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全集第八卷》 一个大写的“北京人” 我是个没有学问的人，永远不会讲理论，也不爱看谈理论的文章。我只爱看能写出好故事的作品，而这故事确实是来源于当时当地的千千万万的人民的生活的。 毛主席在《在延文艺座谈会的讲话》里，在第一个问题上，就引用了列宁的话说：“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 刘心武还很年轻，创作的道路还长得很。我祝愿他就这样欢畅自由地写下去。 “作家十人谈”中，还有刘心武的一篇《创作的快乐》。他说：“一九八五年对我来说是问心无愧的一年……这次作家代表大会后，‘创作自由’成为一个热闹的话题。对于我来说，空洞的讨论是没有吸引力的。停顿下自己的创作去侈谈自由更是不可思议。我一如既往，自由地去……”他提了一大串的“自由”以后说“在作品中充分地表达我对生活的独到见解和我的艺术个性。我因此而快乐。” 在上月的《北京日报》上，我连续两天看完了刘心武的《公共汽车咏叹调》（原载《人民文学》１９８５年１２期）。后来又看到了《人民文学》刊物，我立刻给心武写了一封信，我说：“读了你的《公共汽车咏叹调》，我十分感动。你是一个大写的‘北京人’！作为一个老北京的老百姓，我更感谢你……我有好几年没有出面了，唯一的度日方法就是看书看报，但是从我眼下掠过的文艺刊物中，很少找到像你那样一个心眼倾注关心‘人民’的作品……” 刘心武就是一个不大讲理论，也不写宣言，而只关心他周围的当地当时的人民所关心的事的作家。他欢畅自由地在人海中游泳。他接触到了成千上万的公共汽车司售人员，体会到了他们的哀乐悲欢；以及千千万万的乘客，和他们千千万万种的哀乐悲欢。在这“人太多，人挤人”的北京城里，人人心里都有一股蕴藏着随时可以爆发的一种怨气。 但是这千万股怨气，都在一位老先生的一双眼睛，一种眼神下，散开了；消失了。这种眼神是什么？是“人挤人”的“血肉长城”之间的一种润滑剂，就是谅解和宽容，就是同情和爱！ 我知道他的自由是有边际的。那就是人民的悲欢哀乐的海洋的边际。他将在这海洋中自由地游泳、自由地构思，并写出人民从心底爱看的、能充分呈露出人民自己的悲欢哀乐的作品来。１９８６年１月１３日急就</p> 论婚姻与家庭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 有了健全的细胞，才会有一个健全的社会乃至一个健全强盛的国家。 家庭首先由夫妻两个人组成。 夫妻关系是人际关系中最密切最长久的一种。 夫妻关系是婚姻关系，而没有恋爱的婚姻是不道德的！ 恋爱不应该只感情地注意“才”和“貌”，而应该是理智地注意到双方的志同道合（这“志”和“道”包括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等等），然后是情投意合（这“情”和“意” 包括生活习惯和爱好等等）。 在不太短的时间考验以后，才能考虑到组织家庭。 一个家庭对社会对国家要负起一个健康的细胞的责任，因为在它周围还有千千万万个细胞。 一个家庭要长久地生活在双方的人际关系之中。不但要抚养自己的儿女，还要奉养双方的父母，而且还要亲切和睦地处在双方的亲、友、师、生等等之间。 婚姻不是爱情的坟墓，而是更亲密的、灵肉合一的爱情的开始。 “二人同心，其利断金”是中国人民几千年的智慧的结晶。 人生的道路，到底是平坦的少，崎岖的多。 在平坦的路上，携手同行的时候，周围有温暖的春风，头上有明净的秋月。两颗心充分地享受着宁静柔畅的“琴瑟和鸣”的音乐。 在坎坷的路上，扶掖而行的时候，要坚忍地咽下各自的冤抑和痛苦，在荆棘遍地的路上，互慰互勉，相濡以沫。 有着忠贞而精诚的爱情在围护着，永远也不会有什么人为的“划清界限”，什么离异出走，不会有家破人亡，也不会有那种因偏激、怪僻、不平、愤怒而破坏社会秩序的儿女。 人生的道路上，不但有“家难”而且有“国忧”，也还有世界大战以及星球大战。 但是由健康美满的恋爱和婚姻组成的千千万万的家庭，就能勇敢无畏地面对这一切！１９８６年１月１７日晨 致郭风 郭风同志： 十二月卅日示悉，我的字怎能参加“书画展”？！想了半天，只好写点自己的东西来塞责。我记得周明同志，曾让我为您写“闻鸡起舞”四字，兹附上，收到请复。祝春节快乐冰心二月一日 致宫玺 宫玺同志： 《无声的雨》拜读，不是套话，您的诗很清澈，古人诗云“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就是这种意味！看了后记，才知道您是空军复员的。我的父亲也有时写旧诗，友人称他为“裘带歌壶，翩翩儒将”，您也许还不是“将”，不也是“裘带歌壶”了？祝春节好！ 冰心二、二日 致臧克家 克家同志： 贺信甚谢。岁云暮矣，我马齿加长，说来已是８６岁！您是八十年代八十岁人，正是大有作为之秋，敬祝笔健！冰心一九八六、二、三 致小读者 亲爱的北京小读者： 这封信的对象，是北京的小读者，地点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时间是一九八六年太平盛世的春节，也就是农历丙寅年的春节。寅年是虎年，我欣祝小朋友们在这一年中，像小老虎般有一股羁绊不住的斑斓奔跃的朝气！ 小朋友，你们现在生活的地区和时代，所得到的春节快乐，比从前的和全国其它地区的小朋友所得到的，都要圆满丰富得多。 我知道春节期间，你们会得到爷爷奶奶给的压岁钱；叔叔阿姨给的小人书、玩具和糖果。我希望你们在得到这些礼物的时候，首先要想到周围的兄弟姐妹、同学、朋友，“不自私”地和他们分享自己的欢乐。 你们得到的压岁钱，最好交给父母，请他们替你储蓄起来；或是订阅几份儿童刊物，来丰富你们的知识。 如果你们得到花炮，要注意在放过之后，把地上的纸屑药灰扫起来放在垃圾箱里，不要在夜晚九时以后放花炮，以免惊扰老人和婴儿的安眠。 总之，我愿你们在快乐的游戏中，要记住保护“环境美”的重要性，如不随地乱扔糖纸果皮之类，这些我早已对你们谈过，就不必再提醒了。 最后，我衷心祝愿你们有一个最欢畅健康的春节！热爱你们的朋友冰心 漫谈过年 我这一辈子，经过几个朝代，也已经过了八十几个“年”了！时代在前进，这过年的方式，也有很大的不同和进步。 从我四五岁记事起到十一岁（那是在前清时代）过的是小家庭生活。那时，我父亲是山东烟台海军学校的校长，每逢年假，都有好几个堂哥哥，表哥哥回家来住。父亲就给他们买些乐器：锣、鼓、二胡、洞箫之类，让他们演奏，也买些鞭炮烟火。我不会演奏，也怕放炮，只捡几根“滴滴金”来放。那是一个小纸捻，里面卷一点火药，拿在手里抡起来，就放出一点点四散的金星。既没有大声音，又很好看。 那时代的风俗，从正月初一到十五，是禁止屠宰的。因此，母亲在过年前，就买些肘子、猪蹄、鸡、鸭之类煮好，用酱油、红糟和许多佐料，腌起来塞在大坛子里，还磨好多糯米水粉，做红白年糕。这些十分好吃的东西，我们都一直吃到元宵节！ 除夕夜，我们点起蜡烛烧起香，办一桌很丰盛的酒菜来供祖宗，我们依次磕了头，这两次的供菜撤下来，就是我们的年夜饭了。 初一，我们一早就穿起新衣，对父母亲和长辈磕头拜年，也拿到了包着红纸的压岁钱，里面是锃亮的一块墨西哥“站人”银元！ 既不会演奏，又不敢放炮的我，这一天最关心的就是附近几个村落“耍花会”的到来了。这些“花会”都是村里人办的，有跑旱船的，有扮“王大娘锔大缸”的，扮女人的都是村里的年轻人，擦粉描眉，很标致的！锣鼓前导，后面跟着许多小孩子，闹闹嚷嚷的。到了我家门口，自然会围上一大圈人，他们就停下来演唱，唱词很滑稽，四围笑声不断。这时，我们赶紧拿出烟酒点心，来慰劳他们，这一个花会走了，那一个花会又来了。最先来的总是金钩寨的花会。 到了一九一一年，我们回到福建福州去（那时已是中华民国时代了）和祖父、伯叔父母同住在一起。大家庭里的过年是十分热闹的。从祭灶那天起，大家就都忙乎起来。最先是叠“元宝”，那是用金银纸箔，叠成元宝的样子，然后用绳子穿成一串一串的，准备在供神供祖的时候烧；然后就忙扫房，用很长的掸子将屋角的蛛网和尘土，都扫除干净，又擦亮一切铜器，如蜡台、香炉，以及柜子箱子上的铜锁等。大门上贴上新的鲜红的春联。祖父还用红纸在书桌旁边贴上“元旦开笔，新春大吉”等等的吉利话。这些当然都是大人们的事，我们小孩子只准备穿新衣服，放花炮，拜年，拿压岁钱。因为大家庭里兄弟姐妹多，祖父的红纸包里，只是一两角的新银币，但因为长辈也多，加上各人外婆家给的压岁钱，我们每人几乎都得到好几块！ 新年过后，元宵节又是一个高潮。我们老家在福州市南后街，那条街从来就是灯市。灯节之前，就已是“花市灯如昼”了，灯月交辉，街上的人流彻夜不绝。福州的风俗，元宵节小孩子玩的灯，都是外婆家送的。福州方言，“灯”与“丁”同音。“添丁”是句吉利话，因此，外婆家送给我们姐弟四人的是五盏灯！我的弟弟们比我小的多，他们还不大会玩，我这时就占了便宜，我墙上挂的是“三英战吕布”的走马灯，一手提着一盏眼睛能动的金鱼灯，一手拉着会在地上走的兔儿灯，觉得自己神气得很。但最好玩的还是跟着哥哥姐姐们到大门口去看灯。有许多亲友到我家街上来看灯的，我们都高兴地点起用篾片编成的火把，把他们送走。 一九一三年，我们到了北京，又过起小家庭生活，过年供祖宗也不烧元宝了。给父母和长辈拜年也只鞠躬，不好意思拿压岁钱了。家里没有了大孩子，没有人敲锣打鼓。弟弟们只会放些小炮仗，过年就显得冷清多了。 家庭里过年不热闹，而集体的节日庆祝，却一年一年地扩大了，机关和学校里都有新年团拜，大门口还张灯结彩，也有种种文娱节目。如今呢，过年庆祝活动，更是以集体为中心，真是普天同庆！以近两年来的“地坛文化迎春庙会”为例，会上什么都有，参加的人既饱了眼福、耳福，又饱了口福。去年到过迎春庙会的朋友，回来都十分兴奋，我虽然因为行动不便，不能参加，但从报纸上的消息里，我已经想象到了那欢腾热闹的盛况，精神上已经参加进去了。 致茹志鹃 志鹃同志： 昨天我的大女儿吴冰给我看了一期《文摘报》（１９８６年２月２３日），光明日报社和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的，内登一段消息说：“……上海文学编辑部主任周介人谈到对张贤亮小说的一些反映……老作家冰心看过作品之后，为作家难过得哭了。”我十分惊奇，他这消息是从哪里来的？我和张贤亮素不相识！就这篇作品，虽也“不甚欣赏，不够满意”，但何至于为作者哭了？！请你代问一下，顺祝安好、盼复。冰心匆上二、廿六 致巴金 巴金老弟： 前些日子，得你一封长信，像你那样写字艰难的人，居然写了那么多，真是感谢！你说你尽说自己，我最惦记的也是你自己，我喜欢听。 我还好，写字不如你那么困难，但是杂事也多，尤其是常有人来访问，我很厌烦。不过昨天夏衍来了，谈了半天，都谈到你（来的还有李子云，她说你写字困难），什么时候我们都带个女儿再聚一次呢？问小林好，她托吴泰昌带来的香蕉，我吃了很好，近来我只吃香蕉。祝你多休息！大姐三、三 悼丁玲 ３月４日的下午，我又打电话到丁玲家里，探问她的病情。接电话的是一位外地来的同志，她告诉我“丁玲已于今晨十时多逝世了”，我放下听筒怔了半天，又一位朋友和我永别了！ 我和丁玲相识以后的画面，一幅一幅地从我眼前掠过： １９２８年的夏天，她和胡也频、沈从文到我上海家里来看我。 １９３１年她编《北斗》杂志，我曾为她写稿，那时我们通信，上下款都只用一个冰字，因为她的本名是蒋冰之。 １９３１年或３２年，她到北京燕京大学我的家里来看我，正值我为儿子吴平洗澡，她慨叹地说：她就不常有这种的和孩子同在的机会。 １９３６年的夏末，我和文藻再次赴美，路过南京，听说丁玲住在南京郊外，我们就去看望了她。当天夜晚她就来回看我们，在玄武湖上划船谈话。 抗战期间我知道她已到延安。在重庆的参政会议上，我正好和董必武同志联坐，我向他问到了丁玲的近况。 １９５１年后我从日本回来，那时她正致力于新中国文艺领导工作。我记得我参加全国作协，还是她和老舍介绍的。 １９５５年以后，忽然又说她是什么反党集团的人，在批判大会上我只看见她在主席座位右边的小桌上，低头记着笔记，从此又是二十多年！ 直到１９７９年她回来了，住在木樨地，作协开会时，接我的车也去接她，我们在车上谈了不少的话。 １９８０年秋季以后，我摔坏了腿，行动不便，不能参加社会活动，就是她来看我了。 １９８４年２月，她来看我，带来了她的“近作集”。 １９８５年６月，她又带来《丁玲选集》和她主编的《中国》文学杂志。也说起她有肾病，不过她还是那样地健谈，我没有想到那就是最后一面了。 写追悼文字，我的手都软了！这些年来，振铎、老舍、郭老、茅公、林巧稚大夫、吴贻芳校长……最近又是我的老伴，我的二弟，现在又加上丁玲！ 死而有知，也许有许多欢乐的重逢，死而无知，也摆脱了躯壳上的痛苦。 难过的是他们生前的亲人和朋友。 我们只能从他们遗留下的不朽的事业中得到慰藉，在我们有生之年也将为承继他们的为人民的工作而不断奋斗！１９８６年３月７日 给《内蒙古工人》的题词 祝愿《内蒙古工人》在内蒙成立四十周年，和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来临之际，多发表一些文字，引导内蒙草原少年儿童发扬：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爱劳动，爱社会主义的精神，在人生大道上欢欣勇敢地迈进！ 冰心一九八六年三月十一日 致茹志鹃 志鹃同志： 感谢周介人同志写的声明，我错怪他了，但希望此事能得到澄清。 我对您很不满意，您信的下款，写什么“您的学生”，这也太见外了！一点不真实也不亲切，下次千万不要这样。 不知安忆要您向我学什么？我近年来越想越对自己不满。 我这人天地太小，也从不敢自动或积极地做什么事，只能这样过退居息影的生活。人际关系是最重要的，您不做谁来做？ “能者多劳”还是担负起“烦人”的事吧！匆匆。祝笔健，问安忆好！冰心三、廿 致陈祖芬 祖芬同志： 你怎么有心脏病呢？得你信十分惦记，是否去阜外医院看一看？我那边有熟人，那里专看心脏病，你千万不要来看我，太远了，打电话就行。 我并没有去福建，一时也不想动，走起来太麻烦了。你那篇文章《经济和人》不是登在《当代》吗？那序自然也在那边了。请他们不要给我稿费，给我订一年的《当代》吧。匆匆祝健康！冰心三、廿 六一儿童节寄民进会友 亲爱的民进会友们： 我相信我的会友们大多数都是文教工作者，是老师同时也是父母。在六一儿童节，我感到和你们有说不完的话。 “儿童是世界和人类的未来。”这句听惯说惯的话，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对于儿童，也就是我们的第二代或第三代，我们要如何和他们相处呢？ 我们当然会热爱他们，无论是我们的学生或子女，但同时还要尊重他们。不是用居高临下的、管教或训示的态度，而是用平起平坐的商量的方式和他们谈话。不是用“溺爱”来放任他们，而是用“热爱”来信任他们。对他们的教育是“身教重于言教”。老师和父母的一言一行，都传达了五讲四美三热爱的教育。父母和老师不随地吐痰，孩子就不会随地吐痰；父母和老师不骂人，孩子也不懂得骂人。举一个反面的例子：许多年以前，有一位老太太对我抱怨她的孙子，说： “大卫又骂人了，他妈的。”我不觉笑了起来，她自己先骂人了，怎能怪她的孙子呢？ 小的时候读修身课，讲“孔子家儿不知怒，曾子家儿不知骂。”我想孔子可能在家里没有“怒”过。但读《论语·宪问》，上面写着孔子用杖叩原壤的腿，他说“老而不死是为贼”。这怒得够厉害的了！因为原壤是一个“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的人。至于“曾子家儿不知骂”，我想是完全可能的。 话说回来吧。我常常得到小朋友的来信，一般是报告自己的学习和活动的情况，有的就请教如何写好作文，说是长大了想做一个作家。近来呢，他们的问题更多了，问什么是理想，什么是幸福，什么是共产主义。最后这个问题，我更不知道应当怎样回答了。可见八十年代的儿童的求知欲是多么旺盛，思想是多么奔放！我现在总感觉到自己不能和时代同步前进了。无论是看书报，听广播，看电视，有许多事物我都看不大懂，听不大懂，尤其是关于哲学和科技方面的。我觉得当今之世，做一个长辈和老师，都很不容易！我想我的会友们一定都在随时回答孩子们的问题，也充分地准备好回答孩子们的问题。请把你们宝贵的经验告诉我，好吗？ 祝你们和儿童一起度过欢乐的儿童节！你们的会友冰心１９８６年３月２４日 两栖动物 一九一一年冬，我们从烟台回到福建福州的大家庭里。以一个从小在山边海隅度过寂寞荒凉日子的孩子，突然进到一个笑语喧哗、目迷五色的青少年群里，大有“忘其所以”的飘飘然的感觉。 我的父亲有一个姐姐，四个弟兄。这五个小家庭，逢年过节便都有独自的或共同的种种亲戚，应酬来往；尤其在元旦到元宵这半个月之间，更是非常热闹。我记得一九一二年元旦那天早上，在我家大厅堂上给祖父拜年的，除了自己的堂兄弟姐妹之外，在大厅廊上还站着一大群等着给祖父鞠躬的各个小家庭的，我要称他们为表兄表姐的青少年们。这一天从祖父手里散发出来的压岁钱的红纸包，便不知有多少！ 表姐们来了，都住在伯叔父母的居住区——东院。她们在一起谈着做活绣花，擦什么脂粉，怎样梳三股或五股辫子；怎样在扎红头绳时，扎上一圈再挑起几绺头发来再扎上一圈，这样就会在长长的一段红头绳上，呈现出“寿”字或“喜”字等花样等等；有时也在西院后花园里帮助祖父修整浇灌些花草。 表兄们呢，是每天从自己家里，到我们西院客厅一带来聚集。他们在那里吹弹歌唱，下棋做“诗”。我那年才十二岁，虽然换上女装，还是一股野孩子的脾气，祖父和父母都不大管我。我就像两栖动物一样，穿行于这两群表兄姐之间。他们都比我大七八岁，都不拿我当回事，都不拒绝我，什么事也不避我。我还特喜欢往表兄们的群里跑，因为那边比较热闹，表兄们也比较欢迎我，因为我可以替他们传书递简。现在回忆起来，他们也是在“起哄”，并不严肃。某一个表兄每一张纸条或一封信给某个表姐时，写好多半在弟兄中公开地笑着传看。我当然也都看过，这些信的文字不一定都通顺，诗也多半是歪诗，不但平仄不对，连韵也没有押对。我前一年在烟台时，受过王峰逄表舅的教导，不但会对三个字、五个字、七个字的对子，并且已经写过几首七绝了，我的鉴赏力还是不低的！ 这些纸条或诗，到了表姐们手里，并没有传看，大都是自己看完一笑，撕了或是烧了，并嘱咐我不必向大人报告。我倒是背下了一封比较通顺的信，还不完全： 畅谈，梦寐萦思，曷胜惆怅，造府屡遭白眼，不知有何开罪，唯鄙人愚蠢，疑云难破……还有一位表兄写的一首七律诗，我觉得真是不错的：未敢将情诉蹇修，半晌沉吟曾露齿，一年消受几回眸，迷茫意绪心相印，细腻风月梦借游，妄想自知端罪过，泥犁甘坠未甘休。 这首我认为很好的诗，也不曾得到那位表姐的青睐！后来在我十七八岁时，在我小舅舅杨子玉先生的书桌上，看到清代专写香奁诗的王次回的《疑雨集》中，就有这首诗。原来就以为很有诗才的那位表兄，也是一个“文抄公”！ 现在回忆起来，那时男女还没有同学，社交也没有公开。 青年人对异性情感的表示，只能在有机会接触的中表之间，怪不得像那种的爱情故事，都是“兄妹为之”。 《中国当代作家书画作品集》序 福建出版总社鲁岩同志来要我为即将出版的《当代作家书画集》作序。他说：一来是为福建出版总社收集当代作家的资料，同时也印行他们所作的书画，以应海内外读者的要求。 我知道当代有许多作家在写作之外，还能书善画，也有许多读者不但爱读作家的作品，对于作家们的手迹，也感到浓厚的兴趣，尤其是他们的书画。这本集子的印行，一定会受到海内外读者的热烈欢迎！１９８６年３月２９日 教师节给《班主任》的贺词 曾经过了十年教师生活的我，在读看《班主任》的时候，感到十分的亲切。在论坛、工作笔谈、问题讨论和消息与借鉴等栏目里，不但读到许多诚挚精辟的文章，还找到几位我所熟悉而敬重的名字。 如主编韩作黎，供稿的陈鹤琴老前辈，以及年轻的刘厚明和韩少华。 我衷心祝愿为培养更多的优秀的教学育人的班主任，《班主任》杂志要永远这样朝气蓬勃地刊行下去！ 冰心１９８６年４月７日 致李玲修 玲修同志： 信收到，相片三张也拜领，感谢之至！（上面的两位男女朋<bdo>ｈtｔp://ｗｗｗ?９９lｉｂ?ｎｅt</bdo>友，也忘记是谁了。）上次周达宝来，把君子兰送来了，由我女婿陈恕在管，他也忙，又不是会养花的人，当尽量学习养好。请打电话来。我还好，您怎样？匆匆。冰心四、十九 关于男人（之五） 六我的老伴——吴文藻（之一） 我想在我终于投笔之前，把我的老伴——和我共同生活了五十六年的吴文藻这个人，写了出来，这就是我此生文字生涯中最后要做的一件事，因为这是别人不一定会做、而且是做不完全的。 这篇文章，我开过无数次的头，每次都是情感潮涌，思绪万千，不知从哪里说起！最后我决定要稳静地简单地来述说我们这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共同度过的、和当时全国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的“平凡”生活。 今年一月十七大雾之晨，我为《婚姻与家庭》杂志写了一篇稿子，题目就是《论婚姻与家庭》。我说： 有了健全的细胞，才会有一个健全的社会，乃至一个健全的国家。 家庭首先由夫妻两人组成。 夫妻关系是人际关系中最密切最长久的一种。 夫妻关系是婚姻关系，而没有恋爱的婚姻是不道德的。 恋爱不应该只感情地注意到“才”和“貌”，而应该理智地注意到双方的“志同道合” （这“志”和“道”包括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等等），然后是“情投意合” （这“情”和“意”包括生活习惯和爱好等等）。 在不太短的时间考验以后，才能考虑到组织家庭。 一个家庭对社会对国家要负起一个健康细胞的责任，因为在它周围还有千千万万个细胞。 一个家庭要长久地生活在双方人际关系之中，不但要抚养自己的儿女，还要奉养双方的父母，而且还要亲切和睦地处在双方的亲、友、师、生之中。 婚姻不是爱情的坟墓，而是更亲密的、灵肉合一的爱情的开始。 “二人同心，其利断金”，是中国人民几千年智慧的结晶。 人生的道路，到底是平坦的少，崎岖的多。 在平坦的路上，携手同行的时候，周围有和暖的春风，头上有明净的秋月。两颗心充分地享受着宁静柔畅的“琴瑟和鸣”的音乐。 在坎坷的路上，扶掖而行的时候，要坚忍地咽下各自的冤抑和痛苦，在荆棘遍地的路上，互慰互勉，相濡以沫。 有着忠贞而精诚的爱情在维护着，永远也不会有什么人为的“划清界线”，什么离异出走，不会有家破人亡，也不会教育出那种因偏激、怪僻、不平、愤怒而破坏社会秩序的儿女。 人生的道路上，不但有“家难”！而且有“国忧”，也还有世界大战以及星球大战。 但是由健康美满的恋爱和婚姻组成的千千万万的家庭，就能勇敢无畏地面对这一切！ 我接受写《论婚姻与家庭》这个任务，正是在我沉浸于怀念文藻的情绪之中的时候。我似乎没有经过构思，握起笔来就自然流畅地写了下去。意尽停笔，从头一看，似乎写出了我们自己一生共同的理想、愿望和努力的实践，写出了我现在的这篇文章的骨架！ 以下我力求简练，只记下我们生活中一些有意义和有趣的值得写下的一些平凡琐事吧。 话还得从我们的萍水相逢说起。 一九二三年八月十七日，美国邮船杰克逊号，从上海启程直达美国西岸的西雅图。这一次船上的中国学生把船上的头等舱位住满了。其中光是清华留美预备学校的学生就有一百多名，因此在横渡太平洋两星期的光阴，和在国内上大学的情况差不多，不同的就是没有课堂生活，而且多认识了一些朋友。 我在贝满中学时的同学吴搂梅——已先期自费赴美——写信让我在这次船上找她的弟弟、清华学生——吴卓。我到船上的第二天，就请我的同学许地山去找吴卓，结果他把吴文藻带来了。问起名字才知道找错了人！那时我们几个燕大的同学正在玩丢沙袋的游戏，就也请他加入。以后就倚在船栏上看海闲谈。我问他到美国想学什么？他说想学社会学。他也问我，我说我自然想学文学，想选修一些英国十九世纪诗人的功课。他就列举几本着名的英美评论家评论拜伦和雪莱的书，问我看过没有？我却都没有看过。他说：“你如果不趁在国外的时间，多看一些课外的书，那么这次到美国就算是白来了！”他的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我！我从来还没有听见过这样的逆耳的忠言。我在出国前已经开始写作，诗集《繁星》和小说集《超人》都已经出版。这次在船上，经过介绍而认识的朋友，一般都是客气地说“久仰、久仰”，像他这样首次见面，就肯这样坦率地进言，使我悚然地把他作为我的第一个诤友、畏友！ 这次船上的清华同学中，还有梁实秋、顾一樵等对文艺有兴趣的人，他们办了一张的墙报。我也在上面写过稿，也参加过他们的座谈会。这些事文藻都没有参加，他对文艺似乎没有多大的兴趣，和我谈话时也从不提到我的作品。 船上的两星期，流水般过去了。临下船时，大家纷纷写下住址，约着通信。他不知道我到波士顿的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研究院入学后，得到许多同船的男女朋友的信函，我都只用威校的风景明片写了几句应酬的话回复了，只对他，我是写了一封信。 他是一个酷爱读书和买书的人，每逢他买到一本有关文学的书，自己看过就寄给我。我一收到书就赶紧看，看完就写信报告我的体会和心得，像看老师指定的参考书一样的认真。 老师和我作课外谈话时，对于我课外阅读之广泛，感到惊奇，问我是谁给我的帮助？我告诉她，是我的一位中国朋友。她说：“你的这位朋友是个很好的学者！”这些事我当然没有告诉文藻。 我入学不到九个星期就旧病——肺气支扩大——复发，住进了沙穰疗养院。那时威校的老师和中、美同学以及在波士顿的男同学们都常来看我。文藻在新英格兰东北的新罕布什州的达特默思学院的社会学系读三年级——清华留美预备学校的最后二年，相当于美国大学二年级——新罕布什州离波士顿很远，大概要乘七八个小时的火车。我记得一九二三年冬，他因到纽约度年假，路经波士顿，曾和几位在波士顿的清华同学来慰问过我。一九二四年秋我病愈复学。一九二五年春在波士顿的中国学生为美国朋友演《琵琶记》，我曾随信给他寄了一张入场券。他本来说功课太忙不能来了，还向我道歉。但在剧后的第二天，到我的休息处——我的美国朋友家里——来看我的几个男同学之中，就有他！ 一九二五年的夏天，我到绮色佳的康耐尔大学的暑期学校补习法文，因为考硕士学位需要第二外国语。等我到了康耐尔，发现他也来了，事前并没有告诉我，这时只说他大学毕业了，为读硕士也要补习法语。这暑期学校里没有别的中国学生，原来在康耐尔学习的，这时都到别处度假去了。绮色佳是一个风景区，因此我们几乎每天课后都在一起游山玩水，每晚从图书馆出来，还坐在石阶上闲谈。夜凉如水，头上不是明月，就是繁星。到那时为止，我们信函往来，已有了两年的历史了，彼此都有了较深的了解，于是有一天在湖上划船的时候，他吐露了愿和我终身相处。经过了一夜的思索，第二天我告诉他，我自己没有意见，但是最后的决定还在于我的父母，虽然我知道只要我没意见，我的父母是不会有意见的！ 一九二五年秋，他入了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离波士顿较近，通信和来往也比较频繁了。 我记得这时他送我一大盒很讲究的信纸，上面印有我的姓名缩写的英文字母。他自己几乎是天天写信，星期日就写快递，因为美国邮局星期天是不送平信的，这时我的宿舍里的舍监和同学们都知道我有个特别要好的男朋友了。 一九二五年冬，我的威校同学王国秀，毕业后升入哥伦比亚大学的，写信让我到纽约度假。到了纽约，国秀同文藻一起来接我。我们在纽约玩得很好，看了好几次莎士比亚的戏。 一九二六年夏，我从威校研究院取得了硕士学位，应邀回母校燕大任教。文藻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还附了一张相片，让我带回国给我的父母。我回到家还不好意思面交，只在一天夜里悄悄地把信件放在父亲床前的小桌上。第二天，父母亲都没有提到这件事，我也更不好问了。 一九二八年冬，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得了博士学位，还得到哥校“最近十年内最优秀的外国留学生”奖状。他取道欧洲经由苏联，于一九二九年初到了北京。这时他已应了燕大和清华两校教学之聘，燕大还把在燕南园兴建的一座小楼，指定给我们居住。 那时我父亲在上海海道测量局任局长。文藻到北京不几天就回到上海，我的父母很高兴地接待了他，他在我们家住了两天，又回他江阴老家去。从江阴回来，就在我家举行了简单的订婚仪式。 年假过后，一九二九年春，我们都回到燕大教学，我在课余还忙于婚后家庭的一切准备。他呢，除了请木匠师傅在楼下他的书房的北墙，用木板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书架之外，只忙于买几张半新的书橱，卡片柜和书桌等等，把我们新居的布置装饰和庭院栽花种树，全都让我来管。 我们的婚礼是在燕大的临湖轩举行的，一九二九年六月十五日是个星期六。婚礼十分简单，客人只有燕大和清华两校的同事和同学，那天待客的蛋糕、咖啡和茶点，我记得只用去三十四元！ 新婚之夜是在京西大觉寺度过的。那间空屋子里，除了自己带去的两张帆布床之外，只有一张三条腿的小桌子——另一只脚是用碎砖垫起的。两天后我们又回来分居在各自的宿舍里，因为新居没有盖好，学校也还没有放假。 暑假里我们回到上海和江阴省亲。他们为我们举办的婚宴，比我们在北京自己办的隆重多了，亲友也多，我们把收来的许多红幛子，都交给我们两家的父母，作为将来亲友喜庆时还礼之用。 朋友们都劝我们到杭州西湖去度蜜月，可是我们只住了一天就热坏了，夏天的西湖就像蒸锅一般！那时刘放园表兄一家正在莫干山避暑，我们被邀到莫干山住了几天。文藻惦记着秋后的教学，我惦念着新居的布置，在假满之前，匆匆地又回到了北京。关于这一段，我在《第一次宴会》那篇小说里曾描写过。 上课后，文藻就心满意足地在他的书房里坐了下来，似乎从此就可以过一辈子的备课、教学、研究的书呆子生活了。 一九三○年是我们两家多事之秋，我的母亲和文藻的父亲相继逝世。他的母亲就北上和我们同住，我的父亲不久也退休回到北京来。这时我的二弟为杰已升入燕大，他的妹妹剑群也入了燕大读家政系。他们都住在宿舍，却都常回来。我没有姐妹，文藻没有兄弟，这时双方都觉得有了补偿。 这里不妨插进一件趣事。一九二三年我初到美国，花了五块美金，照了一两张相片，寄回国来，以慰我父母想念之情。那张大点的相片，从我母亲逝世后文藻就向我父亲要来，放在他的书桌上，我问他：“你真的每天要看一眼呢，还只是一件摆设？”他笑说：“我当然每天要看了。”有一天我趁他去上课，把一张影星阮玲玉的相片，换进相框里，过了几天，他也没理会。后来还是我提醒他：“你看桌上的相片是谁的？”他看了才笑着把相片换了下来，说：“你何必开这样的玩笑？”还有一次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春天上午，我们都在楼前赏花，他母亲让我把他从书房里叫出来。他出来站在丁香树前目光茫然地又像应酬我似地问： “这是什么花？”我忍笑回答：“这是香丁。”他点了点头说：“呵，香丁。”大家听了都大笑起来。 婚后的几年，我仍在断断续续地教学，不过时间减少了。 一九三一年二月，我们的儿子吴平出世了。一九三五年五月我们又有了一个女儿——吴冰。我尝到了做母亲的快乐和辛苦。我每天早晨在特制的可以折起的帆布高几上，给孩子洗澡。我们的弟妹和学生们，都来看过，而文藻却从来没有上楼来分享我们的欢笑。 在燕大教学的将近十年的光阴，我们充分地享受了师生间亲切融洽的感情。我们不但有各自的学生，也有共同的学生。我们不但有课内的接触，更多的是课外的谈话和来往。学生们对我们倾吐了许多生活里的问题：婚姻，将来的专业等等，能帮上忙的，就都尽力而为，文藻侧重的是选送学社会学的研究生出国深造的问题。在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年，文藻休假的一年，我同他到欧美转了一周。他在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到处寻师访友，安排了好几个优秀学生的入学从师的问题。他在自传里提到说：“我对于哪一个学生，去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学校，跟谁为师和吸收哪一派理论和方法等问题，都大体上作了具体的、有针对性的安排。”因此在这一年他仆仆于各国各大学之间的时候，我只是到处游山玩水，到了法国，他要重到英国的牛津和剑桥学习“导师制”，我却自己在巴黎住了悠闲的一百天！一九三七年六月底，我们取道西伯利亚回国，一个星期后，“七七事变”便爆发了！ 七我的老伴——吴文藻（之二） 上次未完待续的稿是今年四月二十四日写的。七个月过去了，中间编辑同志曾多次来催，就总是写不下去！“七七事变”以后几十年生活的回忆，总使我胆怯心酸，不能下笔——说起我和文藻，真是“隔行如隔山”，他整天在书房里埋头写些什么，和学生们滔滔不绝地谈些什么，我都不知道。他那“顶天立地”的大书架撂着的满满的中外文的社会学、人类学的书，也没有引起我去翻看的勇气。要评论他的学术和工作，还是应该看他的学生们写的记述和悼念他的文章，以及他在一九八二年应《晋阳学刊》之约，发表在该刊第六期上的他的《自传》，这篇将近九千字的自传里讲的是：他自有生以来，进的什么学校，读的什么功课，从哪位教师受业，写的什么文章，交的什么朋友，然后是教的什么课程，培养的哪些学生……提到我的地方，只有两处：我们何时相识，何时结婚，短短的几句！至于儿女们的出生年月和名字，竟是只字不提。怪不得他的学生写悼念他的文章里，都说：“吴老曾感慨地说‘我花在培养学生身上的精力和心思，比花在我自己儿女身上的多多了’。” 我不能请读者都去看他的《自传》，但也应该用他《自传》里的话，来总括他在“七七事变”前在燕大将近十年的工作：（一）是讲课，用他学生的话说是“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学教学和科研体系，使‘中国式的社会学’扎根于中国的土壤之上。” （二）是培养专业人才，请进外国的专家来讲学和指导研究生，派出优秀的研究生去各国留学。 （“请进来”和“派出去”的专家和学生的名字和国籍只能从略。） （三）是提倡社区研究。“用同一区位的或文化的观点和方法，来分头进行各种地域不同的社会研究。”我只知道那时有好几位常来我家讨论的学生，曾分头到全国各地去做这种工作，现在这几位都是知名的学者和教授，在这里我不敢借他们的盛名来增光我的篇幅！但我深深地体会到文藻那些年的“茫然的目光”和“一股傻气”的后面，隐藏了多少的“精力和心思”！这里不妨再插进一首嘲笑他的宝塔诗，是我和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老先生凑成的。上面的七句是：马香丁羽毛纱样样都差傻姑爷到家说起真是笑话教育原来在清华“马”和“羽毛纱”的笑话是抗战前在北京，有一天我们同到城里去看望我父亲，我让他上街去给孩子买“萨其玛” （一种点心），孩子不会说萨其玛，一般只说“马”。因此他到了铺子里，也只会说买“马”。还有我要送我父亲一件双丝葛的夹袍面子。他到了“稻香村”点心店和“东升祥” 布店，这两件东西的名字都说不出来。亏得那两间店铺的售货员，和我家都熟，打电话来问。“东升祥”的店员问：“您要买一丈多的羽毛纱做什么？”我们都大笑起来，我就说： “他真是个傻姑爷！”父亲笑了说：“这傻姑爷可不是我替你挑的！”我也只好认了。抗战后我们到了云南，梅校长夫妇到我呈贡家里来度周末，我把这一腔怨气写成宝塔诗发泄在清华身上。梅校长笑着接写下面两句：冰心女士眼力不佳书呆子怎配得交际花当时在座的清华同学都笑得很得意，我又只好认我的“作法自毙”。 回来再说些正经的吧，“七七事变”后这一年，北大和清华都南迁了，燕大因为是美国教会办的，那时还不受干扰。但我们觉得在北平一刻也呆不下去了，同时，文藻已经同大后方的云南大学联系好了，用英庚款在云大设置了社会人类学讲座，由他去教学。那时只因为我怀着小女儿吴青，她要十一月才出世，燕大方面也苦留我们再呆一年。这一年中，我们只准备离开的一切——这一段我在一文中，写得很详细。 一九三八年秋，我们才取海道由天津经上海，把文藻的母亲送到他的妹妹处，然后经香港从安南（当时的越南）的海防坐小火车到了云南的昆明。这一路，旅途的困顿曲折，心绪的恶劣悲愤，就不能细说了。记得到达昆明旅店的那夜，我们都累得抬不起头来，我怀抱里的不过八个月的小女儿吴青忽然咯咯地拍掌笑了起来，我们才抬起倦眼惊喜地看到座边圆桌上摆的那一大盆猩红的杜鹃花！ 用文藻自己的话说：“自一九三八年离开燕京大学，直到一九五一年从日本回国，我的生活一直处在战时不稳定的状态之中。” 他到了云南大学，又建立起了社会学系并担任了系主任，同年又受了北京燕大的委托，成立了燕大和云大合作的“实地调查工作站”。我们在昆明城内住了不久，又有日机轰炸，就带着孩子们迁到郊外的呈贡，住在“华氏墓庐”，我把这座祠堂式的房子改名为“默庐”，我在一九四○年二月为香港《大公报》（应杨刚之约）写的《默庐试笔》中写得很详细。 从此，文藻就和我们分住了。他每到周末，就从城里骑马回家，还往往带着几位西南联大的没带家眷的朋友，如称为“三剑客”的罗常培、郑天翔和杨振声。这些苦中作乐的情况，我在为罗常培先生写《蜀道难》序中，也都描述过了。 一九四○年底，因英庚款讲座受到干扰，不能继续，同时在重庆的国防最高委员会工作的清华同学，又劝他到委员会里当参事，负责研究边疆的民族、宗教和教育问题，并提出意见。于是我们一家又搬到重庆去了。 到了重庆，文藻仍寄居在城内的朋友家里，我和孩子们住在郊外的歌乐山，那里有一所没有围墙的土屋，是用我们卖书的六千元买来的。我把它叫做“潜庐”，关于这座土屋和门前风景，我在《力构小窗随笔》中也说过了。 我记得一九四二年春，文藻得了很重的肺炎，我陪他在山下的“中央医院”也就是“上海医学院”的附属医院，住了将近一个月，他受到内科钱德主任的精心医治，据钱主任说肺炎一般在一星期内外，必有一个转折期，那时才知凶吉。 但是文藻那时的高烧一直延长到十三天！有一天早上，护士试过了他的脉搏，惊惶而悄悄地来告诉我说：“他的脉搏只有三十六下了。”急得我赶紧跑到医院后面的宿舍里去找王鹏万大夫夫妇——他的爱人张女士是我的同学——那时我只觉得双腿发软，连一座小小的山坡都走不上去！等我和王大夫夫妇回到病房来时，看见文藻身上的被子已被掀过来了，床边站满了大夫和护士，我想他一定“完”了！回头看见窗前桌上放着两碗刚送来的早餐热粥，我端起碗来一口气都喝了下去。我觉得这以后我要办的事多得很，没有一点力气是不行的。 谁知道再一回头看到文藻翻了一个身，长长地吁了一口气，迸出一身冷汗。大夫们都高兴地又把被子给他盖上，说： “这转折点终于来了！”又都回头对我笑说，“好了，您不用难过了……”我擦着脸上的汗说：“你们辛苦了！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什么都慢！” 我的身心交瘁的一个多月过去了，却又忙着把他搬回山上来，那时没有公费医疗，多住一天，就得多付一天的住院费，我这个以“社会贤达”的名义被塞进”参政会”的参政员，每月的“工资”也只是一担白米。回家后还是亏了一位文藻的做买卖的亲戚，送来一只鸡和两只广柑，作为病后的补品，偏偏我在一杯广柑汁内，误加了白盐，我又舍不得倒掉，便自己仰脖喝了下去！ 回家后，大女儿吴冰向我诉苦，说五月一日是她的生日，富奶奶（关于这位高尚的人，我将另有文章记述）只给她吃一个上面插着一支小蜡烛的馒头。这时文藻躺在家里床上，看到爬到他枕边的、穿着一身浅黄色衣裙，发上结着一条大黄缎带的小女儿吴青（这也是富奶奶给她打扮的），脸上却漾出了病后从未有过的一丝微笑！ 文藻不是一个能够安心养病的人。一九四三年初，他就参加了“中国访问印度教育代表团”去过印度，着重考察了印度的民族和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的冲突问题。同年的六月，他又参加了“西北建设考察团”，担任以新疆民族为主的西北民族问题调查。一九四四年底，他又参加了去到美国的“战时太平洋学会”，讨论各盟国战后对日处理方案。会后他又访问了哈佛，耶鲁，芝加哥，普林斯顿各大学的研究中心，去了解他们战时和战后的研究计划和动态，他得到的收获就是了解到“行为科学”的研究已从“社会关系学”发展到了以社会学、人类学、社会心理学三门结合的研究。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夜，我们在歌乐山上听到了日本帝国主义者无条件投降的消息。 那时在“中央大学”和在“上海医学院”学习的我们的甥女和表侄女们，都高兴得热泪纵横。我们都恨不得一时就回到北平去，但是那时的交通工具十分拥挤，直到一九四五年底我们才回到了南京。正在我们作北上继续教学的决定时，一九四六年初，文藻的清华同学朱世明将军受任中国驻日代表团团长，他约文藻担任该团的政治组长，兼任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代表顾问。文藻正想了解战后日本政局和重建情况和形势，他想把整个日本作为一个大的社会现场来考察、做专题研究，如日本天皇制、日本新宪法、日本新政党、财阀解体、工人运动等等，在中日邦交没有恢复，没有友好往来之前，趁这机会去日，倒是一个方便，但他只作一年打算。因此当他和朱世明将军到日本去的时候，我自己将两个大些的孩子吴平和吴冰送回北京就学，住在我的大弟妇家里；我自己带着小女儿吴青暂住在南京亲戚家里，这一段事我都写在一九四六年十月的《无家乐》那一篇文章里，当年的十一月，文藻又回来接我带着小女儿到了东京。 现在回想起来，在东京的一段时间，是我们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文藻利用一切机会，同美国来日研究日本问题的专家学者以及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的同行人士多有接触。我自己也接触了当年在美留学时的日本同学和一些妇女界人士，不但比较深入地了解了当时日本社会上存在的种种问题，同时也深入地体会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 这时我们结交了一位很好的朋友——谢南光同志，他是代表团政治组的副组长，也是一个地下共产党员。通过他，我们研读了许多毛主席着作，并和国内有了联系。文藻有个很“不好”的习惯，就是每当买来一本新书，就写上自己的名字和年、月、日。代表团里本来有许多台湾特务系统，如军统、中统等据说有五个之多。他们听说政治组同人每晚以在吴家打桥牌为名，共同研讨毛泽东着作，便有人在一天趁文藻上班，溜到我们住处，从文藻的书架上取走一本《论持久战》。 等到我知道了从卧室出来时，他已走远了。 我们有一位姓林的朋友——他是横滨领事，对共产主义同情的，被召回台湾即被枪毙了。文藻知道不能在代表团继续留任。一九五○年他向团长提出辞职。但离职后仍不能回国，因为我们持有的是台湾政府的护照，这时华人能在日本居留的，只有记者和商人。我们没有经商的资本，就通过朱世明将军和新加坡巨商胡文虎之子胡好的关系，取得了《星槟日报》记者的身份，在东京停留了一年，这时美国的耶鲁大学聘请文藻到该校任教，我们把赴美的申请书寄到台湾，不到一星期便被批准了！我们即刻离开了日本，不是向东，而是向西到了香港，由香港回到了祖国！ 这里应该补充一点，当年我送回北平学习的儿女，因为我们在日本的时期延长了，便也先后到了日本。儿子吴平进了东京的美国学校，高中毕业后，我们的美国朋友都劝我们把他送到美国去进大学，他自己和我们都不赞成到美国去。便以到香港大学进修为名，头了一张到香港而经塘沽的船票。他把我们给国内的一封信缝在裤腰里，船到塘沽他就溜了下去，回到北京。由联系方面把他送进了北大，因为他选的是建筑系，以后又转入清华大学——文藻的母校。他回到北京和我们通信时，仍由香港方面转。因此我们一回到香港，北京方面就有人来接，我们从海道先到了广州。 回国后的兴奋自不必说！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三年之间，文藻都在学习，为接受新工作做准备。中间周总理曾召见我们一次，这段事我在一九七六年写的《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周总理》一文中叙述过。 一九五三年十月，文藻被正式分配到中央民族学院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学和其他的社会科学如心理学等，都被扬弃了竟达三十年之久。文藻这时是致力于研究国内少数民族情况。他担任了这个研究室和历史系“民族志”研究室的主任。他极力主张“民族学中国化”，“把包括汉族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作为中国民族学的研究，让民族学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中”。这段详细的情况，在《中央民族学院学报》一九八六年第二期，金天明和龙平平同志的《论吴文藻的“民族学中国化”的思想》一文中，都讲得很透彻，我这个外行人，就不必多说了。 一九五八年四月，文藻被错划为右派。这件意外的灾难，对他和我都是一个晴天霹雳！ 因为在他的罪名中，有“反党反社会主义”一条，在让他写检查材料时，他十分认真地苦苦地挖他的这种思想，写了许多张纸！他一面痛苦地挖着，一面用迷茫和疑惑的眼光看着我说：“我若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到国外去反好了，何必千辛万苦地借赴美的名义回到祖国来反呢？”我当时也和他一样“感到委屈和沉闷”，但我没有说出我的想法，我只鼓励他好好地“挖”，因为他这个绝顶认真的人，你要是在他心里引起疑云，他心里就更乱了。 正在这时，周总理夫妇派了一辆小车，把我召到中南海西花厅，那所简朴的房子里。他们当然不能说什么，也只十分诚恳地让我帮他好好地改造，说“这时最能帮助他的人，只能是他最亲近的人了……”我一见到邓大姐就像见了亲人一样，我的一腔冤愤就都倾吐了出来！我说：“如果他是右派，我也就是漏网右派，我们的思想都差不多，但决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我回来后向文藻说了总理夫妇极其委婉地让他好好改造。他在自传里说“当时心里还是感到委屈和沉闷，但我坚信事情终有一天会弄清楚的”。一九五九年十二月，文藻被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一九七九年又被把错划予以改正。 作为一个旁观者，我看到一九五七年，在他以前和以后几乎所有的社会学者都被划成右派分子，在他以后，还有许许多多我平日所敬佩的各界的知名人士，也都被划为右派，这其中还有许多年轻人和大学生。我心里一天比一天地坦然了。 原来被划为右派，在明眼人的心中，并不是一件可羞耻的事！ 文藻被划为右派后，接到了撤销研究室主任的处分，并被剥夺了教书权，送社会主义学院学习。一九五九年以后，文藻基本上是从事内部文字工作，他的着作大部分没有发表，发表了也不署名，例如从一九五九到一九六六年期间与费孝通（他已先被划为右派！）共同校订少数民族史志“三套丛书”，为中宣部提供西方社会学新出名着，为《辞海》第一版民族类词目撰写释文等，多次为外交部交办的边界问题提供资料和意见。并参与了校订英文汉译的社会学名着工作。他还与费孝通共同搜集有关帕米尔及其附近地区历史、地理、民族情况的英文参考资料等，十年动乱中这些资料都散失了！ 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了，我和他一样靠边站，住牛棚，那时我们一家八口（我们的三个子女和他们的配偶）分散在八个地方，如今单说文藻的遭遇。他在一九六九年冬到京郊石棉厂劳动，一九七○年夏又转到湖北沙洋民族学院的干校。这时我从作协的湖北咸宁的干校，被调到沙洋的民族学院的干校来。久别重逢后不久又从分住的集体宿舍搬到单间宿舍，我们都十分喜幸快慰！实话说，经过反右期间的惊涛骇浪之后，到了十年浩劫，连国家主席、开国元勋，都不能幸免，像我们这些“臭老九”，没有家破人亡，就是万幸了，又因为和民院相熟的同人们在一起劳动，无论做什么都感到新鲜有趣。如种棉花，从在瓦罐里下种选芽，直到在棉田里摘花为止，我们学到了许多技术，也流了不少汗水。湖北夏天，骄阳似火，当棉花秆子高与人齐的时候，我们在密集闭塞的棉秆中间摘花，浑身上下都被热汗浸透了，在出了棉田回到干校的路上，衣服又被太阳晒干了。这时我们都体会到古诗中的“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句中的甘苦，我们身上穿的一丝一缕，也都是辛苦劳动的果实呵！ 一九七一年八月，因为美国总统尼克松将有访华之行，文藻和我以及费孝通、邝平章等八人，先被从沙洋干校调回北京民族学院，成立了研究部的编译室。我们共同翻译校订了尼克松的《六次危机》的下半部分。接着又翻译了美国海斯、穆恩、韦兰合着的《世界史》，最后又合译了英国大文豪韦尔斯着的《世界史纲》，这是一部以文论史的“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的大作！那时中国作家协会还没有恢复，我很高兴地参加了这本巨着的翻译工作，从攻读原文和参考书籍里，我得到了不少学问和知识。那几年我们的翻译工作，是十年动乱的岁月中，最宁静、最惬意的日子！我们都在民院研究室的三楼上，伏案疾书，我和文藻的书桌是相对的，其余的人都在我们的隔壁或旁边。文藻和我每天早起八点到办公室，十二时回家午饭，饭后二时又回到办公室，下午六时才回家。那时我们的生活“规律”极了，大家都感到安定而没有虚度了光阴！现在回想起来，也亏得那时是“百举俱废”的时期，否则把我们这几个后来都是很忙的人召集在一起，来翻译这一部洋洋数百万言的大书，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四人帮”被粉碎之后，各种学术研究又得到恢复，社会学也开始受到了重视和发展。 一九七九年三月，文藻十分激动地参加了重建社会学的座谈会，作了《社会学与现代化》的发言，谈了多年来他想谈而不能谈的问题。当年秋季，他接受了带民族学专业研究生的任务，并在集体开设的“民族学基础”中，分担了“英国社会人类学”的教学任务。文藻恢复工作后，精神健旺了，又感到近几年来我们对西方民族学战后的发展和变化了解太少，就特别注意关于这方面材料的收集。一九八一年底，他写了《战后西方民族学的变化》，介绍了西方民族学战后出现的流派及其理论，这是他最后发表的一篇文章了！ 他在自传里最后说：“由于多年来我国的社会学和民族学未被承认，我在重建和创新工作还有许多要做，我虽年老体弱，但我仍有信心在有生之年为发展我国的社会学和民族学作出贡献。” 他的信心是有的，但是体力不济了。近几年来，我偶尔从旁听见他和研究生们在家里的讨论和谈话，声音都是微弱而喑哑的，但他还是努力参加了研究生们的毕业论文答辩，校阅了研究生们的翻译稿件，自己也不断地披阅西方的社会学和民族学的新作，又做些笔记。一九八三年我们搬进民族学院新建的高知楼新居，朝南的屋子多，我们的卧室兼书房，窗户宽大，阳光灿烂，书桌相对，真是窗明几净。我从一九八○年秋起得了脑血栓后又患右腿骨折，已有两年足不出户了。 我们是终日隔桌相望，他写他的，我写我的，熟人和学生来了，也就坐在我们中间，说说笑笑，享尽了人间“偕老”的乐趣。这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得到的政府各方面特殊照顾的丰硕果实。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也是天然规律，文藻终于在一九八五年七月三日最后一次住进北京医院，再也没有出来了。他的床前，一直只有我们的第二代、第三代的孩子们在守护，我行动不便，自己还要人照顾，便也不能像一九四二年他患肺炎时那样，日夜守在他旁边了。一九八五年九月二十四日早晨，我们的儿子吴平从医院里打电话回来告诉我说： “爹爹已于早上六时二十分逝世了！” 遵照他的遗嘱：不向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火葬后骨灰投海。存款三万元捐献给中央民院研究所，作为社会民族学研究生的助学金。九月二十七日下午，除了我之外，一家大小和近亲密友（只是他的几位学生）在北京医院的一间小厅里，开了一个小型的告别会（有好几位民院、民委、中联部的领导同志要去参加，我辞谢他们说：我都不去你们更不必去了），这小型的告别会后，遗体便送到八宝山火化。九月二十九日晨，我们的儿女们又到火葬场拾了遗骨，骨灰盒就寄存在革命公墓的骨灰室架子上。等我死后，我们的遗骨再一同投海，也是“死同穴”的意思吧文藻逝世后一段时间内的情况，我在《衷心的感谢》一文中（见《文汇月刊》一九八六年第一期）都写过了。 现在总起来看他的一生，的确有一段坎坷的日子，但他的“坎坷”是和当时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同命运”的。一九八六年第十八期《红旗》上，有一篇“本刊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引导知识分子坚持走健康成长的道路》中的党对知识分子问题的第四阶段上，讲得就非常地客观而公允！ 指导思想发生了“左”的偏差，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开始偏离了正确的方向，知识分子工作也经历了曲折的道路。 主要表现是轻视知识，歧视知识分子，以种种罪名排斥和打击了一些知识分子，使不少人长期蒙受冤屈。这种错误倾向，在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到了荒谬绝伦的地步，把广大知识分子诬蔑为“臭老九”，把学有所长、术有专攻的知识分子诬蔑为“反动学术权威”，只片面地强调知识分子要向工农学习，不提工农群众也要向知识分子学习，人为地制造了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对立，而重视知识分子，爱护知识分子，反被说成是搞“修正主义”，有“亡党亡国”的危险。摧残知识分子成为十年浩劫的重要组成部分。 读了这篇文章，使我从心里感觉到中国共产党真是一个伟大、英明、正确的无产阶级政党，是一个“有严明纪律和富于自我批评精神的无产阶级政党。”可惜的是文藻没能赶上披读这篇文章了！ 写到这里，我应当搁笔了。他的也就是我们的晚年，在精神和物质方面，都没有感到丝毫的不足。要说他八十五岁死去更不能说是短命，只是从他的重建和发展中国社会学的志愿和我们的家人骨肉之间的感情来说，对于他的忽然走开，我是永远抱憾的！１９８６年１１月２１日 话说“秀才不出门”——我的一天 自从做了不出门的秀才以来，“能知天下事”的途径，除了阅读报刊杂志以外，就是收听广播和收看电视了。应该说这些途径都给予我以很大的快乐和享受。我每天醒得很早，大约早晨四、五点钟就完全清醒了，这时我想得最多：过去、现在，乃至未来的事，我都想到了。 我的床边小桌上，放着一架小钟，枕边放着一个手电筒和一个半导体收音机——这个收音机我记得是一九八○年春我最后一次访日时，一位日本朋友送的。冬天亮得晚，我用手电照看，一到早晨六点，我就开始收听“科学知识”和“世界各地”节目，这些节目使我得到许多新的学问和知识。 以后再听“新闻和报纸摘要”，才起来梳洗。用过早餐，写了头一天的日记，七点半我又躺下休息，准备上午应做的事，如写信，见客或写小东西，休息时当然不会睡着，而这时间从半导体收音机中听到正是我最喜欢听的“人民子弟兵”节目，它不但报道了全国各地各兵种战士们的动人的故事，还有历代名将的丰功伟绩。此后就是每天午后十二点半我再次休息时，收听的“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有许多小说如《蹉跎岁月》、《倾斜的阁楼》、等，我都是通过十分清脆而传神的播音员口里听来的，似乎比自己看书时还带劲！再就是夜晚入睡前九点四十五分的“体育新闻”了。我看电视，也最爱看球赛，只要有中国队参加的任何一种球赛，我一场不“拉”！我在晚上从不写字或看书，除了看电视，也不作任何消遣。七点钟的“新闻联播”当然要看了，音乐会和赛歌会我也爱看，遗憾的是电视节目预告的时间不如广播时间那么准确，广告和临时加入的短片也不少，好的故事片若是迟延了下去，就会把我“每夜十点前一定上床”的时间打乱了。 总起来说。我们国家的广播和电视节目的教育性很强，一般故事也很清洁健康。记得一九八○年病前，我常参加访问团出国，在国外旅馆住着，夜里若不开会，我就喜欢独自关在屋里看电视。国外的电视台很多，放映的时间也很长——大都从早晨六点到夜里两点。放映的故事节目色情和凶杀的居多，中间还往往穿插许许多多的广告。因此每次从国外归来，在收听广播和收看电视时，都觉得耳目一清！ 寄小读者的信 亲爱的小朋友： 感谢北京日报，它让我占用报纸的篇幅，来给小朋友们写一封公开的回信。 这些年来，我几乎每天都会得到全国各地、甚至海外的小朋友们的信。在这些笔迹端整、文字流畅的信里，你们都殷勤地问起我的健康、生活和工作的情况，随后就告诉我你们自己的学习生活和课外活动，也提出一些问题要我解答。有的信里还附带有你们自己写的诗、文和画的图画；或是一条红领巾，甚至有小石子和花瓣。你们的每一封信都使我感到我是一个最幸福的人！世界上的被爱被关怀的人是幸福的，但我还记得有一句古语说：“施者比受者更为有福。”的确，使别人感到幸福的人，他自己必然也会感到“付与”的快乐和满足。你们问我的问题中，就有一条是“什么是幸福？”我怕我自己回答得不全面或不准确，我查了《辞海》，上面就是说幸福是“心情舒畅的境遇和生活”。你们给我快乐时，你们自己不也感到心情舒畅吗？ 你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理想？”《辞海》上说理想是“同奋斗目标相联系的有实现可能的想象”。你们中间有许多人说长大了想当一个作家。我觉得只要你们不断地向着这个目标“奋斗”，一面要勤奋地多写——每逢有使你感动的事情，你就抓住这激动的真挚的感情把它写了下来。一面还要广泛地多读——多读一些古往今来的中外作家的作品，取得叙述和描写的能力。写作时千万不要抄袭模仿，矫揉造作，也不要堆砌词藻、无病而呻。 只要你感情真挚，而且词能达意，写得多了，眼睛雪亮的广大读者，就会承认你是个有希望的小作家。 你们读到这封信时，正是你们在过着自己的节日——六一国际儿童节——的前夕，我祝贺你们节日快乐。你们这一代儿童，绝大多数是独生子女，你们从长辈们的手里接过来的节日礼物，一定很多。我知道你们会永远记住“施者比受者更为有福”这条真理，除了以自己“三好”的成绩来报答上一代人对你们的爱护与关怀之外，还把你们得到的礼物，尽量尽情地和同代人一同享受，我想在这一天你们一定会感到非常非常地快乐！ 和你们同乐的朋友冰心１９８６年５月２１日 给全国儿童文学创作会议的贺词 文化部和中国作协主办的儿童文学创作会议，将于今年五月在山东烟台召开。我因病不能参加，失却了向同志们学习和旧地重游的机会，我感到十分遗憾！但是这个会议的召开和开会地点的决定，都使我十分欢喜而激动。我深信，我们的儿童文学工作者在我的第二故乡——烟台的天风海涛推送之中，交流和讨论一定会加倍地活泼热烈，我们的儿童文学创作也一定会在已有的成绩上，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峰。 冰心敬贺一九八六年五月二十一日 漫谈赏花和玩猫 我为什么不说栽花和养猫？因为我从来没有伺弄过花卉和小动物，这些都是我的上一代人和下一代人爱做的事，他们把我“惯”成一个“坐享其成”的剥削者！ 先谈赏花。 我的祖父爱花，一九一一年我见到他时，他伺弄的都是名贵的花。他中年时期，在福州道南祠设帐教学时，就写过十首种花育人的诗，至今他亲笔写的这十首诗，还挂在我的卧室兼书房的墙上。我看见过他伺弄兰花和莲花。在我们福州老家小小的后花园里，小径的两旁：一边是十几盆青淡的兰花，一边是十几盆红艳的莲花。摆着兰花盆的长凳腿下，还放着四个盛满清水的碟子，阻止蚂蚁顺着凳腿爬上去吸吮花露。祖父剪兰花的剪刀，也是竹子做的，为的是不伤花茎。他养出来的那些莲花，还都是并蒂的，还有三蒂、四蒂的，我在别家的花园里，还没有看到过！ 我父亲栽花时，还是在工作最忙的时代，一九一一年以前。烟台也不比福州，天气干冷，因此他种的都是些一般的花，如菊花、江西腊、美人蕉之类，还有桃、李、杏、苹果等果树，只要满院子五彩缤纷，他就很满意。到了北京，他虽也每日上班，但工作上是闲散多了，而他种的花也还是这些，甚至有秋海棠，野茉莉之类更为平常的花。 说到养小动物，父亲癖爱犬、马。在烟台时期，常常带我骑马。到了北京，不能养马了，但我们家里还不断地有狗，哈巴狗、北京长毛狗都有。我的大弟弟还存有一个小本子，专记我们那十几年养过的狗，名字、毛色、专长等等。我最记得的是一只名叫“哈奇”的金黄色的哈巴狗，最机灵了，会逮耗子。它是我弟弟们的好朋友。我的弟弟们到北海划船，它会凫水跟在船后。弟弟们玩够了，骑车回家，它就水淋淋地跟在车后飞跑。惹得一位站在门口看街的老太太，向我弟弟们叫：“学生，别让您的狗跑了，看它跑的这一身汗！” 现在，我的儿女们和他们的配偶，也都喜欢养花。他们什么花草都爱：自己买的，人家送的，甚至人家扔的，他们也捡起来养。什么珠兰、石竹、朱顶红、凤尾草、仙人掌……窗台上、凉台上都摆满了。朋友送我的花，如果是切花，我就插在总理像前和自己案头的瓶子里；是盆栽的我就交给女儿们，特别是名贵的花，如君子兰，我接过后，就像拿到一块滚烫的烤白薯似的，立刻就给他们。从此，如何浇水施肥，我就都不闻不问，免得珍惜这花的主人万一问起，我可以不负花卉荣枯的责任。但如果这君子兰开了花，我知道他们会捧来放在我的窗台上的！ 谈到养小动物。我父亲家里从来没养过猫。说起来，狗的确比猫灵得多，而且对主人也亲得多。谚语说“狗投穷，猫投富”。猫会上房，东窜西窜地，哪家有更好的吃食，它就往哪家跑。狗却是恋人过于恋吃。记得四十年代初，我们在重庆郊外歌乐山家里养过一条小狗，是我的小女儿从山路上捡回来的。抗战胜利了，我们北归时，就把它送给山上一位在金城银行工作的朋友——他们家喂狗的饭，当然比我们家的好得多，但是听说这小狗不肯呆在金城银行的宿舍，却跑回来饿死在我们山宅的廊上！ 现在北京城不准养狗了，我小女儿还是去抱了一只小白猫。我们都喜欢白色的长毛猫——在这点上，我和我的爱猫的朋友夏衍同志对于猫的毛色优劣的评定，恰好相反！他的名次是黄、黑、花、白。他总爱养黄猫，还是短毛的，可是他的黄猫常常跑了就不回来。据说他最近又抱了两只小黄猫，但愿它们再不走失！ 我小女儿的这只小白猫，叫“咪咪”，雪白的长毛，眼睛却不是蓝的，大概是个“混血儿”吧。它是全家的宠儿。它却很居傲，懒洋洋地不爱理人。我当然不管给它煮鱼，也不给它洗澡，只在上下午的一定时间内给它一点鱼干吃。到时候它就记得跑来，跳到我书桌上，用毛茸茸的头来顶我，我给它吃完了，指着一张小沙发，说“睡觉去！”它就乖乖地跳上去，闻闻沙发上的垫子，蜷卧了下去，一睡就是半天。 在白天，我的第二代人教书去了，第三代人上学去了，我自己又懒得看书或写信的时候，一只小猫便也是个很好的伴侣。１９８６年５月３０日 致陈祖芬 祖芬： 你弟弟祖德寄给我一本《超越自我》，我十分欣赏，我不懂棋艺，但对于他在书中所表现的人生观，处世之道等，我都很佩服。我打你的电话总是不通，他的电话（你母亲给我的）也打不通，不知什么缘故！请你得信后，把你的电话和他的住址和电话，重新告诉我。 听说你又出差了，你真忙。我还好。问你母亲好。 冰心五、卅一、一九八六 致臧克家 克家同志： 昨天令爱苏伊夫妇来，带给我您的文集等五本，感谢之至。因为星期日来人多，今晨才能翻阅，真是洋洋万言！我只先看了《青柯小朵集》，您对朋友的深情，跃然纸上！从这几十篇中，使我又回忆了许多人，“百感都随流水去”，您写时有什么心情？祝笔健并请双安冰心六、九、一九八六 致吴海发① 海发同志： 来信和剪报均收入，大着②中有几处不准确，请阅。我现在行动不便，不能去江阴了，甚歉。万象书局出版的《冰心选集》，肯定是盗印，因为我没有在该书局出版过书！顺颂近安冰心六、十八①②《吴文藻与冰心结伴归故乡》，载《无锡日报》１９８６年５月２３日。 吴海发，无锡市市北高级中学高级教师。 我的祝贺 文汇报《笔会》自创刊以来已是四十周年了！在此四十年之中，它团结和调动了当时许多的文艺工作者，对进步的文学事业，做出很大的成绩。解放后，在一九五六至一九六二年，为进一步贯彻双百方针、提倡文学作品题材风格形式多样化，又做了很大的努力。十年动乱时期，“四人帮”把“齐放”与“争鸣”和“阶级斗争”等同起来，《笔会》被迫停刊。但这段空白，恰恰是《笔会》刊行史上光荣的一页！粉碎“四人帮”后，《笔会》复刊了，我记得我曾为它写过《我和上海》、《记叶老和巴金》等短文，表示我的支持。现在，在它庆祝四十周年之际，我祝愿它乘胜前进，团结调动起更多更年轻的文艺工作者，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尽上更大的力量！ 好好地写，前途无量——为《中学生散文选评》序 中学生文学习作年度选本的散文部分有四十篇，我只看了六篇，但每篇都看了不止一遍。这些习作是从全国中学生本年度的文学习作中精选出来的，当然都是较好的。仅就我看的六篇来说，它们对所描写的人，物和境，都有很诚挚和独到的情感和见解。我以为这些小作者在他们已有的写作工夫上，再好好地写下去，前途是无量的。但作为一个写了大半辈子散文的老人，我应该把自己写作的失败教训告诉小作者，希望他们在前进的路途上，要躲过这些绊脚石！ 第一，散文忌“散”。在你文思若涌的时候，一定要咬住使你动情的“人”或“物”的一点，围绕着这一点写下去，情尽笔止，不要游离于这一点以外的其他事物。第二，在用字造句上也要切合当时当地的真实情境。在描写·雪景时，不要刮起·秋风。在赞赏·红花时，不要泛用“嫣红姹·紫”字样。如此等等。 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小作者以为如何？１９８６年６月２８日 给夏令营盲童朋友们的一封信 亲爱的盲童朋友们： 昨天，有《中国盲童文学杂志》主编徐伯仓同志来看我，说第一届全国盲童夏令营要在首都北京召开了。这消息使我十分激动而高兴！ 小朋友们，人一生下来，不是只有一对眼睛，我们还有一对耳朵一个鼻子和一张嘴，以及能感觉到一切事物的一双手、一双脚和周身的皮肤。因此，我们的感觉中，除了视觉以外，还有听觉、嗅觉、味觉和肤觉等等。而且往往因为失去了一种感觉，而其他种种的感觉都会格外地灵敏起来。比如你们虽然双目失明，而这次从全国各地来到北京，一定会感觉到北京的空气是那样地干燥而清凉，北京的街道是那样地漫长而宽阔，北京街上的来往行人是那样地众多，北京人民尤其是小朋友们对你们是那样地爱护和亲切。你们虽然看不见天安门、人民大会堂和故宫等处的形象和色彩，但是你们从走进荫凉的门洞，走上一层又一层的高大台阶，不管你们脚下踩的是水泥地，是玉石还是地毯，从走路的长短上，从听到天安门洞、人民大会堂和故宫大殿里空旷的声音上，你都会感觉到这些建筑的雄伟和壮丽。特别是当你听到天坛回音壁前清朗的回音，闻到天坛玫瑰园里扑鼻的香气时，当你登上雄伟的万里长城，迎着扑面的大风，摸到巨大的城砖时，你不能不从心底感到我们祖国文化的悠久。当你听到特别为你们组织的报告会和音乐会时，你们的激动和欢乐，一定比我们只用双目观看的人们，要深刻精细得多！ 亲爱的小朋友，我恳切地请你们把这次来北京开会的种种感觉，用针刺的文字或用语言告诉我们，使广大的读者和听众都能分享你们的快乐，而且从你们的叙述里，学会到用除了视觉以外的其他天赋的灵敏的感官。 祝愿你们有一个圆满欢畅的夏令营生活！ 你们忠诚的朋友冰心１９８６年７月４日 当教师的快乐 我只当过十年的教师。那是一九二六年我从美国留学回来，在母校燕京大学国文系当了一名讲师。那时系里的主任和教师大半是我的老师。校内其他科、系里也有我的老师，总之，全校的教师都是我的师辈！因此在开教授会的时候，我总是挑个极边极角的座位，惶恐地缩在一旁。大家都笑着称我为ＦａｃｕｌｔｙＢａｂｙ（教授会的婴儿）。那一学期我还不满二十六岁。 在学生群中就大不一样了，他们是我的好朋友。我教一年级必修科的国文，用的是古文课本。大学一年级的男女学生很多，年纪又都不大，大概在十七到二十岁之间。国文课分成五个班，每班有三四十名，因为他们来自全国各地，闽粤的学生，听不大懂马鉴主任、周作人、沈尹默、顾随、郭绍虞等几位老先生的江南口音，于是教务处就把这一部分学生分到我的班上。从讲台上望去，一个个红扑扑的稚气未退的脸，嬉笑地、好奇地望着我这个“小先生”——那时一般称教师为“先生”。这些笑容对我并不陌生，和我的弟弟们和表妹们的笑容一模一样。打开点名簿请他们自己报名，我又逐一纠正了他们的口音，笑语纷纭之中，我们一下子就很熟悉很亲热了！我给他们出的第一道作文题目，就是自传，一来因为在这题目下人人都有话可写，二来通过这篇自传，我可以了解到每个学生的家庭背景、习惯、性情等等。我看完文卷，从来只打下分数，不写批语，而注重在和每个人做半小时以内的课外谈话上，这样，他们可以告诉我：他们是怎么写的，我也可告诉他们我对这篇文字的意见，思想沟通了，我们彼此也比较满意。 我还开了一班“习作”的课，是为一年级以上的学生选修的。我要学生们练习写各种文学形式的文字，如小说、诗、书信，有时也有翻译——我发现汉文基础好的学生，译文也会更通顺——期末考试是让他们每人交一本“刊物”，什么种类的都行，如美术、体育等等。 但必须有封面图案、本刊宗旨、文章、相片等等，同班同学之间可以互相组稿。也可以向班外的同学索稿或相片。学生们都觉得这很新鲜有趣，他们期末交来的“刊物”，内容和刊名都很一致，又很活泼可喜。 回忆起那几年的教学生涯，最使我眷恋的是：学生们和我成了知心朋友。那时教师和男女学生都住在校内，课外的接触十分频繁。我们常常在未名湖上划船、在水中央的岛边石舫上开种种的讨论会，或者作个别谈话。这种个别谈话就更深入了，有个人的择业与择婚问题等等，这时我眼前忽然涌现出好几对美满的夫妻，如郑林庄和关瑞梧，林耀华和饶毓苏，等等。有的是我以“大媒”的身份去参加他们的完婚仪式，有的是由我出面宴请双方的家长，为他们撮合。说起来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他们中有过半数的人已先我而进入另一个世界，写到这里，我心里有说不出的一种滋味！ 我应该停笔了，我说的既不是“尊师”也不是“爱生”，我只觉得“师”和“生”应当是互相尊重互相亲爱的朋友。１９８６年７月７日大雨之晨 致巴金 巴金老弟： 好久没给你写信了，但你的近况，我都知道，因为吴泰昌常给小林打电话。我无时不在惦记你，血压还低否？手还抖吗？你还记得大概是八二年吧，你到北京，同小林夫妇和罗荪在我家照了许多相片，这胶片让大周明拿去洗了，直到今天才拿来！兹寄上，那时文藻还在世，真是年纪不饶人呵！ 其中有一张小林搂着你，特别好玩，是否？我一切如恒，反正是活一天干一天，有时觉得日子过的太慢了。吴青他们也都想你和小林一家，他们这两天正忙考学生。孩子们也都好。 请你保重，不要多见人，我知道这是最累的，小林要把一下关！愿你健康！ 大姐七、十三、一九八六 我很喜欢陈祖德这一家子——喜读《超越自我》 前些日子，我在每天午休时间，收听并欣赏陈祖德的自传《超越自我》。这本自传的故事本身和演播员的雄浑的像讲自己的故事一样的亲切声音，都深深地吸引了我。 正在这时，祖德同志又送给我这本书。我爱不释手地看了两遍。我觉得这本书的作者，不但是个第一流的棋手，也是个第一流的作家！ 真挚是创作的灵魂。祖德同志写这本书时，也许以为这本书将是他的绝笔了，他要趁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将他的事业、他的感谢、他的拚搏、他的爱憎和他的希望（参看第十四章）呕心沥血地倾吐出来，这一种神魂奔赴的挚诚，使得这一本《超越自我》，在我的眼中成了一本高出一般文学作品的杰作。 从这本书里，我认识了祖德自己和他周围的一切，也就是祖德之所以成为陈祖德的社会因素。 他出生在一个健康和谐的知识分子的家庭。他有爱护培育他的父母和姐姐——他的父亲教他下围棋，为他寻师访友。 他的母亲以老迈之身还一字一划地为他抄写书稿。他的姐姐对他的关怀更是无微不至，帮他择偶，促他上进。这个团结互助的家庭，造成了他的自尊、自信、自强和乐观奋进的人格。使他在无论什么环境、和什么样的人相处、特别是工人和农民都会感到快乐都能看出对方的优点。他爱憎分明，他不怕说出自己灵魂深处的眷恋和憎恶……围棋是他的生命，这围棋又是中国的国粹。他用国防前线战士一般的、誓死保卫祖国的精力，来对待国际棋赛。他不但自己竭力拚搏，也在尽力地培养自己的接班人。 这本书里警句很多，真是妙语如珠，表现了许多他在实践中的颖悟，如： 我们在下棋的同时，也在学做人。 一个棋手只有在赛场上才能焕发出生命力，才能取得胜利的欢乐。人生没有这样的欢乐，简直如死水一般。 真正的男子汉，往往在命运的低潮时，方显出英雄本色。 我们之所以要努力奋斗，不正是要极大地丰富我们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吗？ 每一次人生的关键时刻，每一次大大小小的抉择，其实都是一个能不能自我战胜、能不能超脱的过程。 一个干事业的人，就是在忘却自我中获得自我的。 一个人拚搏的过程，就是忘却自我、超过自我的过程。 人类正是在不断地发现自己的弱点缺点，从而不断地战胜自我、超越自我的过程中得以进步的。 他热爱祖国，他认为： 是炎黄子孙的国粹。 因此他更加热爱自己的围棋事业。他在重病时刻，不能不殷切地挂念着他的接班人。他想： 有多高的境界。 每个强者都有他的黄金时代。他的黄金时代越短，则事业的发展越快。 眼看后起之秀要跑到前面，同样需要超越自己，欢迎别人战胜自己。 这时，祖德已经达到了做人的最高境界，他已经超越了自己。这就是我对这位年轻朋友所最拜服的地方！ 说起也有意思，我在他的一家人中，最先认识的是郑敏之，那位爽朗俊俏的乒乓球冠军。当我知道她和围棋冠军陈祖德结婚时，我觉得他们真是珠联璧合！在这本书里，祖德也欢快地写到他认准目标后是怎样地追求不舍，他们的婚后生活，又是怎样地互爱互助。祖德说： 相吸引，总有相同之点。 这又是一句真理！是的，磁石只吸引钢铁，而月亮也只吸引海潮。 此后，又通过一段文字因缘，我也认识了陈祖芬，又是一位很敏锐很可爱的报告文学作家。 总之，我很喜爱陈祖德这一家子！ 令人遗憾的是，这样一本好书第一版只印行了几千册，许多人想看却在书店里买不到。 这样的杰作为什么不可以多印一些呢？１９８６年７月２１日 教师节唤起的欢乐回忆 中国妇女杂志社的同志来要我为教师节写一篇东西。 我这一辈子只教过八年的书，而且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对八十年代的读者来讲这些，真是古老的破烂。但是那几年中我充分地享受了师生之间的“友谊”，任何时候想起，都会引起我含泪的微笑。 那是１９２６年，我从美国留学回来，应聘到母校燕京大学任教。那年我也正是二十六岁。 我开了两门选修课目：“欧洲戏剧”和“习作”。上这两门课的都是大学二年级以上的学生。但我最喜欢教的还是一年级的必修课“国文”。这是燕京大学在郊外新校址开学的第一年，一年级的男女学生也特别多，几乎将近二百名，来自全国各地，分在国文系主任马鉴和周作人、沈尹默、郭绍虞、顾随诸教授的班里。这几位“老先生”都是江南人，闽粤籍的学生听不太懂他们的口音，教务处便把这些学生都编在我的班里。