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震惊中外的20大战役》 1、日军王牌师团进犯平型关 在板垣的带领下，日军第5师团继攻取阳原、蔚县、广灵之后，又气势汹汹地杀往浑源、灵丘，直逼国民党长城防线。9月16日，第5师团第21旅团以其第21联队主力由广灵进占浑源县城。同日，第5师团第9旅团主力由蔚县南下，占领涞源。20日，第21旅团又以2个大队的兵力南下，占领了与平型关近在咫尺的灵丘。对日军来说，攻占平型关已指日可待。平型关顿时陷入十分危急的境地。 进犯平型关的日军，是其陆军中的王牌——第5师团。它编成于明治21年，是日军部队中历史最长的师团之一，曾参加过第一次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对外扩张立下了赫赫战功。它的指挥官板垣征四郎是有名的中国通，“九一八”事变时他在关东军当参谋，当时的军衔是大佐。“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在东北组织伪满洲国，板垣征四郎作为关东军的代表同溥仪进行了谈判。正是因为他组织傀儡国有功，所以在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前，就已升任为中将师团长了。 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已侵占阳原、蔚县、广灵的日军华北方面军第5师团，继续向浑源、灵丘进攻，企图突破平型关、茹越口，协同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打开晋北通路。 而此时的国民党军，由于执行对日消极抵抗政策，作战又缺乏信心，因此，在日军强大的攻势面前，节节败退，致使日军频频得手。8月底，西犯日军即占领了南口、张家口，至9月中旬，又攻陷大同、广灵和蔚县，矛头直指太原。 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为实现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迅速从日本国内、驻朝鲜的部队和关东军抽调兵力增至平、津地区，战火立刻蔓延到整个华北。为解华北危局，不待改编就绪的八路军115师分两批于8月22日和25日由陕西省三原县出发，经韩城县芝川镇东渡黄河，沿同蒲铁路向晋东北抗日前线挺进。 为配合第二战区国民党军作战，阻滞日军的攻势。 1937年8月，日军以北平（今北京）、天津地区为出发地，兵分三路发起进攻。第一路以1个半师团的兵力沿津浦路向南进犯；第二路以1个师团的兵力沿平汉路南犯，进窥河南；第三路以3个师团的兵力沿平绥路东段，同蒲路北段向西进犯。第三路为日军主攻方向，其西进的企图是由晋北打开通路，歼灭国民党第二战区主力，攻占太原，以大迂回的动作，迫使国民党的军队撤退，达到不战而占领华北五省的目的。 2、蒋介石被逼准备抗战 七七事变的爆发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的重大步骤，是其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卢沟桥的炮声唤起了中国人民团结御侮的抗战精神，促进了中华民族抗日救国的新觉醒，从此揭开了中国全面抗日战争的序幕。 在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便发表了《中共中央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及时表明了坚决抗战的严正立场。在中共的号召和推动下，全国各界的群众团体纷纷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对日宣战。但是，国民党政府企图把这一事件作为地方性的问题予以解决，并要冀察当局与日本进行谈判。后来，由于日军的步步进逼，同时也慑于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巨大压力，蒋介石不得不于7月17日在庐山发表谈话，表示准备“应战”，但实际上仍然没有放弃妥协退让的立场。下面是蒋介石庐山谈话的全部内容： 各位先生： 中国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不但我举国民众悲愤不止，世界舆论也都异常震惊。此事发展结果，不仅是中国存亡的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诸位关心国难，对此事件，当然是特别关切。兹将关于此事件之几点要义，为诸君坦白说明之： 第一，中国民族本是酷爱和平；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来主张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本年2月三中全会宣言，于此更有明确的宣示。近两年的对日外交，一秉此旨向前努力；希望把过去各种轨外的乱态，统统收入外交的正轨，去谋正当解决。这种苦心与事实，国内大都可共见。我常觉得，我们要应付国难，首先要认识国家的地位。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国家为进行建设，绝对的需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前年五全大会本人外交报告，所谓“和平未到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跟着今年2月三中全会对于“最后关头”的解释，充分表现我们对于和平的爱护。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的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第二，“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或有人以为是偶然突发的。但一月来对方舆论或外交上直接间接的表示，都使我们觉到事变发生的征兆；而且在事变发生前后，还传播着种种新闻，说是什么要扩大“塘沽协定”的范围；要扩大冀东伪组织，要驱逐第29军，要逼迫宋哲元离开。