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档案》 第一章 好不容易又盼到了星期六。苦藤河乡党委书记李冬明这天起来得特别的早，早饭也没吃就准备到河那边连山镇坐火车回县里去。其实乡政府并没有星期六和星期天的概念，只有农忙和农闲。在农村工作的乡镇干部都知道，农村一年有三个忙碌的季节，一是春耕生产，二是秋收秋种，三是秋收秋种之后的征购入库，农业税和各种提留上交，以及天下第一大难事计划生育工作。这个时候别说星期六星期天不能休息，有时还得连夜赶到村里去调解各种矛盾，处理各种问题，黑下脸来催粮催款，连吓带哄地将计划生育对象弄到医院去割一刀或是上一个铁圈圈。到了冬天，事情就少了许多，乡干部们聚在办公室打麻将乱扯淡，也没人说你工作不积极。 只是，李冬明今年二月初来苦藤河乡做书记，已经半年多了，还像在县委机关上班一样，加上他老婆孩子都在县城，到了星期六，即便是村里有人扯皮打架动刀子打破脑壳他也不会去管，一定要回城里去和老婆孩子过星期天。他的心原本就没有真正到苦藤河乡来。县委赵书记那次送他下来的时候，就对他说过，县里给他一些钱，只要他把苦藤河大桥修好，他就接他回县里去。他已经下来半年多了，县里的钱还没有着落，他真急呀，桥没有修好，他还真不好意思向赵书记提出要回县里去的要求。就是赵书记同意将他调回去，没有政绩，那个县委办主任的位子只怕也难让他坐了。这次回去，他一定要问问赵书记，修大桥的钱什么时候才能拨下来。这时，办公室秘书严卉叫他接电话，说是常县长的电话。李冬明拿起话筒，常方思县长就在那边大声地对他说：“昨天晚上召开常委会议，决定给苦藤河乡一百万修建苦藤河水泥大桥。小李呀，你是从县委大院下去的，对我们西山县的情况是十分清楚的。我们西山县是穷县，给你一百万，我们全县的干部职工就要少发一个月的排骨工资。知道么，去年我们县只发了裸体工资，六十元的下乡补贴、一百五十元的活动补贴都不发了。今年连裸体工资都发不出，只能从裸体工资上再刮去一些皮肉，发裸体工资的百分之八十。人们背地里叫它排骨工资。就连这排骨工资也是上月接不着下月。为了迎接西部大开发的伟大战略部署，也为了让苦藤河乡的农民尽快脱贫致富，不拖我们西山县的后腿，我是咬着牙给你这一百万的。当然，一百万肯定不够，大桥要修得像个样子，上面要跑得货车。你们还得想办法从老百姓手中筹集一些资金才行。”常方思突然加重语气道，“李冬明我对你说，这件事情你一定要给我办好，办漂亮，不然的话赵书记有意让你回来，我也是要投反对票的。” 李冬明刚将话筒放下，常务副县长丁安仁又打来电话，也是说修桥的事。丁安仁五年前还是县农业局长的时候，曾经在苦藤河乡扶过两年贫。做分管农业的副县长之后，还将联系点放在苦藤河乡，去年做常务副县长，进了常委，才将联系点换到苦藤河乡对面的连山镇。连山镇和苦藤河乡一河之隔，他还可以关照苦藤河乡。按他自己的说法，他对苦藤河乡是有感情的。他说这一百万是他积极争取的结果。不然，常县长和赵书记不会在全县干部职工的工资都发不出的情况下，顶住那么大的压力，给一个乡一百万修桥。丁安仁在电话里以一个长辈的口气说：“苦藤河上没有一座桥，把苦藤河乡六千多老百姓隔在贫穷落后的困境之中，是历届县委县政府领导的一块心病。苦藤河乡的群众盼望在苦藤河上修一座桥，真的是望眼欲穿。我在那里扶贫的时候，就想给他们修桥的，那时条件不允许。今天，这个政绩终于让你李冬明拿到了。只是，苦藤河乡的老百姓都十分的贫穷，全乡一千六百八十一户，有一千四百三十余户还没有脱贫，只有一百多户解决了温饱。奔小康的户在那里是凤毛麟角。你千万不要好大喜功，在老百姓身上打主意。再在老百姓身上打主意，他们就没法活下去了。那样是会出问题的。出了问题你李冬明的前途也就彻底完蛋了。就拿这一百万，给他们修一座桥，解决他们的过渡问题，他们就对你感激不尽了。你把桥修好，我就想办法把你弄上来。老婆孩子都在城里，一个人在下面不方便。再说，我们这些老头子也快到趟了，还得你们来接班啊。我已经在赵祥生面前说过几次了，你不错，是一棵好苗子。” 放下电话，李冬明开始心情还十分激动，过后，他就有些不知所措了，两位县长，两种不同的指示，他该听谁的？他拿起话筒，将电话打到县委赵祥生书记那里。赵祥生书记在那边说：“小李呀，我正准备找你。” 李冬明问：“是不是修桥的事？” “你小子真精明。给你一年时间，能不能将大桥修好？”赵祥生书记在那边大声问道。 李冬明说：“我给你打电话，是想请示你，大桥修多大的规模。”“常县长没对你说？” 李冬明只在电话中嗯了一声，他不想将两位县长的意见说给赵书记听，他现在需要的是赵书记的意见，赵书记怎么说，他就怎么做。 “如今，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部署已经启动，我们西岭市乃至我们西部几个省市都动起来了，很多的基础工程已经动工，需要大量的水泥、石灰、木材等建筑材料。苦藤河乡有取之不尽的石灰石、木材、楠竹、中药材。石灰石可以办水泥厂，可以烧石灰，可以办卵石场。木材、楠竹、中药材都能卖钱。与苦藤河乡一河之隔的连山镇有一条横贯东西的铁路，刚刚动工修建的宁贵高速公路也将从连山镇经过，多好的条件呀。可苦藤河乡的老百姓住在金山上没饭吃，没钱用。你得想办法自己再弄一部分资金，将大桥修宽一些，修牢固一些，上面要跑载重货车，以适应西部大开发的需要。为苦藤河乡的老百姓尽快脱贫致富奔小康创造条件。要让苦藤河乡变成甜藤河乡，变成幸福河乡。那时，我就光光彩彩地接你回县里来。” 李冬明放下电话，坐那里老大阵没有说话，他知道，这一百万不是丁副县长争取来的，也不是常县长主动给的，而是赵书记的意见。今年元月，西山县调整乡镇一级领导班子，三个月前才从西岭市调来西山县做县委书记的赵祥生找李冬明谈话，让他到苦藤河乡去做党委书记。他当时在县委办公室做副主任，按说下去做乡党委书记是极为正常的事，级别从副科上半个台阶到正科。赵书记还有另外一层意思，说他年纪轻轻，却很有头脑，很有见地，又有在机关工作的经验，让他在贫困乡锻炼一段时间之后再回来，他另有任用。赵书记没有把另有任用的话说明白，但他知道另有任用的意思是什么。赵书记下来的三个月里，他曾经给他写过两个报告和一篇有关西部大开发的论文。论文在省委宣传部主办的理论刊物上发表之后，得到了省委主要领导的好评。两个报告一个是在全县的三级干部会上做的，一个是在全县的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大会上做的。反响很大，干部们背地里议论说赵书记是一个很有才华很有水平的领导。赵祥生心里当然高兴，他曾经在一次宴会上流露过，说县委办公室主任快到趟了，到时候就让能写的又年轻的笔杆子上。李冬明心里清楚，这个能写的又年轻的笔杆子是自己无疑。可是，县政府那边却遇到了阻力，丁副县长坚决反对他去苦藤河乡任职。说他的资历太浅，又没有在农村工作的经验，将那么一个贫困乡交给他，肯定不行。还是赵书记力排众议，他才得到来苦藤河乡任职的机会。李冬明也不回县里去了，要严卉给各村下通知：“今天下午报到，明天，也就是八月二十二日召开各村支部书记会议，时间一天，任何人不得请假，不得缺席。”李冬明顿了顿，又说，“今天上午召开乡党委会议，对每个党委委员都说一声。” 严卉那细细的腰身做作地扭了扭，一双白多黑少的大眼睛瞅了瞅李冬明，说：“我去问问顾乡长。” 李冬明心里忽地冒起一股怒火，他真想骂她一句脏话，可他还是忍住了。这个时候他不想和这样的女人计较，冷冷地说：“快把通知下下去，这是县委赵书记和常县长的意思。我这就去跟顾乡长通通气。”说着，李冬明来到餐厅，对正在吃早饭的顾家好乡长说：“老顾，今天上午党委委员开个会，研究一下修桥的事。县里已经做了决定，答应给我们一百万。” 顾家好勾着头只管吃他的饭，待他把饭吃完之后才抬起头来淡淡地说：“县里指示，国庆节前要完成秋收秋种工作。任务很重，是不是忙完了这段时间，再坐下来开个会，专门研究修桥的事。虽说县里答应给一百万，可这一百万还只是一句话，并没有到手。县里穷得发排骨工资都还往后拖了两个月。这一百万还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划到乡财政账上来。” 顾家好今年五十三岁了，是苦藤河乡茅山冲村人。他的经历很有一些传奇色彩。他只是一个小学毕业生，那时学工学农学军，连上小学的那几年他也没有认真读书。只是，那是个特殊的年代，家庭成分决定一个人的前程和命运。他的家庭是三代贫农，父亲在他刚生下来的那年给地主放木排时，淹死在苦藤河，连尸体也没有找到。他家真算得上是苦大仇深的贫农了。 他二十岁那年，西山县办了个农业大学，他这个在生产队做了多年农活的青年农民被推荐为苦藤河公社惟一一名上农业大学的大学生。但这个农业大学很少读书，大部分时间是下田间劳动。农业大学办了一段时间就解散了，他便回到了苦藤河公社。在公社农技站做农技员。那时他年轻，吃得苦，又肯学习农业技术，公社领导对他还是比较信任的。两年之后他就做了农技站站长。在农技站干了二十多年之后，他硬是凭着自己的能力和吃苦精神，得到了苦藤河乡人民的信任，在乡人大代表会上被选为副乡长。 只是，做了副乡长之后，他就渐渐地开始变了。他说他辛辛苦苦工作几十年，也该松口气了。三年之后他又被选为苦藤河乡的乡长。这时，他在乡政府说的话比书记的话还管用。加上有丁安仁在后面撑腰，他的胆子也就越来越大了。按他自己的话说，中国都这个样，我不这样，人家会说我这人太无能，太迂腐。何况，县里下来的干部天天和我在一块，我不这样，他们就不好那样了。于是，他也敢进包厢搂着嘴巴涂得血红的三陪小姐，把自己嘴里的酒水嘴对嘴地往三陪小姐嘴里喂。他也敢搞女人。开始是和乡妇女主任郑秋菊搞。第一次搞郑秋菊的时候他还有些害怕，后来他就不怕了。人家丁安仁搞十几岁的姑娘都不怕，自己搞一个半老徐娘怕什么。 和郑秋菊搞了一年多，他就有些不满足了，他觉得睡郑秋菊虽然比睡自己那个粗皮黑糙的农村婆娘感觉要好得多，但郑秋菊年纪毕竟大了，人也不漂亮。于是，他就打上了被丁安仁弄到乡政府做服务员的严卉的主意。严卉还不到二十岁，人又长得漂亮。和她睡觉肯定比和郑秋菊睡觉更有滋味，更刺激。他知道严卉和丁安仁有一脚，但他要和她睡觉她是不敢拒绝的，在苦藤河乡还是他说了算。于是，在丁安仁回县城的时候，他就摸进了严卉的房里。严卉果然没有拒绝他，她只向他提出一个要求，要他招聘她为乡政府办公室秘书。他答应了。于是，在丁安仁不在乡政府的时候，严卉就成了他的人。通过这件事，他也就掂量出了权力的伟大和万能。于是，他利用它将亲弟弟顾家富从茅山冲村弄到乡企业办做了副主任。不久，又将顾家富由乡企业办副主任变成了主任，还让他办起了木材加工厂和石灰厂。再后来，又利用它在河那边的连山镇修了房子，让老婆孩子都搬到连山镇去了。开始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还有些顾忌，慢慢地，就一点顾忌都没有了。 前面几届书记都是过田的水，在苦藤河乡待了一年两年就想着法子回城里去了，对苦藤河乡的事情基本上是不闻不问的，他顾家好怎么说怎么好。加上自己的身后还有一棵大树靠着，老百姓有意见也没有用。有状告不响，有理没有地方说。在苦藤河乡，他就是理。这几年，莫胡子、全安、何奔几个人不是经常在背后告他的状么，结果怎么样？莫胡子和全安的县人大代表被他稍稍做做手脚就给弄丢了。何奔还被弄到老崖村蹲了两年点，要不是李冬明下来做书记之后坚持要把何奔从老崖村弄回来，他还要让他在老崖村蹲三五年的。他常常想，怪不得人人都想当官。当了小官的想当大官，没有当官的跑官买官也想弄个官当。当官真的好呀。他想把修桥的工作往后拖一段时间。他有他的想法。他知道李冬明急着要把大桥修好，好回县里去做他的县委办主任，进常委。他不急，他就会主动来找他，那时他就可以向他提条件了。 李冬明心里一愣，昨天晚上县常委会决定的事情，他顾家好比我还先知道呀？他说：“赵书记给我们一年时间，明年国庆节大桥要修好通车，往后拖不得。我已经要小严发通知下去了，明天召开各村支部书记会议，专门研究修桥的事。” “既然这样，那就开吧。”顾家好用巴掌抹了一把满脸的油汗，冷冷地说。脑壳里面却在使劲地打圈圈，你李冬明急着要修大桥出政绩，老子得想个办法把修大桥的大权抓在自己手中才行，百多万的工程，可是块流油的肥肉。 李冬明将几个乡党委委员叫到会议室坐了一阵，顾家好才懒洋洋地走进来。李冬明说：“开会吧，我先讲。我讲了顾乡长再讲。刚才我连着接到三个电话，一个是赵书记的，一个是常县长的，一个是丁副县长的。说的是同一件事，县里已经做出决定，给我们一百万，在苦藤河上修一座水泥大桥。修桥的好处我就不说了，今天县里终于咬着牙勒紧裤带给我们一百万，我们自己也得咬着牙，勒紧裤带再筹集一些钱，这座水泥大桥才修得起来。这是一件事。再一件事，什么时候开工修大桥，今天要定下来。我的意思是不能拖，时间越早越好。赵书记的态度很明确，给我们一年时间，一定要把大桥修好。” 李冬明的话没说完，几个党委成员就议论开了，说真没有想到县里这次会给一百万，上次才给三十万。都抱怨说我们在苦藤河乡工作真窝囊，因为一个穷字，走哪里头都抬不起来，县里拨了钱，那就修吧。李冬明问：“再从老百姓那里集资多少钱？” 说到从农民手中弄集资款，大家就像吃了封喉药，一下都闭住嘴成哑巴了，一双双眼睛不约而同地瞅着顾家好。顾家好有些没好气地说：“我看集资的问题就不用说了吧。苦藤河乡不是别的乡，农民饭都吃不饱，从他们身上怎么弄得到钱。县里给一百万，我们全都用在修桥上面，能修多大的桥就修多大的桥。县里知道苦藤河乡的情况，不会责怪我们将桥修小了，修窄了，上面跑不得大货车。老百姓只要有座桥解决他们的过河问题，也就满足了，谢天谢地了。要是把场面铺得过大，一百万用完了，集资款又收不上来，怎么收场嘛。” 李冬明没有将赵书记和常县长的意见说给大家听。从顾乡长的话中，他知道丁副县长已经将自己的意见对他说了。于是，李冬明说：“大家都谈谈自己的看法。这是一件关系到苦藤河乡六千多老百姓能不能迅速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大事，我们不能草草地就决定下来。” 李冬明的话没说完，乡党委副书记郑秋菊和副乡长吴生平就都抢着发了言，他们像是约好了似的，一致反对从农民手中弄集资款。说顾乡长的意见是正确的，还是要从实际出发，有多大的裆，就缝多大的裤，千万不能好大喜功，只图个人的政绩，误了苦藤河乡老百姓的大事。只有乡纪检委员何奔同意李冬明的意见，他说：“‘三个代表’中有一条，我们共产党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最根本利益的。上面也一再地要求我们要为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什么是实事，什么是好事？我认为就是让人民群众从中得到最大的好处的事。我们不能在苦藤河上修一座能过河的小桥就算交了差，了了事。从小处说，我们要为苦藤河乡日后的发展着想，为苦藤河乡的老百姓今后能过上好日子着想。从大处看，也要适应西部大开发的大形势啊。不要今天刚刚把桥修好，又觉得不行了，明天又花钱修大桥，那样浪费就大了。现在让大家咬咬牙，集一部分资上来，将桥修宽一些，修牢实一些，是很正确的主张。我同意李书记的意见。” 李冬明说：“我来苦藤河乡的时候，就去县交通局咨询过，他们说四年前已经给苦藤河水泥大桥设计过一张图纸。是作双车道设计的，全长二百米。中间两个大拱，两边两个小拱。修桥的地点也选好了，就在河码头上面那段狭窄的河滩上。我们是不是按那张图纸办，作四百万资金的预算。” 顾家好冷冷道：“那都是老皇历了。今天的四百万能修好那么一座水泥大桥？”顾家好发牢骚说，“我还想在苦藤河上修一座能并排跑四辆大货车的水泥大桥呢，这现实么？你们到老百姓家里去看看吧，看看有几家一次能拿得出两千三千集资款？我说，办任何事情都不能意气用事，要从苦藤河乡的实际出发，要考虑到群众的实际困难。带有任何个人的私心杂念都是不行的，都会带来难以收拾的后果。” 何奔说：“我们不一定把这么多钱全部往老百姓身上压，我们可以以工换钱。比如石灰可以自己烧，河沙可以自己筛，大桥两边的保坎也可以自己砌。还有很多的小工我们自己都可以做。这些我们四年前就规划过的，可以节约几十万元的资金。”何奔顿了顿，“那年，我们也搞过一次集资，如果那次咬咬牙，说不定大桥早就修好了。” 顾家好听何奔这么说，那张四方脸立马就板了起来，一副十分生气的样子，正要说什么，李冬明却将话接了过去：“做任何事情，靠的是决心，是精神。只要人心齐了，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我的老家在农村，我那时才几岁，就亲眼看见我的父亲和乡亲们饿着肚子在村子外边的小溪上修筑水坝的情景。那时候的农村比现在要穷得多，是忙时吃干，闲时吃稀，还要杂以瓜菜填肚子的艰难岁月，我们村里两百亩水田年年受旱，十年中有九年减产。如果不解决水的问题，我们村就别指望吃上饱饭。于是决定在山溪里修一条水坝。修筑水坝全是抬岩挑沙的重活，我父亲和生产队两百多劳动力，从头年的八月开始，到第二年的三月完工，都没有休息过一天。冬天下大雪，溪滩上的冰雪有半尺厚。有一次，我父亲和几个壮劳力在溪坎上抬水坝的基石，抬着抬着他就昏倒了，当人们把他弄醒过来之后，他又挣扎着站起来将石头抬上肩。那时我才五岁，在水坝上玩耍，我知道父亲是饿得站不起来了。早晨父亲吃的是一碗南瓜粥，中午回去吃中午饭的时候却将早上留下的半碗南瓜粥让我吃了。我哭着不让父亲再抬了。父亲说，没力气抬也要抬，水坝不修好，明年连南瓜粥也没有吃的。我们村的水坝修好之后，人们的日子好过多了。我认为，这两年大家的日子都过紧一点，压缩家庭的其他开支，说得严重一点，两年不吃猪肉，两年不穿新衣服，咬着牙卖猪卖鸡卖粮，人均交五百元集资款不会有太大的问题。这样，我们自己乡拿三百万，四百万就凑齐了。”李冬明觉得不把赵书记和常县长的指示抖出来，顾乡长和郑副书记几个人是绝不会同意自己的意见的，他继续说：“从农民身上集一部分资，不是我的意见，是县委赵书记和常县长的指示。刚才他们给我打电话就很明确地对我说，要我再从苦藤河乡的老百姓手中筹集一部分资金，把苦藤河水泥大桥修成双车道，上面要能跑大货车。” 李冬明将话说到这个份上，郑秋菊和吴生平就不好再说什么了。顾家好有些无可奈何地说：“既然是赵书记和常县长的指示，我就不好坚持自己的意见了。李书记是县里派下来的，底气足，后面又有赵书记撑腰，遇到困难，赵书记当然会出面解决。我顾家好在苦藤河乡土生土长，苦藤河乡的老百姓背地里骂我没有能耐，给乡亲们办不了什么好事。如今好了，做出政绩了，你李冬明可以上台阶。天塌下来了有你李书记顶着，我们是大树下面好乘凉，也懒得操这份心了。”顾家好将眼睛对着郑秋菊和吴平生看了看，又说，“既然明天召开各村支部书记会议，许多的事情今天都得定下来。修大桥的工作一启动，就要动劳力，动资金。没有一个领导班子不行。”顾家好顿了顿，“我的想法，大桥指挥部的指挥长还是由李书记亲自担任，我和郑副书记吴副乡长给李书记打打边鼓就是。主要的问题是要找一个具体办事的。也就是具体分管后勤那一块。这个人很重要，要有和外面交往的能力，要懂账目，会写会算，还要吃得苦，肯干事。你们看谁挑这副担子合适？” 顾家好这么说过，就将眼睛对着大家看过去，大家都不做声，有的还将头扭向一边。只有郑秋菊迎住他的目光说：“我看这副担子还是让顾主任挑合适，我们四年前就曾准备修大桥的，也是定的他分管后勤工作。刚才李书记说的那个大桥的图纸，就是顾主任弄的。他和县桥梁施工公司的张经理一直有联系。如今的事情不好办，不靠熟人，不靠朋友，不靠关系，什么事情都办不好。” 郑秋菊的话音未落，吴生平也接着表态说他也同意让顾家富分管大桥指挥部的后勤工作。“我看除了顾主任，我们苦藤河乡再难找到更合适的人选了……” “我不同意。”吴生平话没说完，何奔就大声地表示反对。 “你有意见可以说嘛，怎么那么个态度？”吴生平一副很不高兴的样子说。 “我不晓得说话还有个什么样的态度。我再说一次，我不同意。”何奔大声道。 李冬明见状，打断他们的话道：“这个事放到下一步再研究，先将村支书会议开了，把集资款的事情落实下来。我们乡是穷乡，从老百姓口袋里掏钱的确不容易，需要我们做大量的工作才行。我们一定要有碰钉子、遇麻烦甚至挨骂的思想准备。这样吧，今天的会就开到这里。明天的会议十分重要，全乡的干部职工都要参加。企业办、农技站、农电站、文化站、国土站和乡政府所有代管的工作人员也都要参加。这是我们苦藤河乡的大事，全乡的干部职工都要动起来。从今年的国庆节到明年的国庆节，这一年的时间里，苦藤河乡工作的重中之重，就是修好苦藤河水泥大桥。” 第二章 这天下午，顾家好过河来到苦藤河对岸连山镇顾家富的连山酒家，却没有看见顾家富。问在客厅值班的女服务员，女服务员欲言又止。顾家好就不再问了，径直来到一楼东头一间兼做张朵住房的保管室外边。保管室的门关着，顾家好大声地叫道：“家富，开门，我有话说。” 里面一阵响，保管室的门就开了。酒店女服务员张朵衣冠不整地走出来，低着头匆匆往客厅去了。顾家富则坐在张朵的床沿上，脸上布满了不悦：“哥，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嘛，在门外大喊小叫的。”顾家富是顾家好的亲弟弟，四十六七岁年纪，一米六的个头，肥胖的身子。在顾家好的一手提拔下，顾家富现在成了乡企业办的主任了。苦藤河乡原本没有企业，这里的老百姓穷，苦藤河乡政府也穷。乡企业办没有收入，顾家富的工资就没有着落。在苦藤河乡扶贫的县农业局长丁安仁给他们牵线，由顾家好签字画押，从县农业银行弄来了三十万块钱的贷款。顾家富在苦藤河乡办起了木材加工厂和石灰厂。顾家富将他的酒肉朋友匡兴义和宁占才弄来做两个厂的厂长。匡兴义和宁占才也是茅山冲村的农民，却从来不认真务农耕田，长年在外面干些嫖赌逍遥、欺诈撞骗的勾当，人们背地里说他们是两个头上长疮、脚底流脓、坏透了顶的家伙。三个人将厂子弄了一年多的时间就给弄垮了，欠下了苦藤河乡九个村六十多万元木材款、八万多元小工工资。银行三十多万元的贷款也一分都没有还。厂子垮了，花了十多万元从浙江买来的别人已经淘汰了的机器也只能摆在那里生绿锈。两位厂长却被弄到企业办来做了会计和出纳。三个人顶着顾家好和丁安仁两把保护伞，巧立名目，自定规矩，从苦藤河乡老百姓手中强行收取这费那费供他们吃饭、喝酒、打麻将、玩女人。老百姓的意见大，乡干部的意见也大，却又奈何他们不得。 顾家好板着脸说：“你看你像个什么样子，这么阳天白日你不在企业办上班，却在酒店和女人鬼混。人家张朵的父亲是张有财，茅山冲村的村支书，他要是知道你把他的女儿给弄了，他不拿刀把你的脑壳当葫芦劈才有鬼。” 顾家富不服气地说：“我又不像你们端国家的饭碗，由国家管着。我们自己找钱给自己发工资，坐在办公室钱从天上掉下来？”顾家富似乎对兄长这个时候来搅了他的好事有些耿耿于怀，“他丁安仁每次下来还不是像条骚公狗，大白天就把女人拖到房里让他睡。你自己和严卉是怎么干的我不晓得？大白天的连房里也懒得去，就在办公室放炮哩。”顾家富的脸上流露出一种不屑，“我给张有财钱了，他张有财怎么会拿刀来劈我？感谢我都来不及哩，谁不把钱当成了娘老子。他那样的穷光蛋，想钱都想发疯了。” 顾家好那张肥得鼓油的方脸红一块白一块，顾家富一席话说得他真不知道怎么作答才好。如今他有钱了，连亲哥的话也听不进去了。他真想臭骂他一顿，想想又忍了，说：“你知道县里拨款修苦藤河大桥的事么？” “不知道。”顾家富刚才还紧绷着的脸立马就绽开了笑容，“县里又拨了多少钱下来修桥，不会是三十万吧？” “你不会想到的，县里居然给了我们一百万。”顾家好说。 “真的么？一百万可不是个小数目。”顾家富那对鼓突的羊卵子眼睛一下就发亮了，“你们研究过了么，哪个做修大桥的后勤工作？” 顾家好不回他的话，说：“赵书记和常县长指示，从老百姓手中再集资三百万，一共四百万，修一座双车道水泥大桥。” “又要从农民手中集资？”顾家富有些担心地说，“四年前用他们的集资款炒地皮，我们兄弟俩赚得一些钱，把房子从茅山冲拆迁过来，莫胡子他们一直还在告状，又向大家要钱修桥，这不是惹火烧身么。把他们逼急了，真的会把我们兄弟俩的脑壳剁了煮汤喝的。” “李冬明有赵书记做后台，腰杆子硬得很。他坚持要从农民手中集资三百万，我拦也拦不住。拦不住就由他去，我远离一些就是。群众吵也好，闹也好，告状也好，或是喝农药上吊跳苦藤河，都不与我相干。”顾家好顿了顿，又说，“过去的那些账目县里都已经清查过了，有结论的，谁还有屁放？这次集资弄出事情来，他李冬明吃不了自己兜着走。家富我跟你说，修桥要成立一个指挥部，刚才开会我已经提出来了，让你去指挥部做后勤工作。” “行啊。”顾家富高兴得只差大声叫喊了。鼓突的眼珠骨碌碌几转，“后勤工作一定要包括管理修大桥的资金往来才行。”“不要你管钱，我跑到你这里来告诉你这个事做什么？” 顾家富说：“给我一百万的话，我会给你弄十万八万的。”过后就自语道，“嗨，我还真希望他李冬明能从全乡再集资三百万，那样我们兄弟俩日后就不愁没钱花了。” 顾家好看见把弟弟的胃口吊起来了，又给他泼了一瓢冷水说：“你还不能高兴得太早了。何奔坚决不同意你去管后勤，在会上就和我顶起来了。这个事暂时就没有定下来。明天召开各村支部书记会议，你们都要参加，会上可能要发动大家捐款，你要有个表示，这样我也才好为你说话。” “只要让我管修桥的资金，我个人可以捐两万。” “我这个做乡长的不能没有表示。我也要捐一点，只是手头拿不出那么多。”顾家好这样说着，就将眼睛盯着顾家富。 “到我这里拿吧。”顾家富的口气一下显得十分的冷漠，“我们虽然是亲兄弟，话却要说到明处，你关照我，我也关照你，我们谁也不欠谁的。你把大桥后勤工作让我做，我先给你一万。大桥开工之后，我再给你五万。如果李冬明弄到了三百万集资款，我给你二十万。” 顾家好瞅着弟弟那双灰暗的满含着狡黠的羊卵子一样的眼睛，心里就没有多少底气了，顾家富这几年的存款已经上了百万，可自己的手头却并不怎么宽裕，自己的确很需要钱。他把话扯到一边说：“今后不要和酒店的服务员鬼混，那样不好。你不知道，竹山垭村邓美玉的那个私生女儿一直是我的一块心病呀。” “你着什么急，又不是你日出来的私生子。我倒是觉得有了那么一个私生子心里踏实多了，再不用担心出了什么问题他丁安仁不替我们兄弟说话。” 顾家好瞪了顾家富一眼：“我看你越来越像社会上那些烂秆子了。你只别弄出乱子来让我给你扛。” 顾家富顶撞他道：“我这样就是烂秆子了，你和丁安仁那样就不是烂秆子了，就是官样子了。像你们那样表面上装得正正经经，肚子里全是见不得人的男盗女娼我做不来，我没有那样的城府。” 顾家好真气得不行了，说：“那就算了吧，我另外叫人做大桥的后勤工作。” 顾家富的脸上便又堆起了笑：“哥你生气了呀。我按你说的办不就得了。你可不能让肥水流到别人田里去哟。其实呢，我说的都是实在话，如今我们这里是个大染缸，赤橙黄绿青蓝紫，已经没有几个人没被染成人模狗样的了。老鸦别笑猪嘴丑，大家都彼此彼此。” 顾家好不想和他打嘴皮子仗。顾家富将丁副县长掌握在自己手里，真的是有些肆无忌惮了，连亲哥哥也不放在眼里了，惹得他发了火，他真的会六亲不认的，最后吃亏的还是自己。四年前，顾家富在连山镇火车站旁边的黄金地段修了一幢三层楼的砖房，将自己的家从茅山冲搬过了河，顺便请人将他这个做哥的房子也拆迁到连山镇去了。地皮钱、搬迁费，顾家富没有向他要，他也没有说给。他们的心里都明白，这是顾家富对亲哥让他拿着苦藤河乡的群众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几十万元集资款炒地皮的回报。顾家好的房子就修在连山镇火车站的那一头，没有弟弟的房子气派，地皮也没有弟弟的占得好。但他还是比较满意的，按正常情况，买地皮、拆迁费，以及七七八八的其他开支，没有十万八万拿不下来。老婆过去在茅山冲面朝黄土背朝天汗爬水流地做阳春活，一年累死累活也只能弄个温饱。搬过来之后，责任田也不用种了，在火车站的大门前摆了一个茶水摊子，赚几个小钱自己花。去年女儿上大学之后，学杂费、生活费、平时的零用钱，一年下来少说也用去一万多。他这个做乡长的一个月才五百来块钱的排骨工资。有时严卉和郑秋菊过河去的时候，还要从他口袋里掏几个钱买月经纸，买零食小吃。要不是常常从顾家富这里拿钱接济，他这个做乡长的也就气派不起来了。他说：“明天上午开会，企业办三个人都要参加，不能缺席。”说着就离开了连山酒家。他没有回苦藤河乡政府，看看手腕上的表，已经下午四点多了，便径直回火车站旁边的自己家里去了。 自己家的门开着，郑秋菊坐在家里正和自己的女人说着话，看见男人回来，女人站起身说：“郑书记等你一阵了。”又对郑秋菊说，“你们慢慢谈工作，一会儿我就回来做晚饭，郑书记在我们家吃了晚饭再回乡政府去。”说着就出门去了。她的茶水摊子摆在火车站的门前，一把大大的太阳伞撑起一片阴凉，却没有人照料，几个出站的旅客在旁边站了站，就又走了。 顾家好看着女人远去的背影，问郑秋菊道：“你来做什么？”郑秋菊肥得眯起的两眼柔柔地看着顾家好，反问道：“我不能来了？”郑秋菊四十来岁年纪，身材矮矮的，胖胖的，脸面圆圆的，走起路来两个腮边的肉一抖一抖的。热天衣服穿得单薄的时候，她那身子就像长了钩子一样，把男人的眼珠子直往她的身上扯。看她的前面，胸口像挂着两个肉肉的炉罐，看她的身后，屁股像两副柔软的大磨盘。苦藤河乡的老百姓穷，生活苦，乡干部的日子也不好过。可郑秋菊喝水也长膘。苦藤河乡的那些男干部们背后笑说她是个白皮萝卜，水多。她爱和大家打打闹闹，男人们当面说她的荤话，或是在她那磨盘一样的屁股上捏一把，或是在她那鼓突突的胸口摁一摁，她都不在乎，嘴里骂一句馋死你，也就算了。五年前郑秋菊还是苦藤河乡的计划生育专干。搞秋季计划生育工作时，顾家好和她负责最边远的两个村，两个人常常翻山越岭地下村去，把计划生育对象弄到乡卫生院，或是在女人的洞洞里塞个铁环环，或是割断男人胯下的两根细筋筋。两人路上没事的时候，就把搞计划生育时听来的一些荤话再学说一遍。说着说着两人就在没有人烟的山岭上，天作被子地作床地做起了让他们十分刺激而又心跳的勾当来了。顾家好发现自己伸手剥去郑秋菊身上的衣和裤，将那白白的胖胖的身子放倒在半山坡的草地上，自己再脱下衣裤，将赤条条的身子压在她的白皮萝卜般的身子上面的时候，她没有显出半点的委屈和勉强，而是一副十分高兴的样子，在下面迎合着他，牵引着他，让他从自己的身子里面得到满足和欢悦。他觉得郑秋菊人长得虽是不怎么样，但和自己的农民婆娘比起来，却要好上多少倍，睡她的滋味真的特别的好。郑秋菊也很懂味，她知道他没有钱给她，她也不向他要钱。她说：“我让你睡，是有求于你，你马上就要做乡长了，做了乡长，你就给我换个工作吧。苦藤河乡越是穷得不行，计划生育工作就越是难搞，我实在是不想做这个工作了。你给我换个工作，今后你什么时候想要我的身子了，我都会给你。”顾家好这时才知道如今一些年轻漂亮的女人为什么喜欢给有权有势的男人做情人，当二奶，原来她们是看上他们手中的权和钱。他觉得郑秋菊这人实在，心眼也不坏，还能善解人意，又不会弄出什么麻烦来，能隔三差五地睡睡她那肉肉的身子该是求之不得的啊。他说：“丁副县长是说过，年底换届选举我可能会做乡长。如果真做了乡长，我就给你换个工作。”果然，一年之后，郑秋菊就做了乡妇女主任，前年又做了乡党委副书记。只是，顾家好因为常常睡郑秋菊这个白皮萝卜，把他的胆子也就睡大了，心也更贪婪了。不久就将严卉弄到手了。严卉又年轻，又漂亮，身段也长得特别好，和电视里面那些漂亮的女演员比一点都不逊色，睡起来的感觉就更新鲜，更刺激，更有滋味，他有时把郑秋菊也给冷落了。 “我没说你不能来，我是问你来找我有什么事？” “没有事就不能来了？过去我到这里来，你从来没有问过我有什么事呀。”郑秋菊两眼热热地盯着他，“以前我每次到这里来，你总是一副迫不及待的样子，恨不得要当着你那黄脸婆的面，把我的裤子给脱了。” 顾家好的心里就有些发热，嘴里却说：“现在年纪大了，可能有些不行了。” “你在严卉面前说这话么？你是嫌弃我老了，胖了，没有严卉那嫩婆娘有滋味了。”郑秋菊这么说过，就扑过去，两手搂住顾家好的脖子，一边啃着他的脸，一边急急地说：“我等不及了，我要。” 顾家好探头看了看远处那把红绿相间的太阳伞。太阳伞下围着许多人。他就大胆地拉着郑秋菊的手，来到堂屋后面的厢房。厢房是他的书房，里面摆着一个书柜，一张书桌，一张单人床。他和他的农村婆娘曾经约法三章，他和他的同事在书房里谈工作的时候，她是不能进去打扰的。农村女人有了这么一位做乡长的男人，已经觉得无比的荣耀和光彩。如今，男人又把家从茅山冲搬过河来，让自己再不用面朝黄土背朝天土里刨食了。自己的男人找手下的人谈工作，给他们倒茶办饭侍候都来不及，她怎么会去打扰他们啊。有几次，他和郑秋菊在厢房里那窄小的单人床上要死要活地睡过，刚刚穿上衣服，他的黄脸婆女人就将两碗荷包蛋端到堂屋，问他们她能不能进来，她给他们做了好吃的哩。顾家好将郑秋菊的身子压在自己的身子下面的时候，他就想起刚才自己骂顾家富的话来。顾家富说的话虽是让他有些不悦，但他说的话却一点都不假。如今他不和县上省里的领导比，自己当了个卵乡长，在苦藤河乡却算是土皇帝了。想搞女人么，女人就自己送上门来。年轻女人有求于自己，也会将裤子脱了让自己睡。没钱用了，让弟弟出面弄几个钱花也是很容易的事情。书记不是不知道这些，但他自己想早点离开苦藤河乡进城去，也就睁只眼闭只眼，懒得得罪人。县里派了个局长来扶贫，他搞女人的瘾比老子更大。老百姓有意见又怎么样，没有人理你，告状也没有用。状纸多了，人家丁局长当上副县长之后派几个人下来查查账，走走过场也就完了。如今他做了常务副县长，进了常委，权力也就更大了，几个小百姓告状就更没有人理睬了。状纸七转八转，还不又都转到他手上去了。这就叫做当官，当了官什么事都好办，想要的东西都能得到手，别人摆不平的事情都能摆得平。他就想，自己这辈子就睡身子下面这个白皮萝卜和严卉两个女人是不是亏了，能不能再睡一个比白皮萝卜和严卉更好一些的女人呢？ 顾家好这么想的时候就有些分散注意力，两人在床上弄了老大一阵，才精疲力竭地坐起来。郑秋菊有些意犹未尽，说：“女人到了四十岁，就成豆腐渣了，就不值钱了，让人家施舍也是三心二意的了。” 顾家好说：“你不知道我心里搁着事。” “我就是为这事来的。”郑秋菊一边梳理着被顾家好揉乱了的头发，一边说，“看李书记的样子，好像对顾主任做大桥指挥部的会计不怎么同意。他可能听到什么反映了，你得有个应对措施才行。” 顾家好笑说：“知我心者，秋菊也。告诉你，他李冬明并不准备在苦藤河乡呆多久，他想的是能尽快回城里去做他的县委办主任。他不同意可以，今后他要办什么事就别指望我支持他。那样他就走不成。即便是回城里去了，也别指望做那个主任。” 郑秋菊说：“这个工作我可以去做一做，只是，顾主任有些地方也不能太放肆了，弄出事来对你不好。” “刚才我还在骂他。” “光骂骂他还不行，有些地方还得有所限制。莫胡子他们对四年前顾主任炒地皮的事一直耿耿于怀，他们还在告状。”郑秋菊这样说着就叹气道，“其实，我这样替你们兄弟担心做什么，你们得了很多好处，我郑秋菊又能得到什么呢，你们弄出问题，与我郑秋菊又有什么相干。” 顾家好说：“你的堂弟不是在连山镇基建队包工程做二包头么，我让家富给他一个工程做做吧。” “顾主任如今靠着丁副县长，把你这个亲哥哥也不放在眼里了，你的话只怕算不得数的。” “明天决定大桥指挥部的会计时，你替他说说话，这个情他是会还你的。” 郑秋菊说：“明天开会争议一定很大，你还要做好思想准备。下边的村支书已经越来越不听话了。特别是大岩村的莫胡子，竹山垭村的全安，当阳坡村的刘来春，他们几个人好像共着一个鼻孔出气一样，专门和乡政府作对。何奔要是在中间一串通，事情就不好办了。” “县里拨下来的一百万他们没有权力干涉。从老百姓口袋里弄集资款的事我说我不得干，他李冬明要干他和各村的村支书磨嘴巴皮去。” 郑秋菊说：“你还要跟严卉说一声，人家李书记是县委赵书记的红人，迟早要回县里去的，说不定真的还会当上县委办主任。让她对李书记的态度好一些。有几次我都看不下去了，李书记让她办点事，她老是在背后叽叽咕咕，对你却百依百顺，言听计从。日后李书记不会弄她严卉，只怕会把心头之恨往我们身上撒。” 顾家好有些心烦地道：“你们女人的心啦。” “我不是嫉妒她，我说的是实话。我敢断定，只要赵书记不走，就有他李冬明的前途。” 顾家好有些心不在焉起来，像是在思考什么问题。郑秋菊说：“我知道你是想我走。”说着站起身，“我到我弟弟那里去一下。” 顾家好交待说：“没有落实的事情，不要对他说。等把事情定下来了，你那个做弟弟的还得对你这个姐姐有所表示才行。做乡干部的都穷，不弄几个外水钱补贴补贴，日子真的就很难过了。” “我知道。”郑秋菊说着匆匆地走了。 顾家好站起身，准备回乡政府去。他要和李冬明认真谈一谈。大桥后勤工作还得定下来让顾家富搞。不然，顾家富答应的那一万块钱自己就得不到了。 第三章 顾家好离开连山酒家之后，顾家富再没心思去叫张朵了。其实今天他和张朵并没有睡觉，他是要张朵到连山镇医院把肚子里的孩子刮了。这个张朵也和竹山垭村那个邓美玉一样，是一头猪，孩子怀三四个月了，居然还不知道。这时他心里老是想着县里给苦藤河乡修桥的那一百万块钱。这可不是小数目，自己真要把大桥后勤工作争到手，从中弄二十万三十万那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如果李冬明真的能集资上来三百万，自己口袋里不弄他一百万也要弄八十万。可是，哥说乡纪检委员何奔坚决反对，新来的李书记也有些犹豫，这就让他有些着急了。他把电话打到河码头苦藤河乡农副产品收费站那里，要匡兴义和宁占才赶快到连山酒家来一下，他有重要事情和他们商量。 一会儿，匡兴义和宁占才就来了。只是，他们的身后还跟着一个年纪不过二十多岁的年轻女人。年轻女人背着一个背篓，背篓里装着一些前胡黄姜之类的中药材。年轻女人穿得很破烂，但破烂的衣服却遮不住她姣好的身段和扑面而来的青春气息。可能她的小孩还在吃奶，胸口鼓鼓的xx子将补巴衣衫高高地顶起来，衣衫上留下一块湿湿的痕迹，散发出一种甜甜的让人心动的奶香。年轻女人有一张好看的瓜子脸。脸上还留有两行泪迹，那带着焦急和忧虑的瓜子脸就显得更加楚楚动人。顾家富这时对女人已没有多少兴趣，很不高兴地说：“你们又从哪里弄个女人来了呀？” “她看见我们在收费站打瞌睡，就想逃费。”匡兴义盯着年轻女人的脸面，眼睛里射出一缕贪婪的光。 “我没有。”年轻女人哭着说，“我的儿子生病发高烧急着要打针，却没钱，他爹抱着他还在乡卫生院等着的。我是心里着急，走得急了，才走过收费站几脚，就又回来了呀。” “你不给老子老老实实，就别想走了。我才不管你儿子是发高烧还是发低烧哩。”宁占才一旁冷笑道，“你一定是不经常出门的吧，连老子的厉害也不知道呀。先认真检查检查自己的思想，把态度端正了再说别的事情。” 年轻女人就跪了下去，哭着说：“我的确很少出门，不知道外面的很多事情。求求几位领导，我儿子还等着我把中药材卖了给他打针的。我儿子发高烧，再耽误了就没救了。” 顾家富问道：“你是哪个村的？” “双垭村的。” “姓什么？” “和匡会计一个姓。匡会计是兴字辈，论辈分匡会计还要叫我姑。” “你别在这里扯xx巴蛋。谁知道你是姓匡还是姓宁。”匡兴义骂道。 宁占才说：“你说你姓匡或是姓宁就会饶了你？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把你带到这里来么？” 年轻女人怯怯地说：“不知道。” “你听说过牛头马脸的厉害么？”宁占才将那张长满了红色疮疤的长脸一拉，有几分得意地问道。 “村里一些女人吓唬小孩时都会说，别哭，乡政府的牛头马脸来了。你们是……”年轻女人看着面前这两个凶神恶煞的男人，浑身不由得发起抖来。 宁占才一声阴笑：“知道牛头马脸的厉害就好。跟你说，他就是马脸，我就是牛头，你自己知趣一点吧。” 匡兴义盯着她那张好看的脸说：“快想好，是要我们动手呢，还是你自己乖乖地配合我们。” 顾家富一旁骂道：“你们他娘的一个二个都得女人痨了。