一进课堂，他们齐刷刷地站起，从讲台上望去，一张张红扑扑的笑脸，好奇地盯着我这个“小先生”——那时候学生都称教师为“先生”——而他们的年纪也不过在十七到十九岁之间。和我自己的弟弟们一样年纪！我拿起点名簿，请他们自报姓名，在纠正了他们的口音之后，笑语纷纭之中，我们似乎已经很熟悉很亲切了！ 我给他们出的第一道作文题目是“自传”，我要通过他们的自述，来了解他们的家庭背景、习惯、爱好以及其他的一切。收回的几十本文卷，真像传记小说那样，极其活泼、真挚而且很长——如翁独健同志写的，就有四万多字！我看完卷子，只打上分数，不写批语，只注重在每人半小时以内的课外谈话：如他们是怎样写的？以及我对于他们的文章的意见等等。这样的课外单独交谈，加深了我们相互的同情和理解。那时我们又都住在校内，课外的接触十分频繁，谈话的范围也很宽泛，我们在未名湖上划船，在湖岛边的石舫上座谈，我们充分地享乐了我们的友谊。那时我们还没有“尊师爱生”的观念，我们兄弟朋友般地平起平坐。我觉得我不但爱他们，也尊重他们。他们不但尊重我，而且也爱我！ 我觉得不但年龄相近的师生之间，就是年纪较大的教师和中、小学生之间，也可以有很深的友谊。我常常觉得小学生的自尊心是很强的，越不以“居高临下”的眼光去看他们，他们就越自尊自爱，对教师也倍加亲切信赖，什么话都肯说、敢说。 当我们有了知心的学生朋友以后，我们的教学工作，就不是负担而是快乐了。 致宫玺 宫玺同志： 许久未得信了，但常从杂志上读到您的诗，真是雅兴不浅！卓如问您第五卷何时交稿，我没有意见。但是第四卷还未出来，朋友们都在问。 北京也热，不过常下雨，还好一点。您常给我寄书，每次我都收到，时感得您信，极高兴，千万不要以为“打扰”我就不写了。问您全家人好！冰心七、廿六 致刘麟① 刘麟同志： 信悉。我的书信没有人在编辑，因为我一般写信，三言两语，而且通信的朋友也不多，您要编当然可以，可能太费事了。祝笔健冰心八、五①刘麟，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 致巴金 巴金老弟： 前些日子从航邮挂号寄上相片几张和一封信。算计应当到了，不见回音，十分惦念。不知你近体如何？吴青的儿子陈钢到上海，我让他呈上这封信。他喜欢照相，你就让他照几张，随便一些，只当他不在旁边更好。他常到文学馆去，说起来，我已告诉文学馆，我死后，一切有上下款的书籍书画，全部给文学馆。已送去的有上百本日文书，都是日本朋友送的，反正我也看不懂。听说小林他们到厦门去了，你怎样？能到北京来么？我们仿佛永远也不能见面！大姐八、七、一九八六 忆天翼 在我没有见到天翼以前，似乎已经熟悉了这位作家。从他的着作里我知道了他的家庭背景：他的父亲是个诙谐的老人，爱说讽刺话，待儿女像朋友。”母亲是个“多感的人……她又自信力很强，什么事都想试试看。”“他们不干涉儿女的思想、嗜好、行动，可是给了儿女很大的影响。”对他最有影响的二姐“指定些书叫我找来看。她爱说弯曲的笑话、爱形容人，往往挖到别人心底里去。可是一严肃就严肃得了不得”。他的父母和他的姐“都酷爱阅读文学作品，所以我很自然地受了他们这方面的影响”。 他二十二岁就开始写小说。他自己说“小说中的人物取自我的朋友、亲戚以及其他与我经常来往的人们。”提到在旧中国动乱时代写的小说时，他说：“当时写作的目的，就是要揭露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矛盾，揭示生活中形形色色的人物，特别是要剥开一些人物的虚伪假面，揭穿他们的内心实质，同时也要表现受压迫的人民是怎样在苦难中挣扎和斗争的。帮助读者认识生活、认识世界，晓得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谎言，该爱什么，恨什么。要告诉读者，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该走一条什么样的生活道路。” 我看了许多篇他对旧社会的牛鬼蛇神的嘻笑怒骂的小说以后，当五十年代初期，一位年轻同志把我带到东总布胡同作家协会东院的一座小楼下的东屋，把我介绍给天翼时，我见到的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么一位像鲁迅先生一样的“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凛然的人物，而是一张微笑的温蔼诚挚的脸，一双深沉的眼睛里洋溢着天真的温暖。我们一下子就熟悉了起来。他说他是丙午年生，属马的。我说：“那是和我的大弟弟同年了，比我小六岁”。我们都笑了，似乎心里涌起手足般的感情。从那时起，我们就常在一起座谈、开会，谈的是儿童文学创作。现在他的笔风完全变了，文章里充满的是爱而不是恨。他和小孩子交朋友，写小孩子的故事，他是孩子们心目中的“老天叔叔”。他写《蓉生在家里》、、《宝葫芦的秘密》等，他希望新社会里的孩子们读了这些故事“能进步、能变得更好，或者能改正自己的缺点，等等”。他对年轻的作者们更是循循善诱，和他们谈话时既慈蔼又严肃，因为他自己对生活和写作的态度都是十分严肃的。 这一年，他和沈承宽同志结了婚，第二年，他们的女儿张章出世了。许多年来，她一直亲热地叫我“谢姑妈”。 十年动乱时期，我们也都卷进“黑帮”的“龙卷风”里。 在林彪的第一号命令下，我们作协的“老弱病残”的“黑帮”，也都先后到了湖北咸宁的干校。我和天翼等人干的是最轻的活——看菜地。遇到我们交接班的时候，我们并不交了班就走，而是坐在菜地边“聊天”，聊些天上地下与时事无关的事。 我在咸宁干校不到一个月，我又被调到湖北沙洋中央民族学院的干校去。我们的消息便隔绝了。七十年代初期我回到北京，听说他也回来了。一九七七年，听说他在做健身操的时候，把腰弯下去，十指交叉双掌抵地后，就起不来了。他得了脑血栓！他每天都做健身操也是为了“我一定要努力锻炼身体，战胜疾病，争取早日恢复健康，继续为我那些亲爱的孩子们创作新作品。” 从那时起直到他搬到崇文门西河沿一号楼的一段时期，我去看望他多次。他虽然不能说话，但是看见我来，他的笑容和那一双天真诚挚的眼睛，都对我说了许多我所懂得的他要说的话。我最记得的是在一次儿童的集会上我得到一条小朋友们送我的红领巾，我没有等到散会，就跑到他家去，把我颈上的红领巾解下来，系在他的颈上，我们都笑得很开心。 一九八○年秋天，我从日本访问归来，又赶着翻译一本诗集，我也得了脑血栓，以后又摔坏了右腿，从此闭门不出，和天翼也无从见面。但我仍旧得到他的赠书，一九八○年的《小说选集》和一九八二年的《短篇小说集》扉页上还是自己签的字，“天翼”减笔为“天”，但笔力还是很刚劲的。 天翼于一九八五年四月二十八日逝世了！我又少了一位最纯真最可爱的朋友。 沈承宽同志还是常来看我，逢年过节，我也得到张章夫妇给“谢姑妈”的贺片，已经结合起来的友情总是绵绵无尽的！一九八六年八月十四日多云之晨 说梦 我从一九八○年秋天得病后，不良于行，已有六年之久不参加社会活动了，但我几乎每夜都做着极其欢快而绚丽的梦。我会见了已故或久别的亲朋，我漫游了五洲四海的奇境。 白天，我的躯壳困居在小楼里，枯坐在书案前；夜晚中，我的梦魂却飘飘然到处遨游，补偿了我白天的寂寞。 这些好梦要归功于我每天收到的、相识或不相识的海内外朋友的来信和赠书，以及种种的中外日报月刊。这些书信和刊物，内容纷纭繁杂，包罗万象，于是我脑海中这千百朵飞溅的浪花，在夜里就交织重叠地呈现出神妙而奇丽的画面！ 我梦见我的父母亲和我谈话，这背景不是童年久住的北京中剪子巷，而似乎是在泰山顶上的南天门。母亲仍旧微笑着，父亲拍我的肩头，指点我看半山茫茫的云海和潺潺的飞泉。 我梦见在美国的母校慰冰湖上，轻轻地一篙点开，小船就荡出好远，却听见背后湖岸上有美国同学呼唤：“中国有信来了，快回来看吧！” 我梦见在日本东京一排高楼中间，凹进一处的、静雅的“福田家”小餐馆里，在洁无纤尘的地席上与日本朋友们围坐在一张矮几边，一边饮着清淡的白酒，一边吃着我特别欣赏的辛辣的生鱼片。 我梦见我独自站在法国巴黎罗浮宫的台阶上，眼前圆圆大花坛里分片栽着的红、紫、黄、白的郁金香，四色交辉，流光溢彩！从那里我又走到香舍丽榭大街的咖啡座上，静静地看着过往的穿着淡青色和浅黄色春装的俏雅女郎。 我梦见我从意大利罗马的博物院里出来，走到转弯抹角都是流泉的石板路上，又进到一座壮丽的大教堂里，肃立在人群后面，静听坚实清脆的圣诗歌咏队的童音。 我梦见在高空的飞机窗内，下望茫茫无边的淡黄的沙漠，中间横穿过一条滚滚滔滔的尼罗河。从两岸长长的青翠的柳树荫中，露出了古国埃及伟大建筑的顶尖。 我梦见……这些梦里都有我喜爱的风景和我眷恋的人物，醒来也总是“晓枕心气清，奇泪忽盈把”。梦中当然欢乐，醒后却又有些辛酸。但我的灵魂寻到了一个高旷无际的自由世界，这是我的躯壳所寻不到的。我愿以我的“奇泪”和一缕情思，奉献给我海外的梦中人物！ 致巴金 巴金老弟： 你的信我也早收到了，也因为同样的原因，不是有人来，就是有事，耽误至今。现在陈钢也回来了，带回你的许多相片。吴泰昌也来了，带回你和小林一家的消息，都使我快慰。 特别是你说你的《随想录》就要送去了，印出后当然有我的一本。今年夏天我也没有去烟台，一来北京多雨，并不太热；二来走路不便之后，也觉得一动不如一静。小林夫妇到厦门去了，他们印象如何？老巴，你来信没有提到我寄你的那些相片，我觉得小林搂着你的肩头那一张，特别可爱，不是吗？ 请多保重，问你一家好！大姐九、四、一九八六 为《崛起》题词 年轻的时候会写点东西的都是诗人是不是真正的诗人要看到他年老的时候。 冰心１９８６年９月６日 致周达宝 达宝同志： 您的信和君子兰，照片，和四本<a href="/book/1849/index.h，都收到了，十分感谢！君子兰有那么繁盛好看的花，真不错。我这盆君子兰摆在窗台上的，还只有六对叶子，也不知何日开花？也不知我等得着否？花开时我家里倒是有照相的人，我女儿吴青的孩子（陈钢）喜欢照相，还特爱给花卉照相。你家住址在哪里？天天上班吗？祝好！冰心九、九、一九八六 我和北京 我和北京的感情是深厚的，是与日俱增的。我写过不只一篇的“我和北京”的文字。一提起北京，我想到她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我总有说不完的话。 我小时候对北京的“想象”并不太好。我的同盟会员的舅舅们常对幼稚的我，讲许多那时在北京的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丧权辱国的种种事实，使得我对政府所在地的北京，也起了厌恶。当我在一九一三年初到北京时，我才十三岁，马车穿过厚厚的灰色的城墙，走在尘土飞扬的街道上，进入泥泞窄小的胡同，又走入小小的三合院的房子时，在海阔天空的山东烟台和山青水秀的福建福州度过童年的我，忽然觉得压抑得透不过气来。 我喜爱北京，是从接触北京的旗人开始的。当然以后还有老舍和罗莘田。 住在邻院的房东——齐老太太的一家，从我们一住进来，就过来招呼我。齐家本姓祈（后来我听一位满族的医生朋友告诉我，旗人最普通的姓有八个，就是佟、关、马、索、祈、富、安、郎），民国成立后，她们才改了汉姓。她教给我许多有礼貌的语言，如对长辈或生客应当称“您”，踩人一脚应该快说“对不起”，请人做事或帮忙，别忘了说声“劳驾”，请人让道时，要说“借光”。这些话说和听起来都十分客气，清脆而悦耳。她还常请我去“听”戏，我小时在烟台，父亲也带我去看过三国的戏，我们南方人只会看而不会“听”。我们头一次“听”的是梅兰芳和王凤卿先生的《汾河湾》。我不但惊叹了演员形象的俏丽和英武，也喜爱了唱腔的柔婉与苍凉，从此，我爱上了京戏。 那时北京的宫殿园林还没有对老百姓开放，我首先瞻仰的是西山的寺庙。我上了中学，一九一七年以后，参加了几次女学生夏令会，游迹到了卧佛寺、碧云寺等处。那时还没有公共汽车，从西直门到西山是骑驴去的。我一跨上驴背，忽然忆起少时骑马的技术，虽然小驴不像老马那么听话，我还能扬鞭催它快跑。结果，那天在同学中我是第一个到达卧佛寺的。 以后，北京的名胜，逐渐对老百姓开放了。我惊叹一切巍峨宫殿的玉石层阶、回廊、栏杆……而我最爱的是天坛！当我第一次来到天坛，穿过两旁耸天的苍翠古柏，抬头望见圆圆的石基上那座圆圆覆盖着三层海水般蔚蓝的琉璃瓦的古建筑时，我竟然流下了皈依的眼泪！ 其次就是景山，只因为从这座小小的山顶下望，北京伟大的紫禁城全景，尽收眼底。从那时起，每逢有外国朋友来到北京，问我要先参观哪一处名胜时，我总说：北京可看的名胜多了，但天坛是不可不去，景山是不可不上的。 一九二三年，我到美国去求学，看到人家绿化的新大陆，有着无限的羡慕。我在《寄小读者》通讯二十中曾慨叹地说： “……故乡没有葱绿的树林，故乡没有连阡的芳草。北京只有尘土飞扬的街道，泥泞的小胡同，灰色的城墙，流汗的人力车夫的奔走，我的故乡，我的北京，是一无所有。”但在我寄母亲的信中，我却说：“北京纵是一无所有，但她有了我的爱，有了我的爱，便是有了一切。灰色的城墙里，住着我最喜爱的一切的人。飞扬的尘土呵，何时容我再嗅到我故乡的香气？” 一九二六年我从国外回来，直到一九三八年我黯然地离开沦陷的北平时，北平的“灰暗”，都没有改变。我离开故都南下西去，车走过“五四”时代金碧剥落、荒凉空旷的天安门城楼前，不由得联想起萨都剌《金陵怀古》中“荒烟衰草乱鸦斜日”之句，心中有说不出来的悲怆和愤激！ 此后我在云南、四川、日本一共呆了流离颠沛的十几年。 一九五一年，我回到了新中国的首都，一切都改观了。我惊喜地看到我的北京换上了整洁华彩的新装！尘土飞扬的街道和泥泞的小胡同不见了，大街小巷开始铺上柏油。人力车没有了，代之以川流不息的公共汽车，和其他种种的汽车。天安门上是装修过的红墙黄瓦、金碧辉煌。以后的几年里，灰色的城墙拆除了，只留下壮观的前门和箭楼。人民大会堂和历史博物馆建起来，石板覆盖的天安门广场也开阔了。在天安门前的观礼台上，我曾观看过整齐雄壮、旗帜飘扬的国庆游行队伍和阅兵仪式。在天安门城楼上我参加过反对帝国主义，支持受侵略、受压迫民族的群众大会……这些盛况是我年轻时代所梦想不到的。 十年浩劫期内，有一半时间我不在北京。但这时的北京不提它也罢！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北京又容光焕发了！街头的树木添栽了，松墙剪齐了，新砌的花畦里闪耀着点点鲜艳的红花。 虽然北京雨少天旱，从塞外沙漠还不时吹来漫天的沙土，但北京还坚持在路边街头种上耐旱的萋萋芳草。病后六年我很少出门，从每月一次去到医院的的车窗中往外望，我高兴地看到从西郊到东城区这一路上的葱茏的树木和畅茂的花草，特别是天安门前的花坛草地，夏天以来的颜色，逐次加浓……我知道北京的市容从今起会一天一天、一年一年地更加美丽、更加整齐、更加现代化。 年轻一代的北京人，正在努力耕耘，而我已经在享受着收获的快乐！ （本篇最初发表于《学习与研究》１９８６年第１１期。） 致巴金 巴金老弟： 昨天作协转来一摞的小朋友的信中，有一封是给您的，兹附上，请查收。 近体如何？千万珍摄。清阁寄来您回忆文革２０年的文章，阅之慨然，您还没有经过“反右”，在我们，“文革”已不算什么了！ 大姐九、廿六、一九八六 《孩子心中的文革》序 晚报同志送来十几篇《孩子心中的文革》的稿子要我作序。刚好前几天有位上海朋友给我寄来《新民晚报》上发表的巴金的，讲的也是文革十年中的个人经历。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和一百个当时的孩子今天笔下的“难忘一事”，都记载着“文化大革命”中万民涂炭的惨状。那时全国百十万个血气方刚、好奇而又无知的男女青年，在林彪、“四人帮”这几个跳梁小丑的教唆下，只因受到了几次伟大领袖的接见，就俨然觉得一身绿军装，一根皮带，一条红卫兵袖章，就可以比当年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宪法，拥有更大的权威！巴金说“……那十年中间，每个人都有写不完的惨痛的经历。说惨痛太寻常了，那真是有中国特色的苦刑。上刀山、下油锅以及种种非人类可能忍受的‘触皮肉’和‘触灵魂’的侮辱和折磨，因为受不了它们，多少人死去……”在孩子的“难忘一事”中，就有吴晗和田汉挨斗的惨状，以及一位校长让学生用图钉打脸等事实，看到和忆起都使我气愤填膺！ 我认为三座大山中，“封建主义”在那时的中国从来就没有彻底被打倒过，帝王、神仙和救世主的思想，也都存在。我们在六十多年前的“五四”游行中所要求的“民主”，也是最近八年，才露出曙光。 孩子是中国的希望和未来，只要他们把自己的“难忘一事”永远铭刻在心，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所说的“既无法律，又无规则，由单独一人按照一己的意志与反复无常的心情领导一切”的史无前例的怪事才不会重演！１９８６年１０月３日晨急就 致宫玺 宫玺同志： 您的信早收到了，四卷本出来，但尚未收到，不忙。（五卷我已请卓如寄出）。 我最近病了几天，因发烧竟至卧床不起。大家来信，总祝我健康长寿，长寿而不健康，究竟没有意思。您说常看见我的文字，那都是“任务”，手边还有许多！我只想把文藻生平下半段写完，但太复杂，也太多。巴金的，我已看过，好极了！文汇的反响请剪下寄来，他还没经过“反右”呢！正好《北京晚报》有一本《孩子心中的文革》让我写序，我也发泄了些感情。病后腕弱，其余等书到再复。你的题字，我·一·定写，《无声的雨》已拜读几遍了。祝笔健！冰心十、八、一九八六 愿从今年开始年年都是国际和平年！ 年轻的岁月都在霸权主义的铁蹄下度过！ 我咬着牙齿拒听东西列强的“和平人士”高唱国际和平的声音。直到我们自己的百十年来饱经痛苦的人民在自己的党的领导下凝聚起无穷的力量一举而把霸权主义者推翻在地，我才和六亿同胞在一起抬头看见了天，呼吸了新鲜空气！ 相信自己的和天下人民的力量吧！ 任何一种杀伤力最大的核武器，都抵抗不了亿万天下人民保卫国际和平的力量！ 让天下人民都“将心比心”，想着自己国家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想着自己国家的壮丽的江山雄伟的国都和可爱的孩子……让天下人民都举起如林的手臂，对制造和使用核武器的少数战争狂人宣告“罢工”！ 让我们亿万人民同声地唱出这首高亢激昂的国际和平之歌，让那些战争狂人在响彻云霄的歌声的振荡中永远、永远地消灭一九八六年十月十三日 致宫玺 宫玺同志： 文集（精装５８本，平装５４本）都收到了。送您一本精装的，已交给杨流昌同志（他是王蒙的秘书，月底可到沪开会。）《无声的雨》的评论，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以一小笔代替，抱歉之至。匆上并祝笔健！冰心十、廿四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句子，谨以杜陵老人诗以代评语，并博宫玺诗人一笑冰心丙寅孟冬 致巴金 巴金老弟： 文学馆的刘麟同志想借看我给您的信，不知可不可以？ 我最近将一切字画，人家送我的，除了现在挂在墙上的，都给了文学馆，刘麟可以告诉你一切。 吴青说小林送我一个垫子，至今吴泰昌仍未送来，他真忙得像没头苍蝇了！问好！大姐十、卅一 致巴金巴金老弟： 刘麟同志要到您那里借用我给您的那些信，可不可以？ 今天魏帆来，我才知道李晓就是棠棠！他写作是有前途的，您是太认真了，他写的《继续操练》就比您的小说“看得透”得多，也“超脱”得多。请对他说，“谢姑妈”欣赏他。 匆上。大姐十、卅一致陈祖芬祖芬同志： 又蒙你赐书，我已看了，你真是多产，精力充沛是好事，但也不要过劳！ 前些日子也得了祖德的信，他们也不错。 我还好，足不出户，避免了许多应酬，但是客人还是免不了，人家也是好意。问你母亲好，孩子好。匆上。 冰心十一、九、一九八六 “茶叶故乡”的故乡 中国是茶叶的故乡，而我的故乡福建，更是茶叶故乡的故乡！福建茶叶的种类，多至好几十个，而我们的家传都是喜欢喝茉莉花茶。因为茉莉花茶不但带有烘过茉莉的清香，而且泡茶时也不必须用陶壶小杯等的讲究！记得一九一一年我从山东回到故乡福建福州的时候，看见我的祖父吃茶是很讲究的，他泡茶的水，不是井水而是雨水。福州多雨，一阵大雨过后，屋瓦彻底干净了，我们就把屋檐上的雨水，用竹管引到大木盖上开有小盖的大水缸里，泡茶时打开小木盖用小水勺舀出储存的雨水来煮沸。他说雨水是净化了的，没有土味。以后我跟父母到了北京，雨少天旱，没法子用雨水泡茶了，但父亲在盖碗里放上很多茶叶，说是要使茶香盖过水味。 现在我自饮或待客，用的茶叶也还是茉莉花茶，而泡茶用的水，不但雨水，连井水也没有了，我用的是带有漂白粉味的自来水！但我觉得饮茶总比饮水好，茶，更为有味而健脑清神。民进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民进中央妇女工作座谈会第一次在北京召开了，这是民进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民进会员本来多属文教方面的人士，妇女会员又占百分之四十以上，这文教方面半边天的力量，是不容忽视的。我们要通过这次的工作座谈会，对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上的新形势、新格局和新任务，充分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努力地发展我们的工作，我因病不能参加座谈会，愧憾之余，特此书贺！ 谢冰心１９８６年１１月１５日 致巴金 巴金老弟： 十一月十二日的信收到了，您将我给您和萧珊的信都给刘麟同志，他已有信报告我了。 现在要问您两个问题：（一）是我托王蒙的秘书杨流昌同志给您送去《冰心文集》四卷一本，内附相片，收到没有？ （二）您没有答复我李晓就是棠棠的问题。听您说您相当疲乏，一定不要多陷入文山会海！ 我已六年足不出户了，但来客仍不少。奈何？知道您喜欢水上勉的录相，我很高兴，有空多写信吧。祝好！ 大姐一九八六、十一、十七致宫玺宫玺同志： 《抒情的原野》收到了，也拜读了，又是一本好诗。 我曾托王蒙同志的秘书杨流昌同志给您带去一本精装的文集四卷，上面签了字，不知收到没有？稿酬也至今未收到，不知是否汇到魏公村有问题？ 我还好，就是忙些，人事劳劳，光阴草草，冬寒望珍重！ 冰心十一、十七、一九八六 谈巴金的《随想录》 袁鹰来信说：“巴金同志的《随想录》，有的同志推崇为当代散文的巅峰之作，我很同意这种评价……不知您有没有兴致和时间写一两千字……” 我不但有兴致，而且有愿望，但是时间就难说了！ 我打开巴金送我的已出版的随想录第四卷《病中集》，在第一篇的《干扰》里就有这样的话： 题目找我写自己的经历，谈自己的过去，还有人想从我的身上，抢救材料……” 看到“抢救”两个字时，我痛苦地微笑了，这正是每当我“答问”和坐着让人照相时，所常有的想法。 在《一篇序文》的结束语中，巴金说：“尽可能多说真话；尽可能少作违心的事。” “真挚”是一切创作的灵魂和力量！巴金的散文之所以被推崇为“当代散文的巅峰”，就是因为在他的每篇散文里，句句都是真心话！ 在《愿化泥土》这篇里，他说： 一起接受阳光雨露，与花树，禾苗一同生长。 “我唯一的心愿是：化作泥土，留在人们温暖的脚印里。” 这使我猛然想起龚定庵的“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之句，它代表了一切热爱祖国，热爱后人的“温暖的脚印”的人的愿望。 这和下面一篇的《掏一把出来》里所写的：“人活着不是为了‘捞一把进去’，而是为了‘掏一把出来’”是一个意思！ 在《为〈新文学大系〉作序》这一篇里，有个警句，他说：“我记得有一个规律：好作品淘汰坏作品。”近来，我常得到各种散文刊物编辑的来信，让我推荐一篇好散文，我手头的散文刊物不算太少，但是看来看去，竟难得挑出一篇可以算作“好”的。我觉得现在不但有了“朦胧诗”，也有了“朦胧散文”，也许是我太浅薄，也许是我赶不上时代，现在的确有许多散文，在我看来，都是朦朦胧胧的不知所云。作者若是不敢写出真心话，又何必让读者浪费猜谜的时间呢？ 这又和下一篇《我的仓库》有了联系。 巴金说：“好的作品把我的思想引到高的境界，艺术的魅力使我精神振作……一直到死，人都需要光和热。”这末一句，讲得多么彻底！ 《病中集》翻到最后了，巴金在《我的日记》里有一句话说，“十年的‘文革’并不是一场噩梦，我床前五斗柜上萧珊的骨灰还在低声哀泣……” 巴金今年八月四月写给我的信中说“……我的随想录第五册就要脱稿了，还差一篇文章。说了自己想说的，总算没有辜负我这支笔，本月内一定编好送出去。您也替我高兴吧。” 在他十一月十二日写的信中说：“我说搁笔，也是真话，并非不想写，只是精力不够。 这大半年相当疲乏，我担心随时会垮下来，不能再拖下去了。……我却想多活，只是为了想多看，多思考，的确我们需要好好地思考。” 从我同他和萧珊的几十年的友谊经验中，我想象到，在他的“多思考”的时候一定还会回忆萧珊！《病中集》的末一篇就是。 在我自己的回忆中，萧珊是一个十分活泼天真，十分聪明可爱的大姑娘！她在替催稿时，甚至调皮地以“再不来稿，我可要上吊了！”这样的话来威胁我。至今我的箱底还压着一件咖啡色绉绸的丝绵袄，面子就是她送的。 巴金的《怀念萧珊》，我记得是在萧珊去世六年以后才动笔的。这篇“再忆”是写在萧珊去世十二年之后了！他说“十二年，多么长的日日夜夜！”他在梦中还会忆起萧珊说过的话，如： “你怎么成了这个样子？” “你有什么委屈，不要瞒我，千万不能吞在肚子呵！” “我不愿离开你。没有我谁来照顾你呵？！” 巴金还是有勇气的巴金！他最后说：“她不会离开我，也从未离开我。做了十年的‘牛鬼’，我并不感到孤单。我还有勇气迈步走向我的最终目标——死亡，我的遗物将献给国家，我的骨灰将同她的骨灰搅拌在一起，洒在园中，给花树作肥料。” 《病中集》翻完了，巴金最后的话也抄到此为止。自从一九八○年夏同巴金一起到日本访问回来，不久，我就得了脑血栓。病后，神经似乎脆弱了许多，独自的时候看到好文章或好事，就会笑出声来；读到或是遇到不幸的事，就会不自主地落泪，虽然在人们面前，我还能尽力控制。 这次在一边看《病中集》，一边笔不停挥地写着，因为旁边没有人，我又悄悄地落了眼泪，这眼泪是《病中集》中的“真话”催下来的。我也说句真话吧！１９８６年１２月２日浓阴之晨 致陈祖芬 祖芬同志： 你的第二本书收到了，谢谢。 你先忙你的采访吧，别着急来看我。我这些日子很弱，来前请打电话！问你和祖德好。 冰心十二、二 致宫玺 宫玺同志： 信早收到了，因为等款到一齐复。前天已收到稿费，兹将收据附上，请代交财务科。 您说的文集里未载入的诗文，我都忘记了（茅盾那一篇会有的，可能在五卷内，因为他死的晚些）。您记得的东西，不妨加入，卓如一定欣赏。 何时到北京来，请枉过。匆复请安！ 冰心十二、三、一九八六 致巴金 巴金老弟： 附上尊照一张，是吴青的儿子陈钢给您照的，他请您签字再寄回给他。问你们全家，亲亲第三代！ 大姐一九八六、十二、九日 一代的崇高女性——纪念吴贻芳先生 我没有当过吴贻芳先生的学生，但在我的心灵深处总是供奉着我敬佩的老师——吴贻芳先生。 记得我第一次得瞻吴先生的风采，是在一九一九年，北京协和女子大学大礼堂的讲台下，那时我是协和女大理预科的学生，她来协和女大演讲。我正坐在台下第一排的位子上，看见她穿着雅淡而称身的衣裙，从容地走上讲台时，我就惊慕她的端凝和蔼的风度，她一开始讲话，那清晰的条理，明朗的声音，都使我感到在我们女大的讲台上，从来还没有过像她这样杰出的演讲者！ 从那时起，我心里就铭刻上这一位女教育家的可敬可爱的印象，我时常勉励自己，要以这形象为楷模。 我和她见面较多的时期，是在一九四一年以后的重庆国民参政会上。我是参政员，她是参政会主席团之一，我最喜欢参加她主持的会议。我又是在会堂台下，仰望吴主席，在会员纷纷发言辩论之中，她从容而正确她指点谁先谁后，对于每个会员的姓名和背景她似乎都十分了解。那时坐在旁边的董必武同志，这位可敬的老共产党员，常常低低地对我说： “像这样精干的主席，男子中也是少有的！”我听了不知为什么忽然感到女性的自豪。 吴贻芳先生常住南京，我则常住北京，见面的机会很少。 但解放后，因为我们同是全国人大代表，更因为她也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副主席，我们在一起开会时，谈话就多了。她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和教育家。她的一言一行，都表现着饱满的爱国热情，忠诚于教育事业。她是一位老留美学生，曾多次赴美开国际会议。她学贯中西，也誉满中外！一九七九年美国密执安大学的女校友会授予她“智慧女神”奖，我觉得这个称号她是当之无愧的。 她是我所敬佩的近代人物之一。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日与世长辞了。但像她这样的人物是不朽的。她的桃李遍天下，敬佩者更是不少。她的崇高的人格与影响，将永远留在我们心中，我们要努力向她学习。 《旅游英语会话》序 福建科技出版社将《旅游英语会话》课本三册和录音带一并寄来，要我作序。我的英语水平不高，又因离开故乡已有数十年之久，对于福州近况，都不熟悉；但从阅读课本，聆听录音之中，欣悉福州在精神和物质建设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进步。课本最后还有关于国际社会文化各方面很精彩的讨论。 交谈中的英语语调也很正确流利。关于这份教材的评价，本书的美籍教授布莱德雷和奥尔良的序言，谈得很恰当详尽，我就不多赞一词了，是为序。 冰心１９８６年１２月１１日北京 致《小号手报》的记者们 《小号手报》的记者们： 报和信都收到，十分感谢！遵嘱写了报名寄上，我的字不好，看能用就用吧。你报办得不错，栏目很多，内容亦很精彩，当你报庆祝创刊两周年之际，并祝愿《小号手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冰心十二、十四、一九八六 为《青少年日记》题词 《青少年日记》编得很好，栏目很多，封面也不错。我认为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只要能把自己对这一天周围一切事物的真情实感，自由畅快地写下去，留下心泉流过的痕迹，就好。当然，应人之请，也可以公开，这是我的一点意见。 冰心十二、十四、一九八六 给小朋友的信 亲爱的小朋友： 全国少年接力丛书编委会《岭南少年报》的记者将收到的征文中几封写给我的信，从快邮中寄来，要我作复。我读了这几封从天南海北来的热情洋溢的信，我十分感谢你们对我的敬爱和信赖！我几乎每天都得到从中国作协和许多儿童刊物出版社转来的小朋友的信，谈的都是和你们类似的问题： 就是自己在写作中遇到的种种情况。我想借此机会，在这里作一个总的答复。 １．你们都有“将来要作一个作家”的理想。这理想是好的、积极的。但是到底能否成为一个作家，是要得到广大读者的承认的。为写作而写作，没有真实情感的文章，是不会得到读者的同情和共鸣的。这一点愿你们牢牢记住。 ２．你们的写作，都得过奖赏，但有时也不免受到讥讽嘲笑。我认为对待这种讥讽，首先是虚心自省，其次是淡然处之。只要你认为自己写作的目的是积极的而且有积极的社会效果的，就要坚持下去。 ３．从你们信中看到许多你们的父母和师长给你们的教导和支持，我十分感佩他们，请你们代我向他们致敬！你们热情忠实的朋友冰心１９８６年１２月１５日 致葛翠琳 翠琳： 《蓝翅鸟》收入，甚谢。剪报、相片和拜年片同时到达。 那位陆久之，我没有接触过，文藻知道否，现在也无从问起了。 《寻贝集》写好，不知可用否？匆上问全家好！冰心十二、十六 我这一辈子还未有过可称为“书斋”的书斋 实话说，我这一辈子还没有一间可以真正称为书斋的书斋！ 我的父亲曾有一间书斋，虽然很小，不到十二平方米吧。 那是在一所小三合院里的东厢房两明一暗的小三间里。明的一间做了客厅，“一暗”的一间就做了书斋。 这小书斋里靠着北墙是一个书柜，上半截是两扇玻璃门，里面摆些中外书籍，我只记得汉文的有《饮冰室文集》等。中间是两个抽屉，收藏着许多老朋友的来信和他们写的诗文。 下半截是两扇板门，放着线装书和纸张等等。西窗下是一张横放着的书桌，上面摆着笔架、砚台，图章和印泥盒，桌前一张有靠背的椅子。靠东壁也是两张直背椅，中间摆个茶几，茶几上摆着茶具，这小屋里就满了。这只茶几上面的墙上挂有一张横幅，上面是棵松树，并题有诗句，是哪位伯伯送的就记不得了。 今日量身已十围。 不作龙鳞作鹤盖，误她华表倘来归。 这间书斋给我的印象极深，因为父亲和我许多次的谈话，如谈“灯塔”都是在这间小小的书斋里进行的。 我呢，自从会读书写字起，都是在卧室的窗前，摆一张小小的书桌，书桌旁边放一个小小的书架，如此而已。在我教书和译书时，是在学校的办公室里，那里没有卧床，但办公室不是我一个人的，左右和对面也都有书桌。 以往的几十年中，在国内，在海外，也有不在卧室里放书桌的时候，但这种时间很短，书架上也没有多少书，因为书籍大多丧失了！ 现在呢，也是卧室窗前放着书桌，可是这间屋子较大，窗子又大又亮。我有七个书柜，三个摆在客厅里，卧室窗前的两壁还可以摆下四个！（近年来得的赠书多了，不得不挑出一些放在甬道的墙柜里。）现在这间卧室兼书斋，倒是窗明几净。 窗台上放着一盆君子兰，是朋友送的，我不会伺候，也只长叶子，不知何时才能开花。 桌上有时有一瓶玫瑰，也有笔筒、砚台、桌灯、日历等等，还有两本字典：一本是小小的《英华大辞典》，一本是《新华字典》，因为不论是写汉文或看英文，我往往提笔忘字，或是英文一个字不会“拼了”就得求助于这两本小小的字典。 这个“半间”的书斋里，还常常有客人。近年来，我行动不便，除非是生客，或是客人多了，我才起来到客厅去。因此熟人来了，尤其是年轻的朋友，一来就走进我的书斋，这里往往是笑语纷纭，真是“谈笑有鸿儒”。这些鸿儒的名字，我就不提了，免得有“借光”之嫌。 除此之外，白天，我的女儿、女婿和他们的孩子出去上课了，这屋里便静悄悄的。我的伴侣——陈同志（她是我小女婿的姐姐）只在客厅坐着看书或织活，有电话或有客人，她才进来通知我。还有，就是我女儿的那只宝贝猫咪咪，它上下午两次必跳上我的书桌，坐在我的信笺或稿纸上，来向我要鱼干吃之外，余下的时间就是我自己的了。 但是，大家也不要以为我有的是时间来写作。我的客人不少，电话也多，我有许多信件要复，我有许多书刊要看，此外，杂务还多着呢！若不是今天的大雪，把我纷扬的心绪压了下来，这篇“我的书斋”还不知何时才能交卷！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大雪之晨 我向文学馆捐赠字画的经过 三十多年前，我曾请朋友王世襄为我刻两枚闲章，一枚是“歌乐山人”，因为我在重庆郊外的歌乐山上住过。另一枚是“无佛处士”，因为我仿佛记得有一位古诗人说过“无佛处，我称尊”，我觉得这句话很幽默而俊逸！前些天他来看我，我说“请你再替我刻一枚‘是为贼’的闲章”，他微笑着不置可否，也不知他到底刻了没有？ 我这话说远了！只因我近来常常觉得闲居无聊，应当料理一些该趁早料理的事了。我一生没有财产，最宝贵的就是前辈先生和中外朋友们赠我的他们的字画和着作。这些财宝，我一生中已经丧失了好几次。第一次是“七七事变”，第二次是“反右”期间，第三次是十年动乱，剩下的已寥寥无几。但是近年来又从箱底找出几幅旧的，再加上一些新的，都存放在柜子和箱子里，我想如果我一旦悄悄地走了，我的那些第二代、第三代人对这些我所珍贵的东西将手足无措，还有可能散失，这时我就想起了中国现代文学馆。这馆是在我的好友巴金倡议下成立的，由中国作家协会负责筹建的。文学馆的工作人员中，还有我的好友老舍的儿子舒乙，一个电话，他就笑嘻嘻地来了。大概是去年吧，我已将日本作家朋友送我的九十多本日文着作捐给文学馆了。近十年来，中外朋友的赠书越来越多，我的几个书架放不下了，只好先打发一些。我还和舒乙他们说好，将来我书架上的书，凡是有上下款的全都捐给他们，现在就先送走这批字画，这里面有汤定之、陈伏卢、沈尹默等老前辈的字和画，时人萧淑芳、胡藉青等的字和画，其中最多的是赵朴初同志的字，因为他常把近作的诗词寄给我看。此外还有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的画等。那天舒乙他们来了，看见我桌上的那一大堆字画卷轴，就摇头说：“这些珍品可不能捆起抱走，得用车装！”第二天他们果然开了辆面包车来了，当他们几个人轻轻地托起这些字画下楼去时，我忽然觉得欢快地“了”了一桩大事，心里踏实得多了！现在仅有的是挂在客厅墙上的吴作人的熊猫和梁任公前辈替我写的“世事沧桑心事定，胸中海岳梦中飞”一副对联，还有卧室兼书斋的墙上挂的我的祖父子修公自写的诗，赵朴初的字，以及陈宇化画的玫瑰花，上面有黄苗子题的诗。以上这几幅字画，将来我“走”后也都要捐给文学馆。 海外的朋友们看到这篇东西，不要以为我真的要“走”了，想“走”还真是不容易！就在交出字画的头一天，我照例去北京医院做一月一次的“体检”。大夫和护士都笑着对我说“心电图上显示出的你的心，和年轻人的一模一样！”因此我才敢请王世襄给我刻那枚“是为贼”的图章！ 致赵清阁 清阁： 贺年片拜领！高山流水般的音乐也不能解除我对于你摔交的惦念！不再度中风当然好，但像我那样骨折也不好受！以后千万小心，必须用拐杖。我现在用的是美国朋友送的助步器，安全但也不轻快。我的文集听说送错了，不该给你平装的，他们走时太匆促，我再补送你一本由邮寄上，万望保重！！ 冰心十二、廿二、八六、 介绍三篇好小说 看小说是我的享乐，尤其是看好的短篇小说。我认为短篇小说比中篇和长篇小说都难写得好，因为它必须写得简洁、精炼、紧凑。我这人一向护“短”，这问题留给大家辩论吧！ 第一篇是邹志安的《支书下台唱大戏》（见《北京文学》一九八六年第六期）讲的是戏剧团长郑三保，在剧团穷得没办法下，有本县某村为了支书下台、派人来订戏。这村才有五六十户人家，勉强凑起一百一十元来，钱数虽少，郑三保也高兴得一口气答应了。在喜悦和冲动里，他想这个支书一定干了不少坏事，群众才会庆祝他的下台。到了那个村，他才知道原来这台戏是为了安慰这个被撤职的支书而演唱的！ 吃惊之下，他先访问了乡党委书记老门。老门说：“这戏不能演，支书有问题。”但到底是什么问题，他又查不清。郑三保一口咬定没有清问题就把人免了是不对的，这戏他一定要演。 他一面去遍访了村里的男女老幼，最后去看了支书李润娃本人，他发现李润娃的窑洞里挤满了来安慰他同情他的人，这使郑三保觉得这戏一定要演。他要唱“长坂坡”、“八义图”还送一场“卧薪尝胆”。他顶着县文化局和主管文教的县委书记的反对，大声强调文艺要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道理，气冲冲地让他的剧团人人卖力地在黑鸦鸦的人海中把戏演完。 这个短篇写得有声有色，结尾也收得很好。 第二篇是李晓的《继续操练》（见《上海文学》一九八六年第七期）讲的是两个华大中文系毕业生，四眼考上了华大的研究生，黄鱼分配到最为抢手的报社当了四版记者。四眼因为他的导师王教授剽窃了他的论文——“第六十三回怡红夜宴的座次排列”。他来找黄鱼，求他公布这个消息。于是黄鱼回到华大，找到系里第一快嘴的侯老师，把这事说了。这中文系本来就是壁垒森严，连这个派系的助教向对方的女研究生求爱，都被斥为异己，在中文系各宗派的勾心斗角之中，王教授托病躲起来了，黄鱼这里立刻门庭若市，各派系的中文老师都来找黄鱼说话，最后是新当主任的李教授用丰田来接他去。结果呢，四眼的硕士论文的答辩还是没有通过。黄鱼和四眼只好回到他们在大学的那间宿舍里去“继续操练”。 这个短篇正像《小说选刊》的“编后”所说的“出手不凡”。它幽默、辛辣而又俏皮，似乎看透了一切！招笑处使人忍不住笑出声来，笑后又感到有无限的悲凉。这篇妙语如珠，如黄鱼对四眼说他要揭露王教授剽窃四眼的论文时，他说： 我要起草一篇檄文，让骆宾王的讨武白比起来像卡西欧电子琴广告。 如四眼送给黄鱼一本“万宝全书”，内有“回肠荡气”和“余音绕梁”等词，说这拿来形容： 男低音，百灵鸟、琵琶、卖冰棍的吆喝、洒水车喇叭，哪怕放屁，这两句都合适。 又如形容华大中文系内部乱成一团：中文系现在就像元春省亲前的贾府，乱得不亦乐乎。刘柳两派之间大打出手，刘派内部互相指责，大有把庐山炸平之势。 在描写四眼硕士论文的答辩失败了之后，他说： 四眼站起，不向任何人看，走出门去。在他面前，人群刷地向两边分开，让出条道来，那景象好似摩西过红海。 他总是嘲笑地称大学里的女生如“小母鸡”，当四眼颓丧地走出考场的时候，黄鱼安慰他说： 别动，你看前面谁来了，这班从没捱过爹娘打骂的小母鸡，个个心像煤球，根本不理解男人也有哭哭啼啼的时候，咱们可不能在她们认栽。 我不能再抄了，手有点酸，总之这个短篇要读者自己去看，才能充分得到享受。又正如《小说选刊》的“编后”所说的：“像‘继续操练’，近来逐渐多了起来，大概可算是创作中的一种趋势。” 我现在就介绍第三篇，晓剑的《本市市长无房住》（见《中国作家》一九八六年第六期。）这个短篇也是极其诙谐辛辣地揭露了勾心斗角的“无冕帝王”王国里的争夺，结果姜还是老的辣！ 小说中的“我”也是一位记者——市日报社新闻部主任。 他才三十六岁，正想望取代五十六岁的总编辑的地位。他利用一个刚从大学新闻系毕业的女助理记者，去采访本市市长何如冰，因为有读者来信，为他抱屈说市长不以权谋私，结果只能住在由工棚改建的小房子里。这报道得到许多赞扬的信，读者们为本市有个好市长而高兴。后来女记者又得到一封读者来信说是本市有一座七十年前用大理石盖成的市长楼，只因老市长赖在那里，而不去住新市长为退休干部盖的干休楼；这位新市长也就不去住那分给他的一套四室一厅的新房，而赖在那一个破棚里，“我”就本着这内部情况发了两份“内参”，以此为导火线来炸塌现任总编辑的座椅。“我”认为引起了老市长对报社不满和愤恨，自然有人出面替他拔掉钉子。内参刊出后果然新市长默不出声，老市长老羞成怒，不久市委宣传部批示下来，将市日报社长兼总编辑免了职。一个月之后，“我”荣任了总编辑，市委下令让老市长住进了干休楼。他一气之下，脑病突发死去了。“我”正舒适地坐在总编辑室里，而前任总编辑却被任为市委宣传部长，原来他是新市长的长客，于是“我”的下一步是要当宣传部长。 这个故事里，还生动地插进了那一位名牌大学新闻系毕业生、新来的新闻助理一心想做中国的法拉齐的丁妮妮。描写她每次来谈话时的新衣着、新首饰、新情绪；同时这故事里还贯穿着编辑室屋顶角落的一个大肚子的雌蜘蛛在结网，后来又一只雄蜘蛛也在结网，它们配合之后，雌的就把雄的吃了，来反映生存的残酷。 最好的还是在这篇故事的每一个转折或每一段落之后，总写上一句简短的哲理性断语和总结。如“牛犊的权力”、“历史的误会”、“怜悯的必要”、“不朽的平衡”、“灵魂的哈哈镜”、“神父的忧虑”、“上帝的惊愕”等，都极其冷俏而诙谐。 说起来这三个短篇还要读者自己来细看、来欣赏，你们一定会找出其中更逗笑、更巧妙、更精彩、更引人深思的地方。１９８６年１２月２７晨１９８７年 电视伴我 虽然我已经八十七岁了，但还是一个热心的电视观众。我喜欢看电视，不光看，每天的日记都要写上头天看的电视节目。 《新闻联播》是一定要看的了，《祖国各地》我是几乎没有落下的，尽管有许多乡亲朋友邀请我去福州、烟台等各处转转，但是我行动不便，心有余而力不足，只好作罢，但我可以从《祖国各地》这个节目里，领略伟大祖国的美丽山川。 我还喜欢看球类比赛。只要是中国和外国球队的任何球类比赛，我是一定要看的，胜固欣矣，败亦可喜，孩子们怕我精神紧张，我说：“球赛紧张，我不紧张就行。” 《话说长江》给我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最近播出的《话说运河》也很好，看了以后长见识，开眼界，我尤其喜欢那两位讲话生动、亲切的播音员。 演给孩子们的节目我也看。其中有许多是孩子们自己表演的节目，孩子们活泼的舞蹈，孩子们甜美的歌声，还有孩子们非常精彩的小提琴演奏、钢琴演奏，常常使我感动不已，他们给我的生活带来无限乐趣。我还喜欢看各种校际的知识比赛，我从中也得到许多知识。 我也看过一些电视剧，我是一直坚持看完了的。我认为很不错，创作者们是很用心的，改编的电视剧忠实于老舍先生的原着。有一些电视剧我常常不能看到头，我感觉主要是故事编得不好，离开了生活，生编硬造就不能吸引人。在外国片子中，我爱看日本的《阿信》，因为它很有人情味，像墨西哥的电视剧《诽谤》，我就不喜欢，整个故事几乎全是由种种误会组成，而且全由一个坏女人从中捣乱，不真实。其实，生活中的人没有绝对的好或坏。事物都是相对的。 我们的电视剧是不是可以多找一些优秀的小说来改编呢？最近我看了茅盾的等三个片子，觉得很好。李晓（巴金先生的儿子）前不久写了个短篇《继续操练》蕴涵颇深，很有幽默感，我看就可以改编。当然，不能搞成闹剧，幽默不同于滑稽。幽默产生的是意味深长的笑，甚而是带泪的笑。 电视节目是有一点不如广播，那就是时间不准，还有在电视剧上下集之间，忽然插进长段的广告，有时叫我很扫兴。 英雄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周明同志把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八日的《西安晚报》关于陕西马楼乡信用社代理会计李凤莲的勇斗歹徒、身受刀伤十余处，拼死保住金库钥匙的报道，寄给我看。我读了这壮烈的事迹之后，就想是什么力量支持着她，使得这个十八岁的弱女子，有那么强的责任感，有那么大的自信心，能够在严闭的铁门之内，单身独自奋勇搏斗，忍着痛、流着血，从受伤处走到营业室，关好门上的三道关子，查看办公桌抽屉里存放的七千元，又走回宿舍取了金库钥匙，再挣扎着打开信用社的铁门呼救？ 这个力量不可能是事到临头突然爆发出来的。我们从姑娘的摘抄名言警句的本子里得到了答案！ 英雄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在决定性的关头、做了为人类社会的利益所需要做的。 是的，交出金库钥匙与否，是决定性的关头。她为人类社会利益所需要做的，就是甘冒白刃，至死不屈。 姑娘被人们送到医院急救了，当她看到医院的院长时，她才松开右手，将沾满鲜血的金库钥匙，交到院长手里。她临终前说了两次：“贼娃子——抓到了——没有？” 姑娘死后，“方圆几十里成千上万的群众自发起来为她送葬”，“马楼乡党委发出了在全乡团员、青年中开展向李凤莲同志学习的决定；县农业银行党支部号召全系统党员和干部职工学习李凤莲忠于职守的精神。” 当然这“决定”和“号召”都是对的，都是应当做的。但我最关注的还是姑娘最终那一句话：“贼娃子抓到了没有？”一九八七年一月十九日，北京 致巴金 巴金老弟： 因为《中日文化交流》上登着你给我的一封信，东京的大冢净（大冢有章之子）从东京打长途电话来向我拜年。春节过得忙得头晕，但非常想你！想你一定比我还累，目前藉一位文藻的学生王庆仁赴沪之便，带上《冰心着译》三本，作为纪念。头两本不看都可以，第三册只有纪伯伦的和中还有点妙语警句，可以消遣。望你千万保重。今年如能来京一行，相对谈话，比写信痛快得多，是不是？问你一家大小好！冰心二、五、一九八七 我的一天作家生活 报社编辑屡次来信要我写《我的一天》。我认为现在没有一个作家的一天过的比我更平淡、更繁琐，更没有什么可写的了！而且我从１９８０年访日归来不久便病倒了，闭居不出，已有六年之久，没有了旅游访友的经历，我的一天就是这样刻板地消磨了下去……我每天醒得很早，大约六点之前就完全清醒了，这时想得最多，比如这一天要做的事、要见的人、要写的信或文字等。也在这时有一两句古人的诗，如同久久沉在脑海底下的，忽然浮出海面，今天清早就有不知是哪位诗人写的： 万山无语看焦山还有七十多年前在祖父桌上《诗钟》集中，看到的咏周瑜的两句诗： 小乔卸甲晚妆红（关于《诗钟》，我必须解释一下：这是福州那时学诗的人们在一起习作的形式。他们不必写一首七绝或七律，只要能写成两句对偶的七言句子就行。但这两句七言诗的框框很多，比如我上面引的那两句，题目：咏的人物是周瑜，诗句中必须嵌上“大”、“小”、“红”、“绿”四个字，如此等等。）我用枕边的手电筒照见床旁的小时钟已经到了六点，就捻开枕边小收音机——这还是日本朋友有吉佐和子送给的——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科学知识”和“祖国各地”或“卫生和健康”的节目，然后听完“新闻和报纸摘要”，我就起床，七时吃早饭，饭后同做饭的小阿姨算过菜帐，就写昨天一天的日记，简单地记下：见过什么人，收到什么信件，看了什么书刊等等，就又躺下休息，为的是在上午工作以前补补精神。休息时总是睡不着的，为避免胡思乱想，就又捻开枕边的收音机，来收听音乐，我没有受过什么音乐训练，虽然也爱听外国音乐如“卡门”、“弥赛亚”——特别是卡拉扬指挥的；但我更爱听中国民歌，总感到亲切、顺耳，——我很喜爱“十五的月亮”，觉得这首歌凄美而又悲壮。 九点钟我一定起来，因为这时我小女儿的宝贝猫“咪咪”，已经拱门进来了，它跳上我的书桌，等着我来喂它吃些干鱼片，不把它打发走，我是什么事也做不成的！ 等咪咪满足了，听我的指挥，在桌旁一张小沙发上蜷卧了下去，我才开始写该写的信、看要看的书、报、刊物。十二点午饭后，我又躺下休息，这时我就收听的是中央台的长篇小说的连续广播。我最欣赏的先是陈祖德的《超越自我》，后来便是袁阔成的。 这本书我是从七岁就看到了，以后又看了不知有多少次，十一二岁时看到“关公”死后，就扔下了；十四五岁时，看到诸葛亮死后又扔下了。一直到大学时代才勉强把全书看完。没想到袁阔成的说书又“演义”了一番，还演得真好！人物性格都没走样，而且十分生动有趣，因此我从“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直听到“三分归一统”，连我从前认为没有什么趣味的“入西川二士争功”，也显得波澜壮阔。我觉得能成为一位“好”的说书者，也真不容易！ 到了午后两点，我又是准时起来，因为咪咪又拱开门进来了，这上下午两“餐”，它是永远不会失时的。 下午当然又是看报、写字。晚饭是七点吃的，晚饭后我从来不看书写字，我只收看电视。“新闻联播”是必看的了，此外我就喜欢看球赛，不论是什么“球”，我不是看技巧，只要是中国球员和本国或外国球队竞赛的我都爱看，“胜固欣然，败亦可喜”，我知道中国的儿女是会不断拚搏的。 此外，就是看故事片，国产的如，外国的如《阿信》，看着都感到亲切。 其他还有好的，但印象不深，一时想不起来了。 夜十点钟，我一定上床，吃安眠药睡觉。吃药的习惯是十年动乱时养成的，本来只吃“眠尔通”，现在已进步到“速可眠”，医生们总告诫我最好不要吃催眠药物，但躺在床上而睡不着，思想的奔腾，是我所最受不了的！ 这就是我的刻板的一天，但事实上并不常是如此，我常有想不到的电话和不速的客人，有时使我快乐，有时使我烦恼，有时使我倦烦，总使我觉得我的“事”没完没了，但这使我忆起我母亲常常安慰并教训我说的“人活着一天，就有一天的事，‘事情’是和人的生命一般长短的。”１９８７年２月１３日 入世才人粲若花 《人民日报》海外版的编辑，让我写一篇关于中国女作家的文章，我心头立刻涌上古人的一句诗：“入世才人粲若花。” 从“五四”以来，直至八十年代的今天，我所认识或知道的女作家，如同齐放的百花，争妍斗艳：梅、兰、荷、菊、月季、牡丹、合欢、含笑……从我的心幕上掠过一幅接着一幅的人面和文字，十分生动，十分鲜明。这些花各有各的颜色，各有各的芬芳，各有各的风韵、风度和风骨！ “五四”时代，算是现代女作家的早春吧，山桃先开，颜色还是淡红的，以后就是深黄的迎春，浓紫的丁香，接下去春色愈浓，可以说是万紫千红、百花齐放了。 记得“五四”时代，我们的前辈有袁昌英和陈衡哲先生，与我同时的有黄卢隐、苏雪林和冯沅君。再往后有凌叔华，她是我的燕大同学，多年侨居英伦，至今还有通讯。说起燕大的同学，还有杨刚和韩素音，她们比我年轻得多。杨刚在抗战时期任香港大公报编辑，我那时写的文章，多是她“逼”出来的。韩素音久居瑞士，是用英文写作的。她常回国探亲，每次几乎都来看我，每出一本书也都寄我。一九二五年我在美国的绮色佳会见了林徽因，那时她是我的男朋友吴文藻的好友梁思成的未婚妻，也是我所见到的女作家中最俏美灵秀的一个。后来，我常在《新月》上看到她的诗文，真是文如其人。我与丁玲是一九二八年通过我的小弟冰季相识的，关于我们的友谊，在去年我写的《悼丁玲》中都说过了。一九五一年我从日本回国后又认识了许多女作家，如杨沫、草明。与茹志鹃的接触要稍后一些，有一年我到上海，在巴金请客的席上，见她又抽烟，又喝酒，又大说大笑，真有一股英气。我在《人民日报》上曾写过一篇文章，介绍她的小说《静静的产院》。我羡慕她还有个作家的女儿王安忆，我也曾给安忆的作品写过序。张洁和谌容都是我比较熟悉的，我很喜欢张洁的《沉重的翅膀》，也曾为她的初期作品写过序。谌容是女作家中最有幽默感的、她和茹志鹃都抽烟，可惜我早已戒烟，不能再奉陪了。谌容还是个美食家，曾到我家做过葱油鸭。我从来是个会吃不会做的人，乐得“坐享其成”。张辛欣是我最近才认识的，她的作品不少，我比较欣赏她写的《北京人》，使人感到亲切。昨天散文家丁宁带了一盆仙草花来看我，她是我的“棚友”，十年动乱中，我们曾“同居”过一些日子。 四十年代初在四川，老舍向我介绍了赵清阁，她写剧本，曾和老舍合写《万世师表》，是写清华校长梅贻琦的事迹。我和赵清阁至今还常通信。散文家宗璞，五十年代我们就认识了。 她的散文就像我现在桌上的水仙那样地清香。杨绛是我看了她的《干校六记》，很欣赏而认识的，她不但有创作，也有译作，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多才多艺的还有黄宗英，我从影屏上看到她演巴金中的梅表姐，以后又读了她的《小丫扛大旗》等极有风趣的文章。 新凤霞是个演员，但她的自传文章十分真挚动人，吴祖光带她来看我，让我为她的文集作序，我欣然答应了。陈愉庆是和她爱人马大京用达理的笔名合写小说的，我十分欣赏他们的作品。他们经常来看我，愉庆还送我一个自制的小布人，我把它挂在我床前的墙上，它天天对着我笑。同我见过面，或者来看望过我的，还有叶文玲、益希丹增、张抗抗以及很年轻的铁凝、喻杉等，都是很有才气的作家。 如今该谈到女诗人了。柯岩的追悼总理的诗，尤其打动了我的心。她和我年轻时一样，爱穿黑色的衣服。诗人中还有舒婷，我从读到她歌颂祖国的诗起，就总在书刊上找她的诗看。一年作协开会时，有七位福建同乡来看我，其中一位穿绿色上衣的，便是舒婷。女诗人里还有李小雨，是诗人李瑛的女儿，她四出采访、寻探，诗写得很好。 韦君宜是我在五十年代就熟悉的一位编辑，后来看了她写的几本书，才知道还是一个极好的作家，她的作品非常质朴真挚。今年年初吧，她也患了脑溢血，我听了很着急，前些天我小女儿的爱人陈恕，替我去探问了她，她还从沙发上站了起来，表示她还“可以”。这形象正像她那刚正不阿的人格！年轻的还有陈祖芬，我在评论她写的《经济和人》中，曾把她比做一只戏球的幼狮，她本人却是十分温文尔雅。写儿童文学的有葛翠琳，是一九五一年我从日本回国时，陪同老舍来看我的一个小姑娘，现在是写儿童文学的老手了。 这里必须谈谈海外的女作家。在美国的於梨华，七十年代初曾来看过我。聂华苓呢？有一年我到华侨大厦去看回国来的凌淑华时，曾看望过她一家。这些在国外的作家，她们的作品都充满了对故土和人民的眷恋和关怀，使人十分感动。 此外还有在美国的年轻女作家，还有我的朋友的女儿刘年玲，笔名木令耆，她写小说；浦丽琳，笔名心笛，她写诗；她们都回过大陆。年玲在北大教过学，丽琳在我家住过一个夏天。 她们都和我自己的女儿一样。 以上的女作家，国内或海外的，都是我见过的。没有见过的而心仪已久的方令孺、陈学昭、刘真、陈敬容、航鹰、程乃珊、王小鹰……；在海外的陈若曦、李黎等，我一时想不完全了！女作家里还有几位女记者，最早见到的是凤子，以后有彭子岗，戈扬……我们之间的友谊，以后有时间另说吧！ 我认为中国女作家的“才”，并不在男作家之下，她们也是淋漓尽致地写出自己对家庭、社会、国家、世界的独到的感想和见解。遗憾的是她们的作品大多数没有译成外国文字，应该让中国的女作家们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访日散记》序 胡起望同志是中央民族学院西南民族研究室主任，专门研究中国西南瑶族的问题。他在１９８２年至１９８４年中间，曾到日本同日本着名的中国瑶族研究专家白岛芳郎、竹林卓两教授进行学术交流，在日本期间他写了好几段散记：这些散记在国内报纸上发表时曾让我写过篇名，现在要出集子了，他又让我写序。 我在日本住过五年，１９５１年回国后，又参加各种的友好访问团去过几次，也写过好几篇关于日本的文章，但因为我们的专业不同，赴日的任务不同等等原因，他和我的注意点和追求点也就不一样。我认为任一处山水或任一个人物的真实情况和价值，必须集合从四方八面射来的投影来认识它的全貌，这是我读了起望同志访日散记后的感想。 我在日本东京时，并不曾留意到东京区域多大？人口多少？楼房多高？至于商业、物价等等更是茫无所知。我在东京度过五个新年，只记得人家门口挂着草绳和青松。至于什么“忘年会”，我根本就没听说过。还有饮食，我总觉得日本的餐具之美雅，过于菜肴的味道。但我这个人什么都吃，我就十分爱吃日本的生鱼片，马肉我也喜欢。 说说远了，总之，访日散记是一位从事研究的学者写的，是研究日本的人一定要看的一本“闲书”。 给当代青少年的信 亲爱的当代青少年们： 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文学第二编辑室同志，要我给你们写一封书信。我总觉得以我这个“世纪同龄人”，来同你们八十年代的青少年们讲话是很不容易的。首先，你们的见闻比我广阔，你们的理想比我远大。我所能讲的，就是凭着我每天收到的小朋友们来信的启发。这些信来自全国的西面八方： 有的是在课本上读到我的文章，有的是从报刊上看到我的作品，他们把我当作个知心朋友，向我倾吐了他们心中的一切。 你们对我的爱和信赖，使我从心底感到幸福！但因为时间和精力的关系，我不能一一作复。这些宝贵的信件，我都已捐献给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就是巴金爷爷和中国作家协会共同建立的，请他们永远保存。 我只想回答你们来信中最普通的一个问题，就是：“我长大了也想做一个作家，但不知有什么‘秘诀’？”据我自己的知识和经验，一个人不能因为要成为一个作家才勉强写作的。 他或她必须对生活中所接触的事物，有满腔按捺不住的意见和情感，非发泄不可的时候，才拿起笔来，用自己熟悉的语文，说出自己的真情实感，直到写出的文字能够得到读者普遍的同情和共鸣以后，人们才承认你是一个作家。 我记得巴金爷爷曾说过：“好的作品把我的思想引到高的境界；艺术的魅力使我精神振奋；……一直到死，人都需要光和热。” 我认为一篇作品能把人们的思想引到高的境界，是因为作者身上有着“爱”的光和热，他一定热爱祖国和人民，为着热爱祖国和人民，他的笔下会奔涌出充满了自尊心和正义感的东西……至于能使读者“精神振奋”的“艺术魅力”，就是要使你的真情实感，表现得鲜明、生动，这就要求你们多读书。感谢我们中国悠久的文化历史。几千年来，我们文学家写的从、《九歌》直至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的小说如、、、，以及近代的文学作品，更是浩如烟海，这些都可资借鉴。你们看的也许比我还多，不必我来列举了。 此外，在“读万卷书”之外，最好还能“行万里路”，我们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家里，有多少名山大川，可供瞻仰赏玩，旅行游览时就有许多见闻可写。如果你们读过一两种外国文学，走过几处海外地方，也就更好了。我的青少年时代还没有收音机和电视机，八十年代的你们，却都可以通过这些“近代便利设备”，来扩大你们的知识领域。我羡慕你们，因为你们正拥有着充溢的精力和求知欲，又生在处处向你们敞开知识的大门的时代。充分地利用吧，这是我这个童心未泯的“世纪同龄人”对你们的祝福！你们热情忠实的朋友冰心１９８６年２月１８日阳光满室之晨 致季尘 鞝尘同志： 我在您给我的信封上写着“８７年１月底以前交稿”，哪知道“人事劳劳，光阴草草”，春节到元宵之间，来人不断，这篇东西①写迟了，不知可用或赶得上否？姑且寄上，晚了时，请寄还我（我发现还有别的类似的文债要还）。近况如何？甚念。匆上并祝笔健冰心二、十八、一九八七①应季尘同志之约，为《人生的太阳——作家艺术家致青少年》一书（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撰写的《给当代青少年的信》。 作家可以而且也应当是个多面手——致韩少华①同志 少华同志： 信和您的散文集均收到，谢谢！ 散文我看了（春节中人来人往，看书不能集中），觉得您的思想很健康。这很好。 小说既已写开了头，在素材可用时，不妨再试试。作家可以而且也应当是个多面手。您还年轻，写作的日子还长着呢！ 西方有句成语，说是：青年是写诗的时代，中年是写小说的时代，老年是写散文的时代。我看这也不一定是规律。有客人来了，匆匆，即祝笔健！ 您散文中的《桃李篇》和小说只一帘之隔！冰心二月十八日①韩少华，作家。祖籍浙江杭州，１９３３年生于北京。６０年代初开始发表散文和杂文。作品有《晨光集》、《序曲》、《暖晴》等。 为《小火炬》题词 《小火炬》永远高举着火炬，照亮新中国的儿童，在五爱： 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爱劳动、爱社会主义；和四有：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远大前途上迈进！ 冰心１９８７年２月２２日 致郭风 郭风同志： 给小火炬写的题词，请转交。 知道您近况很好，并常在报刊上看到您的文章，极慰。 冰心二、廿二、一九八七 旧梦重温 王一地同志从１９５７年就当了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编辑。我们在多次“儿童文学” 的聚会中早就认识了。如今，能为他的这本散文集子作序，我觉得很荣幸。 我必须承认，我的时间和精力似乎越来越少了。一地同志送来的他的部分稿子，我不能都仔细地欣赏，但我却充分感觉他的文章的魅力。如《海乡风情》写出了他对童年生活的眷恋。《心上的河流》写出了他对于小河流水的深情，这使我忆起我所热爱的无边的大海。 他在国内旅游过的地方，除了井冈山以外，都是我没有到过的！如丝绸之路上的阿克苏，青藏公路上的唐古拉、昆仑等，这又使我十分羡慕。这几年来，我因行动不便，整天过着“井蛙”的无聊生活，读了这游记，绚丽生动得如经其境，给了我很大的快乐。 他到过的国外地方，我在半个世纪以前就到过了，如伦敦、巴黎、罗马、佛罗伦萨等欧洲城市。虽然时代不同，我想历史古迹总该是依旧吧。如同旧梦重温一般，我回忆起１９３６年在伦敦的三个星期，在昼夜看不到日、月、星三光的浓雾之中，参观了大英博物馆、敏纳斯特教堂——访问了一些英国朋友。使我喜欢的就是在这个国家到处都是绿茵茵的，比解放前的北京看去舒服多了。 提到巴黎，我永远忘不了我在那里逗留的１００天。我住在第七区以意大利诗人马利亚·希利达命名的一条街的七层楼上（我在里写的《我的房东》说的就是我在巴黎那一段生活中的一部分）。因为住处离罗浮宫很近，我就整个上午“泡”在罗浮宫里。 蒙娜丽沙的画像是悬挂在一条长案的上面，在两根绿色蜡烛的中间。我常常立在这长案旁边，吃我的简单早餐——一包巧克力糖！吃过早餐，就出来坐在宫门台阶上，欣赏宫门口那一座大花坛，花坛里栽的是红、黄、白、紫四色分明的盛开的郁金香！ 意大利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欧洲国家。它是用石头建造起来的：石头的宫殿、教堂，石头的斗兽场，石头的雕像，石头的道路，路边也常有喷泉。罗马是建在七山之上的城市，拥有大小５００座教堂，我几乎都去过了。最大的是圣彼得、圣玛利亚、圣约翰和圣保罗。梵蒂冈就是在圣彼得教堂附近，是罗马教皇的宫殿，这是一个“国中之国”！我进去看了，只记得门警是瑞士兵士，穿着黄色制服，别的没有印象了。 佛罗伦萨给我留下的，除了美术馆里的雕像和壁画之外，还有一座座府第墙壁上的灯座，每座灯下都有一只拴马的铁环，是聚会或宴客时拴马用的，十分别致！ 一地同志关于这些地方的描写，由于时代和注意点的不同，使我看到了那些地方的许多其他的侧面，也扩大了我的知识。 信笔写来，竟然差不多都是写我自己的回忆，这就说明了这本散文的魅力。我应该说一地同志这本回忆童年和旅游的散文集子，不但是青少年最好的读物，大人们也应当拿来看看。因为这是一本写情真挚、写景鲜明；流畅、健康、引人向上的散文作品。１９８７年２月２６日少年儿童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９月第１版。） 致巴金 巴金老弟： 徐谦同志来，带来了你送我的书，装帧十分精美，使我高兴的是你现在的字，比从前大得多了，仿佛开展一些。你要我去上海，我何尝愿意过“井蛙”生活？但因行动不便，一出去未免劳师动众，一想到就烦。有人要我去福建，故乡山青水秀，并答应给一切便利，你若能去（他们一定高兴极了），我也许会考虑。有人来了，先写到此。匆上。冰心三、三、一九八七 致文学青年 希望你们以固有的天真纯洁的心，又用充满了爱和同情的眼光，来看自己周围：家庭、学校、社会、国家乃至世界和现状，一切能使你动了真正的感情，使你觉得非写下来不可的时候，才郑重下笔。这种文字往往是“真”的，而“真”和“善”、“美”又是分不开的。 “真”和“美”的文字，又总是有激励人们向上的“善”的社会效果！一九八七年三月八日 致巴金 巴金老弟： 我何尝不知道我们在一起谈笑是最快乐的事，但上海作协出面请我去，使我又背了一身债，这不行。 福建去不去，还不能定。我一出门，劳师动众，不比行动自由的人。我这腿害苦我了，“静言思之，不能奋飞”。 你的照片洗了十张，钢钢照的相多了，他整天照相、洗相，他愿意做一个摄影记者。小林夫妇、棠棠夫妇和孩子们都好吗？ 祝福你们！ 冰心三、十三、一九八七 春的消息 坐在书桌旁往外看，我的窗外周围只是一座一座的长长方方的宿舍楼，楼与楼之间没有一棵树木！窗前一大片的空地上，历年来堆放着许多长长的、生了锈的钢筋——这是为建筑附近几座新宿舍楼用的——真是一片荒凉沉寂。外边看不到什么颜色了，我只好在屋子里“创造”些颜色。我在堂屋里挂上绿色的窗帘，铺上绿色的桌布，窗台上摆些朋友送的一品红、仙客来，和孩子们自己种的吊兰。在墙上挂的总理油画前，供上一瓶玫瑰花、菊花、石竹花或十姊妹。那是北方玫瑰花公司应我之请，按着时节，每星期送来的。我的书桌旁边的窗台上摆着一盆朋友送的还没有开过花的君子兰。有时也放上一瓶玫瑰。这一丝丝的绿意，或说是春意吧，都是“慰情聊胜无”的。 我想起我窗前的那片空地，从前堆放钢筋的地方，每到春来，从钢筋的空隙中总会长出十分翠绿的草。夏雨来时，它便怒长起来，蔓延到钢条周围。那勃勃的生机，是钢铁也压不住的。如今，这些钢条都搬走了，又听说我们楼前这一块空地将要种上花草。春寒料峭之中，我的期望也和春寒一样地冷漠。 前几天，窗外一阵阵的喧哗笑语，惊动了我。往外看时，原来是好几十个男女学生，正在整理这片空地呢！女学生穿的羽绒衣、毛衣、红红绿绿的；男学生有的穿绿军装，有的穿深色的衣服。他们拿着种种工具，锄土的锄土，铲土的铲土，安放矮栏的就在场地边上安插下小铁栏杆。看来我们楼前这一大片土地，将会被这群青年人整治成一座绿草成茵，繁花似锦的公园……窗外是微阴的天，这群年轻人仍在忙忙地劳动着。今天暖气停了，我脱下毛衣换上棉袄，但我的心里却是暖烘烘的，因为我得到了春的消息！一九八七年三月十六日中央民族学院高知楼 话说“相思” 我在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研究院读硕士学位时，论文的题目是《李清照词英译》。导师是研究院教授Ｌ夫人。我们约定每星期五下午到她家吃茶。事前我把《漱玉词》一首译成英文散文，然后她和我推敲着译成诗句。我们一边吃着茶点，一边谈笑，都觉得这种讨论是个享受。 有一次——时间大约是一九二五年岁暮吧——在谈诗中间，她忽然问我：“你写过情诗没有？”我不好意思地说：“我刚写了一首，题目叫做‘相思’”：披上裘儿，走出灯明人静的屋子。小径里冷月相窥，枯枝——在雪地上又纵横地写遍了相思！ １２月１２日夜，１９２５我还把汉字“相思”两字写给她看，因为“相”字旁的“目”字和“思”字上面的“田”字，都是横平竖直的，所以雪地上的枯枝会构成“相思” 两字。她笑了，说是“很有意思，若是用弯弯曲曲的英文字母，就写不出来了！” 她只笑着，却没有追问我写这首诗的背景。那时威大的舍监和同宿舍的同学，都从每天的来信里知道我有个“男朋友”了。那年暑假我同文藻在绮色佳大学补习法文时，还在谈着恋爱！十二月十二日夜我得到文藻一封充满着怀念之情的信，觉得在孤寂的宿舍屋里，念不下书了，我就披上大衣，走下楼去，想到图书馆人多的地方，不料在楼外的雪地上却看见满地上都写着“相思”两字！结果，我在图书馆里也没念成书，却写出了这一首诗。但除了对我的导师外，别的人都没有看过，包括文藻在内！ “相思”两字在中国，尤其在诗词里是常见的字眼。唐诗中的“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唐代的李商隐无可奈何地说“直道相思了无益”，清代的梁任公先生却执拗地说“不因无益废相思”。此外还有写不完、道不尽的相思诗句，不但常用于情人朋友之间，还有用于讽刺时事的，这里就不提它了。 说到这里，我想起一段笑话：一九二六年，我回到母校燕京大学，教一年级国文课。这班里多是教务处特地编到我班里来的福建、广东的男女学生，为了教好他们的普通话，为了要他们学会“咬”准字音，我有时还特意找些“绕口令”，让他们学着念。有一次就挑了半阕词，记得是咏什么鸟的： 金埒①远，玉塘稀，天空海阔几时归？相离只晓相思死，那识相思未死时！ 这“相思死”和“未死时”几个字，十分拗口，那些学生们绕不过口来，只听见满堂的“嘶，嘶，嘶”和一片笑声！ 不久，有一天一位女同事（我记得是生物系的助教江先群，她的未婚夫是李汝祺先生，也是清华的学生，比文藻高两班，那时他也在美国）悄悄地笑问我：“听说你在班里尽教学生一些香艳的诗曲，是不是你自己也在想念海外的那个人了？”我想她指的一定是我教学生念的那两句有关“相思”的词句。我一边辩解着，却也不禁脸红起来。１９８６年３月２６日晨①金埒（ｌｉè），以钱铺成的界沟，以言奢华。——作者 庆贺《小朋友》６５岁生日 是位老九九藏书</acronym>code>/bdo>园丁，但他永远年轻，培养出年轻的花朵。 致郭风 郭风同志： 二月廿五日信收入，您又写了一些吹捧我的东西，使我不安！ 近况如何？常在刊物上看到大作，兴致不减，很以为慰。 我还是那样，就是客人多，忙！匆祝近安冰心四、三、一九八七 给《儿童时代》小朋友的信 亲爱的小朋友： 每逢有人问我今年有多大年纪的时候，我回答时自己也吓了一跳，我已经八十七岁了！ 但我从来不觉得我“老”了，这要归功于我每天都得到一些小朋友的来信——这些信我看过后都珍重地收存了起来，攒到几十封时，我便把它们交给中国现代文学馆，这是一所巴金爷爷和中国作协合办的收藏现代图书的地方，我请他们把你们的来信和我捐献的字画一同永远保存起来。 你们的信来自全国各地，还有海外侨乡，信里都充满了热情，问候我的健康和工作情况，最多的还是问我写好文章有什么“窍门”和“秘诀”，有的还寄来他们自己写的诗、文和小说。 我万分抱歉，不能一一作答，我只能借《儿童时代》的篇幅，来给你们回一封公开信。 这里我可以把我写作的“窍门”和“秘诀”告诉你们：第一是我作文时决不抄袭，决不模仿！第二是我一定要写我生活中遇到的使我动情的真人实事。我从写作的经验中感到这样的文章，往往会得到读者的同情和共鸣。 不过在写作上也应当有个训练和借鉴。谈到借鉴，我开始写作时可读的有 和《唐诗三百首》，以及、、和等书，而你们现在可以借鉴的书籍杂志就太多了，问题在于你们去不去搜寻阅看。 谈到训练，我还是劝你们每天写一段日记，一来是考验自己坚持写作的毅力和恒心。二来是你们每天生活中决不只是吃饭，上学，睡觉……你的周围可写的事情多得很！如风、霜、雨、雪的情景；父母，老师，兄弟，姐妹，同学的一句或一件使你永记不忘的话或事；课文或书籍中一段动人的文字，只要能在你们脑中留下较深刻的印象的，都可以写或记下来，这是练习作文的最好最有效的方法，希望你们无论如何要坚持下去！ 此外，我还要求你们像我现在一样，手边总放着一本《新华字典》，在你们提笔忘字的时候便向它求教，它会帮助你们不写错别字。 这些事可能你们都已经做到了。春天来了，祝你们和春天的花草树木一同繁荣地生长！ 你们的老朋友冰心１９８７年４月７日 回忆“七七” 回忆“七七” 一九三七年六月底，我同我的老伴吴文藻在欧美周游了一年之后，取道西伯利亚回国。 一个星期之后，“七七”事变便爆发了！我在四十年代初在云南呈贡写的《默庐试笔》中，有这样的记述： “北平死去了，我至爱苦恋的北平，在不挣扎不抵抗之后，继续呻吟了几声，便恹然地死去了！ “七月二十八早晨，十六架日机，在晨光熹微中悠悠地低飞而来，投了三十二颗炸弹，只炸得西苑一座空营。——但一声巨响，震得一切都变了颜色。海淀被砍死了几个警察，第二天警察都换了黑色的制服，因为穿黄制服的人，都被当做了散兵、游击队，有被砍死刺死的危险。 “四野的炮声枪声，由繁而稀，由近而远，声音也死去了！ “五光十色的旗帜都高高地悬起了：日本旗、意大利旗、美国旗、英国旗、黄A字旗、西直门楼上，穿着深黄色军服的日兵，箕踞在雉堞上，倚着枪，咧着厚厚的嘴唇，露着不整齐的牙齿，下视狂笑。 “街道上死一般地静寂，只三三两两褴褛趑趄的人们，在仰着首围读着香月入城司令的通告。 “晴空下的天安门，饱看过千万青年摇旗呐喊，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如今只镇定地在看一队一队零落的中小学生的行列。他们拖着太阳旗、五色旗，红着眼、低着头，来‘庆祝’保定陷落，南京陷落……后面有日本的机关枪队紧紧地跟随监视着。 “日本的游历团一船一船一车一车地从神户、横滨运来。 挂着旗号的大汽车，在景山路、东长安街横冲直撞地飞走。东兴楼、东来顺都挂起日文的招牌，欢迎远客。 “在故宫、北海、颐和园，都看不见一个穿长褂或西服的中国人，只听见橐橐的军靴声、木履声。穿长褂和西服的中国人都羞得藏起来，恨得溜走了。 “街市忽然繁荣起来了，尤其是米市大街、王府井大街，店面上安起了木门，挂上了布帘，无线电里在广播着‘友邦’的音乐。 “我想起东京、神户，我想起大连、沈阳……北京也跟着大连、沈阳死去了，一个女神王后般美丽庄严的城市，在蹂躏侮辱之下，恹然地死去了。 “我恨这美丽庄严的皮囊躯壳！我走，我回顾这尊严美丽、瞠目瞪视的皮囊，没有一星点留恋，在那高山丛林中，我仰首看到了一幅飘扬的旗帜。我站在旗影下，我走，我要走到天之涯，地之角，抖拂身上的怨尘恨土，深深地呼吸一下兴奋新鲜的空气；我再走，我要掮着这幅旗帜，来招集一星星的庄严美丽的灵魂杀入那美丽尊严的躯壳！” 当然，个人没有能力来招集那“一星星美丽庄严的灵魂”。真是做到这一点的是由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千千万万中国人民组成的中国共产党，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撵不走日本军国主义者，报不了中国人民的深仇大恨，建立不了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写到此我喘了一口气，可以停笔了，但我意犹未尽！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本军国主义者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一九四六年冬天，我就有机会到了战败后的日本，我在一九三六年赴欧之前经过日本时所看到的那一段从横滨到东京的繁华街道，却已被炸成一片废墟！ 