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门阀政治》


 一、西晋诸王与王国士人

    《晋书》卷九八《王敦传》：“〔元〕帝初镇江东，威名未着，敦与从弟导等同心翼戴，以隆中兴。时人为之语曰：‘王与马，共天下。’”

    《南史》卷二一史臣论曰：“晋自中原沸腾，介居江左，以一隅之地，抗衡上国，年移三百，盖有凭焉。其初谚云：‘王与马，共天下’。盖王氏人伦之盛，实始是矣。”

    琅邪王氏诸兄弟与晋琅邪王司马睿，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结成密切关系。王导以他所居司马睿左右的关键地位，艰苦经营，始奠定东晋皇业和琅邪王氏家族在江左的根基，因而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语。王与马的结合，开启了东晋百年门阀政治的格局。

    东晋初年诸帝，待王导以殊礼，不敢以臣僚视之。《世说新语·宠礼》：“元帝正会，引王丞相登御床，王公固辞，中宗（元帝）引之弥苦。王公曰：‘使太阳与万物同晖，臣下何以瞻仰？’”元帝对王导，素以“仲父”相尊。成帝给王导手诏，用“惶恐言”、“顿首”、“敬白”；中书作诏则用“敬问”。成帝幸王导宅，拜导妻；王导元正上殿，帝为之兴。

    “王与马共天下”，这并不是时人夸张之词，而是一种确有实际内容的政治局面。《晋书》卷六《元帝纪》，永昌元年（322年）王敦兵入石头，元帝遣使谓敦曰：“公若不忘本朝，于此息兵，则天下尚可共安也。如其不然，朕当归于琅邪，以避贤路。”同书卷九八《王敦传》记元帝言曰：“欲得我处，但当早道，我自还琅邪，何至困百姓如此！”元帝此时不敢以君臣名分责王敦，只得委曲求全，企图维持与王氏的共安。他请求王敦不要擅行废立之事，不要破坏“共天下”的局面。如果王敦执意独吞天下，破坏共安，元帝无以自持，就只有避住琅邪国邪这一条路可走。

    徵之历史，“共天下”之语，古已有之，并不始于两晋之际的王与马。《史记》卷八五《吕不韦列传》，不韦为子楚谋秦王之位，子楚感激，顿首曰：“必如君策，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子楚允诺吕不韦共有秦国，这就是后来子楚得立为庄襄王，并以吕不韦为丞相，封文信侯，食河南雒阳十万户的缘由。《史记》卷七《项羽本纪》，汉五年刘邦击楚，诸侯约而不至。张良曰：“楚兵且破，〔韩〕信、〔彭〕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与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汉书》卷一《高祖纪》记此事，“共分天下”即作“共天下”，师古注曰：“共有天下之地，割而分之。”这就是刘邦发使割陈以东傅海之地与韩信，割睢阳以北至谷城之地与彭越的缘由。

    由于时代的推移变化，裂土以“共天下”的情况，西汉以后已经不存在了。“王与马共天下”，不再是指裂土分封关系，而是指在权力分配和尊卑名分上与一般君臣不同的关系。王与马的这种名器相予、御床与共的关系，发生在东晋创业、元帝壮年继嗣之时，不是末世权宠礼遇非凡，也不是阿衡幼主僭越名分一类不正常的情况。王导以一代名相处此而当世多不以为非分，这在历史上是罕见的。

    为什么江左会出现这种政治局面呢？总的说来，偏安江左是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的产物，而江左政权依赖于士族，则是门阀制度发展的结果。士族高门与晋元帝“共天下”，归根到底可以从这里得到解释。但是这还不能说明为什么是琅邪王氏而不是别的高门士族与晋元帝“共天下”的问题。晋元帝与琅邪王氏之间，尚有其历史的和地域的特殊原因，使之相互固结，因而形成王与马的特殊关系。

    西晋诸王，或随例于太康初年就国，在其封国内有一段较长的活动时间；或虽未就国，但与封国有较多的联系。他们一般都重视与封国内的士人结交，甚至姻娅相联，主臣相托，形成比较密切的个人和家族关系。东汉守、相例辟属内士人为掾，此风在西晋时犹有遗留。西晋诸王辟王国人为官之事，史籍所载不乏其例。《华阳国志·后贤志》：常骞，蜀郡江原人，“以选为国王侍郎，出为緜竹令，国王归之，复入为郎中令。从王起义有功，封关内侯，迁魏郡太守，加材官将军……。”案同书《大同志》太康八年（287年）成都王颖受封四郡，蜀郡在其封内。由此至永宁、太安年间，蜀乱，成都王颖徒封荆州南郡四县（《晋书》卷一五《地理志》）为止，历时十余年之久。所以司马颖与成都王国士人关系甚多，是可能的。《晋书》卷九零《良吏·杜轸传》，成都人杜轸，子毗，“成都王颖辟大将军掾”；轸弟烈，“为成都王颖郎中令”，皆属此例。《世说新语·贤媛》注引《晋诸公赞》：孙秀，“琅邪人。初，赵王伦封琅邪，秀给为近职小吏。伦数使秀作书疏，文才称伦意。伦封赵，秀徒户为赵人，用为侍郎。”孙秀于赵王伦篡位后为中书令，政皆决之。《世说新语·仇隙》注引王隐《晋书》以及今本《晋书》卷五九《赵王伦传》皆着其事迹，更是显例。《晋书》卷五四《陆机传》、《陆云传》，机、云兄弟，吴郡人，吴王晏出镇淮南，先后辟机、云兄弟为王国郎中令。《抱朴子·自序》丹阳葛洪，父为吴王晏郎中令，而丹阳亦吴王所食三郡之一。此皆王国辟属内士人之例。依成都国、琅邪国、赵国、吴国诸例推之，司马睿一系之琅邪王与琅邪国内士人交往，因而形成比较牢固的历史关系，是当然之事。

    诸王所辟或所与交游的王国士人，如果出于国内着姓士族，其关系可能更为不同。司马睿之祖司马伷于西晋平吴之前徙封琅邪王，其时琅邪国内最显门第，当数临沂王氏。据《晋书》卷三三《王祥传》，琅邪临沂王祥于曹魏黄初年间为徐州别驾，讨破利城兵变，时人歌曰：“海沂之康，实赖王祥；邦国不空，别驾之功”。《北堂书钞》卷七三引王隐《晋书》，谓王祥“以州之股肱，纠合义众”，可证王祥有宗族乡党势力可资凭藉。自此以后，王祥位望日隆，历居魏、晋三公之职，王氏宗族繁衍，名士辈出。像琅邪王氏那样业已显赫的家族，本不待琅邪王的辟举以光门户；而琅邪王欲善接国人以广声誉，却特别要与琅邪王氏结交。司马伷（死于太康四年，283年）、司马觐（死于太熙元年，290年）以及司马睿三代相继为琅邪王，与琅邪王氏家族交好联姻，前后历数十年之久。所以王氏兄弟与晋元帝司马睿在述及王、马关系时，总说是朋友之情、手足之谊。例如王导与晋元帝“契同友执”，“有布衣之好”；晋元帝曾对王敦说：“吾与卿及茂弘（王导）当管鲍之交”；王廙是晋元帝姨兄弟，他在疏中说：元帝与他“恩侔于兄弟，义同于交友”。除王氏以外，琅邪国内其它士族如诸葛氏、颜氏以及各色人才，司马睿亦广为结交，以尽其用。当司马睿过江为镇东将军时，《晋书》卷七七《诸葛恢传》谓“于时王氏为将军，而恢兄弟及颜含并居显要，刘超以忠谨掌书命，时人以帝善用一国之才。”“一国”，琅邪国也。

    王、马关系固然有个人情谊为纽带，但又不仅如此，它更是一种以家族集团利益为基础的长期发展起来的相互为用的政治关系。如果家族集团利益发生矛盾，个人情谊一般就不起什么作用了。所以当西京覆没，元帝将立时，王敦居然“惮帝贤明，欲更议所立”；明帝初立时，“敦素以帝神武明略，朝野之所钦信，欲诬以不孝而废焉”。元帝惮王氏家族大强，也图用亲信以抑王氏。当王氏家族极力抗拒此举，甚至王敦以清君侧为名起兵叛乱时，以恭谨见称的王导实际上也站在王敦一边。所以“共天下”云云，并不是王与马平衡的稳定的结合，而是在一定的政治环境下出现，又依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政治现象。当王氏家族认为有必要又有可能废立或自代时，“王与马共天下”的平衡局面就会有破裂的可能。当王氏家族的权势盛极而衰时，别的家族也可以起而代替王氏居于与司马氏“共天下”的地位。

    南宋陈亮有感于晋宋偏安，如出一辙，山河破碎，吊古伤今，在所作《念奴娇·登多景楼》一阕中发问慨叹：“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门阀政治，也就是“门户私计”的政治，严格说来，只限于东晋，孙吴时还没有，南朝时又成过去，“六朝”云云，是陈亮误解之词。而东晋一朝的门阀政治，则是贯彻始终，发其端者，是琅邪王氏。

    琅邪王氏王导、王敦兄弟与司马氏“共天下”，开创了东晋门阀政治的格局，建立了祭则司马、政在士族的政权模式，维持了一个世纪之久。诠释两晋之际的王、马关系，探索其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是理解东晋一朝门阀政治的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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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二、司马越与王衍

    “王与马共天下”政治格局的形成，既是琅邪王与琅邪王氏的地域结合，又有其历史原因。王马结合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西晋八王之乱后期即东海王司马越与成都王司马颖对峙期间司马越与王衍的关系。

    八王之乱后期，惠帝子孙全都死亡，惠帝兄弟成为其时司马皇统中血统最近的亲属。成都王颖抢得了皇位继承权，称皇太弟，居邺城遥制洛阳朝政。东海王越是八王之中最后参与乱事的藩王。按血统关系说，东海王越是司马懿弟东武城侯司马馗之孙，高密王司马泰之子，于武帝、惠帝皇统是疏而又疏，同成都王颖居于惠帝兄弟地位者大不一样。按食邑数量说，成都王本食四郡，东海王只食六县，大小轻重迥不相同。永兴元年（304年）七月荡阴战后，惠帝被劫入邺，成都王颖更成为决定性的政治力量。但是不久，党于东海王越的幽州刺史王浚发兵攻邺，成都王颖和惠帝以及皇室其它近属逃奔洛阳，被河间王颙部将裹胁入关。这时候，惠帝兄弟辈二十五人中，只剩下成都王颖（原来的皇太弟，入关后被废）、豫章王炽（入关后新立的皇太弟，后来的晋怀帝）和吴王晏（后来的晋愍帝司马邺之父）。惠帝和宗室近属悉数入关，广大关东地区没有强藩控制，这是东海王越填补空缺、扩充势力的大好时机。东海王越的势力就是趁这个机会扩充起来的。

    荡阴败后，司马越回东海国，又收兵下邳，取得徐州，控制江淮，进行了大量的活动。从此，徐州地区成为他的广阔后方。他部署诸弟司马腾、司马略、司马模分守重镇以为形援。然后他移檄征、镇、州、郡，自为盟主，并于光熙元年（306年）把惠帝从长安夺回洛阳。接着，惠帝暴死，成都王颖、河间王颙相继被害，继立的晋怀帝完全在司马越的掌握之中。司马越在皇族中已没有强劲的对手，八王之乱至此告终。胜利的司马越赢得了疮痍满目的山河，也独吞了八王之乱的全部恶果。匈奴刘渊、羯人石勒的军队动辄威胁洛阳，使司马越不遑宁处。

    司马越并不具备皇室近属的名分，号召力有限。因此他力求联络关东的士族名士，利用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实际力量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关东是士族比较集中的地方，他们的向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司马越统治的命运。但是关东士族同宗室王公一样，在十几年的大乱中受到摧残。有些人鉴于政局朝秦暮楚，尽量设法避祸自保。名士庾敳见王室多难，害怕终婴其祸，乃作《意赋》以寄怀，宣扬荣辱同贯，存亡均齐思想。还有一些人逃亡引退，如吴士张翰、顾荣辞官南归，颖川庾衮率领宗族，聚保于禹山、林虑山。这种种情况，反映了很大一部分士族名士的避世思想和政治动向。司马越必须在星散的士族名士中找到有足够影响的人物列于朝班之首，才能号召尽可能多的士族名士来支持他的统治。夙有盛名的琅邪王衍被司马越看中，他们密切合作，共同经营一个风雨飘摇的末代朝廷。

    王衍郡望虽非东海，但是是东海的近邻。王衍家族的社会地位，高于东海国的任何一个家族。王衍是其时的名士首领，以长于清谈为世所宗。据说此人终日挥麈谈玄，义理随时变异，号曰“口中雌黄”，朝野翕服。一书，记载了清谈家王衍的许多佚事。不过王衍的玄学造诣，声大于实，史籍中除了记他祖述何晏、王弼“贵无”思想和反对裴的“崇有”之说等寥寥数语以外，不言他对玄学究竟有什么贡献。清人严可均辑《全晋文》，竟找不到王衍谈玄内容的任何文字材料。王衍死前曾说：“呜乎！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从此，王衍就以清谈误国受到唾骂，至于千百年之久。

    王衍主要是一个政治人物。他口头上虽说“不以经国为务”，自称“少不预事”，但青年时代就“好论纵横之术”。以后除了一个短时间以外，王衍始终居于朝廷高位。王衍之女，一为愍怀太子妃，一适贾充之孙贾谧。可见他在西晋末年宫廷倾轧这一大事中既结后党，又结太子，两边观望，期于不败。王衍另一女为裴遐妻，而裴遐是东海王司马越妃裴氏从兄。王衍通过裴遐，又同东海王越增加了一重关系。以上种种，都是王衍所结的政治婚姻，反映王衍在政界活动的需要。他被石勒俘获，临死犹为石勒“陈祸败之由”，并且“劝勒称尊号”。他恋权而又虚伪，服膺名教与自然“将无同”的信条。他和司马越作为西晋末代权臣，除了操纵皇帝，翦除异己，羁縻方镇，应付叛乱以外，没有推行过任何有积极意义的措施。

    司马越与王衍，是一种各有图谋的政治结合。司马越以其宗王名分和执政地位，为王衍及其家族提供官位权势；王衍则为司马越网罗名士，装点朝堂。当时北方名士团聚在王衍周围的，数量很多，其中的王敦、谢鲲、庾敳、阮修，号为王衍“四友”。由于王衍的引荐，诸王、诸阮以及谢鲲、庾敳、胡母辅之、郭象、卫玠等名士都被司马越所延揽，南士也有辟司马越府者，所以史称越府“多名士，一时俊异。”这些人祖尚玄虚，多半没有政治能力，在司马越的卵翼之下醉生梦死，等待着命运的安排。他们之中多数人陆续过江，庇托于江左政权；有些名士则同王衍一起被石勒俘杀。

    东海王越妃出河东裴氏。西晋时裴氏与王氏齐名，时人以两家人物逐个相比，以八裴方于八王。裴妃兄裴盾、裴邵，都是司马越的重要助手，也是司马越联系士族名士的又一桥梁。不过裴盾、裴邵没有来得及过江。裴邵随司马越出项，死于军；裴盾后降匈奴，被杀。裴氏与司马越个人关系虽密，但其家族不出于河南，与司马越府椽属多出于河南士族者，毕竟有所不同。这种河北河南的畛域之见，当渊源于昔日司马颖居邺、司马越居洛阳而相互对立的历史。所以裴氏家族重要人物与其他河北士族一样，罕有过江者，因而裴氏家族没有在东晋政权中取得相应的地位，以继续发挥象王氏家族那样的政治作用。

    由上可知，惠帝末年和怀帝时的西晋朝廷，以司马越、王衍为核心操持政局，由士族名士装点其间，实质上就是司马越与王衍“共天下”。可以说，这是“王与马共天下”最早的一种组合，一个形态。

    在司马越、王衍操纵之下，另一个王与马相结合的政治中心正在形成，这就是晋琅邪王司马睿与琅邪王导在徐州开启的局面。

    王氏家园所在的琅邪国，是司马睿的封国。司马睿的琅邪国与司马越的东海国相邻，都在徐州。司马睿的祖父司马伷曾出为镇东大将军、假节、都督徐州诸军事，镇下邳，《晋书》卷三八本传称其“镇御有方，得将士死力。”后来，当司马越收兵下邳，准备西迎惠帝时，起用琅邪王司马睿为平东（后迁安东）将军监徐州诸军事，留守下邳，为他看管后方。司马睿受命后，请王衍从弟、参东海王越军事的王导为司马，委以重任。由司马越、王衍在洛阳的关系，派生出司马睿和王导在徐州下邳的关系，王导在司马睿军府中的重要地位，可想而知。

    司马越物色司马睿，还有历史渊源。司马越与司马颖对峙之时，司马睿与其从父东安王司马繇先居洛阳，后居邺城。那时司马越已通过辟于越府的王导对司马睿施加影响。荡阴战后，司马繇被司马颖杀害，这更坚定了司马睿在成都王颖和东海王越之争中投向东海王越一边的决心。司马睿在王导劝诱下南逃洛阳，转回琅邪国，在那里接受了司马越的号令。从种种迹象看来，司马睿、王导同莅徐州下邳，不是偶然的组合，而是司马越、王衍精心的策划与安排。洛阳司马越与王衍的组合，下邳司马睿与王导的组合，都是日后建康“王与马共天下”的前奏。

    不过，情况还是有区别的。洛阳司马越、王衍的组合，掌握实权的是司马越；而徐州下邓司马睿、王导的组合，王导却起着主导作用。那时，司马睿还是一个“恭俭退让”，“时人未之识”的一般宗室成员，而王导已经具有政治阅历和名望，可以把司马睿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王导传》叙述这一段关系时说：“〔导〕参东海王越军事。时元帝为琅邪王，与导素相亲善。导知天下已乱，遂倾心推奉，潜有兴复之志。帝亦雅相器重，契同友执。帝之在洛阳也，导每劝令之国。会帝出镇下邳，请导为安东司马，军谋密策，知无不为。”透过这一段夹杂著攀附之辞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出，司马睿在北方所经历的大事，几乎全出王导的主动筹谋。王导在邺城、洛阳、下邳，早已发现了司马睿“奇货可居”，很像当年吕不韦在邯郸发现了秦国的子楚一样。子楚曾约定分秦国与吕不韦共之，而司马睿后来实际上与王导共享东晋天下。

    永嘉政局，纷乱异常。刘渊等交侵于外，怀帝、司马越构嫌于内，州郡征镇叛服不常，流民暴动此伏彼起。司马越、王衍力图在政治上、军事上加强控制，抢据要冲，以维持残破局面。在这种形势下，永嘉元年（307年）九月，司马睿受命以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偕王导南渡建邺。这是司马睿、王导同镇下邳两年以后的事。其时，王衍为门户自全之计，“说东海王越曰：‘中国（案指中原）已乱，当赖方伯，宜得文武兼资以任之。’乃以弟澄为荆州，族弟敦为青州。因谓澄、敦曰：‘荆州有江汉之固，青州有负海之险，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案指洛阳），足以为三窟矣。’”孙盛《晋阳秋》记此事，谓王衍辞诸弟时曰：“今王室将卑，故使弟等居齐楚之地，外可以建霸业，内足以匡帝室，所望于二弟也。”依孙盛所记，王衍经营“三窟”，并不是消极地效狡兔之求免于死，而是欲乘王室卑微之时图谋霸业。以后的事实表明，王衍追求的霸业没有实现于齐楚，而实现于扬州的江南；不是假手于王澄等人，而是假手于王导。这是王衍始料所未及的，因为他设想的“三窟”均在长江以北，并未包括扬州江南部分。

    《通鉴》系此于永嘉元年十一月，后于司马睿镇建邺二月。

    从人物构成和历史渊源说来，扬州一窟，同样是司马越、王衍势力所派生出来的。扬州江南窟成，齐楚已乱，王马天下，只有于此经营。但是此时洛阳尚有怀帝，名分不可僭越，因此形势暂时还不是很明朗的。五行家看到王导在建邺“潜怀翼戴之计”，待机脱离洛阳以称霸江左的事实，谓其时江左“阴气盛也”。这反映晋室社稷南移的可能性，已在时人的估计之中。

    司马睿渡江一举，开启了东晋南朝在江左立业局面。不过这不是司马越、王衍的初衷。在司马越、王衍的全盘部署中，渡江的直接目的究竟何在呢？

    司马睿、王导受命过江，从军事、政治上说，是为了填补陈敏被消灭后江左的真空，使之同江淮、荆楚呼应，保障徐州，并为中原犄角。这一点与江左原来的政治形势有关，将在本文下节详论。从经济上说，很可能有替坚守中原的司马越、王衍搜括江南财富，特别是潜运江南粮食的目的。

    原来，陈敏在洛，为尚书仓部令史，建议于执政曰：“南方米谷皆积数十年，时将欲腐败，而不潜运以济中州，非所以救患周急也。”因此陈敏得以出为合肥、广陵度支。他后来击败石冰，割据米谷丰裕的扬州江南诸郡，也得力于所统运兵。《水经·淮水注》谓陈敏于中渎水域穿樊梁湖北口，下注津湖径渡，以改变湖道纡远状况，缩短了江淮间的航程。此事内容尚有疑点，不可全信，亦非全诬。《太平御览》卷六六引顾野王《舆地志》，谓陈敏在丹阳境开练湖，而练湖之开与维持丹阳、京口间运河航道有密切关系。《舆地纪胜》卷七引《舆地志》，谓京口城南有丁卯港，港有埭，为京口运河航道重要设施，据说“晋元帝子裒镇广陵，运粮出京口，为水涸，奏请立埭，丁卯制可，因以为名。”案司马裒镇广陵，开丁卯埭，为建武元年（317年）事，在陈敏于扬州江南开练湖以济运河之后十年。这些维修江南运河的史实，都与陈敏离都的初衷切合。又，司马睿、王导在徐州时本有漕运任务。徐州治所下邳，当泗水通途。《水经·泗水注》：宿预，“晋元帝之为安东也，督运军储而为邸阁。”司马睿与王导南来，沿中渎水下广陵，过江而达建邺，也是踵陈敏之迹。根据这许多迹象，我推测，司马睿、王导奉命南来，本有与陈敏相同的潜运江南粮谷以济中州的经济目的。

    细察王衍“三窟”之说和其后事态发展，可以认为司马睿、王导受司马越、王衍之命南来，并不是为越、衍南逃预作准备。司马越和王衍始终不见有南逃的打算。我们知道，司马越是在逗留东海、收兵下邳以后才得以成为独立力量的。他的军队以徐州人尤其是徐州东海国人为多。洛阳宫省宿卫，也都被司马越换成东海国将军何伦、王景的东海国兵。永嘉四年（310年）冬司马越声称为讨伐石勒而离洛，还以何伦和坚决支持司马越的“乞活”帅李恽等军，奉东海王妃裴氏和世子毗守卫洛阳，监视宫省。这些情况，说明司马越、王衍势力的地方色彩很浓。他们只求死守正朔所在的中原，而不曾考虑偏安江左。其时镇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周馥建策迎天子都寿春，也被拒绝，周菠以此为司马越、司马睿的军队夹攻致死，这就是史臣所谓“祖宣（馥字）献策迁都，乖忤于东海”一事。司马越的战略意图，是依托徐州，守住洛阳，自为游军与石勒（以后还有苟晞）周旋。王衍是支持司马越这一战略意图的。当洛阳由于刘渊、石勒的攻击而人心浮动，迁都避难呼声甚紧时，“衍独卖车牛以安众心”。后来，司马越、王衍拥军东行，越于道中病死而托后事于衍，衍必欲扶越柩归葬东海，以至于在东行道中为石勒部众追及，王公士庶十余万人俱死。何伦、李恽拥裴妃及世子毗逃离洛阳，世子和三十六王都落入石勒之手，何伦东走归下邳，李恽北走广宗，时在永嘉五年（311年）。

    司马越、王衍拥众东行，从战略战术上看不出有其它用意，只是反映了他们以及他们的将士“狐死首丘”的愿望而已。《晋书》卷三五《裴楷传》载东海王越妃兄徐州刺史裴盾大发良人为兵，司马越死，裴盾“骑督满衡便引所发良人东还”，也是东方将士只图奔返家乡之证。

    司马越、王衍一心东归而无南渡意图，客观上便利了司马睿、王导在江左独立经营。东方青、兖、豫、徐诸州士族名士则多有在胡骑侵逼之下南走建康者，昔日司马越府俊异陆续归于司马睿府，成为司马睿府“百六掾”的主干，有助于司马睿、王导势力的壮大，而且也显示出麇集江左的这一集团是洛阳朝廷事实上的继承者。尔后江左的门阀士族，大体上都是出于昔日司马越府的僚属。

    与司马越、王衍一心东归成为对照的，是阎鼎的西行。阎鼎，天水人，也出于东海王越府参军。他鸠集西州流人数千，欲还乡里。洛阳沦陷后，他翼戴秦王（后来的晋愍帝）西奔长安。裹胁而行的以荀藩、荀组为首的行台诸人多关东人，不愿西去，或者逃散，或者被杀。由此可见，其时除有前述河南、河北的畛域之分以外，还有关东、关西的畛域之分，这在士族人物中确实是一个重大问题，影响着政局的发展。

    西晋统治者进行的八王之乱以及随后出现的永嘉之乱，既摧残了在北方的西晋政权，也毁灭了几乎全部西晋皇室和很大一部分追随他们的士族人物。吴人孙惠在上司马越书中说：“自先帝公王，海内名士，近者死亡，皆如虫兽”。王衍一伙惨死在石勒之手，又增加了一堆尸骸。他们在北方彻底失败了。残存的长安朝廷落入西州人之手，也不可能维持多久。只有他们派出的司马睿和王导，在建邺植下了根基。由于皇族劫余无多，建邺的司马睿更不得不依傍具有号召力量的士族琅邪王导。这样，在北方具有雏形的“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在南方就成为一个新朝政权的基本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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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三、司马睿与王导。门阀政治格局的形成

    永嘉元年（307年）九月，司马睿偕王导渡江至建邺。晋室政治中心，自此逐渐南移江左。西晋灭亡以后，江左的东晋政权维持了一个世纪的统治。

    关于南渡，据知有如下三种记载。

    《晋书》卷六《元帝纪》：“永嘉初，〔元帝〕用王导计，始镇建邺。”《世说新语·言语》“顾司空（和）未知名”条注引邓粲《晋纪》：“导与元帝有布衣之好，知中国将乱，劝帝渡江，求为安东司马，政皆决之，号仲父。晋中兴之功，导实居其首。”王导于南渡之事起了重大作用，有“中兴之功”，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他当时还受制于司马越与王衍，不可能独自作出这件大事的决断。司马睿于越、衍，关系尚浅，也不可能决定南渡大计。所以，司马睿“用王导计”始渡江之说似嫌简单，不尽符合当时的情况。

    《晋书》卷五九《东海王越传》：“初，元帝镇建邺，裴妃之意也，帝深德之。”东海王妃裴氏的家族地位，已见前述。妃兄裴盾为徐州刺史时，司马睿为安东将军监徐州诸军事，二人共治下邳。妃兄裴邵辟司马睿安东府长史，与安东府司马王导“二人相与为深交”。所以裴妃对于司马睿、王导渡江之事，自然是知情而又关切，说她表示过这种意愿，是完全合理的。后来，东海王世子毗陷于石勒，下落不明；裴妃被掠卖，东晋既建，始得过江。司马睿为报答司马越和裴妃恩德，以皇三子冲奉越后为东海王世子，以毗陵郡为其封国，又以毗陵犯世子讳，改名晋陵。这些都说明裴妃对于南渡是起过巨大作用的。但把渡江大事说成只是裴妃个人的意愿促成，也不妥当。

    《晋书》卷八《王羲之传》：“羲之……父旷（一作广），淮南太守。元帝之过江也，旷首创其议。”案王旷为淮南之前居丹阳太守职。《晋书》卷一零零《陈敏传》谓敏起事后，“扬州刺史刘机、丹阳太守王广（旷）等皆弃官奔走。”王旷与刘机曾经同治秣陵，他们商议军情的文书，今天还保存了一些片断。关于王旷倡议渡江之事，东晋人裴启所撰《语林》说：“大将军（敦）、丞相（导）诸人在此时闭户共为谋身之计，王旷世弘（旷字世弘）来在户外，诸人不容之。旷乃剔壁窥之，曰：‘天下大乱，诸君欲何所图谋？’将欲告官。遽而纳之，遂建江左之策。”案《语林》成书于哀帝隆和时，多载人士语言应对之可称者，“大为远近所传，时流年少，无不传写，各有一通。”其中偶有道及谢安的不实之词，为谢安所纠。所记王旷建策一事，当时王氏子孙具在，未闻异词，应当基本可信。王旷建策，时间当在永嘉元年三月至七月，即陈敏败亡至司马睿初受都督扬州江南之命之间，地点估计是在下邳。

    以上三说，各从不同方面反映了一些真实情况，可以互相补充，而不是互相排斥。它说明南渡问题不是一人一时的匆匆决断，而是经过很多人的反覆谋划。概括言之，南渡之举王氏兄弟曾策划于密室，其中王旷倡其议，王敦助其谋，王导以参东海王越军事，为琅邪王睿司马的关键地位主持其事；裴妃亦有此意，居内大力赞助；最后决策当出自司马越与王衍二人，特别是司马越。《太平御览》卷一七零引顾野王《舆地志》：“东海王越世子名毗。中宗为越所表遣渡江，故改此（案指毗陵）为晋陵。”案表遣虽然只是一种形式，但不经司马越上表这一形式，司马睿、王导就无从被派遣过江，过江后亦无法统凭据。至于司马睿本人，如《晋书》卷五九《八王传·序》所说：“譬彼诸王，权轻众寡，度长絜大，不可同年”，所以他在南渡问题上只能是被动从命，无决断权。

    过江以后，司马睿也并不是江左政局草创中不可须臾离的人物。尊经阁本“元帝始过江”条汪藻《考异》：司马睿过江两个月后，“十一月，太妃薨为（于？）本国琅邪，上便欲奔丧，顾荣等固留，乃止。上即表求奔丧，诏听。二年三月，上还琅邪国，四月葬太妃，上还建康。”这一详细的时间表，说明司马睿甫过江，即操持奔丧之事，并不因南迁始尔而抽身不得，循请夺情。这是由于坐镇江东，稳定局势，主要不是靠司马睿，而是靠王导。有王导在，有王导辅翼晋琅邪王司马睿的格局，江左政治就有了重心。这正是南渡后“王与马共天下”的具体反映。“王与马共天下”并不像《晋书》卷九九《王敦传》所说那样，只是司马睿过江后王敦、王导一时“同心翼戴”的结果。可以说，过江以前已经具备了“共天下”的许多条件，过江以后始得有天下而相共。

