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女孩：从乡村到城市的变动中国》 中文版序 自打记事以来，我就一直想离开家。我在纽约郊区长大，在学校里我是班上唯一的华裔。童年时，我去朋友家玩，隐隐有种感觉，仿佛我不属于这里——我只是假装跟其他人一样。警察随时可能破门而入，揭穿我冒充者的身份，赶我出去。如今这种恐惧已经离我而去，但疏离感仍在。 我离家去读大学，主修历史和文学。大四时，毕业论文我写的是19世纪美国西部——写那些抛下故土迁徙的人，想象着在那未曾到过的地方，能过上更好的生活。毕业后，我不断地搬迁，始终为新闻事业奔波：佛罗里达，布拉格，香港，台北，上海，北京，科罗拉多，现在到了开罗。但从本心讲，我并不是个喜欢流浪的人。我不曾像有的朋友那样，乘坐火车横穿欧洲，或是买打折机票环游世界；被迫无奈从一个国家跋涉到下一个，让我觉得又累又无趣。不，我喜欢在一个地方安顿下来，知道去哪个摊子吃饭，摸熟小街小巷，有固定的路线，过惯常的日子。过些时候，我会收拾行装，换一个地方从头再来。 也许这是我血脉中注定的。我父母在中国长大，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随后的内战时代。家是一连串的城市，由日军的位置和国民党的处境决定：北平，西安，重庆，南京，上海，台北，台中。我父母在美国生活了五十年，却从未真正对居住的社区产生归属感。家似乎永远在别处：离去多年的中国，住在台湾的年迈双亲，遍布全球的华人朋友圈。以致我现在也没有一个可以回去的家了。我成长的纽约那个家早在十几年前卖掉了；我父母在圣地亚哥的家里，几乎没有我记忆中的东西。我父亲已去世快五年了，母亲至今仍未决定怎样安置他的骨灰。 当我想写本关于中国的书时，这个国家的农民工吸引了我——几百万人，离开村庄，去城市工作。直到后来，我才发觉，原来我跟我写到的那些女孩有那么深的联系。我，也离开了家。我了解生活在举目无亲的地方那种孤独漂浮的感觉；我亲身感受到人轻易就会消失不见。但我更理解那种全新开始生活的快乐和自由。在东莞这个遍布工厂的城市，我是个外人，但我遇到的每个人也都一样。我想，正是这种共同的身份，让我们相互敞开了心扉，跨越了历史、教育背景，社会阶层的重重鸿沟，建立友情。2005年冬天，我跟着我书中写到的人物吕清敏，回她在湖北农村的老家去过春节。两个星期过去后，她发现自己已经不再属于她认定是故乡的地方了。在回城的大巴上，她似乎接受了这一现实。“家里是好，”她对我说，“但只能待几天。” 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也研究了自己的家庭迁徙史。一百年前，我的祖父离开了在吉林老家的村子，改了名字，决心重塑一个新时代的自己。他先就读于北京大学，后来又登船去了美国。在日记里，他抄下一行行的英文单词，激励自己努力学习，这种自励的语言对于如今在东莞待了这么久的我而言，是那么熟悉而似曾相识。我必须百分之一百二地用功。关于马歇尔·菲尔茨MarshallFields，马歇尔·菲尔茨(1834—1906)，美国著名商业大亨，创立了总部在芝加哥的马歇尔·菲尔茨连锁百货商店，后发展为美国主要的连锁百货企业之一，2005年被梅西百货收购。——译者值得记住的十件事。七年后，他回到中国，我的父亲跟四个兄弟姐妹都出生在这里。多年后，他们又一一去了美国，这次，他们留了下来。 但我家人的迁徙历程远远不仅于此。大约在康熙年间，1700年前后，有个名叫张华龙的农民，离开人口稠密的华北平原，去到东三省的大草原。他的后代在六台村生活了十四代；我是第十一代。在中国传统家谱中，一个家族要追溯到其“始迁祖”，即第一个离开家乡，在别处扎根的人。在一般人的想象中，传统中国是超越时间的存在，人们都静止不动。其实中国的家族史都建立在迁徙的基础之上。知道自己属于这样的传统，我的根基，我的故事，我的家庭，我的名字，全都与之紧紧相系，这令我感到安心。 如今，家是我和我丈夫，带着两个女儿选择居住的地方——这里有我的书，相册，日记，信件和笔记。全是纸。我们的双胞胎女儿出生在科罗拉多州的GrandJunction城，但她们将来大概也不会在这个小城生活。我们打算在开罗住几年，再回中国去。女儿们十二三岁前，我们会回到美国，到科罗拉多西南的一个小山城，我们已经在那里买好了一小块地，孩子们可以走路去上学，跟邻居们结识——一个我们可以称之为家的地方。 2013年1月 写于埃及开罗 此书中文版有删节。更多作者信息，请参见。 第一章 出去 当你碰到另一家工厂的打工女孩，你会马上探探她的底细。你哪一年的？你们相互打听，好像谈论的不是人，而是汽车。一个月多少？包吃包住？加班费多少？你可能会问她是哪个省的。你根本不问她叫什么名字。 在工厂里交个真心朋友不容易。十二个打工女孩睡一间房，在狭小的宿舍里你得守住自己的秘密。一些姑娘进厂的时候，用的是借来的身份证，从不会告诉别人她们的真名叫什么。一些姑娘只跟老乡谈，但是这也有风险：很快八卦从厂里传到村里，你一回家，七大姑八大姨都知道你挣了多少，存了多少，有没有跟男孩子出去约会。 当你真的交到一个朋友，你什么都会为她做。如果朋友辞职了，没地方住，你会让她跟你挤一个铺，即使一旦发现就会被罚十块钱。如果她上班的地方离你很远，你会起个大早坐几小时的公车去见她，虽然你好不容易才能休息一天，她也会为了陪你而请假一天——这次罚款就一百块。你可能会留在你不喜欢的工厂干活，或者离开一个自己喜欢的厂子，都只是因为朋友要你这样做。朋友之间每个星期都会互相写信，虽然那些出来时间比较长的姑娘会觉得这太幼稚了。她们会发短信沟通。 朋友间经常会失散，因为生活改变得太快。世界上最容易的事就是和别人失去联系。 发工资那天是一个月里最棒的一天。但某种意义上也是最糟的一天。辛苦工作那么长时间，却恼火地发现就为了一些蠢事被扣了那么多钱：某个早上迟到了几分钟，某次请了半天病假，制服从冬装换成夏装而不得不额外付钱。一到发工资那天，大家都挤到邮局寄钱回家。刚出来的打工女孩更热衷于寄钱回家，但是那些出来时间比较长的姑娘会笑她们。一些打工女孩给自己开了存钱的户头，尤其是交了男朋友的那些姑娘。大家都知道哪些姑娘特别会存钱，存了多少钱；当然也知道哪些是最会花钱的主儿，那些抹着亮闪闪的唇膏，拿着银色的手机，戴着桃心坠子项链，有很多双高跟鞋的准是。 打工族总是说要走。老板要工人做满六个月，就算半年到期了也不一定保证同意离职。工人头两个月的工资扣在工厂手里；未经许可就走人意味着失去两个月的工钱，得到别的地方从头来过。这是局外人难以理解的打工生活。进厂容易，出来难。 要找好工作的唯一办法是辞掉手头的活。面试必须占用工作时间，一旦录用估计要马上开始干活。辞职也最能确保找到新工作：要有地方吃饭睡觉，这种急切的需求逼得人立刻就得找到工作。打工女孩们经常一窝蜂地辞职，人多胆子大，大家发誓一起跳槽到同一家工厂，虽然结果往往不太可能。世界上最容易的事就是和别人失去联系。 吕清敏很长时间都是一个人。她姐姐在深圳的工厂打工，去那儿坐公车要一个小时。她的朋友散布在中国沿海南北各处的工厂，但是敏——她的朋友都这么叫她——并没有和她们联系。这跟自尊有关——因为她不喜欢打工的地方，就不告诉别人她在哪里。于是她在她们眼前消失。 她打工的厂子叫佳荣电子制品厂，这家香港公司生产闹钟、计算器，以及显示世界各个城市时间的电子日历表。2003年3月，敏去面试的时候觉得厂子看起来挺体面的，大楼贴着瓷砖，庭院里铺着水泥，金属的伸缩式大门紧紧关闭。这种好印象直到她被录用并进到厂里面才有所改变。十二个工人挤一间睡房，上下铺紧挨着厕所；屋里又脏又臭。食堂的伙食也不好：一顿只有一荤或一素，米饭和一碗寡淡得跟水似的汤。 流水线上的工人从早上八点连续工作到半夜——工作十三个小时，另加两顿饭的休息时间——而工人们连续很多星期每天连轴转。有时候周六下午不用加班，那就是他们唯一的休息时间了。工人一个月挣四百块，算上加班费接近八百，但工钱总是拖欠。工厂雇了一千人，大部分是女的，要么是十几岁刚出来干活的，要么是三十岁以上的已婚妇女。二十几岁的年轻姑娘才是打工世界的精英，工厂雇不到这些人，从这点你能看出这家厂的档次。敏一想到未来十年每天都要坐在流水线上就充满恐惧。她才十六岁。 一进厂她就想走，但是她发誓要撑半年。吃点苦对她而言是好的，眼下的选择余地也很有限。合法的打工年龄是十八岁，虽然十六七岁也能干点儿工时不那么长的活儿。通常那些毫无顾忌违反劳动法的工厂，就是敏说的“最黑的工厂”，才会用她这样年纪的孩子。 敏上班的第一个星期里过了十七岁生日。她请了半天假，一个人逛街，买了些糖果，然后自己一个人吃了。她不知道别人都玩些什么。进城前，她对到底什么是工厂没什么概念。她模糊地将工厂想象为一个社交场所。“我还以为在流水线上班会好玩，”她后来说。“我以为会是很多人一起做事，大家一边忙，一边聊天，一起玩。我以为会很自由，但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上班不许说话，说话罚款五元。上一趟厕所限制在十分钟以内，还得填表签字。敏在质检车间，电子产品在流水线上传递到她面前，敏要确定按钮正常工作，塑料零件咬合紧密，电池扣牢。她不是模范工人。她不停地聊天，和流水线上的其他女工一起唱歌。坐着不动让她觉得像鸟入牢笼，所以她经常跑去厕所，就为了看一眼窗外的青山。青翠的山让她想到家。东莞这座城市置身于亚热带的青山翠谷里。有时候，仿佛只有敏一个人注意到了这一点。因为她，工厂加了一条规定，工人每四小时才能去一趟厕所，违者罚款五元。 六个月后，敏去见老板，他是一个二十几岁的男人。她说她要走，老板不同意。 “你在流水线上表现不好，”敏的老板说，“你瞎了么？看不明白？” “就算瞎了，”敏反驳道，“我也不给你这种没心没肺的人打工。” 第二天她翘班以示抗议，结果被罚了一百块。第三天她又去见老板，再次要求辞职。他的反应让敏有些意外：老板要求她留下来干活直到春节放假，也就是再干半年，她可以拿回工厂欠她的头两个月工钱。敏的老板认准了她会留下来。春节之后打工者像潮水一样涌进东莞这样的地方，那时候找工作竞争最激烈。 一番抗争之后，敏的老板对她态度好一点了。他几次怂恿她考虑留下来，甚至谈到让她升职做车间文员，虽然就算升职也不会加工资。敏还是坚持要走。“你的厂不值得我在这里浪费青春，”她跟老板说。她在附近的一个商业学校报名上电脑课。晚上不用加班的时候，她就省出晚饭时间，去上几个小时的课，学打字，学电脑制表。大部分打工族觉得自己反正没受过多少教育，上这种培训班根本就是白搭，但是敏不这么想。她觉得，“学总比不学要好”。 她打电话跟家里说想辞职。她的父母在农村种着一小块地，还有三个更小的孩子在读书。父母反对她跳槽。“你总是想东跳西跳，”她爸爸说。女孩子不应该心思这么活络。他要敏安生待在一个地方，存点钱。 敏觉得这个建议不太高明。“别担心，”她说，“我会自己管自己。” 现在她在工厂里交到了两个真心朋友，梁容和黄娇娥，她们都比敏大一岁。敏去上课的那些晚上，她们会帮敏洗衣服。这是个没完没了的活儿，因为工人只有几套衣服。下班后那些闷热的夜晚，女工们总是排成长龙从宿舍的洗手间来回地提水。 一旦你有了朋友，打工的日子就能开心一些。好不容易晚上不用上班，三个姑娘不吃晚饭直接去玩滚轴溜冰，然后回工厂看一部夜场电影。入冬之后，没有暖气的宿舍里姑娘们冻得睡不着。