我到了东京，来看我的日本朋友，个个都是衣衫褴褛，形容枯槁，这时我才体会到受着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祸害的，不但有中国人，东南亚人，还有日本人！从那时起我在日本住了五年，我认识了一些知识分子，工人，农民的朋友。一九五一年回国后，我又参加了中日友好工作，多次访问日本。日本成了我们的友好邻邦，同时我也注意到，战后的四十年中，日本的进步真快！聪明勇敢的日本人民又把日本建设成为一个经济大国！ 在同样的四十年中，我们中国因为有了“十年浩劫”和其他种种原因，学术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在科学技术上我们和日本还有不小的距离。但我近来在报纸刊物的报道上，高兴地看到一些科技上的创造和发明，这是很使人振奋的！我忽然想起两句昔人的诗： 敢信群龙终见首，竟烦大鸟屡招魂。 致巴金 巴金老弟： 知书架收到，您这个人也太拘泥了，期刊不也是放在书架上可以看的吗？反正把一本东西放在上面，省得您举着，就好！我现在记忆力也很差，我以为该忘的，就索性忘了，不必老放在心上，翻来覆去地想！至于知识分子的头衔，也没什么了不起，谁叫我们识得几个字呢？至于典型，我一时也想不出，古人说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以为还不错。昨天应叶老看海棠花之约，破例出了门，老人精神很好，儿孙也照顾得周到，我看他百岁不成问题，我答应他今天就给您写信。吴青一家也跟去了，我们还录了相，保重吧！ 小林一家好！ 冰心四、廿三、一九八七 读《雅舍小品选》 人民日报出版社即将出版《雅舍小品选》。我先睹为快，翻阅着一篇篇精选出来的小品，想起了不少往事。 梁实秋和吴景超是我先生吴文藻在清华学习时的同班同学。雅舍是吴景超夫妇和梁实秋合资买的一幢小房子。这幢简陋的土屋盖在重庆北碚的半山腰，上去要走七八十层土阶。 景超认为没有门牌，邮递不便。实秋提议在山下立一块小木牌，用景超夫人业雅的名字，名曰“雅舍”。 那时一位清华同学刘英士在办一种刊物，叫《星期评论》，约大家写稿。我曾用“男士”的笔名写了几篇，却因病或忙没有每期交稿，而实秋却是每期都写，一直写到抗战胜利！ 那时我们家住在歌乐山，离北碚还有几十里，偶然碰上机会，搭上朋友的便车，才能互相过往。我记得还是我们去北碚的时候多。我们都喜欢老友的欢聚。文藻一向是拙口笨舌，景超也是笑时多，只有梁实秋大说大笑，热情的业雅也在旁边拍手捧腹，前仰后合。那时到底我们还年轻，虽在离乱之中，还能苦中作乐。抗战胜利后我们就分散了。我们去了日本，景超夫妇在南京，实秋最后到了台湾。《雅舍小品选》中提到：“十年动乱之中，景超、业雅均饱受折磨，患癌而殁……缅怀往事，心有余哀。” 如今，文藻也于一九八五年去世了，我在北京，实秋则仍在台湾，读了这本《雅舍小品选》，真是百感交集。现在四海清平，今天的北京，也不像《雅舍小品选》里的北平那样古老了！我何等地希望实秋能回来看看，不但看崭新的美丽雄伟的北京，也看看真真“老”了的“老友”。 现在，回来谈谈这本《雅舍小品选》。实秋不但能说会道，写起或译起文章来，也是下笔千言，尤其是小品文字，更是信手拈来，谐而不俗。书中的《客》：“无客时嫌岑寂，有客时嫌烦嚣”；《书房》：“书房不在大，亦不在设备佳，适合自己需要的便是”；：“快乐是在心里，不假外求，求即往往不得”……这和我平常素说的“人到无求，心自安宁”，是一样的意思。还有《健忘》：“人老了常常忘记人的姓名，更严重的是有人忘记自己是谁。”上一句是我常常对客人道歉的，底下一句，使我想起了老友金岳霖先生的故事，不禁失笑。一九八七年五月五日晨 海伦·斯诺的一首长诗 卓如同志为海峡文艺出版社编了三本《冰心着译选集》。 其中的第三册，除了泰戈尔和纪伯伦等的作品之外，其他的都逸出我记忆之外了，难得卓如搜寻得如此完全！ 今春得到梁文茜送来的他的父亲梁实秋的《雅舍忆旧》。 在“忆冰心”一段中，我惊喜地看到我译的海伦·斯诺的一首《古老的北京》，故人旧事涌上心头，真是感慨无尽！ 梁实秋的文中说：“……１９３６年，日军侵略正急，华北处于危疑震撼之秋，当时我们国家的政策是在隐忍，节节退让，居住在北平的人无不义愤填膺。日本的军人恣肆，浪人横行，我们任人宰割，一个诗人能无动于衷？冰心也忍耐不住了，她译了一首《古老的北京》给我，发表在《自由评论》上。那虽是一首翻译作品，但是清楚地表现了她自己的情绪，我把译诗抄在下面：古老的北京冰心译北京死了，死了，无耻的，公然的，和那些在那失去的战场上，受挫被掠之后的，温暖裸露的生物一同死去了，死了……是应当有点反抗的声音的，而这里只有微呻的惨默，是应当有些生气和动作的，而这里只有不抗斗的退败，四肢五脏都冷了。 这里应当有点生气……自然凡是伟大的帝都，不肯不出一丝抗斗的声音便投降了的？ 这庞大崇高的城墙是不肯的，他有坚厚的铁门，有箭楼雉堞，二千年来，这城墙不断的回应着那凯旋者的欢呼。 这里应当有战胜者的绝叫，和那被征服者的叹息，至少也应当有半夜的酸风，为那被忘却的鬼雄哭泣。 但是没有，这些都没有。 只在日本使馆里有揖让的佩刀铿锵的声响，只有高高的脉搏般的飞机的声音，在白翼上和平的画着光明的红日……在回应着，在回应这些的只有那熟闻的乞丐的哀啼，恬然的市贩的叫卖，以及在北楼上妖狐的怪嗥。 放弃城钥的时候，连一点雄壮的仪式都没有；城钥挂出在铁的城门之外……没有剧意，没有感情，只有履行日课般的解嘲的分说。 多么像一出丑戏，这坚厚的中古的城墙，划带着胡虏的箭痕，多么像一出丑戏，还有巨翼的黑影在上面覆盖着！ 可是这还不够做那“永远不会演出”的那出戏的布景。 这里还没有大胆的要求以城中的珍宝来偿还那诡笑的奸谋，在这交易场所的地板上也还没有金银相触的响亮的声音。 但有些地方听得见细语，在严闭的门后，在秘密的店里，那些字眼，是预备将来历史家作为文章标题的字眼： “一定不要有变乱……倡乱的是土匪……枪毙那要打仗的土匪！……产业是值钱的……银行会要倒闭！……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财产，我们的财产……这是不容争执的，多么无谓……让我们要和平与秩序吧”。 因此，为着眼前的羹饭，她卖出了她的灵魂，她那破烂的，不值钱的，卑污的商家地主的灵魂，而且假如那买主没有看出，谁晓得这不是一个公平交易呢？北京死了，死了可怜的无望的死了。 呵，你要感到悲痛，看一座端严皇后似的大城，失去了她的光荣。 因为她被强污，说到她，你要带着愁苦如同诗人说到他心灵上城池的陷落。 但是北京并不是被人强污，不过只像一个白痴妓女的强污，是被卖也得了报酬的。 而且北京，古老的北京，在她悠久的历史中从来没有不挣扎就屈服了的，北京现在不是皇家的了，她那幽灵出没的宫殿，用空洞的眼睛瞪视着你，在那曾是禁城的，皇宫琉璃瓦上的龙檐，在那一行行黄瓦上的金龙，看过去又顺懦又老实，和那秋天的屋顶上，一行行平铺着晒干的，金黄的玉米上的毛毛虫一般。北京死了，死了，一场小说上封建的英雄的时代都掩埋在无人翻读的古卷纸灰中了。 也没有骑士，旗帜飞扬的驰过通衢，为防卫帝座，为防卫他们妻子而应战。 这些侵略者既不要他们的妻房，也不伤害他们的子女。 他们只要一件温善而高贵的东西。买卖的自由……河北的棉产……公开的市场……悠长的，清平的，火车与驼运的道路，为战时的运输，为巨量的鸦片贸易。 为那装箱的货物，不纳税的转运……严厉的压迫大学里的青年，不再有五四的激感，关于日本不再有凶恶的言词……让我们做朋友，亲善的商人和买办，何必说什么奴隶与主人？ 古老的哈德门大街，从前总是尘土飞扬，黯淡的充满了灰蓝的衣衫，但现在却是华粲的和服，许多鲜艳华粲的和服……去年是没有的——从前只是黯淡的单调。 这些和服，看过去又新又鲜，夺目的，如同枯叶堆里长出春花般的惊人。 今天我看见一个日本小孩，用他那光着的、不可抵御的日本脚趾头，使劲的踢着一个庄严的山东警察： 他羞愧了——不是那小孩子，是那高大的警察——因为山东是出中国最勇敢战士的地方……我就掉头他顾，一边想着，想着多么奇怪，这雄伟谦和的中国人；这渺小的鲁莽的日本人……奇怪为什么这里木屐尖锐的步伐会喧夺了那布鞋的轻柔的踢踏，遮盖了那街上戈壁骆驼的软步……在富士山影下东京是美丽的，在微雾里，在岛雨中，又素洁，又颤响，又是新建的。 但如把她移放在空漠的北京天空之下，笼罩了尘土的西山旁边，我想东京不会有那么美。 似乎模糊的觉到不必需有两个以上的东京，而坚定的，情感上的重要，必需留下一个古老的北京，一个死的，麻木的、匍匐的北京，无耻的、唯利是图的，讥嘲的，练达的，没有胆力也没有惧怕。 实秋文中还附着我的短信： 实秋： 本诗见于《Asia》月刊，去年十二月号，作者之名是假名，请你注明。 此诗已由杨白萍君译过，在《北大周刊》（一月十三日出版）登出。他的也有错误。请你千万替我校对改正一下，感甚，祝即安冰心拜二十四日夜实秋文中又说：“这首诗本身并不见得怎样好，只是内中感情颇为真挚，是强烈的悲愤，作者到底是谁，我不知道。诗中是以外国人的身分而替我们生这么大的气，我们自己读之能不羞愧！我抄出这首诗的用意，是在说明冰心在译诗的时候必有十分辛酸的感受。” 这首诗的作者是埃德加·斯诺的前妻——海伦·斯诺。 埃德加·斯诺在１９３５年来到燕京大学新闻系教学。那时文藻是法学院院长，我们曾设家宴为他们接风，由新闻系主任梁士纯先生和夫人游赞真夫妇作陪。相见之下，我觉得斯诺夫妇很年轻而才华横溢，海伦尤其活泼俏丽，灵气逼人！我曾到过他们在燕大南门外，成府的住宅，我记得海伦的书桌，是一张有四只桌腿的大金鱼缸（应该说是盆）她就在上面写作。 这首《古老的北京》就是在那天，她给我的，用的笔名是Nym思，ales是因为海伦有大不列颠西部威尔斯人的血统。 他们对于１９３５年的北京都极其厌恶，不久就先后到延安去了。这些事在１９７２年海伦重来中国时，送我的一本书《Inside Red China》（《红色中国内幕》海伦送我的书中，还夹着一张她的“近照”。虽然不像年轻时那么风采照人，却在略胖些的脸上，充满着热情的微笑！１９８７５月９日 我读《神州学人》 《神州学人》的编辑同志来向我索稿，我问她，“我能否先拜读一下第一期的文章？” 前几天，她果然把新出的第一期给我送来了。拜读之下，我胆怯了，拿不起笔来；我实在不能在这本有分量的刊物上，写出一篇像样的东西。 我翻开第一页，一直看下去，感到手里越来越沉重了。光是那些作者的大名：茅以升、黄辛白、钱三强，以及以下的几十个科学家的名字，和他们的文章里的洋溢炽烈的爱国情绪，伟大扎实的工作成绩，谨严客观的科学态度，使得这个刊物，在我的眼中有它独特的高大形象。我要让我们第二代、第三代的中、青年人，都来仔细阅读这本刊物。 在本刊（指创刊号，下同）的５０页上，我读到一段使我惊心的文字，照录如下： 了隐忧。对国家和社会来说，外流的人才是教育投资的浪费。更不幸的是，这些人从小学到大学都占了另外一些不外流的人才的位置。他不但剥夺了别人把知识用来为生之养之的社会更好地做出贡献的机会，反而还把自己从生之养之辅之的社会中得到的知识，用来为另一个不曾生之养之辅之的社会服务。当然，从天下一家的角度来说，这也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但当天下还不是一家，而且生你养你的社会又是一个正在为了摆脱贫困、落后、愚昧而节衣缩食才勉强挤出有限的教育经费的时候，这种‘大方’未免显得太超时空了一点。” 黄砥石先生我不认识，但他看到中国人才外流的情况，一定很多，说的相当沉痛。得了知识技能，而留在国外工作，是替人家“锦上添花”、回到本国做贡献是“雪中送炭”。任何一个炎黄子孙，都不应该留恋西方的物质享受和优越报酬，而“大方”地“超越”“时空”！有的“外流的人才”说：他学成回国后，工作安排得不得当，领导上不理解，研究的设备不完全，英雄无用武之地。这也许有一定的道理。这里不妨引用本刊第５页上黄辛白同志的“出国留学与祖国需要”文章里的一段： 的需要去学习，怎么能在学成回国后人尽其才、发挥所长、得到发展呢？哪来英雄用武之地呢？要贯彻这个方针，涉及到派遣留学人员的计划和选派工作的改进，对留学人员教育、管理和服务工作的加强，以及留学人员回国后如何充分发挥作用等方面的问题。这就需要留学生工作的管理部门、驻外使领馆以及留学生的派出和使用单位共同努力，研究和完善我们的规章制度，努力改进工作，创造较好的工作条件和必要的生活条件。我们高兴地看到，这方面的工作正在顺利地进行。” 辛白同志看得很明白，想得也很周到，这使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但我自己能为《神州学人》写些什么？汇报些什么呢？ 说来惭愧！不错，我也曾因为得到美国威尔斯利大学（elles-ley College）的奖学金，在美国呆了三年。第一年因为肺气支扩大的旧疾复发，只上了九星期的课，就住到疗养院去了。第二、三年才回到学校攻读硕士学位。我的论文题目是“李清照词英译”。李清照是美国教授们所知道的第一位古代中国的着名女诗人，这篇论文得到了导师的重视，很容易便被通过了。回国后，在母校燕京大学断断续续地教了十年的书。我教过一年级的国文，学生没有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古文知识，我却交了许多学生朋友！至于我为高年级学生开的课如“英国十九世纪诗歌”、“英国戏剧史”等，也是拿起当年在威校听讲时笔记“照本宣科”，没有什么发展，现在回想起来，自己也不好意思！我在美国三年，只是熟悉了几个美国家庭，结交了几个同学和病友，游历了几个地方，如此而已！ 我能向《神州学人》汇报的只是我和第一期里的许多学者名人一样，我也有一片爱国心，这一片心是绝对挚诚的！连同１９３６—１９３７年，我到欧洲游历的时候，虽然我也爱欧美的人民，爱那里的山山水水，羡慕他们先进的物质文明，但这一切决不能篡夺我们国家和人民在我心里的地位。我和《神州学人》里的名人学者以及“新秀集”那些同志一样，认为只有祖国才是我安身立命的地方！１９８７年５月１９日 致王一地① 一地同志： 给苏联写中国儿童文学的事，是很正经严肃的！我这个没有写过童话、儿童剧、儿童故事的人，是决写不好的！这是代表中国儿童作家，望你们仔细考虑。我不敢答应。可惜金近病了，我跟他们家通过电话，说是好一点，可是我还不能去看他。近日精神不好，来人太多。匆上。请转告至善、袁鹰同志祝好！ 冰心五、廿二、一九八七①王一地，儿童文学作家。曾任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文学编辑室副主任、副总编辑，《儿童文学》杂志主编。作品有报告文学《徐建春》、《在广阔的道路上》；散文集《心上的河流》，长篇小说《少年爆炸队》等。 《中国高中学生优秀作文选》序 中国青年出版社《小说》编辑送来了几十份《中国高中学生优秀作文选》要我作序，还附来一本有萧乾同志作序的《美国中学生优秀作文选》来供我参考。 这几十篇中国学生的优秀作文，后面都已有名人作家的评语，讲的都很透彻精辟，我就不必多赘了。先是参看了美国中学生的作文，我感到在中美两国中学生之间，因为文化传统，风俗习惯，以及教育的、政治的……种种的不同，他们对事物，人情等等的看法也因之而异。我近来的精力和时间仿佛越来越少了，我本想在匆匆地看过几十篇作文之后，挑较为突出的，来提一下。 比如说写游记，这是老师常出的题目，也是学生爱写的文学。池艾君的《南山寺散记》 就可算是一篇佳作。而陈丽璧的《荷兰行》就另具一格，她于荷兰花木的欣赏，那是在我意中的，但往下看去，她在繁华街市之中，注意到了“嬉皮士”，在人际关系之中，她又看到了“就是父母子女间也没有很深的感情”却“把狗当做‘特权阶层’来供养”，这一点我有过经历，深有同感。当然她也不忘在篇末提到两国人民的交谊，这是我们应当努力的人民外交。 谈到人际关系，赵慧敏和王晓玲都在《我想把春天留住》的题目下，写了她们对于病残朋友的深情。黄朝辉的《被幽灵吞噬的人》写她的同学小梅子因为家里听信算命先生的话，说她母亲的病是她克的，因此她必须嫁给一个有残疾的人，她母亲的病才能痊愈。结果她却和母亲先后死了，是封建迷信“吞噬”了她。作者在篇末为千百个小梅子喊出一声“救救孩子”！ 尹明的《他这样地走了》这是一出“人伦之变”！“他”是一个“有无限的忍耐力”，要强的大学生，在后母的歧视之下，备受父亲的打骂，虽然“他”拚命地干家务，考上了大学，在每月的费用中还节省下钱来养家，而他自己却病了，死了！ “同学们哭了，老师哭了，楼里的人都哭了”，而“他”的父母却把“他”的尸体捐献了，“于是他父母的大名在《人民日报》上占了一角位置，受到了表扬”。结尾写得很辛辣！ 孙梅的《母爱呵，你该失去吗？》讲的是一个“家庭分离”的故事。“我，一个普通的中学生，多想对世上的父母说一声：‘愿你们和睦，愿每一个家庭美满幸福，愿永恒的母爱、温暖孩子们的心！’”结尾这几句话说得多好，为着许许多多不幸的儿童，我也愿对现在的有些父母们，说“愿你们和睦”！ 张彤的《当金玲子泛黄时》也是一篇描写父母离异的小说。金玲子是象征亲子之爱的甘甜的果实，珊珊看见过“爸爸搂着妈妈的肩笑”，后来爸爸竟然走了，“卡车载走了家里一半的家具”！后来妈妈死了，爸爸竟然也来了“也还有几滴眼泪，并且带来了几个金玲子，但那都是塑料的，假的”！珊珊摘下一个“真”的金玲子，“含进一粒火红的果实甜甜的。 过后，淡了，淡了，渐渐泛苦，尔后涩味爬上了舌尖”。作者写得隐晦而凄苦，我为这个失母女孩子悲哀！ 谢凌云的《书亭边》写一个考试不及格的姑娘，正在绝望苦恼之中，得到了一个病休在家的女大学生小玫的帮助，在夏天的闷热中，小玫以“她清晰的解题思路，像一把小巧的钥匙，慢慢启开了我思维王国的大门”。但小玫却在她“得了满分的数学测验卷”之前，“不在”了。这也是“人际关系” 的好典型。小玫知道自己得了白血病，却仍对妈妈说：“妈，我现在必须抓紧时间，尽力给小云补课，帮助她鼓起生命的风帆。”使小云明白一个“弱者不应是我们八十年代的中国青年。我要奋起，我要……”她不再感到“精疲力尽”了，这是多强的兴奋剂呵！ 徐芙蓉的《假如我当妈妈》看了使我微笑。我有当妈妈的经验，我知道其中的甘苦。把孩子放在黑暗屋子睡觉，哭了，不理；走远路不背她抱她……等等，都是为了“要让她做一个坚强、勇敢的人。”等到孩子长大成人了，对他们的德、智、体、美的教育，更是要“以身作则”，还一定要做到“我们是母子，但也是朋友”。能够做到使子女对你无话不谈的时候，你这当妈妈的，就算尽到了责任！我希望还没有当妈妈的人们，都读读这篇《假如我当妈妈》！ 杨文冰的《夏天里的第一场雨》是写师生关系的。成绩差一些的学生往往很敏感，觉得老师对成绩好的同学特别照顾和关心。这使得他们产生一种自卑和“被人冷落的孤独感”，而雨中的“她”看见了老师把伞给了同学而头上只“蒙着一张塑料薄膜，右手中指上印着鲜红的墨水印”，她却心里一热，把手中的伞递给了老师。这孩子是自觉地克服自己的“小心眼”。我认为做老师的也应该自觉地常常特别关心和诱导成绩差一些的同学。 褚文英的《私塾先生》讲的是他爷爷，被自己的子孙认为“没有真学问”“是骗人的”，他自己却很顽固而且拒受新事物，如不肯让孩子上学堂和戴花镜看书等等，但是最后还是被事实说服了。篇末的“这必然是一个不小的痛苦，然而，这不正是时代赋予每个人的必然吗？”是画龙点睛的句子。 西早的《驼背的父亲》看了使我的眼睛湿润了！那么一个高小水平，而却当了二十六年的教师，做了十八年校长的老者，是那样地热爱孩子，把儿子辛苦担来的柴，给邻居几个孩子做陀螺。这使他的“稍有学识的中学生”的儿子恨他，瞧不起他，虽然他多次出席了县、地先进代表会。他是民办教师，要转正，可就在转正的通知来到的那一天，他却因为修补学校的屋顶，摔下来死了。他的大哥和二哥把他放进棺材里的时候，用力把他压到了棺底，压断了他的脊骨和身体，使驼了一辈子的背的他，终于挺直了。一直和他说不到一起，又瞧不起他的儿子，这时才“大声悲哭起来”留给做儿子的是“深深的忏悔和永远不可平复的痛苦”。我痛快地感到这儿子的痛苦是该受的！ 李晶的《猎猎》和李棣的《阿黄》都是写狗的，这和美国中学生特里·克拉克写的《我的狗》有很大的不同。特里注意描写的是他的狗的毛色、身材、动作、习惯，对于它受伤时的医治，对于它失伴时的同情，而我们中国的学生写得更多的是狗和主人之间的情感和它为主人们做了什么。比如猎猎拿脑袋去顶因为要抱它而站不起来的弟弟；给爷爷的客人叼烟袋和火柴；每天晚上送妈妈去上课；咬着小主人的裤角，拖着他去救一个在荒地上躺着的病妇；可惜的是它被一个卖狗肉的秃老头看上了，而终于不见了。阿黄是只会保护母鸡，使得黄鼠狼不敢来偷鸡，使得母亲能“每隔三日五日的”能以卖些鸡蛋给家里“换回油盐之类的小东西”，或给作者“买几支铅笔或几个本子”。阿黄的死，是因为县上有一个干部到他们村里蹲点，派饭到了作者的家，他母亲“东家借一瓢面，西家讨一勺儿油，还宰了一只大公鸡”，不料已拔光了毛的鸡，却被一只狗叼走了，他母亲却误信人言，以为是阿黄偷的，把它打得“奄奄一息”。但“阿黄不叫也不跑，老老实实地伏在地上”，当天夜里“鸡窝里传来了鸡的惨叫”，“十五只大母鸡被黄鼠狼咬死了”。第四天阿黄蹲在门口，又摇尾，又伸舌，母亲含泪端出一只煮好的鸡，给阿黄吃，阿黄却不张嘴，“把头歪向了一边”，“母亲泣不成声”，“阿黄终于吃一口，仅仅一口”“这天夜里，阿黄死了”。抄到这里我落下了眼泪，我一直喜爱忠实而友好的小动物！我不明白，为了一个县里下来蹲点的干部，为什么必需：借面，讨油，杀鸡备饭？蹲点干部为什么不能和人民同吃粗茶淡饭？阿黄死得太冤枉了！ 方洁的《我和书》是篇很好的作品，最后她总结了“自己的知识还很贫乏……所以我还要努力地去读书，读书，再读书”！但我注意的不是这些，而是在她出生不久，父母让她“抓周”，她没有去抓点心或玩具，却抓了“一套精美的《看图识字》”，这“抓周”是中国独有风俗，在孩子出生周岁的时候，在他面前放上一盘刀、尺、笔、书之类，来“预测一下”孩子的将来。这虽是一种迷信，却也是一种笑话。古人传记里和小说上往往有这种记载，里的贾宝玉不是就抓些脂粉来玩吗？ 霍德馨的《秋日的芦苇荡》和傅辉《城里有这一条小巷》都是回忆童年和故乡之作，芦苇荡的作者想到的乡村，村外的河，河里的水鸟，和捉鸟的全叔，和怎样吃水鸟的蛋。傅辉讲的是回忆童年居住过的一条小巷里的赵家奶奶、黄爷爷、王叔叔、李家姐姐、宋家哥哥、张家阿姨、小朋友小翔。这叙述里，人物多于风景。十几年后他再回来，一切都变了，老的死了，青年有的就业了，有的成名了，有的结婚了，有的脾气和爱好也变了，“人情味浓得化不开的小巷”，如今也有了电视机、电风扇、洗衣机、电冰箱。“马路被拓宽了”，“大厦如林”，“城市换下了砖红色的外衣……”但是作者并没有慨叹，他是跟着时代走的。 “小巷，我爱你，但我更希望你成为历史，更希望在你的原地上立起一座摩天大厦”。我想这是八十年代的青年共同愿望吧。 杨波的《那年我九岁》这恐怕是美国中学生所不能理解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一个九岁的孩子，要强，好学，应该得到三好学生的奖状，虽然期末“以一致通过的票数，被选为三好学生”，终于因为他外祖父的政治问题，只得了一张和别人不同的、用墨笔写的而不是印的奖状，是老师们特为这个要强的孩子创造的！他说：“要不是后来粉碎了‘四人帮’，除去了唯成份论的观点，我还进不了重点中学，还没有机会坐在这里参加作文竞赛呢？”对“十年浩劫”记忆犹新的人，说“那发生在我九岁那年的事，我永远忘不了”的人，绝不止本文作者一个！ 华东的也会是美国中学生所不能理解的。一个女学生得到男同学的一封询问一位老师名字的信，她竟然先不敢打开，又想应该交给班主任，又想退给那个男同学。是什么缘故使她这样恐慌呢？旧中国不是讲“男女大防”吗？“男女授受不亲”吗？班主任不是说过“高中了，男女生都应该自重一些”吗？把信交给了班主任，她不成了“新闻人物”了吗？ 她“陷入了沉思”，不写回信了，“轻轻地放下了手中的笔”。这篇写得很传神，但是我觉得八十年代了，男女同学通信，还有这些顾忌吗？ 高玲的《从挂帘子、安窗纱想起的》作者从挂帘子、安窗纱联想到目前的对外开放政策。从小事想到大道理，一种政策，必然有“利”“弊”两方面，执行者要好好掌握，“使我国的两个文明建设迅速地、健康地向前发展”。作者是个当编辑写评论的材料，我认为！ 陈志刚的《小谈“文凭热”》这篇文章可供一些单位选拔人材的领导们的参考。“对于文凭，有的热得发狂……甚至失去理智”“宁愿三年不上班（停薪留职）也要一张护身符——大学文凭”。一个学生到了“吃文凭”的地步，的确像作者所说的“荒唐”！作者“无意全盘否定文凭热”，但要用“能力热”来取代，我认为是有道理的。 肖东的《我是青年》是值得现在的青年们去用心阅读的！ 现在的青年的确有这两种，一种是老老实实，规规矩矩，要努力冲过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几个考试难关，然后捧起一只铁饭碗，做一个平凡的公务员。一种是趋向另一个极端，据说有许多被称为“衙内”的，整天在他们的大院里吃吃喝喝，听歌跳舞，反正他们不愁将来没有吃饭的地方。难得的是像作者所称道“像当年的鲁迅、周恩来寻求‘救国之道’一样”去创造、去开拓，“那怕我们追求的理想在我们这一代完不成，我们也愿为后代作铺路石，我们的生命永远年轻，我永远是青年。”这是一篇正面说理的好文章。 黄素美的《有情世界》讲的是家人骨肉间的爱，以及引用“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 的俗语，仿佛有一些“置身于庞大复杂的”台湾的“社会”里的一种畏怯的表示。“给别人爱，别人才会对你产生情”，这话很天真，也有道理。 我没有想到我竟然把这篇序写得这么长。因为在我阅读这些文章的时候，我的心情，忽然回到半个多世纪以前，我教大学一年级国文的时代。我对每一个“学生”，都有一种很深的情感，我不知不觉地看得很细，也批得很多。这篇序拿起笔来一直写下去，没有起稿，希望得到编辑的谅解！１９８７年５月２５日 中国的儿童文学 中国是个有五千年文化的古国，这个古国对儿童的教育特别重视，要儿童们全面健康地发展。古代教育课目中的“礼、乐、射、御、书、数”和近代课目中的“德、智、体、美、劳”的目的是一样的。 现在的新中国有十亿人口，居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而中国十亿人口中又有两亿七千万的儿童，他们心理是否健康，胸襟是否阔大，和世界人类的未来有密切关系的。因此中国对于儿童文学也特别重视。现在中国全国和各省份的作协中就有将近两千人从事儿童文学创作。近年来文化艺术发展迅速。十年来共拍摄了儿童电影七十多部，获二十四次国际奖；全国有儿童剧院二十多处，仅１９８６年中央电视台每周就制作了少儿节目三百三十分钟；全国儿童刊物有一百九十多种，每月都有二百多万字的儿童文学作品问世。 我自己从来没有写过童话、儿童剧之类的文章，只有时给儿童们写些书信。但是从我写《寄小读者》起，至今已有六十多年了，我每天几乎都得到一两封儿童的信，他们对我述说他们的学习和课外活动，欢乐和苦恼……说的最多是他们的理想；他们想做怎样的人，他们将来的国家是怎样的国家，他们将来的世界是怎样的世界。这样的国家和世界是他们立志要建设的。他们的理想，总起来说，就是“世界和平，人类进步”这八个字：我深深地感到这都是中国儿童文学作者所培养出来的成功之花。我更因为我国有这么多的以“世界和平，人类进步”为自己将来努力的目的的两亿七千万的中国儿童而感到无限的自豪！１９８７年６月１日儿童文学专号”。） 记富奶奶——一个高尚的人 一九二九年六月初，我还在燕京大学教课，得了重感冒住在女校疗养所里。院里只有一位美国女大夫和两位服务员。 大夫叫她们为舒妈和富妈（这大夫和服务员只照看轻病的人，一般较为严重复杂的病，就送到协和医院去了）。这两位服务员都是满族，说的一口纯正的北京话。舒妈年纪大一些，也世故一些，又爱说爱笑。富妈比较文静，说话轻声细语地。我总觉得她和舒妈不同，每逢她在我身边，我的脑中总涌上“大人家举止端详”这一段词句。 有一天她忽然低声问我：“谢先生，您结婚后用人吗？我愿意给您帮忙。”我说：“那太好了，就是我们家里就两个人，事情不多，而且人家已经给我们介绍一个厨师傅了（那时在燕大教师家里的大师傅一般除做饭外，还兼管洗衣服、床单……收拾楼下的书房客厅等等）。楼上我们卧室什么的，也没有什么重活……”她说：“我能给您做针线活。您新房子里总得有窗帘、床单、桌布什么的，我可以先给您准备。”这方面我倒没想到。那时候燕大指定给我们盖的小楼——燕南园６０号，已快竣工了。我感冒好后，就和她到我们的新居，量好了门窗的尺寸，楼下的客厅兼饭厅想用玫瑰色的窗帘，楼上的卧室用豆青色的，客房是粉红色的（那种房子一般是两重帘子，外面是一层透明的白纱布，里面只是一道横的短帘和两边长的窄窄的长帘，这里层的帘子是有颜色的）。我就买了这几色的苏州棉绸，交给了她。那年的六月十五号，我同文藻结婚后，就南下省亲，我们到了上海和江阴的家，暑假之前赶回上课时，富妈已经把这些窗帘都做好，而且还做了各间屋子里的床单，被单都用的是白细布又用和窗帘一色的布缘了边，还“补”上一些小花，真是协调雅淡极了！我们把房子布置好了以后，她每天就只来一个上午，帮我们收拾房间。到了一九三一年，我们的大儿子吴平出世后，她就来帮我带孩子，住在我家里，做整天的活。那时文藻的母亲也来了，就住在原来的客房。我每星期还有几堂课，身体也不太好，孩子的照顾，差不多全靠富奶奶了（她比我大十岁，自从她到我们家工作，我们就都称她奶奶）。说起来她的身世也够凄凉的，有人说她是满族松公爷的堂妹，家道中落，从九岁起就学做种种针线活，二十岁又嫁黄志廷做续弦，黄志廷是清华学校校警，年岁比她大许多，她生了六个孩子，都早夭了，最后一个女儿活下来了，起名叫秀琴，是她的宝贝。她出来工作，自己指“富”为姓。她有心脏病，每星期必到燕大医院去取一次药水，但她还是把孩子的衣服（除毛衣外）全部揽了去。 她总把孩子打扮得十分雅气，衣领和袖子上总绣上些和毛衣的颜色协调的小花，那时燕大中美同事的夫人们，都夸说我们孩子穿得比谁都整齐，其实都是富奶奶给他们打扮的。 一九三五年我的女儿吴冰出世了，也是她照应的，吴冰从小不“挑食”，长得很胖，富奶奶对于女孩子的衣着更加注意，吴冰被推着车子出去，真是谁看谁爱。一九三六年，是文藻的休假年（燕大的教授们是每七年休假一次），我们先到日本，又到美国代表燕大祝贺哈佛大学建校三百周年，以后又到英国、意大利、法国等，文藻自己又回到英国的牛津和剑桥大学，研究他们的导师制度，我那时正怀上了吴青，就在法国留下，在巴黎闲住了一百天。 那时文藻的母亲虽然也在北京，但两个孩子的一切，仍是全由富奶奶照管。一九三七年我们从欧洲回来，不到一个星期，北京便沦陷了。因为燕大算是美国教会办的，一时还没有受到惊扰，我们就仍在燕大教学，一面等待十一月份吴青的出世，一面做去云南大学的准备。因为富奶奶有心脏病，我怕云南高原的天气对她不宜，准备荐她到一位美国教授家里去工作。 他们家只老夫妇二人，工作很轻松，但富奶奶却说：“您一个人带三个孩子走，就不放心，我送您到香港再回来吧。”等到了香港，我们才知道要去云南必须从安南的海防坐小火车进入云南，这条路是难走的！富奶奶又坚持说：“您和先生两个人，绝对弄不了这三个孩子，我还是跟您上云南吧。”我只得流着眼泪同意了。这一路的辛苦困顿，就不必说。亏得在路过香港时，我的表兄刘放园一家也在香港避难，他们把一个很能干的大丫头——瑞雯交给了我，说是：“瑞雯十八九岁了，我们不愿意在香港替她找人家，不如让你们带到内地给她找吧。”路上有了瑞雯当然方便得多，富奶奶把她当自己的女儿看待，两人处得十分融洽。到了昆明，瑞雯便担任了厨师的职务，她从我的表嫂那里，学做的一手好福建菜，使我们和我们的随北大、清华南迁的朋友们，大饱口福。 我们到了昆明，立刻想把富奶奶的丈夫黄志廷和女儿秀琴都接到后方来，免得她一家离散。那时正好美国驻云南昆明的领事海勇（Ｓｅａｂｏｌｄ）和我们很友好，他们常说云南工人的口音难懂，我说：“我给你们举荐一个北京人吧。”于是我们就设法请南下的朋友把黄志廷带到了昆明，在美国领事馆工作。富奶奶的独女秀琴却自己要留在北京读完高中，在一九四○年我们搬到重庆之后，她才由我们的朋友带来，到了重庆，我们即刻把她送到复旦大学，一切费用由我们供给。这时富奶奶完全放心了，我们到重庆时，本来就把黄志廷带来我家“帮忙”，如今女儿也到了后方，又入了大学，她不必常常在夜里孩子睡后，在桐油灯下，艰难地一个字一个字地给女儿写信了。说来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富奶奶本来不会写字，她总是先把她要说的话，让我写在纸上，然后自己一笔一划地去抄，我常常对她说： “你不必麻烦了，我和黄志廷都会替你写，何必自己动笔呢？”她说：“秀琴看见我的亲笔字，她会高兴的。” 我们到重庆不久，因为日机常来轰炸，就搬到歌乐山上住。不久文藻又得了肺炎，我在医院陪住了一个多月，家里一切，便全由富奶奶主持。那几年我们真是贫病交加，文藻病好了，我又三天两头地吐血，虽然大夫说这不是致命的病，却每次吐血，必须躺下休息，这都给富奶奶添许多麻烦，那时她也渐渐地不支了，也得常常倚在床上。我记得有一次冬天，在沙坪坝南开中学上学的吴平，周末在大雨中上山，身上的棉裤湿了半截。富奶奶心疼地让他脱下棉裤，坐在她被窝里取暖。她拿我的一条旧裤作面子，用白面口袋白布做里子，连夜在床上给他赶做一条棉裤。我听见她低低地对吴平说：“你妈也真是，有钱供人上大学，自己的儿子连一条替换的棉裤、毛裤都没有！”这是她末一次给我的孩子做活了！ 有一天她断断续续地对我说：“我看我这病是治不好了，您这房子虽然是土房，也是花钱买的，我死在这屋里，孩子们将来会害怕的，您送我上医院吧。”我想在医院里，到底照顾得好一些，山下的中央医院（就是现在的上海医院）还有许多熟人，我就送她下山，并让黄志廷也跟去陪她，我一面为她预备后事。正好那时听说有一户破落的财主，有一副做好的棺材要廉价出卖，我只用了一百多块钱（稿费的一部分）把它买了下来，存放在山下的一间木匠铺里。 到医院后不久，她就和我们永别了。她葬在歌乐山的墓地里。出殡那一天，我又大吐血，没有去送葬，但她的丈夫、女儿和我的儿女们都去了。听说，吴平在坟前严肃地行了一个童子军的敬礼后，和她的两个妹妹吴冰、吴青，都哭得站不起来！五十年代中期，我曾参加人大代表团到西南视察，路经四川歌乐山，我想上去看看她的坟墓，却因为那里驻着高射炮队就去不成了。 黄秀琴同她的大学同学四川人李家驹结了婚，不久也把父亲黄志廷接走了。抗战胜利后，我们回到南京又去了日本，黄家留在四川，但是我们的通讯不断。 黄秀琴生了两儿两女后，也去世了。六十年代我们住在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她的次子李达雄在北京邮电学院上学，假期就到我们家来称我为“姥姥”。直到现在他夫妇到京出差还是给我送广柑、“菜脑壳”之类我们爱吃的东西。我们的孩子和他们的孩子一直是亲如一家……关于这个高尚的人的事迹，我早就想写了，镶在一个小铜镜框里的她和我们三个孩子的小相片，几十年来一直在我的身边，现在就在我身后的玻璃书柜里。今天浓阴，又没有什么“不速之客”，我一口气把从一九二九年起和我同辛共苦了十几年的、最知心的人的事迹，写了出来，我的眼泪是流得尽的，而我对她的忆念却绵绵无尽！１９８７年６月５日薄暮 在美留学的三年 这应该是我的自传的第六段了。 我的《寄小读者》就是在美留学的三年之间写的，但叙述得并不完全，我和美国的几个家庭，几位教授，一些同学之间的可感、有趣的事情并没有都写进通讯里去。 我在《我的大学生涯》里写过我的英文教师鲍贵思女士对我特别地爱护和关怀。鲍女士的父亲鲍老牧师也在二十年代初期，到北京燕大来看过他的女儿，并游览了北京名胜。我们也陪他逛过西山。他在京病了一场，住在那时成立不久的协和医院。他对我们说，“我在美国和欧洲都住过医院，但是只有中国的医护人员最会体贴人。” 我到了美国东部的波士顿，火车上只有我一个中国人了。 这时在车站上来接我的就是这两位鲍老牧师夫妇。在威校开学前，我就住在他们家里。 我记得十分清楚，这地名是默特佛镇、火药库街四十六号。 Po Medford, Mass. 这住址连我弟弟们都记得，因为他们写给我的信，都是先寄到那里。这所房子的电话号码是１１４６Ｒ。 和我同船来的清华同学们在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大学上课的，他们都来到这里来看望我，也都记得这电话号码。他们还彼此戏谑，说是为的要记住这些数字，口中常念念有词，像背“主祷文”似的！ 这所房子是鲍老夫人娘家的，因为这里还住着一位老处女，鲍女士的姨母，Josep Jo）。 因为鲍老牧师夫妇和“周姨”待我和他们自己的儿女一样，慈爱而体贴，我在那里住得十分安逸而自由。他们家里有一个女工和一个司机。女工专管做饭和收拾屋子，司机就给他们开车。这个女工工作并不细致，书桌上只草草地拂拭一下，这是我最看不惯的。于是在吃早饭后，同周姨一起洗过盘杯，我便把鲍老牧师和周姨的书案收拾得干干净净，和我在自己家里收拾我父亲的书案一样。 在我上学以前，鲍老牧师带我去参观了几个男女大学，他们又带我到麻省附近观赏了许多湖光山色，这些我在《寄小读者》通讯十八“九月九日以后”的记事中都讲到了，否则我既没有自己的车，又没有向导，哪能畅游那么多地方呢？ 总之，在美国时期，鲍家就成了我的家，逢年过节，以及寒暑假，他们都来接我回“家”。鲍老牧师在孟省（Maine）的伍岛（Five Islands）还有一处避暑的房子。我就和他们一同去过。在《寄小读者》的通讯中，凡是篇末写着“默特佛”或“伍岛”的地名的，都是鲍家人带我一起去过的。 此外，还有好几位我的美国教授，也是我应当十分感谢的。他们为我做了一些“破例” 的事情。我得到的威校的奖学金，每学期八百元，只供给学、住、膳费，零用钱是一文无着；我的威校中国同学如王国秀，她是考上清华留学官费的，每月可以领到八十美金。国秀告诉我，不是清华的官费生，也可以去申请清华的半官费，每月可以领到四十美金，只要你有教授们期终优秀成绩的考语。我听她的话，就填写了申请表，但是我只上了九个星期的课便病倒了，又从学校的疗养院搬到沙穰疗养院，我当然没有参加期终考试，而我的几位教授，却都在申请的表格上，写上了优秀的考语，于是我糊里糊涂地得了每月四十美元的零用金！ 《寄小读者》通讯二十一中的Ｋ教授（Prof.E.Kendrick）是威校宗教系的教授，我没有上过她的课，但她在二十年代初期，曾到中国游历，在燕大女校住过些日子。我们几个同学，也陪她逛过西山，谈得很投机。因此我一到了威校，她便以监护人自居，对我照拂得无微不至！我在沙穰疗养院，总在愁自己的医疗费不知从哪里出，而疗养院也从来没有向我要过。后来才晓得是Ｋ教授取出威校给我的奖学金，来偿付的。我病愈后，回到鲍家，Ｋ教授又从鲍家把我接出去避暑。她自己会开车，带我到了新汉寿（Neains）上去。《寄小读者》通讯二十一到二十三，就写的是这一段的经历。 我在美国接触过的家庭和教授们，在一九三六年重到美国时，曾又都去拜访过，并送了些作为纪念的中国艺术品。威校的教授们还在威校最大的女生宿舍“塔院”（to）里，设午宴招待我们。（那时Ｋ教授正在意大利罗马度假，她写信请我们到罗马去，于是我们在不见日、月、星三光的英都雾伦敦，呆了三个星期之后，便到了阳光灿烂的罗马。这是我留美三年以后的事了。）还有更应该写下的，是我的那些热情活泼的美国同学。在《寄小读者》通讯九中我已经写了她们对于背乡离井的异国的生病同学的同情和关怀，这里还应当提到她们的“淘气”！ 我这人喜欢整齐，我宿舍屋里墙上挂的字、画、镜框，和我书桌上的桌灯、花瓶等，都摆在一定的地方，一旦有人不经意地挪了一下，我就悄没声地纠正了过来。她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注意上了。有一天我下课回来，发现我的屋子完全变了徉！墙上的字画都歪了，相框都倒挂了起来，桌灯放到了书架上，花瓶藏到了床下。我开门出去，在过道上笑嚷：“哪一个淘气鬼把我的房间弄得乱七八糟的，快出来承认！”这时有好几间的屋门开了，她们都伸出头来捂着嘴大笑：这种淘气捣乱的玩笑，中国同学是决不会做的！ 还有，威校在每天下午放学后，院子里就来了许多从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波士顿大学来访女友的男同学，这时这里就像是一座男女同学的校园，热闹非常。先是这宿舍里有个同学有个特别要好的男朋友，来访，当这一对从楼下客室里出来，要到湖边散步时，面向院子的几十个玻璃窗儿都推上了，（美国一般的玻璃窗，是两扇上下推的，不像我们的向外或向内开的）女孩子们伸出头来，同声地喊：No（不可以）！这时这位男同学，多半是不好意思地低头同女朋友走了，但也有胆子大、脸皮厚的男孩子，却回头大声地笑喊Yes（可以）！于是吓得那几十个伸出头来的女孩子，又吐了舌头，把窗户关上了！能使同学们对她开这种玩笑的人，必然是一个很得人心的同学。宿舍里的同学对我还都不坏，却从来没有同我开这种玩笑，因为每次来访问我的男同学，都不只一个人，或不是同一个人。到了我快毕业那一年，她们虽然知道文藻同我要好，但是文藻来访的时候不多，我们之间也很严肃，在院里同行，从来没有挎着胳臂拉着手地。女同学们笑说：“这玩笑太‘野’了，对中国人开不得。” 我毕业回国后，还和几个比较要好的女同学通信，彼此结婚时还互赠礼物，我的大女儿吴冰（１９８０—８１年）到美国夏威尔大学，小女儿吴青（１９８２—８３年）到美国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大学，都是以交换学者的身份去学习的，那里还有一两个我的威校女同学们去看她们，或邀请她们到家里度假。 这些我的同学们都已是八十岁上下的人，更不是我留美三年中的事了！１９８７年６月１３日我在写《在美留学的三年》的时候，写了一些和美国同学之间的故事，却没有写我和中国同学之间的故事，是个缺憾！ 我在一九二三年进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的时候，那里已经有了几位中国学生，都是本科的，有桂质良（理工系）、王国秀（历史系）、谢文秋（体育系）、陆慎仪（教育系），还有两位和我同时到校的，她们是黎元洪的女儿黎女士和她的女伴周女士，因为她们来了不久就走了，因此我连她们的名字都记不起来了。 威大的研究生，本来是不住在校内的；她们可以在校外的村子里找房子居住，比较自由。校方因为我从中国乍来，人生地不熟，特别允许我住在校内的宿舍，我就和王国秀等四人特别熟悉了起来。我们常常在周末，从个别的宿舍聚到一起，一面谈话，一面一同洗衣，一同缝补，一同在特定的有电炉的餐室里做中国饭，尤其是逢年过节（当然是中国的年节），我们就相聚饱餐一顿。但是在国庆日，我们就到波士顿去，和那里的“中国留学生会”的男女同学们，一同过节。 波士顿的中国留学生多半是清华出去的，他们在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大学、波士顿大学等校学习，我们常有来往。威校以风景着名，波士顿的中国男同学，往往是十几个人一拨地来威校参观访问，来了就找中国女生导游，我们都尽力招待、解说。一九二五年以后，王国秀等都毕业走了，这负担就落在我一人身上，以致在那年的圣诞节前夕，在宿舍的联欢会上，舍监Ｕ夫人送我一个小本子，上面写：“送上这个本子，作为你记录来访的一连队一连队的男朋友之用！”惹得女同学们都大笑不止！ 我们同波士顿的中国男同学们，还组织过一个“湖社”，那可以算是一个学术组织，因为大家专业不同，我们约定每月一次，在慰冰湖上泛舟野餐，每次有一位同学主讲他的专业，其他的人可以提问，并参加讨论。我记得那时参加的男同学有哈佛大学的：陈岱孙、沈宗濂、时昭酥、浦薛夙、梁实秋；和燕大的瞿世英。麻省理工大学的有曾昭伦、顾毓、徐宗涑等。有时从外地来波士顿的中国学生，也可以临时参加，我记得文藻还来过一次。 此外我们还一同演过戏。一九二五年春。波士顿的男同学们要为美国同学演一场中国戏，选定了演，他们说女角必须到威校去请，但是我们谁都不愿意演崔莺莺。就提议演《琵琶记》，由谢文秋演赵五娘，由谢文秋的挚友、波士顿音乐学院的邱女士（我忘记了她的中国名字）演宰相的女儿，我只管服装，不参加演出，不料临时邱女士得了猩红热，只好由我来充数，好在台词不多，勉强凑合完场！ 还有一次，记得是在一九二六年春（或一九二五年秋），在中国留学生年会上，就和时昭酥、徐宗涑演了一出熊佛西写的短剧（那时熊佛西也在美国），这剧名和情节都已忘记得干干净净。现在剧作者和其他两位演员，都已作古，连问都问不到了！１９８７年６月２２日补记 关于男人（之六） 八我的三个弟弟 我和我的弟弟们一向以弟兄相称。他们叫我“伊哥”（伊是福州方言“阿”的意思）。 这小名是我的父母亲给我起的，因此我的大弟弟为涵小名就叫细哥（“细”是福州方言“小”的意思），我的二弟为杰小名就叫细弟，到了三弟为楫出生，他的小名就只好叫“小小”了！ 说来话长！我一生下来，我的姑母就拿我的生辰八字，去请人算命，算命先生说：“这一定是个男命，因为孩子命里带着‘文曲星’，是会做文官的。”算命纸上还写着有“富贵逼人无地处，长安道上马如飞”。这张算命纸本来由我收着，几经离乱，早就找不到了。算命先生还说我命里“五行”缺“火”，于是我的二伯父就替我取了“婉”的大名，“婉” 是我们家姐妹的排行，“”字上面有两个“火”字，以补我命中之缺。但祖父总叫我“官”，和我的堂兄们霖官、仪官等一样，当做男孩叫的。而且我从小就是男装，一直到一九一一年，我从烟台回到福州时，才改了女装。伯叔父母们叫我“四妹”，但“官”和“伊哥”的称呼，在我祖父和在我们的小家庭中，一直没改。 我的三个弟弟都是在烟台出生的，“官”字都免了，只保留福州方言，如“细哥”、“细弟”等等。 我的三个弟弟中，大弟为涵是最聪明的一个，十二岁就考上“唐山路矿学校”的预科（我在《离家的一年》这篇小说中就说的是这件事）。以后学校迁到北京，改称“北京交通大学”。他在学校里结交了一些爱好音乐的朋友，他自己课余又跟一位意大利音乐家学小提琴。我记得那时他从东交民巷老师家回来，就在屋里练琴，星期天他就能继续弹奏六七个小时。他的朋友们来了，我们的西厢房里就弦歌不断。他们不但拉提琴，也弹月琴，引得二弟和三弟也学会了一些中国乐器，三弟嗓子很好，就带头唱歌（他在育英小学，就被选入学校的歌咏队），至今我中午休息在枕上听收音机的时候，我还是喜欢听那高亢或雄浑的男歌音！ 涵弟的音乐爱好，并没有干扰他的学习，他尤其喜欢外语。一九二三年秋，我在美国沙穰疗养院的时候，就常得到他用英文写的长信。病友们都奇怪说：“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要用英文写信？”我笑说：“是他要练习外文并要我改正的缘故。” 其实他的英文在书写上比我流利得多。 一九二六年我回国来，第二年他就到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去学“公路”，回国后一直在交通部门工作。他的爱人杨建华，是我舅父杨子敬先生的女儿。他们的婚姻是我的舅舅亲口向我母亲提的，说是：“姑做婆，赛活佛。”照现在的说法，近亲结婚，生的孩子一定痴呆，可是他们生了五个女儿，却是一个赛似一个地聪明伶俐。（涵弟是长子，所以从我们都离家后，他就一直和我父亲住在一起。）至今我还藏着她们五姐妹环绕着父亲的一张相片。她们的名字都取的是花名，因为在华妹怀着第一个孩子时，我父亲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老人递给他一张条子，上面写着“文郎俯看菊陶仙”，因此我的大侄女就叫宗菊。“宗” 字本来是我们大家庭里男孩子的排行，但我父亲说男女应该一样。后来我的一个堂弟得了一个儿子，就把“陶”字要走了，我的第二个侄女，只好叫宗仙。以后接着又来了宗莲和宗菱，也都是父亲给起的名字。当华妹又怀了第五胎的时候，她们四个姐妹聚在一起祷告，希望妈妈不要生个男儿，怕有了弟弟，就不疼她们了。宗梅生后，华妹倒是有点失望，父亲却特为宗梅办了一桌满月酒席，这是她姐姐们所没有的，表示他特别高兴。因此她们总是高兴地说：“爷爷特别喜欢女孩子，我们也要特别争气才行！” 一九三七年，我和文藻刚从欧洲回来，“七七”事变就发生了。我们在燕京大学又呆了一年，就到后方云南去了。我们走的那一天，父亲在母亲遗像前烧了一炷香，保佑我们一路平安。那时杰弟在南京，楫弟在香港，只有涵弟一人到车站送我们，他仍旧是泪汪汪地，一语不发，和当年我赴美留学时一样，他没有和杰、楫一道到车站送我，只在家里窗内泪汪汪地看着我走。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对伤离惜别的悲痛的眼睛！ 我们离开北京时，倒是把文藻的母亲带到上海，让她和文藻的妹妹一家住在一起。那时我们对云南生活知道的不多；更不敢也不能拖着父亲和涵弟一家人去到后方，当时也没想到抗战会抗得那么长，谁知道匆匆一别遂成永诀呢？！ 一九四○年，我在云南的呈贡山上，得到涵弟报告父亲逝世的一封信，我打开信还没有看完，一口血就涌上来了！ 不敢说的……谁也想不到他走的那样快……大人说：“伊哥住址是呈贡三台山，你能记得吗？”我含泪点首……晨十时德国医陈义大夫又来打针，大人喘仍不止，稍止后即告我： “将我的病况，用快函寄上海再转香港和呈贡，他们三人都不知道我病重了……”这时大人面色苍白，汗流如雨，又说：“我要找你妈去！”……大人表示要上床睡，我知道是那两针吗啡之力，一时房中安静，窗外一滴一滴的雨声，似乎在催着正在与生命挣扎的老父，不料到了早晨八时四十五分，就停了气息……我的血也冷了，不知是梦境？是幻境？最后责任心压倒了一切，死的死了，活的人还得活着干……他的第二封信，就附来一张父亲灵堂的相片，以及他请人代拟的文藻吊我父亲的挽联： 本是生离，竟成死别，深闺何以慰哀思信里还说“听说你身体也不好，时常吐血，我非常不安……弟近来亦常发热出汗，疲弱不堪，但不敢多请假，因请假多了，公司将取消食粮配给……华妹一定要为我订牛奶，劝我吃鸡蛋，但是耗费太大，不得不将我的提琴托人出售，因为家里已没有可卖之物……一切均亏得华妹操心，这个家真亏她维持下去……孩子们都好，都知吃苦，也都肯用功读书，堪以告慰，但愿有一天苦尽甜来……” 这是涵弟给我的末一封信了。父亲是一九四○年八月四日八时四十五分逝世的。涵弟在敌后的一个公司里又挨了四年，我也总找不到一个职业使他可以到后方来。他贫病交加，于一九四四年也逝世了！他最爱的也是最聪明的女儿宗莲，就改了名字和同学们逃到解放区去，其他的仍守着母亲，过着极其艰难的日子……我的这个最聪明最尽责、性情最沉默、感情最脆弱的弟弟，就这样在敌后劳苦抑郁地了此一生！ 关于能把三个弟弟写在一起的事：就是他们从小喜欢上房玩。北京中剪子巷家里，紧挨着东厢房有一棵枣树，他们就从树上爬到房上，到了北房屋脊后面的一个旮旯里，藏了许多他们自制的玩艺儿，如小铅船之类。房东祈老头儿来了，看见他们上房，就笑着嚷：“你们又上房了，将来修房的钱，就跟你们要！” 还有就是他们同一些同学，跟一位打拳的老师学武术，置办一些刀枪剑戟，一阵乱打，以及带着小狗骑车到北海泅水、划船，这些事我当然都没有参加。 其实我在那一本书里，虽然说的是我的三位弟妇，却已经把我的三个弟弟的性情、爱好等等都已经描写过了。不过是写在一九四三年，对于大弟只写了他恋爱、婚姻一段，对于二弟、三弟就写得多一些。 二弟为杰从小是和我在一床睡的。那时父亲带着大弟，母亲带着小弟，我就带着他。弟弟们比我们睡得早，在里床每人一个被窝桶，晚饭后不久，就钻进去睡了。为杰和一般的第二个孩子一样，总是很“乖”的。他在三个弟兄里，又是比较“笨”的。我记得在他上小学时，每天早起我一边梳头，一边听他背《孟子》，什么“泄泄犹沓沓也”，我不知道这是《孟子》中的哪一章？哪一节？也许还是“注释”，但他呜咽着反复背诵的这一句书，至今还在我耳边震响着。 他的功课总是不太好，到了开初中毕业式那天，照例是要穿一件新的蓝布大褂的，母亲还不敢先给他做，结果他还是毕业了。可是到了高中，他一下子就蹿上来了，成了个高材生。一九二六年秋他考上了燕京大学，正巧我也回国在那里教课，因为他参加了许多课外活动，我们接触的机会很多。 有一次男生们演话剧“咖啡店之一夜”，那时男女生还没有合演，为杰就担任了女服务员这一角色。他穿的是我的一套黑绸衣裙，头上扎个带褶的白纱巾，系上白围裙，台下同学们都笑说他像我。那年冬天男女同学在未名湖上化装溜冰，他仍是穿那一套衣裳，手里捧着纸做的杯盘，在冰上旋舞。 一九二九年我同文藻结婚后，我们有了家了，他就常到家里吃饭，他很能吃，也不挑食。一九三○年秋我怀上了吴平，害口，差不多有七个月吃不下东西。父亲从城里送来的新鲜的蔬菜水果，几乎都是他吃了。甚至在一九三一年二月我生吴平那一天，我从产房出来，看见他在病房等着我，房里桌上有一杯给产妇吃的冰淇淋，我实在太累了，吃不下，冲他一努嘴，他就捧起杯来，脸朝着墙，一口气吃下了！ 他在燕大念的是化学，他的学士和硕士的论文，都是跟天津碱厂的总工程师侯德榜博士写的。侯先生很赏识他，又介绍他到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读化学博士，毕业时还得了金钥匙奖。回国后就在永利制碱公司工作。解放后又跟侯先生到了化工部。一九五一年我们从日本回到北京，见面的时候就多了。 我是农历闰八月十日生的，他的生日是农历八月初十，因此每到每年的农历的八月十一日，他们就买一个大蛋糕来，我们两家人一起庆祝，我现在还存着我们两人一同切蛋糕的相片。 一九八五年九月文藻逝世后，他得到消息，一进门还没得及说话，就伏在书桌上，大哭不止，我倒含着泪去劝他。他晚年身体不好，常犯气喘病，家里暖气不够热时，就往往在堂屋里生上火炉。一九八六年初，他病重进了医院，他的爱人李文玲还瞒着我，直到他一月十二日逝世几天以后，我才得到这不幸的消息。化工部他的同事们为他准备了一个纪念册，要我题字，我写： 他这么一个对祖国的化工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的弟弟，我又感到无限的自慰与自豪。 他的爱人李文玲是金陵女子大学音乐系毕业的，专修钢琴。他的儿子谢宗英和儿媳张薇都继承了他的事业，现在都在化工部的附属工程机关工作。 我的三弟谢为楫的一切，我在写我的三弟妇那一段已经把他描写过了： 急躁，好动，因为他最小，便养得很任性，很娇惯。虽然如此，他对于父母和兄姐的话总是听从的，对我更是无话不说……他很爱好文艺，也爱交些文艺界的年轻朋友。丁玲、胡也频、沈从文等，都是他介绍给我的，我记得那是一九二七年我的父亲在上海工作的时候。他还出过一本短篇小说集，名字我忘了，那时他也不过十七八岁。 他没有读大学就到英国利物浦的海上学校，当了航海学生，在五洲的海上飘荡了五年，居然还得了一张荣誉证书回来。从那时起他就在海关的缉私船上工作。抗战时期，上海失守后，他到了香港，香港又失守了，他就到重庆，不久由港务司派他到美国进修了一年，回来后就在上海港务局工作。 他的爱人刘纪华，是我的表兄刘放园先生的女儿，燕大的社会学系优秀的硕士研究生，那时也在上海的“善后救济总署”工作。他们是青梅竹马的恩爱夫妻，工作和生活都很愉快。他们有五个儿女。为楫说，为了纪念我，他们孩子的名字里都要带一个“心”字。长女宗慈，十一二岁就到东北上学，我记得是长春大学，学的是农业机械。他们的二女儿宗爱、三女儿宗恩，学的是音乐，是报考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的上千人中考上的五十人中之二。我听见了很高兴，给她们寄去八百元买了一架钢琴，作为奖励。他们的两个儿子宗惠和宗悫那时还小。 一九五七年，为楫响应“向党进言”的号召，写了几张大字报，被划成了右派，遣送到甘肃的武威劳动改造，从此丢弃了他的专业，如同失水的枯鱼一般，全家迁到了大西北。 那时我的老伴吴文藻，和我的儿子吴平也都是右派分子，我的头上响起了晴天的霹雳，心中的天地也一下子旋转了起来！ 但我还是镇定地给为楫写一封封的长信，鼓励他好好改造，重新做人，求得重有报效祖国的机会，其实那几年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过的！只记得为楫夫妇都在武威一所中学教书，度过了相当艰苦的日子。孩子们在逆境中反而加倍奋发自强，宗恩和宗爱都在西安音乐学院毕了业。两个男孩子都学的是理工，在矿学事业自动化研究所里工作，这都是后话了！ 劳瘁交加的纪华得了癌症，一九七六年去世了，为楫就到窑街和小儿子住了些日子，一九七八年又到四川的北碚，同大女儿住了些日子；一九七九年应兰州大学之聘，在兰大教授英语；一九八四年的一月十二日就因病在兰州逝世了！他的儿女们都没有告诉我们。我和为杰只奇怪楫弟为什么这样懒得动笔，每逢农历九月十九，我们还是寄些钱去（他比纪华大一岁，两人是同一天生日，往常我们总是祝他们“双寿”），让他的孩子们给他买块蛋糕。孩子们也总是回信说： “爹爹吃了蛋糕，很喜欢，说是谢谢你们！”杰弟一直到死，还不知道“小小”已经比他先走了！ 在写这一篇的时候，我流尽了最后的眼泪！王羲之在《兰亭集序》里说“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我倒觉得“死”真是个“解脱”，“痛”的是后死的人！ 我的三个弟弟：从小到大，我尽力地爱护了你们。最后也还是我用眼泪来给你们送别，我总算对得起你们了！１９８７年７月８日风雨欲来的黄昏万般皆上品……——一个副教授的独白小鲁和小菲都是好孩子，听我的话，都参加了高考，分数还没有出来。可是今天他们对我说的关于他们就业的打算，很出乎我的意料，也使我很伤心！我能考虑吗？我的同事们知道了，会怎么想呢？我的同事们上了大学的孩子们知道了，又该怎么想呢？ 小鲁说：“爸爸，事情是明摆着的，妈妈教了二十多年的小学，现在病得动不得了，她教书的那个学校，又出不起医药费，她整天躺在床上，只能靠您和我们下了课后来伺候她。 那个四川小阿姨都干得不耐烦了，整天嘟囔着说要走。您呢，兢兢业业地教了三十年的大学，好容易评得个副教授，一个月一百一十六块钱工资！开门七件事什么都要钱买，不向钱看行吗？您不要再‘清高’了，‘清高’当不了饭吃，‘清高’当不了衣穿，‘清高’医不了母亲的病！我听了您的话，参加了高考，我的成绩决不会差的，因为我和同学们对起答案来，他们答得都不如我准确。可是我想，我上了大学又有什么用，一个月就要花您五六十块钱的饭费和零用，这还不算，就是毕业出来，甚至留校教书，结果还不是和您一样！ “我已经和我的开出租汽车的老同学们学会了开车，还考取了执照。我去开出租汽车，一个月连工资、奖金带小费，要比您这副教授强多了。我不上大学了，为着我们一家能过好一点的日子，我决定去开出租汽车了……” 小菲说得委婉一些（她和小鲁是双胞胎。脾气却不一样），她说，“爸爸，您听，我的在一个餐馆当服务员的同学们都劝我，说我的身材好，年纪轻，文明礼貌方面更不必说。 我去当餐馆服务员，连衣服都不用愁，有高领旗袍和高跟皮鞋穿，收拾个房间、端个盘子什么的，都会干得出色。我每月挣的不会比哥哥少，也许还会有外汇券呢。我们一家每月有了五六百块钱，妈妈的病也好治了，阿姨也好请了，您还教您的书，就算是消磨日子，过您的教授瘾吧！” 他们为我们的家计，想得多么实际，解决得多么彻底！我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真是万般皆上品，唯有读书低吗？”面对两个孩子，我心头翻涌着异样的滋味。１９８７年７月１３日急就 致李霁野① 霁野同志： 来信欣悉，您还有兴致做诗，说实话，谈到诗，我是“不薄今人爱古人”，我更喜欢旧体诗，念起来顺口，又容易背诵。 自从伤腿以后，我已７年之久，闭门不出了，看花访友之事都力不从心了。您如来京，请到舍下一谈，如何？祝笔健！ 冰心１９８７年．８．１３①李霁野，作家、翻译家。１９０４年生，安徽霍丘人。１９２５年入燕京大学，与韦素园、台静农等组织未名社。１９２７年编辑《莽原》等刊物，１９２９年在孔德学院任教，１９３０年到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任英语系主任。建国后，历任南开大学外文系教授、系主任；天津市文化局局长；天津市文联和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副主席。主要作品有小说集《影》，诗集《海河集》等；译着有长篇小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等。 《关于男人》自序 舒济同志要把我正在写的《关于男人》编成集子，交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我认为篇幅太少了，因为截到现在为止，我只写了几位我的亲长、老师和几个弟弟。她说：“您的其他集子里还有许多关于男人的文章，也可以收进这本集子里。” 我打开我的几本选集一看，里面有记述我所敬佩的萨镇冰将军、叶圣陶老人，还有追悼毛主席、周总理、廖公和悼念我的朋友：老舍、靳以、郑振铎、罗莘田、郭公、茅公、张天翼、李季……甚至只有一面之缘的面人郎、和十三陵水库的饲养员张新奎，和“小男人”——“十三陵工地上的小五虎”等等，也许勉强可以凑成一集了。 近年来有好几个出版社出版了我的选集，编来编去的就是那几篇东西，我自己都惭愧得不敢去翻！不过正如我在《关于男人》的前言中所说的：“我这一辈子接触过的可敬可爱的男人的数目，远在可敬可爱的女子之上。”我自伤腿后，成了废人，八十七岁的人，恐怕也“行将就火”，我想只要我在世一日，只要有闲空，我还要将《关于男人》继续写下去！一九八七年八月十七日之晨 致巴金 巴金老弟： 附上相片两张，一张是邓大姐到我家时照的，一张是我到叶老家赴看花之约时照的，送你作为纪念吧。 我真是想你，想你和我都是不大能行动的人，能坐在一起聊聊多好。可惜这都是幻想！ 钢钢去上海，我让他来看你，看看你的精神和运动、食欲等作个详细报告。吴青一家都好，吴青瞎忙，陈恕在家的时候反比她多！我的不速之客太多，有时真烦。写东西也写不下去。上海热吗？千万保重。亲亲小林和李晓一家！ 大姐手白八、十八、一九八七 介绍一篇好散文——喜读冯骥才的《珍珠鸟》 《文汇月刊》在去年十一月就给我写信，要我推荐一篇好散文。七八个月过去了，在这些日子里，我不是没有看过散文，却还没有一篇使我特别动情的。直到今年的某一天，吴泰昌同志送我一本他编的《十年散文选》。我翻来翻去，忽然看到这篇冯骥才的《珍珠鸟》，这真是一篇叙事抒情的好散文，“头”起得“带劲”，这“劲”中有无限的喜乐；“收”得有“味”，这“味”中有深澈的哲理。全文是短小、精炼、细腻而又酣畅。冯骥才的作品我读的多了，长短篇的小说和散文……但都不像这篇《珍珠鸟》这样的光采照人。 他开头一句就是“真好！”因为朋友送他一对珍珠鸟。他没有把这一对“怕人的鸟”挂在空荡荡的屋子当中，而是把笼子挂在窗前的“串生着小绿叶的”“异常茂盛的法国吊兰” 的浓阴里，使它们感到清幽、安全而轻松自在。 窗外的阳光，通过吊兰的密叶，“一半成了黑影，一半被照透，如同碧玉……小鸟的影子就在这中间隐约闪动”，只见有“可爱的鲜红小嘴儿从绿叶中伸出来”。他没有扒开叶蔓去看它们，但他们就这样地渐渐熟悉了。 美丽的故事，还在后头。“三个月后，那一团愈发繁茂的绿蔓里边，发出一种尖细又娇嫩的鸣叫。”一只雏儿出生了，他更不去惊动它们了，只如常地添食加水……不久，一只“整个身子好像一个蓬松的球儿”的小珍珠鸟，从鸟笼的疏格里钻出来了，它欢畅自由地在他屋子里飞来飞去，随意地落在柜顶上、书架上、画框上……因为“我不管它”，它最后就落到他的书桌上，越来越近了。 他“不动声色地写，默默享受着这小家伙亲近的情意”，它用嘴啄着他的笔尖，他用手抚着它细腻的绒毛，他们就这样“无猜”地友好着。 终于有一天，它竟然落在他的肩头上睡着了，“睡得好熟！ 还呷呷嘴，难道在做梦？” 于是美感涌上了他的心头。 他“笔尖一动，流泻下一时的感受”： “信赖，往往创造出美好的境界。” 其实，人和人，社会和社会，国家和国家之间，又何尝不是如此？世界和平的日子，只有从彼此信赖中才能得到！１９８７年８月２４日清晨 给冰姿小朋友的回信 冰姿小朋友： 你的信和文章都收到了，你的文章写得不错，还可求进步。不过有一件事，我要提醒你。你以后无论给什么人写信，都不要用公家信笺和信封，这是公私不分，这样做不好！我得信时还以为是建宁县人民政府的公文呢。你今年才１０岁，要培养好这种道德，也许我言重了，不过我从小是这样做的。 希望你不只名字像我。匆复并祝进步。冰心 评《春天的问候》 邹士方同志送我一本他写的《春天的问候》。我一打开书就如同进入一间宽大幽雅的客厅，看见了许多位名人学者：有我所十分熟悉的，有见过面寒暄过的，也有未谋面而久已心仪的。从这本书里我知道了他们的许多趣事、轶事，觉得热闹得很！ 我看的第一篇，当然是《春天的问候》（此书即用此篇名为书名），此文描述了１９８５年３月巴金去北京医院看望病中的叶老（圣陶）和周扬的情形，十分感人。叶老是我所尊敬的前辈，他约我观赏海棠花，因为他的病，延误了三年，但终于今年春天如愿以偿了！老人很健康，谈笑风生，我们还一起照了像，我记得巴金是在１９８２年来看过我的，我们和他的女儿——吴青和李小林也都个别照了几张像。以后在１９８５年３月他又同夏衍来看过我。从那次别后，我们只通过信往来——今天还得他一封信！至于周扬，我每次到北京医院体检，必去看他。以前他还能紧握我的手，流着眼泪。上月我去医院时，我的女儿吴青说： “娘，您不必去看周伯伯了，我已经去过，他已没有了知觉，床前也只有一个小姑娘在守护着。”我真不知说什么好！ 现在再回来说这本书，我以为我不必多评，还是让读者自己阅读和品味。士方同志曾是北大哲学系的学生，他亲爱的师长很多；现在又在《人民政协报》工作，认识的名人也多。 他当然知道一般人所听不到、见不到的那些名人的嘉言懿行。读者可以从书中认识这些人物，得到很大的教益。 本书第七辑，是作者自己的言论，有好几篇我都很欣赏，如《留“尾巴”小议》、《“挥泪”也要执法》、《摘掉假视镜》、《书记视察与县官拉纤》、《“五老”的学习精神》、《说“打狗看主人”》等等……限于时间和精力，对于这本书，我只能介绍到这里，这是要对作者和读者道歉的。１９８７年９月３日大雨之晨 致巴金 巴金老弟： 九月一日信收到。陈钢回来，又看到你的几张相片，觉得你的精神甚好。上海咬人的小虫大概比北京多，北京也热了几天，但我不觉得虫咬。你说你没有写作任务，大是好事。 小林来长途电话，说要我写创刊三十年文，光阴过得多快，这使我又痛念萧珊，她的催稿信，多亲切而调皮……《万般皆上品……》得了许多“强烈的”反响，但是原稿曾被撤下，后来又被删改了许多，才能登出。“言论自由”，还只是口头上说说！ 你能去四川，很好，我的故乡就去不了，我是寸步难移了！亲亲孩子们。大姐九、九、一九八七 纪念《收获》杂志创刊三十周年 小林从上海打了长途电话来，让我写创刊三十周年的纪念文章。我屈指一算，该是１９５７年创刊的。 １９５７年是我从海外归来后最痛苦的一年，这一年我家里出了三个右派：一个是我的老伴，一个是我的儿子，一个是我的三弟。那时我的心像油炸的一样，辛酸苦辣，又得打起精神，来劝慰、“引导”他们，我不知讲了多少好话，写了多少长信，把其他一切都丢在一边，……这一切只得留到自传里再说了。 但我是的最忠诚的读者，来了，我一定从头细看，而且常常堆在案头，到了一年终了，才捆起放在壁橱里。因为是我的好友靳以、巴金创办的，我一看到就想起靳以和巴金。还有肖珊，这个调皮的大姑娘，总写信向我催稿，她的信充满了热情，又撒娇，又威胁，甚至有时说：“你再不来稿，我就要上吊了。”我知道她在美满的生活中，决不会因这一件小事，就真的“上吊”，但幻想中的这两个字，已够我惶恐的了。我记得我那一篇短小的《一只木屐》就是在她为《上海文学》催稿的威胁下匆促地写成的！ 刊行了三十年的，是一份有权威的刊物，有许许多多的好作品，惭愧的是我并没有写多少，而且也不好，我只预定将我的“自传”在上发表，现在也还只写到我生命中三分之一的事情，已发表的三分之一，从童年到１９２６年，都是我未谙世故时代的东西，这以后的恐怕就不会那样地“天真”了，但我还要写出我真实感情，来响应巴金老弟“说真话”的号召，我愿意受读者的监督！１９８７年９月１２日晨 介绍三篇小说和三篇散文 我看的书杂极了！每天邮差来我总会得到一大捆书刊。拆开后，我也总得要翻翻，近来的刊物也真多，新的作者也不少。我的“不速之客”又多，往往把我看书的时间和情绪打乱了。但是在我匆匆看过一遍，又想重看的作品也还是有的，比如最近阅读的三篇小说和三篇散文，我认为就很有对读者介绍的价值。 《华人世界》一九八七年第四期里，有赵淑侠的三篇小说： 《可爱的玛琳黛》、《当我们年轻时》和《赌城豪客》，这三篇小说里的故事和人物，对我都很陌生，也就是说在我自己的生活见闻中所没有过的，但读来却觉得别致、新奇有趣。 作者赵淑侠是多年侨居瑞士的女作家，我们通过信，年前她回国到东北探亲时，还带她的儿女来看过我，我们也一同照过相。这里我要说的不是我们的交情，乃是这三篇小说的背景和人物都迥然不同而很有一读的价值。 那《可爱的玛琳黛》讲的一个白人妇女被美军黑人强奸后而生下来的黑孩子，这孩子一直为他的黑皮肤而怨恨自己的白人母亲和他醉鬼的后父以及他自己，心理上的不正常和矛盾，使他杀死了他的妓女情人玛塔，又冒充美军黑人——克拉克军曹，驾车想逃越边境，路上却因为要救助一个将要生产的中国妇女，而拖延了时间，终于被追捕的警察逮住了。 他说他想过境看望他的女友玛琳黛，其实玛琳黛只是一只小鹿的名字，是他一生中唯一爱过的“对象”。 《当我们年轻时》写的是三个天真的中学生，和一个玩世不恭、靠父亲遗产过活，整天对年轻人大发议论，开口尼采，闭口萨特，讲人生之虚无，要做个遗世孤立的理想主义者。 这个人，不接触社会，不结婚，也不接触女人。他态度洒脱，语言生动，博得了许多年轻人的崇拜，几乎每天都有许多男女青年去听他的高谈阔论，可是他终于诱娶了三个青年中之一的未婚妻，让她做他生活中的奴隶。这故事里只有一个正面人物，平凡而乐观的山东大汉牟肃吾（是那三个青年学生的屋友）他对屋友们对于那个无耻文人的崇拜，总是劝告说“要是我有那空口说白话的时间，我就实实在在做点事。”许多年后这三个青年终于看破了那个空口说白话的文人，而后悔年轻时的无知受骗，说“如果人能再年轻一次该多好！” 《赌城豪客》说的是一个叫陆晋的台湾青年。他在大学里是个快乐积极、多才多艺、精力充沛，常在书报发表政论的文章，得到男女同学爱敬的大学生。终于因父亲是个赌徒，把家产都输光了，母亲又“偷人”，父母离了婚，而自己青梅竹马从小相爱的未婚妻，在他大学快要毕业的一年跟一个从美国回台求偶的学人结了婚，也甩开了他走了，从此他就消极、酗酒，但不久他又振作起来，和一个有钱的女同学小尤相爱，小尤的父亲送他到美国去深造，他和小尤在美国结了婚，大学毕业后又当上了副教授，但是他却弃学经商，经营地产生意，不但和小尤离了婚还又和一个香港电影明星结婚。婚后两人同在美国却不住在一起，各人做各人的生意。他的生意越做越大了，成了富翁，生活极其奢侈，有海边别墅，有城市里的房产，但是他空虚的心灵却驱使他往赌城里去找刺激。 一掷万金，最后他在一个荒郊的一家汽车旅馆用“速赐康”药针的毒液自杀了，只在字纸篓里留下一张字条：“陆晋，丢开你那臭皮囊，快，赶快！” 这三篇小说都不短，中间细节还多，读者最好自己去看看，这些都是我们——至少是我——闻见以外的事！ 我要介绍的三篇散文，是赵大年的《脱发》、《火柴》、《房租》（见《散文选刊》１９８７年的第９期）。 我不认识赵大年，但常从《民族文学》上看到他的作品，知道他是满族作家，前天和舒乙谈起，舒乙说他的父亲老舍先生和罗莘田先生，同赵大年的父亲是“拜把子”的弟兄，原来如此！满族作家的文学语言总是流利、深刻而又幽默的！ 这三篇散文中的事情除“火柴”外，我都没有经验，我的头发本来就少，每天掉几根、长几根我也不注意，白居易的《嗟落发》的诗，我也没有读过，但我对于广播或电视中所宣传的“灵丹妙药”是从来没有买过，一来我有公费医疗，北京医院让我每月去体检一次，每次都带回许多药，我每顿饭后吃的药丸，总有十几种。但最要命的是我从一九八○年得脑血栓后，又摔坏了右腿，行动只能借助于在美国的朋友送我的“助行器”，出远门当然不便，我自己觉得从那时起成了“废人”，我的第一故乡福建的亲朋，请我去游武夷山，我的第二故乡山东的朋友请我去重访烟台，甚至有美国和黎巴嫩的朋友请我到他们的国家去，我都因为行动不便而辞谢了。 回忆起七年以前我在国内外的游踪，有时真恨不得我的活跃的灵魂早些跳出我这个沉重而痛楚的躯壳……谈到火柴，在我每天早晨同卖菜的小阿姨算日用帐时，早就知道火柴已涨到三分钱一包了，不过我既不点炉子做饭，又不抽烟，因此和火柴的接触不多，不能多说什么，但是从每天算日用帐上，我知道涨价的决不止火柴，而且是许许多多东西都涨价了，这些事不说也罢！ 说到房租，我住的是我老伴教书的学院教授级的房子，房租不算少也不算多，因为房子很好，大窗户，有前后凉台，有太阳能，环境也清静，适宜于看书写作，在住房问题上，我觉得比我的许多朋友都优越，这一点我从心里感谢领导同志们对我的照顾。但是从我的许多朋友口里也听到许多使人气愤的事，就像“房租”这篇中所说的“孙子楼”，就是“北京新建的高层居民楼当中，有些竟然被群众称之为‘鬼楼’——黑夜不亮灯，长期锁着门……到派出所一查户口本，这些楼房的户主原来都是‘祖国的花朵’……”我不能再抄下去了！ 我奉劝我平时所挚爱的“祖国的花朵”长大了自己拒不住进这种“鬼楼”，免得阴森的鬼气，四面袭来使花朵未开先萎，而且还会连“根”烂掉！９月２６日阳光满室之晨 读书 我常想，假如我不识得字，这病中一百八十天的光阴，如何消磨得下去？ 感谢我的母亲，在我四五岁时，在我百无聊赖的时候，把文字这把钥匙，勉强地塞在我手里。我七岁时，独游无伴的环境，迫着我带着这把钥匙，打开了书库的大门。 门内是多么使我眼花缭乱的画面！我一跨进这个门槛，我就出不来了！ 我的文字工具，并不锐利，而我所看到的书，又多半是很难攻破的。但即使我读到的对我是些不熟悉的东西，而“熟能生巧”一个字形的反复呈现，这个字的意义，也会让我猜到一半。 我记得我首先得到手的，是和，这里我只谈。 真是一本好书，每一段故事，多的几千字，少的只有几百字。其中的人物，是人、是鬼、是狐，都有自己独特的性格。每个“人”都从字上站起来了！看得我有时欢笑、有时流泪，母亲说我看书看得疯了。不幸的，有一次因为我在澡房里偷看，把洗澡水都凉透了，她气得把书抢过去了，撕去了一角，从此后我就反复看着这残缺不完的故事，直到十几年后我自己买到一部新书时，才把故事的情节拼全了。 此后是无论是什么书，我得到就翻开看。我记得得当我八岁或九岁的时候我要求我的老师教给我做诗，他说做诗要先学对对子，我说我要试试看。他笑着给我写了三个字，是“鸡唱晓”，我几乎不假思索地就对上个“鸟鸣春”，他大为喜悦诧异，以为我自己已经看过韩愈的《送孟东野序》。其实，“以鸟鸣春，以雷鸣夏，以虫鸣秋，以风鸣冬”这四句话，我是在一张香烟画后面看到的！ 再大一点，我又看了两部“传奇”，如、《天雨花》等，都是女作家写的。 书中的主要角色，又都是很有才干的女孩子，如中的孟丽君，《天雨花》中的左仪贞。故事都很曲折，最后还是大团圆。 与此同时，我还看了许多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说部丛书”，其中就有英国名作家狄更斯的《块肉余生述》，也就是《大卫·考伯菲尔》，我很喜欢这本书！译者林琴南老先生，也说他译书的时候，被原作的情文所感动，而“笑啼间作”。我记得当我反复地读这本书的时候，当可怜的大卫从虐待他的店主出走，去投奔他的姨婆，旅途中饥寒交迫的时候，我一边流泪，一边掰我手里母亲给我当点心吃的小面包，一块一块地往嘴里塞，以证明并体会我自己是幸福的！有时被母亲看见了，就说“你这孩子真奇怪，有书看，有东西吃，你还哭！” 事情过去几十年了，这一段奇怪的心理，我从来没有对人说过！ 可亲可敬的老友 胡愈之先生是我青年时代敬佩的学者和名人，他在海内外所从事的抗日救亡和出版工作，在知识界内是大家广为传诵的。