    能够实现南迁，还由于江南士族名士合力消灭了陈敏势力，为司马睿扫清了进入建邺的障碍。陈敏的兴败，南士的向背，其中都有王与马的活动。

    原来，西晋灭吴后，江东被认为是多事的地方，所谓“吴人轻锐，易动难安”。西晋以东南六州将士更守江表，吴人多有不自信之心。晋武帝晚年，曾有封“幼稚王子”于吴之议，时刘颂为淮南相，认为此议“未尽善”，主张以“壮王”、“长王”出镇。八王之乱前夕，吴王晏始受封，但是并未之国。六州将士更守江表之制当亦难于继续维持。江东既无强藩，又乏重兵，羁縻镇压，两皆落空。

    八王之乱后期，江南士族名士深知洛阳政权已难维持，亟需一个像孙策兄弟那样的人物来号令江东，保障他们家族的利益。他们在江东没有找到合适的人，而在江北找到了陈敏。他们起先拥护陈敏，为敏所用。司马越在下邳收兵，也联络陈敏，想借助他以消灭自己在北方的对手。但是陈敏过江后既排斥江东士族，企图独霸江东；又自加九锡，声称自江入沔汉，奉迎銮殿，以与司马越争雄。所以南士与司马越都不能容忍陈敏。这时倡议反对陈敏的关键人物，恰是与南士有广泛交往，又居东海王越府为军咨祭酒的广陵华谭。华谭致书陈敏帐下的义兴周玘、吴郡顾荣等人，一方面指责陈敏“上负朝廷宠授之荣，下孤宰辅（案指司马越）过礼之惠”；另一方面又言顾荣、贺循等“吴会仁人，并受国宠”，而欲以“七第顽冗，六品下才”的寒士陈敏为江东的孙策、孙权，以图保据，非但无成，抑且自贻羞辱。华谭此信，显然是受命于司马越、王衍，目的是告诫南士，如果要保障江东士族利益，只有反戈一击，消灭陈敏，与司马越合作。顾荣、甘卓、纪瞻同华谭一样，都曾居司马越幕府，与越有旧，遂与周玘定策灭敏。

    从陈敏兴败之中，王、马与南士各自作出了自己的估量。王、马理解到江东形势亟待强藩出镇，否则还可能出现第二个陈敏；南士则准备接受从北方来的强藩，只要他们有足够的名分和权威而又尊重南士的利益。这样，司马睿与王导才得以在南士的默许下过江，而过江后的首要任务，就是尽力笼络南士，协调南北门阀士族的利益。关于这一点，已故的陈寅恪先生有《述东晋王导之功业》一文，引证丰富，论议入微，这里不多说了。

    《晋书》卷六五《王导传》云：琅邪王司马睿“徒镇建邺，吴人不附，居月余，士庶莫有至者，导患之。会〔王〕敦来朝，导谓之曰：‘琅邪王仁德虽厚，而名论犹轻。兄威风已振，宜有以匡济者’。会三月上巳，帝亲观禊，乘肩舆，具威仪，导及诸名胜皆骑从。吴人纪瞻、顾荣皆江南之望，窃觇之，见其如此，咸惊惧，乃相率拜于道左。”据说南士因此应命而至，“吴会风靡，百姓归心焉。自此以后，渐相崇奉，君臣之礼始定。”《通鉴》据王敦拜扬州的年月，于此条的真实性有怀疑，因而有所删削，并于《考异》中着其原委。其说确否，姑置不论。但《王导传》此段叙述另有可疑之处。顾荣等人参预过中朝政治活动，被辟于号称“多俊异”的东海王越府，又经历了拥护陈敏和推翻陈敏的整个过程，于晋末形势、司马睿出镇建邺的背景以及王导偕来的目的，应当是熟知的。何况司马越以王导佐司马睿监徐州军事已逾二年，而徐州下邳居南北要冲，顾荣等人何得于司马睿、王导南渡时对司马睿的身分、王导等北士的态度一无所知，必于徘徊半载之后偶于道旁偷视，始定出处？又观楔之事也有可疑。司马睿、王导至建邺，在永嘉元年九月。《晋书·王导传》言司马睿在建邺“居月余，士庶莫有至者”，下叙“会三月上已帝亲观禊”，此三月无疑为永嘉二年三月。前引尊经阁本汪藻《考异》谓永嘉元年十一月太妃薨，司马睿欲奔丧而不果，又谓“二年三月，上还琅邪国，四月葬太妃”，然后南还。据此可知，永嘉二年三月上已，司马睿已在艰中，即令他还未启程归国，尚留建邺，也不可能有“帝亲观禊”之事，因而也不可能有骑从率拜诸情节。所以，这种故事性的描述是不足信的。但是其中所反映的王、马关系和敦、导地位，以及南士尚存的猜疑心理，应当是近实的。

    永嘉南渡后，王导始终居机枢之地，王敦则总征讨于上游，王氏家族近属居内外之任，布列显要者人数甚多。沙门竺道潜深交于元帝、明帝、瘐亮等人，出入宫省，自称以“朱门”为“蓬户”，在政治上颇有影响。而此人据说也是王敦之弟。王氏家族诸兄弟子侄之间也时有矛盾，甚至互相杀戮，如王敦杀王澄、王稜，王敦败死后王舒沉王含、王应于江，等等。虽然如此，以王导、王敦为代表所构成的王氏家族势力是非常牢固的，这使“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在江左维持了二十余年，直到庾氏家族兴起，抑制王氏并凌驾于王氏为止。而且，即令是在庾氏代兴，王氏家族权势发展越过了自己的顶峰以后，王氏家族的社会、政治势力以及文化影响仍旧不衰。《南史》卷二四史臣论曰：“昔晋初渡江，王导卜其家世，郭璞云：‘淮（案指秦淮）流竭，王氏灭。’观乎晋氏以来，诸王冠冕不替，盖亦人伦所得，岂唯世禄之所传乎！”王氏人伦斯得，冠冕不替，在江左与秦淮共长久，其基业即奠定于“王与马共天下”的年代。

    明帝太宁二年（324年），王敦准备第二次东下，夺取建康。其时“清君侧”的口实已不存在，大军下都，自然有兴废之举。钱凤问王敦曰：“事克之日，天子云何？”敦曰：“尚未南郊，何为天子？便尽卿兵势，唯保护东海王及裴妃而已”。王敦答语突兀，历代论者及注家似乎都未尝措意及此，不见有何解释。我认为“王与马共天下”既滥觞于西都的司马越与王衍，王敦眼中但重司马越、裴妃而轻司马睿，重司马越在晋室的统绪而不重司马睿的地位，所以才作此语。除此以外，我认为此语还具有更为实际的意义，可能涉及兴废问题，值得留意。

    如前所叙，司马睿将帝之时，王敦已有“更议所立”的企图；王敦初引叛军入建康时，元帝又有归位琅邪“以避贤路”之语。王敦拟更立者是谁，史无明文。细味语气，似乎还不是指王敦本人而是另有物色，不过此时还没有迹象表明他属意于谁。

    我们知道，王氏兄弟拥司马睿过江，系由司马越所表遣，而裴氏出过主意。江左得有东晋局面，不能不感激东海王越与裴妃。晋元帝对他们“深德之”，王氏兄弟自然亦“深德之”。东海王越死，裴妃于大兴中渡江，这在江东是一件大事，不能不引起某种政治波澜。元帝以少子冲为东海王国世子，当即波澜之一。王敦下都，无视晋明帝的存在而独以裴妃及东海王冲为念，嘱钱凤尽力保护。王敦入都后，又表示欲废明帝。这些也是裴妃渡江以后的波澜。从种种波澜之中，我推测王敦有废明帝而代之以东海王冲的意图。王敦欲废明帝而代之以东海王冲，这实际上只能是把东晋政权完全转移到自己手中的一个过渡。王敦如果得立东海王冲，当然也可以废东海王冲而自立，不过这需要一个过程。

    东海王冲之封可能成为东晋政治上的麻烦问题，东晋朝野对此迹象似乎早已有所觉察。干宝《搜神记》卷七：“晋元帝建武元年七月，晋陵东门有牛生犊，一体两头。京房《易传》曰：‘牛生子，二首一身，天下将分之象也。’”《宋书·五行志》、《晋书·五行志》均同。《开元占经》卷一一七引《搜神记》则曰：“元帝大兴中，割晋陵郡封少子〔冲为东海王世子〕，以嗣太傅东海王。俄而世子母石婕妤疾病，使郭璞筮之，……曰：‘世子不宜裂土封国，以致患悔，母子华贵之咎也……。’其七月，曲阿县有牛生子，两头，……石氏见（其图）而有间。或问其故，曰：‘晋陵，主上所受命之邦也。凡物莫能两大，使世子并封，方其气焰以取之，故致两头之妖，以为警也。’”案古人往往利用自然间或社会中某些变异现象解释政治大事，《五行志》所载及郭璞之筮，即属此类。颇疑时人观察形势，早有王敦将利用东海王冲以遂其谋的忧虑，故托物妖以为警诫。晋明帝和东海王冲虽然是同父异母兄弟，但在统胤上一出琅邪，一绍东海，王敦废彼立此，即是使东晋由琅邪王国的统胤改变为东海王国的统胤，以便利自己予取予求。王敦未得至都，即己病笃，仓猝之中，命王应在己死后立即代晋自立，建朝廷百官，以求先发制人，因此也就完全暴露了欲立东海王冲的实际目的。这是发生在后的事，与上述对王敦保护东海王冲和裴氏之命的解释并无冲突。

    我们还可以用同样的理由来解释另一史料。太兴四年（321年）七月，王导拜司空。《晋书》卷三五《裴楷传》：“既拜，叹曰：‘裴道期、刘王乔在，吾不得独登此位。’”案王导拜司空，是晋元帝为防王敦而以戴渊镇合肥、刘隗镇淮阴以后八夭的事，拜王导为司空实际上是元帝在处理王、马关系问题上所采取的一项平衡措施，主要不是对王导特加崇敬。其时王敦构乱将发，王导际遇艰难，处境微妙，说不定有覆族之虞。裴道期即裴邵，裴妃之兄，王导在司马睿平东府的同僚，随司马越、王衍出军死难。刘王乔即刘畴，刘隗从弟，蔡谟每叹若使刘畴过江，“司徒公之美选也”，见《晋书》卷六九。王导思及裴邵、刘畴，主要当是从人才方面着眼。裴邵人才是否足以与王导同登三事，姑置不论。但是我们可以分析，如果王导与裴邵得以以越府旧谊而又共事睿府，也许东晋初年那种艰难境遇就不至于出现了。王导于此思念裴邵，于叹借人才之外，或许也是表示对司马越与裴妃的思念之情。不过这只能算推测之词，存此备考。

    《魏书》卷九六《司马睿传》以及同书卷三三《张济传》，均谓江左“主弱臣强”；《十七史商榷》卷四九，谓“晋少贞臣”。这些都是确当之论。其实从西晋后期以来，惠、怀、愍帝都是权臣的掌中物，其时已是“主弱臣强”，且“少贞臣”，不独江左如此。不过西晋的权臣是宗室强王，士族名士往往要依附于他们才能起作用。东晋则不然，士族名士本人就是权臣，宗室王公也要仰食于士族名士。“五马渡江”，除元帝一马之外，其余四马，即彭城、汝南、南顿、西阳诸王，都因不见容于士族权臣而丧生。据《世说新语·仇隙》，元帝用谯王承刺湘州以扼王敦，为王敦弟王廙所杀，多年以后，承妻泣谓子无忌曰：“王敦昔肆酷汝父，假手世将（廙）。吾所以积年不告汝者，王氏门强，汝兄弟尚幼，不欲使此声着，以避祸耳！”琅邪王氏门强如此，以至宗室不敢道其杀亲之仇，这正是强烈地反映了门阀政治的特性。如果说西晋自武帝以来，士族名士是司马氏皇权（包括强王权力）的装饰品，那末东晋司马氏皇权则是门阀政治的装饰品；西晋尚属皇权政治，东晋则已演变为门阀政治。东晋皇权既然从属于门阀政治，皇帝也就只是士族利用的工具而非士族效忠的对象，“贞臣”自然是少而又少了。史家每诟病《晋书·忠义传》，言其人物事迹多有于晋不忠不义者，原委之一，即在于此。当王敦以诛刁协、刘隗起兵时，王导实际上站在玉敦一边，时人并不以王导为逆，也不以刘隗、刁协为忠。士族权臣可以更易，而“主弱臣强”依旧。当琅邪王氏以后依次出现颍川庾氏、谯郡桓氏、陈郡谢氏等权臣的时候，仍然是瘐与马、桓与马、谢与马“共天下”的局面。由此可见，王与马的结合所开启的江东政局，奠定了东晋一朝政局的基础，影响是深远的。至于琅邪王氏能与司马氏“共天下”而终于不能篡天下，这应当从门阀士族之间彼此牵制和南北民族矛盾这两方面求得解释，而不能只从权臣个人忠奸求之。如果门阀士族的状况及其彼此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南北民族关系出现了重大变化，如果历史出现了这种情况，司马氏的天下也不是不能篡取的。不过这是晋宋之际的问题，本书将在最后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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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文学、轻诋等篇及注引《裴氏家传》、《续晋阳秋》。</a>

    卷三二“巳”条。关于上巳节的其它种种，可参看劳干《上巳考》，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29集；宋兆麟《上巳节考》，《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总第13—14期。至于定禊事为三月三日，似始于东汉。《晋书》卷五一《束皙传》，晋武帝“尝问挚虞三日曲水之义，虞对曰：‘汉章帝时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村人以为怪，乃招携之水滨洗祓，遂因水以泛觞，其义起此。’”《续齐谐记》同。</a>

 四、关于“不与刘、石通使”问题

    《廿二史考异》卷一八晋穆帝永和七年条曰：“东晋君臣虽偏安江左，犹能卓然自立，不与刘、石通使。旧京虽失，旋亦收复。视南宋之称臣称侄，恬不为耻者，相去霄壤矣。讵可以清谈轻之哉！”钱大昕所言清谈误国问题，本文不置论。所言晋宋短长问题，南宋人读史伤时，多有论及，钱氏盖本之宋人议论，我们在此且略加申叙。

    袁燮《絮斋集》卷六《策问》“历代国柞”条曰：司马氏“间关渡江，蕞尔微弱，不数年而建中兴之业。王、苏之变，国势复岌岌矣，以弱制强，卒清大憝。苻、石之雄，非晋所可敌也，胜干淝水，焚其聘币，曾不见中国之为弱……。”其“备边”条曰：“尝怪晋氏之东，江左可谓微弱，而未尝辄与议和。石勒来聘，遽焚其币，不知何恃而敢然也！”其卷七《论战》又曰：“晋之渡江，国非不弱，而未尝肯与敌和。石勒来聘，辄焚其币……盖强敌在前，晋人朝夕思虑，求胜敌之策，所以克保其国。”袁燮主要是伤时而发此议，他主张南宋不求战亦不应惮战，特别推崇东晋焚币拒和一事。焚币，即《晋书》卷六《成帝纪》咸和八年（333年）正月丙子“石勒遣使致赂，诏焚之”之事。王应麟卷一三曰：“焚石勒之币，江左君臣之志壮矣。僭号之国十六，而晋败其一（原注：苻坚），灭其三（原注：李势、慕容超、姚泓）。不可以清谈议晋。”王应麟同样是重视焚币之事而生感慨。清人阎若璩校勘王书，于此处有中肯之言曰：“王氏得毋自伤其本朝乎！”

    钱大昕强调晋人“不与刘、石通使”，义同于上引袁、王赞许焚币之言。我认为，东晋“不与刘、石通使”，除了表现东晋君臣的民族气概以外，尚有其不得不然的历史理由。而这一点与本文主旨有所关涉，前人似未道及。所以，我在这里探索其背景，解释其原因，以见从八王之乱后期到东晋建国以后，也就是“王与马共天下”局面形成和确立的这段时间内，民族关系发展的某种连续性。

    胡族驰骋中原，发端于八王之乱后期成都王司马颖和东海王司马越对峙的那个阶段。司马越和司马颖在诸胡族中各结羽党为援，借其力以仇杀异己。他们是引胡骑入中原的直接祸首。八王之乱演而为永嘉之乱，永嘉之乱演而为“五胡乱华”，其终极原因在于百余年来各胡族社会的逐渐封建化、农业化和各胡族逐渐内徒，而东汉、魏、晋政权又无力阻止这一内徙的历史趋势。这里面包含着民族矛盾。但是在开头的时候，诸胡族作为八王之乱内战双方各自的同盟者起兵，则主要表现为诸王对抗而非民族对抗。至少可以说，在那个阶段，民族对抗包含于诸王对抗之内，从属于诸王对抗，还没有成为一种独立的对抗形式。

    八王之乱结束后，司马颖原来所联结的刘、石，陷两京，俘怀、愍，成为北方的胜利者。而司马越的一党却在江左立定了脚跟，因而表现为南北对峙。这时，情况变了，无论在北方社会内部，还是在南北之间，民族矛盾都占居主要地位。江左的王、马在对待北方各胡族的态度上，继承了司马越、司马颖对峙期间的既成事实，以司马越之友、司马颖之敌为友，以司马越之敌、司马颖之友为敌。司马越、司马颖的对立关系，影响着江左政策的许多方面，其中也包括江左对北方诸胡族敌友态度的区分。江左“不与刘、石通使”，与此背景有直接联系，至少在江左政权建立后的一个时期内是这样。

    荡阴战后，司马越之党幽州刺史王浚，与司马越之弟并州刺史司马腾，共起兵讨伐司马颖。王浚率鲜卑、乌桓突骑南下攻邺。后来司马越西迎惠帝，王浚又以鲜卑、乌桓突骑为先驱。幽州的鲜卑、乌桓，尤其是其中的鲜卑段部，遂成为一支在王浚控制下遥助司马越逐鹿中原的重要力量，也成为以后影响于江左政治的一个因素。

    王浚、司马腾起兵反司马颖之时，匈奴人刘渊行宁朔将军监匈奴五部军事，随颖在邺，请为颖发匈奴五部兵，以其二部击司马腾，三部击王浚。刘渊自魏末至晋，为匈奴任子在洛、邺等地，本人汉化很深，长期周旋于西晋官僚之间，熟悉西晋政局。他得到太原王氏等并州望族的支持，其五部之众又已布满并州诸郡县，势力颇强。刘渊起兵时，司马颖已经失势，匈奴军虽然打着司马颖的旗号，实际上却是一群无羁之马，一支不受控制的独立的军事、政治力量，但其锋芒始终指向司马越及其所属诸军。

    鲜卑、乌桓起兵，所支持的是司马越；匈奴起兵，所支持的是司马颖。既然司马越与司马颖势不两立，胡人双方也势不两立。由此可知“五胡乱华”的直接起因，是各胡族统治者分别参预西晋统治者之间的内乱。据《晋书》卷一零一《刘元海载记》，刘渊起兵助颖，其从祖刘宣反对；刘宣力主结鲜卑、乌桓为援，联合各个胡族共同反晋，以求兴匈奴邦族，复呼韩邪之业。刘宣认为西晋的宗王都是匈奴的仇敌，所以坚决反对起兵拯救任何一个西晋宗王。刘渊则另有心机，认为匈奴不起兵则已，起兵当为“崇冈峻阜”，而不能为“培”。从浅处理解，刘宣欲结鲜卑、乌桓反晋以夺取政权，看起来像是“崇冈峻阜”，但事成之后与鲜卑、乌桓共有天下，以夷统华，终究还是“培”。从深处理解，刘渊援司马颖起兵，先已分享强藩名分；如果能进一步从司马颖手里取得政权，那就是中原正朔，上国衣冠，华夷都将归心于他。这就是说，先附司马颖为“培”，正是为了最终成为“崇冈峻阜”。观刘渊以后建国称汉，追尊刘禅，俨然是光复汉家旧业，而不以呼韩邪单于自居，其心机怀抱，似确如此。

    为了对抗匈奴刘渊之众，司马腾在并州，乞师于代北的鲜卑拓跋部首领猗?、猗卢兄弟，企图借拓跋部力量从北面对匈奴进行牵制。光熙元年（306年），司马越以刘琨代司马腾镇并州，刘琨同样倚靠鲜卑拓跋部为援，还与幽州的鲜卑段部保持密切关系。

    成都王司马颖入关后，被迫取消了皇太弟称号。司马颖故将公师藩起兵赵魏，声言拥颖反越。流落冀州的羯人石勒联络马牧帅汲桑及其它胡人起兵，投入拥颖反越的公师藩军。公师藩被杀后，汲桑、石勒继续拥兵反越，并且与并州的刘渊结合，成为司马越在东方的劲敌。司马越致陈敏书说：“羯贼屯结，游魂河济，鼠伏雉窜，藏匿陈留，始欲奸盗，终图不轨。”石勒成为心腹之患，司马越是深感寒心的。

    石勒是被司马越弟司马腾从并州掠卖于冀州的大量羯人之一，与司马腾有深仇。他起兵后投向公师藩，采取拥颖反越的政治态度，是必然的。当刘琨入并，司马腾离并东来时，州郡吏民万余人随腾到冀州就食，号为“乞活”。以上两种力量，即被司马腾掠卖的石勒之类和随司马腾东来的“乞活”，同样来自并州，但由于与司马腾的历史关系不同，政治态度也截然相反，石勒始终与司马越兄弟为仇，“乞活”则始终支持司马越兄弟而与石勒对抗。

    这样，八王之乱的最后一幕，即司马越与司马颖的对抗，由于各种势力的参与，就进一步扩大化和复杂化，不再是单纯的诸王之争。对垒双方，一方为成都王司马颖、匈奴刘渊刘聪、羯人石勒等等，另一方为东海王司马越、鲜卑拓跋部、鲜卑段部和“乞活”等等。敌对双方阵线分明，冤冤相报，屠杀无已时，动乱愈演愈烈，仇恨愈结愈深。永嘉元年（307年）春，汲桑、石勒声言为司马颖复仇，入邺杀司马腾，又杀腾子确；冬，“乞活”为腾复仇，杀汲桑于乐陵。卷八五《并州歌》曰：“奴为将军（案指汲桑）何可羞，六月重茵披衲裘，不识寒暑断人头。雄儿田兰为报仇，中夜斩首谢并州。”歌中田兰为“乞活”帅，并州指司马腾。此歌当是“乞活”军中所唱，赞扬田兰为并州刺史司马腾报仇而斩汲桑之事，是司马越、司马颖两方势力冤冤相报的一例史证。最后，石勒追杀王衍和大批王公名士，焚司马越尸，俘司马越子；而匈奴刘渊、刘曜又与石勒配合，先后颠覆了司马越操纵的晋怀帝和越侄司马保钳制的晋愍帝这两个司马氏朝廷，使司马越和王衍家族在北方经营的政治势力完全覆灭。此后，匈奴刘氏和羯人石氏先后在北方立国，而“乞活”势力则长期留存于北方以与刘、石抗衡。

    驰骋中原的刘、石既始终与司马越、王衍为敌，当然把由司马越、王衍派出的江左政权当作敌人。江左政权由于历史的原因而“不与刘、石通使”，也是势所必然的。何况当时北方刘、石势盛，咄咄逼人，欲通使求和亦非易事。刘、石忙于对付北方各种反对势力，也忙于应付本族内部无穷无尽的权力之争，事实上也还无暇顾及江左，一时还没有对江左形成严重而又持续的军事压力。这种情况，又使江左政权得以和辑内部，暂安一隅，无须汲汲于与刘、石通使，甚至敢于焚石勒之币以示决心。这就是前引钱大昕语的历史背景。

    王导、司马睿不但继承了司马越、王衍执政时期形成的与刘、石对抗的政策，也把北方存留的拥越反颖势力，包括一些民族势力，作为自己的盟友，与之共抗不共戴天的刘、石。洛阳陷落后，司马睿即有讨刘、石之檄。《魏书》卷九六《司马睿传》：永嘉六年“睿檄四方，称与穆帝（案指拓跋猗卢）俱讨刘渊（案当作刘聪），大会平阳。”此事《晋书》及《魏书·序记》均不载。《晋书》卷五《怀帝纪》：是年二月癸丑，“镇东大将军、琅邪王睿上尚书，檄四方，以讨石勒。”不过，无论是讨刘之檄，还是讨石之檄，都只是司马睿按其既定方针对刘、石表现的一种敌对姿态而已，并不意味司马睿有力量足以采取军事行动。至于司马睿称与拓跋猗卢共同行动，虽符合司马越与拓跋部的历史关系，但也不意味果真有过与拓跋猗卢共同出兵之事。不过从这里可以看出，由于历史的原因，司马越之友，虽胡人亦江左政权之友。此时江左政权与北方政权的矛盾，并不纯粹是汉胡民族矛盾；或者说，胡汉民族矛盾之中仍然留存着相当多的其他因素。

    洛阳沦陷后的中原地区，匈奴、羯胡猖獗，能暂时抵挡他们的，是曾与司马越、司马腾相结的鲜卑段部和鲜卑拓跋部。鲜卑段部曾多次与刘、石作战。《晋书》卷六三《邵续传》，邵续本为成都王颖参军，后受王浚之命转向东海王越阵容，成为北方坞壁抗胡的一支重要力量。王浚为石勒所破后，鲜卑段部的段匹，“遣书要〔邵〕续俱归元帝，续从之。”石勒攻邵续，段匹救之，“〔石〕勒素畏鲜卑”，乃撤兵东走。同卷《李矩传》，李矩屯荥阳，刘琨遣人率鲜卑五百骑过李矩营，与匈奴刘曜军队对阵。“屠各（案为匈奴之一种）旧畏鲜卑”，望见鲜卑兵，不战而走。邵、李两传所记石勒及屠各均畏鲜卑，此二事《通鉴》均系于建兴二年（314年），可知鲜卑（主要是鲜卑段部）是洛阳陷后北方抑制刘、石的重要力量，因而也是江左结盟的主要对手。

    司马睿登基，领衔劝进者主要都是在北方抗拒刘、石的人物，如刘琨、段匹、邵续、慕容廆等，这些人中的多数，过去都与司马越有过联系。司马睿建立东晋后，继续与这些人所遣过江的代表人物保持比较特殊的关系。刘琨遣赴建康上表的长史温峤，是刘琨的姻亲。太原温氏非第一流门第，温峤本人亦非第一流人物，而温峤于江左又别无功绩。但他过江后即结好于王导、庾亮等人，政治影响很大，名望蒸蒸日上。这除了他本人才能因素以外，同他作为刘琨政治代表的身分亦当有关系。东晋对段匹亦复如是。刘琨为段匹所害，东晋为了修好段氏，不为刘琨发哀，温峤上疏理之，始获允准。段匹有弟名段实（段秃）者，在建康为将军。元帝之初，鲜卑段末波也曾通使于江左。邵续遣至建康的代表是刘胤。邵续之婿刘遐亦间道遣使受元帝节制。上述所有的人，都曾在江左政治、军事活动中起过作用。

    在论及司马越联合鲜卑诸部、司马颖联合刘石以相抗衡的历史背景时，有一事甚可注意。据《魏书》卷三三《张济传》，东晋之末，后秦攻击洛阳的东晋军，晋雍州刺史杨佺期乞师于北魏常山王拓跋遵，北魏遣张济报杨佺期。杨佺期谓张济曰：“晋魏通和，乃在往昔，非唯今日。……与君便为一家，义无所讳。洛城救援，仰恃于魏，若获保全，当必厚报。如其为羌所乘，宁使魏取……。”《通鉴》录此事于安帝隆安三年（399年）七月，文中“晋之与魏，本为一家”，胡注曰：“谓猗卢救刘琨时也”，甚是。南渡之初，东晋的王、马，一方面仇视刘、石而不与之通使，另一方面远结鲜卑拓跋部以制刘、石。这既是司马越当年阵容形势的延续，又合乎远交近攻这一古老的用兵传统。当然，由于北方民族兴败形势复杂，远联拓跋这种既定方针并非不间断地延续至东晋末年，只是当年猗卢援刘琨的事迹，影响特别久远，到东晋末年还在人们的头脑里起著作用罢了。

    《晋书》卷一零《安帝纪》隆安二年（398年）“十二月己丑，魏王珪即尊位，年号天兴。”王鸣盛于《十七史商榷》卷四五“拓跋魏书法”条说，《晋书》这种“魏王珪即尊位”的书法，与《晋书》所书其它各国“僭即位”一类者大不相同，因而断言“晋臣之词决不如此，唐人所追改也。”我认为王鸣盛从唐人追改求解释固可考虑，从江左政权在历史上与拓跋部的关系中求解释亦属可能。《晋书》记事，对拓跋魏另眼相看，不用贬词，例证甚多。王氏所举另一处，即卷九《孝武帝纪》太元十一年（386年）曰：“代王拓跋珪始改称魏”，此事在《宋书》卷九五《索虏传》中则作“自称曰魏”，暗寓僭越之意，与《晋书》不一样。所以我认为，大概东晋官方文书，对北魏事本来就另有书法。上引杨佺期语，曰“通和”，曰“一家”，曰“宁使魏取”等等，所反映的即是这种对等的、结盟的历史关系，与“焚石勒之币”、“不与刘、石通使”，正好形成对比。东晋与拓跋部基于历史原因所形成的亲近关系，到刘宋时不复存在，这一来是由于晋鼎已移，传统已断；二来是由于拓跋部业已坐大，威胁南方之故。

    刘、石起兵，导源于越、颖对立，表现为诸王对抗，已如上述。但他们一旦兵起，民族矛盾就会逐渐显露出来。北士过江者，于刘、石多有家仇，邓攸弃子事是其显例。南渡人士在江左招魂葬亲，一时蔚为风气。《通典》卷一零三建武二年（318年）袁瓌上表请禁断招魂葬，所列入葬人物有尚书仆射曹馥、监军王崇、太傅司马刘洽等人，一皆下诏禁断。东海王妃裴氏南渡后，亦请招东海王越魂卜葬广陵，元帝特许之。晋室王公士族名士死于刘、石者如此之多，江左王、马自然不能与刘、石通使以招众怒。由此可见，江左不与刘、石通使，除历史原因外，尚有现实的考虑。如果南北遣使通好，本来是虚弱的东晋抗胡政权就不可能继续团聚南来的士族和流民，也不足以慰吴姓士民之心，因而抗胡政权本身也会失去立足之点，失去存在的价值。