要搞就快些，我还有更好的事情要告诉你们。”顾家富这么说着，就出门去了。 匡兴义随手把门关了。年轻女人惊吓地问道：“你们要做什么？” “你他娘的长得这么漂亮，我们怎么今天才发现。你说，男人看见了漂亮女人，最想做的是什么？快把裤子脱了。让我们高兴了，就放你走，款也不罚你的了，费也不收你的了。谁叫你是我的姑呢。” 年轻女人连忙蹲在地上，把自己紧紧地抱做一团，哀求说：“别，我不。你们要耍流氓，我就叫人了。” 宁占才伸出两只干瘦的手，上前只一下，年轻女人那满是补巴的裤子就被扯了下来：“你他娘的真的是没出过门呀，你就不知道只要我们牛头马脸看上的女人，就没有睡不着的。你再叫再喊也没有用，苦藤河乡和连山镇都没有我们摆不平的事情。” 宁占才还没来得及脱下自己的裤子，匡兴义就已经扑了上去。年轻女人开始还拼命地挣扎，后来就不挣扎了，只是用双手紧紧地捂住自己的脸面，泪水就从指头的缝隙中流了出来。 当宁占才也从年轻女人的身上滚下来的时候，年轻女人已经昏死过去了。宁占才喘着气，狠狠地给了她一脚：“你他娘的还装死呀。” 年轻女人被宁占才踢醒过来，羞涩地穿上裤，流着眼泪，浑身颤抖着，站在那里一动也不敢动。 “快走吧，什么时候想你了，我还要去找你这个姑姑的。”匡兴义盯着年轻女人的脸，啧啧嘴，意犹未尽地说道。 宁占才一旁喘着气，用巴掌揩一把脸上的汗水，恶狠狠地说：“出去之后可不能说今天的事，我们只要听到你在外面嘴巴臭，你那儿子的命就别指望活多久。” 年轻女人哪里还敢说什么，背着背篓逃离魔鬼一样离开了连山酒家。 “顾主任，找我们有什么事？”匡兴义大声地问正在客厅跟张朵说话的顾家富。 顾家富走过来说：“不是好事我叫你们做什么。”过后又对匡兴义和宁占才说：“从今天开始，我要对你们宣布一条纪律，你们再不要在外面乱搞女人了。你们要搞女人，就搞连山酒家的服务员。在外面乱搞女人，碰上一个敢和我们拼命的，非出事不可。那就坏了我的好事了。” 匡兴义说：“顾主任，你别在我们面前卖关子了，什么好事，快说吧。” 宁占才问道：“你说的好事，我们是不是也有份？” 顾家富说：“刚才我哥告诉我，说县里给我们乡一百万块钱修苦藤河大桥。对李冬明来说，这算得一个好消息。他有了政绩，就可以拍屁股回县里去了，还可以弄个好位子。苦藤河上修不修大桥，与我们有什么相干？我们的房子都搬到河这边来了，他娘的就是涨齐天大水也拦不了我们的。” 顾家富拿起水杯喝了一大口水，又说：“如果我哥要我管大桥的后勤工作，我又叫你们两个专门在外面给大桥指挥部做采购员，采购修建大桥的所有物资，对你们来说，这算不算是好消息呢？” 匡兴义和宁占才就高兴得叫起来：“是好消息，大大的好消息。那样，我们不但能赚钱，还可以到大城市去玩了。听说大城市的三陪小姐不但长得好，打扮得好，她们还会许多玩男人的花样，让男人高兴得要死要活。不像县城的三陪小姐，还有连山酒家的这些烂女人，你在她们上面再使劲，把她们胯下的那块东西睡烂，她们躺在身子下面却像一具具死尸，哪有什么手段玩男人呀。我们到时候也去睡睡大城市的三陪小姐，开开洋荤。” 顾家富说：“只是，在要不要我分管大桥后勤工作的问题上，争论很大。特别是何奔那杂种，他坚决不同意。弄得李冬明也有些犹豫了。” 匡兴义着急地问：“最后定下来了没有？” “刚才我哥找到我，说明天要召开全乡干部职工大会，各村支部书记也要参加。如果我想得到这个好差事，就要想办法堵住大家的口。特别是要给李书记一个好印象，我哥才好给我说话。” “什么好办法能堵住大家的口，又能把李书记拉过来。快说，别绕弯子了。” “我们乡最缺的是钱。而李书记做梦都想再多弄一些钱把桥修宽一些。我哥要我明天在大会上当着大家的面捐两万。” “两万呀。这可不是小数目。” 顾家富说：“数目不小，但回报更大。我已经答应了。匡兴义，你赶快给我准备两万块钱，用红纸包好，我明天要用。当然，这钱我是用私人的名义捐的，账上不能是捐款。你要把账做好。” 宁占才说：“不是说账上的钱已经不多了么？你说国庆节还要给丁副县长送礼的呀，丁副县长牙齿长得很，没有五千的红包他不得接。” 顾家富的脸就板了起来，“这钱虽然是用我私人的名义捐，但得利的还是我们三个人。你们要想到大城市去走走，去尝尝睡大城市三陪女的味道，你们就别多话，赶快给老子准备钱。” 匡兴义连忙说：“准备准备，谁说不准备呀。顾主任，明天你到我手上拿红包上台捐款就是。” 顾家富说：“还有一个事，过几天又到开学的时候了，连山镇派出所伍所长那里还得打点一下才行。我看这次就给三千吧。给多我们没有。” 宁占才说：“还给呀。这几年我都记着账的，大前年五千，前年五千，去年三千，今年三千，这么说明年还要给。” 顾家富说：“明年他儿子考上高中，少说也得给八千。”顾家富这么说着就骂起宁占才来，“宁占才你他娘的钱就是你的娘老子了。你不掏钱出去，你这么胆大包天地把人家良家妇女带到连山酒家，强行扯脱人家的裤子睡人家，也没人抓你？跟你们说，我顾家富对得住你们，为了得到大桥指挥部的后勤工作，除了企业办拿钱拉关系，我顾家富私人还得拿钱出来拉关系哩。我私人要拿多少你们知道么？两万。这个数目不小吧。” “我知道，那两万一定是给你哥的。” “是给他的。他是乡长，这事要靠他拍板，不给他一点好处说不过去。眼下的行情就是这样，认钱不认人。” 匡兴义说：“既然这样，这两万也在接待费中间报了算了。反正乡政府的接待费是顾乡长自己签字，多报少报也没有人来查账。有人来查账也无妨，全是接待县里领导的，他们查出是县里领导吃了喝了，还敢去处理他们不成。我们在河码头看紧一些，或是再找个什么名目收点钱，这钱就回来了。再说，大桥开工了，也有我们赚钱的时候。四年前我们拿着八十万借鸡下蛋炒地皮，搬过河四栋房子，顾主任还修了一幢三层楼房。这次一百万，从中弄二三十万不会有问题。让你顾主任吃亏，我们能有好日子过么？我们可是傍着你这棵大树的啊。” 顾家富的脸面仍然板着，冷冷道：“这才像人说的话。” 宁占才说：“顾主任，匡会计的话是该考虑考虑，现如今外面世界是越来越精彩了，但消费水平也越来越高了。听说大城市的三陪女一个夜头要上千块钱。我们每年收的钱才那么一点，到县城去玩一次，口袋里票子少了，人家没开过苞的黄花闺女躺在面前也不敢睡。当务之急是要再找个项目收点钱才够我们花费。” 匡兴义说：“我已经想好了两个收费的项目，顾主任你对你哥说一声，下个文到各村组去，我们就可以动手收钱了。” 宁占才迫不及待地问：“什么项目，说出来听听。” 匡兴义说：“你只知道用钱，从来就不动动脑子想想怎样广开财源，多抓点钱回来。这样坐吃山空，日后到城里去，三十岁的半老女人你都只有看一眼的份儿了。” 顾家富说：“匡兴义你那口气好像钱就到手了。十八岁的黄花闺女已经睡了。现如今上头对减轻农民负担抓得特别紧，一般情况，哪个还敢从农民身上打主意。” 匡兴义说：“我说出来你听听，就知道这钱是可以进我们口袋的。” 宁占才说：“你卖什么关子嘛，快说出来让顾主任听听。” 匡兴义说：“一，收新增人丁费，生个男孩收两百，生个女孩收一百。二，收婚嫁喜酒费，娶个媳妇收两百，嫁个闺女收一百。这两种钱比别的钱都好收。一是因为生孩子也好，娶媳妇嫁女也好，都是喜事。孩子驮在肚子里要生下来，选好的日子要娶媳妇要嫁女。但又必须到乡政府办理手续才算合法，不然就是违法，就要罚款。罚起款来没有底的，三千两千由乡政府定。况且，这两种证都由刘所长办，刘所长过去得过我们好处的，他不敢不给我们收这钱。让顾乡长签字下文下去，我们还不等着数票子就是。我粗粗估算了一下，一年下来可以收三万块钱。” 宁占才听匡兴义这么说，高兴地叫起来：“这主意绝了。匡兴义你的脑壳比我宁占才活泛，我算服了你。” 顾家富说：“这两种费是可以考虑收一些。怕只怕我哥不会同意定那么高。苦藤河乡穷，人家添人进口办喜事，借钱也会交这费的。但交多了，莫胡子他们又会在后面搞我们的动作。说我们在剥苦藤河乡老百姓的皮，敲老百姓的骨髓吃。” 匡兴义说：“减一半也行啊，减一半每年也能收一万多块钱呀。” 顾家富说：“暂时就这么定下来，我明天去对我哥说。”顾家富顿了顿，口气又冷了下来，“你们俩都要记着一件事，没有我顾家富，就没有你匡兴义和你宁占才的好日子过。没有我哥顾家好，就不会有我顾家富的好日子过。我哥他靠的谁，他靠的是丁安仁副县长。当然，像伍所长这样的人，也是不能得罪的。他管着连山镇这块地盘，不把他拉着，你们再有钱，也是不能想哪个女人就睡哪个女人的。这是一个连环套，你们谁也不能得罪。” “知道了，今后你顾主任怎么说，我们怎么做就是。” 第四章 苦藤河这名的由来，是因为沿河岸边的山坡上长着一种藤草。这种藤草的生命力特强，不论是在贫瘠的山坡，还是在岩崖上，只要有一层薄薄的土，这藤草就能蓬蓬勃勃地生长开来，而且极耐干旱，即使是天干地燃，它仍然一副青枝绿叶的样子。只是，这藤草好看不好吃，格外的苦涩，猪牛羊都不吃它。人们便叫它苦藤草。于是，沿河岸边的山便叫苦藤山，这条河也便叫做苦藤河了。苦藤草吃起来虽然苦涩，却是苦藤河乡老百姓的救命草，每到五黄六月，没有饭吃的农民从山坡上采来苦藤草，煮熟，浸在凉水里漂上三天，漂去苦水，放上盐炒过，用来填肚子充饥。这些年，一些城里人说是吃鸡吃鸭吃多了会生病，讲究吃绿色食品。便有人说苦藤草吃了能降血压，能治心脏病，于是，一些城里人专门到苦藤河边的山坡上采苦藤草回去做菜吃。顾家富的连山酒家就有一道供城里人吃的干红辣椒清炒苦藤草的特色菜。但苦藤河乡的人们还是不吃苦藤草，他们说五黄六月吃苦藤草吃多了，流出来的汗水都是苦的，有什么好吃的啊。 说实在的，苦藤河乡这座桥是要修了。苦藤河乡历任领导都有一句挂在口头上的话：苦藤河乡的经济发展不起来，根本原因就是苦藤河乡的交通太不方便了。一条并不大却十分湍急的河流，拦住了苦藤河乡的出路，使得苦藤河乡成了一个死角落。生产上不去，老百姓的日子仍然过得十分的艰苦，到了五月六月，许多人家还要吃苦藤草充饥。苦藤河乡成了西山县乃至西岭市最贫穷最落后的乡镇了。今年刚刚过完春节，县委书记赵祥生就带着副县长丁安仁送李冬明来苦藤河乡工作，三个人从停在连山镇河码头的小车里钻出来，上了那条多年失修的木船。当木船一颠一颠从湍急的滩头向苦藤河对岸划去的时候，几次险些被浪头打翻了。吓得赵祥生竟忘了自己的身份，趴在脏兮兮的船板上，浑身直打哆嗦。上了岸来，他一边擦着额头的汗水，一边说：“小李呀，你在苦藤河乡做一届书记，你得给我在苦藤河上修座桥。苦藤河上没座桥，苦藤河乡的老百姓怎么富得起来呀。”过后就扭过头去问丁安仁，“听说你在这里扶过贫？” 丁安仁说：“五年前在这里待过两年。” “后来你的联系点一直在这里？” “去年就换了。在连山镇。”丁安仁的眼睛不敢和赵祥生的眼睛对视，“这个乡的基础太差，交通又不方便。小李，你来这里要准备吃几年苦，瘦几斤肉，甚至还有可能受很多的冤枉气。修桥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啊。这里的群众虽是穷，却都是些不好管理的角色，弄不好他们就会告状的。” 赵祥生说：“我请你丁副县长来，就是要请你对小李说说苦藤河乡的情况，让他有个思想准备。” 丁安仁说：“苦藤河乡的老百姓都清楚，他们吃的是交通不便的亏。”苦藤河乡的对岸是连山镇。据老辈人说，过去连山镇只有几十户人家，也不叫连山镇，而是叫斗笠坳。说是那几十户人家都是靠织斗笠盘家养口，织了斗笠就挑到河这边的苦藤河乡来卖。只因为五十多年前一条省道从斗笠坳经过，斗笠坳的人户就渐渐多起来。特别是二十年前，一条横贯东西的铁路神奇般地从斗笠坳后面的山肚子钻出来，两条锃亮的铁轨擦着斗笠坳村向东南方向延伸过去。那些修铁路的人在斗笠坳不远的山坡上修了几间砖房，还在砖房前面不远处立了一块五尺高的水泥牌子，上面写着三个大字：连山站。于是，那些过往的火车从山肚里钻出来之后，都要在这里停两分钟，喘一口气，再又咣当咣当地钻进前面的大山肚里。这就使得斗笠坳的名气一下高了百倍。 附近几个乡镇做生意的、跑世界的都往这里来了。有时，一些南来北往的男人女人，也在这里下车，伸头探脑地往乡下跑，说是在城里待腻了，到乡下来透透空气，看看乡下的山水风光。后来，听说苦藤草吃了能降血压，就有一些城里人专门为采苦藤草而来，使得斗笠坳更加热闹了。斗笠坳人这时就觉得他们祖祖辈辈叫惯了的斗笠坳这名实在太土气了，有些对外面人说不出口了，也不探究那些修铁路的人为什么要将斗笠坳旁边的火车站叫做连山站，就将斗笠坳镇也改叫连山镇了。这些年，河这边苦藤河乡的人们眼睁睁看着一幢幢砖房在河对岸那高低不平的坡岗上耸立起来，一节节烟囱长高了，又冒出了青烟。一条水泥大道还一直沿着苦藤河岸延伸开去，使得连山镇气派极了，热闹极了。 只有十几年的时间，连山镇就成了方圆百里最繁华最富裕的集镇了。连山镇人也都高高兴兴地奔上了小康生活。然而，河这边的苦藤河乡却是光景依旧。低矮破旧的木屋，满是泥泞满是猪粪的村道。苦藤河乡的农民，依然是起早贪黑一身臭汗地土里刨食，依然只能糊呀粥的弄个半饱，五黄六月，还得用苦藤草填肚子充饥。其实，论资源条件，苦藤河乡要比连山镇强得多，苦藤河乡是林区，出产木材，出产楠竹。山里的中药材资源也十分丰富。苦藤河乡还有一座座的石灰石山。只因为一条河阻隔了苦藤河乡人的财路，使得苦藤河乡只能成为连山镇的原材料供应基地，眼巴巴看着人家连山镇人将苦藤河乡的木材买去，石灰石买去，黄豆买去，粮食买去，办加工厂，办企业，跑运输做生意，大把大把地赚钱。就连苦藤河乡的老百姓挑了担小菜去河那边卖，由于过河耽误了时间，占不了蔬菜市场的黄金地盘，也只能贱价卖给连山镇人，让他们拿去蔬菜市场卖好价钱。 丁安仁说他在苦藤河乡扶贫的时候，眼睁睁看着连山镇人拿着苦藤河乡老百姓的农产品赚钱时，他心里硬是不服气，找到县农业银行的行长，拉关系贷了三十万的款，自己办木材加工厂，自己办石灰厂。只是，产品出来了，还得弄过河去才有销路。特别是烧成的石灰，首先要靠肩挑背驮运到河边，用船装过河，再靠肩挑背驮运到镇子上去。过苦藤河只有一条小船，春夏两季苦藤河老是涨水，河中奔流的是箭杆子水，弄不好就要翻船。冬天天气寒冷，又难得请到小工做这挑脚的苦活累活。秋天是好季节，河水不深不浅，但过河的人又特别的多，一个乡的征购粮就够渡船忙碌两个月了。 如今市场经济，时间就是金钱，你这里耽误了半天时间，人家就会将你的生意抢走。到头来，豆腐盘成了肉价钱，哪里有钱赚呀。木材加工厂和石灰厂都只办了一年多就垮掉了，三十万贷款没有还，还欠下了村里很多的账。没有一座桥，孩子们上学也不方便。苦藤河乡只有一座乡办完小，孩子们到了十三四岁，就得过河去连山镇上初中，早一趟去，晚一趟回，河水涨得猛了，就只有缺课。去年五月，苦藤河涨端阳水，伍老倌十四岁的儿子怕缺课，硬是缠着渡船佬送他过河去上学，结果船在河中间被浪头打翻了，在下游二十里的地方才找到伍老倌儿子的尸体。 苦藤河乡的老百姓做梦都想在苦藤河上修一座桥。可这桥就是修不起来。河这边只有一个乡，国家不可能拨专款给他们修桥，要修桥只有靠他们自己集资。苦藤河乡的历届领导都做过决定，要修桥。只是，将修桥的费用往苦藤河乡的老百姓头上一摊，那决心就下不下来了。人均几百块钱，像苦藤河乡这么贫穷的乡怎么把钱弄得上来。何况如今上面一再强调要减轻农民负担，哪个领导敢冒着受处分撤职的风险从农民手中弄钱修桥。丁安仁说到这里就将话打住了。丁安仁在苦藤河乡扶贫的第一年将乡政府从大岩村搬到苦藤河边的半山坡上。第二年，他嚷着要给苦藤河乡修一座桥，书记县长在县财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给苦藤河乡拨了三十万，要苦藤河乡自己再筹集一部分资金，把桥修起来。 那时顾家好刚做乡长不久，要顾家富从县桥梁工程公司请来一位桥梁工程师，在苦藤河乡住了一个月，将图纸拿了出来，资金也作了预算。那位桥梁工程师拿出的是两张图纸，两套方案。一套方案是在苦藤河上修一座能过渡的便桥，五米宽，两百米长，中间两个大拱，两边两个小拱，两头的辅助桥就地取材，用石头垒。造桥的一些副工，动员苦藤河乡的老百姓用义务工的形式完成。大约需要两百万的资金。另外一套方案是根据苦藤河乡的丰富资源和日后发展的需要，修双车道水泥大桥，资金大约需要四百万。顾家好有些犹豫，不说修大桥，修一座小桥，连刚刚出生的小孩和八十岁的五保老人都算在内，人均得三百元。要收上来这么一笔钱谈何容易。逼急了，说不定上吊的喝农药的，什么人命案子都会发生。这时，他那个在乡企业办做主任的弟弟顾家富出主意说，要从农民身上弄那么多钱怎么可能，先从他们手中弄五十万，人均一百。连同县里的三十万一并放到乡企业办，我们拿去炒地皮。如今全国都在搞开发区，炒地皮赚钱。说不定一个晚上就赚得几十万。“这叫借鸡下蛋。你乡政府给我一只鸡婆，我顾家富就会给你生出一颗金蛋来。” 他的这个主意首先得到了丁安仁的同意，他说苦藤河乡的老百姓祖祖辈辈都这么过来了，也不在乎一年半载没得桥过。顾家好说：“我不要你一个夜头给我赚几十万，你三年之内给我还本八十万，再给我四十万的利润，我另外想几十万的办法，凑起一百五十万，请工程师将图纸再改窄一些，改简单一些。一个乡几千人过桥，不用修得那么讲究。” 顾家富连声说没问题，到时候乡政府只清点票子就是。当时的乡党委书记和如今的李冬明一样，也是从县委办下来的，比李冬明还年轻，比李冬明还急着想回城里去。百样事都靠着这位土生土长的顾乡长。顾家好说：“一下给农民减少几百元的集资，迟三年修桥也值得。” 顾家富用那八十万块钱在连山镇西头的荒山坡上圈了十二亩荒地。按当时顾家富的说法，一位广州的老板看上了那块坡地，说是要在那里修吊脚楼做度假村，让那些城里人过年过节带着女人来度假，到时候广州老板没有三百万休想从他手中得到那块荒坡地。然而，几年过去，并没有什么广州老板来买那块荒坡地修吊脚楼做度假村。从苦藤河乡老百姓手中集资来的汗水钱也没有生出什么金蛋来。人们背地里说，那块荒坡地只能做坟场埋死人，谁也不会和他顾家富去炒。那块荒坡地至今还摆在那里长芭茅草，让蛇和老鼠栖息。顾家富自己的家却变了样，将茅山冲的房子卖掉，在连山镇离火车站不远的黄金地带修了一幢三层楼的砖房。 三楼自家住，一楼开餐馆，二楼开旅馆。请了几个漂亮的农村姑娘做服务员，白天扫地擦桌子端茶送水，晚上陪客人睡觉。来酒家住宿的客人多，生意就特别红火。据说顾家富的存款已经上了百万。他的兄长顾家好和企业办的匡兴义宁占才三人也将房子搬到河那边去了。修的房子虽不及顾家富的好，毕竟老婆孩子都离开了穷困落后交通又极不方便的苦藤河乡，孩子读书也不用担心会掉在苦藤河淹死了。这就使得苦藤河乡的老百姓意见格外的大了，骂顾家兄弟心肝太歹毒，拿着大家的血汗钱为自己谋取好处。 乡纪检委员何奔认为这中间有贪污腐败的问题，多次向县纪委反映情况。大岩村的村支书莫胡子，竹山垭村的村支书全安，当阳坡村的村支书刘来春几个人，还联合一些村民联名向县里向市里甚至向省里写信告顾家兄弟的状，要求退还他们的集资款。做了副县长的丁安仁就从县农业局弄来几个人，像模像样地下来查了几天账。但顾家富拿得出凭证，老百姓的集资款的确全都抛在连山镇那片长着芭茅草的乱坟岗子上了。要说有错，也只是属于决策上的错误。如今这种花钱交学费买个教训的事情已经很多很多，实在不足为奇了。人家几千万，甚至多少个亿抛出去买田买地买山买水，开发这开发那，到头来连水泡泡都不起一个，苦藤河乡丢八十万算什么嘛。对于顾家兄弟自己买地皮建房子做生意买卖的问题，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说起来还是好事情啊，也算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连山镇又有优惠政策，谁拿得出钱，谁都可以在连山镇买地皮修房子，做生意赚大钱发大财。哪个眼红都没有办法。丁安仁派下来清账的工作组在顾家富的连山酒家住了半个月，走的时候去苦藤河乡召开了个村民小组长以上的干部会议，将调查结果说给大家听，气得苦藤河乡的老百姓胸口堵血，说你乡政府今后再叫集资我们要交了就都是条死狗卵，就都不是人娘养的了。 第二天，村支书会议如期召开。九个村支书一个不缺地来了，乡政府的干部职工也都到得特别齐，没有一个请假。李冬明将县里拨款一百万支持修苦藤河大桥的事说给大家听，还传达了赵书记和常县长的指示。过后就将乡党委的决定向各村支部书记作了传达，他说：“乡党委经过认真研究，决定十月一日动工在苦藤河修建水泥大桥。为了适应西部大开发的大形势，为了让我们乡尽快脱贫致富，人民群众都能像连山镇的老百姓一样过上好日子，我们要修双车道大桥，跑大货车。只是，资金还有相当大的缺口，除了县里给我们的一百万，还要从我们老百姓自己手中集资三百万。 考虑到大家的实际困难，乡政府决定人均的五百元集资款分两次交，第一次人均交三百，九月十号以前交清。第二次交两百，明年五月底之前交清。各村的支部书记散会回去之后立即召开群众大会，耐心地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要他们克服一切困难，想办法筹集资金，踊跃交建桥集资款，确保十月一日建桥工程队动工拦河下基脚。”过后，李冬明说乡政府决定成立大桥指挥部，“由我担任指挥长，顾乡长任副指挥长。乡党委其他成员都是指挥部的领导成员。”他没有说让顾家富做大桥指挥部的后勤工作。 李冬明来苦藤河乡工作半年多时间，已经听到了很多有关顾家富拿着老百姓的集资款，炒地皮借鸡下蛋为自己谋取好处的议论。在今天这个集资修桥的动员大会上，当着各村支书的面宣布他顾家富做大桥指挥部的后勤工作，是万万不行的，那无疑是给自己收集资款设置阻力和障碍。不过，他也不会在意群众的意见和议论的。这是县里已经了结过的事情，还是丁副县长亲自让人处理的，再议论他也不能当一回事。况且，顾家富是顾家好的亲弟弟，你这里当回事了，顾家好就会有意见，日后处处跟自己过不去，自己的工作就没办法开展了。没有政绩，回县里去也就会遥遥无期了。他李冬明为什么要做这种两边都不讨好的事情。没有料到李冬明的话一说完，顾家富就慷慨陈词地说了许多修大桥能够让大家尽快富起来的话。过后就当着九个村支书的面，将一个装有两万元现金的红包双手十分郑重地交给李冬明，表示对修大桥的支持。顾家富这一捐，使得乡干部们都有些拉不下面子，也只有掏口袋。顾家好大声表态捐两千。李冬明就表态捐三千元，他动情地说：“为了让苦藤河乡的老百姓过河再不挤那船底到处冒水的破船，为了像伍老倌家那样的悲剧不再重演，为了让苦藤河乡的老百姓早日富裕起来，我李冬明甘愿吃三年方便面。” 九个面无表情的村支书坐在下面，看着顾家富走上主席台，将那个两万元的红包交给李冬明，李冬明和他一块将红包高高举起，他学着电视里那些款爷捐款的模样，将脑壳高高地仰着，居高临下地矜持一笑。九双瞪得滚圆的眼珠子就开始灌血。 李冬明善解人意地说：“我们做干部的拿的是国家的钱，捐点出来应该。我们是公仆啊。公仆就应该多为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顾主任捐钱也应该，他是我们苦藤河乡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应该为苦藤河乡的老百姓都富起来贡献力量。我不要你们村支书捐钱，你们的补贴一个月才五十块，一年也只有六百，奉献已经够可以的了。你们几个村支书的家里我都去过，都是困难户。特别是茅山冲村张有财支书家，老婆长年生病，家里的生活十分困难。别说有吃有穿，连给老婆治病的钱都拿不出来了。我怎么忍心让你们也捐钱呀。对你们，我只有两个要求，一是你们自己要带头交集资款。要给你们村里的群众做个榜样出来，让他们知道这次乡政府集资修桥的决心。二是你们要给我签字画押，争取半个月之内将自己村里第一次集资的款子全部收上来。今天是八月二十二号，离大桥动工还有三十八天。我们拿着钱还要采购钢筋水泥，做开工前的各种准备工作。资金不到位，十月一号开工就是一句空话。你们记着日子，再过五天我就会带着人下来要款子的。” 九个村支书虽是有一肚子的娘要骂，还是在李冬明的督促下上台签了字，画了押。 吃过晚饭，九个村支书便各自往自己村里赶。竹山垭村村支书全安和大岩村村支书莫胡子一出乡政府的大门就骂开了。骂顾家富那狗杂种的手段真够可以，捐两万块钱就哄得李冬明眉开眼笑了。其实他哪晓得顾家富是个吃私生子不吐骨头的家伙，他今天当着你李冬明捐两万，还不知道日后他要从修桥的款子中间再捞多少钱回来。全安说：“这些年顾家富的企业办从我们身上收木材款，收中药材管理费，还收了许多这样费那样费。过河费也从过去的每次一角涨到每次三角。都说是为修桥做准备。他们怎么不把这些钱都算进去。刘所长粗粗地估算过，这样费那样费加在一起，他们每年要从农民手中收取十多万。这么多年了，少说也有几十万吧。说不定他们早就把这些钱吃完了，赌完了，嫖完了。” 两人骂了一阵娘，莫胡子问全安，回去怎么开口对大家说集资款的事，全安就又发起火来了：“在苦藤河上修桥本来是件好事，乡政府的头头要是真心实意为老百姓着想，带着大家修桥，苦藤河乡的老百姓就是捆着肚子吃稀饭，喝盐水汤，交集资款也不会有怨言，大家盼望修桥已不是三年五年了。问题是我们把人家勤扒苦做积攒下来的血汗钱弄上来之后，会不会又让顾家富那杂种弄去借鸡给自己下蛋，到头来桥没有修成，钱又落进他们几个人的口袋了。”全安已五十出头，当了二十多年的基层干部。他和莫胡子一样，工作负责，为人正直，敢替老百姓说话，在苦藤河乡群众中的威信很高。多年来，他们俩一直是县人大代表，只因为顾家富炒地皮的事，他和莫胡子一块跟顾乡长拍过几回桌子，后来两人又和苦藤河乡的部分群众联名告了顾家兄弟，顾家好就将他们两人的县人大代表也给弄掉了。顾家好还想将他们的村支书也换掉，无奈两个村的党员坚决不同意，顾家好只得作罢。 莫胡子说：“这就有些难说了，听何奔说顾乡长已经提出要顾家富负责修大桥的后勤工作，是他坚决反对才暂时没有定下来。真要这样，实际上顾家富就又成了修大桥的内当家了。钱在他那里，他从中怎么弄钱李书记管得着么？大家要是知道自己交上去的汗水钱又准备让他顾家富管，哪个愿意把钱拿出来？上次弄集资款，我对那些没钱交的人家说了几句硬话，至今他们还在记恨我，动不动就要我去乡政府把集资款取回来。” 全安说：“老百姓要是冷了心，什么事情都不好办了。我看干脆不传达算了，让李书记自己下来收，他也该听听群众的意见才行。来苦藤河乡半年多了，心还在城里，只想着赶快调回城里去，一点都没把苦藤河乡的事情放在心上。” 莫胡子不做声，像在想什么心思。全安也就不做声了。他知道莫胡子一定会有什么打算的。莫胡子比全安小几岁，也是四十几岁的年纪了，他的文化不高，但他这人除了正直，除了敢说真话，还比较有心计，遇事爱动动脑子。九个村的支书们在一些问题上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往往看他的脸色，听他一锤子定音。沉默了一阵，莫胡子说：“我看这样吧，你要愿意传达，就回去传达一下。不愿意传达的话，就不传达算了。我们真要很快就把集资款弄到手了，他李书记还以为老百姓手中的钱容易得到手，用起来也就不知道心疼了。我的想法，又要把集资款弄到手，又要让李书记多费些心思，多为为难。最好还要让他知道苦藤河乡的老百姓都恨透了顾家兄弟，坚决不能让顾家富做修大桥的后勤工作。”莫胡子顿了顿，“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四年前顾家富用大家的集资款借鸡下蛋买下那块荒地的事情，只要有机会了，我们还得继续告，不弄个水落石出决不放手。不能说他们兄弟俩把老百姓的血汗钱吞了就吞了。” 全安说：“这样也行，你唱红脸，我唱黑脸，我们联合起来在李书记面前唱一出戏，目的是坚决不能让顾家兄弟的如意算盘得逞。李书记不是急着要把苦藤河大桥修好，他好拍屁股回城里去么？我们要让他走得不是很顺利。” 莫胡子说：“昨天晚上何纪委到了我家里，他把县纪委的一些想法和难处都对我说了，他说他也在暗暗地使劲。只要有决心，就不怕扳不倒他顾家兄弟。不过他一再地交待我们，如今大气候如此，一定要注意策略才行。我想他说的话是有道理的。” 全安说：“我听你的，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只要把顾家兄弟弄倒就行。” 第五章 村支书会议散了之后，李冬明晚上又召开了一次乡党委扩大会议，乡各代管站办的负责人也都参加了会议。李冬明在会上说：“苦藤河乡修大桥，是县委赵书记给我们乡党委政府的一项硬任务，桥不修好，我李冬明向赵书记交不了差，大家也不会有好日子过。修桥集资款的任务已经分下去了，但不能说钱就到手了。再过一个月，又要收征购任务，又要收农业税，收提留上交款。几样款子加一块上了千数，对那些困难户来说，你把他们弄来榨油也榨不出那么多钱来。我看，我们下去之后，对于实在拿不出钱来的困难户，还是要酌情处理才行，不能逼得人家鸡飞狗跳墙。我们乡有六千四百八十一人，按人头分摊五百元，这中间就有一些活动余地。再一个事情，也是大家十分关心的事情，就是由谁来分管大桥的后勤工作，我看还是先把钱弄上来再说。钱不弄上来，不论哪个来管这个后勤，大桥还是修不起来的。” 顾家好听李冬明这么说，有些不高兴，说：“分管后勤工作的人不定下来，十月一日能动工修桥？谁去县里请施工队？谁去采购钢筋水泥？还有大量的后勤准备工作谁去做？” 李冬明想了想，说：“采购钢筋水泥的事情暂时不要急着去办，首先要办的事情是把建桥施工队落实下来。顾主任和县桥梁施工公司有联系，还是他去县里跑一趟吧。”李冬明心里有话没有说出来，这是一件管钱管物的大事情，群众对顾家富的意见又特别的大，弄出事情来不好，到时候大桥修好了，自己只怕没法脱身回县里去。 何奔等几个党委成员对李冬明让顾家富又插手修大桥的工作有些不快，但对他没有表态让顾家富管修大桥的后勤还是松了一口气。就都同意按李书记这么安排的办。这样一来，郑秋菊和吴生平就不好说什么了，只是把眼睛盯着顾家好。顾家富有些坐不住了，也把眼睛盯着哥哥。顾家好已经意识到李冬明为什么要这么安排，又没有理由说不行，许久才说：“那就按李书记说的办，等到大桥动工的时候再定管后勤的人员吧。”顾家好顿了顿，“我看县里给的那一百万，还是不能实打实地算到账面上去。苦藤河大桥施工的这一年，县里的市里的一些领导肯定要下来看一看，指导指导。没有十万二十万的招待费不得下地。我还有一个想法，乡政府搬到这山坡上来已经有几年了，由于没有钱，至今连个餐厅都没有，大家吃饭都是蹲在屋檐下的，不能说市里的领导下来也和我们一块蹲在地上吃饭吧。是不是开支三万五万，修个餐厅。” 李冬明原本想说县里拨的这钱是不能挪作他用的，心想顾家好对自己没让顾家富去管修大桥的后勤工作肯定有一肚子火，这时再要否定他的意见，两人就会干起来，这样会影响整个工作的大局，于是说：“就按顾乡长的意见办吧。我看，十一个党委成员，宣传委员生病住医院，不给他分任务。顾乡长说他留在家里处理日常工作。刚好剩下九个人，每人分一个村。每个村再配两个干部，过两天就下去。大家要做好几天几夜不睡觉的准备，要做好和群众做耐心的思想工作的准备。另外，我看还要请乡派出所金所长出面配合一下，万一遇到了什么麻烦，有个公安人员在身边会好一些。再就是顾主任你明天去县桥梁施工公司联系一下，将我们的计划对他们说一说，要他们拿一个施工预算方案出来。要是他们拿出来的方案我们接受不了的话，我们就另外找施工队。我们的眼睛不要只盯在县桥梁施工队上面，我们可以公开招标嘛。” 顾家富说：“这个我知道，你们只负责四百万资金按时到位，明年的国庆节我请你李书记上大桥剪彩就是。” 李冬明说：“明天我也要去一趟县里，看那一百万什么时候可以到位。顺便将我的捐款取下来。” 顾家好说：“你应该去赵书记那里再叫叫苦，如果再弄到十万二十万，我们手头就宽松多了。” 这天晚上的会散得很迟，半夜的时候，李冬明刚刚躺下，农村老家的亲哥打来长途电话，说是母亲病重，要他赶快回去一趟。李冬明的父亲死得早，母亲含辛茹苦地将他们兄弟拉扯大。为了盘送他读大学，母亲更是受尽了人间的艰辛。李冬明曾经暗暗发过誓，日后大学毕业，一定要把母亲接到城里住，让她老人家享享福。可这个愿望一直没有实现，开始是没有房子，后来结婚分了房子，他又下乡扶贫去了。前年，他从政府办调到县委办，而且当上了副主任，这时老婆也生了孩子，他想把母亲接到城里来带孩子，母亲却病了。这两年母亲的身体一直不好，李冬明的心里十分沉重，可在这节骨眼上，自己怎么好意思请假回去看望母亲。只得给妻子打了个电话，要她明天一早寄五百块钱回去给母亲治病。 第二天，李冬明起来时觉得有些头昏脑涨，他知道自己晚上没有睡好。早饭也没有吃，就去河那边连山镇准备坐火车回城里去。从连山镇政府门前经过的时候，连山镇政府的2000型桑塔纳从政府大院驶出来，吱的一声在他面前停住了。连山镇镇长贾伟从车窗里伸出脑壳笑问道：“李书记，是不是回城里去看老婆？” 李冬明笑道：“你回城里看老婆有车送，我回城去看老婆只有去挤火车。” 贾伟打开车门笑道：“这就叫做贫穷和富裕的区别。不过你不要气恼，苦藤河乡贫穷落后你李冬明可没有什么责任。上来吧，今天我送你回家。” 李冬明钻进小车问道：“这么早，是不是老婆下十二道令牌了？” 贾伟笑道：“大丈夫出门在外，老婆的话有几斤几两？” “那就是年轻漂亮的老相好想你了？” “都不是，是老头子要我回去一趟。” 李冬明知道他说的老头子是丁安仁副县长。丁副县长已经五十七岁了，按眼下提倡干部年轻化的大趋势，五十七岁的副处级干部已经划在了机构改革的红线里面。李冬明说：“你别开口闭口老头子，我想丁副县长再到我们乡扶几年贫还想不到呢。” 贾伟说：“李冬明你别人心不足，你就不想一想，给你一百万，我们的排骨工资又要往后推迟一个月呀。” 李冬明心里一惊，给苦藤河乡一百万，他也知道了？说：“你老兄也得设身处地想一想，苦藤河乡和连山镇一河之隔，你们连山镇的老百姓富得流油，镇政府的领导出门有小车。我们苦藤河乡的老百姓连饭都没有吃，我们这些做头头的就更窝囊了，走出去腰都不敢伸直起来了。今天托你老兄的福，开一次坐小车回家的洋荤。” 贾伟说：“坐我的小车可是有代价的。”说着对李冬明瞥了一眼，脸上流露出一种难以捉摸的笑。 李冬明不知贾伟心里装的什么药，笑说：“票价不会比坐火车贵多少吧。” 贾伟说：“你小看我了。”顿了顿，又说：“大桥施工队不会住到河那边去吧，那多不方便。住在我的地盘上，我可要提条件的。” 李冬明只听说贾伟十分精明，大学毕业之后一直在县农业局工作。五年前跟着丁安仁到苦藤河乡扶贫，写了几篇很有分量的材料，被西岭市当做扶贫工作的指导性文件转发，丁安仁做了副县长，贾伟也来到连山镇做了副镇长。今年年初，西山县乡镇领导班子大调整，他又上了半个台阶，担任镇长职务。李冬明没有想到，自己没有考虑的事情，人家却先一步考虑了。笑问道：“你老兄准备打什么主意？” “当然是对你老弟有好处的事情。”贾伟说，“你们乡在我们镇买下的那块地皮，已经有四五年了，至今还是一片荒草坡摆在那里，多不好看，我准备把它收回来。”贾伟笑道，“我不是吓唬你，有合同的。五年不开发，我们可以收回。” 李冬明说：“你说那乱坟岗子可以做什么用，埋死人？” “你说得对，就做坟场用呀。如今真的是怪，一些外地的游客来我们连山镇旅游，居然提出要在这里买块地皮葬他们祖宗的骨灰。”贾伟顿了顿，“我知道你们乡的实际困难，就这么收回来实在有些于心不忍。支持你们两亩河滩地，让你们建桥施工队用。日后施工队走了，你们还可以在大桥头建房子修宾馆。” 李冬明说：“借地的事，我们会正式向连山镇提出来的。关于苦藤河乡买的那块荒坡地，我不怎么清楚。要回去问问顾乡长，看是怎么回事。如果要换，还得认真研究一下才行。” 贾伟说：“丁副县长每次来连山镇，都要说起那块地，说一定要利用起来，摆那里不好。你把这个事放在心上，不要忘了。” 李冬明有些没好气地说：“苦藤河乡花八十万买了一块乱坟岗子，如今又拿着这块乱坟岗子去换你们河边的两亩沙地，你们做的真是一本万利的生意啊。” 贾伟说：“苦藤河乡买我们镇那块荒山坡只花了六十五万。不是八十万。你别开口闭口八十万。说起那块乱坟岗子，苦藤河乡至今还有人在告状哩。”过后又笑道，“说实在话，河边的沙地原本是不值钱的。你们在那里一修桥，沙地就值钱了啊。” “告没告状我不清楚。不过你们的心肝也太歹毒了。你们难道不知道那钱是怎么来的么？” “不是我们心肝歹毒，你们自己愿意的，怪谁呀。我说，告状又有什么用，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呛几口水，交点学费也是正常的。你还是要做做那些喜欢告状的人的思想工作，脱贫致富奔小康，还得有个安定团结的环境才行。” 李冬明对贾伟的话很是反感，盯着他说：“苦藤河乡的群众告状牵连到你了？” 贾伟分辩说：“你别误会我的意思，我是怕你在这个问题上不知道深浅，得罪了人你还不知道。你不想在苦藤河乡久呆，一年两年就想回去。把人得罪了，回去的时间就没准了。三年五年也不一定能回去得了，弄不好十年二十年都说不定的。” 从连山镇到县城的火车路大都是隧道，直路，一个多小时就到了。汽车路弯多，坡多，黄土路面不好走，要两个多小时才能到。小车进城之后，贾伟笑着问李冬明道：“是去宾馆，还是回家？” “不去宾馆，也不回家，去县委办。”李冬明曾经听说贾伟每次回城，不先回家，而是去宾馆开个房间，和他的小情妇亲热够了，才回家去。便笑说：“贾镇长，有几天没和相好一起了吧，已经如饥似渴了啊。” 贾伟说：“现在什么年代了，你老弟还守着一个女人，翻阅一本旧书，啃吃一个剩馍馍，多不值呀。”就吩咐小车司机将车开到县委大院去，“送送李书记吧。” 李冬明说：“县城才多大，点一支香烟，从东头走到西头，香烟还没燃完哩。不用送，我自己走。”说着就下了车。 上午十一点钟，李冬明来到赵书记的办公室。赵书记正在办公室等他，问他说：“怎么才来？”赵书记还不到四十岁，人们背后议论说，市委杨书记很欣赏他，作为第二梯队将他从市委办放到西山县来锻炼的。他在西山县不会待多久时间。但他和有些下来锻炼的领导不一样，不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过两年就走人。他下来之后，就摆开要在西山县干一番事业的架式，对乡镇一级领导的要求也就很是严格。 “连山镇贾镇长回城里来，搭他的便车回来的。”李冬明说，“汽车要慢半个多钟头。” “昨天开会了？”赵书记给李冬明倒了一杯茶，问道。 “开了，意见不是很统一。不过最后还是决定从农民手中集一部分资，将大桥修宽一些，修牢实一些，以适应西部大开发的需要，苦藤河乡的农民群众也才能尽快改变过去贫穷落后的面貌。这样才不会拖我们西山县的后腿。” “准备集多少资？” “修桥作四百万的打算，县里给一百万，我们自己准备拿三百万，人平集资五百元。考虑到苦藤河乡很大一部分群众日子过得都十分的苦，一次收五百元集资有困难，打算分两次交完。今天来是想问问那一百万什么时候能划到乡政府账上去。我们准备国庆节动工，明年国庆节完工。我已经让人去县桥梁工程公司联系，施工队一进场，就要钱开支的。” 赵书记坐那里许久没有做声，过后就问他：“这三百万你有把握弄上来么？” 李冬明看见赵书记今天的神色有些不对，解释说：“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他们是会想办法拿这钱的。他们知道，这桥是为他们自己修的。”李冬明顿了顿，“这两天乡政府连着开了三个会，前天接到你的电话之后立即召开了党委会议，昨天召开了各村支部书记会议，全乡的干部职工也都参加了会议，会上，乡企业办主任顾家富同志还带头捐了两万，全乡的干部职工也都捐了款。我把我这几年积攒下来的三千块钱也全部捐出来了。全乡共收到捐款五万一千二百八十一元。昨天晚上又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议，进一步研究落实有关修桥的具体问题。应该说，该考虑的都考虑到了。” “刚才丁副县长给我打电话，说苦藤河乡的群众对集资修桥意见很大，弄不好会出大问题。我想问问你，到底会出什么问题。” 李冬明心里不由打了个愣，说：“丁副县长对苦藤河乡的情况比较了解，他的担心也是有道理的。”李冬明顿了顿，问道，“丁副县长还说了什么没有？” “你们领导班子的意见也不统一。” “顾乡长开始不同意集资，后来见大家都同意，他也就放弃了自己的意见。” “我现在问你，你心里是怎么考虑的？”