诸如此类的传闻，不胜枚举。可想见这一次事件并不是偶然的。从这次事变的经过，知道人家处心积虑的谋我之极，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和平无事，只有让人家军队无限制地出入于我们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在；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换言之，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极人世悲惨的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的东四省失陷，已有了6年之久；继之以“塘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500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北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第三，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最后关头逼不得已的办法。我们全国国民，必须信任政府已在整个的准备中；因为我们是弱国，又因为拥护和平是我们的国策，所以不可求战。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逼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端既开之后，则因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候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第四，“卢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但是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 1、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 2、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 3、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 4、第29军现在所驻地域，不能受任何约束。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对方犹能设身处地，为东方民族作一个远大的打算，不想促成两国关系达于最后关头，不愿造成中日两国世代永远的仇恨，对于我们这最低限度之立场，应该不至于漠视。 总之，政府对于“卢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绝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抗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全国国民亦必须严肃沉着，准备自卫。在此安危绝续之交，唯赖举国一致，服从纪律，严守秩序。希望各位回到各地，将此意传达于社会，俾咸能明了局势，效忠国家，这是兄弟所恳切期望的。 3、日军的强大实力 自古以来，弱肉强食，弱者总是被强者欺凌、吞并。至1937年7月上旬，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中日双方总的实力对比是敌强我弱，因此，中国就免不了要遭受强国的欺凌。 毛泽东就曾指出：日本“是一个强的帝国主义国家，它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一等的，在世界也是五六个著名帝国主义国家中的一个”。中国则“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依然是一个弱国”，其“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各方面都显得不如敌人”。 中日两国敌强我弱主要表现在经济力量方面和军事实力方面。 在经济力量方面，日本占有绝对优势。至1937年，日本虽然面临着资本主义世界新的经济危机，但其现代工业总产值仍达60亿美元，而中国现代工业总产值仅为13.6亿美元，两者的比率约为4.4：1。以几种主要工业品为例：钢的总产量，日本为635万吨，中国为55.6万吨；生铁的总产量，日本为239.7万吨，中国为95.9万吨；石油的总产量，日本为39.3万吨，中国为0.02万吨。 在军事实力方面，1937年上半年，日本陆军有常设师团17个，独立混成旅团、骑兵旅团和独立守备队十余个，共40余万人；中国国民党军的陆军有步、骑兵师约190个，步、骑兵旅40余个，共202.9万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有3个方面军、南方红军游击队及陕北红军等，计8万余人；中国陆军的总兵力为210万余人。但日军的武器装备较强，以1个野炮师团与中国国民党军的1个甲种师相比，步枪分别是9800支和3821支，为2.6：1；轻机枪分别是290挺和274挺，为1.1：1；重机枪分别是100挺和54挺，为1.9：1；野、榴、山炮与其他火炮分别是104门和48门，为2.2：1；日军的1个常设师团还有坦克24辆。日军有海军舰队4个，大型舰艇200余艘，总吨位77.1万吨；中国海军仅有舰艇66艘，共5.9万吨。日本陆、海军有航空兵中队91个，各种飞机2625架；中国空军有中队31个，各种飞机600余架，其中作战飞机305架。在中国东北的日军关东军为4个师团，2个独立混成旅团、1个骑兵集团和1个飞行集团；关内的日军中国驻屯军辖1个步兵旅团和1个炮兵联队等，关内陆军的兵力为5700余人。 下面是日军第5师团的兵力构成： 日军第5师团辖步兵2旅团，每旅团辖步兵2联队，每联队配备三八式步枪2124支、轻机枪72挺、掷弹筒76个、重机枪24挺、大队炮6门、掷弹筒1支。