    历史的理由与现实的考虑，促使王、马政权不得不采取这种“不与刘、石通使”的态度。照理，在东晋初建阶段，王、马应当同仇敌忾，不共戴天，亟思所以报复刘、石。王、马表面上确实持此态度，但是实际上又并非如此。

    在南渡士族中，王导有“江左管夷吾”之誉，又曾作“戮力王室，克复神州”的豪言。但是王导并没有一匡九合的抱负，只是尽力于笼络南士，和辑侨姓，以图苟安。司马睿之所急，也是在江左建立霸业，并不真正以中原为念。史言司马睿“方拓定江南，未逞北伐”，确是事实。终司马睿之世，终王导之世，他们未尝以北伐为务，在抗御刘、石方面始终是消极的。永嘉六年（312年）石勒治军葛陂，威胁建康，江左派去抵拒的人，不是王敦之类的实力人物，而是南士纪瞻。愍帝使至建康，希望江左遣军北进，以减轻关中承受的军事压力，也被拒绝。迨至长安不守，愍帝出降，司马睿、王导故作姿态，扬言北伐而不出师，卒以“督运稽留”罪杀令史淳于伯以塞责，成为江左一宗冤狱。对曾为东海王越典兵参军的祖逖的北伐，他们也多方掣肘。朱熹谓“元帝与王导元不曾有中原志。收拾吴中人情，惟欲宴安江沱耳。”又谓“当是时，王导已不爱其如此（案指祖逖北伐事），使戴若思辈监其军，可见如何得事成！”朱熹居南宋偏安之世，对北伐问题看得格外清楚。王、马朝廷居衮职而真正以“克服神州”为念的人，可说是绝无仅有。他们的最高愿望，只在于保境苟安，尽量避免刺激刘、石，而无其它。在此以后，侨人逐渐安于所居，南北分割局面随之为人们所接受，北伐口号也丧失了原有的意义，往往成为强臣增益权威的一种手段，因而总是得不到朝野一致的支持。

    石勒于老暮之年致市与江左修好，自然是考虑到灭东晋既不可能，北方内部又不稳定，为子孙守业计，宁与江左言和。江左拒和，事诚可嘉；未与刘、石通和，亦属事实。但袁燮言东晋“朝夕思虑求胜敌之策”，钱大昕言其“卓然自立”，似皆溢美之词，历史事实未必真正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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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一、小引

    《晋书》卷六《明帝纪》史臣曰：“维扬作寓，凭带洪流，楚江恒战，方城对敌，不得不推诚将相，以总戎麾。楼船万计，兵倍王室，处其利而无心者，周公其人也。”

    《晋书》史臣所论，盖以“五马”渡江以来，王敦于荆、江诸州讨平华轶、杜弢、王机、杜曾，功业积累，造成了凭陵晋室的形势，卒以兴兵叛晋。自此以后，居上游者多踵王敦之迹，处其利而有心，恃兵恣擅，力图以此巩固门户利益，压倒竞争对手，甚者意在移晋室之鼎。而卫护晋室者，则联络其它士族人物以制上游强藩，或思另树强藩于京师左近以固根本，抗衡上游。东晋之初变乱迭起，争夺无已，都是循此轨辙。这种冲突，在国家体制上是地方与中枢之争，在地理位置上是上游下游之争，在出场人物上则是士族门户之争。东晋门阀政治，可以说是门阀士族在相争中求发展而又维持东晋于不坠的政治。

    在中国古代的王朝政治中，出总戎麾的绛、灌、卫、霍之臣，历代皆有，这种人的行事并非皆如东晋的王敦。王敦之所以为王敦，东晋强藩之所以多如王敦，其历史的原因，一是皇权不振，一是士族专兵。一旦皇权力求振兴，士族无力专兵，门阀政治就会逐渐出现变化，不过这已是淝水战后的事了。

    西晋琅邪王司马睿于八王之乱后期，受东海王司马越的派遣，出驻建邺。西晋咸宁定制，琅邪本为大国。但是由于八王之乱中政局变化的结果，南渡时的琅邪王，与八王之乱中的诸王相比，权轻众寡，不可同年。琅邪王司马睿以旁支弱藩而又“寄人国土”，本来不具备继统的资格。只是由于两京陷落，怀、愍被掳，武、惠嫡属尽死于难，晋室在北方已无立足余地，才使僻远的江东成为正朔所在之地。琅邪王以际遇而得帝位，并没有法统、实力、功劳的凭藉，因而也不可能拥有哪怕像晋武帝有过的那种不算强大的皇权。

    士族专兵是东晋特有的现象，前于此的汉、魏、西晋没有，后于此的南朝也没有。东晋士族专兵，始作涌者是琅邪王敦，一般说来，是由于士族已成为强大的社会阶层，琅邪王氏更居其首；特殊说来，是由于皇权不振，不足以控制士族。士族有兵可专，则是由于北方流民不断南来，补充着兵的队伍。士族依以统兵作战的武将，是久事疆场的流民帅。

    《南齐书》卷一七《舆服志》曰：“乘舆传国玺，秦玺也，晋中原乱，没胡，江左初无之，北方人呼晋家为白板天子。”《太平御览》卷六八二引《玉玺谱》曰：“元帝东渡，历数帝无玉玺，北人皆曰司马家是白板天子。”《通鉴》晋永和八年（352年）六月胡注：“江南之未得玺也，中原谓之白板天子。”案天子无传国玺而被讥为白板天子，犹言自署天子，如同无信物根据的板授之官。程大昌《演繁露》卷一零注：“白板天子，言不得玺，如无告命官也。”白板天子是没有权威的天子，它的存在，靠若干家士族的支撑。每家士族为了门户利益，都力图挟制天子，使其他士族屈从于己。所以东晋天子只有在各家士族门户地位平衡、利益均沾的条件下才能自存，而要长期保持这种平衡，使之不被破坏，又是十分困难的事。《晋书》卷六《元帝纪》谓“中宗（元帝）失驭强臣，自亡齐斧。”齐斧，受以征伐，象征权威。实际上，元帝从来就没有驾驭强臣的“齐斧”，强臣也不允许元帝握有这种“齐斧”。王敦之乱，正是元帝欲用刁协、刘隗为“齐斧”以驭强臣而促成的，其结果是“齐斧”未效，强臣先叛。

    虽然如此，东晋政权毕竟还是维持了一个世纪之久。其政局的发展，就是几家门阀士族势力由平衡进入不平衡，经过复杂的演化又进入新的平衡。与此相应，东晋政局由稳定到动乱，由动乱回覆新的稳定。每一次这样的变动，居位的士族就被新的门户代替。在皇权不振、士族专兵情况没有改变的条件下，这种循环往复的历史过程将一直进行下去。平衡的维持，稳定的取得，往往有赖于“处其利而无心者”这样的强臣。在少数这样的强臣中，郗鉴是最早的也是最重要的一人。东晋朝廷得以维持，东晋门阀政治格局得以延续，郗鉴起过很大的作用，关于这一点，治晋史者似乎未曾充分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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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二、郗鉴的密谋

    （一）东晋初年的兵力状况

    郗鉴，高平金乡人，汉献帝时御史大夫郗虑玄孙。郗虑是经学大师郑玄的弟子。据《晋书》卷六七《郗鉴传》，郗鉴“博览经籍”，“以儒雅着”，不改郗虑家风，属于东汉以来的儒学旧族。在两晋之际，从时尚考虑，郗氏家族仕宦既不特别显达，人物又不预挥麈谈玄之流，与王、裴诸族相比较，郗氏在士族阶层中并不属于很高的门第。

    郗鉴起家，据本传说：“东海王越辟为主簿，举贤良，不行。”又据《晋书》卷五六《江统传》，东海王越于永嘉元年（307年）为兖州牧，以江统为别驾，委以州事。江统应东海王越之命，举郗鉴为贤良。这就是说，郗鉴通过江统，在政治上与东海王越有过一定的关系，但是并不深固。洛阳沦陷后，郗鉴未南渡，与宗族乡党千余家保据峄山（邹山），受琅邪王司马睿委署为兖州刺史，三年众至数万。以后，郗鉴被石勒侵逼，始辗转南移，于元帝永昌元年（322年）七月退保合肥，时距洛阳之陷已是十一年整了。纪瞻荐郗鉴于晋元帝，元帝征鉴为尚书，入居京都。

    关于郗鉴南来，《晋书》没有明言其规模是率部还是举家。陶弘景《真诰》卷一五《阐幽微第一》注曰：郗鉴“永昌元年率诸流民来渡江东”云云。从郗鉴南行先驻合肥，以后频繁往来于合肥、建康之间的情况看来，郗鉴率有流民是可信的。但南来流民大体上是屯驻合肥，未得过江。流民帅所率流民不得过江而至建康，这在当时是通例，不独郗鉴所部如此。所以《真诰》谓郗鉴“率诸流民来渡江东”，只不过笼统言之，并不确切。郗鉴以流民帅的身分，置流民于合肥而本人被征入朝。征诏郗鉴，这是东晋元帝表示对他寄予信任的一种姿态，当然也有羁縻而观察之的意思。郗鉴自不愿置其所统部曲于不顾，使自己丧失可恃的实力。所以他本人继续与所率流民保持联系，频繁地往还于合肥、建康之间。

    郗鉴南来之时，王敦叛乱已经开始。王敦在京都改易百官，转徙方镇，并杀戮“南北之望”的戴渊、周顗等人。但是，默许王敦兴兵抗拒刘隗、刁协的士族人物，并不支持王敦篡夺东晋政权，太原王峤、太原温峤、陈郡谢鲲等都有表示，甚至王敦从弟王彬也反对王敦。王敦只得暂还武昌，遥制朝政。明帝即位后，王敦准备再次起兵，乃移镇姑孰，屯于湖，有另立东海王冲的图谋。明帝惧王敦之逼，出郗鉴镇合肥，依其流民力量以为外援。王敦不愿郗鉴以流民为朝廷犄角，乃表请郗鉴为尚书令，郗鉴只得又返京都。这时距郗鉴南来刚过一年，但他已逐步陷入士族门户斗争的漩涡之中，成为影响东晋政局的一个颇为重要的人物。

    郗鉴重回建康，据本传说，“遂与帝谋灭敦”，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个信息。郗鉴灭王敦之谋，内容如何，史籍无征。据下年（太宁二年，324年）明帝讨伐王敦时郗鉴的擘划，参以《晋书》卷七四《桓彝传》明帝将讨敦，“拜彝散骑常侍，引参密谋”之事，可知郗鉴所谋主要是用流民帅的兵力以制王敦。其时门阀士族虽不支持王敦篡夺，也还没有坚决站在朝廷一边。朝廷对王敦尚不具备明显的优势。所以明帝只能筹之于较低的士族人物郗鉴、桓彝，而郗、桓筹兵，也只能求之于门阀士族以外的流民。这是影响明、成两朝政局的一件大事，值得细细探索。

    明帝时，东晋的兵力状况是十分困难的。拥兵强藩除王敦外，还有陶侃、祖约诸人。陶侃已被王敦遣镇广州，未能参预荆、扬事态。祖约在豫州，继统祖逖军队，屯驻寿春，这支军队历来不服王敦。《世说新语·豪爽》：“王大将军始欲下都处分树置，先遣参军告朝廷，讽旨时贤。祖车骑（逖）尚未镇寿春，瞠目厉声语使人曰：‘卿语阿黑（原注：敦小字也）何敢不逊，催摄面去。须臾不尔，我将三千兵槊脚令上。’王闻之而止。”尊经阁本汪藻《考异》注曰：“旧云‘王敦甚惮祖逖’。或云王有异志，祖曰：‘我在，伊何敢！’闻乃止。”但是祖氏与朝廷亦不相得，用祖约豫州之师以抗王敦，是不可能的。

    除了这几处强藩以外，东晋军既寡弱，又无粮廪。《晋书》卷二六《食货志》：“元帝为晋王（建武元年，317年），课督农功，诏二千石长吏以入谷多少为殿最。其非宿卫要任，皆宜赴农，使军各自佃作，即以为廪。”《晋书》卷七八《丁潭传》：“今之兵士或私有役使，而营阵不充。”这些都是王敦之乱稍前的材料。《晋书》卷六七《温峤传》温峤上军国要务七条，“议奏多纳之”。其第三条曰：“诸外州郡将兵者及都督府非临敌之军，且田且守。又先朝使五校出田，今四军五校有兵者及护军所统外军，可分遣二军出，并屯要处。缘江上下，皆有良田，开荒须一年之后即易。”《晋书》卷七零《刘超传》，超入为射声校尉，“时军校无兵”，超以其为义兴太守时的“义随”为宿卫禁军。《晋书》卷八八《孔坦传》，朝廷使吴兴内史孔坦募江淮流民为军。这些都是王敦之乱稍后的材料。王敦乱前乱后，朝廷军力军食艰难，既然都是如此，王敦乱中，情况应当也是这样。看来无兵可用，是东晋朝廷面临的极大困难，解决的办法只有一途，就是尽可能征发流民。

    （二）流民与流民帅

    流民南来，情况各异，有的是分散行动，有的是由大族率领；有的零星流过长江，有的大股滞留江北。司马睿南渡后，流民一度零散地涌入东吴，数量不少。《食货志》载应詹表曰：“间者流人奔东吴，东吴今俭（案指太兴二年三吴大饥，死者甚伙之事），皆已反还。江西良田，旷废来久，火耕水耨，为功差易。宜简流人，兴复农官，功劳报偿，皆如魏氏故事……。”应詹所谓流民反还江西，当是大率言之，其中有未还者，多成为士族大姓的僮客。稍后东晋颁行给客制度以及征发流民为僮客者为兵，主要就是针对这些留在扬州江南诸郡流民的。

    扬州上游，豫州一带，亦有流民络绎南行，被东晋政府拦截于江北。《晋书》卷五九《汝南王亮传》附《西阳王美传》：司马差“南渡江，元帝承制，更拜抚军大将军，开府，给千兵百骑，诏与南顿王宗统流人以实中州。江西荒梗，复还。”司马美“放纵兵士劫钞，所司奏免羕官，诏不问。”案西阳王羕纵兵劫钞之事。亦见《晋书》卷六六《陶侃传》。永嘉时陶侃为武昌太守，“时天下饥荒，山夷多断江劫掠。侃令诸将诈作商船以诱之。劫果至，生获数人，是西阳王羕之左右。侃即遣兵逼羕，令出向贼……，羕缚送帐下二十人，侃斩之。自是水陆肃清，流亡者归之盈路。”西阳王羕左右诈为山夷以劫行旅，当即羕统流民以实中州时事。美还台后，流民南至江、荆之路始得通畅。《晋书》卷八一《刘胤传》：“自江陵至于建康三千余里，流人万计，布在江州。”这是成帝咸和时事，明帝时当已有此形势。

    东晋扬州近郡，农民兴发甚难，征流民为兵，就成为势在必行之举。尚在道路转徒的流民，生计未立，无籍可稽，一般说来，还难于成为征发对象。对于他们，必须先有一个使之着籍的过程。眼下可以征发的，只能限于已经庇托于大姓、定居营生的流民。因此，晋元帝时出现了一些处置流民的法令。

    据《隋书》卷二四《食货志》，东晋之初，“都下人多为诸王公贵人左右佃客、典计、衣食客之类，皆无课役”，于是而有给客制度的出现。据《南齐书》卷一四《州郡志》（上）南兖州条，晋元帝时，“百姓遭难，流移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以为客。元帝太兴四年（321年）诏以流民失籍，使条名上有司，为给客制度。而江北荒残，不可检实。”太兴四年的给客制度限于流民之失籍者，地域只是都下及扬州江南诸郡。制度规定流民皆条其名上有司，并规定为客者皆注家籍，即附籍于主人户中，其用意在于使流民有名可稽，使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掌握这些流民。《晋书》卷九一《儒林·徐邈传》，东莞徐澄之与臧琨率子弟并闾里士庶千余家南渡江，家于京口，遂世为京口人。依情理度之，徐氏、臧氏所率流民居京口者，以社会地位论，既有士有庶；以经济状况论，当有地主、僮客与自耕农。但要进一步指实这种区分，估计各自所占的比例，探究这些人所受给客制度的影响，则是困难的事。

    给客制度本身，还不是东晋直接征发流民为兵。但是流民既已着籍，东晋朝廷征发他们就有了根据，所以出现了同年所颁“免中州良人遭难为扬州诸郡僮客者，以备征役”的诏令，见《晋书》卷六《元帝纪》。这是以诏令形式放免为私家僮客的流民而征发之，而其直接目的正是为了加强军队以对付王敦。“发僮”，当即《晋书》卷九八《王敦传》永昌元年（322年）王敦请诛刘隗疏中所谓“发良人奴，自为惠泽”之事，良人奴不是指良人之奴，而是指流民本为良人如今沦落为奴者；发以为兵，当即“兵家”，其身份同于客。“发客”，当亦是发以为“兵家”，例同《晋书》卷六九《刁协传》“取将吏客使转运”及同书卷六四《司马元显传》发“免奴为客者”为兵。晋元帝在同一年之内所行给客制度和发僮客为兵二事，都是针对流民而发，都是为了对付王敦。所以被征发者，其万人配刘隗镇淮阴，万人配戴渊镇合肥，名曰备胡，但实际目的是一目了然的。同时，检校流民也是为了限制南北大族荫占流民的特权，这又成为王敦起兵的口实，成为南北大族多支持王敦起兵的一个重要原因。

    发流民之为僮客者为兵，被门阀士族视为一项可一而不可再的弊政。强发之兵也不甘驱使，没有战斗力。所以王敦第一次南下时，刘隗、戴渊之兵还救京师，一战即溃。虽然如此，当东晋面临王敦第二次起兵威胁的时候，东晋可以用来对付王敦的力量还是只有流民。不过，朝廷绝不能再采取征发流民之为江南诸郡僮客者的老办法，而是利用麇集在江北和淮域的流民集团，并且不破坏流民集团中原有的统属关系。这就是太宁二年（324年）郗鉴与明帝密谋用流民帅的力量以对抗王敦的背景。郗鉴本人就是流民帅之一，他知道流民帅有为朝廷所用之可能，由他向明帝作出有关的建议，是比较合适的。

    屯驻于江淮之间受东晋委署的流民帅，多数曾有在北方抗拒胡羯的历史。他们所统的武装力量长期相随，多少具有私兵性质。东晋朝廷不得不重视他们，又不敢放心大胆地使用他们。他们是东晋的一支唯一可用的兵力，可又是朝廷不能完全信赖的兵力。一般说来，东晋是按照流民帅原有的地位高低和兵力多寡，委之以太守、刺史、将军之号，划分大致的地盘，羁縻于长江之外，拒绝他们过江南来。对于已经到达或者将要到达长江的流民帅，东晋往往以军事理由促其北返。祖逖率众南来，行达泗口，琅邪王司马睿“逆用”之为徐州刺史。后来祖逖率部众一度过江，居于京口，但是立足未久，又受命以豫州刺史名义，率部北返，活动在淮北地区。苏峻率部众由青州泛海入长江，达于广陵，不久也受命北返彭城作战，历官淮陵内史、兰陵相。蔡豹以清河太守避难南行，司马睿以为临淮太守、徐州刺史。蔡豹本传不谓率众，但他在祖逖为徐州刺史时任徐州司马，后来一直在江淮间与徐龛、石虎作战，亦当是率众南来不得过江的流民帅。庾敳之甥、褚裒从兄褚翜，曾为流民帅，率邑人自保于豫州界，后来单马至许昌投奔行台荀藩、荀祖，遂至江东。褚翜虽无部曲或部曲无多，元帝犹出之江外，为淮南内史。在黄河南北抗拒石勒的邵续，曾列名劝进表，其婿刘遐间道遣使受元帝节度，但刘遐之军也只是活动于下邳、彭城、泗口一带，最南不过临淮。

    一般说来，拥众南来而止于江淮间的流民帅，或者门户不高，或者虽有门户背景但本人不具备名士风流旨趣，与东晋政权及当朝士族是格格不入的。祖逖出于北州旧姓，但据其本传，逖本人“好侠”，“有豪气”，史臣谓其“思中原之燎火，幸天步之多艰，原其素怀，亦为贪乱者矣。”蔡豹出陈留高门，而其本传谓豹“有气干”，其素质不类士族子弟。苏峻本传谓其“本以单家，聚众干扰攘之际”，门第与品格均不得入于士流。刘遐、郭默诸将也都出自寒微，习于行阵。只有郗鉴，门第条件初备，气质出众，足以出入门阀政治之中，故得以尚书之职征辟台城。但是郗鉴部属仍然只能屯驻合肥，他本人出镇时也屡居江北，与上述诸人大体相同。

    名义上附晋的流民帅，曾长期置身于北方多种政治势力之间，须随时窥测形势，以谋自存。他们南来后对于东晋政权若即若离，在政治上保留有相当大的独立性。甚至于玩忽朝命，跋扈专横。他们雄据一方，各行其是，无王法亦无军纪，有的还要靠打家劫舍，拦截行旅以筹给养，连祖逖所部也是这样。《晋书》卷六二《祖逖传》：祖逖“宾客义徒皆暴桀勇士”，盗窃攻剽，祖逖则分享赃货。《世说新语·任诞》：“祖车骑过江时公私俭薄，无好服玩。王、庾诸公共就祖，忽见裘袍重叠，珍饰盈列，诸公怪之。祖曰：‘昨夜忽南塘（案在秦淮河南岸）一出。’祖于时恒自使健儿鼓行劫抄，在事之人亦容而不问。”祖逖的行径，与北方坞主郭默“以渔舟抄东归行旅”（《晋书》卷六三《郭默传》）、魏浚“劫掠得谷麦”（同书同卷《魏浚传》）完全一样。尊贵如西阳王美，当其统流民于江西之时，也是放纵部属“断江劫掠”，与其它流民帅同。

    郗鉴本人，杀人越货之事亦在所不免。《真诰》卷八《甄命授第四》：“郗回（案即郗鉴子愔，字方回）父无辜戮人数百口，取其财宝，殃考深重。惋（原注：谓应作怨字）主恒讼诉天曹，早已申对，……”。“太元真人答许长史。原注：郗回父鉴，清俭有忘（志）行，不应杀掠如此。或是初过江时摆拼所致，不尔则在凉府（？）杀贼有滥也。”《真诰》卷十一、十二谓郗鉴为鬼官，《太平广记》卷二八还有郗鉴为神仙之事。郗鉴为道教徒，本传无征，但郗愔佞道则是确事。不管怎样，《真诰》记郗鉴杀人越货之事及其所作解释，当有晋、宋史料或口碑为参考，不是妄言。

    流民帅南来附晋者在东晋门阀政治中无所依傍，一般说来一是力图站稳脚跟，保全势力，二是志在立功，以求发展。东晋对他们的态度，虽视其效忠程度而有所不同，但总的说来是严密防制的。祖逖矢志北伐，义无反顾，对东晋无丝毫不臣之迹，但也不见容于晋室。其时琅邪王司马睿以子司马绍（案即后来的晋明帝）、司马裒先后镇广陵，扼制南渡通道，实际上也有节制流民帅使不得南渡之意。王导以从弟王舒为司马裒的司马，无异在广陵安排一支王与马的联合势力。司马裒旋死，王舒遂镇广陵。

    王舒在广陵，节制流民帅不使南渡，非常严格。《晋书》卷八一《蔡豹传》，豹退守下邳，徐龛击其辎重，“豹既败，将归谢罪，北中郎将王舒止之。……元帝闻豹退，使收之。使者至，王舒夜以兵围豹，……执豹，送至建康斩之。”蔡豹有战败之失，罪不至死，蔡豹之死，疑与他的流民帅身分以及企图南来情节有关。流民帅在北方多少有过战功，在阻滞石勒南下，保护江左政权方面起过作用。正因为如此，东晋朝廷更是提防他们，唯恐他们有恃功反噬之心。这正是东晋政权非常虚弱，只以门户利益为重的一种表现。

    流民帅少有内辅京师以备宿卫的机会，与东晋政权互相猜忌，所以他们也都不愿脱离自己的部属和集团，贸然过江，以为朝廷缓急之用。他们最担心的是被朝廷夺兵。祖逖过江，其兄纳、弟约均居官建康，逖本人也曾被征为琅邪王军咨祭酒，但逖仍居京口，不离部众。王敦首次进逼京都，元帝曾召居兰陵相的流民帅苏峻讨伐王敦，苏峻观望形势，迟回不进，也是由于有所顾忌。此当为永昌元年（322年）春间之事，其时郗鉴尚未南来，流民帅与东晋朝廷之间，尚未打通关节。

    （三）用流民帅平王敦之乱

    郗鉴与明帝密谋讨伐王敦，在太宁元年（323年）八月间。翌年七月，王敦所遣王含、钱凤之兵临建康，越十五日即有苏峻、刘遐等流民帅之兵迅援建康，扭转了局势，乱事悉平。由苏峻受诏入援而“迟回不进”，到苏峻等火速进卫建康，转变如此之大，我认为必有郗鉴（可能还有桓彝）折冲于朝廷与流民帅之间所起的作用。但是事密无闻，今天只能在零散史料中钩稽探赜，以约略窥其梗概。

    关于刘遐、苏峻诸军入援始末，《晋书》纪传散载事迹如下：

    《郗鉴传》：太宁元年郗鉴自合肥还台，“遂与帝谋灭敦”。传文既而叙王含、钱凤攻逼京都，郗鉴固辞卫将军军号之事，而不言议召苏峻、刘遐。

    《刘遐传》：遐于太宁初移屯泗口。王含反，遐与苏峻俱赴京都，未言有诏见召。

    《苏峻传》：王敦复反，郗鉴议召峻及刘遐入援。

    《王敦传》：王导自建康遗王含书曰：“得征北告，刘遐、陶瞻、苏峻等深怀忧虑，不谋同辞。……是以圣主发赫斯之命，具如檄旨。”檄旨指同传所载明帝讨王敦之诏，其中调遣兵将一段提到刘遐、苏峻，但通篇不及郗鉴。看来“不谋同辞”云云并非真正“不谋”，只是王邃、王导不知或佯作不知郗鉴有密谋于其间，故有此语。

    《明帝纪》：太宁二年六月丁卯，广设军号，以王导为大都督，温峤、卞敦、应詹、郗鉴、庾亮、卞壶等各有军务职守，其中郗鉴为行卫将军、都督从驾诸军事。诏征徐州刺史王邃、豫州刺史祖约、兖州刺史刘遐、临淮太守苏峻、广陵太守陶瞻等还卫京师。《明帝纪》于军事调遣交待清楚，只是无点睛之笔，没有点出擘划主要来自郗鉴，以及郗鉴本人固辞军号之事。

    记载此事近于全豹的，是《通鉴》。《通鉴》太宁二年六月丁卯记事，其广设军号以及以郗鉴为卫将军、都督从驾诸军事，据《明帝纪》；郗鉴固辞卫将军军号事，据《都鉴传》：郗鉴请诏征苏峻、刘遐，据《苏峻传》；刘遐、苏峻军迅速入援，据《刘遐传》及《苏峻传》；于郗鉴所请诏征苏、刘以外，还诏征王邃、陶瞻等人以为衬托，据《明帝纪》。《通鉴》叙事翔实可靠，只是没有把都鉴请诏征刘遐、苏峻之事，及郗鉴与明帝谋灭王敦之事联系起来考察。据我看来，前一事正是后一事的具体内容，因为灭王敦之谋首要的问题在于弄清有什么武力可以使用。郗鉴请明帝诏征流民帅，有首策之功，所以得以在灭王敦之役中受卫将军都督从驾诸军事之命；但是由于他与明帝相处的历史不长，他又不能不顾王导、庾亮、温峤、卞壶诸人而贸然出就卫将军之职。

    郗鉴以流民帅的地位，为晋明帝擘划用流民帅以灭王敦之策，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引流民帅入京都，对东晋有危险性，自然为当朝所忌讳。如果不是像都鉴这样有一定的门户背景和社会地位、与王敦势力没有瓜葛而又持重效忠的人，是不可能作出这种重要策划的。郗鉴过江不早，与王、马关系不深，但由于有此功劳，遂得跻身于江左门阀政治之中，而高平郗氏也得以在此后逐步上升为第一流侨姓士族。

    用流民帅解决朝政中的重大问题，虽收到很大的效果，但毕竟遗留了一些不利于朝廷的影响。苏峻得历阳内史职，控建康上游门户，骄溢自负，颇有异志。他拒绝庾亮内征之命，说：“讨贼外任，远近从命，至于内辅，实非所堪。”优诏至，苏峻仍不从诏，表请“乞补青州一荒郡，以展鹰犬之用。”苏峻来自青州，部属当多青州人，荒郡之请，表明他决计不脱离部属而入辅朝廷。他对台使说：“往者国危累卵（案指王敦再叛之事），非我不济，狡兔既死，猎犬理自应烹，但当死报造谋者（案指庾亮）耳。”于是而有苏峻、祖约的叛乱。至于刘遐，他在追逐王含时“颇放兵虏掠”，恣纵不羁。刘遐旋死，朝廷以其部曲给与单马南奔的郭默，刘遐亲戚故旧不乐他属，遂以叛晋。郭默领刘遐部曲后报效东晋，助平苏峻之乱，被征为右军将军。但是郭默以家世气质论毕竟也是流民帅之流，如果没有更为特殊的原因，也难在东晋门阀政治中安身立命。《晋书》卷六三《郭默传》郭默谓刘胤曰：“我能御胡而不见用。右军主禁兵，若疆场有虞，被使出征，方始配给，将卒无素，恩信不着，以此临敌，少有不败矣。”郭默也在平苏峻、祖约之后被陶侃擒斩。于是，由郗鉴策划而一度进入东晋政治领域的几个重要的流民帅，都被消灭了。

    苏峻其人其事，在东晋民间似乎还留有一些影响。《六朝事迹编类》“蒋帝庙”条谓“苏峻之难，钟山神同蒋侯为助，且曰：‘苏峻为逆，当共诛锄之。’后果斩峻。”但苏峻败死以后，建康民间曾立其像，称苏侯神。今本《搜神记》卷五、《北堂书钞》卷一四五和《太平御览》卷九三六引《续搜神记》，都有苏侯神事。《通典》卷五五《淫祠兴废》，谓东晋不典之祠非一，穆帝升平中何谨请汰废淫祠，不果行。宋武帝永初二年普禁淫祠，苏侯神当在禁中；孝武帝孝建初又修葺所禁神庙，并加苏侯为骠骑大将军。据《宋书》卷九九《元凶劭传》，刘劭杀父自立后被围困于建康，曾迎祀苏峻像于宫内。南朝诸史载苏侯神祠事不少，地点及于建康之上游（如《南史》卷三二《张冲传》）和下游（如《南齐书》卷二八《崔祖思传》）。苏峻为晋叛臣而得于晋天子辇下立像受祀，其故难明。或者，苏峻以流民帅入援，驰骋建康城下，自南塘大破钱凤兵，奠立了灭王敦胜利基础，晋人念其功而遗其过欤？姑志于此，以备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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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三、郗鉴与王导