敏会拉着朋友们去院子里打羽毛球，直到身体热起来再回去睡。 2004年的春节在1月下旬。工人只放四天假，时间不够他们返乡再出来。敏几天都待在宿舍里，两天内给家里打了四次电话。假期结束之后她又去见老板，这次老板放她走了。敏跟梁容和黄娇娥说她要走的时候，她们俩都哭了。在这座陌生的城市里，这是两个唯一知道敏要离开的人。她们求她留下来。她们认为别的厂子条件不会更好，走不走最后都一样。敏不这么想。 她答应两个姑娘找到新工作拿到薪水之后就回来看她们。敏那天走的时候，背包里塞了衣服，还有厂里还她的头两个月工资。她没带走毛巾和铺盖；那些东西虽然是花钱买的，但是哪怕再多看一眼，她都觉得无法忍受。 流水线上的十个月里，敏寄回家三千块钱，交了两个真心朋友。 她本应该感到害怕。但她只知道她自由了。 在吕清敏的老家，几乎所有人都姓吕。村子里住了九十户人家，每户有一小块地，种水稻，油菜和棉花。清敏家种了三亩地，大部分的收成供自家吃。 她还是孩子的时候，似乎未来就已定型，这是农村生活的核心信条所决定的——每家必须有个儿子。敏的妈妈先生了四个女儿，第五胎终于才得了个儿子。政府推行独生子女政策的最初几年，大多数农村都执行得很潦草。但五个孩子终究是不小的经济负担，随着80年代改革开放，生活的花销上去了。作为老二，敏得承担很大一部分经济负担。 她不喜欢上学，成绩也不好。她记得自己惹的麻烦不断。她爬到邻居家的树上偷李子，被抓到就是一顿打。有一次她妈妈喊她干杂活，她不肯。“家里那么多人，为什么非让我干？”妈妈拿棍子追打她，赶了几百米。 敏很会玩。她学游泳，学开卡车，特别喜欢滚轴溜冰，受伤也不让妈妈知道。“有多少种摔法，我全都摔过，”她说。“但是你不能老想着要摔跤。”敏是爸爸最喜欢的孩子。有一年夏天，爸爸租了一辆卡车，敏和他开着车在乡下卖自家种的西瓜。他们白天开车，晚上就睡在车里。这是她最美好的记忆。大多数农民工会把自己的老家和贫困、落后联系起来。有些人甚至不愿意告诉别人老家的村名。但是敏进城这么久了，还是会谈到她的老家，似乎老家是个美好的地方。 90年代末期，敏的父母都出去打工给孩子挣学费。她爸爸在沿海一家鞋厂打工，但因为身体太差不得不打道回府。她妈妈也出去过一年。敏在附近县城的中学住读，周末回家给爸爸和弟弟妹妹们洗衣服做饭。 村里的年轻人差不多都出去了。敏还在上中学的时候，她的姐姐桂敏到东莞的工厂打工。不久，敏中考落榜，父母也想把她送出去打工。桂敏给家里打电话，竭力说服他们让敏继续上学。桂敏说，自己打工挣的钱能帮着付学费。爸妈同意了，敏上了两年中专，也由此成为村里学历最高的人——比姐姐还高，多亏了桂敏牺牲自己的学业，帮衬家里的结果。 2003年的春节桂敏回了老家，走的时候带着敏一起出去。敏还有一个学期才能毕业，但是她想省了学费，直接去找工作。离开家乡让她很兴奋，敏从来没有坐过火车，也没见过工厂。“我想早点出来，学点东西，见见世面，”她说。 在东莞，桂敏给敏租了一个便宜的旅馆房间，帮她在一个做液晶显示器的日本工厂找了一份工作。敏在那儿做了一个月就离开了。她从来没有在一个谁都不认识的地方待过，寂寞得受不了。她回到旅馆，在另一个工厂找到了工作，但是没去上班。姐姐愿意继续帮她付房钱，但敏觉得自己变成了姐姐的负担。在公交车站，她看到一张招工传单，有一家电子产品工厂要招流水线工人。她打了广告上面的电话——有不少骗民工钱的假广告——接电话的人告诉敏怎么到工厂。她坐了三个小时的巴士，来到了东莞的东南角，就是佳荣电子厂。敏在这里一个人艰难地度过了一年。 敏踏进工厂的那一刻，就意识到这地方还不如她甩掉的那个日本工厂。但是现在想回去已经来不及了，而且她也不想再要姐姐帮忙。她已经习惯了自己处理事情——这样更好。 出去，农民工用这个简单的词给他们的流动生活下定义。家里没事做，所以我出去了，出去打工的故事就是这样开始的。 这个城市并不让农民工轻松过日子。出力气的活工资很低，往往低于官方规定的最低收入标准，每月四百五十到六百元。工作时间常常超过每周四十九小时的法定上限。受伤，生病，或者怀孕，都没人管你。地方政府对于保护工人兴趣不大；他们的工作就是让工厂老板开心，带来更多的投资和税收。但是农民工并不认为自己在忍气吞声。从家里出来进厂打工是他们做过最难的事情，也是尝试一种探险。是自尊，而非恐惧，让他们留在城市里：早早打道回府就是承认失败。走出家乡并留在外面——出去，就是改变命运。 农民工是农村里的精英。他们年轻，受过较好的教育，比留在村里的那些人更上进。城里人叫他们“流动人口”，仿佛在说一群漫无目的的乌合之众，但是大多数农民工离家的时候心里都有一个工作目标，也有已经摸着门道的亲戚或者老乡陪伴。而且，如今大多数年轻的农民工不再是种地出身，而是从学校出来。种地其实只是他们看见自己父母做的事。 人口流动是经济改革的一个意外产物。1958年，中国政府建立了户籍登记系统，给每个居民分配了城市户口或农村户口。城市居民能享受安排工作、住房，获得粮票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配给票券；农村居民无法享受这些特权，只能困在土地上。 70年代晚期，政策改革允许农户在市场上出售一部分收成，而不必全部上交国家。农业产量突飞猛进。忽然间，全国各地的市场上出现了各种食品供应，农村居民也第一次能够独立地在城市里生存。1984年政府下令允许农民在小城镇定居；流动不再以违法犯罪论处。人口加速迁移，1990年，全国已有六千万流动人口，其中大多数奔向飞速发展的工厂和沿海城市。 如今中国已经有一亿五千万农民工。他们在工厂打工，餐馆里服务，工地上干活，开电梯、送快递、当保姆、带孩子、收垃圾，美容理发，站街接客，几乎所有活都是农民工在干。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农民工人数占到城市人口的四分之一；在南部工厂林立的城市，农民工在拉动国家出口经济的流水线上全力以赴。他们代表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相当于一百年间欧洲向美国移民总数的三倍。 但是政府对人口流动的现实反应得太慢。多年来，农民工必须躲着城里的警察，一旦被抓到没有居住证就得罚款或者遣送回原籍。终于在2003年，国务院发布了一个综合文件，宣布人口流动是国家发展的关键。文件禁止歧视农民工，呼吁给予他们更好的工作条件，给他们的子女提供教育机会。农村的砖墙上出现了为农民工说话的口号：出门去打工，回家谋发展。劳力流出去，财富带回来。 外出打工正在抽空农村的年轻劳力。在农村，耕地收粮食的都是年迈的男女，他们一边种地，一边还要照顾年纪尚小还在读书的小孩。在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寄回家的汇款已经成为财富积累的最大来源。但是挣钱不是出去打工的唯一目的。调查显示，农民工将“见世面”，“自我发展”，“学习新技能”与增加收入置于同样重要的地位。在许多案例里，驱使农民出去打工的动因并非是极端贫困，而是无所事事。责任田很小一片，父母很容易就能打理好；附近的县市则鲜有工作机会。家里没事做，所以我出去了。 许久以后，敏还记得她第一次去人才市场的情形，有些细节像梦一样让她难以解释。2004年2月的一个周日上午，敏已经从佳荣电子厂辞职了，她去了人才市场，在那儿待了四个小时。敏很紧张。她什么都没带。她找工作的全部策略可以浓缩为四个字：放低目标。她参加了五六个招聘文员的公司面试。文员要会打字，接听电话，填写表格，发送文件，接待来客，倒茶；文员是办公室阶级体系里等级最低的人。“你不能想找规格太高的公司，”敏后来说，“那样会被拒绝，很快就失去信心。” 在奕东电子公司的摊位上，一个招聘员要看敏的简历。她从没想过要准备一份简历。招聘的人让她在一张申请表上填写工作经历。她连笔都没带，于是那女人借给她一支笔。那个女人对着敏微笑。“我也不知道。她就对我笑。大概就是吧。”就这样，敏后来会翻来覆去地回想这一天，试图揭开这改变命运瞬间背后的谜。 那个女人让敏去工厂再参加一轮面试，但是敏没有去。那地方太远了。但是在奕东电子总部，一个叫李朋杰的经理在翻看报名表，他的目光停在敏的那份表格上。李朋杰注意到敏的字写得很好。 按中国传统看法，书法是一个人教养的标志。好的字迹体现出一个人良好的修养和文学造诣。书法也能暴露出一个人性格中的弱点。但是李朋杰心里想的比较实际：他需要一个文员管理厂里设备的文件，而文件都是手写的。在这个制造手机接口和背光灯的工厂里，书法这门古老的手艺最顶事。 李朋杰用手机给敏的表哥打电话——敏自己没有手机。他让敏来参加一个三小时的面试。 首先，电脑考试就弄砸了。“别的姑娘电脑懂的比你多，”李朋杰跟敏说。 他问敏都有哪些工作经验。 “我没干过这个，”她说。“我没有经验。” 然后他给她一份笔试卷子，她写得不错。李朋杰告诉敏，她被录取了，他是敏的新上司。李朋杰让敏把东西收拾一下，当天搬到厂里来。 这份工作来得太突然，敏根本不知道要说什么。但是当她离开李朋杰办公室的时候，她忽然冲口而出：“那么多人都想要这份工，”她对新上司说。“为什么你选了我？我什么都不懂。” “你很直，”他说，“而且你比其他人都诚实。” 第二天敏成了设备部门的一名文员。她的部门负责追踪管理冲床、磨床、轧床这些做手机零件的机器。一本厚厚的文件夹记录着每一台机器的状况和历史，就像一个哑巴病人庞大的病历。敏的工作就是把这些文件按顺序整理好。八个工人一间房；一餐伙食包括米饭，三菜一汤，有荤有素。办公时间一天十个小时，有时候周六或周日休息。敏一个月赚八百块，是她过去那个工厂基本工资的两倍。 三个星期后，我第一次遇到敏。她矮小结实，一头卷发，眼睛乌黑，目光敏锐。像许多中国农村的年轻人一样，她比实际年龄看起来还小。她可能十五岁，或十四岁，甚至十二岁，像一个穿着工装裤和运动鞋的假小子，不耐烦地盼着长大。她有一张娃娃脸，圆圆的，对世界无所保留，神情里充满着孩子的怡然自得。 我是在一个叫林雪的朋友家里见到敏的。林雪为一家杂志撰稿，杂志的目标读者是打工族。我之前跟林雪说起我在给《华尔街日报》写一些有关年轻打工女孩的文章；林雪的妹妹在工厂打工，还邀了一位同事一起来，她就是敏。那个时候我见过许多打工族，对敏这样的故事已经很熟悉了。 “我从湖北的农村出来，家里五个孩子，我老二，”她对我说。“父母是种地的，家里条件不好。” “我跟我姐姐一起出来，她去深圳了。我们想在同一个地方打工，但是我们又不能在同一个地方打工，”她说。 她戏剧性地停顿了一下。 “为什么不能？”我问。 “因为我们总是吵架，”然后她笑了起来。 敏什么事情都愿意说。她不像我认识的大部分中国人，很显然她挺喜欢讲自己的故事。我对她好奇，她对我也同样好奇：敏后来告诉我，她那天来林雪家是因为想“看看美国人长什么样”。我唯一担心的是她可能太安稳了——手上有一份稳定的办公室工作，或许她生活里最戏剧性的一段已经过去。其实我完全不需要担这个心。 我们认识的那天，敏跟我说她的人生规划。她要在东莞工作七年，寄钱回家以报答父母养育她成人，这也反映了中国传统的观念：孩子要报答父母，感谢父母的生养之恩。等她二十三岁的时候，欠父母的恩情已经还清，她就会回到老家，找个人结婚。 她那天心情很好。她已经“从车间里出来了”，就像打工族说的，跨过了干脑力活和干体力活之间的阶级界线。“上帝还是公平的，”她说。