但我和胡先生的首次会晤，却是我和文藻１９３６年赴欧之前，在郑振铎先生为我们的饯行宴会席上的匆匆一面。我们和胡先生真正熟悉起来却迟至１９７４年民盟和民进两个民主党派合并起来学习的时期。我记得地址是在工商联会所。 民盟方面的主持人正是胡愈之先生，那时的学习主题是“批林批孔”，胡先生的发言十分精辟，说批评孔子也要一分为二，对于我们的议论他也从不限制。他的态度一贯从容慈蔼，使人感到亲切。 胡先生是１９８６年１月逝世的，那时我已因伤腿有六年之久足不出户了，我只能在电话里向沈兹九同志表示了我最深的哀悼。 如今政通人和，我们如果能够会面晤谈，一定还有许多心里的欢庆的话痛快地说说，可惜的是我的老友日渐凋零，常常使我感到衷心的孤单、寂寞。其中，胡愈之先生是我最为怀念的可亲可敬的老友之一！（本文刊于《胡愈之印象记》，中国友谊出版公司１９８９年２月第１版。） 悼念梁实秋先生 今晨八时半，我正在早休，听说梁文茜有电话来，说他父亲梁实秋先生已于本月３日在台湾因心肌梗塞逝世了。还说他逝世时一点痛苦都没有，劝我不要难过。但我怎能不难过呢？我们之间的友谊，不比寻常呵！ 梁实秋是吴文藻在清华学校的同班同学，我们是在１９２３年同船到美国去的，我认识他比认识文藻还早几天，因为清华的梁实秋、顾一樵等人，在海上办了一种文艺刊物，叫作，约我和许地山等为它写稿。有一次在编辑会后，他忽然对我说：“我在上海上船以前，同我的女朋友话别时，曾大哭了一场。”我为他的真挚和坦白感到了惊讶，不是“男儿有泪不轻弹”么？为什么对我这个陌生人轻易说出自己的“隐私”？ 到了美国我入了威尔斯利女子大学。一年之后，实秋也转到哈佛大学。因为同在美国东方的波士顿，我们就常常见面，不但在每月一次的“湖社”的讨论会上，我们中国学生还在美国同学的邀请下，为他们演了《琵琶记》。他演蔡中郎，谢文秋演赵五娘，顾一樵演宰相。因为演宰相女儿的邱女士临时病了，拉我顶替了她。后来顾一樵给我看了一封许地山从英国写给他的信说“实秋真有福，先在舞台上做了娇婿”。 这些青年留学生之间，彼此戏谑的话，我本是从来不说的，如今地山和实秋都已先后作古，我自己也老了，回忆起来，还觉得很幽默。 实秋很恋家，在美国只呆了两年就回国了。１９２６年我回国后，在北京，我们常常见面。那时他在编《自由评论》，我曾替他写过“一句话”的诗，也译过斯诺夫人海伦的长诗《古老的北京》。这些东西我都没有留稿，都是实秋好多年后寄给我的。 １９２９年夏我和文藻结婚后，住在燕京大学，他和闻一多到了我们的新居，嘲笑我们说：“屋子内外一切布置都很好，就是缺少待客的烟和茶。”亏得他们提醒，因为我和文藻都不抽烟，而且喝的是白开水！ 七七事变后，我们都到了大后方。４０年代初期，我们又在重庆见面了。他到过我们住的歌乐山，坐在山上无墙的土房子廊上看嘉陵江，能够静静地坐到几个小时。我和文藻也常到他住处的北碚。我记得１９４０年我们初到重庆，就是他和吴景超（也是文藻的同班同学）的夫人业雅，首先来把我们接到北碚去欢聚的。 抗战胜利后不久，我们到了日本，实秋一家先回到北平，１９４９年又到了台湾，我们仍是常通消息。我记得我们在日本高岛屋的寓所里，还挂着实秋送给我们的一幅字，十年浩动之中，自然也同许多朋友赠送的字画一同烟消火灭了！ １９５１年我们从日本回到了祖国，这时台湾就谣传说“冰心夫妇受到中共的迫害，双双自杀”。实秋听到这消息还写一篇《哀冰心》的文章。这文章传到我这里我十分感激，曾写一封信，托人从美国转给他，并恳切地请他回来看一看新中国的实在情况，因为他是北京人，文章里总是充满着眷恋古老北京的衣、食、住……一切。 多么不幸！就在昨天梁文茜对我说她父亲可能最近回来看看的时候，他就在前一天与世长辞了！ 实秋，你还是幸福的，被人悼念，总比写悼念别人的文章的人，少流一些眼泪，不是么？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日报》１９８７年１１月１０日。） 我请求 我请求我们中国每一个知书识字的公民，都来读读今年第九期的《人民文学》的第一篇报告文学，题目是《神圣忧思录》，副题是《中小学教育危机纪实》。 我每天都会得到好几本文艺刊物，大概都是匆匆过目，翻开书来，首先注意的是作者名字，再就是文章的题目。但对于《人民文学》，因为过去曾参加过一段时间的编辑工作，因此看得比较仔细。不料第九期来了，我一看第一篇文章的题目和副题，就使我动心而且惊心。虽然这两位作者我都不认识，这题目使我专心致志地一直看下去，看得我泪如雨下！真是写得太好了，太好了！ 我一向关心着中小学教师的一切：如他们的任务之重，待遇之低，生活之苦，我曾根据我耳闻目睹的一点事实，写了一篇小说《万般皆上品……》。委婉地、间接地提到一位副教授的厄运，而这篇“急就章”，差点被从印版上撤了下来——这是我六○年创作生涯中所遇到的第一次“挫折”。据说是“上头”有通知下来，说是不许在报刊上讲这种问题。若不是因为组稿的编辑据理力争，说这是一篇小说，又不是报告文学，为什么登不得？此后又删了几句刺眼的句子，才勉强登上了。因为有这一段“经验”，使我不能不对勇敢的报告文学的两位作者和《人民文学》的全体编辑同志致以最崇高的敬礼！ 这篇《神圣忧思录》广闻博采，字字沉痛，可以介绍给读者的句子，真是抄不胜抄。对于这一件有关于我们国家、民族前途的头等大事的“报告”文章，我还是请广大读者们自己仔细地去考虑、思索，不过我还想引几段特别请读者注意的事实： “小平同志讲：实现四化，科学是关键，教育是基础，但这个精神，并没有被人们认识，理解，接受。往往安排计划，总是先考虑工程，剩下多少钱，再给教育，……日本人说，现在的教育，就是十年后的工业。我们是反过来，……教师特别是小学教师工资太低，斯文扫地呵！世界银行派代表团来考察对中国的贷款，他们不能理解：你们这么低的工资，怎么能办好教育？可是我们同人家谈判时，最初提的各个项目，没有教育方面的，人家说，你们怎么不提教育？人的资源开发是重要的。后来人家把教育摆在优先援助地位，列为第一个项目。我们要等人家来给我们上课！”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不感到“无地自容”吗？我忆起抗战胜利后一九四六年的冬天，我们是第一拨到日本去的，那时的日本，真是遍地瓦砾，满目疮痍。但是在此后的几次友好访问中，我看到日本是一年比一年地繁荣富强，今天已成为世界上的经济大国。为什么？理由是再简单不过！因为日本深深懂得“教育是只母鸡”！ 香港的中小学教师也亲口对我说，他们的待遇也比一般公务人员高。 一九八四年底新华通讯社发出通稿——教育部长何东昌在接受本社记者访问的时候非常高兴地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一直在关怀和研究教师的问题，教师将逐步成为社会最使人羡慕的职业之一。” 但是，真是说来容易，听来兴奋，事实上：“一九五七年反右以后知识分子就瘪了，后来闹‘文革’，教师的罪比谁都多，从此地位一落千丈。后来拨乱反正了，世道清明了，是不幸中之大幸，可是教师的地位，恕我直言，名曰升，实则降。其它行业的待遇上去了，教师上得慢。……就是中教一、二级的老教师，月薪也不过百十块，还不抵大宾馆里的服务员，这到底是怎么个事？” 这是一位中学老教师提出的问题！还有一位教师充满着感情说：“教师职业是神圣的，这神圣就在于甘愿吃亏。可是如果社会蔑视这种吃亏的人，神圣就消失了。作教师的有许多人不怕累和苦，也不眼红钱财，但唯有一条，他们死活摆脱不了，那就是对学生的爱。除了学生四大皆空。他们甚至回到家里对自己的孩子都没有耐心，不愿再扮演教师这个社会角色，但无论心情多坏，一上讲台什么都扔了，就入境了。 这种心态，社会上有多少人了解？……” 这种心态，我老伴和我都能彻底地了解：死活摆脱不了的，就是对学生的爱。但也像另一位教师说的：“像我们当年，社会那么污浊，自个儿还能清高，有那份高薪水撑着呢……” 不过如今我们的两个女儿（她们还都是大学教师），没有像我们当时那样高薪水撑着，她们也摆脱不了教师的事业。她们有了对学生的爱，也像我们一样得到了学生的爱。 “爱”是伟大的，但这只能满足精神上的需要，至于物质方面呢，就只能另想办法了。 办法有多种多样，是不是会有人“跳出”，离开教师的队伍？ 大家都来想想办法嘛，我只能回到作者在文前的题记： “我们从来都有前人递过来的一个肩膀可以踩上去的，忽然，那肩膀闪开了，叫我们险些儿踩个空。”１９８７年１０月１０日浓阴之晨写到阳光满室 致野曼① 野曼同志： 你给我寄来一封信和“表”（按：即《诗人的自白》），收到了，我不是个诗人！我写《繁星》时，是以“零碎的思想”发表的，以后的“诗”，也是孙伏园说的：“这些散文很有诗意，分行印了就是诗”云云（大意如此）。我集子中，也有“诗”集，但我总不以为然，你又让我填表，真是“临表涕泣，不知所云”。对于新诗，近来更不感兴趣了。最后那几条，真是无从下笔，勉强说来，更是“假、大、空”，恕我不填了，好不好？忝在故友，敢于拂命，匆上，祝好！ 冰心十、十五、一九八七①野曼，《华夏诗报》主编。 评论讽刺小说——“阿凡提新篇” 我为什么不说“介绍”而说“评论”，因为凡是阅读《北京晚报》的人，拿到报纸，总会先看阿凡提新篇。这位六七百年来，在新疆被人传说称道的老人，太可亲、可敬而又可爱了！ 古往今来人们在自己周围总会耳闻目睹到一些听不下去、看不顺眼的、使人愤怒厌恶的事。在这时候，我们怎样对待处理呢？古代的皇帝，从来不能接受“直谏”，而东方朔或是宫廷中的优伶，却能用讽刺的方式，一句戏言，一段表演，使得容不下“直谏”的君王，从讽刺的幽默里，受到了教训，得到了警惕。这就是讽刺的语言或文字的最大用处！ 就是在现在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又何尝没有一些大之如官僚主义、不正之风，小之如随地吐痰、坐车不让座等，事情很小，效果极坏。对这些事的批评，最好用的就是讽刺文学。 讽刺文学要短、小、精、悍，一语破的，直刺要害，但“短”、“小”、和“精”写来还都容易，“悍”字却不大容易做到。因为稍微“悍”得过了头，就会有“心里有病”的人，从四面八方送来怨谤，最怕的还是从上头忽然给你来个当头一棒！ 李耀宗同志是中国作协会员、中央民族学院一位副教授。 他对中国少数民族的历史、风俗、民间文学、艺术等作品，都有很深的研究，并已出版许多关于少数民族的文学集子。这里我只讲讲他写的“阿凡提新篇”。他怀着一颗嫉恶如仇的心，聪明机智地请出了这位可敬可爱的新疆阿凡提老人，请他骑上小毛驴，东跑西颠，以幽默风趣的讽刺语言来对这些让人怨愤厌恶的人和事，尽情地热嘲冷讽。这当然也会使“心里有病”的人，极不痛快，极不高兴，但这没有关系，只要笑呵呵的阿凡提老人跳下驴来，作个幽默的“检查”再鞠一下幽默的躬，就万事大吉了！ 这是作者绝顶聪明的地方。１９８７年１０月１６日晨 致葛翠琳 翠琳： 信和文章都看过了。你写的我太好了，我自己都不好意思！字是今晨匆匆写的，我的墨笔字本来就不行，请勿宣传。 别人，我是不敢写的。冰心十、十六 致宫玺 宫玺同志： 得你十月十三日来信，觉得心里不安。你怎样了？你夫人怎样了？大家身体是否已经康复？看你的笔迹似乎很弱，希望吉人天相，早占“勿药”！ 我素来喜欢你写的“小东西”，只是零星从各报刊上读过。 你让我作序，我感到荣幸。但不知能否将《人生三原色》集子复印件，让我重看一遍。 日前有美国ＵＳ国际出版公司发行人浦家麟来向我要文集，他们要把它印成繁体字，在美国等处发行。我这里除了自己保留的有四卷文集外，没有第二份（因为多余的全让友人要走了），有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的着译选集，他们又不要，一定要文集，所以我让他到上海找你。希望你可以从社存中，给他一部，五卷如能赶上，当然更好，好在他总要和你联系。 我还可以，反正不能出门，也只有看书写作。儿女们都在身边，近的住在一起（如吴青一家），远些的在隔壁外语学院，每晚来吃晚饭（如吴冰一家），更远些的（如吴平一家，在甘家口），每星期日都来吃午饭。我的老小朋友更是常来，还有不速之客，这都使我心烦。 卓如那么早就写我的传记，还没有“盖棺论定”呢，一笑。 匆上即祝！ 双安！ 冰心十、廿一、一九八七 《异国见闻录》序 北京语言学院讲师董原同志给我看了一本他选编的散文集《异国见闻录》，要我作序。 他知道我的时间和精力都很有限，只圈出了其中的十几篇，供我参阅。 在我抽读了几篇以后，我发现这些作者所描写的异国地方，绝大多数都是我在半个世纪或七年以前所去过的。如日本、埃及、法国、美国、英国、意大利等等。不过是时代不同，作者们对于他们所看到的对象的看法和感受，也就与我有所不同罢了。 总起来说，我们去到国外，都会有一种新奇之感，他们的文化传统、国家制度、山水人物、人际关系等等，在我们眼光里都会反映出种种不同的感受，比如在： 程相文的《静静的小树林里》，他描写了一个热爱大自然，又自觉保护大自然的南斯拉夫小姑娘，她极其可爱，活泼而又有礼貌，她的言谈举止就可以作为我们的男女少年学习的榜样。 郑万鹏的《鲤鱼旗》也值得一读。这鲤鱼旗我在日本曾见过多次，只是文章里有一事实使我震动，就是说日本近来对于“机器文明”的向往，导致一个中学生逮住一只活的青蛙，便在它的身上到处找开关。这表明，“文明人”和大自然是多么疏远了！ 何子铨的《祝福你，小萨米》，讲的是一个在巴黎求学的阿尔及利亚富家子弟的苦恼。 中学生小萨米受到家长的宠爱，但他们又准备让他和自己的堂妹结婚，以保证家产的不致于外流。萨米深知近亲结婚将产生苦果，于是在苦恼中孕育着反抗。作者祝福“萨米凭着自己的知识和创造精神，为自己创造一个幸福的未来”。 张德鑫的《在大洋彼岸的课堂上》，介绍了美国学校中的一些情况。作者看不惯在美国课堂上表现的一些“平等”和“自由”，譬如对老师直呼其名和把光脚对着教授的“平等”，以及上课不守时刻的“自由”等等。但对一位做助教的中国女生，在讨论中国人口问题时，敢于批驳她的教授的错误观点，并且博得满堂的掌声一事，作者又禁不住有些欣赏。 阎德早的《卡尔美拉心中的光》，写了作者的一位意大利女学生卡尔美拉，她酷爱美术，尤其崇拜达·芬奇的画风。她自己的画也得了奖。但终于因为家境贫寒，只得放下画笔，和一个富翁结了婚，成了做“活广告”的“不幸的人”。对这篇文章，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作者把威尼斯的水上轻舟音译为“弓都拉”，这种小舟我也坐过，我把它称为“共渡乐”，也许译音不太准确，但是情趣出来了。 丁园的《迷惘中的求索》，讲的是作者在苏联的克里姆林宫参观时，忽然遇到从前他在国内教学时的一位法国女生白普拉。她在中国的１９７６年，正是中国的多难之秋，她和中国人一同过了艰难痛苦的日子，同时她自己的生活也十分困苦，一面求学，一面工作，受到了许多轻视和凌辱。但她是学历史的，在中国历史上，她看到了曙光，她最后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是一篇充满哲理的文章。 白水的《奇妙世界》，描写的是美国洛杉矶的迪斯尼乐园，它是熔知识与娱乐于一炉的童话般的世界。我没有去过这着称于世的乐园，只在电影中看见过，但我的女儿们都去过了，说的和这篇文章大致相同。作者希望在若干年后我们中国也会有一个“中国式”的迪斯尼乐园。 谢业顺的《旅法杂记》，这篇文章中写了法国历史上的许多事情、许多人的言论和年轻一代人的只顾目前，只谈个人自由等等，值得仔细阅读。但我自己想起１９３６年夏秋之间，我独自在巴黎度过的一百天，那是我和我的老伴吴文藻旅游欧美的一年。我们到了巴黎，文藻又要到英国牛津大学，去学习“导师制”，我不愿意离开巴黎，就在那里独自住了一百天。我每天早上到卢浮宫博物馆参观，下午就坐在香舍丽榭大街的咖啡座上，看着过往的穿着那年时髦颜色——淡青和淡黄——的衣帽的妇女，觉得法国妇女真会穿衣戴帽，真俏！ 张德鑫的《它们不该在这里》，看得我热血怒沸！１９３６年的冬天，我也参观了大英博物馆，我惊羡了它的藏书之多。但当我走进中国馆的时候，我对这所博物馆的良好的印象，一下子都消失了。我们中国的宝物，凭什么都被他们锁在这里！ 那是我出生之年——１９００庚子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如入无人之境，宫殿府第任凭他们大加抢掠。大英博物馆便是英帝国主义者收藏贼赃的地方！现在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谁敢再往中国探一下头，管保他被打得头破血流！看见这些宝物放在那里，每一个中国人都应由此想起过去而加倍警惕。 盛成的《兴趣教育的不幸》，是一篇经验之谈，盛教授对于杜威主张的兴趣教育，颇有意见。我记得二十年代我还在协和女子大学预科时，北京大学就延请了美国的杜威博士和英国的罗素先生到中国讲学。我们也曾请过他们来校演讲。他们讲的什么，我都没有印象了。 我们中国的教育曾否受到“兴趣”的影响，我不知道，但前几年确有文理分科太早的毛病，学生们学到的知识，都有狭窄偏颇之弊。这几年来似乎好了一些，逐渐走上培育“通才”的道路，这是可喜的现象。 以上是我读了《异国见闻录》中的几篇文章后的感想。他们都是中国人看到异国生活后所说出的心里话，每篇都有特色，而且十分真切。我希望每一个没有出过国门的青少年都来读一读这本书，来增长知识，扩大视野。 交稿期迫，我奋笔疾书，随看随写，难免挂一漏万，读者最好还是去读原文。１９８７年１０月２９日 致周达宝 周达宝同志： 信悉，听说你去了一趟福建，很好。我的故居，听说早已成大杂院，不标志更好。我给人的信不多，往往只是为什么事答复几个字，汇不成书。请告诉湖南出版社，不必列入计划了，白费了你的心，我真过意不去。 李玲修是来过，为君子兰送土来，她很热心。匆匆即祝笔健！ 冰心十一、一、一九八七 我的朋友阳翰笙 我的交游不广，承认我为好友的人也不太多，但翰笙的确是我的莫逆之交。 我记得我们的第一次见面，是４０年代初期，在重庆的一次文艺团体的集会，我们坐在同一个小圆桌边上。经过介绍，谈了起来，我就觉得他态度洒脱，吐属不凡。我早知道他是一位多面手的作家，写过许多话剧和电影剧本，还有许多小说。我对戏剧技巧方面，完全是个外行，赞美的话，还是留给行家去讲，但从我在报刊上读过的他的那些作品，都感到革命气息，跃然纸上。他抨击了地主和与帝国主义相勾结的买办资产阶级对于农民、渔民的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赞美了人民武装斗争。七七事变以后，他又写了许多抗日的剧本和文章，来唤起中国民众的抗战激情，这些功绩，别人写的都会比我详尽，我就不必多讲了。 这里我只说说我们的交情。作为一个朋友，他是一个有才又有趣的人。我们来往较多，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不但在文艺的集会上常常见面，而且常常互相家访。我这里还藏着一张他和巴金在我家客厅里照的相片，巴金身后站的是他的女儿小林，我身后站的是我的小女儿吴青，翰笙的身后站的是他的女儿蜀华，我们脸上都是笑容可掬，这是１０年以前的会面了。 １９８０年夏，我得了脑血栓，住进北京医院，正好翰笙也住在那里，他患的仿佛是肠胃病。我们常由我们各自的女儿陪着，推着轮车在走廊上散步，累了就坐在廊子里的长椅上闲谈，疾病之苦，几乎都忘却了。 脑血栓后，我又摔坏了右腿，行动不便，从此闭门不出了。我的老朋友们有机会还是常到我家来看我，并且，因为近年文联在我的第二故乡烟台，修建了一座休养所，文联的工作同志都请巴金、夏衍、翰笙和我同时到那里欢聚。我们各自的女儿们更是十分怂恿我们去，因为她们也都是极好的朋友。但是在说定的时间里，不是这个病，就是那个有事，始终没有同去过。 前天，我给翰笙打了电话，因为听说他已去过烟台了，想问问那边的风光。翰笙说：他倒是去了，但却病了一场。这时我才有点感到我们都老了，但我总觉得身体会老，精神是永远不会老的，正如前些日子，我得到的巴金的信里，谈到自己的病，杂事又多，不速之客也不少，感到烦恼，最后他说：“现在想的只是把一点真挚的感情留在人间……因此时间对我是多么宝贵。”我深深知道翰笙在写作了６０年之后，也会和巴金一样，不断地以他真挚的感情，继续写出对中国文艺事业有更大贡献的作品！１９８７年１１月４日急就 忆许地山先生 许地山的夫人周俟松大姐，前些日子带她的女儿燕吉来看我，说是地山９５岁纪念快到了，让我写一篇文章。还讲到１９４１年地山逝世时，我没有写过什么东西。她哪里知道那一年正是我在重庆郊外的歌乐山闭居卧病，连地山逝世的消息都是在很久以后，人家才让我知道的呢？ 我和地山认识是１９２２年在燕京大学文科的班上听过他的课。那时他是周作人先生的助教，有时替他讲讲书。我都忘了他讲的是什么，他只以高班同学的身份来同我们讲话。他讲得很幽默，课堂里总是笑声不断。课外他也常和学生接触，不过那时燕大男校是在盔甲厂，女校在佟府夹道。我们见面的时候不多。我们真正熟悉起来是在《燕大学生周刊》的编辑会上，他和瞿世英、熊佛西等是男生编辑，我记得我和一位姓陈的同学是女生编辑。我们合作得很好，但也有时候，为一篇稿件、甚至一个字争执不休。陈女士总是微笑不语，我从小是和男孩子——堂兄表兄们打闹惯了，因此从不退让。记得有一次，我在一篇文章里写了一个“象”字（那时还不兴简笔字），地山就引经据典说是应该加上一个“立人旁”。写成“像”字，把我教训了一顿！真是“不打不成相识”，从那时起我们合作得更和谐了。 １９２３年初秋，燕大有四位同学同船赴美，其中就有地山和我。说来也真巧，我和文藻相识，还是因为我请他去找我的女同学吴楼梅的弟弟、清华的学生吴卓，他却把文藻找来了，问名之下，才知道是找错了人，也只好请他加入我们燕大同学们正在玩的扔沙袋的游戏。地山以后常同我们说笑话，说“亏得那时的‘阴错阳差’，否则你们到美后，一个在东方的波士顿的威尔斯利，一个在北方的新罕布什州的达特默思，相去有七八小时的火车，也许就永远没有机会相识了！” 地山到美后，就入了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我在１９２４年冬天在沙穰养病时，他还来看我一次。那年的９月，他就转入英国牛津大学。１９２５年我病愈复学，他还写信来问我要不要来牛津学习？他可以替我想法申请奖学金。我对这所英国名牌大学，有点胆怯，只好辞谢了。 １９２６年，我从威尔斯利大学得到硕士学位后，就回到燕大任教。第二年，地山也从英国回来了，那时燕大已迁到城外的新址，教师们都住在校内，接触的机会很多。１９２８年，经熊佛西夫妇的介绍，他和周俟松大姐认识了，１９２９年就宣布定婚。在燕大的宣布地点，是在朗润园美国女教授鲍贵思的家里，中文的贺词是我说的，这也算是我对他那次“阴错阳差”的酬谢吧！ １９３５年，因为他和校长司徒雷登意见不合，改就香港中文大学之聘，举家南迁。从那时起，我们就没有见过面了。 地山见多识广，着作等身，关于他学术方面的作品，我是个门外汉，不敢妄赞一词。至于他的文学方面的成就，那的确是惊人的。他的作品，有异乡、异国的特殊的风格和情调。 他是台湾人，又去过许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对于那些地方的风俗习惯，世态人情，都描写得栩栩如生，使没有到过那些地方，没有接触过那些人物的读者，都能从他的小说、戏剧、童话、诗歌、散文、游记和回忆里，品味欣赏到那些新奇的情调，这使得地山在中国作家群里，在风格上独树一帜！ 地山离开我们已有近半个世纪了，他离世时正在盛年。假若至今他还健在，更不知有多少创作可以供我们的学习和享受，我们真是不幸。记得昔人有诗云“美人自古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我想“才人”也是和“美人”一样的吧！天实为之，谓之何哉！１９８７年１１月１０日清晨 忆实秋 我和实秋阔别了几十年。我在祖国的北京，他在宝岛台湾，生活环境，都不相同。《文汇报》“笔会”约我写回忆文字，也只好写些往事了。 记得在我们同船赴美之前，他“在１９２３年７月写了一篇《繁星与春水》，登在《创作周报》第十二期上，作了相当严格的批评”。他那本在国内出版的《雅舍怀旧——忆故知）中的《忆冰心》那篇里，也说繁星和春水的诗作者“是一个冷隽的说理”的人，又说“初识冰心的人，都觉得她不是一个容易令人亲近的人，冷冰冰的好像要拒人于千里之外”。以后我们渐渐地熟悉了。他说：“我逐渐觉得她不是恃才傲物的人，不过有几分矜持……”，底下说了几句夸我的话，这些话就不必抄了。 １９２６年我们先后回国，１９２７年２月他就同程季淑女士结婚了。这位程季淑就是他同我说的在他赴美上船以前，话别时大哭了一场的那位女朋友。真是“有情人终成眷属”。 婚后，他们就去了上海，实秋在光华、中国公学两处兼课。１９３０年夏，他又应青岛大学之约全家到了青岛。我１９２６年回国后，就在母校燕京大学任教。１９２９年文藻自美归来，我们在燕大的临湖轩举行了婚礼，以后就在校园内定居了下来。 我们同实秋一家见面的机会就少了，不过我们还常常通信。实秋说我爱海，曾邀我们去他家小住，我因病没有成行，文藻因赴山东邹平之便，去盘桓了几天。 我们过往比较频繁，是在４０年代初的大后方。我们住在重庆郊外的歌乐山，实秋因为季淑病居北平，就在北碚和吴景超、龚业雅夫妇同住一所建在半山上的小屋，因为要走上几十层的台阶，才得到屋里，为送信的邮差方便起见，梁实秋建议在山下，立一块牌子曰“雅舍”。实秋在雅舍里怀念季淑，独居无聊，便努力写作。在这时期，他的作品最多，都是在清华同学刘英士编的《时代评论》上发表的。 抗战胜利后，我们到了日本，１９５１年又回到了祖国。实秋是先回北平，以后又到台湾。在那里，他的创造欲仍是十分旺盛，写作外还译了莎士比亚的全部着作，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收获！ 在台湾期间，他曾听到我们死去的消息，在《人物传记》上写了一篇《忆冰心》（这刊物我曾看到，但现在手边没有了）。我感激他的念旧，曾写信谢他。实秋身体一直很好，不像我那么多病。想不到今天竟由没有死去的冰心，来写忆梁实秋先生的文字。最使我难过的，就是他竟然会在决定回来看看的前一天突然去世，这真太使人遗憾了！１９８７年１１月１３日 致顾一樵① 一樵兄： 十一月九日示悉，实秋逝世消息，此间早已传扩，可惜他的女儿文茜，要赴台奔丧，竟被拒绝入境！附上悼念实秋文请阅。 我不会吟诗写词，您能致力于此，也可以消遣。明年回国，请偕夫人到舍下谈谈。（大妹吴冰明夏会到哈佛晋修）。匆肃。请双安。 冰心十一、十九、一九八七①顾一樵，１９０２年生，东苏无锡人。１９１５年入清华学校，１９２３年赴美留学，后任上海市教育局局长。创办上海戏剧专科学校。１９５０年赴美国，相继任麻省理工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着作有剧本、长篇小说、传记、诗词。１９６１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顾一樵全集》１２册。 七七事变后留平一年的回忆 昨天孙幼筠同学来，给我看了中国人民政协北京市委员会编的《日伪统治下的北京》一书中侯仁之同学写的一篇《燕京大学被封前后的片断回忆》，读后顿觉怨愤满怀，对于五十年前日本帝国主义对我祖国的残暴侵略，是一个中国人，都不会轻易忘却的！文藻和我是在１９３８年夏天离开燕大的，那时北平已在日寇统治之下，但因为燕京大学是美国基督教会捐资建立的，在珍珠港事变以前，还没有受到什么干扰，因此仁之同学文章中所讲的艰苦情况，我们都没有承受过，我只记得有两件事：我们因为在七七事变前的一个星期，才从欧洲取道西比利亚回国——１９３６—１９３７是文藻休假之年，燕大惯例每名教授，教学七年之后，有一年的假期，我们得了罗氏资金的资助，并代表燕大到美国哈佛大学祝贺该校的三百周年大庆，然后又到英国的伦敦大学、牛津大学等大学访问，特别去了解牛津大学导师制的做法，即从大学本科三四年级挑选成绩优异的学生，予以特殊指导。我特别提到这件事，因为在文藻指导下的两名学生朱南华和方绰，私下对我们要求到后方去。我们去和司徒雷登校务长商量，可否用他的小汽车把他们两人在夜里送到西郊特定地点，他慨然答应了。到了西郊以后，我们就从未得到这两个学生的消息。第二件事是１９３８年的夏天，我们又辞别了燕大，去到大后方的云南。这时司徒校务长再三挽留，说是他曾到过武汉见了国民政府的教育部长陈立夫，陈立夫再三敦嘱他说：“燕大一定要在华北坚持下去。”因此他劝我们不要离开，免得扰乱了人心。其实我们也不曾想到抗战竟然会延长到八年之久，而且燕大那时还照旧开学，日伪统治下的中学毕业生还纷纷投考燕京大学。我又因为怀着小女吴青，她的诞生期预料是在３７年的１１月。我们就又留了下来。但燕大虽然不受干扰，我们出入城关，看到北平人民在日伪统治下的惨状实在气愤，同时北大和清华大学都已南迁，我们顿然失去了许多朋友。文藻是清华学生，他总觉得在燕大等待抗战胜利，不是个好对策，于是我们又通过几位清华同学的努力才得到一笔由英庚款在云南大学设置的社会人类学讲座，我们决然地在１９３８年的夏天离开了北平。 前天因为整理旧书籍，忽然找出燕大吴雷川校长写赠我们的一幅字，真是喜极欲涕，这是半个世纪以前的我们敬爱吴老亲笔呵！那上面录的是潘博词一首： 无用武，尚有中原万里！胡郁郁今犹居此？驹隙光阴容易过，恐河清不为愁人俟。闻吾语，当奋起。青衫搔首人间世，叹年来兴亡吊遍，残山剩水！如此乾坤须整顿，应有异人间起，君与我安知非是？漫说大言成事少，彼当年刘季犹斯耳，旁观论，一笑置。 下面写“潘博金缕曲一首”又题： “文藻先生将有云南之行，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诸同学眷恋师门，殷殷惜别，谋有所赠，以申敬意，乃出此幅，属余书之。余书何足以当赠品？他日此幅纵为文藻先生所重视，务须声明所重者诸同学之敬意，而于余书渺不相涉，否则必蒙嗜痂之诮，殊为不值也。附此预言，藉博一粲廿七年六月杭县吴雷川并识” 下面印着两个图章，字迹端谨秀润，正像吴老本人。从３８年起我们一直带在身边，从云南到四川、日本，又带回国来，却因为藏得太密了，不知夹在哪里，直到昨天，才找了出来，可惜文藻不能再拜读一遍了！ 如今再接到上面的话，我永远忘不了１９３７年的圣诞节前夕，在寒风中有一队男女学生半夜里来到我小楼前，唱起圣诞颂歌“平安夜”，我站在窗前抱着刚过满月的小女儿吴青一面静听，一面流着感谢的热泪，我想要不是为了她，我早就走了！还听不到这美妙的歌声呢！ 就在这一年的冬天有个化名为“小猫”的男同学，常在半夜里到教授们家门前，来收集我们为西郊游击队捐献的衣服被褥等，我记得文藻的母亲还从自己床上抽下一条褥子捐了。 以上只说到我们在北平沦陷以后一年中在校的经过。其他的如我们怎样地从云南又到了重庆以后又去了日本，直到新中国成立后，１９５１年我又回来。这些事在文藻写的自传中都已详述，这里就不重复了！ 我惦念的是那两名投到解放区的学生朱南华和方绰，在解放后总该露面了，但是我总没有得到消息，后来从方家的人听到，说是大概他们到了京西，就被北洋军阀鹿钟麟的驻军截住杀害了！多么可敬可爱的青年呵，在我的心中，他们永远是两位烈士！ 致肖凤 肖凤同志： 你写的《冰心传》收到了，十分感谢！ 书里真是没有失实之处，（只是我回燕大教书时，不是住在朗润园，而是在燕南园５３号女教授宿舍，因为我的自传还没有写到这里，不能怪你！）因为都是根据我的作品写的，比我的回忆还详细，只是在用作者的口气说话时，有时会把我“捧煞”，这是你的罪过！一笑。纶此鸣谢，并请双安冰心十一，廿六，大雪之晨 我回国后的头三年 我回到祖国，先住在来接我的放园表兄的上海家里。在上海的亲戚朋友们请我吃了好几顿丰盛的筵席。回到北京家里，自然又有长辈亲戚们接连请“接风酒”，把我惯吃面包黄油的胃，吃得油腻了，久泻不愈。中西医都治过了，还没有多大效验，燕京大学又是九月初就要开学，我着急的了不得。 这时我们的房东、旗人祈老太太来看我，说：“大姑娘，您要听我的话吃一种药，包您一吃就灵。”我的父母和我听了都十分高兴，连忙道谢。当天下午她就带一位十分慈祥的旗人老太太来，还带了一副十分讲究的鸦片烟灯和烟枪，在我的病床上，点上了白铜镂花和很厚的玻璃罩的烟灯，又递过一杆黑色有绿玉嘴子的烟枪，烟斗上已经装上了烟泡，让我就着灯尽管往里吸。我十分好奇地吸着呛着，只觉得又苦又香，渐渐地就糊涂过去了，据说那天我一直昏睡了十八个钟头，醒来时痢疾就痊愈了。回到燕大时，许多师友问我最后是怎么治的？我竟不敢说我是抽了大烟！ 我回到母校教学，那正是燕京大学迁到西郊新校址的第一年，校舍是中国式的建筑，翠瓦红门，大门上挂着蔡元培先生写的“燕京大学”的匾额，进门是小桥流水，真是美轮美奂！最好的是校园里还有一个湖。据说这校址是从当时的陕西督军陈树藩手里买来的，是他在北京的房产中之一。那时湖里还没有水，湖中的小岛上也没有亭子，只在岛旁有一座石舫。我记得刚住到校里时，有一夜从朗润园回到我住处的燕南园５３号时，还是从干涸的湖底直穿过来的。后来不久这湖里才放满了水，这一片盈盈的波光，为校景添了许多春色！ 那时四座称为“院”的女生宿舍里，都有为女教师准备的两室一厅的单元，还可以在宿舍里吃女生餐厅的“小灶”。 差不多中国籍的女教师如生物系教师江先群，教育系教师陈克明等都住进去了。我来得晚了一些，只好住进了燕南园５３号英美国籍女教师居住的小楼。这个楼里吃的当然都是西餐，我在５３号吃早餐，中晚两餐却到女生宿舍的第二院去吃中餐。我住在燕南园５３号也有方便的地方，因为女生宿舍的会客室里，是“男宾止步”的，男宾来访女生，只能在院门口谈话，而燕南园５３号的会客室就可以招待男宾。那时我的二弟为杰已考上燕大，三弟为楫也在预科学习，他们随时都可以到５３号来看我。 这一年住进新校舍里的新教师、新学生……大家都感到兴高采烈，朝气蓬勃，一切都显得新鲜、美丽、愉快。特别是男女学生住在同一校园里——男生宿舍是六座楼，是坐西朝东，沿着湖边盖的。我的两个弟弟都住在里面，他们都十分喜欢这湖边的宿舍，说是游泳和溜冰都特别方便。于是种种活动也比较多，如歌咏团、戏剧团等等，真是热闹得很。 我在《当教师的快乐》一文中，曾提到我在教授会里是个“婴儿”，而在学生群中却十分舒畅愉快，交了许多知心朋友。一年级的新生不必说了，他们几乎把我当姐姐看待。现在和我们有来往的如得到世界护士荣誉奖的王瑛，协和医学院毕业的高材生，晚年成为虔诚的基督徒的陈梅伯等等，至于现在中央民族学院教学的林耀华等，因为居处密迩，往来就更多了。 记得那时我为高班同学开的选修课中有《欧洲戏剧史》，用的是我在美国读过的笔记本，照本宣科，本来没有什么意义，但这个班里，有三年级同学焦菊隐，他比我只小三四岁吧，我们谈话时，一点不像师生，记得有一天早晨八时，他来上课——燕大国文系里的教师，大半是老先生，他们不大愿意太早上课，因此教务处把我的功课表都排在八时至十时之间——他进门来脱下帽子，里面还戴有一顶薄纱的压发帽，我就笑着说“焦菊隐同学，你还有一顶帽子没摘下来！”同学回头看了都笑了，他也笑着赶紧把压发帽撸了下来，塞进袖子里。 因为我喜欢听京戏，我同焦菊隐的课外谈话，常常谈到京戏。他毕业后就办了一所中国戏剧学校。学生实习的场所就在东安市场的吉祥戏院。焦菊隐为我在戏院楼上留了一间包厢，说是谢先生任何时候进城，都可以去看戏。这所戏校的四个年级学生的排行是：德、和、金、玉。所以以后的那几位名演员如王金璐、李和曾、李玉英……等，他们小时候演的戏，我都看过。学生的待遇也十分平等，在上一出戏里演主角的，在下一出就可能跑龙套。 我觉得他是个很得学生敬爱的校长。七七事变后，我离开了北平，从此我们的消息便断绝了。关于焦菊隐以后的事迹，我还要细细地去打听。 前天收到一本《泰安师专学报》１９８７年第二期，里面有一篇《高兰评传》，使我猛然忆起我的学生郭德浩，他写诗的笔名，便是高兰！这篇文章里提到高兰做学生时受到我的影响时，有许多溢美之词，我就不往我的脸上贴金了。但里面有一段话，使我回忆起：“冰心给他教大一《国文》和《写作》时……有别具一格的指导方法……有一次她给学生出个作文题——《理想的美》，她要男同学在文章里写出《我理想中的美女子》，女同学却写《我理想中的美男子》，以此来抨击当时社会对思想解放的学生设下种种禁区……她认为爱情要坚贞而洁美……”我真不记得那时我会给大一学生出这样的题目，还有一次我的女学生潘玉美——她也有七十多岁了——从上海来京，顺便来看了我，也笑着提起，我给她们出过的作文题目，还说“无论是亲身经验还是虚构的都可以写。”这些事我都忘得一干二净，我想我那时我真是大胆到“别具一格”，不知学生的家长们对我这个年轻的女教师，有什么评论，我也没有听见我们国文系的老先生们对我有什么告诫，大概他们都把我当做一个“孩子头”，“童言无忌”吧。 我在头一年回国后，还用了一百元的《春水》稿费，把我们在北京住了十几年的家，从中剪子巷搬到前圆恩寺一所坐北朝南的大房子里。这房子的门牌我忘记了，这房子的确不小，因为那时我的父亲升任了海军部次长，朋友的来往又多了些，同时我的大弟为涵又要结婚，中剪子巷的房子不够用了，就有父亲的一位朋友介绍了圆恩寺那所房子，说是本来有个小学要租用它，因为房东怕小学生把房子糟蹋了，他便建议租给我们。我记得我的父母亲住北房的三间，涵弟夫妇住了三间南屋，我住在东厢房的三间，杰弟和楫弟就住三间西厢房。 我写的中第五段《叫我老头子的弟妇》，便是以那所房子为背景的，我说： 间屋子是周末养静之所，收拾得相当整齐，一色的藤床竹椅，花架上供养着两盆腊梅，书案上还有水仙，掀起帘来，暖香扑面。……猛抬头看钟，已到十二时半，南屋里新房里还是人声鼎沸……我回国的第二年，我父亲的学生们便来接他南下，到上海就任上海海道测量局长，兼任海道巡防处长，离开了北洋政府。我们的家便也搬到了上海的法租界徐家汇，和在华界的父亲办公处，只隔一条河。这房子也是父亲的学生们给找的。这一年涵弟便到美国留学去了。 我仍在北京的燕京大学任教，杰弟和楫弟在燕大的本科和预科上学。那时平沪的火车不通，在寒暑假我们都是从天津坐海船到上海省亲。我们姐弟都不晕船，夏天我们还是搭帆布床在舱面上睡觉。两三天的海行，觉得无聊，我记得我们还凑了一小本子的“歇后语”，如“罗锅儿上山——钱短”、“裱糊匠上天——糊云（胡云）”、“城隍庙改教堂——神出鬼没”、“老太太上车——别催（吹）了”、“猪八戒照镜子——前后不是人”，等等，我们想起一句，就写下一句，又笑了一阵。同时也发现关于“老太太”和“猪八戒”的歇后语还特别多。 这三年中，我和文藻通信不断。他的信寄到我上海家里的，我母亲都给锁在抽屉里，怕有人偷拆开看。寄到学校里的当然没有问题。住在同一宿舍的同事们，只知道常有从美国来的信，寄信人是Ｗ．Ｔ．Ｗｕ．她们也不知这个姓吴的是男是女，我当然也没有说。如今这些信都和存在燕大教学楼上的那些书箱，在珍珠港事变后，日军进驻燕大，把我们的存书都烧掉了。 往事写到这里，我不禁想到不但我年老的父母，就连文藻和我的三个弟弟此时也都已离开了我！“往事如烟”，我这一身永远裹在伤感的云雾之中了！１９８７年１１月３０日 宫玺的《人生小品》序 这本《人生小品》是宫玺同志对大千世界的一木一石、一枝一叶、一点一滴、一鳞一爪、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之后，写集下来的。这见、闻、思、想，都只是一闪念之间的事。一闪念也许只是一秒钟，写下来也许只是几分钟的事，这些事采集了下来，都成了“大珠小珠落玉盘”般的有声有色的小品。 这本小品我很喜爱，我愿把它推荐给像我一样的一辈子护“短”的人们。１９８７年１２月８晨 追念何其芳同志 前日傍晚卓如同志给我送来一本《衷心感谢他》，这是一本悼念何其芳同志的文集。我匆匆地看了一遍作者的名字和文章的题目，许多往事，涌上心头，这一夜我竟没有睡好！ 明天又要开其芳同志诞生七十五年和逝世十年的纪念会，卓如让我写一篇短文，我竟不知道从哪里谈起。 我同何其芳同志的来往不多，但是从１９５１年归国后，从作协的朋友口中，我所听到的关于何其芳同志的学问之深、藏书之富、着作之多、待人之诚等等事迹，真是洋洋盈耳。 我还记得有一次文藻对我称叹说：“你们文艺界有一位何其芳同志，真是一位很渊博的学者！”我竟没有问他看的是其芳同志的哪一部书。 我至今感到可惜的是：其芳同志在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上班，而我是在作协，见面时候不多，因而也没有了向其求教的机会，最重要的恐怕还是因为我不是一个做学问的人，见了他也无话可说。 但是在六十年代初期，我们一家常在星期天到人民政协楼上餐厅去吃午饭。在那里就会遇见何其芳同志和他的家人也在用餐。隔着桌子看见他的圆润温蔼的笑脸。我们点头招呼，餐后也有时坐谈一会。我只记得有一次我笑对他说：“您的名字和周而复的正好对上，比如‘何其芳也’和‘周而复之’不正是一对么？”他也不禁笑了起来。 在这本纪念集前面，我看到了文藻和我参加其芳同志追悼会的相片，足见我们还能“忝居”他的“友末”，如今文藻已经作古，其芳的追悼会也已开过了十年，我看了相片，心里只是感到荣幸，而又凄切！１９８７年１２月１４晨急就 我的母亲 关于我的母亲，我写的不少了。二十年代初期，在美国写《寄小读者》时写了她；三十年代初期，她逝世后，我在《南归》中写了她；四十年代初期，我以“男士”的笔名写的，这本书中写了她；同时在那时候，应《大公报》之约，再写《儿童通讯》，在“通讯三”中又写了她。这些文章在《冰心文集》中都可以找到，也可以从这些文章中看出她是怎样的一位母亲。 我想，天下没有一个人，不认为自己的母亲是最好的母亲（当然也有例外）。但是母亲离开我已经五十七年了，这半个世纪之中，我不但自己做了母亲，连我的女儿们也做了母亲。我总觉得不但我们自己，也还有许多现代的母亲们，能够像我母亲那样得到儿女的敬爱。 关于母亲的许多大事，我都写过了。现在从头忆起，还觉得有许多微末细小的事，也值得我们学习。 我记得民国初期，袁世凯当总统时，黎元洪伯伯是副总统，住在东厂胡同（黎伯伯同我父亲是北洋水师学堂的同班同学，黎伯伯学的是管轮，父亲学的是驾驶）。父亲却没有去拜访过。等到袁世凯称帝，一面把黎伯伯封为武义亲王，一面却把他软禁在中南海的瀛台里。 这时父亲反常到瀛台去陪他下棋谈话。我总听见母亲提醒父亲说：“你又该去看看黎先生了。”她听父亲说瀛台比我们家里还冷，也提醒父亲说： “别忘了多穿点衣服。” 母亲从来不开拆我们收到的信件，也从来不盘问我们和同学朋友之间的往来，因为她表示对我们的信任和理解。我们反而不惮其烦地把每封信都给她看，每件事都同她说。 她从来不积攒什么稀奇珍贵的东西。她得到的礼物，随时收下，随时又送给别人。 她从来没有“疾言厉色”，尤其是对佣人们，总是微笑地、和言悦色地嘱咐指挥着一切。 她喜爱整洁，别人做得不周到时，她就悄悄地自己动手。 我看见过她跪在铺着报纸的砖地上，去扫除床下的灰尘。 母亲常常教导我们“勤能补拙，俭以养廉”的道理。她自己更是十分勤俭，我们姐弟的布衣，都是她亲手缝制的。她年轻时连一家大小过年时穿的绸衣，也是自己来做。祖父十分喜欢母亲的针线，特别送她一副刀尺，这是别个儿媳所没有的。她做衣服还做得很快，我的三个在中学的弟弟，都是一米六七的个子，母亲能够一天给他们做出一件长衫。那时当然没有缝纫机！ 她是个最“无我”的人！我一直努力想以她为榜样，学些处世做人的道理，但我没有做到……１９８７年１２月２３日晨 又想起了老舍先生 舒乙把他写《老舍的关坎和爱好》拿来让我看了，并让我写序。我打开书本就不能释手地看了下去。关于老舍的关坎，在他自己的作品中，特别是《正红旗下》，我已经知道了不少，至于他最后的那道关坎，因为那时我自己也关在牛棚里，还是我的远在兰州的女儿吴冰写信告诉我的！ 至于他的爱好，看了这本书，我才感到我知道得太少了，老舍真是个“不露相”的“真人”！比如他会打拳、唱戏等等，我们从来没听见他讲过（如果我们早知道了，我们的孩子们非请舒伯伯打一两道拳、唱一两句京戏不可！）至于爱花、养猫等等，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到他家里去时才看见的。 讲起他的“行善”、“分享”和“给人温暖”，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谈到《圣经》（他是一个基督徒，这我从来不知道。我却是从中学到大学，都受的是基督教会的教育）。他说《圣经》的要义，是“施者比受者更为有福”，这我完全同意。我认为在“行善”上，老舍是个最有福的人。 老舍和我们来往最密的时期，是在抗战时代的重庆。我住在郊区的歌乐山，他常到山上冯玉祥将军的住处。我们都觉得他是我们朋友中最爽朗、幽默、质朴、热情的一个。我常笑对他说“您来了，不像‘清风入座’，乃是一阵热浪，席卷了我们一家人的心。”那时他正扛着重庆的“文协”大旗，他却总不提那些使他受苦蒙难的事。他来了，就和孩子们打闹，同文藻喝酒，酒后就在我们土屋的廊上，躺在帆布床里，沉默地望着滔滔东去的嘉陵江，一直躺到月亮上来才走。 不久他就住到北碚去了，我听说他在北碚的一次什么会上，同梁实秋说了一段很精彩的“相声”，可惜我们没听到。 当然，“知父莫若子”，舒乙知道的关于老舍的事情，比我们都多，但是一个人的一生中，总会有一些事情，比如很微末细小的见闻，思想等等，没听他说过，别人也会不知道的。我曾写过关于老舍的一段话，在此不妨重复一遍：“一个人民艺术家、语言大师、文艺界的劳动模范的事迹和成就，是多方面的。每一个朋友对于他的认识，也各有其一方面。从每一侧面都能投射出的一股光柱，从许多股光柱凝聚在一起，才能映现出一位完全的老舍先生。” 这是铁的事实。 中国建设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１版。） 一代伟大的女性——记邓颖超大姐 世纪同龄人的我，在八十八年的漫长岁月里，经历过若干朝代，多少沧桑，可谓“阅人多矣”，而能在我心头始终爱戴不渝的，只有周总理和邓大姐这一对模范夫妻的崇高印象！ １９６６年８月，我的朋友老舍先生，在遭到红卫兵的毒打，遍体鳞伤，抬回家里，他的夫人胡藉青伤心饮泣地替他擦洗伤处的时候，老舍对她说的最末一句话，是：“总理是最了解我的！” １９７６年２月，我的朋友巴金在致静如的信中，说：“总理逝世，全国一致哀痛，比丧失亲人还难过，大家的想法都差不多。我和总理接触较多，回忆起来，他真是个完人。他的人格太伟大了。” 我在《我的老伴——吴文藻》一文中有：“１９５８年４月，文藻被错划为右派，这件意外的灾难，对他和我都是一个晴天霹雳……正在这时，周总理夫妇派了一辆小车，召我到中南海西花厅那所简朴的房子里……我一见到邓大姐，就像见了亲人一样，把一腔冤愤，都倾吐了出来……” １９８７年，在《人民文学》第十二期上，我的朋友赵清阁女士，又以《亲人》的题目，写了一篇很长的散文，描述了邓大姐和她“亲人”般的情谊和“邓大姐对国内外文艺工作者都很关心……”的许多事迹。 以上只是讲了最近我所看到的，文艺界朋友们见于文字的、关于总理和邓大姐的思念和评价。其实，在五洲四海凡是和总理、邓大姐有过接触的外国人士，又何尝不是以同样的“伟大”和“崇高”这样的字眼来形容他们的人格呢？ 尤其是和我谈过话的外国朋友，都认为邓大姐是位心胸最广阔、思想最缜密、感情最细腻的女性，而且她的思想和感情都完全用在她的工作和事业以及在她周围人们的身上。 她是最理解、最关怀、最同情一切人、是把爱和同情洒遍了人间的一代伟大女性！ 如今姑且说一段我自己的经历：邓大姐十分爱花。不但自己种植也爱看别人种植的花。 北方玫瑰花公司知道邓大姐的爱好，每到花开时一定请她去看花。１９８６年他们也用车来接了我去。邓大姐和我一同在花圃里照了相。邓大姐还带来一大把她自己院子里的白芍药花送给我。我回家后就把这一束花插在我客厅里总理像前的瓶子里，我心里默默地祝祷说“这是您家里的花，又供养到您面前来了。” 去年，又是玫瑰花时，北方玫瑰花公司仍旧请邓大姐去赏花，我却因为赶一篇文章，没有去成。不料邓大姐看见我没有去，又知道这花园离我家不远，便要来看我。二十分钟前我才得到消息，我十分惊喜，又知道她住惯了平房，我家是在二楼、她上楼步履一定艰难，我扶着助步器，在房门口看见邓大姐由两位人员搀扶着迟缓地上了楼，我真是十分过意不去！ 我们就在客厅总理像前坐了下来，谈了半天，就又由赵炜同志等人簇拥着她下了楼，我又只能在房门口站着送她……她的这次“光临”，使得我的第二代、第三代人都兴奋异常。我的年轻的朋友都为此感到荣幸。我又何尝不感到荣幸呢？但我知道，得到邓大姐的爱护关怀的人还有许多许多。我只是其中之一！１９８８年１月１２日晨月初版。） 话说龙年 龙年到了。 《民进》的声音也该腾飞了！ 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会员绝大多数是教育和文化出版界人士，对于十三大报告中提出的“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说法，都从心底里感到振奋和鼓舞。我看了１９８７年１２期的《民进》上头版头条刊登的“贯彻十三大精神要加快教育改革”这篇文章里，每一位参加座谈的校长和教师的发言，都是语重心长，切中时弊。为了事关国家和民族的百年大计，我认为这篇座谈可以抄呈国家教委作为教育改革执行细则的参考。民进广州市委的座谈记录，也可以附去。别忘了我们民主党派既享有“长期共存”的权利，就应该尽到应尽的“互相监督”的责任！ 多一点自己的儿童电视剧 我有时不可避免地要看一些儿童电视剧，因为我身边常有些孩子到时候就打开我的电视机，拉我同他们一起看。可是孩子们也常抱怨说“儿童电视，尽是些外国的动画片，为什么我们自己的那么少。”我也总希望有一些让孩子们看了又有趣，又接近于他们的日常生活，又有教育意义的电视剧满足他们的需要，可是我又不会写！ 我终于得到了一部获得宋庆龄儿童文学奖的儿童电视剧本——《好爸爸，坏爸爸》，这题目就引起了我的兴趣。本来爸爸和妈妈在孩子的心目中，有时是“好”的，有时是“坏” 的，而且孩子的“好”、“坏”的道德标准，也和成人的大不一样。 我把这剧本看了两遍，越看越觉得这里的人物，男、女、老、幼，都是活生生的，从生活中来的，而且都是非常“亲切”得可爱。 剧里的故事，发生在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家庭。爸爸是建筑设计工程师，妈妈是国际航班的空中服务员。因此这个剧中的主人公——点点的上学、备课以及家务等等都堆到了正在筹划一张国际设计大奖的爸爸身上！ 点点是一个聪明调皮的孩子，刚上小学，爸爸必得一边管家务，做饭，洗衣，一边送孩子上学，督促他的功课，一边做些建筑设计，在爸爸心烦、点点淘气的时候，不免打他几下，在爸爸感到不该因自己心烦打孩子而“内疚”时，又加意抚慰着孩子，这些情况，在本剧开头的歌声中，就唱出来了： 做起饭来当当，洗起衣服嚓嚓，高兴起来哈哈哈，打起屁股啪啪啪……打人也是好爸爸，好呀好爸爸！” 这个剧里还有许多人物，如有多年教学经验的陈老师，十分地理解如何诱导孩子；也有刚从大学毕业的女李老师，专心尽职，却不大了解儿童心理。有一段对话，李老师问道： “……偏爱一个学生不能算是一个好老师吗？”陈老师脸上仍笑吟吟地说：“可做为老师更可怕的是偏见。”还有爸爸的上司杨总一对老夫妇，他们会收留点点的受伤的猫，还劝爸爸不要丢掉练习提琴，说“音乐是流动的建筑，建筑是凝固的音乐。”因为我自己的儿子也是一个学建筑的，我对这两句话特别熟悉。<dfn>ｈｔｔp://ｗｗｗ.９９ｌiｂ?ｎｅt</dfn> 这剧里还有慈祥的邻居田奶奶和她的小孙女丫丫，有点点的桌友陈晨，还有民警、理发员，有女记者……动物里有蝈蝈，有猫，从这里面引出许多故事，反正热闹得很。 总之，这剧里人物很多，各人有各人独特的形象，语言，思想，举止，都是从生活中来的，剧中出现许多有趣的画面和精彩的语言，不能一一介绍了。 我听说这剧本已在拍摄了，等儿童电影制片厂上映的时候，我请小朋友们、请你们的爸爸妈妈去看，或者做父母的带你们的孩子们去看，都会感到有意思，而且会受到教育！ 话说短文 也许是我的精、气、神都不足吧，不但自己写不出长的东西，我读一本刊物时，也总是先挑短的看，不论是小说、散文或是其他的文学形式，最后才看长的。 我总觉得，凡是为了非倾吐不可而写的作品，都是充满了真情实感的。反之，只是为写作而写作，如上之，为应付编辑朋友，下之，为多拿稿费，这类文章大都是尽量地往长里写，结果是即便有一点点的感情，也被冲洗到水分太多、淡而无味的地步。 当由一个人物，一桩事迹，一幅画面而发生的真情实感，向你袭来的时候，它就像一根扎到你心尖上的长针，一阵卷到你面前的怒潮，你只能用最真切、最简练的文字，才能描画出你心尖上的那一阵剧痛和你面前的那一霎惊惶！ 我们伟大的祖国，是有写短文的文学传统的。那部包括上下数千年的，“上起东周，下迄明末，共选辑文章２２０篇”，有几篇是长的？如杜牧的《阿房宫赋》韩愈的《祭十二郎文》等等，哪一篇不是短而充满了真情实感？今人的巴金的《随感录》，不也是一个实例吗？１９８８年１月３０日晨（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日报》１９８８年２月１４日。） 序《天上人间》 我深深地知道这本集子里的每一篇文章，不论用的是什么文学形式，都是用血和泪写出他们最虔诚最真挚的呼号和呜咽。 因为这些文章所歌颂哀悼的人物是周恩来总理。 周恩来总理是我国二十世纪的十亿人民心目中的第一位完人！ 冰心泪书一九八八年一月三十日晨 哀悼叶老 我是２月１日因发高烧住进了北京医院三楼。烧退了又起来，糊里糊涂地过了一个星期。清醒后有民主促进会的同事们带着礼物来慰问，说是雷洁琼和赵朴初都住在四搂，叶圣陶老人住在一楼。叶老是民进的名誉主席，雷洁琼是主席，赵朴初和我都是副主席。大家都笑说，“民进中央搬到北京医院来了。 雷洁琼是小病，赵朴初总是以医院为避客的地方，常常住院，还带了许多线装书和纸笔，来读书写字。我们三人还彼此写打油诗讲笑话。 我只惦念着叶老，据说他老人家是肺炎，但不发烧，而且心肌梗塞。我心中不安，大夫们一到我病房，我总问叶老怎样了？大夫们总说“还平稳”。我很熟悉并且了解大夫们的“语言”，他们总是尽力宽慰病人的，若是不说“好多了”，情况就是不大好，我听了就默然……我是２月１５日下午出院的。 １６日夜，我坐在电视机前看新闻联播，忽然听到播音员清朗的声音“政协副主席，民进名誉主席……”我没有听完就知道底下是什么了！我的眼泪涌了出来……眼前一座大山倒了，只剩下白茫茫的一片大地！１９８８年２月２４日黄昏（本篇最初发表于《光明日报》１９８８年２月２８日。） 海棠花下——和叶老的末一次相见 好几年以前，圣陶老人就约我去他家赏海棠花了，但是每年到了花时，不是叶老不适，就是我病了，直到去年春天，才实践了看花之约。 那天天气晴朗，民进中央派来了两辆小车和一位同志，把我和女儿吴青一家（因为他们一直是和我同住）接到叶老家去。我的女婿陈恕，带了一架录像机，我的外孙陈钢，带了一架照相机，兴冲冲地我们一同上了车。 到了叶家门口，至善同志已在门口欢迎了。我扶着助步器由吴青他们簇拥着进了这所宽大整洁的四合院的外院，又进入了内院，叶老已经笑容满面地从雪白的海棠花树下站了起来。老人精神极好。我们紧紧地握手，然后才仰首看花，又低下头来叙谈。这时录像机和照相机都忙个不停，我女儿吴青却抱起叶老旁边的一只卷毛的小黑狗，抚摸着，笑着说： “这小狗真乖。” 我们又从花下进入了堂屋，屋里摆设得十分雅致，房屋隔扇框里也都有书画。我有好多时候没有见到过这样精致的真正的北京四合院了！ 至善指点着叶老宽大的卧室墙上一张叶老夫人的相片，说：“这是他们结婚后七个月照的。”我笑着同至善说：“那时候还没有你呢！”大家都笑了。 时间过得真快，我向叶老献上我带去的一个小月季花篮，叶老还赠我一个很精美的小黑胆瓶，里面插着三朵他们花圃里长的三支黄色的郁金香。 回家的路上，我捧着那个小胆瓶，从车里外望，仿佛北京城里处处都是笑吟吟的人！１９８８年２月２９日清晨 致巴金 巴金老弟： 昨天收到你送我的《随感录》，尤其是上面的那几张相片，十分感动。我又大致翻了一遍。 这次二月初的发烧，住院两个星期，回来后精神不好，由于叶老和我同时住院，他逝世了，心里很不好过！我又想，有生必有死，是个规律，反正叶老是不朽的！ 回来后被吴青软禁了，不准见客，也好。你如何？小林等好吗？告诉棠棠，他的创作大有前途，我十分欣赏。 祝你安好！冰心三、一、一九八八 病榻呓语 忽然一觉醒来，窗外还是沉黑的，只有一盏高悬的路灯，在远处爆发着无数刺眼的光线！ 我的飞扬的心灵，又落进了痛楚的躯壳。 我忽然想起老子的几句话： 这时我感觉到了躯壳给人类的痛苦。而且人类也有精神上的痛苦：大之如国忧家难，生离死别……小之如伤春悲秋……宇宙内的万物，都是无情的：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春往秋来，花开花落，都是遵循着大自然的规律。只在世界上有了人——万物之灵的人，才会拿自己的感情，赋予在无情的万物身上！什么“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这种句子，古今中外，不知有千千万万。总之，只因有了有思想、有情感的人，便有了悲欢离合，便有了“战争与和平”，便有了“爱和死是永恒的主题”。 我羡慕那些没有人类的星球！ 我清醒了。 我从高烧中醒了过来，睁开眼看到了床边守护着我的亲人的宽慰欢喜的笑脸。侧过头来看见了床边桌上摆着许多瓶花：玫瑰、菊花、仙客来、马蹄莲……旁边还堆着许多慰问的信……我又落进了爱和花的世界——这世界上还是有人类才好！１９８８年３月１５日清晨 《为孩子们呼喊》序 中国民主促进会《民进妇女》编辑部编了一本《为孩子们呼喊》。这是一本好书。我愿意把它推荐给所有的孩子们的父母和少年儿童教育工作者。这本书里面有当代教育家、作家、社会活动家叶圣陶、巴金、夏衍、柯灵等写的关于青少年儿童教育的文章，也有约请专家、学者分别从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不同角度写的关于教育孩子的文章。此外，还有一大批关于教育孩子的调查报告和典型事件材料，也有孩子们自己的呼声。内容涉及面广，有理论的深度，也有丰富的经验；有些文章还可以当作文学作品来欣赏。我相信，广大的家长和老师们，一切关心孩子教育的同志们，一定会爱读这本书的。 近患腰痛，不能久坐，匆匆数语，不尽万一。 冰心扶病书１９８８年３月３０日午 为赵紫宸①先生百年诞辰题词 赵紫宸院长是一位慈蔼温和的长者博大精深的学者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我们学习他就是对他百年诞辰的最好纪念冰心扶病书戊辰仲春年１２月第<strike>ｈtｔp://ｗrike>１８期。）①赵紫宸，１８８８年生，浙江德清人。１９１４年被选送到美国万德比尔特大学社会系学习。１９１７年回国，在东吴大学任教。１９２６年应聘为燕京大学教授，后任宗教学院院长。１９３２年后赴英、美、荷、日、印等二十多个国家进行讲学和教会活动。作品有诗词五千余首，出版了《南冠草》、《玻璃声》。着有《耶稣传》、《基督教哲学》等多种。 英译自选小说集《桥》序 外文局文学出版社要出一本我的小说英译选集，让我作序。估计起来，在我七十年写文章的生涯中，我写的散文的确比小说多，现在只好就选出的几篇小说来说一说。 我觉得我写小说时的心情，大概经过甜、酸、苦、辣四个时期。 从《超人》前后到《第一次宴会》那个时期，我的生活一直是在快乐融洽的心情中度过的。这以后我从周围的事物中感到了世态人情中有很浓厚的压抑的“酸”的一方面，我写了《分》和其他的几篇。１９５７年以后的“反右”和“十年动乱”是“苦”的时期，我只写了一篇《记一件最难忘的事情》来倾吐我心中的哀愤。再往后我写过一篇以及最后的一篇《万般皆上品……》，那是我满含着心中的辛辣写的。国家是欣欣向荣地“向前看” 了，却还有些青年人是“向钱看”的。他们“向钱看”的原因和手段却都不相同，我听到看到的够多的了，不由地笔下有了一种辣味！我想，这也不奇怪，人也和姜一样，老了就是辣的！ 介绍《小帆的灯》 北京日报《小苗》的编辑同志寄来了一篇小朋友写的《小帆的灯》，想不到我的又招来了一盏又一盏的小桔灯！ 冬季桔子很多，做一盏小桔灯并不费事，可贵的是要学我的里的那位小桔灯的制造者的那种镇定、勇敢、乐观的精神！这精神会鼓舞小朋友们对于祖国的腾飞、人民的幸福，尽上自己最大的努力！ 《女大学生抒情散文百篇》序 也许是由于偏爱，我总觉得女作家的抒情散文，总是更婉约，更细腻，更深沉，也更尖刻。 信不信由你！我只请读者们从这本由我国各大学里的各民族的女大学生写的抒情散文里，去考研和印证。 致黄安榕① 安榕同志： 前天收到您寄来的钦鸿同志写的《一位被遗忘的作家——记冰心的三弟冰季》，拜读之余，感极而涕！钦鸿同志手里一定有冰季的小说集，我这里已经没有了，他如果肯将冰季的小说集送给我，即使借我一读，也将感激不尽！ 冰季的那些文章都是他在对他夫人刘纪华热恋时期中写的，这段事情，我在第七段中《使我心疼头痛的弟妇》中写过。至于冰季后来的工作和遭遇，我在《中国作家》１９８７年第六期中《关于男人》之七《我的三个弟弟》的末一段，就是写他的。反右之事，就是他生命中坎坷的一段，回忆起就使我心疼，反正１９５７年以后，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在劫难逃”，还有什么话好说？……匆复，并祝撰安冰心１９８８年４月２６日①黄安榕，福州市文联副主席，《榕树》杂志常务副主编。 远来的和尚…… 我叫钱清，他叫钱宓，我们是三十多年前在美国认识的。 如今他就坐在我的对面，一身笔挺的藏青色西装，皮鞋擦得锃亮，却戴着一条黄色绣着金龙的缎子领带，似乎显得俗气，这就是钱宓。他也许看着我这一身褪了色的蓝布中山装觉得寒伧呢。 我是四十年代末期在国内一所名牌大学得了生物学的学士学位，又得了美国东部一所名牌大学的奖学金去进修的。因为成绩还不错，得到了系主任威尔逊博士的欣赏，我跟他写了硕士和博士论文。得到博士学位后，他又留我在系里当了他的助手。 也就在这时，我认识了我的妻子艾帼。她是台湾人，可是对于大陆祖国的一切，十分向往。她学的也是生物，和我接触很多，又知道我是从北京来的，总是追着我问关于北京的名胜古迹，说是“要能回去看一看多好！”她还说：她的名字本来叫“帼英”，因为热爱祖国，自己把“英”字去掉了，因为“艾帼”，叫上去就是“爱国”。那时台湾和大陆还绝对不能来往，我本来就从心里喜欢她，就和她开玩笑说：“除非你和我结婚，我就能把你带回去。”她红着脸打了我胳臂一下，她一向很拘谨，这种表示是她从来没有过的。我就大着胆子，拉着她的手说：“你如和我结婚，回到大陆，就不能回台湾去了。”她还是红着脸，低下头去说：“我台湾家里，上有兄姐，下有弟妹，我的父母是不会太想我的。”就这样，我们在美国结了婚，一年后我们有了一对双胞胎女儿，一个叫“纪中”，一个叫“念华”，也是艾帼给她们起的名字。 也就是这时，钱宓从国内来了，他是自费留学的，也想学生物，知道系里有中国老师，便来找我，拉起同胞的关系来，亲热得了不得！但是他的英文程度很差，我就推荐一个急于找工作的女生，帮他补习。这个女生叫琳达（她的母亲是个黑人，她长得却完全是白种人的样子，白皮肤，蓝眼睛，一头浅黄的卷发，因为她从来没有见过父亲，也不知道他的姓名，她便姓了母亲的姓），钱宓和她不久就恋爱上了，钱宓家里大概很有钱，因为我们看见琳达戴上了一只很大的钻石戒指。（他们结婚后，钱宓还花了一大笔钱，把琳达的母亲送到芝加哥她的兄弟处去，因为他怕朋友看见他有个黑人的“丈母娘”。）钱宓结婚后，两年中间也生了两个女儿，一个叫琳达，一个叫露西，她们常到我们家来玩。我们在家里都说中国话，琳达和露西都听不懂，因为她们的父亲，从来不教她们说中国话，哪怕是简单的一两个字！但是纪中和念华上的都是美国小学，她们可以用英语交谈。 在美国的十几年，匆匆过去了，在威尔逊博士的苦留和祖国母校的敦促下，我还是选择了回国的道路。这时钱宓又来找我，问我能不能在我任教的这所大学里替他找个位置，他笑着说：“我听他们都亲昵地叫你‘钱’、‘钱’的，也许他们会让我这个姓‘钱’的顶了你的缺。” 我腻烦地看了他一眼，说：“你自己去同威尔逊主任说说看。”我们一家就忙着收拾回国了。 这都是许多年前的事了。这二十年来，他回国来了好几次，在蒋介石未死之前，他是回大陆一次，也必到台湾一次，也都说是探亲访友，也想法到各大学去演讲。蒋介石死后，他就不去台湾了，专跑大陆。据我在美国的中国朋友信中说，他自称是国内大学请他回去讲学的。他每次回来总要通过外事部门以美籍华人教授的身分请见政府领导，于是报纸和电视上，也有政府领导接见他的短短报道和镜头……他对我倒是很殷勤的，这时正问着我们的近况，我说： “我还是教我的书，艾帼在生物试验室里当了个副教授。纪中是个北师大的毕业生，现在正教着中学。念华是医科大学毕业了，正在大学的附属医院里实习。”同时我也问他，他笑说： “琳达是个地道的美国式的贤妻良母，我的两个女儿都和美国人结了婚，对方都是商业界人士，至于他们做什么买卖，我也没有细问，反正她们都过得不错，因为她们都不必出去工作。” 艾帼把整治好的茶点端了出来，放在茶几上，我们正要开始吃茶，外面的汽车喇叭响了，钱宓赶紧扔下茶巾，站了起来说：“对不起，我要去受领导的接见了……你见过这几位领导没有？” 我也笑着站起来，说：“我一个普通的教授会有被召见的荣幸？只不过在开政协会议的时候，在台下静听他们的报告……”钱宓也不知听见没有，脚步早已跨出了门外。 我们把他送上了车，艾帼关上了院门，回头撇着嘴对我笑，“这真是远来的和尚好念经！”１９８８年４月２８日晨 介绍我最喜爱的两篇散文 《文汇月刊》约我写一篇我最喜爱的散文，已是半年以前的事了。这半年中我也看过了不少的散文，但没有什么使我特别动感情的。前几天中学生杂志社给我送来了一尊小天使铜像和一本《献给孩子们》的小天使铜像奖征文专集（因为我曾为这次的征文奖写了题词）。 我原来以为应征者一定都是中学生。翻开书本一看，文章的作者竟是些知名的作者！我十分欢喜地阅读了下去。把这本书中的散文、小说、诗歌、童话四辑的作品一口气在一天里看完了，真是琳琅满目。因为《文汇月刊》要的是“我喜爱的散文”，我就只把我最喜爱的两篇介绍一下。 第一篇是苏叔阳的《留在我心底的眼睛》。 读者们都会和我同感，一个人喜欢一篇作品总是带着很大的主观因素。因为自己的经验中，也有过这么一段，读起来就格外亲切。 我也是“在一九六六年八月”被卷进了“横扫一切”的风暴里的。我是“黑帮”，我被称为“反动学术权威”，我想： 我从来没有得过“学术权威”的头衔，我又何从“反动”起？ 我也被批斗过，但多半是“陪斗”，我还不配做主要批斗对象，我的上面还有“四条汉子”之类的大人物挡着呢。但是我还是住进了作协的“牛棚”。我和叔阳同志一样，“心里充满了迷惘和痛苦”，人人远离我，仿佛我是个传染病患者。 忽然有一天，我正在作协楼下“劳动”，我从前写过的“咱们的五个孩子”中之一周同庆，跑来看我。那时她不过十岁左右吧。我惊奇而又感动。我悄声地对她说：“你赶快走吧，这不是个好地方，我会连累你的。”她摇头说：“我不怕，谢奶奶，您是好人！”在看守着我们的人的面前，我不禁流下了热泪，这正是我关进“牛棚”后第一次下泪！ 叔阳同志却有一次更为意外的境遇：“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站在铁栏外面对着我，‘叔叔，给！’她把一根冰棍儿从铁栏外伸过来，两只眼里全是真诚和期待。”在受尽种种折磨，始终没有掉泪的他，竟也被这个“小姑娘的心”捅开了泪泉，也忍不住去接了那根冰棍。 他写：“当我再回过头来的时候，那小姑娘已经走了。” “啊，你这清秀的小姑娘，你的姓名我不曾知道，但是你的爱心，你的正直，你的透澈的眼睛给了我希望，给了我力量，使我度过了那疯狂、颠倒的岁月，我永远感谢你。” 多么可爱可敬的一个小姑娘呵！ 刘厚明同志的《陶马》却把我带进了另一个世界，一个童年欢乐的世界。这篇作品里也有一个不知姓名的可爱可敬的小姑娘！ 他写他到了“就要收场”的“地坛文化迎春会”，“这里多年不见的北京‘老玩艺’可真多：风车，空竹……都是我儿时爱玩爱吃的东西，都能勾起我重温那些逝去已久的童稚的梦。”看到这里，我不禁微笑了，这不是我七十多年前逛隆福寺庙会的回忆吗？ 他逛的这个“地坛文化迎春会”，毕竟不同于七十多年前我逛过的隆福寺庙会，因为在“一处工艺售货棚”的“玻璃柜台上放着一尊唐三彩陶马”。 他说：“这是一件真正完美的艺术品……它大有‘一洗万古凡马空’的气概。”他决定把它买下来！ 但“柜台前已经站着两位顾客”，“一个是脖子上挂着照相机的摄影记者”，“一个是挎着个帆布大画夹的小姑娘，十三四岁模样。”他们虽然有“先来后到”，但都想买这只陶马。 作者是“个人没有别的癖好，就喜欢收集工艺美术品，家里的小摆设琳琅满目，就缺一件中意的唐三彩了！” “它太美了，我要拿它画一张静物，或者就这样看着它，不也是一种美的享受，我宁可不买那两本精装的印象派画集，也要把这陶马买下来！”当作者和摄影记者都说十八块钱太贵的时候，那夹着大画夹的小姑娘却迷醉地说。 摄影记者终归是先来的，他“开始掏钱，他翻遍衣兜裤兜，连毛票带钢榍儿，在柜台上堆了一堆。数数，统共只有十四元六角七分，他要为在工艺美校上学的儿子买生日礼物的希望落空了！”那位记者“抓起钱转身要走”。 小姑娘突然叫了声“叔叔！”又“拉开她那小钱包的拉链掏出一卷钞票，抽出四张一元的放在柜台上，说“这就够了！” 记者一下惊呆了，说“谢谢，你这不是借给我钱，是把美送给了别人呀！” 在老售货员数钱的时候，记者和作者回头看看，找不见小姑娘的影子了。记者着急着说：“这孩子，也没留下地址，怎么就悄默声儿走了？我可怎么还她的钱？”说着就“拿起陶马，捂住胸前摆摆晃晃的相机，拔腿向出口追去。” 作者“望着那个方向，忽觉整个的心被一种失落感攫住。 我失落了什么呢，难道仅仅是一尊陶马？” 厚明同志，我估摸着您失去的除了一尊陶马之外，还失去了那个小姑娘的姓名和地址，也失去了和她做个“忘年交”的机会，是不是呢？ 我猜想这个小姑娘是对那个记者在工艺美校上学的、后天就过生日的儿子，有着最亲切的理解和同情，她才愿意舍弃了买下这陶马的机会，来成全这个记者的“父爱”。 （本篇最初发表于《文汇月刊》１９８８年第９期。） 落价 我们家的老阿姨回安徽老家去给儿子娶媳妇的时候，对我说：“宋老师，我这次回去，可能不来了。我总觉着在您家里干活，挺轻松、挺安逸的。我的侄女昨天从乡下来了。她刚念完初中，她妈妈就死了，她爹又娶了后妻，待她很不好，尽叫她下地干农活。我听说了怪心疼的，就托同乡把她带来了，想让她顶我的缺。她什么都会，又有文化，比我强多了。” 说着从身后拉过一个二十岁左右、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的姑娘来，说她叫方玉凤，又催她说：“你快见见宋老师，她就是你的东家！”小方腼腆地向我鞠了一个深深的躬。 那时我还没有退休，我女儿小真大学刚毕业，也在中学里教书。家中里里外外的事也不少，有小方来帮忙，我很高兴。 小方虽然瘦弱，却很利落麻利，来了不到一个月，我们就都十分喜欢她。她也因为久已没有家庭的温暖，在我们这个简单的小家庭里，似乎又得到了和睦融洽的“家”的滋味。 小真总把自己穿过的衣服，一年四季给小方换上。她俩就像姐妹一样地亲热。每天晚上小真还教她英语、数学等，鼓励她去考中专。 两年过去了，忽然有一天，小方很难为情地来对我说：有个同乡介绍她到一家面铺当售货员，每月工资有一百九十元，奖金在外。她几乎流着眼泪说：“我真是舍不得离开你们，可是我若想上学，不攒一点学费不行……”这时我已经退休了，足可以料理家务了，因此我和小真都连忙说：“这个我们了解而且也替你高兴，你去吧，有空常来走走。” 小方真地像回家一样，每个星期天都来。本来在我们家两年，她已经丰满光鲜得多了，这时再穿上颜色鲜艳的连衣裙，更是十分漂亮，我们都笑说几乎认不得她了。 她每次来，都带着果品，尤其常送些新鲜的南豆腐，她说：“从书上看到老人骨节疏松，最好吃些带‘钙’的东西，除了牛奶、鸡蛋之外，最好的是豆制品了。你们上街买菜时，不容易碰得到好豆腐。”当我们辞谢她时，她还对小真挤眼，笑说：“我的工资比你们都高，这点东西算不了什么。”我们也只好由她。 有一天，她拿来了一架小长方形的白色蓝面的收音机，放在我的书桌上，说：“这收音机才十八块钱，不到我工资的十分之一，你们早晨起来听‘新闻和报纸摘要’不比订那些报纸强么？从前我每次到邮局去替您订这个报、那个报的，我都觉得很浪费！其实那些报纸上头登的都是一样的话！”我一边赏玩着那架小巧的收音机，一边笑说：“报纸上也不尽是新闻，还有许多别的栏目呢。而且几份报纸看过了，整理起来，也是一大摞，可以卖给收买破烂的，不也可以收回一点钱？” 小方打断了我，说：“您不知道，‘破烂’才不值钱呢！现在人人都在说，一切东西都在天天涨价，只有两样东西落价，一样是‘破烂’，一样是知识……”小方忽然不往下说了。 我的心猛然往下一沉，心说：和破烂一样，我们是落价了，这我早就知道！１９８８年５月１１日晨致宫玺宫玺同志： 得来信，使我十分不安！您夫人是什么病？在哪个医院看的？我都不清楚，您千万要·镇·定，要·乐·观，这和病人心理，也有关系，您心神不宁，对她也有影响。 文集事千万不必着急！可否让社里别人来看，也可减轻您的负担，巴金纪录片还未看过，我们倒是常通信。 吴青当了市人大代表（她哥哥也是北京市人大代表，她在海淀区，他在丰台区）。她就是太爱说话。匆复并祝合第安吉！！ 冰心五、廿三、一九八八 致王安忆 亲爱的安忆： 你那本长篇收到了，我觉得不如你从前写的那般好看，你要锻炼你的素质如意志毅力，自控力等等，从那篇小说里，我不大看得出来。 你去一趟日本，感想如何？我案头现在正供着有日本朋友因听到我病了，由国际花店，送来一银盆的鲜花，真美！将来寄张相片给你看，我希望你再写些短篇，祝你母女安吉。冰心五、三十、一九八八 我感谢——《人民日报》创刊４０周年感言 在《人民日报》创刊四十周年之际，我忍不住从心底向她呼唤出最诚挚的感谢。我感谢《人民日报》文艺部的诸位编辑同志，这四十年来，让我在副刊的版面上，印上许多我当时的欢乐和忧思！ 编辑同志回忆说，我在副刊发表过《再到青龙桥》和《再寄小读者》的头几篇，那都是一九五八年的事了。我记得在一九五六年六月我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一篇《一个母亲的建议》。 以后的就是一九五七年的《观舞记》，一九五八年的《我们这里没有冬天》，一九五九年《我们把春天吵醒了》，一九六一年的《樱花赞》等等。 但是我最感谢的还是那一篇一九八七年十月十日写好，直到十一月十四日才发表的《我请求》。我几乎每天都能得到一两封小读者的来信，都是他们从课本上读到《寄小读者》或的反响。没想到我得到大读者对我的作品反响最多的，却是这篇《我请求》！大约有好几十封吧，而且写信人多数不是教师。他们也都同情我的看法。 今年五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的一篇署名评论《多一些阳光，多一些透明》，给我平添了许多吐出喉头骨鲠的勇气。 千真万确的是：多一分透明度，就多一分凝聚力！也就是文章中所说的“密切领导与群众关系，争取群众为国分忧”。 为了增加透明度，我还想做一次文抄公，其实这些文章和消息在书刊上都已经登过了。 在《教育与职业》杂志今年五月号里有两篇转载，一篇是《重视教育，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另一篇是《制定教师法，提高教师地位和待遇》。 前一篇的文章一开头便说：“十三大报告明白指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必须坚持把发展教育放在突出的战略地位’。……如果今天我们还不痛下决心与狠心，把教育事业落实在行动上而不停留在口号上……那么，报复将在我们的子孙后代，将在二十一世纪。” 后一篇文章内提到：“现在浪费现象十分严重。