    （一）郗、王家族的结合

    郗鉴在北时，曾受东海王越之辟；稍后，又受琅邪王睿委署。他与东海王越和琅邪王睿的这种关系虽然并不深固，但对于他的南奔却有直接影响。郗鉴过江，不负旧谊，除了效忠元帝、明帝外，对于昔日举主江统的后人，亦深相交结，尽力提携。郗鉴显达，辟江统子虨为司空掾，又请为司马；檄统次子惇为兖州治中，辟太尉掾。江虨亦曾与辅政的会稽王司马昱共荐郗鉴子愔。郗鉴对于居中枢之任的门阀士族，也力图多方联系。

    郗鉴南来，以流民帅而得迅速进入建康朝堂，主要是得力于纪瞻。《晋书》卷六八《纪瞻传》：“时郗鉴据邹山，屡为石勒等所侵逼。瞻以鉴有将相之才，恐朝廷弃而不恤，上疏请征之，曰：‘……伏见前辅国将军都鉴少立高操，体清望峻，文武之略，时之良干。昔与戴若思同辟，推放荒地，所在孤特，众无一旅，救援不至。然能绥集残余，据险历载，遂使凶寇不敢南侵。但士众单寡，无以立功。既统名州，又为常伯，若使鉴从容台闼，出内王命，必能尽抗直之规，补兖职之缺。自先朝以来，诸所授用，已有成比。戴若思以尚书为六州都督、征西将军，复加常侍；刘隗镇北，陈眕镇东。以鉴年时，则与若思同；以资，则俱八座。况鉴雅望清重，一代名器。圣朝以至公临天下，惟平是与。’”纪瞻力荐郗鉴“补衮职之缺”，其政治意向是希望郗鉴在王敦叛乱迫在眉睫之时站在晋元帝一边，抗拒王敦。其时戴渊以六州都督拥兵屯驻合肥，与屯驻淮阴的刘隗同为晋元帝所倚重。第二年，戴渊自合肥奉诏入卫建康，所率军队一触即溃，戴渊亦被王敦杀害。接着，郗鉴应征自峄山南来，所率部曲即屯驻于戴渊刚刚撤离的合肥，填补了戴渊留下的空缺，郗鉴本人则拜尚书入官建康。这些当与纪瞻疏荐有直接关系。郗鉴虽有时望，但以流民帅而得入官建康，如果没有有力人物为之援引，是不可能的。

    郗鉴孤身入建康事，还有值得分析的地方。合肥是当时军事要地，与建康为犄角，本不宜由流民帅入驻。郗鉴先是于“永昌初征拜领军将军，既至，转尚书，以疾不拜。”领军掌宿卫之任，也不是远来流民帅郗鉴所宜领。所以郗鉴一到建康，就有转拜尚书之事，而郗鉴不会不懂内情，因而“以疾不拜”。等到王敦势逼，明帝才真正有了用郗鉴势力以为外援的要求，遂有对郗鉴假节镇合肥之授，郗鉴才有了回到他所统流民的驻地合肥的机会。可是，王敦又不愿接受这一于己不利的事实，上表以郗鉴回建康为尚书令。由此看来，郗鉴南来后得入东晋上层集团，虽经纪瞻荐引，毕竟还是有此一段若隐若现的曲折过程。其中关键之处是，从朝廷说来，郗鉴可为己用，但他毕竟是流民帅，必须小心谨慎对待，有所防范；从都鉴本人说来，他虽然可以在王敦之乱中为朝廷奥援，但不能脱离随他南来的兖州流民群体，否则他将失去资实，一事无成。

    纪瞻是南士冠冕，对琅邪王司马睿立足建康，继承帝位，出力甚多，影响甚大。朝廷为了应付王敦之乱，以纪瞻为领军将军。他于宿卫六军中威望最高，六军对他敬惮祗肃。据《北堂书钞》卷六四引《晋起居注》，晋制：“领军闲无上直之劳，可得从容养疾。”其时纪瞻年迈在病，朝廷以之为领军，意在借重其威望而又得遂其闲养。王敦再逼京都，明帝请瞻“卧护六军”。而郗鉴适有都督从驾诸军事之命，宿卫六军除已知护军应詹、左卫庾亮在前应敌之外，其余部分当在从驾诸军之中。不过六军寡弱无力，真正起作用的，是以郗鉴密谋而得入援的流民帅。纪瞻对郗鉴的荐举，起了立竿见影的作用。

    郗鉴南来，王敦再叛，政治形势非常微妙。原来王敦初叛，是在执政王导的默契下进入建康的，其直接目的是清君侧，所谓君侧，指明是刘隗、刁协、戴渊等一批王氏家族的仇人。《晋书》卷九八《王敦传》载王导遗王含书，有云“昔年佞臣乱朝，人怀不宁，如导之流，心思外济。”这是王导明确承认本与王敦同谋。据《晋书》卷六九《周顗传》，王敦初叛入京，杀周顗、戴渊，都曾咨之于王导。王导后来说：“吾虽不杀伯仁（周顗），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负此良友！”其实由王导而死者，不只周顗，还有戴渊。后来王敦再叛，以台中军情告王含者也是王导。上引导遗含书，一则说“得征北（王邃，王导从弟）告，刘遐、陶瞻、苏峻等深怀忧虑，不谋同辞”；再则说“导所统六军，石头万五千人，宫内后苑二万人，护军（应詹）屯金城六千人。刘遐已至，征北昨已济江万五千人。”与王敦、王含通关节的王导，却又是明帝所令征讨王敦、王含的大都督、假节。这就是王敦再叛时形势微妙之所在。王导所统六军，当即纪瞻“卧护”的宿卫六军，可知王导还拥有某种势力可以影响京师形势。而王导的六军，其中的一部分又正是明帝欲置之于郗鉴都督从驾诸军事之下的。由此可见，郗鉴与王导之间，也存在一种微妙关系。

    其实郗鉴得以自峄山南来，王导就曾起过作用。据《纪瞻传》，我们知道，纪瞻在荐郗鉴疏的末尾赘言：“是以臣寝顿陋巷，思尽闻见，惟开圣怀，垂间臣导，冀有毫厘万分之一。”这就是说，郗鉴部众南来和征郗鉴入朝诸事，还需要得到王导的首肯，否则不会被朝廷接纳。

    微妙的关系，尖锐的形势，需要南来不久的郗鉴确定自己的政治态度，尤其是对琅邪王氏的政治态度。

    从郗鉴尔后的行事看来，他的政治态度首先是支持东晋，不赞同王敦的无君之心。郗鉴由合肥入朝时，王敦截留之于姑孰，与论中朝人物乐广、满奋。郗鉴力言中朝愍怀太子之废、赵王伦篡立之时，乐广处倾危之朝不可得而亲疏，柔而有正；而满奋则是失节之士，不可与乐广同日而语。这就无异向王敦表明，自己不愿党同于王敦。其次，郗鉴也没有党同于戴渊之辈以与琅邪王氏为敌，宁愿折冲于士族诸门户之间，以求政局之稳定。后来他固辞卫将军军号，反映了他不愿凌驾诸士族的谦退立场。都鉴既不苟同于一方，就免不了在当轴诸士族之间时而与此、时而与彼发生矛盾。王敦乱平后，在应否追赠周札的问题上，这种矛盾一度表现得很尖锐。

    义兴周氏是有名的“江东之豪”。王敦首逆，周札都督石头诸军事，开门应敦，使晋军败绩。王敦出于疑忌，又族灭周氏。王敦事平，周氏故吏讼周氏之冤，请加追赠，引起朝廷激烈争论，其意见备见《晋书》卷五八周札、卷六七郗鉴诸传。卞壶以札开门延敌，不宜追谥。王导认为“札开石头，忠存社稷，义在忘生”，与谯王无忌、周顗、戴渊等死难之臣一样，合乎人臣之节，应一例追赠，不应厚彼薄此。显然，王导是袒护王敦的。

    都鉴议同卞壶，而与王导针锋相对。他说：“若敦前者之举义同桓、文，则先帝可为幽、厉邪！”由于王氏权重，朝廷竟从导议，而卞、郗之议不行。这场尖锐的论战，说明其时郗鉴、王导关系并不和谐，虽然这还不是当时政局的关键所在。

    东晋政局，成帝即位（太宁三年，325年）后为之一变。成帝冲幼，王导、卞壶、郗鉴、庾亮等七人同受明帝遗诏辅政。接着，庾后（庾亮妹，成帝太后）临朝称制，庾亮居帝舅之尊，地位迅速上升，政之大要，皆决于亮。朝廷立即出现了庾亮与王导的明争暗斗，成为政局中的主要矛盾。都鉴处于这一矛盾之间，力求抑制矛盾的发展，起稳定时局的作用。

    庾、王家族，早先在元帝、明帝时共同利益尚多，矛盾本来并不显著。元帝过江后未即帝位以前，有用申、韩以张皇权之意。《晋书》卷四九《阮孚传》：孚“渡江，元帝以为安东参军。……时帝既用申、韩以救世，而孚之徒未能弃也。”案元帝为安东将军，在永嘉元年七月至五年五月（307—311）。据《元帝纪》，其时“王敦、王导、周顗、刁协并为腹心股肱”，所以“用申、韩”并非特意针对琅邪王氏。《晋书》卷七三《庾亮传》：“时〔元〕帝方任刑法，以《韩子》赐皇太子。亮谏以申、韩刻薄伤化，不足留圣心。太子甚纳焉。”其时已在建武、太兴之际，王氏坐大，庾氏有此谏，足见王、庾之间尚得相安。后来王敦有意称兵，深忌庾亮而外崇重之，庾亮忧惧去官，旋复参与平乱。尽管如此，庾亮与王导尚无特殊冲突发生。

    明帝经历了王敦之乱的剧烈震动，对王氏家族更有戒心，亲庾亮、疏王导的意向越来越明显。《太平御览》卷五九三引《语林》：“明帝函封诏与庾公，信误致与王公。王公开诏，末云：‘勿使冶城公知’。导既视，表答曰：‘伏读明诏，似不在臣，臣开臣闭，无有见者。’明帝甚愧，数日不能见王公。”案裴启着《语林》，成书时上距明帝才四十来年，所载掌故多可信。即令情节有违，要当为其时人对王、庾关系观感的反映。明帝成年在位，“潜谋独断”（《明帝纪》），虽袒庾而不纵庾，庾、王之间还不具备公开进行倾轧的政治气候。

    到了成帝之时，母后称制，庾氏坐大，情况就不一样了。《晋书》卷七三《庾亮传》史臣曰：“牙尺垂训，帝念深于负芒。”《晋书》卷三二《后妃传》（下）赞曰：“持尺威帝”。案卷一三引殷芸《小说》：“诸庾诛南顿王宗，帝问‘南顿何在？’对曰：‘党〔苏〕峻作贼，已诛。’帝知非党，曰：‘言舅作贼，当复云何？’庾后以牙尺打帝头云：‘儿何以作尔语？’帝无言，惟张目熟视。”《成帝纪》记此事略同，惟不言牙尺打头。南顿王宗被杀在咸和元年（326年）十月，时成帝始六岁。虽然庾后于三年三月即死，但庾氏兄弟羽翼已成，权势在握，其锋芒所及，除排抑宗室以外，主要是针对盘根错节的王导。所以成帝即位后，庾、王倾轧就立即公开化了。

    原来受遗诏抚政的七人当中，卞壶以忠直闻，与庾亮对直省中，共参机要。首先起来约束以司徒录尚书事的王导的，就是卞壶。《晋书》卷七零《卞壶传》云：“〔明〕帝崩，成帝即位，群臣进玺。司徒王导以疾不至。壶正色于朝曰：‘王公岂社稷之臣那？大行在殡，嗣皇未立，宁是人臣辞疾之时？’导闻之，乃舆疾而至。”

    《卞壶传》又云：“是时王导称疾不朝，而私送车骑将军都鉴。壶奏以导亏法从私，无大臣之节；御史中丞钟雅阿挠王典，不加准绳，并请免官。虽事寝不行，举朝震肃。”卞壶以罪加王俘，比上引“岂社稷之臣”的责难又进了一步。案《北堂书钞》卷五九引《晋中兴书》：“卞壶为尚书令，奏王导居官无敬。”《初学记》卷一一、《太平御览》卷二零一引《晋中兴书》，“居官无敬”均作“专任无敬”。“无敬”，当即晋律所谓“不敬”。《晋书》卷三零《刑法志》张斐注律上表曰：“亏礼废节谓之不敬”。卞壶以称疾不朝而私送郗鉴事奏弹王导“亏法从私，无大臣之节”，与晋律以“亏礼废节”为“无敬”、“不敬”之科正合，其罪可至免官。

    卞壶两次罪责王导，此事与厦亮有无关系，史无明证。但是当庾、王矛盾滋生之时卞壶作此表现，无疑是对庾亮有利的。值得注意的是，王导在受到卞壶前一次抨击之后，仍然不顾嫌疑，私送郗鉴赴徐州之任，使卞壶再得口实。这足以证明庾亮用事以来，王导、郗鉴这两个家族开始出现了密切关系，而这种密切关系当然是针对庾氏专权的。琅邪王氏在王敦之乱后要想维持其家族势力于不坠，必须在有实力的朝臣中寻求支援。而琅邪王氏在政治上的继续存在，在当时又是约束庾氏专恣、稳定东晋政局的必要条件。郗鉴支持王导，王导联结郗鉴，其背景就是这样。

    家族之间的相互支援，婚和宦是重要途径。宦，指仕途的提携，如明帝时王导为司徒，辟郗鉴子郗昙。婚，指互为婚姻以相固结，如王氏两代娶郗氏女。《世说新语·雅量》：“郗太傅在京口，遣门生与王丞相书求女婿。丞相语郗，‘信君往东厢任意选之。’”郗鉴选中了王导侄王羲之，嫁女与焉。郗、王二族交好，所以郗氏求婿，首先选定琅邪王氏这一家族，然后于此家族范围内访求之。这就是说，婚姻先是求族，然后择人。郗、王通家，子弟交游甚密。《郗惜传》惜在临海，“与姊夫王羲之、高士许恂（询）并有迈世之风，俱栖心绝谷，修黄老之术”云云。王羲之兰亭修禊中相与赋诗者有郗昙，诗见冯惟讷《诗纪》卷三三。王羲之《杂帖》，有不少与郗氏书柬，备见《法书要录》。郗昙墓中有许多王羲之书法遗物，见《陈书·始兴王伯茂传》。

    郗、王以政治利益相近而交好联姻的事，是在成帝时特定条件下出现的。时过境迁，姻姬关系虽还存在，家族之间却渐趋疏远，甚至出现嫌隙。《世说新语·贤媛》：“王右军郗夫人谓二弟司空（愔）、中郎（昙）曰：‘王家见二谢（谢安、谢万），倾筐倒庋，见汝辈来，平平尔。汝可无烦复往。’”此时陈郡谢氏门户日就兴旺，故郗夫人有此语。虽然如此，郗昙女仍嫁王羲之子献之。《世说新语·德行》：“王子敬（献之字）病笃，道家上章应首过，问子敬由来有何异同得失。子敬云：‘不觉有余事，唯忆与郗家离婚。’”注引《王氏谱》：“献之娶高平郗昙女，名道茂，后离婚。”《法书要录》卷一零载《王羲之与高平郗公书》，系为献之求婚郗氏而写的王氏“祖宗职讳”，所具王氏婚媾关系甚详。献之婚后离异，另尚简文帝女余姚公主。王氏弃旧图新，攀援帝室，道义上有损，难逃内咎。这也许是王献之临死时上章首过的原因。不过，这些都是王导、郗鉴死后几十年的事情，与王导、郗鉴并无关系。

    （二）苏峻乱平后的江州

    苏峻之乱，又一次引起东晋政局的剧烈变动。原来，执政的庾亮一意孤行，坚持征召有平王敦之功的流民帅苏峻（时为历阳太守）入朝，为苏峻所拒，酿成动乱。乱平后京邑丘墟，物议沸腾。庾亮为了平息群情，不得不暂退一步，请求外镇以求自效。咸和四年（329年）三月，庾亮以豫州刺史出镇芜湖，中枢政柄又入王寻之手。王导修治残缺，勉力经营。他否定了温峤请求迁都豫章、三吴豪杰请求迁都会稽之议，改善了帑藏空竭的困难状况，政局又趋稳定。咸和六年冬，蒸祭太庙，诏归胙于王导，且命导无下拜，王导声望达于顶点。但是这时王氏分处内外的兄弟群从辈死丧略尽，王氏门户势力远不足以支撑王导当权，何况具有特殊地位的庾亮又近在肘腋之间。然而王导终于得以排除困难，掌握政权，使王氏家族地位历久不衰。此中原因，除王导自己“善处兴废”以外，主要是由于郗鉴屯驻京口，以军事实力支持王导。郗鉴的一些措置，使庾亮出镇之后庾、王相持的十二年中，东晋政局维持了表面的平静，没有再出现类似王敦、苏峻之乱那样的内战，东晋元气得以缓慢复苏，这是颇有积极意义的事。

    庾亮镇芜湖的次月，江州刺史温峤死。温峤原是北方刘琨所属，奉刘琨之命南来劝进，又预平王敦之乱，为东晋功臣。王敦平后，温峤得居江州。温峤无王、庾那样的门户影响，也无上游荆州陶侃那样的军事实力，只是处于下游庾、王与上游陶侃之间的缓冲地位，起调节上下游的作用。温峤死，朝廷以刘胤继为江州。刘胤是列名于劝进表的北方流民首领邵续所遣赴建康的使者，在江左诸门阀士族间无所依傍。刘胤为江州，出于温峤之意。刘胤在出身、经历以及与东晋政权关系等方面，都与温峤相近。他受温峤荐，代温峤为江州，于理，江州仍当缓冲于上下游势力之间。但是刘胤“不恤政事，大殖财货，商贩百万……商旅继路，以私废公”，为有司奏免。其时后将军郭默应诏为右军将军。《晋书》卷六三《郭默传》谓默“当发，求资于胤。时胤被诏免官，不即归罪”，默诈称被诏诛胤，传胤首于京师。王导似存心利用这一形势控制江州于自己手中，削弱上游方镇，所以立刻承认这一既成事实，以郭默为江州刺史。荆州陶侃抢先下手，起兵讨郭默，斩之，陶侃遂得以兼有荆江二州之地，破坏了平衡局面。时在咸和五年（330年）五月。

    郭默事起突兀，乍看似乎是武将火并，无关大局。但是寻绎史实，发现其中有一些甚可注意的问题。郭默本是北方一坞主，只身南来，刘遐死后，得领遐部曲，预平苏峻有功。论经历和实力，郭默同样是流民帅，所以苏峻乱平以后郭默也有何去何从问题。《郭默传》：“征为右军将军。默乐为边将，不愿宿卫。及赴召，谓平南将军刘胤曰：‘我能御胡而不见用。右军主禁兵，若疆场有虞，被使出征，方始配给。将卒无素，恩信不着，以此临敌，少有不败矣……’”。郭默以流民帅而遭疑忌，是意料中事；朝廷诏征入辅，实际上是欲夺其兵，与苏峻当年境况一样。

    从郭默事中，我们看到的问题是：一，郭默事是流民帅问题的余波。二，郭默事发生在江州，江州居上下游之间的缓冲地位。相继居江州的温峤、刘胤、郭默，就其身分和历史背景而言有相似之处。郭默在江州滋事，意在利用上下游之间的以及下游庾、王二族之间的矛盾，以图获利。其结果却破坏了江州的缓冲地位，使江州成为此后上下游争夺的目标。三，陶侃近水楼台，先取江州，制造既成事实，逼迫王导承认，也逼迫庾亮承认。自此陶侃居上游而坐大，不得不既与王导也与庾亮滋生新的矛盾。不过由于王导居中枢地位，与庾亮退避豫州者有所不同，所以陶、庾矛盾一般还超过不了陶、王矛盾，也超过不了庾、王矛盾。

    下面，我们试就庾、王矛盾和陶、王矛盾，以及在这些矛盾中郗鉴所起的作用，进行探索。

    （三）郗鉴在陶、王矛盾和庾、王矛盾中的作用

    《晋书》卷七三《庾亮传》：“时（案在咸康中）王导辅政，主幼时艰，务存大纲，不拘细目。委任赵胤、贾宁等诸将，并不奉法，大臣患之。陶侃尝欲起兵废导，而郗鉴不从，乃止。至是，亮又欲率众黜导，又以咨鉴，而鉴又不许。”郗鉴两次不同意藩镇起兵废黜王导之谋，是这一阶段东晋政局得以相对稳定，内战未再发生的关键所在。

    王导为政“务存大纲，不拘细目”，是他一贯作风，晚年更是如此。《世说新语·政事》：“丞相末年略不复省事，正封箓诺之，自叹曰：‘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此愦愦。’”“丞相末年”就是指咸康中，也就是庾、王对峙最为紧张的时候。王导愦愦为政，主要目的是和辑士族，求得彼此利益的均衡，特别是使庾、王之间相安无事。

    王导在建康执政，必须有相当的武力留在身边以为支持，因而不得不罗致武将赵胤、贾宁辈。《晋书》卷五七《赵诱传》，谓赵胤父赵诱“淮南人也，世以将显”，父子历事王敦、王导，为琅邪王氏故旧。《晋书》卷七八《孔愉传》，王导“将以赵胤为护军，愉谓导曰：‘中兴以来，处此官者周伯仁（顗）、应思远（詹）耳。今诚乏才，岂宜以赵胤居之邪？’导不从。”贾宁事迹见《世说新语·赏誉》“何次道尝送东人”条注引《晋阳秋》及《魏书》卷九六《司马睿传》。贾为长乐人，初自结于王敦所属王应、诸葛瑶，后投苏峻为其谋主，又降王导。看来贾宁也是琅邪王氏故旧，他虽曾与人共劝苏峻杀王导等诸大臣，但降王导后仍被重用。王导所保全的降将，还有路永、匡术、匡孝等人。温峤曾反对王导褒显降人之事，见《温峤传》。王导欲引用匡孝，《王蒙传》谓王蒙致笺王导曰：“开国承家，小人勿用”，不可“令泾渭混流，亏清穆之风。”会稽孔愉与从子孔群本与匡术有隙，王导为了保全匡术，令匡术于座劝孔群酒以释孔氏之嫌。凡此诸事，都说明王导兄弟辈死亡既尽，实力已衰，不得不蓄意庇护武人、降将，以供驱使，虽受到士族名士的强烈反对亦在所不顾。这些人客观上都起了支持琅邪王氏家族地位的作用。其中的路永投降石虎，但那是王导死后的事

    王导虽以武人、降将为爪牙，但是在战略上所依恃的，却是以京口为屯兵之所的郗鉴。陶侃、庾亮欲起兵废黜王导，都要咨之于郗鉴，而郗鉴则具有举足轻重的否决之权。陶侃、庾亮如果逆郗鉴之意而勉强行事，势必形成内战，当权之辈饱受王敦、苏峻之祸，是不敢贸然一试的。

    陶侃、庾亮起兵废黜王导之谋，其情况分别如下：

    《庾亮传》亮与郗鉴笺曰：“昔于芜湖反覆，谓彼（案指王导）罪虽重，而时弊国危，且令方岳道胜，亦足有所镇压，故共隐忍，解释陶公。自兹迄今，曾无悛改。”案庾亮以咸和四年（329年）镇芜湖，至咸和九年陶侃死，始并有陶侃的荆、江之地而改镇武昌。“芜湖反覆”云云，自指庾亮于其旧治与郗鉴往复商酌陶侃欲废王导之事。庾、郗终于以“时弊国危”为词，劝阻陶侃；又以“方岳道胜”相约，即方镇联合，以制中枢。当其任的方镇，当然是指居武昌的荆州刺史陶侃，居芜湖的豫州刺史庾亮，居京口的徐州刺史都鉴。这次废王导之谋，是陶侃发动，郗鉴反对，庾亮居中斡旋。

    此事具体时间，当在咸和五年（330年），即庾亮居芜湖的次年，也就是郭默擅杀江州刺史刘胤，王导循势以郭默为江州刺史的时候。据《陶侃传》，陶侃致书王导曰：“郭默杀方州，即用为方州；害宰相，便为宰相乎？”陶侃居然以“害宰相”为喻，杀气腾腾。王导仍曲为解释说：“默居上流之势，加有船舰成资，故苞含隐忍，使其有地。一月潜严，足下军到，是以得风化相赴，岂非遵养时晦以定大事者耶？”陶省书笑曰：“是乃遵养时贼也。”陶侃遂自起兵斩郭默，兼领荆、江。陶侃既不惜与中枢相抗而弄兵，估计有可能以攻郭默之师顺流下都。下都必经豫州庾亮地界，故有庾、郗“芜湖反覆”之事。庾亮与郗鉴笺续谓“主上自八九岁以及成人”云云。案陶侃杀郭默之年，即咸和五年，成帝正九岁，这是陶侃谋废王导在咸和五年的旁证。而所谓“以及成人”的时候，则是庾亮谋废王导之年，即咸康四至五年，时成帝十七岁至十八岁。

    陶侃之谋未遂，郗鉴坚持反对当然是主要原因。庾亮不充分支持陶侃之谋，不给予充分合作，也是原因之一。庾、陶二人在苏峻乱前本不协调，积怨颇深，赖温峤弥合其间，始得共平苏峻。苏峻乱平后，庾、陶在共抗王导的问题上形成了某种共同利益，但庾、陶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陶侃居上游所形成的军事压力，既然可以压王导，自然也可以压庾亮。而且由于庾亮的豫州毗邻江、荆，所感压力比扬州更甚。《陶侃传》侃“潜有窥箭之志”，如果此志得酬，庾亮未必能保全自己。可以说，庾亮无宁是为了自保，才不得不对陶侃废黜王导之谋采取比较现实的态度。

    庾亮虽对陶侃“外事推崇”，但陶侃毕竟“望非世族”，自知东晋门阀政治樊篱不是他所能突破的，所以“季年怀止足之分，不与朝权”，曾请逊位还长沙国，死前又要求归葬长沙，并移寻阳父母墓于封国之内，以示谦退。但是陶侃死后，庾亮终于蓄意消灭陶氏后人，咸康五年又杀陶侃子陶称。《真诰》卷一六《阐幽微第二》原注：庾亮咸康六年于镇病亡，“未病时乃独见陶侃乘舆来让之，于此得病而亡。”颜之推《还冤记》：“晋时庾亮诛陶称后，咸康五年冬节会，文武数十人忽然悉起，向阶拜揖。庾惊问故，并云陶公来。陶公是称父侃也。庾亦起迎陶公扶（此字疑衍）。两人悉是旧怨。传诏左右数十人皆操伏戈。陶公谓庾曰：‘老仆举君自代，不图此恩，反戮其孤，故来相问陶称何罪，身已得诉于帝矣。’庾不得一言，遂寝疾，八（六）年〔正月〕一日死。”《真诰》与《还冤记》中神怪情节自不足信，但是其中反映庾、陶宿怨以及陶侃季年希图弥合并荐庾亮代镇荆、江之事，当是可信的，可以补充正史。

    陶侃废王导之谋，王导自然知情，所以他除了依靠京口郗鉴之助以外，还力图加强自己在建康的实力，以备不虞。这又是王导重用降将的背景。

    咸和九年（334年）六月，陶侃死，庾亮加督江、荆等州，自芜湖移镇武昌。庾亮离芜湖，建康暂释重负，王导获得部署力量的机会。咸康元年（335年）四月，发生了石虎寇历阳之事。此事疑点甚多，实际内容当是王导利用时机，制造口实，以便进行军事调遣，加强自己在建康的地位。

    《晋书》卷七《成帝记》于石虎入寇下记：“加司徒王导大司马，假黄钺，都督征讨诸军事以御之。……遣将军刘仕救历阳，平西将军赵胤屯慈湖，龙骤将军路永戍牛诸，建武将军工允之戍芜湖。”案此诸人，赵胤为王导亲信，路永为降将，刘仕亦武将为王导所信者，王允之则为王舒之子、王导之侄。他们各自率军，同时溯流而上，把庾亮豫州治所附近要地夺取到手。更值得注意的是《成帝纪》续云：“司空郗鉴使广陵相陈光帅众卫京师。”陈光其它事迹，尚见于《晋书》卷七七《蔡谟传》，曰：蔡谟代郗鉴刺徐州镇京口，“时左卫将军陈光上疏请伐胡，诏令攻寿阳。谟上疏曰：‘……今征军五千，皆王都精锐之众。又光为左卫，远近闻之，名为殿中之军……。’”陈光，《晋书》只此二见。他本为郗鉴部属，奉派入卫建康，王导不疑而用之，遂成为殿中精锐之师，没有再回归郗鉴徐州建制。由此可见，王导利用时机以加强自己的军事实力，得到郗鉴的大力支持。

    《庾亮传》庾亮致郗鉴笺云：“主上自八九岁以及成人，入则在宫人之手，出则唯武官小人，读书无从受音句（疑章句之误），顾问未尝遇君子……。主之少也，不登进贤哲以辅导圣躬；春秋既盛，宜复子明辟，不稽首归政。甫居师傅之尊，成人之主，方受师臣之悖。主上知君臣之道不可以然，而不得不行殊礼之事……。”案：“武官小人”，指赵胤、贾宁、匡孝之辈，已见前。“春秋既盛，宜复子明辟，不稽首归政”云云，指咸康元年（335年）成帝加元服后王导犹不归政于成帝。“师傅之尊”，指咸康四年五月王导为太傅事。“行殊礼”，则成帝一朝多有。排比上述诸事年月，知庾亮所谋废黜王导之事，当在咸康四年五月王导为太傅至咸康五年七月王导死前。

    庾亮致郗鉴笺，《通鉴》系于咸康四年六月，是由于此月王导拜丞相，故以王导它事连类及之。我认为庾亮谋废王导，事体甚大，当有某种机遇可以利用或有某种行动为之准备，像陶侃发兵诛郭默而有顺流以废王导之谋一样。而咸康四年史籍所载，上下游之间并无特殊情况发生。第二年，即咸康五年，庾亮突然从梁州魏兴撤出其弟庾怿所部，千里疾行，远屯江州之半洲，增强了庾氏对建康的顺流之势。这一异常事态，疑与庾亮废王导之谋有关。所以系庾亮此谋于咸康五年，似更近实。