“他让我辛苦了一年，但是给了我一个新的开始。”她刚满十八岁，却已经是开创新生活的专家了。 第二章 城市 漫长的旅程在广州火车站终止，坐了二十小时，甚至是三十、五十小时的火车后，旅客从车厢奔涌而出。大部分人都很年轻，只身来到广州，拖着箱子或者背上驮着曾用来装米的粗麻布袋子。车站前巨大的广场上密密麻麻都是人，你听到的第一个声响就是寻人广播，有些人刚来就迷路了。河南来的某某，你的哥哥在找你。嫂子，到出站口来。欢迎来到美丽的花城：一家巴士公司正在招揽乘客。但是这座城市看起来既不美，也没有什么花。 爬过一个陡坡穿过天桥就是长途汽车站，那儿有直达巴士，开往三十公里外的东莞，每十分钟一班。巴士挤得满满，全是汗水和衣服不常换洗的气味，这是打工族的味儿。 巴士一路冲向高高架起的高速公路，高架下方是一座又一座的工厂：印刷厂，油漆厂和塑料厂，手机厂，螺丝厂，沙发厂。厂房上贴着白色的瓷砖，仿佛是巨型的公共厕所。工人宿舍的阳台上晾着花花绿绿的衣服。中国的工厂取名都讲究个吉利，去东莞这一路就像是通往美德与财富的高速之旅：高精空调。永诚制衣。新时代拉链公司。 离第一批工厂建起已有二十年，但给人感觉却仿佛此地才刚开始起步发展。山的一面被炸开，露出光秃秃的红土内脊。高速公路的下坡出口消失在杂草丛生的沼泽地；从一个全新的企业总部望出去，四周是稻田、鱼塘，鸭场。仍有人在这里种地，真是一个奇迹。17世纪，这里的居民将珠三角这个冲积平原变成了中国最肥沃的一个地区，为国家供应鱼米蔬菜，并出口丝绸到欧洲。今天，在这片加速工业化的土地上，看起来格格不入的反而是这些自然景色。这里的农民大多数也是移民，是底层中的最底层，因为他们背井离乡从千里之外来到这里，依旧摆脱不了种地。 巴士在东莞出口减速，工厂越来越近。厂房正面吊着红色的标语，仿佛笑咧着下垂的嘴角欢迎你的到来：招聘有经验女工。一家工厂的大门口，外来务工者聚集在一起，默不作声地盯着招工广告看得发呆：每天下午1：30，侧门集合。一家名叫“跳槽公司”的——这名字不错——在招工。巴士穿过另一片巨大的工地——不对，是公交车站——放乘客下车。 了解东莞这个城市最好的办法就是走走看。高耸的银行总部外墙贴了反光玻璃，一旁是卖摩托车零件和塑料管的街头铺子和牙科诊所。马路有十个车道那么宽，市内街道像高速公路一样。农民工走在路肩上，带着行李箱或者铺盖卷，公交车和卡车从身后急速驶去。到处都是打桩的工地，电钻咝咝作响，摩托车呼啸而过，尘土飞扬。街边上的噪音震耳欲聋。道路宽阔平整，却没有红绿灯和斑马线。这座城市是为机器建造的，而不是为了人。 在中国的其他城市，几乎每一条街上都有政府的办公机构，但是在东莞却根本看不到。到处是黑摩托的士，骑车的男人招呼着行人上车。卖假文凭的在街角出售伪造的大学毕业证。在东莞有一家山寨版的宜家家居和一家名叫“麦肯基”的快餐连锁，以及一幢自称为“君悦饭店”的十层大楼，酒店大厅是大理石制的，侵犯版权也是明知故犯（酒店前台的一个姑娘说，“我们饭店的名字里面有个‘i’，他们没有”）。东莞一共有三十二个镇，每个镇都专攻一项制造业。长安是做电子元件的，大朗以做毛衣而知名，厚街是做鞋的。三星和先锋在寮步开厂；南城有世界上最大的诺基亚手机生产基地；中国消费的所有雀巢速溶咖啡都是东莞市中心的一家工厂生产的。工厂就是公交车站，就是纪念碑，就是地标，而城市里所有其他东西的存在都是为了工厂服务。东莞的公路网是国内最密集的，目前还在不断扩张，只为了把商品更快地送到全球各地。为了让工厂的客户们心满意足，豪华酒店和高尔夫球场如雨后春笋般四处涌现。世界各地的采购商住在东莞喜来登酒店，服务台给客人们列了一张表，上面有他们需要去的所有地方： 广东国际会展中心 东莞国际会展中心 鸦片战争博物馆 太平码头 沃尔玛 家乐福 百佳超市 海逸高尔夫球会 峰景高尔夫球会 长岛高尔夫球会 没有人知道东莞确切的人口数量。根据市政府的说法，东莞有一百七十万本地居民和大约七百万外来务工人员，但是很少有人相信这个官方数据。关于东莞人口的猜测众口不一。东莞有八百万外来民工。东莞每年增加一百万外地人。东莞有一千万农民工，但说只有七百万是为了避税。市长或许知道得多一点儿，但是他也不说：“东莞的实际人口比公开的数据要多得多，”在2005年的一次论坛上他对记者说。他个人“保守地估计”，按他的话说，超过一千万。 东莞是个未完成的城市，一切都处于正在成为另一件事物的过程中。一条人行道上堆着高高的石头地砖，上方有标识写着欧式宫殿级写字楼。中央商务区豁开坑坑洼洼的大口子。城市的东边，一个新的市中心正在崛起，将来的某一天会有政府办公楼，图书馆，科技馆和剧院。而现在这片地区宽敞的大道上没有车辆，静悄悄的商场里杂草丛生，篱笆修剪成整齐的几何图形。东莞的口号是“一年一大步，五年见新城”。 塑造新生活的速度甚至更快。几节电脑课能让一个人即刻平步青云进入另一个阶层；在人才市场，一个上午足以令人建立起新的职业生涯。在照相馆花二十块能照一套相片，布景上绘有高档住宅前的栅栏和庭院，将洗出的照片寄回家，或者送给亲友，或者贴在宿舍的墙壁上，宣告着照片中的那一位如今已经面目一新。在城市的墙壁上，在招工和梅毒诊所的广告旁常常贴着寻人启事：他五年前离家，肤色黑，脸上有麻子，说话语速快，喜欢打电脑游戏。失踪者的家人张贴告示，寻找被这座巨大城市吞没的亲人。 周末，年轻人占领了整个东莞，公园和广场感觉好像露天的高中校园一样。女孩子成群结队地在街上徜徉，穿着花边上衣和紧身牛仔裤，互相搂着肩膀。男孩子的阵容小一些，穿着工厂制服，袖子挽到腋窝下面。情侣们招摇过市却心思各异，女孩子骄傲地展示着她们的男友，男孩子则比较懒散而冷淡。一到星期一的上午，东莞的公园和广场就出奇的安静。工厂的大道上只有一张张漠然的脸孔面对着世界，女孩和男孩们都被吞没在这寂静中。工业生产不需要运动和活力，正相反——一条又一条街上，只有沉默。 晚上公路两旁一长溜的工厂灯火通明。仔细一点，有时能看到窗口闪过的影子，像萤火虫一样转瞬即逝——只要灯亮着，就有人在工作。每一行夜幕中亮着蓝光的窗户都告诉你这是一家工厂；窗户一行隔着一行，就像是海上巍峨的巨轮。从远处看，真美。 两个姑娘从家里出来才二十天，城里的一切都很陌生，她们连工厂老板是谁都不知道。这天，她们什么也没带：没有饮料，没有装着水果和零食的塑料袋。她们就坐在广场上，大太阳底下，这个区在东莞以小型鞋厂闻名。 她们一个叫田永霞，一个叫张大丽。十六岁，第一次离家。大年初九——这天是出远门的黄道吉日——她们从河南农村的老家出来。村里有个姑娘在东莞的一家厂里打工，一个月挣八百块，她们也想挣。她们每人付给一对夫妇四百块钱，这对夫妇答应给她们安排进厂工作，并带她们从村里出来，坐了三天的汽车。可是到了东莞，没有工作，这对夫妇也不见了。 两个女孩在公交车站捱了四个晚上，终于和某个老乡联系上了。老乡给她们找了一家电器厂的工作，一个月三百。工资很低，但她们也没法跟老板谈工钱。“那个时候我想进厂，就为了睡个好觉，”永霞说。她的脸宽宽的，小眼睛，爱笑。大部分时间都是她在说话。大丽要苗条些，更好看，五官精致，牙齿不齐。 两个女孩子很快就了解了工厂生活的等级，她们身处最底层。先来的工人瞧不起新来的，也不跟她们说话。这是一个较小的分厂，工资低，但是在公司的总厂打工需要有技术，还必须有像样的身份证。两个女孩进厂时用的文件是找别人借的，因为她们还没有申领自己的身份证。一天在流水线上八小时班，周末休息，但这并不是好事，因为加班才意味着更多的工资。做鞋的厂子工资更多，但大家都知道鞋厂的工时极长，两个女孩经常辩论，为了多赚点钱是否值得累到筋疲力尽。永霞和大丽进厂没多久，就开始谈到辞职。 两个姑娘离家前有一个约定：如果到东莞的第一份工泡汤了，她们就直接回家。但是当第一份工真的化为泡影时，她们留了下来。她们已经来到了城市，和从前不同了。 遇到永霞和大丽的时候，是我刚来东莞的第二天。那是一个2月的上午，天空暗白，空气里满是热气和摩托车的尾气。在珠三角，下个月就将开始入夏。我带着两个女孩去了一家面馆，给她们点了可乐。她们小心翼翼地从吸管里啜着可乐，告诉我她们离家的故事。 我对她们解释说，我是《华尔街日报》的记者。永霞翻来覆去看我的名片，琢磨着上面陌生的北京地址。“我们能给你写信吗？”她突然说。“我们很想妈妈。我们很寂寞。”透过面馆的窗户，一个姑娘发觉外面有情况。两人起身散开，好像一对受惊的鸟。“不好意思，我们得走了。” 我追上她们的时候，她们已经快到下一个街区，俩人站在人行道上，中间有个姑娘——她们的意外收获——就是去年来东莞打工，一个月挣八百的那个老乡。她可是有门路的，这次永霞和大丽不会放过她了。 我问永霞要她宿舍的电话，但她刚来，还不知道号码。她答应给我写信。我们说好两星期后，就在那天上午我们碰头的那个广场上再见。然后她们就消失了。她们才十六岁，在中国最杂乱的新兴城市里四处游荡，没有大人陪着，自力更生。她们是各种坏人的猎物，缺乏生活经验和信息，就这样做着人生的各种决定。她们很想妈妈。但她们也第一次享受着这样的自由自在。 两个星期后，我从北京坐飞机南下东莞，按约好的在广场上等她们。我们说好的，上午十点碰面，但她们可能有各种原因来不了。也许她们找到了更好的工作，要加班，没空出来。也许她们觉得不能信任我。也许她们只是忘了，或是有更有意思的事情要做。也可能她们已经加入了失踪人员的行列。她们为什么要来呢？我唯一的希望是永霞说过的一句话：“我们很寂寞。” 我一直等快到中午。这时候我知道，她们不会来了，但我也知道，一旦我离开广场，她们对我来说就永远消失了。她们十六岁，从河南来，关于她们，我所知的仅此而已，包括名字。她们穿花边上衣，紧身牛仔裤，扎着马尾，看上去就像几百万从别的什么地方来东莞打工的年轻女孩一样。那天我再也没心情去认识谁。好几个小时，我在炽热的阳光下漫无目的地瞎逛，盯着来往的人群，跟自己说不要过去，因为没有一丁点理由过去说话。如果是一群人，那就很难和她们说上话；如果她们在吃吃喝喝，那就说明她们过得太好，不是我要找的人。看到这么多我永远都不会认识的打工者真令人丧气。仿佛她们任何一个人的故事都完全没有意义。 之后的几个月，我每次来到东莞，都会仔细地看街上打工女孩的脸，希望能再找到永霞和大丽。许多女孩子也会看我，眼神有几分提防，几分狐疑，又或是好奇。东莞有几百万年轻女子，每个人都有值得诉说的故事。我应该从观察她们的脸开始。 2004年2月，我第一次来到东莞。在中国，外出务工已经有二十个年头，绝大多数的外国媒体，包括《华尔街日报》，都报道过工厂内部的恶劣环境。我希望能写点儿别的——写写工人自己怎么看待外出务工。我尤其对女性感兴趣，背井离乡，她们得到最多，也许失去也最多。东莞是中国最大的制造业城市之一，年轻而又没什么技能的人奔向这里的流水线，据估计其中百分之七十都是女性。看起来这是写作开始的好地方。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我每个月都在东莞住一到两个星期。我认识了一些年轻的姑娘，也碰到过许多跟我说完她们的故事然后消失的打工女孩，就像广场上我再也没有见过的那两个姑娘一样。她们的冒险精神令人吃惊。如果她们不喜欢一家工厂、某个老板或者同事，她们会头也不回地跳槽到另一家。她们向我讲述过去的经历，有时会跳过在某家工厂的某段时光，因为她们不记得了。老家的父母也不太清楚他们的女儿在忙些什么。生存，对打工女孩来说，是时时刻刻的眼前之事，看起来自由自在，但也烦恼不断。在城里讨生活，意味着切断她们所熟知的一切。 