赵祥生盯着李冬明道，“你自己有没有决心？” “要彻底改变苦藤河乡老百姓的生存状况，要让苦藤河乡的农民群众尽快富起来，跟上西部大开发的大好形势，不拖我们西山县的后腿，那么，苦藤河上的这座桥就不能修成只能让人们过渡方便的小桥，而是要修成双车道的大桥。那样的话，苦藤河乡不用三年，就可以成为我们西山县的富裕乡了。我对苦藤河乡的乡村干部和群众说，我们要做好两年不吃鱼肉荤菜，两年不穿新衣服，两年不起新房添置新家具，两年抛汗脱皮吃大苦的准备。团结一心，齐心协力，克服一切困难，将苦藤河大桥修好。” “你有这个决心，我就放心了。不过，在向群众集资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做好思想工作。对那些确实交不出集资款的困难人家，还要把集资款减下来。不要因为集资修桥弄出了问题，这样好事就变成坏事了。”赵祥生站起身，握住李冬明的手说，“我去对财政局说，让他们先给你们划三十万下去，做前期的准备工作。修桥的这一年时间里，你得给我准备掉十斤肉。” 李冬明说：“我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不把大桥修好，我就不回来。” 这时赵祥生仿佛想起了什么，说：“你去苦藤河乡半年多了，听见什么议论了没有？县纪委周书记说苦藤河乡的老百姓一直对上次集资修桥意见很大，特别是对顾乡长和乡企业办主任有意见。他说这几年他连着接到很多告状信，有些还是省市转下来的。前几天省政府办公厅和市政府办公室又转下来一封信，省市领导都在上面签了字，责成县委政府一定要解决好苦藤河乡的问题。你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也听到了一些反映，不过那是有结论的，我就不好再过问了。”李冬明顿了顿，说，“乡企业办顾主任就是顾乡长的亲弟弟。” 赵祥生说：“周书记说苦藤河乡的纪检委员也多次向他反映过顾乡长的问题。为此，他说他还和丁副县长拍过桌子。他可能要到苦藤河乡去一下，你要配合他把一些问题处理好。该给群众做工作的还得给群众做工作。人心齐了，积极性才能调动起来。” 李冬明有些担心地说：“周书记这个时候去不会影响顾乡长的情绪吧？” 赵祥生想了想，说：“要不你把你的顾虑对周书记说一说。他去的时候会策略一些。这个时候尽量不影响大家的工作情绪为好。一个乡要修那么大一座桥，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周书记在办公室么？我想向他汇报一下我的想法。” “刚才还在办公室的。” “我这就去跟周书记说。” 李冬明来到县纪委周明勇书记办公室的时候，周明勇正在办公室看材料。见李冬明进来，问道：“刚来？” “早上坐贾镇长的车来的，向赵书记汇报一些工作。” 周明勇给李冬明倒了一杯茶，指了指旁边的椅子：“坐吧。”过后又问道，“苦藤河乡的情况怎样？” “我们准备修大桥。”李冬明看着周书记，坐下来说，“苦藤河大桥不修好，苦藤河乡的老百姓就别指望富裕起来，也要拖我们西山县的后腿呀。” 周明勇的眉头皱了皱，说：“再不会出现用集资款去炒地皮借鸡下蛋的事吧。” 周明勇五十来岁年纪，方方正正的国字脸，浓浓的刷子眉。在县纪委工作多年，办了几个影响很大的贪污案。将县财政局和县工商局的两个局长送进了牢房，让四个副局长丢了乌纱帽。西山县的干部群众无不拍手叫好，把他称为铁面书记。一些搞腐败的人却恨死了他，放出话来要在他的房子门前放炸药包。 李冬明说：“听说过去乡企业办是用集资款炒过地皮，不过县里已经清查过了的。” “可群众的告状信一直没有断过。”周明勇将桌上的一沓信件拿起扬了扬，“这是省里和市里转下来的，说的全是顾家好怂恿支持他弟弟顾家富拿着老百姓的集资款炒地皮，自己从中得到好处的事情。我准备最近到苦藤河乡去一趟。”周明勇的神情十分的严肃，“我们党和政府的领导干部，如果手中有了一点权，就无所顾忌地戏耍我们的老百姓，鱼肉我们的老百姓，他就不可能赢得老百姓对他的信任，最终就要被人民抛弃。苦藤河乡的问题，群众已经反映几年了，而且越来越强烈，何奔也对我说过多次。只是因为一些人为的因素，包括常委的意见也不怎么统一，一直没有得到解决。这次不解决是不行了，省市领导都有批示在上面。赵书记也下了决心，要我近几天下去一趟。小李呀，我这次下去，你一定要好好配合我的工作。中央对反腐败工作的力度已经越来越大了，这个大局你一定要把握好。” 李冬明小心地说：“周书记的指示我记着的。只是，你能不能推迟一些时间下去。十月一号，苦藤河大桥建设正式开工。这些日子有很多准备工作要做，的确很忙。” 周明勇想了想，说：“那就十月中旬下去吧。”过后就语重心长地说，“你如今是一个乡的一把手了，这个乡老百姓生活的好与差都在你的手中了。说句不恰当的话，你就是那个地方的诸侯，我希望你要多到群众中去，听听他们的意见，听听他们的呼声，要关心群众的疾苦，解决他们希望得到解决的问题。对那些鱼肉百姓的贪污腐败分子，不能因为这样关系那样关系，就不闻不问，甚至包庇纵容，让他们逍遥法外，继续为非作歹，欺压百姓。那样，我们就等于是在犯罪。同时，你还要带着你的一班人，当好人民的公仆，扎扎实实地为老百姓做好事，做实事。还要自觉地严格要求自己，不做对不住政府和老百姓的事情，不做违法乱纪的事情。我们中国的现行体制决定了我们政府机构的这种模式。你说说，一个乡的纪检委员能够监督书记乡长的所作所为么？要是得罪了书记和乡长，乡纪检委员就别指望有好日子过。苦藤河乡的纪检委员何奔不是在最边远的村办了两年点么？还规定乡政府不开会他就不能回到乡里来。要不是你去之后把他叫回来，说不定他还要在村里待几年的。县纪委平时开会都没办法找着他，你说他怎么去监督人家？这就要靠我们的领导干部自己严格要求自己了。不要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再后悔莫及了。你千万要记着一句话，不把老百姓当人的人，到头来自己就不是人了。” 李冬明心有些发颤，周书记的话是有所指的。他说：“欢迎周书记经常到苦藤河乡去指导工作。” “我知道，你们苦藤河乡是不欢迎我去的。不过，欢迎也好，不欢迎也好，十月中旬，我是一定要去苦藤河乡的。” 第六章 李冬明是第二天下午从县里回到苦藤河乡的，回来之后他才从乡纪检委员何奔那里得知，顾家好昨天也去了县里，今天中午才回来。回来之后就对大家说丁副县长坚决不同意从老百姓手中集资修桥。“李书记，集资的事情你只怕要认真考虑一下才行，弄不好会出事的。苦藤河乡的情况比较复杂，弄出问题来你李书记担当不起呀。”何奔说话有些吞吞吐吐，“刚才顾乡长找我谈了话，要我明天一早就赶到老崖村去，说老崖村为起山林的事和临县的大峰山村发生了冲突。弄不好会发生严重事件。要我住在老崖村暂时不要回来。” 李冬明来苦藤河乡的时候，何奔一直是住在老崖村的，并且在那个村已经住两年了。他来之后对顾家好说何奔在老崖村蹲点工作不怎么方便，才把他弄回来。李冬明说：“前不久我才到老崖村，并没听说有什么山林纠纷。你暂时不去老崖村，还是按前天党委会的安排，带两个人去大岩村帮着收集资款。我去对顾乡长说。” 何奔说：“李书记，我知道你不会在苦藤河乡待多久，赵书记很看重你，希望你能平平安安地回去，你还是拿着那一百万在苦藤河上修一座便桥，群众不会有意见，你也走得光彩。” 李冬明有些吃惊地看着何奔说：“何奔你怎么了，一下对集资这么没有信心了？我来苦藤河乡半年多，并没有觉得这里的老百姓不通情达理嘛。你们怎么都这么担心会出问题呀。” 何奔想说什么，但没有说出来，喉节骨蠕动了一下，将喉头的话又咽了下去。 李冬明说：“赵书记支持我们集资修桥，我们还有什么担心的。就是遇到再大的困难，也要将集资款收上来，修一座能跑大货车的水泥大桥。我对你说，这个决心是谁也动摇不了的。” “好。李书记，无论什么时候，碰到多大的困难，我都坚决支持你。”何奔这样说过，就匆匆走了。 李冬明有些发蒙，他想起周书记说的话，觉得这中间似乎掩盖着什么，自语道：“莫非真的要出什么事情么？”他去乡财税所找到财税所长刘宏业说：“明天一早，你和派出所金所长一块跟我到竹山垭村去收集资款。” 刘宏业说：“你交待各村支部书记了，五天以后乡政府才下去收集资的，这才过去两天，哪有集资款收啊。” “下去了解一下情况，帮全支书的忙做做群众的思想工作，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他们将集资款收齐了，还要我们下去做什么，他们将集资款送到乡政府来不就得了。” 刘宏业说：“我真有些担心集资款收不上来。” “你们怎么都没有信心呀。”李冬明有些生气地说，“明天吃过早饭我们就下去，不要顾虑这顾虑那的。” 李冬明点名带刘宏业和派出所金所长去竹山垭村收集资款，他心里有个小九九，九个村，除了大岩村的条件比较好，村支书的能力比较强，其他八个村的条件都差不多，但村支书中，全安的能力算是最强的一个了。李冬明心想我如果去大岩村，你们或许还不服气，我把竹山垭村的集资款如数弄上来了，你们别的村还有什么说的呢，还不想办法把集资款弄上来呀。 可是，李冬明万万没有想到，全安这三天一分钱都没有弄到手。李冬明心里老大不高兴：“老全，我还以为你办事牢靠哩，我不下来，竹山垭村的集资款不是黄了么？” 全安一副木讷的样子，说：“李书记，这次我是做好了挨批评的准备的。说句实在话，修桥的集资款我是没办法收上来的。大家都说没有，我有什么办法，我不能到各家各户去强讨恶要呀。” 李冬明心里的火气没有办法压住了，口气硬硬地说：“收不上来也要收，有钱交钱，没钱交的就抬猪。家里没有养猪的就担谷子。八月了，粮食进仓了，总不能说做农民的连粮食也没有吧。”李冬明顿了顿，“老全，我对你说，我们已经喊多少年了，老百姓也盼望多少年了。今年乡政府是铁了心的。别说县委赵书记给我们下了硬任务，还给我们拨了一百万。别说这桥修好了能给苦藤河乡带来多大的好处，想一想每年苦藤河都要淹死一两个人，我们也要把苦藤河大桥修好，不然，我们怎么对得起苦藤河乡的群众。你知道不知道，伍老倌至今还在哭他那被淹死的儿子。他到乡政府来找我几次了，看见我就只是哭，说是苦藤河再不能发生淹死人的悲剧了呀。” 全安嘟哝说：“眼下又要完成农业税，又要交征购任务，还有杂七杂八的提留上交，如今人平又压下来三百，明年五月还有两百，我真的下不了手呀。”全安还有一句话没有说出口，他暗想，我这里把老百姓从嘴角里攒下来的汗水钱弄上来，会不会又被他顾家富拿去借鸡给自己下蛋，在火车站旁边再起一幢高楼。李冬明到苦藤河乡才半年多，他们这些村支书们对他还不十分了解，还不清楚他是不是和丁安仁和顾家兄弟一样的货色。他这里决定暂时按兵不动，让李冬明心急火燎地拍桌子骂娘去吧。 “怪不得竹山垭村收不上来集资，原来你全安自己的思想问题没有解决呀。你给我通知人，晚上开会。一个都不能缺席。”李冬明简直是在吼了。 全安挨家挨户通知叫人，挨家挨户把乡政府要集资修桥的事说一遍。来到邓启放家中时，看见邓启放和他的妹夫全金来正准备把他们的老娘送到连山镇医院去。邓启放的妹妹邓红玉收拾了一个包袱准备去侍候老娘，一副十分焦急的样子。全安知道邓启放的老娘已经病很多日子了，老人怕花钱，又担心她的小女儿邓美玉母女俩没人照顾，一直不肯去医院，自己在家里弄些藤藤草草煎水喝。 全安十分关心地问道：“老娘的病还没有好呀？” 邓启放焦急地说：“病越来越严重了，再不往医院送，只怕要拐场了。” 全安一本正经地说：“把老人安顿好了之后，就赶快回来，晚上要召开全村的群众大会，一个人都不得缺席的。李书记来了，要大家交修桥集资款，这次人均交三百，半个月之内交清。明年五月人均再交两百。总共人均交五百，你们家共计一千五。你老娘家也要交一千五。两家共计三千块钱。李书记这次说得很硬，不交钱的话就抬猪担谷子。” 邓启放抱怨道：“全支书你也不反映一下，人均五百，除了顾家兄弟，苦藤河乡没有几户交得出来。我老娘今年七十多岁了，我小妹连一双脚都没有，她们连吃饭都成问题，这一千五百块钱从哪里来？” 全安做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两个巴掌一拍，说：“我怎么没反映，再反映也没有用。刚才李书记还批评我，说我自己的思想都没有通，对集资修桥有抵触情绪，怎么弄得到群众手中的钱。” 全金来的火气就上来了：“别说拿不出钱，有钱也不交修桥集资款的。我没去乡政府要他们退过去交的集资款就算对得住他们了，他们还来打我们的主意呀。” 全安叹气道：“这次修桥可能又是顾家富做后勤工作。如果那样，我们交上去的集资款，就又全落到他的手中去了。” 邓启放就骂了起来：“顾家富这狗杂种，喉口还没有填满呀。全支书你回去对李书记说，我们宁愿过渡船，也不集资修那桥了。他们别借口修桥，三年两年又来放我们一次血，剥我们一次皮，咂我们一次骨髓。日他的娘，我们农民还活不活。”说着，他和全金来抬着哼声不断的老娘急急地走了。 全安冲着他们的背影大声说：“会还是要开，有话你们自己晚上当着李书记的面说。” 平时开群众大会，全安只对村会计说一声，由村会计通知各村民小组。今天他没有叫村会计，自己一个村民小组一个村民小组地通知。每到一个村民小组，就把乡政府要集资修桥的事对大家说一遍。还着重说有可能是顾家富主管后勤。他的话招来的是大家咬牙切齿的咒骂，是无论如何都不交集资款的决心。他就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说：“你们别在我面前骂顾主任。在我面前骂没有用，我奈何不了他。你们要骂就当着李书记的面去骂。我和你们一样也要卖猪卖谷子交集资款。” 晚上，参加会议的人很多，每家每户的当家人都来了。有的户还来了几个人。李冬明心想，你们只要愿意来参加会议就行，我会说服你们的。 可是，李冬明的话没说完，下面就有人吵了起来。有的人甚至骂起脏话来了。李冬明知道从农民手中掏钱不容易，他们口袋里的钱是汗爬水流做来的，是从口中攒下来的，往外掏如同摘他们的心肝。不像在外面跑世界的生意人，挣钱如同拾树叶子，抛起来也就不心疼. 李冬明只得耐心地给大家做说服解释工作，说桥修好了对苦藤河乡带来的好处，说县里和乡政府对修桥的决心，说苦藤河乡的农民群众如何盼望修桥，苦藤河乡的干部和许多农民群众如何支持修桥。还说自己为了修桥，将多年积攒下来的三千块钱全都捐出来了。只是，任你口里说得起血泡，人们却是不认这个理。李冬明就有些沉不住气了。李冬明今年才三十四岁，大学毕业之后，在县委宣传部做了几年宣传干事，还在下面扶了两年贫，但扶贫没有真正在下面，而是四处讨钱给农民修公路，并没有真正到农民家里住几夜，吃几餐饭。后来被常县长看中，调到政府办做秘书，再后来又调到县委办做副主任。今年年初，赵书记就让他下乡来了。虽然李冬明也是农家子弟，读了高中，考上大学，也就跳出了农门。 一晃十年过去，对于农村的现状也就不是十分的了解了。在县领导的身边待得久了，便多少学到了领导们处理问题的一些霸气，他心里打定主意，今天是千万软不得的。你这里的口气稍稍松动下来，这集资款就没办法收上来了。竹山垭村收不上来，苦藤河乡其他八个村也就别指望收到钱了。情急中他就拍了桌子：“你们今天是怎么了，想闹事呀。我李冬明不是三岁孩子，你一吵一闹就把我吓住了，就可以不用交集资款了。对你们说清楚，我今天要瞪着眼睛看着你们交集资款。是给你们自己修桥，我就不怕你们告状。你们告到县里告到省里都没有用。决定在苦藤河修大桥，不是我李冬明的主意，是县委赵书记和常县长决定的，他们都是我的后台。我今天要你们交集资款，也是他们同意的，他们要求把苦藤河大桥修宽一些，上面要跑大货车，今后要在苦藤河乡办石灰厂，办水泥厂，办采石场。我给你们限定一个时间，两天之内必须把钱交上来。我和乡财税所刘所长几个人就住在全支书家里等着的。过了两天期限，我们只有对那些抵制交集资款的户采取措施了。家中喂养有肉猪的，就抬猪抵账。没有肉猪的，就担谷子。到时候你们不要说我李冬明心肝上没得血，下得了手。我是没有办法，让你们给逼着这么做的。”李冬明把话说到了这一步，而且他说话的时候脸面板着，两把眉毛横着，牙帮骨一拧一拧的，下面就不做声了，一屋子的人死水潭一般。李冬明粗声大气地说了很久，就问大家有什么意见，有意见可以提，有想法可以说，有什么困难也可以摆一摆。可是，他连着问了几声，人们却装聋作哑不吭声。相持了很久，邓启放瓮声瓮气说：“什么意见都没有，就是没钱交。”说完这话，一抛手出门走了。走到门口时，还回过头来对坐在门角落里的金所长瞪了一眼，金所长不由一愣，他发现邓启放那张粗糙的脸上带着一种无奈，深陷的眼坑里布满了怨恨。 邓启放这一走，全村的人就都跟着走了。金所长有些担心地说：“看这架式，好像有些不对头。” 李冬明心里的火气直往上蹿，吼全安道：“全支书，你们村是怎么了？” 全安本来想对他说一说五年前乡政府集资修桥的事，老百姓手头紧是一个原因，主要还是心里的气不顺。气顺了，再没钱也会想办法交集资款的，谁不知道大桥修好了对自己有好处呀。看见李冬明一副居高临下的样子，就懒得跟他说了：“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看起来大家心里都好像有怨气。”全安顿了顿，“刚才走的那个年轻人名叫邓启放，是我们村里的文化人，喜欢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对国家的政策比我还知道得多。以前一直是我们村的会计。账做得特别的好，为人也不错，群众都拥护他。可去年顾乡长在我们村开了两天会，说坚决不能让邓启放做村会计了，再要让邓启放做村会计，上面给村干部的补助，给困难户的补助，乡政府一分都不给竹山垭村。就这样强行把他的村会计给换了。” “那个样子像文化人么？真是乱弹琴。我说顾乡长不要他当村会计做对了。”李冬明真的有些气急败坏了，“再等两天，没人交钱，我们就采取措施。” 刘宏业一旁说：“顾乡长不要邓启放做村会计，是因为邓启放这几年一直在告顾家富的状，有这样一个前提。邓启放懂政策，又会算账，又能写，比别的人要难对付得多，我们只怕要慎重一些才行，千万别弄出事来才是。” 金所长也不无担心地说：“我们每次开会，上面总是反反复复强调，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别为了弄修桥集资款，让老百姓和我们对着干起来就难得收场了。” 李冬明有些为难地说：“你们不知道我的难处啊，每次到县里去开会，赵书记和常县长别的什么都不问，就只问修桥的事。如今又给了我们一百万，这桥要是还修不起来，我怎么向他们交待。” 全安坐那里看着李冬明那样子，心里就有些不忍，不管他李书记修桥是出于什么目的，但受益的还是苦藤河乡的老百姓。自己作为一个村的支部书记，应该全力协助他把集资款收上来才是。就想劝劝他修桥集资款迟早会收上来的，不要心急火燎地和群众对着来。但他还是忍了没说。 李冬明坐那里皱着眉愣了许久，才抬起头对全安说：“全支书，你能不能带个头，把集资款交了。我这个做乡党委书记的，对大家才说得起硬话。俗话说，村看村，户看户，平头百姓看干部呀。” 全安就叫起苦来：“我家里哪弄得出这么多钱。你书记乡长开口就要我们做公仆，要我们心里想着老百姓，为老百姓办好事，办实事。我们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被村里的事情缠着。东家扯皮，西家打架，我们不去解决就不得清场。你乡政府的干部有几十个，各人一个部门一条线，到村里就让我们这些做村干部的一肩扛了。我们比你们脱产干部还脱产。你们有大星期天，还有小星期天，到了星期天就可以回家休息。我们一个星期天都没有，家里的事情帮不上忙，乡政府每个月才给我们五十块钱的补助。我们吃的还是婆娘的一碗饭。”全安这么说的时候，就把脑壳对着正在灶屋忙碌的婆娘瞅了瞅，做出一脸的无奈，“婆娘贤慧一些还好说，婆娘要是不贤慧，那碗饭真的不好吃呀，忍气吞声看婆娘的脸色还算不错了，有时还要跪床脚哩。” 全安一口气说了这么多话，李冬明早就不高兴了，说：“你不要在我面前叫苦。你在我面前叫苦，我又向哪个叫苦去。这个头你还得带，实在拿不出钱，就卖猪。你家里猪是养的有吧。” 全安说：“行啊。猪在猪栏里，没饲料吃，饿得像只狗娘，还不到五十斤。你们说抵得了集资款，我明天就叫人抬到乡政府去。” 刘所长一旁说：“那头架子猪能值几个钱。大伙儿要知道一头两尺长的架子猪能抵得千儿八百块钱的集资，也不会要李书记板起面孔骂人了，都会把猪往乡政府抬。我看，要带头的话就带个好头，把你家养的那十几只山羊赶到乡政府去吧。” 全安惊叫道：“你们看见羊圈里的黑山羊了？” “你全安以为我们都是些吃干饭的角色，我们一来就看见你家的山羊了。”刘所长有些得意地说，“这种山羊，肉质特好，市面上的价钱不错。十几只山羊，只怕能卖两千块钱。” 李冬明说：“赶山羊就赶山羊吧，你家的山羊一赶走，村里的人就知道我李冬明这次不是说着玩的了。” 全安对灶屋指了指，压低声音说：“这些山羊是我婆娘从她娘家村里花大价钱买来的，是良种乌麂山羊。繁殖快，肉也鲜嫩，没有腥味。她是要靠着这些山羊奔小康的。平时喂养它们像是侍候儿子一样，她哪舍得让乡政府赶走啊。”全安过后就叫苦说，“千万惹不得她发火的，惹她发火了，和我计较起来，我就别指望干好村里的工作了。” 刘所长一旁开玩笑说：“你刚才说跪床脚的事是真的？” 全安哭丧着一张脸：“不让上床那是经常的事。跪床脚的事也时有发生。” 李冬明皱着眉头沉思良久，说：“这样吧，先把山羊赶到乡政府关着，做个样子给大家看看。其实，你们这些做村干部的的确也不容易。工作难做，待遇不高，家庭困难。我李冬明不是不知道，也不是不关心你们，实在是乡政府太穷了，没有办法关心你们。正是想改变这种局面，我们才下决心修苦藤河大桥啊。我看，等把全乡的集资款收得差不多了，我们再开个会，给你们这些家庭困难很大的村干部每户减免一部分集资款。到时候你再把山羊赶回来。现在就算是借我用几天。你不带这个头，局面就打不开。” 李冬明把话说到这一步，全安就不好做声了。只得去灶屋给忙得两脚不沾地的婆娘做思想工作。婆娘听说乡政府要赶她的宝贝山羊抵集资款，死活都不干。因为李书记坐在家里，不好大声地骂男人，就一个劲地数落全安，眼泪也就啪啦啪啦往下掉。全安就急了，说：“我是共产党员哩，共产党员的一条原则就是坚决听党的话，坚决跟着党走。如今我们乡的党委书记坐在我们家里求我呀，我连几只山羊都不愿意借给他，我还算是党的人么？还不如不在党里面算了。” 婆娘见他把话说到这一步，心也软了。毕竟男人是公家的人，是村支书，是上面靠着的人。自己和男人生活了几十年，还是懂得一些道理的，说：“你只说借几天的啊，过些日子你不把山羊赶回来，我叫你没有好日子过。吃饭的时候我就抢你的饭碗。夜里睡觉的时候我叫你睡床脚。” 全安得寸进尺地说：“我把丑话说在前头，到时候你多少还得给我一些钱，我才能把山羊取回来。” “他们只要是真拿着集资款修桥，我们家要交多少，我给你就是。你要是像上次一样，帮着顾家好一户一户把钱从大家手中收去，他们却拿着钱给自己搬迁房子。那样的话，别说村里的人要骂你，我也会咒得你把脑壳勾到胯裆里面出不得头。” 全安没有对她说李书记要给他们这些家庭困难的村干部减一部分集资款的事。女人的嘴巴不关风，没有决定的事情说出去不好。群众知道了会有意见的。 第二天，李冬明要全安到村里请人给他往乡政府赶山羊。全安找了几家也没人肯干。说你全支书家的山羊一赶走，我们家的猪呀鸡呀就都要叫了，谷仓里的谷子也保不住了。全安只身一人回来说：“找不着人，都说没空。” 李冬明说：“都没空你家的山羊就不赶走了？我们自己赶吧。”就带着刘所长钻进羊圈赶山羊。没料到这些畜生还欺生，在羊圈里一边咩咩叫唤，一边打圈圈，就是不肯出来。 刘所长发怒道：“你们这些畜生也和乡政府作对呀。”一步跳过去，就拿脚去踢山羊。没提防一只公山羊从他屁股后面埋起脑壳抵过来，尖利的羊角在他的屁股上抵了巴掌大一块紫疤，疼得他龇牙咧嘴直抽冷气。一旁全安的婆娘怕山羊抵伤了李书记，说：“你们别在羊圈里瞎赶了，我把山羊给你们送上大路，你们再往乡政府赶。我现在担心的是你们这些做领导的还在欺骗我们老百姓。” 全安的婆娘将山羊赶出门，那些山羊一路咩咩叫着从村里经过的时候，让人们吃惊不小：“李书记真的动手了呀？” 全安说：“没钱交他不动手？今天赶我家的山羊，明天就要担你们家的谷子，抬你们家的猪。”全安这么说的时候，看见邓启放正好从医院回来，就问他，“你家的集资款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的话就交到刘所长那里去。顾主任过些日子可能要出去采购修大桥的物资。” 邓启放听到顾家富的名字，脸上就布满了怒火，大声道：“有钱我也不会交。”去年顾家好不让邓启放做村会计，邓启放说不做会计也好，老子今后专心专意写状纸，不把那些贪官污吏告倒决不放手。气得顾家好只差吐血。人们说邓启放和顾家兄弟作对，与他家里四年前发生的一件事情有关，让他简直没有脸面见人了，他从那时起就恨极了顾家富和他的兄长顾家好。四年前，顾家富在连山镇火车站旁边修了幢三层楼房开起了酒家和旅馆，将邓启放的小妹美玉召去做服务员。半年之后，邓启放母亲突然发现女儿的肚子大了。问她，她只是哭泣，母亲带着女儿去医院检查，才发现是怀孕几个月了。医院却不敢给她刮小孩，说她有先天性心脏病。美玉在家住了一些日子，肚子也越来越大了，邓启放和美玉的老母亲都拉不下脸来，十几岁的黄花女怎么能生个私生子呢。母亲只得带着她去县医院。美玉那时才十九岁，水灵灵一朵杜鹃花儿，觉得无脸见人，半途中跳了火车。双脚被碾断了，在医院住了两个月，生了一个不知道父亲是谁的不足月的女儿。美玉成了残疾人，靠着老母亲养活。邓启放为这事曾经找过顾家富。顾家富一口咬定美玉不学好，在酒家做服务员时还不知道跟多少男人睡过觉，怀了孩子怎么能怪他。从此邓启放和顾家富结下了仇恨。邓启放说：“修桥本身是件好事情。桥修好了对我们苦藤河乡有好处。只是，过去的问题没有解决，就担谷子、抬猪，不得人心。谁知道你们是不是真心为我们修桥呀。”邓启放也不管李冬明站在全安的背后，正瞪着一双眼睛盯着他。大声地说，“谁不把老百姓当人，他自己就不是人。谁要是鱼肉老百姓，到头来他自己绝不会有好的下场。” 邓启放话音一落，人们就嚷开了：“我们钱也没有交的，猪也不让赶，粮也不让担。你们当官的只别把我们逼急了。” 邓启放说：“中央三令五申，要减轻农民的负担。我们乡从农民手中收取的各种费还少么，只差敲我们的骨头吸我们的血了。今天又要农民人平交五百元的集资款，没钱交就抬猪担谷子，谁要是把这事捅到上面去，我看他们又准备拿什么话去骗领导。” 李冬明脸都气青了，说：“邓启放你不要在这里说怪话煽动人心。你不交钱，我们从乡政府回来就抬你家的猪。你还是村里的文化人，一点眼光都没有。你要弄清楚，集资修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不是增加农民的负担。我不怕你告状，也不怕上面派人下来查。” 第七章 从竹山垭到乡政府有七八里路，全是山坡路，高低不平，坑坑洼洼。八月了，山路两旁的水田里的稻子已经收割了，被晒得焦黄的谷草稀稀落落地立在那里。看这矮矮的谷草，就能猜想今年的收成不是很好。远处的山脚，几栋低矮破旧的木屋立在早起的秋阳之下，淡淡的炊烟像是缕缕轻缦，从屋脊升起，在半空中和升腾起来的晨雾融合，那白白的雾气就变成了灰褐的颜色。半山坡上，几块红薯地包谷地像大字报一样贴在绿树丛中。更远的地方，有一座裸露的大岩山，岩山下，四年前垒起的石灰窑已经塌陷，枯黄的狗尾巴草在秋风中颤抖。远远近近，一些衣衫褴褛的农民在地里劳动。也许是这里的农民见的世面不多，也许是这里的农民被贫困弄得直不起腰杆，说不起话。李冬明觉得他们的神情都比较木讷，对乡干部还有一种隔阂。平时到村里去，很少有老百姓愿意和他打招呼说话的。你主动和他们打招呼，他们也是爱理不理的，有的人甚至还朝你瞪眼睛吐口水哩。听何奔说，人们对顾家兄弟有意见。可自己刚下来，并没有做对不起他们的事啊，他们对自己为什么也这么一副冷漠的样子呢？人们看见李冬明和刘所长赶着山羊往乡政府去，那目光里除了一种惊怵，似乎还有一种别样的东西，让他感到很是困惑和不安。 山羊走得很慢，有时还极不听话地往回跑。特别是遇到当地的人上工去，他们不但不让路，还故意地吆喝几声。山羊就四处逃窜。两个人赶着山羊，走走停停，直到下午三点多钟才把山羊赶到乡政府。 乡政府只有严卉的办公室开着门。却没有看见严卉，也没有说话声。偌大的一座大院，像一座庙堂一样坐落在山坡上。李冬明站在坪场上连着叫了几声严卉，严卉才和顾家好从办公室里面走出来。顾家好看见李冬明和刘所长赶着一群山羊进了乡政府大院，眉头就皱了起来，走过去说：“李书记，你要考虑后果呀。” 李冬明早已累得满头大汗了，听见顾家好这么说，心里很不高兴：“如果不考虑后果，我就不会狠下心来将村支书的山羊赶到乡政府来了。” 顾家好对严卉说：“快去打盆水来，让李书记擦把汗。” 李冬明说：“不用擦了，我们还要赶回竹山垭去。严卉，你去交待一下食堂大师傅，这十五只山羊一定要给我照看好，不能让它们掉了膘。” 顾家好说：“不忙着往竹山垭赶，我有话对你说。”顾家好这么说着，扭身进自己办公室去了。 李冬明交待刘所长道：“你再去对食堂大师傅说一声，交给他十五只山羊，到时候要归还我十五只山羊。任何人都不能打这些山羊的主意，过些日子还要还给人家的。还有，你还要开一张收据回去，没有一个手续给人家，全安不要紧，他老婆不放心的。”这样交待之后，李冬明才去顾家好的办公室，他不知道顾家好有什么话要对他说。 顾家好给李冬明倒了一杯茶，说：“今天早上丁县长又打电话下来，他已经对赵书记和常县长说了，由于我们乡的确十分困难，从老百姓手中集资修桥有问题，县里准备再给我们三十万。丁县长交待我们就拿这一百三十万修一座桥，能修多大就修多大。还说赵书记和常县长也都是这个意思。”顾家好顿了顿，“我们下去催交集资款，人家没钱交就赶人家的山羊，抬人家的猪，担人家的谷，这不成国民党了么，老百姓会指着我们的背脊骨骂我们的。李书记，你年轻，有文化，赵书记和常县长都很看重你，让你下来锻炼锻炼，最多也就两年时间。将这段日子平平安安渡过去，回县里做县委办主任，进常委，或是弄个副书记做做也不错。丁县长说他已经在电话里对你说过这个事，让我一定要当好你的参谋，不能看着你在这两年里弄出事来。他说县里给我们一百三十万，也是为了让你做出政绩来。” 李冬明问：“你的意思是……” “你昨天一走，其他干部就着急了，今天一大早都下去了，这不把苦藤河乡弄得鸡飞狗跳墙呀？我们得赶快把下去收集资款的人员都撤回来，重新召开会议，将乡干部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我带下去催农业税和征购上交，一部分你带着修桥。家富昨天从县里回来，说县桥梁建筑公司的张经理要下来一趟，看一看我们的准备工作，施工队马上就要进场了。” 李冬明说：“前天我去县里，赵书记一再地交待我说，要从农民手中集一部分资，把桥修宽一些，修牢实一些，怎么突然又变了呢？” 顾家好说：“前天可能丁县长还没有来得及将苦藤河乡的真实情况认认真真地说给他听。” 两人说话的当儿，大岩村的伍老倌一头汗水地跑到乡政府来找李冬明，他的手中还拿着一个小布包：“李书记，我卖了一千斤谷子、三百斤包谷、一百斤黄豆，昨天就将集资款交了。今天我是来捐款的。我把家里养的一头大肥猪卖了，这是卖得的一千块钱。”说着将小布包打开，里面露出一沓钞票，“李书记，你捐了三千，我没有那么多，这一千块钱，就算是我的一点心意吧。”伍老倌年纪不到五十岁，样子却特别的老，满脸的皱纹像老松树皮一样，满脑壳花白的头发像顶着一丛枯死的芭茅。去年五月，他的儿子在苦藤河被淹死之后，他的瞎子婆娘因为悲痛过度，一度精神失常，住了三个月医院才好。李冬明来苦藤河乡这半年多时间，伍老倌多次牵着他的瞎子婆娘到乡政府来找他，哭着求他在苦藤河上修座桥，千万不能再淹死人了。李冬明前不久还到他家看望过他女人，他女人就又在他面前哭了一回。过后，就跪倒在他面前，说他要给苦藤河乡的老百姓在苦藤河上修一座桥，她就在大桥头给他立一块碑，让苦藤河乡的老百姓世世代代记着他的恩德。 李冬明问：“你卖猪捐款修桥，你们莫支书知道么？” “知道，是他要我将捐的钱送到你这里来。他说这次李书记是下决心要修大桥的。我们村里的人听到这个消息都高兴得不得了，都说就是三年吃糊喝粥饿肚子，砸锅卖铁拆房子，也要支持李书记把大桥修好。”伍老倌揩了一把脸上的汗水，高兴地道，“李书记，我们村还有人要把捐款送到你这里来的。” 李冬明拿着伍老倌递过来的一千块钱，心里格外的激动，眼睛有些发潮，这就是我们的人民群众啊，他们是多么的通情达理呀。为什么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却那么担心农民群众不愿意集资呢，甚至还担心因为集资修桥会弄出事来呢。他说：“老伍啊，你卖猪捐钱修桥，这种精神难得呀，我要苦藤河乡的群众都来向你学习，要掀起一个为修建苦藤河大桥集资捐款的热潮。日后大桥修好了，我不要你们给我立碑，我要在大桥头为你们这些捐款的人立一块大大的石碑，让苦藤河乡的人民世世代代记着你们。” 伍老倌说：“给我们自己修桥，还要立碑呀。到时候资金如果还有困难，我把喂养的鸡呀鸭呀全卖掉，三年不吃肉，三年不穿新衣服算得了什么呀。” 李冬明也不看站在身后的顾家好的脸色有多难看，大声说：“看看我们的群众吧。我真的感到奇怪了，我们的一些干部的觉悟怎么还没有群众的觉悟高。”李冬明转过身对顾家好说，“这样吧，下去收集资款的人还是不回来，能收多少就收多少。收得多就修大桥，收得少就修小一些。反正我们不能只修一座只能让老百姓过渡的便桥，那样不能解决他们的根本问题。老顾，我们不能只看到我们苦藤河乡的困难，我们还要看到苦藤河乡群众的觉悟，看到他们修桥的决心，伍老倌就是很好的榜样。” 顾家好有些没好气地说：“我仍然坚持我的意见，不搞集资。如果出了问题，我们都担不起这个担子。” 李冬明大声地说：“我是书记啊，苦藤河乡真要出什么问题了，主要责任该是我来担当吧。” 李冬明把话说到这一步，顾家好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心想拦不住李冬明收集资款，就只有采取别的办法去拦村里的干部了。不然，村干部们和群众串通一气，真的十有八九要出事的。他说：“就是集资，你让村里的干部也和群众交一样多？这样他们还有积极性？我的意见，村里的几个主要领导得减免一些钱才行。” 李冬明说：“这个事，上次不是议过一下的么，应该给他们一些照顾，但现在还不能说，不然群众有意见。” 顾家好再想不出别的办法来说服李冬明了，冷冷地说：“你做书记决定要办的事，我要反对你也不会听，你就看着办吧。出了问题，你可以找赵书记啊。” 李冬明看见顾家好的情绪还是很大，就不想和他多说了。李冬明说：“党委会决定的事还是不要随便变动。我这就下村去催集资款。”说着，站起身出门走了。 顾家好黑着脸看着李冬明走出乡政府的大门，才站起身去了严卉的房间。严卉拍着自己的胸口，做出一副惊恐的样子说：“李书记要是迟来一步，我们就上床了，那可就完了。” 顾家好板着脸说：“完什么，他在外面叫喊他的，我们在里面不理睬他不就得了。” “我有些怕他。”严卉那周正而白皙的脸有些发红，好看的一双大眼睛瞅着顾家好，“我只是一个招聘的小秘书啊，他随时都可以整治我。” “我知道你说这话的意思是什么。”顾家好的那张四方脸还没有褪去刚才与李冬明闹下的不快，伸手将严卉搂进怀里，“过些日子，我去老头子那里说说，要他想办法弄个指标，把你的问题解决一下。” 严卉说：“你要睡就快一些，真让别人碰上了不好。”说着挣脱顾家好的胳膊，过去把门关了。 苦藤河乡乡政府搬到这山坡上来之后，由于房子较宽，每个乡干部都分了一间十五平方米的房子，做住房兼办公室。顾家好却给严卉分了两间，一间做办公室，隔壁一间做住房，两间有门相通。顾家好说严卉做办公室工作，来往的人比较多，十五平方米的房子摆一张床就占满了，来个人连坐的地方也没有。 顾家好又要上去搂严卉，严卉却已经躺在床上去了，将百褶裙往上面一掀，白皙而丰腴的大腿就袒露在顾家好的眼前。顾家好没有急于压上她的身子去，他的目光在她的肥润而白嫩的大腿之间流连。他想起自己的长年汗爬水流在地里劳动，如今又坐在火车站门前卖茶水的那个农村女人，他想起那个矮墩墩胖乎乎的被人叫做白皮萝卜的郑秋菊，他的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满足感。他做乡农业技术员的时候，只能睡身上散发着汗臭的老皮粗糙的农村女人。他做副乡长的时候，则可以睡胖乎乎身上散发着劣质香水味的四十多岁的乡干部。如今，睡的却是二十来岁、身材匀称、脸面如花的年轻女人。现如今这世道，也真的说不清白了，有钱的人，没有摆不平的事情；有权的人，没有办不成的事情。没有谁来管你，管也管不着。我在这里睡女人，谁管得着我呀。纪检委员不是管干部的干部么？那阵何奔向县纪委反映家富炒地皮的事情，我把他弄到老崖村去，一住就是两年。全安和莫胡子不是跟老子拍桌子说我们兄弟俩心肝上没得血么？我把他们的县人大代表也给弄掉了。邓启放不是爱告状么？我让他的村会计也当不成。新来的党委书记一个二个，屁股没有坐热就想走。来了个扶贫的县领导，搞女人的瘾比老子大得多，胆子也比老子大得多。 “快来嘛。”严卉做作地扭动着身子，一副渴望的模样。 年轻漂亮女人的身子就像一块磁石，让顾家好脸上的不悦渐渐消失，心跳加快，眼睛露出贪婪的光，可心里窝的那股气还有些散不去。心想刚才他该说的话都对李冬明说了，李冬明还是嫩了些，居然说出什么问题全由他负责。自己等会把这话告诉丁副县长，让他去教训李冬明吧。 顾家好爬上严卉的身子。爬上她的身子他就把一切烦恼和忧虑全都抛到脑壳后面去了，年轻的女人真的比四十多岁的半老女人提神得多，他的整个的身心都被身子下面这个年轻女人融化成了水，成了雾。这个时候，他真的愿意为她舍弃一切，为她赴汤蹈火，甚至为她上法场剁脑壳他也可以在所不惜。只一会，他就把严卉揉搓得在下面心肝宝贝地叫喊着，浑身不停地颤动。他自己也累得气喘吁吁的了。 严卉穿好衣服，梳好头发，开门看了看，见没有人，撒娇地说：“对你说，刚才你答应我的事别忘了啊。” “怎么会呢。你那阵要我把你招为秘书，我不是招了么。答应你的事，我一定会给你办好的。不过，你得多长一个心眼，配合好我的工作，李冬明那样强行在下面弄集资款，不一定不出问题。到时候你要听我的，按我说的办。” 严卉说：“这些年，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你还不满意么？你还要我怎么做呀。”严卉这么说的时候，就又把好看的樱桃小嘴嘟了起来，“你要想一想，我跟着你，图的什么。我爹比你还小三岁呀，白白地睡这样嫩花花的身子你心里过意得去么。” 看见顾家好的脸上有些不悦，严卉就不敢放肆了，勾着头说：“我知道，郑书记就是你一手提上来的。” 顾家好懒得听她在那里嘀咕，这时他又想起集资修桥的事来。丁县长要是不阻止住李冬明强行向农民收集资款，弄出事来的可能性是很大的，那样肯定就会牵出以前的问题来。 “你好像有什么心事，能对我说说么？” “我要给丁县长打个电话，要他下来一趟。” “修桥集资的事？” “不是那个事还会有别的事？” 严卉就不敢多话了。苦藤河乡没有多少人不知道，那次顾家富拿着集资款借鸡下蛋炒地皮，他们兄弟从中得了很大的好处，包括丁安仁也得了很多好处的。严卉将电话打到县政府办公室，丁安仁正好在办公室。顾家好拿起话筒说：“丁县长，李冬明根本没有把我顾家好放在眼里，把你的指示也当做耳边风，一句都不听。他带着人下去将人家的山羊都赶到乡政府来了。” 丁安仁发火道：“这小子把我也不放在眼里了呀。顾家好我告诉你，你得动动脑子，别把火往自己身上烧。知道么，苦藤河乡是一堆烤干了的柴火，抛一个火星就要燃起冲天大火。到时候，没有人能够救你。” 顾家好说：“李冬明说出了问题由他负责。” 