    庾、王矛盾，风传甚广。《王导传》：“于时庾亮以望重地逼，出镇于外。南蛮校尉陶称间说亮当举兵内向。或劝导密为之防。导曰：‘吾与元规休戚是同，悠悠之谈，宜绝智者之口。则如君言，元规若来，吾便角巾还第，复何惧哉！’又与称书，以为‘庾公帝之元舅，宜善事之。’于是谗间始息。时亮虽居外镇，而执朝廷之权，既据上流，拥强兵，趋向者多归之，导内不能平。常遇西风尘起，举扇自蔽，徐曰：‘元规尘污人’”。《世说新语·雅量》“有往来者云”条记此事，注引《中兴书》曰：“于是风尘自消，内外缉穆”；《王导传》亦有“于是谗间始息”之说。这些断语，虽不甚符合历史实际，但庾、王矛盾转缓则是事实。

    庾亮废王导之谋不遂，如《庾亮传》之说，也是郗鉴起了决定作用。郗鉴以外，还有不赞同的人士，甚至庾亮征西府内，也有反对意见。征西长史孙盛曾密谏庾亮。《晋书》卷八二《孙盛传》：“时丞相王导执政，亮以元舅居外，南蛮校尉陶称谗构其间，导、亮颇怀疑贰。盛密谏亮曰：‘王公神清朗达，常有世外之怀，岂肯为凡人事耶？此必佞邪之徒，欲间内外耳。’亮纳之。”孙盛所谓王导不肯为“凡人事”，当是庾亮以王导有篡晋之举为起兵口实，而孙盛为之剖辩，庾亮因而纳之。由此推测，庾亮致郗鉴笺谓“彼（王导）罪虽重”之语，除隐寓王导曾助长王敦乱事以外，似尚特有所指。此外，王导在庾亮自芜湖移镇武昌后，已经不失时机地加强了建康上游的防御力量，也使庾亮未得轻举妄动。

    庾、王交恶，当时人所共知。王导老谋深算，不事声张，并图杜绝“悠悠之口”，这是王导“善处兴废”的一种表现。但是只靠王导的政治才能并不足以息庾亮之谋。郗鉴拥兵京口，力拒庾亮而助王导，才使咸康政局未生大变，使琅邪王氏地位不坠。《庾亮传》史臣曰：“……向使郗鉴协从，必且戎车犯顺，则〔庾亮〕与夫台、产、安、桀，亦何以异哉！”咸康五年七月至咸康六年一月，王导、郗鉴、庾亮相继死亡，倾轧始告结束。

    论述郗鉴、王导关系时，不能不注意郗鉴在护卫王导之外，还有规王导所短的事实。唐写本《世说新语·规箴》：郗鉴“以王丞相未年多可恨，每见必欲苦相规诫。王公知其意，每引作它言。临当还镇，故命驾诣丞相，翘鬓厉色，上坐便言：‘方当永别，必欲言其所见。’意满口重，辞殊不溜。王公摄其次曰：‘后面未期，亦欲尽所怀，愿公勿复谈。’郗遂大瞠，冰矜（矜）而出，不得一言。”王导末年愦愦，颇有乱政，郗鉴厉色进言，必有纠其愦愦之政的具体意见。这正是郗鉴不在其位，旁观者清以及郗鉴处乱世而有其方的表现，是王导所不能及的。

    东晋初年政局，三五年一大变，变则干戈扰攘，台城丘墟。社会的重心在门阀士族，一族强则思压倒它族，遂成乱阶。本非门阀士族的流民帅，亦思凭藉际遇，起兵谋利。螳螂在前，黄雀随后，胜利者要想稳操政柄，是十分困难的。长此以往，江左抗胡政权，势必在内乱中冰消瓦解。所以郗鉴引流民帅以平王敦，助王导以抗衡陶侃、庾亮，得利者不仅在司马家及琅邪王氏而已。苏峻乱平后，江左相对安定，无内战七十年，遂得以拒胡族于淮汉，息斯民于江左，郗鉴所起的积极作用，是巨大的。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三曰：“东晋之臣，可胜大臣之任者，其为郗公乎！”大臣之任，不重在操持庶政，而重在执道经邦，东晋皇权不振，大臣更应如此。郗鉴南来后，最重要的邦国大计，莫过于协调当权诸门阀士族之间的关系，杜绝觊觎，以稳定一个抗胡政权，使人民得以生存。郗鉴在这方面的作为，与其它门阀士族之居位者相比较，可称述者较多，可指责者较少。王夫之所论，是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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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汪藻《考异》“祖士少道王右军”条注引王隐《晋书》及今本《晋书》卷八一《桓宣传》，卷一零零《祖约传》有邵陵人陈光，为流民帅，曾降桓宣，又投石勒，其事迹早于郗鉴遣陈光入卫京师数年，不是一人。</a>

    于此条甚多异字。如“……诣丞相，翘鬓厉色”作“……诣丞相，丞相翘鬓厉色”，重“丞相”二字，义不可通。又如“冰矜（矜）”作“冰衿”，亦误。但它本亦有可正写本之处，如“方当永别”作“方当乖别”，“辞殊不溜”作“辞殊不流”，均较写本为长。</a>

 四、郗鉴与京口的经营

    （一）三吴的战略地位

    如前所论，郗鉴得以否定陶侃、庾亮下都废黜王导之谋，主要在于他以徐州刺史据有京口，于建康有举足轻重之势。京口成为东晋的重镇，是一个历史过程，有多方面的原因，不只是出于权宜的考虑，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京口重镇的形成，发端在郗鉴。

    徐州地境，《禹贡》谓“海岱及淮”。西汉十三州部之一的徐州，大体即是这个区域。江左流寓之初，徐州地境南移，据淮南北以迄江北之地，居刺史任者先后为蔡豹、卞敦、王邃、刘遐，治所则随军事形势而进退，但都在长江以北。郗鉴继刘遐为徐州刺史，治广陵。

    《郗鉴传》，苏峻乱，陷台城，郗鉴自广陵遣人间道至江州，谓温峤曰：“今贼谋挟天子东入会稽，宜先立营垒，屯据要害，既防其越逸，又断贼粮运。然后静镇京口，清壁以待贼。贼攻城不拔，野无所掠。东道既断，粮运自绝，不过百日，必自溃矣。”温峤深以为然。郗鉴首倡“静镇京口”之议，本来只是针对苏峻自历阳过江以后，军队无后方供应，欲取三吴以为依托的图谋而发，并未估计到京口此后将成为东晋南朝系建康安危的重镇。

    此时，郗鉴处境比较特殊。他以引流民帅平王敦之功，得为都督徐、兖、青三州诸军事、究州刺史（后加刺徐州）、假节，并顶明帝遗诏辅政诸大臣之列。但是他由于对王敦的看法不尽同于王导，在周札赠官问题上与王导发生过尖锐冲突。而且，郗鉴的流民帅身分，同祖约、苏峻一样，所以也难得见信于执政的庾亮，没有机会居中枢之任。咸和二年十一月，祖约、苏峻初起兵，庾亮甚虑全盘皆乱，局面不可收拾，因此不许各地兴兵勤王。《世说新语·容止》注引《晋中兴书》：“温峤及三吴欲起兵卫帝室，亮不听，下制曰：‘妄起兵者诛。”郗鉴于时欲率广陵之众赴难，“诏以北寇，不许。”但同时或稍后，虞潭受命督三吴、晋陵、宣城、义兴诸郡军事；张闿宣太后诏于三吴令速起兵；桓彝则兴兵于宣城。温峤更不顾制书所禁，早在苏峻济江之前一月，即咸和三年（328年）正月自武昌东下，军于寻阳，声称入援建康。只有郗鉴不同，他小心从事，不敢妄动，必待苏峻济江、台城陷落、庾亮出奔，陶侃东下之后，在广陵“城孤粮绝，人情业业，莫有固志”的情况下，才不得不刑白马，誓三军，以示效忠东晋，然后，才有上述向温峤提出的“静镇京口”的建议。而且，他还必待得到陶侃委署都督扬州八郡军事后，始自广陵济江；而且济江以后亦不能据京口而守之，必得与陶侃等人会师，以听调遣。这些情况，说明郗鉴自知在苏峻之乱中如何自处，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必须谨慎从事，不得稍有专擅，否则将授人以柄。

    以陶侃为盟主的陶、温、庾联军，于咸和三年五月顺流东下，屯驻建康城西秦淮河口的查浦、蔡洲。郗鉴军所筑白石垒，亦移交给庾亮军驻守。郗鉴则专注东方，王舒的浙东军，虞潭的浙西军，俱受郗鉴节度。苏峻遣将管商、张健等寇掠三吴，又遣人出江乘掠京口以东。这样，当陶侃联军与苏峻叛军在建康附近相持的同时，又形成了京口以南以迄三吴一带的东方战场，因而郗鉴得以逐步实现其“静镇京口”以断苏峻东路的计划。

    东方战场的形成，与三吴地区在江左的战略地位有密切关系，而三吴地区的战略地位，又有其历史的、地理的原因，须要稍作追叙。

    西晋灭孙吴以后，三吴是“难安易动”的地方。西晋用东南六州将士戍守江表，唯恐三吴有事。吴士在洛阳受到歧视，也增加了吴人的不自信之心。以后，王导助琅邪王司马睿协调侨旧士族利益，使多数三吴士族逐步进入东晋统治集团，而没有成为一种长期独立于侨姓士族以外的政治势力。在江左以后出现的纷纭的政治事件中，三吴士族往往分为两部分，与侨姓士族内部斗争的两造分别结合。江左的几次叛乱，情况就是这样。建兴元年（313年）吴兴周玘谋反司马睿，与之同谋的是镇东祭酒东莱王恢。永昌元年（322年）王敦反叛，吴兴沈充起兵响应，同郡钱凤为王敦谋主。王敦在请诛刘隗疏中，诉隗“复依旧名，普取出客”一事，其所“普取”的应是江南士族豪强地主的佃客，因为侨姓士族的佃客是没有“旧名”可检的。王敦既为南士争利，所以就有南士沈充、钱凤之辈支持王敦。另一方面，南士站在东晋朝廷一边的，人数更多。《晋书》卷七六《虞潭传》：“王含、钱凤等攻逼京都，潭遂于本县（会稽余姚）招合宗人及郡中大姓，共起义军，众以万数。”孔但亦曾在会稽起兵。这都是南士用武力支持司马氏政权之证。总之，东晋朝廷有事，往往牵动三吴；建康内战，三吴就会出现东方战场。《通鉴》太宁二年（324年）沈充司马顾飏说沈充，有“并东西军之力”之语，胡注曰：“东军谓沈充军（案起自吴兴），西军谓王含、钱凤等军（案在建康附近）也。”叛军有东西军，东晋官军同样有东西军。

    在这种背景下，苏峻乱起，江左也迅速形成分别称为东西军的东西两个战场。东方郡县，一方面有人暗降苏峻，反对东晋朝廷，如《王舒传》所说“临海、新安诸山县并反应贼”；另一方面又有更多的南士支持东晋郡守，兴兵讨伐苏峻，抵抗苏峻东来。《晋书》卷七七《蔡谟传》：“苏峻构逆，吴国内史庾冰出奔会稽。〔峻〕乃以蔡漠为吴国内史。谟既至，与张闿、顾众、顾飏等共起义兵，迎冰还郡。”吴国义军之起，主要得力于顾众、顾飏兄弟。《晋书》卷七六《顾众传》：“苏峻反，王师败绩，众还吴，潜图义举。……前临江将军张悊为峻收兵于吴，众遣人喻悊，悊从之。众乃遣郎中徐机告谟曰：‘众已潜閤家兵，待时而奋……’”。同传临平人范明“率宗党五百人”，合顾众等军凡四千人，进讨苏峻部将张健。丹阳义兵则为张闿、陶回所聚。《晋书》卷七六《张闿传》：张闿本孙吴张昭曾孙，世居丹阳，遂为丹阳人。苏峻据建康，“使闿持节权督东军”。张闿既与顾众兄弟组织吴国义兵，又与陶回共督丹阳义兵，并以米谷济郗鉴军。《晋书》卷七八《陶回传》：陶回，丹阳人。苏峻起兵，“王师败绩，回还本县收合义兵，得千余人，并为步军，与陶侃、温峤等并力攻峻，又别破（峻将）韩晃。”吴兴义兵由太守虞潭所聚，虞潭家憧尽遣为兵。

    上引《张闿传》张闿受苏峻命“权督东军”，此东军大抵指东方诸郡原有的郡兵。《晋书》卷七六《王舒传》：“峻闻舒等兵起，乃赦庾亮诸弟以悦东军”，此东军则指南士所聚义兵。这两者都是东晋东方战场的军队。

    由于东方各郡义军纷起，乃有陶侃以王舒监浙东诸军事，虞潭监浙西诸军事，均受都督扬州八郡诸军事郗鉴节度之命。

    江左内战中东方战场的存在，说明南士在本籍既易招合部曲家兵，又具有广泛的政治影响。东晋如能牢固地控制三吴，南士的力量就能为东晋朝廷所用，三吴就能成为东晋的战略后方，这对于巩固建康，是一个极重要的因素。所以郗鉴都督东南八郡，既是为了抵御苏峻的需要，又是为了东晋长期的战略需要。

    （二）会稽——三吴的腹心

    三吴成为东晋的战略后方，还有经济上的原因，这就是建康的粮食供应，建康以下长江两岸军队的给养，都要仰给三吴。

    《舆地纪胜》卷七“丁卯港”注引《舆地志》：“晋元帝子哀镇广陵，运粮出京口，为水涸，奏请立埭。丁卯制可，因以为名。”案东晋琅邪王司马衷镇广陵，在建武元年（317年）六月至十月，丁卯埭即此年所开，今镇江市东南郊运河沿岸有丁卯桥，当是古丁卯埭所在处。广陵军粮，赖三吴所产，经运河北出京口运来。苏峻乱时，江南漕运断绝，因而据广陵的郗鉴“城孤粮绝”；而郗鉴过江后军在京口，得暂仰张闿自丹阳、晋陵就近供给米谷。苏峻扰三吴得手，粮食较充，故得以米万斛溯流供给豫州祖约。郗鉴就是根据这些情况，建议于曲阿一带立垒断苏峻三吴粮运。由此可见，三吴米谷，是交战双方赖以进行战争的物质基础。

    江南地方，由今苏南以迄浙东，今天都是产粮之地。但是在东晋，丹阳、晋陵还很贫瘠，产粮区在此以南的三吴。三吴开发潜力最大的地方，首推会稽，是三吴的腹心所在。据《三国志·吴志·钟离牧传》，会稽永兴（今浙江萧山）稻田，亩产至三斜之多。《晋书》卷七七《诸葛恢传》，恢为会稽太守，晋元帝语恢曰：“今之会稽，昔之关中，足食足兵，在于良守。”会稽有此条件，所以苏峻叛乱前夕，王导谋树外援，出弟王舒为会稽内史；而苏峻兵起，有挟持成帝东奔会稽以为久计的图谋；乱平以后，建康残破，三吴之豪也请迁都会稽。

    由于会稽具有优越的经济条件，在南北对峙形势中又较安全，所以东晋成、康以后，王、谢、郗、蔡等侨姓士族争相到此抢置田业，经营山居，卸官后亦遁迹于此，待时而出。《宋书》卷九三《隐逸·王弘之传》载谢灵运与庐陵王义真笺曰：“会境既丰山水，是以江左嘉遁并多居之。但季世慕荣，幽栖者寡，或复才为时求，弗获从志……。”这样，会稽又具有特殊的政治地位，栖迟会稽的门阀士族人物，其动静出处，在政治上极具影响。

    会稽郡除有这些作用以外，在军事上也有很大的重要性。据吴廷燮《东晋方镇年表·序》，东晋方镇，扬本畿甸，荆地分陕，徐曰北府，豫曰西藩。江、兖、雍、梁，亦称雄剧，益、宁、交、广，斯为边寄。这些州虽轻重不同，但都有都督刺史以为镇守，当时所谓“军州”。军州以外，以郡的地位而得列为方镇者，只有会稽内史一职。吴廷燮说：“会稽内史都督五郡军事，亦方镇也。”五郡，即是会稽（治今绍兴）、临海（治今临海）、东阳（治今金华）、永嘉（治今温州）、新安（治今淳安）。

    会稽本为郡，成帝咸和二年（327年）十二月，当苏峻初起兵时，东晋朝廷徙元帝子琅邪王昱为会稽王，会稽乃改郡为国。大概言之，东晋一朝凡是东方有事，则会稽内史以居职者资望深浅重轻，分别带都督五郡军事、监五郡军事、督五郡军事衔，无事时除另有原因者外，一般不带。咸和二年十一月，以吴兴太守虞潭“督三吴、晋陵、宣城、义兴五郡军事”，似为会稽内史督五郡军事职之滥觞。史籍可考的会稽内史带督五郡军事衔者，从王舒开始，前后共九人，具如下表，内史而不带都督军衔者不在此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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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表，参考其它资料，我们可以看到如下一些问题：

    王舒以后四十余年中，未见置都督会稽五郡军事，说明至少这四十余年中，会稽一带无大动乱，这反映了都鉴经营京口以后东方局势长期安定的成果。

    郗愔、王蕴、王荟出任此职，都另有原因，并非由于会稽五郡有事。郗愔居其职，出于桓温对于他让出镇京口的徐兖二州刺史地盘的酬答，反映桓、郗矛盾。王蕴居其职，出于谢安对于王蕴让出镇京口的徐州刺史地盘的安排，反映谢、王矛盾。王荟居其职，出于谢安不允许王荟出就江州刺史以壮桓冲声势而采取的一种妥协，反映桓、谢矛盾。郗愔、王蕴、王苔三人在士族中属于谦退的人物，他们居此职，都是在其门户不甚得势之时执政者采取的权宜措施，并不反映东方局势有此需要。东方有此需要，是在谢琰任职以镇压东方农民起义之时，在王舒以后七十余年，这七十余年中，会稽五郡都是比较安定的。

    任此职者除东晋末年的刘牢之、何无忌以外，都是门阀士族人物，包括琅邪王氏（舒、荟）、高平郗氏（愔）、太原王氏（蕴）、陈郡谢氏（琰）、会稽孔氏（季恭）以及东晋皇族（休之）。其中除孔季恭外，都是侨姓士族。按居其职者的门望说来，与居扬州、荆州、徐州的人物相当。

    东晋末年孙恩、卢循义军在会稽郡境活动时期，此职先由徐州刺史谢谈，后由北府主将刘牢之兼充。北府主将成分变化，由门阀士族出任变为次等士族的武将出任，会稽都督亦然。所以何无忌得援例为会稽都督。北府主将兼任会稽都督以后，东方诸郡逐渐不直接由朝廷而由北府就近控制，会稽都督的权事亦随之转轻。卢循退出会稽五郡地界以迄于刘宋建国的这段时间里，会稽的军事价值下降，其中当刘裕或其宗族居职京口之时，情况更是如此。《宋书》卷三《武帝纪》（下）永初二年（421年）正月，“罢会稽郡府”，吴廷燮认为即是罢置都督会稽军事一职，甚是。

    会稽都督最后任职者为南士孔季恭，亦有缘由。据《晋书》卷八五《何无忌传》及《宋书》卷五四《孔季恭传》，刘裕击卢循时，何无忌曾于元兴三年（403年）说刘裕于会稽山阴起兵，以讨伐建康的桓玄。刘裕谋于山阴土豪孔季恭（名靖，以字行，孔愉之孙），孔季恭劝刘裕待桓玄正式篡位时举义。《金楼子》卷六《杂记》：“孔静（即靖）居山阴，宋武微时以静东豪，故往候之。静时昼寝，梦人语曰：‘天子在门’。觉寤即遣人出看，而帝亦适至。静虚已接对，仍留帝宿。……贼平，京都以帝为奋威将军、会稽内史”云云。案此事《太平御览》卷一二八引《述异记》略同，唯多出孔静延入刘裕，“结交赠遗，临别执帝手曰：‘卿后必当大贵，愿以身嗣为托。’帝许之”诸语。由此可见刘裕与孔季恭定交甚早，孔助刘裕平定建康，功劳颇大。《南史》卷二七《孔靖传》，谓刘裕本欲于山阴起事，孔靖以路远止之。刘裕曾率军屡次出入山阴，得孔季恭赡给甚厚。以后，刘裕出于酬答旧谊，乃以孔季恭居会稽都督之职。不过到了这时，会稽都督已没有什么实际作用了。

    会稽五郡，在当时人看来确实自成一个区域，不但军事上如此。《世说新语·仇隙》：王羲之与王述情好不协，“彼此嫌隙大构。后兰田（述）临扬州，右军（羲之）尚在郡（会稽），初得消息，遣一参军诣朝廷，求分会稽为越州。”王羲之不愿屈居上述之下，乃作此请，说明会稽等郡有可分之势。此议在东晋虽未成为事实。但宋孝建元年（454年）割会稽五郡为东扬州，实际上实现了王羲之先前之议。

    （三）建康、会稽间的交通线

    会稽、建康之间，必须维持便当的交通，才能适应会稽地位的需要。由会稽至建康，通常是西行过钱塘，北上吴郡，西北经晋陵（今常州）、曲阿（今丹阳）至京口，然后溯长江西上而达。京口是这条交通线的枢纽。

    回顾历史，当年孙权在江东数迁治所，就是沿着这条交通线移动的。孙氏起自富春，地属吴郡而东邻会稽。孙氏自淮上回江东后，本以吴为治所。其时孙权主要是对山越用兵，无暇外顾，设治于吴，是比较安全便当的。随着形势的发展，孙吴势力扩及长江中游，僻处湖海之间的吴地，就不再符合需要。为了便于与黄祖作战，孙权于建安十三年（208年）迁治所于京口（当时称京城）。赤壁之战时，孙权就在这里屯驻。建安十六年，孙权由京口溯流西上，徒治于秣陵，并改秣陵为建业。《三国志·吴志·张纮传》注引《献帝春秋》载孙权曰：“秣陵有小江百余里，可以安大船。吾方理水军，当移据之。”小江指秦淮水。为了保卫建业，孙权在建业城西秦淮水入江处修筑石头城；又于巢湖以南修濡须坞，以防来自上游的侵逼。《义门读书记》卷二八曰：“城石头以备陆，作濡须以备水，然后建康势壮。”以后吴国曾两度暂迁武昌，但建业始终是吴国的政治中心，这种情况，历东晋南朝不变。

    孙权沿此路线离吴会经京口而至建业，从此建业逐步繁荣起来，而吴会至建业的交通路线，也就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居间联系建业与吴会之地，则是京口。《三国志·吴志·孙韶传》孙权由丹阳（郡治建业）引军经京城归吴，《孙权传》孙权由建业出庱亭（在今常州西北）还吴，都是取道于此。

    由会稽过钱塘，经吴、京口以达建业的交通线，主要是一条水道，水道各段，形成都很早，但情况不尽相同。兹按照浙东运河、江南运河钱塘晋陵段、江南运河晋陵京口段、京口建康航道、破冈渎这五个部分，分述如下。

    从会稽郡治山阴西至钱塘，东迄余姚以接余姚江，早有运河相联，即后世所谓浙东运河。浙东地区，《水经·沔水注》谓“万流所凑，涛湖泛决，触地成川，枝津交渠。”据《吴越春秋》卷六，越王立国其地，“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同书卷一零，范蠡去越，“乘扁舟出三江，入五湖”，三江盖指越地今曹娥、浦阳、钱塘，其时或已得贯通出入。《越绝书》卷八“山阴故水道，出东郭，从郡阳春亭，去县五十里。”这说的是山阴至上虞的运河，大概是浙东运河最古老的一段。这段水道在东汉永和五年（140年）马臻开镜湖后入于镜湖之中，船只在湖内行驶。又，《嘉泰会稽志》卷一零引《越州图经》，谓西晋之未贺循建议修山阴运河，大概是指山阴向西通至钱塘一段，此段是改修疏浚还是首凿，尚难确定。

    钱塘以北，绕太湖而达晋陵的运河，即今江南运河的南段和中段。这个地区地平土厚，水网交错，人工开凿连通比较容易，估计这段运河出现较早，或在春秋末年。

    这是江南运河的北段，它的开凿，在工程上比江南运河中段南段要复杂得多。晋陵迤北，逐渐进入江南运河河道所经最高点的丘陵地带，水位有较大落差。运河过此，必须补充新的水源，才能保障通畅，因此出现了丹阳的练湖。《太平御览》卷六六顾野王《舆地志》：“练塘，陈敏所立，遏高陵水，以溪为后湖。”又《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五润州丹阳县：“练湖在县北一百二十步，周回四十里。晋时陈敏为乱，据有江东，务修耕绩，令弟谐遏马林溪以溉云阳（案即丹阳），亦谓之练塘，溉田数百顷。”练湖或有灌溉效益，但陈敏南来目的，本为漕运南方米谷以济中州，所以疏通运河河道，应当更为所急。开练湖的目的，主要当是蓄水以济此段运河，而兼得灌溉之利。前叙晚于陈敏十年的建武元年（317年），司马衷令开丁卯埭以通运河漕运，接济广陵，可证陈敏时此段运河是能够使用的。唐代运河水涩之时，亦引练湖水以为调剂。宋代练湖尚能发挥调剂效用。《宋史》卷九六《河渠志》：大观四年（1110年）“八月，臣僚言：‘有司以练湖赐茅山道观。缘润州田多高仰，及运渠夹冈，水浅易涸，赖湖以济。请别用天荒江涨沙田赐之，仍令提举常平官考求前人规画修筑。’从之。”同书同卷宣和五年（1123年）“臣僚言：镇江府练湖与新丰塘地理相接，八百余顷，灌溉四县民田。又湖水一寸，益漕一尺，其来久矣。今堤岸损缺，不能贮水。乞候农隙，次第补葺。”此处所言“运渠夹冈，水浅易涸，赖湖以济”，以及“湖水一寸，益潜一尺，其来久矣”诸语，更可证明练塘的开凿对于维持江南运河全线通航的重要性；而练湖的败圮，又导致此段运河的干涸，使运河不能全线通航。这种情况历来如此，并不始于北宋。看来此段运河自从凿成之后，由于维持通航条件较难，处在时通时塞状况。《入蜀记》卷一记陆游自南向北经行此段，谓自练湖过夹冈即是新丰湖，“夹冈如连山，盖当时所积之土。”此处大概是京口晋陵段运河的最高点，赖练湖、新丰湖调剂补充水量。《入蜀记》“当时”指隋炀帝时，但我认为未必不是更早的事。

    此段运河首凿于何时，亦难确断。《越绝书》卷二：“吴古故水道……入大江，奏广陵”，似乎古吴国之时吴水道即可越晋陵、丹阳而入大江。参以夫差越过大江以辟邗沟的事迹，反证他主持开通晋陵至京口运河，非不可能。不过，要维持此段运河稳定通航，却不是吴王时代所能解决的问题。丹阳，古云阳地，相传秦始皇时望气者言其地有王气，故凿山冈截其直道使之阿曲，以败其势，因曰曲阿。此事缘由无从考实。但地理学家认为此中包含着一种历史的真实，即，截直道使阿曲，符合晋陵、京口间改善水道的要求。因为运河自晋陵、丹阳北行，水位落差较大，而曲折穿流以延长河道，减缓坡度，正是代替筑埭设堰的一种科学方法。由此可见，秦始皇时截云阳道使之阿曲，当是此段运河通航条件的一次重要改进。

    孙吴时期，丹阳运河似可通行。《南齐书》卷一四《州郡志》（上）：“南徐州，镇京口。……丹徒水道入通吴会，孙权初镇之。”另据《太平御览》卷一七零引《吴志》曰：“岑昏凿丹徒至云阳，而杜野、小辛间，皆斩绝陵袭，功力艰辛（原注：杜野属丹徒，小辛属曲阿）。”案岑昏为吴未人，《吴志·孙皓传》天纪三年（279年）记岑昏“好兴功利，众所患苦”。这似乎就是指他兴凿此段运河一类的功役。据此可知，岑昏“斩绝陵袭”之功，是此段运河的又一次重大改造。今大江南运河的常州镇江段，两岸冈岭起伏，河道迂回曲折，与中段、南段迥异，舟行其中，犹可想见当年功役之艰难。

    大概言之，晋陵京口运河是否首凿于吴王夫差之时，尚无实证。后经一，秦代改直道使曲折；二，孙吴之末“斩绝陵袭”，疏水势而导其流；三，东晋初年开练湖，立丁卯埭，以调剂水量，这样，此段运河就成为颇具规模的航道，历东晋南朝均得以发挥效益。

    会稽至建康水道交通线的最后一段，是京口、建康间的大江。东晋南朝，大江入海之处，即在京口。京口大江，据《元和郡县图志》阙卷佚文所记，阔达四十余里。京口对岸的广陵，为观涛之所，涛势骇人。魏文帝兵临广陵而不得渡，叹为天限南北。东晋时广陵过江犹如泛海。舟行自会稽达京口后，离运河而入大江，溯流百余里，始达建康。大江多风险，运河小船入江，难保败溺；而且绕行京口，亦嫌迂远。

    为了缩短会稽抵达建康的水路行程，为了避开大江之险，产生了另辟水道的需要。《三国志·吴志·孙权传》赤乌八年（245年），“校尉陈勋将屯田及作士三万人，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云阳西城，通会市，作邪阁”，称曰破冈渎。《建康实录》卷二谓破冈渎得“通吴会船舰”。《太平御览》卷七三引张勃《吴录》：“句容县，大皇（孙权）时使陈勋凿开水道，立十二埭（案当为十四埭，见下），以通吴会诸郡，故舡行不复由京口。”破冈渎修成并发挥较大效益，无疑当在孙吴时期，但最初的修凿却可能要早得多。《通鉴》梁中大同元年六月甲子条胡注曰：“破岭，……秦始皇所凿，即破冈也。”不过其时是否能通船运，尚不可知。

