰 米尔去校阅，不料竟被焚毁了。这对卡莱尔来说，是一个怎样重大的打击， 简直难以想象。约翰米尔也知道自己闯了大祸，但又无法不坦白告诉卡莱尔。 因为当他亲自到卡莱尔家中，向他披露这个不幸的消息时，简直面无人色。 卡莱尔自己后来曾经回忆当时的情形道： “我还清晰记得那一晚，当他亲自前来将这消息告诉我们的情形。 他的面色惨白如赫克脱的鬼魂，说我的不幸的原稿第一卷，已经被焚毁 了。这对我们来说，等于宣布了我们的半死刑。由于他所表示的恐惶过 甚，我们惟有故作镇静……他逗留了三小时才走，这三小时之内，我们 双方都活活的受罪；直到他走了，我们才松下一口气”。 卡莱尔的这一卷《法国革命史》原稿，是未经装订卷成一卷的，放在约 翰米尔的家里，被他家里的使女见到，以为是废纸，抛到火炉里烧掉了。后 来约翰米尔为了表示歉意，送了二百镑给卡莱尔，贴补他重写这第一卷的生 活费用。事实上，不要说是精神上的损失，就是物质方面，重写这一卷所耗 费的时间，也不是二百镑所能补偿的。但是卡莱尔当时曾答应他妻子，一定 努力重写，后来果然写好。可是，脱稿时叹口气说：“这是我一生之中从未 干过的如此吃重的工作”。 因为，对一位作家来说，将一篇已写成的旧稿重新写一遍，往往比另起 炉灶写一篇新稿更为吃力。 还有，英国的理查?褒顿爵士，他是英国派驻中东各国的外交官，同时 又是更有名的《天方夜谭》的翻译者，他的译本不仅最完整，而且还附有极 为渊博有趣的注解。褒顿除了翻译之外，更喜欢研究阿拉伯人的民俗和性生 活，译了不少他们的房中术经典著作。这工作深为褒顿太太所不满 。爵士在 世时，奈何不得。后来褒顿爵士去世，褒顿太太就借口不欲影响丈夫身后的 名誉，将他遗留下来的这些未发表过的译文和研究论文，全付之一炬。许多 人至今尚为了这事惋借，认为褒顿太太不该如此任性，应该将丈夫的这些遗 著交托给大英博物院藏书室保管，要供研究，不该随便焚毁，白费了丈夫的 心血。 英国大诗人拜伦，热情豪放，私生活不免有点浪漫，曾经同妻子闹离婚， 又据说同自己的堂妹有过恋爱关系，人言藉藉。据说这些秘密都由他自己坦 白的写在回忆录中。这一分原稿，曾经交给他的好友诗人托马斯?摩尔保管。 拜伦去世后，摩尔将这分回忆录以两千镑的代价卖给出版家约翰?麦莱。麦 莱准备印行出版，不料给拜伦夫人和堂妹的家族知道了这事，恐怕其中的记 忆会影响有关人士的名誉，便向麦莱施用压力，不许出版，否则将来要控告 他毁谤。麦莱不想惹祸，只好将原稿退回给摩尔，索回两千镑了事。 后来，据曾经读过拜伦这部回忆录原稿的人透露，回忆录里面虽有些地 方涉及诗人的男女之私，但是并不如传闻之甚。要想从回忆录中寻觅这类资 料的人士，将不免感到失望云。 近代捷克有名诗人小说家佛朗兹?卡夫卡，活了不到四十岁便死去，可 是对现代欧洲文学留下了巨大的影响。卡夫卡在精神上对一切都感到不安和 不满，因此他当时染上了流行性感冒不治时，曾决意要将自己未发表过的一 切作品，包括日记书简以及未写完的原稿等等，全部加以毁灭。幸亏他的好 友麦克斯?布洛特已预料及此，预先加以防范，这才救回了大部分。我们今 日能有机会读到由布洛特整理出版的卡夫卡日记，可说就是拜他小心之赐。 英国拉斐尔前派画家罗赛蒂，同时也是一位有名的诗人。他的诗稿曾经 有过一次令人听来毛发悚然的遭遇。当一八六二年，诗人的爱妻丽沙去世时， 诗人一时哀感逾恒，写了一卷诗，就将原稿放到她的棺内殉葬。这样过了几 年，罗赛蒂忽然又想到自己的这一件作品，就向当局申请，开棺取出殉葬的 诗稿。由于入土已经七年，这一卷用牛犊皮作封面精装的诗稿，据诗人自己 记载说：“早已不成模样了。” 法国小说家的著作者司汤达，同时也是有名的美术评论家。 他曾经从军，拿破仑远征俄国时，他是在远征军中。当时，拿破仑威名正盛， 战无不克，司汤达也象当时法国其他军人一样，认为拿破仑这次以大军进攻 老朽的莫斯科沙皇军队，不啻以石击卵，一攻即下，行军一定多暇，因此司 汤达携带了他的新著《意大利绘画史》原稿，在行囊中，准备在行军途中抽 暇修改。不料路远天寒，法军粮秣不继，又不谙道路，被沙皇的哥萨克骑兵 埋伏拦腰截击，溃不成军，仓皇撤退，司汤达的这部十二卷的《意大利绘画 史》原稿，也在乱军中丧失了。 海明威年轻未成名时，在巴黎为记者，卖文为生，写了不少短篇小说， 一时未有发表处，交给他的妻子保管。有一次，海明威从别处旅行回到巴黎， 约定与他妻子在巴黎某处车站相见。妻子一时大意，下车不久就被歹徒偷去 了衣箱，箱内所藏的海明威许多未发表过的原稿，也一同丧失了。 还有，以写海洋小说著名的康拉德，他本是波兰人，却以英文写作，后 来还入了英国籍。有一次，他有一个长篇在英国文学杂志《布莱克伍德》月 刊上连载，有一期的续稿，已经写好了，正待交稿，放在自己的桌上，不料 所用的煤油灯爆炸，将这一份原稿烧毁了。可是刊物的截稿期已近，康拉德 手不停挥，连续工作了七十二小时，才补写完竣，不致耽误刊物的出版期。 还有，小说家加奈特，有一次自驾汽车同了妻子在法国旅行，这时他有 一部小说刚写了一半，还未完成。他怕这分原稿会在旅途中遗失，特别小心， 不料紧张过分，反而出了事，忽然发现自己遗失了一件衣箱，自己的原稿恰 巧就藏在这只箱内。他立时中途停止旅行，临时租了一个住处，然后向沿途 所经过的每一个处所，仔细逐处去询查，终于找回了失去的那只衣箱。可是 开箱一看，原稿并不在箱内。他再仔细想了一下，这才想起，原来他当初提 防原稿会遗失，特地藏在自己车上司机座位的底下。上车揭开一看，果然好 好在那里。结果庸人自扰，虚惊一场。 英国小说家查尔斯?摩根，他的小说《枪房》初稿，是在第一次大战中 作战被俘，关在荷兰俘虏营中所写，释放时自然带不出来。第二次再写，所 乘的船在海中遇到水雷沉没，原稿又损失了。摩根并不气馁，第三次写，才 在一九一九年有了出版的机会。 英国诗人丹尼逊，他的长诗《有所忆》，是写在一册又长又薄的抄簿上 的，诗人说这本抄簿有点象肉食店老板的账薄。他将这本抄簿藏在壁橱里， 后来搬家，竟忘记收拾。幸亏这事被他的朋友柏地摩尔知道了，赶到他原住 处去寻找。新住客已经搬了进来，正在打扫地方，正拟将这本旧抄簿弃去。 柏地摩尔赶到，及时救了回来。 有名的俄国小说《死魂灵》，它的作者果戈里，写完了第一部后，续写 第二部，可是写来写去认为不满意，花费了十年的时间才写成，可是自己看 了仍觉得不满，一气之下竟抛到壁炉里烧掉了。 在我国生长的美国女小说家赛珍珠，她是在教会工作的。据说在对日抗 战初期，美国侨民奉命从中国撤退，她有一部未写完的小说稿，提防途中遭 日军检查发生麻烦，就藏在往处的墙洞里。日军撤退后，她后来重返旧宅， 竟发现藏在墙洞里的那部原稿，完整无恙。 梵谛冈的《禁书索引》 梵谛冈的《禁书索引》 在中世纪的欧洲禁书史上，有一件极为重要的文献，便是当“宗教裁判” 权力最盛时代，罗马梵谛冈教皇克莱孟八世所颁布的《禁书索引》（Index Librorum Prorum）。这一批禁书目录的公布，从宗教的立场上说虽 是在防止异端邪说的传布，但实际上等于对一般思想言论出版自由的统制。 发源于西班牙的“宗教裁判”势力，在十三世纪就伸张到了意大利，在 威尼斯立下了脚跟。这黑暗的宗教特务组织，具有超越当时政治力量以上的 特殊权力，运用这种种酷刑和恐怖手段，在各处残杀犹太人和天主教以外的 异教徒。到了十六世纪，他们便更进一步，在思想言论出版方面，也运用起 “宗教裁判”的恐怖政策。本来，在罹受“宗教裁判”灾难最甚的西班牙， 受难的只是一般民众，但一旦传到了意大利，因了“文艺复兴”运动已经萌 芽，当时的意大利正是欧洲新思潮新文明的摇篮，于是文化方面便遭受了极 大的残害。 教皇克莱孟八世纪的《禁书索引》，颁布于一五九六年。据约翰?亚丁 顿?西蒙地斯在他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史》上说，当时的威尼斯正是欧洲文 化出版的中心，自这禁书目录颁布以后，据当时官方的报告，仅仅在几个月 短促的时间内，威尼斯的出版家便从一百二十五家锐减至四十家。印刷商对 于新旧书籍都不敢承印，于是出版业也因了无书可出而萎缩。威尼斯所受的 影响是这样，其他意大利的城市可想而知。西蒙地斯说，十七世纪初叶许多 意大利的天才的作品，只好避难到巴黎去找他们的出版家。 本来，在中世纪的黑暗时代，对于一切认为是“异端邪说”的著作，向 来都是随意加以焚毁的。主教、大学院，以及“宗教裁判”的法官们，都有 这种特权。在印刷术还未发明，书籍还在原稿抄本的时代，一部原稿的焚毁 便等于这部著作生命的终结。有时整座藏书楼都在这样的罪名之下被毁灭。 如历史上著名的“宗教裁判”大总裁托尔卡玛达，便用“妖术”的罪名，于 一四九○年在西班牙的沙拉曼加城，将一座藏书六千卷的藏书楼焚毁了。但 自从十五世纪中叶有了哥顿堡发明的活版印刷术以后，书籍有了印本，焚毁 政策的效用便减低了许多。同时，新教徒和异教徒的著作也借了这新发明获 得许多便利。于是教皇席斯都四世便第一次订下出版统制法令，凡是没有教 会当局许可证的书籍，一律不得出版。一五○一年，更由教皇亚历山大六世 用敕令承认这种措施，并指定主教和“宗教裁判”负责执行书籍检阅工作。 第一部类似禁书目录的东西，是于一五四六年由查理四世命令鲁文大学 编纂的，这完全是为了执行检阅工作的便利，以便可以根据这目录，决定什 么书应该全部禁止，什么书应该部分加以删节。一五五一年，西班牙的“宗 教裁判”总部又根据这书目加以扩充，补充了一些他们自己拟定的西班牙文 和拉丁文著作，从新发表了一批书目。 这些书目，后来得到教皇庇护斯四世的承认于一五六四年第一次正式公 布，也就成了克莱孟八世所编纂的著名的《禁书索引》的底本。 在一五五九年保罗四世所公布的目录上，有六十一家出版家受处分，他 们的全部出版物，一本不剩的全被禁止；此外，凡是曾经出版过一册异端著 作的出版家，今后他出版的任何出版物也要同样加以禁止。时人沙尔比说得 好：“一本剩下来可读的书都没有了！” 克莱孟八世在一五九六年所公布的最详尽的《禁书索引》，除了书目之 外，并附带公布了一些禁书条例。这些条例，和今日许多号称民主自由国家 的检阅书报条例比较起来并不减色。这也可以说，今日的许多检阅老爷们， 他们的见解并不比中世纪黑暗时代的“宗教裁判”法官们更为开明。 这些条例，完全是对付马丁路、支温格刊、卡尔芬等宗教改革派和新教 徒的著作的。查理五世早就在一五三九年明令规定，在他的辖境内，凡是私 藏或阅读路德著作的都要处死刑。现在在这目录上更重申这样的禁令，严厉 警告各宗教组织以及学院和私人，凡是私藏或阅读这类书籍的，无论是教士 或一般人，不论地位如何，都有被“宗教裁判 ”指控为异端者的可能。书籍 商、出版家，一般运售货物的商人和关税税吏，都特别受到警告，若是他们 包庇或私运这类书籍，都要同样受严厉处分。 条例的第一项，规定凡是业已被指定为新教异端的著作，如路德、支温 格利等人的，无论是原文或译文，都绝对毫无保留的一律加以禁止。第二项 规定，除了公布为合法的圣经经文以外，其他个人自行翻译的，无论一章一 句，必须获得主教的许可，始可供学术研究之用，但无论何时都不许将这种 译文当作是正式经文。 关于异教徒所编纂的字典辞书之类，也要经过检阅官的删节修改之后， 始可以不受禁止；讨论天主教与新教的文字，也适用这条禁例。再其次，凡 是内容淫秽猥亵的著作，也一律要严厉的禁止，但对于某一些古典名著，因 在文章上的价值，可以宽容，但必须不能给青年读阅；其他关于方士炼金术、 魔术、巫术、预言、通神术等等著作，都在禁止之列。但关于农业，航海， 医药等书，如对于人类有实用者，可在例外。 以上是属于绝对禁止范围之内的，至于其他一般的著作，如内容有涉及 异端或迷信倾向者，都要经过“宗教裁判” 所指定的天主教神学专家的审查。 审查范围包括正文，序跋以至注释引证在内。凡是在罗马印刷的书籍，必须 事先送呈教皇的代表审查，在外省的则由各教区的主教，会同“宗教裁判” 法官负责。各书在付印之前必须审查，未经审查许可而印刷的便是非法著作。 “宗教裁判”执行者随时巡查各印刷所和书店，以便进行搜查销毁这类不法 书籍。国外入境的书商、遗产项内有书籍的承继人，以及私人藏书家、编辑 人、一般书商 ，都同样受这项法例管理，必须随时具备书目以及被允许发卖、 运输、收藏、保管这些书籍的文件。 关于书籍内容的删除和修改，是由主教和“宗教裁判”法官们主持。他 们委派三位检阅官，审查各书内容，决定必须的修改或删除。根据检阅官的 报告，经过主教和“宗教裁判 ”法官们认为处理满意之后，然后始颁发出版 许可证。法例上规定，检阅官应注意的不仅是正文，凡是注释、眉批、提要、 序文、献辞，以及索引，都在仔细肃清之列，以防有毒害的思想潜藏其间。 凡是倾向同情异端思想，怀疑大主教任何法规礼仪，以及行文诡异，造句新 奇，曲解经文，断章取义的截取经典字句作不正当解释，提倡迷信及巫术， 讨论命运及未来事件，嘲弄宗教仪式和教士个人尊严，反对既成法律，或是 措辞秽亵，图画淫猥者，这一切必须全部删除或加以修改，否则禁止出版。 法例上又规定，书籍的第一页上，必须印出作者的真名和他的国籍。若 是这部著作物有充分理由一定要隐名出版，则第一页上要印出审查通过读书 出版的检阅官姓名。出版家必须严格注意所排印的文字要完全与审查通过的 原稿吻合，而且要注意是否业已完成一切有关手续。检阅官的批示、主教及 “宗教裁判”法官们的许可证，必须印在每一本书前页。出版家为了这事， 须在主教或“宗教裁判”法官之前宣誓，甘愿遵守《禁书索引》上的一切规 律。 更有，凡是一个曾经被禁过的作家的著作，虽经删改修正后可以出版， 但在第一页作者姓名下仍须注明关于他过去的禁令，以便表示仅是这部著作 经过修正后可以出版，作者本身仍是一个不合法的作者。他们举了一个这样 的实例： “图书馆学 ，康拉特?吉斯尼尔著，此人曾因思想不妥被罚，本书前 出版时曾被禁止，现经删改，由当局准予出版。” 《禁书索引》所附的审查条例 既是这样的严酷繁琐，再加上委任的检 阅官都是顽固成性或根本就是不学无术之辈，要获得一张出版许可证真不知 要经过几许困难，因此许多被认为合法的思想正统的作家，他们的著作都要 经过无限的耽搁，遑论其他有问题的作家或需要删除修改的著作了。据西蒙 地斯说，当时有一住天主教士曾写信向红衣主教赛尔立都诉苦，说是有一部 曾经出版过的著作，业已检阅三次，先在罗马受检，后来又送到威尼斯，最 后又再送到罗马，并且已经获得教皇的许可，可是再版的许可证始终不见发 下。 这些检阅官都是义务职，工作又繁琐，责任又重大，而且有些被委任的 根本对这职务就不适合。因此教庭本身也有人表示不满，如菲利浦二世的御 教士巴托洛密奥?特?伐尔费地，曾在一封私信上对这情形表示不满： “不熟悉文学，他们便将自己所看不懂的东西悉加禁止，作为执行职务 的方法。没有希腊文和希伯来文的知识，对于一切作家又具有一种偏见的敌 意，他们便采取简易的办法，凡是自己没有能力判断的东西都加以禁止。这 样，许多圣贤的著作，以及犹太人所作的于圣教有益的注疏，都这么被禁止 了。” 有些深奥的专门著作，经过删改后都变成不合逻辑或充满鄙俗的字句， 使得这些作家拒绝将他们的原稿付印，或是从书上撤销他们的名字，不再承 认是自己的著作。这些作家本来都是拥护梵谛冈的，他们并不反对《禁书索 引》和检阅制度，可是那些检阅官的糊涂和他们所采用的方法，终使他们不 得不抗议了。 在这制度之下，更出现了新的令人伤心的事，那就是有些不学无术的检 阅官和不守清规的教士，每每借了检阅的机会，向著作家勒索或挟仇告密。 一般不为教庭所赞许的作家不用说了，就是若干著名的天主教作家，受着梵 谛冈特别保护和补助的，也时常受到秘密的阻挠。西蒙地斯在《意大利文艺 复兴史》里，论及“宗教裁判”和书籍审查给予意大利文艺运动的迫害，引 用了当时名作家拉地尼从罗马写给马爱斯的信。信上说： “你不曾听到这种威胁书籍存在的危机吗？你究竟在作怎样的梦想 呢？在这一切出版的书籍都要受禁的今天，你还打算著作新的吗？这儿，依 我看来，在最近几年之间，大约谁都不敢写什么，除了用于商业或写给远方 的朋友之外。已经有一批书目公布，谁都不许收藏这些书籍，否则便有被教 会除名的可能。它们的数量是如此的大，剩下可以给我们看的几乎没有什么 了，尤其是那些德国出版的。大约也将使你那里的书籍生产停止，使编辑人 提高警戒。我的好朋友，请坐下来看看你的书柜，但切不要开门，并提防种 种响声会招惹那被禁的智慧之果的毒素射到你的身上。” 这样严厉查禁一切书籍的另一种恶影响，便是使当时有些宗教学者根本 无法继续研究工作，异教徒的著作很难到手，收藏这类著作又不时有意外危 险。但是没有这些人的著作，尤其是伊拉斯莫斯等人的，圣经研究工作根本 不能进行。各大学院都竭力要求，最低限度，异教徒的有价值而不违碍的著 作，也应经过删改后准予出版。但是这类删改工作，包括改正他们的论据， 削除作者的姓名，涂抹有关异教者的赞许，更换所引用的词句，这样从头到 尾的改造一遍，要花费极多的时间，因此这种要求也无法满足。 边境关卡的严厉搜索，使外国出版物无法进口。同时，为了“宗教裁判” 的威胁，一般商人都束手不敢偷运书籍。据说，当时新教徒的出版物，本是 夹在棉花包或其他货物中，经过阿尔卑斯山偷运来的。在沙尔比氏的通信中， 他曾忠告他的朋友们，不可再将这类书籍夹在商品中偷运，认为一定会在税 关上被发觉。 公共图书馆不时要受搜查，私人藏书也不能倖免。直到今天，有许多文 艺复兴时期流传下来的古书，其中有些地方被用油墨涂去，有些地方被用不 透明的纸张贴住，都是当年“宗教裁判”的检阅官们所留下的政绩。偶然来 访的一位宾客，当他离开你的住宅时，你可能就被告发为一个禁书私藏者。 而一个有书柜的人家，一定要向“宗教裁判”缴呈一份书目，载明柜内的所 有。书店和钉书作也随时准备受检。西蒙地斯说，至今罗马还存有一位时人 写给红衣主教赛尔立都的信，报告他在某处钉书作见到一册费奈尔讫氏的禁 书，要求他履行职务，加以禁止。 好笑的是，这位红衣主教去世后，他的藏书公开举行拍卖，好事家可加 以窥探，发现所藏的抄本和印本的希腊文拉丁文书籍中，竟有 三十九种是在 《禁书索引》上有名的。好心肠的人士解释说，主教保存这些书，是为了便 于审查。 《禁书索引》所附的条例，虽然也包括了关于猥亵淫秽的书籍的禁例， 但实际上，这条例的实行是有限制的。第一，有许多当时流传很广的讽嘲世 态的作品在文艺的掩护下被宽恕了，第二，教廷所注意的是对于主教教士等 人的私德的嘲弄，关于贵族宫闱以及一般人士的秽行描写，倒并不十分注意。 有许多猥亵的小说，都将其中所叙述的人物，如淫僧淫尼等，由僧侣女尼改 为一般商人妇女，便可以仍旧通行。当时流传最广的波迦丘的其 中充满了对于僧侣的私德的嘲弄，虽然列为禁书，但于一五七三年由格里哥 里十三世勅令加以删改。便由“宗教裁判”准许出版。删改之后的波迦丘的 ，其中同情新教义的文字都被删除，嘲弄僧侣教士的字句，以及 牵涉到的圣者的尊号，如魔鬼地狱的比喻，都不见了；所有书中的“坏人”， 凡是与教会有关的，都一律改成了一般的商民学生等。这书后来又经过几次 删改，但其中无关宗教的猥亵部分始终被保存，所注意的只是与宗教有关的 部分而已。 梵谛冈的这一切努力，颁布《禁书索引》和检阅条例，目的全在维持本 身的绝对统治地位，不仅在事权上，就是在思想上，也不许第二种新势力侵 入。为了对付宗教改革运动，他们展开“反常的改革运动”。加紧的毁灭新 教和异教徒的著作，便是想阻止当时文艺复兴运动的自由呼声。因为只有阻 碍新教义的生长，才可以护庇保守的旧的教义，才可以巩固自身的优越地位， 才可以取得“反改革运动”的胜利。为了支持这政策，他们便竭力反对复兴 运动。支撑这政策的，不仅有庞大的在“宗教裁判”操纵下的政治力量，还 有各地小诸侯的封建势力，因为他们也感到新兴的复兴运动对他们是一种威 胁。 在各学院和学术讲坛上，独立的见解都被严厉的排斥。新的教育方法和 教科书也被禁止了。