跟我最亲近的几个姑娘身上有一些共同点：她们理解她们生活的戏剧性，也知道我为什么想要了解她们。我想她们对我的理解比我想象的更多。我来自美国，上过大学，论教育程度和社会阶层，我和她们相隔十万八千里。但是作为这座城市里的一个单身女人，我知道孤独是种什么滋味。我也被中国男人欺负过，被警察吼过，被巴士司机骗过。我也有交不交男友的两难抉择，也有父母担心我还是单身。2006年春天当我结婚的时候，一个最了解我的女孩让我吃了一惊。“你妈妈一定特别高兴，”这是她说的第一句话。“我觉得她是个传统的中国人。” 也许我和这些女孩之间最紧密的关联，她们永远都不知道：我和她们一样，背井离乡。从美国的大学毕业之后，我去了捷克的布拉格。我在国外住了十五年，每隔一两年回家看一次父母，就像这些农民工一样。很长一段时间，我抗拒着中国的吸引力。在大学，我回避美籍华人组织，只上过一节中文课。我主修美国历史和文学，毕业论文写的是美国作家LarryMcMurtry的西部小说。在布拉格，我给一份外侨报纸作有关捷克政治社会的报道。1992年的一个冬日，一对中国夫妇拖着箱子在泥泞的人行道旁用普通话向我问路。憋了很长时间，我才恨恨地、用他们的语言给他们指路——仿佛他们在逼我回到一个已经甩在身后的世界。 一开始，我对中国的兴趣很现实——20世纪90年代初，腾飞的中国经济吸引了全球的关注，能流利地说中文成了我的资本。1993年我去了香港，成为《华尔街日报》的记者，才开始阅读中国历史的书籍，终至乐此不疲。对我来说，中国永远感觉像一场考试，而我却荒于学习。两年之后我去了台湾，那里的人经常问我是哪一年“出去”到美国的——他们的潜台词仿佛是世界上的每个人都是在中国出生的。后来我去了中国大陆，也经常被问到同样的问题。这就是台湾和大陆的相似之处，虽然严格上来说，这两个地方直到最近关系才变得融洽些，但是两者比他们想象的更相似。 大多数美籍华人来到中国的第一件事就是回祖辈的老家，但是我在香港、台湾和大陆住了十二年，也没回去过一趟。我担心我还没有准备好，去理解在老家会发现些什么。我怕去这么一趟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无论是哪种情况，我都能理解那些打工女孩们对家的复杂感情。 农村来的女孩教我认识这座城市。从她们那里我得知哪家工厂经营得不错；足不出东莞，这些工人就明白这个世界上各地区之间的等级。美国和欧洲老板对工人最好，然后是日本、韩国、中国香港，继而是台湾老板。中国大陆的工厂最差劲，因为“他们老是倒闭”，一个农民工跟我说。他们也知道什么时候会有重大的政策变化——2005年初，一些工人跟我说最低工资要涨了，而这时候官方还没有正式公布。 许多我读过的写中国农民工的书并不真实。农民工早已不再生活在被警察抓捕的恐惧中，相反，官方忽视了他们的存在。本地居民的歧视也并非什么问题，因为打工族和本地人几乎从不碰面。他们高度的就业升迁情形也令我感到惊讶。几乎所有我在厂里认识的高层人员都是从流水线开始做起的。我认识的姑娘并未注定要回家种地，因为她们出来之前也没种过什么地。她们多半不知道家里有多少地，也不清楚几时开始农忙。我所有的臆测都来自90年代中期的农民工研究；十年过去了，这个世界天翻地覆，变得太快，快到无暇记录。 我开始喜欢上东莞，这地方似乎铆足了劲要把中国最极端的一切表现出来。拜金、环境破坏、腐败、拥堵、污染、噪音、卖淫、不良驾驶、鼠目寸光、压力巨大、拼死拼活，杂乱无序：如果你能受得了这儿，那到哪里你都能受得了。我尽最大的努力去适应这一切。午饭我吃两块钱一碗的面条，去哪儿都坐公交车。我穿牛仔裤和凉鞋，比许多出门时穿绣花衬衫和高跟鞋的打工女孩还朴素。在东莞我就像是隐形人，我也喜欢这样。在中国别的地方，一个到处盯着陌生人看、在笔记本上写来写去的人或许会引来注意；在这里，大家都忙着自己的事情，根本没工夫理我。只有一次：我在人才市场抄录墙上的一个告示说明。一个保安问我在干什么。我告诉他我在练习英语，他就让我走了。 对于外面的世界来说，东莞仿佛是隐形的。我在北京的朋友大多都曾路过东莞，但是他们所记得的——这真令人震惊——就是无穷无尽的工厂和妓女。我在这个隐秘的世界中跌跌撞撞，我和七百万，八百万，或是一千万人分享着这个世界。在东莞生活就像是我第一次来到这里时，以一百一十公里时速冲下高速公路，四周景物变化纷呈，让人目不暇接。东莞是一个没有记忆的地方。 东莞也是一个矛盾体，因为近代中国的历史从这里开始。19世纪，英国向中国走私鸦片，蹂躏这个国家并掠夺它的财富。1839年夏天，清朝的官员林则徐在虎门港下令公开销毁两万箱鸦片，而虎门就在东莞。这个举动让中英两国爆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双方在广东交火，英国的战船摧垮了中国军队，战争很快结束。《南京条约》签订后，香港割让给英国，中国开埠通商，给予外国史无前例的商业和法律特权。中国的历史课上说，虎门销烟照亮了中国的近现代纪元：对外国列强的屈服，随之而来的是清王朝覆灭，革命，战争和共产党在1949年的胜利。 但这个地方还有另一种历史。1978年的秋天，香港太平手袋厂在东莞开设了第一家外资工厂，第一年的收入是一百万港币。工厂将香港运来的材料加工为成品，再运回香港，销往世界各地。太平手袋厂开创的这种模式，被数以千计的工厂所追随。接下来的两年里，中国设立了四个“经济特区”，作为吸引外资和免税政策等鼓励自由企业措施的试验田。最大的一个特区是深圳，位于东莞以南约八十公里，并很快成为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展示台。深圳是规划出来的样板城市，由北京的领导意志催生出来，得到国家部委及下属企业支持。 东莞不一样。没有任何人的指令，就这么发展起来了。深圳胸怀大志要发展高科技和创意产业，而东莞做的是它力所能及的，也就是说，香港和台湾那些低技术含量的工厂，做衣服、玩具和鞋子。这些工厂只需要廉价的土地和劳力，以及当地官员的放任自流。一开始的那些根本就不能叫做现代工业。许多早期的工厂是二三层的房子，一间屋子里坐五十个工人，在桌前做一些简单的活儿，比如缝合玩具熊或是给洋娃娃安上假发。有些厂房甚至设在铁皮搭成的棚子里面，因为老板不想花钱建一幢真正的房子。 早些时候，这里没有开通到香港的铁路。生意人从香港走过边界，先到深圳，然后打一辆出租车到他们在东莞的工厂，沿路穿越片片农田。“那时候这边没有路，没有车，没有电视，连窗帘都没有，”艾伦·李，一家台湾鞋业的主管回想当年的情景时这样说。他于1989年来到东莞。“你根本买不到那样的东西。”1989年的6月，他骑了四十分钟的自行车，去看电视上有关天安门广场示威者的新闻。 本地的劳动力很快就供不应求，邻近省份的移民开始来到东莞。林雪，就是我认识的为一家打工族杂志写稿的女子，1990年从四川农村来到东莞。“我们两眼一抹黑就来这里了，”她告诉我。“我去问卖票的，我应该买张去哪里的车票？卖票的说去哪，我们就去哪。”林雪找到了一家工厂，七十块钱一个月，她的妹妹在另一家工厂冲压胶合板。 90年代，东莞的制造业转向电器和电脑部件。现在全世界百分之四十的个人电脑硬盘磁头和百分之三十的个人电脑磁盘驱动在东莞制造。过去二十年的经济以年平均百分之十五多的幅度增长。但有些事情依然不变。外来务工人员依然来到东莞。劳动密集型工厂依然占主导地位，虽然产品变得越来越复杂，但工作依然简单。依然有相当多的房子里坐着工人，在桌前干一些简单的手工活。 因此，东莞是一个充满历史矛盾的地方——一方面它曾高调地反对外国势力出现在中国，另一方面又偷偷摸摸地向它敞开怀抱。每个中国学生都学过虎门销烟。但是从这个任何历史课本都没提到过的太平手袋厂，到我在东莞认识的每一个人，我都能找到直接联系——从学习Word软件的打工族，到自学成才的大师，还有奔驰车的销售员——他告诉我S系和E系的奔驰车在东莞卖得最好，因为“这车很好，能帮老板提高形象”。对所有这些人而言，现代史开始于一个手袋厂。 我来东莞好多个月，没见过一个本地人。从高级管理人员到流水线工人，工厂都是外来民工独占的世界，尽管大老板有时候是香港人或台湾人。本地人说粤语，但工厂这个世界里运转的官方语言是普通话，因为只有说普通话，来自不同省份的人才能互相交流。打工族对当地人评价不高：都是一群没怎么上过学的农民，靠出租土地给工厂过活，工厂这么艰苦的条件，他们一天也捱不了。“就是谁也瞧不起谁，”我的朋友林雪这样说本地人和外来民工的关系。 来东莞半年之后，我采访了副市长。他叫张顺光，是东莞人：我采访的第一个本地人。我们坐在市政府大楼巨大的接待室里喝茶，用的是小小的纸杯。他的几个助手都在场，互相说着粤语。此前我没见过一个本地人，原来他们都在这里，在政府里。 “你说广东话吗？”一个助手问我。 “抱歉，不会，”我说。之前在东莞从没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 “你是第一次来东莞吗？” “不是，我来这里很多次了。” “啊，都是秘密行程吗？” “如果你们不知道，就算是秘密的吗？” 我们已经互相不爽对方了。采访当中，我抬眼看这个助手，他也回眼盯着我看。他旁边那个年轻女人睡着了。“谁也瞧不起谁”，我脑海里忽然蹦出这句话。 这次采访挺有用的：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永远都不会相信政府有多么忽视移民的存在。副市长对移民的人口数量没个准数——那是全国人口统计的事儿，跟他的部门没啥关系。他也承认当地政府缺乏条件去检查工厂内部的环境。“如果我一天查一个厂子，”他说，“那么查完东莞所有的工厂要花掉我五十年。所以我们得靠那些公司自觉。” 然后，副市长谈了一个“提高东莞人口素质”的计划，但却把外地人排除在外。就像所有的城里人一样，副市长从骨子里鄙视外地人。“外来民工的素质不高，”他说，“但这是那些公司的问题。他们应该给工人上课。” 我问副市长为什么工厂里没有本地人，甚至在高层管理的职位上也没有，副市长不假思索的回答跟他刚刚讲的恰恰自相矛盾。 “因为外地人，”他说，“素质更高，薪水也要得低。” 采访结束，副市长跟我握手，夸我对东莞了解不少。我没有告诉他，我所有的信息来源都是十几岁的打工女孩——那些素质低，薪水更低的外地人。 来东莞一年后，我在市中心租了间一室一厅的公寓，每个月一千三百元。这个高层小区叫“东莞城市假日”，主要目标客户是单身女性。在城里到处有粉艳艳的大广告牌宣传“一个人的房子，一个人的精彩”。我想在这里能遇到一些年轻女人，听她们的故事，但是在大堂和电梯里没有一个人跟我说过一句话，我也从没在公共休息室里见过一个人。大家自己的事情都忙不过来，没工夫去管别人。我大部分的消息都来自小区里的通告栏，上面描绘了一个充满小偷小摸和昼夜施工的社区。 为了居民的安宁，1月1日停止装修。1月2日装修恢复。 有人敲门时要先确认敲门者的身份，不要轻易开门。 有了解南城区盗窃团伙线索者请联系警方。 我的女房东许多年前从广东乡下搬到东莞。她收租的时候经常穿着粉红色的睡衣和拖鞋出现在我的公寓，有一次，我听到她跟她老公打电话的时候说“操你妈”，因为他刚跟她讲出差回来要晚一点。她在一间宾馆上夜班，做销售。我很想知道哪种销售必须在半夜到早上六点之间进行，却从来没有勇气问她。她有的是办法转移话题。 “你怎么会有两个小孩呢？”我有次问她。大部分的城市家庭限生一个。 “那你说，我怎么有两个孩子的？”她反问道。 我公寓外面的购物场所不停变换。我刚搬进小区的那天，在我那幢楼的大门旁看到一家砖炉比萨的招牌，好兴奋，这是用家乡的味道来欢迎我嘛。等下次来住，它已经蜕变为大志手机数码超市。这正是中国需要的：又一家手机卖场。接下来的两个星期，我楼下的空间从一间天花板上荡着电线的空壳变成了一家彻底的手机店，站着机器人似的销售员，巨大的音响里迸发出的音乐声一直飘到空荡荡的停车场。再下一次来的时候，营销已经开始了：一个年轻姑娘站在商场门口对着麦克风念手机型号和价格，一个接着一个。我那幢楼前面又出现了另一个招牌：有肯德基作邻居！坐收年利8%。对于做肯德基的邻居，我也没觉得有什么好激动的。唯一不变的是对街的雀巢咖啡厂。夏天的时候，只要一走出去，咖啡的味道就将我包围，像是泡了一个又苦又甜的热水澡。 生活在北京，很多事都察觉不到，但是在内陆城市，你能近距离观察到中国发展不堪重负的一面。公交车常常跑着跑着，就不按规定路线而跑去加油了。缺油比较常见，所以只要有一家加油站开着，就值得停下来，哪怕车上满是乘客。全天停电是常有的事，因为政府限电，工厂必须变戏法一样地调整进度。我小区的通告栏里有一条从来没有变过：原有的电力干线不能满足发展需求，必须更换。 2005年的夏天，我每次去东莞，至少有一天在停电。有时候停电前会发通知，我能事先准备一下，但有时候完全没有事先警告，我只能在摄氏三十度以上的室内待上一整天，尽量少动弹。我会打电话给物业办公室，发脾气，但这也不是他们的错。这不是任何人的错。中国经济每年增速百分之十，在南方甚至更快，一切能像这样维持运转，就已经是个奇迹了。 我去哪里都坐公交车。这样能更多地了解打工族的世界，另一方面，也是现实所迫。出租车司机是一群大骗子——不止一次，当我坐上出租车在黑暗的公路上疾驰，司机会威胁我，如果不给更多的钱，他就把我丢到路边。另一种快速谈判花招是还没到目的地，就提出以更便宜的车费放人中途下车，而不管乘客们愿不愿意。司机们总是如此短视，他们为了更快到手现钱，宁愿少拿一点。即便最老实的出租车司机也有农民的毛病：一旦他们离开熟悉的那一块地，就跟我一样找不着北。 巴士上的员工是配好对的：开车的是本地男人，卖票的是外地女人。有时候他们一路都隔着乘客的脑袋扯着嗓门说话，有时候仪表盘上方装了个小电视，这样司机可以边开车边看电视。每到一站，车还未停稳，售票员就探出车门外，以嘶吼的嗓音报站。等车的人通常容易为此所迫，如果售票员吼得时间够长，有些人就上车了。 巴士上的年轻男人散发着浓烈的汗味，那是人在室外走了很长的路却从来没有享受过奢侈空调才产生的味道。年轻女子则完美无瑕：她们没什么味道，头发总是顺滑而闪亮。每辆巴士上都会有几个外地人，拿着塑料袋罩在嘴上，静静地呕吐。晕车是乡下人的通病，他们不习惯坐车。绑在车顶上的褐色塑料袋，像是一串串熟透的香蕉，开始腐烂。巴士上的乘客带的东西五花八门到让人惊讶；农村的生活方式就是什么都不会扔掉。我看到过：有人带着老旧的电视机；装着电线的柳条筐；一个外面挂着硬泥浆、里面装着泥瓦匠工具的筒子；一把一码长、看起来像凶器的扳手。还有一次我看到有个年轻姑娘拿着两米长的扫帚柄。 车站是没有标识的，也没有站牌写明路线。你得开口问：信息要靠口口相传，仿佛我们生活在还未发明文字的古代。有两次我买了有巴士线路的地图，但两张地图都过时了。事情变化得太快，来不及用文字记下来。其他的乘客和我一样摸不着头脑，经常会喊出他们要去的但其实早已开过头的地名，然后仓皇离去。无论我去哪里，都有人找我问路。一天下午，我搞不清方向，跟一个外地女人问路，过了一会儿她问我，“你是湖北人？”这算夸我还是骂我？我只是要回家而已。 晚上巴士很早就收工，对于那些坐不起其他交通工具的人来说真是不公平。八点以后，人们就会住在朋友的宿舍里，即使大部分工厂禁止访客留宿，一旦抓到会罚很多钱。 我在巴士上从没见过老人。 一天晚上我搭了一辆从深圳到东莞的巴士。大约走了一半，巴士停了下来，司机冲乘客吼着，换一辆车。这虽然并不合法，但很常见：深夜的时候，只载满一半的巴士乐于把乘客赶上另一辆半空的车，而不是继续开下去亏钱。赶乘客的巴士司机会给接手的司机一笔钱，按交接的乘客人数算钱。 第二辆巴士上路后，售票员说这车根本就不到东莞。这也很常见：一旦第二辆巴士拿到了钱，剩下来唯一的目标就是赶紧把乘客甩掉。 巴士停了。“去厚街的在这里下。”售票员是个瘦得皮包骨的广东男人，无论说什么都用浓重的鼻音吼出来。他走到通道上，点来点去，命令一些人下车。他点到了我。 我前面的一个乘客下车了，消失在黑夜中。我走到车厢前部，在最低一层的台阶上探出身体。我们在漆黑一片的公路上，旁边是一块废弃的工地。 “这里没有出租车，”我跟售票员说。“我不下车。” “这里有出租车，”他吼着鼻音浓重的粤语。 “我不下车。” 他走到我身后，把手搭在我肩膀上。 “别碰我！”我爬上台阶，坐在最前排的座位上。没有一个乘客挪动一下。 然后车子又开动了。巴士没法卸下乘客，就继续开。乘客陆续停站下车，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这些车特别黑，”坐我旁边的一个脸庞又窄又黑的女人说。“你应该只坐那些穿制服的司机开的巴士。”然而她也在这车上，和我一样。 “这巴士上干活的人是坏蛋，”她大声说，“嘴里都是脏话。”我只是靠着她坐就感到很安全了，可是她也下车了。 巴士靠在路边，又停了下来。“好了，都下车，”售票员吼道。这次他走到通道中间，给每个人两块钱。 我走到通道里他站的地方。“我付了二十五块钱到东莞，我要把我的钱要回来。” 他转过来对着我。当然，他比我高，还是个男人。那一刻，我意识到自己是多么无力。 “如果你付了一百块，我就该给你一百块吗？”他吼道。“如果我把裤子脱了，你会给我一百块吗？” 这话没有什么道理，也不好笑，但是他很喜欢，又说了一遍。“如果我把裤子脱了，你会给我一百块吗？” “Fuckyou，”我用英语骂他。“Asshole．Prick．”这么做打破了我在中国生活的基本原则——永远不打“美国人”这张牌，但是有时候用英语骂人是有效的。这个男人看着我，肃然起敬。 我推开他走到车厢前部，看能不能找到一些东西扔扔。我想抢过他装钱的腰包然后甩到窗外，但是他把腰包藏得很贴身。仪表盘上有条脏毛巾，我把它甩在司机脸上，然后下车就跑。我的心怦怦作响；我想他可能会追上来。然后我停了下来，意识到自己看起来有多么愚蠢。 在一条小路上，我遇到一辆出租车，问司机到东莞多少钱。八十块。我上车了。我气得发抖。我想到我认识的、住在这里的每一个年轻女人，她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曾经被像那个皮包骨的广东男人那样或许一早起来就对世界充满怨气的人骗过，欺负过，咆哮过。你对自己的无能束手无策，只能哭，只能怒火烧心。一旦对抗，所有的一切立刻变成蛮力的较量，而女人总是会输。我有钱，有了钱我能买到舒适和安全。她们没有。 但是也有好人，就像在巴士上替我说话、骂司机的那个女人。你只能往好的一面看，否则活不下去。 东莞仿佛是一个没有过去的地方，但市里的官员不这么想。在新的市中心，他们建起一座博物馆——灰色石材垒砌的巨大楼房，好像独裁者阴魂不散的陵寝。出租车司机不知道这个地方——毫无例外每次他们都会带我去街上的一个商业会展中心——2005年夏天我去过三次，这座博物馆始终空置着。 中国的历史博物馆是个令人困惑的地方。古代的文明是辉煌的——官方描述会这么说——但却是封建落后的。现代中国受尽外国势力的凌辱，但中国人民在屈辱和败局中是英勇的。1949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但是此后有一些特别的年份——1957，1966，尤其是1989——完全不被提及。所有杂乱难解最好不谈的事情必须融入合理的模式，因为从孔子开始，历史的目的就是为了把伦理道德教给下一代。 在东莞，博物馆乏味的大厅就像一座浪费空间和十足冷气的纪念碑。指示牌写着：历史，笔直走；经济，二楼。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探访了历史。第一个展厅从史前海洋化石一直讲到清朝，玻璃柜里展示着一堆看起来像石头的东西。近近细看，这些石头带着无法理解的英文说明：蚝岗贝丘遗址出土的磨石。一整个房间的立体透视织女模型用来展示东莞早期手工业的才华。循环播放的磁带里传出纺机的声音，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挥之不去。 后面还有更多成堆的石头，接着是历史踉踉跄跄地以令人惊叹的精确性推进。人口增加，到明朝天顺六年（公元1462年）已经达到150378人。市场发达；盐业繁荣；农业兴旺。在一间大的开放展厅里，一棵假树的倒影被投射在一片假的湖泊上，那儿有一叶假舟，一座假拱桥，三只假鹅，两只假鸭。鸭子的呱呱叫声被循环播放。 讲述过去还有另一个难点。每个地方都必须反映五千年中国历史的连续性，但大多数时代没有什么记录，也没有具体的东西保留下来。有价值的艺术品被北京运走了，或是在战争和政治运动中丢失了，所以博物馆被迫把其余部分生造出来。他们伪造大炮，钟铃，成套的盔甲，将古代文书印在塑胶贴板上，挂上墙。立体透视模型占领了所有的展厅——这是它最喜欢的展示方式，也许是因为它们很占地方。东莞博物馆里唯一真实的展品是那一堆堆的石头。 一旦进入现代历史，从19世纪鸦片战争开始，事情就变得愈发令人困惑。有一个展示标题是“怒对英国人”，内容是英国海军官员和一个愤怒的中国官员的蜡像。对中国来说，鸦片战争的战败一直是深刻的耻辱和痛楚。但是也许在这个商业发达的城市里，不可能唤起对英国人必要的仇恨，因为隔壁的展示已经忘了这一切而向前看了。1878年，香港总督建议成立弱势保护局以保护中国妇女和儿童。展览飞快地进阶到二战和共产主义胜利——一张模糊的照片上洋溢着幸福的面孔。百万人民欢庆解放。 在下一个展厅，一条横幅跨墙壁：“梦想成为现实：从农村到IT城市。”一个灯箱上展示着共产党会议的一组照片，邓小平在会上阐述他改革开放的计划。那是1978年。从一间展厅到下一间，一下跨越了三十年，略过了新中国的成立，土地改革，打倒反革命，打倒“阶级敌人”，成立人民公社，大跃进和夺走无数人生命的大饥荒，以及十年“文化大革命”。 我走出历史进入了经济，现在，展示开始展现出活力。一个巨大的立体透视模型显示，太平手袋厂里的四个女人弯着腰在桌前缝鞋子。在政府办公室模型里，一个生意人正在申请证照，典型的东莞男人的样子：挺着啤酒肚，拎着仿皮公文包。历史加速进行——一眨眼几十年——然后是巨大的照片，有公路立交，也有污水处理厂和投资会谈。 输入——输出——输入的良性循环 第一个有百万手机用户的县级市 修公路，桥梁和电厂，以便吸引资金建更多的公路，桥梁和电厂 有一个互动的展示装置显示着城市的GDP，出口，存款余额和税收。最后一个展览是中国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的签字仪式。 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 我离开博物馆的时候，来实地参观的三四年级小学生在大厅挤挤攘攘地排队。