    破冈渎主要在今句容县境。读之南是茅山山脉北麓；渎之北，京口与建康之间，有今称宁镇山脉滨江而立。破冈渎就处在这南北两大山脉之间的丘陵间。丘陵的西部和东部，分别有小河西向流入秦淮水和东向流入丹阳运河。两条背道而流的小河源头之间，就是破冈，亦称破岭、破墩（《读史方舆纪要》卷二零）、破罡（《真诰》卷一一）。破冈渎即凿冈为读，连接两端小水，使吴会船舰可以不经丹阳、京口入长江至建康，而可自丹阳西行过破冈渎入秦淮水北上迳达。《读史方舆纪要》卷二五引《舆地志》，谓破冈渎“上下各七埭。梁太子纲讳忌之，废破冈渎，别开上容渎。……陈复埋上容，修破冈渎。至隋平陈，并废。盖六朝都建康，吴会转输，皆自云阳迳至都下也。”

    破冈渎处山岳丘陵地带，在不长的距离内设十四埭，七上七下，过埭通常要靠人力、牛力牵引，所以舟行非常困难，也难保证经常有水通航。东晋南朝史籍，常有关于破冈渎的记载。《世说新语·规箴》：“贺司空（循）出，至破冈……。”《真诰》卷一九注：“吾与王灵期同船发都，至顿破冈埭。”《宋书》卷四《少帝纪》及卷四三《徐羡之传》，均谓少帝于华林园开渎聚土，以像破冈埭，率左右引船唱呼为乐。《宋书》卷九九《元凶劭传》，劭遣人“决破柏（案此字衍）冈方山埭，以绝东军”。《梁书》卷三三《萧恢传》：“三吴多乱，高祖命恢出顿破冈。”齐、梁二代，陵寝都在丹阳，梓宫转运，谒陵去来，均得循破冈渎。

    大体说来，破冈读的开通，大大便利了吴会与建康之间的人员往来，信息传递，使栖迟东土的门阀士族人物能与朝廷保持较便当的联系，甚至军队调遣也可循此道而行。但是由于河道条件的限制和官府特权的阻碍，行旅商货恐怕难于有此方便。《南齐书》卷二一《竟陵王子良传》，谓台使徽求急迫，威福自行，萧子良谏曰：“破岗水逆，商旅半引，（台使）逼令到下，先过己船。”水小且急，既不能并行船舶，优先过埭之利自然归于官府。因此，要想依靠破冈渎解决大宗物资转输问题，是不大可能的。吴会粮谷漕运，还须取道京口。所以东晋时一旦京口附近被扰，京师粮谷即告恐慌。这也可以说明，破冈渎作为交通路线，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只能起辅助作用。建康、会稽间真正的转输枢纽，仍然是京口。前引《吴录》“故船行不复由京口”及《读史方舆纪要》“吴会转输皆自云阳迳至都下”之说，都不免是夸张之词，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

    （四）京口和晋陵地区的环境与流民

    京口虽然据有建康与三吴之间的枢纽地位，但是魏晋时期，京口以至晋陵一带还是非常贫瘠的地方，莽莽榛榛，野兽出没。三国之初，孙权常来此游猎。《吴志·孙权传》建安二三年（218年）“权将如吴，亲乘马猎虎于庱亭，马为虎所伤。”《张昭传》昭谏阻孙权猎虎，猎场当即此处。京口东南，太湖西北，孙吴时是毗陵典农校尉的屯田区，可知其地人户绝少，土田未垦。西晋罢屯田为郡县，始于其地置毗陵郡，东晋改晋陵郡。

    晋陵地薄，远不如吴。《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五说：“旧晋陵地广人稀，且少陂渠，田多秽恶。”《太平广记》卷二九三引《搜神记》，谓京城“甚多草秽”。官吏为了增加垦田民户，注意兴修水利。前述陈敏开练湖，张闿开新丰湖，都在这里。据《世说新语·规箴》注：时人名新丰塘为富民塘，丹阳葛洪有《富民塘颂》之作。《北堂书钞》卷七四引《晋中兴书》谓新丰塘“方九十四尺”，颇疑塘能“富民”，必不如此之小，可能有误字。练湖的功能主要是调剂运河水量，所以灌溉效益也可能不大。晋成帝咸康二年（336年）有封锢山泽之禁，赃一丈以上弃市。山泽可封锢，当指荒山野泽未曾开发者而言，京口封锢山泽严重，可知是生产很落后的地方。侨居京口的刁氏于刁协死后家道衰败，咸康中尚为贫户，由于货殖为务，至东晋未年已是田万顷，奴客数千的巨富。田至万顷，当是陂田、草田之属，也就是刁氏本传中所说“固吝山泽”所得，说明其地荒芜，而不说明农业发达。到了南朝，任防《述异记》犹谓毗陵多虎。《太平御览》卷一七零引《舆地志》说“丹徒界内土坚紧如蜡。谚曰：‘生东吴，死丹徒。’言吴多产出，可以摄生自奉养，丹徒地可以葬。”直到南宋汪元量《京口野望》诗，尚有“南徐白昼虎成阵”句，见《增订湖山类稿》卷二。

    就是这荒芜贫瘠的地方，西晋末年以来，吸引了大量的流亡人口，有士族也有平民。范阳祖逖率部曲南来，曾一度留居京口。渤海刁协，南来后子孙世居京口。颖川庾亮家于暨阳，地属晋陵。东莞徐澄之与乡人臧琨，率子弟并闾里士庶千余家南渡，世居京口，两族坟墓分别在晋陵及丹徒。彭城刘裕，自高祖徙居京口。北府诸将出京口者，为数甚多。兰陵萧道成、萧衍在武进寓居。

    零散的流民，也来到了京口。《宋书》卷三五《州郡志》南徐州条：“晋永嘉大乱，幽、冀、青、并、兖等州及徐州之淮北流民相率过淮，亦有过江在晋陵郡界者。晋成帝咸和四年（329年），司空郗鉴又徒流民之在淮南者于晋陵诸县。”据《晋书》卷六七《郗鉴传》，郗鉴对京口、晋陵流民“处与田宅，渐得少安。”谭其骧先生《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一文，估计南徐州（案即东晋的徐州）的侨旧人口总数为四十二万人，其中侨寓之民约为二十二万。按照东晋制度，僮奴不入籍，客虽得“注家籍”，但漏注者多。流民在徐州为僮为客而未着籍者，当然未计入此二十二万之内。从人口数字看，徐州是江左侨寓人口最为集中的地方。

    京口、晋陵的自然条件，如前说既然非常不好，为什么却成为流民最集中的地方呢？青、兖、徐州流民乘泗逾淮，循中渎水或泛海南来，自然顺道；但是幽、冀、并州流民为什么也要绕道而来，定居于江南东隅的海渚呢？这个问题，除了晋陵地广人稀，郗鉴可以对流民“处与田宅”之外，还有出于安全的原因。

    士族南来，只要不与吴姓士族利益冲突，也就是说只要他们愿意逐空荒而居，其停驻地就有较大的选择自由。例如闽中之地，他们也能率先进入。《太平御览》卷一七零引梁载言《十道志》：“东晋南渡，衣冠士族多萃其地，以求安堵，因立晋安郡。”《元和姓纂》卷五：“晋安，林放之后，晋永嘉渡江，居泉州。”《直斋书录解题》卷八引林諝《闽中记》曰：“永嘉之乱，中原仕族林、黄、陈、郑四姓先入闽。”但是零散的流民，却没有多少自由选择停驻之处的余地。他们在胡骑追逼下节节南行，一般只是想找一个接近北土的地方停留，以便有朝一日重返故园。他们资财匮乏，人力寡弱，一旦到达可以暂时栖息的安全地方以后，就无力继续南行。所以他们集中寄寓的地方，一般限于长江南缘一带，至少在东晋初午是这样。以下游而论，下游南缘胡骑难于到达的地方，比较理想的是江南的东隅，也就是京口、晋陵一带。下游受敌之地，可能是寿春、合肥，也可能是历阳、建康，但不大可能是远至东隅的广陵、京口。特别是京口，宽四十里的长江，是它的一道重要屏障。陆游《入蜀记》卷二有采石江面狭于瓜洲之言，《读史方舆纪要》卷二五据此，曰：“古来江南有事，从采石渡江者十之九，从京口渡江者十之一，盖以（采石）江面狭于（京口）瓜洲也。”卷三一“江乘”条亦曰：“自古南北之津，上则由采石，下则由江乘，而京口不当往来之道。”《十七史商榷》卷五八“京口名义”条，谓“从北朝来，当于瓜步渡江，在今六合县，不由丹徒。”据陆游、顾炎武、顾祖禹、王鸣盛等人所论，京口在晋代不当南北之津，自然比较安全，这应当是吸引北方流民的一个重要条件。事实上，终东晋之世，京口曾是几次北伐出兵之地，而北方胡骑进攻广陵、京口之例，却一次也没有。

    京口、晋陵可以吸引流民，而流民可以组成军队。京口、晋陵密迩三吴，而三吴的物产可以支援京口之军。郗鉴利用这支流民军队和三吴粮谷，经营京口，使京口成为东晋时具有特殊作用的重镇，影响着东晋的朝局。

    郗鉴以流民帅身分率众南来，他以后的活动都与流民有关系，力量的基础始终是流民。一直到他临终上疏，还是谆谆以流民事为重。

    （五）京口在政治、军事上的作用

    关于京口的作用，历来史家独重谢安以谢玄据京口创建北府兵之事，这无疑是有理由的。但是北府其所以具有这种地位，其所以能够发挥这种作用，首先是由于前此郗鉴的长期经营。否则，谢玄也不可能在短期之内，在京口建成一支足以支配南北关系和东晋政局的北府兵。

    京口在郗鉴经营时期，已经发挥颇为显著的作用，概括言之，有控制三吴、抵御海盗、拱卫京师三个方面。

    在琅邪王司马睿南渡江以迄东晋初年的大约二十年内，朝廷和执政并未认识到京口的重要性，没有人去特意经营。京口成为重镇，是从苏峻之乱时由于控制三吴地区的需要开始的。首倡“静镇京口”的郗鉴受命为都督八郡诸军事，并节度浙东的王舒之军和浙西的虞潭之军，显示出京口具有控制三吴的功能。这种功能一直维持下去，东晋末年，居京口的北府主将取得了更大的权势，京口对于三吴的控制也就更为明显。三吴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就是由来自京口的军队压平的。这种种情况，已在或将在它处论及，这里从略。

    海寇骚扰，是晋成帝时的一个颇为严重的问题。海寇著者，一为刘征，一为韩雍，都是由北方的青、徐泛海南扰的石勒部将。《晋书》卷七《成帝纪》咸和五年（330年）五月，“石勒将刘征寇南沙（今常熟西北，有司盐都尉），都尉许儒遇害，进入海虞（今常熟）。”咸和六年正月“癸已，刘征复寇娄县（今昆山），遂掠武进（今常州）。乙未，进司空郗鉴都督吴国诸军事。戊午，以运漕不继，发王公以下千余丁，各运米六斛。”这几次海寇骚扰所至，都在晋陵、吴郡各地，逼近京口，迫使“静镇京口”的郗鉴加强京口防务。《郗鉴传》：“时贼帅刘征聚众数千，浮海抄东南诸县。鉴遂城京口，加都督扬州之晋陵、吴郡诸军事，率众讨平之”。《晋书》卷六七《虞潭传》，潭为吴郡太守，“修沪渎垒（在今上海市西北）以防海抄，百姓赖之。”事在郗鉴城京口约略同时。

    韩雍抄寇事，在咸和七年（332年）三月。《成帝纪》：是月晋将赵胤、匡术“攻石勒马头坞（今安徽怀远南），克之。勒将韩雍寇南沙及海虞。”《石勒载记》：“晋将军赵胤攻克马头，石堪遣将军韩雍救之，至则无及，遂寇南沙、海虞，俘获五千余人。”韩雍救马头不及而转南寇抄，当为循淮入海而下；“俘获五千人”，当指韩雍所俘南人而非东晋所俘北人。这说明晋陵一带虽然得免于北寇陆上侵袭，比较安全，但在海寇抄略之时则又首当其冲。所以郗鉴城京口以御海寇，是那时加强防务所必需的军事措施，否则海寇溯江而上，陷京口，攻江乘，扰建康，对东晋的威胁就更大了。此后海寇很少，应当说京口防御加强是重要原因。

    苏峻之乱的形势，使京口成为建康“东门”。其时郗鉴自广陵过江，本在京口，可西向策应建康，也可南向策应三吴。后来郗鉴奉召西行，与陶侃会，三吴的王舒、虞潭遂失策应，作战不利。《晋书》卷七八《孔坦传》，坦为陶侃长史，其时“郗鉴镇京口，侃等各以兵会，〔鉴〕既至，坦议以为‘本不应须召郗公，遂使东门无限。今宜遣还，虽晚，犹胜不也。’侃等犹疑，坦固争甚切，始令鉴还据京口。”郗鉴遂与后将军郭默还丹徒，立大业、曲阿、庱亭三垒以拒苏峻所遣军队，直到苏峻之乱弭平。以此为契机，郗鉴及其后人长期留在京口，在京口起着支配作用。

    京口重镇，据《晋书》卷七七《蔡谟传》说，其所统“东至土山（案即北固山），西至江乘，镇守八所，城垒凡十一处，烽火楼望三十余处。”蔡谟为郗鉴后任，他镇京口时军事设施如此，当沿袭郗鉴规模。

    《南齐书》卷一四《州郡志》南徐州条曰：“今京城（案即京口）因山为垒，望海临江，缘江为境，似河内郡，内镇优重。宋氏以来，桑梓帝宅，江左流寓，多出膏腴。”《读史方舆纪要》卷二五也把京口之于建康，比之于孟津之于洛阳，孟津为洛阳门户锁钥，京口亦为建康门户锁钥。司马氏出自河内而于洛阳成其帝业，刘、萧则起自京口、晋陵而称帝于建康。因帝乡而多膏腴，京口也同河内一样。

    京口拱卫建康，主要是具有战略意义。从战术上说来，建康自有石头、白石等门户，特别是石头城。孙吴迁都建业之日，就立石头以屯军。周札开石头之门，王敦遂得以制建康；苏峻取得台城，必倚石头方能固守。这都是战术形势使然。至于京口，形成重镇以后，其战略价值表现在：一，起威慑作用，减少甚或阻止建康变局的出现。陶侃、庾亮惮郗鉴而不敢贸然兴师废黜王导，就是证明。二，尽管朝局已变，京口还有可能扭转局面，刘裕自京口驱逐桓玄，就是证明。由于东晋建康处在长江上游的军事压力之下，荆豫诸州动辄拥兵犯禁，京口作为建康东门重镇，更得以显示其重要性。

    我们可以把京口在孙吴时期和东晋时期发挥的作用，略作比较。孙吴设京下督，宗室孙韶、孙越以及顾承等均曾为之。京下督所司，除连接建康与三吴以外，据《吴志·孙韶传》，主要是观察江北动静，防备魏军。所以京下督虽然密迩京师，从其职能看来只能算是吴之外镇，对吴国京畿政局并不起直接影响。

    其时上游荆州一直在孙吴的稳定控制之中，不存在顺流问鼎之虞。东晋则不然。东晋荆扬相持的政治格局业已形成，京口重镇的职能主要不是对外而是对内，起着防备上游以稳定建康的作用，因而获得“内镇优重”的特殊地位。日后东晋政局的变迁历程，反覆证明着这一点。即令是在谢玄创建北府兵和淝水之战前后时期，京口也只是兼有外镇作用，其主要职能还不是外镇。

    如果进一步考察京口在吴、东晋时期作用不同的原因，我们将发现，京口的“内镇优重”地位，正是东晋门阀政治的产物。荆、豫与扬、徐的关系，所反映的是各个士族门户之间的关系，这是门阀政治的地域表现，或者说是以门阀为背景的地缘政治。孙吴时期，门阀士族已在形成；江左的顾、陆、朱、张，已经具有特殊的社会政治地位。而且其时荆州上游又由陆氏人物世代据守达数十年之久，这一点，东晋时期盘据上游的士族还无法与之比拟。但是孙吴时的建业并不依赖京口以与上游抗衡。所以我们在用东晋门阀政治解释京口作用的时候，还要看到东晋主弱臣强的状况，看到东晋司马家与士族“共天下”的现象，而这些在孙吴的历史上却看不到。孙吴时上游与下游重镇，同处在皇权控制之下，而东晋则不然。孙吴时的士族是皇权下的士族，东晋的士族则是与皇权并立的士族。这同样是我们考察京口在吴、东晋时期作用不同的原因时必须注意的一个问题。

    （六）郗氏家族在京口的影响

    郗鉴死于成帝咸康五年（339年）八月，其年七月王导死，翌年正月庾亮死。三巨头之死全在这半年之内，他们之间的复杂关系所构成的政治暗流，至此应当不复存在。但是作为家族，王、庾、郗都还在继续发展。三个家族的后人中虽然未再出现象王导、庾亮、郗鉴那样足以左右政局的人物，但是原来政局的影响，还若隐若现地存在着并且继续起著作用。

    郗鉴死前上疏逊位曰：“臣所统错杂，率多北人，或逼迁徙，或是新附。百姓怀土，皆有归本之心。臣宣国恩，示以好恶，处与田宅，渐得少安。闻臣疾笃，众情骇动。若当北渡，必启寇心。”案，此年上游庾亮作态，声称欲开复中原，而郗鉴议以资用未备，不可大举。郗鉴逊位疏中所陈，就是指此。庾亮声言北伐之时，必有请郗鉴移镇北上以为形援之事，故郗鉴疏中谆谆以京口之众不可北渡为言。郗鉴还以其所刺徐、兖二州，分别荐太常蔡谟及兄子晋陵内史郗迈以自代，一处京口，一处广陵。其荐郗迈曰：迈“谦爱养士，甚为流亡所宗，又是臣门户子弟”云云。《世说新语·德行》注引《晋中兴书》，述及郗迈仕履，不言莅兖州刺史之任，疑迈虽得鉴荐而朝廷未授。郗鉴荐迈而以门户为言，在当时门阀政治下是习见之事。《晋书》卷七四《桓冲传》：“初，郗鉴、庾亮、庾翼临终皆有表，树置亲戚”云云，郗鉴遗表树置者就是郗迈。为“流亡所宗”的郗迈，以江南的晋陵内史被荐为江北的兖州刺史，事虽未成，亦见江南江北流民隔江呼应之势。郗鉴不请以子郗愔自代徐州，特别是不以郗愔兼刺徐、兖二州，可能是基于愔传所说，愔“冲退”、“简默”，“无处世意”，难以居繁剧之故。其时郗愔年少无资望，可以为佐史，不可以为长吏。直到穆帝永和年间，郗愔犹“以资望少，不宜超莅大郡”为言，辞吴郡太守之授。

    郗鉴荐蔡谟为徐州镇京口，主要因其笃慎之故。郗鉴疏中流露，鉴死前最大的忧虑，是庾亮以北伐为名逼京口之众北渡以削异己。所谓“若当北渡，必启寇心”云云，就是郗鉴婉转拒绝庾亮要求，以图保全自己实力之词。对于这个问题的态度，蔡谟咸康五年（339年）春间之议与郗鉴全同。甚至当永和五年（345年）石虎死后中原大乱，朝廷咸以为当太平复旧之时，蔡谟犹独谓“胡灭诚大庆也，然将贻王室之忧。”他的意思是说，竞言北伐者并无资实，行将疲民以逞，甚或借以行非常之事。他主张以保全晋室、暂安江左为重，寇不来我亦不往，以待局势的变化。东晋一朝持这种见解的臣僚前后甚多，王羲之、孙绰辈是其著者，他们持重苟安之心是一目了然的。然而处北伐之任者确实往往心存不测，而往往又是力不从心，难得逞其志向，徒滋江左纷扰。士族专兵，皇权不振，政治格局如此，无人可以挽回。直到刘裕当权后门阀士族统统丧失了兵权，情况才得以改变。

    郗氏部曲义故在京口、晋陵者，郗鉴以田宅处之，他们与郗氏关系密切，自不待言。郗鉴死后朝廷想绥抚他们，必然要借重郗鉴子侄。所以郗鉴子侄居官者如果不在京口，就在与京口关系密切的会稽五郡。郗氏住宅、茔冢在京口，其家业亦有在会稽的始宁、章安等地者。郗氏家族在这一带的潜在势力，历久不衰。

    兹将郗鉴以来至桓温得势时徐州都督刺史及其在职年分表列如下。都督徐州者多兼督兖州，而且例带扬州之晋陵诸军事。徐州例镇京口。其因北伐原因而移镇江北者，例如荀羡曾迁治淮阴，又迁下邳；郗昙、范汪、庾希、郗愔均曾治下邳，但他们势力重心仍然在京口。桓温为琅邪内史本治金城，迁徐州刺史后移镇京口。《晋书》卷八三《袁乔传》有“桓温镇京口”语，即此时事。但是桓温不久以后即迁荆州之任，在京口时间很短，并无影响。郗鉴初镇京口在成帝咸和元年（326年），郗愔被排挤出京口在废帝太和四年（369年）。郗氏家族势力支配京口、晋陵地区，前后历时四十三年之久。

    <tr><td>咸和元年至咸康五年（326—339）</td></tr><tr><td>咸康五年至咸康八年（339—342）</td><tr><td>咸康八年至建元元年（342—343）</td><tr><td>建元元年至永和元年（343—345）</td><tr><td>永和元年至永和五年（345—349）</td></tr><tr><td>永和五年至升平二年（349—358）</td><tr><td>升平二年至升平五年（358—361）</td><tr><td>隆和元年至太和二年（362—367）</td><tr><td>太和二年至太和四年（367—369）</td><tr><td>太和四年至宁康元年（369—373）</td>

    观上表可知，徐州方镇人选虽然改易频仍，但郗氏以外的人都难于在京口扎根，而郗氏家族人物不管名义如何，总是在京口拥有实权，其支配地位隐约可见。存心觊觎而又终于擅权的人是桓温。当桓温已大权在握、左右政局的时候，执政司马里还力图掌握京口以保护建康，把京口交给不附桓温亦不为桓温所容的范汪、庾希。桓温素称京口“兵可用”，必欲取得京口，因而采取了三步对策。第一步，以出军失期为名免范汪为庶人，接着又以没郡免庾希徐州职任。庾氏不但如前所述，家于晋陵之暨阳，在京口亦有府第，其家族在这一带的潜在势力，是难于铲除尽净的。所以桓温采取了第二步措施，名正言顺地以郗愔镇京口，用来取代庾氏。《晋书》卷六七《郗愔传》：愔为辅国将军、会稽内史，“大司马桓温以惜与徐、究有故义，乃迁愔都督徐、兖、青、幽、扬州之晋陵诸军事，领徐、兖二州刺史，假节。”郗愔本以“冲退”著称，与桓温无争，但终非桓温可以放心的人。所以没过多久，桓温又采取了第三步措施，于太和四年（369年）北伐过程中逼郗愔交出徐、克，由桓温并领，结束了郗氏家族支配京口的时期，也完成了桓氏对东晋上下游诸藩镇的全面控制。桓氏夺取京口，事甚曲折，当另论述。

    郗氏京口势力虽已不存，但由郗鉴开始经营的京口重镇，在东晋的建康政局中继续起着关键作用。以后，谢玄在京口，组成了关系淝水之战胜败的北府兵；王恭据京口，与荆州殷仲堪等联兵反对执政；刘牢之据京口，镇压东方农民起义军；刘裕据京口，继续镇压农民起义军，又平定桓玄之乱，最后竟以京口方镇转移晋柞。

    刘裕深知京口对建康的重要性，他得势以后，对京口采取了严密的控制措施，而且以子弟居其任，不授异姓。《宋书》卷二《武帝纪》载，义熙十二年（416年）三月，晋安帝以宋王刘裕世子刘义符为徐、兖二州刺史。刘裕曰：“吾倡大义，首自本州，克复皇祚（案指逐桓玄、复晋祚之事），遂建勋烈，外夷勍乱，内清奸宄，皆邦人州党竭诚尽力之效。”义熙十四年，刘裕复以弟刘道怜镇京口。据《宋书》卷七八《刘延孙传》，刘裕遗诏，以“京口要地，去都邑密迩，自非宗室近戚，不得居之。”自此以后，终刘宋之世，此诏成为定制。这样，京口在门阀政治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就逐渐淡漠不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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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五、余论

    本文论郗鉴，意在探索东晋初年内乱迭起的政局，怎样在郗鉴斡旋处置之下逐渐安定下来，对东晋政局的发展有些什么影响。我认为，江左草创之时，司马氏为了应付江南士族的挑战并和辑南来的侨姓士族，主要依靠琅邪王氏，于是而有“王与马共天下”，司马氏政权与侨姓士族都得以在江左立定脚跟，逐步形成门阀政治的格局。从此以后，挑战主要来自侨姓士族内部。门阀士族之间的角逐，一是以争据朝廷势要的形式出现，目的是控制皇权，借以发号施令，压倒对手；一是以竞据形胜方镇的形式出现，目的是以外制内，凌驾建康。如果某一士族在这两种形式的角逐中都占有压倒优势，那就会出现严重的局面，而这是门阀政治所不能允许的。应付这种挑战而获得重要成就的人，首推郗鉴。郗鉴的努力，使士族诸门户间的权力平衡状态得以维持，使门阀政治得以延续，也使东晋政权得以存在较长的时间。

    如前所论，东晋门阀政治格局形成的原因，是士族专兵和皇权不振。士族专兵而又不允许一族独占兵权，皇权不振而又不允许任何其它士族取代司马氏的地位，这就需要一些人物的调处经营。郗鉴对付的办法，一是维护司马氏皇权的存在使之成为维持稳定局面的因素，一是抑制过分强大的士族门户以绝觊觎。郗鉴在江左完成的几件大事，都是属于这类性质。

    在一一探究郗鉴的几件大事时，我发现胡三省在《通鉴》注中对此都有所评论。其一，郗鉴建议用流民帅的兵力以平王敦之叛问题，《通鉴》大宁二年（324年）胡注曰：“夫理顺者难恃，势弱则不支。以〔王〕敦、〔钱〕凤同恶相济，率大众以犯阙。虽诸公忠赤，若只以台中见兵拒之，是复周〔顗〕、戴〔渊〕石头之事。微郗鉴建请而召刘遐、苏峻，殆矣。”其二，郗鉴协调当权门户王氏、陶氏、庾氏关系问题，《通鉴》咸康四年（338年）胡注曰：“庾亮之谋（案指庾亮废王导之谋），微郗鉴拒之于外，孙盛谏之于内，必再乱天下矣。”其三，郗鉴经营京口，控制东道问题，《通鉴》咸和三年（328年）胡注曰：“晋都建康，粮运皆仰给三吴，故欲先断东道。王敦、苏峻之乱，匡复之谋，郗鉴为多。”本文所论郗鉴数事，都暗合胡三省之所见。当然，把这些事放在一定的时代条件下并联系起来探寻其本质，是胡三省为其史观所限所不能做到的。正是由于这类原因，今人研究历史，必须汲取前人成果，而又不能圃于前人成果。

    郗鉴名义上虽居朝廷三事之列，但从未入主中枢。他的所作所为，主要属于战略性的奇谋异策之类。《世说新语·排调》“郗司空拜北府”条王徽之已讥其“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所以他在东晋并没有什么轰动的事迹足资称述，古今史家也多不甚重视郗鉴其人。同时，他的家族在江左也未曾获得最高的社会地位，像王、谢那样。郗鉴先世，郗虑以后没有显宦，其家族在两晋之际，基本上未曾脱离东汉儒学家族轨道，直到郗鉴的子侄辈，才完成向玄学士族的转化过程。两晋之时，居于显赫地位的士族人物，往往多方网罗名士，充实幕府，制造声誉。东晋王敦、庾亮、桓温府内，莫不名士充盈，人才济济。可是郗鉴以三公之尊居重镇历十余年，而名士出其州府者则寥寥无几。这也是郗氏家族地位、门户状况的一种反映。当然，郗鉴与出自另一儒学大族的卞壶又有所不同。卞壶与门阀政治格格不入，可以为司马王朝死节，而不能像郗鉴那样厕身于门阀政治之中并能有所建树。

    《世说新语·言语》：“郗太尉拜司空（案在咸和四年，329年），语同坐曰：‘平生意不在多，值世故纷坛，遂至台鼎，朱博翰音，实愧于怀。’”《礼记·曲礼》下：“鸡曰翰音。”《易·中孚》：“翰音登于天，贞凶。《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长也？’”郗鉴之意，以为自己只不过是像朱博那样的吏才而得登于台鼎，像鸡飞上天一样，在门阀政治中，这本来是想象不到的事。《太平御览》卷二零七引《晋中兴书》：“郗鉴为太尉（案在咸康四年，338年），虽在公位而冲心愈约，劳谦日厌，诵玩坟索，自少及长，身无择行。家本书生，后因丧乱，解巾从戎，非其本愿，常怀慨然。”郗鉴两拜三公，相隔近十年，而谦退旨趣前后如一。正因为郗鉴不操其柄，无竞于朝，所以能够久任于京口，善始令终而无殒坠之虞。

    不过，郗鉴毕竟是流民帅，也有过流民帅所共有的杀人越货之事，已见前引。《晋中兴书》说他“自少及长，身无择行”，是一种溢美之词。《世说新语·品藻》：“卞望之（壶）云：‘郗公体中有三反：方于事上，好下佞已，一反；治身清贞，大修计校，二反；自好读书，憎人学问，三反。’”三反，犹今言三种矛盾。郗鉴在性格和素养上，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

    本文之始，曾引用《晋书·明帝纪》史臣之言曰：“维扬作寓，凭带洪流，……不得不推诚将相，以总戎麾，楼船万计，兵倍王室，处其利而无心者，周公其人也。”史臣本指王敦有上游形胜之利，遂启篡窃之心，因而感叹世无周公。借史臣此论以观郗鉴，虽不处顺流之势，但建康锁钥在手，亦可谓“处其利而无心”。他身居危朝而能阻遏觊觎，终于对东晋朝廷有所匡救。如果郗鉴舍京口地利而居官建康，不以谦退自处而务求竞逐，以他本不优越的门望实力，在东晋翻云覆雨的门阀政治中，未必能有多少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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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一、庾氏之兴。庾亮巩固门阀政治

    颖川庾氏，兴于魏晋之间。据《后汉书》卷九八《郭太传》，桓帝时颖川庾乘“少给事县庭为门士”，郭太见而拔之，劝游太学，遂为诸生佣。后能讲经，犹自以为门第卑微，每处下坐。庾乘于汉末，征辟并不起，入魏始为襄城令，见《元和姓纂》卷六。庾乘子巍，魏正始、嘉平间为太仆兼大鸿胪，被誉为当世令器，嘉平三年奉旨持节命司马懿为相国，六年又列名于废齐王芳之奏，为司马氏功臣。其事迹分见《三国志·魏志·齐王芳纪》嘉平六年、同书《管宁传》及注以及《晋书》卷一《宣帝纪》、卷五零《庾峻传》。瘦氏门望之起，当自嶷始，嶷子?，晋尚书，其后支脉不显。