每联队辖步兵3个大队，每大队配备三八式步枪686支、轻机枪24挺、掷弹25个、重机枪8挺、炮2门。每大队辖4个中队，每中队辖3个小队，每中队配备三八式步枪支、轻机枪6挺、掷弹筒2支。此外，每联队还配属联队炮兵中队1个，配备山炮4门、速射炮中队1个，配备37毫米炮4门。每师团辖骑兵联队1个，每联队辖骑兵2个中队，每中队配备马枪123支，轻机枪小队1个，配备轻机枪2挺。野炮或山炮联队1个，每联队辖炮兵4个大队，装备野炮36门（每大队12门）、炮12门、三八式马枪315支。工兵联队1个，辖工兵3个中队，配备三八式步枪200支。辎重联队1个，辖辎重6个中队另1个马场，配备三八式马枪329支。全师兵员如系驮马装备的师团为2.82万人。挽马装备的师团为2.44万人。 第5师团每次出动作战，均配属1个战车大队，该大队辖战车3个中队，大队装备轻战车39辆。装载17毫米战车炮39门、轻机枪120挺、轻装甲车21辆。 由上即可看出，日军相对于八路军来说，实力确实强大。 4、红军改编为八路军 1937年7月29日和30日，北平和天津相继为日寇攻陷，蒋介石万分焦虑。8月1日，南京政府代表张冲急电毛泽东：蒋介石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速到南京共商国防问题。8月9日，中共中央即派朱德、周恩来、叶剑英飞赴南京，共商国是。 8月12日，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又同南京张冲、邵力子、康泽商讨中共起草的《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13日，日寇大举进攻上海，国民政府急忙组织淞沪会战，抵抗日寇烧向蒋介石统治心腹地带的战火。自此，蒋介石再无对日妥协之地了。 日寇全面侵华，蒋介石集团受到华北、华东日寇强大军事攻势，顾不上压迫中共军队接受苛刻条件。蒋介石急于调遣红军开赴华北对日作战，便做出重大的让步，同意红军的作战任务是充任战略的游击队，执行侧面作战，协助国民党军骚扰与钳制日军大部并消灭其一部。 8月18日，南京政府同意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编3个师，设立总指挥部，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蒋介石不再坚持派军官到八路军任职，只往总部及3个师派联络参谋1人。争执已久的红军改编编制及人事问题终于解决了。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公布红军改编的命令。这一天，正好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8月25日洛川会议闭幕当天，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副主席朱德、周恩来向全军颁布了改编令： 南京已经开始对日抗战，国共两党合作初步成功。为着实现共产党中央给国民党中央三中全会红军改名之保证，使红军成为抗日民族战争的模范，推动这一抗战成为全民族的抗日革命战争，以争取最后的彻底胜利，特依据与国民党及南京政治谈判结果，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着将： 前总指挥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以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 总政治部改为第八路军政治部，以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 一方面军第1军团、15军团及74师合编为陆军第115师，以林彪为该师师长，聂荣臻为副师长，周昆为参谋长，罗荣桓为该师政训处主任，肖华为副主任。 二方面军27军、28军独立第1师、第2师及赤水警卫营前总直之一部等部，合编为陆军第120师，以贺龙为师长，肖克为副师长，周士第为参谋长，关向应为政训处主任，甘泗淇为副主任。 四方面军29军、30军陕甘宁独立第1、2、3、4团等部，改编为陆军第129师，以刘伯承为师长，徐向前为副师长，倪志亮为参谋长，张浩为政训处主任，宋任穷为副主任。 以上各部改编后，人员委任照前总行之。各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保持和发挥10年斗争的光荣传统。坚决执行党中央与军委会命令，保证红军在改编后成为共产党的党军，为党的路线及政策而斗争，完成中国革命之伟大使命。 同日，中共中央军委还发表原陕北红军改编命令：原陕北红军分别编入八路军的3个正规师，另从红一、二、四方面军中抽出部分兵力，组成八路后方总留守处，由肖劲光任主任，下辖8个警备团及385旅旅部和770团团部，负责陕甘宁边区的保卫。 编后的八路军编制序列如下： 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 参谋长：叶剑英，副参谋长：左权 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副主任：邓小平 第115师 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 参谋长：周昆 政训处主任：罗荣桓，副主任：肖华 第343旅旅长：陈光，副旅长：周建屏 第344旅旅长：徐海东，副旅长：黄克诚 第120师 师长：贺龙，副师长：肖克 参谋长：周士第 政训处主任：关向应，副主任：甘泗淇 第358旅旅长：张宗逊，副旅长：李井泉 第359旅旅长：陈伯钧，副旅长：王震 第129师 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 参谋长：倪志亮 政训处主任：张浩，副主任：宋任穷 第385旅旅长：王宏坤，副旅长：王维舟 第386旅旅长：陈赓，副旅长：陈再道 8月29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前方分会（后称华北军分会）。聂荣臻任该会委员。 9月11日，八路军按全国统一的战斗序列改称第18集团军，总指挥、副总指挥改称总司令、副总司令。 