去年教师节时，全国政协政教组邀请农村教师代表座谈时就发出呼吁，把挥霍浪费的钱财节约下来用在教育上……我们近来在报上看到：２５００万元建成一个‘死厂’，２００多台机器设备面临变成废铁的危险……近二三年花外汇３亿美元，进口食品机械３０００台套，其中冰激凌机７００多台，雪糕机３００多台……有人说我们只看到‘冰激凌危机’，‘雪糕危机’，没有看到‘教育危机’。” 作者呼吁用十三大精神统一我们的思想，把发展教育放在突出的战略地位。 好了！我终于看到了五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上面登出的使全国人民兴奋的消息！就是说，五月二十七日上午李鹏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第六次常务会议，决定停建一批不必要的楼堂馆所，省下的钱将用于教育和改善人民生活。 我感谢这英明的决策，也感谢使我知道消息的《人民日报》。 致巴金 巴金老弟： 昨天上午从我的展览会回来，就得到你七月六日的信，昨早我在会里看见了你让他们送我的花盆，又听说你有祝贺的电话来，真是太感谢你了。昨天的会上相当热闹，朋友不少，鲜花也多，有几位朋友讲了话，但都在我去以前，他们只让我坐轮椅上在会场转了一周，半个小时就回来了，回来后读到你的信，你的真话，使我感动，就那么写吧，几十个字就可以了。“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你写字困难，事情又烦，不要回信了，让香香写就行。告诉香香我谢谢她的贺电，他们已把它陈列上去了，吴青请你鼓励，我以为不如控制她，这孩子太任性，总有一天……请你保重！！问端端、暄暄和一家好！ 冰心七、十三、一九八八 致宁民庆 民庆同志： 您的信早就收到了，信债文债太多，迟复为歉。 我没有文章题目，也未读过《人才报》。我倒有一个问题，想请读者想想再回答。 我从小读书，老师说：“士”为四民之首，所谓之“士”，当然指“读书人”了。现在都讲“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无“士”呢？没有答案，我也说不出来，请您在《人才报》上问问读者们吧！ 匆匆，祝撰安！ 冰心七、廿二、一九八八 《赵朴初诗词集》序 我和朴初同志是在一九五五年一月参加以刘宁一同志为团长的“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到日本的旅途中认识的，当我看到团员名单上有赵朴初居士时，我总觉得对于这位超然物外的居士，我们俗人应当敬而远之。想不到见面交谈之后，他竟是一位不但可敬而且是可亲的朋友！他洒脱温蔼，不但深通佛学，而且精书法，善诗词，在这些方面都是我没法做到，而却是朴初的擅长。我们又都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会员，彼此熟悉了以后，他每写出一首诗或词，必正笔赠我。他的一首《金缕曲》，追悼周恩来总理的，每次披读，总使我下泪。这位居士并不能超然物外，他是个大忙人，要参加海内外种种宗教活动，仆仆于海内外寺院庵堂之间，求书索诗的人，又踏破了门槛。他常对我抱怨找不到一个接班人，我放眸海内，也寻觅不到能像他于万一的人，至少是现在！ 朴初要重新发表他的诗词集，要我作序，我感到了意外的荣幸！ 冰心一九八八年七月廿八日 致巴金 巴金老弟： 你的那篇序言和信都收到了。那么热的天，你的手又抖，居然写了那么长的文章，真是使我感激！打电话把卓如在大雨中叫来，她看了简直是喜极欲狂。我说，“你自己写信谢谢巴老吧！”吴泰昌又来多次电话，要这篇序在文艺报上发表，卓如说要复印一份寄给他。 吴青去青岛讲学，陈恕父子也跟着去了。因为陈恕的母亲在青岛住他姐姐家，已于七月底走了，要八月十三日才回来。 吴冰得了美国哈佛大学奖金要赴美进修一年半，八月廿日就走了。她读了你的序，说“巴金舅舅写得真好，这么热的天，难为他了。”北京也是盛暑，讨厌的是雷雨说来就来，潮湿得和南方一样，我最不惯，关节炎又犯了，老了，总有些毛病。 我心里常常装着你们一家人，小林夫妇和端端、棠棠夫妇和暄暄，以及现在还在你身边的香香，她何时回来？我的生活，囿于一室之内，孩子们正为我忙“空调”，不知何时能安上。他们叫我不要管，“静言思之，不能奋飞”！望你保重，一家人平安快乐！冰心八、三、一九八八展览会你送我的花，让我的儿子吴平拿回家去了，我又把缎条拿回来。 干涉 晓岚手里捏着一摞“杨谦教授启，上海柳缄”的航空信封，呆呆地坐在父亲的书桌旁边。 爸爸临时到沈阳开学术会议，去了两个星期，这是两个星期内从上海来的信，一共是四封，摸上去都不薄，而且字迹十分娟秀，好像春风里摇曳的柳枝一般。 爸爸是经济学教授，是个学术权威，他已经七十岁，过了退休年龄，可是学院里还请求他带几个研究生。 爸爸和妈妈是大学里同班同学，恋爱结婚的，婚后又一同留校教学，生活十分美满。他们有两个女儿，晓岚和晓芬，她们也都结婚了。晓岚是和她的一同上山下乡的知青王卫东恋爱结婚的，有了一个八岁的儿子叫冬冬。晓芬和她的爱人李卓，是在大学里同班，恋爱结婚的。她们两姐妹婚后，都分住在各自的机关里。 爸爸和妈妈的宿舍是大学高知楼里一个四室一厅的单元，他们夫妻的卧室是比较大的，放着有“席梦思”褥子的双人床，大穿衣柜，五斗柜等等，对面朝北的一间，是老阿姨住的。客厅的右边是他们的书房，比卧房小一些，两张书桌对面放着，如同一张大方桌，沿墙是好几个书柜，客人来了都称赞房子布置得真好。 不幸的是妈妈于十年前因心肌梗塞突然去世了，爸爸十分悲痛，还把妈妈的骨灰盒放在自己书桌旁边的书架上，来陪伴自己。他不会照料自己，晓岚一家便很高兴地搬来和他同住。爸爸把那间大卧室让给他们，自己住到书房里去。冬冬也由那个老阿姨带着住，在北屋里。爸爸每月的工资，一大半都交给晓岚作为家用。晓岚觉得日子过得又轻松又自在，她努力把爸爸侍候好，又悄悄地把妈妈的骨灰盒藏在墙柜里。 想不到在妈妈死去十年之后，爸爸到上海开过一个学术会议回来，爸爸的精神活泼了起来，面色也红润了，说话也显得兴奋，而且还常常得到“上海柳缄”这种很厚很厚的信！ 爸爸是不是又和人搞恋爱了？晓岚从心底涌上一股酸涩的滋味。是替妈妈吃醋呢，还是看不起爸爸，仿佛他这样做有失身分？ 她手里拿着那几封信，正在发愣，妹妹晓芬来了，她是来看爸爸的，听说爸爸临时到沈阳去了，又看见晓岚手里的几封信，晓岚便把自己心里的疑虑，告诉了妹妹。不料晓芬却很高兴地笑了起来，说：“妈妈走了以后，爸爸似乎老了许多，如今又有了对象，足见老来也需要贴身的、可以讲些老话的伴侣。此外，还有许多事，比如病痛，我们到底不能照顾得周到。我看这事如果有了眉目，你千万不要干涉！” 晓岚难过地说：“我不是想干涉，不过爸爸临老又恋爱结婚，他的学生们听见了，也会笑话……” 晓芬笑说：“你和王卫东恋爱的时候，妈妈还不同意，嫌他不是书香门第出身，不是爸爸坚持说：‘不要干涉儿女的恋爱和婚姻的自由’吗？我看你还是……” 两个姐妹的谈话，就僵着说不下去了。 过两天爸爸从沈阳回来了，晓岚把“上海柳缄”的几封信给了他。他高兴地接了过去，看过了笑对晓岚说：“这位柳教授要参加一个旅游团来到北京。在上海开会时她接待过我，我想我也应该好好地接待她。” 晚上过道墙上的电话响了，晓岚不等爸爸出来便抢着去接，摘下了话筒，据说是从科学院招待所打来的，话筒里是一位女人很清脆的声音，问“杨谦教授在家吗？”晓岚说，“在，您贵姓呀？”话筒里说“我姓柳，从上海来的。”这时爸爸已经站在身后，把话筒接过去，晓岚一扭身便回到自己屋里，把屋门砰地一声关上了。 爸爸来叩她的屋门，笑着说：“刚才那个电话就是那位柳青教授来的，我想陪她在北京玩两天，再请她来家吃饭，到时你就准备一下，也叫晓芬夫妇来参加吧。”晓岚低着头，“嗯”了一声。 从第二天起，爸爸就天天出去，每天临走时都说：“我不回家吃饭了，你们不要等我。” 到了爸爸让她准备请客的那一天，晓岚一面腻烦地帮着老阿姨做菜，一边忧郁地想，“假如爸爸真的和柳教授结婚了，我们就必须把这房子让出来，回到那两间窄小的单元里，去过从前那种清寒的日子，连保姆也请不起了……我必须干涉爸爸的这段婚姻！” 在这天的宴会之前，她从墙柜里搬出妈妈的骨灰盒来，拂拭了一下，又摆在爸爸书桌旁边的书架上，还在客厅和爸爸的书房和卧室墙上挂上几张爸爸和妈妈不同时期的合影。 晓芬夫妇在宴会前半小时才兴冲冲地来了，还带来一大把鲜花。在插花的时候，他们看了客厅和爸爸屋里的新的布置，都惊诧地对看了一眼，又看了晓岚一眼，默默地低下了头。 这时爸爸已经陪着一位衣着很素净，仪态很大方，年纪在六十岁左右的妇女进来，一面笑着向她介绍说：“这是我两个女儿的家里人，”又对她们说：“这位就是柳青教授。”大家向前一一地握了手，喝过茶后，晓岚立刻就带客人去参观他们的居室。爸爸看见自己的书架上又摆上了妻子的骨灰盒，面容不由得严肃了起来，饭桌上王卫东和晓芬夫妇都热情地同客人谈笑，也问长问短，知道柳教授的老伴过去十二年了，也有已婚的两个儿女，也都住在各自的宿舍里，只每星期天到柳教授住宅里来聚餐。晓岚却是除了向客人碗里夹菜之外，一语不发。冬冬却向他妈妈耳边悄悄地夸“这位老太太真好！” 饭后喝过咖啡，柳教授就起身道谢告辞，爸爸说：“我送你到出租汽车站吧。”晓岚就表示也要去送，晓芬急忙在姐姐的胳臂上捏了一把，晓岚只好说：“冬冬陪外公走一趟吧。”冬冬就追了出去。 不久，冬冬就回来了，说：“外公说外面太冷，叫我快回去，怕凉着。”晓岚赶紧问： “他们还说些什么？”冬冬搔了搔头说“仿佛是那位柳奶奶说，‘看来你大女儿不喜欢我们在一起——’外公叹口气说，‘恐怕我们只能像铁路上的两条钢轨，尽管一路并肩同行，可是永远也不会聚在一起……’”１９８８年８月５日晨（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文学》１９８８年第９期。） 致宫玺 宫玺同志： 因为肠胃关系，又到医院住了三个星期，今天才有机会来还信债！您的八月一日的信收到许久，我还是关心您爱人的病，我们只尽我们的心力，死生有命，人生总要经过这一关。 我是过来人，您会得到我的同情！我的书何时出版都没有关系，不必急急为此费神。初愈腕弱，书不尽意！冰心九、八、一九八八 题赠刘金涛 您以精湛的艺术，替我裱了许多字画，也有名人的，也有我自己胡写的，从不索要报酬，我真不知该怎么办！这是一张日本朋友送的好宣纸，扶病书此请金涛同志留念！冰心戊辰仲秋 我呜咽着重新看完《国殇》 在我因病入院之前，编辑同志便要我写一篇评论霍达同志的报告文学《国殇》这篇文章，我一听到“国殇”这两个字，就心惊肉跳！我准知道这一定是一位满含着热爱祖国和一腔冤愤之心的作者，用自己的笔浸着血泪写的。入院以前的我已经一点力气都没有了，我经不起这种刺激，便搁了下来。三个星期以后，从医院回来，才把这篇惊心动魄的文章看了一遍。我伤心而又担心。担心的是看到这篇文章以后能有权力处理的人，不会有时间来看它，看到它之后又“忙”得未必伤心！ 但我想中国十亿人民之中，应该还有一些“关心祖国前途民族命运的人们”。这些人虽然只是一些老百姓，一些“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但他们至少比我年轻一些，劲头大一些，也乐观一些。 《国殇》的作者，听说是一位女作家，虽没有同她见过面，但我佩服她的勇气，她把半边天撑下来了！我向她致敬！希望她一直坚持这样地写下去，至少我希望她不像我这个“多少事欲说还休”的老人！ 《国殇》里那些为“国”而“殇”的知识分子，我一位也不认得，但他们的形象在我的脑子里是活灵活现的！因为这样的人物和他们的遭遇，不但科技界中有，社会科学界中也有，文艺界中也有，正如这篇文章里说的：“我国具有高等教育水平的知识分子共约６００万，他们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埋头苦干了几十年，‘文革’过后（“文革”前头，还应该加上“反右”二字！——冰心注），在科技、文化、教育事业一片荒芜，百废俱兴的时期，他们成为最可依靠的中坚力量，或曰‘中流砥柱’，他们一直在超负荷、高消耗下疲于奔命，体质一直下降或未老先衰，或猝然死亡，这不是偶然的现象了。” 文章的末尾说：“我国知识分子的总收入尚不及普通劳动者（比起腰缠巨万的“倒爷” 来，更有天渊之别了。——冰心注），大约是世界上知识分子待遇最低的国家之一了，而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知识分子都格外得到尊重，有着一般体力劳动者所不及的优厚待遇，我国中高级知识分子的寿命比全国人均寿命要短近十年。为了中华民族的腾飞，抢救中年知识分子迫在眉睫。” 说“腾飞”是很乐观的话，长出翅膀的知识分子，有的已经折掉了，坠地了，有的已经飞走了，“外流”了，抢救谈何容易！ 说一千，道一万，抢救知识分子的工作，还得知识分子自己来做，“殷忧启圣，多难兴邦”，呼吁，请求，是没有多大用处的，我有这个经验！１９８８年９月１日急就 致巴金 巴金老弟：近来真想你！我身体也不太好，本来行动就不便，整天在屋里转来转去，腻烦极了！看书又没有什么好的，我想若能把我们两人弄到一处聊聊多好！我病了三个星期，刚从医院回来，已好，勿挂！ 听说小林病了，全家流感，怎么回事？不要紧吧？愿她千万保重。听说你住院，没有别的，只是“胆”大，你的胆本来就大！否则如何写出《随感录》！ 问香香好，收到了她的信，希望她快回来，棠棠的电影剧本一定要寄我！ 北京已到金秋，十分爽人，就是物价也在飞涨。 祝大家好！ 冰心九、廿七、一九八八 致宫玺 宫玺同志： 九月一日示悉。我的文集怎么出都行，收错了文章，也不要紧，不要多去顾虑。巴金为卓如写的我传作序，我很感谢。《巴金传》也在你社出版，很好。我惦记的是您爱人的病！ 近况如何？要宽心一点，乐天知命，我经历多了，只能这样安慰您！ 常从杂志上看到您的小诗，真不错。病了三星期，刚从医院回来，恕不多书。祝合家安吉！ 冰心九、廿七、一九八八 《冰心读本》序 这个读本里所选的散文，多是我在二十至三十年代之间，在国内外写的。那时我年纪轻，感情天真也比较敏捷，写起来情到笔到，没有太多的考虑。我想这种文字对中学生文库的读者仍可能有较好的共鸣。但是八十年代的青年到底比二三十年代的会有更广阔的视野和更深沉的反思，一定会写出比这些散文更好的文章！冰心１９８８年国庆日 致陈 致陈①亲爱的大姐： 前天就接到你的信了，但吴青拿去，说她代回，结果是反而耽误了。学玢同志的病怎样了？服了爷爷当初吃的通大便的药，有没有效验？超声波的结果如何？万分挂念。我的身体仍不太好，您去了也只好一切凑付。张阿姨人很好，但是力气不够，吴青陈恕尽力帮忙，但也不能常在家。我看我是活得太长了，成了个多余的人！我只希望姐夫早一点复原，您可以早点回来再陪我一两年就行了。许多朋友来，如周明、吴泰昌等都问您好，也希望你早回来。你带衣服花了那么多钱，真是冤枉。吴冰从美国来信也问你好，余不赘。祝你合家安吉。冰心十、二、一九八八①陈，冰心的小女婿陈恕的大姐。 喜谈《炎黄子孙》 《炎黄子孙》是在亚洲这一块上下五千年，纵横近千万里的中国土地上的炎黄子孙的业绩和工作的报道和纪录。我从这本刊物里得到了许许多多我已经知道或从未知道的关于古今中外的我亲爱的同胞们的追求和信息；这对于八年来因病而闭居不出的我，是个很大的快乐和安慰。我从心里感谢《炎黄子孙》，祝愿它越办越好，也祝愿八十年代的炎黄子孙在追求和事业上，有更宽阔的视野和更深沉的反思！一九八八年十月八日为首届“我看中国”国际青少年征文作品选题词希望参加“我看中国”的国际青少年们能以真挚的心情、宽阔的视野和深沉的反思，来看这个有五千年历史的八十年代的中国！ 冰心一九八八、十、十一年７月，长春教育局印刷厂印制。） 致陈 致陈亲爱的大姐： 至今未得你信，十分挂念！不知大姐夫做完超声波以后的情形怎样？ 这里一切照常，不过你不在这里，情形就又不同了，以后再说吧。有一封南京《扬子晚报》的信是给你的，特转上。 问你们一家人好！ 冰心十、十三、一九八八 关于男人（之七） 九追忆吴雷川校长 一九八五年文藻逝世后，我整理他的书籍，忽然从一摞书中翻出一个大信封，里面是燕京大学校长吴雷川老先生的一幅手迹。那是一九三七年北平沦陷后，我们离开燕大到云南大学去的时候燕大社会学系的同学们请吴雷川校长写的、送给我们的一张条幅，录的是清词人潘博的一首“金缕曲”，吴老在后面又加了一段话。找到这张条幅，许多辛酸的往事又涌上心头！我立刻请舒乙同志转请刘金涛同志裱了出来，挂在我的客厅墙上。现在将这幅纸上的潘博的词和吴老的附加文字，照录如下： 无用武，尚有中原万里！胡郁郁今犹居此？驹隙光阴容易过，恐河清不为愁人俟。闻吾语，当奋起。青衫搔首人间世，叹年来兴亡吊遍，残山剩水！如此乾坤须整顿，应有异人间起，君与我安知非是？漫说大言成事少，彼当年刘季犹斯耳，旁观论，一笑置。 文藻先生将有云南之行，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诸同学眷恋师门，殷殷惜别，谋有所赠，以申敬意，乃出此幅，属余书之。余书何足以充赠品？他日此幅纵为文藻先生所重视，务须声明所重者诸同学之敬意，而于余书渺不相涉，否则必蒙嗜痂之诮，殊为不值也。附此预言，藉博一粲。 二十七年六月杭县吴雷川并识一九二六年我从美国学成归来，在母校燕京大学任教时，初次拜识了吴雷川校长。他本任当时的教育部次长；因为南京教育部有令国内各级教会学校应以国人为校长，经燕大校董会决议：聘请吴老为燕大校长。吴老温蔼慈祥，衣履朴素，走起路来也是那样地端凝而从容。他住在朗润园池南的一所小院里，真是“小桥流水人家”。 我永远不会忘记有一个夏天的中午，我正在朗润池北一家女教授住宅的凉棚下和主人闲谈，看见吴老从园外归来，经由小池的北岸，这时忽然下起骤雨，吴老没有拿伞，而他还是和晴天一样从容庄重地向着家门走去，这正是吴老的风度！ “七七”事变后，北大、清华都南迁了，燕大因为是美国教会办的，暂时还不受干扰，但我们觉得在日本占领区一刻也呆不下去了，文藻同云南大学联系，为他们创办社会学系。 我们定于一九三八年夏南迁，吴老的这一张条幅，正是应燕大社会学系同学的请求而写的，这已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 此后，太平洋战起，燕大也被封闭，我们听说汉奸王克敏等久慕吴老的为人，强请吴老出任伪职。吴老杜门谢客，概不应酬，蛰居北海松坡图书馆，以书遣怀，终至愤而绝粒，仙逝于故都。 吴老的书法是馆阁体，方正端凝、字如其人，至今我仰瞻挂在客厅墙上，从这幅字迹，总觉得老人的慈颜就在眼前，往事并不如烟！１９８８年１０月２１日清晨致巴金巴金老弟： 十月十一日信收到，我也想向你发发牢骚，但牢骚发了又有什么用处？倒是大家聚一聚，什么都谈，不只是牢骚，谈些可笑，可悲，可叹的事，都可以打发日子。 小林信我已回了，你“胆”大，可以敢说真话，精神是应有物质为基础的！ 昨天看见《文艺报》上有你的话，说你不会搁笔，我想也是。你总是说搁笔，我相信你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北京已经冷了，炉子未来之前，只赖阳光了！问你们一家好！ 小林要好好休息，她太累了！听说她要到香港，换换空气也好。 香香何时回来？ 大姐十、廿四、一九八八养猫林斤澜同志来信叫我谈养猫，但我并没有养猫。 咪咪是我的小女儿吴青养的。不过在选猫时我参加了意见。 当三只小猫都抱过来放在我的书桌上时，我一眼就看上它！它一身雪白，只有一条黑尾巴和背上的两块黑点。 我说：这猫的毛色有名堂，叫做“鞭打绣球”。我女儿高兴地笑了说：那就要它吧。一面把它的姐妹送走了。 后来夏衍同志给我看一本关于猫的书，上面说白猫有一条黑尾巴，身上有黑点的，叫做“挂印拖枪”。这说法似乎更堂皇一些。 我自己行动不便，咪咪的喂养和调理，都由我的小女儿吴青和她的爱人陈恕来做。他们亲昵地称它为“我们的小儿子”。特别是吴青，一下班回来，进门就问：我的小儿子呢？ 他们天天给它买鱼拌饭吃，有时还加上胡萝卜丝之类的蔬菜。天天早上还带它下楼去吃一点青草。还常常给它洗澡。 咪咪的毛很长，洗完用大毛巾擦完，还得用吹风机吹干，洗一次澡总得用半天工夫。 咪咪当然对它的爸爸妈妈更亲热一些，当他们备课时，它就蜷伏在他们的怀里或书桌上，但当它爸爸妈妈上班的时候，它也会跑到我的屋里，在我床尾叠起的被子上，闻来闻去，然后就躺在上面睡觉，有时会跳上我的照满阳光的书桌上，滚来滚去，还仰卧着用前爪来逗我。 只有在晚上大家看电视时，只要吴青把它往我怀里一推，它就会乖乖地蜷成一团，一声不响地睡着，直到它妈妈来把它抱走。 咪咪还有点“人来疯”，它特别喜欢客人，客人来了，它总在桌上的茶杯和点心之间走来走去。客人要和我合影时，陈恕也总爱把它摆在我们中间。因此咪咪的相片，比我们家第三代的孩子都多！ 咪咪现在四岁多了。听说猫的寿命一般可以活到十五六岁。我想它会比我活得长久。１９８８年１０月２８日阳光满室之晨痴人说梦我几乎没有一夜不做梦。 我记得西方有位作家说：旅行了几十年的人，他的手提箱上重叠地贴上了许多旅馆的商标纸。最下面的是永远也揭不下来了。人的脑子也一样，最先留下的印象也是永远抹不掉的，总在梦中重复出现。 我的梦里的人物，都是七八十年前的我的父、母、弟弟、师、友……醒来涌上我心头的，是龚定庵的诗“……忧患稍稍平，此心即佛者，独有爱根在，拔之暴难下，梦中慈母来，絮絮如何舍”。 昨夜又梦见我回到美国威校宿舍“娜安壁迦”楼去——其实这座楼早已拆掉了——我住的却是一间三角形的屋子。 我说：这间屋子虽然窄小，却离慰冰湖最近，还同美国同学争了半天！ 最近七八年来，寸步不离的美国朋友送我的“助步器”，和常在我书桌上打滚的咪咪，却从来没有入梦。我在梦中虽不是健步如飞，却也来去自由。从容地游山逛水。而跳到我书桌上的不是咪咪，而是我母亲所喜爱的那条花白长毛的“北京狗”！１９８８年１０月３１日晨（本篇最初发表于《散文世界》１９８９年第１期。）一颗没人肯刻的图章我每天都会得到一两封信，而每当“作协”的信使来时，更会得到一大捆小朋友的信，这些信有的是从同一个小学校来的，大概是这班小朋友在课本上读到我的一封《寄小读者》，于是老师就让他们来写回信。总之，无论是老、中、青或小朋友的信，信末总是祝我“健康长寿！” 我活了八十八岁，寿是不短了，但是健康呢？ 我不能和健康的老人一样，不用说国内国外地旅行访问，就连“闲庭信步”也做不到。 八年前我的右腿摔折了，虽然做过手术，但仍只能扶着“助步器”，至多到隔壁我的小女儿住的单元去坐一坐。每月到医院检查时，是要下楼坐车的，也是靠我的外孙或司机同志背我下楼，再塞进汽车里。总之，我是个废人！ 每天，天还未明，我就醒得双眸炯炯了，我一想到又得过一天“废人”的生活，就恨不得甩掉这一个沉重痛楚的躯壳！ 但是我的儿女们和大夫们还千方百计地保我“永远健康”！ 可见甩掉一个躯壳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想起至圣先师孔子有过一句“骂人”的话：“老而不死是为贼”。 我就想刻一颗“是为贼”的闲章来嘲弄自己。 我请了一向替我刻闲章的朋友王世襄，他笑着摇头不干！ 我又请别的许多朋友，他们也都是笑着摇头。我只好请我的老朋友胡藉青大姐去请一个职业的刻图章的人来做这受酬的工作，没想到她倒请到了一位王老先生替我刻了，还亲自送来。我真是喜出望外。 现在这颗闲章，已经用过几次了，是几位年轻的朋友，向我索赠近作的时候，在书上印上了我的所有的图章，其中自然也包括所有的闲章，“是为贼”是最后的一颗！ 我替团体或个人题字的时候，却从来不用它，因为这颗图章，“不恭”的意味太重。１９８８年１１月６日晨致宫玺宫玺同志： 《中国散文诗一百篇》两本及信已收入，谢谢。有工夫好好看看。 您爱人的病如何了？为什么没有提及？希望她早日康复。 我很好，勿念，祝好！ 冰心十一、七、一九八八致葛翠琳亲爱的翠琳： 你的热情洋溢的信早收到了。你的两个“研究会”，都已组成，且得到各方面的赞助，这都是精力旺盛的你的努力结果，可喜可贺！“冰心儿童图书奖”，可有可不有，不必为此费太多心思，韩素音和我本来约好，因那天我去医院查体，回来累了，和她另约，她又必须第二天走，终未见面，为憾！今天立冬，我楼早已有暖气。 祝好！ 冰心十一、七、一九八八致王安忆亲爱的安忆： 那么大的一张稿纸只写几个字，可是我把你的散文集看完了，多好的一本书，把你的生活和思想都写进去了，我本来就喜欢散文不修饰，想到那里写到那里，从里面我还认识了你的父亲。 我的病早就好了，不必挂念，北京虽冷，但阳光好，暖气热，我没有穿棉衣。你母亲好吗？请代道念，祝你小夫妻百年偕老！ 冰心十一月十三日一九八八无士则如何前几年，不少领导人常说：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其后，又有人加了一句： 无兵不安。这些话都对，概括得也非常准确。可惜尚缺一个重要方面——无士怎么样呢？ 士，就是知识、文化、科学、教育，就是知识分子、人才。 几个月前，我曾向一些同志提出这个问题。后来有的报刊将我这问题公开发表了。我想，发表也好，让社会上各方有识之士来一起思索吧。 果然，半个月中，我就收到有全国政协转来三封信件，就是“无士则如何”的回响。即使是微弱的回响，也比石沉大海要好。恕我没有征求他们的同意，将三封信的内容摘录如下。因为我觉得信虽是写给我个人的，而谈论的却是全社会、全民族所关心和应该关心的大事。 江西南昌油脂化工厂陈水根的信中说： “我个人认为答案应是无士不兴。兴者，旺盛之谓也。 ‘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同样，没有文化的群体是愚蠢的群体。无士，我们的事业就不会兴旺发达。 “我是一个普通老百姓，接触的是大众的实践。我认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不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是不可思议的。 无论在国际还是在国内，吃亏在文化素质低的例子俯拾皆是。 您老知道的比我更多（这倒未必。——冰心注）。这要引起领导们的重视。尤其是决策者的重视，要把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议议。 “任何民族都需要有一精神支柱，尤其是当今改革开放的时代，尤显重要。这支柱的建造需要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与道德修养凝聚。舍此别无他路。因此，要重视文化知识，重视道德修养，重视知识分子、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是势在必行、理所当然的事。” 黑龙江齐齐哈尔市求是新能源研究所杨俊宇同志信中说： “目前我们国家正在进行四化建设，目的是要建成文明昌盛的国家。否则，我们就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了。因此，我悟出了你所提的问题的答案，这就是‘无士不昌’。加上这句，就完整了。是否有当，请您及政协委员们给以指正。” 四川成都５１３信箱余人同志对这个问题更作了详尽的阐述。他说： “士者，知识分子也。它是和知识、科学、社会文明紧密联系的代名词。中国要富强，中华要振兴，一要靠民主，二要靠科学。但归根到底是要靠科学。因为民主也是一种科学，它属于社会科学范畴。一切事物，党也好，政也好，农也好，工也好，商也好，教也好，如果违背了科学而行事，必将受到应有的惩罚，产生阻碍社会发展的破坏力量。很难想象，在一个文盲充塞、科学文化落后、社会道德水平低下的国度能建设现代化的国家。靠缺乏教育和文化修养的人不能搞好现代化事业；靠杂乱无章的管理不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新秩序；靠投机诈骗、阿谀奉承、以权谋私之徒，只能搞乱整个社会。 这是再明显不过的道理。我们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还处于落后地位，究其原因，不是因为懒惰，也不是因为贫穷，而是长时期缺乏民主和不重视科学所造成的恶果。缺乏民主制度和民主观念，必然阻碍科学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而科技落后、文化素质低，社会生产力低下，又维持了不民主制度的延续。如此恶性循环，就使社会停滞不前。 “要促进民主化进程，促进科学技术发展，首先就要培养更多的士，造成更多的有用之材。而教育，又是振兴中华的基础工程，切不可认为办教育不但不赚钱、反而花大钱而丢了这项千年大计的根本，去办那些急功近利的蠢事；更不要只把重视教育挂在口头上，写在文件中，而不去办一件两件实实在在的事。 “所以，对冰心老前辈所提问题，我这个后生小子的答案，只有一句话：无士不兴！” 他们三位身在天南地北，却不约而同地说了同一个意思。 可见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也似乎无需再多说什么了。我只希望领导者和领导部门谛听一下普通群众、普通知识分子的心声，更要重视“无士”的严重而深远的后果。“殷鉴不远”，只要回想一下十年大乱中践踏知识、摧残知识分子、大革文化命所造成的灾难，还不清楚吗？ 岁月易得，“五四”运动７０周年就在眼前。七十年前，一批思想界、文化界的先锋人物，于国事蜩螗之时高举民主和科学大旗，向封建势力、军阀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冲击，揭开中国的现代史页。时隔七十年，我们今天还是要大声疾呼： 要让德先生、赛先生在中国这个古老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如果不重视“士”，不重视科学、教育、文化，德先生和赛先生就成了空谈，现代化也会流于纸上谈兵。１９８８年１１月郑振铎他是我在“五四”时期最早认识的人他是给我介绍最多朋友的人他是藏书最多的人在我病中他是借给书最多的人他是让他的女儿叫我做“干娘”的人他是我的朋友中死得最仓猝的人他是我和文藻常常悼念的人他是中国的爱国的文化人可永志不忘的人冰心扶病书戊辰大雪之日一个充满了力量的汉字我近来往往在天还没亮时就醒起了，这时周围沉黑，宇宙间没有半点声息！ 真是“万籁无声”！ 从这一句里，我心头涌上许许多多的“万”字。 我惊奇地发现：中国文字中的“万”字有这么大的惊人的魅力，它的覆盖面之大，之深，是无与伦比的。 我首先想起的是古人的诗句——我往往只记得诗句而忘了诗人的名字——如： 万山无语看焦山这把焦山写得何等挺拔、何等声势？大有“万笏朝天”的意味了。 又如咏牡丹的诗句： 万花低首避天人又把牡丹写得何等端严，何等艳丽！ 唐诗人李白有：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消万古愁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上两句写的是他的无聊、落魄；下两句写的是“一江春水向东流”之急，之快。而两岸猿声又一直伴随着他的无限的离愁。 唐诗人杜甫的： 万方多难此登临说的是当时天下动乱的情景，又如： 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那就是因自己的贫寒，而想到天下的无可庇风雨之茅屋的寒士，真是“仁人之心”。 清诗人龚定庵有：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他要叫唤出九州风雷，请老天抖擞精神，不拘一格地降下许多可用的人材。 他却也有缠绵悱恻的句子，如： 枕上逃禅遣却心头忆古人的反战文字，如李华的《吊古战场文》： 就比西方人因从月球上能看到中国的万里长城而倍加称道的，“人道主义”得多了。 昔人诗里的： 一时回首月中看写的就是三十万征人心中的“厌战”情绪，至于花蕊夫人的： 四十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就是一位女强人刺向“投降者”的一把匕首了！ 这时窗外已经出现了曙光，我对于“万”字的思索暂时被打断了。而我心中的这个充满了力量的“万”字，是不到我自己“万念俱消”，“万缘俱断”的时候，是决不会泯灭的！ １９８８年１１月２５日晨急就埋在记忆最底层的一本书前天半夜醒来，眼前忽然摊着一个打开的薄薄的本子，是我几十年来从未想到也未曾再看到的《烧饼歌》又名《推背图》（“推背”两字不知什么意思），这是明太祖朱元璋和他的军师刘基的一段谈话，和刘基说的一些对于天下事的预言，是我在一九一一年从烟台回到福州路过上海时，从大人那里看到的，是当时极为抢手的一本书！ 开头是讲朱元璋咬了一口烧饼，看见刘基来了，便把它盖在碗下，请刘基猜里面是什么东西，刘基说：“半似日兮半似月，曾被金龙咬一缺，这是一块烧饼。”以下便是朱元璋请刘基算一算将来的国运，刘基的回答，全是七个字一句的，从朱元璋以后几代的明朝皇帝一直讲到清朝的光绪和宣统（他的每句话虽极“模糊”，但是下面都有注释，也不知是谁加的。 底下又说了一大段话，如“得见金龙民心开，刀兵水火一齐来，×××××××，父死无人兄弟抬”，至此朱元璋问： “胡人至此尚在否？”刘基说：“胡人至此亡之久矣，”底下还有许多没法子解释的话，最后是：“适有异人自楚归，马行千里寻安歇……除暴安良民多谷，安享九州金满赢。” 这是一九一一年的事了，“辛亥革命”这“革命”二字，是当初许多愚昧无知，数千年习惯于封建制度之下的民众，所不能了解的，这种像算命一样的书，便应运而生了。 天快亮时，我忽然想到最后四句话的头一句，所谓“异人自楚归”，楚是湖南，这位异人是不是指的毛泽东主席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在举国纷乱中成立了么？说来也真巧！ 我写下了这一段，是想说明人的头脑，是个最奇怪的东西，在毫无联想之中，忽然浮现出一本几十年来早已忘却而且是当时看后就一笑置之的无聊的书。 和我同年龄的人不多了。这些少数的同龄人之中，不知有多少人看过这本书？现在当然是找不到了，八十年代尊重科学的中国人民更不会去找，也更不必去找它！１９８９年从评价《群言》说起我认为在我书桌上的几十种刊物杂志中，能使我不能释手地从头一篇一直看到末一篇的，只有《群言》！ 从前看过的几期不说了，只谈最近的１９８８年的第１２期，就有几篇极好的文章。 头一篇就是卷首丁石孙同志的《问题在于把教育放在什么位置》。 在我自己的经验是作为一个当家的人，一个主妇，从有限的收入中，在盘算支出的时候，总是先留下一笔最重要的买米、面粉、玉米面等等做饭、蒸馒头、做窝窝头的原料，因为“民以食为天”，而在饭食中，这些东西又是必不可少的。 至于饼干、糖果、巧克力、冰淇淋……甚至于含维他命Ｃ最多，最有营养的水果，如桔柑之类，也都是在米、面等都具有了之后，“行有余力”，才开始考虑购买的。 “教育是立国之本”是中央说过无数次的煌煌宣言，我这个小小老百姓，不必再重复了。我只记得古人说过“为政不在多言”，我希望做国家的当家人，真格地把教育经费也像每一家的主妇一样，当做买米买面的钱一样，在筹划“家用”的时候，先把它存到一边，那么至少在十亿人民之中，不至有两亿多的文盲了！ 在这一期《群言》“十年以来”栏内，还有陆诒同志的《要有点危机感》也是一篇极好的文章。但我觉得这文章的题目还“出”得太温和了！我们不是要有“点”危机感，而是应该有“迫在眉睫”、“压在心头”的“危机感”和“紧迫感”。请抬头看一看全国青少年中普遍流行的“读书无用论” 以及“全民经商”的怪现象，——我手里本来还有的，去年福建宁德县有几百位中小学教师弃教从商的事情（忘了是在哪家报纸上的）以及去年１２月２９日的《北京日报》第四版上的“辽宁省有一个学年初中生辍学１１万人”的报道，我认为这几百位教师和１１万个中学生，不是心甘情愿地这样做的，他们都有各自的“逼不得已出此下策”的怨愤理由！ 我的确老了！眼睛里又生了白内障，写字看书都有困难，我不能“引用”“抄写”我所讲的《群言》１９８８年第１２期上那两篇文章的许多警句，我请求每一个中国知书识字的公民，都来读一读这两篇文章。我们是应该都有极其深重的危机感和紧迫感。知书识字的公民们都比我年轻，不要坐视堂堂一个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肥沃土地，在２１世纪变成一片广阔无边的“文化沙漠”。但我还是幸福的，因为我无论如何是看不见了！１９８９年１月５日晨（戊辰小寒）施者比受者更为有福我看着我客厅里的两架玻璃书柜里堆叠着的许许多多海内外的朋友亲戚和许许多多不认识的小朋友送我的贺年片。 那些片上的图画真是花团锦簇，不但有花朵、儿童，还有更多的小猫（也都是白色的，和我的咪咪一样）。 我衷心地感谢这许多年来给我写信的上百上千的小朋友们，他（她）们的情意是那么恳切，字迹是那么工整，最后还总是祝我健康长寿。我的寿命真是不短，算来已经度过八十八个春秋了。但是健康呢，却有不少问题，我从一九八○年九月右腿骨折后，不但行动不自由了，生活也不能自理，这时亏得有我小女婿的姐姐陈同志，日夜在帮助照顾我。我不但夜里不能自己翻身，连人家把我扶坐书桌前以后凡是我的手够不到的地方，还是要人帮忙，比如拿一本书，一支笔，一张纸，一杯茶等等、等等都是要麻烦人的。我们一般笑骂无用的人是“行尸走肉”，但是我却连“行尸走肉”都不如，因为“尸”“肉”还能行走！ 想起我小的时候，在海岸上狂奔……就是在一九八○年以前，我也还是走遍五湖四海。 我半夜醒来还会悄悄地呜咽！ 我勉励着自己坚强起来，还满有希望似地说过“生命从八十岁开始”，但实际上那种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啊！ 我近来又增加上右膝骨上骨节增生，眼睛里又有了白内障，起来、坐下、看书、写字都有困难……总之，这些都是我从来不复小朋友信的原因。我不但没有时间，也没有了精力。 但我已珍重地将这些年来收到的千百封可贵的信，都送到巴金同志创办的“中国现代文学馆”，请他们代为收藏起来了。 中国俗话说：“岁数不饶人”，老年来到了，这原是无法抗拒的千古以来的真理。是我自己太“天真”了，不能正确地承认这个真理！ 话说回来，我看着我玻璃书柜里堆积的那些五光十色的贺年片，我心里充满了幸福！ 我也记得西方一本圣书上有句能够说出我心底的话的句子，是“施者比受者更为有福”！１９８９年１月７日大雪之后《关于男人》再版序《关于男人》再版时，由我的二女婿陈恕加上我历年来写的有关男人的文章，交给舒济同志，其中人物都是我所敬爱的男人。以前我写的都是追念已故的人物，以后我将不再这样写了，因为我已活到八十八岁，自己行将就“火”了，此后我要写的就是现在还活着的，我所敬爱的人，已写出的就是巴金！ 读《蔡元培语言及文学论着》后我不是北京大学的学生，没有亲身得到蔡元培先生教诲的荣幸，但在二十年代，尤其是五四运动时期，蔡先生是我们一般大学生心目中的第一号人物！ 蔡先生是一位卓越的民主主义革命家、教育家、科学家，是近代中国教育的奠基人。这些歌颂的话，都不必多说了。蔡先生重视教育，尤其是美育，他还重视图书馆的建设。我对蔡先生印象最深的，是他延聘教师兼收并蓄，使学生们对各种学术流派都有研究学习的机会。我最记得那时学术界所斥为最顽固的，直到民国成立几多年后，还留着辫子的辜鸿铭先生，也因为他久游西欧，学识渊博，而被蔡先生延聘为北大教授。辜先生还有他自己的条件，就是上课的时候，全班学生必须先进课堂，而后他才进去；下课的时候，也必须他先出来，然后学生才能走出课堂。这一切，蔡先生都接受了。 蔡先生爱才若渴，可见一斑。 在蔡先生和林纾先生的通信中，还可以看到先生办学的主张：一是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二是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校外行动悉听自由。这也是蔡先生的伟大之处。 还有蔡先生的《读武者小路实笃的着作有感》中，说到“中国觉醒的人不及日本多，觉醒人的力量，也还不及日本人的强，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我们决不用悲观……俄国人的尽力，是我们的模范。”这些话给我的感触极深！我是世界大战后第一批到日本去的（一九四七年），那时日本东京真是遍地瓦砾；但是，在觉醒力量很强的日本人民奋发图强的努力下，从教育入手，不到几年，人民的素质就提高了许多，我从一九五一年回国后，又几次随友好团访问日本，看她真是一年比一年地繁荣富强，如今已经是美国的强大挑战者了。我从每次来采访我的记者用的都是日本的照相机，坐的也大都是日本汽车中，看到日本科技进步之速。我们说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而在原料和人才方面，还远远没有得到重视和开发。蔡先生的“决不用悲观”，何时才能实现？！ 蔡先生还竭力提倡国语和白话文，他认为我们生在一个国家里，最重要的是求知识、谋职业、服务社会三件事，而这三件事都有应用国语的必要。同时，他也重视世界语，说是世界语可以促进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和了解。在《文学和一般艺术的关系怎样》中，蔡先生推文学为一般艺术的总代表，这更是我终身服膺的。 五四运动时期，蔡先生为营救被捕学生，奔走呼号，愤而辞去北京大学校长的职务。我看到报纸上蔡先生的短短的辞职宣言，有“民亦劳止，汔可小休”之句，可见先生当时是心力交瘁了！ 我是蔡先生的崇拜者，在“蔡元培研究会”成立之际，我虽然对蔡先生的思想和主张没有甚深的研究，近来又因年老体弱，眼睛生了白内障，看书写字都有困难。但读了高平叔同志所编《蔡元培语言及文学论着》一书，我感到我还得尽我所知，写出一点，因为这是我的荣幸！ 关于男人（之八）十一位最可爱可佩的作家这位作家就是巴金。 为什么我把可爱放在可佩的前头？因为我爱他就像爱我自己的亲弟弟们一样——我的孩子们都叫他巴金舅舅——虽然我的弟弟们在学问和才华上都远远地比不上他。 我在《关于男人》这本书里、《他还在不停地写作》一文里，已经讲过我们相识的开始，那时他给我的印象是腼腆而带些忧郁和沉默。但是彼此熟识而知心的时候，他就比谁都健谈！我们有过好几次同在一次对外友好访问团的经历，最后一次就是一九八○年到日本的访问，他的女儿小林和我的小女儿吴青都跟我们去了。在一个没有活动节目的晚上，小林、吴青和一些年轻的团员们都去东京街上游逛。招待所里只剩下我们两个。我记得那晚上在客厅里，他滔滔不绝地和我谈到午夜，我忘了他谈的什么，是他的身世遭遇？还是中日友好？ 总之，到夜里十二点，那些年轻人还没有回来，我就催他说：“巴金，我困了，时间不早了，你这几天也很累，该休息了。”他才回屋去睡觉。 就在这一年的九月，我得了脑血栓后又摔折了右腿，从此闭门不出。我一直住在北京，他住在上海，见面时很少，但我们的通信不断。我把他的来信另外放在一个深蓝色的铁盒子里，将来也和我的一些有上下款的书画，都送给他创办的“中国现代文学馆”。 他的可佩——我不用“可敬”字样，因为“敬”字似乎太客气了——之处，就是他为人的“真诚”。文藻曾对我说过： “巴金真是一个真诚的朋友。”他对我们十分关心，我最记得四十年代初期在重庆，我因需要稿费，用“男士”的笔名写的那本的书，巴金知道我们那时的贫困，就把这本书从剥削作家的“天地出版社”拿出来，交给了上海的“开明书店”，每期再版时，我都得到稿费。 文藻和我又都认为他最可佩服之处，就是他对恋爱和婚姻的态度上的严肃和专一。我们的朋友里有不少文艺界的人，其中有些人都很“风流”，对于钦慕他们的女读者，常常表示了很随便和不严肃的态度和行为。巴金就不这样，他对萧珊的爱情是严肃、真挚而专一的，这是他最可佩处之一。 至于他的着作之多，之好，就不用我来多说了，这是海内外的读者都会谈得很多的。 总之，他是一个爱人类，爱国家，爱人民，一生追求光明的人，不是为写作而写作的作家。 他近来身体也不太好，来信中说过好几次他要“搁笔”了，但是我不能相信！ 我自己倒是好像要搁笔了，近来我承认我“老了”，身上添了许多疾病，近日眼睛里又有了白内障，看书写字都很困难，虽然我周围的人，儿女、大夫和朋友们都百般地照顾我，我还是要趁在我搁笔之前，写出我对巴金老弟的“爱”与“佩”。 为着人类、国家和人民的“光明”，我祝他健康长寿！１９８９年１月２６日阳光满案之晨致王一地一地同志： 信同那本俄文书①（可惜我看不懂）已拜领，十分感谢。 我近来得了白内障，写字看书都有困难，长寿而不健康，也没有法子。祝你合家安吉冰心一，廿七，一九八九①苏联《儿童文学》“中国专号”１９８８年６月号。冰心的《中国的儿童文学》一文，发表于该刊。台湾版自序丹扉女士要在台湾出版我的那本以“男士”为笔名写的。但是那本书实在太薄了，只好将我几十年来写的有关于女人的文章来凑数。希望台湾的读者们能够欣赏数居炎黄子孙一半的中国女人是多么可敬可爱！ 冰心１９８９年１月３０日于北京纪念老舍九十诞辰老舍，您是地道的北京旗人，我只能称呼您“您”。 您是我们在重庆期间最亲密的朋友。 您是我们的朋友中最受孩子们欢迎的“舒伯伯”。 您是文藻把孩子们从您身边拽开，和他一同吃几口闷酒，一同发牢骚的唯一的朋友。 您是一九五一年我从日本回国时，和丁玲一同介绍我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的人。 您逝世的消息，是我的大女儿吴冰从兰州大学写信到“牛棚”里告诉我的。她说： “娘，您知道么？舒伯伯逝世了！” 我想说“您安息吧”，但您不会安息，您永远是激荡于天地间的一股正气！一九八九．二．二报》１９８９年２月１３日。）寄给台湾笔会的文友们旧历新年快来到了！ 这是我们中国几千年来最热闹的、传统的家族大团圆的节日。 脆响的爆竹的声音，使我痛苦地想到：一个完整的中国，为什么被人为地分成两边？把我们十二亿骨肉同胞，弄得如此隔膜？如此生分？ “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的日子，不能再延长下去了！ 我们海峡两岸的文艺工作者，永远是行进在人生大道上的十二亿同胞们的吹鼓手和啦啦队。 让我们在海岸两边一同拿起手中的如椽大笔，写出真挚深刻的文艺作品，来提醒和引导海峡两岸的十二亿同胞一同伸出爱国热情的双手，愈伸愈长，愈伸愈近，直到把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河山连成一片。一九八九二月三日在巴黎的一百天我在《关于男人》那本书里《我的老伴》一文中，写过： “在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六年，文藻休假期间，我同他在欧美转了一周……他到处寻师访友……为几个优秀学生联系从师入学的问题。到了法国，他又要回到英国的牛津和剑桥学习‘导师制’，我却自己在巴黎度过了悠闲的一百天！” 我在一书中，《我的房东》一文里提到了一些我在巴黎生活的一部分，却没有讲到我在巴黎的真实生活。 那时，每天一清早，在女仆玛利亚替我收拾屋子的时候，我不吃早点，只带一块巧克力，走到罗浮宫，坐在台阶上静静地看宫里大圆花坛里栽的红、黄、白、紫四色分明的郁金香，朵朵花上都挂着闪闪发光的露珠。 上午或下午都有那时在巴黎学美术的王、陈两位中国女大学生，来陪我谈天说地，可惜她们的名字都忘记了。回国后，“七·七事变”就起来了，我们也没有通过信。 到了黄昏，我就独自去到附近的“香泽丽榭”大街两旁的咖啡座上，啜着咖啡，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法国女人。法国的女人真俏！这俏就俏在她们的衣着打扮上。她们的衣、鞋、帽子一般都是同一色调。那年时兴的是豆青和淡红色，看着她们穿着浅青或浅红的称身的连衣裙，戴着和衣服同色的帽子，帽子上缀着同色的花，年纪十分轻的就不施粉脂，自然也焕发出容光。年轻大点的也不浓妆而是淡抹，这和我走过的日本、美国、英国以及后来走过的德国、俄国的女人都不相同，法国女人那种俏美的淡妆，使人看了眼睛和心都觉得舒服！ 王、陈二位女士还曾带我去过一个专卖妇女大衣的叫做“春天”的商店。一排排的衣架上，挂着有上千件的女大衣，式样也件件不同，颜色却都是黑的。 这段生活，可以说是我这一生中最“美”的回忆！１９８９年２月４日清晨 致巴金 巴金老弟： 听吴泰昌电话中说，你又摔了一交，伤了腰，又进医院。 这次一定要好好休息，以后也不要不服老，身边一定要有人才行。像我一样（我走路靠“助步器”）一举一动都有人扶持。 告诉你一件事，我已将你写在《关于男人》之中了（将载《中国作家》）！我从前写的都是已故的人，现在我想我已８８岁，也是“行将就火”，若不趁我还有一口气，不把几个我敬爱的男人写出来，等死了就来不及了。不过写了你以后，再写什么人就费斟酌了。 冰心二、十一、一九八九 话说散文 “关于散文”的文章我写得多了！１９５９年在《文汇报》上我曾写过一篇《关于散文》，收在《冰心文集》第四卷１９３页。 大意说：散文是我所最喜爱的文学形式……又说：我们中国是个散文成绩最辉煌，作者最众多的国家……又说散文的范围最广：如古文中的《祭十二郎文》、《阿房宫赋》、《陈情表》、《前后赤壁赋》、《陋室铭》、《五柳先生传》、《岳阳楼记》、《吊古战场文》、《卖柑者言》……无论是“文”，是“赋”，是“铭”，是“传”，是“记”，是“言”，都可以归于散文一类。 我还说：散文又是短小自由，拈得起放得下的最方便最锋利的文学形式，等等。 我还夸说：散文可以写得铿锵得像诗，雄壮得像军歌，生动曲折得像小说，活泼尖利得像戏剧的对话，而且当作者“神来”之顷，不但他笔下所挥写的形象会华光四射，作者自己的风格也跃然纸上了。 我说文章写到有了风格，必须是作者自己对于他所描述的人、物、情、景，有着浓厚真挚的感情，他的抑制不住冲口而出的……乃是代表他自己情感的独特的语言……等等，等等。 我这一辈子写了有一二百篇散文，多半都是千字文，现在拿起自己的文集来看，觉得大多数都是“做”的！连那篇《关于散文》也是“做”的，说的都是些空泛的夸赞的话，写过自己也忘了！ 但是其中有一篇，使我不敢轻易翻看，一看就会使我惊心，使我呜咽，而且它是我写过的散文中最长的一篇，大约一万五千字左右吧，这篇就是收在《冰心文集》第三卷里的“贡献给母亲在天之灵”的《南归》！ 我写《南归》的时候，只感到我是在描绘从我眼前掠过的，十分真切的人、物、情、景的一幅幅画面。我手里握着的不是笔，是兵士手里的枪，是舟子手中的桨，是伐木者手中的斧子。而从那支枪里发出的一万多颗火热的子弹，从那支桨下划起一万多朵冰冷的浪花，从那斧子砍下的一万多根尖利的树枝，都朝着我的“心”射来、溅来、刺来……使得我这一篇最长的散文，成了我不敢重读的从我血淋淋的心中流出来的充满了血泪的文字！１９８９年２月１８晨 三八国际妇女节与《民进妇女》
七十年前的“五四” 七十年过去了，“五四”运动的画面在我的心版上却十分真切。 “五四”那天，我还陪着刚动过耳后手术的二弟为杰，住在德国医院。第二天我的协和女子大学的同学车美地就匆匆忙忙地跑来了，说，“小谢，你快回去吧！昨天北京的学生为了阻止北洋军阀政府签订出卖青岛的条约，聚众游行，在街上散发传单，高呼口号，最后涌到卖国贼章宗祥的住处，火烧了赵家楼，有许多学生被捕了！过几天就要审问，你这个‘学生会’的文书，是要去旁听写报告的，快回去吧！”她说得又兴奋又激昂，第二天就带着病后的二弟回家，又回到学校去了。 协和女大是个教会学校，对于学生的教育是：“专心听道”、“安心读书”，从来不关心政治的。但是这次空前的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的力量，终于把这道防堤冲破了，我们也罢了课，参加游行，参加宣传，还三三两两地抱着“扑满”，在大风中黯旧的天安门前拦住过往的行人，请求大家捐几个铜子儿，帮助我们慰问那些被捕的学生。我们大队大队地去参加旁听北京法庭对于被捕学生的审问，我还写了一篇《听审记》送到《晨报》发表，从此我便开始用白话文写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文章，又写开了小说，都是描写当时社会问题的。 因为写作，我耽误了许多理科的实习功课，如解剖学之类。我本来想学医，入的是协和女大的理预科，现在只好弃理从文，这是否“误入歧途”呢？我至今也弄不清楚！１９８９年２月２３日 真说出了我心里的话 看了一月二十三日的《参考消息》上有“突尼斯教育经费占国家预算２５％”的消息。 他们的教育部长说：“教育改革内容主要是教育民主化，使每个６至１５岁的孩子，都有上学的机会……我们的目的是通过实行这种制度，扫除文盲。突尼斯的文盲率至今仍达４６％左右……这是一项宏伟的教育战略，其目标在于提高儿童的文化水平……使他们掌握一般的文化和受到平衡的培训。” 突尼斯是一个非洲国家，面积不过十六万平方公里，人口也只有七百七十一万，他们的教育部长能够这样地关心文盲问题，使我心里久久不能平静！我们中国，十一亿人口中有两亿多的文盲，我们怎么办呢？ 在二月十九日的《北京日报》上，我看了上面的“发展教育是建设社会主义极为主要的任务”的标题下，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的一段在国家教委工作会议上的谈话后，我的眉头展开了！我所知道的教育情况，教委领导知道的比我更多，而且“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意见和建议”。这段新闻很长，又很重要，我郑重地建议关心教育的读者，重新找出那一天的报纸仔细看看！ 李铁映同志说：“我们一定要充分认识教育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作用，必须清醒地看到，现在全国有两亿多文盲，国民平均受教育的年限不足５年。教育这等的落后状况，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严重制约着我们现代化建设。如果我们现在不作出很大的努力，把教育搞上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就会丧失时机，后果将不堪设想。”（着重点是抄者加的！）最后他说：“努力做好１９８９年的教育工作十分重要，我们要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使教育发展和改革的一系列重要指导思想，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认·识，（着重点是抄者加的！）并迈出坚实的一步。” 我近来眼睛患有白内障，看书报写字都有困难，刚才抄了半天报纸，不但眼睛模糊，我的手也酸了。但是，在书案上的灿烂阳光中和案头一瓶红、紫、黄、白鲜艳芬芳的花朵，使我心里充满了阳光和喜悦，因为国家教委说出了我心里的话，而且，说得更完善而有力！１９８９年２月２４日晨 我喜爱小动物 我喜爱小动物。这个传统是从谢家来的，我的父亲就非常地喜爱马和狗，马当然不能算只小动物了，自从１９１３年我们迁居北京以后，住在一所三合院里，马是养不起的了，可是我们家里不断地养着各种的小狗——我的大弟弟为涵在他刚会写作文的年龄，大约是１２岁吧，就写了一本《家犬列传》，记下了我家历年来养过的几只小狗。狗是一种最有人情味的小动物，和主人亲密无间，忠诚不二，这都不必说了，而且每只狗的性格、能耐、嗜好也都不相同。比如“小黄”，就是只“爱管闲事”的小狗，它专爱抓老鼠，夜里就蹲在屋角，侦伺老鼠的出动。而“哈奇”却喜欢泅水。每逢弟弟们到北海划船，它一定在船后泅水跟着。当弟弟们划完船从北海骑车回家，它总是浑身精湿地跟在车后飞跑。惹得我们胡同里倚门看街的老太太们喊：“学生！别让你的狗跑啦，看它跑得这一身大汗。”我的弟弟们都笑了。 我家还有一只很娇小又不大活动的“北京狗”，那是一位旗人老太太珍重地送给我母亲的。这个“小花”有着黑白相间的长毛，脸上的长毛连眼睛都盖住了。母亲便用红头绳给它梳一根“朝天杵”式的辫子，十分娇憨可爱，它是唯一的被母亲许可走近她身边的小狗，因为母亲太爱干净了。当１９２７年我们家从北京搬到上海时，父亲买了两张半价车票把“哈奇”和“小花”都带到上海，可是到达的第二天，“小花”就不见了，一般“北京狗”十分金贵，一定是被人偷走了，我们一家人，尤其是母亲，难过了许多日子！ 谢家从来没养过猫。人家都说“狗投穷，猫投富”。因为猫会上树、上房，看见哪家有好吃的便向哪家跑。狗就不是这样！我永远也忘不了，４０年代我们住在重庆郊外歌乐山时，我的小女儿吴青从山路上抱回一只没人要的小黄狗，那时我们人都吃不好，别说喂狗了。抗战胜利后我们离开重庆时，就将这只小黄狗送给山上在金城银行工作的一位朋友。后来听我的朋友说，它就是不肯吃食——金城银行的宿舍里有许多人养狗，他们的狗食，当然比我们家的丰富得多，然而那只小黄狗竟然绝粒而死在“潜庐”的廊上！写到此我不禁落下了眼泪。 １９４７年后，我们到了日本，我的在美国同学的日本朋友，有一位送了一只白狗，有一位送了一只黑猫，给我们的孩子们。这两只良种的狗和猫，不但十分活泼，而且互相友好，一同睡在一只大篮子里，猫若是出去了很晚不回来，狗也不肯睡觉。１９５１年我们回国来，便把这两只小动物送给了儿女们的小朋友。 现在我们住的是学院里的楼房，北京又不许养狗。我们有过养猫的经验，知道了猫和主人也有很深的感情，我的小吴青十分兴奋地从我们的朋友宋蜀华家里抱了３只新生的小白猫让我挑，我挑了“咪咪”，因为它有一只黑尾巴，身上有３处黑点，我说：“这猫是有名堂的，叫‘鞭打绣球’。就要它吧。”关于这段故事，我曾在小说《明子和咪子》中描写过了。 咪咪不算是我养的，因为我不能亲自喂它，也不能替它洗澡，——它的毛很长又厚，洗澡完了要用大毛巾擦，还得用吹风机吹。吴青夫妇每天给它买小鱼和着米饭喂它，但是它除了３顿好饭之外，每天在我早、午休之后还要到我的书桌上来吃“点心”，那是广州精制的鱼片。只要我一起床，就看见它从我的窗台上跳下来，绕着我在地上打滚，直到我把一包鱼片撕碎喂完，它才乖乖地顺我的手势指向，跳到我的床上蜷卧下来，一直能睡到午间。 近来吴青的儿子陈钢，又从罗慎仪——我们的好友罗莘田的女儿——家里抱来一只纯白的蓝眼的波斯猫，因为它有个“奔儿头”，我们就叫它“奔儿奔儿”。它比“咪咪”小得多而且十分淘气，常常跳到蜷卧在我床上的咪咪身上，去逗它，咬它！咪咪是老实的，实在被咬急了，才弓起身来回咬一口，这一口当然也不轻！ 我讨厌“奔儿奔儿”，因为它欺负咪咪，我从来不给它鱼片吃。吴青他们都笑说偏心！ １９８９年３月９日晨 致宫玺 宫玺同志： 来信收到，您对《文集》那样小心的看，我真是太感谢了，尤其是在您心思烦乱之际，您说“十分吃力”，求您别太用力了，还是多看护病人为好。 您说您爱人的病已到最后阶段，我不知说什么好！我已有了经验，千句并一句说，古人说过，“死生有命”，陶渊明说“聊乘化以归尽，乐乎天命复奚疑”，总之，请您想开一点，好好地让她度过最后的日子，您有儿女吗？他们都在那里？可以分劳吗？我很好，就是忙，请您保重！冰心三、九、一九八九 记老友沙汀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我在认识天翼的同时认得沙汀的。那是五十年代初期，在北京东总布胡同作家协会东院的一座小楼里，天翼住的是东屋，沙汀住的是西屋。他是个爽朗的人，一见如故，大说大笑，四川口音很重。这使我想到巴金。四十年代初期我在重庆郊外歌乐山上住的时候，巴金每到重庆，必上山来看我。并且取走了我的那本书，到上海开明书店去发表。其实那时沙汀也在重庆，并且和巴金、靳以、老舍等人也都认识，为什么我们就没有接触过呢？ 前话不谈了！且说五十年代我们相认了之后，就来往频繁了，我们常在作协开会时见面，还曾一同出国访问，至少是在１９６１年到日本去的那个以巴金为首的访问团里。在那许多年里，他送给我一大包他的着作，如《沙汀文集》三卷，《沙汀选集》两卷，以及《雎水十年》等等。这些小说和散文都极大地扩大了我对于中国旧社会阴暗面的认识，因为在我青少年的知识里，很缺少这些东西。 沙汀的文笔极其犀利而又尖刻，细腻而又质朴，展示了旧中国的黑暗，腐朽，揭露了西北农村的地主、豪绅、乡保长、地痞的鱼肉群众的罪恶，而且他们也尔虞我诈、唯利是图的丑恶面目。他的小说每一篇都代表着他的创作内容和艺术特点，他以冷静、沉着的现实主义手法来向读者展示出一幅幅的丑恶画面。 还有他对贺龙将军和彭德怀元帅的栩栩如生的描写，也增加了我对这两位伟大的军人的崇敬。 回来再说我们的私交。沙汀是我们家里甚受欢迎的一位客人。我们的在四川生长的孩子们因为沙伯伯的一口四川话，就亲热地拉着他，用他们所熟悉而且留恋的四川语言，说个不停。最突出的还是在我的文艺界朋友中，沙汀是最受文藻欢迎的一位，理由是沙汀酒量很大，能和文藻一起喝茅台！文藻喝酒的习惯，是从小陪父亲喝闷酒养成的，但那是绍兴酒而不是茅台。文藻和我结婚后，我就劝他戒酒，有时请客吃饭，席上也只准备红葡萄酒。但是每逢沙汀来了，文藻就一定要留他吃饭，而且让我把人家送的由我藏起的茅台酒拿出来，和沙汀边喝酒边谈笑，两人似乎都很开心！ 沙汀在北京和成都有个家。他到北京的时候，也有时来看我，来时总有一位年轻的人陪着，这位青年人是专门照顾他的。我自８０年代初伤脚以后已有八年是不出户了，当然也不能去回访他，而且他来时也往往只坐谈一会儿就走，说是怕我累着。显然我们彼此都老了，虽然他还比我少几岁！我厨柜里还有一瓶茅台，但是文藻已于三年前的九月逝世了，我再也没有留沙汀吃过饭，因为我不会喝酒，更不敢吃烈性的茅台，有肴无酒，不但索然无味，也会引起彼此的伤心！１９８９年３月１２日急就 《心笛诗集》序 心笛是侨居美国的中国女诗人。 她原籍江苏常熟，１９３０年左右生于北京，在南京和台湾上过中学，１９５０年赴美，大学以后的时期都是在美国度过的。 心笛是一个热爱祖国，热爱同胞的诗人，她身居异邦，心怀祖国，她用祖国的文字，像潺潺的流水般自由畅快地写出她心里的生活中的忙迫和因怀乡和寂寞而引起的淡淡的哀愁。 对她的诗的理解，还是要读者自己仔细地去读她的诗。 我自己喜欢她的没有标点符号，有时分段，而多半是不分段的自由写法。 她离开祖国后曾回来两次，一次是作为访问团中之一员，来游览了祖国的山河，她在《长城》这首诗中，就有自己的见解，她没有他人对长城所共有的自豪感，而是说： 是多年来老百姓的日子她的中的末一节说： 啊中国的幽兰只放香在中国古老的土地祖传的傲骨和气质使你永感移植的苦凄和她的那首《蒲公英》中的几句： 萦绕地球东西两方日夜思念着祖先的村庄……………………洋房草地边被人歧视自由的天空下也感彷徨不就说尽了她去国怀乡的遭遇吗？ 至于她的那几首《厨景》，《厨锅》，《厨房歌》大概是国外当主妇的共同的负担和悲哀吧。 心笛是我们的朋友浦逖生先生的女儿，我初次见她时，是在抗战胜利后，她父亲的南京家里，那时她还是一个聪明俊俏的小姑娘。１９８３年她随美国的访问团回来，我们曾见过几面，这时她已是个成熟的小妇人了。１９８４年她又回国，是专门到我们家里做客的，我们朝夕相处了三个星期，我真是喜欢她，她心里充满了爱，她真挚深沉地爱她的祖国，她的同胞，和她周围一切的人和物。我在１９８４年９月１４日写了一篇小说，就是讲的这段相处的生活，只是人际关系和人名都改了。是我在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冰心着译选集》中册里的最后一篇小说，为了更好地了解心笛，读者不妨去翻翻看看。１９８９年３月２４日急就 《月季花》序 百花之中我最喜爱的是月季花。 她有艳色浓香，也有一根坚挺的刺。是一种既有风采又有风骨的花朵。 我的小朋友杨伯荔，陈于化夫妇和我的学生蒋恩钿的儿子陈棣都是业余养植月季花的能手。他们合着的这本《月季花》既有研究的资料和实践的心得，还有关月季花的种种美丽的图片，真是声容并茂，可供海内外读者的学习和观赏。我亟盼它早日面世！ 谢家墙上的对联 我从前写过我的识字是从父亲书房里的一副对联学起的。那是我幼年在山东烟台居住时的事，那副对联是： 是能读三坟五典七索九丘还有一副是清末以弹劾庆亲王而被谪南归的江春霖御史写的。那时他真是“直声震天下”！江老先生南下路过烟台时，在父亲的客室里住过几天。他写赠我父亲的一副对联是： 楼船犹见汉将军这当然是扣住父亲是海军学校校长的职位写的。我那时不懂得细问“胡教授”是出自什么典故，只记得他在上款中还有几句“……被谪南下，阻雪难行。”他久知我父亲是个“裘带歌壶，翩翩儒将，心向往之”，因此就在烟台逗留了几天。江老先生的字方正秀劲，真是“字如其人”！ １９１１年我们回到福建福州，在老家，我们这一房是和祖父一起吃饭的。饭厅在堂屋的后厅，墙上挂着曾祖父的画像，两旁挂有祖父写的一副对联是： 每逢佳节倍思亲因为我的曾祖父是在农历端阳节那一天逝世的。 但是五月五日，是我们十几个堂兄弟姐妹最快乐的日子，因为在这一天，我们四房的孩子们，各自从自己的外婆家照例得到绣得极其精美的红兜肚，上面还挂着由五色丝线缠成的粽子样子和五彩缤纷的香包。这一天我们额上点着雄黄酒，笑语喧哗地互相炫耀着自己得到的礼物。但是到了吃饭的时候，我却不敢露出半点笑容，因为祖父和我的父母都极严肃而沉默地低头吃饭。爱吃甜食的祖父，就连用糯米做的粽子也不吃了。 祖父平时十分慈蔼，饭桌上，我们总是笑语不断。祖父还爱吃甜食，逢年过节，我们总有应时的元宵节的“元宵”和端午节的粽子等等。母亲认为“元宵”是糯米粉包的，糯米太粘了，老人吃了容易生痰，因此每逢吃元宵时，母亲总会用眼神告诉我，去祖父碗里乞讨几颗“元宵”，祖父总是笑着让我吃几颗他碗里的“元宵”。 此外，我最记得的是北京中剪子巷父亲客厅里一副萨镇冰老伯的对联是： 穷达尽为身外事升沉不改故人情诚挚之情跃然纸上，充满着这位老人的风度和风骨。 可惜的是祖父和父亲逝世时，我都不在他们身边，否则我一定将这几副对联保留下来！ １９８９年３月３０晨 我喜欢下雪的天 雨天往往使我觉得沉闷抑郁，因为我喜欢阳光，但我喜欢下雪，因为雪也有耀眼雪光！ 北京是比往年暖多了，暖得冬天很少下雪！今冬只在１月５日，“小寒”的那一天，下了一天的雪。我倚窗外望，周围的楼顶上都是白灿灿的一层，校园小路上的行人，都打着伞，天上的雪仍在纷纷扬扬地下着，多么明亮，多么美丽！这一天我分外地喜悦。记得小时候住在山东烟台，每年冬天都下着“深可没膝”的大雪。扫到路边的雪足有半人多高，我和堂兄表兄们打雪仗，堆雪人。那雪人的眼睛是用煤球“镶”的，雪人的嘴是捅进了一颗小“福桔”，十分生动夺目。这时还听到我二弟的奶妈说“金钩寨里有一家娶亲的停在门洞里接新娘的红轿子，竟然半天抬不出来”。我多么想念我童年时代的大雪呵！ 我竭力思索古人咏雪的诗句，而浮上心头的却是两首打油诗！ 万里河山尽白头明日太阳来吊孝家家檐上泪珠流还有一首是： 井上黑窟窿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我觉得第二首是完全写实的，“井上黑窟窿”一句尤为形象化，亏他怎么想得出来！１９８９年３月３１日晨 致赵朴初陈邦织① 朴初老弟、邦织妹妹联鉴： 我曾给邦织打过电话，为的是星云大师来华的事，据舒乙（老舍先生的儿子，和我家非常之熟，他又是巴金的“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副馆长）知道星云大师来华，将由中国佛教会接待，朴初一定会和他见面的，听说星云大师定三月卅一日要参观“中国现代文学馆”，还会有些捐助，这对经济拮据的文学馆，是大有帮助的。舒乙想请朴初写四个字，算是文学馆送他的，·只·四·个·字，想朴初不会惜墨如金吧，一笑。 我还好，只是回不完的文债和信，我母亲常说“事情是和生命一样长的！”我相信您们也会体会到这一点，舒乙在一旁等着，别的不说了，望您们保重！ 冰心四，七，一九八九。 ①陈邦织，赵朴初夫人。 为全国少年儿童有奖命题征文大赛题词 我十分赞赏《红领巾报》的“全国少年儿童有奖命题征文大赛”！他们的题目出得好！ 题目是要市长、老师和父母回答孩子们的问题，同孩子们平起平坐地说知心话。这对于培养孩子们参政议政意识，和增进他们和老师家长间的感情，都是有积极的意义的。我敬祝大赛成功！ 冰心四，十三，一九八九。 祝贺《民主》月刊创刊 中国民主促进会决定创办《民主》月刊。主编同志写信给我说：“作为民主党派办的杂志，主要是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动各项改革，建设精神文明，为爱国统一战线服务，使民进也有参政议政、发挥社会舆论监督的渠道和为知识分子广开言路的园地……。我们刊物取名《民主》是继承解放前民进马老、郑振铎、徐伯昕同志那时办《民主》的传统……。” 这消息使我兴奋而又担心，我们办得好这个刊物吗？ 近日来常有报刊的记者来采访我，要我谈七十年前“五四”的情况，也不免要谈到“科学”和“民主”，还问我七十年以后的“科学”和“民主”比七十年前的，有没有进步？我说七十年过去了，当然应该有些进步，但是我觉得“科学”上的进步比“民主”快得多。 “民主”拿通俗话来说，就是人民大众都有议论国家大小事务的权利，但是人民必须对于国家的大小事务，都听得见，看得见，才能有正确发表意见的可能。社会有什么大事发生，让人民能及时从报刊上，广播里，电视上看到事实真相，听到不同声音，人民才能发表自己的意见，作出正确的判断。 我认为，对整个国家来说，透明度越高，凝聚力就越大，这样才能万众一心地把国家搞得繁荣昌盛起来！１９８９年４月２８日（本篇最初发表于《民主》１９８９年８月创刊号。） 痛悼胡耀邦同志 耀邦同志逝世的消息，从广播里传来，我眼泪落在衣襟上。同时涌上我心头的却是《诗经·秦风》里的两句：“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真是，不该死的，死去了，该死的却没有死。 该死的就是我自己！虚度了八十九个春秋，既不能劳力，也没有劳心。近来呢，自己的躯壳成了自己精神的负担，自己的存在，也成了周围的爱护我的人们的负担！ 算起来耀邦同志比我小十六岁，正是大有作为的年龄。我不记得我和他有什么熟悉的接触，我只记得我也荣幸地得到他赠送的一筐荔枝。 但是从我的朋友——年老的和年轻的——口中，我听到了许多关于他的光明磊落，廉洁奉公的高贵品德。他狠抓落实知识分子的冤假错案的政策，这使得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从心里感受到他的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正确的东西，他是敢于坚持的！ 他深入群众，做人民的知心朋友，他和敬爱的周总理一样，会永远地活在亿万中国人民的心中。 我认为一个人生在世上，只要能够做到这一点，死亡就不是生命的界限了。１９８９年５月２日急就（本篇最初发表于《群言》１９８９年第６期。） 致萧乾① 乾弟： 好久不见了，怪想的，有空来谈谈吧。附上一信，我们都不“实际”地编校刊，你看这信如何答复②？均请你代劳了。 我近来还可以，只是情绪起落太无恒了，人老了，人就糊涂了。 祝你一家好！冰心五、五、一九八九①②冰心与萧乾名义上为《燕大校刊》主编，并不负实际责任。冰心收到一封信，转请萧乾处理。 萧乾，作家、翻译家、着名记者。蒙族。１９０９年１２月１７日生于北京。１９３３年开始发表小说。１９３５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曾任天津、上海、香港等地《大公报》副刊《文艺》的主编。１９３９年到英国伦敦大学任教。１９４４年任《大公报》驻英国特派员兼战地记者。１９４６年回国负责上海《大公报》国际问题社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人民中国》、《文艺报》副总编。现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作品有《梦之谷》、《篱下集》、《栗子》、《人生采访》等。译着有《大伟大江奈生·魏尔德传》、《莎士比亚故事集》、《好克帅克》、等。因与冰心的三弟谢为楫同学，故以姐弟相称。 亲爱的乾弟洁若： 巴金在华东医院病中还给我写信。不短，真难为他。乾弟的信和剪报都收到了，谢谢。 今年是你的“得意年”，出了那么多的书，又当上了什么馆长，继叶老之后，名誉不低呀！看你的得意劲儿！ 当大姐的当然也跟着你得意，我面上也有光彩呀。 你出的书，当然要送我。洁若写的文章②，发表在哪里，我也想看。请你告诉她：“萧乾能得到你，太幸福了，他不配！” 一家老小都问你俩好。 冰心五、十一、一九八九①②文洁若：《冰心，一颗炽热的心》。 文洁若，萧乾夫人。 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四十周年题词 快乐神圣的“六一”国际儿童节就在眼前了。 愿中国年轻力强的母亲们，带领起她们朝气蓬勃的儿女们，扫除了前进路上的一切污泥浊水，充满着希望地向着九十年代民主和法制的锐光四射的康庄大道上同时代齐步迈进！ 工人日报“女工园地”副刊万岁！ 冰心一九八九、五、二十六 又走了一位不该走的人 在我的日记上有：“３月２６日，晴，吴平夫妇来午饭（吴平是我儿子，他的爱人陈凌霞是阜外心脏病专科医院的医务工作者。冰心注），带来了一本精装的《刘厚明作品选》，扉页上写着：‘请我所深深敬爱的冰心老师教正，１９８９年３月２３日，刘厚明’。陈凌霞还说：‘刘厚明的心脏病快痊愈了，他说一两天内就来看您。’” 于是我就天天等着晤见这个可爱的年轻的儿童文学作家。 但是，从４月２７日的报纸上，赫然地看到刘厚明于２２日逝世的消息！我惊呆了，眼泪涌了出来，我永远看不到他了。 ４月２９日，在他的追悼会上，我当然去不了，陈凌霞替我送了一只花圈，事后才告诉我。 我和厚明相识，大概是在１９５３年左右，那时张天翼同志和我还有金近同志等一些有意写儿童文学的同志们，常在北京东总布胡同２２号中国作协会址，邀约一些年轻的作家，座谈儿童文学创作问题，厚明便是年轻的作者之一。厚明给我的印象最深，我觉得他不是一个儿童文学“作者”，他本身就是“儿童文学”。他的言谈举止中充溢着童心。他在儿童中间，真是“如鱼得水”般地活泼、自由，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谈恋爱般地“心心相印，息息相通”，分毫没有“居高临下” 或其他造作的意味。这样的人格，写不好儿童文学才是怪事呢！ 果然，刘厚明的每一篇作品都证实了我的看法，使我快乐，使我读时发出了会心的微笑。也许在这里我不该说，现在有的儿童文学作品，看了使我心里有说不出的“别扭”，太矫揉造作了，孩子们就像你们笔下那样地“不像孩子”吗？ 厚明，你不该走，更不该不见我一面就悄没声地走了，你对不起我！１９８９年５月６日晨急就 一饭难忘 《群言》杂志社给我来了一封征稿信，是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４０周年纪念日，约请知识界人士讲自己４０年中一件难忘的往事。 １９５１年，我们艰辛辗转地回到了热爱的祖国，从头回忆这４０年的岁月，真是风风雨雨。我们也和全国知识界人士一样，从风风雨雨中走过来了，回忆的神经也都麻木模糊了。只有一件极小而值得铭心刻骨的事，就像昨天发生的事一样，永远清楚活跃地展现在我的眼前，这便是敬爱的周总理和我们共进的一次晚餐。 那是１９５２年夏天的一个早晨，总理办公厅来了一个电话说总理在这天晚上约见我们。 我们是多么兴奋呵，只觉得这一天的光阴是特别地长，炎热的太阳总是迟迟地不肯落下去！好容易在我们吃过晚饭后，大约是傍晚７时光景，来了一辆小轿车和那时还是个小伙子的罗青长同志，把我们接进夜景如画的中南海，到了总理的办公室。 周总理笑容满面地从门内迎了出来，紧紧地握住我们的手说：“你们回来了，你们好呵？”又亲切地让我们在他两旁坐下，极其详尽地问到我们在日本工作生活的情况，以及辗转回来的经历。我们也一一作了回答。这其中不时都有工作人员来送文件或在总理身边低声报告些什么。