    庾嶷有弟遁，遁二子峻、纯，《晋书》皆有传。《庾峻传》谓峻魏末为博士，“时重庄老而轻经史，峻惧雅道陵迟，乃潜心儒典。属高贵乡公幸太学，问《尚书》义于峻。”入晋，庾峻为侍中，疾“风俗趣竟，礼让陵迟”，主张“听朝士时时从志山林。”庾峻弟纯，传谓“博学有才义，为世儒宗”。庾纯于晋不附权臣贾充，曾于坐质问贾充“高贵乡公何在？”庾纯子旉，因反对晋武帝命齐王攸之国而知名。根据庾峻、庾纯等人行事，《晋书》史臣赞“庾氏世载清德，见称于世”，这是汉、魏儒学大族的典型形态。按照晋代时尚，旧时儒学大族如果不转习玄风，一般是难于继续为世所重的。庾氏家族如果要使门户光大，必须完成由儒入玄的转变过程。

    庾氏家族由儒入玄的转变，开始于庾峻子庾敳。庾敳读者庄书，暗合己意，“自谓是老庄之徒”。《世说新语·赏誉》：“时人目庾中郎（敳）‘善于托大，长于自藏’”。注引《名士传》曰：“敳虽居职任，未尝以事自婴，从容博畅，寄通而已。是时天下多故，机事屡起，有为者拔奇吐异，而祸福继之。敳常默然，故忧喜不至也。”庾敳作《意赋》以寄怀，抒发荣辱同贯、存亡均齐之说。庾敳参东海王越军事，与王衍、王敦诸人为友。他既居权贵之地，处名士之间，以显其门户位望，而又俱祸福无端，亟思观时养晦。这是其时高门玄学之士的一种自处之道。庾敳兄弟行辈有庾衮、庾琛。庾衮事迹在《晋书》卷八八《孝友传》，八王之乱中率宗族邻里保聚林虑山，有《保聚图》一卷，见《郡斋读书志》。庾衮弟琛，事迹在《晋书》卷九三《外戚传》，永嘉初为会稽太守。衮、琛之父，史失其名。庾琛子庾亮，《世说新语·德行》“庾公乘马有的卢”条注引《晋阳秋》，则谓亮“侍从父琛避地会稽。”

    颍川庾氏家族，从庾敳“自藏”、庾衮“保聚”、庾琛“避地”看来，宗支兄弟辈飘零四散，消极处世，不足自存。与琅邪王氏兄弟辈“拔奇吐异”、乘时经营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是颍川庾氏家族状况的具体表现。庾琛、庾亮父子，均为琅邪王司马睿所辟。亮辟在前，为镇东府西曹掾；琛辟在后，为丞相军咨祭酒。庾琛、庾亮父子并非踵司马睿之迹南来求官，而是客居会稽，在会稽初应辟召。这与东晋之初琅邪王氏兄弟子侄辈麇集建康以逐禄利者又大不相同。象庾氏这样的家族以后在江左朝廷得以扶摇直上，列入甲族膏腴，内持机柄，外镇名州，显赫几十年，在相当程度上是因缘时会的结果。

    庾敳在北，曾辟东海王越府，其时庾亮亦曾受辟于越府而未就。这是颍川质氏在政治上与江左政权仅有的一点历史渊源。庾氏在江左之兴，主要不是由此，而是由于庾氏联姻帝室的家族关系和庾亮出入儒玄的个人素质。

    两晋之际，世乱时艰，祸福莫测，士族名士一般不拘礼法，不经世务。他们之中不乏在家世门第、历史渊源以及学术风尚等方面具备条件的人，可以出任政务。但是这些人却或是缺乏从政的才能，或是没有从政的兴趣。要物色足以付托国事的人才，并非易事。例如陈留阮孚，据《晋书》卷四九《阮孚传》，初辟东海王越府，过江后蓬发酗酒，不以世务婴心。元、明两朝，他以才累迁侍中、吏部尚书。“及〔明帝〕大渐，温峤入受顾命，过孚，要与同行。升车，及告之曰：‘主上遂大渐，江左危弱，实资群贤，共康世务。卿时望所归，今欲屈卿同受顾托。’孚不答，固求下车，峤不许。垂至台门，告峤内迫，求暂下，便徒步还家。”成帝即位，阮孚避后族庾氏，苦求出为广州。像阮孚这样出自士族，具有才能，为时望所归的人，却又放达疏狂，不愿受顾托之任。

    庾亮则不然。他既以士族名士入玄风为世推重，又不废礼教，无处世意。《世说新语·言语》“孙齐由、齐庄二人小时诣庾公条”及注引《孙放别传》，庾亮问孙放（齐庄）何故不慕仲尼而慕庄周，放对曰：“仲尼生而知之，非希企所及；至于庄周，是其次者，故慕耳。”庾亮很赏识孙放的回答，说明庾亮本人虽好谈玄学，却不非儒，不废儒家礼法事功。所以本传称他“风格峻整，动由礼节，闺门之内不肃而成”，“时人皆惮其方严”。庾亮出入玄儒，具有玄学表现和儒学内涵，这种个人素质，使他异于其时的多数名士，而颇类于王导。这大概是庾亮妹得聘为太子妃，而庾亮本人被明帝重用以平衡王导势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其时庾亮阅历不足，还需要有一个较长时间的磨练，以显露其政治才能，使他得到门阀士族的普遍承认。庾亮在元、明两朝的表现，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反对崇尚申、韩。琅邪王司马睿过江后，就有尚申、韩以张皇权的思想。后来琅邪王氏坐大，尚申、韩就成为平衡和抑制王氏兄弟的一个重要手段。元、明两朝，庾亮对于尚申、韩始终是反对的，说明庾亮主张维持门阀政治格局，反对限之以法。

    第二，不支持朝廷用刘隗、刁协诸人以制琅邪王氏。刘隗居刑宪之位，纠弹诸门阀士族违法悖礼者甚多。刁协亦崇上抑下，志在匡时。刘、刁均为琅邪王氏兄弟所疾。太兴三年（320年），刘隗为元帝策划，出腹心以镇方面，乃有谯王承刺湘州镇临湘（今长沙），刘隗刺徐州镇淮阴，戴渊刺豫州镇合肥的部署，成为王敦起兵的口实。王敦兵入石头，刘隗出奔，刁、戴及谯王承等先后被杀，历元帝之末，明帝之初，斗争十分激烈。然而在此期间，未闻庾亮支持刘、刁诸人，亦不见庾、王有重大隔阂。据《庾亮传》，太宁元年（324年）王敦再次下都，屯据于湖，明帝“使亮诣敦筹事，敦与亮谈论，不觉改席而前，退而叹曰：‘庾元规贤于裴远矣’”。王敦一表庾亮为中领军，再表加中书监，这至少说明王敦对庾亮并无反目之事，像对戴渊、周顗那样。庾亮居外戚近地而有《让中书表》，以示知足守分，并引两汉外戚之祸以为鉴戒，缘情述理，娓娓动人。《让中书表》中有“陛下践祚，圣政惟新，宰辅贤明，庶僚咸允”诸语，对王氏兄弟还是赞扬的。这是庾亮企图维持门阀政治格局，而不党同于刘、刁的具体表现。等到王敦谋篡之形已定，庾、王始有交恶迹象。《庾亮传》谓“王敦既有异志，内深忌亮而外崇重之，亮忧惧，以疾去官。复代王导为中书监。”后来庾亮有都督东征诸军事之授，以讨沈充，但其时胜败之局已定，他只是空署军号，并无活动。

    第三，力抗东晋宗室及其它外戚，以维持庾、王诸士族的政治地位。案，明帝在门阀士族庾、王之间是亲庾疏王的，已见前论。士族以外，明帝还重视一些更其亲近的人物，如宗室南顿王宗，元帝虞妃之弟虞胤。《晋书》卷九三《外戚·虞胤传》：“胤与南顿王宗俱为明帝所昵，并典禁兵。”同书卷五九《南顿王宗传》：宗“与虞胤俱为帝所昵，委以禁旅。宗与导、亮志趣不同，连接轻侠以为腹心，导、亮并以为言，帝以宗戚属，每容之。及帝疾笃，宗、胤密谋为乱。亮排闼入，升御床流涕言之，帝始悟。”同书卷七三《庾亮传》：“及帝疾笃，不欲见人，群臣无得进者。抚军将军南顿王宗、右卫将军虞胤等素被亲爱，与西阳王羕（案为南顿王宗之兄）将有异谋。亮直入卧内，见帝流涕不自胜。既而正色陈羕与宗等谋废大臣，规共辅政，社稷安否，将在今日。辞旨切至。帝深感悟。引亮升御座，遂与司徒王导受遗诏抚幼主。”

    综合上引资料考之，明帝于士族名士以外，兼用宗室诸王以掌宿卫禁旅。虞胤之姊虞妃于明帝有母养之恩，故虞胤情同舅氏，与羕、宗等同为明帝所呢。胤、羕、宗等与士族名士王导、庾亮辈志趣不同。明帝之末，子幼臣疑，似有托后事于胤、羕、宗等之意，利用他们与士族名士的矛盾，共谋废黜执政的王导、庾亮等人。他们以禁兵之力，封锁宫省，隔绝群臣，以坚明帝之意，成废黜之谋。可以想见，在这场斗争中首当其冲者，是王导而不是庾亮。其时王敦之乱平息刚刚一年，王导保护家族利益之不暇，毫无力量参与这场角逐。能否冲破这一局面，维持形成不久、尚待巩固的门阀政治，关键人物是庾亮。庾亮于此时毅然以帝舅的特殊身分，排闼入见，始得扭转事态，使门阀士族获得对宗室诸王的完全胜利。由此可见，东晋的门阀政治，发端于琅邪王氏，巩固则在颍川庾氏。东晋之初，皇权对门阀政治进行了两次重大的反抗。一次是晋元帝假手于权臣刘隗、刁协等人，而王敦的反叛打破了这次反抗；另一次是晋明帝假手于宗室、外戚南顿王宗和虞胤等人，而庾亮排闼入宫打破了这次反抗。庾、王之间利害不尽相同，而且在明帝时矛盾有越来越明朗化的趋势。尽管如此，他们在维护门阀政治方面的立场，则始终是一致的。

    第四，与王导采取一致的立场，对抗以卞壶为代表的礼法旧族的挑战，以维护门阀政治，维护庾王共同利益。卞壶为明帝顾命大臣之一，成帝咸和初，庾亮与他分居中书监、令，对直省中，共参机要。卞壶勤于吏事，干实为官，每思崇上抑下，实际上是新出现的刁协、刘隗。王导曾言及“卞望之（壶）之岩岩，刁玄亮（协）之察察，戴若思（渊）之峰岠”，也是把卞壶并列于刁协、戴渊一类。《晋书》卷七零《卞壶传》：壶“性不弘裕，才不副意，故为诸名士所少而无卓尔之誉。……时贵游子弟多慕王澄、谢鲲为达，壶厉色于朝曰：‘悖礼伤教，罪莫斯甚，中朝倾覆，实由于此。’欲奏推之，王导、庾亮不从，乃止。”卞壶欲奏推贵游子弟而王导、庾亮不从，这是新旧两种门第矛盾的表现。尽管卞壶屡次奏弹王导，在王、庾之间偏向庾亮而为庾亮所用，但是在这一涉及士族名士共同利益的问题上，庾、王又是保持一致，以抵抗卞壶之议。

    第五，企图进一步解决宗室诸王的问题和解决引流民帅平王敦一事的后遗问题。祖约、苏峻之乱，从祖、苏方面说来，是流民帅恃功骄恣，要求报偿；从庾亮方面说来，则是鉴于苏峻“拥兵近甸，为逋逃薮”而生疑窦。所谓“为逋逃薮”，主要就是指藏纳见逼于庾亮的宗室诸王而言。成帝时的庾亮，一反过去所持的“申、韩刻薄伤化”之见，转而“任法载物”，以图翦除异己，特别是逼迫宗室诸王。被逼诸王纷纷异动。南顿王宗被劾谋反身死；西阳王羕坐此贬降，旋奔苏峻，峻平赐死。据《晋书》卷七《成帝纪》及卷五九《汝南王祐传》，祐为宗、羕之侄，先宗三日死；而嗣立的祐子统，旋“以南顿王谋反，被废”。这些都是苏峻之乱前一年的事。苏峻乱时，彭城王雄坐奔苏峻伏诛，章武王休亦奔苏峻。这些排抑宗室的事主要是出之于庾亮，但王导难逃同谋之嫌。至于王导与其它士族同时反对庾亮征召苏峻，这主要是惧怕激成动乱，是庾、王策略分歧而不是政治分歧。所以苏峻乱起之时庾亮报温峤书说：“吾忧西陲（案指陶侃）过于历阳（案指苏峻）”，尚不以中枢王导势力为虑。

    上列诸事，都说明庾亮居位以后力求维持门阀世族在东晋朝廷中的特殊地位，维持门阀政治。元帝以来，东晋在皇帝与门阀士族之间，宗室诸王与门阀士族之间，礼法旧门与门阀士族之间，流民帅与门阀士族之间，反覆交替地出现争夺统治权力的斗争。这些斗争都是以门阀士族为一个方面，一般说来都是以门阀士族的胜利告终。这是门阀士族政治的特徽，是时代的特征。庾、王作为门阀士族的代表，几乎面临相同的矛盾，所以他们休戚相关，利害与共，往往是多同少异，大同小异。庾、王之间不是没有利害冲突，但是冲突可以控制在从属地位。庾、王合力，使皇权屈服了，使宗室诸王成为不起作用的力量，动辄奏推士族名士的那些礼法旧门人物也不再有所作为，引流民帅平叛而出现的后遗问题也终于完全解决。门阀政治排除了各种障碍，能够在自己的轨道上正常地运转。这些就是门阀政治的创立者和巩固者，王导和庾亮共同起的作用。

    但是也可以看到，门阀政治的格局既经巩固，作为门阀政治的固有矛盾，即此一士族与彼一士族的矛盾，也就是门户之间的矛盾，从此就成为东晋历史的主题而反覆出现。庾、王矛盾，就是这种士族门户间矛盾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自从庾亮以苏峻变乱而引咎外镇，把八岁的皇帝留在建康交由王导看管以后，直到王导、庾亮之死，其间十二三年之中庾、王直接或间接对立的问题，已详本书《论郗鉴》一题中《郗鉴与王导》部分。除此以外，庾、王两族以庾怿与王允之为代表所进行的一场争夺江州之争，在史籍中表现得很隐晦，史家也少有注意，特在下面进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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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条注引《晋阳秋》。</a>

 二、庾亮出都以后的政治形势

    晋成帝咸和四年（329年）苏峻之乱平息以后，庾亮引咎出都，以豫州刺史屯驻芜湖，企图就近控制朝政，以与王导相持。这是东晋建国后在非战争状态下出现的第一次豫州与扬州相持的局面。其时上游的江州属温峤，荆州属陶侃。温、陶都是东晋功臣，与庾在平苏峻时有过联盟关系，此时他们三家暂得相安。庾亮知道，温峤本来是作为刘琨使者来到建康的，在东晋朝廷孤立无援，居江州并无多少实力；拥有实力的陶侃是南人，门第低微，年迈而又无出众的子息可以继承其业。所以，只要不出现不利于庾亮的异常事态，庾亮完全可能逐步扩大领域，取得江、荆，统一上游，然后以既成之势威逼建康，取代王导统治。此后十余年里上游的形势和上下游的关系，确实是循此方向发展，庾氏家族势力日益强大。

    庾亮出都居芜湖，只是对王导一步之让，而且只是暂时的。豫、扬相持，在地理上距离大近，没有缓冲余地，不利于维持彼此的平衡。一旦反目相对，不论是豫是扬，都可能骤然处于紧张和危殆地位。王敦据姑孰，苏峻处历阳，与建康短兵相接，这种教训，庾亮和王导都是不会忘记的。庾亮既无意也无力与王导破裂，则其居芜湖只能是暂时观望等待，一旦有了可能，他就会向上游发展，在上游聚集力量，徐图后举，这是必然之理。

    我们看到，江左上下游相争的形势，在王敦的时候，还可以说是由于“楚江恒战，方城对敌，不得不推诚将相，以总戎麾”的历史条件造成的。但是既然出现过王敦乘时起兵，居上制下的事实，它就成了一种历史经验，为居上游者所利用，所效尤，而不论楚江、方城有何需要。庾亮正是利用这一经验，有意制造居上制下的形势，以图庾氏门户利益。

    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时候，建康不但要应付上游荆、江可能兴发的顺流之师，还要时刻提防近在肘腋的豫州的突袭。建康处在极不安全的状态，这是促成建康所倚的京口重镇适时兴起的一个客观原因。徐州刺史郗鉴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发挥着京口的作用。这样，所谓上下游之争，就不是简单的荆、扬之争，而是已经演化为复杂得多的多头之争。有实上的荆州、江州、扬州，加上侨置的豫州、徐州，都在这种反覆的斗争中占有各自的地位。这是东晋门阀政治在地理上、军事上进一步的表现形式。

    《通鉴》刘宋孝建元年（454年）曰：“初，晋氏南迁，以扬州为京畿，谷帛所资皆出焉；以荆、江为重镇，甲兵所聚尽在焉，常使大将居之。三州户口居江南之半。”这是就东晋江左实上而言。三州的州治和军府都在长江沿岸。三州加上侨置的豫州、徐州，大体构成一条画江而守的南北防线。这个时期，南北力量虽然时有消长，但大体上是平衡的。因此，画江而守就逐渐成为东晋对付北方威胁的国策。《晋书》卷五六《孙绰传》：“中宗龙飞，非惟信顺协于天人，实赖万里长江，画而守之耳。”同书卷六六《陶侃传》陶侃之言曰：“我所以设险而御寇者，正以长江耳。”其时东晋布兵于江淮之间和江汉之间，视南北力量对比的变化而作进退。当力量不足以控制这一地区而不得不转移防线时，退兵的极限就是长江。当然，如果江北弃守，长江天堑暴露在敌人眼前时，江南就会进入危机状态。所以画江而守的国策，除了要求荆、江、豫、扬、徐诸州治所或军府必须设置在长江沿岸，不得南移以外，并要求尽可能在江北控制住一定的土地，以为南北缓冲。如有可能，甚至还要掌握一部分淮、汉以北的土地。正由于长江一线具有这种重要的战略价值，东晋士族门户之间的冲突往往沿着长江一线展开，门阀政治中权力结构的变化也往往发生在长江一线。长江上游地理上的顺流优势，可以转化为军事上、政治上的优势。加上荆、江“甲兵所聚”的条件，谋求家族权力的士族往往抢据上游。这是东晋上下游之争进一步发展的历史背景。

    画江而守，东晋的情况与孙吴基本相同。《三国志·吴志·孙权传》赤乌十三年注引庾阐《扬都赋·注》曰：“烽火以炬，置孤山头，皆缘江相望，或百里，或五十、三十里，寇至则举以相告，一夕可行万里。孙权时合暮举火于西陵，鼓三竟达吴郡南沙。”同书《孙皓传》甘露元年注引干宝《晋纪》，纪陟使魏，魏问吴之戍备几何，坚固之状，陟对曰：“自西陵以至江都五千七百里，……疆界虽远，而其险要必争之地，不过数四。”吴于濒江置督屯兵，权重者为都督，所置即在纪涉所说的险要必争的地区。洪饴孙《三国职官表》辑得吴沿江所置督或都督，西起西陵，东至京口，约有二十余处，这与东晋荆、江、豫、扬、徐诸州屯兵分布情况大体相同。《三国志·吴志·孙静传》附《孙奂传》注引《江表传》曰：“初，〔孙〕权在武昌，欲还都建业，而虑水道溯流二千里，一旦有警，不相赴及，以此怀疑”，聚百官议之。诸将或陈宜立栅夏口，或言宜重设铁锁。这是消极的防守。小将张梁则主张遣将入沔与敌争利，于武昌设精兵以策应之，为孙权所采纳。这是积极的防守。长江本如长蛇，画江而守重在首尾相应。孙权还建业，用武昌居间以控沔汉，得首尾相应之宜。所以终吴之世，荆、扬同在孙吴朝廷牢固控制之下，吴国都城还可以于建业、武昌之间迁徙，而没有出现频繁的上下游之争，与东晋大不相同。

    孙吴时居上游方镇之任者也是士族。吴郡陆逊为荆州牧二十余年，赤乌八年（245年）卒官后，子陆抗领父兵镇柴桑，又都督西陵等处。陆抗于凤凰三年（274年）卒官，诸子晏、景、玄、机、云又分领父兵据于上游。终孙吴之世，陆氏三代为吴西境疆臣，镇上游，抗强魏，为朝廷所赖，而没有引起吴国内部的荆扬之争，象东晋所发生的那样。

    上下游的关系在东晋与在孙吴之时如此不同，我认为原因之一，是东晋士族力量远远超过孙吴士族力量，而东晋皇权又远远弱于孙吴皇权。这种情形一目了然，无待申论。原因之二，是东晋时江州发展水平大大超过了孙吴之时，基本上能够支撑荆州并维持上游地区相对独立的需要；而且梁州基本上在东晋之手，足以从北方屏蔽上游。这一点须略作说明如下。

    东晋时的江州，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性。据《晋书》卷八一《刘胤传》：“自江陵至于建康，三千余里，流人万计，布在江州。”江州商旅继路，刘胤为刺史，“大殖财货，商贩百万。”江州地境辽阔，兼括今江西、福建之地，农业渐趋发达，粮谷充实。《隋书》卷二四《食货志》说到东晋仓储时说：“其仓，……在外有豫章仓（案在今江西南昌）、钓矶仓（案在今江西都昌）、钱塘仓（案在今浙江杭州），并是大贮备之处。”《通鉴》宋孝建元年一月胡注：“钩圻（案当即钓矶）米，南江（案即赣江）之运所积也。”豫章、钓矶二仓得比于盛产粮食地区的钱塘仓，可见江州粮储之富。苏峻乱后，刘胤传谓“朝廷空罄，百官无禄，惟资江州运漕。”据《晋书》卷七五《王述传》，王述谏阻庾翼移镇乐乡之议，亦曰：大军如屯驻乐乡，则“江州当溯流数千，供继军府。”这就是说，江州运漕既要资给下游建康，还要供应上游军食。回顾孙吴时期，孙晧于甘露元年（265年）由建业“徙都武昌，扬土百姓溯流供给，以为患苦”的情况，可知东晋的江州已大不相同了。

    江州多流民，丰粮谷，又居荆、扬之间的军事要冲，地位非常重要。所以《通鉴》宋孝建元年说其地“甲兵所聚”，《桓冲传》说它是“一任之要”，《刘胤传》则说是“国之南藩，要害之地”。江州若合于荆州，上游就更能自主，从而对下游的优势也会加大，建康将感到威胁。江州若控制在建康朝廷之手，荆州方镇将难于独立，有可能受制于建康。因此，当庾亮自豫州徙驻荆州以后，他与王导之间争夺对江州控制权的斗争，就成为政局的焦点所在。江州的争夺，肯定是在激烈地而又并不大事声张地进行着，史籍上没有留下明确的记录。我们只有从各种迹象中钩沉索隐，才得以约略窥见庾、王关于江州争夺事件的梗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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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三、庾、王江州之争

    咸和四年（329年）庾亮初镇芜湖时，《庾亮传》记其官守为“持节都督豫州扬州之江西宣城诸军事平西将军假节豫州刺史领宣城内史”。《成帝纪》所记，于都督以下脱豫州二字。《通鉴》略同本传。胡注对都督诸军事的地境作出了解释。我们把胡三省的解释，加标点表示如下：“豫州、扬州之江西：淮南、庐江、戈阳、安丰、历阳等郡也。宣城郡属扬州。”这就是说，庾亮都督范围包括侨立的豫州，也包括扬州的江西诸郡以及扬州江东的宣城郡。这样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建康上游，紧迫建康，长江两岸的郡县全在庾亮手中，庾亮的军队朝发而夕可至建康。所以庾亮名为藩镇，实际上却能够掌握朝权。王导则被庾亮困死都下，无法动弹，只有等待时机，徐谋生计。

    庾亮出镇同年，江州刺史温娇死，地入强藩陶侃之手，庾亮无力与陶侃争夺。五年以后，咸和九年（334年），陶侃死，庾亮始得总统荆、江、豫诸州，从密迩建康的芜湖迁镇武昌。庾亮“虽上流分陕，而顿失内权”。这种情况，给力图改变现状的王导以可乘之机。接着，事态就向有利于王导的方面发展。

    《晋书》卷七六《王允之传》：允之“咸和末除宣城内史，监扬州江西四郡〔诸军〕事，建武将军，镇于湖。”咸和末当指咸和九年（334年）。是年六月乙卯陶侃死；同月辛未，庾亮加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诸军事，领江、荆、豫三州刺史，徒镇武昌。王允之为王舒子，王导侄。于湖在芜湖附近，两地都在江东。王允之出镇于湖，当是趁庾亮徙官之际，踵迹而来，占领紧逼建康的长江两岸之地，以图纾解琅邪王氏在建康的困境。不过，这时豫州都督刺史仍为庾亮，至少名义上如此。王允之在于湖能否立定脚跟，还难确定。

    第二年，即咸康元年（335年），春，发生了石虎入侵事件。《成帝纪》：是年“夏四月癸卯，石季龙寇历阳，加司徒王导大司马，假黄钺，都督征讨诸军事以御之。癸丑，帝观兵于广莫门，分命诸将，遣将军刘仕救历阳，平西将军赵胤屯慈湖，龙骧将军路永戍牛渚，建武将军王允之戍芜湖。司空郗鉴使广陵相陈光帅众卫京师，贼退向襄阳。戊午，解严。”以干支计，自所谓石虎入侵至解严，共十五日，在这十五日中，王导利用机会调兵遣将，完成了对豫州治所周围要地的占领，并使前一年已占据建康上游两岸之地并出镇于湖的王允之，改镇豫州旧治芜湖。看来，当年庾亮出都时所统“豫州、扬州之江西、宣城诸郡”，统统归于琅邪王氏势力范围。而郗鉴所遣陈光之众入都为宿卫者，也未再返回原来建制。《晋书》卷一零六《石季龙载记》记此事，只是说“季龙自率众南寇历阳，临江而旋，京师大震”。《王导传》也只是说“石季龙掠骑至历阳，导请出讨之。加大司马，假黄钺，〔都督〕中外诸军事……。俄而贼退，解大司马……”，云云，都是含糊其词，没有说及细节，似乎有些隐情。

    寻绎史实，我认为有一些难于解释之处。庾亮西移后王允之踵迹出都为宣城内史，似属窥探性质。王导还需寻求口实，才能进行有效的部署。恰恰这时石虎南来，王导抓住时机，十五日内完成了全部军事部署，占领了建康以上长江两岸的许多要地。看来，偶然的事态促成了这一历史的转折；其实，偶然事态之中却留下了值得分析的蛛丝马迹。

    《晋书》卷八三《袁耽传》：“咸康初，石季龙游骑十余匹至历阳；〔太守〕耽上列，不言骑少。时胡寇强盛，朝野危惧。王导以宰辅之重，请自讨之。既而贼骑不多，又已退散，导止不行。朝廷以耽失于轻妄，黜之。寻复为导从事中郎，方加大任，会卒。”案袁耽少年时无行，起家为王导参军，说苏峻将路永归降王导，可见他是亲附王导，与王导关系较深的人。他虽以报警轻妄不实受黜，但不久却得入王导府为从事中郎，而且王导还将加大任于他，可见黜免不过是敷衍塞责之举。这是可异的事。更其可异的是，宰辅不核实军情，不经周密考虑，只凭“不言骑少”的一纸表奏，擅自判定需要宰辅亲自出征，而且宰辅还假黄钺，亦即得到专斩节将的权力。于是遣将兴师，一朝上路，出现了上述形同儿戏之举。儿戏甫毕，册命随颁，王导未以轻率兴师受谴，反而因“功”晋位，受上公之职。这不能不使人怀疑：袁耽上列不实，不过是有意为王导提供一个兴军的机会。王导趁此机会假借军情，部署兵力，向庾亮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反击，并且取得了继续向上游蚕食的立足点。所以，王导假黄钺亲征，尽管以寇少不行，但王导所遣占据建康上游各地之师，却并没有奉到班师之诏。

    这个阶段，王允之是被派遣代表琅邪王氏家族，向颖川庾氏庾亮兄弟进行反攻的主要人物。王允之之父王舒死于咸和八年（333年）六月，胡骑临江之时，王允之尚在艰中。《王允之传》：王舒既葬，允之“除义兴太守，以忧哀不拜。从伯导与其书曰：‘太保（王祥）、安丰侯（王戎）以孝闻天下，不得辞司隶；和长舆（和峤）海内名士，不免作中书令。吾群从死亡略尽，子弟零落，遇汝如亲，如其不尔，吾复何言！’允之固不肯就。咸和末，除宣城内史、监扬州江西四郡〔诸军〕事，建武将军，镇于湖”云云。案王导敦促王允之出守义兴，动之以家族的利害，并引先辈事迹，劝他不要拘泥礼制，贻误事机，词旨非常削切动人，但允之犹推而不就。咸和之末，王舒方死年余，允之丧服未除。但他改变初衷，夺情起复，其间必有事机之紧迫、王导之再劝等多种原因起著作用，只是史籍对此没有明确的记载。王允之出据于湖，王导假黄钺征讨，种种事件连续发生，使人感到王、庾关系一时间达到剑拔弩张的程度，气氛之紧张前所未有。

    咸康五年（339年），另一种异常事态又在江州突然出现。这就是庾亮弟庾怿急率所部进驻江州的半洲。半洲在今江西九江以西，在其时江州治所寻阳的上流，与寻阳比邻，是军事上的要地。据《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八，自东晋至南齐，半洲有时曾是江洲治所。《晋书》卷七三《庾怿传》，当咸康五年庾亮在荆州部署北伐时，庾怿受命以辅国将军、梁州刺史远镇魏兴。庾怿牙门霍佐亡归石虎，亮表上贬怿为建威将军。朝议欲乘此机会召还庾怿，庾亮力陈“怿名号大，不可以小故轻议进退”，朝廷只好屈从于庾亮。这里所谓“朝议”云云，自然是反映王导或其羽党的意见。接着，突然的事情发生了。庾亮改变主意。