只有《禁书索引》上认可的古典著作才可以在讲坛上使 用。希腊古典被禁止讲授，甚至柏拉图也不许研究。 学术研究工作既这样被宗教所牵制，学生对于他们所学习的科目自然毫 不重视了。有一位罗马的教授说，在他讲学的时候，他的学生在教室内四处 乱走。他们有时又在打盹。这位教授很幽默的表示，他并不反对他们睡觉， 只要他们不发鼾声就是，可惜连这一点也办不到。他说他早已不将他工作的 地方当作是一座学府。他认为自己只是上磨坊的驴子而已。 在政治思想方面，梵谛冈也不容许忽视宗教超越地位的理论存在，举例 说，提倡“霸术”的马基亚费利的著作，早已列名于一五五九年公布的《索 引》中，一六一○年，北萨有一位市民的藏书中被发现有他的著作，这人因 此遭受“宗教裁判”的酷刑拷问，梵谛冈后来要将删改过的马基亚费利的著 作隐名出版，但是给他的后人很聪明的拒绝了。 十六世纪出版的《禁书索引》共分上下二册，一册是被禁的书名，一册 是应删改修正的书名，注出其中应删除或修正的部分。为了新书不断的增加， 这索引曾再三修正扩大，据杜尔倍非里在《西班牙的宗教裁判》一书里说， 从一六一二年至一七九○年曾出过六版，最后出的一版全是应禁的书名，没 有那些需要删节的著作。 书的礼赞 书的礼赞 斯提芬?兹魏格 当我试着要将书籍和文化，在知识上，在经验上，在使我能超越我一己 范围的能力上，所给予我的一切除去时，它便立时溶解消失了。无论我的思 想转向何处，每一种物件，每一种环境，都与和书籍有关的回忆和经验联系 在一起，而每一句话也涉及和我所读过的所知道的无数有关事件。举例说， 当我念及我是在赴阿尔及尔和突尼斯的途中，立时有几百种有关联的事情从 我心上闪过，明澈得象水晶一样，不自主的联系阿尔及尔这个字——迦太基， 拜火教，萨朗坡，利夫的作品中所描写的迦太基人、罗马人、互相在柴玛的 战斗，同时又是格里尔巴齐尔戏剧断片中的场面：这上面又再加上一帧特拉 克洛作品的色彩，一篇佛洛贝尔的自然描写。在查理五世，在阿尔及尔的进 攻中，塞凡提斯的受伤，以及其他千百种事情，都古怪的重现在我的眼前， 当我说及或仅是想到阿尔及尔和突尼斯这简短的名字时，两千年的战争和中 世纪的历史，以及无数其他的事件从我记忆的深处涌了出来。想到一个没有 书的人的世界将是如何的狭隘，我真禁不住惊异。更有，我能具有这种思想， 能够为了奇奥凡里缺少来自一个广阔世界的知识这件事而深深的感动——我 的这种能为了一个陌生人偶然的命运而深深的感动的能力，不就是出于我所 读阅的想象的作品之所赐吗？因为当我们读书时，我们除了在生活旁人的生 活，用他们的眼睛观察，用他们脑筋思索以外，还有旁的什么呢？从这生动 的可感谢的一刻起，在愈加生动和更大的感激之下，我记起了无数次的从书 籍中所领受的赐与。象天上的星群一样，一件一件的出现了，我记起了将我 从愚昧的狭隘界限中引导出，将新的价值显示给我，虽是在童騃时代，能给 与我扩大我的存在的感情和经验的那些确定的时刻。书籍给与我关于这广阔 的无垠的世界的最初的景象，以及想要浸涸其中的意念。我愈想到这些事情， 我愈加了解一个人的思索世界包括千百万单纯的印象元素，这其中仅有少数 是他本人观察和经验的结果：其余的一切——那紧要的综合的群体——都来 自书本，来自他所读阅的，间接的学习。 任何地方，不仅在我们这时代，书籍正是一切知识的泉源，各种科学的 开端。一个人和书籍接触得愈亲密，他便愈加深刻地感到生活的统一，因为 他的人格复化了：他不仅用他自己的眼睛观察，而是运用着无数心灵的眼睛， 由于他们这种崇高的帮助，他将怀着挚爱的同情踏遍整个的世界。 世上的一切进步大都依靠了由于人类聪明的两种发明。车轮的发明，带 着眩目的变革随了它的轴心向前辗进，使得我们可以到处移动。写作艺术的 发明，激动了我们的想象力，给予我们思想以表达的机会。那位第一个不知 名的人，在某一时代某一地方，将坚硬的木材沿着车辐围绕起来，教导人类 克服了隔离地域和民众的距离。随着第一辆车辆的出现，交通立刻成为可能 的了；货物可以运输，人民也可以旅行增广见闻，它结束了自然所设立的界 限，这原先曾将某一些果类、金属、石料和旁的产物，各限制于其自己狭隘 的产地的。国家不再是依靠自己，而是依靠和整个世界的关系而存在，东方 和西方、南方和北方，由于车辆的发明而联合在一起了。正如车辆的各种不 同的用途，成为机关车，自动机，推进机的一部分，战胜自然界的吸引力一 样，写作艺术也正是这样，它的发展早已远离手写的卷轴时代，从单页进化 到整本的书籍，克服了萦绕在个人身上的那种生活和经验的悲剧的限制。有 了书籍，谁也不再有闭关自守，缩在自己狭隘的樊笼里的必要，而能感受世 界一切已经或正在发生过程中的事情，他能共有整个人类的思想和感觉。在 思想世界所发生的几乎每一件事情，今日都要依靠着书籍，而这种生活形式， 充满着智慧，超越于物质关系之上，我们所谓文化者，没有书籍也无从存在。 书籍的这种扩大灵魂建造新世界的力量，活动在我们个人的私生活中，除了 在特别重要的时机之外，很少使它自己现身在我们意识中引起我们的注意。 书籍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历史的悠久已经使我们不能在每次 运用它们时合理注意到它们稀有的特性。每一次呼吸，我们吸进氧气，由于 这看不见的营养物，我们使得我们的血液起一种神秘的化学上的滋养，可是 正如我们对这种事实从不注意一样，我们也很少意识到我们读书的时候，我 们从眼中不停地摄取心灵的食粮，这样给我们精神以滋养或疲劳。因为我们 已是几千年写作生活的后裔，读阅几乎已经成了一种生理的本能，几乎是自 动的。 自从我们开始进学校捧了书本在我们手中的时候起，我们和它们相处的 熟悉，当我们拈起一册书时，不经意得好象我们拿起一件外衣，一副手套， 一支卷烟，或是其他为了供应我们日常生活所需而大量生产的任何物件一 样。熟悉孕蓄了轻视，于是只有在真正的创造，沉思，生活的冥想的时刻， 我们才见到我们所习惯了的东西的真实的神异。只有在这种潜思冥想的时 刻，我们才虔敬地意识到从书籍上所给与我们的能打动心灵的魔术的力量。 而这种力量在我们生活中所占的重要性，使我们无法想象，在这二十世纪， 如果没有它们这神迹似的存在，我们内心生活将变化成怎样。 * * * 我正在乘船旅行中——是一只意大利船——在地中海上，从热那亚到奈 不勒斯，从奈不勒斯到突尼斯，从那里再往阿尔及尔。旅程要费好几天，而 船上的乘客又很少。因此我便弄得和水手之一的一个意大利青年的常谈天。 然后，突然，一夜之间，有了一道看不见的墙壁隔离了我们。我们到了 奈不勒斯，轮船装上了煤斤，旅客，食粮和邮件，每到一个港口的照例的货 物，又开始启碇，高贵的波西利波山看来象是小丘，维苏威火山上的流云似 乎是烟卷的苍白的烟圈，这时他突然向我走来，明朗的笑着，带着骄傲给我 看一封他才收到的信，要求我读给他听。 起初我还不明白他的来意，我以为他，奇奥凡里，接到了一封外国文的 来信，法文或是德文，显然是一个女子的——我知道女子们一定爱慕象他这 样的一个青年——现在他不过请我将她的来信翻成意大利文。可是并不，这 封信是意大利文的。那么，他要我做的是什么呢？看看这封信吗？不，他说， 几乎是不耐烦的，他要我将这封信读给他听，高声的念给他听。于是我立刻 恍然了。这个青年人，象画中人一般漂亮的，聪明，具有天真的伶俐和真纯 的娴雅的，乃是属于他本国人口中的那根据统计说来是百分之七或八的不识 字的人之一。他是个文盲。 这就是全部事情的经过，我发生下述感想的全部根由。但是我真正的经 验不过才开始。我躺在床上的一张椅子上，遥望着船外温柔的夜色。这奇特 的遭遇使我不安。这是我第一次遇见一个文盲。一个欧洲人。一个我认为是 聪明，而且当作朋友交谈过的人。我烦恼，甚至痛苦，不明白在他这样人的 脑中，与一切书写的东西隔绝，世界的情形会是怎样。我试着去设身处地为 他这种人着想。他拿起一张报纸，不能了解。他拿起一本书，书在他的手里， 只是一件比木头或铁较轻的物件，方方四角，五光十色，一件全然无用的东 西；他将它放在一旁，不知道怎样去对付它。他立在一家书店的前面，而这 些漂亮的，黄的、绿的、红的、白的、长方形的东西，背脊上装饰着金色， 对于他只是一种画出来的果物，或是瓶口紧封无法嗅到它的香气的香水。他 听到哥德、但丁、雪莱、贝多芬等人神圣的名字。而这对于他毫无意义；他 们都是无生命的字音，一种空虚的没有感情的声音。 书的敌人 书的敌人 威廉?布列地斯 蠹 鱼 蠹鱼曾经是书的最有破坏性的敌人。我说“曾经”，乃是因为很幸运的， 在最近五十年来，它的蹂躏行为在一切文明国家已经大大的被限制了。这一 部分由于普遍发展起来的对于古物尊敬之增加——更大的原因乃是由于贪财 的动机，因此能使得古书所有者对于年复一年增加价值的卷帙予以重视—— 还有，在某种限度上，由于可吃的书籍产量之减少。 中世纪的所谓黑暗时代，书的主要制作者以及保管人，乃是寺院的僧 侣，可是他们对于蠹鱼并无所惧，因为蠹鱼虽以贪食著名，它们却不爱好羊 皮纸，而当时还没有纸张。至于在更早的时代，它们是否也袭击草纸，埃及 人所用的纸张，我则不知道——也许它们会攻进的，因为那是用纯粹植物性 的原料制成的；如果是这样，那就很有可能，今日的蠹鱼，在我们之间这么 声名狼藉的，乃是那些贪食祖先的直系后裔，它们曾经在约瑟的法老王时代， 就磨折过祭司，摧毁过他们的史书纪录和科学书籍。 在活版印刷未发明时代，抄本书籍乃是一种稀有的珍贵的东西，因此被 保存得很好，但是当印刷发明以后，纸本的印版书籍就充塞世间；当图书馆 大量增加，读者众多以后，习见更产生了轻视；于是书籍就被堆集到无人注 意的地方，被人遗忘了，于是那个时常被人提起，可是很少有人亲自见过的 蠹鱼，就成为藏书楼的合法住客，同时也就成了爱书家的死对头。 对于这个小害虫，差不多曾经用过欧洲古今各种语言的咒语来咒诅，就 是过去的古典学者，也用了他们的长诗短句向他投掷。比尔?伯第氏，在一 六八三年就用了一首拉丁长诗表示他的谴责，而巴尔奈耳氏的可爱的短歌更 是有名的。 不过，好象一部传记之前必须有一幅肖像一般，好奇的读者们也许想知 道这个那么激怒了我们温和派的小动物模样是怎样。这儿，从一开始，就有 一种很严重的变化莫测的困难存在，因为这些蠹鱼，如果根据它们的工作来 判断，它们的形状和大小差别之多，几乎恰如我们这些目击者。 赛尔伐斯特在他的《诗歌的律法》中，以不甚有风趣的词句，将它形容 为“一种渺小的生物，蠕动于渊博的篇幅之间，当被人发现时，就僵硬得象 是一团灰尘一般。” 最早的记载是在 R?荷基氏的《显微画集》中，对开大本，一六六五年 伦敦出版。这部著作，是由伦敦皇家协会出资印行的，乃是著者用显微镜考 察许多种事物的记述，最有趣的是，著者的观察有时非常正确，有时又非常 荒唐。 他的关于蠹鱼的记载，写得相当长而且十分详细，不过非常荒唐。他称 它为“一种小小的白色闪银光的小虫或蛾类，我时常在书籍和纸张堆中发现， 料想那些将书页和封面咬烂穿洞必是它们。它的头部大而且钝，它的身体从 头至尾逐渐缩小，愈缩愈小，样子几乎象一根胡萝卜……它头前有两只长角， 向前挺直，逐渐向尖端缩小，全部是环节状，并且毛刺蓬松，颇象那种名为 马尾的沼地芦苇。……尾部未端也有三根尖尾，各种特征极与生在头上的两 只角相似。腿上有鳞也有毛。这动物大概以书籍的纸张和封面为食料，在其 中钻出许多小圆洞，也许从古纸在制造过程上必须再三加以洗涤捶炼的那些 大麻和亚麻的纤维中获得一种有益的营养。 “真的，当我想到这小动物（这乃是时间的牙齿之一）将多少木屑或碎 片搬入它的腹中，我真不禁亿及并且钦佩自然的机智，在这动物的内部安置 这样的火力，经常不断的由搬入它的胃中的那些物质所补充，并且由它的肺 部风箱来鼓动”。 伴随这描写的插画或“想象”，也值得我们一看。一定的，R?荷基先 生，这位皇家协会的会员，在这里所画的多少有一点凭着他的幻想，显然乃 是根据他的内在意识来构成这篇描写和插画的。 （原注：未必！有好几位读者写信促我注意，荷基氏所述写的显然是衣 鱼类，这东西虽无大害，却时常可以在旧屋的温暖处所发现，尤其是略无潮 湿的地方。他误将这东西当作蠹鱼了。） 昆虫学家甚至对这“小虫”的生活史从未给予重大的注意。基尔拜氏， 提到这东西时，他说： “Crambus Pinguinalis 的幼虫能编织它的长袍， 并用自己的排泄物来掩盖，所造的损害颇不小”。他又说，“我时常见到有 一种小飞蛾的幼毛虫，置身于潮湿的古书堆中，在那儿大肆蹂躏，使得许多 黑体字的珍本书，在这今日爱书狂的眼中是与黄金同价的，被这些破坏家攫 走了”等等。 已经引用过的朵拉斯顿的描写，也颇模糊。在他的笔下，这东西在一首 诗中是“一种忙碌的小虫”，在另一首诗中又是“孱弱的破坏小爬虫”。汉 奈特氏，在他关于书籍装帧的著作中，说它的真实名字该是“Aglos- ra Pinguinalio”而格第夫人在她的比喻中又锡以“uo” 之名。 F.t.哈菲格尔神父，在赫利佛的教堂藏书楼中，多年以前曾与蠹鱼发生 过很多麻烦，说它们乃是一种报死虫，具有“硬的外壳，棕黑色”，另有一 种“全身白色，头部有棕色斑点”。 荷尔姆氏在一八七○年的“解释与询问”中，曾提及“ Anobium Puniceum”对于布克哈特氏从开罗带回来的阿刺伯原稿，给予了相当损害， 这些原稿现藏剑桥大学藏书楼中。别的作家又说：“Anobium Pertinax”或 “Acarus erudituo”乃是它们的正确科学名称。 从个人经验说，我见过的标本并不多；不过，根据藏书管理人告诉我的 话，再依据推论来判断，我认为以下该是这问题的真相： 在书中吃书的毛虫和蛆状幼虫一共有好几种。那些有脚的乃是一种飞蛾 的幼虫；那些没有脚的，其实是脚退化了的，乃是将来会化成甲虫的蛆状幼 虫。 现在还不知道，是否有任何一种的毛虫或幼虫能够一代复一代的仅以书 为食粮，不过我们已经知道，有好几种钻木孔的虫，以及其他以草木废物为 食料的虫，它们会吃纸，尤其是一开始被封面的木板所吸引，而这种木板， 正是旧日的书籍装订者用来作封面的。为了这问题，有些乡下的藏书管理人 不愿打开藏书楼的窗户，以防这敌人会从邻近的树林中飞进来，飞在书上下 卵。这是真的，任何人凡是见过榛树上的小洞，以及被干蛀所洞穿的木块的 人，他就会从这些昆虫敌人所钻的窟窿上辨出相类的形状：—— 一， Anobium 类。这种甲虫，有这样数种：“A.Cru— ditus”， “A.Pertitax”，以及 A.Paniceum”。在幼虫状态时，它们形状如蛆，如在 一般干果中所表现者；在这阶段，各种不同的幼虫很难区别。它们以旧而干 燥的木头为食料，时常蹂躏书箱和书架。它们又吃古书的封面木板，因此就 一直穿入书中，能贯穿浑圆的长洞，有时向倾斜的方向穿去，则所穿的洞便 是椭圆形的。 它们会这么样继续贯穿过许多卷书，而佩基纳特氏，那位有名的版本学 家，曾经发现过有二十七部书给一只小虫这么贯穿了一个直洞，这真是饕餮 界的一件奇迹，不过这故事在我方面，却不敢尽信。经过相当时日之后，幼 虫做成了茧，然后就变成一只小小的褐色甲虫。 二，Oecophora 类。这种幼虫与 Anobium 的同样大小，但是因了有脚， 一见即可分别。它乃是一只小毛虫，胸中有六只脚，身上有八只吸盘似的隆 起物，象蚕一般。它后来变成蛹，然后达到它的完整形态，化成一只小小的 棕色蛾。吃书的一种乃是 Oecopella。它喜欢潮湿和温 暖，嗜食任何纤维物质。这种毛虫与属于庭园类者完全不同，除了有脚之外， 外表和大小与 Anobium 相似。它大约有半寸长，生着有角的头和坚强的牙床。 它对于印书的油墨和写字的墨水并不十分不喜欢，不过我推测它如果不十分 强壮，油墨对于它的健康便不很适合，因为我发现在有字的地方所穿的洞， 它的长度似乎不能提供足够的食料以供幼虫发展变化之需。不过，墨水对它 们虽不适宜，但是我仍发觉有不少幼虫继续健存，在静默和黑暗之中，完成 它们的任务，日以继夜的吃下去，依据它们体格的强弱，在书中留下或长或 短的洞。 一八七九年的十二月，保德萨尔先生，北安普敦的一位著名书籍装订 家，非常好意的邮寄了一只肥壮的小书虫给我，乃是由他的一个工人在所装 订的一本古书中发现的。它在旅途中似乎很安适，放出来时还非常灵活。我 将它放在一只小盒中，使其温暖安静，给了它一些卡克斯顿所印的《波地奥 斯》碎纸片，以及一页十七世纪所印的古书。 它将书页吃了一小片，不过不知是否由于新鲜空气太多，还是不习惯这 样的自由，还是因为食物改变了的原故，它渐渐的衰弱起来，终于在三个星 期之后死了。我很舍不得失掉它，因为我正想在完善的状态下确定它的名字。 大英博物院昆虫部的华脱好施先生，在它死后很好心的将它加以检查，认为 它乃是 Oeco—pella。 一八八年七月，大英博物院的嘉奈脱博士，送给我两只书虫，乃是从新 近从难典寄来的一部古希伯来经典注释中发现的。它们显然在旅途中震动过 甚，有一个到我手中时已濒垂危，几天之后就追随它的已故同类去了。另一 只似乎很健强，在我处几乎生活了十八个月，我竭尽我的能力照料它；将它 放在一只小盒中，选择三种旧纸给它吃，很少去惊动它。它显然不愿过这样 幽禁的生活，吃得很少，活动得很少，甚至死了以后的样子也改变得很少。 这只希腊的书虫，腹中充满了希伯来经典，有许多地方与我所见过的书虫大 不相同。它比任何一个英国同类都更长，更细，看来更精巧。它是透明的， 象一片薄象牙一般，身上有一条黑线，我猜想这大约是它的肠子。它非常缓 慢的丧失了它的生命，这使得它的看护者十分伤心，因为他久已准备观察它 的最后发展状态了。这类蠹鱼的幼虫之难于饲养，也许是由于它们的身体构 造状态。在自然状态之下，它们能将它们的身体倚了洞边伸缩前进，用它们 的牙齿紧贴了前面的纸堆去咬。但是一旦解除这种束缚之后，而这正是它们 的正常生活，即使周围堆满了食料，它们也无法吃到，因为它们没有脚可以 支撑，于是自然的效能便丧失了。 以大英博物院收藏古书之多，而他们的藏书楼竟很少有蠹鱼之祸。莱伊 先生，印本书部门的主任，曾写信给我这样说： “在我任职期间，曾经发现过两三只，不过它们都是很衰弱的家伙。我 记得，有一只送往博物部，由亚当?德特先生加以监护，据他表示这乃是 Amobium Pertinax，不过以后情形如何不再知道了”。读者们，不曾有机会 视察过古藏书楼的，不能想象这种害物可能造成的可怕损害情形。 我眼前就有一部精美的对开大本古书，用未漂白过的极佳的纸张所印， 厚得象强韧的弹药纸一般，一四七七年由德国曼因兹市的彼得?叔费尔印刷 的。不幸的是，经过相当的遗忘时期，很严重的受过书鱼损害之后，大约五 十年之前，又有人认为这值得换个新的封面，于是这一次在订书匠的手中又 再严重的受了一次损害。因为这样，原来封面木板的情况已经无从知悉了， 但是书页所受的损害却可以准确的加以叙述。 书虽曾经在书前书后都蹂躏过。在第一页上，有二百一十二个清晰的 洞，洞的大小不一，从一只小针眼以至一只粗的织物针所戳的那么大的洞， 这就是说，从一英寸的十六分之一至一英寸的二十三分之一。这些洞大部分 都是与封面构成或大或小的直角，仅有极少数是沿了纸面构成的蛀槽，仅影 响三四页纸。这些小害虫的不同能力可以从下列情况看出： 第一页 二百十一二洞 第十一页 五十七洞 第二十一页 四十八洞 第三十一页 三十一洞 第四十一页 十八洞 第五十一页 六洞 第六十一页 四洞 第七十一页 二洞 第八十一页 二洞 第八十七页 一洞 第九十页 无 这九十页的纸质很厚，一共大约有一英寸厚。全本书共有二百五十页， 将书翻到末尾，我们发现最后一页共有八十一个洞，这是由另一群比较不贪 婪的书虫造成的。 情形是这样： 倒数第一页 八十一洞 倒数第十一页 四十洞 倒数第六十六页 一洞 倒数第六十九页 无 你如果注意一下这些小洞，在开始是迅速的，然后愈来愈慢的消失情 形，真使你十分惊异。你一页一页的追从同一个洞，直到它的直径在某一页 上突然减小了一半，经过仔细检查之后，你会发觉在下一页，如果继续下去 就应该有洞的地点，纸质有一点剥蚀。