5、八路军调整作战部署 1937年8月22日，南京国民政府与共产党的南京谈判合作达成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布了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命令。谈判中，蒋介石鉴于战情危急，做出让步，同意了中共提出的一些重要意见，同意了红军的作战任务是充任战略的游击支队，执行侧面作战，协助友军骚扰与钳制日军大部并消灭其一部。 共产党所坚持的红军作战任务是改编前夕，1937年8月5日由洛甫、毛泽东致电朱德、周恩来提出的：红军担负以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钳制敌人大部分，消灭敌一部的任务。向着沿平绥西进及沿平汉南进之敌，出击侧面，扰乱、钳制和打击，协助友军作战。并派出一部，远出热河。 洛甫、毛泽东在这一天，还同时提出了八路军的战略部署问题：部队应先出1/3兵力，以冀察（哈尔）晋绥（远）4省交界地区（是指四角地区不是三角地区）为中心，向着沿平绥铁路西进及沿平汉铁路南进之敌，执行侧面的游击战争，另以一部兵力向冀热（河）察边区活动，威胁敌之后方。 8月22日，在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的同时，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又正式赋予包括八路军在内的人民军队的基本任务：1、创造根据地；2、钳制和相机消灭敌人；3、配合友军作战（战略支队任务），即在战略上配合国民党军作战，在战役战术上坚持独立自主原则；4、保存与扩大部队；5、争取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 洛川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还通过了洛甫、毛泽东的战略部署设想。 当时，洛甫、毛泽东提出的战略部署，其战略意图是，八路军全部部署于以恒山山脉为中心的晋察冀绥四省交界地区，并以此为依托，向察哈尔南部、热河南部和河北西部发展，深入平津地区，展开于敌之翼侧和后方，打击和钳制日军进攻，配合国民党军正面战场作战。 然而，当八路军按照预定部署日夜兼程开赴华北抗日前线时，沿平绥铁路西进日军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则采用右翼迂回的方针，于9月13日占领大同后，除以一部兵力继续西进绥远外，主力则沿同蒲铁路南下，直趋太原，企图协同沿平汉铁路和津浦铁路南下日军华北方面军主力，威胁河南，占领山东，夺取黄河以北地区，进占华北全境。同时，威胁平绥铁路沿线国民党军，先机取胜。 依据华北战局的新变化，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与八路军总部各师领导人，经过反复酝酿，做出了调整八路军部署的战略决策。9月17日，毛泽东就八路军的部署，分别电示八路军总部和各师负责人，指出：恒山山脉必为敌军夺取晋察冀三省之战略中枢，向此中枢出动主力，我3个师已无集中晋东北一处之可能，更无此必要。因此，过去决定八路军全部在恒山山脉创造游击根据地的计划，现已根本不适用了。此时，如依原计划执行，将全部处于敌之战略大迂回中，即使第二步撤向太行山脉，设想在敌占太原情况下，亦在敌大迂回中，将完全陷入被动地位。为了在战略上展开于主动地位，即展开于敌之翼侧，钳制敌之进攻太原与继续南下，援助晋绥地区国民党军使之不过于损失力量；为真正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为广泛发动群众，组织义勇军，创造游击根据地，支持华北游击战争，并为扩大八路军本身起见，拟变更原定部署，采取如下之战略部署：第115师以自觉的姿势，即时进入晋东北的恒山山脉南段活动，如敌南进，而友军又未能将其击退，则准备依情况逐渐南移，展开于晋东南太行、太岳两山脉中；第120师应集结于太原以北忻县待命，准备转至晋西北管涔山地区活动；第129师于适当时机，进至吕梁山脉活动；八路军总部进至太原附近，依情况决定适当位置。 根据毛泽东的电示，9月21日，朱德、彭德怀和任弼时联合发出《关于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训令》，指出：除第115师和第120师分别在晋东北与晋西北地区外，以第129师部署在晋东南辽县地区，以总部直属队一部部署在晋察冀边的五台、盂县。 9月23日，毛泽东从战局趋势和长远部署考虑，再电八路军总部和八路军驻晋办事处，指出：敌对太原，志在必得。五台、定襄、盂县地区太小。敌进太原后，即在其包围中。因此，第120师速赴晋西北占先着，处于大同、太原之外翼，向绥远与大同游击，方能有效地钳制敌南进太原；第129师可与第115师靠近，位于晋南太岳山脉中；吕梁山脉（吉县汾河间），可由陕北部队抽调一部去策应。游击战争主要应处于敌之翼侧及后方，在山西应为晋西北、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南四区，向着进入中心城市及要道敌人，取四面包围袭击之姿势，不宜于集中五台山脉一区，集中一区是难以立足的。 6、国共两军士兵的对话 聂荣臻率领部队于9月中旬到达太原。次日离开时，太原各界代表、人民群众和东北流亡学生自动聚集在车站，含着热泪高唱抗日歌曲，赠送各种慰问品，热烈欢送他们开赴战场。此情此景，自然令聂荣臻和他的将士们为之动情、振奋。 然而，国民党军队此时却垮得一塌糊涂，一批批溃兵，用步枪挑着子弹、手榴弹和抢来的包裹、母鸡等东西，像潮水般地涌下来。对于这一场景，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先生曾这样说，国民党军队的溃兵是“展开长途竞逃的奇观”。 当国民党溃军看到八路军要往前线去，感到很奇怪，说上去不过是送死，日军如何如何厉害。115师有的战士就跟他们争辩起来。 溃兵说：“你们别吹牛皮，上去试试吧！” 八路军战士问：“你们为什么退下来？” 溃兵说：“日本人有飞机坦克，炮弹比我们机关枪的子弹还多。” 八路军战士问：“你们打死了多少敌人？” 回答说：“我们还没见到日本鬼子的面呢！” 又问：“为什么不和鬼子拼拼？” 