顾家好话没说完，丁安仁就在那边吼起来了：“顾家好你怎么搞的，你难道不知道会出什么问题？他李冬明能负什么责。这个时候你还不当回事，到时候有你好果子吃的。” 顾家好说：“丁县长，你要多多关心我们哟，特别是我那兄弟，没有多少文化，政策观念又不强，做事不考虑后果，弄出事来你脸上也无光啊。” “什么时候我下来一趟，好好教训教训他们。”丁安仁有些气急败坏地说。 “我给你打电话的目的，就是想请你赶快下来一趟。” 第八章 这天下午，李冬明并没有赶回竹山垭。他们从大岩村旁边经过时，何奔从村里出来说：“李书记，我正要找你。” 李冬明问他大岩村的情况怎么样：“刚才大岩村伍老倌还捐了一千块钱到乡政府。你知道么？” 何奔说：“上午我走访了一些人家，人们对集资修桥的意见不是很大。像伍老倌这样愿意捐款的户还真不少。我们晚上准备召开群众大会，你能不能参加一下，对大家说一说乡政府在修桥问题上的决心，做做动员工作，听一听群众的意见。” 李冬明被邓启放他们一吵闹，刚才又让顾家好那么一说，心里还真觉得有些不踏实了。多走几个村，多听听群众的意见，的确有好处。他说：“行，今天晚上就去大岩村参加你们的会议。”过后交待刘所长说：“你现在就赶回竹山垭去，说说大岩村的群众踊跃交集资款的情况，过细地做做全安的工作，解决好他的思想问题。我明天上午就赶到竹山垭来。” 刘所长走之后，何奔将李冬明带到大岩村村支书莫胡子家里。李冬明对莫胡子说：“晚上开群众大会，我把顾乡长叫来听听，他对集资修桥顾虑很大。” 何奔一旁轻轻地说：“你去叫他他也不会来的。乡干部都下去了，机会多难得呀。” 李冬明知道他说这话的意思。他不希望自己的干部在群众中说这些捕风捉影的话，这样在群众中影响不好，他说：“老莫，看来大岩村的集资款是不成问题的啊。” 莫胡子道：“你做书记的下去将人家的山羊都赶来了，这实际上是做给我们看的嘛。谁还敢在收集资的问题上打折扣呀。”莫胡子顿了顿，说：“苦藤河乡一千六百多户人家，没有几家拿得出现钱交集资款，都得卖猪卖鸡卖鸭卖粮食。对你实话实说吧，伍老倌家的粮食卖掉了一大半，猪也卖了，明年的生活肯定成问题。” 李冬明担心地说：“如果是这种情况，他的一千块钱的捐款，我们还得退给他。不能因为修桥让他们家生活不下去。” “这你就错了，他们家不会饿死人的。俗话说一棵草一滴露水，人各有各的活法。现在，大家想的是尽快在苦藤河上修一座桥，这样，百样的问题都解决了。”莫胡子这么说过，就对何奔说，“何委员，你陪李书记说说话，我去禾场把包谷收回来。不然，等会儿大伙来了要开会。”说着就到禾场上去了。 何奔看了一眼莫胡子的背影，对李冬明说：“李书记，你来苦藤河乡半年多了，一些事情也许听说了，一些事情可能还不十分清楚，现在老百姓心里还堵着一口气。” “你是说顾家富拿着集资款借鸡下蛋的事？”李冬明并不希望听他说那说过多少遍的事情。 “是的，那年苦藤河乡的老百姓人平集资一百元，县里给了三十万，共计八十万，就买得那么一块乱坟岗子。他顾家富却在连山镇修了一幢三层高的楼房。顾家好的房子也搬过河去了，甚至连乡企业办匡兴义和宁占才的家也搬过河去了。你说老百姓服气么？他们能不怀疑他们几个人吞吃了大家的集资款？” 李冬明不以为然地说：“县里不是下来人查过的么。” “哪个不知道是他丁县长从县农业局弄来的几个人。老百姓心里有杆秤，他们都怀疑丁县长也得了不少好处的。”何奔顿了顿，“我们乡的情况比较复杂，你莫非没听人说，顾乡长和郑秋菊有一脚，和严卉一直也是不清不白。那个吴乡长想顾乡长给他一些好处，也抱着顾乡长的大腿不放，他放个屁他也会说是香的。其他的人说什么话也就没有用了。加上后面还有个丁县长，我们苦藤河乡还有什么正义可言？还有什么公理可言？你没听说莫胡子和全安的县人大代表是怎么丢掉的么？你莫非不知道我何奔因为向县纪委反映过他顾家好的问题，被他弄到老崖村住了两年，一个月才让我回乡政府取一次工资？是你到苦藤河乡做书记才让我回到乡政府来。” 李冬明说：“老何，影响团结的话还是少说为好，捕风捉影的事情最好也不要议论。” 何奔说：“你如果不相信，我们打个赌，今天晚上顾家好不去严卉房里睡觉，我请你去连山酒家喝酒。如果去了，你就别说我是在捕风捉影。” 李冬明说：“你现在说什么事我都不会听，我现在心里只想着一件事，就是如何将修桥的集资款收上来。” “我知道你心里想的只有这一件事。”何奔还有一句话没有说出口，你想着把苦藤河大桥修好就好回县里去，你怎么就不想一想苦藤河乡的群众心里现在想的是什么呢？ 李冬明说：“刚才顾乡长对我说，丁副县长又打电话来了，说是再给我们三十万，目的就是不能再集资。” “他们是担心扯出前面的问题来。”何奔笑道，“李书记，你来苦藤河乡才半年多，对苦藤河乡的民情还不十分了解，或者说，苦藤河乡的老百姓还没有真正接纳你，他们心里有话不愿对你说。就像莫胡子，你李书记来了，他也不陪你说说话，把你晾在这里，自己去做活，这就不正常嘛。他是和你不贴心嘛，就没有话说呀。” “真的么？”李冬明看着面前这个俨然像个农民老头的乡纪检委员，从顾乡长和郑秋菊他们口里，他是一个不和乡党委保持一致，一贯和乡领导唱对台戏的角色。他甚至还和村里的一些干部群众串通一气，专门告乡政府领导的状，苦藤河乡这几年的告状信不断，与他有很大的关系。按顾乡长的话说，乡政府就是要孤立他，搞臭他，让他在苦藤河乡没有说话的地方。他来这里半年多时间，觉得顾乡长有些地方做得实在太过分了些，但也觉得何奔的怪话太多，牢骚太多。这样的确对乡政府干部与干部之间的关系，干部和群众之间的关系都带来一定的影响。长此下去，还是一种不安定因素。 “要想群众相信你，就得以心换心，就得给他们解决实际问题。什么时候他们觉得你是可以信赖的人了，他们就会对你掏心窝里的话。” 刚从禾场收包谷回的莫胡子进来听见何奔这么说，插话道：“李书记，老何说的话不是没有道理，比如你就没有认认真真地听我们村支书汇过一次报，谈过一次村里的工作。虽然，你也经常到村里来走走看看，但你的心并没有下来，倒像一个下村扶贫的干部，这里走走，那里看看，再就是说说空话、套话，打打官腔，从来就没有安下心来听一听大家心里想的是什么，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要求。更没有想到要为群众解决一些实际的、大家关心的问题。比如，我们现在对你说了这么多，其实你一句都没有听进去。” 何奔看见李冬明的脸上有些不悦的神色，便说：“李书记，莫胡子正忙哩，晚上开会还有一阵，我们出去走走吧。” 莫胡子说：“不要走得太远，一会儿我家婆娘回来就办晚饭。” 李冬明还真不希望听到莫胡子说些让他尴尬的话，跟着何奔出了门。 八月的傍晚，太阳渐渐地坠下西边的山巅，天角的火烧云开始变得血一般的红了。可是，只一会，它又渐渐地褪去了刚才的灿烂，变成了锅底灰一般的颜色。黄昏中的苦藤河是那样放荡不羁地从大山肚里冲出来，将苦藤河乡和连山镇劈为两半，然后又急急地向山外奔去。黄昏，苦藤河那边的连山镇已是灯火辉煌。镇广播站的广播正播放着《谁不说俺家乡好》的歌曲。悠扬的歌声在黄昏的天空中回荡，和时不时从连山镇后面半山腰传来的火车的汽笛声融和在一起，那样的动听，那样的热烈，给连山镇增添了无尽的兴旺和朝气。与连山镇一河之隔的苦藤河乡却恍如另外一个世界。低矮的木屋，木屋上面袅袅升起缕缕炊烟。村路上三五只夜啼的公鸡和几头觅食的架子猪，被那些掮着犁耙秋种归来的农民赶得四处逃窜。这些被农活累得十分疲惫的农民们看见自己的书记也没有显出多少热情，有的连招呼也不打一个，擦肩而过。留给这位书记的是因为劳累而从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一股浓浓的汗臭。 李冬明眉头皱了皱，对何奔说：“给我一支烟。” “你不是不抽烟的么？”何奔给他递烟的时候这样问道。 李冬明点燃烟，重重地吸了一口，一股辛辣呛得他的喉头发疼：“你这是什么烟？这么苦。” “我只能抽八毛钱一包的桔子牌烟。想抽好烟你去找顾家好吧，他抽的芙蓉王。”何奔笑道。 “老何，你在苦藤河乡干多少年了？” “八年抗战。”何奔看了李冬明一眼，笑说，“李书记，我还指望你帮老兄一把的啊，我家可是有一本难念的经呀。” “你家在农村？” “孩子上中学。老婆还是生孩子时没满月就下田打耙插禾，落下风湿性关节炎，一年四季脚指头里面的骨头疼，下不得水田，做不得阳春活。家里的责任田都要靠别人种。我在这里，一个月发的排骨工资才四五百块钱，下村去又不忍心白吃人家的一餐饭，有时看见一些困难人家孩子没钱上学了，或是急要钱买药治病救命，再给他们几个钱，也就没有多少钱往家里寄了。你说我家的日子该怎么过呀。” 李冬明心想依你何奔的性格，这样做也是有可能的，他问：“我们村像你这样家庭困难的干部有多少个？” “大约有十多个吧。”何奔顿了顿，“我们乡的干部有的情况好，有的情况不好。有的家里连饭都吃不上，特别是家在农村的那些干部，日子更不好过。有的却可以隔三差五的去连山酒家喝花酒，喝了花酒就去请小姐按摩。”何奔转过头，突然问道，“如果你这样，别的干部心里服气么？” 李冬明知道何奔说话是有所指的，他说：“如今这世道，有些事情的确说不清白的。”李冬明这么说的时候，他就想起他的老母亲来，还不知道自己老母亲的病好了些没有。这些年，母亲的身体一直不好，他的工资差不多全花在给母亲治病上面去了。好在妻子还通情达理，节约开支，一个人的工资支撑着三口人的生活。他这一下来，分两个地方吃饭，开支大了，日子就更不好过了，他真的想能尽快调回城里去。他问何奔：“丁县长在这里扶贫时，你怎么没请他帮帮忙，另外换一个富裕一些的乡镇。” 何奔一声冷笑：“县里没有下来人查账之前，他们是决心要把我弄走的。丁县长从农业局弄来几个人查了账之后，他们又不让我走了。顾家好还对我说，何奔，如今上面抓反腐败抓得紧，你在我们乡好好待着，发现腐败分子你就抓，你就向上面汇报。你抓着腐败分子了，我给你发奖金。”何奔的浓眉紧皱着，“丁县长在这里扶贫的政绩就是把乡政府从大岩村搬到那山坡上去了，再就是贷款办了一个石灰厂，办了一个木材加工厂，厂子垮了，乡政府欠下了三十万的贷款和几十万元的账。还有一个政绩就是从老百姓手中人平掏走一百元钱，在连山镇买了一块埋人的坟地。第四个政绩就是给乡企业办顾家富他们想了许多向农民收费的项目，每年从农民手中强行收取十多万块钱供他们吃喝玩乐。当然，他的政绩还不光是这些，他还有更大的政绩，我不好对你说，说了你又会说我捕风捉影。” 李冬明还真怕他没遮没掩地说下去，说：“回去吧，到莫支书家吃了晚饭，大岩村的群众可能也就开会来了。” “你没看见大伙都才收工么。吃了饭，洗过澡，不到晚上十一点不得来开会。”何奔顿了顿说，“李书记，你真要下决心把苦藤河大桥修好了，对苦藤河乡来说，你就成了千古功臣了。” “可顾乡长却总是顾虑重重啊，他说把大家逼急了，是会出大问题的。” “你把钱从老百姓手中弄来，一分不少的用在大桥上面，谁会对你有意见？谁会认为你是在逼他们？我说了，他们不但不会对你有意见，你什么时候离开苦藤河乡，他们还会放爆竹欢送你。”何奔顿了顿，问李冬明道，“李书记，你在竹山垭村住了两天，去过邓启放家么？” 李冬明不知道他问这话是什么意思，说：“没去过他家，但这个人我认识。他有些文化，国家的政策法律也懂得一些。”他没有说出邓启放因为不肯交集资款和他吵架的事，怕说了造成不好的影响，影响了大岩村群众集资的积极性。 “邓启放的女人就是莫支书的亲妹。叫莫如华。” “真的么？莫支书那个妹夫可不简单呀。竹山垭村的人都称他为秀才。” “你如果有空，去邓启放家走走，看看他亲妹邓美玉的那个惨样，再看看他亲妹的私生女儿像谁。” 李冬明困惑不解地看着何奔：“你说像谁？” 何奔说：“你没有看见那个可怜的小女孩，我说像谁你会相信么？” 李冬明没有做声，不知道这个何奔话里又在影射谁，就不想沿着他的话说下去，说：“你说开会还有一阵，我们去伍老倌家看看去。” 两个人沿着河堤往下走。何奔看着苦藤河对面的万家灯火，问李冬明道：“李书记，你看见连山镇最上面那一排红红绿绿的灯光了么？” 李冬明说：“看见了，过去我还没有认认真真看过连山镇的夜景哩，还真不错的。等到苦藤河大桥修好了，我们乡也会像连山镇一样富裕起来的。” 何奔问他说：“你知道最上面有一排红红绿绿灯光的地方是哪里么？” “这我就没有注意了。” “那是顾家富的连山酒家。邓启放的妹妹就是在连山酒家怀上的孩子，去县里堕胎，在路上跳火车自杀，被火车碾断了双脚，成了终身残废。茅山冲村和竹山垭村还有三个姑娘在他的酒家做了一年服务员，后来就离开酒家不知了去向，过了一年多时间才给家里来信说她们都在福建的农村结了婚。” 李冬明不做声，也不大愿意听他说这些，这都是些没有原则的是非话。 “如今顾家富又从农村招了几个姑娘去他的酒家做服务员，一个个都长得格外漂亮。茅山冲村张支书的女儿张朵也被招去了。”何奔顿了顿，说：“其实，谁都知道连山酒家的服务员在干些什么，可这些女孩子还是愿意去，因为她们家实在太穷了啊。” 李冬明想起他来苦藤河乡不久的一天，顾家富接他到他的酒家吃饭，说是丁县长来了，要他去陪丁县长喝酒。他记得酒家是有几个年轻的女服务员。丁县长好像和她们都很熟。后来他才听说，丁县长在苦藤河乡扶贫的时候，一直住在顾家富的连山酒家的。如今他每次来连山镇，还是住在连山酒家。还听说他和顾家兄弟关系非同一般，但到底有些什么瓜葛却不得而知。他想把纪委周书记准备下来的话说给何奔听，想想又没有说，周书记下来可不是什么好消息，说出去引起群众议论不好，弄不好顾家好还会闹情绪。 两个人一会儿到了伍老倌家。伍老倌和他的瞎子婆娘正在吃饭，看见何委员带着李书记来看望他，有些受宠若惊，说：“我准备吃了饭就去开会的。”伍老倌是个孤儿，父母三年苦日子的时候饿死了，他是靠当时的生产队养大的。他没有上过学，由于穷，三十岁的时候，才和一个双目失明的女人结婚。那女人还算争气，第二年就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儿子从小就懂事，不但帮家里做事，读书也很努力，年年都考第一名。却没有料到，门前的苦藤河夺去了他的生命，让他的瞎子娘伤心得得了神经病，不管天晴下雨，天天站在苦藤河旁哭着喊儿子。瞎子女人听说乡政府的书记来看望她和她男人，哭着说：“李书记，你做做好事，把桥修好，老百姓会记着你的呀。我们苦藤河乡不能再淹死人了啊。你看我们家，今后老了靠哪个养活。” 李冬明心情非常沉重，说：“我这次是下了决心的，一定要把大桥修好，不能再出现淹死人的事情了。”过后，李冬明就劝瞎子女人说，“今后你们老了不能劳动了，乡政府肯定也不会像现在这么穷了，公家会办福利院，照顾好你们的，你们放心好了。” 一支十瓦的电灯挂在破屋的正中，昏黄的灯光与屋脊破瓦片中漏下的月光混合在一起，洒在伍老倌和他的瞎子女人的脸上，洒在桌上的红薯饭和一碗没油的酸菜上。李冬明说：“老伍，你们家就吃这样的饭菜呀？还有这房子，也要修一修才行啊，不然下雨天怎么住？” 伍老倌的瞎子女人说：“我们家老头子说，莫支书说了，这次李书记不会骗我们，是真心实意想修大桥，不是拿着我们的钱去借鸡下蛋，我们要过几年穷苦日子，多捐钱，把桥修好。红薯饭不养人，但饿不死人，破屋子漏雨，也淋不死人的。” 瞎子女人的话让李冬明十分感动，他说：“明年大桥修好了，我真的要在大桥头立一块碑，把那些饿着肚子捐钱修桥的人的名字全都刻在石碑上，让苦藤河乡的人民世世代代记着他们。” “李书记你说错了，该立碑的不是我们，是你李书记。我们大岩村的人都说了，大桥修好之后，我们再捐一些钱给你立功德碑。” 那天夜里从大岩村开会回来，已经半夜了，李冬明的心情一直十分激动。大岩村的群众大会开得十分成功，人们都说三天之内将集资款一分不少地交到莫支书手中，让他统一送到乡政府来。回来的路上，李冬明对何奔说：“苦藤河乡的老百姓还是通情达理的嘛，不愿交集资款的还是少数，真的不知道顾乡长怎么就那样怕集资呢。” 何奔笑着说：“李书记你不要以为大岩村的集资款容易得到手，苦藤河乡的集贷款就都好得了。如果都好得的话，你就用不着将全支书家的山羊赶到乡政府来了。” 李冬明眉头皱了皱，说：“是也是，同是一个乡，怎么觉悟就那么不一样，我真的有些弄不明白了。” “慢慢你就会明白的。”何奔狡黠地一笑，“这里自然有原因，不过有一点你要相信，最终大家都会把集资款如数交上来。” “老何你不要在我面前卖关子，这中间到底是什么原因？” “苦藤河乡的几个村支书可不是一般的村支书，他们对乡政府的很多事情一直有看法，有意见。比如乡企业办向农民收取的各种费，比如顾家富、匡兴义和宁占才几个人横行乡里，为非作歹，苦藤河乡的老百姓却敢怒不敢言。他们向上面反映过多次，一些人不但不当回事，还一再地包庇这一伙人。他们说他们不会罢休的。” 李冬明有些生气地说：“于是，他们就和我过不去是吧。” 何奔不答他的话，许久，他说：“你如果有兴趣，我们今天晚上看个稀罕好么？” 何奔已是几次提起这个话了，李冬明问道：“严卉她男人不知道？” “知道又怎么样。五年前，严卉还是个农村姑娘，是丁县长把她弄到乡政府来做服务员的，后来又亲自牵线让她和国土站的一个青年谈朋友。严卉结婚之后，顾乡长就把她招为乡政府的秘书了。今年年初，丁县长把她男人弄到连山镇国土站去了，两天三天也不回来一次，他们和她上床也就更方便了。丁县长来乡里时她就跟丁县长睡，丁县长走了她就跟顾乡长睡。” 李冬明就不做声了，这样的事情，自己男人不说，别人怎么好管。过了一阵，他说：“这是人家生活上的事情，两厢情愿，两边的家庭又没有闹出什么问题，何奔你就别操这份心了。我现在交给你的任务是监督我们乡政府的领导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不要弄出问题来，再就是抓好大岩村的集资款的收缴工作，给苦藤河乡做个样板出来。” 何奔说：“行啊。只是，到时候李书记你别忘了是你要我监督苦藤河乡的干部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别出差错啊。那时候你可别说我多管闲事。” 李冬明再没有搭理他，他觉得这个何奔真难缠。 第九章 第二天，李冬明来到竹山垭村的时候，他的身后，又多了两个人。一个是乡司法干部张大中，一个是乡广播站丁站长。张大中和丁站长原本是在大岩村协助何奔收集资款，何奔说大岩村没有什么问题了，要他们去帮李书记的忙。 几个人刚坐下，李冬明就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纸条递给全安，说：“我和顾乡长说了一下你们村干部集资款减免的事，减是要减一些，不过要放到后一步。你的那一群山羊我也交待乡政府的大师傅了，要他好好喂养几天，别掉了膘。”李冬明顿了顿，“老全呀，你家的山羊我肯定会让你赶回来的，你家该交的集资款你也得想办法交。” 全安似乎并没有认真听李冬明的话，他的眼睛盯着那张纸条。那是一张收据，从全安家赶去的那一群山羊折价一千五百五十八元八角。每斤山羊毛价二元一角。全安说：“市场上山羊的毛价是三元一角。我这是良种山羊，价钱应该更贵一些。却比市场上的价钱还便宜那么多呀？怪不得刘所长昨天来，我怎么问他也不肯说。” 李冬明解释说：“这收据是拿给大伙看的。说起来，大家要是积极想办法交集资款，一两千块钱还是凑得齐的。大岩村的群众不但交集资款踊跃，他们还卖猪卖鸡卖粮捐款修桥，你们村的表现，实在让人失望。我这里逼得急了，你们都把猪呀鸡呀往乡政府赶，用它们抵集资款，大桥还修得起来？因此，山羊的价钱不能定那么高。” 全安就不好做声了。李冬明问全安：“把你家的山羊赶走之后，村里有什么反映没有？” 全安说：“没有什么反映，大家没说交也没说不交。” “你说下一步该怎么办？人们都说我们苦藤河乡的村支书中，你和大岩村的莫支书几个人的能力是最强的，莫支书在大岩村的工作做得很不错，我很满意，你可不能落后呀。” 全安面无表情地说：“你李书记亲自带着人下来，我就没有多考虑这个事。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我家的集资款你不用担心，什么时候去乡政府赶山羊，我什么时候就把集资款带到乡政府去。” 李冬明说：“老全，看你们村这个样子，不碰几下硬是不行的。我又带了两个乡干部下来，你看先从哪一户开始？”李冬明对于全安的这个态度心里有些不高兴，板着脸说。 全安不看李冬明的脸，说：“就从邓启放家开始吧。”全安心想，由于他妹妹的事情邓启放一直对顾家兄弟意见很大，如果这回又惹得他心里起火，说不定就会再一次把火烧到顾家兄弟身上去，李冬明弄得收不了场了，就只有去向赵书记反映顾家兄弟的问题，让赵书记派人下来查他们的案子。如果纪委周书记能亲自下来，那是再好不过的了，就不怕顾家兄弟的案子查不出来。全安说：“邓启放家和别的人家比，不是最困难的人家，他在群众中比我的威信还高，工作做通了，估计会拿得出钱来，村里其他人家的工作也就好做多了。” 李冬明问：“他家妹妹是个什么情况？你说给我听听。” 全安十分同情地说：“惨啦。我们苦藤河乡哪个不知道邓启放的亲妹邓美玉是我们苦藤河乡的一枝花呀，被顾家富招去做酒店的服务员，怀了小孩，跳火车自杀，人没死，却成了终身残废，还带着一个不知道父亲是谁的女儿，靠老母亲养活。老母亲七十多岁了，生了病也不肯住医院，自己弄些藤藤草草煎水喝，昨天才被邓启放送到医院去。” 李冬明听他这么说，心情不免有些沉重，问道：“邓美玉的问题当时是怎么处理的？” “当农民的能跟他顾家兄弟打官司？人家有靠山。他顾家富说邓美玉自己不学好，给她三千块钱的医疗费，还说是看见她可怜，不然一分钱不给。”“她生的孩子是谁的，至今还没有弄清楚？” 全安做出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说：“李书记，你应该去看看这个命运悲惨的女人，你毕竟是苦藤河乡的书记啊，老百姓把你看成是父母官呀！” 李冬明说：“走吧，我们这就去邓启放家。”全安走几步，却又不动了，问：“去邓启放家是收集资款还是去看望邓美玉？” 李冬明说：“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收集资款，再顺便看看邓美玉，问问她有什么困难没有。” 全安就不做声了，带着李冬明一行人来到邓启放家。 邓启放住在村子的东头。李冬明他们去他家的时候，邓启放和他女人各人拿着一把镰刀准备去地里割红薯藤，看见李书记几个人来了，做着笑脸说：“李书记你昨天不是回乡政府去了么？”邓启放没有停住脚步，仍然往外走。 李冬明说：“邓启放你慢点下地，我们是来收集资款的。” 邓启放说：“昨天才把我老娘送到医院去，哪来的钱交！” 李冬明说：“桥修好了，苦藤河乡的经济才发展得起来。这个道理你不是不懂。”李冬明看见邓启放的脸上流露出一种不屑，又说，“你是竹山垭村的文化人，自然比别的群众觉悟要高一些。你能不能带个头，给你们村的群众做个榜样，把修桥集资款交了。” 邓启放并没有被李冬明的这些话打动，说：“我家真的没钱，靠做阳春能发得起财来么？要像人家顾主任，一个月有几十万的收入，我不但交集资款，捐十万八万我也不在乎。” 李冬明说：“邓启放，你的家底我清楚，你在竹山垭村算是个能人，家里没放着一万也放着八千。当然，我们只要你交一千五百块钱，多的不要。捐款我们收，但要自愿，如果带半点勉强，逼着落后群众捐款，我们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李冬明的这些话有些刺耳，邓启放脸面的颜色就不怎么好看了。对站在一旁的全安瞅了一眼，心想你昨天还在骂顾家兄弟，今天却把李书记带到我家来了，还向李书记说我家是富裕户，说：“你们说我家有钱就有钱吧。我们平头百姓，一不能贪公家的污，二沾不到别人的便宜。勤扒苦做来的，家里有钱也睡得着落心觉。对你李书记说句得罪的话，有钱我也不会交的。” 李冬明生气地说：“昨天晚上我在大岩村开会，那里的群众交修桥集资款特别踊跃。莫胡子是你娘家哥哥吧，你和他真的比不得呀。” “人和人怎么能比哩，你怎么才做个乡党委书记？为什么没有做市委书记？为什么没有做省委书记？他是他，我是我，我没有他的思想好。要我交钱可以，你把前面的账清查好，把上次的集资款转过来。还要交多少，我一分不少地交给你。不算好前面的账，别说你李书记上门来没钱，就是县委赵书记来也没钱交。我们做农民的，口袋里几个钱来得不容易，是从口角里一点一点攒下来的汗水钱。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对你们这些端着国家的饭碗、做着这样领导那样领导的人，别说不放心，想起来真的心寒哩。” 李冬明瞪邓启放的眼睛有些发直。他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他的话，底气有些不足地问：“你说前面的账该怎么清？” 邓启放一字一顿地说：“四年前，乡政府收的五十万集资款，连同县里拨下来的三十万，一共八十万，他们只在连山镇买得一块荒坡地，这个账要清查，上次来的那三个人是他丁县长弄来的，做的结论我们信不过。我们要县纪委周书记下来查。是真的买上当了，我们也就认了，算我们领导没有能耐，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交学费学个乖。如果有问题，就要处理。不处理也行，你们把那钱分摊到我们老百姓头上，减少我们的负担。那里的亏空你们自己找钱去填。我的这个要求不过分吧。再就是这些年乡企业办收上去的这样费那样费，原来说也是为了修桥做准备的，把这些钱也要集中起来，多少也能减少我们一些集资款。这些钱原本就是从我们手里弄去的，交出来修桥不为错吧。”邓启放顿了顿，说，“说起来，苦藤河乡的老百姓都知道苦藤河乡富不起来的根本原因是交通不便。说句公道话，集资修桥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大好事，的确算不得乱收费。” 李冬明心想，这就是有文化和没文化的区别。苦藤河乡除了邓启放，只怕是再不会有人说出这么一番话来的。他说：“你邓启放说话是不是太那个了，丁副县长可是我们西山县的常务副县长，按行政职务排他是二把手。他都信不过你还会相信谁呀？” “还要说么，火车站旁边的三层楼房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邓启放说着，拔脚就走，“你李书记只是在我们苦藤河乡打个转就走，并没有真正是在为老百姓着想，为老百姓解决实际问题，你急着修桥只是为了给自己能回城里去弄政绩。对你根本就没有什么好说的。” 这时，竹山垭村的许多群众都围拢来看热闹，听邓启放这么说，都一起起哄。 李冬明心里就冒起了火，说话的声音也就大了：“邓启放，你不要用个别现象来诋毁我们整个干部队伍的形象。我们共产党的干部还没有变得那么坏。” 邓启放说：“那就请还没有变坏的干部把前面的问题给解决一下吧。我们做农民的每人少集资一百块钱，等于一家每年多养一头肉猪啊。” 李冬明就有些沉不住气了：“邓启放，你要清楚，我李冬明是铁心要在苦藤河上修桥的。谁不肯交集资款，我们就搬他家的电视机，抬他家的猪。” 邓启放的声音也高了八度：“哪个要是搬我家的电视机，抬我家的猪，我就告哪个。共产党的天还没有塌哩，我就不相信没有说理的地方。”邓启放平时说话有个习惯，说得激动起来就爱手舞足蹈。人们说那是他看电视看多了，学了电视里那些大领导说话时爱挥手的原故。他手中拿着一把镰刀，磨得锃亮的镰刀在李冬明面前一晃一晃。全安这阵一直站在李冬明的身后听他们说话，也不劝邓启放。心想自己带李书记到他家来的目的就是这个，让邓启放一古脑儿把该说的话全说出来让你李书记听听。不然，你李书记还以为苦藤河乡的老百姓不知道好歹，给自己修桥还要让你李书记为难，还会责怪我们村干部不支持你书记的工作，让他把话挑明了，看你怎么处理这个问题。你不处理，只是想把桥修好就拍屁股回县里去，别的事你一概不闻不问，这桥就只怕难得修好，苦藤河乡也不会安宁。看见邓启放拿着镰刀舞，觉得不好看，别人以为他拿刀吓唬人哩。于是全安走过去拦邓启放说：“邓启放，有话好说，有道理好讲，拿刀舞什么。” 邓启放对全安把李书记带到自己家来有看法，见他这么说，冲他道：“我是农民大老粗，不会像他们做干部的面子上装得斯文，心里全是鬼。”没承想，他不自觉地抬起手来，那镰刀正好碰着全安的胳膊，胳膊咝地一声就张开了两寸长一条口，鲜血直流。 全安万万没有料道邓启放的镰刀会砍伤自己，蹲在地上，一只手紧紧地握住鲜血直流的伤口，口里骂道：“邓启放，刀不长眼了呀。” 李冬明原本心里有火没地方发，看见全安被镰刀砍伤了，发怒道：“邓启放你行凶砍人呀，这还了得。给我抓到公安局去，蹲几天笼子，看你还张狂不张狂。” 一旁的派出所金所长原本是不想介入乡政府这类事情的。上面有规定，乡派出所只管刑事案件，不能参与乡政府诸如计划生育、收粮收款之类的事情。这次李冬明硬要他来，他寻思下来也只是做做样子。不承想这个邓启放全然不把乡党委书记放在眼里。你心里有意见，也不该这么对着李书记拿把镰刀舞呀。苦藤河乡要是再有几个邓启放，还不翻天了，乡政府还能开展工作？见他砍伤了全安，心里那火一下就蹿了上来，从腰间摘下铐子，咔嚓一声将邓启放就给铐了。 邓启放的女人莫如华早就吓傻了，见男人被上了铐子，扑通一声跪倒在李冬明的面前，哭着求他不要把男人抓走：“集资款我现在就交。你把他抓走了，他老娘住在医院里还不急死。”她从房里拿出一沓钞票，“刘所长，你清点，连同我母亲家的一起全交。共计三千。” 李冬明看见莫如华拿钱交集资款，心中的恼怒早消了一半，说：“阳天白日拿刀砍人，不处理不行。金所长你先把他弄到乡政府去，看他的态度如何。态度好，在乡政府待几天就回来。态度不好，就往县公安局送。还有，金所长你再不用下来了。其他村里肯定还有不肯交集资款的人，你下来了，弄人上来就没人管了。”李冬明后面的话是说给大家听的，谁不肯交集资款，他还要抓人的。 邓启放自己也没有料到手中的镰刀会砍伤全安。看见全安的胳膊被割了一条口，不免有些害怕起来，金所长拿铐子铐他他也没有抗拒，口里分辩说：“我不是故意的。” 金所长说：“故意不故意，暂且不说，他被你砍伤了这是明摆着的事实，你不是竹山垭村的秀才么，就不知道还有一条过失罪？” 邓启放无奈，只有跟着金所长往乡政府去了。 李冬明看见全安一副痛苦不堪的样子，说：“老全，你也去医院上点药去。医药费由邓启放负责。” 全安蹲在地上说：“算了，我自己弄点草药敷敷。”过后就对围观的群众说，“你们还围在这里做什么，是准备接李书记到你们家收集资款么。你们都看见了的，邓启放不肯交集资款，被弄到乡政府去了。我说上次的集资款就不要再提它了。”过后就对李冬明说，“我到全金来家去，请他父亲给我弄些草药。你们先到各家各户走走，做做工作。看看有没有人交集资款。”说着，做出一副痛苦的样子走了。 其实，全金来一直站在一旁看着邓启放和李冬明吵架。全安走过去的时候，全金来说：“我启放哥不是有意砍你的。” “我没说他是有意砍我，他要是有意砍我，我也不会是这个样子。” 全金来担心地说：“我启放哥这一去，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李书记今天让他惹发火了，他还不往死里整治他呀。” 全安说：“明天我到乡政府去看看，看能不能把他弄回来。”过后就问，“你爹在不在家，请他给我弄点草药。这个邓启放，割红薯藤的刀磨这么快做什么，胳膊碰在上面就两寸长一道口。” 全金来的父亲全宝山是苦藤河乡小有名气的中草药郎中。全金来把全安带到自己家里，让父亲给他弄了些草药敷了。全金来就问全安：“全支书，你和我哥平时的关系不是很好么，你明明知道我哥对顾家兄弟有意见，怎么还要把李书记往他家里带？” 全安心里的烦恼真没地方说了，说：“你们哪知道我心里想的是什么，我不一样憎恨那些把我们这些穿草鞋的不当人的人么？可我是村支书，一个村的带头人，我不但要考虑自己，还要考虑大家。不但要考虑现在的事情，过去了的事情也要考虑哟。这个邓启放，偏偏这个时候闯出祸来了。” 全金来的父亲全宝山说：“也别怪启放火气大，他亲妹那么个样子，他心里好受么？能让他没火么？” 全金来说：“我家红玉那住在医院里的老娘，要是知道她的儿子被抓走了，还不急死呀。” 全安想了想，说：“这样吧，我给你写个条，你去找找顾乡长，看他能不能说一说，把你哥放回来。”全安心里盘算，顾乡长现在怕的就是群众闹事，就是群众要求清查上次的集资款，特别像邓启放这样的人，你抓他，他心里的火气会更大，弄不好又会告状。这个时候或许顾乡长会做个顺手人情，讨个好。全安说着，就着桌子抬起那只被割伤的手，写了邓启放不是有意砍他，他的伤也不重，请求顾乡长将他放回来的话。然后交给全金来，要他邀邓启放的女人莫如华一块去：“女人的眼泪多，那么一哭，顾乡长或许会放了邓启放的。” 全金来有些犹豫：“顾乡长不一定肯说话，他恨我哥。” 全安说：“实在不行的话，你要你嫂嫂去找一下她哥，让她哥想想办法。” 全金来走后，全安就去找李书记。他觉得自己的样子还得做出来。吵也吵了，闹也闹了，目的是让李书记知道群众的意见和呼声，把过去的问题查清楚，给群众一个答复，再一个就是不能像过去一样拿着老百姓的钱往自己口袋里装。但大桥还是要修的，不修大桥，苦藤河乡的老百姓只有永远受穷。 好在邓启放让金所长铐走之后，人们就有些怕了。李书记和刘所长他们走到哪家，人们都乖乖地把钱拿出来交了。一些没有钱的户不是想办法向亲戚朋友借钱，就是把猪抬了去卖。一时间，村子里就传来阵阵鸡鸣猪叫声。 李冬明叹道：“这是何苦呢，为什么硬要弄翻脸才愿意把钱拿出来。修桥是为你们自己好啊。” 全安说：“群众虽然把钱交了，但他们心里并没有解决问题。” 李冬明的脸色一下变了：“老全你还是村支书呀，刚才你说的那些话我对你就有看法，你怎么也和他们一样的觉悟？” 全安说：“李书记，你别批评我。我说句直话，你越是想早些把你想办的事情办好，你好早一些离开这里，你就越是走不脱身的。不信的话你等着看吧。” 第十章 这天上午，全金来将家里的钱全都拿出来交了集资款，然后和邓启放的女人莫如华匆匆忙忙地到乡政府去了。中午，全金来的父亲全宝山便挑着几十斤中药材桑皮出山到连山镇去卖。老人上午看着儿子把家里准备交农业税和提留上交的钱全部拿出来给了刘所长，还欠一百二十块钱。金来说等他回来之后把收下的黄豆全部卖掉再交那一百二十块钱。老人心想，今年的猪肯定是没杀的了。 养的猪要卖掉交农业税，交提留上交款，自己把桑皮卖了，得几个钱，也可以少卖一些黄豆，过年才有黄豆做豆腐吃。不然，过年只怕就只有萝卜白菜吃了。全宝山已经七十岁了，六十年代三年苦日子的时候，由于饥饿，吃苦藤草吃多了，肠胃落下毛病，经常吐血，身体一直不好，但他从来没有消消停停在家里休息过。他和他女人跟着儿子儿媳一块生活，一家五口，一个八岁的孙子。儿子儿媳两个主要劳动力，又十分的勤劳，要是在条件比较好的农村，日子肯定过得很富裕。可在苦藤河乡这地方，山多地少，交通又不便，一年累到头，也才弄个温饱。一家五口，两亩水田在半山坡上，是天水田，到了阳春三月，就盼着老天爷将乌云堆上天顶，就盼着扯闪打雷。扯闪了，打雷了，就全家出动，往半山坡上赶。赶到半山坡，雨也落地了。儿子全金来犁田耙地，儿媳邓红玉和两位老人一边用脚踩水田的坼口，一边用手捧稀泥做田坎关水。禾子插下去了，还要看老天爷赏不赏脸。天爷赏脸了，十天半月下一阵雨。八月到了，天水田里还有谷子收。老天爷不赏脸，五月六月旱上二十天，八月连稻草都没收的了。三亩旱地也在半山坡上，插红薯不怕天旱，他们家也和别的人家一样，收下的稻子交公粮。遇到天干地燃，田里没收成了，就把养的猪卖掉，用钱抵交任务，自己家一年四季以红薯做主食。 他们家的日子比别的人家好一些的原因，是他全宝山识得很多中药材，加上他又吃得苦，七十岁的老人了，仍然起早贪黑地爬上村子后面的大山里去挖中药材。春天剥桂皮，秋天挖桑皮，挖黄姜。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少说也有三百天是在山上度过的。一年下来，要说收入也没有多少，除了交百分之三十的山价费给乡企业办，也不过一千多块钱。但和那些没有收入的人家比，抵得人家养两头肉猪呀。苦藤河乡的人们对乡企业办收那百分之三十的山价费有意见，说是乡政府乱收费，加重农民负担。丁安仁却说不是，他说你们的中药材是从哪里挖来的？只有大山肚里才有吧。 山是谁的？国家的啊。国家的土地上长出的东西，能随便让你们挖，让你们采摘拿去卖钱？现如今租种人家的责任田还要交租谷哩，从国家的山里挖来的中药材卖了钱就不要交山价费了？何况乡政府收这个钱是存那里日后修苦藤河大桥用的。这叫做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怎么叫加重农民负担呢？丁安仁是副县长，他说的话代表县政府，谁还敢说不交山价费？你不交也不行，顾家富他们开始只跟连山镇生资站打个招呼，凡是苦藤河乡的人去卖中药材，由他们代扣百分之三十的钱，乡企业办一个月去结一次账，给账的时候当然要请生资站的人吃一顿饭。后来发现去卖中药材的人给生资站的人一些好处，他们就不扣那百分之三十的钱了。顾家富就想了一个绝招，在苦藤河渡口修了一间小屋子，由匡兴义和宁占才在渡口轮流值班。谁要过河去卖中药材，先到那里去称秤算账开票，卖了钱再回来交钱。没有企业办的条，渡口不得渡他们过河。发现渡船老人渡了没有条的人过河去卖中药材，就扣渡船老人的工钱。匡兴义和宁占才都是懒、馋、贪、嫖、赌惯了的五毒俱全的家伙，哪肯老老实实坐在那里，就让渡船的老人十分的为难。有几次，那些远远地从老崖村赶来卖中药材的人因为找不着匡兴义和宁占才，让他们过了河，他自己一个月的渡船工钱被扣得干干净净。好多次，苦藤河乡的人们趁着风雨交加的夜里，硬是把河边的小屋给砸了。 这天下午，全宝山挑着桑皮来到渡口，小屋里没有人，老人等了一阵，便将桑皮挑上了渡船。渡船老人认得全宝山，问道：“你的条子呢？” 全宝山抱怨说：“他们要收钱，小屋里就不能离开人，我等了老大一阵，连鬼都没看见。” 渡船老人为难地说：“他们要是看见了，我这一个月的工钱又没有了。” “他们的心肝也太黑了，在山上挖点中药材卖，与他们有什么相干。一块钱抽三角，他们还不愿坐那里守着。我家里还欠乡政府一百二十块钱的集资款，李书记坐在家里等着要，不然我也不着急的。” 一担中药材有五十多斤重，全宝山早已累得气喘吁吁，将衣服也脱了，露出瘦骨嶙峋的身子。肋骨被汗水一淋，一根一根就显得更加突兀起来，老人喘了一阵气，说：“你我都是七十多岁的人了，这个世界的事也看得多了。日子真的难过了。” 渡船老人说：“我们苦藤河乡和人家连山镇只一河之隔，收的费就大不一样。人家连山镇的人摆摊子一天只交一块钱的费，赚再多的钱政府也不要。我们苦藤河乡越是穷，收的费却越多，卖中药材收百分之三十，卖木材是四六分成。把木材从山上砍伐下来，再搬运出山，一个立方少说也要三十个劳动日，脚板皮走出了血泡，卖得三百来块钱，乡企业办抽去一百多块，农民也只得百多块，真的划不来呀。” “卖木材抽山价钱，卖中药材抽山价钱，这些东西是山里长出来的，要抽我们也没地方说理了。养鸡养鸭，与他们有什么相干？要收家禽家畜费，你说有道理没道理？年轻人外出打工，要收担保费、平安费、管理费，他们管理什么了？这些年轻人在外面打工，他们坐在乡政府能担保他们平安么？村里人吵架打架，他们也要收费，说是收什么调解费。县里来的那个副县长说是不收这些费，农村扯皮打架的事就没办法管了，收了费，就没人扯皮打架了。你说说，这个县太爷说的是不是人话？你老头子在这里渡船，渡船钱也要交企业办。如今过河费从一角涨到三角，你的工钱却一分不加。把老百姓的血汗钱全部收去让他们吃喝嫖赌，真的要遭天雷劈的啊。” 渡船老人说：“你可能还不知道吧，这几天乡政府又要下文下去，说是还要加收什么人丁费和婚嫁喜酒费哩。” 两位老人说着话，渡船就慢慢地穿过激流，向对岸驶去。没料到船刚靠岸的时候，匡兴义却从连山镇渡口走下来。不知在哪里喝多了酒，马脸中间的大蒜鼻被酒精烧得像一只烂红的牛角辣，走路歪歪倒倒的样子。全宝山见他来了，一边挑着桑皮下了船，一边说：“匡会计，你去河那边了呀，我在开票房门前等了好久，也没看见你。我回来就交山价费。李书记住在我们村等着交集资款的。” 