在我现在所提及的这本书上，那情形 简直就好似竞走一般。在最初的十页上，较弱的虫都被抛落在后面了；在第 二个十页上，参加的还有四十八名，而这数目在第三个十页上就仅剩下三十 一名，到第四个十页上则仅有十八名了。在第五十一页上，能继续支持的仅 有六只虫。在未到第六十一页之前，乃是两个坚强的饕餮家所作的各不相让 的竞赛，各人都钻了一个相当大的洞，其中一个乃是腰圆形的。到了七十一 页，他们紧张竞争的情形还是一样，第八十一页也是如此，在第八十一页上， 腰圆的一个放弃了，圆的一个则再多吃了三页，在第四页上离开了。于是这 以后的书页都是完整的，直到从后倒数过来的第六十九页上有一个虫洞。从 这以后，他们逐步增多以至卷末。 我举出这本书为例，是因为它恰巧在我的手边，但是有许多书虫所吃的 洞，比这本书中的任何一个都更长；我见过有几个洞穿了两三本书，从封面 以至底面。舍费尔书中的洞，大概是 Anofium Pertinax 的工作成绩，因为 它仅从前后两边进攻，书中部是完整的。这书的原来封面，必是用真木板的， 书虫的攻击必从那里开始，贯穿前后木板之后，然后穿入书中。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参观牛津的鲍德莱安藏书楼，那是一八五八年，邦特 奈尔博士正是当时的馆长。他十分好意，给予我一切便利，任我研究那收藏 非常丰富的“卡克斯顿”版，因为这正是我的参观目标。当我翻阅一包黑体 字版本的碎片时，这曾经放在一只抽斗里已经很久了，我发现一只小小的蛆 状幼虫，我毫不思索的拈起来抛到地上，用脚去践踏。不久之后，我又发现 一只，是一个肥胖的发亮的家伙，大约有三分长，我于是仔细的将它保存在 一只纸盒里，准备观察它的生活习惯和发展情形。看见邦特柰尔博士走近来 了，我便招呼他来参观我的猎获品。可是，当我刚将这曲扭着的小东西放到 皮面的书案上时，博士大拇指的大指甲就降临到它的身上，于是案上一缕湿 痕就成了我的全部希望的坟墓，而这位著名的版本学家，一面将手指在衣袖 揩拭着，一面这样说：“哦，是的！它们有时是黑头的”。这倒是一件值得 留意的事——昆虫学家的新资料；因为我这小东西的头部是又硬又白而且发 亮，我始终不曾听见过有过黑头的蠹鱼。也许鲍德莱安藏书楼的大批黑体字 版本同这异品有若干关系。不过，我所见的一只乃是 Anobium。 我曾经很无情的被嘲笑过这可笑的意念，将一只吃纸的虫藏在一只纸盒 中。哦，这班批评家！你们还不知道这种书虫乃是一种懒惰的害羞的家伙， 一旦“被禁”之后，要经过一两天始能恢复食欲。更有，它颇有自尊心，它 决不肯吃这种将它监禁的有光的劣质的抄写纸。 至于我已经提起过的那部卡克斯顿的《我们圣母的生活》，其中不仅有 无数的小洞，在书页的底下更有几条很大的蛀槽。这是很少见的现象，也许 是： Der—mestes Vulpinus 的幼虫，一种庭园甲虫的成绩，因为这家伙 是非常贪食的，要吃任何干燥的木质废物。 我已经谈起过，可吃的书，现在是愈来愈少了。现代纸张采用复杂质料 搀杂的结果之一，乃是书虫不愿再触及她。它的本能制止它去吃那些陶土、 漂白粉、石膏粉、硫酸盐，那些用来搀和纤维的各种物质，于是，古文学的 智慧的篇章，与现代废物在时间上的对抗竞走，便大大的占了便宜，由于今 日一般对于古书的普遍注意，蠹鱼确是遭遇了艰苦时代，那种作为它们生存 必须的对于古书的全然疏忽很少再有机会遇到了，正为了这原故，我以为应 该有几位耐性的昆虫学家，在时机未消失之前，对于小生物的生活史作一番 研究，好似约翰?鲁布波克爵士研究蚂蚁一般。 我眼前有几页某一本书的零页，这是我们很经济的第一位印刷家卡克斯 顿先生用来废物利用，将它们粘在一起作纸板的。不知是由于那古老浆糊的 引诱，还是由于其他原因，书虫在这上面所采取的吃的方式，不似一般那样 一直钻入书的中心，而是采平面的方式，沿着书页吃成了许多深沟，可是始 终不越出封面的范围。而这几张零碎的书页仅那么沟槽交错，以致如果要拿 起来，便要碎成粉碎了。 这当然已经很不好，但是我们仍应十分感激，在这温带的气候内，我们 还没有象在非常炎热地带所发现的那样敌人，在一夜之间，整座的藏书楼， 包括书籍、书架、桌椅，会给无数的蚁群所摧毁。 我们在美国的弟兄们，他们在许多事情上面都是幸运的，在这件事情上 似乎更非常幸运——他们的藏书从未被蠹鱼所袭击——最低限度，美国作家 们如是说。当然的，他们所有的黑体字版古书都是买自欧洲，花了他们很多 的钱，他们照料得很仔细；但是他们同时另有万千的十七世纪书籍，用罗马 字排印的，在美国用真实优美的纸张所印，而那些书虫，至少在我们这国内 是如此，如果纸质好，他们决不会因了字体不同遂不吃的。 也许正因为如此，我们古藏书楼的保管人，对于书虫的见解就与我们迥 不相同，而这种见解反映在莱因瓦特氏所编印的《美国印刷辞书》中（非拉 得尔非亚城出版），读起来就更加有趣。据莱因瓦特氏说，蠹鱼在他们那里 乃是一位生客，他们许多人都不知道有这东西，因此它的最轻微的蹂躏痕迹 都被当作稀奇少见的事情。莱因瓦特引用狄布丁的著作之后，又依据自己的 想象略加渲染，接着说： “吃纸的飞蛾据说乃是由于荷兰的猪皮装帧传入英国的”。 他的结语，对于任何一个曾经目睹几百本给蠹鱼摧残过的书籍的人，真 觉得单纯天真可爱。“目前”，他说，显然是当作一种极稀奇的事情加以引 述的，“在非拉得尔非亚城的某氏私人藏书楼中，有一部曾经被这昆虫咬过 洞的书”。 哦，幸运的非拉得尔非亚市民呀！你们虽拥有美国最古的藏书楼，可是 为了要观光全城唯一的一个给蠹鱼所咬的小洞，却不得不向一位私人藏书家 请求！ 蠹鱼以外的害虫 蠹鱼以外的害虫 除了书鱼之外，我认为不再有任何其他值得描写的书的害虫。屋内的黑 甲虫或蟑螂，在我国还是一种很近代的输入物，还不足酿成若何重大损害， 虽然它们如果停留在地板上，有时会咬书的封面。 不过，我们的美国弟兄们却没有这么幸运，因为在一八七九年九月份的 《图书馆杂志》上，威斯顿先生曾记叙有一种可怕的小害虫，对于纽约图书 馆藏书的布面装订给予了极大的损害。这乃是一种小的黑甲虫或油虫，被科 学家称为“Blatta Germauica”被一般人称为“茶婆虫”的。不象我们的屋 内害虫，它们的巢穴是在厨房，而且它们的畏怯性格使他们喜爱秘密和黑夜， 但是这种发育不良的平扁的变种，要两只才抵得上一只普通英国种的，它的 大胆却可以抵消它的形状细小，因为它既不怕光亮也不怕声响，不怕人也不 怕兽。在一五五一年的古本英国圣经上，我们可以在诗篇第九十一章第五节 读到：“你不必害怕黑夜的任何害虫”。这一节诗将使西方的图书馆管理人 充耳不闻，因为他们不分昼夜受着这害虫的惊扰，它们在光天化日之下爬到 一切东西上面，玷染并且破坏它们占为巢穴的书架每一角落每一缝隙。有一 种杀虫剂的药粉可以对付，不过这对于书架和书非常不适宜。但是，这种药 粉对于这种害虫非常有效，并且还有可堪告慰者，这种害虫略为呈现有疾病 征象时，它即刻就被它的贪婪同伙愉快的加以吞食，好似它是新鲜浆糊制成 的一般。 还有一种小小的银色小虫（Lepisma），我时常在无人照料的书籍上背 见到，不过它的损害并无若何重要。 我们也不便认为鳘鱼对于文艺乃是非常危险的东西，除非这条鱼恰是信 奉天主教的，象那条 Ichthiobi—bliaphage（请恕我这么写，奥温教授）那 样，它在一六二六年，吞食了那位新教殉教者约翰?弗利兹的三篇清教论文。 当然，吃了这一餐之后，它不久就被捉住了，并且在文学记录上享了盛名。 以下就是为了这事而出版的那本小书的书名： “鱼之声，一名腹中藏有三篇宗教论文的书鱼，一六二六年夏至节前 夜，在剑桥市场上一条鳘鱼腹中所发现”。 劳恩地斯说，“因为这书的出版，真使剑桥惊骇非常。” 不过，家鼠和野鼠，有时对于书的损害性也非常大，如下述轶事所示： 两世纪之前，威斯敏斯特牧师会的藏书楼乃是附设在牧师会所内的，有一次， 这建筑物需要进行修理，于是在屋内建立了木架，书籍则任其留存在书架上。 因了支撑这些木架，墙上凿了若干小洞，其中有一个洞为一对老鼠选作了它 们的家。它们在这儿从书架上撕去了若干书的书页，为它们的孩子建立了一 个窝。这个小家庭确是安稳而且舒适，直到有一天，建筑工人的工作完成了， 木架被拆去，于是——这对于老鼠真太糟了！——那些小洞被用砖石和水泥 填塞起来。活活的被埋在里面，这一对老鼠父母，连同它们的五六个孩子， 很快就全死了。这样直到不久几年之前，这牧师会所又要修理了，为了建立 木架，这座老鼠坟墓又被打开，它们的尸骸和它们的家始被人发现。这些骨 胳和巢中的碎纸，现在可以在牧师会所中的一只玻璃罩内见到，有些碎纸据 传是卡克斯顿的残页。这传说未必可靠，不过其中有若干确是非常早期的黑 体字版的残页，为现在的威斯敏斯特大寺藏书楼所无者，如其中有一些乃是 那有名的伊丽沙白皇后祈祷书的残页，附有木刻，一五六八年出版者。 一位朋友寄给我如下的轶事： “好几年以前，有几只野鼠在我宅外四周的树上做窝；它们从那里跳上 我家屋顶的平坦处，于是假道烟囱进入我存放书籍的一间房间。其中有一些 皮脊的书，完全被它们摧毁了，此外还有五六册全部以羊皮纸装订的书”。 另一位朋友告诉我，在多汶与爱克赛特学院的博物史陈列馆中，另有一 种小害虫，专吃以牛皮和羊皮装订的书面。它的科学名称是 ip tus hololencus。 他又说：“你可知道，另有一种与这相类的可怕的东西，名为 tom cus typographus，十七世纪时曾在德国大肆蹂躏，在那里的辞典中，曾在《土耳 其人》的俗名下被正式著录”。（见基尔拜与史班斯合编的第七版，一八五 八年出版，第一二三页） 这很古怪，我全然不知道有这回事，虽然我很知道 typographus tomicus 乃是一切好书的敌人。不过，关于我们课题的这一部分，我还是不 涉及为妙。 以下乃是寄自剑桥的韦斯特布洛克博士，他所提及的损害，乃是我未曾 亲自见过的： “亲爱的布列地斯，我寄给你一个作为敌人的普通苍蝇的遗迹样品。这 东西躲在纸后，吐出若干腐蚀性的流质，然后就撇下这生活而去。我曾经时 常在这样的洞中捉住它们。 这损害乃是一个长圆形的洞，有一层白色的多毛的光滑物质（菌状 物？）围绕着，很难用木刻来表现。这儿所示的大小恰如原状。（译者按： 原书在此处附有木刻插图一幅，表示纸上的那个长圆形的破洞，此处从略）。 收藏家 还有，两条腿的破坏者，他们应该是更懂事一点的，对于藏书所干的真 正的损害，也许并不亚于任何其他的敌人。我所指的并不是盗贼，他们对于 物主虽有损害，但是对于书籍本身，不过是从这一列书架转移到另一列书架 而已，可说并无若何损害。我也不是说某一些读者，他们时常光顾公共读书 馆，为了减省抄录的麻烦，时常从杂志或百科全书中将整篇文章剪去。这类 的破坏不常见，而且只是发生在那些容易补充的书籍上，因此仅值得偶然的 提起而已；但是当上天产生了象约翰?白格福那样狡狯的老书籍破坏家，这 位古董学会的发起人之一，那就是一件严重的事了，因为这人在上一世纪的 初期，到外地各处旅行，从这一座藏书楼光顾到另一座藏书楼，从各种版本 的古书上撕下其中的扉页。他将这根据国别和城市加以分类，再加上其他许 多传单报贴，札记的原稿，以及其他各种杂类的搜集品，构成了一百多册巨 帙，目前都保存在大英博物院中。将它们作为构成一部印刷史的资料之一， 其用处当然不便抹煞，但他的直接损害却是许多珍本书籍的被破坏，而版本 家从它们上面所获得的益处也远不能抵偿这损失。当你从这些巨帙之中不时 发现有些书名的书现在业已全部失传，或是已经极为稀睹；当你见到从一本 少见的十五世纪古本书上剪下的卷末印刷题记，或是卷首的印刷家商标，同 其他许多这类东西贴在一起，价值参差不一，你就无法祝福这个鞋匠出身的 古董家约翰?白格福。他的半身画像，是霍华特画的，曾由费尔丢镌板，后 来又为了《版本家的十日谈》再镌一次。 不好的榜样时常不缺乏模仿者，于是每季总有一两种这类搜集品出现在 市场上，为那些爱书狂者所搜集。他们这种人，虽自称是爱书家，其实应该 归入书的最恶劣的敌人之列。 下文是从一家旧书店目录上抄下来的，日期是一八八○年四月，可以使 我们获得这些毫无心肝的破坏家所作所为的概念： 弥撒书的金碧彩绘字母 弥撒书的金碧彩绘字母 五十种绘在羊皮纸上的各式大写字母；全部五彩，金碧辉煌。若干 种大至三寸见方：花纹装饰美丽非凡，年代从十二世纪至十五世纪。衬 贴在厚长纸板上。完整无损。售价六镑六先令。 （此种美丽字母皆从珍贵的手抄本上剪下者，作为古代艺术范本， 非常有价值。其中有多种每个单独市价值十五先令） 普洛伊米先生在伦敦古书业是为人熟知的一个人。他非常富有，为了满 足他的版本学上的癖好，从不计较金钱，他的癖好乃是古书扉页的搜集。他 毫不顾惜的将这些东西撕下，时常将那些被斩去首级的书籍遗骸抛在一旁， 不再过问。并不象另一个破坏家白格福那样，他是没有什么有用的目标的， 全然依据一种毫无意义的分类。举例说：有一辑册页所包括的全是铜板镌刻 的扉页，凡是十七世纪那些庄严的荷兰古本大版书，一经他的手可算倒了大 霉。另一本所贴的全是古怪的粗俗的书名扉页，这倒确实可以藉此表示有些 作家是如何的愚鲁与荒唐。你在这里可以见到一六五○年西布博士的《各种 说教的开膛破肚》，与那伪托的加尔芬教派教徒亨丁顿的论文《死而受罪》 并列在一起，以及许多粗俗得不便提起的书名。水诗人泰洛所采用作为诗题 的各种古怪题名，占了满满的数页，真使人对于那些书籍本身不仅垂涎三尺。 第三次所贴的全是附有印刷家商标的扉页。如果撇开这些收藏家所造成的损 害不谈，对于这些搜集品，你也许可以获得若干乐趣，因为有许多扉页确是 非常美丽，但是这样的搜集实在无用，而且也不得鼓励。 慢慢的，无可避免的结局来了，接着就是收藏品的散佚，于是那些在他 们搜集时也许每次要花费二百镑，这时就给商人以十镑购得，终于流入南堪 辛顿图书馆或其他公众博物馆，被当作一种版本学上的猎奇品陈列着。下列 的东西正由沙斯拜?威铿逊?霍特基联合公司经手售出（一八八○年七月）。 系邓?嘉丁奈氏的收藏品之一，号码为一五九二号： 扉页与扉画 扉页与扉画 八百种以上的雕板扉页和扉画，包括英国及外国者（有几种非常精 致及奇特），皆自古画中取下，整洁贴于厚纸板上，共分三册，半皮面， 金边，对开大本。 唯一使我感到无上快慰的扉页集乃是一部美丽的对开巨册，一八七七年 由安地卫勃的普朗丁博物院委员会所出版，恰在他们收购了这座惊人的版本 大宝库之后。它的名称是《titels en Portretten Gesnedennaar P. P. Ru ben S Voar de Plantijnche Drukk—erlj》，其中搜罗三十五张宏丽的扉页，全 是依据十七世纪的雕版原本翻印，这些都是由当时大画家鲁本斯亲自执笔， 于一六一二年至一六四○年之间，为有名的普朗丁印刷所出版的各种出版物 设计的。在这同一博物院内，还保存着鲁本斯为一张扉页构图所开的账单， 其下还附有他亲笔收款的签字。 我眼前有一册精美的《Coclusiones Siue Decisi—ones Aneique Dnor De Rota》，系哥顿堡的合伙者希奥费尔于一四七七年所印。这书除了它的最 紧要部分，即书尾题记残缺之外，全部完美无疵，而这题记正是波某一位野 蛮的“收藏家”剪去了，这题记的文字该是：“Pridie noris Jamearii Mdcecclxxvij，in Civitate Moguntina，Impressarie Petruo Schoyffer de Ger—nsheym”，接着该是他的著名商标，两只盾牌。 在这世纪的初头，又有一种类似的狂热发生，要搜集五彩金碧描绘的字 母，这些都是从古抄本上取下来的，按照字母的顺序贴到一本空白簿上。我 们若干大教堂的藏书楼就曾经严重的遭遇过这样的损害。在林肯郡大教堂， 在这世纪的初年，唱诗班的孩子们总喜欢在歌唱班座席附近的藏书室中换他 们的长袍。这里藏有无数的古抄本，其中还有八本十本少见的卡克斯顿初印 本。当他们在那里等候信号进入座席时，这些唱诗班的孩子时常用小刀割取 那些绿绘的字母和饰画来取乐，并且带到歌唱班的座席上去互相传观。当时 的牧师们也未见得好过这些孩子，因为他们曾经任由地布丁博士将全部的卡 克斯顿珍本随便拿去。他曾将这编了一份小目录，名为“林肯的花束”。后 来这些东西都并入了亚尔索勃的收藏。 业已去世的嘉斯巴里先生乃是一位书的“毁灭者”。他所收藏的早期木 刻珍品，一八七七年为了纪念卡克斯顿曾举行展览的，就时常为了增加他的 收藏，购入有插绘的古本，再将图版从其中拆下，贴在精细的布里斯托纸板 上。他有一次曾经给我看一部精美的《地威丹克》残本，是他已经撕过图版 的，我眼前还有他赠给我的其中几页，从镌刻的优美以及排板的巧妙上说， 可说压倒了我所见过的任何印本书。这是十六世纪德国纽伦堡的汉斯?萧斯 佩基尔氏为墨克萨麦伦皇帝排印的，为了使其精美无比，所有的字模都是特 地刻制的，每一字母的字体都有七八种变化之多，再加上在每一行字上下两 面所增加的装饰笔划，使得具有经验的印刷家见了这书，也不肯相信他是排 印而成的。但是，它确是全用铸成的活字排印的。一本完善无缺者现在要值 到五十镑。 好多年以前，我从苏斯拜公司买得一批羊皮纸的古抄本散页，有些是一 本书的一部分，但是大部分是单张的。其中有许多因为剪去第一个彩绘大写 字母，变得毫无价值，但是那些第一个字母没有装饰，或者根本没有的，就 仍旧很有用处，于是当我整理分类之后，我发觉我拥有近于二十种的古抄本 大部分，可以表示十五世纪的拉丁文、法文、荷兰文以及德文的十二种不同 书法。我将每一种个别装订，它们现在构成了一组很有趣的收藏品。 肖像收藏家，为了增加他们的宝藏，从古书上撕去第一面的扉画，这样 就摧残了许多本书，而一本书当它一经略有残缺之后，它就很快的趋向全书 毁灭。这就是为什么象耶地铿斯的《印刷的始源和长成》那样的书，一六六 四年出版者，现在会变得无处可购。耶地铿斯的这小册子当初出版时，书里 曾附有一页精美的扉画，系罗根所作，其中有查理二世的肖像，一旁侍立者 并有大主教舍尔顿，亚尔贝玛尔公爵，以及克拉朗敦伯爵。因了这些名人的 肖像非常少见（当然，皇帝的肖像不在其内），于是收藏家每逢市场上有那 地铿斯的小册子出现，就立即收购，将那幅扉画撕下来充实他们的收藏。正 是为了这样的缘故，你拿起一册古书拍卖目录，不时可以见到这样的说明， “缺扉页”，“缺插绘二页”，或者“缺最末一页”。 在古抄本之中，尤其是十五世纪的，不论是纸本或是羊皮本的，时常发 现书页的空白处被人裁去，有时从底下撕去，这破坏的情形令我惶惑不解了 好几年。现在我明白了，这是由于古时纸张不易获得，因此每逢要传递一个 重要的信息，而家中仆人的迟钝记忆力又不甚可靠时，于是那位先生或教士 便走入藏书楼中，因了无纸可用，便从书架上取下一本旧书，从它宽阔的空 白边缘上随手裁下一两条以供急需。 我很想将那些爱书狂者和护持过甚的藏书家也归入“敌人”之列，他们 这种人，为了无法将他们的宝藏带入另一个世界，便竭力在这个世界上阻碍 它的被人应用。要想取得允许进入那位著名日记作家撒弥尔?泼佩斯的古怪 藏书室，该是一件怎样困难的事。这批藏书在剑桥玛格大伦学院，锁在泼佩 斯自己设计的那同一式样的书橱中；但是除非有学院的两位同僚作伴，任何 人都不许单独入内，并且规定如果遗失了一本书，则全部藏书即移赠另一学 院。无论这两位同僚是怎样情愿的陪伴你，为了你一个人阅书要连带花费他 们二人的时间，这是任何人也不愿做的事，即使这两位同僚很有耐性陪伴你。 哈尔伦的泰勒里安博物院也有同样类似的限制，许多宝藏都被判处了终身监 禁。 几世纪以前，有一批宝贵的藏书捐赠给吉尔特福捐款设立的文法学校。 规定该校校长对于每一本书的安全要负全责，如果遗失，他要负责赔偿。有 人告诉我，有一位校长，为了竭力减轻他所负的责任，便采取了如下的野蛮 处置——当他一接任之后，他就将学校课室的地板全部掘起，小心的将全部 藏书都藏到地板架内，然后再将地板钉回原样。