回答说：“找不到长官，没人指挥，打不了哇！” 这番生动的对话，真实地反映出当时国民党军队的情况，说明抗日救国的希望，只能寄托在共产党八路军的身上。 “真是兵败如山倒啊！”聂荣臻果断而又愤然地说道，“不能让他们影响我们的行军速度和士气，部队立即改变原定经代县沿大路向平型关的行军路线，绕向五台的山间小路前进！” 通往五台的山间小道上，铺满苍黄的落叶。聂荣臻率领他的人马踏入这秋色凝重、草木萧瑟的世界，无疑给山野带来了活力。山道上，一丛丛绚丽的红叶，像是战士们热情的火焰。 聂荣臻的部队是在中秋节时到达五台的。五台山送给他们的见面礼，却是一场带有寒意的大雨。看着足蹬草鞋、身穿单军衣的战士们在大雨里坚持行军，爱兵如子的聂荣臻怎能不为之心疼呢？但军情紧急，只有冒雨赶路。告别五台，穿过龙泉关，于9月23日到达平型关东南的下关、上寨一线。 7、关键时刻的分歧 当奔赴山西前线的115师官兵分两个梯队，于9月下旬，先后进抵平型关附近的上寨地区隐蔽待机时，一个紧迫而现实的问题摆在了延安统帅部和115师首长的面前：如何使用兵力？是集中兵力打运动战、正规战，还是分散使用打游击战？ 对此，作为115师师长的林彪与毛泽东的意见不太一致。 早在9月14日115师抵达原平车站时，林彪就曾电告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提出：“344旅及师直集中大营，准备待敌佯攻大营东之平型关友军阵地时，我相机袭击敌人之左侧后，歼敌一部，以扩大战果。”显然，林彪是想集中兵力打大仗，打运动战。 林彪的电报同时转给了在延安统帅部的毛泽东。 16日，毛泽东致电林彪，指出：“我军应坚持既定方针，用游击战斗配合友军作战，此方针在京蒋何决定，周彭又在晋与阎当面决定，基本不应动摇此方针。” 这个电报也同时转发给了朱德、贺龙等人。 17日，毛泽东又给朱德、彭德怀、林彪等人发电，指出：“红军此时是支队性质，不起决战的决定作用。但如部署得当，能起在华北（主要在山西）支持游击战争的决定作用。” 但是，接连两封电报都没能说服林彪，他执意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打大仗。 18日，林彪回电毛泽东，坚持己见，提出：“在敌目前正在进攻的情况下，我先头旅应以作战歼敌为主要任务。”“关于一方面军目前行动方针，我意不只陈旅应在现地协同友军作战，师直及徐旅亦应以同样任务靠近陈旅，暂不应以做群众工作为中心。”“目前须以打大仗，捉俘虏，来提高军民抗战信心，提高党与红军威信。” 从这些来往电报中可以看出，林彪是主张将部队集中起来打大仗，拿出大部甚至全部力量协同国民党军进行正规战，认为这样可以阻止日军进攻，粉碎其侵略计划；而毛泽东则认为，以国民党军为主体的正规战已不可能扭转危局，而八路军的力量又太弱小，只有分兵发动群众，创造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才能制胜敌人。 由于林彪等人的坚持，或许毛泽东觉得他们的意见有些道理，21日，毛泽东再次致电彭德怀，表示同意林彪将一个旅暂时集中打仗，但同时指出，如果许久还无机可乘时，仍以适时把中心转向群众工作为宜，“依情况判断，林率陈旅即使能打一两个胜仗，不久也须转向五台来的”。 虽然毛泽东同意了林彪他们将一个旅暂时集中打仗，但仍没有放弃自己的既定战略方针。25日，他又致电周恩来和北方局负责人刘少奇、杨尚昆、朱瑞，明确提出： “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兵运、统一战线等，应环绕于游击战争。华北正规战如失败，我们不负责任；但游击战争如失败，我们须负主要的责任……要告诉全党，今后没有别的工作，唯一的就是游击战争。” 后来的战争实践证明，毛泽东不愧为战略大家，比一般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8、平型关上设“口袋” 9月中旬，阎锡山指挥的第2战区战事紧迫。阎锡山在日寇攻势下压力极大，他随即要求八路军帮助防守平型关。周恩来、彭德怀表示同意。 23日，八路军总部遂电令林彪、聂荣臻率115师主力侧击正向平型关开进之敌。 林彪（1906-1971），湖北黄冈人。1923年6月加入共青团，1925年加入共产党。黄埔军校第四期步兵科毕业。1926年秋在国民革命军叶挺独立团任排长。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4月任连长，参加第二次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任工农革命军第1师1营2连连长。1928年4月随部队到井冈山，任红4军10师28团1营营长、第28团团长。1929年随红4军主力转战赣南、闽西，任第一纵队司令员、中共红4军前敌委员会委员。1930年6月任红4军军长。1932年3月任红1军团总指挥（后改称军团长）。率部参加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和长征。1935年9月任红军陕甘支队副司令员兼第一纵队司令员；10月到陕北后仍任红1军团军团长。1936年5月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校长兼政治委员。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115师师长。 聂荣臻（1899-1992），四川江津人。1922年8月加入共青团，1923年春加入共产党。五四运动时期积极参加当地学生爱国斗争。1925年8月由苏联回国，任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1926年秋北伐战争开始后，任中共广东区委军委特派员，随北伐军叶挺独立团进军武汉。1927年参与领导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1931年12月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1932年3月任红1军团政治委员，率部参加中央革命根据地第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和长征。到陕北后，任红1军团政治委员。