学生们穿着学校发的运动裤，脖子上戴着少先队的红领巾。博物馆的导游是个年轻女人，面色严厉，双腿似棍，拿着一个扩音器。我鼓起勇气准备再听听她怎么讲鸦片战争和一百五十年的耻辱。 “在三楼，你们会看到一个城市模型，”她开始了。“我要你们在这个模型上找到自己的家。你们都知道松山湖吗？” “知道，”学生齐声回答。 “松山湖是我们的高科技工业区。东莞有一个口号，‘一年一大步，五年见新城’。我们现在是在五年计划的第三年。” 她顿了一下。“你们都知道‘建城、修路、开山、治河’吗？” 沉默。没有人知道这个。 “这是政府的政策。东莞还有一个对外国船只开放的港口……” 在7世纪，唐朝的皇帝命令朝廷史官撰写前朝的编年史。从此每个朝代都撰写前朝的历史，对事实添油加醋或闭口不谈，以巩固当朝的统治。自1949年起，政府开始同样将现代历史展示为抵抗外国势力的英勇斗争。但是在东莞，历史包含了截然不同的教训：历史是开放，市场，外商投资。历史从手袋厂开始，必须给学生灌输基础建设的伟大成就。 博物馆导游敦促孩子们当“文明的游客”，三四年级的孩子们排着拉拉杂杂的队伍进入历史。很快，大厅里只剩下我一个人，寻思着这个中国历史博物馆只字未提毛泽东是多么不可思议。 第三章 穷死是罪过 1994年5月25日 从永通厂炒掉后，还好工资核算了，由于身上一百多块钱，我一点也不怕，说怕当时还是有点担心，毕竟我连个身份证也没有，但走投无路只好拿着一个六九年的身份证也这样去碰运气了，谁知运气还不错，总算混到了这个厂的啤机部。 想来想去，来到广东跳了四五个厂，却还是一个厂比一个厂强，更重要的是不管什么时候，我从来就靠自己，不曾求过任何人。虽然也算有几个好友，但却没有一个在我最需帮助的时候帮助过我。 记得从深圳逃回来，那时才是真正的一无所有，除了一个人没有任何什么，在外打流一个月，身无分文，甚至一连饿上两天，也无人知道……虽然哥嫂他们都在龙岩，但我不愿去找他们，因为他们毕竟帮不了什么，我时常想靠别人，是靠不住的，只有靠自己。 是的，我只有靠自己。 伍春明第一次出去的时候没有告诉她父母。那是1992年的夏天，到外面去，说起来这既莽撞又危险。在她湖南老家的村里，有种说法是进城的女孩子会被骗到妓院，就此失去音讯。 那年夏天春明只有十七岁。她中学毕业，在家附近的一个城里卖蔬菜水果；她和一个还在上学的表姐一起到东莞。两个姑娘借钱买火车票来到东莞，在一家做玩具涂料的厂里找到了工作。化学品的气味让她们头疼，两个月后她们回了家，同之前一样一穷二白。第二年春天春明又出去了。父母反对，又是吵又是哭。但她下定了决心无论如何都要走，还有邻村的几个朋友也一起，她妈妈帮她借钱买了火车票。 1993年的广东比现在还要乱。外来务工人员从农村涌到广东的大街上找工作，晚上就睡在公交车站和大桥下面。找工作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敲工厂的门，春明和她的朋友吃了好多闭门羹，终于被国通玩具厂录用了。厂里的普通工人一个月挣一百块钱；为了充饥，他们买回超大装的方便面，加点盐冲开水吃。“我们以为一个月要是能赚到两百块钱，”春明后来说，“就会心满意足了。” 四个月后，春明跳到另外一家厂，但是当一个同事说她表哥知道深圳有更好的工作时，她马上就离开了。春明和几个朋友去了深圳，在高架桥下过了一夜，第二天上午和同事的表哥见面。他把女孩们带到一家发廊，领她们上楼，一个化着浓妆的年轻女人正坐在按摩床上等客。春明一看这场面就吓坏了。“我们家很传统，”她说。“我觉得那里所有的人都是坏人，要我当妓女。我想一旦去了那里，我也会变坏。” 有人跟女孩说她们应该留下来，在公共澡堂冲个澡，但是春明不肯。她走下楼，往大门外看了一眼立刻就跑，连朋友和箱子都不要了。箱子里装了钱，身份证和她妈妈的照片。身后的脚步声越逼越近。她拐到一个巷子，又穿到另一个巷子，脚步声停了。春明冲进一个院子，在后面找到一个废弃的鸡笼。她爬进去，在那里躲了一天一夜。第二天，她的手臂上布满了蚊子叮咬的包，春明走到街上，跪在地上乞讨，但没有人给她任何东西。一个路人带她去了派出所；因为她没有发廊的地址和名称，警察也没有办法帮她。他们给了她二十块钱坐巴士回玩具厂。 还没到东莞，半路上巴士司机就赶她下车了。春明开始走路，街上有一个男人跟着她。她发现一个女孩穿着工厂制服，就问那个女孩能不能让她混进厂里过夜。那女孩借了一个工人的身份证把春明带了进去，那天晚上春明躲在一间澡堂里。早上，她偷了一身晾在澡堂外面的干净裤子和T恤，爬出工厂的大门。那个时候，她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一个巴士司机给她买了一片面包，让她搭车顺路回她表哥和表嫂在东莞工作的地方。 春明没有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事。她只是在街上闲逛。她结识了一个工地上的厨师，他让春明跟工地上的其他工人一起搭伙，晚上她溜进朋友们的工厂宿舍里睡觉。没有身份证，她就找不到新工作。晃了一个多月，春明看到银辉玩具厂招流水线工人的广告。她捡到一张别人遗失的、也许是扔掉的身份证，用它找到了工作。从法律意义上说，她是唐聪芸，1969年出生。这比她的实际年龄大了五岁，但是没人会细看这些东西。 春明在银辉厂做了一年，把大盆里的塑料混匀倒进模具里做成玩具汽车、火车和飞机的零件。她胆子大，喜欢说话，很容易就能交到朋友。她的新朋友叫她唐聪芸。于是，她真的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离开这家厂之后这么多年，她还会收到寄给唐聪芸的信。春明从来都没搞清楚唐聪芸是谁。 春明告诉我这些事的时候我们已经认识两年了。那是在2006年底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当时她坐在果汁吧里，为了买生日礼物刚逛完一天的街。“我从来没有跟别人说过当时发生的事情，”她嘬着混合果汁跟我说。“我现在讲这件事，就好像昨天发生的一样。” “你后来有没有搞清楚被你甩在发廊的那些朋友怎么样了？”我问。 “没有，”她说。“我不知道那真的是个坏地方，还是说一个可以单纯当按摩师工作的地方。但是他们不让我们走，这太吓人了。” 被她甩在身后的那些姑娘里有一个是春明最好的朋友。她们是在东莞的流水线上认识的，春明不知道她朋友老家的村名，也不知道怎么再找到她。几年之后，春明碰到一个认识这个姑娘的女孩；她说那个朋友回家了，后来又出来，到了东莞。从这条简短的陈述中春明推论这个朋友后来没事。但是也没办法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也许她被拐到妓院，再也没有音讯，就像村里人说的那样。春明和她最好的朋友失去了联系，就像她一路上认识的许多人一样。东莞的一年很长，春明在这个城市已经生活了十三年。 1994年5月24日 早上七点钟上班，晚上九点钟下班。接着冲凉、洗衣服，十点多有钱的去吃夜宵，没钱的就睡觉，睡到早上六点半大家都还不想起床，但没法七点要上班，还有二十分钟爬起来揉揉肿肿的眼睛洗脸刷牙，还有十分钟想吃早餐的还利用这十分钟去吃早点，而我却看见很多的人没有吃，不知是不想吃，还是为了省钱，或者是为了苗条…… 我总不会为了苗条为了省钱而不顾自己的身体。到底在外打工是为了什么，难道就是为了挣这几个钱吗? 春明来到东莞不久就开始写日记。在这个淡粉色封皮的笔记本里，春明描写她的打工生活，考勤人员的苛刻，花在八卦、零食和对男生犯花痴上的那些难得的休闲时光。你必须每天把自己所见、所闻、所感、所想的事情，用笔给它们记下来，这样不但可以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还可以看到自己成长的足迹。在同一个本子上，她写下跳出打工世界的计划，这要通过坚韧不拔的自我提升方案来实现：读小说，练书法，学说话——既要消除湖南口音，又要学会说广东话——工厂老板的语言。她最怕就是陷在当下。时间是春明的敌人，提醒她又过去了一天，而她的目标还没有实现。但时间也是她的朋友，因为她还年轻。 日记往往没有记下日期，也没什么顺序。春明写得很快，描述她的生活，给家书打草稿，抄写励志口号和歌词，鞭策自己努力工作。有时候她写的句子在两页之间行成对角线，一直歪到每个字有两厘米那么大。在春明的脑海里，她在咆哮。 我没有时间烦闷因为 我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时间就是生命。” 我们可以平凡但不可以庸俗。——伍春明 目前我什么也没有，我唯一的资本就是我还年轻。 差不多一点了吧！看到这本《外来工》舍不得放手，但晚上七点又要上班，睡算了，还是身体为重。 唉！我真恨时间实在是太少了，每天上班十二小时，剩下十二小时要吃饭，要冲凉洗衣服，还要睡觉，还剩下多少时间来看书，这样上夜班时间总是零零碎碎的，下班吃了饭，又要等一个小时冲凉，下午睡觉到六点钟又要起床，吃饭又是一小时这样浪费了……晚上看到十二点，还可睡六小时，还有一小时用来做其他了。 我失败了，失败了 难道在人生这条道路上我注定要失败吗？ 我不相信 我决不相信 伍春明，你总不能每天就如此过下去吧！你想想你来到这个厂已整整半年了，然而你到底有些什么收获呢，你既然知道在这啤机部就是打一辈子工也不会有什么出息的，但你想到跳槽，更想找一份如意的工作：首先你必须学会讲白话，你为什么这么没有用呢，你到底是不是很笨？ 为什么别人能学会你就学不会？ 你也是一个人，伍春明。难道你就是一个如此无用之材吗？ 你已有两个多月了，对白话一点也没有长进，记不记得刚进这个厂的目的就是要学会讲白话，如果在今年之内你学不会讲白话，你就是笨猪、笨牛，也不要在广东打工了，每月这两三百块钱，还不如在家好。 3月22日 唉，我要做的事情真是太多了，时间又太少了，有些人只说烦死了，嗨！别人烦，我可是没时间烦。 第一、要锻炼身体，太肥了可不行； 第二、要多看书，多练字，自己过得快乐、充实； 第三、要学讲话，这不能太急需慢上学。 至于睡觉时间最多只能睡六小时就足够了。 3月29日 今天发了工资，领了365元，还了50元账还有300元，要买手表，要买衣服，要买日用品，哪还有钱剩余……夏天来了，一件衣服也没有……至于手表必须得买，没有手表，不能准确地更好地利用时间。 至于寄钱回家更不可能了，下个月发工资去报读速记文秘函授大学，我一定要拿到一个大学毕业证，我来广东绝不是为了挣这二三百块钱一月……这只是我暂时的落脚点，这绝不是我的永留之地。 没有人会理解我，我也不需要别人来理解我。 我尽可以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罢！ 5月22日 很多人都说我变了，我不知道我自己到底变了没有……我现在沉默了许多，再也没有以前那么爱笑了，有时笑也是极勉强的笑，有时我觉得我自己麻木了“麻木”，麻木不是不是！但我实在不知道该找个什么词来形容现在的我。 反正，我好累，好累，真的，真的，觉得好累。 不管是身体还是精神都感到好累，这样太累、太累，不要这样过了。 不要这样过了，再也不要这样过。 再也不要那样过。 究竟我该怎样过？ 即使春明计划在打工界出人头地，在信里她还是努力表现出一个传统的女儿的样子。 