他丝毫不管有多少大小老鼠 会在这里做窝；迟早有一天他要负责检点每一册藏书。他认为除了这样积极 的监禁之外，没有更安全的办法。 密特赫尔的故汤麦斯?菲力浦爵士，乃是患有埋书狂的一个很好的例 证。他收购珍本书籍，全然为了要将它们埋藏。他的宅第中塞满了书；他收 购别人整座藏书楼的书，可是连所买的是什么，他也从不寓目。在他所购进 的书之中，有一册是用英文排印的第一本书，《特洛威历史汇编》，系威廉?卡 克斯顿为布根地公爵夫人所译印，她乃是我们爱德华四世的姊妹。这确是真 事，可是几乎令人难以置信，汤麦斯爵士竟不能找出这本书，虽然这本书确 是在他的藏书堆中。这也难怪，因为当他逝世时，二十年以前买来的书，还 搁在那里始终未曾开箱，而他对于箱里所藏为何物的惟一凭借，乃是拍卖行 的目录或书商的发货单而已。 火与书籍的灾难 火与书籍的灾难 可以损害书籍的自然力量很多：但是其中没有一种，它的摧毁力可以抵 得上火一半的。仅是将那些运用不同的方法被火神护为己有的无数的图书馆 和文献宝藏列一张名单，已经将书不胜书。偶然的火灾，疯狂的纵火狂行为， 法庭所宣告的火刑，甚至家庭中的炉灶，都不时减削着过去所遗下的宝藏， 同时也减削了过去所堆集的废物，以至直到今天，现存的过去的书籍恐怕千 分之一也不够了。不过，这样的毁坏，不能一致认为是一种损失；因为如果 不是这种“清洁的火”从我们之间移去山积的废物，仅是为了无法容纳这么 多的卷帐，我们也将被迫不得不采取强有力的毁灭措施。 在印刷术发明以前，书籍是相当稀少的！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在动力 印刷已经运用半世纪以后，要收集五十万册以上的图书，仍是一件怎样艰难 的工作，我们对于古代作家所描摹的古图书馆的丰富的收藏，不能不保持极 度的怀疑。 历史家吉本，对于其他许多事情不肯轻信，却毫不置疑的接受了关于这 部门的传说。不用说，古埃及王族托勒密氏累代相承的写本图书馆，因了日 积月累，当然成为那时空前未有的最丰富的收藏；同时也因了它们装帧的奢 侈和人所未知的内容的重要，驰名全世。这些图书馆有两座在亚历山大里亚 城，其中更大的一座是在布鲁讫姆区。这些书籍，正如古代那时的一切写本 一样，都是写在成张的羊皮上的，两端各有一根木轴，使得读者每次只要卷 开一点就可以。在纪元前四十八年凯撒大帝的亚历山大战争中，这较大的收 藏为火所毁，而在纪元六四○年，又为萨拉森人火烧一次。因此人类便蒙受 了一种浩大的损失；但是当我们读到被毁的图书有七十万卷或五十万卷之巨 时，我们便不由的感到，这样的数字一定是很大的夸张。同样的，关于几世 纪以后，迦太基战争中所焚去的五十万册以及其他类似的叙述，我们也同样 的不能置信。 关于最早的大量焚毁书籍的记录，其中有一件是由使徒路加所述。那 是，当使徒保罗说教之后，许多以弗所人，“平常行邪术的，也有许多把书 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他们算计书价，便知道共合五万块钱”（译者 注：见圣经新约《使徒行传》第十九章十九节。此处所引，是中国圣经公会 官话译文）当然，这些崇拜偶像的占卜炼丹书籍，鬼怪妖术书籍，由那些曾 经在精神上蒙受其损害的人们所焚烧，原是不错的；同时，即使它们逃过了 当时的火厄，它们之中也没有一本可以流传至今天，因为现存的那时代的稿 本一册也没有。 不过，当我们想到价值五万块古罗马银币的书籍——大略估计，折合时 值该是一万八千七百五十镑——突然变成了灰烬，老实说，我的心中无法不 感到相当的惋惜与不安。试想，这些书中该包含多少有关古代异端邪教的诙 奇的图象，如魔鬼崇拜、太阳崇拜、拜蛇，以及其他古代宗教形式；以及传 自古埃及、波斯、希腊的古天文化学学说；以及多么丰富的关于迷信的视察 以及我们今日所谓民俗学；对于语言研究者，这些书中所包含的资料又将是 怎样的丰富，而在今日，如果有一座图书馆能拥有其中的二三册，又将是如 何的可以博得盛名。 以弗所城的废墟，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这城市曾经是非常广阔而且拥有 华美的建筑。那是当时的自由城市之一，实行自治。他们关于神龛和神像的 贸易十分茂盛，曾经远及两地。这地方的魔术十分盛行，虽然经过初期基督 教徒的屡次改宗运动，他们那种书写着魔术咒语的小经卷，直到第四世纪仍 是一种重要的商业。这些文书都当作符箓之用，用来防御“凶眼毒视”，一 般又用作防备一切邪恶的辟邪物。他们都将这东西带在身边，因此当使徒保 罗的听众们，被他热烈的言词说服他们的迷信时，一定有整千的这东西从身 上解下来投入火中。 试想那情景，一座广场，邻近月神狄爱娜的大庙，四周环绕着精美的建 筑物。那说教的使徒，站在略为高出群众之上，以极大的精诚和说服力量宣 说废除迷信，将聚集起来的群众紧紧的把握着。在群众的外围有无数的火堆， 犹太人和非犹太人都将一束一束的经卷向火中抛去，一旁站着一位罗马殖民 地的长官和他的警察们，用着自古至今全世界警察们传统的木然态度监视着 这一切。这一定是一个很动人的景象，可惜皇家画院的墙上却选择了其他更 恶劣的题材。 在那远古时代的书籍，不论是正统派的或异教徒的，似乎都有一种朝不 保暮的危机。在异教徒每一次爆发新的检举风潮时，他们便将一切可能见到 的基督教文字加以焚毁，而当基督教徒占得上风时，他们也热烈的采用同样 手段对付异教文学，莫罕默德教徒所持的销毁书籍的理由是：“如果它们的 内容是可兰经所具有的，它们便是多余的；如果它们的内容有什么与可兰经 不合的，它们便是不道德的”，可变则变，似乎是一切蹂躏者的共同法则。 印刷术发明后，书籍传布区域的广大和迅速，使得要将任何一个作家的 著作全部加以毁灭成为一件更困难的工作。在另一方面，书籍虽日渐增加， 毁灭和生产也在同时并进，于是印本书籍不久也遭受同样的火刑，这在那时 期以前，仅是用来对付稿本的。 一九六九年，在克里莫那，仅是因了文学关系，一万二千册用希伯莱文 印的书籍被当作异端邪说，公开加以焚毁；红衣大主教塞米尼斯，占领格拉 那达之后，曾用同样方法对付五千册的可兰经。 英国在宗教改革时期，曾发生大规模毁灭书籍的事。 古董家贝尔曾在一五八七年这样说起那时僧院藏书楼所遭遇的可羞的 命运： “大部分购得那些僧院的人们，将那些藏书，有些用作厕所之用，有些 用来擦烛台，有些用来擦靴。他们有些卖给杂货商，有些卖给海外的书籍装 订家，并非少数的，有时是整船的被运到外国。但是这地方的大学校也不能 卸脱这种可憎恶的事实。我认识一位商人，我不拟在这里说出他的姓名，用 四十先令的代价买了两座可贵的藏书楼的藏书；这真是提起来都害羞的事。 他用这东西来喂的炉灶，已经继续了十年以上，而他存下的还可以支持更多 的时日。僧侣们任它们埋藏在灰尘中，头脑蠢笨的教士们不过问它们，它们 后来的主人又尽量的糟踏它们，而牟利的商人又将它们卖到国外去赚钱”。 （译者注：原文系十六世纪古文，这里仅译出其大意） 这真使人想象起来都吃惊，科克斯顿的奥维德的译文，以及 其他许多我们第一家印刷所印出的书籍（译者注：此处系指英国，科克斯顿 为英国十五世纪最早的出版家），我们现在一点都没有保存的，在当时不知 有多少曾用作烤饼之用。 一六六六年的伦敦大火，书籍被毁的数量也是庞大的，不仅私人住宅， 公家团体和教会藏书楼的无价宝藏都成了火灰，更有一大批存书，为了安全 起见，由出版登记处从 PAtERNOt ERRo 移存到圣彼得大教堂的，也烧成了 灰烬。 谈到时代稍近的事，我们对于科敦藏书楼之得以保全，该表示如何的感 激。一七三一年，威斯敏司特的亚希贝姆罕大厦的火灾消息，曾经使得文艺 界感到极大的恐慌，因为科敦的古写本那时正贮藏在那里。费了极大的辛苦， 火势终于被控制了，但是有许多古写本已经被毁，更有不少也受了损害。将 这种焦灼得几乎不能辨认的东西加以整理复原，是曾经用了不少心机的；它 们先要一页一页的揭开，浸在一种化学液体中，然后夹在透明的纸页中压平。 有一堆烧焦的书页，毫未经过任何整理手续的，看来简直象一只庞大的黄蜂 巢，现在正陈列在英国博物院的古写本室任人参观，表示其他若干稿本所遭 遇的类似的情形。 一百多年以前，群众在白金汉的骚动事件中，焚毁了普列斯莱博士宝贵 的藏书，后来又在戈登的骚动事件中焚毁了曼斯菲尔爵士文艺的及其他的收 藏，这位著名的老法官，他正是第一个敢于大胆的决定，凡是踏上英国土地 的奴隶，从此即可享受自由解放的人。曼斯菲尔爵士藏书的损失，曾引起诗 人科勃写过两首短短的不很高明的诗。诗人先哀悼这些可贵的印本书籍的被 毁灭，然后便提及爵士的原稿及其他当代文献的被焚，对于历史是一种无可 挽回的损失： “卷帙凌乱，被焚被毁， 这损失虽是他个人的； 但是在今后未来的岁月中 人们也将哀悼他自己的损失。” 第二首诗则以如下不很高明的句子开始： “当机智与天才在烈焰中 遭逢了他们的灾难， 他们不啻将罗马的命运告诉我们 叫我们也提防这个。” 普列斯莱博士的更好更丰富的藏书，却不曾受这位正统派诗人的注意， 也不曾引起他的哀悼，他也许因了这藏书的主人是一位一神派的教士，对于 这一批异教书籍的被毁，私衷或许感到一种宽慰的满足呢。 斯特拉兹堡的壮丽的藏书楼，于一八七○年为德国军队的炮火所焚毁。 于是，随同其他若干难再得的文献，哥顿堡和他的合作者诉讼案的纪录文献 也从此永远丧失了，而这文献正是可以证明哥顿堡是否是印刷术发明人的唯 一可靠的依据。那火焰从高墙之间冒出，咆哮得比一座通红的熔铁炉更大。 战神和死神的祭坛上，很少有人呈献这样一笔精致的牺牲品的；因为在战争 中的嘈杂中，在那吃人的大炮的怒吼中，有史第一次的印本圣经以及其他许 多无价的古本，被烧得飞扬天空，它们的灰烬在灼热的空气中随风飘荡，飘 到好多里以外，给惊异的居民第一次带来了他们首都被毁的消息。 当俄佛尔的藏书，由威灵顿街著名的拍卖商沙斯拜?威铿逊公司经手拍 卖时，已经拍卖了三天之后，邻近的房屋突然失慎，火灾延及拍卖陈列室， 于是陈列中的孤本彭杨诗集以及其他珍本书都立刻一扫而空。我被允许在第 二天去参观那灾场，我借了梯子爬上去，匍匐进入那还有多少楼板残留着的 陈列室。那依然陈列在书架上的烧焦了的成列的书籍，真是一种可怕的景象； 使人看来觉得奇怪的是，火焰烧去了书脊以后，似乎又绕到架后，再将矗立 在架上的书籍的前边加以攻击，结果使得大部分剩下的都是一块完整的椭圆 形的白纸和清晰的字迹，而周围则是一团糟的黑炭。这种残余物后来用很低 的价钱一笔就卖去了，而那购买者，费了很久的整理、补缀和装订工作以后， 大约获得一千册书籍，在第二年交给勃狄克?辛浦森公司去拍卖。 同样的，藏在奥古斯丁托钵僧派的荷兰教堂的走廊上的那些古藏书，当 一八六二年的火灾焚毁了这教堂时，这些古籍也几乎被毁，虽然幸免于难， 可是已经损害得很惨。不久以前，我曾在那儿花费了几小时的时间，搜寻英 国十五世纪古籍，我将永远忘记不掉我离开时的那满身灰尘的情形。没有任 何人去照顾，这些书放在那儿，几十年都没有人去摸它——潮湿的尘埃，堆 在上面已经有半寸多厚，接着就来了火灾，当屋顶烈焰飞腾的时候，滚热的 水流，就象洪水一样从上面泻下来。可怪的是，经过这样的情形，它们居然 还不曾完成一堆泥潭。一切过去之后，这全部的藏书，因了在立法上不能拆 散分送，于是便长期永远借给伦敦市政会。又焦又湿，这一堆火后烬余物来 到那大无畏的图书馆专家阿伐拉尔先生手里。在一间租得来的顶楼里，他将 这些书籍象衣服一样的挂在绳索上晾干。于是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这种斑 驳的曲扭的书本，有时是没有封面的，有时是仅有一张单页，被小心的料理 烘干。洗涤、补缀、夹压、装订，产生了奇迹，于是今天来到市政所藏书楼 那吸引人的小厅时，见到那成列的书写漂亮的书脊时，决不会想到在不久以 前，本市的这一批最特殊的藏书，它们所处的状态，使你觉得花五镑钱去整 批买下来也不值得。 水与书籍的灾难 水与书籍的灾难 除了火之外，我们便要将两种形态的水，流质的与蒸发的，列为书的最 大的毁灭者了。整千整万的卷帙，曾经实际上沉溺在海里，连同照管它们的 那些水手，不再为人所知道。狄斯拉里曾提起，一七○○年左右，有一位胡 特先生，是荷兰密特堡格的有钱的绅士，曾经化装为中国官员，在中国纵横 旅行了二十年。每到一处，他便搜集书籍，后来，他的丰富的文艺宝藏终于 装船准备运往欧洲了，可是，这是他的祖国无可挽回的损失，这些东西从来 不曾抵达它的目的地，因为这艘船在风暴中沉没了。 一七八五年，著名的麦菲?比内里氏去世了，他的藏书是举世闻名的。 这是经过比内里氏家族累世搜罗而成的，包括大批的希腊、拉丁以及意大利 著作，许多都是初版珍本，有美丽的描金装饰，以及许多从十一世纪至十六 世纪的手稿。全部藏书由遗嘱执行人卖给了巴尔玛尔的书籍商爱德华先生， 他将这些书分装了三大船，准备由威尼斯运往伦敦。在地中海为海盗所追， 其中一艘被掠了，强盗怨恨船上不再有其他任何珍宝。便将所有的书都抛入 海中。其余两艘幸而脱险，能够安全的卸了它们的货物，后来在一八八九年 至九○年，这些曾经濒于毁灭的书，在康都特街的大拍卖室拍卖，卖了九千 镑以上。 这些强盗，比起莫罕默德二世起来，就值得原谅多了。他于十五世纪攻 占君士但丁堡之后，除将这圣城任由他部下放纵的兵士掳掠外，又下令将所 有各教堂的藏书，以及君士但丁大帝的伟大藏书楼所藏的稿本十二万卷，全 部抛入海中。 在雨水的形式下，水时常要造成无可补救的损害。幸亏直接的水湿很少 在藏书楼发生，但是如果不幸发生了，那损害就非常厉害，而且如果时日长 久，纸张的质料抵不住这有害的侵袭，逐渐糜烂，终于一切纤维都消失了， 纸张变成了一堆枯白的朽块，一触之下便碎成粉末。 目前英国的一些古藏书楼，很少再象三十年前那样荒废无人照料了。那 时，我们许多学校和教堂藏书楼的情形，简直令人心寒。我可以举出许多例 子，尤其其中之一，有一扇窗扉破裂了许久，始终无人过问，以至长春藤攀 了进来，缠绕在一列书上，而这些书每一册都是在价值几百镑以上的。到了 雨天，雨水便象经过水管的引导一样，从这些书的顶上，浸湿全部。 在另一处较少的藏书中，雨水从天窗直接漏到书架上，不断的淋湿着书 架顶层，这上面有卡克斯顿和其他英国古版书，其中的一册，虽然烂湿了， 后来获得慈善委员会的许可仍卖得了二百镑。 德国，这欧洲印刷术的诞生地，似乎也任随这类损害发生而不加防止， 如果下面发表在《学院》（一八七九年）这刊物上的这封信，内容可靠的话…… “在过去相当的期间内，瓦芬布台尔的藏书楼的情形，是最令人难堪 的。建筑物的不安全的程度，到了一部份墙壁和屋顶已经坍毁的程度，其中 所藏的书籍和原稿，有许多已经暴露在潮湿和霉烂中。已经有呼吁书发出， 要求不要为了经费缺乏的问题，任随这宝贵的收藏归于毁灭，又指出因了瓦 芬布台尔目前已不是知识中心，应该将这收藏移到布鲁斯魏克去。不该为了 虚伪的感情问题，为了纪念这藏书楼的创立者莱辛，妨碍这计划的实现。莱 辛本人就会是第一个主张首先要顾及这藏书楼本身和它的功能的人。” 瓦芬布台尔的藏书是名贵非凡的，我只希望这以上的报道是夸张的。如 果只是为了缺乏一点小钱去修理屋顶而使这收藏受损，这将是这国家的永久 的耻辱。德国有那么多的真正爱书家，会酿成这类的一种罪行，几乎是令人 不肯置信的。（原注：此文作于一八七九年，后来已经另建了一座新建筑。） 在水蒸气形式的水，是书的大敌之一，那潮湿同时侵袭着书的外面和内 面。在外面，它促成生长一种白霉或白菌，蔓生在书页的边缘，以及书脊装 订的合缝处。这虽然很容易抹去，但是在那白霉发生的地方，会始终留下一 块显明的痕迹。在显微镜观察之下，你可以发现每一块白斑都是一座雏形的 森林，那些可爱的小树，都长着美丽的白色树叶，树根都深入书皮，摧毁了 它的纤维。 在书里面，潮湿又能滋长那种丑恶的黄斑，这时常损坏了插图和精印的 书籍。这种黄斑，尤其喜欢侵袭十九世纪初叶印行的书籍，那时制纸商刚刚 发现了破布漂白的方法，能制出洁白的纸张。这种纸张，因了漂白关系，它 本身已经蕴藏着一些腐烂的种子，一旦暴露在潮湿之下，立刻就发生变化有 了黄斑。狄布丁博士的有关目录学的著作大部分都受到这样的损害；虽然他 的目录并不正确，但是印刷插图那么美丽而且充满了逸话和琐闻，所以见到 他的这些超越的作品充满了黄斑，实在使人心酸。 在一座全然干燥温暖的藏书楼中，这些斑点也许不致继续发展，但是许 多公家的或私人的藏书楼，都不是每天有人应用，因此便时常受到一种误解 的损害，以为只要大气保持干燥，严霜和长期的酷寒对于藏书并无损害。而 事实上却是，藏书绝不应使其真正的长期受冷，因为一旦溶雪天气来到，气 候转成和暖，那种充满潮湿的空气，便会钻入最隐僻的处所，侵入书与书， 甚至书页与书页之间，而在它们寒冷面上留下潮湿。最好的预防方法，是该 在严霜天气下保持藏书楼气候的温暖。那种在严寒之后的突然加热是无用 的。 我们最坏的敌人有时会是我们真正的朋友，因此最好使藏书楼免于潮湿 的方法，乃是使我们的敌人化为热水，在楼板下装设水管通达全楼。目前， 从屋外烧热这些水管的设备既如此简而易举，消费又相当低微，而它能直接 排除潮湿的收获又如此可靠，因此只要不十分困难可以办成这件事，我以为 总是值得办的。 同时，任何取暖的设备，不宜越出有格壁炉之外，因为它所供给的流动 的温度，对于书有益，对于人也有益。煤火是有许多该反对的理由的。它既 危险，又污秽又多灰尘。从另一方面说，一座石棉的火炉，它的火块是排列 得疏密适宜的，可以供给一座普通火炉所具有的温暖，但是却免除了它们所 有的任何缺点，而对于一个不喜欢依赖仆人的人，可以深信即使自己拥书而 睡如何沉熟，他的炉火也不致熄灭，一具石棉火炉实在是太有用了。 这也是一种错误的幻想，以为将装帧最好的书放在有玻璃门的书橱内， 就可以获得保障了。潮湿的空气一定能透进去的，而橱内没有通气的地方， 恰恰帮助了霉菌的滋长，这些书所遭受的损害会比放在敞开的书架上更坏。 即使为了书籍安全，也应该排除玻璃，以装饰的钢制网格来替代。正如那些 古老的烹饪书籍的作者，在有些特别的食谱上加以个人亲身实验的证据那 样，我也要说，这方法是“业已试验有效”（prob-atum est）。 尘埃与荒废 书上有了尘埃便是荒废的表示，而荒废便是或多或少的缓慢的毁败。 书顶上烙制适当的金边，对于尘埃的损害是一个很大的防止设备，而任随书边毛乱不加防护，一定会产生斑点和污秽的边缘。 在旧时，常很少人拥有私人藏书的时候，学院或公家的藏书楼对于学子的功用是很大的。那时的藏书楼管理员的职务决非清闲，而尘埃也很少有机会能在书上找到休息的地方。十九世纪以及动力印刷术促成了一个新的时代。渐渐的，无人照顾的古藏书楼落伍了，结果便堕入荒废。不再有新书加入。而那些无用的旧书便弃置一旁，无人照料，无人光顾。我曾见过许多藏书楼，它们的大门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的关闭着；你在那里面可以嗅到纸张霉烂的气息，每拿动一册书就不免要打喷嚏；其中有许多旧箱筐，充满了古文献，都被当作蠹鱼的贮藏室，连一个秋季大扫除减低它们繁殖的措置都没有。有时，我指三十年以前的情形，这些古藏书楼被利用作最不堪的用途，如果我们的祖先能预知它们这样的命运，真要惊震得不知所措。 我清晰的记得，许多年以前，一个明朗的秋天清晨，为了寻找科克斯顿的古版，我走进我们某著名大学的某一个富有的学院的内庭。周围的建筑物，在灰黯的色调和阴暗的角落下显得十分可爱。它们都具有高贵的历史，而它们饱学的子孙都是承受得起这种光荣传统的承继者。太阳温暖的照着，大部分的室门都敞开着。有的传出一阵板烟的气息；有的传出嗡嗡的谈话声；有的又传出钢琴的节奏。有一对高年级的学生在阴蔽处散步，手挽着手，身穿敝袍，头戴破帽mdash;mdash;这就要毕业的可骄傲的标帜。