    《庾怿传》说怿“所镇险远，粮运不继，诏怿以将军率所领还屯半洲。”这是一件大为费解的事。庾怿所镇魏兴在今陕西安康，“所在险远，粮运不继”，自然属实，但是这不足以成为庾怿突然撤离魏兴的理由。据《庾亮传》，庾怿撤离魏兴之后，庾亮立即“以武昌大守陈嚣为辅国将军，梁州刺史，趣子午”。依道路计，“趣子午”必须越过魏兴。从军号、职守以及进军方向看来，陈嚣就是被派来代替庾怿的。可见庾怿撤军并非真由于地远粮缺的原因需要放弃魏兴，而是庾亮所统诸部的一次换防，以陈嚣之军替换庾怿之军，以怿军另作它用。其时庾亮经营北伐，梁、荆正需重兵，而庾怿匆遽撤离魏兴后立即远走半洲，脱离北伐的建制，这必然是出于十分急迫、十分重要的原因，否则是不可思议的。

    根据当时总的形势，我们可以判断，庾怿远道奔驰，占据长江中的半洲，目的是对付下游王氏家族势力扩展的形势。庾怿东来，首先是为了防守，同时是为了进攻。《庾怿传》曰：怿屯半洲之后，“寻迁辅国将军、豫州刺史，进号西中郎将，监宣城、庐江、历阳、安丰四郡军事，假节，镇芜湖。”案俘迁辅国将军，即恢复在梁州时的旧号。怿所监扬州四郡，庐江、历阳、安丰在江西，宣城在江东。庾怿得监四郡夹长江而扼建康，是恢复庾亮咸和九年出镇荆州以前在豫州的态势。这当然是针对王允之出任宣城内史、监四郡、镇芜湖而采取的一次反措施，这次反措施逼使王允之退出建康以上夹江四郡，不过不知道王允之是和平撤出，还是战败的结果。无论如何，这是琅邪王氏的一次重大挫折。庾怿刺豫州，是此年秋天后赵军陷邪城、豫州刺史毛宝死后之事。毛宝刺豫州时治邪城，主要是对付北面后赵的军队；庾怿代刺，治所又迁回侨寄的芜湖，以镇守扬州的四郡，对付建康。

    琅邪王氏处心积虑夺回的豫州和扬州四郡，又在一次未经宣扬的袭击中回到颖川庾氏之手。庾氏势力突然回到贴近建康之地。琅邪王氏面对这一进攻，将如何自处呢？

    《王允之传》于前引咸和末王允之出镇于湖以后继谓：“咸康中，进号征西将军，假节。寻迁南中郎将、江州刺史。”王允之出刺江州年月，《晋书》及《通鉴》均缺载。万斯同、吴廷燮分别编纂的两种《东晋方镇年表》，均系之于咸康六年庾亮死后。案质亮西迁武昌后，其职衔一直是豫、江、荆三州刺史。其中的豫州系侨置，而扬州的四郡已入王允之之手，庾亮的豫刺徒具虚名。咸康四年庾亮以毛宝为豫州刺史，移治邾城。邾城属西阳郡，在今湖北黄冈境，毛宝移治，得豫州之实土。到这时为止，庾亮还是荆、江二州刺史。《晋书》卷九五《艺术·戴洋传》：咸康五年，庾亮疾笃，术士戴洋为之占候，谓当解荆、江二州，而庾亮竟不能解，于咸康六年正月初一死。据此可知，江州刺史职衔一直属于庾亮。因此，王允之正式居江州刺吏之任，只能在庾亮死后，晚于庾怿之出任豫州刺史。这就是说，庾亮之死，使王允之得到进入江州的机会。

    就豫、江二州形势而言，王允之本据豫州以与江州对峙，尔后庾怿由江州之半洲顺流得扬州四郡而就豫州刺史位号，王允之则于稍后溯流而上，进至庾怿的后方，卒得江州刺史之职。这就是说，在咸康五年秋后至咸康六年之春，王、庾两家族的王允之与庾怿，恰好互换了地盘。这肯定不是一次常规的换防活动，而是一次两家士族门户之间的实力较量。我们还知道，在此以前不久，可能只有几个月，庾亮曾有兴兵废黜王导之谋，以郗鉴反对而止。庾怿仓猝南来半洲，接着又得豫州而镇芜湖，我怀疑这或者是庾亮为废黜王导，或者是乘王导之死，而采取的突袭行动。这些问题，都由于史料含糊，日月不具，难于确凿言之。不过可以肯定，咸康五年是王、庾两家士族生死搏斗的一年，搏斗的结果，暂时只能是持平，这与王导、庾亮相继死去很有关系。但是王、庾之死，并没有结束这两个家族之间的搏斗。由于继王导为相的庾亮弟庾冰，在“人情恇然”（《庾冰传》）的情况下意在周旋宁息，王、庾矛盾暂时在宁静局面下转为暗流，维持了两年多之久。

    《晋书》卷七三《庾怿传》：豫州刺史庾怿“尝以毒酒饷江州刺史王允之，王允之觉其有毒，饮犬，犬毙，乃密奏之。帝曰：‘大舅已乱天下，小舅复欲尔耶？’怿闻，遂饮鸩而卒。”此事发生在咸康八年（342年）之春，即成帝死前数月，其性质在《晋书》、《通鉴》以及其它史籍中均未见有何解释。《成帝纪》于末尾处论及成帝不满舅族专横，曾录此事，与《庾怿传》同。所谓“大舅已乱天下”云云，当是指庾亮激成苏峻之乱，以及翦除宗室、谋废王导诸事；所谓“小舅复欲尔”，当是责备庾怿谋杀王允之以再次挑起王、庾两家矛盾，并认为此事的后果与庾亮“乱天下”相当。其时成帝虽已成年，但无任何权威。史谓仅仅由于成帝这两句话就使得庾怿饮鸩而卒，是值得怀疑的。看来王允之借这件事制造了多方面的巨大的压力，而庾冰在有时腋之虑的时候，为门户计，不能援助庾怿，因此庾怿不得不死。

    吕思勉先生尝有疑于庾怿自裁之事。他在《两晋南北朝史》第一五零页中说：“《纪》又言帝少为舅氏所制，不亲庶政，而赫然一怒，庾怿惧而自裁，有是理乎？妨帝不亲庶政者王导也，于庾氏何与？而谤转集于庾氏，何哉？”吕先生不相信成帝一怒使庾怿惧而自裁之说，这是有道理的。但吕先生着眼于庾亮、王导个人毁誉问题，似难究及历史实际。其实庾怿自裁，决非只是成帝一怒的结果，也不只是王允之制造压力的结果，而是几十年来庾、王门户之争，特别是近数年来庾、王江州之争的结果。它反映了庾、王江州之争的尖锐激烈程度。庾怿之死这一庾、王关系的重要插曲，情节虽难细究，但背景是清楚的。香港学者苏绍兴先生也有“怿谋害允之一事，殊不可解”，“怿何事而毒允之，已不可考”的问题，本节所论，似可部分地作为回答。

    庾怿虽死，王允之仍然不能自安于江州，江州还不断出现新的变局。

    咸康八年六月，成帝死，成帝弟康帝即位，委政于庾冰、何充，士族门户势力重新配置，错综复杂的斗争继续进行，其焦点还是互相争夺江州。

    何充参政，是王、庾门户冲突的产物。《晋书》卷七七《何充传》：“充即王导妻之姊子，充妻，明穆皇后之妹。”何充具有与王、庾都是戚属的家族背景，所以王、庾二族在必要时都能够接受何充居间缓冲。庐江何氏并非第二流士族，所以暂时也没有坐大的危险。《何充传》说：“王导、庾亮并言于帝曰：‘何充器具方概，有万夫之望，必能总录朝端，为老臣之副。臣死之日，愿引充内侍，则外誉唯辑，社稷无虞矣。’”细玩此语，王、庾不可能同时进言荐充，“老臣”云云，更似王导口气。《世说新语·赏誉》“丞相治扬州廨舍”条注引《晋阳秋》：“导有（使充）副贰己使继相意，故屡显此指于上下。”而何充虽居王、庾之间，实际上却是袒王的。庚冰为了巩固庾氏的外戚地位，屡以宜建长君为由，请立成帝母弟为嗣，因而康帝得以继统。何充则主张立嫡不立弟，庾冰不从。何充自知与庾冰难于两立于朝，自请出镇京口，以求自固。此事史传均谓“避诸庾”，实际上除此以外，还有抢据京口要津，以防庾氏造次的目的。中枢庾冰并未以何充为主要对手，他的目光正注视着江州的王允之，观察王允之的动向，寻找驱逐他的机会，以便把江州重新纳入庾氏之手，使荆、江重新合为一体。这样，即令庾氏在中枢不能得手，也可以巩固庾氏在上游的地位，保全庾亮时庾氏的门户势力。

    《晋书》卷七六《王允之传》：“王恬（王导之子）服阕，除豫章郡。允之闻之惊愕，以为恬，丞相子，应被优遇，不可出为远郡。乃求自解州，欲与庾冰言之。冰闻甚愧，即以恬为吴郡，而以允之为卫将军、会稽内史。未到，卒。”案王导长子悦早死，恬为次子，继嗣。王恬少好武，在王、庾相持阶段，曾守石头以卫护建康，是王氏家族中少有的堪任武事的人才。王允之求解江州，其目的之一是故作姿态，逼庾冰收回以王恬为远郡的成命；目的之二是推荐比自己更有地位才能的王恬代为江州，以防庾氏觊觎。庾冰的处理，则是将计就计，以退为进，在改署王恬为吴郡的同时，一并改署王允之为会稽，以示将东方例由门阀士族居任的吴会地区，画为王氏家族势力范围，庾氏不求染指，只求能换得江州。所谓庾冰“甚愧”云云，不过是士族名士处理此类问题的一种自饰而已。

    但是王允之明白此中底细，拒绝受调，他所持的理由，据《通典》卷一零四所载，是会稽犯王允之之祖王会名讳。这看来是一种托辞。因为第一，名讳嫌忌问题本无一成不变的说法，既有如《晋书》卷五六《江统传》“故事，父祖与官职同名，皆得改选”之说，亦有如《通典》卷一零四谯王无忌议“国之典宪，亦无以祖名辞命之制”之说，不能固执一端；第二，据《王舒传》，王允之父王舒曾经以改会稽为郐稽的折衷办法接受过会稽内史之命，王允之完全可以援例处理。但是王允之没有考虑这些，而是始终不受会稽之命。《康帝纪》咸康八年八月“以江州刺史王允之为卫将军”，细味“以”、“为”二字，可知王允之并非以江州刺史加卫将军，而是离江州之任就卫将军职。此诏亦未提及会稽内史之职。这就是说，会稽内史可辞，但江州非离开不可；离江州后总该有个归宿，那就是让他回建康就卫将军这一尊显的虚号。从这里我们可以窥见庾氏对王氏的强力胁制。同年十月，据《康帝纪》载，“卫将军王允之卒。”王允之死时，已被迫受调。但是他实际上是否已离开了江州，他的死是否还另有文章，都无从考实，我们只知道王允之是死在卫将军任内，至少名义上是如此。这是庾怿死后关于江州的第一次变局。

    江州既已不在王氏手中，庾冰自可取之以实现庾氏一统上游的目的。但是当庾冰部署尚未妥贴之时，是年十二月，皇后褚氏立，名士褚哀以后父之重，表示不愿居中任事，“苦求外出”，庾冰遂以之为建成将军江州刺史，镇于半洲。褚裒外任，庾氏取得江州的计划，功败垂成。这是庾怿死后关于江州的第二次变局。

    翌年（建元元年，343年）十月，形势又为之一变。庾冰效法当年庾亮出都的办法，外出为都督荆江宁益梁交广七州、豫州之四郡军事，领江州刺史，假节，镇武昌，以为荆州庾翼形援。于是，争夺多年、辗转易手的江州重镇，终于被庾氏以强硬手段取得。这是庾怿死后关于江州的第三次变局。

    回顾这段时间之内的江州形势，可以看到变化迅速纷纭。庾怿毒杀江州刺史王允之不成，饮鸩自毙，在成帝咸康八年（342年）二月；以王允之入为卫将军之诏，在是年八月；王允之之死，在是年十月；康帝后父褚裒出镇江州，在是年十二月；而庾冰出都为江州刺史，在翌年（建元元年，343年）十月。江州问题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经历了这样多的曲折变化，江州地位的重要和斗争的激烈就可想而知了。

    成、康之交，咸康、建元之际，琅邪王氏家族发展史上经历着又一关键时刻。王允之是企图以军事实力维持王氏家族利益的最后一人。王允之死后，琅邪王氏虽然还是代有显宦，宗族不衰，但基本上是靠祖宗余荫，靠社会影响。由此到晋末为止，真能影响政局的人是一个也没有了。《晋书》卷七七《殷浩传》载庾翼遗殷浩书曰：“当今江东社稷安危，内委何、褚诸君，外托庾、桓数族。”庾翼作书时间，就在咸康、建元之际，可见此时琅邪王氏在内外政局中已不再是一个重要因素，在估量局势中不再被人们提及了。与琅邪王氏的就衰相比，颖川庾氏看来好象取得了很多的成果，扩充了很大的地盘。但是这个家族根柢不深，好景不常，在桓温的打击之下，很快就被摧折了。

    关于王导、庾亮的嫌隙问题，读史者多诸悉王导“元规尘污人”的清言。王导以尘埃喻庾亮而以扇拂尘，对政敌庾亮则字而不名，使人感到王、庾处理嫌隙，大概也同清言一样含蓄隽永。其实不然。在清言的后面，存在着与名士风流旨趣大不相同的现实利害的冲突。阴谋诡计，刀光剑影，充斥于这两个门户、也就是两大势力之间，其残酷性并不亚于其它朝代统治者内部的斗争。王、庾江州之争大体能证明这一点。不过江州之争的许多复杂而微妙的关节，史料已泯灭无闻，有许多本来只能由武装冲突来解决的问题，在现存的简括的史料中竟然都是和平过程，这很难令人相信。根据这些史料勾画的庾、王江州之争，最多不过是貌似罢了。

    庾、王江州之争的研究，至此暂作结束。江州以其所处的地位，在东晋荆、扬相持的门阀政治格局中，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竞争之地，只要门阀政治的格局不变，江州的重要地位不变，江州之争也将不断发生。实际上，庾冰居江州只有一年。建元二年十一月庾冰死，朝廷立即以谢尚为江州刺史，企图把江州从庾氏手中夺回。由于庾翼强力抵制，谢尚未得如愿。翌年庾翼死，江州又再易手。淝水之战前夕，桓冲、谢安分据荆、扬之时，这两个门阀士族之间也出现了争夺江州之争，性质与庾、王江州之争类似。不过其时南北大战将临，桓、谢彼此克制，与当年庾、王势同水火者有所不同。关于这几次发生的问题，本书另有分析，此处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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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四、襄阳的经略

    庾亮兄弟辈的重要活动之一，是经营北伐。庾氏经营北伐的直接目的，不在于进行境外的军事活动，而在于取得并牢固掌握襄阳。襄阳是梁州州治所在，有流民武装可用，是荆州的屏藩。庾亮、庾翼相继以北伐为名，终于把襄阳区域的桓宣势力排除，控制了江州以上全部地境，并一度遣军入蜀。庾氏在上游所据领域之大，声势之显，是前此王敦、陶侃诸人所不能及的。庾氏在上游的经营历时十余年，时间可谓不短，但是庾氏势力的衰败，却发生在瞬息之间。庾氏上游经营的成果，没有使庾氏门第延绵久长，却使龙亢桓氏的桓温得此以为基业，骤然在上游兴起，代替庾氏。强藩兴代，亦有驱除，庾氏为桓氏驱除，使东晋门阀政治的演化，逐步进入又一高潮。

    现在，我依据上述历史脉络，加以诠释，以见襄阳在东晋门阀政治中的作用和桓、庾替代的背景。

    在东晋历史上，北伐本来是正义的口号，是时代的要求。但是大张北伐旗号的人物角色，却各不相同。祖逖处两晋之际，独立经营北伐，基本上是流民帅的活动，在江左没有多少家族利益的牵连，对建康政局也没有多少影响。祖逖北伐不计成败利钝，死生以之，以攻为守，起了保障东晋偏安的作用。祖逖以其节烈丰富了民族精神，是东晋北伐的最高典型。祖逖死后所遗留的流民实力，由其弟祖约继领，而祖约却预于流民帅苏峻之乱，卒以败灭。

    祖逖以后，倡言北伐者都是东晋权臣，在江左有很大的家族利益。他们倡言北伐，动机虽不尽相同，但都有以北伐影响江左政治形势，增益个人威望和门户权势的目的。

    王敦叛乱起兵，据《晋书》卷三七《谯王承传》，曾经“诈称北伐”；而王敦败灭，据王夫之的意见，原因之一是敦“无边徼之功。”后来荆州为陶侃所据。《晋书》卷九五《艺术·戴洋传》：“〔陶〕侃志在中原”。《晋书》卷六六《陶侃传》侃于咸和七年六月疾笃上表，说他久谋西征和北伐，“是以遣毌丘奥于巴东，授桓宣于襄阳。”但是直到陶侃之死，北伐迄无行动。

    王、陶以来迄于庾、桓，都是居上游而倡言北伐，其直接目的，一般都是巩固上游分陕势力，徐图朝廷。而巩固上游分陕势力的关键，又在于把襄阳牢固控制起来。上引陶侃授桓宣以襄阳是这样，稍后庾氏居荆州而逐步兼并襄阳，排斥桓宣，也是这样。

    咸康五年（339年）庾亮倡言北伐，开复中原，请求由武昌移镇襄阳之石城，以为诸军声援。庾亮又乘成汉李寿之衰，遣偏师袭击巴郡（今四川重庆）、江阳（今四川沪州）而归。但他所遣毛宝之师覆败于江北之邾城（今湖北黄冈），他部署的军事行动，至此全部终止。

    庾氏的全部北伐部署和行动，值得注意的是对桓宣的调遣。《晋书》卷八一《桓宣传》：“庾亮为荆州，将谋北伐，以宣为都督沔北前锋征讨军事、平北将军、司州刺史，假节，镇襄阳。”案司州是洛阳故都所在之地，自然是北伐的目标。桓宣既受司州刺史之命，其军号又是都督沔北前锋征讨，这说明如果北伐出军成为事实，则受遣担任主攻的军将一定就是桓宣。而庾亮请移镇石城，接近襄阳，其意也在就近指挥桓宣。桓宣与庾亮在历史上没有关系，庾亮不以北伐前锋重任授与近将而授与本无关系的桓宣，是什么原因呢？依我看来，庾亮调遣桓宣之事不见于《庾亮传》，是一次不事声张的部署，很可能是对桓宣设置的一个圈套，其目的并不是借重桓宣北伐，而是以北伐的名义排挤桓宣，使庾氏的军队得以占领襄阳。这个目的质亮没有达到，而庾翼达到了。

    在庾亮扬言北伐之后四年，即建元元年（343年），庾翼又表请北伐，同样是意在襄阳的桓宣。他以桓宣为都督司、梁、雍三州以及荆州之南阳、襄阳、新野、南乡四郡军事，梁州刺史，持节，平北将军，并令他率部前趋丹水，与石虎军作战。庾翼自己则“发所统六州奴及车牛驴马”，不顾“百姓嗟怨”，也不顾朝廷劝阻，一意孤行。他自武昌出发，佯称移镇安陆；迨至夏口，始奏请进止襄阳，权停北伐。庾翼入襄阳，完成了庾亮以来的夙愿，踌躇满志，趾高气扬，于是“大会僚佐，陈旌甲，亲授弧矢，曰：‘我之行也，若此射矣。’遂三起三叠，徒众属目，其气十倍。”显然庾翼以进驻襄阳为其巨大胜利，其初衷固不在北伐胡羯。

    庾亮、庾翼都以北伐之名来遮盖其进据襄阳的直接目的，又是为什么呢？襄阳屏蔽荆州，北接后赵，是南北交争的地方。其地旧户甚少，而颇有流民。咸和五年石勒将郭敬攻陷襄阳，以后反覆易手，咸和七年由桓宣、李阳收复而由桓宣驻守。这个地方，是边将防守要冲，但不是元帅驻节的合适处所。东晋于此地置梁州，梁州有实土，所统相当于今之鄂西、鄂北、陕南、川东北，具体地境随北方胡羯势力的强弱而时盈时缩。梁州刺史治所也以军事形势为准，或镇襄阳，或镇酂，或镇安陆，或镇魏兴。

    东晋的雍州也在襄阳，侨置而无实土。《太平御览》卷一六八鲍至《南雍州记》曰：“永嘉之乱，三辅豪族流于樊沔，侨于汉侧，立雍州，因人所思以安百姓也。”这是说侨置的时间甚早，当在东晋初年。《晋书》卷六三《魏浚传》，谓魏该南来，晋元帝以为雍州刺史，在建武元年（317年），与《南雍州记》所述年代合。《晋书》卷一四《地理志》雍州条：“魏该为雍州刺史，镇酂城，寻省。侨立始平郡，寄居武当城。”大概所谓始平郡，就是省雍州后安置魏该部曲的地方。魏该以后继镇襄阳者如周抚、桓宣、庾方之，刘惔、袁乔、桓冲、桓豁、毛穆之等，其职衔均带监沔北或沔中军事，新野、义成等郡大守，均无雍州刺史名义。《宋书》卷二七《州郡志》：“雍州刺史，晋江左立。胡亡氏乱，雍秦流民多南出樊沔。晋孝武帝始于襄阳侨立雍州，并立侨郡县。”综合这些资料，可知雍州之名江左早有，以羁縻秦雍流民。但孝武帝以前《晋书》著录的雍州刺史只有魏该一人。看来雍秦流民南来，永嘉乱后至东晋之初为一高潮，胡亡氏乱以至孝武帝时为又一高潮。所以雍州侨置虽始东晋之初，但并不常置，至孝武帝时适应雍秦流民南来的新高潮，始又宣布侨置雍州。

    酒水以北，长期是南北两属之地，雍、豫流民南赴襄阳者均须经由此处。所以东晋梁州刺史都要着力绥抚流亡，笼络流民帅，以图用其武力，加强东晋对襄阳的控制。见于《晋书》的以下诸人事迹，都能说明这一问题。

    卷五八《周访传》，为梁州刺史，“既在襄阳，务农训卒，勤于采纳，守宰有缺辄补，然后言上。……善于抚纳，士卒均为致死。”

    卷七零《甘卓传》，为梁州刺史，“镇襄阳。卓外柔内刚，为政简惠，善于绥抚。估税悉除，市无二价。州境所有鱼池，先恒责税，卓不收其利，皆给贫民，西土称为惠政。”

    卷七一《陈頵传》，陶侃表頵为梁州刺史，“绥怀荒弊，甚有威惠。梁州大姓互根嫉妒，说頵年老耳聋，侃召頵还，以西阳太守蒋巽代之。”

    卷七三《庾怿传》，为梁州刺史，镇魏兴，“宽厚容众”。庾亮上疏，谓“怿御众简而有惠，州户虽小，赖其宽政。”

    卷七三《庾翼传》，镇襄阳，“绥来荒远，务尽招纳之宜，立宾馆，置典宾参军。”

    东晋前期经营襄阳最重要的人物，要算原受陶侃委署，后被庾亮、庾翼极力排挤的桓宣。桓宣原受晋元帝派遣，与豫州诸坞主周旋，并助祖巡经略中原，甚有成效。后来苏峻联祖约叛晋，桓宣不从祖约之命，率众投温峤、陶侃，陶侃以之为江夏相。咸和七年（332年）桓宣与竟陵大守李阳从石勒部将郭敬手中收复襄阳以后，至建元元年（343年）为止，戍守襄阳达十余年之久，历尽艰苦。桓宣是沛国铚人，地属豫州，在淮北。但桓宣久在淮南，部曲多淮南人。所以陶侃使桓宣以其淮南部曲于襄阳之西北今谷县、均县境立义成郡，属扬州为寄地。这与前此侨立始平郡以处魏该雍州部曲是一样的。《桓宣传》谓宣“招怀初附，劝课农桑，简刑罚，略威仪。或载来于轺轩，或亲芸获于陇亩，十余年间，石季龙再遣骑攻之。宣能得众心，每以寡弱距守，论者以为次于祖逖、周访。”又谓“宣久在襄阳，绥抚侨旧，甚有称绩。”桓宣虽不居梁州刺史之职，但治绩与历任刺史有过之而无不及，是襄阳一带最有影响、最有实力的人物。

    庾氏兄弟在荆州扬言北伐，意在桓宣。庾亮以桓宣为司州，庾翼命桓宣北趋丹水，而亮、翼本人均又力图接近或据有襄阳，其驱走桓宣的目的是一目了然的。《晋书》卷七五《范汪传》，汪为庾亮佐吏十余年，甚相钦待，庾翼进屯襄阳时，范汪劝阻，谓翼“既至〔襄阳〕之后，桓宣当出。宣往实翦豺狼之林，招携贰之众，待之以至宽，御之以无法。田畴垦辟，生产始立，而当移之，必有嗷然，悔吝难测。”这里“桓宣当出”、“而当移之”等语，正透露了庾氏兄弟心迹所在。不过范汪并未能使庾翼改变初衷。此后桓宣以军败被贬，移屯襄阳以东的岘山，“望实俱丧”，建元二年发愤以卒。庾翼以长子庾方之为义成太守，并吞桓宣部曲。庾氏兄弟逼迫桓宣的明争暗夺，以庾氏的完全胜利告终。

    庾氏兄弟为什么处心积虑，必欲消灭抗御胡羯势力的桓宣呢？这一方面是桓宣所处的襄阳，其战略地位使处荆州的庾氏深怀戒惧，一方面是出于士族人物不放心流民帅的根深柢固的偏狭心理。

    襄阳以及全部梁州，仰赖“荆湘之粟”以为军实，这在东晋南朝大抵如是。但在军事上，它居荆州上游，顺汉水而下，足以威胁夏口、武昌，陆道南出，又可指向江陵，所以对荆州拥有极大的地理优势。庾氏势力重心在荆州，如以亲信居梁州，荆州可得屏障；如由桓宣居之，荆州颇有后顾之忧。据《周访传》，访为梁州刺史，驻襄阳，“闻〔王〕敦有不臣之心，访恒切齿。敦虽怀逆谋，故终访之世未敢为非。”据《甘卓传》，王敦起兵后，梁州刺史甘卓露檄致讨，“武昌大惊，传卓军至，人皆奔散。”只是由于甘卓犹豫经时，始出军猪口（今湖北沔阳境），后又累旬不前，才使王敦得以转危为安。对于这些荆州在军事上受制于梁州的近期历史教训，以荆州为其重心的庾氏是深为敏感的。

    桓宣经历，与士族人物多有不同。他久在疆场，自领部曲，被时人目为边将。他志在抗胡，不求权势，所以辗转为东晋各种势力所用，无所依傍。他为了取信于人，甚至不得不以亲子桓戎为质任。桓宣欲谏祖约勿应苏峻之叛，乃“遣其子戎白约求入”；祖焕攻桓宣于马头山，宣“使戎求救于〔毛〕宝”；桓宣投温峤，“峤以戎为参军”，实际上是留以为质；桓宣居武昌，又先后以桓戎为郭默、刘胤参军；桓宣背郭默，又“遣戎与随（案即豫州西曹掾王随）俱迎陶侃”，侃辟戎为掾，以宣为武昌太守。桓宣坎坷的经历，不稳定的地位，使他难得见信于人。祖焕攻桓宣之时，“〔毛〕宝众以宣本是约党”（《毛宝传》）；陶侃讨郭默时，侃将“皆疑宣与默同”（《桓宣传》）。凡此种种，都使庾亮视桓宣为异己，必欲驱逐之而后安心。梁州“两晋以来人士勇略”，庾氏驱逐桓宣，另求勇略之士于梁州以为己用，正是一举两得。庾氏谋划得逞，桓宣发愤而死，士众尽归于庾。庾氏取得襄阳，其在荆、江的地位就更为巩固了。

    庾氏与桓宣的关系，同下游士族与流民帅的关系几乎完全一样，桓宣也终于避免不了下游受制于士族的诸流民帅同样的下场。这是东晋门阀政治中反覆出现过的问题。在门阀士族人物看来，流民可用，流民帅不可用；而门阀士族人物既不愿也无能代替流民帅，组织和率领流民，以为己用。门阀士族必须使用流民以为兵力，又必须假手于自己认为可靠的人，这是不容易办到的事。在此之前，郗鉴用流民帅以平王敦之乱，获得成功，但终于酿成苏峻之乱；在此之后，谢玄组织流民帅为北府兵，获得了更大的成功，但最后酿成北府将刘裕取代晋室的结局。东晋政局，从一定的层次看来，就是以当权的士族与有兵的流民帅既联合又斗争为其重要内容。联合的基础是抗胡，斗争的目的则是夺取江左的统治权力。这种情况，上游下游几乎都是一样。

    大约与庾翼驱逐桓宣、进入襄阳同时，庾冰出京师，挤走居江州的褚裒，自居都督六州军事江州刺史。于是，庾氏势力囊括上游，使梁、荆、江、豫以及扬州之宣城和江西四郡连成一气。这是颖川庾氏势力发展的顶点。只是由于京口在朝廷一边，而庾冰、庾翼又相继死亡，才使严重、紧张的局势缓和下来。

    庾亮早期在都十余年，其言其行与王导大同小异。庾亮出都至庾冰出都，共十余年，这个时间里，庾氏家族经历了三件大事：一，以外制内，制约王导，遥控朝廷；二，与王允之激烈争夺江州；三，驱逼桓宣，兼并桓宣部曲，取得襄阳。从客观作用说来，与琅邪王氏合作，巩固琅邪王氏首创的门阀政治的，是颖川庾氏；结束“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使琅邪王氏转衰的，是颖川庾氏；使江、荆、梁牢固地连为一气，并取得襄阳以巩固荆州，为桓温的崛起创造条件的，也是颖川庾氏。不过，庾氏取代王氏，并未改变门阀政治格局，只是用庾与马共天下代替“王与马共天下”而已。门阀政治的基本性质，前后相因。颖川庾氏居琅邪王氏和谯国桓氏之间，起承先启后的作用。

    颖川庾氏势力的积累，是一个较长的过程，但是它的衰坠却发生得非常急骤，而且此后的家族地位，也不能比齐王、谢，而是“再世之后，三阳仅存”。庾亮起自外戚，无功晋室，而又措置乖谬，与王、谢家族的历史很不一样。庾氏家族不能比齐王、谢，是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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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