匡兴义两只被酒精烧红的眼珠子就瞪圆了：“我要是没有碰上你呢，山价费不是就逃脱了？” 全宝山争辩道：“我没有想不交山价费，是你们不在嘛。” “谁能证明你没有逃费的想法？你过去就逃过费。”匡兴义两手叉着腰，双脚跨开，一脸被酒精烧红的肉皮抽动着，“今天终于被老子抓住了呀。把桑皮挑回去，交了罚款再说。”过后，匡兴义指着渡船老人骂道，“你这个老不死的家伙，偷偷渡他们过河，从中得了多少好处费，要从实招来。不然，两个月别指望给你发渡船工资。” 全宝山说：“这点桑皮，总共才能卖多少钱，还要罚款呀。我这么一把年纪了，上山挖点中药材不容易。不是李书记催款催得急，我一定会在开票房等你的。” “少跟老子废话，”匡兴义伸手扯住全宝山的挑子，只一推，全宝山连着打了几个趔趄，连人带挑子一块摔倒在地上了。 “你他妈的还跟老子发泼呀，蹲在地上就不起来了。”抬起脚，狠狠地朝桑皮担子踢过去，就将桑皮踢下河去了。 全宝山因为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挑着五十多斤的担子走了七八里山路，早已累得不行了，半天没有从地上爬起来，急得大喊：“我的桑皮流走了，我的桑皮流走了。” 一旁的渡船老人连忙跳下河，才将桑皮拖上岸来。 匡兴义跳上船，说：“全宝山，罚款五十，三天之内将罚款交到乡企业办去。三天之内不把罚款送去，罚款翻倍。过一天翻一次。”过后又对渡船老人说，“扣你两个月的工资。今后再发现你偷渡卖中药材的人，今年的渡船工资全部扣掉。” 渡船老人说：“我的钱你要扣就扣吧，你看人家宝山老人多不容易呀。我说老伙计，把桑皮挑到生资站卖了，凑五十块钱交了罚款吧。也怪我，不渡你过河不就什么事也没有了么。” 全宝山无可奈何地说：“桑皮打湿了，生资站哪肯收。要挑回去晒干了，才卖得掉。”全宝山这么说的时候，深深凹下去的眼坑里溢出了两滴浑浊的泪水，从苍老而黯黑的脸上慢慢地淌落下来。老人像一棵老树蔸公一样，在河边坐了老大一阵，一直到太阳渐渐西去，才吃力地挑着尽湿的桑皮一步一步往竹山垭走去。 第十一章 那天下午，只有莫如华一个人哭哭啼啼回到竹山垭村。她对全安说全金来也让金所长给铐了。 全安吃惊地问：“金所长从来不随随便便铐人的。顾乡长不在乡政府？” 莫如华说：“顾乡长在乡政府，我们找到他，把你写的条子也让他看了。他说邓启放不是他叫铐来的，找他做什么。顾乡长说邓启放经常告他弟弟和他的状，现在出事了，就记起他来了呀。让邓启放知道一下县里下来的干部的厉害也好，李书记说往县里送，就往县里送，该关多少天就关多少天，该判几年刑就判几年刑，都与他顾家好无关。全金来开始给他说好话，后来就和他吵，他便叫金所长将他也给铐了。”莫如华顿了顿，又说：“茅山冲村和当阳坡村也送来了两个人。一个听说是不肯交集资款和郑书记干起来了。另一个听说是要给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写信，问一问乡里的干部拿着老百姓集资修桥的钱炒地皮为自己借鸡下蛋是不是腐败，于是他们就都被抓到乡政府来了。” 全安问：“我要你去找你哥，你找了没有？” “我怕我哥骂，他总是说我不听他的话。我没敢去。” 全安沉吟一阵，说：“你现在赶快去找你哥。我去对李书记说一说，你娘住在医院里，启放和金来他们是不能往县里送的，那样她老人家的病只怕要加重。”说着就找李冬明去了。 李冬明带着人还在村子里收集资款。全安没有说当阳坡村和茅山冲村也被抓了人，只说全金来又被金所长抓起来了，邓启放的老娘在医院急得直哭。“李书记，要不我自己抽时间到乡政府去一趟。” 李冬明说：“让金所长把邓启放弄到乡政府去，只是想压一压歪风邪气，并不想怎么处治他。既然你挨刀的人都没有意见，自己要到乡政府去领人，那就放人吧。不过你到乡政府要跟顾乡长说清楚，早晨我让抓人，下午我又让放人，让人家在背后叽咕不好。” 全安说：“李书记你误会了，我并没说要急着把邓启放弄回来，我也没说今天就去乡政府。我们竹山垭村还有二十几户没交集资款。邓启放现在回来了，他们的集资款只怕又收不上来的。我已经要莫如华去找她哥，她哥如果没有把他们弄回来，我再去不迟。等邓启放回来的时候，我们村的集资款也已经收完了。”全安顿了顿，说，“李书记，你愿意去看一看邓启放他妹妹么？” 李冬明问：“我们在邓启放家那么久，怎么没看见他妹妹？” 全安叹气说：“她不会出来见我们的。但我可以肯定，金所长铐她哥的时候，她肯定躲在家里急得不得了的。人啦，怎么料得到呢，四年前，她可是我们苦藤河乡一枝花呀。走哪里，后面都会跟着一群年轻人。如今那个样子嫁人哪个会要，身边还带着一个私生女儿。她怎么会出来让人家看她的稀罕。可以肯定，她现在正在家里哭。” 李冬明说：“我们去看看，向她解释一下，叫她别着急。”李冬明还有一句话没有说出来，对于那些家庭的确有困难，硬是拿不出集资款的人家，乡政府还是要给予减免的。不能说要集资修桥，让一些困难户生活不下去。 全安说：“人们背地里议论，说邓美玉的私生女儿像丁县长。你去看看，看像也不像。” 李冬明的脸色就严肃起来：“老全，你是竹山垭村的党支书，受党的教育多年，可不能和一般群众一样，无原则地议论县里的领导，这样影响不好。” 全安说：“群众的议论比我说的难听得多。不是你李书记，我决不会说这话，像谁不像谁，看见了孩子人家心里自然会明白。再说，像谁又怎么样，不像谁又怎么样。他丁副县长还不同样做他的副县长，说不定他还会高升。如今呀，当领导的搞几个女人算得了什么？” 李冬明不答他的白，对跟他一起去的刘所长他们说：“人家才二十多岁，处境又是那样惨，你们不要说刺激人家的话。也不要议论女孩子像谁不像谁。群众说说不打紧，乡政府的干部信口开河地乱说，日后追查起来要负责任的。”过后又对全安说，“去了之后，不要当着我们的面说些不中听的话，让我们不好下台。” “这还要你交待么，我全安这个分寸还是拿得住的。” 全安领着几个人一块来到邓美玉家。邓美玉和她哥是分开住的。一间木屋，邓启放住东头，邓美玉带着她的私生女儿和她的老娘住西头。中间隔着一间堂屋。邓美玉家的门半掩着，全安推开门，屋里没有人，他大声地对着里面房里喊道：“美玉，李书记看你来了。” 全安对房里努努嘴，轻轻对李冬明说：“美玉一年四季都躲在房里不出来的。” 李冬明说：“我们进去看看。” 全安就又大声喊道：“美玉，乡政府李书记带着几个干部来看你了，能不能让我们进来？” 这时，里面的房里传出轻轻的哭泣声。一会儿，房门被打开了。从房里爬出一个人来。她的身后，跟着一个十分矮小，十分瘦弱的小女孩。李冬明和刘宏业几个人都不由惊呆了。邓美玉的双脚从膝盖上面就没有了，只有两条短短的大腿。大腿的断处包着一块旧布。因为无法走路，只有靠着双手慢慢地向前爬。两条长长的油黑的辫子拖在后面的地上。破旧的衣衫却遮不住她身段的线条美。她的脸面十分的白皙，十分的漂亮，衣服虽然破旧，却收拾得十分整洁，十分干净。跟在她身后的那个小女孩，那脸蛋，那鼻子，那眼睛，那嘴唇，除了留有邓美玉脸面周正而美丽的轮廓，的确很像一个人。李冬明突然记起来了，丁副县长的鼻子眼睛的确就是这个样子。 邓美玉爬到李冬明面前，双手抓住李冬明的衣衫，说：“李书记，别把我哥送县里去，不然，我娘会急死的。那样，我和我女儿也就只有等死了。”那一双清纯秀美的眼睛里满含着凄苦和企求，两滴晶亮的泪水从白皙的脸上淌落下来。李冬明的心里仿佛有一种东西沉沉地撞击了一下。他说：“美玉你放心，我们只是要你哥交修桥的集资款，如今他将集资款交了，我们就不会为难他了。” “我哥他砍伤了全支书呀。” “全支书不是也看望你来了么？他不会找你哥的麻烦的。他刚才还说要把你哥弄回来，我们当然也就不会把你哥怎么样了。” 邓美玉就爬到全安面前：“全支书，我给你磕头，你别责怪我哥，他不是有意要砍你，是失手砍了你。” 跟在邓美玉身后的私生女儿，一直不声不响地看着这一群陌生的男人，看见母亲在全安面前咚咚地磕头时，急得哭了起来，紧紧地抱住母亲的脑袋，不让她再磕下去：“娘，你别磕头，你的头痛病还没好啊，你再磕出病来，谁带我呀。”泪水像断线的珠子一样从小女孩那瘦小的脸上淌落下来。 全安扶起美玉说：“美玉，你别这样，你这样我要遭雷劈的。” 李冬明走过去，抱起已经四岁了却像个两岁小孩的女孩，说：“别哭，你舅会回来的。”说着，在口袋掏了很久，才掏出二十几元钱，“拿着，买件衣裳穿吧。”刘宏业几个人看见李书记掏钱，也都忙着掏口袋。 李冬明问全安：“邓美玉母女俩全靠她母亲养活么？” “她母亲不养活她们，谁养活她们？有时，实在生活不下去了，邓启放就给她们一些粮食。” “她们家的农业税和提留上交是怎么解决的？” “乡政府没有减免，我们有什么办法？像这次集资修桥，她们家三口人，同样要交一千五百块。你说她们这钱从哪里来，”全安顿了顿，苦笑道，“我挨了一刀，邓启放的女人将美玉家三口人的集资款也全部交了，我们的压力也就小了许多呀。” 李冬明问：“你们竹山垭村，像邓美玉这样的困难户还有多少？” “像她这样的困难户是没有几家的。再有几家，你李书记就没钱掏了啊。” 李冬明的两道浓眉拧得很紧，许久，他说：“像这样的困难人家，我们应该给予照顾，不然，她们怎么生活下去。也体现不出‘三个代表’的优越性嘛。” 全安说：“李书记你发话，我照着办就是，你看怎么照顾她们母女俩？” 李冬明说：“现在全乡正在催交修桥集资款，我还不能表态让她们母女免交这笔钱。这个事情放到后一步研究。我是想，她们母女俩今后的日子怎么过。邓美玉的母亲那么大年纪了，不可能永远照顾她们。”李冬明转过头问邓美玉：“你娘住医院了，你们的日子是怎么过的？” 邓美玉早已泣不成声了，两行泪水成沟儿往下淌：“我现在好后悔呀，那时我为什么要去给顾家富的酒家做服务员。我真的想死了算了。可我又丢不下我的女儿呀。” 李冬明生怕邓美玉说出一些让他无法作答的话来，打断她的话说：“美玉，你的双脚没有了，但你还有一双手，你应该鼓起生活的勇气，不要悲观，不要失望，不要躲在房子里不出来。你可以学一门适合你的手艺挣钱养活自己。你还可以成家，除了没有双脚，你仍然是一个很健康的人。我相信你会生活得很好的。” 邓美玉就不说话了，只是伤心地哭泣，她的私生女儿也很懂事地跟着她哭泣。李冬明说：“今天我们来看望你，了解一下情况，没给你解决什么问题。乡政府会认真研究，帮助解决你家的困难的。”说着，站起身，出门去了。他看见刘所长他们几个人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那个小女孩，他不知道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他觉得他们回去了要是没遮没掩地说这事影响不好，说：“快走吧。还要走几家没交集资款的户。” 人们也都跟着出了门，乡财税所长刘宏业叹息说：“邓美玉十八九岁的时候，是何等的漂亮，何等的天真活泼，何等的惹人喜爱。现在却成了这么个样子，真的让人又同情又恨呀。” 张大中说：“你恨她做什么？你恨得起来么。” “我没说恨她。”刘宏业欲言又止。 “那你恨谁？”张大中问道。 “这还用问我？你就不恨那些人？” “恨，我们苦藤河乡的群众谁不恨得咬牙切齿呀！”张大中说，“没有父亲的孩子，母亲又是个残废人，四岁的孩子还像个两岁的小孩，真是可怜呀。那个将邓美玉弄出了孩子的男人真的不是人。他如果看到她们母女俩的这个惨样，他的良心会不会受到谴责？” 全安一旁骂道：“他们还说什么良心不良心呀？这些人仍然还在做他的官，仍然还在玩女人，还在搞腐败。我说，中国的腐败不除，老百姓真的除了恨，就只有绝望了，我们国家的前途迟早要断送在这些腐败分子手里的。” 张大中说：“不说这些了，说也没有用。李书记你发个话，对这些困难人家怎么照顾，我看见你抱起小女孩时，眼睛都湿了。你说怎么照顾，刘所长好去落实。” 李冬明说：“全乡的集资扫尾工作完成以后，我们回去认真开个会，要各村将自己村的特困户的情况如实报上来，我们再根据实际情况，该免集资的还是要免集资，该上报民政局的还要上报民政局，从那里给一些困难人家弄点困难补助下来。” 全安说：“其实，你们应该先摸底后收钱的。我们好不容易和群众打嘴巴官司，强讨恶要，人得罪了，钱也收到手了，过后又给他们退回去，他们不会领你的情。”全安将那只受伤的胳膊抬在胸口，也许是因为走动的原因，伤口的血水又浸了出来，连同黑乎乎的草药，一同粘在裹着的布条上。他说：“如果当时和邓启放说清楚，他母亲和妹妹一家三口不收集资款，他可能也不会发那么大的火，拿把镰刀在手上舞，把我剁一刀的吧。” 李冬明有些生气地说：“全支书，我到竹山垭村来几天了，还没有听到你认认真真说一句动员群众交集资款的话。全是说的怪话，我心里真的很生气，很恼火，不知道该怎么批评你了。” 全安分辩说：“李书记你说这样的话，我就不好想了，我们竹山垭村的集资款不是快收完了么，”全安抬了抬胳膊，“我没功劳也有苦劳呀。你可别认为我把群众的一些想法和意见说给你听，就认为我对收集资有意见，有抵触情绪。我说，你要是不能听到下面群众真正的意见，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准备做什么，到时候出了问题会弄得你措手不及的。” 李冬明不再答理他，大步流星地往前面走。张大中说：“全支书，你有时说话也不看时间地点，你对李书记说邓美玉的私生女儿像谁有什么用。李书记又不是公安局断案的。再说，他不会在苦藤河乡待多久，就要回县里去的，他能得罪人家丁县长？丁县长是常委，他巴结都还来不及。” 全安说：“邓启放说了，迟早他还要告的。弄不好，这次收集资款就是一条导火索。” 张大中笑道：“全支书，这两天我一直在琢磨你，你在这次收集资款的工作中，好像在扮演一个什么角色。你和莫胡子两人是不是串通好了，在玩什么把戏？” “你说我在扮演什么角色？”全安心里不由一惊，但他知道张大中和何奔一样，也是个很正直的干部，一直对顾家兄弟有意见，看着张大中笑道，“我全安可是顾家兄弟的眼中钉，肉中刺。你张司法千万别在中间瞎搅和，那样我全安真的就别指望有好日子过了。” 张大中道：“你们要是想通过这次集资修桥的事，揭开上次顾家富炒地皮借鸡下蛋的谜底，我张大中绝不仅仅是瞎搅和一下，我也算是你们中间的一个吧。”张大中这么说过，就问刘宏业：“刘所长，你支持他们么？” 刘宏业的脸面有些发白，过了很久，才吞吞吐吐说：“支持，支持，怎么不支持呢。”这样说过，就匆匆追赶前面的李书记去了。 第十二章 李冬明不再答理他，大步流星地往前面走。张大中说：“全支书，你有时说话也不看时间地点，你对李书记说邓美玉的私生女儿像谁有什么用。李书记又不是公安局断案的。再说，他不会在苦藤河乡待多久，就要回县里去的，他能得罪人家丁县长？丁县长是常委，他巴结都还来不及。” 全安说：“邓启放说了，迟早他还要告的。弄不好，这次收集资款就是一条导火索。” 张大中笑道：“全支书，这两天我一直在琢磨你，你在这次收集资款的工作中，好像在扮演一个什么角色。你和莫胡子两人是不是串通好了，在玩什么把戏？” “你说我在扮演什么角色？”全安心里不由一惊，但他知道张大中和何奔一样，也是个很正直的干部，一直对顾家兄弟有意见，看着张大中笑道，“我全安可是顾家兄弟的眼中钉，肉中刺。你张司法千万别在中间瞎搅和，那样我全安真的就别指望有好日子过了。” 张大中道：“你们要是想通过这次集资修桥的事，揭开上次顾家富炒地皮借鸡下蛋的谜底，我张大中绝不仅仅是瞎搅和一下，我也算是你们中间的一个吧。”张大中这么说过，就问刘宏业：“刘所长，你支持他们么？” 刘宏业的脸面有些发白，过了很久，才吞吞吐吐说：“支持，支持，怎么不支持呢。”这样说过，就匆匆追赶前面的李书记去了。 莫如华是在去大岩村的山坡路上碰着全宝山的。老人吃力地挑着一担湿桑皮慢慢地爬上坡来。莫如华连忙上前接过老人肩上的担子，问他怎么了。全宝山把匡兴义要罚他的款，还把桑皮踢下河的事对她说了一遍，说着说着，老人不由老泪纵横。莫如华的眼睛也不由湿了：“他自己没有父母呀，是牛马畜牲养的呀。人家这么大年纪了，他就踢得下去。还要罚人家的款。现如今交修桥集资款把牙缝里的钱都挤出来了，哪来的钱交罚款，这不是要人家的命么。”莫如华把老人送上坡，又劝了老人一阵，才匆匆去大岩村找她亲哥。 莫胡子那天下午正和何奔在村委会办公室清点群众交来的集资款，一些村民也在那里看他们清点票子。大岩村的集资款一个不少地收完之后，居然还有十多户要捐款。莫胡子说：“你们要捐款可以，自己到乡政府去，顾乡长在家。” 人们都说不能把集资款交给他。莫胡子说：“那就交给李书记吧。伍老倌卖猪的一千块钱也是交给李书记的。” 这时，莫如华哭哭啼啼来找莫胡子，说是邓启放被李书记抓到乡政府去了，弄不好还要往县里送。莫胡子问李书记为什么要抓他，莫如华说：“我家启放要李书记把前面的事情搞清楚，我们家才有钱交，不然他会再受骗的。李书记批评他，他就和李书记吵，全支书从中劝解，碰着启放手中的镰刀，割了一条口子。我和金来去找顾乡长，结果金来也被铐起来了。” 莫胡子不等莫如华说完，就骂她说：“抓得好，要往县公安局送，看他们还知不知道好歹。是给自己修桥啊，不交集资款也罢，还用刀砍人，简直是无法无天了。” 莫如华就哭泣道：“启放他老娘还住在医院里，把儿子和女婿都弄到县里去了，她还不急死。”莫如华顿了顿，“刚才金来他爹为了交集资款，挑了些桑皮过河去卖，被企业办那个姓匡的会计踢到河里淋得尽湿，还要罚他五十块钱的款。这个世道，还让人活不让人活。” 何奔一旁听了，惊问道：“这是真的？” “怎么不是真的，我在后山坡上还碰着宝山叔了，将他送上坡之后我才来。” 莫胡子一脸怒气地说：“看他们还能横行到什么时候。如华，你回去对李书记说，大岩村的集资款全部收完了，还有很多人要捐款，他们说一定要把钱送到他的手中他们才放心，看他能不能回一趟乡政府，捐款的人好去找他。” 莫如华不甘心地说：“是全支书要我来的，他要你想想办法，把启放和金来弄回去。” 莫胡子说：“你回去对全支书说，要他别忘了自己的事情。别的事情还是少操些心为好。” “什么事情？我们村的集资款也快收完了。” 莫胡子冷冷地吼妹妹说：“知道了还问什么。” 莫如华觉得自己的亲哥过去对自己不是这个样子，过去他特别喜欢这个亲妹妹。今天他可能有什么不顺心的事，莫如华不敢再缠着要他去乡政府找顾乡长说情，只得哭泣着走了。 莫胡子看着妹妹渐渐远去的背影，板着的脸面不时地流露出一种复杂的神色，牙帮骨咬得一楞一楞的，重重地对一旁的村会计说：“你把集资款送到乡政府去。” 村会计说：“刘所长不是到竹山垭村去了么，谁收钱？” “顾主任不是在家么。”莫胡子顿了顿，“你对顾乡长说，我们村还有很多户要捐款。” 村会计疑惑地看着莫胡子，说：“村里的人都不同意把钱交给顾家兄弟的。” “交给谁不是一样，交给刘所长之后，钱一样还要让顾家富拿去用。你去之后对顾乡长说，大岩村交集资款十分踊跃，群众的积极性都很高。” 一屋子交集资款的人就炸了锅一样开始议论起来：“不是说管后勤的人还没有定么，怎么又是顾家富呀。要知道是他管后勤，我们就不交钱了。” 莫胡子说：“管后勤工作的人虽是还没定下来，但顾乡长他们有这个意思，顾家富自己也很想管后勤，李书记就不好不答应。你们要是坚决不同意顾主任管大桥的后勤工作，还是可以提意见的。李书记刚来我们乡不久，很多事情他还不是很清楚。群众意见大了，他不会不考虑。” 村民们都疑虑重重地走了，一边走还一边说，李书记回来了一定要去跟他说，他要顾家富分管大桥的后勤工作，他们就要取回集资款。村会计也不怎么情愿地提着一袋子钱到乡政府去了。 莫胡子对何奔说：“走，到我家喝酒去。” 何奔说：“这个时候我们最好少单独在一起。” 莫胡子不以为然地说：“你的警惕性那么高，你就不该到大岩村来。” 何奔说：“不是我要来，是李书记分我来的。” 莫胡子笑道：“那你也不该把丁站长和张大中两人支走吧。如果有什么事了，哪个证明你是清白的呀。” 何奔说：“我现在考虑的是全金来回去听到他父亲被匡会计罚了款，还把桑皮踢下河，他会不会找匡会计算账去。真要那样，就有好戏看了。好了，别在这里打嘴巴仗了，走，到你家喝酒去。” 两个人来到莫胡子家，莫胡子的女人正在禾场收拾包谷，莫胡子说：“夜饭还没办熟呀？去炒几个菜吧，我和何委员要喝杯酒。” 莫胡子的女人放下手中的活说：“你家亲妹来找你，你不给她想想办法也罢，连劝她几句也不肯，她是夹着一泡泪水回去的。” 莫胡子说：“你们女人头发长见识短，只知道哭。” 何奔压低声音道：“你说这次集资怎么收场？” 莫胡子说：“我的工作是很漂亮地完成了，就看他们了。” “你和哪几个村支书串通好了？” “竹山垭村的全支书，当阳坡村的刘支书，茅山冲村的张支书，还有两河口村的邓支书，双垭村的宁支书都说过了。” 何奔说：“我们这里的集资款一交完，李书记的信心就更足了，抓的人就会更多。已经交了集资款的人知道自己交的钱，七转八转又转到顾家富手里去了，都吵着要退钱，好看的戏就来了。” “我们这个乡的情况特殊，不把事情弄得天大，不会引起上面重视。这些年还没告状？上头就是不下来人，甚至连情况也没人来问一问。你这个做纪检委员的也没有用，为什么从县纪委叫不来人。我怀疑你是不是认真向周书记汇报过。”过后莫胡子笑道，“当然，我们也不怪你，你自己都被弄到老崖村去了啊。” 何奔说：“有个丁县长挡着，问题就变得十分的复杂了。”何奔顿了顿，“不过，听周书记的口气，苦藤河乡的问题迟早要解决的。” “这个迟是什么时候，早又是什么时候？我们苦藤河乡的群众是再不能等了呀，你看人家连山镇一天一个样，我们却还这么的穷。我们只怕要再烧一把火才行。”莫胡子对何奔高深莫测地一笑，“刚才我妹来找我，我为什么不出面找顾乡长去？” “你说是为什么？”何奔疑惑地问。 这时莫胡子的女人已经把菜办好，拿来两只酒杯，一瓶自己酿的包谷酒。莫胡子说：“今天我们两个比一比，看哪个的酒量大。” “我不和你比，你压根就没有把我当成你的朋友。对你说，你们几个人想做什么事，正在做什么事，想达到什么目的，我都清楚。我今天可以对你说这样的话，有些情况，我比你们掌握的多。”过后，何奔有些无可奈何地说，“不是我这个乡纪检委员没能耐，是我们中国的监督机关的权力有限，或者说，是我们国家的这种体制还有缺陷。你想惩治腐败么，你想将那些鱼肉百姓的贪官污吏绳之以法么，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不过，我还是相信一句话，不是不报，时间未到，时间一到，一定全报。顾家兄弟不会有好下场的。” “你说现在时间到了么？” “这就看你们的了。”何奔举起酒杯，“你们这次的火要是点起来了，说不定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直到现在，李书记还没有觉察出你们想要干什么。他还一心一意做着赶快把桥修好，好回县委机关去做县委办主任的美梦。他会一直往你们设计的圈子里面钻的。” 莫胡子的眼睛瞪圆了：“你什么都知道啊？”“我说了，我毕竟是苦藤河乡的纪检委员，纪检委员是干什么的？是专门监督干部的嘛。” 莫胡子说：“现在需要的是导火索。” 何奔有些担心地说：“怕只怕伤着了李书记。从本质上说，他也不坏。只是有些私心杂念罢了。” 莫胡子说：“他应该从这次事件中，得到一些教训。这就是一定要把老百姓放在心上，要真正为老百姓办事，为老百姓着想，做老百姓的贴心人。也就是我们时下说的，要做‘三个代表’的忠实执行者。要亲民，爱民，富民。不然，老百姓就不会买他的账。”莫胡子发狠地说，“我们这次是下了决心的，不把顾家兄弟扳倒，我们不会罢手的。” 何奔说：“你们把问题闹大了，我就去县里找周书记。那个时候他丁县长要拦只怕也拦不住了。” 莫胡子说：“只要周书记下来了，什么问题就都解决了。”莫胡子端起酒杯，说，“何委员，我们等着这一天吧。” 第十三章 苦藤河乡政府五年前才从大岩村搬到苦藤河旁边的一座山坡上，是新修的一幢仿古的两层楼房，一道红砖围墙把它围在里面，远远看去，像是一座香火并不旺盛的庙堂。以前，乡政府还在大岩村的时候，是一栋两手推车木材搭成的木屋。乡政府灶屋里的锅铲碗筷响，村巷里都听得见。从炒菜的油盐香味，从餐厅里的酒肉香味，老百姓也能猜测得出乡政府食堂办的什么菜，喝的什么酒，从而估摸得出上面来了什么级别的领导，顾乡长来了什么档次的朋友。 后来来苦藤河乡扶贫的县农业局丁安仁局长向县里要了一点钱，又要刚刚做了乡长的顾家好将五六十年代公社办的林场的木材全部砍伐下来，卖了一笔钱，还参照国务院五十年代修人民大会堂的样子，给每个村修了一个小会议室，让各村自己负责修建资金，这样三笔钱加一块，总共六十来万，就把乡政府搬到山坡上来了。乡政府搬到山坡上来的好处，乡干部们总结出了好多条，但顾乡长只用两个字就概括了：清静。他说，乡政府虽是直接和老百姓打交道，但毕竟是一级政府，应该有一级政府的尊严。可过去根本就不像个政府部门的样子，倒是像个菜园子，老百姓到乡政府来就像左右邻居串门子，随便得很。你这里吃饭的时候，冷不丁他们也端着饭碗来了，一边瞅着你饭碗里的菜，杯子里的酒，一边东家长李家短地说着话。有时候，还把筷子伸过来，在你的菜碗里捞上一筷子。如今，从下面村子里到乡政府有两里路，还是一道陡陡的坡。而且，上了坡还不一定能进乡政府大门，乡政府四周围了一道一人多高的围墙，只留下一道门。门口还请了一个守门的老头挡着。要进乡政府，先得盘问几句，没事那是坚决不让进去的。这样，乡政府吃什么乌龟王八老百姓都不知道了。上面来领导，或是顾乡长来了什么朋友，吃香的喝辣的，也不会有人说三道四了。只是，这种清静的日子没有过多久，上面来人，顾乡长来朋友，又不好意思留他们在乡政府吃饭了。现如今，社会上流行进包厢，一边喝酒，一边拿个话筒鬼打了一样扯起喉头唱歌，胳膊腕里还要搂着一个嘴唇涂得血红的三陪小姐。苦藤河乡贫穷落后，交通又不方便，开个高级一点的小餐馆，没有几个人掏得起腰包进去吃饭喝酒，就没人开。平时，顾家好只有把客人往河那边顾家富办的连山酒家带。一年下来，招待费没有三十万也有二十万。 这天上午，县桥梁工程队的张经理来到苦藤河乡，询问修桥资金的落实情况。他说他原本是不准备来的，只是，顾家富说国庆节要开工修桥，他来看一看该准备的准备好了没有，施工队进场就要材料用，千万塌不得场的。顾家富连忙把他哥叫来，两兄弟陪着张经理在办公室喝了一会茶，说了一下修桥的资金的落实情况，就把张经理带到河那边顾家富的连山酒家，选了一间包厢坐下来。顾家富要弄一个漂亮的姑娘来陪陪张经理，张经理说：“要弄就弄三个，每人一个，叫一个来我不要。” 以前顾家好对面前坐着一个陪酒女还有一些顾虑，后来在外面人家请他进包厢吃饭喝酒都是这样的，也就习以为常了。再说，今天乡干部都下村去了，自己在这包厢里让一个陪酒女陪着也不会有人知道，就没有阻拦。顾家富叫来三个漂亮姑娘说：“张经理，这些姑娘都是我自己酒店的，你只管放开一些，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想睡觉的话，包厢的旁边有间小房子，大胆地去睡，不会有问题的，小费由我开。” 顾家好说：“这些都是看心情来的，顺其自然，要你交待做什么。张经理你点菜吧。” 张经理的眼睛瞅着身旁的三陪小姐，问道：“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么？大鱼大肉真的吃腻了。” 顾家好说：“王八汤怎么样？我们这里的王八是从苦藤河里抓来的，不是自己养的那种吃屎长大的王八。” 张经理连连摆着脑壳说：“不吃不吃，这些日子都吃出王八骚了。” 顾家富问：“清炖仔狗如何？” 张经理说：“那东西好是好，只是太补，吃了晚上睡不着觉。”这样说着，就伸手把三陪小姐搂进自己怀里去了。 顾家好和顾家富就不做声了。他们不知道张经理到底喜欢吃什么。顾家富眼珠子骨碌几转，试探着说：“不知道张经理喜不喜欢吃乌麂山羊肉。俗话说，秋草蓑，煨羊肉哩。” 张经理脸上露出一丝惊喜：“是不是那种全身长着黑毛的山羊？”“是的。不但全身长着黑毛，连羊角羊蹄子都是黑的。” “那可是难得吃到的珍品啊，你们苦藤河乡有这种山羊？” 顾家好说：“不多，但找得到。” 张经理说：“找得到的话，我买几十斤这种羊肉回去吃。” 顾家好说：“行。”就叫顾家富过河去杀李书记从竹山垭村全安家赶来的山羊。“你快去找羊屠夫杀两只，我们吃一餐，剩下的全让张经理带回去。” 顾家富走出门之后，复又踅身回来对顾家好说：“哥，那个事，你得认真对张经理说一下。” 顾家好没有做声，只对弟弟瞪了一眼。 张经理笑问：“什么事呀？还要认真对我老张说么。我可是把你们当成我最信得过的朋友啊。” 顾家富说：“我们李书记说，修苦藤河大桥要招标找施工队，包工不包料，桥要修得好，钱要花得少。是我哥表硬态才把这个工程给你做的。” 张经理说：“放心，这个情我记着的。”张经理顿了顿，“听说你们分管后勤工作的人还没定下来？包工不包料的话，你们的后勤工作可是塌不得场的呀。后勤工作一塌场我们就没钱赚了。” 顾家好眉头皱了皱，说：“家富不是在做修桥前的具体准备工作么。前天乡干部捐的五万多块钱，我让他拿去买些木材油毛毡之类的东西摆那里，再就去买水泥和钢材。你说谁还会去接家富的手管后勤呀。” 张经理说：“顾乡长想得真周到，到时候他们想换人也不好换了。” 顾家富想说什么，却被顾家好拦住了，说：“张经理还要赶回去，你快过河去杀山羊吧。”过后又对张经理说，“苦藤河乡还是我说了算，除了让家富准备修大桥的材料，该拜的码头我们还要拜，该打点的菩萨我们还要打点。” 张经理把三陪小姐紧紧地搂在怀里，一只手不停地在她鼓鼓的胸口揉搓着，口里说：“让顾主任分管后勤，许多事情办起来就方便多了。这样很好，很好。” 顾家好见张经理有些火急火燎的样子，对另外的两个三陪小姐说：“顾主任过河杀山羊去了，你们等一会再来吧。”这样说过，自己也跟着她们一块出了门。出门的时候将包厢的门也紧紧地关上了，“你们说说白话，我等会再来。” 顾家富从连山镇请了两个手脚麻利的羊屠夫，要他们随他过河去杀山羊。他的要求是越快越好，当然，也不亏待他们，除了给他们各人二十块钱的报酬，羊头羊脚以及心肝五脏和下水全部白送他们。两个羊屠夫高兴得不得了，光这羊头羊脚和心肝五脏下水之类的东西，也能卖几十块钱。个把钟头的工夫挣四五十块钱，天下哪来这样的好事。 两个羊屠夫磨刀霍霍地从乡政府旁边的砖楼墙角落里拖出两只大母羊，给每只母羊灌了半碗昨天顾家好请客喝剩的酒鬼酒。羊屠夫说这种灌酒杀羊法能使羊肉更加鲜嫩，而且没有腥味。两只大母羊喝了酒之后，就飘飘然在乡政府门前的花园里打圈子。两个羊屠夫手持屠刀，跑上前去对着羊脖子就是一刀，过后就不管它们了。两只母羊一边绝望地咩咩叫喊，一边趔趔趄趄地奔跑着，将红红的血水洒了一地。过后，就倒在地上不再动弹。吓得一旁看热闹的严卉用手捂着眼睛直叫吓死人了。 这个时候，竹山垭村的村支书全安和邓启放的老婆莫如华从大门外匆匆忙忙走进来。莫如华昨天下午去找她娘家亲哥莫胡子，被莫胡子莫名其妙地骂了一顿，只得又往竹山垭赶，她再没有别的办法可想了，只有找全支书出面求情了。天黑一阵，她才赶回村里，没有想到，全安和李冬明都到全金来家里去了。他们已经知道全宝山被匡兴义罚款的事。全安对李冬明说：“你让我怎么做人家的工作，乡企业办那几个人这么多年来就是这样对待老百姓的。他们哪里把老百姓当人呀，想打就打，想骂就骂，想罚款就罚款，罚款也是由他们自己说，想罚多少就是多少。人们背后骂他们是土匪，是地痞，是流氓，是牛头马脸。全金来回来要是知道这事了，还不去和匡兴义拼命。” 李冬明也气得不行：“真是乱弹琴，等把集资款收完了，我要好好开会整整风。”过后就劝老人说，“你老人家为了支持乡政府修大桥，这么大年纪了，还在想办法弄集资款，你的这种精神值得大家学习。匡会计说的罚款，我说了，不用交。他那样对待你老人家，是错误的。我回去之后要严厉地批评他，要他向你老人家赔礼道歉。” 全宝山哭着说：“李书记，我儿子还铐在乡政府呢。要是把我儿子弄到县里去，我也不想活了。” 李冬明是农村出来的，他也知道做农民的艰难。看着面前这个骨瘦如柴的老人泪流满面的样子，他的脸色十分难看，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对全安说：“全支书，你胳膊上的伤口好像发炎了，明天去乡卫生院上点药，顺便带着邓启放他女人去找顾乡长，把全金来和邓启放接回来。”过后又劝老人说，“你老人家不要着急，全金来明天会回来的。” 第二天全安吃过早饭就带着莫如华出山了。全安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婆娘像侍候宝宝儿一样侍候的乌麂山羊被顾家富杀了两只，正在剁脑壳剥皮。全安瞪圆了眼睛问站在一旁指手画脚的顾家富：“顾主任，他们怎么把我家的山羊杀了？” 顾家富对全安瞅了瞅，笑说：“你认得这是你家的山羊？” “自己家里的山羊怎么不认得，你们杀的还是两只母山羊。这两只种羊是我婆娘从她娘家村里花大价钱买来的。”全安走过去，双手抚摸着没有头的山羊，“我婆娘还靠着它们奔小康的，却被你们杀了呀，我回去怎么对我婆娘交待呀。” 顾家富说：“全支书，你别说不在理的话，乡政府的收据也是钱呀。” 全安说：“李书记说了的，这些山羊只赶来关几天，等集资款收完了，就让我赶回去。” 顾家富就有些不耐烦地说：“你去对我哥说去，是他安排我来杀山羊的。人家县桥梁施工队张经理来了，施工队马上就要进场修桥，他来看看大桥的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了，是他提出要吃乌麂山羊肉。” “怎么，又是你管大桥的后勤工作，上次开会不是说还没定下来么？”全安扭头看了眼莫如华，问道。 顾家富冷笑道：“我不管谁管。”他心里还没说出来的话是，几个人告状就把我告倒了。他继续说：“苦藤河乡这块天地，还是我哥做主。我哥说了，给你们每个村的主要干部减免一半集资款，你还不领他的情呀。” 全安一口气堵在心里，半天没有透出来：“顾乡长在哪里？我找他去。” 顾家富反问道：“上头来了人，你说会在哪里？” 全安就急急忙忙往河边跑。莫如华在后面一边赶一边哭：“全支书，我家启放和金来都还铐在乡政府的呀。你别忘了在顾乡长面前给他们求情啊。” 全安一肚子的火气，让莫如华这一哭一喊，心又软了，觉得还是要先把人弄出来才行。人家把自己当成主心骨，自己不去替他们说话，哪个替他们说话。他有些没好气地说：“你没听说么，这次又是顾家富管修桥的后勤工作，我们交的钱又全落到他手中去了。” 莫如华说：“我现在别的都不想，我只想快点把启放他们弄出来。” 全安说：“要是他们知道又是顾家富管集资款，还不吵着要李书记退钱呀。谁敢说他顾家富不会把大家的汗水钱又往自己口袋里装。” 莫如华说：“我家启放出来了，我就要他赶快把钱取回来。” 全安和莫如华匆匆忙忙赶到连山酒家，服务员告诉他们，顾乡长和张经理在春悦包厢喝茶。全安就看着牌子上的字一个包厢一个包厢找。当全安推开春悦包厢的转角门时，两人都不由惊呆了。莫如华还“呀”地一声慌忙踅过身去。原来，张经理和那个三陪小姐睡过之后，就把顾乡长和另外的两个三陪小姐叫了去，几个人一边喝茶一边扯淡。说着说着，张经理就又和那个小姐喝起“掏心茶”来了。张经理端着一杯茶，从小姐的内衣里面伸进去，穿过胸口的乳沟，再从她的脖子下面伸出来，茶杯正好挨着小姐的红唇，三陪小姐一边嘻嘻地笑，一边将自己口里的茶水喂给张经理喝。顾乡长没有那么放肆，用胳膊将三陪小姐搂在怀里，一边喝茶一边说笑。那个三陪小姐可能是想得到顾乡长的喜欢，弄几个小费，把鼓鼓胀胀的雪白的胸口只往顾乡长的胸口上摁，也想和他喝“掏心茶”。 顾家好这时一定是听到莫如华的惊叫声了，回过头，看见全安和一个泪流满面的年轻女人站在包厢门前，连忙把三陪小姐推开，很不高兴地问全安：“老全，什么事这么急，找到河这边来了？” 全安便走进包厢，说：“顾乡长，把邓启放和全金来放了吧，邓启放不是故意用刀砍我，是误伤，伤也不重。全金来也是急得没主意了，才和你吵。”全安说着把莫如华唤到顾家好面前，“邓启放的老娘住在医院里打吊针，听到儿子和女婿都被抓到乡政府去了，针也不肯打了，在医院寻死觅活。你看邓启放的媳妇急成什么样子了，这半天哭声没断呀。要是弄出什么事来，就不得了了。”全安顿了顿，“我们竹山垭村的集资款也都收完了，乡政府还要铐人，让老百姓怎么想。” 张经理和那个三陪小姐正玩起了兴趣，让全安和莫如华这么一搅和，心里老大的不高兴，将茶杯往桌子上重重地一放，发出咚的一声响。顾家好眉头皱了皱，说：“邓启放是李书记弄来的，我这里又插手说放，这不是引起我们之间的矛盾了么。” “李书记说了，让我来找你。” “他让你找我，是放人呢，还是怎么的，他也没写个条，放不放能由我？” 莫如华就哭了起来：“顾乡长，我家的集资款一分不少地交了，全支书的伤我也带他去上了药，如今他自己又来求你，李书记也说只要问你就行了，你们还不放人呀？今天我是想绝路了，乡政府不放人，我就跪在这里不回去了。”说着就嗵地一声跪了下去。 全安没有料到莫如华会来这么一下子，对顾家好说：“你是我们苦藤河乡土生土长的乡长啊，你是我们的主心骨啊。李书记和你不一样，是上面派下来镀金锻炼的，屁股没坐热又要走，他不会关心苦藤河乡的老百姓的困难和疾苦，也不会为苦藤河乡的老百姓真心实意地办事情。我们不来找你找谁去，你做个人情把邓启放和他妹夫全金来放了吧，要说惩罚他们，也关一天一夜了。” 一旁的张经理有些不耐烦了，说：“受害人不告状，你们还把人家关在乡政府做什么？” 顾家好说：“对邓启放这样没文化的农民就是应该治一治。” 全安说：“邓启放怎么没文化，他是我们竹山垭村的秀才，最喜欢看的就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对国家的政策知道得比我还多。” 张经理说：“那就赶快放人，不然要出大问题的。” 顾家好想了想，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在上面写了几行字，扯下来交给全安，说：“你去乡政府找金所长，要他把邓启放、全金来和当阳坡茅山冲那几个人全都放了。你回到村里去再对李书记说一声，不交集资款就抓人是不行的，到时候他李冬明负不起这个责任。”顿了顿，他就板着脸说，“你回去要对邓启放和全金来说，还有莫如华，你也要对你男人说，我顾家好不记恨过去的事情。我顾家好要是记恨过去的事情我还当什么领导。你叫他们也不要老是和我过不去，背地里总是告我的状，那样不好，乡亲乡邻，低头不见抬头见。还是不要把事情做得太过分，那样对自己也没有好处。像今天，我不管你邓启放和全金来的事，你们把我怎么办呢？人不是我抓来的嘛。” 全安连连点头说是。莫如华也含一泡泪水连连说着感谢的话。 “快去吧，他们被铐一天一夜了。天气又热，上铐子的滋味不好受。” 全安拿了纸条却不走：“顾乡长，我家的乌麂山羊李书记只说赶到乡政府来关几天，到时候还要让我赶回去的，今天顾主任却杀了两只。” 顾家好的脸面就又阴沉下来：“我说老全，你可不能人心不足。集资款少交，还可以缓一些时间交，杀了你家两只山羊，你还有意见呀，又没有白杀你家的山羊，那山羊是你家抵交集资款的。你就不想想，平头百姓，不管困难不困难，都要按人头交五百。交不出来就担谷子抬猪。” 莫如华听见顾乡长这么说，就想起刚才那个张经理和三陪小姐喝茶的情景来。莫如华是个没见过多少世面的女人，也不识几个字，但她男人有文化，经常说些国家上的大事让她听。她的亲哥莫胡子是苦藤河乡很有名气的村支书，是苦藤河乡九个村支书公认的头，常常听他说起苦藤河乡一些领导搞腐败的见闻。今天她是亲眼看见了，顾乡长躲在酒家包厢里搂着三陪小姐玩，那个姓张的县里来的什么经理，还和三陪小姐做那样肉麻的游戏。原来他们是真的背着人干一些男盗女娼的事情呀。还有全支书，你的集资款比我们平头百姓少交，可你还在我们面前口口声声叫苦哩，你们的心真让人摸不透呀。 全安看见莫如华一双惊疑的眼睛盯着他和顾乡长，连忙说：“顾乡长，你说集资款减免的事，我们没有得正式通知，根本不知道这回事。我家山羊被杀了，也活不过来了，就算了。”说着，带着莫如华匆匆出了酒店，“如华，我们找金所长去。” 来来回回一跑，过河的渡船又慢，全安和莫如华回到乡政府的时候，就已经下午了。金所长却不在乡政府，看守大门的老头说金所长刚才让茅山冲村的张支书派人来叫去了。