灰色的石墙上布满了长春藤，仅露着那刻有古拉丁铭文的日规，纪录着太阳的影子。一面是教堂，这仅从它的窗户的形式上才可以分辨出，似乎在监视这学府的德行，恰如它对面的膳堂，从里面走出了一个白围裙的厨师，正在留意它的世俗的兴盛。当你踏着那平坦的石板路时，你便走过一些舒适的房间，窗上挂着丝织的窗帘，椅上蒙着椅套，银制的饼干箱和高脚的玻璃酒器调节着这艰苦的攻读。你可以见到在金色的书架或桌上有金脊的书籍，而当你将目光从这奢华的室内转注到修剪平坦的庭院草地时，那古典的喷泉上面也洒着太阳的金光，你的心目中便会感到这一切都分明表示是ldquo;奢华与渊博的结合rdquo;。 我心想，除了这地方不会再有别的地方了，古文学必然正受着非常的重视和爱护；因此，带着那一种和周围一切调和的愉快的气氛，我询问藏书管理人住在什么地方。似乎没有一个人能确知他的姓名是什么，或是担任这职衔的究竟是谁。他这职务，是又高贵又清闲的，似乎照例仅由低年级生去担任。谁也不希罕这职位，因此那办公室的钥匙和锁的见面机会也就很少。终于我终获得成功了，有礼貌的可是却哑默的，为那藏书管理人所领导，走向他那尘埃和沉默的王国去。 旧时捐款人黯黑的画像，从他们古老灰尘的画框中，用朦胧的眼光惊异的注视着我们走过，显然在诧异我们究竟预备做些什么；霉烂的书味mdash;mdash;这种笼罩在某些藏书楼的特殊气味mdash;mdash;充满在空气中，地板上满是尘埃，使得阳光在我们经过时飞舞着尘屑；书架上也是灰尘，楼中的书案也堆满了厚厚的灰尘，穹形长窗下的古老的皮面书桌，以及两旁的圈椅，都是十分灰尘。 经我询问之下，我的引导者认为什么地方曾经有过一本手抄的这藏书楼的目录，不过，他又认为，从那上面不容易找出什么书，而且目前更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去找这本目录。这藏书楼，他说，现在的用处很少，因为研究员都自己有书，且又很少会需要十七世纪十八世纪的版本，而且这藏书楼很久就不曾添置新书了。 我们走下儿步，又进入一间藏书的内室，在那里，地上正堆弃着整叠的大版古书。在一张古老的乌木桌下，有两只长长的雕花的橡木箱。我揭开一只的箱盖，上面有一件曾经是白色的法衣，铺满灰尘，下面是一堆小册子mdash;mdash;未曾装订的共和政治时代的四开小册子mdash;mdash;全然是书鱼与霉烂的巢穴。一切都荒废了。这间藏书室的外门，这时正敞开着，几乎与院庭成了平行。外套、裤子、皮靴，都放在乌木桌上，这时正有一个校役站在门内刷着这些东西。如果是雨天，他便完全在藏书室内干这件工作mdash;mdash;他全然不知道自己这种行为的不妥，正如我的那位领导员一般。 所幸者，现在的情形已经改变了，现在的学院已经不再存有这类荒废的笑话，让我们希望，在尊崇古学的观念又复兴了的今天，不再有什么学院的藏书楼有这同样的惨状。 不过，并非英国人独有这类过错，对于他们的版本宝藏有这种毫无怜惜的待遇。下文是自巴黎新出版的一册有趣的书里翻译出来的，（戴罗米著，ldquo;书的浪费rdquo;，一八七九年出版）表示即使在当前，在法兰西的文艺活动中心，书籍在遭逢着怎样的命运。 戴罗米先生说： ldquo;现在让我们走进外省有些大城镇的公共藏书楼看看。它们的内部都有一种可悲的模样；尘埃和凌乱将那里当作了家。它们都有一位管理员，可是他的待遇只不过是一个看门人，他仅每星期一次去看看委托他照顾的书籍情形；它们的情形都不好，成堆的堆叠在角落里，因了没有照应，不曾装订，正在霉烂中。就在目前，巴黎有不少公立图书馆每年要收到几千册书籍，可是因了不曾装订，在五十年左右便会消失不见；有许多珍本书，是无法再得第二本的，因了缺乏注意，都烂成碎片；这就是说，因了弃置不加装订，成了尘埃和蠹鱼的牺牲，一触手就要碎成粉碎。rdquo; 所有的历史都显示这样的荒废并非仅属于某一特殊时代或某一国家的。我自爱德蒙?魏尔兑的《法国书史》（一八五一年出版）中引述下列的故事： ldquo;诗人鲍迦邱，在阿布里亚旅行的时候，渴望去观光那有名的嘉辛修道院，尤其想看看它的藏书楼，因为他闻名已久了。他向一位容貌引起他注意的僧人问讯，极有礼貌的，请他带去参观藏书楼。lsquo;你自己去看罢rsquo;，那僧人说，粗鲁的，指着一座古老的石阶，已经因年代湮久而残破了。鲍迦邱因了对于当前的版本学上的盛筵的憧憬，极愉悦的赶快跨上那石级。他不久就走进了室内，并不见有锁甚或门来保护这宝藏。试想他的惊愕情形，窗上生长的野草竟遮黑了室内，所有的书本和座位都积有一寸多厚的灰尘。在极度惊异之下，他拿起一本又一本的书。全是极古的手抄稿本，可是全都残破得很可怕。有些整辑部给人粗暴的撕去了，有许多羊皮纸空白的边缘也给人割了去。一句话糟踏得极为彻底。 ldquo;因了眼见这么多的伟人的智慧和著作，竟落在这样不称职的保管者的手里，鲍迦邱感到心酸，噙着眼泪走下石阶。在僧僚内，他遇见另一个僧人，问起这些古稿本怎样被糟踏成这样的？lsquo;哎rsquo;，他回答，lsquo;你该明白，我们不得不设法赚点小钱贴补我们的零用，因此我们只得将那些古稿本的空白边缘截下，写成许多小本经卷和祈祷书，卖给有些妇女和儿童。rsquo;rdquo; 作为上述故事的附录，伯明翰的替明斯先生告诉我，嘉辛修道院藏书楼的现状，已经比鲍迦邱的时代好得多了，那值得敬重的主持，非常宝贵他的这些名贵的古稿本，很高兴捧出来给人看。 这大约是许多读者很乐意知道的，目前在这僧院的一间广厦中正有一所完备的印刷所，包括石印和排印，正在积极活动，那绝妙的但丁原稿已经重印出来了，其他影印本也正在进行中。 爱书狂的病征 汤麦斯middot;弗洛奈尔middot;狄布丁 一八○九年，汤麦斯middot;弗洛奈尔middot;狄布丁氏，曾在伦敦出版过一册关于爱书狂的小书，以轻松幽默的笔调，谈论这ldquo;毛病rdquo;的征候和治疗方法。这书目前已不易得，兹从威廉middot;塔尔格氏选辑的《爱书家的游乐轮》中选译若干节于下。 机智的佩格纳氏，在他的《目录学辞典》第一卷第五十一页，曾将爱书狂诠释为ldquo;一种占有书籍的狂热；欲从其中获得教训的程度，还不如玩赏它们满足自己的眼福。染上这癖病的人，他们仅知道书的书名和出版年月，并且不是为它的内容而是为它的外表所吸引rdquo;。这定义，也许过于广泛和含糊，对于这癖病的理解和预防恐不能有多大益处。是以，让我们更确定更明白的将它来描摹一下吧。 这ldquo;毛病rdquo;常见的征候有对于下列各项的狂热：一，精印本；二，未裁本；三，插绘本；四，孤本；五，皮纸精印本；六，初版本；七，特殊版本；八，黑体字本。 我们且更详细的将这些病征描摹一下。 一：精印本，有一些书，除了寻常版本外，另有若干套或限定的部数，在油墨及印刷方面都特别精致，开本较大，而且纸质较好。这种书的价值将随它们的美观程度以及是否稀觏而定。 在目前，爱书狂的这一病征已经很普遍而且猛烈，而且还有蔓延更广的趋势。就是现代出版物也逃不脱它的可怕的影响；当书贾密勒先生告诉我，精印本的《瓦论地亚旅行记》的预约是如何的热烈；伊文斯又向我揭露，他的新版《褒勒特的自身时代史》每一部都已脱手时。我真忍不住仰眼向天，高举双手，借以哀怜爱书狂这一病征的流行！ 二：未裁本，爱书狂的一切病征之中，这可说是最古怪的一种。这可以诠释为一种狂热，要求获得边缘从不曾为装订者的工具所裁剪过的书籍。我环顾我自己群书罗列的书架，我止不住感到这种错乱的病征已蔓延到我自己的门口；但是当我想到只是有一些有关版本学的著作，留下了书边未裁剪，全然不过为了取悦于我的朋友们（因了一个人必须有时研究一下他们的趣味和胃口，正如研究自己的一般）我深信我自己的这征候还不至产生什么十分严重的后果。至于这种未裁过的书本，虽然有其不便利和残缺之处（试想，一本未裁开过的字典！）而且一个有理性的人所要求者必然是一本装订完善的书，但是因了既有这一种要搜集它们的古怪狂热存在，我敢说，如果有一部未裁的初版莎士比亚或是未裁的初版荷马出现，一定能带来一笔好收入！ 三：插绘本，对于附有无数的版画作插绘或装饰，表现书中所提及的人物或环境的那种书的狂热，乃是爱书狂的一种非常普遍和猛烈的病征。这是在最近半世纪特别流行起来的。这病征的起源或第一次的出现，有些人曾追溯到格朗吉尔的《英国传记史》的出版；但是若是有人读一下这本书的序言，他将发觉格朗吉尔曾经使他自己躲在艾费林、阿希摩尔及其他等等的权威荫庇之下：对于发生搜集版画这狂热的产生，认为不应由他个人单独负责。不过，格朗吉尔乃是第一位以第一篇论文的形式将这狂热加以介绍的人，而且这论文的发表时间又显然十分ldquo;不吉rdquo;mdash;mdash;虽然这位作者本人可说并无ldquo;预谋rdquo;之罪。他的这部英国历史似乎吹起了对于古版书的一种广泛的搜索和屠杀的号角：许多可尊敬的哲学家和息影已久的英雄们，他们既已无惊无扰的安息在纪录他们嘉言懿行的那些豪华巨帙之中，立刻就被从他们安谧的寓所中拖曳出来，与那些纨袴的现代版画并列一起，排在一部插绘本的格朗吉尔中！ 疯狂的程度不止于此。插绘成了一时的流行！莎士比亚和克拉郎顿成了它的第二攻击目标。从这里，它再斜出侧击其他的各方面，装饰其他次要一些的东西；而这种狂热，即爱书狂的这一病征，尚继续亢奋不衰。不过，如果公正的论断，在一切病征之中，这一种可说是为恶最少的一种。能拥有一辑制作精好的某有名人物的画像，包括他的一生各个时代，从含苞的幼年以至恬澹的老年，确是堪以赏心悦目；但是如要搜集所有的画像，不论其优劣好恶，便表示这病征已经危险惊人，到了几乎不可救药的地步！ 还有另一方式的插绘本，也是属于爱书狂这一种病征范围的；它乃是从各种不同的作品中（用剪刀或是采用誊写的方式），将有关这人物或这一课题的每一章每一节收集到一起。这是对于自己心爱作家的一种有趣的和有用的诠释方式；这样的作品，如果出于熟练精巧之手，是值得收藏到公共文库中的。我对于用这方式诠释的诗人蔡特顿集几乎想予以嘲弄，直到我目睹了哈斯里乌德氏的一部，共有二十一卷，竟吸引我坐在椅子上不能起身了！ 四：孤本，对于一本具有任何一种特点的书的爱好，如前述的两种方式的插绘本，或是这本书在开本、美观或其他情形方面有值得注意之点mdash;mdash;都是爱好孤本的显示，这毫无疑问也是爱书狂最流行的病征之一。是以让我在这里提醒每一个清醒谨慎的藏书家，切不要为ldquo;稀觏罕见rdquo;这类名词所诱惑；这类名词，用斜体字很仔细的注明在书贾的目录中的，很容易令人不在意走入了歧途。 五：皮纸精印本，对于这样精印本的欲望，也是爱书狂的一种很强烈而普遍的病征；不过因了近代印本很少是这样的，藏书家便不得不仰求于三百年以前，亚尔都德、费拉耳特以及琼代伊等等所印刷出版的这种版本了。 虽然巴黎国立图书馆，以及在土鲁斯的马卡第伯爵藏书楼，据说收藏最多以羊皮纸精印的书籍，但是那些有眼福曾经见过英国皇家藏书楼，玛波洛公爵、斯班寨伯爵、琼斯先生，以及业已去世的克雷讫洛特先生（现藏大英博物院中）请人所藏的这种书籍时，他们便无须一定要跋涉到欧洲大陆始能目验它们那种异常的精美和富丽了。爱德华先生所藏的用羊皮纸印的初版《利末记》孤本（他一定能原谅这形容字），它本身就抵得上一座藏书楼，以及新近发现的乌尔德用羊皮纸印的《朱丽亚拉middot;巴尼斯之书》的再版本，全书没有丝毫缺点，已经可以确实表示在我们的祖父时代，这种爱书狂的病征已经流行；因此这就未必如有些人所断定，这是最近半世纪始出现的事了。 六：初版本，从安赛隆到亚斯寇的时代，就已经显示出有一种极强烈的欲望，要购求一本书的原版或初版，因为原版和初版大都是由作者亲自监督印刷和校正的；并且，恰如版画的初印本一般，也被认为更有价值。任何人凡是具有搜集这种版本的狂热者，毫无问题可说是具有爱书狂的这种病征： 但是这种病症并不是不可医治的，并且也不值得给予严厉的处理和非难。所有的版本学家都看重这种版本的重要，为了它们可以同以后的版本对勘，并且时常可以查核出后来的编辑者所显示的疏忽。初版本的莎士比亚曾被人认为那么重要，于是一部影印的复制本的出版居然获得了成功。关于希腊拉丁古典作品方面，一部初版本的获得，对于那些要出版定本古典作品的编辑家乃是第一重要的事。我相信，韦克费特氏曾始终认为是一件憾事，他不曾及早见到鲁克利地奥斯的初版本。当他着手编辑时，这部初版本还不曾收入斯班赛伯爵的藏书楼中mdash;mdash;这一座一切精美稀觏的古典文艺作品的宝库！ 不过，不应忘记的是，如果初版本在有些方面非常重要，但是有许多时候都是多余的，对于一位藏书家的书架乃是一种累赘；因为由于后继编辑家的努力，已经纠正他们的错误，并且由于所增加的资料，使得它们已失掉再予以参考的必要。 七：特殊版本，有时，某一部书的若干本，因了其中的错误，被剔除放在一边。虽然这些错误并无任何足供推荐的意义或美丽（其实都是缺点而已！），但是这样的一种版本却为某一些藏书家所热烈的搜寻着！这种特殊的追求也许可以列为另一种病征，爱书狂的病征之七。 八：黑体字本，爱书狂的一切病征之中，这一病征在目前乃是最有力最流行的一种。是否由舍尔荷姆氏的好事（他是一位关于珍本和古本书的著名作家），这病征始由荷兰传入英国，实值得精密的考虑。不过，无论它的来源如何，有一件事已是确定的，即黑体字的印本，目前正以前一世纪的藏书家所未曾有过的热忱被人搜求着。如果威斯特、拉克里夫middot;法玛尔与勃朗等人的精灵。从那ldquo;从无旅行者回来过的地方rdquo;能够彼此互相交谈，前三人对于后一位所说的他的藏书之中的某一些书的价值，将要感到怎样的吃惊！但是爱书狂的这种特征，并非不能医治，而且也并非完全没有好处的。 在适当的变换之下，它对于推动英国文学，已经履行了若干重要的服务。它激起了对于法玛尔和斯蒂芬斯的研究，并且能够使得他们在所钟爱的莎士比亚额上缠了许多美丽的花枝。 总之，虽是爱书狂的一种很强烈和普遍的病征，但是如果小心谨慎处理，还不致产生有害的结果。不过，如果以不择好恶的贪婪的胃口，吞食任何以黑体字印刷的东西，那就使得患者纵不致死亡，也要染上了无可救药的病征！ 有名的藏书家 欧文middot;布洛温 《有名的藏书家》是一篇短文，原作者欧文middot;布洛温的身世不详，兹从威廉middot;塔尔格所选辑的《爱书家的游乐轮》中译出。布尔温在这里所说的有名藏书家，并非以藏书著名的藏书家，而是那些具有藏书癖的名人，从希腊罗马的皇帝，哲人，作家，以至贵妇人。 <hr /> 搜集书籍的狂热并非一种近代的病征，而是可能自有书籍可聚以来即已存在的，并且曾经传染了历史上许多最智慧最有权势的人物。希腊诗人欧立比地曾经被亚理斯多芬在《群娃》中嘲笑他的藏书癖。罗马帝王之中，戈尔地安，这位在第三世纪兴起的人物（也许非未兴起吧，因为他即位三十六天之后就被杀了），吉本氏曾说道，ldquo;二十二名姬妾与六万卷的藏书，显示了他的癖好的多方面）。这种好内癖与文艺趣味的结合，似乎又寄托在稍后时期的另一位帝王身上mdash;mdash;亨利第八mdash;mdash;他在三年之间，为了购置珠宝花费了一万零八百镑，可是在同一时期购买书籍和装订费用却仅有一百镑，这两笔支出相差如此的原因，据解释，乃是由于他的藏书楼的收藏大都拜掠夺僧院之赐。亨利曾经用羊皮纸将他反对路德的著作印了几部。 罗马的西赛禄，在他的吐斯寇伦别墅中拥有一座优秀的藏书楼，尤其富于希腊著作，曾经这么描摹他的心爱收藏道：ldquo;增加青年智慧的书，取悦老年的书，装饰兴旺，在苦难不幸之中荫庇安慰我们的书，将享受带到家中，出外又与我们作伴的书，同我们消磨夜晚，同我们旅行，又同我们一起到乡下的书。rdquo; 诗人佩特拉克，他搜集书籍，不仅为了满足自己的爱好，而是心想成为威尼斯的一座永远图书馆创立人，将他的藏书捐给了圣玛可教堂，可是大部分因了保存疏忽损失了，仅有一小部分幸存。 的作者鲍迦邱，预料到自己的早死，曾将他的藏书托付给他亲爱的友人比特拉克，要他依据自己的条件，保障藏书的完整，这诗人曾允应如果他比鲍迦邱后死，他一定照顾这收藏；但是鲍迦邱却比比特拉克更长命，于是他便将他的藏书遗命捐给佛罗伦梭的奥古斯丁教派僧院，这些藏书的一部分至今仍可以给游客在劳伦地里藏书楼见到。根据鲍迦邱自己对于他的藏书的叙述，我们必须相信他的藏书对于僧院的藏书楼必定非常不适合，而好心的僧人也许早已将它们大部分付之裁判异教徒的火刑，恰如《吉诃德传》中那些游侠的故事集所遭遇的一般。也许这些玩世的小说家蓄意将他的赠与当作一种暗中的讽刺。 旧日曾经容纳散文家蒙田藏书的那间房间的墙壁，至今仍展览给巡礼者的，木梁和椽住上由这位怪癖的可爱的小品文家用烙铁烙满了铭句。 《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的著者施谷德，以整套精致的胄甲装饰他华丽的藏书楼，又充益以妖怪学与巫术著作。酷爱讽刺的《格里佛游记》的著者史惠夫特，则有诠注他的书籍的习惯，喜欢在扉页写下他对于著者评价的概略的意见，无论他所有的是一些什么书，他似乎没有莎士比亚，在史惠夫特十九卷的著作中也找不出任何提及他的地方。 军人对于书籍似乎总有一种热情。且不说凯撒大帝的文学修词趣味，那位ldquo;古今第一人rdquo;的菲特烈大帝，在桑苏讫、波茨坦、柏林，都有藏书楼，他将藏书按照类别排列，不论开本大小。过厚的书，他拆开来分订成数册，以便翻阅便利，他特别钟爱的法国作家作品，有时要依据他的口味重印成细字本。 法国的孔地将军从他父亲手上承袭得一座有价值的藏书楼，他非常爱惜并加以扩充。英国的马尔巴罗将军有二十五部羊皮纸情印的书，都是一四九六年以前的珍本。 骁勇善战的拿破仑麾下大将军朱诺将军，有一批羊皮纸本的藏书，在伦敦卖了一千四百镑。而他的伟大的主子，虽然一面忙着要征服欧洲，一面不仅未忘记从他自己的永久藏书，以及出征时随时携带的书籍之中获得慰藉。 他更计划，并且业已开始实行印行一套行军用的丛书，都是十二开小本，废除书边空白，极薄的封面，一共要有三千册左右，他计划雇用一百二十名排字工人，二十五名编辑，以六年时间完成，费用大约要十六万三千镑。圣海伦拉岛的放逐摧毁了这计划。说来真古怪，拿破仑竭力诋毁伏尔德，恰如菲特烈大帝那么诚心崇拜他一般，但是却使费尔丁和拉middot;萨基侪于他的旅行伴侣之列。而他的爱书癖，却可以从他给他藏书管理人的指示上看得出： ldquo;我要精致的版本和美丽的装订，我的财富已经足够应付这要求rdquo;。 唯一使得人们对于他的文学趣味的正确性予以信赖的事，乃是他对于爱尔兰三世纪古传说诗人奥塞安的爱好。 朱理安middot;凯撒也选集了一套四十四册袖珍本的旅途藏书，收藏在一只皮面的橡木小箱内，十六寸长，十一寸阔，三寸高。各书用白犊皮装订，包括拉丁文和希腊文的历史、哲学、神学著作和诗歌。这批藏书的收藏者是英国的朱理安middot;凯撒爵士，现在这一批精致无两的收藏已在伦敦大英博物院中。 各书都是印于一五九一年至一六一六年之间的。 十八世纪英国桂冠诗人萨克搜集了一万四千册藏书，诚如他自己所说，这是直到他那时为止，任何一个以笔耕为生的人所能搜集的最有价值的一批藏书。 时间限制我不能谈论伊拉斯默斯、特middot;梭middot;格洛地奥斯、歌德，以及鲍特莱；还有汉斯middot;史罗姆，他的五万卷的私人藏书乃是大英博物院藏书的起点，还有科而罗密欧主教，以四万卷藏书成立了米兰的安勃罗西藏书楼，以及其他许多够得上称为爱书狂的有名人物。 我们也不可忘记理查middot;威丁顿爵士，他是以奸诈著名的，曾捐赠四百镑成立伦敦基督医院的图书馆。还有女性，不论是好女人和坏女人；杰出的可以举出格雷夫人、密地希的凯赛琳，以及狄爱挪middot;特middot;波爱地尔。 现在剩下来要谈的该是那位伟大的鸦片烟瘾君子了（译者按，此指《一个英国鸦片烟瘾君子的自白》著者，即下文所说的英国十八世纪散文家汤麦斯middot;特middot;昆西），他简直是一种文艺上的偷食鬼，以借了书从不归还著名，因此他的藏书乃是全部强迫朋友捐赠而构成的mdas;特middot;昆西呢？