这时已近午夜，我们想总理日理万机，不应该多浪费他的宝贵时间，起身要走，总理却挽留我们说：“你们在这里和我共进晚餐吧，我们一边吃，一边还可以谈谈。” 我也忘了桌上还有其他的人没有，只记得饭桌上是四菜一汤，唯一的荤菜竟只是一盘炒鸡蛋。这使我们感到惊奇而又高兴！惊奇的是一位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膳食竟是这样地简单，高兴的是我们热爱的总理并没有把我们当做“客人”。 饭后，我们知道总理很忙，时间又那么晚了，即便道谢告辞了出来，总理还热情地送到车边。他仰望着满天的星斗，慨叹地说：“时光过得真快，从‘五四’到现在，已经三十多年了！” 说来惭愧，我这一辈子做过无数次的客，吃过多少山珍海味；在国内、在海外，什么蜗牛、肺鱼、蛇肉、马肉……我都尝过，但是主人的姓名和进餐的地点，我几乎忘得一干二净，只有周总理约我的那一顿朴素的晚餐，却永远遗留在我内心的深处！<u>ｈtｔp://ｗwｗ.９９ｌｉｂ.ｎeｔ</u> 致宫玺 宫玺同志： 前几天听卓如同志说，您的患癌症的爱人已于令郎完姻后一日逝世，十分不安！癌本是不治之症，久延只是痛苦。她又看了儿子完姻之后才走，心里一定安慰，我请您节哀！保重！死者已矣，生的还有工夫要做，我有此同感。匆祝近安！冰心六、廿、一九八九 宫玺同志： 信收到，您在“心灰意懒”之中，还在编我的文集和《冰心传》，真是太感谢了！这种书现在不会有什么销路，可惜我不会写武侠之类的东西。 您现在还是随意做些什么，想看，想写，就随意去做，也是消磨日子之一法，至于日常生活“琐碎庸俗”，是不能免的。 记得昔人有诗云：“琴棋书画诗酒花，当时样样不离它，而今万事都更变，柴米油盐酱醋茶。”其实他这牢骚，也不实际，人生有精神和物质生活两方面，只有“琴棋书画诗酒花”生活的，是“大观园”中的公子小姐们！我自己就是每日要给保姆算日用帐，何尝不是柴米油盐？ 您的“悼亡”心情，我完全理解！生和死只隔一层纸，还不是一堵墙。幸而夫人也还是善终，不像当年萧珊之死，对于巴金是那样地冤抑，这样一比，就会自宽了。凡事若看得太真，特别是现在世界，就什么事都做不下去，我也不是没有悲愤的事，但常用陶靖节先生的话以自解慰！“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匆上，祝好！冰心七、四、一九八九 致颜学琴① 学琴同志： 金近同志逝世消息，吓了我一跳！说实话，这些年来，我对于生死观淡得很，有两句话是我的座右铭：“浮生若梦，视死如归。”金近同志患病已久，去了是个解脱。希望您千万节哀！在另一个世界里我们都会重新欢聚的。 冰心七、十二、一九八九①颜学琴，儿童文学作家金近的夫人。 致陈荒煤① 荒煤同志： 大作两本已读毕，真是各人的少年遭遇不同，但坎坷更能出人材，您就是一个！忙中匆上。祝安好！ 冰心七、十四、一九八九①陈荒煤，作家，１９１３年生，湖北襄阳人。１９３２年参加武汉左翼戏剧家联盟。１９３４年开始文学创作活动。１９３８年到延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电影局长，文化部副部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兼书记处书记等职。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忧郁的歌》、《长江上》、《突变》；报告文学《新的一代》；散文《荒野中的地火》、《梦之歌》等。 钱钟书与杨绛 钦业同志： 您的六月二日挂号信（今年？）我没有收到，一九八九年七月七日的信却收到了。您要我写《文人笔下的钱钟书》，我感到荣幸，但要写钱钟书就不能不写他的夫人杨绛，因为他们是现在中国作家中最美满幸福的一对，学者才人，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我仿佛记得我先认识的是杨绛，先读到她的《干校六记》，深喜她的雅人逸致，后来才认识钱钟书，虽然他的大名我是“久仰”了。 我记得他们是住在北京三里河南沙沟文人荟萃的丛楼中之一，我送书给他们，是送到那个住址。我自一九八○年伤腿后，行动不便，闭门不出，已八九年了，也忘记我曾造府拜访过没有？但在那几年中，他们曾来看过我，我们谈得很痛快，钱钟书更是谈笑风生！从我的外孙陈钢替我们照的相片里，还可以看出钟书手指目送的豪爽情态。 他们送了我许多书，我从书橱中检出的有钱钟书的、《旧文四篇》和《谈艺录》。有杨绛的《倒影集》、《干校六记》、《喜剧二种》、《钱钟书和围城》、《回忆两种》、《将饮茶》等共六卷。在这些书的扉页上，他们谦虚地称我为“师”，自称为“后学”，其实谁都知道，我除了大过他们几岁之外，论学问、论才华，我都远远地落在他们后面。 我对他们的印象是，他们有风骨、风度，又有风趣，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可敬可爱的一对朋友。 我近来身体不好，夏来天气又阴郁闷热，开着“空调”，我还觉得难受。好在您说过“文章长短不拘”，我就“要言不烦”了。在此，我祝愿钱钟书和杨绛这一双学者才人的夫妻，身健笔健，白头偕老！ 冰心１９８９年７月２１雨晨 致王安忆 亲爱的安忆： 难得你还记得我这个老人！谢谢你寄给我的《海上繁华梦》，我昨天看了一天，差不多看了大半，你的手笔越来越细腻了，希望你再往“大事”上好好写下去！ 你妈妈一定忙，她好吧！请代问安，你自己做了母亲没有？问全家好！ 冰心七、廿四、一九八九 关于刘半农、刘天华兄弟 我是通过我的老伴吴文藻和刘氏兄弟认识的，他们三人都是江阴人，又都在当时（１９２６—１９３８）燕京大学教课。 我不记得我曾去刘氏兄弟的北京城内的家里没有，只记得刘半农先生常来我们燕大的教授宿舍，和文藻谈些有关语言学的问题。对于这门学问，我是一窍不通，也插不上嘴，只记得有一次在递茶的时候，我对他们笑着说：“怪不得人说‘江阴强盗无锡贼’，你们一起谈‘打家劫舍’的事，就没个完！”半农先生大笑说：“我送你一颗印章，就叫做‘押寨夫人’怎么样？”我们大笑起来，后来我到底也没有收到这一颗印章。 刘天华先生当时在燕大音乐系教授中国音乐，一九三○年我母亲在上海逝世，我侍疾送葬后回到北京病了一场。病后心情很坏，我便请刘天华先生教我吹笙，他说：“你有吐血的毛病，吹笙伤气，不如学弹琵琶吧。”后来又因为我的手臂和指头都很短，他又特别定制了一张很小的琵琶送我。我一共才学了几次，便因为阑尾炎突发，进了协和医院，在我动手术的时候，那位美国外科主任说我是个神经质的人，给我做了全身麻醉，我在进入迷糊的时候，似乎见一双大手在我的手术台边，给我弹着一首十分清脆的琵琶曲子。后来似乎是刘天华先生病了，我也没有再学下去，只将那张琵琶用锦囊珍藏了起来……来纪念在燕大执教过的刘天华先生。 与刘氏兄弟离别已五十余载，但是刘氏兄弟的声音笑貌（半农先生是豪放，天华先生是冲和）总在我的眼前呈现，我永远也忘不了文藻的两位可亲可敬的江阴同乡。 （本篇最初发表于《太湖》１９９０年第９、１０期合刊。） 开卷有益 我每天都会收到许多书信、刊物和文件，我是除了文艺杂志之外别的就不大注意了。前些日子收到了政协的《学习参考资料》第４期，有一篇是南开大学教授陈荣悌写的《从脑体倒挂看四化和教育危机》看了以后，使我死水般的情绪又起了波澜！ 教育问题我从前也谈过一些，都没起什么作用。“安邦治国平天下，自有周公孔圣人”，古人早就给了我一服自慰良方，我何必老来自讨苦吃？ 但是我总觉得我们一个堂堂五千年的文明古国，最终要被开除了球籍，未免有点不甘心。 假如读者中还有一些人——恐怕也只是所谓之“知识分子”的——对这篇文章感到兴趣，请去找那篇全文来读。我只能抄下一部分使我最动感情的片段。 “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科技是关键，教育是基础’是十分英明的决策……但实践上却遇见不少困难，·近·年·来·又·出·外·也·未·提·到·过，·而·是·具·有·现·代·中·国·特·色·的·事·情。（着重点是笔者加的，下同）。“（一）历史变迁……士即知识分子，士的职业不外……教师数种。在清代大致为人平均收入二百两银子，是体力劳动者的１３倍，从辛亥革命以后至新中国成立的三十八年间，除后十年陷于战乱……当时城市中体力劳动者的平均月工资低于１５元，大学毕业工作一年后为８０—１００元，即为工人的五至六倍，若把教授等‘高薪阶层’的薪金加入计算……教授的月薪约３００元是工人的２０倍。 “一九四九年以后，社会分配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九五二年前后知识分子与工人的收入大致相等，教授的最高收入约为机械工人的２．４倍，但这是知识分子中的极少数。 一九五六年工资调整……但中青年知识分子比同龄工人的工资也相差不大（大学毕业生工资５６元）。一九五七年以后由于正常的晋升得不到保证，脑体收入差距逐渐消失。北京统计局的调查认为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六年脑体工资基本持平。 一九七七年以后改变了长期不长工资的停滞局面，但因体力劳动者的增加幅度较大，特别是附加工资和奖金多，出现了脑体倒挂现象……据北京地区一九八二年调查，脑力劳动者的平均收入比体力劳动者低８元。 “从以上数字可知，百余年来，·三·个·不·同·历·史·时·期·中，·脑·期·虽·然·新·型·知·识·分·子·取·代·了·士·大·夫，·但·脑·体·收·入·差·距·仍·成·数·倍·至·十·数·倍。·解·放·初·期·除·少·数·高·知·外，·脑·体·收·入·持·平，·七·十·至·八·十·年·代·脑·体·收·入·出·现·了·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三·十·的·倒·挂·现·象，·现·在·的·倒·挂·幅·度·更·大·了，·据·说·有·些·一·二·级·老·教·授·已·在·申·请·生·活·困·难·补·了·助。” 在“（二）国际水平的比较”的标题下有两个发展中国家的各国教师收入的比较表，从中看出：“·而·同·档·次·的·发·展·中组织一九八七年教育年鉴的一些数字”，上面列有十七个国家和地区，中国的人均教育经费是８美元，·居·末·位，中国的上面是非洲国家尼日利亚，它的土地面积是九十二万多平方公里，人口是七千五百万人！ 在“（四）教育投资是生产力的投资”这题目就说明了一切，我也不必多抄了！ 在“（五）脑体倒挂的恶果”栏内说：“现在的教育危机是众所周知的事，学生厌学，教师厌教，一九八八年小学生失学的人数４２８万，中学生２８７万，全国还有文盲２．３亿人……目前社会上出现的许多不良现象都可归之于人的素质低下。如贪污腐化，行贿受贿，投机倒把，青少年犯罪增加，一切向钱看等等，都是人的素质低的表现，学校培养不出建设的人才，不合格的教师人数占很大比例（小学１C３，初中２C现在学历越高的研究生毕业后越不容易找到工作……在“（六）对国家民族的未来应有远见”的标题下，他引用了无产阶级伟大导师列宁的话说，“·不·提·高·人·民·教·师·的·地·不·上·资·产·阶·级·文·化”，“·应·当·把·我·国·人·民·教·师·提·高·到·从·来·未·有·过·的，·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没·有·也·不·能·有·的·崇·高·的·地·位。·这·是·用·不·着·证·明·的·真·理”。这是列宁在一九二三年，苏联经济正处于特别困难的时候说的！ 这篇文章里还引了许多美国和日本怎样重视教育，重视提高教师待遇的例子；它们都是资产阶级国家，引多了怕会倒我们中国人的胃口，我也不费那劲去抄了。但是这篇文章中有：李鹏总理在七届人大第二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话：“从根本上说，推动科技进步和提高经济效益，乃至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实现，都取决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人才的培养。”还有“陈云同志前些年就提出的‘教师应是使人们羡慕的职业。’”这些领导同志们的金口玉言，总该引起我们的注意吧！但是“先经济，后教育”，“生产是硬任务，教育是软任务”这种落后的社会观念，仍旧牢牢地拖住实践的后腿，天知道这是为什么？！ 这篇文章的最后提出的“我们应该怎么办”。我看那三项提议，都是“老生常谈”。老生们（其中当然也包括我自己早已谈过了许多），但现在在物价高涨的时期，就是教育经费补加了几十亿投入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十一亿的人口的老大中国里，也只是杯水车薪……这本《全国政协七届二次会议发言专集》的“学习参考资料”，今年四月底就到我手里了，我读了陈荣悌教授的发言，真是感慨万端，我的这篇《开卷有益》断断续续地写了四个月，我明明知道“写了也白写”，但我的“老而不死”的心，却总在大声地斥责我说“白写也要写”，至于有没有人看那是另一个问题！１９８９年８月１１日浓阴之晨 忆读书 一谈到读书，我的话就多了！ 我自从会认字后不到几年，就开始读书。倒不是四岁时读母亲教给我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国文教科书第一册的“天、地、日、月、山、水、土、木”以后的那几册，而是七岁时开始自己读的“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 那时我的舅父杨子敬先生每天晚饭后必给我们几个中表兄妹讲一段，我听得津津有味，什么“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斩黄巾英雄首立功”，真是好听极了。但是他讲了半个钟头，就停下去干他的公事了。我只好带着对于故事下文的无限悬念，在母亲的催促下，含泪上床。 此后，我决定咬了牙，拿起一本来，自己一知半解地读了下去，居然越看越懂，虽然字音都读得不对，比如把“凯”念作“岂”，把“诸”念作“者”之类，因为我只学过那个字一半部分。 谈到，我第一次读到关羽死了，哭一了场，把书丢下了。第二次再读时，到诸葛亮死了，又哭了一场，又把书丢下了。最后忘了是什么时候才把全书读到“分久必合”的结局。 这时我同时还看了母亲针线笸箩里常放着的那几本，聊斋故事是短篇的，可以随时拿起放下，又是文言的，这对于我的作文课很有帮助，因为我的作文老师曾在我的作文本上批着“柳州风骨，长吉清才”的句子，其实我那时还没有读过柳宗元和李贺的文章，只因那时的作文，都是用文言写的。 因为看引起了我对章回小说的兴趣，对于那部述说“官迫民反”的尤其欣赏。那部书里着力描写的人物，如林冲——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一回，看了使我气愤填胸！——武松、鲁智深等人，都有其自己极其生动的风格，虽然因为作者要凑成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勉勉强强地写满了一百零八人的数目，我觉得也比没有人物个性的强多了。 《精忠说岳》并没有给我留下太大的印象，虽然岳飞是我从小就崇拜的最伟大的爱国英雄。在此顺便说一句，我酷爱古典诗词，但能够从头背到底的，只有岳武穆的《满江红》 “怒发冲冠”那一首，还有就是李易安的《声声慢》，她那几个叠字：“寻寻，觅觅……，凄凄惨惨戚戚……”写得十分动人，尤其是以“寻寻觅觅”起头，描写尽了“如有所失”的无聊情绪。 到得我十一岁时，回到故乡的福州，在我祖父的书桌上看到了林琴南老先生送给他的《茶花女遗事》，使我对于林译外国小说引起了广泛的兴趣，那时只要我手里有几角钱，就请人去买林译小说来看，这又使我知道了许多外国的人情世故。 是在我十二三岁时候看的，起初我对它的兴趣并不大，贾宝玉的女声女气，林黛玉的哭哭啼啼，都使我厌烦，还是到了中年以后再拿起这部书看时，才尝到“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一个朝代和家庭的兴亡盛衰的滋味。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我这一辈子读到的中外的文艺作品，不能算太少。我永远感到读书是我生命中最大的快乐！从读书中我还得到了做人处世的“独立思考”的大道理，这都是从《修身》课本中所得不到的。 我自一九八六年到日本访问回来后即因伤腿闭门不出，“行万里路”做不到了，“读万卷书”更是我唯一的消遣。我每天都会得到许多书刊，知道了许多事情，也认识了许多人物。同时，书看多了，我也会挑选、比较。比如说看了精彩的就会丢下烦琐的《封神榜》，看人物如生的就不会看索然无味的等等。对于现代的文艺作品，那些写得朦朦胧胧的、堆砌了许多华丽的词句的、无病而呻、自作多情的风花雪月的文字，我一看就从脑中抹去；但是那些满带着真情实感、十分质朴浅显的篇章，哪怕只有几百几千字，也往往使我心动神移，不能自已！ 书看多了，从中也得到一个体会：物怕比，人怕比，书也怕比，“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因此，某年的六一国际儿童节，有个儿童刊物要我给儿童写几句指导读书的话，我只写了九个字，就是： 读书好，多读书，读好书。１９８９年９月８日清晨国际扫盲日、中国教师节前夕（本篇最初发表于《散文世界》１９８９年第１１期。） 致巴金 巴金老弟： 上海作协徐铃同志和电视台祁鸣同志来，收到你给我的月饼两盒，十分感谢！我给了吴青一家一盒，其余我自己吃了，还招待了朋友（前天韩素音来，就请她吃了）。上海月饼就是好，北京月饼太硬，真是“斧砍不动”！ 你近体怎样？何时出院？千万不要多见客人，我恨不能到你身边看看。上次棠棠来了，我看见他，真是高兴，他潇洒爽朗，文如其人。小林一家好吗？听说暄暄随她母亲出国了，是吗？ 愿你千万保重！！冰心九、九、一九八九 也有想到而写不了的时候 今年十月五日前后，把我忙得晕头转向，不亦乐乎，我这一辈子就没过过这么富足的日子！ 十月五日，是我八十九岁的生日，真没想到我这个人能活到这么悠长的岁月！ 我母亲告诉过我，“你会吐奶的时候，就吐过血。”以后在一九二三年办出国留学以前，由协和医院检查断定我的吐血，是肺支气管扩张，而不是肺痨。每次吐过血，只要躺下休息一两天，就可以了，也不必吃药。因此大家都放了心，虽然有时我会吐到满满的一大杯，我也不在乎。 记得一九二四年在美国的绮色佳，文藻向我求婚时，我吓唬他：“我是说死就死的人，你何必找一个不能‘白头偕老’的伙伴？”他说：“无论如何，我认命了。”谁知到了一九五八年，我到英国访问时，在伦敦又吐了一次。我瞒过了团员，仍旧出席当天特别为我举行的酒会。那天我当然不能躺下，而且还得举着酒杯，整整地站了一个下午。谁知从那时起，我居然不再吐血了。 话说回来吧，我今年生日得到的礼物：除了大大小小的蛋糕；大大小小的盆花，青松；大大小小的花篮；还有花瓶，瓷的，陶的，竹根漆的……以及朋友们自己画的：寿桃，水仙，牡丹……以及他们自己写的祝寿的诗，文；此外还有许许多多从海内外寄来五彩缤纷的卡片和电报！这一切都使我感激，惭愧！我还只能把送礼的团体的名称，和个人的名字，都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底，不敢宣布，免得有人讥笑我“叨光”。 我以多灾多病之身，居然能够活到今天，当然因为是晚年欣逢盛世，过的是太太平平日子，一半也因为有周围的人们对我的关怀照顾。首先要提到的是，我的二女婿的大姐——陈同志。十年来她和我朝夕相处，使我这个废人，能够像好人一样地生活下来……将来我要详细地写关于她的一切，在此就不细说了。此外是北京医院的大夫们，每月一次地给我检查身体，给我开药；还有就是我的老少朋友们不时地给我送些人参、阿胶、蜂皇精……吃不过来的补品。最后是我的第二代和第三代的孩子们，待我还算不错。我和他们在一起，喜笑的时候多；生气的时候倒也有，那是在他们对我的起居饮食“管制”得太“严”的几次！ 近十年来常常得到朋友们逝世的讣告，在“惊呼热中肠”之余，总会想起至圣先师孔老夫子的一句至理名言，就是“老而不死是为贼”。 两年前我就求胡藉青大姐替我找了一位老先生为我刻了一颗“是为贼”的闲章，聊供自警！这篇想到就写，也就作我对亲友们的谢信吧：我不能分别答复了！１９８９年１０月１１日匆草 我家的茶事 袁鹰同志来信要我为《清风集》写一篇文章，并替我出了题目，是《我家的茶事》。我真不知从哪里说起！ 从前有一位诗人（我忘了他的名字），写过一首很幽默的诗： 当时样样不离它而今万事都更变柴米油盐酱醋茶这首诗我觉得很有意思。 这首诗第一句的七件事，从来就与我无“缘”。我在《关于男人》写到“我的小舅舅” 那一段里，就提到他怎样苦心地想把我“培养”成个“才女”。他给我买了风琴、棋子、文房四宝、彩色颜料等等，都是精制的。结果因为我是个坐不住的“野孩子”，一件也没学好。他也灰了心，不干了！我不会做诗，那些《繁星》、《春水》等等，不过是分行写的“零碎的思想”。酒呢，我从来不会喝，喝半杯头就晕了，而且医生也不许我喝。至于“花”呢，我从小就爱——我想天下也不会有一个不爱花的人——可惜我只会欣赏，却没有继承到我的祖父和父亲的种花艺术和耐心。我没有种过花，虽然我接受过不少朋友的赠花。 我送朋友的花篮，都是从花卉公司买来的！ 至于“柴米油盐酱醋”，做为一个主妇，我每天必须和它们打交道，至少和买菜的阿姨，算这些东西的帐。 现在谈到了正题，就是“茶”，我是从中年以后，才有喝茶的习惯。现在我是每天早上沏一杯茉莉香片，外加几朵杭菊（杭菊是降火的，我这人从小就“火”大。祖父曾说过，我吃了五颗荔枝，眼珠就红了，因此他只让我吃龙眼）。 茉莉香片是福建的特产。我从小就看见我父亲喝茶的盖碗里，足足有半杯茶叶，浓得发苦。发苦的茶，我从来不敢喝。我总是先倒大半杯开水，然后从父亲的杯里，兑一点浓茶，颜色是浅黄的。那只是止渴，而不是品茶。 ２３岁以后，我到美国留学，更习惯于只喝冰冷的水了。２９岁和文藻结婚后，我们家客厅沙发旁边的茶几上，虽然摆着周作人先生送的一副日本精制的茶具：一只竹柄的茶壶和四只带盖子的茶杯，白底青花，十分素雅可爱。但是茶壶里装的仍是凉开水，因为文藻和我都没有喝茶的习惯。直到有一天，文藻的清华同学闻一多和梁实秋先生来后，我们受了一顿讥笑和教训，我们才准备了待客的茶和烟。 抗战时期，我们从沦陷的北平，先到了云南，两年后又到重庆。文藻住在重庆城里，我和孩子们为避轰炸，住到了郊外的歌乐山。百无聊赖之中，我一面用“男士”的笔名，写着的游戏文字，来挣稿费，一面沏着福建乡亲送我的茉莉香片来解渴，这时总想起我故去的祖父和父亲，而感到“茶”的特别香洌。我虽然不敢沏得太浓，却是从那时起一直喝到现在！１９８９年１０月１６日 给《农村孩子报》的回信 来信和报纸都收到，农村居然有了孩子报，使我惊喜！ “无农不稳”，孩子报应当使“农”从“知识”中得到“稳”的基础。我拟为副刊命名为《黄土地》，因为土地最扎实。当否？ 祝好！ 冰心１９８９、１０、２２ 叶圣老——一位永垂不朽的教育家 十月二十六日清晨，何钦贤和虞音两位民进的干部来了，说本月二十八日民进要召开一个纪念叶圣陶老先生的九十五诞辰大会。他们的话还没有说完，我的眼泪就止不住地涌了下来。 我从八○年断腿，行动不便，闭门不出已将九年了，这个盛会我当然不能参加，但是我还愿意向民进同仁们说几句我对于叶老崇敬眷恋的心情。 我从来没有想到叶老只大我五岁，我总把他当做比我大过十岁的前辈。因为我从很年轻的时候，就从杂志和报纸上读过叶老写的使我心折的儿童小说，而且知道他很早就从事编辑和教学工作。他诱掖后进，不遗余力。我的朋友巴金、丁玲还有许多教育界、出版界、社会活动家中的着名人士，都是他一手培育出来的。 叶老对于教育界的丰功伟绩，许多人士都会比我写得更详尽，更彻底而内行，我只能将刻在我心版上的一件有相片为证的往事，来说一说。 叶老庭院里有一棵很大的海棠花树，花开时节，清香四溢。叶老知道我爱花，每到花时，必定约我来观赏。但是每年这时候，不是他不适，就是我有病。幸而在八七年，也就是叶老逝世的前一年，我们还都健康，于是就由一位民进的干部同志驱车来接，这是我八九年中唯一的一次出门拜访！那天我扶着助步器，艰难地迈进大门，站在叶老家的海棠树下，在开满枝头的繁花香里，同叶老一起观赏了半天。那天我的小女儿吴青也带着她的儿子陈刚跟我去了。陈刚为叶老和我在树下和屋里照了好几张相片。这些相片我当永远珍藏！ 古人以“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我从心底认为叶圣老对于祖国的教育事业，在这三方面，都已经达到了不朽的地位。一九八九年九月二十八日 喜读《民主》第一、二两期 启撷同志： 看了两期的《民主》使我狂喜，我为我写的那篇自卑的祝词，感到羞愧！我居然发出了“我们办得好这个刊物吗？” 这种“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疑问！ 对于许多的大块文章，除了拜服之余，我就不多说了，我只讲几篇使我特别感动的较短、较轻松的作品。 如第一期中柯灵的《幸存者的足迹》。夏衍同志是我的老朋友，他也送过我一本《懒寻旧梦录》，我也细看了，知道了许多本来不知道的事，感触也很深，但那些旧梦都已过去多年，不寻也罢。我倒是同意柯灵同志所说的：“我们期望能看到旧梦以后的新梦。”我想“新梦”定比“旧梦”难写多了！ 江北同志的《黑色的星期六》读了使我泪下。正像胡耀邦同志夫人李昭所说的那样，他“为党为人民操劳了一生”。 我自己特别感受到的是他为千百万个错划为右派的知识分子改正了冤假错案，使这些本来就不被人重视而又打入地狱的臭老九，重见了天日！文章里有这么一段；“从天安门到八宝山，１５，５里长的街道两旁，到处挤满了人，宽阔的十里长街，再一次记录下一个悲哀的史实。” 这里说的再一次，指的是上一次悲痛的“十里长街”，是１９７６年千千万万的人民，号哭着追送周恩来总理灵车的动人场面。这时我想：第三次这样的“十里长街”，会什么时候重新出现呢？ 贺宛男同志的那篇《一个非党副县长的心里话》，我想请同志们细细地去重读一遍！为什么一个“非党”的副县长，她要为民主政治争气，却弄到了“欲干不能，欲罢难休”的痛苦境地？为什么中青年非党从政者中不少发出了“要从政，一定要入党的声音”。现在的中国的执政者，当然是共产党，但是非党人士不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吗？为什么只能“该握手时握手，该举手时举手，该拍手时拍手”呢？这是我们中国的公民们应该严肃地思考的问题。 金性尧同志的那篇《功臣不可为》是读了故宫博物院印过的汪景祺的《读书西征堂随笔》里谈到的一些“功高震主”而不得善终的事实。使我想到那个“主”，所关心的只是自己的权利，而不是人民的好处，所以“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是古来枭“主”心中不易的真理，从近代的世界史看来，又何尝不是如此！ 在第二期的《民主》里有徐章英的《关于教育问题的某些思考》也值得细读。这里我只引用文章里一段“老调”，就是每次领导上做“政治报告”，必有一句：“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但是在分配“经费”时，却总是“一工交，二财贸，剩下多少给文教”。这是不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呢，中国的公民们也要弄个明白。 最后我要提到赵丽宏同志的“岛人笔记”——赵丽宏同志也是民进会员，这使我十分高兴——我在《散文选刊》上已看到了《花痴》和《秘方》两篇，而在《民主》第二期上我居然能看到那篇举发性的《友尊》！一个博物馆警卫居然变成了博物馆革委会主任。他和四人帮时期的康生一样，“都是抄家物资，凡是有点古气的，都集中在我这里了”，“由我一人掌管，旁人不得过问”，骄横之气，使人发指！这使我想到至今还没有下落的我的被红卫兵们抄去的郭老、茅公和老舍先生夫妇送我的字、画、扇子等等……启撷同志，回到《民主》这本刊物的编辑工作罢，我佩服你们年轻人的勇气。正如你说的“……既已办了，就要敢说敢言，反正我也无乌纱帽，不怕承担风险……” 我也没有乌纱帽，但是我老了。 毛主席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民主》的年轻编辑们，当以此为座右铭！１９８９年１０月３０日急就 儿童是最真诚的 《小学语文报》的编辑同志来给我看了几篇有奖征文，题目叫做《我的家庭》。征文要求，第一是“所记事实必须真实”。据我和小朋友们数十年来接触的经验，儿童是最真实的，只要你和他平起平坐，以诚相见，他们决不会对你说半句假话！ 现在让我从我看过的第一篇文章说起： 这是北京市昌平县秦城小学五年级同学宋治华写的。 她讲了她的爸爸当医生，妈妈当会计的一个三口之家，讲到她的家庭生活，“一切都是那样自然，有规律”，最后高兴地说：“我的家庭是多么幸福啊！我为自己的家庭感到自豪和骄傲。” 第二篇是山东昌邑县都昌镇中心小学五（１）班张京伟同学写的。 她是一个从小失去父母的孤儿，跟着姐姐住在姥姥家。姥姥去世以后，她和姐姐相依为命，度过了童年辛酸的生活。她在文章结尾时说“朋友们，好好珍惜自己幸福的家庭生活吧！ 我所在的这个不幸家庭，使我尝到了生活中酸甜苦辣，但也磨练了我的意志，使我对生活有了全面的认识，更加懂得了珍惜生活长河中的每一滴幸福。” 第三篇文章是四川省万县市城四校五年级（１）班同学晨雾写的。<strike>rike> 他有一个工作认真，待人和善的爸爸，可是在机关里总是“受气”。回家来向妈妈诉说，妈妈的火就上来了。有时爸爸也发火，便和妈妈争吵……于是这个孩子发表了他的公正的看法：“作为家庭的一员，我有自己的看法，我认为，爸爸工作认真负责是好的，可恨的是单位上一些得过且过，无真才实学的‘寄生虫’”。 “我是多么希望真正的人才有用武之地，爸爸妈妈不再为这事儿争吵了啊。” 这位小同学是在严肃地“议政”了！ 第四篇文章是四川南光地区棉纺厂子弟学校五年级刘征同学写的。他说“每个家庭，都是大集体中的小集体，它们每天都演奏着喜怒哀乐变奏曲，我们的一家也不例外。”接着他说，“我爸爸是我家的‘笑星’，他说话非常幽默风趣……他很爱音乐。”他妈妈是个“心直口快”的人，虽有时也和他爸爸“吵吵闹闹”，但都被他爸爸的幽默逗笑了！这篇文章的结尾是：“我的家庭充满了幽默、欢乐。我爱这充满欢乐和幸福的三口之家。” 第五篇文章是黑龙江尚志市珍珠山乡小学四年级（１）班王贯利同学写的。 他说“提起我的家庭令人心寒……爸爸妈妈三天两头打架，邻居大叔、大婶说他们战斗了一辈子。”他五岁时，他爸爸就“举起菜刀要砍人……我一直跪到他放下菜刀为止……从那以后，‘战争’不断发生，有时打仗后爸爸好几天都不让我们吃饭”。他最后悲愤地说，“每当我看到别的孩子有幸福的家庭，美好的学习环境，十分羡慕。我多么希望能像他们那样在肥沃的土壤中快快成长，成为祖国的有用之材。” 这个同学是有理想的！他在开篇里就说，“家庭好比土壤，滋润着幼苗茁壮成长”。他希望他的家庭是一块好土壤，倒不只是使他脱离苦难，而是为了使自己能在好环境中长大，将来能成为祖国有用之材。这是一个多么有志气的苦难的家庭中的孩子呵！ 往下我又看了几篇征文，但是越看越累，心中也不大愉快。这些篇名和作者就不提了。 有的家庭，因为爸爸有一个“漂亮”的脸，就招来了一个姑娘，成了家庭中的第三者，但他妈妈是个善良容忍的人，离婚后仍劝他不要怨恨爸爸，因而他只能对爸爸说“愿您的内心如同外表一样美好”！ 还有个家庭是：爸爸很爱他，妈妈却天天和爸爸吵架。他八岁那年，妈妈忽然对他说“你的爸爸走了，不要你和我了。” 当天晚上，他被警车声惊醒了，妈妈被扭上了警车！原来妈妈把爸爸杀害了。这件事更是出我意外！ 我没有精神往下看了。编者的话说：征文启事登出，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得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应征稿件一千五百多份。我还是说：孩子是最真诚的，他（她）们总对真诚对他们的人，倾吐出心里的快乐和悲哀。他们不会“顾面子”，也不懂得“家丑不可外扬”。我认为想做社会调查的学者们，应当向《小学语文报》的编者学习，向小孩子们征文，倒可以得到一些社会的实况！！１９８９年１１月９日阴雨之晨急就（本篇最初发表于《小学语文报》１９９０年１月４日。） 关于男人（之九） 十一怀念郭小川 我和郭小川熟悉，是在一九五五年他在中国作协当党组副书记的时候。我们曾一同参加过一九五八年八月在苏联塔什干召开的“亚非作家会议”。他似乎从来没有称呼我“同志”，只叫“谢大姐”。我对他也像对待自己的亲弟弟一样的爱怜。我觉得他在同时的作家群中，特别显得年轻、活泼、多产、才华横溢。关于他的诗作，读者们早有定论。关于新诗，我又早已是个“落伍者”，在此就不多说了。我只想讲些我和他两人之间的一些事情。 十年浩劫期间，作协的“黑帮”们都囚禁在文联大楼里，不准回家，每天除了受批挨斗外（我是比较轻松的，因为在我上面还有“四条汉子”以及刘白羽等大人物！我每次只是陪斗。）就坐在书桌旁学习毛主席着作。我是一边看书，一边手里还编织一些最不动脑筋的小毛活，如用拆洗后的旧毛线替我的第三代的孩子们织些小毛袜之类。小川看见了，一天过来对我说：“大姐，你也替我织一双毛袜吧。”我笑了，说： “行，不过你要去买点新毛线，颜色你自己挑吧。”第二天他就拿来几两灰色的毛线，还帮我绕成圆球，我立刻动手织起来。一天后织好交给他，他就在我面前脱下鞋子，把毛袜套在线袜上，笑着说：“真合适，又暖和，谢谢大姐了。”这是我一生中除了家人以外，替朋友做的唯一的一件活计！ 大约是一九六六年以后吧，作协全体同志都被下放到湖北的咸宁干校去劳动改造。我们这一批“老弱病残”如张天翼、陈白尘等人和我下去得最晚。小川虽然年轻，但是他有肝炎，血压又高，还有牙周炎，属于病残一类，当然也和我们在一起；直到林彪第一号命令下来（总是七十年代初吧），连“老弱病残”也不准留在北京了，而郭小川和我却因为要继续在医院拔牙，直到六九年底才从北京出发，我记得我们两家的家属都到车站送行。 我永远也忘不了，我们中途到了武昌，住在一处招待所里，那时正是新年，人们都回家过年去了，招待所里空荡荡的。只因为我们来了，才留下了一位所长和一位炊事员。晚饭后孤坐相对，小川却兴奋地向我倾吐了他一生的遭遇。他是河北人，在北京蒙藏中学上过学，还是他当教员的父亲千方百计替他弄进去的。他因为年纪小，受尽了同学们的欺负。 再大一点，他便在承德打过游击。三七年后他到了延安，进过研究学院，听过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就一直过着宣传和记者的生涯……他滔滔不绝地讲到了中夜，还是因为我怕他又犯高血压的毛病，催他去睡，他才恋恋不舍地走进他屋里去。 我们在武昌还到医院里去治牙，从医院出来，他对我抱怨说：“你的那位大夫真好，你根本没哼过一声。我的这个大夫好狠呵，把我弄得痛死了！” 我们在武昌把所有的冬衣、雨衣、大衣都套起穿在身上，背着简单的行李，在泥泞的路上，从武昌走到咸宁，当我们累得要死的时候，作协来接我们的同志，却都笑着称我们为“无耻（齿）之人”，这又把我们逗笑了。 我到咸宁作协干校不到一个月，就被调到湖北沙洋中央民族学院的干校去了，从此便和小川失去了联系。 以后的关于小川的消息都是从朋友们的口中知道的：说是他写了什么诗触怒了江青，被押到了团泊洼；一九七五年十月，中央专案组派人到团泊洼，澄清了他的问题，分配了工作；十一月他到了河南林县；一九七六年一月九日他从广播里听到了周总理逝世的消息，“哭得几乎起不了床”，他写了一首《痛悼敬爱的周总理》的诗，印了许多份，散发给了许多朋友；十月九日他听到党中央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欣喜若狂，以上这些都是我能想象到的，意外的是就在当年的十月十八日凌晨，不幸发现他在服安眠药后点火吸烟，卧具着了火，竟至自焚而逝！ 小川逝世后，他的儿子和女儿曾来过我家里，我的眼泪早已流尽，对着这两个英俊聪明的孩子，我还能说些什么呢！１９８９年１１月１４日 市场上买不到一尊女寿星 今年我的生日时，我的小老弟萧乾送来了一尊寿星，还附了一张条子，大意说：这世界上真不公平，我走遍了市场竟买不到一尊女寿星，只好送你一尊寿翁。小朋友李小雨送我贺寿的礼物，也是一尊小寿翁。 这便是数千年来重男轻女的一个铁证！虽然不但在中国，在全世界上妇女的寿命一般也长过于男子。 我想这可能是塑像或捏像的工匠都是男人，他们不会想起去塑或捏一尊女像。 我把人家送我的大小寿星，都转送给了过生日的男性朋友。我感谢我的朋友们对我的祝福，但却不大愿意把寿翁摆在我的玻璃书柜里。一来因为我从来不信神佛，二来我相信“天助自助者”，没有神佛的保佑，我也挣扎着活到了９０岁！１９８９年１１月１６日 再谈我家的对联 我的福州老家和我的北京老家，就说是谢家吧，在书房、客厅、堂屋的墙壁上，都挂有许多对联。在福州老家我祖父的书桌旁，就挂着他的座右铭： 有为有弗为祖父对我解释说：“有的东西，比如衣、食、住吧，虽然简陋素朴一些，也应当‘知足’；而对于追求知识学问和修身养性上，就常常应当‘知不足’。对于应当做的有益于世道人心的事，就应当勇往直前地去做；而那些违背道义的事，就应当坚决不做。”我觉得我很喜爱这两句有骨气的话，以后有人请我题字的时候，我就常常写下这副对子。 福州老家东屋厅堂上还有一对楹联： 风光月霁襟怀在西屋客厅往南去的三间小楼的楼下的中间墙上，有一副对联是： 冰雪净聪明这两副对联，有了使人觉着心里有一股寥阔清明之气！ 在北京老家，父亲的书房里，挂着萨镇冰老伯送给他的一副对联是： 升沉不改故人情这就说尽了朋友间相知之深，情谊之厚！ 北京老家的堂屋还挂有乡老先生林则徐的一副对联： 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我非常地喜欢这两句话！念了总觉得有股凛然之气，扑人而来。它不但描写了我所热爱的大海和高山，那“有容”和“无欲”四个字，更含有很深的意义，这使我联想到古人咏“汤圆”的不计毁誉句子： 升沉总不惊无欲又使我忆起诸葛武侯训子篇中的“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两句名言。 这些挂在墙上的好对联，孩子们天天眼里看着，口里念着，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对于他（她）们人格的培养，是有很大的好处，其效果决不在“言教”和“身教”之下！１９８９年１１月１７日 谈孟子和民主 听说日本着名作家井上靖先生，写了一本叫作的书，在日本大受欢迎，成了畅销书之一。对于至圣先师孔子，我当也极尊崇。我小时候在私塾里，也读过背过一部，以后又读、背过《孟子》，可惜只读了一章，我便进了学校，改读“国文教科书” 了。 前年我托朋友买了一本《十三经》，想自己阅读古人的书，以补我的对于祖国古典经史知识之不足。这十三经是：１．周易，２．尚书，３．毛诗，４．周礼，５．仪礼，６．礼记，７．春秋左传，８．春秋公羊传，９．春秋焚梁传，１０．论语，１１．孝经，１２．尔雅，１３．孟子。 我不厌其烦地写出了《十三经》每一卷的名字，因为我读了前几卷，有的不懂，如《周易》，有的太繁琐了，如《礼记》之类，只有《毛诗》还看得进去。一直看到第十三卷《孟子》，我心里忽然感到豁然开朗，没想到两千多年以前的古人，就主张“民主”，且言论精辟深刻！我希望读者们都自己去找出这本古书来，细细地读它一遍！在这里我只能举出一些给我印象最深的几点： 他主张“与民同乐”，他处处重视“人民”，把“人民”放在“君主”之上。 他说，国人皆曰可用，则用之；国人皆曰可杀，则杀之。 这里的“国人”，就是“老百姓”，就是“人民”。凡事不能由“君王”擅自作主。 他主张君臣平等，他说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意思是当君王把人民踩在脚下的时候，人民就可以把君王当做敌人。这话说得多么直接痛快！ 他的“大丈夫”的定义，也是极其深刻的。“大丈夫”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堂堂男子汉”，是个极其自豪的名词。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他把“富贵不能淫”放在首位，足见“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凡是有操守的人都还容易做到，富贵了而能不被淫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富贵了必然有权，有权就有了一切，“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有了权就可以胡作非为，什么民意，都可以不顾了！这些都是富贵能淫的人。富贵了而能不被淫的人，从我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上看，几乎数不出几个来！１９８９年１１月２９日 毛泽东诗词鉴赏一得 我一向认为毛主席写诗词，不像我们祖国古往今来的诗人、词人那样，是“做”的，“填”的。毛主席的诗词是他在革命斗争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随时随地的思想感情，采用古典诗词的文字形式的自然倾吐，它们像爆发的火山一样，红光冲天；像奔流的巨瀑一样，浪花飞溅！他对于古典诗词有很深的爱好和修养，出口成调，大气磅礴，豪迈精深。 我从前曾写过一篇“一个最有力量的汉字”，就是“万” 字，说这个字表达了浩大的气势和雄伟的气魄，如成语中的“万众一心”，“万人空巷”等等；诗中的“万山无语看焦山”，“万朵红莲礼白莲”等等。 毛主席诗词中的“万”字，就屡见不鲜，如《沁园春·长沙》（１９２５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粪土当年·万户侯……这一首词内就用了三个“万”字！在《西江月·井冈山》（１９２８年秋）中，有我自岿然不动在《采桑子·重阳》（１９２９年１０月）中，有寥廓江天·万里霜在《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１９３０年２月）中，有十·万工农下吉安在《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１９３１年春）中，有……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又如：《十六字令三首》（１９３４年到１９３５年）中的其二，有奔腾急在《七律·长征》（１９３５年１０月）中，有·万水千山只等闲在《念奴娇·昆仑》（１９３５年１０月）中，有搅得周天寒彻又如《清平乐·六盘山》（１９３５年１０月）中，有屈指行程二·万在《沁园春·雪》（１９３６年２月）中，有北国风光千里冰封百·万雄师过大江又在《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１９５０年１０月）中，有·万方乐奏有于阗诗人兴会更无前在《水调歌头·游泳》（１９５６年６月）中，有·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在《蝶恋花·答李淑一》（１９５７年５月１１日）中，有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在《七律二首·送瘟神》（１９５８年７月１日）第一首中，有： ·万户萧疏鬼唱歌在《七律·答友人》（１９６１年）中，有红霞·万朵百重衣在《七律·和郭沫若同志》（１９６１年１１月１７日）中，有玉宇澄清·万里埃在《七律·冬云》（１９６２年１２月２６日）中，有·万花纷谢一时稀在《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１９６３年１月９日）中，有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在《念奴娇·鸟儿问答》（１９６５年秋）中，有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在《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１９１８年）中，有幸被东风吹·万里在《念奴娇·井冈山》（１９６５年５月）中，有千百里飞上南天奇岳·万怪烟消云落这些“万”字，有的是实指，有的是虚数。不论虚实，都表示了毛主席的胸怀与气魄；在艺术上，给人以强调和强力之感。 以上是我拜读毛主席诗词之一得，肤浅得很，愿得同志们的指教！１９８９年１２月１３日 介绍《铁血情缘》 从十年前断腿之后，出不了门了。游山逛水，探亲访友，都是梦里的事了！听收音机和看电视（除了书报之外）是我知识和娱乐的主要来源。看电视，我最喜欢看“人民子弟兵” 的节目，听收音机我最爱听的也是军事生活。有关于陆、海、空军人，武器，以及和这些事有关的一切一切我都爱看爱听。 前些日子阅读《福建文学》１９８９年第十一期，使我意外地兴奋！因为现在一般书报的文艺栏目内，多半讲的是风花雪月，山山水水，男欢女喜……对于我这个九十岁的老人，已不会再感兴趣了。 《福建文学》８９年第十一期内第一篇文章《铁血情缘》，是张德崇同志写的（这位作家我不认识），讲的是大学生军训的种种事情，使我受了极大的激动！我忆起我生在军人家庭，从小就和军事接触，每早都听到起床，每晚都听到熄灯的嘹亮的号角，以及从我家楼上能看到的每天早上海军学校学生的出操，昂首挺胸，真是整齐威武，和我十二岁到北京以后看到的男女学生列队体操的随便形象，就大不相同了。 我请读者们自己去看这篇文章，在这里我只能把这篇文章的提要意思、男女大学生受军训时期和以后情感的叙述，抄了下来： 这样的惜别……Ｂ兵营是强者的天堂，这里不需要“宝贝”，那被绿色浸透的严酷现实把十八九岁的童雅推向成熟与深沉，这是一次心灵的净化。 Ｃ以雄体为主体的兵营，第一次开辟了女性群落。她们，具有少女的天真和温馨，又有着“娘子军”般的坚毅。你想知道军训“女兵”的秘密吗？ Ｄ我们还要求什么呢？军营已给了我们平凡人的崇高，已给了我们硬汉子的气魄，更给予我们思考，这不足够？ Ｅ军营在重塑这批时代骄子的同时，自身所固有的生活模式也受到冲击，这是一组没有完结的故事，没有完结的思考。 这篇文章最后总结说： 也恢复了平静。但是，军营毕竟经受了一次全新文化观念的冲击。固有的生活模式出现了裂痕，一些不愿思考和不大引人思考的问题，通过大学生军训都暴露无遗，一切都在升华之中。我想，每一年的军训，军营都会有每一年的启示，每一年的收获。 抄了半天，手都酸了，中间又有几批客人来，把我的思路打断，但我的脑中一直萦绕着一个问题，就是“假如我现在是个十八九岁，能够参加军训的大学生，那该多过瘾！”１９８９年１２月２６日 我的写作经验——为《中国初中生报》题 我自己写作的经验是：多读一些古典文学，如诗经、汉赋、唐诗、宋词、元曲……这样，在作文时，在用字造句上，就会自然、流畅，小朋友们不妨试试看。为中国初中生报题。 冰心一九八九、十二、廿八 在第二届宋庆龄儿童文学评奖会上的书面发言 第二届宋庆龄儿童文学评奖会今日召开了。我因为行动不便，不能到会，感到无限的愧歉！ 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同志，是我最敬爱的女性。她一生热爱儿童，十分关心儿童的健康成长，她鼓励儿童文学作家们多为儿童写些提高儿童们科学文化素质的作品。这一届得奖的作家们都是以儿童科普小说和儿童科幻小说的文学形式，写出了极能引起儿童兴趣，促进他们热爱科学和钻研科学的精神，而终于成长为今日中国迫切需要的科技专家。为此，我向得奖的儿童文学的作家们，奉献上我热烈的祝贺和崇高的敬意！冰心１９９０年元旦 我记忆中的沙坪坝 抗战时期，我住在重庆郊外的歌乐山①，每天总在没有围墙的土屋廊上，看着远远山下的嘉陵江缓缓地东流。在嘉陵江的东岸有一大片土地，就像今天北京西郊的中关村一样，是学术机关和好几个大学，如中央大学、南开大学②的所在地，这片土地就是沙坪坝！我的儿子吴平那时——１９４３—１９４５——就在南开大学附中③就学。南开大学的校长张伯苓老先生曾和我的父亲谢葆璋在北洋水师学堂同过学，但是他没有毕业就离开了，不过每次在重庆见到我时，他总是拍着我的肩膀用很浓重的天津口音对人家说：“她的父亲是我同班！”就是在他的支持下，我的儿子才能进入这所重点中学的。 从沙坪坝爬上歌乐山，总有好几里的山路，我记得每个周末吴平回家时，晴天就大汗淋漓，雨天当然是浑身精湿了，那时他才十二岁。 我永远也忘不了四十年代初期，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轰炸机，对重庆的疲劳轰炸！我在１９４０年除夕写的一首《鸽子》的诗，就是讲述这个经历的。那夜我望着在蒙蒙的雾气中忽然熄灭的一大片闪闪烁烁的灯光，在砰砰的炸弹声中，火焰四起，我就悲愤地想到在这几百几千个血肉横飞的同胞中，会不会也有我的儿子？ 我还记得在那时候我曾到过沙坪坝的中央大学和大学生座谈，至于校舍和座谈的内容都记不清了④，只看到沙坪坝的确像一座小城市。 １９４５年８月日本帝国主义者无条件投降了，第二年我也离开了歌乐山，沙坪坝也就不在我的望中了。 说起来已是将近半世纪以前的事了，但是我一闭上眼睛，就能看到山下远远的那个小城市——沙坪坝。这城市如今一定不“小”了吧？１９９０年１月１６日原编者注：由于年代久远，冰心老人已九十高龄，难免记忆不清。故文中有几处与事实有出入，经向老人函询并从沙坪坝区政府地方志办公室查阅有关资料佐证，特予注明。 ①住址是林家庙５号。 ②南开大学应是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 ③南开大学附中应是重庆私立南开中学，现仍是一所着名的重点中学。一九八四年六月邓颖超同志亲笔题写了校名、嵌在整修一新的校门上。 ④座谈内容为１９４５年５月４日开始的全国第一届文艺节期间，在沙坪坝学生公社讲的《中国文学之过去和未来》和在歌乐山讲的《文艺的欣赏》。 以上内容可参阅重庆市沙坪坝区地方志办公室编辑出版的《抗战时期的陪都沙磁文化区》一书５５页和１０６页。 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我要通过《人民日报·海外版》向海外的炎黄子孙们欣贺春节，并愿在世界的茫茫人海之中，我的同胞们个个都是无私无畏地昂首挺胸，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冰心 我记忆中的沈兹九大姐 １９３４年的春夏之交，我和老伴吴文藻在北京燕京大学执教，曾从进步的朋友那里，看到申报副刊《妇女园地》。我当时就感到它与当时一般的妇女刊物不同：它是在号召妇女争取解放，宣传抗日救亡、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等切中时弊的进步思想。读后我对这个刊物的主编沈兹九产生了无限的钦佩。她眼界之高，见识之广，不是一般普通妇女编辑所能企及的。可惜的是《妇女园地》刊行不久，即被腐败的国民党政府逼迫停刊了。而接着出来的《妇女生活》也是沈兹九主编的，我更是高兴得不断地读着。１９３５年到１９３６年之间，是我的老伴吴文藻在燕京大学教学期满七年的例假，我们到欧美旅游了一年，回到祖国几天后，“七·七”事变就爆发了。 １９３８年，文藻在敌后的云南大学执教，我和孩子为逃避空袭，住到云南郊外的呈贡。那时的国民党教育部次长顾毓是文藻在清华大学的同班同学，他从重庆到呈贡来看我们说：“蒋夫人宋美龄对我说，‘我的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同学谢冰心，抗战后躲在云南，应该请她来妇女生活指导委员会做点文化教育工作。’”我被她“躲”字激怒了，于１９４１年初就应邀到了重庆。其实，我和宋美龄并没有同过学。我是在１９２３年燕京大学毕业，得了学士学位，同时又得了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奖学金，才到威尔斯利女子大学去读硕士学位的。那时宋美龄已经读完本科四年而离开了。 我到重庆就任后，发现那“妇女生活指导委员会”原来是“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而文化教育组的工作，就是搞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的那一套！我的前任就是我所钦佩的沈兹九大姐。她就是认为文化教育组应该做些抗日救国工作，而同宋美龄进行了多次斗争。宋美龄仍是固执己见，兹九大姐才愤而辞职的。这些话是在我就任后不久，同时还在指委会工作的史良和刘清扬悄悄告诉我的（那时她们为了统战工作，暂时留在会内）。我觉得我是落进了圈套！我立即写了辞呈，退还了工资，连夜搬到重庆郊外的歌乐山上去。 我真正见到沈兹九同志，是在解放后“十年动乱”后期的北京。那时各民主党派正合组召开政治学习会。她是民主同盟会的会员，我是民主促进会的会员。我第一次和她握手相见，惊诧地发现她不是我想象中的高高大大、声如洪钟的女兵，而是一位身材瘦小，平易近人的知识妇女。她的发言总是十分透彻、精彩，和我交谈时也是笑容满面而且很幽默，在我一生接触的朋友中，她是我最敬爱的女友之一。 我从１９８０年初伤腿后，行动不便，不能参加社会活动了。 沈大姐大概身体也不好，我们几乎十年没有见面了。今年的１月初旬得到她逝世的讣告，我不禁潸然泪下。从此，我们在世上没有相见的机会了！安息吧，沈兹九大姐，您一生为党、为国、为人民特别是为妇女做了那么多那么重要的工作，您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您是不朽的！１９９０年２月２日雪夜（本篇刊载于《女界文化战士沈兹九》，中国妇女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６月第１版。） 我和外国文学 《外国文学评论》多次催我写“我和外国文学”，我才从头忆起将近６０年的翻译工作。 我和外国文学接触得较早，首先是在我１１岁那年从山东烟台回到福建福州的老家，在我祖父的书桌上看到一本线装小说，是林琴南老先生送我祖父的《茶花女遗事》，其中的人情世故，和我看过的，等都大不相同，而且译笔十分通畅有力。从那时起我就迷上了林译小说，只要自己手里有一点钱，便托人去买林译小说来看。以后我进了中学和大学，上了英文课，能够自己阅读小说原文了，我却觉得《汤姆叔叔的小屋》不如林译的《黑奴吁天录》，《大卫·考伯菲尔》不如林译《块肉余生录》那么生动有趣：也许一来是“先入为主”，二来是中英文字上的隔膜。我的英文没学好，看英文总是模模糊糊地如同雾里看花一般。因此我从来不敢翻译欧美诗人的诗，我总感到我的译笔，写不出或达不到他们的心灵深处。 但是，对于亚、非诗人的诗，我就爱看，而且敢译，只要那些诗是诗人自己用英文写的。除了遵从“上头”的命令之外，我也从来不转译诗，我怕转译万一有误，我再把误译的译了出来，我就太对不起原作者了。 我翻译的第一部诗，是叙利亚的诗人纪伯伦的。 这本诗是我从一位美国朋友那里看到的，那满含着东方气息的超妙的哲理和流丽的文辞，使我十分激动，我立刻把这本散文诗译了出来。后来我又译了他的另一本短诗，内容也很精彩。 我的第二本译诗，就是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这本诗集中的第５１首，在印度独立后被选为国歌）。它给我的感受同纪伯伦的一样，只是泰戈尔比纪伯伦更多一些神秘的色彩。 我找出《冰心着译选集》第三册来看，一本６７７页的译诗中，只有两首是西方人写的，一首是美国杜波依斯的《加纳在召唤》，杜波依斯是美国的黑人，也是受压迫的少数民族。 他在１９５９年和１９６２年曾两度来到中国，他说：“黑色大陆可以从中国得到最多的友谊和同情。” 另一位是帕拉希米，是欧洲的阿尔巴尼亚人，是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员，也到过中国。我译了他写的一篇小说《巡逻》，讲的是德国法西斯分子侵略阿尔巴尼亚时的故事。 总起来说吧，无论是叙利亚，印度，加纳，朝鲜（根据１９６３年朝鲜作家访华代表团团长崔荣化提供的英文打字稿译出的），尼泊尔和马耳他的诗人的诗中，都充满着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愤怒反抗的呼吼，因为他们都受过或还受着西方帝国主义者的压迫，也正是为此，而特别得到解放前的我的理解和同情！１９９０年２月３日（本篇最初发表于《外国文学评论》１９９０年第２期。） 致宫玺 宫玺同志： 您十一月廿九日的信，早就收到了，只因春节前后，亲友来得特别多，信都写不了，请千万原谅！ 我已从卓如同志那里，听说夫人仙逝。您在万忙之中，还在整理我的文集，真不知如何致谢！ 您和两个小孩子一起生活，不知孩子年龄多大？什么性别？能帮您忙否？文艺出版社居然也和扫黄问题掺在一起，真是不幸，我看以后看稿子要小心，民族问题，尤其是“敏感” 的。 我身体还好，伤腿后十年闭门不出，省了许多麻烦。我的小女儿夫妇和我同住，又有我女婿的姐姐，和我朝夕相伴，您可以放心，朋友们更常来看看我，有点忙不过来。 您寄的挂历，早收到，谢谢！因为我今年得到许多挂历，第三代的孩子们，争相夺拆，使得我都不晓得是何人寄的。 这封信是今天早晨写的，中间来了两批客人，以此中断，匆复并拜个晚年！冰心二、八、一九九○ 写在政协大会前夕北京的三月 还是乍暖还寒时节。 每年三月，全国人大和政协都要召开大会，这是我们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亿万人民总是对两个大会寄以很大期望——尽管人民的期望在从前的大会后不一定都能兑现。九十年代第一春，国家正在进行治理整顿，深化改革。在今年的大会中，热门话题当然离不开这八个大字。 江泽民总书记上任以来，一再强调当前第一重要是稳定，政局要稳定，社会要稳定。他在新年前夕，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座谈时，并曾说过：保持安定团结，需要通过各民主党派和群众团体等各种渠道，倾听和反映人民群众的呼声和意见，正确的意见要及时加以解决，不正确的或暂时办不到的意见要给以解释。这话说得极得人心。不久前，报上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文件说要“进一步发挥民主党派在人民政协中的作用”，提到“在政协的各种会议上，要切实保障政协委员提出批评的自由和发表不同意见的自由”。这和共产党历来主张“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说法是一致的。可是，过去我们的确有过“以言定罪”的严重教训，“文革”中惨痛的往事，记忆犹新。我想，这样的日子，总不会再来了！ 我因伤腿，有十年之久，没有参加政协的会议了。前两年，听说政协开会时，有“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的流传。去年又听说有“不好说，说不好，不说好”的顺口溜。这些道听途说的话，我都不敢深信。我相信中共中央的《意见》指出的：中共处于执政党的地位，非常需要听到各种意见，接受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政协和各民主党派是发扬民主、反映民意的一条重要渠道，应当充分发挥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作用。我一直认为，“长期共存”是我们的权利，“互相监督”是我们的义务。让我们民主党派在今年的政协大会上，踊跃响应中共中央文件上的号召，切实地提出人民群众的呼声和意见，以供执政者考虑。 过了三月，就是百花齐放的艳阳天，这春光明媚的一天终究要来到的。１９９０年３月３日阳光满室之晨 致布伦 布伦同志： 您寄的水仙花球茎四枚，早已收到，并已复信致谢，难道您没收到？ 水仙都开了，并开得极好，极香。我不会写诗词，但有古人（忘了是谁）咏水仙的“生意不须沾寸土，通词直欲托微波”，两句很好，您说呢？ 我的通信处，您写的对了，匆上。祝好！冰心三、六、一九九○ 致巴金 巴金老弟： 得三月卅一日信，我觉得你该做的都做了，你说“存在就是力量，活下去就是战斗”，同时你要活下去，便得积蓄力量，多吃多睡，否则就不行了。 我有一篇稿子叫《神来之笔》，因《人民文学》换了人，我让周明改寄，收到否？请小林赏我一信，忙得要死，只写这些，千万保重。大姐四、六、一九九○“ 如果冬天来了 《文汇月刊》的编辑嵇伟给我来了一封信，大意说我们文汇月刊，奉命在第六期以后停刊了，要我写一篇散文，算是月刊对读者的告别纪念……这样的信不是第一封了！今年北京也停办了好几种散文刊物，编辑们向我慨叹地说：这是“无可奈何花落去”。我回信说：你忘了这首词的下一句：“似曾相认燕归来”。这是多么乐观的、充满了希望的诗句！ 说到告别，我觉得中国人的“告别”也比西方人乐观，来看我的外国朋友走的时候说“拜拜”——别了，而中国朋友却总是充满乐观地说“再见”。 但是，在西方，就说英国吧，诗人雪莱，在他的《西风颂》最末的两句也是充满了向前看的乐观，他从秋天一直写到冬天，还快乐地说： 春天还会遥远吗？ 我要引用这两句诗，作为《文汇月刊》对读者的告别纪念！１９９０年４月９晨急就２０５冰心全集 我差点被狼吃了！ 《儿童时代》的编辑们，叫我给小朋友写一篇《我的童年》。关于“童年”，我写过不止一篇了。现在不妨讲一段惊险的故事，给小朋友们听。 这大概是１９０６年左右的事了，那时我的父亲是烟台海军练营的营长，我们的家就住在练营对面的一个职工家属的四合院里，这个四合院是盖在从山坡上挖出来的一块平地上。 我总记得每天我母亲替我梳小辫的时候，我从后窗望去，外面是一堵高高的土墙，在每一个锄头挖过的凹孔里，都长着一小丛的蒲公英，她是我一生中所结交的“花”的朋友中的第一个！ 在我家后面的山坡上，有一座和海上兵舰通旗语的旗台，我父亲常常带着一块石板——就是我们小时候上学时用的做算术的那种石板——和一个带着两面彩旗的水兵，上旗台去跟海港里的军舰通话。 那时候的烟台东山，还是荒凉得很，时常有狼在夜里出来觅食。我们的厨师父常抱怨说：昨天夜里盖在大鸡笼下，上面还压着一块大石头的鸡笼，又被狼顶开，把小鸡吃了。不如砌一个砖头的鸡舍好。我从来没看见过狼，也就没把这话往心里去。 有一天傍晚，父亲又带一个打旗语的水兵，上旗台去了。 水兵下来半天了，父亲还在台上，我就跑上旗台去找父亲。夜色苍茫里，我听见身后仿佛有一只大狗在跟着我，忽然听见父亲一声断喝：“你快上来！”我回头看时，只见一双亮得又凉得透骨的、灰蓝的眼睛，同时旗台上砰地一声巨响，是石板摔在地上的碎声，那大狗似的，有一双可怕的灰蓝眼睛的东西，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转身就跑了。这一切只发生在几秒钟的时间！ 我跑上了旗台，父亲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说：“刚才追在你后面的是一只狼！不是我砸了石板把它吓跑了，你早就让它吃了。以后在这么晚的时候千万不要自己一个人出来，听见没有？”那时我在父亲怀里只是嘻嘻地笑着，我想象不出被狼咬着吃了是什么感觉。现在回想起来却有一种“后怕”。１９９０年４月１２日晨 介绍《蓝热》 《福建文学》这一期上的第二篇文章是石国仕同志写的《蓝热》（这位作家我也不认识），故事讲的是海军士兵在备航舰上，本应回家过年而却奉命到南沙巡逻。我看了顿时感到心头发热！我五岁那年，我父亲在山东烟台办了个海军练营，是训练海军士兵的营房。那时在营的海军士兵叫“练勇”，我和他们相当熟悉，因为我常常跟父亲走到营门口，父亲进去了，那站岗的练勇就蹲下来和我交谈，但是我终究不会知道他们日常的生活，思想和谈话的内容。这篇《蓝热》里的备航舰上的舰长，政委，和一些士兵，个个都有很强的个性，栩栩如生！在这里我只能提到几个人物。 文章里的“我”名胡湘南，信号班长，他和元炜、道新、秋雨四个人同住一屋。如今就写他们四个人。 元炜是个喜欢打仗的战士，他听道新说：“越军最近加强了对南沙的侵略活动，我们去后难免不打仗。”他高兴得要死，说：“战争对于军人是一种机遇，现在机遇来了，千万要抓住。” 秋雨是个孤儿，是叔叔把他带大的，而婶婶却很凶狠。他喜欢看外国作品，如之类。他说“海上生活太枯燥。”他喜欢躺着继承文化遗产。他说：日本人也供奉孔子，这叫文化血缘相近。又爱看相命书。被人奚落时就坐到炮盘上扯二胡，“锯出许多疹人的忧郁”。他晕船呕吐，一难受就想死。他要跳海被人“抓住裤腰带”救回来了。有人又“将”他一军，在人群中空出一条路说：“走呀，快跳海去！” 他反而不想死了。道新说：“在治疗痼疾顽症方面，以毒攻毒，不失为一种良策。” “元炜的发展方向是行为型领袖人物——骠悍英俊，引无数姑娘竟折腰”。他在班会上批评秋雨说：“一，身为海军战士却没有海洋观念，这是极其错误的；二，在军舰向南沙进军的途中散布这种言论（指秋雨说过，‘我们陆地都没建设好，把南沙那些破礁收回来干哈？’被人骂他为‘卖国贼’。抄者注）是动摇军心。”秋雨当时值班没有参加会议，道新将这话告诉了秋雨，“他气得指着元炜的鼻子骂娘”。 “道新和秋雨气味相投，但他不愿公开跳出来支持秋雨，他知道得罪元炜绝对没好果子吃。” 这篇文章里还提到，正月十五元宵节，政委要“我”组织一场文艺晚会。这一段说的也很热闹。 “道新对晚会也不热心”。“‘我’说你嗓子宏亮天生的演唱人才”，他才同意唱首家乡小调。 “指挥部突然来电，命令我们登礁勘测。礁盘是由白色珊瑚岩组成的，全淹没在水里……如果越军开枪……” 三条越军武装舰船向礁盘驶过来了。元炜说别怕，胆子越小越危险。道新说：越军想在海上跟我们干，那是用鸡蛋碰石头。元炜说他们敢用飞机炸军舰，我们就不会炸他们的本土？ 一夜过去了。 第二天，越军的小艇驶进礁盘，有三个人手拉手向礁盘中心走来。道新两手相抱当话筒，用越语喊话，意思是“这里是中国领土，你们必须走开。”越军在礁盘上插上了一面国旗，元炜冲上去推开敌人，拔起旗杆往膝盖上一碰折成两半……于是一场海战爆发了。我们在水里开枪，尽量减少暴露部分，道新却傻乎乎地挺着胸脯。他在战斗中牺牲了！ 这个部队想象着回到军港后的盛况，什么鞭炮，锣鼓，大姑娘献花、小朋友敬队礼……然而他们完全是自作多情，码头上连个人形也没有……秋雨颓废地唱道：“军港的夜呀静悄悄……” 上头有规定，立功授奖人员不能超过三分之一。土政策是：活人让死人，没受伤的让受伤的，没登礁的让登礁的。 道新评上了一等……其实他在战斗中并没什么特殊行为……这里头有点吃遗产的味道。 对评功“我”不在乎，元炜二等，他三等，秋雨连表扬都没有。 庆功会过后，舰长宣布放假三天。以后就“欢送老战友”，餐桌上加菜了。元炜复员，湘南考上了军校，大家都吃得痛快，秋雨却自盅自饮，突然咬牙切齿地叫道“八格牙路——”，谁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 海风阵阵袭来，它送走了一代代风流，又冷峻地迎来了一批批新贵。 我觉得抄到这里可以结束了，还是让读者自己去细看吧。 我只感到这篇关于海军士兵的文章写得很真实，很幽默，又包含着许多哲理，很耐人寻味！１９９０年４月１２日（本文刊于《中国文化》１９９０年１２月第３期。） 人民外交的十六个字 十年动乱期间，红卫兵来抄我们的家，从我的书桌抽屉里，抄出许多我以文化友好访问团员的身份，在海外各地同外国朋友们照的相片。红卫兵问：“你从五一年回国后的十几年中，为什么到国外去了十几次？什么日本、印度、埃及……你同外国人干的什么勾当？”我想说：我能自己想出国就出国吗？但红卫兵们不许我开口，立刻就断定我是个“国际间谍”，并为开了一个罪状展览会，还要我自己去讲解。一进会场，迎面就是一大筐银元。我说：这一筐银元，不是我的；还有三块金手表，我说：我只有一块。他们就喝令我：“不必讲了，站在一旁听批斗吧！”我站在一旁抬头看时，墙上挂着许多旗袍，有的是我出国用治装费奉命到“红旗服装店”去做的，也有很长很大的旗袍和我的挂在一起：长统丝袜子也是如此有我的也有大到我不能穿的……此外便是那几十张我们访问团员同外国友人照的集体相片了。这个展览会开了一个多月，招来了许多参观者。会后红卫兵们把展品退还给我，但没有那一筐银元！我把不是我的东西，如两块金手表、旗袍、丝袜等都退了回去，那几十张同外国友人集体照的相片，都已污损不堪，一气之下，我把海外友人和我自己一把火都烧成灰烬！ 侥幸的是：我每次出国，回来都写过文章，如《印度之行》、《访日观感》、《广岛——控诉的城市》、《一个埃及的引水员》、《塔什干的盛会》等，在印有我足迹的地方，都在纸上留下了我的心迹。 现在回想起来，最使我激动的，倒不是国外的种种经历，而正是红卫兵们所批斗的，我回国后十次出国之前，周总理对我们“训词”！ 我参加过的每次出国访问团，出国之前，都有周恩来总理的召见和训话，我记得总理说过：你们出去访问的地方，不管是什么性质的集会，不管是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国家，在言谈举止之间，一定要牢牢住记这十六个字，就是“内外有别，落落大方，不亢不卑，实事求是”。 我们在国外访问，永远心里念着这十六个字，在言谈举止上，总是十分小心，因为在国外常常会遇到意想不到的谈话对象，和意想不到的话题，比方说，有些外国朋友非常客气，动不动就说：“你们是五千年文明古国，世界上最初的三大发明：火药、造纸、指南针，都是中国人制造的。”这时我就很惶恐，在这三大发明上，火药在我们国家里只造成岁时节庆一定要放的“爆竹”，而人家已用在“船坚炮利”上了。 有的外国朋友，尤其是亚洲的，往往又很倨傲，谈话中流露出中国在精神和物质上的进步，都远远落在他们后面。这些对话，有时使我们惶恐，有时候我们愤怒，但是我总是本着总理讲的那十六个字，尽量从容地对付过去。１９９０年４月２５日５、２５雷雨之夜（本篇最初发表于《对外报导》１９９０年第４期。） 故乡的风采 １９１１年冬天当我从波澜壮阔的渤海边的山东烟台，回到微波粼粼的碧绿的闽江边的福建福州时，我曾写过这样的惊喜的话：我只知道有蔚蓝的海C却原来还有这碧绿的江C这是我的父母之乡！ 在这山青水秀，柳绿花红的父母之乡的大家庭温暖热闹的怀抱里，我度过了新年、元宵、端午、中秋等绚烂节日，但是使我永远不忘的却是端午节。 我的曾祖父是在端午那一天逝世的，所以在我们堂屋后厅的墙上，高高地挂着曾祖父的画像，两旁挂着一副祖父手书的对联是： 每逢佳节倍思亲虽然每年的端午节，我们四房的十几个堂兄弟姐妹，总是互相炫示从自己的外婆家送来的红兜肚五色线缠成的小粽子和绣花的小荷包等，但是一看到祖父在这一天却是特别地沉默时，我们便悄悄地躲到后花园里去纵情欢笑。 对于我，故乡的“绿”，最使我倾倒！无论是竹子也好，榕树也好……其实最伟大的还是榕树。它是油绿油绿的，在巨大的树干之外，它的繁枝，一垂到地上，就入土生根。走到一棵大榕树下，就像进入一片凉爽的丛林，怪不得人称福州为榕城，而我的二堂姐的名字，也叫做“婉榕”。 福州城内还有三座山：乌石山、于山和屏山。（１９３６年我到意大利的罗马时，当罗马友人对我夸说罗马城是建立在七座山头时，我就笑说：在我们中国的福建省小小的围墙内，也就有三座山。）我只记得我去过乌石山，因为在那座山上有两块很平滑的大石头，相倚而立，十分奇特，人家说这叫做“桃瓣李片”，因为它们像是一片桃子和一片李子倚在一起，这两片奇石给我的印象很深。 现在我要写的是：“天下之最”的福州的健美的农妇！我在从闽江桥上坐轿子进城的途中，向外看时惊喜地发现满街上来来往往的尽是些健美的农妇！她们皮肤白皙，乌黑的头发上插着上左右三条刀刃般雪亮的银簪子，穿着青色的衣裤，赤着脚，袖口和裤腿都挽了起来，肩上挑的是菜筐、水桶以及各种各色可以用肩膀挑起来的东西，健步如飞，充分挥洒出解放了的妇女的气派！这和我在山东看到的小脚女人跪在田地里做活的光景，心理上的苦乐有天壤之别。我的心底涌出了一种说不出来的痛快！在以后的几十年中，我也见到了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和苏联的农村妇女，觉得天下没有一个国家的农村妇女，能和我故乡的“三条簪”相比，在俊俏上，在勇健上，在打扮上，都差得太远了！ 我也不要光谈故乡的妇女，还有几位长者，是我祖父的朋友，在国内也是名人：第一位是严复老先生，就是他把我的十七岁的父亲带到他任教的天津水师学堂去的。我在父亲的书桌上看到了严老先生译的英国名家斯宾塞写的《群学肆言》和穆勒写的《群已权界论》等等。这些社会科学的名着，我当然看不懂，但我知道这都是风靡一时的新书，在社会科学界评价很高。 在祖父的书桌上，我还看到一本线装的林纾译的《茶花女遗事》。那是一本小说，林纾老先生不懂外文，都是别人口述，由他笔译的。我非常喜欢他的文章，只要书店里有林译小说，我都去买来看。他的译文十分传神，以后我自己能读懂英文原着时，如《汤姆叔叔的小屋》，林译作《黑奴吁天录》，我觉得原文就不如译本深刻。 关于林纾（琴南）老先生，我还从梅兰芳先生那里听到一些轶事，那是五十年代中期，我们都是人大代表的时候，梅先生说：他和福芝芳女士结婚时，林老先生曾送他们一条横幅，“芝兰之室”。还有一次是为福建什么天灾（我记得仿佛那是我十三四岁时的事）募捐在北京演戏，梅先生不要报酬，只要林琴南老先生的一首诗，当时梅先生曾念给我听，我都记不完全了，记得是：××××鬓堆鸦剧怜宝月珠灯夜吹彻银笙演葬花此外还有林则徐老先生，他的丰功伟业，如毅然火烧英商运来的鸦片，以及贬谪后到了伊犁，为吐鲁番农民掘“坎儿井”的事，几乎家弦户诵不必多说了。我却记得我福州家里有他写的一副对联： 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比他们年轻的一代，如在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碑上，我找到已知是福建人的有三位：方声洞，林觉民，陈可钧，而陈可钧还得叫我表姑呢。 一提起我的父母之乡，我的思绪就纷至沓来，不知从哪里说起，我的客人又多，这篇文章不知中断了几次，就此搁笔吧。在此我敬祝我的人杰地灵的父母之乡，永远像现在这样地繁荣富强下去！１９９０年４月２９日 致布伦 布伦同志： 谢谢您的水仙花！大家都说好看。 我今作诗，只有一首私塾时老师叫写的《春晴》： 酿花天气雨新晴，蝴蝶翻飞鸟弄声。 且喜春池高一尺，晓来挥桨觉船轻。 不足为外人道，祝好！冰心五、三、一九九○ 致宫玺 宫玺先生： 许久没通音讯了，近况如何？听卓如说您忙于家务，不知能否宽松一些？ 《冰心传》看到了，有许多溢美之词，我的“第五集”大概也快出了吧？ 前几天练笔，忽然想寄您几个字，卓如说您曾想要我的字，请勿见笑。如到北京，请到舍下一谈，如何？冰心五月卅日 我为什么要写“面人郎” 我为什么要访问“面人郎”？因为他是名驰中外的北京艺人，等到我和他交谈后，又发现他是自愿学艺，而又悄悄地帮他师傅做种种杂活，使得他师傅自愿教他。他不但跟师傅学，还因为要捏戏文，而到戏园后座远远地看。虽然他面人捏得很好，可以养家活口，但解放前备受欺凌，国民党的士兵和沦陷时的日本人和汉奸，都拿艺人不当人，他过的是几十年的苦日子。