全安问严卉邓启放他们被铐在什么地方，严卉说金所长说了，铐人的地方保密，主要是怕出问题。全安就不好再问了，只得带着莫如华往茅山冲村赶。茅山冲村在乡政府后面的半山坡上，有五六里山路。两人爬得汗爬水流才赶到茅山冲村。茅山冲村也是因为交集资款的事发生了矛盾，昨天已经抓走一个人了。今天白天郑秋菊再次召开群众大会。居然有人在会上当着郑秋菊的面骂她的脏话，说她这个白皮萝卜什么本领都没有，只会和男人做那个事，气得郑秋菊只是哭。张有财没有办法，只有去乡政府叫来金所长帮忙。莫如华和全安看见几十个人围着郑秋菊吵架，金所长却站在一旁一言不发。全安过去将顾家好写的纸条递给他，金所长趁机对郑秋菊说：“顾乡长写条子来了，我得回乡政府去。” 郑秋菊怕金所长走了之后，这些愤怒的群众不光是骂她，还会对她动手动脚，心虚地说：“暂时不能走，一会儿散会之后再走。” 全安和莫如华只得焦急地坐在会场旁边等。直到天快黑的时候，金所长才和全安莫如华匆匆回到乡政府。金所长什么话也不说，将全金来、邓启放和另外两个人全放了。 只是，全安不曾想到，他东奔西跑找人求情说好话，把邓启放和全金来他们弄出来之后，他们不但不说半句感谢的话，反而口气冷冷地对他说：“全支书，你心里哪有竹山垭村的群众，你哪里想着大家的钱来得不容易。我过去也做过村干部，做村干部的是要花一些时间替大家操心，替大家办事。乡政府减点集资款也应该。可你不能只要自己少交了钱，就逼着我们都得把集资款交了呀。也不问问我们把钱交上去之后由谁管。会不会又像过去那样被他们拿去借鸡下蛋。对你说，他顾家富管后勤，我们一百个不放心，一千个不放心。” 莫如华对全金来说：“你爹昨天下午挑着一担桑皮去河那边卖，没有找着企业办的人办手续，匡会计将他的桑皮抛到河里去了，还罚他五十块钱的款。你爹只得又把桑皮挑回去晒。” 全金来的眼珠子就瞪圆了，拳头也捏紧了。口里骂道：“匡兴义那狗杂种这样欺负人呀。我不相信天下就没我们老百姓说理的地方了。” 全安也没心情劝他们了。他的脸有些发黄，心想自己这下里外不是人了，你们有意见的话，找李书记说去不就是么，对着我发什么火，我也是被李书记逼得没办法呀。但他没把这话说出来，他说：“你们快到医院去，你们老娘在医院急得哭。” 邓启放还是一个劲地在那里吼叫：“我这就回去要李书记退集资款，他不退，我又要告状了。没有人来解决，就一直告到中央去。” 全金来说：“告状没有用，现如今有几个人关心我们的疾苦？都只知道自己搞腐败。找到李书记，跟他来硬的，不退集资款不行。” 全安有些担心地说：“你们怎么和李书记来硬的？不上排场的事情来不得，搞乱场合了没人能救你们的。” “这就不用你操心了，上铐子蹲黑屋子坐牢又没要你去。我们这么做，全是被他们逼出来的。” 莫如华一旁说：“刚才我看见顾乡长他们在河对面酒家包厢里玩，还有三陪小姐陪他们。” 全安一旁说：“我也感到气愤呀，当时召开村支部书记会议的时候，并没有决定由顾家富做修桥的后勤工作，今天却看见他和他哥一块接待县桥梁施工公司的张经理。他还说苦藤河乡还是他哥说了算。修桥的后勤工作他不管谁管。这样看来，大桥的后勤工作只怕真的是他顾家富管呀。” 当阳坡村和茅山冲村的两个人知道他们能出来，全是因为全安求情说好话的原因，一直站在一旁听他们说话。他们越听越气愤，说：“我们回去对大家说，让顾家富那杂种管钱，我们也不指望日后有水泥大桥过了，我们把钱要回去。迟些日子要，只怕就没有了。” 几个人骂了一阵娘，才气冲冲离去。 全安说：“我里外都不是人，我也不劝你们了。劝你们你们也不会听我的，你们要退集资款也好，要告状也好，由你们去。真要告倒了他们，苦藤河乡的老百姓也才有好日子过。”全安这么说着，远远地跟在他们后面往竹山垭走。 全安胳膊上的伤说不严重那是假的，那是为了减轻邓启放的罪责。两寸长一条伤口放在谁的胳膊上都会受不了。两脚不停地走了一天路，全安觉得伤口格外的疼痛，包扎的纱布有些发湿，伤口里的血直往外浸。看看邓启放他们走远了，赶不上他们了，干脆就不赶了，踅身往另外一条山路上走去。那是通往当阳坡村的路。 全安来到当阳坡村刘来春支书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一阵了。刘来春说他刚刚开完会回来，全安问当阳坡村的情况怎么样，刘来春对全安神秘地一笑，说：“群众的意见大这是我们意料之中的事么。” “金所长已经将抓去的人放了。你们村里被抓的那个人也放了。” “顾家好让放人？” “李书记让我去求他放的人。” “莫胡子那里的情况怎么样？” “大家捐款都很积极，李书记的积极性也就更高了。”全安顿了顿，“顾家好不知道出于什么目的，居然当着大家的面把村里几个主要干部要减免一部分集资款的事说出来了，大家意见大得很呀。” “他是想挑拨我们和群众的关系吧。他却没有想到，只要群众闹起来，李书记没办法了，县里就会下来人。那个时候火就烧到他自己身上去了啊。”刘来春顿了顿，“老全，你不来，我还准备找你去的，我的胸口像堵了一股气，直发闷。” “我也是。我们这些做村干部的，原本是该积极地支持和配合乡政府领导的工作，不该和领导离心离德。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顾家兄弟横行乡里，把群众不当人，新来的书记不敢得罪他们，开口闭口不问前面的事情。这样下去，我们做农民的怎么活？我们这么做也是被逼出来的。莫胡子和何委员都是这么个意思，这次我们要横下一条心来，把顾家兄弟扳倒。” 全安走了一天的路，求了一天的人，肚子早就饿了，说：“还有饭菜没有，我的肚子饿得不行了。” “没吃晚饭你怎么不早说呀。”刘来春连忙要他婆娘炒两个菜，让全安吃碗饭填填肚子。过后两人又说了很久的话，全安才从当阳坡村回竹山垭去。 全安的婆娘没有睡。乡司法干部张大中和广播站丁站长也没有睡。几个人坐在十五寸黑白电视机前看电视。电视机牌子差，巴掌大的电视荧屏上全是雪花飘飘，看得人头昏脑涨。婆娘看见男人回来了，第一句话问的是她的宝贝山羊：“你到乡政府看见我们家的山羊了没有，这两天没有掉膘吧？” 全安有些没好气地说：“乡政府天天让它们进春悦包厢，吃香的，喝辣的，还有小姐陪着，怎么会掉膘？都肥得流油了。”过后就问司法干部张大中，“李书记睡了？”全安心想还是应该将今天在乡政府听到的情况对李书记说一说，顾家富当着大家的面说是他管修大桥的后勤工作，这是苦藤河乡的群众坚决反对的，也是苦藤河乡的群众最不放心的。这个话邓启放和当阳坡村、茅山冲村的几个人都听见了，不用多久，全乡的群众都会知道的。他们还知道村里的几个主要干部的集资款要减免一部分。他们对这个意见也很大。他做乡党委书记的心里要有个准备才是。不然，到时候他真的会弄得措手不及的。 张大中说：“刚才严卉打来电话，说他有一份电报，要他赶快回乡政府去，他就匆匆忙忙走了。刘所长也跟他一快回去了。竹山垭村的集资款只差两户没交，我们明天准备到茅山冲村去。” 全安说：“我回来时在路上怎么没碰着他们？” “李书记接到电话就显出一副心情十分沉重的样子，慌慌张张地走了，只怕和刘所长从竹山垭那边的小路回去的。刘所长提着那么一袋子钱，不该走小路的。”丁站长过后又说：“看起来，农民穷是穷，要他们想办法弄钱他们还是有办法。只有两天，集资款就收上来了。” 张大中生气地说：“你是胯裆里长的卵子，不知道女人生儿子时家伙痛。大多数农民的钱都是卖粮来的呀。眼下刚刚秋收，哪个家里没几千斤口粮，明年五黄六月日子怎么过你想过没有。” 全安一旁苦着脸问：“李书记没说老家打电报来做什么？” “人家家里的私事，他不说，怎么好问人家。那样子肯定是急事。” 几个人说话的当儿，禾场上突然响起了杂乱的脚步声。一群人气冲冲地推门进来，为头的是邓启放，他瞅了瞅张大中和丁站长，问道：“李书记呢？” 张大中看着板着一副面孔的邓启放，脸上做出一丝笑，问道：“小邓你回来了呀？” “你的意思我不该回来？应该去县公安局蹲笼子的。” 张大中有些尴尬：“我不是那个意思。你家的集资款交完了，全支书也到医院上了药，乡亲乡邻，低头不见抬头见，认那个真做什么。” 邓启放说：“你只别说这些话，低头不见抬头见又能怎么样。我就认一个理，哪个把我们农民不当人，他自己就不是人。我们找李书记去退集资款，他睡在哪里？” 邓启放身后的一群人全都吼了起来，都说是要找李书记退集资款。丁站长一旁劝道：“集资款已经交了，怎么能退呢。李书记和刘所长都回乡政府去了，你们的集资款也带回乡政府了，乡政府急着要钱购买钢筋水泥和其他修桥的物资，施工队马上就要进场开工修桥了。” “修卵的桥啊，只怕不要多久他们就会在连山酒家的包厢里面把钱花光的。”邓启放回头对跟来的群众说，“他们不是头，跟他们说没有用，明天到乡政府找李书记去。”就和吵吵嚷嚷的人们气冲冲走了。 张大中和丁站长看着怒气冲冲骂骂咧咧的人群走出禾场，消失在夜色里，都不由担起心来。丁站长说：“这个邓启放，让金所长铐了一天，反而把火气铐得更大了。” 张大中说：“他刚才不是说了么，他就认一个理。他认为他有理，却被弄到乡政府铐了一天，他心里能没火么。” 全安坐那里不吭声，只发愣。全安的婆娘还是不放心她的乌麂山羊，一旁唠叨说：“我的山羊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赶回来。关在乡政府，我真的不放心他们能记着给它们喂草喂水。它们都金贵得很，弄不好就掉膘了。” 全安哭丧着脸说：“你个婆娘唠叨什么呀，过几天你背个背篓去把山羊骨头背回来就是。” 女人疑惑地盯着男人：“他们把我的山羊杀吃了？李书记说的话不算数呀，他骗我们老百姓呀。”女人这么说着泪水就流出来了，“到时候李书记不把山羊如数退还给我，我就死在他的面前让他看。我的男人靠不住，一年到头忙村里的事情，还要东家长西家短地帮人家解决问题，家里的大小事情，地里的阳春活，从来都是靠我一双手慢慢细细做，苦呀累呀我都一个人扛着。还不够呀，我辛辛苦苦养的山羊也不放过了。我还靠着这些山羊过日子的啊。”这样说着，眼里的泪水就扑哧扑哧地往下掉。 全安双手捧着脑壳，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我这个村支书辞职不当了，我里外不是人了。” 张大中和丁站长都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一边好言劝着全安的婆娘，一边问他今天怎么了，是不是又听到什么事情了。全安就是不开口。问得急了，他就担心地说了一句无头无尾的话：“明天乡政府可能要出大事啊。” 第十四章 那天晚上，李冬明一夜没有睡觉。从竹山垭村回到乡政府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半了。他强忍着心里的悲痛，敲开乡邮所的门，给农村老家亲哥发了一封电报。晚上的电报是农村哥哥打来的，他的老母亲去世了。五天前，他在农村的哥哥就发了电报来说母亲病危，要他火速赶回去。他没有回去，只叫爱人寄回去五百块钱。没料到才过几天，母亲却去世了。可这个时候，自己更抽不脱身回去了，只有请求母亲在天之灵原谅他这个不孝儿。 打完电报回到乡政府，刚刚躺下，金所长却来了。金所长向他说了邓启放、全金来和另外两个被弄到乡政府来的农民，在乡政府吵闹着要退集资款的事。还说顾家富带着人杀了全安家的两只母山羊，全安心疼得不行。顾家富还当着大家的面说是他主管修大桥的后勤工作，“我下午还到茅山冲村去了一趟，是张支书要我去的。那里的群众围攻郑书记，还骂了她很多难听的脏话。李书记，苦藤河乡的情况有些特殊，你要注意一下群众的思想情绪，还要注意那些对乡政府领导意见特别大的人的动态，他们在背后是不是有什么小动作，千万不能出现不安定因素。这可是我们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关系到一票否决权啊。真要出了什么事情，对你的影响就大了。” 李冬明生气地说：“谁决定他顾主任分管修桥的后勤工作了？他自己在外面唱什么，还没有定下来的嘛。”李冬明真的有些担心起来了。他想和顾乡长通通气，交换一下意见，看看怎样才能向群众做好解释工作，把群众的情绪稳定下来。修桥的工作才刚刚开始，后面的工作更多，更复杂，困难也更大。可是，他敲了很久的门，里面也没有响动。李冬明就想起外面一些人的议论，就不再敲门，心想顾乡长只怕是真的和那个严卉有一脚。他刚刚回到自己的房间，严卉这时慌慌张张地跑来，对李冬明道：“连山镇医院打电话来说，顾乡长正在住医院，病情十分危险，要立即动手术，乡政府要去一个领导，不然他们不敢开刀。” 李冬明不由一惊，问是什么病，“这几天他不是好好的么？” 严卉说：“县桥梁施工队张经理来了，他陪张经理在连山酒家喝酒，酒喝多了，胃穿孔，引起大出血。” 李冬明听她这么说，眉头就皱成了两个疙瘩。不过，他还是去了医院。过河的时候耽误了一个多小时。先是去叫渡船的老人。老人见是李书记，又不敢渡了，说自己年老了，眼睛不行，身体也不行了，夜里渡船怕出危险。苦藤河有几次都是晚上渡船时翻船淹死的人。老人又把自己的儿子叫起来，两父子好不容易将李书记送过河去。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三点多钟了。顾家好的手术还没有做，他的婆娘坐在床头急得直哭，顾家富则站在一旁看着医生们手忙脚乱地忙碌。顾家好脸面蜡黄，嘴角插着一根乳白色的橡皮管子。医生说是要把胃里的秽物清洗干净才能开刀。顾家好神志还清醒，只是说话不方便，从喉咙里发出咕咕的声音。李冬明怎么也弄不明白他说的什么，劝了他几句，就交待医生要全力以赴地抢救，不能有半点疏忽。医院负责人说：“按正常情况，是要先交足手术费我们才能开刀做手术的。不过，顾乡长住医院，我们也放心，请李书记签个字，明天让你们会计送一万块钱来。” 李冬明盯着那张住院开刀的单子，半天没有下笔。他心里直叫苦，乡政府穷得叮当响，这一万块钱从哪里来。院长好像看出了他的心思，说：“我们已经给顾乡长输了两瓶血，开刀之后还要输血。给他用的都是上好的药，住的也是特护病房。这个样子，十天半月是不能出院的，一万块钱到时候能走人就不错了。” 顾家富看见李冬明一副犹豫的样子，吵着说：“我哥的生命危在旦夕，李书记你还在心疼钱呀。” 李冬明想了一阵才咬咬牙说：“只有先从大家修桥集资款中拿一万块钱垫着，乡政府哪有钱。”李冬明从连山镇医院回到乡政府的时候，天已经麻麻亮了。他只觉得头昏脑涨，全身发软，想躺一会儿，吃过早饭再去竹山垭村，然后和张大中他们一块到茅山冲村去协助一下郑书记。根据反馈到他这里的信息看，郑秋菊在茅山冲村已经没有任何办法把修桥集资款收上来了。李冬明还真不知道郑秋菊的群众基础会这么差，在群众中的威信会这么低。 李冬明刚躺下不久，迷糊中突然听见外面传来了吵闹声。他打开房门的时候，才知道天已经亮一阵了。他看见一群人从大门外的坡道下拥上来，全是竹山垭村的，大部分是男人，为首的是邓启放和全金来，后面还远远地跟着竹山垭村的村支书全安。可能是走得急了，一个个脸上淌着汗水，有的把衣衫脱了，打个赤膊。他们一边走还一边吵闹着。李冬明心里有些发毛，想起昨天晚上乡派出所金所长对他说的话，知道他们成群结队地到乡政府来决不会有什么好事，就走过去问道：“这么早，你们从竹山垭村来？” 邓启放的脸色很难看，说话的口气很冲：“你们没有把我和金来送到公安局去，不从竹山垭村来，还能从哪里来。李书记，我们把话挑明说吧，我们是来要你退集资款的。” 李冬明心里不由一愣：“你这是什么意思？” “中央早就三令五申，不准随意向农民伸手，增加农民的负担。我们乡的领导却顶风向农民收缴集资款，违抗中央的指示精神，我们交的钱，不退不行。”邓启放说话的口气有些霸道，没有商量的余地。 李冬明十分的生气：“邓启放，你平时爱看电视台的新闻，关心国家的大事，这是很好的事情。但不能对上面的指示精神一知半解，更不要把乡政府正当集资为老百姓修桥办好事和增加农民负担扯在一起，用大帽子来压人。你自己前天也说过，集资修桥不算增加农民负担嘛。”李冬明顿了顿，口气就严厉起来，“邓启放，前天你用刀砍伤了全支书，今天又带这么多人到乡政府来要退修桥的集资款，你让我怎么说你呀。快把大家劝回去。这么多人到乡政府吵吵嚷嚷影响多不好。” 站在邓启放身后的人们就大声地吼了起来：“李书记你不要说修桥的事，你说修桥的事我们心里就灌血。没得说的，快把集资款退给我们。” 派出所金所长在那边派出所办公室听见乡政府这边吵得厉害，过来一看，见是邓启放和一群竹山垭村的农民围着李冬明要退集资款，走过去说：“邓启放你是个有文化的人，肯定不是个法盲吧，对我们的治安管理条例也可能知道一些的。对聚众闹事的处理，比你昨天砍全支书一刀可能要重得多呀。” “不退集资款，我们还要联名上告哩。”邓启放大声说。 李冬明压住心头的火气，问邓启放：“到底是怎么回事。前天才将钱交上来，今天怎么又要我退钱？” 邓启放说：“李书记，我问你，他顾家好在包厢里喝酒喝得胃穿孔，你为什么还要用我们集资修桥的钱给他交医疗费？他是不是喝酒有功劳呀？他在包厢喝酒喝出胃穿孔，你能用我们的集资款让他住医院开刀救他的命，如果他们中间有人在县城嫖女人被抓了，你是不是也要拿着大家集资的钱去交罚款取人呀？你在村里收钱的时候，就没看见农民那钱是怎么得来的么？那钱上沾满了农民的心血和汗水呀，你就下得了手？” 李冬明张着口，半天说不出话来，心想顾家好喝酒喝得胃穿孔的事怎么这么快就让他们知道了。说话的底气就不足了：“乡政府没钱，暂时给他垫着，这是救命啊。今后乡政府要想办法还的。” “谁相信你的话呀。他顾家富开那么大的酒家，为什么不拿钱出来救他哥的命？顾乡长他婆娘在火车站摆茶水摊子赚钱，为什么不拿钱出来救她男人的命？我们农民卖猪卖鸡卖粮得来的汗水钱，就是好拿好用的么？”邓启放一激动起来，说话的时候那手就又不自觉地抬了起来，指头指着李冬明的鼻子说：“他顾家好吃喝玩乐搞腐败，喝酒喝得胃穿孔了，你要救他的命。苦藤河乡多少没吃没穿没住的困难人家，他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你怎么没有想到要给他们解决一下困难？多少农民病得九死一生，却没有钱请医生住医院。你怎么就没想到要救救他们的命？你们口口声声说要做人民的公仆，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要亲民、爱民、富民，我说，你们那都是骗人的鬼话。你李书记急着修桥是为了搞政绩，好早日回城里去，并且想有一个好位子，你就不愿得罪人。对过去的事情，群众意见再大你也不管。乡政府一些人狗仗人势，把农民不当人，欺压百姓。他们当着面是人，背地里是鬼，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也敢做，你也不闻不问。你还算苦藤河乡的什么父母官。”李冬明生气地说：“邓启放你不要信口开河，损害国家干部的形象。” 邓启放冷笑道：“你还知道要形象呀，你去问问全支书，他是你手下的干部，不会在你面前说假话。你问问他昨天在连山酒家看见什么了。”邓启放的嗓门提高了八度，“说起来羞呢。苦藤河乡的乡长在包厢里搂着三陪小姐喝花酒喝得胃穿孔。” 全金来一旁大声道：“昨天我父亲挑着一担桑皮去卖，准备卖得钱了好交修桥集资款，桑皮被匡会计抛河里去了，还要罚我父亲的款。大家说说，我们做农民的是人不是人？我们还活不活？” 人们就都吼起来：“我们上次交的集资款让他们拿着买了一块埋人的坟地就没了，这次交的钱迟早又会被他们花光的。乡政府不退钱，我们就上县里告状去。县里不处理，就去市里。市里不处理，就去省里。中国总还有说理的地方。” 李冬明脸面铁青，大声对远远站在人群后面的全安说：“全安，你这个村支书是怎么当的，这么多人来乡政府吵闹，你也不出来做做工作。” 全安胳膊上还缠着一块白纱布，红色的血水从纱布里面浸出来，像一朵开得正艳的红色的花。全安不看李冬明，也不开口说话，脸面一片沮丧之色。李冬明火了：“全安，你哑巴啦。” 全安被问得急了，做出一种十分委屈的样子，回李冬明道：“我说什么呀？我什么都没说的了。乡政府说给我们村干部减免一部分集资款，也不过一句空话，根本就没有落实嘛，让大家知道了，指着我的鼻子骂我的娘。我家的山羊被赶到乡政府来了，说是关几天就赶回去，给我的收据上开的价钱比市面上要便宜得多。昨天让顾家富将两只种山羊给杀了，弄到连山酒家做下酒菜。就这两只山羊我就要少得百多块钱。到头来，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村干部呀。” 李冬明说：“村干部减一部分集资款的问题，议是议了一下，还没定下来，是谁说这些不负责任的话，在中间挑拨村干部和群众的关系？” “顾家富和顾乡长在连山酒家陪县桥梁施工公司的张经理喝酒时，当着我的面说的，后来顾家富又当着大家的面说了这个事。还说我们这些做村干部的人心不足……” 全安的话没说完，围墙外面的坡道下面又陆陆续续拥上来很多人。有当阳坡村的，有茅山冲村的。乡政府附近的农民听到乡政府的吵闹声，也三五成群地来到乡政府看热闹。乡政府守大门的老头觉得有些不对劲，连忙将大铁门关了，还上了一把锁，把成群结队奔上来的农民关在了大门外面。这下更加惹恼了农民群众，他们大声责问李冬明为什么不敢开大门，是不是心中有鬼，有的人就气势汹汹地拍打大门，更多的人则伸开双手，一、二、三地大声叫喊着，使劲地推着大铁门。站在大门里面的全安不由发起急来，担心这样下去真的只怕要出事，抬着受伤的胳膊，连忙上前劝阻。说时迟，那时快，突然哗啦一声巨响，那道被漆成天蓝色的大铁门，连同用红砖筑起来的高高的围墙一块被推倒了。愤怒的人群潮水一般拥了进来。全安来不及躲闪，被人们撞倒在地，倒下的围墙重重地砸在了他身上。这时的全安已经顾不得脑壳被砸出一个鸡蛋大的包，鲜血直流，让他疼痛难忍，他还是奋不顾身地爬起来，声嘶力竭地大声劝阻道：“有问题好好跟李书记说，千万乱来不得的啊！” 愤怒的人们哪肯听他的劝阻，将李冬明团团围住，吵的吵，嚷的嚷，有的甚至还动手推搡着李冬明，吓得严卉和一群乡干部都惊慌失措，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金所长也没有见过这种场面，情急之下，连忙从屁股后掏出手枪，没等李冬明拦住，金所长手中的枪已经响了。不过，枪口是朝着天上的，没有伤着人。 金所长的枪声更加激怒了人们，大家一起动手，把紧紧围在乡政府四周的那道高高的还没有完全倒下的红砖围墙全都推倒了。大家一边推，还一边大声地叫嚷：“看你们还躲在屋子里面搞腐败去。看你们还让不让老百姓进来。” 乡财税所刘宏业所长看见乡政府大院里已经被人们挤得水泄不通，外面的坡道上还有很多人源源不断地拥上来，担心会弄出更大的事情，连忙将电话打到县政府，说有十万火急的大事要找县长。一会儿，那边便传过来丁安仁的声音。刘宏业才结结巴巴地说了几句大概的意思，丁安仁在那边骂了一句粗话，便要李冬明接电话。刘宏业说：“李书记被农民围在外面院子里了。我这就去叫他。”刘宏业跳出门便大声地叫喊：“李书记，快来接电话，丁县长打来的。” 人们听说丁县长打电话找李书记，就又大声吼叫起来：“集资款不退，我们就上县里去找赵书记，上市里去找杨书记，上省里去找省长。” 李冬明拿起话筒，就听到了丁安仁的斥骂声。他说李冬明你不打电话找我，我还要打电话找你的。是谁把告状信寄到省里去了，刚才省政府办公厅打电话到县里，要县里马上派工作组到苦藤河乡去处理苦藤河乡政府向农民群众乱集资的问题，“李冬明你小子他妈的是怎么搞的，在我面前你也阳奉阴违起来了呀！我再三叮嘱你不要好大喜功，不要搞集资修什么双车道水泥大桥，你偏要集资。桥没有动工修，老百姓却先告状了，听刘宏业说已经有很多农民在乡政府闹事来了。你现在赶快把该处理的问题处理好，再不能出问题，再出问题我要拿你是问。把问题处理好了之后，你马上到县里来，省政府办公厅还等着汇报的。知道么，县里几位领导已经跟着苦藤河乡挨批评了。” 李冬明放下电话，脸都发白了，浑身不由得也抖了起来，对站在一旁的严卉说：“赶快通知在村里收集资款的干部，立即停止收缴集资款。已经收上来的集资款，马上退还给农民群众，不得有半点差错。”过后又交待刘宏业：“竹山垭村的集资款是你收的，你现在就将钱退给他们，立即给他们兑现。”李冬明这样说过，一脸沉重地从口袋里掏出两张纸片，递给站在人群前面满脸怒气的邓启放，“邓启放，你是有文化的人，麻烦你将这两张纸条念给大家听听。我李冬明虽然没有安心在苦藤河乡工作，想早日调回县城去，但修苦藤河大桥却是真心实意的啊。” 邓启放接过李冬明手中的两张纸片。那是两份电报，一份电报上有“母亲病危，望速归”的字样。另一份电报则是“母亲去世，望速归安排丧事”的话。邓启放拿着两份电报，觉得心有些发沉，看了李冬明一眼，不知道是念好，还是不念好。他突然觉得，李书记和顾家兄弟不是一样的。他有私心，他不安心在苦藤河乡工作，但他还不是鱼肉百姓、欺压百姓、让人憎恨的贪官。 李冬明语气沉重地说：“第一份电报是五天前我哥从农村老家发来的。第二份电报是我哥昨天夜里发来的。两次我都没有回去。五天前给母亲寄了五百块钱，还是我爱人向别人借的。这些年，我和我爱人积攒了三千块钱，是想放那里日后送孩子读书的，五天前在村支书大会上全都捐了出来修苦藤河大桥。昨天晚上我只发了一份电报给我哥，说我这里很忙，我不能回家，等修桥的工程队进场了，我再回去给我娘的坟头烧香，我没有寄钱回家给我娘安排丧事，我口袋里已经拿不出钱来了……”李冬明的两眼噙满了泪水，说话时喉头有些哽咽，“没有料到，苦藤河乡的群众与乡政府一些领导的积怨会这么深，我怎么做解释工作，你们都不愿听。你们都回去吧，集资款会一分不少地退给你们的。我的工作没有做好，有人向省里告了状，我现在马上要去县里做深刻的检查，接受组织对我的处理。也许，我回来的时候，已经不是乡党委书记了。我只担心，今后谁还愿意带着大家修苦藤河大桥呀。”李冬明这样说过，又交待了何奔和几个乡干部几句，就匆匆地走了。 李冬明的脚步有些踉跄，穿过已经渐渐安静下来了的人群，跨过乡政府大院满地的砖头，向坡下的河码头走去。 人们都没有动，也没有了吵闹声。乡政府大院一片静寂，人们从被自己推倒的围墙上面往下看，他们看见李冬明已经上了渡口的那只破船。渡船在渡船老人的吆喝声中一摇一晃地向河心驶去…… 站在一旁的全安捧着个脑壳，一副痛得龇牙咧嘴的样子。他有些无可奈何地说：“你们这一闹，说不定县里真的要追究李书记的责任的。如今稳定压倒一切呀。” 这时，邓启放一声大吼：“李书记实心实意给我们修桥，我们不和他计较了，我们要清算上次集资款的账。” “对，我们要弄清楚上次的集资款是不是真的只买了一块乱坟岗子。”何奔一旁说：“你们真行啊，是谁又将状纸寄到省里去了呀。省里下指示了，要县里立即派工作组下来处理乱收费乱集资的问题。到时候你们只别哑了嘴巴，十二盘大石磨都压不出一个屁来。” 邓启放大声吼道：“我们等着呢。工作组不下来，我们还要上告的。”说着，扬长而去。人们也都吵吵嚷嚷地跟在邓启放的后面走了。 第十五章 西山县常务副县长丁安仁这天早晨上班之前给顾家富打了个电话，询问了一下苦藤河乡的情况。自从李冬明坚持要从农民手中再收一部分集资款修桥之后，他的心里一直很不安，给顾家富的电话也就打得更勤了。 昨天晚上，顾家富一直在医院陪着他哥。顾家好的手术做完，天也亮了，顾家富说要回去睡一会儿。离开医院回到连山酒家就睡了。电话响了一阵他才醒来，丁安仁骂他快五十的人了，也没有个节制，“见了漂亮女人你就打主意，早上都爬不起来了呀，这样下去你要短命的。” 顾家富说：“我哪有那份闲心搞女人，我在医院陪我哥。” “你哥怎么了？” “昨天陪县桥梁工程公司张经理吃饭，喝酒喝得胃穿孔了。” 丁安仁破口骂道：“你们怎么这么不争气呀。李冬明带着乡干部大张旗鼓地在村里收集资款，那无异于在一堆干柴火上泼油。你哥倒好，喝酒喝出了胃穿孔，住医院了，什么事都管不了了。我早就对他说过，要把苦藤河乡的局面控制住，不能让群众到处告状。告状信多了，我也没办法招架了。你们把我的话却当耳边风，当屁放，一句都听不进去。你们还是不是人？”丁安仁顿了顿，对顾家富说，“我交给你一个任务，千万要盯住何奔、莫胡子和全安几个人的一举一动。还有竹山垭村的那个邓启放。李冬明在下面村里收集资款，说不定他们几个人就会从中捣蛋生出事情来。” 顾家富说：“何奔和莫胡子这几天一直在一块。” “你哥是怎么搞的，怎么让他们搞在一起去了？” “李书记要何奔带两个人在大岩村协助莫胡子收集资款。” “这几天情况怎么样？” “大岩村的群众交集资款十分踊跃，集资款交得齐，还有不少人捐款。别的村抵触情绪却很大。邓启放还将全安砍伤了。茅山冲村的群众围攻了郑秋菊。当阳坡村的群众也和乡干部对着干。派出所金所长已经抓几个人了。” 丁安仁有些气急败坏地骂道：“谁让抓人的，老百姓不愿交集资款就抓人呀。这不是拿指头放他们口里让他们咬么。赶快叫李冬明将人放了。我说不要集资，李冬明那小子硬要集资，你哥也不采取得力的措施阻止他。告诉你，这样下去出了事情我丁安仁保不了你们的。”丁安仁顿了顿，口气又缓和了一些，有几分警觉地说，“你刚才说的许多事情，都有些反常。莫胡子那个村的钱为什么好收，还有人捐款。其他的村却出现扯皮打架的事情，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阴谋？我真替你们急呀。” 顾家富一个晚上没有合眼，瞌睡虫在眼皮上直打架，对着话筒啊了几声，打了几个哈欠，就睡着了。丁安仁喂了几声，也不见他说话，随口骂了句粗话，只得挂了电话，这时，丁安仁的手机响了，是办公室打来的，先是解释说他家的电话老是占线，只有打他的手机。过后就说是省政府办公厅打电话来了，要县里负责分管减负办的领导接电话。丁安仁的额角一下子冒出了汗水。省政府办公厅让他这个分管减轻农民负担的领导接电话，肯定不会有什么好事。他赶到办公室的时候，才知道是苦藤河乡的群众将告状信寄到省里去了，省政府责成县里尽快解决苦藤河乡政府向农民乱收费乱集资的问题。丁安仁又打电话将李冬明骂了一通，这才匆匆去找常方思县长。 常方思县长听说苦藤河乡又有人向省里告了状，如今居然有上千名的农民群众又聚集到乡政府闹事，不由大吃一惊，连忙给赵祥生书记挂电话：“苦藤河乡出大问题了，我们是不是开个会研究一下，看看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赵祥生书记说：“我刚才已经接到电话了，听说问题非常严重。老常啊，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一票否决，我们西山县千万出不得问题的啊。” “那我自己下去一趟吧，看看苦藤河乡到底有些什么大不了的问题，这几年那里的告状信一直没有断过。” 赵祥生说：“你下去一趟也好，有什么情况及时告诉我一声。” 常方思放下电话之后，丁安仁对他说：“常县长，那里的情况我比你熟悉，还是我下去处理这件事吧。再说省里的电话也是打给我的，说不定那些告状信上就有我的名字。解铃还须系铃人啊。” 常方思想了想，说：“也行，你下去之后，应该注意的问题有这么几点，一是要尽快将事态平息下来，决不能让事态扩大。中央三令五申，稳定压倒一切。二是立即将收上来的集资款一分不留地退还给农民群众，并给群众做好解释工作。如果李冬明在收集资款的过程中有些过火的言行，该向群众赔礼道歉的还得赔礼道歉。三是乡政府的围墙被推倒也就罢了。农民群众的一切过激的语言和过激的行动都不要追究。你下去的目的只有一个，化解矛盾，平息事态，稳定群众的情绪，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一切从安定团结着想。再一个，看看苦藤河乡还在向农民群众伸手收什么费，一切不合理的收费都要立即停止。” 丁安仁说：“前两条都行，我下去照办就是。后两条我有一些看法，苦藤河乡的情况我是非常清楚的。我在那里扶过两年贫，又搞了两年的联系点，后来虽然联系点不在苦藤河乡了，但我的联系点在连山镇，和苦藤河乡只有一河之隔，对苦藤河乡的情况我了如指掌。苦藤河乡有这么几个人，从来都是对乡政府的领导抱着一种仇视的态度，乡政府的话他们从来都不听，乡政府做出的决定，他们从来都不执行，甚至连皇粮国税他们也敢抵制不交。他们对乡政府的领导造谣中伤，进行人身攻击，在群众中影响极坏。像竹山垭村的邓启放，他就以为自己有些文化，懂政策，动不动就告状。他告状不往县里告，不往市里告，他没有把县长书记甚至市长当回事，他告状直接往省里告。可以肯定，这次往省里告状的就是他，据说今天带头闹事的也是他。这样的人我们不下决心治一治，会更加助长他们的气焰，在老百姓中造成一种人民政府怕群众的印象。今后他们的告状信就不只是往省里寄，可能还会寄到中央去，他们还会动不动就千儿八百人地到政府机关聚众闹事。如果让这股歪风邪气从苦藤河乡蔓延开去，连山镇会跟着学，其他的乡镇也会跟着学，我们县会是个什么样子，后果真的不堪设想啊。我认为，该抓的一定要抓，该关的一定要关。不把这股歪风邪气压下去不行。他们今天可以推倒乡政府的围墙，明天说不定就会去砸去烧乡政府的房子了。” 常方思沉思一阵，说：“抓不抓人，你看着办。一条原则：一定要慎重，要重事实根据，坚决按法律程序办。” 他们说话的当儿，丁安仁的手机又响了，是顾家富打来的，说是苦藤河乡的农民群众还在不断地往乡政府拥来，现在乡政府的门前已经有两千多人了，他真担心他们会把乡政府给烧了。丁安仁说：“我正在常县长这里商量苦藤河乡的事情，你跟常县长说说吧。”就把手机递给了常方思。 常方思问：“你是谁？你把那里的详细情况对我说一下。” 顾家富说：“常县长，我是苦藤河乡企业办主任。我认为，这是一次有预谋、有目的的行动，后面有人操纵。不然，苦藤河乡的群众不会那么齐心，胆子也不会那么大。如果不立即采取果断措施，他们是会干出惊天大事来的，那时就收不了场了。” 常方思问：“你现在在哪里？” “我在苦藤河乡政府下面的渡船上。我不敢回乡政府去。我蹲在渡船上能清清楚楚地看到乡政府发生的一切。” 常方思说：“你们不用着急，我让丁副县长马上下来。”常方思被顾家富这么一吓唬，心里不由十分地紧张起来，挂了手机之后，急急地对丁安仁说：“你现在就下去，越快越好。” 丁安仁说：“我给公安局徐杰打个电话。”就把电话打到县公安局局长徐杰那里，要他派几个人到苦藤河乡去：“现在就跟我下去，那里有人聚众闹事，把乡政府给砸了，情况非常严重。” 常方思一旁交待丁安仁说：“我还是那句话，千万不能抓错了人，那样无异于火上浇油。一定要注重事实根据，要按法律程序办事。” 丁安仁说：“我会掌握分寸的。”说着就匆匆走了。 丁安仁走后，常方思坐在办公室越想越放心不下苦藤河乡的事情。看看表，快中午了，便去县委办找赵祥生，想对他说说丁安仁已经主动要求下去了，如果不行的话，他还是亲自下去一趟。没有料到，李冬明已经先他一步来到了赵祥生的办公室。李冬明肯定是走得急了，一副气喘吁吁的样子。 “李冬明你小子是怎么搞的。”看见李冬明，常方思大声责问道。李冬明接过赵祥生递过来的茶杯，猛地喝了一口，有几分委屈地说：“我没有料到会是这样一种情况。” “丁副县长说他已经交待你多次了，如果群众对集资有意见的话，就不要再集资了，拿那一百三十万给他们修一座桥，解决他们的过河问题就行了。要修大桥，等以后形势好了再说，你总是不听话。”过后，常方思对赵祥生说，“老丁说他对苦藤河乡的情况很熟悉，他要下去。我觉得也行，他先下去看看，不行的话，我再下去。” 李冬明说：“我不是说这次集资的事，苦藤河乡的老百姓对交集资款修桥并没有多大的意见，大岩村三天之内将一百五十六户八百六十一个人的集资款一分不少地收上来了。还有十多户卖猪卖鸡卖粮捐了八千多块钱的款，其他的村虽然有个别户家庭困难，交不出那么多钱，大部分人交集资款还是很积极的。我说的是那里的群众对五年前乡政府将从群众手中收的修桥集资款，拿去炒地皮借鸡下蛋有意见。” 常方思说：“我知道苦藤河乡的群众对那次乡政府将集资款拿去炒地皮有意见。丁副县长说县里已经派人下去查过，而且有了结论的，他们为什么老是揪住这件事情不放？中间是不是有别的什么原因？” 李冬明说：“听说当时县纪委并没有派人下去，是丁副县长从农业局抽的几个人下去查的账，在下面却说是县纪委派下去的人。人们对那次查账一直表示怀疑，他们根本就不相信八十万块钱只买得一块乱坟岗子。” 赵祥生一直皱着眉头坐在那里不做声，只是静静地听他们说话。这时，他插话道：“苦藤河乡的老百姓到乡政府来吵闹，据说去的人很多，你跑到县里来做什么？顾乡长在医院住院，谁给群众做解释工作？你是不是觉得群众把乡政府的围墙推倒还不够？” 李冬明说：“我看见当时事态已经平息下来了，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了。丁副县长说，省里打电话等着我汇报，我只有急忙赶到县里来了。” 常方思对赵祥生说：“老丁刚才对我说，省政府办公厅还等着汇报的。你看怎么向省里汇报好。” 赵祥生的口气有些冷，说：“一、立即退还群众的集资款，给群众做好解释工作。二、签订一把手责任书，今后再不准发生类似的事情，谁要违抗中央的指示精神，在农民群众身上打主意，不管发生在哪个乡镇，都要从严处理这个地方的一把手。三、加强对我们县干部群众的管理工作，将矛盾解决在萌芽阶段，保证不再出现集体告状、上访等影响安定团结、破坏改革开放大好局面的不安定因素。常县长，你看是不是让政府办就按我说的这三条立即向省里汇报。” 常县长走后，赵祥生板着脸，口气冷冷地对李冬明说：“把苦藤河乡的情况详细地对我说说。” 李冬明说：“苦藤河乡的情况十分复杂，这次集资可能是一根导火索。” “说详细一些。”赵祥生的眉头皱得更紧了。 “群众对顾家兄弟的意见特别大。人们都说顾家富在连山镇修的那幢三层高的楼房，可能就是从上次炒地皮的那笔钱中间得到的好处。顾乡长和乡企业办的两个人也都将他们的家全搬到连山镇去了，他们哪有那么多的钱搬迁？”李冬明顿了顿，“当时丁副县长在苦藤河乡扶贫，他不可能不知道这些事情。群众对他也有怀疑，说他可能也得了好处的，不然，他怎么会从农业局抽几个人下去查账，却说是县纪委派下去查账的工作组？为这事纪委周书记还和他争吵过。”李冬明顿了顿，“这些年，丁副县长不管是去苦藤河乡也好，去连山镇也好，都是住在顾家富的连山酒家。连山酒家这些年出的事情也不少。竹山垭村邓启放的妹妹邓美玉，因为在连山酒家做服务员怀了孕，去县城打胎，在路途中跳火车自杀，被碾断了双脚，成了残废人。如今带着个四岁的私生女儿靠七十岁的老母亲养活。苦藤河乡还有三个姑娘曾经在连山酒家做服务员，却突然远走他乡，至今没有回来过。人们说这三个姑娘有可能是被顾家富卖掉了。还说连山酒家一直在搞色情服务，客人晚上可以随便找小姐睡觉，嫖娼也没有人管。当地的群众向上面反映，甚至告状，却一直得不到解决。听说纪委周书记多次在常委会上说起这个事，都被丁副县长挡了回去。” 赵祥生说：“这次常委开会已经做了决定，我也同意了，周书记准备到苦藤河乡去一趟的，你却要他缓一步。这样看来，他要是早下去，就不会出现群众聚众闹事的问题了。” “苦藤河乡的群众的确都盼望着周书记下去。” 两人说话的当儿，常县长又回来了，告诉赵祥生他已经向省里汇报了，省里对县里的处理意见表示满意。过后对李冬明说：“说说苦藤河乡的情况吧。” 李冬明说：“这次群众闹事的根子还在五年前的那次集资上面。” 常方思说：“我要听的是这次集资的事情。” 李冬明说：“这次收集资款的准备工作应该说是做得很充分的。我们召开了两次党委扩大会议，经过认真研究，才将从老百姓手中再集一部分资的事定下来。人平集资五百，分两次交，第一次交三百，九月十号前完成；第二次交两百，明年五月底以前交清。这样，苦藤河乡总共集资三百万，加上县里给的一百三十万，共计四百三十万。苦藤河乡的群众还积极建议说他们都愿意多做义务工，像筛河沙、劈石头、砌保坎这样的粗活，全部由他们自己投义务工完成。这样就可以节约一笔资金。修一座双车道水泥大桥的资金就够了。”李冬明顿了顿，“党委研究定下来之后，又召开了各村支部书记会议，做了动员工作。会上，乡政府的干部职工还都积极地捐了款，我将多年积攒下来的三千块钱也捐出来了。我们还分了工，每个党委成员带两个乡干部负责一个村的集资款。