妈妈，我给您织了一件毛衣……如果我不织毛衣的话，我可以用一天的时间看很多的书，但是，妈妈，有时我都想：我宁可做一个妈妈的乖女儿，做一个有孝心的女儿，甚至可以丢开那些我非常想看的书。 妈妈，我把我对您的爱全部织进了毛衣中……妈妈，记得在家的时候，您总是说人家的女儿多么多么的会织毛衣，你永远也没那个常心。而如今，您看您的女儿也不是会织吗？要记住，您的女儿永远不会比别人笨！ 家人的期望压迫着她。农村来的女孩尤其能感到来自家庭的压力。如果她们进步得不够迅速，父母会催她们回家结婚。 终于收到了家里的一封来信……能给我写信的除了爸爸，还有谁呢？妈妈甚至连一句话也没有，说妈妈挂念我……上次那封信还附上了一句话，要我不要在外交男朋友。虽然仅此一句也使我高兴，就仿佛妈妈站在我身边在教我一样。 我是多么想把心中的话向妈妈倾吐一番，然而不能，妈妈！我的妈妈，你为什么是一个文盲，你是个文盲也没关系，你为什么连封信也不会写，你不会写信也没关系，只要你会写几个字也行，你把你要说的话乱写几个字拼起来，我也会理解你的心思。 妈妈，我知道你有很多的话要对我说，只是爸爸没有写出来……爸爸妈妈，看来我们之间是无法沟通的了，你们永远也不会知道也不会明白女儿心里真正所想的，也许您们所想的是我已经找到了我理想的厂了，有三百多块钱一个月，以为我再也不会跳厂，您们的要求也许是再也不要跳厂了，在这个厂好好做两年再回家结婚，再像农村所有女孩子那样成一个家，然而这些都不是我想的…… 我要在广东闯出一番天地来……我的计划是： 第一、去读函授大学 第二、学会讲广东话 第三、一无所有，一事无成，决不结婚。 在东莞的头三年，春明没有回过一次家。她告诉朋友们工厂放假的时间太短了，但是在日记里她写道：有谁知道，我为什么不回家过年？最主要的原因，我实在不想浪费时间。因为，我要读书！她也没听妈妈的叮嘱，给车间里一个帅哥写了情书。工作的地方，男孩子很少见，长相不错的更是引人瞩目，有许多女孩子追。这个男孩对春明没感觉，还把春明给他的情书传给别人看。 流水线上工作半年后，春明得知工厂在内部招聘文员，她写了一封信给部门领导，表示她有意应聘。老板听说过春明倒追男生的名声，下令将她调到另一个部门。但是他的命令不知怎么被会错了意，春明反而当上文员。之后她表现得不错，老板也改变了对她的看法。新工作一个月三百块钱——这是春明一年前月薪的三倍。 打工女孩的故事有某些共性。刚来城市的时候总归有些稀里糊涂、摸不着头脑，也常常有这样那样坑蒙拐骗的情节。姑娘总说她们是一个人出来的，虽然事实上她们通常是跟别人一道来的；她们只是觉着孤独。她们会很快就忘了工厂的名字，但是对一些特定的日子却记得很牢，比如离家的日子，或是永远离开一家烂厂的日子。工厂是做什么的从来都不重要；关键是那份工带来的艰难或机遇。打工女孩的命运转折点永远是她向老板发难的时候。那一刻她冒着失去一切的风险，从人群中脱颖而出，迫使这个世界将她视为独立的个体。 在工厂里你很容易迷失自我，那里有成百上千个背景相似的打工女孩：在农村出生，没念过什么书，穷。你非得相信自己是个人物，就算你只是百万人中的沧海一粟。 1994年4月17日 是呀，我毕竟是一个平凡的不能再平凡，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一个人，一个女孩子和所有的女孩子一样，爱吃零食，爱贪玩，更爱漂亮。 不要幻想能成为一个超人。 你只是一个极平凡极普通的女孩子，同样对好看，好吃、好玩的任何东西感到好奇。 还是从平凡从普通做起吧。 东莞的工厂里，男女分工很明确。女人当文员，在人力资源部和销售部门工作，流水线上绝大多数的工作也是她们的；老板们觉得小姑娘更勤奋也更好管理。男人垄断技术工种，比如模具设计和机修。他们通常占据工厂的高层职位，但也出现在最底层毫无出路的岗位上：保安，厨子，司机。工厂外面，女人做服务员、保姆，美发师和妓女。男人在工地干活。 这种性别划分也反映在招工广告上： 高埗手袋厂招聘 销售：限女性，英语四级 前台：限女性，会讲粤语 保安：男，30岁以下，身高1米7 或以上，退伍军人，懂消防， 会打篮球者优先 这同时暗示了不少信息。年轻姑娘享有流动性更强的工作机会；她们可以进厂做流水线工人，然后升职到文员或者销售。小伙子进厂则更难，一进去往往就难以改变。女性不管在厂内厂外，都有更广泛的社交，很快就能接纳城市的穿着、发型和口音。男人则容易自限在局外人的世界里。女性更容易融入城市生活，要留下来的意愿也更强。 女性占中国流动人口的三分之一。她们往往比打工的男性更年轻，也更可能是单身；她们离家更远，在外的时间更长。她们更有自我提升的动力，也更可能将打工视为改变一生的机会。一项调查显示，男性表示获得更高的收入是离家打工的主要目的，而女性则渴望“有更多的生活经历”。和男人不同，女人无家可回。根据中国的传统，儿子结婚以后要带老婆一起回他父母家；男人永远在他出生的村子里有一个家。女儿，一旦长大成人，便永远不会回家居住——直到她们结婚，否则哪里都不是她们的归宿。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对女性有好处。许多农村的父母期望儿子离家近一些，或是在附近的城里送货或者卖菜。没什么盼头的小伙子可能就这样混，干些杂活，抽烟喝酒，把微薄的薪水赌掉。小姑娘——没那么多人宠，也没那么多人疼——可以远离家乡，自己做打算。正因为没那么重要，她们能更自由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但这好处也不牢靠。如果说外出打工将女性从农村解放出来，它也同时把女人置于缺少异性接触机会的环境中。在农村大多数姑娘二十出头就结婚了，但是推迟结婚年龄的打工女孩就会冒着永远失去这种机会的风险。东莞人口的性别比例不平衡，据说百分之七十的劳动力是女性，很难找一个素质高的对象。社会流动又把找老公这事儿弄得更加复杂。从流水线开始向上流动的姑娘瞧不起农村的男人，但是城里男人反过来又看不上她们。打工族把这叫作高不成，低不就。 我认识的那些打工女孩从不抱怨做女人所面对的种种不公。父母重男轻女，老板喜欢漂亮秘书，招工广告公然搞性别歧视，但她们却从容面对这些不公——在东莞这三年，我从来没有听到任何一个人说过任何女权主义论调的话。也许她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大家过得都不容易。唯一要紧的鸿沟横在农村和城市之间：一旦你跨过这条线，就能改变你的命运。 春明晋升得很轻松。1995年，她跳槽到东莞较偏远的一家做水枪和BB枪的工厂。她终于学会了粤语。一年之内，她的工资从一个月三百块涨到六百五十块，再到八百块，然后是一千块。她发现部门的领导们跟她做一样的事情，却比她拿得多。如果你不把我的工资涨到一千五百块一个月，她给老板写信，我就不干了。她最终达到了目的；这家厂以前从来没有人一次性涨过五百块工资。但是春明不满足于升职涨工资。她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在那里她还要学会更多。 和人相处马上变得复杂起来。在村里，人际关系是由亲缘纽带和共同的家族历史而决定的。在学校里，在流水线上，大家的地位一样低。但是一旦某个人在打工界晋升，权力的平衡发生转变，就会令人不安。朋友可能变成老板；年轻姑娘可能比男朋友先得到提拔。 1996年3月26日 从我这次的提升，使我看到了人生百态有人喝彩，有人羡慕、有人恭喜、有人祝福、有人嫉妒、也有人不服…… 而那些羡慕我的人……就当它是前进路上的绊脚石踢开它、继续走。以后还有更嫉妒的呢！ 给陌生人留下良好的第一印象变得重要了。春明研究了厂里的高层，就像生物学家研究标本那样专心致志。人力资源部的头儿发言的时候，春明观察到他很紧张，手在发抖。春节期间，一个车间经理假装没看到春明，直到她勇敢地上前祝他新年快乐；经理热情地回应，还给了她一个十块钱的红包。从这件事……我明白了：有些人你总认为难以接近，其实不然只要你自己变得容易接近一点就可以了。 春明重塑自我的计划又上了一个档次。在日记里，她不再记录生活中的细节，而是抄下让自己变成另一个人的格言，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她广泛阅读，即使有时候读到的东西不那么前后一致。 自信，练达，端庄，优雅，是职业妇女应该塑造的形象。 富兰克林的十三条道德准则 1.节制：食不过饱，饮不过量。 2.静默：与人无益者，禁琐眉之谈。 3.秩序：置物有定位，做事有定时。 4.决断：决定做所要做之事，不屈不挠。 5.俭朴：不费钱，费钱应在与自己和他人有益事上。 接受批评 1.别人批评你，你要平心静气，而且明白表示你在聆听。至于你是否同意，等他说完后你再说。 2.眼望着对你说话的人。 3.对刚刚批评过你的人，无论如何你不能反过来批评他。 4.不要垂头丧气，这会叫人不知如何是好。 5.不要开玩笑。 春明日记里的理想和她生活的世界刚好颠倒。她的励志表里有一条“不称职领导者的十五个特征”完全可以换成另一个标题“怎样当东莞老板”，比如第三条： 忙于小事，参与所有事情。 以及第十五条： 当集体被授予奖金或奖励时，他第一个列在名单上，在主席台中坐头排位置。 她报了个函授班学习文秘，但是中途放弃了，因为课本看起来太难。学习公关的计划也以失败告终。 你准备如何学习公共关系学？ 答：要想学好公共关系学，必须先学习如何做人。 春明一度决定自学英语。她做了一个单词表—— ABLE能干 ABILITY能力 ADD加 AGO以前 ALWAYS总是 AGREE同意 AUGUST八月 BABY婴儿 BLACK黑 BREATH呼吸 ——但是在学到C之前就放弃了。 要学的东西那么多，进步的规则在日记里搅成一团。60%的人无目标。画眼影，绚丽光芒：以黑灰，金黄，宝蓝，艳红配合。可以干洗：“A”代表所有的洗洁剂都能用。互相问候是交谈的催化剂和润滑剂。喝汤的时候不要将汤匙碰响了盘子。人不读书便言语乏味，面目可憎。 因为妈妈不在身边，打工族会从别处寻求忠告和指导。以打工族为读者群的杂志在90年代中期出现，尤其是在华南的制造业城市。杂志印在粗劣的新闻纸上，大约四块钱一份。打工族杂志调查外来务工人员的工作条件，并在法律、求职和感情问题方面提供咨询建议。用第一人称描写追溯打工者各自的人生经历，故事总是千篇一律：一个姑娘来到城里，吃苦耐劳获得成功，要么是自己开公司，要么是买了房。或者，一个姑娘来到城里，落入苦海，比较典型的是跟了一个又懒又不忠诚的男人，或是已婚又有了孩子的。女主角仿佛取材于TheodoreDreiser、EdithWharton和HenryJames这些为当代西方文学传统奠基的小说家的作品。但是在打工族杂志的字里行间，这些故事的寓意总是一样：你只能靠自己。 每一个成功故事都以个人胜利结尾，而且都能量化到会计的账簿里：公司的月营业额有多少，或是房子有几平米。在一篇“雄心造就我”的故事里，一个小保姆自学读书写字，靠卖冰棍、送货，给人剪头发和兜售保险供自己和弟弟念完大学。故事结尾时，她已经是一个保险公司销售部门的头头，还有一间一百二十平米的房子。另一篇“做自己的主人”中，一个姑娘做了两年的美发师而没有拿一分钱薪水，就为了学成这门手艺，最后开了自己的美发店。月营业额三千块，租金六百，税金一百，剩下全都是她自己的。