直到解放了他才翻了身！ 在我们谈话里，他绝口不提他在英国献艺时如何地出风头，只略略地谈到路上的经历。 在我夸他成功得不容易的时候，他的答词是：百分之十靠师傅指点，百分之九十靠自己揣摩。这竟和西方的哲人一样，说：天才是十分之一的灵感，十分之九的努力。我从心里佩服他！ 我梦中的小翠鸟 六月十五夜，在我两次醒来之后，大约是清晨五时半吧，我又睡着了，而且做了一个使我永不忘怀的梦。 我梦见：我仿佛是坐在一辆飞驰着的车里，这车不知道是火车？是大面包车？还是小轿车？但这些车的坐垫和四壁都是深红色的。我伸着左掌，掌上立着一只极其纤小的翠鸟。 这只小翠鸟绿得夺目，绿得醉人！它在我掌上清脆吟唱着极其动听的调子。那高亢的歌声和它纤小的身躯，毫不相衬。 我在梦中自己也知道这是个梦。我对自己说，醒后我一定把这个神奇的梦，和这个永远铭刻在我心中的小翠鸟写下来，……这时窗外啼鸟的声音把我从双重的梦中唤醒了，而我的眼中还闪烁着那不可逼视、翠绿的光，耳边还缭绕着那动人的吟唱。 做梦总有个来由吧？是什么时候、什么回忆、什么所想，使我做了这么一个翠绿的梦？ 我想不出来了。 （本篇最初发表于《星火》１９９０年第１２期。） 《冰心散文选》再版自序 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再版《冰心散文选》，叫我添上几篇近作，并写一篇序。我觉得关于我喜欢用散文来做写作工具，在前序中已说得很多了。如果说有什么要特别提到的，就是新添的三十余篇，除了《我的老伴——吴文藻》这一篇以外，文字都比较短小，如《天上人间》一书的《序》，就只有一百五十字。这也许可以说明：一个人随着年纪和经验的增长，使得写下来的文字，在词汇上会由绚烂而平淡，在情感上会由横溢而凝集，因而文章也会质朴简练起来。这是作者的自我感觉，不知读者以为何如？１９９０年６月２６日多云之晨 序台湾版《浪迹人生——萧乾传》 李辉要我为他写的《浪迹人生——萧乾传》（台湾版）作序。提起萧乾这个名字，我不禁微笑了，他是我最熟悉的人了！我说“人”，因为我不能把他说是我的“朋友”，他实在是我的一个“弟弟”。七十多年以前，在他只比我的书桌高一个头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他是我的小弟冰季（为楫）在北京崇实小学的同班好友，他的学名叫萧秉乾。关于他们的笑话很多，我只记得那时北京刚有了有轨电车，他们觉得十分新奇，就每人去买了一张车票，大概是可以走到尽头的吧！ 他们上了车，脚不着地的紧紧相捱坐着，车声隆隆中，看车窗外两旁的店铺、行人都很快地向后面倒退，同时他们悬空的小腿也摇晃得厉害！他们怕被电车“电”着，只坐了一站，就赶紧跳下车来。到家一说，我们都笑得前仰后合！ 从那时起，他一直没有同我断过联系，他对我就像对亲姊姊一样，什么事都向我“无保留”地“汇报”（他说：“大姐，我又怎么怎么了。”）干得出色的，我就夸他两句，干得差点的，我就说他两句。这种对话，彼此心中都不留痕迹，而彼此间的情谊，却每次地加深。他是我的孩子们的“饼干舅舅”，因为他给我的信末，总是写“弟秉乾”。孩子们不知道这“乾”字是“乾坤”的“乾”（音前），而念作“乾净”的“乾”（音甘）。所以每逢他来了，孩子们就围上去叫“饼乾舅舅”。他们觉得这样叫很“亲昵”，至今还不改口！ “饼乾”这个人，我深深地知道他。他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在文学创作上，他是个多面手，他会创作，会翻译，会评论，会报导……像他这样的，什么都来一手的作家，在现代中国文坛上，是罕见的。 我又深深地理解他。他是一个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人。 他从青年时代，就到过海外许多国家，以他的才干，在哪个国家都可以很舒服、很富裕地生活下去，但他却毅然地抛弃了国外的一切，回到他热爱的祖国来“住门洞”，当“臭老九”，还遭到其他的厄运，这一切，读者在《萧乾传》中都可看到，我就不必多谈了。 他和冰季同年，也比我小十岁，今年也是八十岁的人了，凭他为祖国、为人民做的那些好事，他的晚景过得很趁心，我十分为他欢喜。但想到能同我一齐欢喜而向他祝贺的，他的小友冰季，却已在六年前抑郁地逝世了，这时我的眼泪就止不住地滚了下来。因为我想起龚定庵的四句诗：“今朝无风雪，我泪浩如雪，莫怪浩如雪，人生思幼日！”一九九○年六月二十八日浓阴之晨 致宫玺 宫玺同志： 《冰心文集》（第五集）平装三包和另外一本，都已收到，其余的不忙，稿费也不忙。 您那样忙于家务，时间太多可惜了，能不能找一个人帮帮忙呢？譬如有什么孤寡亲戚。 夏热，望珍摄，匆祝保重！冰心七、六、一九九○ 宫玺同志： 您六月二日信中说“《冰心传》第一张相片说明弄错了”，但我看了并没有错，那是１９２３年秋在美国照的。 您说您的孩子只知道玩。您要知道，他们和我们的社会背景不同，我的第三代也是如此，他们玩“吉他”，踢足球等等，不好好学习。他们的父母也没法管，反正现在上不上大学，就是这么回事，我在《万般皆上品》那篇小说中说过了。 您一定要自己保重！ （第五集平装七十本另一本都收入。）冰心七、九、一九九○ 话说君子兰 女作家李玲修在好多年前送给我的一盆君子兰，我把它供在书桌前的窗台上。那浓绿色的、剑形的、肥厚的叶子，武士般地相对列。每年两次当剑叶中间忽然露出一点桔黄色时，家里的大人和小孩都高兴地奔走相告：君子兰又要开花了！ 这实在是个喜讯。几十朵桔黄色的、五瓣聚成的筒形的花、向上开放。它们像高雅的君子般相拱而立。当花的大茎，愈长愈长，这几十朵君子兰便愈站愈高，静雅地立在那里，经月不谢！ 我为此重新翻看了，因为至圣先师孔子，对于“君子”的定义，有几十条。但是我读来读去觉得“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这句话就说的是君子兰！ 我以为“言”就是花的香气，“行”就是花的形象和花期的久暂。君子兰花香很淡，而花色极浓，几十朵相拱而立，能够立到几十天！它们群立在你的面前给你力量，给你鼓舞。 因此我虽然也喜爱玫瑰的浓香和桂花的幽香，但在数日之内，便瓣落香消，使人惆怅，而使我敬佩的还是君子兰！ 教师节引起的联想 《群言》的记者给我来信说，教师节又快到了，她让我说几句话。 我出生在一个教师的家庭。我的祖父和大伯父都是在福建福州设馆授徒。我的二伯父在福州英华书院教授古文。我的父亲是山东烟台海军学校的校长。我和我的老伴吴文藻都在北京的燕京大学教过书。现在我的两个女儿吴冰和吴青，也都在北京外语学院教着英语。 我们几代人有个共同的感觉；教师生活是辛苦而又快乐的。说到底，是快乐大于辛苦，尤其是我自己，我从和学生接触中，得到了极大的快乐。 通过教学，同时得以结识了许多天真活泼的朋友，又从我让他们写的作文中，如“自传”、“最难忘的一件事”、“我最喜爱的人”等等的文卷里，我熟悉了他们的家世、爱好等等，又从作文后的个别谈话中，我们彼此说了许多知心话，课外的接触，也因此而加多了起来。 我是１９２６年从美国进修两年后，回到北京西郊刚刚盖起的美轮美奂的母校——燕京大学，来加入国文系教师的队伍的。那年我自己也不过二十六岁；我教一年级必修课的国文，选修课的习作，还有一班是师范补修班，这班学生的年纪大都在三十岁左右，又都是男生，作文是说不交就不交，我对他们毫无办法。 在和年纪轻些的同学，特别是一年级的新生之间，我们有许多课外活动：如在未名湖上划船、在湖心亭或石舫上聚谈、或在燕南园女教师宿舍的会客室里的约谈，都是十分自然而亲切的。十八九岁的学生们对我是无话不说，以至于让我介入了他们的择业与择婚的终身大事。现在回想起来，已有好几个或好几对极有成就的同学，竟然先我而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这些可亲可爱的名字，我不忍在这里再提了，让一个老人来悼念一些中青年人，是人生中最可悲的事！１９９０年７月１７日多云之晨 《穆斯林的葬礼》外文版序 我认识霍达，是从读她写的《国殇》和开始的。我喜爱这位年轻的女作家，因为从这些文字里，我看出了她是一个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人。但我还不知道她是位多产的作家，她写的电影剧本、戏剧本等等，我都没有看过。 直到她送给了我一本，我才知道她是回族，而且写作的才能是惊人的！ 关于回族，我知道的很少，因为我的亲戚朋友里，没有一个回族。我只知道回族人都爱干净，不吃猪肉，男人们戴着一顶医务工作者那样的白帽，北京有一条牛街，里面住的都是回教人，还有教堂（清真寺），如此而已。 看了这本书，就如同走进一个完全新奇的世界。书里每一个细节，我都很“陌生”，只有书中小主人公新月，在北京大学生活的那一段，因为北京大学的校园，就是燕京大学的故址，我对燕大校园的湖光塔影，还是熟悉而且有极其浓厚的感情的。 回来再讲这本小说，我觉得它是现代中国百花齐放的文坛上的一朵异卉奇花，挺然独立。它以独特的情节和风格，引起了“轰动的效应”，这“效应”之广之深，大家知道得比我还多，我就不必细说了！ 现在，我知道这本书正在译成许多外国文字，在海外出版，虽然里面有些删节，我对此还是十分欢喜。我愿意全世界的读者都知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十六个民族之中，有十个民族是穆斯林，而且在中国十亿人民之中，就有一位年轻的回族的女作家，她用汉文写出了一本极富中国性格的、回族人民的生活故事。关于这本小说，在中国的言论和评价，真是“多得不得了，好得不得了”。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谚，说“百闻不如一见”，我愿海外的朋友们，都来读一读这本中国回族女作家写的奇书！ 《关于女人》是怎样写出来的？ 这一系列的女人小传，是我住在重庆郊外歌乐山的时候，又闲在、又穷困，需要拿一点稿费，那时我的老伴吴文藻的清华同学刘英士先生，正在编一种刊物叫做《星期评论》，向我索稿。我不愿以冰心的名字来写文章，因为我刚刚称病，退了工资，辞了“妇女指导会” 的教育文化组长的职务而避居到山上来的。我说：“我不用冰心的笔名行不行？”他说： “新的名字不会引起读者的注意。”我说：“那我就写一些能引起读者注意的题目吧！”于是我就用“男士”的笔名，陆陆续续地写了十六段，以男人的立场眼光，来描写了十四个女人，后来我的一个女学生来告诉我重庆的天地出版社要出这集子，我就把全文交给了她，这本书销路很广，再版了许多次，而天地出版社只给了我初版的稿费。这时巴金从上海来了，便把这本书稿带到上海的开明书局去出版，并让我写了一篇序。 里的十四个女人，都是有“模特儿”的：只有《我的学生》那一篇，是由三个“模特儿”组成，因为结局难写，就只好忍心地让“她”不幸地“逝世”！ 我在后记中说：“我写了十四个女人的事，连带着也呈露了我的一生。”这话一点不假！比如我在《我的择偶的条件》那一篇的最后我说：“天哪，假如我真是一个女人，恐怕早已结婚，而且有了两三个孩子了。”在《我的朋友的太太》那一篇的最后也有“他向我要女儿，别说一个，要两个也容易，可是我的太太还没有影子呢”！在后记中，我又说，“我去弄一个儿子、两个女儿来接代传宗，分忧解愠，也是极可能的事——”都暗示了我的实在身世。 在这本书里我也说出了我自己对于妇女的评价，如在后记中，我说：“世界上若没有女人，真不知道这世界要变成什么样子！我所能想象得到的是：世界上若没有女人，这世界至少要失去十分之五的‘真’，十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美’。”接下去我又说，“我并不敢说怜悯女人，但女人的确很可怜，”因为“男人活着是为着事业，女人活着是为着爱情……靠爱情来维持生活，真是一件可怜而且危险不过的事情！”底下还有许多，我懒得再抄了。总之，就是说“上帝创造她，就是叫她来爱；她是上帝化生工厂里，一架‘爱’ 的机器，她就是这样‘无我’地、无条件地爱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如今再回来说怎样来写这本书：因为用的是新笔名，而且用的是男人的口气，我自己觉得很自由，很“放任”，而且不时开点玩笑；不过写的时候常要提醒自己，作者是一个男人，得有些男人的动作或习惯，所以要写些喝酒、抽烟之类的事情。 总起来说，这本书的十几篇游戏文章，本来是逼出来的，而写到后来，觉得越写越有趣直到最后人家知道是我的手笔，我才赶紧刹住，也算是“见好就收”吧！１９９０年７月２４日急就（本篇发表于《妇女生活》１９９０年第１０期。） 致萧乾文洁若 乾弟若妹： 用了三整天把你们的书看过了。我觉得洁若比萧乾要写得好，有劲。总之，我替我的小饼干弟弟感到幸福。好容易有个“窝”了，这窝还温暖得很！ 其实那天有许多话要跟你们商量，到时候都忘了，有空还请来一下。这次我一定搞点“饼干”能吃的东西。吴青一家都问你们安。冰心八，二，一九九○热的心》。） 致宫玺 宫玺同志： 七月十二日信悉，精装尚未收到，但您为什么要另寄三册呢？ 其实我有许多朋友在上海，如巴金、志鹃等，寄来寄去，也没意思，我人要在上海就好了。祝珍重！ 冰心八、十六、一九九○ 《长乐县志》序 福建长乐县是我的父母之乡。我的曾祖父谢以达公就是从长乐县迁到福州去的。我虽然没有回去过，但我知道长乐地处东海之滨，和台湾隔海相望，和海外各地来往频繁，因而在文化、科技、经济各方面，历来都在突飞猛进，在我们过去的县志上，已经载下了许多我们的先人做出的、振奋鼓舞人心的事迹。我深信我的乡亲子弟们在我们国家的三个面向、四个现代化的号召下，会万众一心，凭借着我们长乐拥有的天时、地利、努力做出比先人更大的成绩和贡献，使得我们未来的县志上可以有更光彩、更振奋鼓舞人心的记述！１９９０年８月２２日于北京 农历七月八日晨下雨 早起凭窗外望，看见院里小路上的行人，都打着伞，是在下小雨了。 昨夜是农历七月七夕，是牛郎和织女双星聚会之夜。中国民间传说，七月八日下的雨，是牛郎和织女惜别的泪水。 猛然忆起一首诗，也不知是哪一朝代，哪一位旷男怨女写的： 转瞬明宵又渡河。 十二万年年一会，人间那有此多期？ “转瞬明宵”也是根据民间传说：人间一年，只是天上的一日。 但仰观天象，牛、女双星，明明是在三百六十天中，七月七夕这一天走得最近！ 这日子真不知如何算法！（本篇最初发表于《文汇报》１９９０年９月２６日。） 又想起一首诗 夜半，秋风吹得窗帘簌簌地响，引我想起忘了从哪一本书上看过的一首诗。这位诗人似乎姓温，也不知道是哪一个朝代的？诗云： 一夜湘君白发多 睡里不知舟在水 满床清梦压星河 “满床清梦压星河”，这句妙极！“满床清梦”形容梦中情事的丰满，“压星河”是说这丰满沉重的梦，“压”了天上星河在水中的倒影！ 说到诗，我总是“不薄今人爱古人”。因为今人的诗无论多好，但没有一首能使我在半夜醒来，一字不错地背下来的。 这当然和我自幼养成的“吟诗”习惯有关。 １９９０年８月２７晨 《梦之谷奇遇》序 女翻译家、女作家文洁若，让我为她的、以她在１９８７年在《花城》得佳作奖的《梦之谷奇遇》为名的散文集作序。我感到荣幸。 从翻译家出身的她，在这本散文集里，题材十分丰富，有风景，有人物。她儿时住过日本，１９８３年以后，她又同她的老伴儿萧乾，到了亚、美、欧好几个国家和地区，她对于这些地方的记述和描写，都十分详尽而深刻。她的记忆力之强，思路之敏捷，文笔之细腻，都使我惊叹！因为有些她去过的地方，我也去过，并且住过经月，如法国；住过经年，如美国，我却没有写下多少字。 我并没有细读集里的每一篇文章，但是在第三辑里的她和萧乾的文学姻缘，我却看了好几遍。在这一段里她用了一个英文名词，ＴｅａｍＷｏｒｋ，充分地表现出他们在翻译和创作上的切磋琢磨，用古一点话说，也就是“琴瑟和鸣”。他们共同弹奏出来的音响，是多么协调而温馨！ 我是通过萧乾而认识文洁若的，我以能结识这位多产的女作家感到欢喜，我更欣慰的是：她给了我的半生飘泊坎坷的老弟萧乾，以无边的温暖和幸福。 我愿海内外的炎黄子孙，都来细读这本书，它会给你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效果。一九九○年八月二十七日清晨 为福州会馆题词 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乡音无改，言无不尽聚议桑梓之改革，纵谈八闽之开放，亦一乐也！ 敬贺福州会馆新楼落成！ 冰心敬题１９９０年８月３１日 致巴金 巴金老弟： 你的八月廿六、七两封信都收到了，小棠他们回来后，你让陈喜儒到我这儿来一趟，我要听听他们领奖的一切，你得了奖，我仿佛也有了光彩。 顺便告诉你一件事，我手边有几万元稿费的存款，本来在遗嘱上写做为什么奖金，我现在改了主意，把这些捐给文学馆，我已和舒乙说了，他很赞同，我本来已捐给文学馆一些有上下款的书，我死后，我的存书也照样处理。（只怕孩子们会留下一些，如你的，老舍的等等，因为他们对你们都有感情！）你说到杭州去，吴青也赞成，说实话，我坐着写字，谈话，一切和好人一样，一站起来，就全身都瘫了！一点劲儿没有，我真恨自己的身体……吴冰夫妇已从美国回来，而他们的儿子（李丹）前天又到美国去进修了。陈恕也要走，也是赴美进修，只等护照下来。吴青问巴金舅舅好，小林小棠两家人好。冰心九、四、一九九○ 一本家长和老师们必读的书 开明出版社最近出版了苏联作家沙·阿·阿莫纳斯维利写的《孩子们，你们好！》，编辑部同仁给我送来了译本的样本。披读之下，我感到这位作者真有一颗水晶般洁白透彻的热爱儿童的心！他和六岁的儿童平起平坐地对话，他们的对话范围极广，他从儿童生活的多方面多层次来考虑对话的问题：如他们的生活经验，他们的快乐与悲伤，他们的需求与志向，他们的才能与期望等等。他是从理解儿童入手，然后通过和儿童共同生活中渗进了他的教育任务，使儿童从学习中得到快乐和幸福。我深深地感到这是一本家长和老师们必读的好书。１９９０年９月６日急就 致宫玺 宫玺先生： 昨天得您寄来的两本《中国现代百家千字文》，我一天就把它看完了。其中的作者，只有十分之一是我不认识的！ 您说要编“六卷”①，我赞成，卓如这些日子大概忙于党内整党，我这里也多日没来。 《文汇报》及登的那篇复写件已给卓如，大概会编进去。“五卷”精装未到，我不着急！祝你好！ 冰心九、十五、一九九○①指《冰心文集》第六卷。 致廖玉华① 廖玉华女士： 您寄我那张美丽的信片，已拜读。您照的我的母校的录影带，昨夜我的女婿陈恕也放给我看了，十分详细。追忆往事，不胜感慨！对于您的工作，我又极其感激。纶此鸣谢，此信仍托舒乙代转。顺请大安冰心九、十五、一九九○ ①廖玉华，美国斯坦福大学教师。 致巴金 亲爱的老弟巴金： 昨天收到了你寄来的《巴金译文选集》，真是欢喜万分！ 有些是我看过的，但还要看一遍！你真是·着·作·等·身，而且一辈子·自·食·其·力，这是我们这一辈人里，没有一个做到的！从这两件事来说，使我不但·爱你这个老弟，而且·敬你这位老弟了。同时我收到五月期的《良友》，上面有“八五寿辰访巴金”，里面相片真多，我看见了我见过和没见过的你家里人。 知你不喝酒，但喜饮茶和咖啡，在这点上又与我相同，什么时候我们能做到一起喝点咖啡，谈一谈，多好！可惜我们都行动不便了，近来就常觉得心烦，……家里还是都好。吴青是天天巴金舅舅不离口，总说“你和巴金舅舅在深圳有一次聚聚多好，我和小林也去”，我何尝不想呢？但我近来身体实在越来越不行——前几天我又收拾了一些有上下款的书和字画，送到现代文学馆，还有一大盆“寿星桃”，这是宋庆龄委员会送我的，八个人抬上楼来，花开得灿烂极了，现在不但有密叶，而且结了小桃，我客厅小，容纳不下，屋里人得不到大多的阳光，我便也请舒乙派人来拉了去，让他在你的文学馆里，得到充足的阳光和空气，明年再开花时，我让陈钢给你寄相片去。不写了，今晨刚退烧。纸已尽，愿你多多保重，一家人都好！ 冰心一九九○·九·十七 致宫玺 宫玺先生： 文集“五卷”十一捆早收到。 只打开两捆，每捆都是精装四本，平装四本。将来有人到上海去，我一定签字送您一本精装的。匆上，祝好！ 冰心九、廿九、一九九○ 《冰心近作选》自序 舒乙和周明明编了一本《冰心近作选》要在作家出版社出版，让我作序。我翻看了这本集子的目录，觉得我写的东西越来越短了。（比如周明和刘茵编的追悼周总理的《天上人间》集，我写的序言就只有五十字！）我的文章越写越短的原因，一来当然是我的精、气、神，近来更不足了；二来我认为如果几句话就能把心思都表达出来，那么也不必枉费那些文字和符号。这是我为我的短文护短，最严正的评价，还是留给我的尊敬的读者。 冰心１９９０年１０月９日 致郭风 郭风： 兹由邮寄上一千四百元，作为捐助长乐县水灾的赈款，我不知应寄到哪里，请你代劳。 此款最好用在修复小学校舍等等。数目太少了，我不好意思！祝好！冰心十、九、一九九○ 致张贤华① 贤华乡亲： 听说十月初在福州有个“冰心创作学术讨论会”，听了真是十分惶恐！我希望我的乡亲们不把我“放大”，而是将我的创作的短处，挑了出来，·好·让·我·多·多·改·进。 肺腑之言，愿大家听取。匆上。即请冬安冰心拜上一九九○、十、十一①张贤华，１９３１年生，江西赣州人。１９５８年调福建省文联工作，历任创作组长，创作室副主任，副秘书长等职。现为福建省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福建分会副主席。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杜鹃花开的时候》；长篇小说《雾锁登天岭》等。 致颜学琴 学琴同志： 昨天小汤来了，带来了您给我的信和相片三张。我写的字居然上了石碑，真是惶恐！相片我当珍藏。金近生前每出一本书，他就送我，一共有五本。他真是一位深入儿童生活的作家，成绩远在一般作家之上！想起他，我真难过！匆颂近安！ 冰心十、十一、一九九○ 在金近作品研讨会上的发言 我跟金近很熟，他常来，我们平常在一起开会，也常看见。我就觉得金近哪，在我们这些儿童文学作家里头，是一个最接近儿童的人。他写的东西里完全是儿童的语言，并且写了好多动物啦，植物啦，跟儿童对话这一类东西……金近所用的话都是最通俗的儿童语言，就这一点，我敢说他比一切的儿童文学家写得都好。就是这一点，就是最天真、最纯洁、最深入儿童生活。像我们就没有他那样的生活，他的这些生活就是跟儿童融化在一起，平起平坐地，用孩子的语言来跟孩子说话，他写出来的东西，我看没有一句典故的，没有一句成语的，都写得很通俗。我觉得我现在重新看起来，可以说我们写儿童文学的最成功的就是金近。 致宫玺 宫玺同志： 书早收到，您上次说多寄三本“五卷”，不知什么意思？ 我一定签名送给您，是否要多写两本？ 稿费（五卷）昨天才去取，不知他们寄工商银行，也不通知我一声！以致６月２６日和９月２０日的款，还是因为工商银行有我女儿吴青的熟人，说“你母亲有两笔款，为什么不来取？”我是没接到通知，一点不知道，制单人名字是余振康，请告诉他这种情况。上次由邮局寄来给陈恕（一百五十元）、吴冰（一百○五元）的款，早就收到了。我不反对他们由工商银行汇，但同时要告诉我一声。若不是吴青朋友告诉她这事，此款可能永远留在银行里！ 我很好。这事请和余振康同志说一声。祝好！ 冰心十、廿一、一九九○ 关于男人（之十） 十二悼念金近 前几天金近的爱人颜学琴同志托人给我带来了一封信，里面附有三张金近坟墓的照片，那坟墓是石块垒的，很庄严，上面刻着碑文，我写的那句“你为小苗洒上泉水”居然也刻上了！我的眼泪止不住落了下来……我是五二年在作家协会的儿童文学讨论会上认识金近的，在谈论里我觉得他“与众不同”！他是那么质朴，那么扎实，他讲的话从来没有“书卷气”，从来没有用过“成语” （如“虚有其表”，“胸无点墨”之类），他对儿童的了解十分深切而亲切。从谈话里我知道他从小只上过私塾，也没看过什么小说，他所知道的历史故事，都是从他的家乡浙江上虞看“草台班”的戏里得到的。后来他到了上海当了学徒，得闲时就看《新闻报》副刊“快活林”，引起了他写作的兴趣。 他当了四次学徒，以后亲戚凑钱供他上学，他读到初中一年级就不学了。他到图书馆里借书看，从鲁迅看到了丁玲，也看了些译文如。他最喜欢的是叶圣老的《稻草人》和张天翼的童话。一九三五年他到儿童日报社工作，干的是收费寄报的零活，但又因肺病失业了。在疗养期间，他开始学写文章，写的都是当时受苦受难的学徒、丫头等的悲惨生活，也讽刺揭露了当时国民党统治下的那些腐败与丑恶。 抗战爆发后，他进了重庆儿童教养院，还做了难童孤儿的教养人。同时他在重庆又认识了《新华日报》的许多作家，如夏衍、刘白羽，翻译家如戈宝权等。在许多朋友中他特别喜欢徐迟，因为徐迟关心他的儿童文学创作，好的就称赞，不好的就当面指出。一九四六年他又回到上海，又写了好多篇杂文，在《文汇报》和地下党的刊物上发表，也受过压迫。全国解放后，他到了北京，后调到作家协会。这时最重要的是他能够深入生活，他到小学校里和小学生一同生活，一起去动物园，一同上课，一同游戏。他还到北京西郊温泉村，参加海淀区农业合作化工作组，在一所小学校里住了一年。他和孩子们一起逮老鼠，发现了一个灌了七八桶水还不满溢的老鼠洞，里面藏满了至少有七八斤的老玉米等等。总之，他一面把自己当成儿童中的一员，一面写小说和诗歌，讲的都是儿童所熟悉、也是他自己所熟悉的人物和花、鸟、虫、鱼……他每出一本集子，一定送给我，而且在扉页写上许多祝词。我书架上有《春风吹来的童话》（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八日）；《金近作品选》（一九八○年十月）；《他们的童年》、《大毛和小快腿》（都是一九八二年七月）；《爱听童话的仙鹤》（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八日）；最后的一本是《童话创作及其他》（一九八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扉页上还写着：“冰心同志： 愿这本小书带上我的心意，愿你像松柏常青，健康长寿。” 写到此，我呜咽了。像我这块不可雕的朽木，居然活到了九十岁，而能写出·真·正的儿童文学的作家金近却不幸早逝了！ 我不是以儿童文学作者的身份和心情来写这篇“悼念” 的。因为我不配做一个儿童文学作家。我的那本《寄小读者》，因为离开了儿童，越写越“文”，到了只可“静读”不能“朗诵”的地步！因为朗诵出来，儿童一定听不懂。不像金近，他是一个不但热爱儿童，而且理解儿童的作家，他写的作品都是对小孩子说的大白话！１９９０年１０月２３日 从“随”字想起的两段谜语 《文汇报》记者让我写“随笔”二字，我忽然想起一段谜语：谜面是：“上有一半，下有一半，中空一半，除去一半，还有一半。”猜一个字。这个谜语大概是我十岁左右在家塾附学时，一位堂哥哥讲出要我们猜的，他是从书上看来的。我们七八个孩子在纸上画来画去，谁也猜不出来。后来他向我们公开了，说：“就是‘胗’字”。说来还真有意思！“上有一半”意思是：上头是“有”字的一半，是“”；“下有一半”，意思是：下面也是“有”字的一半，是“月”；“中空一半”，是：当中是“空”字的一半，是“工”；“除去一半”，是“除”字去了一半，是“阝”；“还有一半”是“还”字有一半是“辶”；把这些一半拼起来，就是“胗”字。不到十岁的我，就是因为这段谜语，而把“胗”字，牢牢记住了。 猜谜真有意思，记得我在大学二年级时，大概廿一岁左右吧，有一次我的大弟的同学向他提出一段故事的谜语，叫他猜《孟子》里的一句话。谜面是：“普救寺，草离离，空花园，或借栖，夫人有病头难起，一炷香，卜神祗，薄暮日沉西，虽有约，负佳期，张生长别离，错认了白马将军至矣。”我对《孟子》不熟，而我的二弟（十四岁）那时正在中学里，背诵《孟子》，他想来想去说：“谜底一定是‘晋国天下莫强焉’。”我们细细一对一想，都拍起掌来！１９９０年１０月２９日 关于“冰心儿童图书奖” 我的朋友葛翠琳女士在北京少年儿童图书研究社设立了一个“儿童图书奖”，以我的名字来命名，使我这个不曾为这个评奖尽过一点力量的人不胜惭愧和感激！ 这个评奖大会，是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我因腿病不能赴会，但我听说有２８种图书获奖，名誉主席韩素音和副主席胡藉青都讲了话，情况十分热烈。 我认为这个评奖是鼓励儿童文学不断前进的巨大动力，使儿童文学的作家、画家和出版社，都有努力的方向和期望，我祝愿将来每年一次的“冰心儿童图书奖”每年都不断地“更上一层楼”！１９９０年１１月１日急就 致刘麟 刘麟先生： 示悉，实秋晚年没有信给我，事情都由他女儿梁文茜（在北京）转达，我手里也没有他的信。 我追悼实秋那篇文章，是否可以作序？（见《关于男人》末一篇）。匆上。祝好！ 冰心一九九○、十一、十五 《高士其全集》序 假如儿童文学作者是儿童精神食粮的烹调者的话，那么，高士其就是一位超级厨师！ 高士其是文藻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的同学，他比文藻小两班。听说他原来的名字叫高仕遐，是家里给他起的；他嫌“仕”字是做官的意思，“遐”又带“金”字边，也很俗气，他自己就把“人”字、“金”字边旁都去掉了，于是他的名字就叫高士其。 １９２８年，他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因做“脑炎病毒”研究，试管爆裂，使他感染了病毒，得了脑炎后遗症，造成了他肉体上的残废，而作为儿童科学文艺的作者，他却坚强地走在许多健康人的前面！ “五四”运动的口号，是“民主”和“科学”。高士其就是全心全力地把科学知识用比喻、拟人等等方法，写出深入浅出，充满了趣味的故事，就像色、香、味俱佳的食品一样，得到了他所热爱的儿童们的热烈欢迎。 高士其的儿童文学着作，不论是文是诗，都是科学、文艺和政论的结晶，他说过：“科学文艺……失去了文艺性，也就失去了它的吸引力……而它的吸引力，正是帮助他们从乐趣中获得知识。” 他的作品，如《菌儿自传》、《我们的抗敌英雄》、《细菌的大菜馆》、《抗战与防疫》等，都是儿童科学文艺中的杰作。 我在《〈１９５６——１９６１年儿童文学选〉序》中曾说过： “为儿童准备精神食粮的人们，就必须精心烹调，做到端出来的饭菜，在色、香、味上无一不佳，使他们一看见就会引起食欲，欣然举箸，点滴不遗。因此，为要儿童爱吃他们的精神食粮，我们必须讲究我们的烹调艺术，也就是必须讲求我们的创作艺术。”我写这段文字时，心里想的就是高士其的儿童科学文艺的创作。 高士其全集的出版，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希望我国的青少年，多读高士其的书，学习高士其精神，健康成长起来。 冰心１９９０年１１月２０日阳光满室之晨 为金陵明月奖征文大赛题词 炎黄子孙就是喜爱明月！“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明明可爱人如月”，“一星如月看多时”……写明月的散文，更应该会一呼百应，千山雷动。预祝金陵明月奖得到圆满的成功！冰心庚午仲冬 致蔡德亿① 德亿先生： 来示及相片报纸均拜领，十分感谢。金近先生生荣死哀，我替他高兴！匆上。祝公安！ 冰心一九九○、十一、卅①蔡德亿是金近故乡浙江省上虞县政协秘书长。 致王一地 一地同志： 您的信收到了。金近评论会弄得那么好，我高兴。我给《中国作家》写了一篇《悼念金近》，明年一期可发表。祝您新年快乐！ 冰心十二、九、一九九○ 话说我的名字的写法 我自己在书信末尾或在文章题目下面的署名，都是“s队心”，是“水”字左上侧加一*愕摹皊队”。这样写法是有根据的！我小时候看到一本书上有一副对联，上句是“s队冷洒*坏懔降闳恪保戮涫恰岸∠慊ǎ煌非吠蛲贰薄Ｎ揖图亲皊队”字应该是一点的。 不知道为什么一用铅字印出来，“s队”就变成两点水的“冰”了！ 我用一点水的“s队”，为的是给人签名的时候，只需在一直杠左上侧再加上一点，就*梢粤叻晌璧兀闯伤牧阶郑俜奖闶∈虏还*所以每次在报纸或刊物上，看到自己的文章，署名总是“冰心”，便似乎觉得这篇东西不是我写的！ 伟经先生来信，要我替《随笔》写文章，我十年不出，眼不见，耳不闻，真没有什么可写的，只好在自己的名字上下工夫，写下这几百个字，说明我这人还活着！１９９０年１２月１０日阳光满室之晨 给《福建日报》副刊编者的信 原编者按：最近，九十高龄的着名作家冰心为本刊出刊一千期题了词。我们给她复了信，把不久前在福州举行的“冰心文学创作七十年学术讨论会”有关报道的剪报寄给她，并请她为家乡省报副刊写一篇文章。本月十日老人家亲自给本刊编者复了信。现将此信刊登如下，以飨读者。 ××先生： 示悉。您让我为《武夷山下》写文章，我认为不如写封信，会更自由、更亲切一些。 这次故乡的文联、作协和北京的中国现代文学馆为我办一个创作学术讨论会，还从各地请来了好几位专家学者来参加。这件事使我感到荣幸而又惭愧！ 您们为了我在几十年中写下的几篇短小的、所谓的“创作”，而举行了这么一个消耗了许多精神和物质的大会，请让我说一句道谢的，引用北京最新的一句歇后语，是“高射炮打蚊子——小题大做”！ 我的小女儿吴青回来，高兴得不得了！她得到了许多礼物，特别是福州的特产漆器，还对我诉说她的终身不忘的遭遇，比如她到长乐赤峰镇（即金峰镇——编者）去拜谒我的祖居时，居然得到“鸣放鞭炮”的迎送！这是她以前和以后都不会得到的、这样盛大的迎送仪式！她是一个在中国北方长大的女孩子，虽然也到过欧美各国，但对于山清水秀榕绿花明的、她的母亲的故乡和她母亲的乡人对她的深情厚意，这些背景和人物，将永远铭刻在她的心版上！ 我的好友老舍先生的儿子舒乙，就比她能干多了，他不但会说（他在会上把我吹“爆” 了吧？）而且也会做。他买了许多福州特产如光饼（我有半个世纪没有吃到又脆又香的光饼了）、桂圆、福桔等，还照了许多相片。他说长乐十分富庶，长乐的孩子的衣着打扮，都不在北京的孩子之下。又说他在福州吃过许多名贵的他自己不花钱的海鲜。他谈得眉飞色舞。 我觉得他这时高兴而幽默的表情，真像他的父亲老舍先生。 在这里，我愿通过《武夷山下》，向我的乡亲们深深地道谢。你们把一个在福州居住不过两年多的人，“放大”到这个程度，这是我一生九十年中从未想到的最大的光荣。 冰心１９９０年１２月１０日雪晴之后 新春寄语——愿《民主》同人有话就说 《民主》编辑部寄来１９９０年１２期的《民主》月刊。 我从头看了一遍，深深地感到我们真有好几篇“吐出心声”的好文章！ 首先是易梅同志的《对教育的一点思考》，就觉得他替我倾泻了一腔心事！前几年我写了一篇《我请求》，也是为中小学教师请命的文章。文章倒是登出了，但是却删去了一些片段，例如我引用了一段日本文部省的一条公告是：“中小学教师的工资，要在一般公务员之上。”为什么要删？为什么我们不能和日本比？日本的科技、经济为什么这么发达？正因为他们重视中小学教育，重视教师和人才。日本一个小国，土地和我们的四川省差不多大，人口也只有我们的五分之一，资源也比我们少得多。为什么今天他们敢和西半球的、强大的美国比高低？只因他们重视教育，人才辈出。名师出高徒，教师们教出来的学生，个个都能当个人才来使，都能创作。只举一例子，我伤腿后，十年不出门，便有许多朋友来看我，来了一定照个相，我问他们用的是哪一国的照相机？一百个之中，只有两架是中国的！只从这一点来看，我们的人民币有多少流到日本去！ 我还听说因为师范大学是不交学膳费的，投考的学生较多，但是毕业后，愿去当教师的却很少，因为教师工资太低养活不了一家老小，就都想去搞旅游或去就其他职业。去教书的只是找不到其他职业的人。我记得我看到我的小外孙的作文本，教师给他写的批语中就有错别字！ 听说近来的情况是好多了，中小学教师的工资也增加了，住房也盖起来了，我很高兴！ 人民是最实际的，“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每一次施政方针里都提到，只有真正重视了，人民才真正把话当话。 往下又看到李贻训同志写的《“肥”与“瘦”》，提起周总理是如何地“自奉俭薄，艰苦朴素”，而现在有的人，是只有个人之“肥”而无天下之“肥”等等，我就不往下抄了。 我记得我十岁左右，看到那时民办的报纸上有一副对联，是： 司农常熟百姓饥大概当时的宰相是安徽合肥人，司农是江苏常熟人，这副对联充分发泄了人民对官“肥”民“瘦”的痛恨！ 在姚砚库同志写的《读“无逸”有感》中也有好些是我一直想说的话，如说某些党政领导“或非进口豪华车不坐，互相攀比，以致车辆超编、滥用、私用、浪费，以车谋私现象严重”。 我自１９８０年伤腿后，闭门不出已有十年之久。但我每月都到北京医院去做一次体检，在走过天安门广场时，看见人民大会堂门前停的小轿车，都是“奔驰”、“皇冠”等等，从前周总理和胡耀邦同志坐的红旗车，几乎没有了！我想若是用买这么多的外国车的外汇，去改进“红旗”的构造，那么我们的官员们也可以和印度、泰国的官员媲美，因为我知道他们从来不乘坐外国的轿车。 我认为这期《民主》办得很好！我常说，我们有和执政党“长期共存”的权利，就该尽上“互相监督”的义务。我们要做对他们“促进”的诤友，不应该做一个只懂得“握手，举手，拍手”的被人漠视的，无足轻重的所谓朋友！１９９０年１２月２７日急就 致铁凝① 铁凝： 你真行！会写文章还会画画。这是我外孙陈钢照的相，他让我把它作为贺片。我还好，什么时候再到北京来呢？匆祝新年好！ 冰心十二、廿二、一九九○①铁凝，女作家，河北赵县人，１９５７年生于北京。１９７５年高中毕业赴河北农村插队落户。１９７９年调保定地区文联《花山》编辑部任小说组编辑；１９８０年被选为中国作家协会河北省分会副主席。主要作品有《哦，香雪》、《没有纽扣的红衬衫》、等。 致颜学琴 学琴吾友： 贺片和兰文先生的文章都收到了。我在《中国作家》上也写了一篇悼念金近的文章，我实在想他！ 我很好。祝您新年如意！ 冰心一九九○、十二、廿六 致宫玺 宫玺小友： 你的信使我惭愧。 吴青回来很好，她又开始忙她的代表事！我很好。此片代我和我爱猫给你拜年冰心十二、卅一、一九九○ 漫谈“视听之娱” 我虽因伤腿，十年没有参加社会活动了，但正因为我整天在家，便不断地有客人来访；老的、小的、男的、女的，告诉我社会新闻，和我讨论时事的交谈，就十分新鲜有趣。此外我还收到许多信件，今年得到的贺寿贺年卡片的数目，是空前的，把我客厅里的两张书柜的玻璃门里都立满了！ 此外，我几乎天天有新的书刊可读，这些都是一些出版社送的，我从心里感激他们！ 最重要而且是最方便的，是我每天上午７时半至９时，下午１２时半至２时，都躺在床上休息。但我并不睡着，只在枕上听收音机，听些新闻和报纸报道。到了晚上我从来不看书也不写字，只开开电视机，听着时事联播，或者听听京剧或电视小说。 我觉得在我的身躯里有军人之血。听收音机我爱听军事消息，看电视喜欢看“人民子弟兵”节目。这两段节目里，都有中外各国的陆海空军事消息，有人物也有武器，十分令人兴奋。 我也喜欢听收音机和电视机里的歌唱表演，如胡松华的“颂歌”和董文华的“十五的月亮”，听了都使我感到回肠荡气，不能自已！我想我若有像他们那么好的歌喉，那么当我在大海之滨或高山之巅的时候，就可以纵情歌唱了，可惜——１９９１年１月５日晨急就 我得到了中国第一尊女寿星 一九九一年一月四日上午，民主促进会三位中年干部，给我送来了一个长方形金红色的锦盒，打开看时，里面是一尊女寿星和一把上面画着梅花的小巧精致的茶壶，上面写着“冰心玉壶，黄笑音绘献”。这已经使我十分欢喜了。等到我把盒里的那尊女寿星摆在我书桌时，在阳光下她简直是光彩照人，不可逼视！ 她右手拄着上面挂着一只金葫芦和两摞画轴的一根龙头藤杖，左手捧着一只寿桃，盈颠的白发上，束着一条绿色的镶着一块白玉的头箍，脑后髻上插着一根金簪和一条结花的红带。她脸上充满了雍容慈祥的笑，两耳垂肩，穿着暗红色的长袖上衣和带纽扣的、有金花边的绿背心。下面是束着红带的淡绿色带圆金花的裙子，裙子上还钉着两只金蝙蝠。下面是露在裙下的红色高底鞋。 和这只金黄盒子同来是一封“中国民主建国会景德镇市委员会”的信：里面尽是些客气的话，我也不好意思重抄！只录下重要的事实： 拜读了先生在今年第二期《随笔》上发表的《市场上买不到一尊女寿星》一文后……利用工作之余，他翻阅了有关资料创制了一尊目前国内罕（“罕”当作“无”，冰心注）有的女寿星瓷雕（我会成员许堂婆同志为瓷雕彩绘装饰），尽管作品设计还不尽本意，但凝聚着他对老人无限崇敬的心情。在躬逢先生九秋华诞之际，以此祝愿老人童心常驻，健康长寿。 这尊女寿星现在就立在我的案头，面对着我，露出满脸的欢喜的笑！ 我是我们中国几千年来第一个得到一尊女寿星的女性，１９９１年１月８日阳光满案之晨我还有个请求，我们中国的雕塑工作者们，不但要雕塑瓷制的女寿星，还请木雕的、捏泥人、面人的美术工作者们都可以来雕或捏一些大大小小的女寿星，供给全国人民庆贺女性寿辰之用。同时，我们在亚、非、欧、美都有许多女朋友，若是把一尊女寿星送出国去做生日贺礼，岂不是一件十分新奇、高贵的礼品吗！又及 我感到了无上的幸福 一月四日上午民进中央三位干部：彭玲、郑芳龙、徐德骁给我送来一尊女寿星和一封信。信是从中国民主建国会景德镇市委员会来的。里面有许多的溢美客气的话。我不好意思多抄了，只将这尊女寿星的来历讲了一下： 拜读了先生在今年第二期《随笔》上发表的《市场上买不到一尊女寿星》一文后……利用工作之余，他翻阅了有关资料，用传统工艺手法，特地为您设计，创作了一尊目前罕有的女寿星瓷雕（我会成员许堂婆同志为瓷雕彩绘装饰）——但愿老人童心常驻，健康长寿。 这尊女寿星从锦盒里被捧了出来，立在我的书案上，在满案的阳光中，她是那样地光彩照人，不可逼视！兹寄上相片两张，希望《民主》的读者们可以和我同饱眼福。 我是中国数千年来第一个得到了一尊女寿星的女性，我感到了无上的幸福！！１９９１年１月１０晨急就 《周恩来风范词典》序 姚晶华副教授来要我为《周恩来风范词典》作序，她还略带些不安的神色说：“这都是些‘非常的平常’的人写的”。 我激动了！ “人民总理爱人民，人民总理人民爱。”这两个歌谣式的句子，多少年来，传遍了中华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 亿万“非常的平常”的中国人民，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机会，亲近、瞻仰了周恩来总理的风神、风骨、风仪……他们忍不住把他们心坎上永志不忘的伟大而平易的印象，挥洒了出来，这便是这本《周恩来风范词典》的来历！１９９１年１月２７日阳光满屋之晨 愿他睡得香甜安稳——悼念井上靖先生 井上靖先生于昨天午后十时逝世了！ 这是一声惊雷！我请人代我发了唁电。 我和井上先生有一段很深的文字姻缘。１９８２年，井上先生屡次到中国的西域，如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敦煌、凉州、甘州，寻觅那些埋没于茫茫黄沙之下的古迹。他在《西域小说选》里写道：“只有在倾注了青年时期的心血的小说的舞台上，我才能睡得如此香甜、安稳。” 中央民族学院的两位教师，把《井上靖西域小说选》译成中文，让我作序。我的序中提到，从六十年代初期起，我们频繁地来往，有的是在东京的他的府上，有的是在北京的我的家中。这重叠的画面上，有许多人物，许多情景……特别是井上先生每次从中国的西北回到北京，就热情洋溢地告诉我他的旅游见闻的一切，亲切熟识，如数家珍！ 我感谢井上靖先生，他使我更加体会到我们国土之辽阔，我国历史之悠久，我国文化之优美。 他是中国人最好的朋友。 他在中日文化之间，架起了一座美丽的虹桥。我向他致敬！ 现在我在北京家里为他默哀，祝愿他在自己的国土上，也和在中国西域的茫茫黄沙中一样睡得香甜安稳！１９９１年２月６日之晨 致王蒙① 王蒙： 您写的《雨在义山》收到并拜读过了。这几天来拜年的人特多，赶早起写几个字。说实话我不喜欢雨，我爱阳光、爱雪（记得毛泽东说他爱三李：李白、李贺、李义山）。您有这闲工夫看诗，可怜我这老人，连看诗的工夫都很难得。有工夫来坐坐，我有许多话想说。 吴青他们都问您好，瑞芳好，祝新春万吉！冰心二·九·晨一九九一 ①王蒙，作家，河北南皮人，１９３４年生于北京。１９５３年开始创作《青春万岁》；１９５６年发表。６０年代到新疆，１９７９年回北京，相继任《人民文学》主编，文化部部长。这一时期创作了大量的小说、散文、诗歌、杂文、评论。主要有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中、短篇小说、、《相见时难》、《悠悠寸草心》、、；长篇散文《访苏心潮》等。 关于男人（之十一） 十三悼念孙立人将军 孙立人将军是吴文藻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的同班同学。 我们是１９２３年８月１７日同乘美国游船杰克逊号到美国去的，但那时我并不认识他。 我们的相熟，是在四十年代初期１９４２—１９４４年之间。那时我们在重庆，他在滇缅抗日前线屡立奇功，特别是在英国军队节节败退之后，孙立人“以不满一千的兵力，击败十倍于我的敌人，救出十倍于我的友军”，在世界上振起中国军人的勇敢气魄！ 孙立人常常要来重庆述职。（所谓之述职，就是向蒋介石解说“同胞”们对他的诬告。 他不是“天子门生”，不是“黄埔系”，总受人家的排挤！）在此期间，他就来找清华同学谈心，文藻曾把他带回歌乐山寓所，这时我才得见孙将军的风采。在谈到他在滇缅路上的战绩时，真是谈笑风生，神采奕奕！他使我们感到骄傲！ ６月，当他调任台湾总统府参军长时，因一名部属准备发动兵变而被罢黜、被看管。同年１０月，孙立人将军被台湾政府免去职务，软禁了３３年，直到１９８８年蒋经国去世后，才由台湾监察院公布调查案，孙立人将军才获得自由，这时他已是８８岁的憔悴老人了！ １９９０年３月，我曾通过台湾的许迪教授给孙立人去了一封信，希望他能回大陆一行，不几天就得到孙将军的复函：婉莹嫂夫人大鉴许迪先生来舍朗读手书其于立人尤殷殷垂注闻之至为感篆回忆同舟东渡转瞬遂近七十年昔日少年俱各衰迈而文藻兄且已下世人事无常真不可把玩也立人两三年来身体状况大不如前虽行动尚不需人扶持而步履迟缓不复轻快有时脑内空空思维难以集中比来除定时赴医院作复健运动外甚少出门矣故人天末何时能一造访畅话平昔殆未可必然亦终期所愿之得偿也言不尽意诸维珍卫顺候一九九○，五，十五去年，在我的九十生日（１０月５日）又得到他的贺电：寿比南山弟孙立人拜贺不料过了一个半月，有一位年轻朋友给我寄来一张香港《明报》的剪报，上面载“因兵变案软禁三十三年，抗日名将孙立人病逝”。记者写的“昨日”是１１月２１日！ 屡次替孙将军和我之间传递信息和相片等等的台湾许迪教授，前些日子又给我来信说： “孙立人将军的丧礼确是倍极哀荣，自动前往吊唁者一万余人，今后在台湾大概不可能再有同样的感人场面了……” 从许迪先生带来的孙立人的相片上看来，三十三年软禁后的孙将军，显得老态龙钟，当时的飞扬风采已不复留存！本来应是三十三年峥嵘的岁月，却变成蹉跎的岁月，怎能不使人悲愤？ 我少作的集龚绝句，其中有：其奈尊前百感何吟到恩仇心事涌侧身天地我蹉跎竟是为孙立人将军写照了！哀哉！１９９１年２月２０日黄昏 话说萝卜白菜 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有她（他）自己的“喜爱”和“不爱”，所以北京有谚语说“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我喜欢“无忌”的“童言”！孩子们来到座前，叫声“奶奶”后，就对我书桌上的一切东西，都发生了兴趣。问“这个是干嘛用的？”“那个是干嘛用的？”看到我桌边垂下去的一根电线下的电铃，也问“这是管什么的？”我说，“我行动不便，这是叫人来帮助我做这做哪的。”他们笑着摇首说“我们用不着这个！”我们谈得很自由，很痛快。我觉得凡是“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的结结巴巴的孩子，都是不幸来前受过大人的“训练” 的！ 孩子又说：“我们一进屋就闻到香气，您特爱水仙吧？”他们的嗅觉可真灵！ 在此我倒想讲一讲我对于花朵的选择。我不像我的祖父和父亲那样，会种花养花；但是我却喜爱一切的花朵。而在我十二岁回到福州故乡时，堂姐姐们叫我和她们一样，在衣襟上挂上用细铁丝穿着的两朵白玉兰或是半球形的茉莉花时，我就断然地拒绝了，我受不了那使我头痛的浓郁的香味！ 我喜欢兰花（空谷佳人）、桂花和水仙花。古人咏水仙花的诗句有：“生意不须沾寸土，通词直欲托微波”，说明了她是如何地清高雅洁。 苏东坡恨海棠无香；我倒觉有“香”而不“清”，倒不如无香！如果海棠花有使我头痛的香气，则我决不会在那繁花密叶的树下坐到半天。 朋友来看我，往往会带些花来，这礼物比什么都好！我有一对学生的女婿（不知道他姓什么，只知道他的名字叫双辉），我案头这盆水仙就是他挖好送我的，叶子特别短而弯，花朵特别多而直，精神极了！还有其他朋友送的：君子兰，郁金香，马蹄莲……，都是有色无香的花。我停笔猛一抬头，都有一种暖烘烘的“惊艳”的感觉！ 现在有人说：送老人最好送“晚香玉”也就是“夜来香”，那正是古诗人所谓的“媚夜之淫葩，s盃人之妖草”，是我最不喜欢、最头痛的一种花！不知别的老人以为如何？ 致黄秋耘① 秋耘先生： 陈钢回来，带来大作《风雨年华》，当天就拜读了。我们这一代人，哪个没有“风雨年华”？把它写了下来，正如古诗中所说：<strike>rike> 谢他昨夜风和雨写完总是了却一件事，以后好好过日子吧。 冰心一九九一、二、廿五①黄秋耘，作家，１９１８年生于香港。１９３５年入清华大学中文系。历任广州军管会文艺处创作出版组组长；新华通讯社福建分社代社长；《文艺报》编辑部副主任；广东省出版局副局长。主要作品有散文集，报告文学集《控诉》等。 致严文井① 文井： 这些（按指《绝句八首》）是我在贝满中学上学期间（１９１４—１９１８）的少作。 《关于男人》（你一定有一本）中，我的小舅舅要把我培养成一个才女，教我琴、棋、书、画，我一样也学不成（我从小男装，是个坐不住的孩子），却从他买给我看的诗集中，迷上了龚定庵、黄仲则（《两当轩诗集》）和纳兰性德。 如龚诗中有“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黄诗中有“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都是极好的句子。 龚定庵有己亥杂诗三百首，当然可以集成不少绝句。我把记得的都写下了。有人问我要字，我只好写这些（北京医院吴蔚然院长、葛翠琳和你，别人就不写了）。第一首就没写过，因我不喜欢“暮气颓唐”四字。第八首我也没写过，因①严文井，儿童文学作家，１９１５年生，湖北武昌人。１９３８年到延安入抗日军政大学。历任《东北日报》副总编，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人民文学》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主要作品有《山寺暮》、《“下次开船”港》、等。 为有点“老王卖瓜”之嫌。“我”若原是“汝”字，就可以写赠许多女作家了！又有客人来。匆祝双安。春寒望珍摄！ 冰心二、廿五、一九九一 《神州轶闻录》序 让我为《神州轶闻录》这部很有分量的书作序，使我惶恐！虽然在九十年的岁月中，有七十年是住在北京的我，住过“天棚鱼缸石榴树”的四合院，从西直门骑驴到过卧佛寺，吃过赛梨的萝卜和糖葫芦……但是看起《京华感旧录》，那五卷里掌故、风土、艺文、名胜、人情等，大都是我所不知道的。首次到北京的外国朋友和国外华侨，往往来问我：“你是老北京，请你告诉我逛北京要如何逛法？”我居然大言不惭地说：“你首先要去的是天坛公园，那座祈年殿，是我觉得在欧、美、亚、非的任何建筑都不能与她相比的；再就是去登上景山之巅，俯看北京城全景，故宫的设计也全看到了。此外，去吃顿全聚德的烤鸭，东来顺的涮羊肉；此外就是我认为可去可不去的地方，你再听听别人的意见吧。” 我从八○年伤腿之后，不良于行，新北京的建筑我都没有看见过，但这不是古迹，也不在我们谈话之列了。 我所能写的，就是这些。 致袁静① 袁静大姐： 书②和来函都拜领且已拜读。你写的科学童话连我这老人看了都感到有趣，孩子们一定更欢迎了。何时来京？请到舍下一叙。春寒望珍摄冰心中。）①②《众英雄和小捣蛋》。 袁静，女作家。祖籍江苏武进，１９１４年生于北京。１９４０年赴延安。１９４５年调边区抗敌文艺协会创作组从事专业创作。１９５０年调中央电影局任编剧，１９５７年任天津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副主席，主要作品有《新儿女英雄传》、《淮上人家》、《小黑马的故事》、《逃》、《芳芳和汤姆》、《众黄雄和小捣蛋》等。 致周达宝 达宝小友： 你来信为何不写你家的地址？你不是退休了吗？忽得来书，如晤故人。我很好，就是忙些。我的事你也帮不上忙，谢谢你！（我的事都是回人家的信。）春寒望珍摄！冰心三、二、一九九一 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在我们的想象里，“百花齐放”是一幅多么鲜丽的画图；“百家争鸣”是一个何等痛快的场面！但是要“百花齐放”，必须有风和日丽的“天时”，也要有阔大肥美的“地利”。 “百家争鸣”也要有据理力争（这“理”是对国家对人民有利的理）、畅所欲言的自由激发的论坛。 提倡双百方针的领导者，必须布置安排下一个能促成“齐”与“争”的空气和环境。 我的手边正放着一本《龚自珍全集》，随便翻开，正看到他的一首《咏史》： 万重恩怨属名流。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才人踞上游。 ·着·书·都·为·稻·粱·谋。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重点是引用者加的）足见中国历史上已有了不少的“文字狱”！但诗人还有一首沉痛的呼吁： 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 今天，我们不信天公，却相信人力。只要有“抖擞”起来的人力，那么，“不拘一格” 的“人材”，自然会一群一群地“降”下来的！１９９１年３月５日晨急就 回忆中的胡适先生 作为“五四”时代的大学生，胡适先生是我们敬仰的“一代大师”。他提倡白话文，写白话诗以及许多文哲方面的研究的文章，还引进了西方的学术思想，他创始了当时一代的白话文风。我们都在报刊上寻读胡适先生的作品，来研究欣赏。同时自己也开始用白话来写作。 我和胡适先生没有个人的接触，也没有通过信函。只记得二十年代初期，我是燕大女校学生自治会的宣传股长，我的任务中有：当校方邀请教育界名人来演讲时，我就当大会的主持人，我在台上介绍过胡适先生，鲁迅先生，金陵女大吴贻芳校长各位名人，请柬是校方送的，我在讲台介绍过后，就在演讲者身后台上坐下，演讲完了，我又带头鼓掌致谢，和名人们并没有个人谈话。 胡适先生是美国留学生，燕大的美籍教师们和他特别熟识，称他为胡适博士，而不是“先生”。在一九八九年香港出版的英文《译丛》３２期上有“冰心专号”一栏，里面有燕大美籍教师鲍贵思女士在她的《春水》译本里曾引用了一段胡适先生对我的作品的评价。我请北京第一外国语学院的杨立民教授代译如下： “（当时）大多数的白话文作家都在探索一种适合于这种新的语言形式的风格，但他们当中很多人的文字十分粗糙，有些甚至十分鄙俗。但冰心女士曾经受过中国历史上伟大诗人的作品的熏陶，具有深厚的古文根底，因此她给这一新形式带来了一种柔美和优雅，既清新，又直截。”“不仅如此，她还继承了中国传统对自然的热爱，并在她写作技巧上善于利用形象，因此使她的风格既朴实无华又优美高雅。” 一九二八年冬，文藻和我在上海我的父母家里举行了简单的订婚仪式，那仪式是我的表兄刘放园先生一手操办的。我记得在红帖上，女方的介绍人是张君劢先生（他的夫人王世瑛是我的好友），男方的介绍人却是胡适先生。我不知道文藻和胡先生是否相识，但刘放园表兄做过北京《晨报》的编辑，同这些名人都是熟悉的。我不记得那天张、胡两位是否在座；这张红帖也已经找不到了！ 我最清楚的是在一九三一年，燕京大学庆祝建校十年的时候，我给校长住宅取名为“临湖轩”，那块青色的匾，是胡适先生写的，下面还有署名，大概也是我通过燕大的美籍教师请他写的。如今那块匾也不在了，虽然当燕大校友们在那里庆祝校庆时，仍称它为“临湖轩”。 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文学编辑室的张小鼎先生送来一本台湾出版的《国文天地》六卷第七期“海峡两岸论胡适”专号，让我写一篇纪念胡适先生百岁诞辰的文章。从这本杂志里我才详细地知道了胡适先生的生平，并知道胡适先生是在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在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酒会上因心脏病突发而逝世，并葬在台北南港旧庄墓园。这已是二十九年前的事了！我为他没有在故乡地下安眠，而感到惋惜。１９９１年３月２６晨（本篇发表于《新文学史料》１９９１年第４期。） 致陆星儿① 星儿先生： 您为什么称我“老师”呢？这使我惶恐。 我等我看完您的书，才给您写信，客人多耽误些日子，您认得的“女人”比我多得多了，写得真好！北京正开人大，来往的人太多，信也写不长，愿您再写下去！祝好！冰心四·一·一九九一 ①陆星儿，女作家，１９４９年生，上海人。１９８２年中央戏剧学院文学系毕业后，到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任编剧；１９８８年到上海作协任专业作家。主要作品有《枫叶殷红》、《遗留在荒原的碑》、《留给世纪的吻》等。 周恩来总理——我所敬仰的伟大的共产党员 我认识的共产党员不多，其中，最佩服的是周恩来总理。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７０周年之际，我心潮澎湃的浪花上又浮现出周总理的高大身影。第一次见到周总理欢迎会上，第一次幸福地见到了周总理。这次集会是欢迎从外地来到重庆的文艺工作者的。会开始不久，总理从郊外匆匆地赶来。他一进到会场，就像一道阳光射进阴暗的屋子里那样，里面的气氛顿然不同了，人们欢喜活跃起来了！总理和我们几个人热情地握过手，讲了一些欢迎的话。这些话我已记不清了，因为这位磁石般的人物，一下子就把我的注意力吸引住了！只见他不论走到会场的哪一个角落，立刻就引起周围射来一双双钦佩的眼光，仰起一张张喜悦的笑脸。他是一股热流，一团火焰，给每个人以无限的光明和希望！这在当时雾都重庆的悲观、颓废、窒息的生活气氛之中，就像是一年难见几次的灿烂的阳光！周总理召见我们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４日夜，我们在歌乐山上听到了日本帝国主义者无条件投降的消息。 那时在“中央大学”和在“上海医学院”学习的我们的甥女和表侄女们，都高兴得热泪纵横。 我们都恨不得一时就回到北平去，但是那时的交通工具十分拥挤，直到１９４５年底我们才回到了南京。正在我们作北上继续教学的决定时，１９４６年初，文藻的清华同学朱世明将军受任中国驻日代表团团长，他约文藻担任该团的政治组长，兼任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代表顾问。文藻正想了解战后日本政局和重建的情况和形势，他想把整个日本作为一个大的社会现场来考察，做专题研究，如日本天皇制、日本新宪法、日本新政党、财阀解体、工人运动等等，在中日邦交没有恢复，没有友好往来之前，趁这机会去日，倒是一个方便，但他只作一年打算。因此当他和朱世明将军到日本去的时候，我自己将两个大些的孩子吴平和吴冰送回北平就学，住在我的大弟妇家里；我自己带着小女儿吴青暂住在南京亲戚家里。当年的１１月，文藻又回来接我带着小女儿到了东京。 我们在东京的几年时间，是一生中重要的转折点。文藻利用一切机会，同美国来日研究日本问题的专家学者以及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的同行人士多有接触。我自己也接触了当年在美留学时的日本同学和一些妇女界人士，不但比较深入地了解了当时日本社会上存在的种种问题，同时也深入地体会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 这时我们结交了一位很好的朋友——谢南光同志，他是代表团政治组的副组长，也是一个地下共产党员。通过他，我们研读了许多毛主席着作，并和国内有了联系。文藻有个很“不好”的习惯，就是每当买来一本新书，就写上自己的名字和年、月、日。代表团里本来有许多台湾特务系统，如军统、中统等。他们听说政治组同人每晚以在吴家打桥牌为名，共同研讨毛泽东着作，便遣人趁文藻上班时，溜到我们住处，从文藻的书架上取走一本《论持久战》。等到我知道了从卧室出来时，他已走远了。 我们有一位姓林的朋友——他是横滨领事，对共产主义同情的，被召回台湾即被枪毙了。文藻知道不能在代表团继续留任。１９５０年他向团长提出辞职，但离职后仍不能回国，因为我们持有的是台湾政府的护照。这时华人能在日本居留的，只有记者和商人。我们没有经商的资本，就通过朱世明将军和新加坡巨商胡文虎之子胡好的关系，取得了《星槟日报》记者的身份，在东京停留了一年，这时美国的耶鲁大学聘请文藻到该校任教，我们把赴美的申请书寄到台湾，不到一星期便被批准了！我们即刻离开了日本，不是向东，而是向西到了香港，在周恩来、罗青长的帮助下由香港回到了祖国！ 这里应该补充一点，当年我送回北平学习的儿女，因为我们在日本的时期延长了，便也先后到了日本。儿子吴平进了东京的美国学校，高中毕业后，我们的美国朋友都劝我们把他送到美国去进大学，他自己和我们都不赞成到美国去。便以到香港大学进修为名，买了一张到香港而经塘沽的船票。他把我们给国内的一封信缝在裤腰里，船到塘沽他就溜了下去，回到北京。由联系方面把他送进了北大。因为他选的是建筑系，以后又转入清华大学——文藻的母校。他回到北京和我们通信时，仍由香港方面转。因此我们一回到香港，北京方面就有人来接，我们从海道先到了广州。 回国后的兴奋自不必说！１９５１年至１９５３年之间，文藻都在学习，为接受新工作做准备。中间周总理曾召见我们一次，是在我们从日本回来后的１９５２年的一个初夏夜晚。这一天午后，听说总理要在今晚接见我们，我们是怎样地惊喜兴奋呵！ 这一下午，只觉得夏天的太阳就是这样迟迟地不肯落了下去！ 好容易时间到了，一辆汽车把我们带进了夜景如画的中南海，直到总理办公室门口停住。总理从门内迎了出来，紧紧地握住我们的手，笑容满面地说，“你们回来了！你们好呵？”这时，我们就像海上沉舟，遇救归来的孩子，听到亲人爱抚的话语那样，悲喜交集得说不出话来。总理极其亲切地招呼我们在他旁边坐下，极其详尽地问到我们在外面的情况，我们也就渐渐地平静下来，欢喜而尽情地向总理倾吐述说了我们的一切经历。时间到了午夜，总理留我们和他共进晚餐。当看到饭桌上只有四菜一汤，而唯一的荤菜还是一盘炒鸡蛋时，我感到惊奇而又高兴。惊奇的是总理的膳食竟是这样的简单，高兴的是总理并没有把我们当作外人。在我们谈话吃饭之间，都有工作人员送进文件，或是在总理耳边低声说话，我们虽然十分留恋这宝贵的时刻，但是我们也知道总理日理万机，不好久坐，吃过了饭不久，我们就依依不舍地告辞了。总理一直热情地送到车边，他仰望夏空的满天星斗，感慨地对我说： “时光过得多快呵，从‘五四’到现在已经３０多年了！”我听了十分惭愧！从“五四”以来的几十年中，我走了一条多么曲折的道路呵！倾吐了一腔冤愤他和我都是一个晴天霹雳！因为在他的罪名中，有“反党反社会主义”一条，在让他写检查材料时，他十分认真地苦苦地挖他的这种思想，写了许多张纸！他一面痛苦地挖着，一面用迷茫和疑惑的眼光看着我说：“我若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到国外去反好了，何必千辛万苦地借赴美的名义回到祖国来反呢？”我当时也和他一样“感到委屈和沉闷”，但我没有说出我的想法，我只鼓励他好好地“挖”，因为他这个绝顶认真的人，你要是在他心里引起疑云，他心里就更乱了。 正在这时，周总理夫妇派了一辆小车，把我召到中南海西花厅那所简朴的房子里。他们当然不能说什么，也只十分诚恳地让我帮他好好地改造，说：“这时最能帮助他的人，只能是他最亲近的人了……”我一见到邓大姐就像见了亲人一样，我的一腔冤愤就都倾吐了出来！我说：“如果他是右派，我也就是漏网右派，我们的思想都差不多，但决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我回来后向文藻说了总理夫妇极其委婉地让他好好改造。他在自传里说“当时心里还是感到委屈和沉闷，但我坚信事情终有一天会弄清楚的。”１９５９年１２月，交藻被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１９７９年又把错划予以改正。最后的长谈最后的报告总理和我最后的一次较长的谈话，是在１９７２年的秋天。 那天，我参加招待外宾的宴会，到得早了一些，就在厅外等着，总理出来看见我，就叫我进去“喝杯茶谈谈”。这间大厅墙上挂的是一张大幅的延安风景画，总理问我：“去过延安没有？”我说：“还没有呢，我真想在我还能走动的时候，去拜谒一次。”总理笑问： “你多大年纪了？”我说：“我都７２岁了！” 总理笑说：“我比你还大两岁呢。”接着他就语重心长地说： “冰心同志，你我年纪都不小了，对党对人民就只能是‘鞠躬尽瘁’这四个字呵！”我那时还不知道总理已经重病在身了，我还没有体会到这“鞠躬尽瘁”四个字的沉痛的意义！ 总理的革命意志是多么坚强呵！现在又使我想起，就是１９７４年的国庆宴会，总理含笑地出现在欢声雷动的宴会厅里，他是那样地精神焕发，他的简洁的讲话，是那样地雄浑而有力！最后，就是１９７５年１月，总理在四届人大做政治报告的那一天晚上，他站在主席台入场的门口，和进场的代表们一一握手。 我到他跟前的时候，他微笑地问我：“冰心同志，身体好吗？” 当我告诉他，我身体很好的时候，他握着我的手，又叮咛了一句：“要好好地保重呵。”我哪里想到，这一句话就是总理对我的最后的嘱咐呢？！ 这一夜的人民大会堂里，灯光如昼，万众无声，总理的声音，是那样的洪亮，那样的充满了乐观精神！他朗声读完政府工作报告后，台上台下暴风雨般的掌声，把雄伟的人民大会堂都震动了！这就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最后一次的政治报告呵，总理是用尽他毕生的精力坚持到底的呵！ 我也参加过几次总理和少数几个人的谈话，那就像家人骨肉的闲叙家常，总理的谈话总是诚挚而亲切的。谈到老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总理就恳切地谈着自己的家庭出身，谈着自己参加革命的经过，强调思想改造必须出于自觉自愿，有了革命的觉悟，才能在思想改造上下苦工夫，才能不断进步。 总理也强调通过思想改造，知识分子对新中国就能做出应有的贡献。总理的许多次谈话，都使我受到很大教益，深深印刻在我的心里。我们等到了耗传来，世界震动，举国哀伤。当时，“四人帮”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千方百计地压制广大人民的悼念活动。可是没过多久，震撼世界的“四五”运动，就在掀起过五四运动的天安门广场上掀起了！这是一场声势更大威力更猛、光明同黑暗的、决定中国前途的殊死搏斗。那时，我的第二代和第三代都活跃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和老伴无力远行，只好等待着听他们的报告。这段真情实感曾记在《等待》一文中。在此不妨抄下几段： 个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工作的亲戚，得到上头的密令，叫他们准备几十根大木棍，随时听命出动……他问我的女儿：“你们还是天天去吧？”我的女儿们点了点头。他紧紧地握了握她们的手说，“你们小心点！”就匆匆地走了。 我们都坐了下来，没有说话。我的小女儿走过来坐在我的旁边，扶着我的肩膀说，“娘，您放心，他们不敢怎么样，就是敢怎么样，我们那么多的人，还怕吗？”她又笑着摇着我的手臂说：“我知道，您也不怕，您还爱听我们的报告呢。” 我心里翻腾得厉害。没有等到我说什么，她们和她们的孩子已经纷纷地拿起挎包和书包，说，“爷爷，姥佬，再见了，明天晚上我们还给您带些‘好菜’来！” 老伴走过来问：“她们又走了？”我点点头。他坐了下去，说：“我们就等着吧。” 我最怕等待的时光！这时光多么难熬呵！ 我说：“咱们也出去走走。”老伴看着我，一声不响地站了起来。 我们信步走出了院门，穿过村子的小路，一直向南，到了高粱河边站住了。老伴说： “过河吧，到紫竹院公园坐坐去！”我挽起他的左臂，在狭仄的小桥上慢慢地走着。 我忽然地抬头看他，他也正看着我，我们都微笑了，似乎都感觉到多少年来我们没有这样地挽臂徐行了！４７年前，在黄昏的未名湖畔我们曾这样地散步过，但那时我们想的只是我们自己最近的将来，而今天，我们想的却是我们的孩子和孩子的孩子的遥远的将来了！ 老伴站了起来说：“天晚了，我们从前门出去吧，也许可以看见她们回来。”我又挽起他的左臂，慢慢地走到公园门口。 浩浩荡荡的自行车队，正如飞地从广阔的马路上走过，眼花缭乱之中，一个清脆的童音回头向着我们叫： “爷爷，姥姥，回家去吧，我们又给您带了‘好菜’来了！” “万家墨面”之时，“动地歌吟”之后，必然是一声震天撼地的惊雷。这“好菜”我们等到了！ 粉碎“四人帮”后，我的朋友周明和刘茵把来自地球各个角落的悼念文章，编成一本《天上人间》。编后请我作序。 我只看了目录，就呜咽得看不下去。我为这本集子写了不到百字的序言。在这里，我把它作为本篇的结尾，以表达我对周总理的无限敬仰和怀念之情。 是什么文学形式，都是用血和泪写出他们最虔诚最真挚的呼号和呜咽。 因为这些文章所歌颂哀悼的人物是周恩来总理。 周恩来总理是我国２０世纪的十亿人民心目中的第一位完人！１９９１年于北京 致陈慧瑛 慧瑛女士： 您的大作《芳草天涯》早已收到并已拜读，只因不知您的地址，以致延误。昨天有福州同乡来，我才知道您在厦门。 言归正传，您的散文我很喜欢，特别是抒情中都有叙事，不是空泛地伤春悲秋，风花雪月，这种文字我看腻了！希望您照此再写下去，您不是“小冰心”，您有自己的风格。春寒望珍重。 冰心１９９１、５、１０ 致王一地 一地： 昨晚失眠，今早头晕，你要的字①，勉强写好了，反正再好也好不到那儿去！你看可用就用吧。祝好！ 冰心一九九一、五、十六①为“东方名人书画展”写的字幅。 我从来没觉得“老” 宫玺先生： 您来信要我写，我想来想去，无从下笔。说实话，我的朋友中，老人不多，最老的也比我小几十天，他们在写作上也都没有停笔，如夏衍、巴金、萧乾等。其他的都是我的小朋友，从五六岁到四五十岁的都有。他们和我谈话或写信，虽然也有愤世嫉俗、忧民忧国的话，但还都是朝气勃勃、天真乐观，我们从来没有提到一个“老”字！至于我自己呢，和儿孙们在一起谈笑，也没有关于“老”字的话。我不聋、不聩，脑子也还清楚，除了十年前因伤腿，行动不便，不参加社会活动之外，我还是照旧看书写信，而且每天客人不断：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他们都说我精神不错，脑神经也不糊涂（我倒是希望我能糊涂一些，那么对于眼前的许多世事也就不会过于敏感或激动）。我常常得到朋友们逝世的讣告或消息，我除了请人代送花圈外，心里并不悲伤。我觉得“死”是一种解脱，带病延年，反而痛苦。我自己的医疗关系，是在“北京医院”，我照例每月去检查一次，大夫们都说我没有什么大毛病，也照例给我开一点药带回。 我居然能够活到九十一岁，是我年轻时所绝对想不到的！ 我母亲说，我会吐奶时就吐过血，此后的五六十年中，多多少少的，总是不断。在一九二三年赴美留学之前，曾到北京协和医院彻底检查，结果说：这是肺气枝扩大，不是肺痨，每次发病时，只要静卧几天，就可以了，也无药可治，可是到了一九五八年四月，在我参加“中国文化代表团”到欧洲访问，在到英国伦敦的火车上，忽然又大吐起血来，我怕惊动其他的团员，就悄悄地把一口一口的鲜血，吐在一个装水果的牛皮纸袋里，扔到了窗外。第二天又是英国作家们特地为我开的欢迎酒会，我不但不能静卧，而且还必须举着酒杯，站了一个下午！但是，奇怪得很，从那天以后，我居然不再吐血了，直到现在。 总的说来，我自己从来没觉得“老”，一天又一天地忙忙碌碌地过去，但我毕竟是九十多岁的人了，说不定哪一天就忽然死去。至圣先师孔子说过：“自古皆有死”，我现在是毫无牵挂地学陶渊明那样“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 祝好！冰心一九九一年五月十九日 追念许地山先生 俟松大姐来信让我为许地山先生逝世五十周年写纪念文章，我猛然惊觉，许先生逝世居然已五十年了！光阴激箭般飞过去了，而往事并不如烟！ 我和许先生相识是在二十年代初期，他既是我的良师（他在当周作人先生的助手时，曾教过我国文）又是我的益友（他在燕大神学院疑肄业时，我在燕大文学院读书），关于他的学术方面，我是不配讨论的，对于宗教更是一窍不通，不敢妄出一辞，但是那时我已经读到他的小说散文，如：《缀网劳蛛》、《空山灵雨》、《无法投递之邮件》等，我十分惊叹他的空灵笔力！他教课时，十分洒脱和蔼，妙语如珠，学生们都爱上他的课。当我们同任燕大校刊编辑时，我更惊叹他学问之渊博。记得有一次他的文章里的一个“雇”字，我给加上一个“立人”旁，成了一个“踌”字，他竟然给我写了一封厚厚的信，引今据古说“雇”字的正确来源，正是“不打不成相识”，我们从此就熟悉起来。 １９２３年８月１７日，他和我以及其他两位同学，一同搭乘杰克逊邮船赴美留学。就在这条船上，我请许先生去找一位我的中学同学的弟弟吴卓，他却阴错阳差地把吴文藻找来了，结果在六年之后，文藻和我成了终身伴侣，我们永远感谢他。 我是１９２６年回国的，许先生先到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得学位后，又转到英国的牛津大学，于１９２７年回国。我们又同时在母校燕京大学任教。在北京，他结识了北师大理学士周俟松女士，他们订婚的消息，是１９２９年１月在燕大朗润园美籍教授包贵思家里，由我来向满客厅的同学和同事们之前宣布的！在客人们纷纷向许、周二位握手祝贺声中，我得到了“报答”的无上的喜悦，他们是１９２９年５月１日结婚的，在一个半月之后，文藻和我也结了婚，我们两家往来不绝。我是在１９３１年２月６日在北京协和医院生了我的儿子吴平，俟松大姐也在两个月后也在协和医院生了儿子苓仲，并住在我住过的那号病室！ 许先生在１９３５年由胡适推荐到香港大学任文学院主任，全家迁港，从此我们只有书信来往了。谁想到我的“学者”同学许先生，竟在不到“知命”之年，突然与世长辞！噩耗传来，友人们都震惊痛哭，到此我也不知道还再写什么了！“天实为之，谓之何哉”！１９９１年６月２日浓阴之晨急就 《华夏诸神》读后 作家马书田送我一本《华夏诸神》，读后觉得十分新奇有趣。我们谢家，从来除了祖宗牌位之外，不供任何神佛。许多关于神佛的事，都是我从书上看到的，如之类。 我对于《华夏诸神》中的神，最有印象的是“土地”，大约是八九岁的我，在山东烟台东山的村子、金钩寨的街上，看见过一座极小的庙宇，里面供着两位老人，是“土地爷”和“土地奶奶”。使我久志不忘的是庙门上的对联“此谓民之父母；以能保我子孙。”我曾就这副对联为题目，写过一篇短文。 此外就是“妈祖娘娘”了，也在我七八岁的时候，跟着我的父亲，到过烟台市的福建会馆，会馆前面有一座很大的天后宫。这宫殿建造得十分壮丽辉煌，宫门上有一幅很大的横匾，上面写着“海不扬波”。听父亲说：这天后宫的一切雕梁画栋，都是由福建做好送来的。天后是中国唯一的海的女神，她是福建莆田人，姓林名默，关于她的神话很多，实际上，她的生地莆田湄州屿是个海岛，她一家都是渔民，她从小练就一身好水性，常常乘船渡海，也多次在暴风雨中救护过遇难的渔民和商人，被人们尊称为神女、龙女。