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115师副师长、政治委员。 聂荣臻接到电报后，立即率部赶到上寨，与林彪带的第1梯队会合。晚饭过后，林彪、聂荣臻在油灯下摊开了军用地图。 他们一边研究作战方案，一边派人侦察平型关地形、敌情。林彪似乎在犹豫，他知道，部队将要遇上凶悍的劲敌，平型关之战必是一场硬仗、恶仗。可是在9月1日，毛泽东来电要求八路军展开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坚持依托山地与不打硬仗的原则”，所以他心有疑虑。 于是，林彪询问聂荣臻：“我们这一仗到底打不打？” 聂荣臻当然不能不考虑中央的意见。但他认为，在日寇凶猛的攻击下，友军锐气尽失，敌人气焰万丈，这场仗关系到军威民心，虽然我们坚持游击战，但在条件有利的情况下，也可打打运动战，21日中共中央不是来电训令：“应以机动灵活的袭击求得消灭敌人小部”吗？ 因而，聂荣臻果断地说：“打！为什么不打呢？利用这么好的地形，居高临下，伏击气焰骄纵的敌人，这是很便宜的事嘛。现在不是打不打的问题，而是要在与日本侵略军的第一次交锋中，打出八路军的威风来，给全国人民的抗日情绪来一个振奋！” 在听了林彪对平型关地形的介绍后，聂荣臻与林彪商定马上召集全师连以上干部会议，进行战前动员。中午时分，全师连以上干部除留下值班的以外，全部集中到距平型关东南10公里的上寨小学开会。 动员会议一结束，林彪和聂荣臻便带领指挥员前往设伏点了解战场地形地貌去了。 他们一行爬上了平型关周围的山梁，纵眼四望，寻找用兵的有利地势。这一带多山，但山势不算陡峻。环视一周，山连山，峰连峰，藏下几千人马可不露痕迹。古老雄峻的长城在群山间蜿蜒。长城险隘平型关就坐落在山梁拥绕之间。 往前走，林彪、聂荣臻兴奋起来，地图上所标的狭长地带就在这里！这是一条从东北向西南延伸的狭窄的古道，它从平型关山口通向灵丘县东河南镇。古道中段约十公里地势最险，宽不过三五米，仅能通过一辆卡车，两侧则是斧劈刀削似的危岩绝壁。而在10米到百米深的沟谷中的古道两侧上面，却是比较平缓的沟岸。真是伏兵的好地方！ 指挥员们会心地一笑：就在这儿张开口袋，布下天罗地网，狠揍日寇！ 返回营地，林彪、聂荣臻接到侦察员报告，日军已进至蔡家峪以东，有明日进攻平型关的动向。他们仔细分析研究，判定敌人必走他们选中的设伏之地，随即下令：343旅本晚24时出发，进入距敌将走的汽车路线仅二三里的白崖台一线埋伏。344旅随后开进。 时间一到，115师主力即从上寨、下关起营，赶往距平型关30余里的冉庄一带集结隐蔽。军队刚开拔，天气骤变，下起了罕见的暴雨，气温急降，秋寒袭人。老天好像专门想考验考验115师官兵的意志。 林彪、聂荣臻传令：紧急行军，不许掉队。战士们明白，战机来之不易，即使下着刀子也得照常出击！ 于是，风雨交加中，这支坚强的队伍在泥泞的山沟间深一脚浅一脚地穿行。山洪暴发，水位猛涨，大家手拉手或拽着马尾从齐腰深的急流中过去。 343旅先行，队伍按预定时间抵达目的地时，却雨过天晴，初露曙光。9月25日晨，在平型关一个不引人注目的无名山头上，林彪、聂荣臻设下了指挥部。 现在，林彪、聂荣臻的“口袋”已稳稳布好：343旅之685团由杨得志率领，686团由杨勇率领正埋伏于十里长沟，685团伏于白崖台以西准备消灭关沟至老爷庙的日寇，686团伏于右侧，准备歼灭老爷庙至蔡家峪的敌人；徐海东的344旅之687团，正奉命虎踞于东河南以北的高地，准备断敌后路；688团作为预备队尚未开进阵地；杨成武率独立团、刘云彪率骑兵营也悄然进军平型关的东北面及东面，准备配合主力作战。 9、日军遭八路军痛击 日军浩浩荡荡，不可一世，根本没有把八路军放在眼里，因为他们完全相信自己的实力，可以长驱直入。 9月25日，天刚蒙蒙亮，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的辎重部队乘坐100余辆汽车，携带200多辆大车的辎重，共计1000多人，沿灵丘至平型关公路一字前行。 115师的战士们，在伏击阵地上警惕地注视着公路。经过近一夜的冒雨行军，虽然相当劳累，但谁也没有困意。大战之前，大家既紧张，又兴奋。他们先是听到了远处传来的马达声，接着就隐隐约约地看到敌人汽车的影子。汽车越来越近，这才发现汽车后面还有马车一大溜。只见头一辆汽车上插着一面“膏药旗”，坐着几十个日本兵，头戴闪光的钢盔，身着黄呢大衣，怀里抱着带刺刀的步枪。 115师担负伏击主要行动的是第343旅的两个团。 执行拦头和侧击任务的是第685团。该团原是红军的主力部队，下辖的3个营都有着光荣的历史。1营是朱老总从南昌起义带出来的，2营是跟着毛泽东参加秋收起义上井冈山的，3营是黄公略领导的红3军的底子。 战士们一边瞪大了双眼看着进入伏击地域的日本鬼子，一边上好刺刀，在枪膛里压满了子弹；机枪射手们则把机枪准星对准了日本鬼子，只等着指挥员一声令下。 7时许，敌人全部进入115师的伏击地域。由于道路狭窄，雨后道路泥泞，敌人的车辆、人马拥挤不堪，行动十分缓慢。第685团抓住有利战机，给予迎头截击，首先打乱了敌军的队形。日军最前面的汽车已被打坏，并着了火，后边的汽车、大车和骡马等互相拥挤在一起，走不动了。日军被这突如其来的伏击打晕，纷纷跳下车四处散开。 但板垣的21旅团不愧是“大日本皇军”的精锐，是经过严格的训练的。很快他们便从惊慌中清醒过来，其骄横、凶狠、毒辣和残忍的本性就开始发作，指挥官举着军刀拼命地号叫着，躲到汽车下面的士兵爬出来拼命往山上爬，想占领制高点。 这时，685团团长杨得志立即派通信员向各营传达命令：“附近的制高点一个也不准鬼子占领！” 于是，第685团同敌人展开了争夺制高点的激烈战斗。 第686团是侧击的主力。据李天佑战后回忆，他们团也几乎与685团同时展开了攻击。战斗一开始，他们就把拥塞在公路上的敌人打得人仰马翻。随后，根据师指挥所的指示，李天佑又命令3营向老爷庙冲击，夺取老爷庙制高点。 山谷中，杀声震天。八路军指战员勇猛地向公路冲击。但敌人终究是凶狠的，而且枪法也很准。敌人不顾伤亡，利用汽车和沟坎顽抗，机枪打得嘎嘎地响。李天佑在望远镜中看到，八路军的火力压不住敌人的火力，冲上去的战士一个又一个地倒下去。但686团的战士们还是前仆后继地进行攻击。可日军确实很顽强，过了一会儿，一部分敌人已经占领了老爷庙，形势对686团十分不利。 对敌人的攻击继续进行着，战士们接二连三地倒下。无论何时，军人都意味着牺牲，特别是在这种紧急关头，就不能害怕牺牲。李天佑咬咬牙，再一次命令3营： “3营长，不要怕伤亡！