的确，苦藤河乡的老百姓都很穷，一次拿一千两千有困难，个别困难户有抵触情绪，吵架的、骂人的不是没有。但我万万没有料到，一件让苦藤河乡老百姓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大好事，却被弄成这样了。说实话，我老娘生病住医院我没有回去，前天我老娘去世了，我也没有回去看我老娘最后一眼，我是希望苦藤河大桥早日修好啊。”李冬明这样说的时候，眼睛不由得红了，说话的声音也有些哽咽。 常方思说：“群众的觉悟并没有你说的那么好，你们在竹山垭村收集资款的时候，就有人砍伤了村支书，有的村还围攻乡里的领导，吵架骂人的事更是不计其数，但并没有引起你的警觉。人家不交集资款，你就下蛮赶人家的山羊，挑人家的谷，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李冬明的心有些发冷，他不知道谁将这些情况都向常县长汇报了。他分辩说：“积极交集资款支持修桥的群众的确占了绝大多数，而且有不少农民群众捐款。” 常方思叹气说：“李冬明呀，你还嫩了些，你只看到表面现象，没有看到表面现象下面掩盖着的问题。这中间恐怕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呀。” 李冬明有些发蒙，他猜不透常县长这话里包含着什么意思。 常方思对赵祥生说：“丁副县长让徐杰局长派人和他一块下去了，准备抓几个人上来。我一直觉得这么做好像有些欠妥当。” 李冬明听说公安局下去抓人去了，担心地说：“这怕不好，下去一抓人，会把事情弄得更糟的。” 赵祥生不无担心地说：“看来，我还是要到苦藤河乡看看去才行。” 常方思没有做声。这时，他想起自己曾经隐隐约约听到的一些关于苦藤河乡群众对丁安仁的反映，苦藤河乡发生的事情是不是与他有关呢？ “这样吧，常县长你留在家里，我下去一趟。又不远，不过一个多小时的车。小李你也回去，坐我的车一块走。”赵祥生想了想，“让纪委周书记也一块下去。看来，他得赶快去苦藤河乡才行。” 第十六章 丁安仁离开政府大院之后，立即去了县公安局。县公安局局长徐杰正在对刑侦队长田跃交待去苦藤河乡的事情。丁安仁说：“多带几个人，马上就去苦藤河乡。我和你们一块去。” 徐杰问丁安仁那里的群众为什么要聚众闹事，丁安仁说：“这个乡的群众都很穷。穷人气大么，没什么事他们也会找事到乡政府来闹。今天早晨有上千的群众到乡政府来吵闹，他 们真是胆大包天，把乡政府修的围墙也推倒了，还砸伤了人。不把几个带头闹事的人抓起来，这股歪风就压不下来。” 徐杰说：“公安局抓人得有充分的事实根据才行，要依法办案。如今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增强了，弄不好人好抓，却不好放的。” 丁安仁板着脸说：“上千群众聚众闹事，将乡政府的围墙都推倒了，还伤了人，这还不算恶性事件？他们中的头头还不该抓？莫非要烧了乡政府的房子，杀了乡政府的领导才能抓人？” 徐杰就不好再说什么了，吩咐田跃说：“田跃你带两个人跟丁副县长下去，一切行动听丁副县长的指挥。但有一条，我们是执法部门，一定要依法办案，千万不可感情用事。” 两辆小车风驰电掣一般向苦藤河乡方向奔去。只用了一个小时，丁安仁和田跃他们就赶到了连山镇。还在路上，丁安仁就给连山镇镇长贾伟打了电话，要他别出去，在镇政府等他。丁安仁他们赶到时，贾伟已经在镇政府大门口恭候一阵了。 “丁县长，苦藤河乡不得了了。一个上午，乡政府人山人海，只听见那边传来一阵阵吼叫声，闹事的群众把乡政府的围墙全部推倒了。” 丁安仁没有做声，急急地爬上镇政府楼顶的平台，朝河那边看去。的确，河对面苦藤河乡政府外面的那一堵红砖砌起的围墙不见了，乡政府大楼无遮无掩，孤零零地立在临河的山头上。乡政府的门前已经没有了闹事的人们，上午的那种嘈杂的吼叫声也听不到了。丁安仁还清楚地记得，那堵围墙当时还是他丁安仁要顾家好修的。他说一级政府就要像一级政府的样子，无遮无掩，像个菜园子，谁都可以进去，一级政府还有什么权威性。“上千群众为什么聚集得那么快，但说走又都走了呢？这里面肯定有人在后面操纵。”丁安仁咬牙切齿地说，“不抓几个人到公安局去判几年刑，他们真的把法律当儿戏了，把政府的领导当成软蛋了。什么时候想去乡政府推围墙就去乡政府推围墙，什么时候想去乡政府闹事就去乡政府闹事。田跃，你给金所长打个电话，让他过来一下。”说着自己给顾家富也挂了个电话，要他赶快到连山镇政府来，他和公安局田队长下来了。 只一会儿，金所长和顾家富就都赶到了连山镇政府。丁安仁问金所长：“你一直在乡政府？” “一直在乡政府。” “一切情况你都看清楚了？” “看清楚了。” “听说你还开了枪？” “我那是吓唬人的。” “你还算有胆量，那个时候你还敢朝天开枪。” “他们并没有被吓唬住。” “那是他们的事情。”丁安仁回过头来问顾家富，“一个上午你也在乡政府？” “我没，我在苦藤河渡船上看着乡政府的。” “你也看清楚了？” “一切情况都看得清清楚楚，谁在干什么我心里都有一本账。” “你们两个都说说，应该抓哪几个人？” 顾家富不假思索地说：“抓两个村支书、两个农民、一个乡干部。两个村支书是莫胡子和全安，两个农民是邓启放和全金来，一个乡干部是何奔。”顾家富顿了顿说，“如果少了就再抓几个村支书和乡干部。像刘来春和张大中两人在这次群众闹事的问题上肯定也是煽阴风点鬼火的人，他们也该抓。” 金所长担心地问田跃：“你们是下来抓人的？群众都在气头上，这个时候抓人，会不会引起更严重的后果？就是抓人，顾主任说抓的这几个人也不准确。莫胡子今天并不在现场，全安虽然在现场，但他一直在做群众的说服工作，自己的脑壳还被倒下来的围墙砸伤了，为什么要抓他们？何奔委员今天上午一直和全乡的干部职工一块在乡政府，他并没有去煽动群众，也没有说什么有损安定团结的话，为什么还要抓他？还有司法员张大中，怎么也成被抓的对象了？” 丁安仁说：“小金还是干公安的呀，你的头脑太简单了。有的人没有露面，他们是在背后摇鹅毛扇的人。这些家伙更阴险，他们才是煽动群众闹事的罪魁祸首，不把他们抓起来送到公安局去，苦藤河乡的局面就无法稳定下来。” 金所长仍然据理力争：“要抓全支书，大家心里都不会服的。抓大岩村的莫支书，也没有理由嘛。何委员又干什么了？总得有事实根据呀。” 田跃一旁也说：“抓人的事情非同小可，是不是还要做一些详细的调查了解，掌握充分的事实根据，再抓人不迟。我是见过这些场合的，像群众聚众闹事这样的情况，是千万抓错不得人的，那无异于火上浇油。另外，我们还要和苦藤河乡政府通一下气，这是个礼节。不能说在他们乡抓几个人走了，乡政府的领导却不知道。” 丁安仁说：“他们两个都是闹事现场的目击者，有谁比他们更清楚？按说应该跟乡政府打声招呼，可跟谁打招呼去。顾乡长躺在医院里，李书记到县里汇报去了，金所长和老顾不都是乡政府的人么。”丁安仁想了想，“这样吧，竹山垭村的全支书暂时不动他，等弄到充分的事实根据再动他不迟。还有何奔，他也暂时不动，他是乡政府的纪检干部，动他要跟县纪委打招呼。你们去抓莫胡子的时候，不要上铐子，只说是我找他有事。等过河来之后再铐他。”丁安仁好像还有些不放心，交待说，“你们的行动要快，要以最快的速度将他们弄到县里去，不然夜长梦多。当然，他们被抓的事还要让苦藤河乡的群众都知道，让他们明白，哪个敢再闹事，就让他进公安局蹲笼子。” 金所长带着田跃几个人走了之后，丁安仁就要顾家富带他去医院看望他哥哥顾家好，并对贾伟说：“你就不用陪我了。有什么事，我会打电话找你的。” 两个人出了镇政府，顾家富轻轻对丁安仁说：“有一个事，我一直不敢对你说。” 丁安仁瞅了顾家富一眼，心想顾家富又在打什么主意。问道：“什么事？” “人们都说邓美玉的私生女儿越来越像你了。” 丁安仁的脸面抽动了几下，他知道这个时候顾家富这杂种说这话的目的是什么。他太了解顾家富了。他有些没好气地骂道：“他妈的，从火车上跳下来，双脚都被碾断了，肚子里的孩子却没有坠下来。” 顾家富说：“如果这个私生女和你有什么牵扯，你只怕就有问题了。那样的话，我和我哥也就没有依靠了。” 丁安仁的脸面僵硬着，许久才说：“你得赶紧想想办法。” “有什么办法可想？”顾家富想让丁安仁把他的办法从他自己口里说出来，“你告诉我怎么办，我一定照办就是。” 丁安仁口气冷冷地道：“顾家富，你自己心里明白得很，如果把你的问题抖出来，你该蹲多少年大牢？” 顾家富连连道：“请丁县长放心，我一定想办法把这件事情处理好。保住了你丁县长，才有我和我哥的好日子过。” 两人来到镇医院顾家好的病房里的时候，没想到莫胡子也在病房里，正坐在顾家好病床前和顾家好说着话。莫胡子看见丁安仁进来，说：“这个时候，顾乡长真不该住在医院里的啊。” 丁安仁说：“我说他躺在医院里好，他不在现场，那些惟恐天下不乱的人表演得就更加充分了。” 莫胡子说：“丁县长说这话也有道理。不过，你每次下来总是交待我们，我们的国家，当下压倒一切的工作就是稳定。没有稳定，就没有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那样，什么事情都别指望办好。所以，还是别让他们表演才好，那样对谁都没有好处的。”莫胡子顿了顿，“丁县长不到河那边去看看？听说今天有很多人到乡政府来了，要求重新清查上次集资款的账。” 丁安仁问：“你到医院来多久了？” “早晨就来了，一直在这里陪着顾乡长说话。”莫胡子顿了顿说，“这些日子一直忙着在村里弄修桥集资款的事，没有来看望顾乡长，心里总挂牵着的。” 顾家富气急败坏地说：“上次的集资款早就查过了，结论还摆在那里的，还要重新查什么？” “他们不是要清查什么集资款，他们是要闹事，威胁政府，想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丁安仁恶狠狠地说，“这次不抓几个人治治，他们不知道政府的厉害。” 莫胡子做出一副吃惊的样子：“不会这么严重吧。” 丁安仁眼睛盯着莫胡子说：“不是不严重，而是很严重。这次苦藤河乡的群众闹事，是有预谋有组织的行为，闹事之前，告状信就已经寄到省里去了。今天早晨有上千人到乡政府来推围墙，不到一个小时，人又全部走光了。他们的行动为什么那么统一那么迅速？能让人相信没有后台指挥，能让人相信不是组织好了的？你莫胡子说不严重，莫非要把乡政府烧掉才算严重，把乡干部打死几个才算严重。” 莫胡子说：“我当时不在现场，还真不知道有这么严重。也不知道这些脚穿草鞋的泥腿子在这个问题上心会这么齐。”莫胡子这么说过，就站起身，对顾家好说，“丁县长可能要和你商量工作。我走了，今后再抽时间来看望你。” 丁安仁对顾家富使了个眼色。顾家富便对莫胡子说：“莫支书，丁县长让你别走。他要你跟他到县里去一趟。” 莫胡子看了丁安仁一眼，心里便明白是怎么回事，说：“这么个样子就将我弄到县里去，也不让我回去拿件换洗的衣服？” 丁安仁说：“老莫呀，我在苦藤河乡扶了两年贫，后来苦藤河乡一直又是我的扶贫联系点，我真的搞不清你为什么对我有那么大的意见。我对你的看法一直很好的嘛，再说，我在苦藤河乡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苦藤河乡这么贫穷，县里除了我，哪个领导愿意到这里来？可你们这些基层干部怎么总是和我过不去呀。” 莫胡子说：“领导好不好，群众心里自然有一杆秤称着。丁县长你多心了，苦藤河乡的群众这么做，并不是要针对谁，他们是被逼出来的。” 丁安仁的眼睛就瞪圆了：“谁逼你们了？你们今天可以推围墙，明天就可以砸房子了，今天可以在乡政府闹，明天就可以去县政府闹了。莫胡子，请你理解我，我并不想把你带到县里去，实在是这股歪风不压下去，苦藤河乡今后还会出大事的。” 莫胡子说：“群众心里有气，压是压不住的。抓几个人去关几天，或是判几年刑，杀鸡给猴子看，更是没用的。丁县长你要记住一句话，这可是千真万确的真理，谁要是把老百姓当做路边的草，随便踩，随便踏，那他就大错特错了。” 丁安仁连连摆手说：“我们别争了，你快回去拿衣服吧，我们一块去县里。” 顾家富一旁说：“要不，我替莫支书去取衣服吧。” 莫胡子说：“你去取也好。”就问丁安仁，“有多少天，顾主任好对我婆娘说。” 丁安仁说：“先拿一套换洗的衣服过来，到时候再说吧。”顿了顿，又说，“老莫你自己还是要回去一趟，告诉你女人，也没有什么大事，到县里把一些事情说清楚就回来的。不然群众问起来，她怎么对大家说。” 顾家富和莫胡子走后，丁安仁就板下脸来骂顾家好道：“你他妈的上辈子没喝过酒么？他姓张的来了，你就喝得胃穿孔了，躺在医院里，什么事都管不着。你知道这次群众闹事有多 大的影响么。年初定乡镇一级的领导班子的时候，赵祥生坚持把李冬明弄到苦藤河乡来，我就怀疑他是听到什么反映了，让李冬明来是有什么目的。这一闹，他还不更加怀疑苦藤河乡有问题么？我让你阻止收集资款，你没阻止住，老百姓闹起来了，你又胃穿孔住医院了，开刀的钱还要用集资款垫着。你知道么，告你们兄弟的告状信又寄到省里去了，省里市里的领导都在上面签了字的。你他妈的不见棺材不流泪。如今又弄出上千的农民围攻乡政府的惊天大事出来，这次我没办法保你们兄弟了。你们听天由命吧。” 顾家好那张蜡黄的脸先是有些发白，后来就透着一种阴冷，说道：“你来这里就是为了教训我？” “先把莫胡子、邓启放和全金来几个人弄到县里去，看能不能将眼前这种局面控制住。”丁安仁的口气软了许多。 顾家好说：“光抓他们几个不行，抓他们只是治治标，他们翻不起大浪来的。要想苦藤河乡不出问题，主要还是何奔那杂种，他是他们的后台。不想办法把他治一治，我们永远是坐在火山口上的。” “他是县纪委管的人，我能动他么？那个周明勇，这几年来就一直盯着苦藤河乡的，前天常委会已经做了决定，让周明勇下来查苦藤河乡的问题。这件事我还没来得及和你们说，我怕说了吓着你们。我这两天觉都睡不着，一直在想办法看能不能阻止他下来。我只让你们把集资的事情阻止住，别弄出问题来，结果还是出了问题。” 顾家好担心地说：“这么说，我们这次没救。” “我这不是对你说了，先抓几个人，把这股歪风压下去，再走一步看一步。”丁安仁的脸色又难看起来，“看你这样子，只怕还要在医院躺一些日子的。” 顾家好有些无可奈何地说：“我真的是撞到鬼了，平时喝两瓶酒也不在乎，这次只喝一瓶五粮液，就胃穿孔了。”顾家好顿了顿，“你放心，我已经交待家富了，邓美玉那边的事，要他赶快处理好。你也要交待贾伟一声，不管出现什么事情，都不能将买乱坟岗子的真实情况说出来，说出来对他自己也没有好处。” 丁安仁说：“这个时候你躺在医院里也好，有些事情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顾家好说：“我也是这么想的，有什么事情，严卉和郑秋菊、吴生平他们会及时告诉我，家富到我这里来也方便。我看你也要少露面，苦藤河乡的群众闹事，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冲着你来的。” 丁安仁像是想起了什么：“连山酒家那几个服务员不会有什么问题吧？她们要是像邓美玉那样，怀了孩子连自己也不知道，到时候又会出麻烦的。” 顾家好心里想，还不知道到福建去的那三个女人有没有你的种哩，口里道：“前面已经出了问题，家富他还不注意，那他就是一头蠢猪。” 丁安仁说：“不知道怎么的，这些日子我心里总有些不踏实。” 顾家好心想，你心里踏实了，我们的心就踏实不起来了，说：“放心好了，家富对那几个姑娘都交待好了的，她们不会说出什么是非来，也不会留下什么让人揪着的把柄。” 丁安仁说：“你们得弄稳妥一些，这个时候，谁也出不得事。哪个出了事，就都要一块完蛋。”丁安仁这话说得有些无可奈何。他没有料到顾家兄弟这几年把苦藤河乡弄得这么不成样子了，居然发展到聚众来乡政府推围墙闹事这么严重的地步。他要是早知道有这一天，就不该和他们走到一块的。现在可好，两只脚踏了进去，想退也退不回来了。 顾家好似乎看出丁安仁在想什么，说：“丁县长，我靠的是你这棵大树，你这棵大树不倒，就有我顾家好的前程。你这棵大树可千万倒不得。” “所以，一旦有什么问题，你要敢于担担子，要敢于负责任。” 顾家好说：“这个你放心，我现在担心的还是贾伟那里。贾伟那人我一直对他有些放心不下。到时候他为了保住自己，把炒地皮的事供出来，那可就完了。” “我这就去对他说。”丁安仁说着站起身匆匆走了。 第十七章 顾家富跟着莫胡子来到莫胡子家里的时候，莫胡子的女人正在家里办午饭。莫胡子说：“给我收拾两件衣服，我要到县里去一趟。” 女人疑惑地看了顾家富一眼，问道：“你和顾主任一块去？” “他怎么会去那地方。丁县长下来了，听说县公安局刑侦队田队长还带了人下来。”莫 胡子问顾家富道，“让不让我吃了中饭再走？” 顾家富说：“谁说你不能吃中饭呀。” “丁县长不是怕我逃跑么，不然他怎么会让你跟着我。我要是在家里的时间待得久了，他不会骂你？” “你心里要是没鬼，要逃跑干什么。” 莫胡子说：“不怕我逃跑，也不怕我通风报信？” 顾家富有些不耐烦：“莫胡子你嗦什么，快吃饭吧。” 莫胡子就去灶屋盛饭，轻轻对跟进来的女人说：“我走之后，你赶快去竹山垭村告诉全支书，说我去县公安局了。”莫胡子想了想，“如果全支书也被弄到县里去了的话，你就去乡政府找何委员，或是去当阳坡村找刘支书也行。” “还要说什么？”女人的眼里早就溢满了泪水，她从顾家富和男人的语气中已经知道自己的男人将被带到什么地方去。 “其他什么都不用说，他知道会怎么做的。”莫胡子顿了顿，“启放这次很可能也会被弄到县公安局去。如华要来的话，你告诉她不用着急，我也去了，他们不会将启放怎么样的。谁都没有料到这次的事情会弄得这么大，当然大有大的好处。影响大了，县里的主要领导很有可能会到苦藤河乡来。那样问题很快就会得到解决的。” 莫胡子匆匆吃了饭，他女人已经把他的衣服清理好了，装在一个蛇皮袋子里。莫胡子接过袋子，当着顾家富的面对女人说：“我这一去，不知道要多久才能回来。你不要着急，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我不会被怎么样的。” 女人夹着一泡泪水说：“不要使性子，那样会吃亏的。” 莫胡子说：“如果我一时回不来，女儿的学费也不用着急。我们给女儿准备的学费交集资款了，家里没钱了。你把家里养的那头架子猪卖掉，再卖几百斤苞谷出去，女儿的学费就够了。” “放心吧，家里的事我会照顾好的。”女人这么说着就哭泣起来了。 莫胡子对顾家富说：“快走，我见不得女人流眼泪。” 顾家富带着莫胡子走后，莫胡子的女人就匆匆地往竹山垭村去了。莫胡子的女人是竹山垭村人，和全安同姓，她做姑娘的时候，和村里的同伴经常走过山坡上这条茅封草长的小路，到苦藤河乡政府所在地的大岩村去玩。那里有小商店，小商店里有很多姑娘们喜欢的小商品，像手帕呀、红头绳呀、雪花膏呀、小梳子呀之类的，她都喜欢。她家里很穷，竹山垭村的老百姓都很穷，没钱买这些东西，看一看也是一种享受啊。有时她们还过河到连山镇去，连山镇有大商店，眼馋地看着商店的货架上那琳琅满目的百货，夜里做一个穿花衣服、扎红头绳的美梦也好啊。她记得她做姑娘时，偷偷摸摸到山里挖中药材卖得三块钱，买了一双白色的塑料凉鞋，却舍不得穿，怕这崎岖的山路上的石头把凉鞋磨烂了。每次出门竟然打着光脚，将凉鞋提在手上，来到大岩村后面的山脚才将凉鞋穿上。回来的时候，也是把凉鞋提在手上进山去。她清楚地记得，那年五月，她和她的伙伴们到苦藤河看龙船赛，不小心摔了一跤，一只凉鞋被河水冲走了，急得她直哭，是一个她不认识的年轻汉子跳下河将她的白凉鞋拾了起来。她便认识了他，他长得瘦瘦的，高高的，那一双眼睛给人一种淳厚而精明的感觉，让人格外的放心和踏实。后来她就嫁给了他，他就是大岩村的莫胡子。其实他的脸上并没有胡子，她不知道大岩村的人们为什么叫他莫胡子。但她知道莫胡子虽是年纪轻轻，大岩村的群众却都喜欢他，信得过他，说他为人正直，说他勤劳能干，还说他肯给乡亲乡邻帮忙。她嫁给他之后的不久，他就做了村支书了，后来他竟然一口气做了十多年村支书，还连着做了两届县人大代表。她记得四年前，县里给乡政府三十万块钱，是他莫胡子带头让大家再集一点资，把桥修起来，解决苦藤河乡的群众过渡的问题。然而，顾家兄弟却把当时的乡党委郭书记给蒙住了，别人都说那个姓郭的书记是下乡来镀金的，不要多久他就会回县里去。果然，没有多久他就走了，不是回县里，而是一步就到市里去了。顾家兄弟拿着八十万块钱去借鸡下蛋，那钱就血本无归了。莫胡子联合她娘家村的全安支书和当阳坡村的刘来春支书等人，由邓启放执笔，写的状纸寄到了县里，寄到了市里和省里。县里便下来三个人查账，结果说是顾家兄弟没有经济问题，他们的问题是不懂市场经济的规律，更不懂房地产的炒作办法，八十万算是交了学费，气得苦藤河乡的老百姓直吐血。后来，乡纪检委员何奔透露说，丁安仁早就被顾家兄弟拉下水了，县里下来的三个人都是丁安仁从县农业局抽来的。丁安仁以前是农业局长，后来又做了副县长，带下来的人能不听他的么。他让大家都多个心眼，不相信扳不倒他顾家兄弟。只是，这几年丁安仁步步高升，而且进了常委，顾家兄弟也就更加有恃无恐了，连乡企业办的会计出纳匡兴义宁占才也狗仗人势，扛着丁安仁和顾家好的牌子，巧立名目，从老百姓手中强行收取这样款，那样费。谁要说半个不字，他们就大打出手。苦藤河乡这些年少说也有上百人吃过他们的拳脚。更让人气愤的是，匡兴义和宁占才这两个无赖，常常像鬼影一样到村里去寻找长得有几分姿色的女人，看上了谁，这女人就别指望从他们手中逃脱。苦藤河乡的人们虽是对他们恨之入骨，却又奈何他们不得。莫胡子、全安几个人这些年的日子当然也就不好过了，莫胡子和全安的县人大代表在换届时被换掉了，去年村支部换届选举，顾乡长要把他们两人的村支书也换掉，还是村里的党员坚决不同意，选举时全部投他们的票，才没让顾家好的阴谋得逞。乡纪检委员何奔的日子更不好过，顾家好把他弄到最边远的老崖村去扶贫，一个月才让他回来一次。莫胡子的女人一边走，一边胡乱地想着，她不由地就哭起来，她不知道自己的男人这一去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她不知道顾家兄弟在苦藤河乡还要横行多久，她不知道苦藤河乡老百姓的苦日子要到什么时候才得结束。 莫胡子的女人来到竹山垭村全安家的时候，当阳坡村村支书刘来春也在他家里。全安嫁到两河口的女儿听说父亲被砍伤了，也来看望他，和母亲在厨房忙活。全安焦急地问莫胡子的女人：“莫胡子是不是被抓走了？” 莫胡子的女人就哭了起来：“刚才顾家富带着他回来取衣服，说是要他到县里去。” 全安说：“刚才邓启放和全金来也被抓走了。我当时就猜想他们肯定要抓我和莫胡子的。不知道他们是忘记了还是怎么的，怎么没有来抓我？”全安劝莫胡子的女人说，“你不要着急，我们会想办法让他们回来的。” 莫胡子的女人说：“早晨我家莫胡子并没有去乡政府，乡政府出事的时候，他到河那边医院里去了，他们凭什么要抓他？” 刘来春说：“顾家兄弟早就把我们几个人当成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了，抓他还要什么原因么？”刘来春过后就问全安，“我们下一步怎么办？” 全安说：“李冬明不是郭大明。赵书记也不会是廖书记。再说，现在的形势不是五年前了，现在反腐败已经反到很高级别上去了，这是一种好的兆头。只要我们有根有据地告，不停地告，上面总有一天会重视我们苦藤河乡的事情的。”全安顿了顿，“我和莫胡子原本并没有料到事情会弄成这个样子，我们原来只希望群众吵一吵，闹一闹，引起李书记的重视，让他向赵书记反映一下苦藤河乡的问题。赵书记看重李书记，对他的话当然也会重视的。现在他们抓了人，我们就只有在这上面做文章了。” 刘来春说：“一不做，二不休，到县里找赵书记去，找纪委周书记去。他们要是不出面解决，就到市里去找杨书记。” 全安思忖一阵，说：“人不能去多。去多了，人家会说我们是聚众闹事，就像今天一样，让他们抓着了把柄，我们就被动了。我们派代表去。当然，代表的手中要有东西，那才会引起领导的重视。我说的东西就是材料，就是告状信。” 刘来春说：“这次的材料要弄扎实一些，愿意盖指头印的村民让他们都盖上指头印。指头印越多越好。” 全安说：“事不宜迟，我们这就分头行动。” 莫胡子的女人问：“我们大岩村怎么办？” “你不用管，你现在就去乡政府，找到何委员，把我和刘支书的想法悄悄告诉他。千万要注意，不要让别人听见了，特别像严卉和郑秋菊那样的人，千万不能让她们知道我们在干什么。不然，莫胡子他们就难出来了。” 莫胡子的女人说：“我到如华家去看看如华，然后去乡政府。” 全安说：“启放他娘住医院还没回来，启放又被抓到县里去了。如华肯定会着急的，你做嫂嫂的去劝劝她也好。” 莫胡子的女人急匆匆走了之后，全安对刘来春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这次时间只怕要到了。” 刘来春道：“你被围墙砸破了脑壳，是坏事也是好事，你要是被他们弄去了，家里的事我就没主张了。” 全安苦笑道：“你看我这个样子窝囊不窝囊，手上吊一块纱布，头上包一块烂布条，像一个小丑。” 刘来春笑说：“丁县长和顾家好万万没有想到，没有把你抓到县里去，给他们自己却留下了祸根。” 第十八章 西山县县委书记赵祥生、县纪委书记周明勇等人，在李冬明的陪同下，上午十一点钟的时候来到连山镇，他们没有立即去苦藤河乡，而是先去医院看望了顾乡长。不曾想，丁安仁和贾伟都在顾家好的病房里，两人坐在病床前正和顾家好说着什么，看见赵书记和周书记突然站在病房的门前，都感到有些意外。丁安仁和贾伟不约而同地站起来，丁安仁说：“你们也下来了？”丁安仁说这话的时候，眼睛盯着赵祥生，神态有些不怎么自然。 赵祥生说：“来看看顾乡长。”他走到病床前，问顾家好病情好了些没有，“如果这里的医疗条件不行，就转到县医院去。”赵祥生说的虽然是问候的话，但说话的语气却比较生硬。 顾家好十分歉意地说：“我这身子真不争气，乡里出这么大的事情，我却躺在医院里。” 赵祥生冷冷地说：“这次生病的确不是时候，又是喝酒喝出的病，群众会怎么议论你们？” 一旁的周明勇脸色十分难看，说：“真没有想到，苦藤河乡会是这么个样子。我说，乡政府的那堵围墙被推倒好，围墙被推倒了，老百姓就能清清楚楚地看见里面在干些什么了。” 顾家好那肥胖的国字脸上就冒出了汗水，把眼睛盯着丁安仁，说：“我担心我们苦藤河乡还会出事，赵书记你不知道，我们乡有那么几个人，他们惟恐天下不乱，总爱在群众中间搞一些见不得人的动作，煽风点火，引起一部分落后群众对乡政府领导不满。” 赵祥生说：“你急什么，我们不是都下来了么？我们要看一看苦藤河乡到底有些什么问题。” 丁安仁说：“我让田跃将几个带头闹事的人给抓了。不然，苦藤河乡的这股歪风邪气就压不下来。” 赵祥生口气冷冷地说：“行政不要干预司法办案。田跃他们要抓谁，有他们的标准，他们说怎么办就怎么办，你不要过问他们的事情。” 丁安仁分辩说：“田跃他们刚下来，不是很了解苦藤河乡的情况，还得依靠当地政府才行。” 顾家好对站在两个书记身后的李冬明说：“冬明呀，事情比较急，主要是怕弄出更大的事来，也没来得及和你通气，几个人碰了一下头，就定下来了。田跃他们暂时弄走了三个人。” 李冬明说：“我才来半年多，情况还不是很熟悉，丁副县长在苦藤河乡扶了两年贫，后来的联系点又一直在这里，你们了解情况。田跃自己也来了，要怎么办我都没有意见。” 丁安仁问赵祥生和周明勇：“我比你们早来两个钟头，还没来得及过河去的。你们现在准备去哪里？” 赵祥生听说丁安仁下来这么久还没过河去，坐在医院里指挥抓人，心里有些不高兴，说：“我们准备过河去看看。下来解决问题，不到现场去，不深入群众，怎么解决问题？” 丁安仁说：“我们一块去吧。” 赵祥生没有做声。站起身往前面走了。 几个人来到苦藤河乡政府的时候，已经是中午时分。下村收集资款的乡干部们全部被通知回来了，上午来乡政府吵闹的群众早已离去，乡政府大院一片狼藉。二十几个乡干部面无表情地盯着被推倒的围墙，围墙的砖头和泥沙弄得大院遍地都是。赵祥生和周明勇几个人走进乡政府的时候，这些乡干部们也没有显出多少热情，只有严卉哇地一下哭出声来，说早晨她都快吓死了，要不是金所长朝天开了两枪，那些歹徒只怕要放火烧掉乡政府的。“赵书记你们看看，这惨状，和过去土匪进城有什么两样。” 一旁的何奔听见严卉这么说，打断她的话道：“严卉你说得不对，第一，在金所长开枪之前，农民群众并没有准备烧掉乡政府房子的动机，李书记当时也在现场，他可以作证。第二，群众来乡政府并不是要闹事，而是要求清查五年前他们交的集资款的账。乡政府守大门的老头看见来的人多，把大门关了，激怒了群众，他们才把围墙推倒。他们推围墙的时候还说了这样的话，说人家连山镇没有修围墙把镇政府和群众隔开，别的乡政府也没看见修围墙把乡政府围着。苦藤河乡政府把房子修在这山坡上，像一座和尚尼姑住的庙堂，周围连一户人家也没有，你们怕谁呀？你们有什么事情见不得群众的呀？还要修一道围墙围着，还要请一个守大门的老头看着大门。严卉你怎么把人民群众和土匪相提并论。” 丁安仁一旁生气地说：“守大门的老头把大门关了，就不能叫他把大门打开？就要把围墙推倒？这是哪个给他们的权力。” 严卉见丁安仁发话，就放起泼来，“我知道他们的胆子为什么那么大，因为有人在背后支持他们，给他们当后台出谋划策。” 一旁的乡党委副书记郑秋菊也声泪俱下地说：“苦藤河乡的老百姓越来越不把乡里的领导放在眼里了，我在茅山冲村收集资款，他们竟然敢围攻我，辱骂我，有人还敢向我吐口水。” 副乡长吴生平说：“当阳坡村的群众也一样骂我，骂顾乡长，还有人骂丁县长。他们骂的话真的是不堪入耳。” 李冬明怕他们说出一些让丁安仁难堪的话，打断吴生平的话说：“你们像不像话，赵书记周书记都下来了，你们就这样把几位领导堵在门外么。有什么话等会再说不迟嘛。”就把赵祥生和周书记几个人带到办公室，要严卉赶快给他们倒了开水，过后就问道：“几位领导都在这里，你们看下一步怎么办。” 丁安仁批评李冬明说：“我早就交待过，苦藤河乡的老百姓生活都十分困难，很大一部分群众还没解决温饱问题，不要再在他们身上打主意了，就拿县里给的那一百三十万，修一座桥，解决群众的过渡问题，你李冬明就是不听。政绩要不要？当然要！但要看条件允不允许。我看，李冬明你首先要认真检查自己为什么在这次工作中会造成重大失误。苦藤河乡这次群众闹事，与你在群众中强行集资是分不开的。” 赵祥生对丁安仁批评李冬明似乎并不怎么在意，刚落座，就又站起来说：“走，我们还是先到村里去看看。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啊。”说着往前面走了。 周明勇站起身也跟着赵祥生出门走了。李冬明看了丁安仁一眼，有些犹豫，但他还是站起身，跟在周明勇的身后出了门。走几步，就问严卉金所长到哪里去了。严卉说他带着公安局田跃队长几个人到竹山垭村抓人去了。赵祥生说：“叫派出所的人跟着干什么，我们几个人下去，我就不相信群众会围攻我们。” 周明勇笑道：“群众骂骂也不是什么坏事情。有时候，他们不骂我们，还真的听不到群众真实的情况。”过后就对站在一旁的何奔说，“你也和我们一块去吧，我要看看群众骂不骂你这个乡纪检委员。” 丁安仁没有动，他说：“赵书记你们去，我就不去了。我找乡干部问问情况。”过后就交待郑秋菊说，“吴副乡长留在家，你也去陪陪赵书记他们。他们刚从县里下来，坐车坐累了，中饭也没有吃，不要带得远远的，就到大岩村走走。” 赵祥生说：“不用那么多人陪。让冬明和何委员带带路就行了。”过后就交待郑秋菊说，“乡政府这么个样子，多难看，你们是不是让大家把院子收拾一下。” 丁安仁说：“让吴副乡长带人收拾院子，郑副书记你还是去陪陪赵书记和周书记他们。” 出了乡政府大院，赵祥生问李冬明去哪个村，一旁的郑秋菊说：“去大岩村吧。那个村的集资款收得齐，还有十多户人家捐了款。” 赵祥生说：“不去大岩村，到群众对交集资款意见最大的村去看看。” “很远，路又不好走。”郑秋菊说。 赵祥生问李冬明：“就近一些，没有这样的村？” “去竹山垭村吧。”何奔对李冬明看了一眼，指了指乡政府后面的山坡，“苦藤河乡共计九个村，只有两个村在苦藤河旁边，其余的七个村全在大山肚里，由乡政府后面那条山路上山。那条山路就好比一条藤子，七个村就好比藤子上结出的瓜，左一个右一个，一直结下去。最后面的那个村就是老崖村。我在老崖村蹲了两年点的。”何奔顿了顿，“翻过那座山坡，再走二三里路，就到竹山垭村了。说远也不远。” 一旁的郑秋菊说：“何委员，苦藤河乡的事情，最好还是听李书记安排。”郑秋菊对何奔在中间插话很不高兴。 赵祥生并没有理睬郑秋菊的话，问何奔在乡政府分管哪一块工作。周明勇一旁说：“我手下的兵，做的是得罪人的工作。我听顾家好说，他还爱和乡政府的领导抬杠子。”周明勇过后就笑道，“这两年，顾乡长让他到最边远的村扶贫去了，有时我打电话也找不着人。”过后就问何奔，“何奔你说说，是不是因为你爱和领导抬杠子才把你弄得远远的。” 何奔道：“这我就不知道了。不过，顾乡长交待我，乡政府不是召开重要会议，我是不能回来的。” 赵祥生说：“你扶贫的村有多远，我们能不能去看看。” “全乡最远的村，离乡政府有二三十里，走路要大半天。你做书记的要有这个决心，我就带你去老崖村。” 赵祥生问：“苦藤河乡有几个村通了公路？” “我刚才说了的，两个村在河边。其他七个村在山里，全从这条茅封草长的小路上过。再说我们苦藤河乡通了公路又有什么用啊，没有桥，汽车也好，拖拉机也好，都过不了河呀。我们苦藤河乡，比人家连山镇少说也要落后十年。” 一旁的郑秋菊插话问道：“我们到底去哪个村啊？” 赵祥生说：“去竹山垭村吧。”过后又问何奔道，“何奔你是用什么标准衡量的？” “连山镇十五个村，村村全通公路。十五个村，村村都通了电，村村都有小学校。全镇两千五百多户，全部解决了温饱，有八百多户奔上了小康。我们苦藤河乡跟他们比不得，村村不通公路，只有沿河的两个村通了电，只有两个村有小学校。全乡一千五百多户，只有一百来户解决了温饱问题，大部分群众还在贫困线以下忍冻受饿。奔小康的人家在我们苦藤河乡少得很，他们又都搬到连山镇去了。赵书记，你说我们苦藤河乡和人家连山镇能比么？” 赵祥生问李冬明：“这都是真的？” “是真的。” “你们说说这是什么原因。” “主要原因是交通不便。一条苦藤河让苦藤河乡的老百姓吃尽了苦头，所以我们才下决心要在苦藤河上修一条水泥大桥。苦藤河乡有满山的石灰石，有木材，有中药材，要是把大桥修好，苦藤河乡就可以办石灰厂，办水泥厂，办卵石场。那样，苦藤河乡的老百姓就可以很快富裕起来。” 几个人说话的当儿，周明勇一个人往前面走了。何奔连忙跟了上去，说：“周书记，苦藤河乡的群众都盼望你下来。” “你说说，这次群众闹事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周明勇神情严肃地问。 “对顾家兄弟不满。” “还有别的原因没有？” “都是因为这个原因引起的。”何奔顿了顿，“顾家兄弟靠的是丁县长。” 周明勇眉头皱了皱，停住了脚步，等后面的赵祥生和李冬明几个人。赵祥生身子比较胖，爬上半山坡，已经累得气喘吁吁了。李冬明说：“上了这个坡，再走一段路就到了，我们休息一会吧。” 赵祥生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问道：“听丁副县长说，你们苦藤河乡有几个告状专业户？” 郑秋菊说：“苦藤河乡告状最有名的要数竹山垭村的邓启放。” 李冬明说：“可我来苦藤河乡半年多了，还没听说他告过谁的状。这次往省里写信的人，还没有找着。” “除了他邓启放，还有谁会写告状信。还有谁有那么大的胆量将告状信往省里寄呀？”郑秋菊这样冲李冬明说道。 “要认真查一查，这么告状不行，影响不好。”赵祥生说，“有意见可以向县里反映嘛，怎么能动不动就往省里告状呢？” 这时，站在一旁的何奔眺望着远处的连山镇说：“赵书记、周书记，你们看看人家连山镇建设得多好，” 八月，秋高气爽，又正是中午时分，一轮金色的太阳挂在山顶。远远看去，秋阳下，苦藤河像一根绿色的藤子，缠缠绕绕着从大山肚里流出来，将连山镇和苦藤河乡一分为二，就又匆匆忙忙地流向山外去了。苦藤河的那边，一座新建的集镇，在秋阳下是那么的富有生气，欣欣向荣。一条宽阔的街道沿河而建，街道的两旁全是新修起来的三五层高的楼房。另一条大街从沿河大道一直向后面山坡延伸上去，使得连山镇成为一个丁字形模样。那条大道直通后山的火车站。一列长长的火车，刚刚从那边高山下的隧道里钻出来，像一只长长的甲虫，匍匐着前行，一会儿，就又急急地钻进对面山下的隧道里去了。 何奔指着远处说：“大街的尽头，在火车站的旁边，那座三层楼的砖房就是连山酒家。你们看见了么，就在那边，晚上吴乡长可能安排你们去那里吃晚饭。” 赵祥生说：“我们今天哪个地方也不去，就在农民家里吃饭。” 何奔说：“农民家里的饭有什么好吃的，我们丁县长从来不到农民家里吃饭。他下来就住在连山酒家。” 赵祥生从何奔的话中仿佛听出了什么，问：“那家酒家是谁开的？” “我们乡企业办主任顾家富开的。顾家富是我们顾乡长的亲弟弟，连山酒家开得可红火啦。” 周明勇说：“这几年苦藤河乡寄上去的状纸，大都是说顾乡长和他弟弟的事，县纪委很久以前就准备下来弄一弄这个事的，这次是要认真查一查苦藤河乡的问题才行。” 郑秋菊一旁连忙说：“农民写在状纸上的问题也不一定全是真的。我们苦藤河乡的老百姓的确穷，因为穷，就把气往乡干部身上撒，这有些不公平。” 何奔说：“真金不怕火炼，没事还怕查么？” 赵祥生眺望着奔腾东去的苦藤河，像是想起了什么，问何奔道：“你们的大桥准备修在什么地方？” 何奔指着河码头上面那一段水流湍急，河面狭窄的地方说：“大桥就修在那里，连两边的辅助桥共计长两百米，中间两个大拱，两边各有两个小拱。大桥的那头正好和连山镇的丁字街相连接。日后从我们苦藤河乡运货的汽车过河去弯都不用转，就直奔火车站去了。” “那个地址是你们自己选的，还是经过测量的？” “是县桥梁工程公司的工程师在苦藤河乡住了两个月，经过认真勘测之后选定的。还绘有图纸的。” “这就好。”赵祥生大声地对李冬明说，“冬明我对你说，不管怎么样，大桥还得按时动工修。” 郑秋菊一旁说：“这样闹下去，哪个还敢修大桥。还没动工，说不定又会有人告状的。” 何奔反驳道：“这些告状的有哪一个是告不该修大桥？” 李冬明见他们又接上火了，催大家道：“快走吧，下午还要赶回来呀。” 何奔一旁火气十足地说：“我们苦藤河乡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听到谁告状了就吓得连觉都睡不着。以为把邓启放抓走了，就没有人写告状信了，其实呀，该写的人家还要写。” 周明勇仿佛想起了什么，问何奔道：“丁副县长为什么叫田跃抓那三个人？” 何奔说：“大岩村的莫支书早晨并没有去乡政府，他一直在医院顾乡长的病房里。邓启放和全金来当时虽然在乡政府，但他们是站在大院里面的，围墙是从外面往里面倒的，也就是说是外面的人推倒的。为什么要抓他们三个人，真的是没办法解释了。” 周明勇问郑秋菊：“你说说这是什么原因吧。” 郑秋菊说：“这我就不大清楚了。是丁县长和顾乡长他们几个人一块研究决定的。” 周明勇说：“这样抓人，只会把问题弄得更复杂。” 赵祥生不再说话，只把眉头拧了拧。一行人刚刚爬上山坡，迎面碰到莫胡子的女人从竹山垭村出来。她不认识县里的几个领导，问何奔说：“何委员你们到哪去？” “到竹山垭村去。”何奔问莫胡子的女人道，“你什么时候进山来的？” “来一阵了。”莫胡子的女人说，“何委员，我刚才……他们说那个事，你知道么？” 一旁的李冬明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你们说的什么？” 何奔说：“莫嫂，县委赵书记和县纪委周书记他们都下来了。他们这就去竹山垭村了解情况。你回去吧，没事的。” 莫胡子的女人瞅了瞅赵祥生和周明勇，就走到赵祥生面前，轻轻道：“这位就是把县里两个搞贪污的大局长弄去坐牢的那个姓周的书记么？” 赵祥生指着周明勇道：“你说的周书记是那一位。我姓赵。” 莫胡子的女人就走到周明勇面前，也不说话，只是定定地看了周明勇一眼，两行眼泪刷地就流了下来。