在一千年前的一个大风暴中，她奋不顾身地去抢救遇难的渔民，不幸被强大的台风卷去……她生于宋太祖建隆元年（９６０年），只活到二十七岁，未婚。 她死后被奉为女神，中国的每个港口，都有她的庙宇，此后的历史上关于她海上的神迹实在太多了！ 民国时期，海军中福建人居多，每次我随父亲到军舰上访友时，军舰上的水兵，往往把我带到他们的房舱里去参拜天后，在天后的牌位小桌上，都摆着许多供品，还有酒瓶酒盅。 他们说：天后可灵着呢！在海上遇到大风大浪时，连厨舱里的杯盆都倒翻了，只有天后供桌的酒杯，却安然不动。我问父亲是不是这样？父亲笑说，他没有到水兵舱里去证实过，酒杯不动，也许是因为它们太小的缘故。 总而言之，我很为我们中国有一位“海的女神”而且她还是福建人而感到自豪！虽然它只是一个美丽的神话传说。 话说“客来” 古人有诗云：“有好友来如对月”。 又有古诗云：“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寻常一样窗前月，一有梅花便不同。” 古人把客人当作光明透彻的月亮，又把客人当作暗香疏影的梅花。 我呢，每天几乎都有客来，我总觉得每一位客人都是一篇文章。 这文章，有抒情的也有叙事的。抒情的往往是老朋友或好朋友，在两人独对的时候，有时追忆往事，有时瞻望未来，总之，是“抵掌谈天下事”，有时欢喜，有时忧郁。 至于叙事的，那就广泛了！多半是“无事不来”的，总是叫我写点什么，反正我的文债多了，总是还不清，而且我的思想太杂乱，写下来就印在纸上，涂抹不去了，无聊的思想，留下印迹，总不太好，好在“债多不愁”，看心潮吧。 最麻烦的是来“采访”的。有的“记者”，对于我这人的来龙去脉，一概不知，只是奉总编辑之命，来写一个陌生人，他（她）总是自我介绍以后，坐下来就掏出笔记本，让我“自报家门”！话得从九十年前说起，累得我要死！ 这篇文章是在灯下写的，时间是清晨，窗外却下着大雷雨，天容如淡墨。抒情的朋友是来不了了，叙事的，恐怕也要躲过这一阵，我就随便写下这一段小文。１９９１年６月１０日大雨之晨 纵谈“断句” 每夜在将睡着、未睡着，每天在将清醒、未清醒的时候，总有一两句古诗忽然涌上心头，也不知道是哪个时代、哪位诗人写的，如这想是某个歌女在歌筵上撕下一段腰带请某诗人替她题一两句诗，现在她记起那时情景不胜眷恋。可惜的是底下一句，就总想不起来，若说是“依依梦里无寻处”，旧诗决不会在两句内，有三个“依”字。 这时又有李义山的两句诗，奔上我的思路： 写情写景都十分生动，又充满了“时代感”，唐时是只有团扇的（据说折扇是在明朝从高丽传到中国来的），古代车轮是木制的，上面还钉着钉子，不像现在的橡皮车轮，柏油路，自然走在路上是雷声隆隆了。 因此又想起清朝诗人黄仲则的： 水调歌从邻院度，雷声车是梦中过。 和他的： 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 和他的： 中表檀奴识面初，第三桥畔记新居。 那时社交还没有公开，只有中表兄弟姐妹，才有见面交谈的机会，所以恋爱故事多是发生在“中表”之间，所谓“兄妹为之”，里的宝黛故事不是表现得最尽致的吗？ 记得近代福建诗人有一本《红楼梦戏咏》，是从故事里挑出十二个女人来“咏”的，其中咏黛玉的有两句： 对照得很传神。 以上都是“断句”，但也有我能背出全首的，如清代十砚老人黄莘田的： 带酒眉尖江上看，一钩凉月四更天。 词意清妙，过目不忘。 忽然想起半个世纪以前冯友兰先生送文藻和我结婚的对联： 这时天色已经大明了。一九九一年六月十一日急就。 咪咪和客人之间 我的宠猫咪咪是十分好客的。每逢有客人来，它就跳上书桌，坐在我和客人之间，这位客人若也是养猫的主儿，咪咪也闻得出来，就和她（他）特别亲热。养猫的主儿，知道怎样使猫舒服，她（他）除了抚摸它的背外，还会挠它的脖子，咪咪就陶醉地一直钻到她（他）怀里去！ 我的爱猫的朋友夏衍，还从猫书里给咪咪找出一个比“鞭打绣球”更堂皇的称号，是“挂印拖枪”，说它身上的黑点是“印”，黑尾巴是“枪”。最近又有一位客人，忘了是谁，他说：“咪咪的形象毛色，应该说是‘雪中送炭’。”这样，对于我，简直有恩施的意味。总之，咪咪是越来越神气了。 每逢客来，总有留影，于是每一张相片上都有咪咪，我的相簿里，几乎全是咪咪。不但此也，我的朋友们知道我爱白猫，于是送我的挂历、台历和贺年、贺生日的卡片上，都是白猫，有的卡片上的猫还有白毛！我的屋里几乎是白猫的世界。 最近，舒乙编了一本《冰心近作集》，在作家出版社出版，封面上除了玫瑰花，还有咪咪的画像。我的女儿吴青说：“这本书的稿酬，应该归咪咪！” 咪咪是吴青从我的朋友宋蜀华、黄浦家抱来的。她说“咪咪是一九八四年二月四日生的。”１９９１年７月３日清晨 世纪印象世纪印象 让我写文章，回忆中感想烽起！我一生九十年来有多少风和日丽，又有多少狂飙暴雨，终于过到了很倦乏、很平静的老年，但我的一颗爱祖国、爱人民的心永远是坚如金石的。 我的老弟萧乾说：“五四以来的中国作家经历过多少沧桑：由龙旗一五色旗一青天白日旗到五星红旗；由皇帝—军阀—太君—委员长到主席，走的是多么曲折、漫长而崎岖的路，时而浓云密布，时而万里晴空，时而又冰雹交加，他们不声不响地在把着舵，他们是历史最终的胜利者。” 我却认为“中国作家”应改为“中国人民”。毛主席说过：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也是传之万古而不磨的真理！五千年来中国的改朝换代，又何尝不像国旗的升降？一面国旗颓然无力地降下去了，又一面国旗欢然灿烂地升起来了，一切盛衰兴亡都以“民心”为主宰，古人所谓之“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天”也就是“民心”，所谓之“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说的就是毛主席讲过的事实！１９９１年６月１９日清晨（本篇发表于《文艺争鸣》１９９２年５月第３期。） 悼念李汝祺教授 在我认识李汝祺教授之前，就在他的未婚夫人江先群的梳妆台上看到他的照片了！ 我是１９２６年从美国留学回来到母校北京燕京大学任教的。江先群也是同年来到燕大生物系任教，我们同是最年轻的教师，一下子就投到一起。我在《话说相思》那篇文章里，曾提到这一段： “有一天一位女同事（我记得是生物系的助教江先群，她的未婚夫李汝祺先生，也是清华的学生，比文藻高两班，那时他也在美国）悄悄地笑问我：‘听说你在班里尽教学生一些香艳的词曲，是不是你自己也在想念海外的那个人了。’” 大概是１９２７年，李汝祺教授也应聘到燕大任教，他们是在燕大校长住宅临湖轩结的婚，我还做了伴娘。他们的新居在燕南园，是我常去的地方，我在以“男士”署名的那本书里有一篇《我的朋友的太太》中就描写了他们的新居： “我们被请去吃晚饭的那一晚，不过是他们搬入的一星期之后，那小小的四间房子，已经布置得十分美观妥帖了。卧室是浅红色的，浅红色的窗帘、台布、床单、地毯，配起简单的白色家具，显得柔静温暖。书房是两张大书桌子相对，中间一盏明亮的桌灯，墙边一排的书架，放着许多书，以及更多的瓶子，里面是青蛙、苍蝇，还有各色各种不知名的昆虫。 这屋子里，家具是浅灰色的，窗帘等等是绿色的。外面是客厅和饭厅打通的一大间，一切都是蓝色的，色调虽然有深浅，而调和起来觉得十分悦目。” 以上都是实在的描写。１９２９年，我的老伴吴文藻也来到燕大任教，我们是那年的６月１５日在燕大的临湖轩结的婚，婚礼一切，都是江先群操办的。我们的新居也在燕南园，从此十余年中我们两家往来无间，真是情如手足，我们的儿女们，也是彼此互称为干爹、干妈。 “七·七事变”后，我们一家离开了燕大，到大后方的云南大学去，但和他们仍常通消息，直到解放后１９５１年，我们从日本回来，文藻被分配到中央民族学院，他们在北京大学，居处是远些了，但我们仍时有来往。１９８０年我摔断了右腿之后闭门不出，不参加一切社会活动了，但在８１年江先群病危之际，我还是扶病去看她一次，这就是我们的永别了！ １９８５年９月文藻也逝世了，我们两家只有儿女们有时互访。今年的４月４日李汝祺教授又弃我们而去。（关于他学术方面的成就，我是门外人，不能详细地论赞。）照理说９５岁也算高龄了，但在他的老友心中，不能没有悲伤的！ 说说我自己 李小林在两月之前，就写信叫我写自传。我的详细自述，早就陆续地在上发表过了，如今还叫我写什么呢？ 我的“老弟”萧乾曾写过一篇短文，提到：“‘五四’以来的中国作家经历过多少沧桑：由龙旗、五色旗、青天白日旗到五星红旗，由皇帝、军阀、太君、委员长到主席，走的是多么曲折、漫长而崎岖的路，时而浓云密布，时而万里晴空，时而又冰雹交加。芸芸众生像是在任天公摆布，其实，他们不声不响地在把着舵。他们是历史最终的胜利者。” 我也算是“五四”以来的作家吧，但我是否作个历史最终的胜利者，就很难说了！ 我只能把我自己的舵。我努力把我自己对于周围一切的感想和反应，无论是爱、憎、喜、怒，都痛快地发泄了出来，不管编辑者有什么难处，也不管能否和读者见面，横竖我已经写了，和我知己的朋友都知道我的心情。 致陈莲涛 莲涛先生： 蒙赐猫蝶图一幅，栩栩如生，十分感谢。当即裱出悬挂。 纶此鸣谢！并颂安健！ 冰心拜上一九九一，八，一 致周达宝 达宝同志： 来示收入，《文摘报》错字极多，不说也罢。《五月风》字已写好，还是请你代寄吧，谢谢！我很好，你如何？匆上请合第安吉冰心八，十二，一九九一 我神游于阿里山、日月潭 我的朋友周明把我《着译集》交给台湾华视文化服务公司出版了。 台湾本是我的故乡福建省的一个县，台湾同胞一直就邀我前去观光，终以年老体弱，未能成行。 其实在台湾，我有故交，有新友，有学生，有亲戚。我常常神游于阿里山、日月潭之间！现在我的作品，能和台湾同胞见面，就同我自己去了一样，我感到荣幸。 冰心１９９１年９月３日 我祖父的自勉词 １９１２年我从山东烟台回到我的父母之乡福建福州，在我的祖父谢子修老先生身旁呆了两年多，受尽了他的疼爱和教导。 他的书桌右壁上，有一副他亲笔写的对联： 有为有弗为他珍重地对我说：“这是我的自勉词。‘知足’就是有的事情应当永远‘知足’，比如物质上的衣、食、住、行等等，都不要苛求享受，而在操行、掌识等等的追求上，要永远‘知不足’。‘有为’呢，就是有些事情要永远努力去做，比如对人民、国家有益，能促进世界和平、人类进步的事。反之，对人民、国家、对世界和平、人类进步有害的事，都千万不能做。这是一个人对自己的起码要求，你现在才十二岁，来日方长，你要永远记住这十个字，努力去实践！” 这话说来，将近八十年了！这十个字我还是牢牢记住了，也努力去实践了。但是否都做到了？还不能由我自己来说。 致铁凝 铁凝： 你七月一日的信，我早就收到了，因忙未即复为歉。 陈钢给你照的相，美极了！铁凝，你要好好地·珍·惜你的青春，你的才华！你有机会和农民接触，太好了！我从小和山东的农民在一起，他们真朴实，真可爱！你能好好写他（她）们吗？我想你会的，我对你抱有无限的希望。 北京秋天已经来了，好容易！望你珍摄！冰心九、五、一九九一 致王一地 一地： 真是太勉强了，我的字不好又不大，勉强写去①，能用就用吧，匆上。祝好！ 冰心一九九一、九、十一①指为山东省莱阳市的明末清初大诗人宋琬纪念馆题字。 玻璃窗内外的喜悦 我的“堂屋”，南方人叫做“大厅”的，外面没有凉台，阳光直射，而且那扇大玻璃窗，大得几乎占了半片南墙，因此非常明亮。 三天以来，每晨七时，我吃早饭的时候，窗外一定有只黄豆大小的蜘蛛，挂在窗前上部，我看不见那纤细的蛛网，只看到那只不时蠕动着的蜘蛛，它是昨夜在我窗外吃蚊蝇的，早晨还来不及走，我觉得它非常、非常的可爱。可是早晨一过它便不见了，大概太阳一出来，它又回到窗外墙角窝里去了吧。总之，从此每天早晨一见到它，我这半天就感到高兴。 在这个窗台上，我还摆上一大盆向阳花，若是阴天下雨，盆里就只见满盆的细叶，只要有一点阳光。这一满盆的桔黄和浅红的五瓣的小花，立刻一齐开放出来，争妍斗艳，也使我非常非常的喜悦！ 我喜欢阳光！天气的阴晴总会影响我的情绪，阴天或下雨，我的心情就不开朗，无端地惆怅抑郁。可是太阳花一开始开放，我就知道太阳一定出来，我这一天就欢畅了起来。 这时忽然想起：古人有句云：“有好友来如对月，得奇书读胜看花。”我曾在朋友留字的本子上题过它，也有朋友替我找出了这两句诗的出处，我到底还是忘了是哪位古人写的，现在细细品味起来，这两句诗并不怎么好！月光比较清冷，它引起的联想，多半是忧愁感喟。看月都是在夜里，这时人们多是情静孤独，如李白之“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种的诗，中国是太多了，不必多引。至于写太阳的诗呢，我所知道的，就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总之，月光是使人流泪的，阳光是使人流汗的，白天人们都忙于工作，劳动，没有心思做诗。 至于“有好友来”是否“如对月”呢？我就没有这种感觉！有好友来时，我们的谈话是热闹的，无忌的，暖烘烘的，像一片灿烂的阳光。“如对月”的，就是那一种应酬的，客客气气的，无事不来，言归正传”后，就“拜辞”的所谓“朋友”。 “得奇书读胜看花”这句也不现实，现在的“奇书”是太少太少了！而现在我的书桌上，窗台上都到处是花：太阳花、荷花、君子兰、月季……而且花像孩子，没有一种不可爱的，（香味又当别论）连那最贱的、花瓣很厚又没有一点光泽的“死不了”，也不让人讨厌。与其望穿双眼去等那不可必得的奇书，不如随时随地观赏我所喜爱的花朵——有人来了，就此打住。 再写萧乾 我在李辉写的《浪迹人生——萧乾传》的序上，写过萧乾，写后觉得意犹未尽。他和巴金都是我最疼爱的老弟。文藻和我最欣赏巴金之处，是他的用情十分严肃而专一。萧乾却是一辈子结、结、离、离，折腾了多少次，但是我们却是怜悯（如果允许，我说“怜悯”）他，原谅他，而且了解他。 萧乾是个遗腹子，一生辛苦的母亲又在他七岁时弃他而逝。他从小就没有像我们似地，享过天伦之乐，他从小就渴望着“爱”，他心灵深处有流不尽的涌泉般热烈的“爱”，到处寻求发泄，所以在少年时期就有早恋的事，他都告诉我了。 他从会写字起，就用文字来倾泻他对一切的爱，他热爱他出生地的北京，北京的音、色、香、味，北京的一切都从他笔下跳跃了出来，一只小小的北京的昆虫，也能引起他写出几万字的文章！ 他一生孤独，一生辛苦，一生飘泊，步入老年的他——我可爱的小弟弟，终于走上他一生最安定最快乐的生命道路。 他定居在他热爱的北京，做上了他熟悉的文史工作，最称心如意的还是他终于有了一位多才多艺的终身伴侣。他们志同道合，心投意合，他那一颗炽热飘泊的心，终于有了一个最温馨、最妥适的安顿地方。他的写作精力更加旺盛了！怪不得在我每天收到的种种书刊上都有他的文章！昨天我收到一本《香港文学》，没想到那上面也有一篇他写巴金的长文。小老弟，你真是老当益壮！你把精力匀给我一点好不好？我从“五四”后写到现在，只落得勉强写一篇篇的“千字文”！１９９１年９月１３日浓阴之晨 我的家在哪里？ 梦，最能“暴露”和“揭发”一个人灵魂深处连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向往”和“眷恋”。梦，就会告诉你，你自己从来没有想过的地方和人。 昨天夜里，我忽然梦见自己在大街旁边喊“洋车”。有一辆洋车跑过来了，车夫是一个膀大腰圆，脸面很黑的中年人，他放下车把，问我：“你要上哪儿呀”？我感觉到他称“你”而不称“您”，我一定还很小，我说：“我要回家，回中剪子巷。” 他就把我举上车去，拉起就走。走穿许多黄土铺地的大街小巷，街上许多行人，男女老幼，都是“慢条斯理”地互相作揖、请安、问好，一站就站老半天。 这辆洋车没有跑，车夫只是慢腾腾地走呵走呵，似乎走遍了北京城，我看他褂子背后都让汗水湿透了，也还没有走到中剪子巷！ 这时我忽然醒了，睁开眼，看到墙上挂着的文藻的相片，我迷惑地问我自己：“这是谁呀？剪子巷里没有他！”连文藻都不认识了，更不用说睡在我对床的陈大姐和以后进到屋里来的女儿和外孙了！ 只有住着我的父母和弟弟们的中剪子巷才是我灵魂深处永久的家。连北京的前圆恩寺，在梦中我也没有去找过，更不用说美国的娜安辟迦楼，北京的燕南园，云南的默庐，四川的潜庐，日本东京麻布区，以及伦敦、巴黎、柏林、开罗、莫斯科一切我住过的地方，偶然也会在我梦中出现，但都不是我的“家”！ 这时，我在枕上不禁回溯起这九十年所走过的甜、酸、苦、辣的生命道路，真是“万千恩怨集今朝”，我的眼泪涌了出来……前天下午我才对一位年轻朋友戏说，“我这人真是‘一无所有’！从我身上是无‘权’可‘夺’，无‘官’可‘罢’，无‘级’可‘降’，无‘款’可‘罚’，地道的无顾无虑，无牵无挂，抽身便走的人，万万没有想到我还有一个我自己不知道的，牵不断，割不断的朝思暮想的‘家’！” 为“陆游杯”全国诗歌赛题词 陆游是我最敬佩的爱国诗人，他的诗篇里充满了爱国热情，读之使人感激奋发，如《夜泊水村》中之：“老子犹堪绝大漠，诸君何至泣新亭，一身报国有万死，双鬓白人无再青……”等等。《流火诗报》办“陆游杯”是一件大好事，希望竞赛者也能写出像陆游那样，使当代中国人民感激奋发的爱国诗歌！ 冰心一九九一、十一、五 致林正让 正让先生： 示悉，您如已同上海文艺出版社说好可以印行我的全集，当然可以。请同卓如联系。 冰季的两本书：《温柔》、《幻醉及其他》，记得一本是我作的序，一本是沈从文作的序，你们如也选刊，很好。但这两本书我处没有，据卓如说图书馆可以借到，还是请她编吧。 匆上，祝好！ 冰心十一、十一、一九九一 “孝”字怎么写 记得我母亲逝世的时候，我们家得到的许多奠仪中，有不少捆的金银纸箔。我们家供祖从来都不烧纸，因此那些纸箔都捆着放在一边。有一天一位长辈来了，看见母亲灵前只烧着一炉檀香，灵桌前连一个火盆也没有，金银纸箔也没有被叠起焚化，他心里大不以为然，出去就对人说：“人家都说谢家孩子孝顺，我看他们连‘孝’字都不知道怎么写！”听到这句话的另一位长辈又把这话传给我们，我们只有相对苦笑。 真的，在我们家里，很少听见“孝顺”这两个字。当我们１９１１年从烟台回到福州大家庭时，父母亲只嘱咐我们说： “回去在大家庭里不能那么‘野’了，对祖父尤其要尊敬。” 回去在大家庭里，祖父也从来没有教训我们要“孝顺”。 倒是我的三个小弟弟彼此嘲笑时，例如父母亲吩咐做一件事情，有一个抢先做了，得了夸奖，其余的两个就站在远处，笑着说：“孝子，真孝顺，廿四孝加上你，廿五孝了！”于是又引起一番吵架。 大概那时我们都看过《二十四孝》那本书，其中有“王祥卧冰”、“孟春哭竹”等极不科学的愚孝的表现。尤其是“郭巨埋儿”，我认为那是最不人道而且是最不孝的一件事，因为儿子分吃了父母的食粮，就把儿子活埋了，那是什么心理？！ 要丢掉儿子，就是把儿子卖了也不至于伤父母的心。他的所以要“埋儿”，只为的是掘地得到金银为伏笔！尽孝为的是得到金银，这“居心”还“可问”吗？ 我想里谈到“孝”时最多，孔子是因人施教的，对“孝”字有不同的解释。但也有使人不解的地方，如：“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我认为那也看那“父”是什么样的人，假如那“父”是岳飞，不必说“三年无改”，就是“终身”也不能改；假如那“父”是秦桧，那是一分一秒也不能学的！ 我又去翻了《孝经》，看到了《谏诤章》，我心里廓然开朗，特此恭录如下： 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子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重复一句，极言其不可也，冰心注）。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候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 抄完这一段，我真是“心悦诚服”了。此孔子之所以为“至圣先师”也！ １９９１年１１月１６日之晨（本篇发表于《随笔》１９９２年第２期。） 关于男人（之十二） 十四我们全家人的好朋友——沙汀 我和沙汀认识是在五十年代初期。一位年轻同志把我带到东总布胡同作家协会东院一座小楼里，张天翼住在楼下，沙汀住在楼上，我们同时见了面，从此就常常在一起开会谈话，渐渐地熟悉起来了。 关于沙汀的人格之高尚，文格之雄浑，大家都有定论，不用我说了，我只谈谈他和我家每一个人的交情。 我的老伴吴文藻，是学社会人类学的，我们两个人隔行如隔山，各有各的工作，各有各的朋友，我们看见对方的朋友来了，除了寒暄之外，很少能参加谈话。唯有沙汀是文藻最欢迎的人，而且每次必留他吃饭，因为沙汀能和他一起喝茅台酒，一面谈得十分欢畅！ 文藻喜欢喝酒，这是自幼跟他父亲养成的习惯，我却不喜欢他喝酒，认为对他身体不好。他的朋友和学生总是送他茅台酒，说是这酒强烈而不“上头”，就是吃了不头晕，于是我们厨柜里常有茅台酒。八五年文藻逝世了，沙汀来看我时，我把柜里的一瓶茅台酒送他。 他摇摇头说：“如今我也不喝酒了！” 四十年代我们在四川重庆郊外的歌乐山住过五年。我的孩子们都是在四川上的小学，学的是一口四川话（至今她们在背“九九表”的时候，还用的是四川话），非常欢迎能说四川话的客人。沙汀说的是一口带有浓重四川口音的“普通话”，因此他一来了，她们就迎上来，用四川话叫“沙伯伯，沙伯伯！”而且总要参加我们的谈话，留恋着不肯走开。 沙汀听觉一向不太好，因此我们从来不打电话，他来了听话时，也常由同来的小伙子在他耳边大声地说。如今听说他视觉也不行了，又误用了庸医的药，以致双目失明，要回到老家四川绵阳去了。我的外孙陈钢去给他照相时，我让他带上一个橡皮圆圈送给沙汀爷爷。我认为凡是有一两处感官不灵的人，其他的感官必定格外灵敏。我想沙汀回到温暖舒适的故乡气氛里，又有温柔体贴的女儿和他作伴，在他闲居时候，捏着这个橡皮圈，一边练手劲，一边也会想起远在北京、永远惦念他的一个老友吧！ （本篇最初发表于《中国作家》１９９２年第１期。） 在介绍中国出版的黎巴嫩的作品的会上的书面发言 我非常高兴在１９２６年得到了一本纪伯伦自己用英文写的。我为他的“满含着东方气息的超妙的哲理和流丽的文词”所感动，而把它翻译过来的。我最喜爱的警句是： 爱不占有，也不被占有。 因为爱在爱中满足。 我看小说的时候 我的书桌上总有几本新来的文艺刊物，而且多半是小说。 我不能让那些刊物总堆在那里，在清理之前，我总要草草地看它一遍。 我看小说，总是先看熟人写的，这些作者我不一定都认识，但熟悉她（他）们的性格和文风。 我看小说，总是先看女作家写的。因为女作家小说里的女人，总是真实的跃然纸上！过去的就不多提了。如“收获”，今年第一期里女作家陆星儿写的《小凤子》，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 我看小说，总是先看短的，以后再看长的。我的时间很零碎，往往有客人来打断我的读兴。 我看小说，爱看那些没有结局的，使我多一些探索，多一些回味。 我不爱看那些风、花、雪、月，写景多于叙事的作品。看时觉得很热闹，过后却一点印象也没有！ 我不爱看中国人写小说写得像译文那样地冗长、别扭。 我不爱看的东西太多了，我觉得寂寞！ 介绍一篇好小说——刘平的《代笔》 《小说月报》是我最爱看的文艺刊物。这一期（９１年１１期）女作家的小说还特别地多，如张洁、铁凝的……读了我发出如晤故人的微笑。 谁知道看到最后一篇刘平的“代笔”，使我心魂悸动！好容易平静的心潮，又汹涌起来了！ 《书讯报》有信给我，让我在它的第四版“作家与作品” 上写文章，还说是将于杨花似雪的阳春三月出“春播专栏”，还要“名人写名人”。这般地郑重！ 我不是名人！这位刘平同志，我以前没有看过他的文章，也没听说过他的文名，在一般读者的眼里，可能算不了一个名人吧。但我不能不介绍他这篇小说，写得太精彩了！ 《代笔》这篇文章不长，只写一位教了三十多年书的老教师，还是“一贫如洗”，写文章也拿不到多少钱，只好每星期天出到街口，为人代写书信。 现在是有文化的人少，有钱的人多，他惊奇地发现这“代笔”的钱，来得很容易。 有一天，有一个二十岁左右稚气而又“世故”的小伙子，来请他写信给一位朋友，信要这样写： 别念那臭师范了！出来当个教书匠，能挣几个子儿？ 我这儿正急用人，你快来，除了吃住，我每月还能给你四百块钱！ 老教师一算，四百块加上吃住，等于他半年工资了，他看着那小伙子的脸，心里一激灵，问：“那受信人叫什么名字？ 在哪里读书？”原来那受信人正是他自己在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就学的儿子张小刚！ 老教师气得拧上了笔帽，不写了！ 那小伙子说，“怕我不给钱吗？”一面把崭新的十元大票扔在桌上。 老先生像一只发怒的狮子，吼着说：“不写，给多少钱也不写！”他吼的多么痛快？金钱是什么东西？ 关于今日中国“有钱而没有文化的人太多了”的问题，我谈过多少次了。“万般皆上品”（１９８７年７月），“我请求”（１９８７年１０月），“开卷有益”（１９８９年１０月），等等，而这些文章和那些政治报告上的“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一样，都没有起过什么作用！ 这一次我要把《代笔》里的老教师的狮子吼，送到《书讯报》的“春播时节”专栏里，希望它能随着杨花似雪的春风吹到关心国家前途的中国人民心里，大家冷静地听听吧！１９９１年１２月１５日 “大雪”这天下了大雪 我永远喜欢下雪的天！ 大约三四岁吧，我记得我的奶娘把我抱到窗台上，望外看下雪的天，说：“莹官呀，你看这雪多大！俗话说‘大雪纷纷下，柴米油盐都落价。’”那时我还不懂“柴米油盐”对一个人的生活有什么意义，“落价”了又有什么好处？只觉得下了大雪，天上地下都锃亮锃亮地晃眼。 我们出去又听见路旁金钩寨的农民们，都喜笑颜开地说： “‘大雪兆丰年’，明年不怕吃不饱了！”原来大雪和吃饱饭还有这么大的关系！ 从我会认字起，母亲就教给我说：一年四季，就有二十四个“节气”，如：立春、立冬、雨水、芒种等等，但是“雨水”那天就不一定下雨，因此我也常去注意它。 今年十二月七日早起，只看见窗外一切都白了！四围的楼瓦上都覆盖着一层厚厚的雪，地上和人们停放在门口的许多辆自行车上，也蒙上厚厚的一层雪被。而我周围的空间里还是下着千千万万朵柳花似的漫天匝地的大雪！我又想起几句古诗，一是一位“寒士”抒发他的郁抑心情之作： 填平世上崎岖路冷到人间富贵家还有一首忘了是哪位名诗人写的：出门一笑大江横龙蟠虎踞三分地留与先生拄杖行看这位老诗人的心境是多么喜悦，多么超逸、多么豪迈！ 而我在“照眼明”的光景里，眼前既没有“溪山”，门前也没有“横”着一条大江，我的住处也不是“龙蟠虎踞三分地”，而且我除了用“助步器”之外，连“拄杖”也不能行走的！ 但是我低头看了书桌上的日历的“今日大雪”字样，还是高兴地想：“我们五千年古国讲的‘节气’，还是真灵！” （本篇最初发表于《散文》１９９２年第３期。） 我与古典文学 我从５岁会认字读书起，就非常地喜爱中国古典文学。从到以后见的、《唐诗三百首》、《古今诗词精选》等，我拿到后就高兴得不能释手。尤其对唐诗和宋词更为钟爱，以后又用元曲作我的大学毕业论文题目。我的初期写作，完全得力于古典文学，如二三十年代的《寄小读者》、《往事》等，内容是抒情多于叙事，句子也多半是文言。 我觉得中国古典文学，文字精炼优美，笔花四照，尤其是诗词，有韵律，有声调，读到好的，就会过目不忘。我在谈“诗”时曾说过：谈到“诗”，我是“不薄今人爱古人”的，因为白话诗无论写得多好，我欣赏后就是背不下来。 中国古典文学中充满了美好的词汇，在翻译外国诗文时，也很得力。我只懂得英文，只要外国作者是用英文写的，我就愿意尝试（我不喜欢重译），如印度诗人泰戈尔的、和几个短篇小说，因为我曾在１９５５年和１９５７年两次访问过印度，又曾到过泰戈尔故居，对于印度的山水人物，比较了解，翻译时就不感到费力。至于亚剌伯的诗人纪伯伦的和，只因他写的都是人类共同的人情物理，没有什么亚刺伯的特色，虽然我没有去过亚刺伯，译来也不困难。 总而言之，在创作和翻译上，精通中国古典文学，都有很大的帮助，尤其是在翻译上，如不娴熟中国文学“词汇”，就不能“得心应手”地做到“信”、“达”、“雅”中的“雅”字的。１９９２年１月３日欲雪之晨 《许怀中散文新作选》序 我的故乡福建是祖国南疆沿海而多山的省份，它的山水的雄伟灵秀是描写不尽的。我回到故乡时才十一岁，只在福州城内外看过“三山”和鼓山，看得少又写不出来，辜负了故乡的山山水水。 幸而有位我的乡亲，散文名家许怀中教授，写了一本《香山翠湖集》①，他的那枝生花的妙笔，把故乡的历史、风俗、人物，尤其是山水，描写得精深细腻，情境交融。不读到他的散文，就无从领会到福建这一片土地壮丽灵秀的一切！我愿海内外的中国人民和能读中文的外国朋友，都来阅读这本好书，从中就能瞻仰并欣赏到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有这一片特别能使中国人民引以自豪的地方！ 冰心１９９２年１月６日微雪之晨①《香山翠湖集》出版时易名为《许怀中散文新作选》，作家出版社 致许怀中① 怀中乡亲： 去年病了一场，进了医院（房颤），把您的《香山翠湖集》序写晚了，心中非常不安，兹匆匆写上，不知可用否？顺祝春节合第吉祥！ 冰心一九九二、一、七。 ①许怀中，１９２９年生，福建仙游人。１９５７年调厦门大学中文系执教，１９８３年晋升教授，调任福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任福建省文联主席。主要着作有《鲁迅与中国古典小说》、《鲁迅与文艺思潮流派》。散文集《秋色满山城》等。 关于文学研究会 舒乙来要我给“文学研究会成立七十周年”写篇纪念文章，他说“文学研究会的会员如今只有三位了，您是其中之一，应该写一篇回忆的东西”。 说来惭愧，七十年以前，我才２２岁，是北京燕京大学文科三年级的学生。我之所以成为文学研究会的会员，是我的燕大同学许地山和瞿世英替我签上名的，事前并没有通知我！ 文学研究会在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开会的时候，因为会员中如叶圣陶先生，周作人先生等，都是我的长辈，我实在没有胆子去参加。 在和文学研究会会员的来往中，有许地山和瞿世英以及郑振铎，那都是因为有同学和同乡的关系，而不是以文学研究会会员的身份来接触的。 现在可以回忆到的一段趣事，就是那时周作人先生是燕大国文系的教授，我上了他的课，我的毕业论文《元代的戏曲》也是由他审阅的，但他没有细看，原样交还给我，说“就这样吧”，于是我就“轻而易举”地交了毕业论文，虽然我交得比同班们都晚。 这时还忆起一桩笑话：为的不好意思让人知道，我开始写作时，就用“冰心”为笔名，周先生只知道我的学名——谢婉莹，他在讲新文学课时还讲授过《繁星》和《超人》，我只是和同班们一起低头听着。１９９２年１月１５日阳光满案之晨 新春寄语 《科技日报》让我写“新春寄语”，我当时真不敢答应，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对于国计民生，科技工作者是当今第一等人材，我这个略懂一点文艺的老人，能向他们讲些什么呢？ 昨天照例到医院做一月一次的身体检查，在上午万车如蚁之中，作协的年轻司机，一面紧握着方向盘，注视前方，一面却开起车上的收音机听着京剧，一面在低低地哼唱，我从这里得到了启发。 我想科技学者工作是紧张而严肃的，容不得半点懈怠，但是在他们心里还记得一两首短短的、格律音调都很强很美的诗词，也许在进行科技试验等待结果的同时，嘴里哼这么一两句，“一张一弛”，也许有益于身心健康吧？ 以下我选出中国古典文学中，最短的几首作品，以供参考： 秦风·蒹葭（之一）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回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游子吟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如梦令李清照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天净沙马致远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己亥杂诗之一龚自珍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以上选的都是中国历代很短很美、言志抒情的句子，我知道许多科学家，同时也还做诗填词，这篇东西，就算是“班门弄斧”吧。 （本篇最初发表于《科技日报》１９９２年２月９日。） 致萧乾 饼干馆长大人： 大函和《文汇报》文章均拜领。您的字太“龙飞凤舞”了，大姐老了，实在看不清，是不是该骂？Ｓｈａｄｉｃｋ①九十还结婚，真是老而不死。即使你不乖，还是愿你新春百吉！大姐一，卅，一九九二我又一次“房颤”，急救过来了，在家休息。小妹不让我见客。 热的心。》）①谢迪克，三十年代在燕京大学执教的美国教授。 乾弟： 来信和附件都收到。我和苏雪林不熟，但她从台湾来信，我必复她。我的书不是我送的。许多年前我觉得她的《棘心》写得不错。如今内容也忘了。书也没有出。她对鲁迅的看法，没有告诉过我。你捐几万元给中央文史馆，极好。……你真能写，我手里的一切刊物上都有你的文章。怪不得你钱多，分我一点，怎样？ 最近又得一次“房颤”，急救过来了。小妹管我极严，“不见客，不写信”，但饼干舅舅除外。亲洁若一口。大姐二，八，一九九二热的心》。） 牵动了我童心的一文一画 《人民文学》１９９１年１２期有一篇杨健（这位作者我不认识）写的《走向大海》，他主要讲的是烟台港务局局长朱毅的政绩。我却从这篇文章里知道了我童年奔走游戏的烟台港湾的许多历史事实，如烟台山上那座灯塔是建于１９０５年，就是我到烟台生活的同一年，还有我每天向南仰望的那座大山，原来叫做“岱王山”人也称为“山岱王”。我常看见这座大山的左边山岩里有一道墙，不知道那是什么古建筑？文章里说那是“田横兵败之后，曾在此处屯驻”，那可真是一个古迹。 文章里还说“芝罘湾有岸线１４公里，尚有３．８公里的自然岸线可供建筑”，原来本来是静寂的只供我一人奔走游戏的地方，竟是那么宽大，而且要兴起许多建筑了！ 青年摄影家徐勇送我一本他的摄影册子，和一本挂历，在第一页“胡同印象”上的那一辆“洋车”，就引起了我不尽的回忆。我记得八十年前我家也有一辆洋车，是我家“包” 来，专门拉我父亲上下班和我上下学的。那辆车很新，车夫名字叫王祥，是个高大雄壮而又可亲的汉子，在我上了四年中学和三年大学之中，他一直拉着我们。 至于“胡同印象”里的景物，更使我心往神移，我们住过的剪子巷的三合院，是再平常不过的了，但我在上学途中所看到的深宅大院，门口的石狮子，门楣的雕塑和门上的春联，更是美不胜书，北京的可爱的“胡同”呵！ “胡同”这个街巷的名称，是中国别的省市所没有的！据说是元朝入主中原，带来的蒙古名称，“胡同”是“井”的意思。“胡同”的名字，雅的有“百花深处”，俗的有什么“狗尾巴”、“羊尾巴”之类，如今都改了。我可总记得“东厂胡同”和后面的“奶子府” 即是明末奸险宦官和与他狼狈为奸的皇帝奶妈王氏所居之地。说到这里就忽然想起清初有位充满了亡国之思的孤愤诗人的两句诗，他以“咏紫芍药”为题，写：“夺朱非正色，异种亦称王”；孔夫子说过：“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这诗里的“夺朱”因为明朝的皇帝是姓“朱”的，“异种亦称王”因为牡丹是花王，而芍药是“异种”，居然自己也“称王”了。我觉得这两句诗不错。话说远了，就此打住。１９９２年３月３日之晨 致陈涛 陈涛同学： 示悉，近来身体不好，姑且写一句应命。往事如烟，说来几十年了，感慨系之。 祝好！冰心一九九二、三、六 《周恩来与艺术家们》序言 我所见过的和周恩来总理有过接触的人（不单是文艺界），无不感到总理对他和她，都是特别地关心和爱护。这并不奇怪，因为总理是中国亘古以来赋予的“爱”最多而且接受的“爱”也最多的一位人物。 （《周恩来与艺术家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５月第１版。） 《关于女人和男人》自序 人民文学出版社要把我的《关于男人》和合编成一本书，要我写个简介。 是我１９４３年在重庆，用“男士”的笔名写来骗些稿费的，可是里面的人物都是有“模特儿”的。后来巴金拿去在上海开明书店再版时，我在后面又加上几篇悼念几位女朋友的文章。 《关于男人》是１９８７年在北京开始写的，也是这种题材。 我现在还不断在写，有男人也有女人。 这两本书记载了几十年来我的人际关系中的悲欢离合，死生流转，我一般不愿意再去翻看，因为每次开卷都有我所敬爱眷恋的每一个人的声音笑貌，栩栩地涌现在我的眼前，使得我心魂悸动！ 这次我让我的二女婿陈恕来做这个工作，并让他在我的或别的作家文集中，找出我写的一些人物，都放在这个集子里面，我只写了这本书名《关于女人和男人》。１９９２年３月２５晨急就 归去来兮 四十年代的末期，我们还在日本，文藻虽然已经脱离了“驻日代表团”，但手里拿的还是国民党的护照，随时有被调到台湾的危险。正在“有家难奔，有国难投”的时候，我们在内室里读到毛主席的《论人民民主专政》，里面有这么一段： 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国内外反动派的影响（这个影响现在还是很大的，并将在长时期内存在着，不能很快地消灭），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动派指引的错误路上去，并继续前进，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前进。 这“保护”两个字，对我们的鼓励和安全感是极大的。这以后就乘美国耶鲁大学请文藻去任教的机会，辗转曲折地从香港回到了祖国！ 如今只录下两段回来后写的文章： 《回忆五四》１９５８年４月１９日毛主席说得好：“知识分子如果不同工农群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我们脱离群众的生活，使我走了几十年的弯路，作了一个空头的文学家，但我现在并不难过，只要一息尚存，而且和工农兵在一起的时候，我还总会感到激动和兴奋。我想，在党的领导下，我还可以努力同工农兵相结合，学习他们，改造自己，使我能尽一切的力量，在我自己的岗位上为人民服务。 《纪念老舍先生》１９７８年１０月老舍先生逝世了，我们这些活着的他的朋友们，要学他的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和以周总理的“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的教诲，鞭策自己，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为了祖国到本世纪之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艰巨宏伟的事业，而努力写作下去。 （本篇最初发表于《民主》１９９２年第５期。） 三喜临门 今年二月四日，是旧历元旦，又值“立春”，又是我的爱猫咪咪的八岁生日。我的外孙们都来围着我说：“今天是元旦，又是咪咪的八岁大寿，也算‘猫到中年’，应该买块生日蛋糕来庆祝庆祝了。”我不觉笑了，说：“咪咪又不吃蛋糕……”他们又抢着说：“咪咪不吃，别人还可以‘吃’，来庆祝它的大寿呀。”于是不由分说地打开我的钱包，取出不知多少钱，买来了一块不大也不小的五彩缤纷的蛋糕，上面还有“祝你生日快乐”字样。他们把蛋糕捧到咪咪面前，咪咪闻了一下，偏过头去，不感兴趣。他们却立刻拿刀把蛋糕切成一大块一大块的，一面笑唱“祝你生日快乐”，一面把蛋糕用右手拿着，左手托着，一大口一大口地吃了起来，吃得鼻尖上都沾上了奶油！大家都吃得十分高兴，十分快乐。咪咪蹲在桌上，看见大家都那么兴高采烈，它也就高兴地叫了一声，却不知道这快乐是它给予的。 中国人的严谨的亲属称呼 我在美国留学的时候，有时同学的长辈来了，她就向我介绍说，这位是我的Aunt，或者说这位是我的Uncle，我也只客气地和她或他握一握手，因为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什么亲属关系。 在中国，这两个字的覆盖面可太广了！Aunt可能是伯母、婶母、姑母、姨母、舅母，甚至是表伯母……Uncle呢，也可能是伯父、叔父、舅父、姑父、姨父，甚至是表伯父。当我的父母，把他（她）介绍给我们时，我们都得深深地鞠一个躬！ 其实，不但是亲戚，父母亲的好友来了，我们也是张伯伯、李伯母、王阿姨地叫得亲热得很！ 就拿我们自己的朋友们来说，一般来谈公事或业务的，孩子们都不近前，我们也不给孩子们介绍。但是有几位特别爱孩子也会“招”孩子的爱的，就不同了！比如４０年代，我们住在重庆歌乐山的时候，老舍就常来我们家玩，他是最能“招”孩子的，只要“舒伯伯”一进门，孩子们就围上前去，拉着胳臂抱着腿地说笑个不停，有时还把平时自己争着吃的糖果，塞到舒伯伯的嘴里。５０年代我们都回到了北京，孩子们也都长大了，不好意思拉胳臂抱腿了，可是只要舒伯伯来了，孩子们总是围着不走，我们要谈正事，也只好把他们撵开。 此外就是沙汀，我们的孩子都是在重庆长大的，说的是一口的四川话，也特别爱听四川话。沙汀来了，说话是他永远改不了的四川口音。孩子们就高兴得像“他乡遇故知”似的，用四川口音亲热地叫“沙伯伯”，让座倒茶，忙个不停，也得由我们把他们撵开。 再就是夏衍夏伯伯了，我们是在５０年代中期，同在一个对外访问团里认识的。这时孩子们都长大成人，还做了教师了，他们最佩服，最喜欢夏伯伯。夏衍来了，我的第二代第三代孩子就赶紧去拿烟盘（因为文藻和我都不抽烟，桌上不摆烟盘），他们知道夏伯伯烟瘾大得很，一天不停地抽烟，这时夏衍就从容地从自己的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包烟来。 更有意思的是他们把我的几位朋友称为舅舅，而不是伯伯，也不知为什么。如赵朴初是赵舅舅。朴初的秀劲的书法、铿锵的诗词，都使他们拜服，特别是他和我们的谈话，既亲切又风趣，他们坐在旁边都舍不得走开。还有就是巴金舅舅，他们爱读他的文章，佩服他的风骨。我同巴金从３０年代就认识了，我曾写鲁迅先生赠瞿秋白的一副对联送他：“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就感到这已说尽了一切。他到北京必来看我，也是他带到上海开明书局去付印的。后来因为他也摔了腿，多年不来了，但我们的通信始终是密而不断。 此外就是萧乾了。他的学名叫“萧秉乾”，是我三弟为揖的同学好友，十一二岁时就常来我家。大学毕业后，他当过编辑，又是驻外记者，又是作家，又是翻译家。他游遍四海，过着相当富裕的生活，但是他还是毅然地回到了他热爱的祖国。但回来后并不顺利，他当过右派，住过门洞，他却一点也不后悔，如今好了，当上了文学馆长，可以安富尊荣了吧？ 他却仍是闲不住，几乎在每一本杂志上，我都看到他的文章，上至天文地理，下至花鸟虫鱼，只要抓到一个题目，他就能写上几万字（要是我，早就晕死了）。这“孩子”的精力太充沛了！ 因为他每次给我写信，下面总署“弟秉乾”，孩子们不懂得这“乾”是“乾坤”的“乾”，而读做“乾湿”的“乾（干）”，就亲昵地叫他“饼干舅舅”，他也高兴地“哎” 了一声！ 说到亲属，中国有一句谚语：“远亲不如近邻”，我则以为“近邻不如好友”。（现在重楼叠阁的房子太多了，“近邻” 都不互相“认识”。）而且我们中国朋友之间，并不像西方人那样，互称为先生或女士，而是“称兄道弟”，“称姐道妹”。 我总觉得我们中国的社会，是一个亲密温暖的大家庭！ （本篇最初发表于《随笔》１９９２年第４期。） 致宫玺 宫玺先生： 示悉，《万般皆上品》请用原稿，（我就因他们改稿而不看《人民日报》）。 卓如刚有电话说：一、二、三月的稿子，卓如还要到我家来取杂志，以后一起都给您，她已有信给您了，匆上祝好！ 冰心四、十九、一九九二 致萧乾文洁若 饼干夫妇： 信和剪报都收到。你俩都拼命译作，真使我佩服！你的展览①，我已和舒乙说好，等没人的那一天去。 说来也真快，你这孩子都写作六十年了！我如何不老？大姐四、卅、一九九二期。）①１９９２年５月５日——１１日在历史博物馆举办“萧乾文学生涯六十周年” 展览。 《冰心九旬文选》自序 舒乙又编了一本《冰心九旬文选》，就是我最近几年随意写的小文了。这些小文写得又自由又散漫；反正是随时想到、看到、听到什么，有想法、有念头就挥笔写了出来，古语说“耋与耄，虽有罪不加刑”，我也豁出去了！ 一九九二年五月十二日微雨之晨 致宫玺 宫玺同志： 示悉，《病榻呓语》·不·改·了，我是那么记的，就那么写。 原文例是“吾所以有大患者”。 刘基的话是“除暴安良民多·爱”，谷字印·错了。 我的生日是庚子年闰八月十二日，阳历是十月五日，没错。 “又闲·在”是北京话，没错。匆上祝好！ 冰心五、廿八、一九九二 关于岳王坟 中国谚语说，“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但名与名又不一样，有“留芳百世”的名，也有“遗臭万年”的名，在中国历史上最突出的就是南宋时期的岳飞和秦桧！ 我在杭州西湖灵隐寺畔参拜岳王坟，已是好几十年以前的事了，我看见在岳王坟前有两个白铁铸成的秦桧夫妇跪像。 那两个跪像上充满了大人的痰唾和小孩的尿水，还有淋漓的——参拜岳王坟的人们倒在他们头上的脏水，真是污秽不堪，人人掩鼻。后来听说这两个铁像已被冲净，而且用栏杆围起来了，免得污损岳王坟的环境。 这使我忆起古诗人的两句诗： 由此又想起两句姓秦的诗人的： 人从宋后羞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真是的！就我所知道的中国人名中，就没有叫什么桧的；至于姓秦，那是出生在秦姓的家庭中，没有办法了。 又有两句诗是： 不知这位诗人是否故作糊涂？少男少女是感情最浓烈，思想最活泼，模仿力和可塑性也最强的年龄，因此他（她）们不作悠闲游玩的踏青，而是一拨一拨地以最炽热的崇拜心情去参拜岳王坟，所以那句诗里的“争上”两字是极有力量的！ 一九九二年七月十六浓阴之晨我不是一个做学问的人，也从来不记卡片，我看的书刊又杂，看过了书，只记得诗，所以这几位诗人的姓名和时代（总是“宋后”的吧？），我都想不起来了。又及 痛悼邓颖超大姐 ７月１１日夜我在看电视“新闻联播”，忽然看见在广播员的左边，呈现出一幅邓颖超大姐的相片，我的眼泪立刻涌了出来，邓大姐永远离开我们了！在我的痛哭声中，广播员沉重而缓慢的声音，我一句也没有听到！这一夜我像沉浸在波涛怒翻的酸水海里，不知是如何度过的。第二天一早就立刻让我的外孙陈钢，去取来一篮白玫瑰花，系上一条白绸带，写上我的悼词。他又立刻把这只小小的花篮，一直送到中南海西花厅邓大姐遗像前的桌上，并拍了一张相片回来。 在这以后的日子里，当我独在的时候，就总忍不住呜咽，我要写痛悼邓大姐的文字，但在这种极端激动的心理状况下，我总不能动笔。我也实在写不尽邓大姐对于国家、人民（尤其是妇女）所做出的那许多丰功伟绩，但我的心头涌出了一幅幅永远不能忘怀的邓大姐和我同在的画面，尤其是在１９５８年４月，我的老伴吴文藻被划为右派。在我们最冤愤、最无告的时候，周总理和邓大姐派了一辆小车来接我到那所朴素简陋的西花厅，我一见到邓大姐，我的一腔冤愤就倾泻了出来，那时邓大姐注视着我的那一双睿智的目光，充满了同情和“理解”。“人之相知，贵相知心”，邓大姐那时充满了“理解”的目光，是我永远也忘不了的。 从此邓大姐和我就相识了。我们都喜欢玫瑰花，我的一位癖爱玫瑰的小朋友陈于化，在他工作的北京工大的校园里，开辟了一座玫瑰花园，每年在玫瑰盛开的时候，他就一定请邓大姐和我同去赏花。我从１９８０年伤腿后就从不出门了。但是有同邓大姐会见的机会我从来不肯错过。我们一边谈笑，一边看花，同时还照了许多人和花的相片。记得在１９８７年我因为赶写一篇中小学生作文评论的文章，不能赴约，邓大姐到了玫瑰园没有见到我，又听陈于化说我家离京工不远，便带了一束准备送我的西花厅院里自种的芍药花来到了我家。邓大姐的到来，引起了我无限的意外的惊喜，我把那把芍药花供着在我客厅墙上悬挂的总理像前，邓大姐和我又在总理像前照了一张相……昨天得到了巴金的一封信，他说“邓大姐走了，你难过，我也难过，她是一个好人，一个高尚的人，没有遗产，没有亲人，她不拿走什么，真正是个大公无私的人，她是我最后追求的一个榜样，她是一个多么不容易做到的榜样。” 他说出了我不知道从何说起的话！ 邓大姐你走吧！在天上，有与你音容间隔了１６年的周总理在张开两臂欢迎你，在人间有千千万万不同年龄、不同肤色的要追求学习你的榜样的人民，在一步一个脚印地跟在你后面努力奔走！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日报》海外版，１９９２年８月１３日。） 为北京图书馆建馆八十周年题词 北京图书馆是我国首都的第一座宝库。八十年来，由梁启超、蔡元培、鲁迅等许多名人学者为它的建立，做了不可泯灭的贡献。在它成立之后八十年中，更不知有多少莘莘学子，在这无涯的学海、壁立的书山中，汲取多少中外文化的精华，做出多少对国家和世界的不朽的贡献！敬祝北京图书馆和我国首都在将来无穷的岁月中，一同发扬光大！敬贺北京图书馆建馆八十周年大庆！冰心八，五，一九九二 五行缺火 我出生的那一天，全家都很兴奋，我的姑母把我的生辰八字拿去算命。算命先生除了说许多好话之外，还说我命里“五行缺火”。那时我的父亲在海上服务，我的二伯父谢葆先生就给我取了名字，叫“婉”。因为“”上面有两个“火”字。（“婉”字是我家姐妹的排行，我的三个堂姐：大伯父房里的大姐，就叫“婉珠”，二姐叫“婉榕”，四叔父房里的三姐叫“婉聪”。）这一下子，我的“肝火”就“旺”了！我的脾气急得很，刚会说话就“口吃”，因为一肚子的话，恨不得一口气就都说了出来。想做的事情，要立刻就做；想要的东西，要立刻到手。我的母亲十分严厉地对我说：“你这种脾气，就是不能‘处世为人’的！你要发脾气，只能对自己发，决不能对别人发。”因为每逢有我看不过的事情，或想不通的事，只有自己使劲搓着双掌，或握拳捶着自己的头。 再大一点，上了中学，会使用文字了，我才高兴起来。一切不顺眼、不称心的事，我都可以用文字写了出来。我用小说体裁，写了《斯人独憔悴》，《秋雨秋风愁煞人》等短篇。 如今，每当“肝火旺”的时候，我还要写，年轻的编辑们就笑说：“老太太的文章好是好，就是烫手。”烫手？！我有什么好说的？谁让我头上顶着两团“火”呢？１９９２．８．１８ 清朝两位诗人的诗 清晨醒来，忽然想起几段旧诗。 大概在清朝，有一位身居要职的京官，有一天得到家乡亲人的信，说请他给地方官批示，让他们邻人让给他们几尺墙。他回了一首诗： 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这诗写得多么有远见，多么达观！ 又有清朝名诗人张船山（我没有读过他的诗，也不知其名——冰心注），得到好几封秀才们的信，说是“来生愿为夫子妾”，他得信后，写了两首七律： 妾，天教多结再生缘，累他名士皆求死，引我多情欲放颠，为告山妻早料理，典衣早蓄买花钱。 第二首，头一句，我忘了。 DDDDDDD①，一笑残冬四座春，击壁此时无妒妇，倾城他日尽诗人，只愁隔世红裙小，未免先生白发新，宋玉年来伤积毁，登墙何事苦窥臣？ 我读来觉得他很潇洒。１９９２年９月１４日清晨①查《船山诗草》（道光元年刊本），知冰心先生未记起的那句诗为“名流争现女郎身”。——编者注 一封回信 亲爱的成都在校一百位同学： 您们向我要“打开文学之门的金钥匙”，我只能附上一篇我写过的文章，请你们看是否有益。 希望你们“专心地学习，痛快地游玩”。匆上祝大家好。在《校园文学》第三期上，看到你们给我的那一封热情洋溢的信，感到万分的欢喜与荣幸！只因近来身体不太好，未能即复，为歉。 冰心一九九二年九月十五日 《泰戈尔研究》序 华宇清先生把他写的《泰戈尔研究》的目录寄给我，让我为这本集子作序。 我年轻的时候，从译本和英文原文里读到一些泰戈尔的诗歌和小说，他那满含着爱的哲理和纯洁的天真，而且东方意味十分浓厚，使我钦慕。我也翻译了一些他用英文写的诗歌和小说。五十年代，我又三次访问了印度，知道他的诗歌是“家弦户诵”，妇孺皆知！我感到他是以一位王子的身份做到了深入人民的普通而又伟大的人物。可惜的是他在１９２４年曾到过中国，而那时我正在美国留学，错过了相见的机会。 华宇清先生对于泰戈尔的研究大大地超过了我的知识，他让我作序，我感到荣幸而又惭愧。 致尤廉 尤廉先生： 你寄来的《风物百记》等四本书①，已拜领，并已读了，很有意思。近日太忙，不多写了。即祝安好冰心十、十四、一九九二①指“现代散文精品系列”的四本书：《人世百态》、《人生百味》、《生活百趣》、《风物百记》，尤廉选编，海峡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６月出版。 和我们祖国同步 改革开放以来的文艺创作，比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两年的，更为“百花齐放”！女的、男的、少的、老的作家们，都鼓起气来了，冲出“左”的怪圈，写出自己的爱祖国、爱人民、爱人类、爱和平的真情实感。我祝愿我们的文艺创作，和我们祖国同步，向着繁荣富强的前途迈进！ 为《未来作家》题词 “作家”的称呼，是读者赐予的，不是自己“封”的。要做一个未来的作家，一定要等有真情实感的时候，才下手动笔，那样才能得到读者的理解和同情。祝《未来作家》创刊！ 冰心十，十五，一九九二 心灵深处的叶圣陶老人 在同一年代的教育界、文艺界的前辈中我最敬爱的是叶圣陶先生，他的道德文章，一时无两！ 我很小的时候，就十分爱读叶老写的童话，如《地动》、《小蚬的回家》……他的赤子之心，深深地打动了我；因此，凡是在杂志报刊上看到有叶圣陶的文章，我一定要索取来读。 我记得我拜识叶老是在解放初期，我从日本归来之后，但是叶老的记性比我好。他说： 在四十年代初期，他已到过重庆的嘉庐，向我要过稿子了。 谈起叶老，我觉得与他相对，永远如沐春风！他那谦和慈蔼的言谈、态度和容颜，永远悬挂在我的面前。他的“爱护后代就是爱护祖国的未来”之类的发言，永远在我心中震颤。 叶老一生从事教学和编辑工作，他的桃李遍天下，就不能细述了。他在编辑工作发现和奖掖的作家就不知其数。丁玲和巴金曾对我讲过，他们的处女作，都是在叶老主编的《小说月报》上发表的，言下不胜感激。 对于叶老的歌颂是写不完的！那张在他府上海棠花下的我们的照片，现在就供奉在我的书柜上面，和我的父亲的相片依傍在一起。叶老永远活在我心灵的最深处！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１７日之晨（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日报》１９９２年１１月６日。） 《绿的歌》自序 我的二女婿陈恕应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之约，编了一本我从四十年代以后写的杂文，都是我一时看到或想到的随笔，不好命名，只得从文章的篇名中挑了一个——绿的歌。１９９２年１１月３日 致宫玺 宫玺先生： 得您的祝寿信，十分感谢。“六卷”还未到。那天倒是很热闹。时得福建海峡文艺出版社林正让同志来信，说已和你们总编辑江曾培同志说好，他们也要出我的全集，并已得他的同意，不知您知道否？ 您一定要保重身体。客人来了，就此打住。祝好！ 冰心十一、十一、一九九二请大家都来读《失落的小太阳——拐卖儿童纪实》信，附来一本他写的《失落的小太阳——拐卖儿童纪实》（作家出版社）。 我立刻打开书从第一章《看不见的魔爪》看到第十章《为了人类的未来》，原来不但在中国、在全世界也有千千万万拐卖儿童的罪恶事实，看得我惊心动魄、气愤填胸！ 这本书已在今年１０月２１日的《中国青年报》上被介绍过了，读者不妨找来看看，记者陈原写的很生动，很深刻。 早在１９７８年邓小平同志就明确指出“大张旗鼓地给人贩子以打击，很有必要。”当时担任国家主席的李先念同志看了几份有关拐卖妇女的材料之后，也批示：“拐卖妇女的问题，不能不管。经过调查核实，对那些确系拐骗犯，应该依法坚决打击，该抓的抓，该杀的杀，否则刹不住这股风。”（这里说的是拐卖妇女，当然拐卖儿童也不在外了。——冰心注）我愿全国人民都起来打击这些给无数家庭带来灾难，而且摧残祖国的未来的滔天罪人！ １９９２年１１月１６日晨急就 致尤廉 尤廉先生： 示悉。女作家散文选我的几篇散文①，我同意。《贾祖璋科普文集》和中国作家作品英译本都拜领（致读者那句话不是我说的）。甚谢。匆祝近安冰心十一、十七、一九九二①《中国女作家散文选萃》（现代卷），尤廉选编，海峡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４年小读者》（通讯七）、《默庐试笔》（七）、、《病榻呓语》。 致黄伟经① 伟经先生： 您说的稿酬５４３８．８２（元），我早已收到，并已凑成一万元，捐给了“希望工程”。昨天他们来取了。金钱到底是身外物，留着也是累赘。 我另要的三十本《清澈人生》，也已于昨天拜领，万分感谢！ 最近常感到浑身骨疼，总是老人缺铁的缘故。下午要去北京医院看骨科要药了。匆匆祝您保重！ 冰心十一、十九、一九九二①黄伟经，花城出版社《随笔》主编。 给同志们拜个早年 一九九三年又将来到了。回想起我自己过去的九十二年，在龙旗，在五色旗下，在青天白日旗下，终于在光辉灿烂的五星红旗下度过了四十四年！我深深地知道这美好的日子真是来之不易，同志们一定也有同感。 我给同志们拜个早年！再引用我给《大学生看世界》题的词“改革开放，任重道远，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愿与同志共勉之。 （本篇最初发表于《民主》１９９３年第１期。） 从“一”数到“九十二” 每逢我吃过安眠药之后，仍旧睡不着的时候，我就听从朋友的劝告，让我静静地数“数儿”，从一数起，以后就会慢慢地进入睡乡。这个妙诀，起初还灵，后来就不行了；我往往会把数字和我的年岁联系起来！比如说数到四、五，我就想起那时在上海和祖父在一起的乐事；数到了七、八，就会想起我在烟台海边奔走游戏的快事；数到以后心绪却渐渐地复杂起来了。我走过的生命的道路，往“适意”里说，就像陆放翁的诗，“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往不如意里说，就像李清照词里的：“多少事欲说还休。新来瘦，非关病酒，不是悲秋。” 我这辆火车，在生命的铁轨上，一直在长长短短的隧道中间飞驰。刚刚明亮一些，又驰进了长长的黑暗的隧道；已经习惯于黑暗了，忽然又在灿烂的阳光下奔走……九十二年过去了，炎凉“历尽”了，真是“百年心事归平淡”！我在另一篇短文里写过：“我这人真是一无所有。从我身上，是无‘权’可‘夺’，无‘官’可‘罢’，无‘级’可‘降’……地地道道地是无忧无虑，无牵无挂，抽身便走的人。” 再过半个月，就会“数”到“九十三”了，且看我还能“数”到多少？我同意陶渊明诗人所说的“聊乘化以归尽，夫天命复奚疑。”１９９２年１２月１６日阳光满案之晨 上“冰心研究会”全体同人书 “研究”是一个科学的名词。科学的态度是：严肃的，客观的，细致的，深入的，容不得半点私情。研究者像一位握着尖利的手术刀的生物学家，对于手底下的待剖的生物，冷静沉着地将健全的部分和残废的部分分割了出来，放在解剖桌上，对学生详细解析，让他们好好学习。 我将以待剖者的身份，静待解剖的结果来改正自己！ 冰心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廿二日阳光满案之晨 致闽侯小箬宝树工艺厂诸公 闽侯小箬宝树工艺厂诸公： 小女回京，蒙赐童子拜观音及对联三幅，竹好，画好，书法好，堪称绝技！拜领之余，万分感谢！回首故乡，黯然神往。特此叩谢！并请安吉。 冰心叩首一，九，一九九三 香港版《关于女人和男人》自序 我的二女婿陈恕编的《关于女人和男人》要在香港勤＋缘出版社出版，梁凤仪女士让我作序。这书是记载了几十年来我的人际关系的许多事情，因为香港印刷纸厚、字大，因此把它分成和《关于男人》两卷，兹记之如上。 年３月出版。） 推荐《中华民族服饰文化》 苗族作家韦荣慧女士赠我一本又厚又重的《中华民族服饰文化》，这真是一卷鸿篇巨着！它表现了我国五十六个民族自古以来的衣服装饰。衣服则自冠至履，庄严灿烂，装饰则金珠玉石，五彩纷呈，这是韦女士自１９８２年以来在中华全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广采博集的精美之作；书上有司马义·艾买提老先生的序文和编者叙述，可供读者参考，我是除了赞叹欣赏之外，不能妄加一词了。于１９９３年２月２８日之晨 致宫玺 宫玺先生： 得来书，知您不日来京，十分欢迎！ 有许多事可以当面谈了。 今天下午卓如来，不知是否也谈此事。 春寒望珍摄！ 冰心三、十九、一九九三 请大家都来读 《当代》发表的报告文学《“希望工程”纪实》的作者黄传会先生我不认识，但他的这篇文章却使我看过后，就铭心刻骨，永不忘记！ 在１９９２年的两个多月，黄先生走了国内的六省十三个县，记了两厚本采访记录，他在扉页上写了三组数字：是中国人；近十年来，我国平均每年至少有一百万名儿童因家庭贫困而失学；三年来，三十万余名失学儿童被“希望工程”救助而重返校园。 “希望工程”是一个伟大的工程，许多人通过它把自己的爱和同情送到需要爱和同情以及表示爱和同情的物质援助的小同胞手里。 最近我听到北京黑芝麻小学的同学们，把各自在新年中得到的压岁钱凑在一起捐给“希望工程”，请他们转给穷乡僻壤的贫困而不能上学的小同胞们，这些小学生真是太可爱而可敬了！我听到这事实时，激动得涌出了眼泪。我们应当都向这些位“小先生”学习！ 话说多了，我们还是回来多读几遍《“希望工程”纪实》，谢谢黄先生为我们写了这篇促人向上的报告文学。１９９３年３月３１日黄昏急就 想到就写 我在《文汇报》上开辟“想到就写”，记得是应文汇报编辑之约，在一九九一年一月开始，写到九二年春，都是些很短小的文字，每段都写得很随便，很自由，真是想到什么，就写什么，没有经过多少思索。到了九二年春，有一天接到文汇报编辑的信，说到文汇报要改变版面的事，我想也许不需要那种随便乱写的文字了。从那时起，我就把“想到就写”的栏目停了。在此我要对《文汇报》说一声“对不起”，同时我确实也没有在别的报刊上开过什么专栏。因为一开专栏，就总会想到时间到了，又该写些什么了，于是就没话也找话说，自己给自己套上枷锁，对写文章也没有什么好处！１９９３年４月２４日清晨急就 《海恋集》 自序燕山出版社要出一部《跨世纪中学生文库》，要我把过去的作品收集在一起编成集子，我就挑那些不是“奉命而作”的文章，而选了从真情实感涌溢之下写下来的几篇编成《海恋集》来应命。我还愿意劝告中学生们，不要为写作而写作，没有真情实感时候，千万不要下笔。１９９３年５月８日 《中国现代散文精华》序 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出一本《中国现代散文精华》，让我作序。一看篇目和作者的名字，我就感到无限的欢喜和激动！这本书是以写作时间的先后为序编的，首先有我终生敬佩的叶圣陶老人，熟得不能再熟的老舍和巴金，老师周作人，同学许地山，以及把我拉上文坛的《小说月报》的编辑茅盾和郑振铎。女作家中有前辈陈衡哲，朋友有庐隐、苏雪林（她在台湾成功大学教课，至今我们还在通信）、彭子冈，还有夫妇两人都是我所敬爱的作家如钱钟书和杨绛，至于慕名而未见面的如李广田、聂绀弩……那就更多了……。 总之，看了散文篇目，虽然有些是我没有读过的，但“文如其人”，作者们都是各有各的风情，各有各的风神，各有各的风度，各有各的风骨，从头看了篇目就好像夏天进入丛林，感到彻骨的凉爽，进入春天的花圃，闻到扑鼻的芳香。 我愿散文爱好者，都来翻翻这本书。 （本篇发表于《中华散文》１９９３年９月创刊号；《中国现代散文精华》，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１月出版。） 致王炳根 张庆建冰心研究会秘书长王炳根先生： 福建福州驻京办主任张庆建先生： 我女儿吴青一家，去年到福建，看到我的故乡横岭小学，校舍破损，课室内黑板桌椅等，都破旧不堪，我听了心里十分难过！兹将稿费所得两万元人民币，请您们带回，为横岭小学作修理校舍、添置课室设备之用。钱数很少，但愿能用到急需之处，全仗两位大力了！ 匆匆不尽。 冰心拜上１９９３、８、１０ 我的咪咪不是波斯猫 有好几个年轻朋友写我的访问记，都说我书桌上爬着一只雪白的波斯猫，我要声明一句，我的咪咪不是波斯猫。波斯猫浑身雪白，从来没有杂色的，猫眼睛是蓝色的，也有一只是黄色，另一只是蓝色的，我不喜欢波斯猫，因为一眼就看出它是一只外国猫。 我的咪咪是一只北京的长毛猫，它背上有两块黑球，尾巴也是黑的，这种形象是有名堂的，叫“鞭打绣球”。我的朋友夏衍，在一本猫书上又找出一个更堂皇的名称叫“挂印拖枪”。又有一位朋友忘了是谁，说咪咪的毛色是“雪中送炭”，这样说，它对我简直是施恩了。 咪咪是我女儿吴青从中央民族学院一位教授家抱来的，我在短篇小说《明子和咪子》中写得很详细了，关于它，我写过好几篇短文。它实在是可爱，和我亲得了不得，我早晨九时和下午两时休息后总喂它二十几粒猫饼干，这两顿猫饼干只是它的点心，它的三顿饭是吴青夫妇喂它猫鱼拌饭。猫饼干是一块像人字的有一分钱币那么大，是外来货，它极其爱吃，每逢我拿出那只小圆饼干盒，它就高兴得在地上打滚，然后就跳到我的书桌上来，吃完了就满足地蜷卧在我旁边，我要写字写信就得让人把它抱走。吴青说它是１９８４年２月４日生的，明年就１０岁了。１９９３年８月１０日清晨 给《中华散文》①的一封信 《中华散文》编辑部： 我是在北京医院诊病期内（１０月１日至１１月２日）收到您的信和两本《中华散文》 的，您说这种文学杂志很难生存，然而当我看了篇目和作者的名字（其中有读过文章而没有见过面的作者），心中就充满了满意和欢喜，光就女作家而言，熟悉的宗璞、韦君宜、李佩芝，海外的有赵淑侠……男作家如季羡林、金克木，徐迟、刘心武，高洪波……和她（他）们的神来之笔！因此我相信《中华散文》一定越来越有更多的读者，而且越有更多的作者，前途无量，要好好办下去。我已于十天前出院，书桌上信件山积，一时回不过来！我一有些时间，就写点散文，可用不可用就不敢说了。祝撰安（本篇发表于《人民日报》１９９４年１月２４日。）①《中华散文》双月刊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原注 致巴金 巴金老弟： 昨天袁鹰来了，送来你那一套红艳艳的书！还有给我的字，真是感谢之极，我真分享你的快乐。 我们大家都好，只是吴青不在，家里冷静了许多。我住了医院一个月，身体似也弱了些，是医生们娇惯出来的。祝你长寿！ 冰心十一、廿、一九九三 我永远感谢毛主席① １９４９年的秋天，我独坐在日本海岸的一座危岩上，膝上有一本小册子，是毛主席写的一篇辉煌的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 那时远在异国的我，是空虚寂寞，苦闷消沉，像一个在深山中迷路的孩子，四面传来悚人的虎啸和猿啼。我多么希望眼前急然出现一盏明灯，一只巨手呵。 奇迹出现了，我正读到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的： “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道路前进。” 我不再是一个孤儿了，我有了一个保护我的国家，有了导引我的救星，新生命投入我憔悴的躯体，我成了一个强健的人！ 两年以后，我辗转迂回地回到了毛主席治理下的我挚爱的祖国，快乐安全直到现在！不是毛主席那几句使我安身立①本文是作者在中国文联纪念毛泽东诞辰１００周年座谈会上的书面发言。 命的话，我哪有今天？１９９３年１２月２１日晨 致巴金 巴金： 北京一六六中是我母校贝满女子中学的前身，现在是男女合校，高考成绩是北京中学上等（我是名誉校长）。９４年是他们１３０周年，要你题词，托我转上，请你无论如何说一句话，寄我转就可以。我近来身体不太好。吴青明年七月才回来，寄爱！ 冰心十二、廿七、一九九三１９９４年 邓颖超大姐九十诞辰联想 在纪念邓颖超大姐九十诞辰这一天，在这个世界上不知引起了多少人的敬爱眷恋的回忆和发自心灵深处的眼泪；因为她是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妇女中，付出最多的爱，又得到最多的爱的一位伟大人物！ 冰心泪书１９９４、１、２ 致王蔼群① 蔼群： 你寄来的高丽参与香菇已拜领，因忙未即复，为歉。你的夫人是我的外甥孙女，我还知道她的名字②呢。榕姐我们幼时是极亲近的！匆上，祝双安冰心一、七、九四①②陈桦福州市第二中学校长。 致宫玺 宫玺先生： 两函拜读，《小说界》上的访谈录太好了！《冰心六集》一册，亦收到，感谢之至！ 您信中说到工作已经退休，心身两方面都可以轻松不少！ 有空请还和我通信，也还可以解闷。 我想“六集”还要十册，孩子们要，几位老友也得有一册。有客人来了，下信再谈。祝好！冰心二、一、一九九四 我家的精品 我的书桌后面，有两架书柜，上层是两扇玻璃的可以推开的门，里面摆着几十本写有上下款，都是作者惠赠的，有叶圣陶、老舍、郭沫若、茅盾、廖承志、张天翼、李季、秦牧、沙汀、金近、高士其……都是遗作了！此外还有赵朴初、巴金、萧乾，叶君健、袁鹰、王蒙、刘心武……。女作家有苏雪林、茹志鹃、谌容、张洁、铁凝……，简直抄不完，这都是我的珍宝，价值连城。 在这些作品的前面是小朋友们送我的玩具，赠品的主人岁数从六七岁至十一二岁不等，赠品从玉器、瓷器、铜器、木器不等，多半是小猫，也有小狗，也有人像、神像、物像、花鸟虫鱼，五光十色，璀璨极了。 总之，这书柜里充满了“情”字，我一打开柜门，浓情便扑面而来……。１９９４年３月６日微阴之晨 贺“巴金与二十世纪研讨会” 我把你给我的信都用一个盒子装起来存着，因为你一辈子只讲真话，我知道你对我的情谊，也句句是真话。 冰心１９９４年４月９日 为《群言》题词 中国的未来寄托在孩子们身上，让我们做父母、教师们给他（她）们建个健康的家庭学校环境，让他们（她）们都看健康的书，听健康的音乐，欣赏健康的图画。 冰心１９９４年４月９日 《雷洁琼文集》序 雷洁琼是我一生最敬爱的朋友，从一九三一年她来到燕京大学算起，我们相识六十多年了。那一年文藻是燕大社会学系主任，有一天他回来对我说：“我们系新聘来一位年轻女教师，是广东人，她不但教学认真，还常常带学生到乡下访贫问苦，真是个热诚的人，我想请她来家吃饭和你认识，你一定会喜欢她。”她来了谈起话来我一下子就喜欢她了，常常请她来家共餐谈笑，十分亲密。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北京被占领了，她就辞职到江西去了，我们不久也离开燕大到了云南，和雷洁琼有许多年不通消息。一九五一年我们从日本回来，又见到了雷洁琼。一九四五年她们在上海创办了一个叫《中国民主促进会》的民主党派，会员多是教师。她让我们加入，我们立刻就听从了。如今她是《燕大校友会》主席，民进主席，又是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还有其它头衔。她是一个大忙人，但每次因公奔走时，路过中央民族大学必来看我，说：“许久不见了！”我说“你许久不见我，我却是天天在报纸上和电视上见到你呢！”一九九四年四月十一日 致宫玺 宫玺先生： 示悉，《冰心六集》和稿酬全部收到，真感谢你！ 我因肾病，从三月二十一号起在北京医院住了十八天，今已痊愈。请勿挂。 新愈腕弱，不能多写。请·保·重，祝好！ 冰心四、十八、一九九四 致海伦 海伦小姐： 我同意你们选用我的诗歌《纸船》作为《中学华文》教材之用，并制成音碟（ＡＣＤ）。关于版权事宜，如需要，你们可以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或上海文艺出版社（上海）联系。此颂夏安！ 冰心一九九四年五月十七日 为河南灵宝市安家底村题词 安家底村的人民，是有“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卓见的！在辛苦十多年之后，立刻办了一所精美的中小学，这使我从心里钦佩！但愿学校里的学生们不负众望，努力前进，为本村、为国家、尽上自己全部学力！ 冰心于病中九四、六、八 为长乐改县为市题词 我们的长乐改县为市，是一桩大喜事！这是乡亲们在精神和物质建设上极大努力的成果。我远居北京，未尽半分力量，真是惭愧！愿从此追随乡亲之后，努力做一个称职的长乐人。冰心九四、六、二十九 纪念叶老诞辰一百周年 叶圣陶老人是我这一生中最钦佩敬爱的一位前辈！（我在１９８２年２月已经写过一篇《我所敬佩的叶圣陶先生》。）他的道德文章，大家都极其清楚。他待人接物的慈爱温馨，凡是同他有过接触的，无不感激追念，不能自已。这里我只说我在书柜上立着的一幅照片，那是１９８７年初的一个春天，叶老家里的海棠花盛开了，他特约我去共同观赏。我们在这灿烂快乐的一天合照了一张照片，我常常看着它，以慰我对叶老的眷念。现在是叶老诞辰一百周年，我还是捧着这张合影来追念叶老，我的心情是说不完全的。 书于１９９４年７月１５日浓阴之晨 给《上海中学生知识报》的回信 上海中学生知识报编辑部： 谢谢你们这束美丽的鲜花，它代表着五十万颗可贵的爱心！ 我正在康复，向你们大家问好。 冰心十二月十六日一九九四年 我和商务印书馆 我和商务印书馆，有一段很长的学习和文字的因缘。 我启蒙的第一本书，就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线装的《国文教科书》第一册。我在学认“天地日月，山水土木”这几个伟大而笔划简单的字的同时，还认得了“商务印书馆”这五个很重要的字。我从《国文教科书》的第一册，一直读了下去，每一册每一课，都有中外历史人物故事，还有与国事、家事、天下事有关的课文，我觉得每天读着，都在增长着学问与知识。 到了八九岁，我会看课外读物了，不但爱看《三国》、《水浒》、，还喜欢看新小说。那时我的塾师是林伯陶先生，他让我造句，句造得“好”时，他就批上“赏小洋两角”。我攒够了赏金，就请海军学校每天到烟台市取信的马夫，到市上的明善书局去买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说部丛书》，大多数是林琴南先生译的小说，如：《块肉余生述》、《孝女耐儿传》、《黑奴吁天录》等。这些书中的动人的句子，至今我还能背得下来！无疑这些课外阅读对于我的作文，有很大的帮助。我得的奖赏愈多，我买的书也愈多。 十二岁以后我到了北京，那时我母亲定阅的杂志，如《东方杂志》、《妇女杂志》，也都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我从这些杂志的文苑栏内，初次接触了“词”这个诗歌形式，并且喜爱了它。 在我幼稚的心中，商务印书馆是一座屹立在上海的巍峨大厦，里面住着几位传授知识的大师，如张元济、高凤谦……到了我入了大学，又开始写点东西，商务印书馆里又有了几位年轻的编辑，如茅盾、郑振铎。我阅读的是《小说月报》，我写的小说也在那上面发表。我的第一本小说集《超人》 （１９２３年）和第一本诗集《繁星》（１９２３年）也都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明年二月是商务印书馆九十周年，我自己现在也八十六岁了。在这将近一个世纪之中，我的作品也在几个别的出版社发表过，但是在我的记忆中，商务印书馆是我最初的、永志不忘的良师益友！ １９８６年５月２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