但是这位伟大的汤麦斯对于书的使用却是非常疏忽不经心；约翰middot;褒顿氏，在他的《猎书家》一书中，曾经告诉我们，ldquo;他有一次曾经将一本原稿写在一部狭长的八开本 Somniun Scipionis边缘上，因了他根本不曾将书上的文字涂去，以至排字工人弄得莫明其妙，结果他将书上本来印就的拉丁文与他手写的英文混合起来排成了一篇糊涂账rdquo;。 一点不开玩笑，我认为文雅的伊利亚（译者按，此指英国著名的小品文家查尔斯middot;兰勃）应该归入他一类，因为他曾经说：ldquo;读来最称心满意的该是自己的书，这种在我们手中业已年深日久的书，我们已经清晰书中的斑点和折角，能够追溯其中污迹的由来，以便在喝茶时同了牛油松饼一同读，或是对了一袋烟来读，而这我则认为该是最大的限度了rdquo;。 不过，对于查尔斯middot;兰勃，有相当的疏懒可以原谅，因为根据莱middot;亨脱所说，他有一次曾经拿起一部古老的大段《荷马》来接吻，当人们问起他怎样能够分别这一本书与那一本书时，因了没有一本是有标志的，他回答道：ldquo;牧人又怎样能够分辨他的羊群呢？rdquo; 荒淫的亨利第八与刚愎的朱诺将军对于书籍所表示的爱好，并未必胜过那位贪口腹的和奢侈的罗马将军卢库卢斯，对于这人，使我们想起另一位将军彭佩，当他在病中被医生吩咐他吃一只鸫鸟作午餐，他从仆人口中知道夏季无处可以获得鸫，除了从卢库卢斯的肥美禽栏时，他便拒绝因了一顿午餐而领别人的情，曾经表示道：ldquo;那么如果卢库卢斯不是一个口腹家，彭佩也就活不了rdquo;。 关于他，信实的传记家波卢塔克曾说道： ldquo;无论如何，他对于供给一座藏书楼，是值得称赞和纪录的，因为他搜集了许多精选的手抄本，而对于它们运用之美妙，更甚于他的购买，因为这藏书楼常年是开放的，它的阅览室和甬道对于一切的希腊人都是出入自由的，他们最高兴的事，就是抛下他们的工作，赶快来到这里，好似来到文学女神的宫殿一般rdquo;。 关于哲人苏格拉底搜集书籍的事，并无纪录mdash;mdash;他的太太也许反对这事mdash;mdash;但是我们却从他的口中知道他爱好书籍。他并不喜欢乡村，而唯一能吸引他到那里去的东西乃是一本书。他曾经向费艾特鲁斯承认这事说： ldquo;非常真确的，我的好朋友，我希望当你知道这原因以后，你可以原谅我，因为我是一个知识爱好者，而住在城中的人都是我的先生，并非那些乡间的树木。不过我确实相信你可以寻找一种方法，勾引我从城中来到乡下，好似用一根树枝或是一串水果引诱一匹饿牛一般。因为你只要用同样方法拿一本书放在我的眼前，你就可以牵了我走遍整个亚地加，甚至走遍全世界。而一旦到了之后，我就希望能够躺下来，并且选择一个最适宜看书的姿势rdquo;。 书的护持和糟踏 赫利middot;亚尔地斯 这是赫利middot;亚尔地斯的《印本书》（ted Book）最后一章，也就是全书的第十章。这本小书本是剑桥大学出版的科学与文学小册子之一，初版出版于一九一六年，篇幅虽少，但因为作者叙述得简洁扼要，三十余年来始终为读书人所爱读，因为他是为内行人写的，同时也是为外行人写的。 前年又由约翰middot;卡德与克鲁讫莱二人就原书略加增订，删除陈旧过时的部分，增入若干新资料，使亚尔地斯的原作又注入了新生命。我的译文所据的底本，就是一九四七年出版的增订本。 书籍可能招致的毁灭的危机，最可怕的无过于火，无论是暴力的，如一八七○年史特拉斯堡藏书楼的遭遇，以及一九一四年鲁文大学藏书楼的遭遇，或是破坏力并不减轻的偶然意外的火灾。后者可举的例子很多，从一六六六年伦敦大火灾的大规模焚毁书籍，一七三一年科顿手抄本的无可补偿的被毁，以至一九○四年吐林藏书楼部分的损失，以及一九一一年亚尔巴莱的纽约州立图书馆的被焚。但是书籍这东西，乃是火神不容易扫荡干净的一种物质。教会和官厅方面，当他们以公开的篝火来销毁异教徒的著作时，就已经明白了这事，于是恰如约翰middot;赫尔middot;褒顿氏所说，ldquo;到后来，他们发觉焚烧异教徒自身比焚烧他们的书籍来得更容易更省钱了rdquo;。不过，火所不曾完成的摧毁工作，往往可以由它的孪生敌人水来完成，因为这已经并非一件未经验过的事，当书籍发生火灾时，救火的水所造成的损害往往比火的本身更巨。 水，当它以更稀薄的狡狯的潮湿形式来出现时，对于书的损害可能变成一种更有效的家伙。以巧妙的方式，潮湿能迟早将一本书腐烂至那种地步，它可以破碎得化成粉末；霉茵的损坏程度虽然轻一点，但也可以毁坏封面装订，使得书页发生不可救药的斑点；而轻微的潮湿，便已经足够扶助蠹鱼的摧残。 这些害虫，它们的痕迹比它们本身更容易为人发现，平时不常见到，除 非在那些遭受潮湿空气以及不常翻动的书中。它们乃是一种属于 Anohium 类的小甲虫的幼蛹，形状如白色的蛆虫，长约一英寸的十五六分之一，棕黑色的头。在它们悄无声息的行程中，有一些在一本书中向四方八面钻了许多洞，有些则将它们的活动限定在书封面的木板上，将它们咬成粉碎。它们对于纸张显示有一种鉴别的能力，因为它们的注意点大都集中在十五、十六世纪的古本上；它们很少使它们的消化力忍受冒险，去攻击那些现代称之为纸的东西。当它们的存在一旦被发觉之后，可以先将书打开随意翻动书页，将躲在甬洞中的它们加以扰乱，借以灭杀它们的活动。然后将这本书用石脑油或福马林来涂抹，再放在小箱中封闭数日，然后始取出来吹干，放回书架。 当一本书的封面装订受了潮湿，发生微斑时，它们应该用柔软的毛刷仔细的加以揩擦mdash;mdash;更不应忘记将书打开，揩拭书面的外面，里面和边缘mdash;mdash;并且放在通风地方，彻底的经过风吹之后，然后始放回原处。书架也应该用石炭酸或其他消毒杀茵剂加以清理。空气流通乃是最好的防止潮湿办法，为了便利空气有充分的地位可以流动，书架每层木板的里边和书架后背最好应该留有半寸的空位。至于书架本身，因了尖锐的角度最容易损坏书的边底，而木板的那些棱角mdash;mdash;这些锐利平削的边端正是每一个木匠自负的手艺mdash;mdash;应该在前方毫不容情地将其刨圆。至于书架用对开玻璃门的问题，这一来要看个人的趣昧，但重要的还是看环境如何。 在乡间，可以用到玻璃门的地方实在很少，如果它们是左右拉动的，它们时常会夹住；如果它们是向外打开的，它们将是一件长期的烦恼，即使不是一件实际的危险。在城市中，灰尘既重，煤烟又多，也许可以说，如果为了流通空气和便利，便任其长期暴露在不断的灰尘以及因了每日拂拭而不可避免的损伤之下，那未免代价太大了。更有，书籍放在架上不宜挤得过紧，以免不易取出而损伤了它的装订；但是也不宜放得过松，使其张开来，任令灰尘落到书页之间。 对于书的护持的另一些敌人，其一乃是煤气，最容易看出的乃是书架近天花板的一层，时间久了，能使得皮面的装订化为灰尘；其次是热水管，它夺取了空气中的自然滋润成分；还有强烈的日光，它不仅使得书面干燥，同时也蹂躏了它的色彩。最后，还有春季大扫除，为害也不少，它们有意将书用力的拍打，使得书脊破裂，书面分家，以便那懂事的灰尘能自动的向敞开的窗口飞出去（他们确是这么相信）；而他们事后还向爱书家保证，这些书业已放回原处，ldquo;丝毫无损rdquo;。 一本时常用的皮装书籍的皮面，较之空闲的放在架上者更能保持它们的优美。这是由于空气流通，时常抚弄，以及抚弄时给予的薄薄一层油润。如果皮面任其枯干，它就要丧失了它的韧力，变得脆弱，很容易破裂，尤其在接口处，皮面便要剥落了。如要使得皮面保持良好状态，它们应该偶尔用油加以涂抹。 为了这目的最好的混合物，乃是两成蓖麻子油与一成石脑蜡或石脑油膏。马鞍肥皂、羊毛脂、凡士林，以及一般擦家具用的油膏，都可以做这用途。前三者用来都相当令人满意，惟是后者的刺鼻臭味，使人想到其中必有若干不妥的原料，最好加以避免。 从架上拿一本书，最不宜用食指捺住书顶这么提出来，因为由于一再反复地这样举动，顶端的束带便要破了，书卷的上半部便被撕开，这东西不久就松开，落下来，终于不见了。在从前的时候，当书的外口向外放置时，它们的遭遇也不见得好；书扣和丝带，当要抽出一本书时，它们往往成为最顺手的签条，结果有许多书都失去了这种事实上是累赘的附属物。比较好的方法，是用食指紧紧的捺住书上口近一寸的地方，然后推向前去，以便能够用大拇指和其余的手指将书取出来。或者，在这本书的左右两本书之间，用大拇指和其他手指用力插进去，以便不触及书顶就可以将一本书取出来。 由于机械广泛的运用，切书刀虽然早已成为装订的普通工具，但是有些出版家仍喜欢保持不切书边的癖好。对于那些被注定要纠正这遗漏的读者们（时常并非减少，而是要多花额外的代价买这样的书），最值得推荐的工具是一柄象牙刀；并且似乎必须在这里说明，手指或是发针都不是适宜的替代工具。在动手裁书时，刀应该向下用力，而不宜向前推去，否则书边便要裁得很粗糙；并且，未裁之前，先将刀在头发上略加拂拭二三次，使其略受油润，则使用起来一定更加平滑。裁开书上面的书页时，应该特别注意一直要裁到书脊；留下四分之一寸未裁，然后当书摊开时便被撕破，这真是一种太常见的现象。 另有一点，实应该较寻常给与更大的注意者，乃是关于翻开一本新书的方法。如果要一本书能够很舒适地打开，书页可以自由的翻动，书脊部分，当一本书合起时是圆形的，打开时便应该保持一种凹圆形。不过，新书的书脊是用胶水胶硬的，如果将任何一部分用力的揭开，书页又被大拇指和手指捏紧，书脊的这一部分便可能会裂开，形成一个难看的角度，还有，因了书脊事后不再能恢复它那本来的柔顺自然的半圆形，这本书便会老是容易在这一部分翻开。为了避免这个，一本新书在未读之前，应该小心的前后翻开一遍。最好的方法是从前后两端轮流向中心翻来，每一次从印书时每一段的页数中部翻起。这位置很容易从将每一个号码或标志（这在印书时每一段第一页的下角）的页数数一半获得，或更简单的从书角的订口一望便知。举例说，如果是一部通常的八开本书，这位置必然在第八面，第二十四面，第四十面等等。 书外的包书纸，这很容易玷污和破烂的，应该即刻除去。这是为了书籍未达到读者手中之前，将它加以保护，以及为了供书店橱窗中陈列之用的；将这东西加以保存，不过是贪多的图书馆员，以及搜集现代初版本的藏书家的好事行为而已。 一本书，经过仔细的裁开，适当的翻开，再除去它的临时外衣之后，还有一些应该注意的事。在读的时候，不应过于贴近火，否则封面就会弓起；为了同一原因，也不应放置在太阳下。此外，还有读书时用各种的方法在书页上作记号的问题。有人任它打开俯覆在桌上mdash;mdash;这是最常见的疏忽mdash;mdash;或将书页折起一角，或是，如某一位小学生的方法，每翻过一页就在书角上用手指划一条痕迹。有些人甚至读完一页之后，就顺手撕下来抛出窗外。其实，一张小纸片，乃是这一切野蛮行为的最简单最不花钱的替代物。 不能忘记的损失——一些原稿遗失的故事 mdash;mdash;一些原稿遗失的故事 克里浦middot;鲍台尔 失去一部书的原稿，有些象失去一个孩子一般。这种损失似乎是无可补偿的。为了构成一个意念，使它成型可以传之后代，有时要花费几个月，甚至几年的细心工作。然后打击来了mdas;卡莱尔的《法兰西革命史》第一卷的悲剧的命运。 但是卡莱尔忍受了这打击，站身起来，再写一遍，并且由此获得名誉与成功。 而且《法兰西革命史》并非是初稿遗失之后重新再写一遍的唯一的一本名著。 为了明白起见，我们不妨再回顾一次这熟知的意外事件。卡莱尔写完第一卷之后（据汤森middot;斯寇德所写的这位史学家太太的传记《绛妮middot;威尔布middot;卡莱尔》），就将它送给约翰middot;司徒middot;密尔去校阅，希望他能指出修辞上的小疵。 那是一八三五年三月六日下午的喝茶时分，密尔突然到讫利街五号去拜访卡莱尔，向他揭露了心痛的消息：密尔家中的一个仆人将这本原稿当作是一堆废纸，将它用来生火，仅剩下了一两页。 ldquo;这真是一件从来不曾有过的事情rdquo;，密尔呻吟着。 ldquo;有过的rdquo;，莱尔回答道，ldquo;牛顿和他的爱犬金刚钻rdquo;。 卡莱尔并没有记札记，但是他毫不停留的就去着手他这时正拟从事的第二卷的第一章，不久再回头来补写前面的材料。他写得很困苦，但是他发誓说，虽然有这样的挫折，这书将不失是一本好书mdash;mdash;果然如此。 卡莱尔所提起的伊撒克middot;牛顿爵士的事，是关于另一件有名的但是也许是传闻的损失。据一般传说，牛顿爵士将他暮年生活纪录的原稿，放在桌上的蜡烛台旁边。他的爱犬金刚钻，在桌旁跳跃嬉戏，一不小心将烛台打翻，将原稿烧了起来。达观的牛顿爵士，对之只是摇头叹息。 ldquo;唉，金刚钻，金刚钻rdquo;，他向它说：ldquo;你真不明白你闯了怎样的祸rdquo;！ 历史并未记叙是否有人设法灭火，或是牛顿又再写一次的话。 著名的戏剧家莫里哀，在一次类似的情况下，曾使自己怒不可遏。他翻译路克里地奥斯的作品已近完成，他的一个仆人却擅自将一部分的原稿用作莫里哀假发的卷纸。在一怒之下，这位戏剧家竟将剩下的原稿全部抛入火中。 也许，一切的哲学家到了年老之后都变得有点马虎，或者他们对于家庭管理天生是一个可怜的判断者。卡莱尔与牛顿事件，可说正是哲学家阜明middot;亚保济特，现在已被人遗忘的牛顿的友人和同时代者，所遭遇的事情的重演。 用当时流行的语言来说，ldquo;一个头脑简单的乡下的女仆rdquo;，心想ldquo;将他的东西收拾一番rdquo;，将他书桌上的全部纸张都抛入火中。这包括着他四十年辛苦工作的成果。但是亚保济特先生却冷静的又从头去做。 当你想到史惠夫特的雄辩的《浴桶的故事》，于一七 ○ 四年出版后所引起的骚动，你也许忍不住要惊异这位作者曾经使他的原稿经过怎样的危险。 严酷的史惠夫特，对于早年所出版的一切讽刺作品，从不使自己直接和书商mdash;mdash;出版家办交涉。对于《浴桶的故事》，他为了要竭力保持自己的匿名，竟从一辆行动的马车中将这原稿抛到书商的门口，甚至不及等待察看是否为它所期待的人拾起。 史惠夫特决意与命运试行赌博，紧紧的靠在他的马车发霉的座垫上，但是那危机并不如初时预料那样的大。如果原稿真的遗失了，由于他对于当代的迷信和状况所感到的那种无尽的愤慨的刺激，他会毫无问题的加以重写。 他的这种冲动，正是那种为了要说话，并且不惜克服任何困难务使自己的意见传达给读者的那种作家的特点。 那是在一八三六年，恰在卡莱尔损失原稿之后的一年，理查middot;亨利middot;达拉完成他绕道和伦角到加利福尼亚州的历史的旅程之后，回到波士顿上岸了。用他儿子在较后的某一版的《桅前二年记》的序文中的话来说： ldquo;在海程中，他几乎每天用他的怀中记录册作纪录，然后在闲暇时再详细的去写。这份他的旅程的完备的记叙，连同他的一箱衣物纪念品以及为家人朋友所准备的礼物，由于在码头上为他管理物件的一位亲戚的疏忽，竟遗失了。 这一份原稿如果仍在人间，有一天被寻到，那将是一件大发现。今日已成名著的《桅前二年记》的文章，乃是达拉回到哈佛法学院以后根据他的笔记重写的。很幸运，他不曾将他的笔记交给那位不知名的旅伴去照管。但是几乎已经要费去四年的时间，使得达拉重写一遍，并由威廉middot;寇尔伦middot;布莱恩特将这海洋生活的写实名著整理出版，这部影响着百年以来一切目睹报道 的著作。 这种几百万的损失了的文字的踪迹，现在又将我们领到旧金山，那著名的鲍德温旅馆和剧场，由那ldquo;幸运的rdquo;鲍德温所建筑的，这位赌徒和计划家mdash;mdash;ldquo;这个唯一的从未有过的在赌博中翻一张牌就赢了二十万元的人rdquo;。 威廉middot;吉列地氏，演员和编剧家，于一八九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正住在鲍德温旅馆。随了ldquo;秘密情报rdquo;作巡回公演，他曾经集中下台后的每一分钟的余暇从事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的改编，这时已经完成了。 我们不难想象，这位演员将他的原稿最后一页作了最后的修正后，看一看钟点，算定在上戏院之前，还勉强有时间可以匆匆吃一顿饭。于是将完成的原稿放在他的跑江湖的衣箱的顶上。他拿起帽子，走下楼，穿过华丽的客厅就向街上走去了。 吃完饭之后，吉列地走出餐馆，转身走回旅馆去。天上有一派红光，人们都从他身旁跑过。再走过几间屋，全部悲剧就突然迸现在他眼前。鲍德温旅馆已在烈焰中。火势已不可收拾，后来一连续烧了好多天。 但是威廉middot;吉列地从一开始就下了决心，于是一年之后，他开始第一次扮演歇洛克middot;福尔摩斯的角色，并且由此成名，他继续演这角色几乎一直演至一九三七年去世。这份重写的原稿现在是纽约某珍本书商的珍藏。那上面每一笔红墨水的修改，每一个墨团、每一处给舞台监督的图解，都是他从打击之下全然恢复的无言的佐证。而且重写的也许是一个更好的剧本。 至于波士middot;塔铿顿，则由于命运的离奇的曲折，得了一次比威廉middot;吉列地较佳的运道。巴顿middot;寇莱，当时的《妇女家庭》杂志编者，到印地安纳波里城来拜访他，向他取一篇特约写的短篇小说原稿。 寇莱先生将小说稿放入他簇新的小英国猪皮旅行夹中，这里面已经有好几篇他准备携回费拉得尔菲亚的原稿。塔铿顿先生准备给他送行，当他们赴车站的途中，他们在大学俱乐部停下来。那天正是一个严寒的天气，塔铿顿的黑人汽车夫也下车走进俱乐部的边门去取暖。 五分钟之后，他走出道房，竟发觉汽车和车中的一切已经被人偷走。巴顿middot;寇莱只好放弃旅行夹赶上火车，夹里还有睡衣和其他的私人物件。我们还是让波士middot;塔铿顿自己来叙述这故事的下文罢： ldquo;警署被通知了rdquo;，塔铿顿先生说，ldquo;第二天的报纸上并刊了一条悬赏广告，汽车也发现了mdash;mdash;被抛弃在城外mdash;mdash;在我们的早餐时候。当警察以及发现汽车者携同车辆来到之前，有一个大胆的青年人，借了一个工人的铝质餐盒，走来向我们说，他就是发现汽车的人，领了赏格很快的就走开了。后来我们知道他是前一天才从潘德顿的惩治监狱里释放出来的。但是拿了我们很高兴付给他的这笔钱，他就启程到无人知道的地方去了。 当警察携同汽车以及它的发现者来到以后，我们只好又付一笔赏格：但是寇莱先生的猪皮夹以及其中的原稿却永不曾寻获mdash;mdash;除了一篇。这一篇就是我的小说。那窃贼显然曾将皮夹的内容检视一过，决定将它和其中的所有物保存下来，除了其中的一篇，他将它抛在车厢里；他的口味多么不高妙呀rdquo;。 但是，如果塔铿顿是幸运的，劳伦斯上校就不是了。《智慧的七柱》的初稿，就被作者自己于一九一九年圣诞节时在利丁车站换车中遗失了，并且永远不曾再寻到。 这部伟大著作的各种不同版本的书志学，恐怕比我们这时代的任何一本书都更复杂。但是虽不必去作详细的叙述，我们不妨将后来构成《七柱》的主要故事的成长经过总括一下。 全书的原来十卷稿本，除了序文以及第九卷第十卷的草稿之外，全都在车站遗失了。一两个月之后，劳伦斯向人表示，他已经开始凭着记忆将初稿记出二十五万字左右了。在三个月不到的时间内，他又完成了一部十卷四十万言的原稿。ldquo;当然rdquo;他说，ldquo;文章是很草率的rdquo;。他将这底稿时写时辍，直到一九二一年，这时他又着手起草第三次的底稿，写到一九二二年二月间完成。到了这时，他便将第二次的底稿全部焚去，仅留下一页。 第三次的底稿，就是后来据以印成第一次非公开本的所谓牛津版本，这个后来又再加修改成为以后其他的版本。最初的原稿的遗失，在当时似乎曾经使劳伦斯很难过，但是当第三次重写之后，由他亲自将第二次稿加以销毁，可以显示这是在文学史上很少见的一种追求完善的举动。 正如劳伦斯自己所说，ldquo;文学上的初学者，总喜欢将他们所拟描写的东西的轮廓用一些形容词随意乱凑；但是到了一九二四年，我已经学习了写作上的第一课，已经时常能够将一九二一年所写的两句三句拼成一句rdquo;。 