还有一篇“想拍电视剧的女孩”，一个姑娘从最低贱的办公室杂活开始做起，勤勤恳恳——她经常连续打字十个小时不休息——最后成为一家娱乐公司的副总，还拥有一间七十平米的房子。 成功的道路漫长而艰难，许多人在路上迷失了方向。一个姑娘可能梦想着找到一个爱她、支持她的男人。但这总是歧途。 我回到家，放声大哭，不敢相信我的真爱是一个大骗子。 他看中了我那么容易被欺骗。 如果我现在就这个样子离开他，谁还会要我呢？ 文章也描写了打工生活的种种不堪。一个姑娘混进麦当劳的厕所，因为她的房子设施太差劲了：麦当劳的厕所环境太好了。不仅非常干净，还有手纸和干手机。一个打工者不好意思告诉他老板他买不起手机。而那些找到办公室工作的幸运儿则发现里面的水深火热跟达尔文描述的一样残酷： 因为我有些客户没有付清款项，公司让我去负责收款，我每个月工资的百分之三十要押在公司那里，直到客户付清所有的钱。这合理吗？ 我们公司规定每个月开除销售业绩最差的那个人。这合法吗？ 有些时候，这种自我依靠的寓意有点过了头。有一篇文章说一个保姆遭到体罚，但没有关注家政工人的弱势处境，而是赞美她逃出主人家的勇敢。唯一能拯救王丽的人就是王丽自己。有篇报道在写一场百货商场里的致命火灾时绕开了更重要的话题——建筑质量低下和缺乏防灾措施——避而不谈，而是教人火中生还的小窍门：火烧到身上的时候要脱掉衣服或在地上打滚以扑灭火焰。 和中国媒体一成不变的说教相反，打工族杂志开拓了一片新领域。他们并没有坚持那些皆大欢喜的结尾。许多故事以苦恼或是困惑告终。在他们描述的世界里，人们互相欺骗，对于寂寞或迷失的人，他们袖手旁观。他们从来不提哪些法律需要修改，哪些行为需要改进，他们也从来不提政府。他们所写的，就是要如何活在这样的世界中。 1996年夏天，春明在日记里写道： 朋友，我们出世时贫穷，并不是我们的过错。但穷死是罪过。 在生命过程中，我们是否努力过，是否坚持奋斗过？要想做一个成功的传销者，必须切实做到下面四点： 1.要有决心。 2.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3.对公司的产品知识和事业计划要深入研究和透彻地了解。 4.要学习传销的技巧。 那年夏天，一个厂里的朋友带春明参加了一个改变她一生的讲座。演讲人为一家叫做“完美日用品”的公司工作。完美销售健康补品，但是它真正提供的，是包装在“传销”这个神奇字眼里的关于财富和个人成就的梦想。传销并没有明确区分合法的直销和金字塔骗局。腐败，这个有时候似乎就存在于人们日常呼吸的空气中的东西，也渐渐渗入他们使用的语言之中。 春明开始卖完美健康产品以补贴收入，大部分卖给厂里的同事。她买完美公司的磁带，参加完美的讲座。她的日记变成了完美销售手册，夹杂着稀奇古怪的养生之道。 一次业务的成功与否在于见面的前三秒。 说话时要注意对方的眼睛。 一天认识三个人。 芦荟矿物晶能调节人体的五大系统。 会掉头发是因为体内缺少铜。 1996年底，春明已经在厂里做着一份很有影响力的工作，当总务部门的头，但是她辞掉这份工，全职投入到销售完美产品中。她花了一万元存款租会议室和培训课程的器材。她雇用以前厂里的同事加入她的网络，承诺他们会共同致富。在日记的最后几页中，春明列出了她招来的销售员名单。许多人还不到二十岁；她网络里最大的一个人才二十五岁。 今天，我们大家聚在一起来干什么呢？无非让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人一辈子到底怎样去生活?” 想想看，为什么我们一直平凡？为什么许许多多的人辛苦一辈子下来，过的生活却并不是想过的生活。我们曾经都有过梦想，也曾经奋斗过，努力过，但为什么我们的付出与收获是那样的不平衡呢？在我们的身上发生过多少的遗憾啊！ 总结反思后，我们渐渐地明白了一个道理，人要发展只有靠把握机会。仅仅有梦想，有决心是不够的……媒介选择不好就会忙忙碌碌一辈子。就好像我们的爸爸妈妈选择了种田，所以，忙忙碌碌了一辈子，到满头白发的时候，还是油盐钱都要去凑合。 各位朋友，我们还想不想去重复父母的路？ 不想！ 给你们自己一个掌声！ 直销公司在二战后的经济繁荣期从美国开始腾飞。和传统的零售商不同，像安利集团和雅芳这样的直销公司，通过独立的经销商而不是商场来销售他们的产品。这些经销商通过两种渠道赚钱：一是通过自己销售产品赚取利润，再就是通过雇用销售员网络，这些人凭借销售业绩获得奖金奖励。 在90年代中期，网络式销售热潮席卷中国，一些传销公司模仿美国的销售模式。另外一些则纯粹向新招进的下线收取巨额加盟费，并承诺他们如果能招揽更多新的成员，就能发大财。这些就是金字塔骗局：他们的钱不是从销售实体商品赚来的，而是仅依靠收取高额的加盟费获得。这种骗局能让最早入伙的人挣到钱，但是一旦下线不足就会轰然倒塌，许多人的积蓄因此被骗得精光。 网络式销售简直是为中国社会贴身打造的理想模式，由于社会的传统道德已经崩塌，只有最残酷的规则——谁也不信，赶快挣钱——还有用。公司依赖传统的大家族和朋友之间的人际关系网络；传销业务员做的第一件事，往往是忽悠每个朋友和亲戚买点东西。包你满意，包你赚钱。他们还会指给你一条明晰的成功路线图：一天认识三个人。这个行业在珠三角的小城镇和打工群体里繁荣兴旺起来。在农村世界和城市世界交会的地方，大家都羡慕别人的成功，渴望自己也能发达。如果有一个认识的人向他们保证有即刻发财的灵丹妙药，他们很容易上钩。 传销公司的遍地开花让中央政府感到担忧。有些公司买卖假冒、走私甚至伪劣商品。他们的培训会上，有人格魅力的头头们驱使成员投入布道一般的销售狂潮，看起来像邪教一样令人不安。一些更极端的举动甚至威胁到了社会治安。1994年，一家来自台湾卖钻石的金字塔骗局垮台后，公安出动警力驱散了上百个愤怒的经销商。中央也通过了许多法律法规以控制网络式销售行业，但是地方政府却很少执行。部分原因是这些公司给当地带来了大受欢迎的税收和就业机会，另一部分则是因为兼职当个传销商也是地方官员流行的副业。 对春明来说，销售集会是学习演说的训练场。中国传统认为口才不是什么重要的技能——以一手好字写一篇美文才要紧——在中国演讲经常叫人不敢恭维。演说者通常只会念稿子，而内容往往又乏味不堪。像春明这样的人——年轻，农村来的，又是个女人——在比她条件好的人面前有太多的理由保持缄默。但是在商业和竞争驱动的现代中国，知道如何说话成为了一项必备的技能。 传销公司把美国本土的思维和作法直接灌输给中国的底层阶级。他们的演说风格结合了旧时传教士领读跟读的方式以及励志型演讲师喋喋不休的高谈阔论。他们散布讯息：个人是重要的，每个人都是赢家。他们也带来了非常美式的信仰，那就是财富和美德能携手并进。 在日记里，春明收录了她演讲的草稿： 我姓伍，叫伍春明，名字非常普通，也非常平凡，但是我相信，我会让我的名字从将来的某一天起变得不再平凡……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大家：朋友，你将来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去想一下。那么，今天我们是什么样的人，重不重要？ 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将来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在座的有很多是从内地来到广东的，也包括我自己。我们千里，背井离乡，出来打工是为了什么？ 赚钱。 对了，赚钱。但是，直到今天为止，我们有没有赚到我们想赚的钱呢？ 没有。 今天我们过的生活是我们想过的生活还是我们能过的生活？ 是的，今天我们过的生活是我们能过的生活…… 朋友，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这完全在于你自己。如果你从来不敢想要成功，那么你就永远不可能成功……重要的是你要敢想，敢要……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生命，也没有生下来就注定要失败，因为我们都是天生的赢家。 所以，朋友，请相信我！但更重要的是要相信你自己。因为你一定能。 在完美公司，春明很快从培训生晋升到经理。1997年，她从完美辞职，加入一家叫做唐京灵塔园发展公司的台湾公司。这家公司专门建造放置骨灰的高楼。这些高楼被称为“灵塔”，而他们的销售噱头与人们的精神和物质需求以及中国人对房地产的热情真是天生的一对。对逝者而言，唐京灵塔园保证了永息的风水宝地。对生者来说，关键在于塔园的地段绝佳、席位限量，以及珠三角激增的人口数量。投资者可以买下整座灵塔，再分销给各个买家赚取利润。 春明的工作是给公司的销售人员上培训课。她已经学会说话了，现在还能转过来教别人——就像工厂一样，企业卖出的产品总是最不重要的一面。春明的营销论调融合了佛教教义，火葬对环境的好处，以及近乎肯定的三倍获利。死亡，换句话说，是最好的长线投资。 使我们的先人以最文明，最体面，最庄严的方式走完人生的最后旅程。 仅广东每年就有近百万的往生人口。 我公司普通型的塔位价自1995年7月的3500元升至现在的5600元。 服务一条龙(从火化到入塔，经过超度等)。 经营期限：1994年7月11日至2044年7月10日。 春明的经营时间显然更短一些。1997年她又跳槽了。新的传销公司卖给新会员一千块一盒传统藏药。这是纯粹的、彻头彻尾的金字塔诈骗，春明进去的时间够早，真金白银地赚到了一笔。她发展了十几个下线，都是会赚钱的主儿，几个月内她已经是一万人的上线了。这时候春明一个月赚四万块，在1998年的珠三角就是个天文数字。公司开始把她的周薪工资单塑成放大透明版，这样她就能把它作为激励工具展示给下线看。春明回了趟家，给了父母三万块翻新房子，贴上瓷砖，买些新的家居用品和一台二十九英寸的电视。春明在城里的成功使得她在家乡声名远扬。“我们那地方每个人都听说过我，”她说。 但是传销行业逐渐失控。在离东莞六十公里的淡水，一个卖足部振动按摩器的台湾传销公司最为猖獗。要加入这个企业，每个参与者必须花三千九百块买一个足部振动按摩器，这几乎是市场价格的八倍。公司告诉参与者说他们每发展一个下线，就能从加盟费当中抽取百分之四十的提成。打工族一窝蜂地涌向淡水；有些人卖了房子、家具和家里的牛凑钱付加盟费。结果证明在一个贫困的县城销售三千九百块的足部振动器并不容易，更何况有几千个人都在做同样的事情。 骗局曝光后，一些受骗的会员对拉他们入会的人动武，而另一些人则在政府办公楼前面示威，要求拿回他们的钱。公安出动警力平息了闹事人群，重建秩序，把打工族遣送回家。这时，组织者早已搬往内地，在湖南的一个县城重操旧业，在骗局再一次垮台之前拉入了大约三万名会员。 1998年4月，朱镕基总理的内阁命令所有传销公司停止运营。超过两千家公司倒闭，一个抵制政府监管数年的行业瞬间轰然坍塌。春明发现自己失业了；她的有钱人生活刚好持续了两个月。这次变故对她打击很大，她也知道为此要归咎于谁。“朱镕基上台之后，”她说，“他不允许做传销，所以我不干了。”在无所顾忌的珠三角，这个春明学会说话的地方，这个商业为王的地方，这个人人都是赢家、穷死是罪过的地方，政府伸长的手臂终于触碰到了她的生活，令人惊讶的是，这还是头一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