猛冲，一定要拿下老爷庙！” “是！保证完成任务！”3营长周海宾坚定地回答。 “老李，指挥所里的事交给你，我跟3营一起上去。”刚刚回到团部的686团副团长杨勇对李天佑说，随后便与3营一起向老爷庙的方向冲去。 随后，李天佑又组织侧翼连队加紧攻击，吸引敌人的火力，以支援3营的冲锋。 山沟里硝烟弥漫，响声震耳欲聋。3营的指战员们钻进烟雾里，往前跑，往前爬，往前滚，终于，冲上公路，同敌人展开白刃格斗。只见枪托上下飞舞，大刀闪着寒光。战士们面对强敌毫不畏惧，奋勇拼杀。 在3营向老爷庙敌人发动进攻的同时，李天佑又命令12连副连长王培根，带领一个排抢占东面公路拐弯处的小土地庙，控制有利位置，打击后面跟进的日军大车队。 王培根带着12连3排冲过去，占领了那个小土地庙，截住了老爷庙至兴庄的80多辆大车。日本人作战虽然非常顽强，但他们似乎不大懂山地作战的特点，除了用一小股兵力抢占老爷庙外，其他大部分敌人始终挤在公路上被动挨打。686团的部分兵力就冲过公路，直奔公路西侧的老爷庙。这样，在2营的积极支援下，3营终于占领了老爷庙这个制高点。 占领了老爷庙后，686团从公路两侧居高临下对敌人进行打击，打得敌人无处躲藏。这时，敌人的指挥官才猛醒过来，发现了自己战术上的失误，马上挥刀喊叫，指挥部队争夺老爷庙制高点。但是，由于双方处于近战胶着状态，敌人的大炮、快速骑兵全都失去了作用，火力优势就发挥不出来了。八路军居高临下，对日军进行猛烈的打击。 敌人冲上来，马上就垮下去。再冲上来，又垮下去。 敌人一次又一次进行冲击，在老爷庙下面集结的日军越来越多，足有五六百人，这时敌人的飞机也来凑热闹，低空盘旋着，寻找机会。但交战双方靠得很近，敌机不敢轻易投弹。 战斗进行到下午1时，687团从后面攻上来，敌人的后尾顿时乱了。原来，第687团将敌后尾部队分割包围于蔡家峪和西沟村地区，并抢占韩家湾北侧高地，切断了敌人的退路。被分割的敌人企图向北逃窜，但被687团歼灭于蔡家峪东北。随后，687团转而南下配合343旅进行战斗。 这时，115师师长林彪意识到进行全面攻击的时机到了，于是命令各部队立即发起攻击。占据公路两侧的部队迅速发起了冲击，很快就把老爷庙与兴庄之间的敌人消灭在山沟里。 在歼灭老爷庙和小寨村之敌的过程中，为解救被围的同伙，先期进占东跑池之敌一部回援，又被第685团所阻。第5师团长板垣又急令其在蔚县、涞源的部队向平型关增援，但增援之敌被115师独立团、骑兵营阻击于灵丘以北和以东地区，并在灵丘以东的腰站被毙伤300余人。 被围于小寨村至老爷庙之敌，在6架飞机掩护下，再次猛攻老爷庙及附近高地，也未能得逞。第686团遂集中全力，在两翼友邻部队协同下，将被围之敌全部歼灭。至当日13时，战斗胜利结束。 10、板垣中将怒斥部下 血战后的十里长沟，日军人仰马翻，尸体狼藉。燃烧的汽车、遗弃的武器，散落的文件、作战地图、写有“武运长久”的日本军旗及各种罐头食品，满地皆是。 9月28日，八路军115师最后一批撤离平型关，板垣亲率7000人马由灵丘西进。先头的第21联队第3大队首先目击了3天前激战留下的残迹。对此，第3大队大队长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9月28日，龙泽中队得到友军的支援后，勇气百倍再次继续前进中，此时遇到意外情景，一刹那间吓得停步不前。冷静下来看时，行进中的汽车联队似遭突袭全被歼灭，100余辆汽车惨遭烧毁，每隔约20米，就倒着一辆汽车残骸。公路上有新庄中佐等无数阵亡者，及被烧焦躺在驾驶室里的尸体，一片惨状，目不忍睹。 想到平岩大队25日按支队命令前来救援，半路上却受到比我方多十几倍敌人的包围，终于未能到达目的地。为此，竟造成如此悲惨景象，痛切心情，难以言表。 用了长达3个小时，才把一辆辆烧焦的汽车拖到公路的一边，处理好阵亡者的尸体，公路勉强可以通行。龙泽中队开始前进，到达岭上。从岭上向峡谷一看，辎重车辆队不是也全部覆灭了！公路不是被辎重车辆、层层叠叠的人马的尸体堵塞着了吗？ 这里正是粟饭原秀部队的大行李队及山口、中岛两个大队的大小行李队遭到覆灭，宛如地狱图画的悲惨情景。 念及本来的任务尚未完成，即不能在此耽误时间。但是，绝不应对此漠视径直通过。龙泽中队长鼓励饥肠辘辘和因震惊而意气消沉的士兵，收集阵亡者的指甲和识别标志，把车辆运到后边的空地上，以及收拾尸体和马匹。约用两个小时完成这些作业后，公路才勉强能够通行。这时，在半山腰发现并救出了1名半死不活的伤员，部队继续前进，幸好路上未遇敌人抵抗…… 板垣征四郎进抵平型关时正是黄昏时分，血色的夕阳照在他气急败坏的脸上，看起来像一个输红了眼的赌徒。顺着坑坑洼洼的山路，一大群日本军官心急火燎地登上长城的烽火台，一个个累得满头大汗，直喘粗气。板垣举起望远镜四处搜寻，他急欲找他的对手决战，可是长城古道上只有大大小小的弹坑，这是日本航空队的杰作，没有一个人影。再看两侧的山峦，群峰耸立，嵯峨峥嵘，枯黄的秋林在风中摇荡，似有万千伏兵，却寂静得连鸟啼声都能听到。 中国军队在哪里？ 板垣转过身来，怒视着部下，准备追究两个旅团长救援不力，致使汽车队和辎重队覆没的责任。 第21旅团长三浦少将惊魂未定，好像尚未从3天前的恶战中清醒过来，过度疲劳而充血的眼睛糊满了黄色脓状物。板垣上下打量了一番他的这位有“虎将”之称的部下，失望地摇了摇头，难道他遇到了雄狮吗？ 板垣将目光移到国崎少将的脸上，国崎垂头叹道：“第9旅团尽力了，唉——” “第5师团的荣誉被你们丢光了！”板垣大声吼道，“两个联队的兵力足够强大了，面对不堪一击的支那军居然寸步难行，坐视友军全部覆灭！国崎君，你给第5师团的战史写下了多么光彩的一笔！” “中将，我们遇到了新的敌人！”国崎少将分辩道，“为救援辎重队我的旅团伤亡了300多人，这是旅团战史上的一个新纪录，战斗之激烈我无法用语言表达……” 板垣打断他的话，质问道：“敌人出动飞机了吗？坦克呢？有多少现代化火器？你说！” “恰恰相反，他们连掷弹筒都没有，吹着尖厉刺耳的铜号，挥舞大刀长矛，前仆后继地涌向我们的机枪阵地。” “这么说你是战果累累，功劳大大的！你们的机枪射杀了多少从古墓中钻出来的甲士！” 国崎一时语塞，沉浸在对战斗的回忆之中，他突然想起了什么。 “中将，敌人战术灵活，善于穿插、迂回，他们突然之间出现在我们面前，使我们的大炮失去了作用。他们的指挥官经验丰富，我们的火力点总是先受到攻击，尤其是机枪射手伤亡严重。他们神出鬼没，飘忽无常……我敢肯定他们不是山西门罗主义的军队，也不是蒋系中央军。” “中国通”板垣征四郎这才恍然大悟，并厉声说道：“他们是中共军！共产党，明白吗？