当然，在他的散文中，劳伦斯仍保持他的诗人气质mdas;芬桑middot;密莱的《午夜的谈话》的全部初稿偶然被毁的故事。 一九三六年五月某一日的下午，埃达娜middot;密莱，同了她的丈夫尤金middot;波赛芬，来到佛洛里达海岸沙尼贝尔岛上的巴姆斯旅馆。他们随身带着的，除了准备长期勾留的行李之外，还有他业已写作两年之久的一首长诗唯一的全部草稿。 这一部原稿包括好几本笔记簿，以及褐色的包裹纸碎片，还有背后有随手记下断片的旧信封。这正是密莱女士的计划，她准备在未来的数星期内用手提打字机亲自将原稿打一份。 吩咐将他们的旅行袋、箱夹打字机，以及原稿送来寓所之后，他们便启程向海滨走去。大约走了还不到半里路，偶然回头一看，他们看见旅馆已在烈焰中（威廉middot;吉列地氏遭遇的重演）。火舌似乎就从他们寄寓的窗中迸出。 他们赶紧跑回来，但是已经无法挽救任何东西。所幸者，他们还保全了从燃烧的建筑物旁推开的汽车。 坐上汽车，穿上现在是他们唯一衣服的污秽的白浴衣，他们开始驶过一座桥到邻近的克浦地伐岛去。到了那里，那个小旅馆的老板倒证实是一位聪明人。当他知道密莱女士已经将她的新著原稿全部遗失之后，他立即自动的探取行动。他捧了一叠纸张和一架打字机来到他们的房里。于是密莱女士就立刻坐下来凭着记忆打着她已丧失的诗稿。 用她丈夫的话来概括这个故事：ldquo;设若不是由于旅馆老板的好意和他的想象力，真不能确定她是否能够记出她的诗稿。但是因了立刻就开始，还在她有时间被她眼前这艰苦的工作所吓倒之前，她因此倒有能力记得起一切，除了仅有几处短短的语句，以及因了她心中还不能决定两三个字之中谁是更好一点的，她现在正为了这在继续工作。rdquo; 洛伯特middot;赛尔夫middot;亨利的《复兴故事》起首十六章的原稿以及全书其余部分的札记，也遭遇了如塔铿顿的短篇小说相同的命运，可是从不曾再寻到。 他将它们放在一辆未锁的汽车的后座的衣箱中，自己走进奈希费尔去拜访几个朋友。当他走出来时，一切都不见了。 赏格、报纸封面上的新闻，以及当地的无线电广播，结果都毫无所获。 亨利先生只是从草稿做起，又花了三年的时间，他的著作始能出版。 他的初稿并没有副本，所涉及的注释，有许多又是剪报等容易失散之物，使他无法再搜集第二次。但是自己也不相信这样的耽搁果真影响了他的著作。这其中可说包含着一个教训。 今日所出版的书，大多数如果加以重写，也许会更好。一个作家的心思，一旦在纸上构出一个意念之后，他便会有意识的与无意识的继续工作不休。 如果要求脱稿的惯性不那么大，许多原稿会由作者加以修正和改善。可是，事实却不是这样，逐字饤饾的苦役，再加上时间、金钱，以及一个强人所难的编辑的种种原因，使得作家不得不赶着以便他们的单行本，文章和小说去付印。 原稿的遗失也许是一种变相的福气。谁能知道本文内所提及的各书，其获得今日的声誉，有些地方不是由于它们恰是重写过的原故呢？ 赝造的艺术 芬桑middot;史塔勒特 文学作品中最逗人的关于赝造的叙述mdas;福尔摩斯先生在《六个拿破仑》最后数页所提到的。 老行家应该记得那段插话的当时环境，使得著名的波尔齐的黑珍珠得以寻获的hellip;hellip; ldquo;华生，将珍珠放入保险箱中rdquo;，那侦探说，当一切完毕之后，ldquo;并将关于康克mdash;mdash;辛格东赝造案的文件拿出来。再见，李斯特拉。如果你发现任何小问题，只要我能力所及，我十分高兴在解答上贡献你一些意见。rdquo; 但是这就是我们所能知道的关于康克mdas;亨利middot;爱尔兰，知得比康克mdash;mdash;辛格东更多，我们不知道他究竟是何许人，所赝造的是什么东西。我们甚至不明白他究竟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他的名字倒有点象是一位莎士比亚作品注释家。 老朋友华生！在他那未整理出来的笔记堆中，不知有多少这类案件使我们永远失之交臂了。我们还是为了已经知道的向他致谢罢。 但是我们不难明白歇洛克middot;福尔摩斯对于收藏在他保险箱中的这些文件所感到的兴趣。一个赝造品的问题其中含有一种错误的魔力；这真可惜，他不曾有机会视察一下，许多年以来震动了文学世界安静的一些惊人的欺诈行为。仅是关于莎士比亚这一部门的研究，就要使他忙碌数十年。关于版本方面的研讨会害得他发狂。 现代文学赝造案之中最吸引人的，乃是一九三四年由卡德mdas;卡德与格莱罕middot;波拉特二人的工作，福尔摩斯也要表示他的钦佩。他们的著作，《关于某些十九世纪小册子的性格的探讨》，可说是世上有名的侦探故事之一。在那些引人入胜的篇幅中，大约有三十多种小册子，都是在藏书家之中被认为稀觏的初版本而且售价高昂的，被指出都是由一个赝造家的巨擘所经手赝造问世的。这一批初版本的书目，许多都是文学上的名著，包括白朗宁夫人的《葡萄牙短歌》，拉斯金的《芝蔴与百合》的一部分，丹尼逊的《亚述王之死》，斯蒂芬逊的《论森林的温度影响》，狄更斯的《黄昏的读物》，以及史文朋、华斯华兹、艾里奥特女士、摩里思、罗赛谛等人的各种次要作品。除这之外，还有二十多种其他的小册子也有很大的可疑之点。不过，我们该记住，这些作品的本身并无问题；所赝造的乃是那些所谓ldquo;初版本rdquo;。 被分析的册子共有五十四种，都是用一种极费时间和精力的检验手续，并且对于制造的细节，如字型和纸张等，特别予以极缜密的注意。研究者的探索方法mdash;mdash;对于制造原料的精密研究mdash;mdash;其新颖之处好似将那个巧妙的赝造家所用的方法摆在他们眼前似的；于是就产生了我们这时代少见的一本书。可惜的是，它不曾提出那个赝造家的姓名；但是看来那两位作者心目中已知道这人是谁，并且使得本书的读者读了之后，对于所推测的对象也无庸怀疑。 但是我们要记住，这些赝造品都是异常精巧的。它们都是在一个显然对于书志学科学训练有素的人指导之下制造的；一个有修养的人，一个学者。 他们的侦查工作，需要在各方面与赝造者相等的耐心和学识。但是并非所有的文艺赝造品都是如此的。再没有象费拉恩middot;路加斯对于那位天真的法国数学家，密歇尔middot;车司里斯所施行的欺诈行为那么大胆的了。这个赝造家的全名该是费拉恩mdas;路加斯，他是一个受教育不多，但是非常大胆和有自信力的人。他的牺牲者是当时著名的几何学家之一。差不多继续有十年之久，在一八六一年至一八七○年之间，路加斯伪造了许多已死的名人的书信，当作真的卖给车司里斯。据统计，这位学者在那许多年代之中，曾先后收购了从这同一多才的笔尖下产生的文献达两万七千件之多，并且耗资至少十五万法郎。 这些书信都是mdas;玛嘉达莲写给布根地皇帝谈闲天的信所掩没了。这一切的信都是用现代法文写的，这对于它们的购藏者也许显得更加动人。真的，这至少使他，赞起来更为容易。 我猜想路加斯正拟将耶苏登山宝训的原稿mdash;mdash;用法文写的mdash;mdash;或类此的荒诞东西卖给车司里斯，但是恰在这时被揭穿了。可是那位着迷的数学家至死都在辩护他的宝藏不是赝造品。 与费拉恩middot;路加斯相类的是亚历山大middot;哈兰middot;史密斯，被称作ldquo;古董史密斯rdquo;的，他曾经使苏格兰市场充满了赝造的诗人彭斯的原稿；后来却因了他的聪明误用而忍受了十二个月的苦工监。 这里似乎应该顺便提到一个大不为人知道的故事，而且是另一种性质的。这牵涉到一个名叫茂莱甘的爱尔兰人mdas;茂莱甘，曾经任过美国驻萨摩亚岛的总领事，他的任期恰与洛伯middot;路易斯middot;斯谛芬逊在该岛住的时期同时。因了是这位苏格兰小说家的友人和崇拜者，茂莱甘曾经吞没了杰克middot;布克朗的一本书，这人就是ldquo;破般贼rdquo;里面的ldquo;汤眉middot;哈顿rdquo;的本人。这本书经过作者亲笔签字，恰恰是布克朗藏书室所有藏书的一半；总领事将这书借去，始终打不定主意将它归还。几个月之后，它的所有者要求他归还，以便转给一个偶然认识的友人。 这故事的下文由茂莱甘自己说罢。ldquo;他使得我寝食不安rdquo;，总领事叙述这段插话，ldquo;我表示我已经将它遗失了。可是他不肯相信我的表示，后来竟坚持非还不可。这时，幸亏他的情人，一个漂亮的半沦落的名叫丽赛middot;庄士敦的姑娘，正热中于名人墨迹的搜集，表示她想要克里夫郎总统的十二张亲笔签名；杰克提议，如果我能够供给这些签名，他可以放弃索回这本书，并且由我保有。当然，茂莱甘结束这叙述，ldquo;我便将签名给了他rdquo;。 将这有趣的逸话加以注释，未免有点煞风景：我希望，这事的关键已足够令人一目了然。 除了卡德mdas;东姆夫人名字有关的了，这些人物简直就象活生生的从巴尔札克书中走出来似的。 一年多的时间，这个有名的案件激动着爱书家，终于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闹上了英国法庭。被牵涉的作品是一个剧本，《为了皇帝的爱》，由英国书店缪塞姆所出版，据说是奥斯长middot;王尔德作的，但是这假定却为王尔德作品研究专家克里斯多夫middot;密拉特氏所竭力否认。这书所根据的原稿来自程middot;东姆夫人处，她本是一位缅甸律师的孀妇，据他说这剧本是这位爱尔兰戏剧家于一八九四年特地为她写的。这位奇特的人物，本来名叫玛贝middot;科丝格罗芙，在诉讼时却被称为乌德好斯middot;比尔斯夫人，她自称有一时期曾与王尔德的大哥ldquo;威廉rdquo;订过婚，并且多年与王尔德在爱尔兰的家人相识。当她与程middot;东姆结婚之后，有一时间曾在缅甸住过；据她自己的自白，正是由于她寄给王尔德的这些ldquo;本地风光rdquo;，这才驱使他写了这部缅甸的童话剧《为了皇帝的爱》。 程middot;东姆夫人的仪表，恰和她的经历一样令人惊异。她是都柏林、伦敦、巴黎文艺圈中一个著名的人物，她的硕长的身材，穿了一件博大的黑色长袍，颈后翘起高高的黑领，每到一处就立刻吸引人家的注意。为了更使别人对她注意，每逢出外时，她总要携带一只灿烂的翠绿色的鹦鹉停在她的肩上或弯曲的手臂上。这只出色的鸟，据说能够以使人吃惊的熟练英语和法语交谈；在巴黎，程middot;东姆夫人曾被人称为ldquo;鹦鹉夫人rdquo;。她的态度随时都是令人同情的，她的风致和智慧也值得令人注意，她有很多的朋友和熟人。 这剧本是经过英美杂志发表后，于一九二二年十月由缪赛姆书店出版的。王尔德研究专家密拉特，他以笔名司徒middot;马逊为人所熟知，于一九二五年夏天卷入了这案件。程middot;东姆夫人这时正被人称作乌德好斯middot;比尔斯夫人，正企图将六封ldquo;十分有趣的王尔德书信rdquo;以廉价售给密拉特。这些书信，经过检视之后，密拉特表示都是赝造的；并且为了怀疑《为了皇帝的爱》也是相类的东西，他与这书的出版家接洽，请求允许他检验一下这书的原稿。结果发现原稿乃是由打字机打的稿本，附有据说是王尔德亲笔的修正；但是密拉特宣布这部作品全部都赝造品。他更指斥那些修正之处乃是马德好斯middot;比尔斯夫人的手笔。后来，他为了这问题写了许多通信给好几家伦敦的报纸，可是这些报纸都拒绝发表，他后来又将这些信件收集起来印了一本小册子散布。在这一切经过之中，他都是很仔细的表示他的信任，认为出版家的行为是无疵的，不过是上了当而已。但是后来在他分送给各书店的招贴上，其中有些不幸的词句惹出了是非，使得缪赛姆书店以毁谤名誉罪向他起诉。在证人台上，小说家 Fmiddot;Vmiddot;路加斯供述他曾经为书店审阅过这部原稿，他至今仍相信这是真的作品。 另一个原告的证人回忆程middot;东姆夫人第一次拿原稿来的情形说，ldquo;她似乎有点怪僻rdquo;，他承认，ldquo;她的肩上有一只鹦鹉rdquo;。原告的律师向密拉特恭维了一阵，承认他作为王尔德专家方面的盛誉，但是坚持他一再反对这剧本实是一种偏见，并且并无佐证足以证实这是赝品。最后，法庭判原告得直middot;密拉特以言行鲁莽被判罚款。这事不久之后，他便逝世了，精神潦倒，他的朋友们都认为是由于这次判决结果所致。 那个一再被指责赝造罪的妇人，却始终不曾向密拉特采取什么行动。在密拉特的指斥以及其后毁谤名誉案的高潮中，有人设法寻找她这个人，好久不曾寻到；后来被发觉她正在监狱中，因了偷窃罪被判监禁。 有两件属于赝造文艺作品的古典的例子，一篇关于这题目的文章漏了它们便不能算完全者，乃是查特顿与帕撒玛拉沙尔（Pralmanazaar）；后一位先生的大名有许多不同的拼法，但是因了这根本就不是他的真名，因此多一个 A 或少一个 A 实没有什么区别。查特顿的案子是很凄恻动人的，关于这已经有很多文章写过了。感情冲动者说他是一个ldquo;杰出的孩子rdquo;，从他的诗中寻出天才的证据mdash;mdash;这确实是可能有的mdash;mdash;但是也许由于他青年自杀，使得他在人们的眼中看来比他实际上更加动人了。 汤麦斯middot;查特顿是一个不幸的贫困的学校教师的不幸遗腹子，在十四岁时就开始了他的可怜生涯，企图用赝造文件来证实布列斯托的某一个锡匠是贵族出身。他用彩色墨水和一些古羊皮纸完成了这件工作；他所赝造的门阀纹章谱牒使得那锡匠非常高兴，竟送了他五先令作酬报。这时正是一七六六年。这事稍后，在当地一位律师处为学徒，他又偷暇杜撰一些惊人的文献，假托是有关古代布列斯托历史的，竟使英国这一部分的考古家受了欺骗。于是，从此以后，他又不时拿出一些诗歌，都是用古文写的，假托是一个名叫汤麦斯middot;洛莱，一位中世纪牧师的作品；这些写在古羊皮纸上的原稿，他表示是在一只教堂用的古柜里发现的，这只柜子放在教堂楼上一间小房里久已被人忘记了。在那些一时被这发现欺蒙了的人之中，还有那著名的荷拉斯middot;华尔波耳；但是结果这ldquo;杰出的孩子rdquo;终于丧失了信用。他到伦敦去，尝试文学写作生活，但是不曾成功，最后mdash;mdash;潦倒，绝望，饿着肚子mdash;mdash;便在从一位安琪尔夫人家租来的房间内服毒自杀。他这时还未满十八岁。 对于汤麦斯middot;查特顿，实在只应该寄予同情。虽然直到最后，他还坚持表示他并非ldquo;洛莱rdquo;诗歌的作者，但这事实在已经不必再怀疑了。据说：他本来的用意，乃是想当世人对这些诗歌一致赞扬时，他就走出来除下那用来吸引人注意的面具，这也许是真的。但是华尔波耳的谴责使得这冒险行为无法继续，使他不得不回复自己的面目，并且获得悲剧的下场。他写给他母亲和妹姊的那些愉快勇敢和说谎的书信，当他自己在伦敦连面包都没有的时候还寄礼物给她们，实在都是文学上最动人的文献。虽然是他指出了赝造，但是华尔被耳在这次事件中并不怎么得人拥护；而他后来对于自己处置这诗人所作的辩护mdash;mdash;其中细节至今还不明白mdash;mdash;也不曾使他有何收获。他未免过于苛刻，说查特顿ldquo;对于文体以及手技的模仿的技巧。我相信，可能引诱他趋向伪造更简易的散文，钱财票据rdquo;。这些话未免过分，因为说这话的人他自己就是那著名的《奥特兰托兰古堡》的著者，在序文上曾说明这作品乃是发现自ldquo;英格兰北部一家古老的天主教家庭的藏书楼中，于一五二九年在奈不勒斯用黑体字所印rdquo;。 乔治middot;帕撒玛拉沙尔，一般都这样称呼他，至今还是一个神秘的文人。 他的一本书，《台湾的历史与地理的叙述，一个臣服于日本皇帝的海岛》，于一七○四年在伦敦出版，使他引起人们相当的注意。接着他又出版了《一个日本人与一个台湾人的对话录》；而在他一七六三年逝世时，这时已届八十四岁高龄，他更留下一部回忆录，这书可说与他以前所写的东西同样荒唐。 如果以这书为根据，他该出生于法国南部某处，约在一六七九年左右，曾在一座多密立克教派的僧院中受过教育，因了不守规则，后来从其中逃了出来。 为了继续做一个匿名的欧洲人，既麻烦同时又不安全，那回忆录说，因此这才异想天开，使他最后出版了他那全然捏造的台湾历史。 看来一个名叫威廉middot;殷尼斯的人，这人乃是军中牧师和出名的流氓，似乎同这发展有关。至少，乃是由于殷尼斯的劝说，帕撒玛拉沙尔才领受洗礼，并且被引诱自称是一个归化的台湾人，而且也是由于殷尼斯的协助，他才到了伦敦，得以将他的聪明继续大显身手，为了完成他的冒险行为，这骗子竟真的造了一种台湾方言，并附了文法规则和二十个字母。为了将他的岛国文字加以运用。他竟印了所谓台湾文的ldquo;公祷文rdquo;，ldquo;使徒信经rdquo;以及ldquo;十诫rdquo;，不过都是用拉丁字母拼音的。他甚至还出版了一本小小的辞汇，以及那些有意去观光这个神秘海岛的人们参考之用。 这全部都是胡诌；但是由于他的支持者的好奇心以及他的反对者的怀疑向他所作的严厉的盘诘，使他自己不得不记住这一切。他时常要回答一些换一个心灵稍为迟钝的人便要被难倒的问题。 这本书的插画也相当出色；这其中包括着祭坛和烤架，根据书中所说明，要在这上面烧烤儿童的心脏，在一年的祭礼中要需用一万八千名；还有太阳、月亮、星宿的各种祭坛；水上的村庄，葬礼行列，皇室用的服饰；以及全部钱币，这对于帕撒玛拉沙尔倒很方便，因为这时很少人知道这区域的钱币是怎样。这书中的历史和地理部分，有不少抄自别的著作；但是大部分乃是纯粹的杜撰，而且时常杜撰得非常出色。还可以附带一说的，乃是帕撒玛拉沙尔又捏造了一些全新的宇宙志。 这是一种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情形，而且这个赝造家的天才，以及他的记忆力，一定有些时候会受到很严重的考验。但是他居然能混过了一些时。 甚至有人在发起一种为他募款的运动；由康普登主教以及其他教会中人出资，他在牛津大学消磨了六个月，向一些有志去传教的学生们教授ldquo;台湾语文rdquo;。当然，到了最后，他终于被揭穿了，而且有一时期成了被嘲弄的箭垛。 后来，他默默无闻地隐居起来，似乎就写了那部身后出版的回忆录。在他的暮年，约翰逊博士总是在老街的一家麦酒店里，同他坐在一起谈天；派奥基夫人在她的《逸话》中曾经叙着：ldquo;他对于一种麻烦的疾病所表示的顺从和忍受，完成一个足资榜样的死，使他品性所造成的深刻的印象得以加强在博士的心上。他对于当时文坛所作的最后的贡献，其书名可说谦逊已极：《我的最后意见和嘱咐，一个被一般唤作乔治middot;帕撒玛拉沙尔的可怜而毫不足道的人物》。书中供述了他的赝造案mdash;mdash;ldquo;那个卑劣的欺骗行为rdquo;mdash;mdash;并请求上帝和世人厚宥他写下了这个。其实，世人对于他的裁判倒并不怎样苛刻。 这位伟大的博士对于另一个欺诈者的意见，就没有这么宽恕。关于麦克费尔逊以及奥赛安欺骗案，已经有了很多文章；但是其中最能引人入胜的，恐怕无过于博士对于詹姆斯middot;麦克费尔逊的见解了。 那是在一七六一年mdas;麦克费尔逊所译。出版之后就引起很大的怀疑，在许多人的眼中，都认为这些诗是很浅显的疏忽的赝造品。当时的麦克费尔逊，一个很自负的自我主义者，便大为发怒，威吓他的批评家，但是因了拒绝拿出原文，只有愈加证实了一般人的怀疑。事实上，他始终不曾拿出原文过；于是这种争辩就从十八世纪的末年，很酷烈的一直继续至十九世纪。也许这问题将永不能圆满的使得每一个人都满意的解决；但是一般的见解倾向，在今日恰如在当年一般，是对于麦克费尔逊不利的。一般的意见是，他也许偶然获得若干零星的原文，他就以此为根据赝造了那些公之于世的欺人东西。 约翰逊，他对于要说的话从来不肯吞吐其辞的，公开指责麦克费尔逊向人欺诈，于是就即刻从这个好战的诗人那里获得挑战的回答。但是这一场决斗始终不曾实行。约翰逊只是买了一根粗大的橡木手杖以防万一，并且对于这邀请回了一封至今尚为人引用的信： ldquo;詹姆斯middot;麦克费尔逊先生： 我收到了你的愚蠢而鲁莽的信件。