这下可让周明勇有些不知所措了，连忙劝她道：“有什么委屈你慢慢说，别哭啊。” 莫如华只哽咽着说了一句：“终于把铁面书记盼来了呀。”眼泪也不擦，转身匆匆下山去了。周明勇的心里像是被什么重重地撞击了一下，盯着她的背影，眼前却总是晃动着那一双满含着泪水的眼睛，口里喃喃地道：“这是为什么啊，这是为什么啊。” 赵祥生问李冬明说：“这个女人刚才还一副神秘兮兮的样子，怎么一下又哭起来了呢？” 何奔一旁道：“她是大岩村莫支书的女人，可能她还不知道她男人被抓走了。” 赵祥生盯着何奔说：“不见得吧？不知道她男人被抓走了，她哭什么。” 郑秋菊说：“我们苦藤河乡虽然不通公路，有几个村连电话也是要通不通的，但就是怪，只要出芝麻大的事，不用三个时辰，全乡就都知道了。她男人被抓到县里去了，她能不知道？说不定她到竹山垭村，就是为她男人被抓的事。” 几个人来到竹山垭村的时候，竹山垭村竟然静悄悄的。家家户户的大门紧闭着，看不见一个人影，偶尔只听到几声狗吠。李冬明将赵祥生和周明勇几个人带到全安家门前，全安家的门也关着。李冬明叫了几声没有人应，自言自语道：“这就怪了，阳天白日，一个村不可能看不见一个人嘛。” 赵祥生说：“那边屋里好像有响动。” 郑秋菊走到那边屋门前，果然听见屋子里有说话的声音。从窗户往里面看，屋子里关着两个小孩。郑秋菊对屋子里叫道：“小孩，快开门。” 屋子里的孩子被吓得大哭起来，“我爹说了，不准开门的。” “你爹到哪里去了？” “我爹不让我们告诉人家的。” 郑秋菊哄他们道：“我们是乡里来的干部，快告诉我们，你爹在什么地方。我们找他有重要事情。” 一个大一点的小孩说：“我不告诉你，你骂过我爹，你不是好人。” 气得郑秋菊眼泪都出来了。李冬明见状，问道：“你们认得我么？” “你是乡里的干部。前天要我爹交集资款，你也骂过我爹的。不过我爹说，他只有一点点恨你。” “告诉我，你爹到哪里去了。” “在仓库里开会。” “仓库在哪里？” “就在那边村口。” 郑秋菊有些没好气地说：“我们看看去，说不定他们又在商量什么见不得人的阴谋诡计。” 何奔这时不知怎么地额头就冒出了汗水，他大声地叫喊道：“全支书，你们在哪里？县里赵书记和纪委周书记来了。” 郑秋菊在何奔大声叫喊的时候，早已来到仓库的门前，这还是在集体时生产队修建的仓库。由于竹山垭村穷，人民公社改成乡之后，当时的村办小学没有校舍，就将仓库改成了学校。后来，乡政府说没有工资给竹山垭村的老师，村里自己又负担不起，村小也就给撤了。竹山垭村的孩子全都要到大岩村乡完小去上学。但这间仓库仍然没有被拆掉。竹山垭村的群众说孩子们去大岩村读书太远，希望什么时候村里能再把小学办起来。 郑秋菊推开仓库大门的时候，全安也正好来开门：“李书记你们都来了呀。”全安的脑壳被砖头砸了一个包，还有一道口，不好敷草药，他女人将他的头发剪去了许多，敷上草药之后，再在脑壳上横着包了一块布。胳膊上的伤口也还没好，用一块纱布吊在脖子上。那样子就像电影里面被八路军战士打伤过后抱头鼠窜的汉奸，要多狼狈有多狼狈。全安走出仓库，很不自然地对大家笑了笑，随手想把仓库的大门拉上。 郑秋菊早已看见屋子里全是人，将门推开说：“阳天白日，你们村这么多人关着门在里面商量什么呀。” 何奔上前问道：“你们是在退集资款？” 全安忙说：“是的，我们正在退集资款哩。” 这时满屋子的人都站起身：“集资款退了，我们回去啊。”人们拥出大门，一下全走了。 赵祥生和周明勇站在一旁，看着这些衣衫褴褛的人们慌慌张张地走远了，他们的心里都不由生出了疑窦。 郑秋菊拦住全安说：“全支书，恐怕不是退集资款吧，退集资款要关着门做什么，还交待孩子不要告诉外面人你们到哪里去了。” 全安反问道：“我说是退集资款，你说不是，那你这个做乡党委副书记的说说，我们是在做什么啊？”全安将那只被邓启放砍伤的胳膊抬了抬，一双眼睛盯着郑秋菊，像牛卵子一样，瞪得溜圆，像要冒出火来。 郑秋菊被全安的话顶撞得有些尴尬，往后退了半步，说：“我怎么知道啊，我知道就不会问你了。” “你问我，我就说是退集资款。”全安一点都不给郑秋菊面子，“你要是不信，那你就不要问我好了。” “谁负责退？”郑秋菊脸面红一块白一块，但她还是这样追问道。她知道，丁安仁要她跟着赵书记他们下来，一个主要任务，就是要把下面村里的情况，赵书记他们在下面听到了什么，做了些什么，全部掌握住，以便对付；再一个就是不能让下面村里的人，背着他们一个劲地说他们的坏话。该封的要封，该堵的要堵。 “我们村不是你郑书记负责，你问这个做什么？” 全安过后就问李冬明：“李书记，上午县公安局在我们村抓走了两个人，还将大岩村莫胡子也抓走了。我要不是被围墙砸破了脑壳，听说我也会被抓走的。你知道不知道他们抓人有什么标准没有？” 李冬明说：“我从县里刚回来，抓的哪三个人我知道，他们对我说了。为什么要抓他们，我就不怎么清楚了。” “你说丁县长叫人抓莫胡子他们有没有道理？” 李冬明看了赵祥生一眼，不做声了。全安就对赵祥生说：“赵书记，我请你评评理，他们抓人怎么连被抓的人犯什么罪也不调查清楚，想抓谁就抓谁呀。” 赵祥生说：“我下来的时候就说过了，我们这次下来，主要是听听群众的意见，不干预公安司法部门执法办案。田跃他们抓谁不抓谁，完全是他们自己的事情。我不好过问，也不能过问。”赵祥生这样说过，两眼瞅着这个满脸愁苦的村支书，摸了摸他脑壳上包得严严实实的布条，又摸了摸那只被砍伤的胳膊，说：“全支书，这次让你吃苦了，我看你还是要到医院去上些药，这样会不会出问题呀。” 周明勇一旁对李冬明说：“如今基层工作不好做。特别是村一级的干部，上面的工作往下面压，村里群众的矛盾也多，纠纷也多，都要靠他们解决。可他们又不是正式的国家干部，还要靠自己劳动养活自己。他们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你们要多多关心体贴他们才是。” 郑秋菊一旁说：“他们每个月有五十块钱的补贴。”过后就轻声嘀咕道，“装得可真像。” 没料到她这话被赵祥生听见了，批评她说：“你这个乡党委副书记，这样一种心态对待下面的干部，怎么不挨群众的骂呀。” 全安站在那里，他们说的话他一句也没有听见，他还在想刚才赵书记说的行政不干预公安司法办案的话，他的脸面有些发黄，站在那里，眼睛直愣愣地盯着赵祥生，好久没有做声。何奔一旁见状，说：“两位书记大老远地到竹山垭村来，你这个做村支书的不能让他们老是站在这里说话吧。” 全安问：“到我家去呢，还是要深入基层，访贫问苦？” 赵祥生说：“客随主便。” “那就跟我走吧。”全安说着，自己前面走了，一边走还一边不服气地说，“行政不干预公安司法办案，那丁县长是代表行政还是代表公安司法？他怎么叫抓谁就抓谁！” 几个人跟着全安来到村子旁边山脚一户人家。这户人家姓赵，有五口人，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娘，儿子名叫赵福林，儿媳姓白，一个孙子，一个孙女。一家五口人住在一间破烂的木屋里。木屋的壁板是用细树枝织成的，站在外面，可以一览无余地看见整个屋里的一切。里间是卧室，卧室里摆着两张床，一张床是祖母和孙子孙女睡，另一张床是儿子媳妇睡。床上没有被子，只有两件破蓑衣。屋子里除了两张床，就只有一个大木桶了。赵祥生打开木桶，里面有半木桶苞谷。外面屋子里也是空荡荡的，火塘上架着一口铁锅，铁锅里煮着红薯。赵福林的老娘和孩子正围在火塘前吃红薯。赵祥生走过去看了看，问蹲在屋角落里整修农具的赵福林：“中午吃的红薯？” “不吃红薯吃什么？”赵福林头没抬，冷冷地道。 “一年能收多少粮食，够吃么？” 赵福林那满是皱纹的脸上全是布满的愁苦。他突然把手中的农具往地上一抛，大声地咒骂起来：“如今一些人把我们做农民的当猪了，当畜牲了，一年累死累活，收下的粮食交皇粮国税还不算，乡政府这种费那种费比牛毛还要多。真是剥我们的皮，榨我们的血呀。你们是县里下来的大官，你们说说，我们做农民的还活不活？” 赵祥生没有料到眼前这个看上去老实木讷的农民会来这么一下子，说：“你们夫妇俩这么年轻，劳动力也不差，乡政府的费再收得多，家里也不会是这个样子啊。” “不是这个样子，那你说又能是什么样子？”赵福林目光冷冷地看着赵祥生。 “不能搞点副业挣点钱？” “搞什么副业？种的小菜没有地方卖。外出打工么，我们这么大年纪了，没人要，人家要年轻漂亮的姑娘。到山上挖点中药材卖，还要抽百分之三十的管理费。听说今后乡政府还要收人丁费，收婚嫁喜酒费，日他娘啊，乡政府今后只怕还要收农民晒太阳和淋雨的费了。” “乡政府集资修桥，就是为了让你们能尽快富起来，你们为什么不愿意交集资款，还要去乡政府闹事？” “哪个说我们不愿意交修桥集资款？我家把猪卖了，把鸡卖了，还卖了两百斤黄豆、三百斤苞谷，才把一千五百块钱凑齐。我们村里大部分人都是卖猪卖鸡卖粮凑钱交的集资款。” 郑秋菊一旁说：“你们既然愿意交集资款，为什么突然又要乡政府退钱呢？” “群众不放心，又怕顾家富那杂种拿着我们的汗水钱去借鸡下蛋。”赵福林横了郑秋菊一眼，说道，“你就是人们说的那个白皮萝卜么？你行啊，你有能耐啊。”过后就又是一声让人心里发颤的冷笑。 郑秋菊连连后退了好几步：“你，你……”说了几个你也没有把后面的话说出来。 “你对农民瞪什么眼睛，群众说话你认真地听着嘛。”赵祥生瞪了郑秋菊一眼，说道。 郑秋菊那张胖得瓢瓜一样的脸被说得通红，许久没敢再做声。 李冬明一旁问赵福林：“你们村里今天把集资款全退了？你的集资款也领到手了？” 赵福林看了全安一眼，不做声了。 这时，赵福林的老娘突然伤心地哭起来。让赵祥生和周明勇都不由吃了一惊。周明勇问老人哭什么，老人说她女儿出嫁三年了，从来没有回来过，她特别想她。 赵祥生问她女儿嫁到什么地方去了，三年也不回来看望老娘。全安说：“她女儿是不是真的嫁人了，还弄不明白，三年前在顾家富的酒家打工，后来突然不见了，过了快一年时间，才从福建那边寄来一封由别人代写的信，说是她已经在福建那边结婚了。” “你们没去看望过她？” “哪有路费钱。总不能讨饭去福建吧。”赵福林瓮声瓮气说。 周明勇要赵福林将他妹妹的信拿来看：“你要给你妹写封信，叫她回来一趟，说她的老娘很挂念她。” “写了，她连信都没有回。” “我们乡还有两个姑娘，是茅山冲村人，和她一块走的。至今也没有回来。她们都不识字，信都是请人代写的。她们是怎么走的，为什么要走，在那边生活得好不好，生孩子了没有，也没有人知道，一直是一个谜。” 赵祥生和周明勇从进了赵福林的家门，脸色就变得十分的难看。两人劝了老人一阵，才离开他们家。 全安问：“还去哪家？” “每家每户都看看。”赵祥生心情沉重地说。 “那就带你们去看一家条件好一些的。”于是，全安带着赵祥生和周明勇一行人，来到邓启放家。邓启放家的门锁着。全安推开隔壁邓美玉家的门，对赵祥生和周明勇说：“进来坐坐吧。” 李冬明突然明白全安要带赵祥生他们来这里的用意，想阻拦不让他们进屋去，可是，两位书记已经跨进门去了，也只有跟着进了屋。赵祥生和周明勇进屋看见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地板像是用水洗过一样，没有一丝灰尘，桌上摆着茶壶和茶杯，也干干净净的。两人的脸上就流露出一丝难得的笑容。全安对房子里面大声叫道：“美玉，出来给县委赵书记和县纪委周书记倒杯茶，他们看你来了。” 房子里面没有人答话，却有了声音。一会儿，房门吱呀一声开了。赵样生和周明勇随着开门的声响，他们的目光也不由地直了。一个美若天仙，却没有双脚的年轻女人从房子里爬出来，爬到桌子旁边的时候，她解下手中的布套，露出白皙的双手，麻利地给每人倒了一杯茶。李冬明连忙过去接过邓美玉手中的茶杯，递给两位书记，口里问道：“美玉，你还好么？” “还好，感谢李书记的关心。”邓美玉坐在地上轻轻答道。 全安指着赵祥生和周明勇说：“美玉，这是县委赵书记，那是县纪委周书记，他们是来看望你的。” 邓美玉看了赵祥生和周明勇一眼，就将头勾了下去。一会儿，长长的眼睫上，就挂起了两滴晶亮的泪珠。突然，邓美玉刷刷地爬到赵祥生的面前：“你们行行好，把我哥放了吧，不然，我娘会急死的。我娘死了，我和我女儿也活不成了啊。”邓美玉抬起头，那张清秀而凄美的脸上，全是绝望，全是企盼，全是让人怜悯的泪水。 周明勇对全安说：“你能把她的情况对我们说说么？” 郑秋菊一旁看了赵祥生一眼，小声阻拦道：“有什么好说的啊。说起来丢人。” 全安对郑秋菊瞪了一眼，就详细地说了邓美玉的情况。 周明勇问邓美玉：“你女儿呢？” “在房里。” “睡着了？” “没有，我不让她出来。” “把她带出来让赵书记他们看看。两位书记对你家的困难很关心啊。”全安这样对邓美玉道。 邓美玉就爬进房，把女儿带了出来。 全安说：“这女孩可怜呀，四岁了，才这么点点大，跟着一个没有双脚的残疾母亲，迟早会饿死的。我们中国还是共产党的天下，对那些欺负良家女子的坏男人，就没办法整治了么？想起来，让老百姓心寒呀。” “谁知道是谁呀？”郑秋菊一旁冲全安说。 “这还用问？女孩像谁，那该吃枪子儿的坏男人就是谁。” 周明勇的脸面早就凝成一块青石板了，疾恶如仇地说：“如果是你村支书说的这种情况，这个人要是被查出来了，不说吃枪子儿，也要让他尝尝坐牢的滋味。” 赵祥生从口袋掏出一百块钱，放在小女孩的手中。周明勇也掏出一百块钱。李冬明掏了许久，有些尴尬地问何奔：“口袋有钱么，借我点。” 邓美玉连连说：“李书记你前天才给我女儿钱，我不会再要你的了。” 赵祥生和周明勇安慰了邓美玉几句，才从她家里出来。全安发现，赵祥生和周明勇的脸色比先前更难看了。 全安带着一行人一家一家地看，一家一家地问，最后才回到自己家。这时，全安的女人 已经将中午饭办好了。蒸的半锅红薯，炒了一碗酸菜，全安说：“两位书记到农村来，也没有什么好招待，随便吃点东西填填肚子吧。这一走一看，就下午了。” 何奔看了看锅里的红薯，说：“你家连大米也没有？” “何委员你找吧，找出大米来，我马上给你们煮白米饭吃。” 郑秋菊一旁说：“菜也弄不出一点好的来。” 全安冲她说：“我家要是像顾家兄弟那样富有，两位书记来了，我还不杀猪杀鸡让他们吃。我们竹山垭村穷山恶水，什么时候县里的领导来过这里？前几年，丁县长到顾家富家里去，从我们村里过，也从不在村里落落脚。如今县里两位书记到我们村里来，我高兴都来不及，有好吃的我还要你这个做书记的吩咐，我不会办给他们吃？” 周明勇问：“顾乡长是你们村里人？” “茅山冲村人，就在山的那边，到茅山冲村去，要从我们村里过路。”全安顿了顿，“不过，他们兄弟俩现在都不在茅山冲村住了，他们都搬到连山镇去了，顾乡长的老婆在火车站门口摆茶水摊子，一个月少说也有一千多块钱的收入。顾家富就更气派了，修了一幢三层楼的砖房，办起了大酒家，听说他家的存款已经上了百万。” 郑秋菊一旁说：“如今的政策好，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乡政府也没说不让苦藤河乡别的人把家搬到连山镇去做生意呀。” 全安就发起火来：“我们苦藤河乡除了顾家好两兄弟和乡企业办匡兴义、宁占才四户人家，还有谁有那个能力把房子搬到河那边去？” 全安的女人就在灶屋里骂开了：“如今这个世道，没有几个心肝上有血了。我们交上去的汗水钱，买得一块埋人的乱坟岗子就没了。我们在山上挖的中药材拿到河那边卖要交管理费，从山上砍的木材送到木材站也要交山价款，过河费从过去的一角涨到三角。苦藤河乡的百姓越穷，他们收的费就越多，你不交钱，他们就没收你的中药材，没收你的木材，还打人，老崖村一个人的腿就是被他们打断的。这些年，他们收了大家多少钱呀，你们去查查，看还有几个钱留着？全被他们喝光了，赌光了，嫖光了。李书记把我家的山羊赶到乡政府抵交集资款，被顾家兄弟杀了当下酒菜，招待县里来的一个什么狗屁经理，结果顾乡长在包厢里搂着三陪小姐喝酒喝得胃穿孔。这些年来，苦藤河乡的群众把顾家兄弟的问题向上面反映多少次了，告状信也寄出去多少封了，就是没人理睬。”全安的女人这么说着，就走到赵祥生和周明勇的身边，“听说县里有一个专门整治那些喝老百姓血、吃老百姓肉的贪官的好书记，除非他下来，看能不能把我们乡里的问题弄清白。”过后，全安的女人又连连摇着脑壳说，“我看那个专门惩治贪官的清官不一定肯到我们苦藤河乡来，如今还有几个当官的记得我们农民呀。” 李冬明指着周明勇正要说话，却被周明勇制止了。 赵祥生说：“大嫂，你别发火，我们这不是下来了嘛。” “你们下来又怎么样，在连山酒家住几个晚上，把我们老百姓的事就又忘记到脑壳后面去了。” 何奔说：“全嫂你放心，这次不会的。我们的干部，还不能说都变坏了，大部分心里还想着老百姓，还在为群众办事情，不然，县里的两位领导大老远地到竹山垭村来做什么。他们要是不想把苦藤河乡的问题解决好，他们今天就不会在你家吃红薯当中饭，他们也不会容忍你张口就把当官的全都骂了个遍，还那么认真地把你骂的话全记在本子上。” 几个人吃了几个红薯，说了一会话，喝了一杯茶。全安的女人只管指名道姓地骂顾家兄弟，全安也不阻止她。郑秋菊一旁想拦她不让她说，又不敢，一是刚才赵书记已经说了她，再要惹得赵书记生气，他又会批评自己的；二是怕像在茅山冲村那样，让人家指着她的鼻子骂她难听的话。那些话让赵书记和周书记听见了，她郑秋菊也就彻底完了。李冬明也想拦住她不让她说，却被周明勇制止了。直到全安的女人说累了，说够了，她晓得的事情也说完了，赵祥生和周明勇的本子上也记下了几大页，看看太阳也快下山了，他们才让李冬明带着从竹山垭村回到乡政府来。 第十九章 让赵祥生和周明勇他们万万没有料到的是，当他们回到苦藤河乡政府的时候，乡政府大院居然又聚集了近千名农民群众，有大岩村的，也有两河口村的。他们不吵也不闹，一个个坐在被推倒的围墙旁边。乡干部们则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也不做声，只是神色紧张地看着这些一身汗臭、衣衫褴褛的农民。李冬明带着赵祥生和周明勇几个人回到乡政府的时候，坐在乡政府大院里的农民群众并没有什么反应，只是用一种冷漠的目光看着他们。严卉看见李冬明他们回来了，从办公室扑出来，声泪俱下地说：“顾乡长这才住了几天医院，他们就无 法无天了。” 李冬明问严卉：“吴副乡长到哪里去了？” “你们一走，他就跟着丁县长过河去了。” 李冬明过去问那些席地而坐的农民群众：“你们又到乡政府来做什么？” 人群中的伍老倌说：“让那个女人把话说完。” 严卉说：“我有什么说的，赵书记和周书记都看见了的。今天早晨来了几千人，现在来了多少人，你们自己清点一下吧。这样下去，谁还敢在这里上班呀。” 李冬明对大家说：“今天县委赵书记和纪委周书记都来了，你们都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动不动就有这么多人到乡政府来。早晨已经被抓走三个人了，你们应该清楚国家的政策法律，违反了治安管理条例，那是要抓人走的。” 伍老倌说：“正是因为怕他们说我们聚众闹事，我们来了连话也不敢说，动也不敢动。我们今天来也没别的事，乡政府只要如数把我们的集资款退了，把我们捐的钱退了，我们马上就回去。” 赵祥生问何奔：“说话的那人是谁？” 何奔说：“大岩村的，人们都叫他伍老倌。去年他的儿子被河水淹死了，他就一直请求乡政府在苦藤河上修桥，生怕再淹死了别人家的孩子。他集资最积极，不但将集资款交了，还把猪卖掉，捐了一千块钱的款。” 李冬明板着脸问刘宏业道：“我早晨就交待你了，立即把全乡的集资款一分不留地退还给他们，你是怎么搞的，还没退？” 刘宏业说：“这几天，全乡的干部职工全部下村去收集资款，共计收到集资款一百六十八万五千三百元。上午已经退掉一百六十七万四千元，还有一万一千三百元无法退。早晨给顾乡长送去了一万元的医疗费，这是你自己签的字，还有一千三百元让顾主任付接待县桥梁施工队张经理的接待费了。乡政府穷得拿不出一分钱的现金，这些钱就只有平摊到大岩村和两河口村。全乡就他们两个村的情况好一些，离乡政府也近一些。可他们就是不同意，非要退钱不可。” 李冬明发火道：“乡政府的干部职工不是捐的有五万块钱嘛，为什么不拿那个钱开支。” 刘宏业说：“那钱顾乡长不是对你说过的嘛，他让顾主任拿去采购修桥的木材之类的东西去了。还说要买点钢筋水泥盖餐厅。” 李冬明听见刘宏业这么说，气得想骂人，看了赵书记一眼，又把喉头的脏话咽了下去，说：“他什么时候对我说过这事嘛，真是乱弹琴。” 伍老倌说：“李书记，别人的钱怎么来，我就不说了。我的钱是卖猪卖鸡卖粮食得来的。你也到我家里看过，我家里已经找不到一样值钱的东西可以卖了。我为什么要捐钱修桥？是因为我的儿子被河水淹死了啊。”伍老倌这么说着，就伤心地哭泣起来，豆子般大小的眼泪一滴一滴从满是皱纹的脸上淌落下来，吧嗒吧嗒地掉在地上，“我是怕苦藤河再淹死人呀，我才卖猪卖鸡卖粮捐钱修桥呀。真没有想到，他顾乡长喝酒喝穿了肚子，拿我们的血汗钱去开刀住医院。” 赵祥生的眉头早就打了结，一股火气从心头生起，但他还是将心中的火气压了下去，对伍老倌他们说：“你们都回去，欠你们的集资款，三天之内一分不少地还给你们。如果退不完集资款，我拿他李冬明和顾家好是问。” 周明勇一旁也说：“相信赵书记的话，现在都回去。有什么问题，还可以再来找我们，我们在苦藤河乡还有一些日子的。” 看见两位书记发话，人们才一个个悄无声息地走了。 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郑秋菊不服气地说：“在赵书记和周书记面前，他们装得可真像。” 何奔反问道：“两位书记不在这里的时候，他们干什么了？” 郑秋菊大声地说：“这还用说嘛。” 何奔也不示弱地道：“那是被逼出来的。” 郑秋菊就撒起泼来：“我说这些人为什么胆子这么大，因为有人给他们撑腰。这个问题不解决，苦藤河乡永远不得安宁的。” 何奔说：“的确如此，我们苦藤河乡的许多问题要是不弄清楚，不解决好，真的别指望得到安宁了，老百姓心里有气，他们为什么不可以到乡政府来评理呢？” 李冬明制止他们说：“你们争什么，有什么好争的。郑书记你到食堂看看去，赵书记和周书记中午吃的红薯，还没饿？让厨房快点办晚饭。”过后又对赵祥生和周明勇说，“晚上开个干部职工大会，请赵书记和周书记作指示。” 赵祥生说：“除了顾乡长住医院，其他的人全部参加。” 周明勇一旁说：“看来苦藤河乡的问题的确不那么简单。” 李冬明说：“说来说去，还是因为我的工作没有做好。” 李冬明领着赵祥生和周明勇回到乡政府办公室的时候，严卉正在打电话，见几位领导进来，连忙把电话挂了。李冬明说：“严秘书，去给赵书记和周书记倒杯茶来。” 严卉拿来两个杯子，提起开水瓶的时候，发现没开水了，就匆匆去厨房打开水。 李冬明觉得应该给丁安仁打个电话，告诉他赵书记和周书记都在苦藤河乡政府，看他过来一下不。来到严卉的办公桌前，看见桌上放着一张纸片，上面写着匡兴义和宁占才的名字，还有半夜河码头等字样。李冬明没有在意，拿起话筒，拨通了丁安仁的手机。丁安仁没等李冬明开口，先将他教训了一顿，问他把两位书记带到什么地方去了，出去就不知道回来了，“苦藤河乡出了多大的事情，你还带着两位书记游山玩水呀。” 赵祥生接过电话说：“丁副县长，我们晚上准备开个会。你是不是也过来参加一下。” 丁安仁说：“连山镇晚上也要开会，一定要我参加，我的点在这里，不参加说不过去啊。我就不过来了算了。你们开吧。” 赵祥生说：“那就算了吧。”赵祥生放下电话，对周明勇道，“这个安仁同志，自己主动要来解决苦藤河乡的问题，却连会都不来开了。” 周明勇却好像在思考另外的问题，说：“我有预感，苦藤河乡这几天可能还会出事。” 这时严卉打来开水，给各人倒了杯茶，看见自己桌上的那张纸片，连忙放进屉子里去了。李冬明一旁看得真切，问道：“今天下午有什么电话没有？” “没有。” 李冬明说：“给顾主任打个电话，叫他通知乡企业办匡兴义和宁占才，要他们晚上都参加会议。跟其他的人也都通知一声，今天晚上的会议一个都不能缺席，赵书记和周书记要在会上做重要指示。” 严卉说：“等会顾主任要来的。” 李冬明问：“田跃队长他们什么时候走的？” “你们出门没多久，他们就从竹山垭村回来了，说是为了赶时间，他们从小路回来的。听说在连山酒家和丁县长一块吃的中午饭。田队长要金所长和他们一起送莫支书几个人上县里去了。”严卉过后就把李冬明叫到一旁轻轻说，“听顾主任说，我们乡有几个村支书和乡干部正在活动，准备联名告丁县长的状。” 李冬明心里不由一惊，问道：“他什么时候告诉你的？” “刚才。”严卉一双大大的、水灵灵的眼睛盯着李冬明，白皙的脸上全是忧虑，“他们真的是无法无天了，居然告到丁县长头上去了。李书记你要制止他们啊，把丁县长得罪了，我们苦藤河乡是要吃大亏的呀。”严卉今年才二十多岁，长得眉清目秀，十分惹人喜爱。外面的人都说，苦藤河乡虽然贫穷落后，水土却养人，出落的姑娘一个个都天姿国色，要身材有身材，要脸面有脸面。五年前，来苦藤河乡扶贫的丁安仁把严卉、邓美玉和被顾家富招到连山酒家的另外三个做服务员的姑娘誉为五朵金花。因为严卉上过初中，有一些文化，丁安仁把她睡了之后，让顾家好将她弄到乡政府来做招待员，后来，严卉又靠上了顾家好，她也很快就被招为苦藤河乡的办公室秘书。实际上，她在苦藤河乡说话比副书记副乡长还管用。许多的事情，还是她说了算。李冬明的眉头拧了一阵，说：“赵书记和周书记都在这里，他们要告就让他们告去，把要说的话都说了，要告的状都告了，就不说了，不告了。” 严卉把眼睛瞪得很大，惊道：“李书记你同意他们告丁县长的状？” 李冬明只觉得背心有一股冷气直逼过来，他说：“他们要是无中生有，造谣中伤，不是有诬告罪能治他们么？还怕他们呀。”李冬明不想和严卉多说什么，回到办公室去了。 赵祥生和周明勇正在商量什么，李冬明见状，说：“我去食堂看看。” 赵祥生说：“不用去看，做什么吃什么。我问你，你来苦藤河乡半年多了，对苦藤河乡到底了解了多少？” 李冬明看见赵祥生和周明勇的脸色都不怎么好看，小心地说：“九个村都走遍了，九个村的支部书记也都很熟，应该说，我还是了解他们的。”李冬明顿了顿，“苦藤河乡的老百姓都很贫困，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条件都很差，因此人们的素质也不是很高。” 周明勇口气冷冷地说：“你是说他们爱告状，爱到乡政府来闹事？” “这样的事情，在别的乡镇很少发生。” “苦藤河乡经常有人告状的原因，是因为农民群众的素质不高？”周明勇的口气更加严厉了。 李冬明就不敢做声了。回答得不好，会招来更为严厉的批评的。 赵祥生说：“今天竹山垭村那个村支书的老婆对我们说，这些年来苦藤河乡共计向农民收取十二种费。她说乡企业办那个姓顾的主任还准备向农民收什么人丁费、婚嫁喜酒费，这些你都清楚吗？” 李冬明说：“知道一些，但不是全知道。” “什么叫调解费？什么叫平安费？什么叫担保费？还有现在正准备收的人丁费和婚嫁喜酒费又是什么意思？你都给我解释一下。” 李冬明低下头，说：“有些费，我还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中央三令五申，不准向农民伸手乱收费，增加农民的负担。苦藤河乡的老百姓这么贫穷，他们居然巧立名目，肆无忌惮地从农民身上榨取钱财，而你这个乡党委书记却不闻不问，甚至连收的什么费也不知道，你在这个乡做的什么书记？我问你，他们收的这些钱做什么用了？” “这个我也没有过问过，以前都是顾乡长管。” “群众反映乡企业办拿集资款借鸡下蛋的事情，你也没过问过？” “那是过去已经处理过的问题，我不好过问。” “乡企业办的几个人横行乡里，为非作歹，欺压百姓，你也没过问过？” 李冬明的目光不敢和两位书记的目光对视，怯怯地说：“我的工作没有做好，我向两位书记做检讨。” 赵祥生生气地说：“我问你对苦藤河乡了解了多少，你说你很熟悉，很了解。可在关系到农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大事情上，在这些大是大非的问题面前，你却是不闻不问，知之甚少。冬明呀，你到苦藤河乡半年多了，心还在县里，工作也没有深入下去。看来，我那时说只要你在苦藤河乡办一件好事，把苦藤河大桥修好，就让你回县里去，这种许愿是错误的。”赵祥生说话的口气愈来愈严厉了，“今后下来干部，不能给他们许愿，不能给他们说定时间。去农村工作，不是上刀山，不是下火海，不是去炼狱，而是去为农民群众工作，为他们服务，有什么条件可讲？有什么价钱可讲？”赵祥生眼睛盯着李冬明，“对你在苦藤河乡的工作表现，我是很不满意的，你辜负了我对你的希望。” 周明勇一旁见李冬明的脑壳已经勾在膝头上去了，泪水吧嗒吧嗒往下掉，便说：“还是先研究一下晚上开会说什么吧，已经六点多钟了，一会开会的人就都来了。” 赵祥生说：“主要是听大家说。” “大家说过了，总还得说几句的。” “苦藤河乡的一切乱收费现象，应立即停止。谁再敢向农民伸手，就拿谁是问。这是一。第二，过去已经向农民收取的这样费，那样费，一定要清查，弄清去向，该退的一定要退；第三，群众反映的所有问题，都要一一查证落实，给群众一个交待。对那些横行乡里，鱼肉百姓，为非作歹的邪恶势力，要严惩不贷。对于贪污腐败分子，要从严惩处！” 周明勇说：“有你赵书记这话，我就好办事了。晚上认真听一听大家的意见，明天冬明你带我们到茅山冲村去一趟。我们现在需要的，还是来自群众的各方面的意见和要求。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啊。” 第二十章 这天中午送走了赵书记和周书记之后，全安又来到仓库。仓库的大门敞开着，里面没有一个人影。全安没有进去，而是绕到仓库屋的后面。后面有一爿茅棚。茅棚的四周用篾垫围扎着，看上去像是堆放农具的杂屋。全安推开角落里的一扇柴门，里面坐满了人。屋子很暗，很窄小，充斥着汗臭和旱烟混合的气味。一盏小油灯，举着一颗灯豆，昏黄的光亮照着一张张因为缺乏营养而显得黯淡和消瘦的脸。村主任正拿着一张纸让大家签名，然后又让他们在签名的地方按上一个鲜红的指头印。全安对村主任说：“你们按计划抓紧时间把事情办好，我现在就去当阳坡村，然后去茅山冲村。他们可能还不知道赵书记和周书记已经到我们乡里来了。看何委员那样子，明天有可能把他们带到茅山冲村和当阳坡村去的。” 村主任说：“你先签好名，盖好指头印，你就可以走了，剩下的事情由我来做。” 全安说：“我和当阳坡村的刘支书可能还要到里面几个村去一趟，莫胡子他们被弄走的事情里面几个村可能还不知道，又不敢给他们打电话。那个严卉是个女妖精，死死地抱着顾家好的大腿不放，给我们转电话她肯定会怀疑，我们的话没说完，顾家兄弟倒先知道了。刚才县委赵书记已经明确表态，说他不干预公安司法办案，要救莫胡子他们出来，只有采用另外的办法了。” 村主任说：“如果有什么别的情况，要及时告诉我们。” “你下午把这个东西弄好，要弄双份。天黑的时候会有人来取的。”说着全安在两张纸上都签了名，又盖好指头印，就匆匆地走了。 苦藤河乡九个村，除了大岩村和两河口村离乡政府没有多远，一个村在乡政府的下边，一个村在乡政府的上边，其他的七个村全都淹没在大山的皱褶里。据说最里面的老崖村的一些老人一辈子都没有出过山，他们不知道砖房为何物，不知道汽车为何物，甚至连钱也不认得。苦藤河乡偏僻落后，但苦藤河乡的木材却是全县闻名的，漫山遍岭树木遮天蔽日。五年前，也就是丁安仁来苦藤河乡扶贫的那年，他说你们躺在宝山上却穷得叮当响，这是为什么，是因为你们没有一点经济头脑，你们为什么不想办法把山上的木材和地下的石头变成钱呀。可是，乡政府办的两个厂子只有一年多时间就垮了，人们说两个厂子是被顾家兄弟和企业办几个人吃垮的，贪垮的，赌垮的，嫖垮的。其实，吃喝嫖赌还少不了一个人，那就是丁安仁，他不过没有他们那样明目张胆罢了。当然，说实话，丁安仁刚到苦藤河乡扶贫那阵，他并不贪，并不嫖，和顾家富、匡兴义、宁占才这样的人混得久了，就被拖下水了，陷进去就抽不出手脚来了，吃不得的敢吃，睡不得的敢睡，伸不得手的也敢伸手了。苦藤河乡的老百姓意见很大，但老百姓的意见再大也没有用，按丁安仁自己的说法，他的话就代表县委县政府。他说顾家兄弟不错，谁说顾家兄弟有问题也是白说。告状信再怎么往上寄，七转八转就又转到他的手中去了。 全安一边匆匆往当阳坡村赶，一边想，这次可是惊天动地的了，连赵书记和周书记都下来了，趁着这个机会，再烧一把火，不怕他顾家兄弟不倒。 全安气喘吁吁地赶到当阳坡村的时候，没想到茅山冲村的村支书张有财也在刘来春的家里。看见全安跨进门来，刘来春就着急地问他：“竹山垭村的东西弄好了吗？” 全安说：“我是来告诉你们，县委赵书记和县纪委周书记都下来了。上午到了我们竹山垭村，还在我家吃的中饭。” “他们下来是因为早晨群众去乡政府闹事的事？” “肯定是，但他们对公安局抓走莫胡子和邓启放几个人并没有显出多少关心，也很少过问抓人的事。我对赵书记说，他却说行政不干预司法办案。到了竹山垭村之后，就要我带着他们挨家挨户地看，挨家挨户地问，他们对苦藤河乡的老百姓还这么贫穷，感到十分吃惊，也非常同情。其他他们什么都不说，也不表什么态。赵书记和周书记临走的时候都说还要走访几个村，看何委员那样子，明天他们有可能到茅山冲村或是到当阳坡村来。我们应该抓住这个机会，该说的要对他们说，该看的要让他们看。” “他们不会是丁安仁那样的干部吧。” “赵书记是个什么样的领导不大清楚。周书记可是听说过的，就是被人们叫做铁面书记的那位专门惩治那些搞腐败的人的纪委书记。” 刘来春说：“还是小心为好，如今一些当官的把自己包裹得很紧，很难让人看出他们的本来面目。他是铁面书记，我们也给他写过信的啊，怎么就没有回音。我们还是按原来的计划办，一是要清算过去的账目，二是要想办法尽快把莫胡子他们弄出来。” 全安说：“计划不变，但要注意策略，注意保密，千万不能让顾家兄弟嗅出什么来，不然，我们的计划就全完蛋了。莫胡子他们蹲在公安局的滋味肯定不好受。” 张有财说：“该注意的要注意，该大胆做的事情还得大胆地做。我看，晚上去市里的人是不是可以不去了。把东西直接给赵书记就是。” 刘来春问全安：“你估计赵书记和周书记他们明天一定会来当阳坡村吗？” 全安说：“要不，我晚上再去找找何委员，要他想办法将两位书记带到当阳坡村和茅山冲村来。特别是茅山冲村，群众的一些意见可以直接对两位书记说。何委员是周书记手下的人，他们今天去竹山垭村就带着何委员。” 张有财说：“没别的事我就回去了。” 全安交待他：“这次连县委书记都下来了，我们苦藤河乡的事情就不会草草了结。我们把材料弄扎实一些，把木材加工厂和石灰厂欠各村多少钱也一起写进材料里面去。” 刘来春说：“那些东西都是现成的，写上去就是。” 张有财走后，全安对刘来春说：“刚才有财说不用去市里，我没做声。赵书记说行政不干预司法办案，不去市里找市委书记，莫胡子他们就不得回来。东西拿到手后，让谁去市里往市委书记那里送，我们还要认真考虑一下。这些材料来得不容易，牵涉到全乡一千多户，花的力气真不小，不能弄丢了，也不能送出去连水泡泡儿都不起一个。一定要送到市委书记手中去。” 刘来春说：“听说张有财的女儿被顾家富认做干女儿了，还坐了总台，这次他婆娘住医院治病的钱也是顾家富出的。顾家富是不是有意拉拢张有财？” 全安说：“对张有财，我们还不能把他排除到一边，茅山冲村的很多工作还得他去做，因为茅山冲村的人对顾家兄弟的问题比我们要知道得多。当然，有些事情还不能让他知道。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全安想了想，“我看去市里就挑我们竹山垭村的人。去四个人，分两路，一路从苦藤河码头过河，一路从两河口泅水过去。从河码头过渡的人不带东西。四个人过河的时间都定在半夜十二点，赶凌晨一点二十那趟去重庆的火车，明天早上七点多钟就到西岭市了。”全安顿了顿，“给赵书记、周书记送东西也要注意，如果他们晚上不过河去，那就再好不过，乡政府的围墙被推倒了，进乡政府很容易。如果他们晚上不在乡政府住，而是去连山酒遥蔷陀行┪侍饬恕！？/pgt; 刘来春说：“何委员有办法，只要把东西交给他，他会想办法把东西送到赵书记手中去的。”刘来春顿了顿，“你的伤没有好，晚上走路不方便，还是我给赵书记送去算了。顺便对何委员说说，要他明天想办法把两个书记带到我们村来，让他们听听群众的呼声。” 全安说：“赵书记拿到了东西，他肯定会看，如果市里的领导再过问一下，解决苦藤河乡的问题就有希望了。” “我现在担心的是莫胡子他们被公安局弄去会不会吃苦头。” “只要顾家兄弟没给田跃下药，他们不会对他怎么样的，莫胡子毕竟是农村基层干部，过去还是县人大代表。邓启放也不会吃苦头，他虽然态度有些不好，说话爱手舞足蹈，但他懂政策法律，他会保护好自己的。怕的是全金来，他没有见过多少世面，说话也有些不得要领，如果将他们三个一个一个隔开，他就难以应付那种场面了。要是他在里面吵吵闹闹，态度不好，肯定是要吃苦头的。” 全安说：“今天晚上的行动成功了，说不定明天他们三个人就会出来的。顾家好和丁县长要公安局把他们抓走，原本是想杀鸡给猴子看，不让群众再闹事，再告状。但他们的心里并不踏实，他们担心莫胡子和邓启放那两张嘴，会不会趁着把他们抓到县里去的这个机会，把苦藤河乡的问题一古脑儿全部向上面倒出来。因此他们也不敢让公安局久关他们。”全安顿了顿，“来春呀，我现在还在想修桥的事情哩。不管怎么样，苦藤河大桥还是要修的。还要早修才行，我是想，只等顾家兄弟的事情有个眉目了，我们就得给李书记烧火，要他赶快动工修桥。不然，明年十月是通不了车的。” 刘来春说：“只等莫胡子出来，我们就认真商量一下，做好两手准备，一手是和顾家兄弟对着干，另一手则是组织群众做好修桥的准备工作，只要乡政府决定动工修桥，我们就上劳动力。” 两人说话的当儿，邓启放的女人莫如华匆匆来了，人没进屋眼泪却滚豆子一般滚落下来：“全支书，我家启放和金来犯了什么罪，把他们两个人都抓走了？” 全安劝她说：“我们正在说这个事。如华，你从哪来？” “刚才从医院回来的路上碰着张支书，他说你在这里。” “你不要着急，那些人不会把他们怎么样，过一两天，他们就会回来的。” 刘来春问莫如华：“他们上午抓他们的时候，你不知道？” “我在医院侍候启放他娘，还是红玉刚才去医院换我的时候对我说的。” “你在医院还听到什么消息了没有？” “上午，李书记带着几个人到医院看望顾乡长，听说一个是县委赵书记，另一个是专门查案子的周书记。快中午的时候，顾主任和茅山冲村的张支书也到医院看望顾乡长去了。不过，张支书只在医院呆了一会儿就走了。有人背后议论说，这次苦藤河乡有好戏看了。”莫如华说，“启放他娘还不知道她儿子和女婿都被抓走了，不然还不晓得她会急成什么样子。” 全安说：“他们不但抓走了启放和金来，还把你娘家哥也抓走了。” 莫如华就又哭了起来：“他们为什么那样恨我哥啊，我哥这次什么事也没做，什么话也没说，他们还要抓他。” 全安问：“张支书离开医院之后，是不是去连山酒家了？” “那我就不知道了。”莫如华哭着说，“全支书，你要想办法把我家启放他们弄回来啊。” 全安就问莫如华：“你会泅水吗？” “苦藤河边长大的，当然会泅水。全支书你问这个做什么？” “我想让你带个人到市里去一趟。” “去市里做什么？” “救你家启放和你哥。你从我们村挑选一个会泅水的女人和你一块去。东西我们都准备好了，半夜十二点从两河口泅水过去，赶凌晨一点多钟那趟火车，明天上午上班的时候就到西岭市了。你们直接去找市委书记。半夜的时候，苦藤河渡口还有人过渡，目的是掩护你们过河。” 莫如华有些胆怯：“要是找不着市委书记怎么办呢，要是给市委书记守大门的人不让我们进去又怎么办呢？” “找不着可以问呀。守大门的人不让进的话，你们没长嘴，不会说话？不会说话的话，连哭也不会了？”全安鼓励说，“市委书记也是人，他也有兄弟姐妹。你把情况对他说，他不但不会骂你，还会给你把问题解决好。他解决问题又不要自己动手，只要给县里打个电话，一切问题全都解决了。”全安顿了顿，“我和刘支书想了好久，只有你去市里最合适。” 莫如华的眼泪就出来了：“我这是去救我的男人和我娘家亲哥啊。我这就回去挑和我去市里的人。” “这是关系到你哥和你男人能不能出来的大事情，要挑靠得住的，千万走漏不得风声的呀。”全安叮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