凡是投给我的侮辱，不论如何，我必尽力回报，我自己无能为力者，法律亦必为我尽力。我决不会对一个恶汉的恐吓而有所惧畏，因而中止我对于一件我认为欺骗行为的侦察。 你要我撤销。我有什么可以撤销呢？我自一开始就认定你的著作是一种欺骗。我仔细思索，愈加肯定它是一个欺骗。为了这个原故，我将我所知道的公之大众，我想你决不至反驳。 不过，无论我怎样鄙视你，我仍尊敬真理。如果你能够证明你的作品是真的，我可以接受。我藐视你的愤怒。至于你的能力，因了你的作品并不怎样令人钦佩，以及我所听到的关于你的品行，使我将不顾你要说的是什么，只注意你能证明的是什么而已。 如果你高兴，你可以将这发表。 撒弥耳middot;约翰逊。rdquo; 这封信，据约翰逊在给鲍斯威尔的一封信里说，ldquo;结束了我们的书信往还rdquo;，这也许是一种可以理解的发展。 后来迟至一八一○年，始有一篇报告出版，披露苏格兰协会为了研究所谓奥赛安诗歌的来源和真实性所作的调查的结果；这时有一些据称是原文的片断出现了。但是委员会所能作的最好的解说，乃是麦克费尔逊将一些古旧的歌谣和故事，加以自己铺张的穿插，构成一种集锦mdash;mdash;一种东拼西凑的东西。从今日看来，为了这个老混蛋，双方所花费的笔墨可说已经太多了，而奇怪之至，这个家伙躺在威斯敏斯特大寺里，竟以指斥他为恐吓的那位著名的辞家相距只有数尺之遥。 与莎士比亚的伟大的名字有关赝造案是相当多的；要谈论他们，几乎需要一大本书，而且事实上，为了那些好奇的人士，这样的一本书业已存在，mdas;派尼middot;柯利尔的出产。说来凑巧，爱尔兰氏施行欺骗的时代，也恰是我们发现查特顿、帕撒玛拉沙尔，以及麦克费尔逊诸人赝造品的那个同一丰收的时代；这就是说，十八世纪的下半个世纪，是一个适合大小混蛋的丰腴时代。 那是一七九六年，撒弥耳middot;威廉middot;亨利middot;爱尔兰氏出版了一册，据说与莎士比亚生活有关的赝造文献；但是在这画出版以前，他们已经为这些东西热闹了一阵。事实上是，在一七九○年，它们就已经露面，到了一七九四年，它们更层出不穷mdash;mdash;契据、信件、签名、折字体的诗句、爱情诗、合同mdash;mdash;使得它们在诺尔弗克街的展览会，获得不可思议的成功。群众蜂涌着去参观这么一大批珍异的收藏品，当代有声望的考古家都签署证件，表示他们承认这些文献都是真的。在一张证书上签名的人之中，鲍斯威尔也签了他的名字，他在未签名之前，曾经跪下来感谢上帝使他能目睹这样的发现，ldquo;我现在可以瞑目了rdquo;，在狂欢之下，他这么喊道。 但是玛隆，当代著名的莎士比亚研究权威，他的关于莎士比亚的著作和原稿的存在理论，多少曾有助于爱尔兰氏的赝造计划，当那些收藏品印成书之后，便揭发其欺诈；后来，年轻的爱尔兰氏终于自己承认了。在他的自白中，他竭力想开脱他的父亲，他是这书的编辑人，曾经同谋骗人。不过，在大家哗然声中，这赝造品却不曾影响生意，于是一部很坏的剧本，《伏尔地根姆》，据爱尔兰氏说是莎士比亚写的，竟由希莱顿与克姆贝二人在丢威郎上演。 约翰middot;派尼middot;柯里尔的赝造案，就更为精巧，使得莎士比亚学者也更为惶惑，因为柯里尔是一位有才干和权威的伊丽沙白时代的学者。 他的产品mdash;mdash;自一八三五年延至一八四九年，其中包括写在一册第二版的莎士作品上面的原稿修改mdash;mdash;由于他的喧赫的声誉的支持，非常值得喝采。如果他高兴将这些东西当作是他自己从谬误的版本中所得的推论和结论，看来其中有不少将为人所接纳，并且将成为标准的注释，但他不曾这么做，因此他的名誉受了很大的损害，而这个插话的影响，使人对他许多重要的作品也不再信任。 勒威斯middot;西奥鲍特与乔治middot;斯谛芬斯二人，也是那个冗长的莎士比亚专家名单榜上有名的人物，这些人都是因了对于自己的任务过分热中，曾经使得他们越过一切危险的信号，最低限度走近了犯罪的幻想主义边缘。 很显然的，文艺赝造案的动机，有时太复杂，不容易理解；但是从柯里尔的案件，以及其他几个失足的著名学者的情形看来，似乎有一种变态的忠忱mdash;mdash;最低限度是崇拜mdash;mdash;应该为他们这种行径负责。当然，再加上相当的利己主义。有时，纯粹的狡猾也有份；或者甚至是陷害，因为学者们向来彼此之间就没有同情的。不过，有许多例子，其动机并不难获得。 这种解说似乎可信，就是，年轻的爱尔兰氏mdash;mdash;一个十九岁的孩子，才能不及查特顿一半mdash;mdash;在一种讽嘲性质的戏弄精神之下开始他的活动，他要试看为了寻求古物，冒昧的轻信态度可以发展至如何限度；而查特顿的案子更明显可见：他希望有人能注意他那若是当作自己的东西发表便无人过问的诗歌。从一般说来，贪婪不免是大部分文艺欺骗行为最基本的动机，正如其他一切赝造案一般。 不过，忠忱的动机也不应加以忽视；这可以从一些早期的文件纪录的赝造品上看出它的最好的例子：如为了教会、宗派或教条的原故而缜密制造的赝造品。 那些真伪难分的记事书、福音书、使徒行传、启示录，以及新约中的各篇书信，乃是一批惊人的重要的文献；但是在最后分析之下，它们都是赝造品；这里无法详细的叙述；关于研究这问题的书籍已经汗牛充栋。但是我们至少要将那些书信之中的一封加以引用。一般的经文读者，也许现在是第一次读到它。将要惋惜不得不将这些可爱的章句归入假见证的地狱中。下引的一节据说是一部古稿本的一部分的译文，是一封信，是当基督教降生传道的初期，由耶路撒冷的总督普比利奥斯middot;郎吐鲁斯写给罗马议会的：ldquo;在近来这些时候，这里出现了，并且还继续存在，一个名叫耶苏基督的有大能力的人，一般民众都称他作真理的先知，但是他的门徒们却又称他作上帝的儿子，能够使死人复生，医治疾病，这人身材中等，仪表端正，具有一种能令人敬畏的容貌，使得望见他的人对他又爱又惧；头发的色泽是一种未熟的榛实色，直到耳畔都是平直的，但是从耳下就弯曲成卷，并且色泽更黑更光亮，披拂到他的肩上；发式按照拿撒勒人的方式，在头顶中部分开；眉宇光鲜宁静，一张丝毫没有皱纹或瑕疵的脸，略略一点色彩（红色）就使他十分美丽；鼻子和嘴也无丝毫缺憾可寻；具有同他头发色泽相同的络腮胡须，不过不很长，在下颔处略有分歧；表情简单热谙，眼睛灰色，闪闪有光而澄澈；斥责时使人生畏，训诫时则又慈样可爱，愉快但是保持庄严；他有时会哭，但是从来不笑，身材硕长修直，手和手臂都美柔可爱；说话时严肃，含蓄而且谦逊（是以他很正确的为先知们所称道），比人们的孩子还更柔美可爱rdquo;。 还有其他几种现存的这类经文，彼此虽有相当的差异，但是都显然是根据一般相传的耶稣容貌而写的。ldquo;不用怀疑rdquo;，Mmiddot;Rmiddot;詹姆斯博士说，ldquo;一定是面对着一帧这样的画像写成的rdquo;。詹姆斯博士断定这种虔诚的杜撰出于十三世纪，并且认为是在意大利编造的。沙尔美尔博士，一位更早一点的专家，说这赝造品该由一个法国拉伐尔人名叫胡亚特者负责。 其他真伪难分的信徒书翰之中，这些都是为学者们所熟知，并为他们所指责的，还有那些据称是耶稣和他的一些同时代人的往来文件，以及西尼加与使徒扫罗的通信。在更广阔的关于历史上和政治上的欺骗行为领域中，那些赝造的信件和文献，以及相类的用来欺骗某一个人或一个国家mdas;巴西奈基》之类的作品，这是由保皇党所散布，用来引起民众对于英国查理一世惋惜的。（译者附注：《伊康middot;巴西奈基》〔Eikon Baislike〕意译为ldquo;皇帝的影像rdquo;，是高丹博士于查理一世被杀后所出版，据说是查理在狱中所作的感想录。出版后颇为当时民众所信仰，曾出至四十七版，以至国会不得不撰文对这伪书加以驳斥。） 很少文艺事件曾经引起过这么多的讨论和争辩的。皇上系在一六四九年一月三十日受刑，但是在次日mdash;mdash;是极端秘密的mdash;mdash;这本书就出现在国人之前。它宣称系出自查理一世本人亲笔，是他对于自己统治期内重要事件的感想的忠实表现，以及在拘禁期间由回忆所引起的虔敬的思想。这书的流传目的是想构成一种对于这位尊贵受难者的同情，它果然获得了这效果。这书在第一年就印了五十版！并且被译成多种文字，包括拉丁文在内，人们对了这书下泪，到处都被人热切的读着，辩论着。这书究竟是谁写的，至今还议论未定，虽然在ldquo;王政复古rdquo;之后，有一位萨赛克斯郡波金地方的牧师，名叫约翰高丹的，曾出面自承是他的手笔。不过，他的要求是在相当秘密之下提出的，后来为了作为使他继续保持秘密的代价，他得了爱克斯特区的主教职。 其后，他埋怨这区域过于清贫，又被调到更富足的瓦尔士打区。但是说高丹是《伊康middot;巴西奈基》的作者，实在没有什么充足的理由；相反的，若说他不是这书的作者，理由倒很充分。也许，这位机警的上帝的牧人，听到机会来到他的门前，并且听到它的叩门声，他的要求酬报可说本身就是一种欺诈。 更有可能者，这书确如它的内容所示，是查理一世本人写的，但是密尔顿及其他等人都不赞同这见解。 不过，无论从那一方面说，这里面一定牵涉着一宗值得注意的欺骗行为。 在一大群骗子的名单中，还应该提到费特波的安尼奥斯的名字，他是多密立派的僧人，是亚历山大六世的神宫的主管人，他出版了十七册的古物研究，捏造发现了桑诃尼安拉、玛力梭、比洛斯奥斯等失传的作品；还有约翰middot;费拉，那个西西里的冒险家，他在十八世纪末年，宣称拥有失传的《利未记》共十七卷，系用亚拉伯文写的。在这一双例子上，十七这数字，似乎是一个用得很妙的数目。结果这两个人到底都被揭穿了，可惜安尼奥斯在不曾有机会自白之前便已逝世。至于那大胆的费拉，开始是满身荣誉，然后为自己的破绽所泄漏，终于受到监禁的处分。 但是赝造家的名单是写不完的。只有一位伟大的古典文艺学者，才有资格叙述关于古代文艺欺诈行为的复杂的历史。似乎不少古时有名的名字都曾经先后蒙上过云翳。荷马曾被人指为是一个妇人，是一种集体写作，是一部选集。《安拉贝塞斯》究竟是塞诺芬的作品，还是狄米斯托奇尼斯的作品呢？ 耶稣基督的历史的真实性，有一部分全依靠约瑟夫的一行书；但是这一行却有人认为是加添进去的赝造品。还有，究竟谁是的作者呢？ 要检查赝造的原稿，赝造的著作，以及过去著名作品中的赝造的章节和赝造的添注，是一种专门学术的工作；而这种搜寻工作的历史，可说是我们这时代的伟大侦探故事之一。也许一切都是可疑的。但是有一点却十分清晰。 文学中的赝造行为，几乎同文学本身同样的古老。也许它们彼此之间仅有一小时的距离。在创造的脚跟之后，紧接着就出现了模仿，然后便是赝造。而每一个莎士比亚都有他的捉刀人。 人皮装帧 荷尔布洛克·杰克逊 许多爱好书籍装帧的好事家都十分怪癖，只有别人一般无法获得的东西，才足以使他们见了高兴。如果大家时髦用小牛皮或摩洛哥皮装订书面，他们便去搜求海豹皮或鲨鱼皮；他们用大蟒蛇皮和眼镜蛇皮来对付羊皮和猪皮的流行；牛皮纸的象牙似的洁白可爱也被染成各种奇怪颜色，借以变化它的单调；他们之中有少数人渴望至少能有一本书是用人皮装帧的，他们放肆的将这东西捧得高出一切之上。这趣味对于一个有洁癖的肠胃是不值一顾的，但是对于有一些人，那些从反常的意念和古怪异国的经验上感到满足的人，可以提供一种奇特的甚至亵渎神圣的喜悦。现代心理学研究者，将这趣味归于变态心理之列，而伊凡·布洛哈博士等人，则说这是属于性欲变态的拜物狂。他举例说，女性的乳房，对于男性是一种自然的生理学上的崇拜对象，但是除开这种正常的爱好之外，另有一种值得注意的乳房崇拜狂者存在，他们使用割离人体的乳房作书籍装帧之用；他引述魏特诃斯基的著作，说有些爱书狂和色情狂的人，他们使用自妇人乳房部分取下的皮装订书籍，使得乳头在封面上形成一个特殊的隆起部分。有些人怀疑有这样装帧的书籍存在，他们将这类故事当作钓鱼家的逸闻，水手们的大话以及老妇人的琐谈一样付之一笑。我认为，这类故事是否可信是一件事，但是却有不少可靠的目睹者证实确有用人皮装帧的书籍存在。不过，未谈到这些事实之前，让我们先谈谈那些传说，以免它与那些真的事情相混。 在一切过分兴奋紧张的期间，如战争、革命、饥荒、瘟疫之时，谣言的成分在新闻散布中占了主要部分，曾经身历世界大战的危险和焦灼滋味的我们知道得更清楚。在一九一四年的那个悲剧的秋天，许多人都相信，曾经有大批俄罗斯军队自俄国阿堪遮城调到苏格兰北部，然后用铁路运到英国南部，再用船送往法国，用来替代在德国人紧迫之下，可能一败不可收拾的我们的疲乏的军队。后来，又有人传说，我们在比利时蒙斯前线的军队，曾经得到成群天使的庇护，有许多兵士都亲眼见过；更后来，我们的新闻纸又说，这正是求之不得的，由于脂肪和油类的缺乏，德国业已组织一座大工厂，将他们自己的以及敌人的尸体提炼成那些生活必需物。这类故事成了那些苦难时代的流行物，而且那么密切的渗杂在一切纪录中，以致使人简直分不出那些是真那些是假的。如果有几位可靠的权威人士表示真假都是一样，那也毫不足怪。 人皮曾经在古代和现代被炼制作皮革，这是早已被证实了的事。它正如其他任何动物的皮革一样，适宜于一切制革过程，但是皮与皮的质地各有不同，有些摸起来坚硬粗糙，有些柔软润滑；本文的有些读者也许听了会感到惊异，有些人皮的厚薄有时会相差一英寸六分之一至一英寸七分之一（原注：见费隆著《制革工业》）。硝皮的作用能使薄皮加厚，能使粗糙的皮肤变成坚致的软皮。在外观上，达凡鲍特说，它颇似小牛皮，但是很难拔光汗毛。另一位权威说，人皮更似羊皮，有细密坚致的组织，触手柔软，适宜于高度的擦光；另一位则说它似猪皮的松浮多孔。我本人支持后者的意见，根据我自己目睹的一块人皮制成的皮革，这是大约三十年以前在伦敦所制，现在为萨姆斯多夫所有。这块皮颇似柔软的猪皮，它几乎有八分之一英寸厚，可是爱德温·萨姆斯多夫先生却说它的纹理颇似摩洛哥皮，不似猪皮。硝制人皮供用，必须先要浸在浓厚的白矾、硫酸铁、食盐的溶液中数日，然后取出阴干，再按照普通制革程序揉炼。 我所能找到的最早涉及人皮制革的参考资料，是玛尔斯雅斯的传说，他不自量力的向阿坡罗挑战作音乐比赛，失败之后，便如约忍受活生生的剥皮处分。有人说他的皮被制成水泡或足球，又有人相信，是制成了一只皮瓶：如斯特斯普斯所说（原注，见柏拉图的对话），他们可以活剥我的皮，只要我的皮不似玛尔斯雅斯那样制成了一只皮瓶，而是化成一片美德。另一个是法国大革命时代的工业界的传说，说是贵族的尸体怎样被送到茂顿的一间硝皮厂，他们的皮被制成皮革，用作书籍装帧及其他用途。这些故事中最使人不能忘记的一个，乃是关于某一位法国人有一副皮短裤，系用他的犯窃处刑的侍女的皮制成。这位杰出的道德家从不厌倦的指责他的侍女，而每当发表一篇洋洋大论之后，他便十分满意的拍着他的臀部，叽咕着：“但是她仍在这儿，这家伙，她仍在这儿！” 一六八四年，罗伯·芬里尔男爵，这位忠忱的伦敦郡长，捐给鲍特莱图书馆“一张硝制过的人皮，以及一副骷髅，一具风干的黑人儿童尸体”。威廉·哈费也捐给医师学院一张硝制的人皮，此外，巴塞尔大学以及凡尔塞的里赛生理学博物馆也有人皮标本。在美国的百年博览会里，有一副人皮制的扑克牌陈列。费隆在他的《制革工业》里说，在十八世纪，美国马萨诸塞州的丢克斯贝莱，以贫民的皮制造小儿靴鞋，后来颁布一条法令，凡是买卖人皮者要处罚监禁五年，这风尚才被遏止。可是关于人皮的最浪漫的故事，怕是波希米亚的约翰·齐斯迦将军的了，他吩咐身死之后，以他的皮制成一面鼓，因为他认为这面鼓的声音足以吓退他的敌人，正如他活着时候的名声一样。 这么证实人皮确是曾经有人硝制，制成皮革确是堪用之后，那就无须怎样的才智便会扩大它的用途，同时，恰如律师们所说，既然书籍与人类和他的行动等等有密切关系，我认为将这种皮革用在书籍方面，可说是一种合乎逻辑的、虽然很可怕的尝试。这种用途的发展，在法国更受到经济上的以及临时环境上的鼓励。有一位作家说，在那革命的风暴中，装帧艺术消失了，书籍便用人皮来装订；另一位权威纪录着，法国大革命的另一种恐怖的副产品，乃是这种可怕的玩笑，以人皮来装订书籍；谁都记得《克劳地奥斯博土》中所引用的卡莱尔的话“法国贵族嘲笑卢骚的学说，可是他们的皮却被用来装订他的著作的第二版”。我还可以举列许多这类的叙述，可是够了，因了这些话并无事实可证，而若干可信赖的权威，包括大刽子手桑逊在内，已经在他的日记中指斥过这些传闻了。所以不妨说，这些故事所以流传不堕的原因，乃是因为多数人宁信传闻，不信历史；他们只是相信他们喜爱相信的东西。 用人皮装帧的书籍，公家以及私人的藏书中都有不少实物可以见到。在巴黎的迦拉伐勒博物院里，塞里尔·达凡鲍特曾见过一本一七九三年的宪法，用一个革命党人的皮装订；布丁在著名的藏书家阿斯寇博土的藏书中见过一本，可是他忘了书名；另一位历史家说，玛波罗大厦中有一本书，系用玛丽·卜特曼的皮装帧，她是约克郡的一个女巫。潘西·费兹格拉特曾举列若干实例：诃尔特的受审问和行刑的报告书，他是谋杀玛丽·马丁的凶手，这报告书便用凶手的皮装订，这皮是由圣爱德孟斯的一位外科医生特地炼制的。他又提到有一位俄国诗人的诗集，用自己的腿皮装帧，这是因了行猎的意外伤害而割去的，这本诗集是《献给他心上的女士》；最后，他又提及有一位藏书家怎样在英国布列斯托由一位书店老板给他看过几本书，都是由布列斯托法律图书馆送来托他修补的。它们都是用人皮装帧的，这些皮都是定制的，来自当地死刑犯的身上，行刑后自身上剥下。法国龚果尔弟兄的日记中也提到“有一位英国古董家用人皮装订他的书籍”。 可是并非仅是我们（译者按，指作者的本国人，即英国人）有这嗜好。法国的天文学著作家，加密列·弗拉马列昂，有一次曾向一位肩膀美丽的漂亮伯爵夫人，称赞她的皮肤的可爱。当她死时，她便吩咐死后可将她的肩上及背上的皮制成皮革，送给弗拉马列昂，作为他对于它的最近所有者的赞词的纪念。这位天文学家便用它的一部分装订了他的最有名的一部著作：《天与地》。另一个记载，叙述几年之前，巴黎医学院的一位医官，将一个被处刑的暗杀犯康比的皮，装订他的死后尸体剖验的报告文件。安得烈·莱洛设法获得诗人德莱尔的一小块皮。他用来嵌饰一册装帧豪华的维吉尔田园诗译本（德莱尔所译）。别的法国作家，包括缪塞在内，都有爱好这种皮革的表示，因此我相信在其他许多国家，一定也可以寻出人皮装帧的爱好；但是我并非在写这个题目的专论，因此我便以我所能找到的最近的一个实例结束本文。在一八九一年，有一位医生委托萨姆斯多夫用一块女人的皮装订一本荷尔拜因的《死的跳舞》。这块人皮，我在前面已经提起过，系由沙弗斯贝里街的斯威丁所硝制，为这本书包书面和烫字的工人至今还活着。书脊两端的丝制顶带，也用人发来替代。此书的现在下落不明，但相信大概在美国。（译自荷尔布洛克·杰克逊著：《爱书狂的解剖》） 译者附志：日本斋藤昌三氏曾有一篇短文，记他所见到的画家藤田嗣治自南美洲带回来的一册人皮装帧书籍，兹附录于后（据藏园先生译文）： 用人皮来做装帧的这种野蛮趣味，我虽然在书本上常常见人说到，可是从来没有梦想过会把实物放到自己手上来细看的。 然而最近因为决定要替画家藤田嗣治出随笔集，跟他闲谈四方山的野蛮逸事，忽而记起别人，说过藤田先生确实爱藏人皮装的书籍，便把谈锋转到这个问题来，他随手从座右的书架上抽出一册书递给我，那是一册十六开，似乎用猪皮做面的小书，样子仿佛是由一个外行人装订成书的。 在未亲见到时总以为用了人皮装帧一定使人感到心情恶劣，但当他随便递给我时，我就忘掉恐怖拿来放在掌上，大概是因为熟皮的关系，触手很柔软，到底不是猪皮或羊皮所能比得上的。皮色带黄，但总觉得是白皑皑的，不知道到底是人身上那一个部分的皮，皮下还粘连了一些肌肉。 据藤田先生说，这是他到南美厄瓜多尔旅行时酋长的儿子非常诚意的送给他的，书的内文是西班牙文的宗教书。书扉上印明一七一一年出版，显然是二百多年前的了，可是外装的人皮似乎是后来才加上去的。 不过这张做书面的皮到底是白人的还是土人的？根据皮色看来我以为大概是白种人的。总之，我得见此珍贵之物使多年的愿望如愿以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