有苏俄人当顾问，战术大大的高明。” 板垣举起望远镜再次搜寻，暮色中的山林像隔着一重纱帘若隐若现，愈显神秘。近战、夜战是共军的拿手好戏，他担心即将来临的黑夜将危机四伏。 11、阎锡山感慨万分 平型关一役，是八路军出师的第一仗。八路军充分发挥了山地战和近战的特长，正确运用伏击战术，达到了初战必胜、振奋民心士气、提高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威信的目的。 战斗刚刚结束时，林彪就让代参谋长孙毅去给八路军总部和延安的毛泽东发去了电报。于是，平型关大捷的消息很快就在华夏大地传开。 26日，八路军总部首先向南京国民党军委会发出了捷报： 南京：军事委员会、军政部、中央日报社： 捷报。9月25日，我八路军在晋北平型关与敌万余人激战，反复冲锋，我军奋勇无比，将进攻之敌全部击溃，所有平型关以北之辛庄、关沟、东跑池一带阵地，完全夺取。敌兵击毙者尸横山野，一部被俘虏。并缴获汽车、坦克车、枪炮及其他军用品甚多，正在清查中。现残敌退至小娄村，被四面包围。 蒋介石也是很久没有听到这样的好消息了。当日，他即电贺八路军总部朱德总指挥、彭德怀副总指挥。电报全文如下： 朱总指挥彭副总指挥勋鉴：25日电悉。25日一战，歼寇如麻。足徵官兵用命，深堪嘉慰。尚希益励所部，继续努力，是所致盼。 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致电朱德、彭德怀： 宥电告捷，闻之欣喜。吾兄指挥若定，胜算确操，军威所至，敌胆为寒。际此民心未固之时，忽闻吾兄捷报，不唯昭示部队，足使顽廉懦立，亦将昭示各军暨新出发各部，攘臂愤发，士气百倍。是我兄一举，关系战局甚大。望努力一心，灭此朝食，国家之福，亦国人所望也。 28日，上海市职业界救亡协会致电八路军： 贵军受命抗敌，立奏奇功，挽西线垂危之局，破日寇方长之焰。捷报传来，万众欢腾。谨电驰贺。 随后，贺电即如雪片般飞来。10月1日，毛泽东曾致电博古、叶剑英言及收到祝捷电报的情况：我们捷报发致全国，连日各省祝捷电甚多，其中有蒋介石、杨虎城、马鸿逵、范长江、龙云、孙蔚如，上海大公报、上海职业救国会，浙江、福建、湖北、广东、陕西、河南各省党部，武汉行营，开封绥靖公署，浙江、福建各省政府，浙江抗日救国会等。甚至海外也有贺电传来，巴黎救国时报贺电称： 悉我八路军于灵丘平型关一带袭击寇军，消灭五千，捷报传来，全侨跃舞，一致认为八路军获得空前大胜利的原因，确在八路军将士高度的政治觉悟，坚强的战斗力，铁的纪律，与民众密切联系……望抗战各军学习模范的八路军的优点，更望我全体将士更加巩固的团结一致，共驱日寇，全体侨民为后盾。 阎锡山在雁门关接到林彪、聂荣臻的捷报，心情颇为复杂。 他的军队自开战以来节节败退，致使战局日益恶化，眼下山西存亡之千钧系于一发，全国舆论大哗，皆谓晋军畏敌如虎。阎锡山正处于不打一仗无法向国人交代，打又没有把握的矛盾心理之中。早在他制订平型关会战计划之时，彭德怀就已经看出他决心不大。阎锡山在犹豫彷徨之际，忽闻八路军出师大捷，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品不出个滋味。他痴痴地望着墙上的军用地图，沉默了半个钟头…… 他一直在盼望着一份捷报，以钝挫日军的锐气，同时告慰天下：晋军并非闻敌即窜的鼠辈。现在第一份捷报终于盼来了，却偏偏是共产党抢了头功。对此，阎锡山倍感失望。林彪，这个黄埔军校第四期的小字辈，长着一张稚气未脱的娃娃脸，这下该他神气了。阎锡山又想起，近来见过的八路军将领个个卓尔不群。周恩来才华横溢，那是个大人才，10年前就是响当当的风云人物了。就连相貌质朴的彭德怀也韬略满腹，谈吐不俗。朱德、左权、彭雪枫，还有他的五台同乡徐向前的形象都在阎锡山的脑海中一一浮现，再想想自己手下的晋军将领，这位老牌军阀不禁感慨万分：良将尽在毛泽东帐下啊！说完，阎锡山再看看林彪发来的捷报，自语道：“本该升你当军长，可惜你是共产党……” 12、卫立煌给林彪送大礼 平型关大捷后，115师从板垣师团丢弃的大量辎重中得到补充，发了“洋财”，团以上所有干部都得到了一件黄呢子军大衣，林彪也不例外。林彪还挑了一匹丰神健骨的骏马。这匹马是关外良种，名唤“千里雪”，周身没有一根杂毛，一眼望去，就像一道白色的闪电，发光耀眼。林彪有了这匹马，便慢慢养成了遛马的习惯。 1938年3月2日这天，林彪一出村，便策马奔驰。“千里雪”飞踏腾空，闯村过店，清脆的马蹄声沿山区小道一路响起，不知不觉，林彪已进入了阎锡山部队的防区。 阎锡山的部队紧邻115师。由于正和日本人打仗，他们在防区边缘布置了警戒线，放了流动哨。防区外的蹄声和马嘶声引起了哨兵的注意。带队的一个班长从浓雾中看见一个军官模样的人身穿黄呢大衣，骑着一匹洋种马，正朝这边飞驰而来。于是他认定这是日军军官无疑，下令开枪。 枪声过后，林彪和马仆倒在地上。子弹从他的前胸打入，洞穿了右肺叶。等大惊失色的阎军士兵把林彪认出来时，他已因失血过多，昏死过去。 闻讯赶来的警卫员赶紧把林彪抬回115师师部，进行急救。阎锡山听到消息，大为惊讶，亲自带着医官前来为林彪会诊。经过紧张的抢救，出血是止住了，但是弹头还留在体内。战时医疗条件太差，开刀取弹头的危险性很大，弄不好会造成重大医疗事故，更何况林彪是大名鼎鼎的传奇式人物，谁也不敢动这个手术。 几天以后，林彪才清醒过来。望着病床前一双双忧虑、诚挚的眼睛，他露出一丝苦笑，说：“没想到阴沟里翻了船。”这句湖北土话的确代表了林彪当时的心情。 伤，虽然细想起来十分窝囊，但林彪这次却表现出了一个儒将所显露出来的宽宏大量和坦荡之心。他没有同意阎锡山提出的枪毙肇事者的意见，宽恕了那个闯祸的班长和士兵，这使那位班长和他的士兵感动得涕泪交加。 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得知林彪负伤的消息后，发来了慰问电。毛泽东还特地派有“医林圣手，军中名医”之称的傅连来为林彪治疗。 傅连，福建长汀人，原来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1927年在长汀任福音医院院长时曾尽力抢救过八一南昌起义部队的伤病员，1933年参加红军后，历任中央红军医院院长、陕甘宁边区医院院长等职。 傅连医术高明，为人厚道，深得中央领导同志的器重。同样，傅连被派来晋西，也说明了毛泽东对林彪的器重。 在傅连的精心治疗下，林彪的伤情得到控制，伤口也渐渐愈合了。但是，由于子弹擦伤了中枢神经，弹头残留体内，每逢天阴雨雪，伤口发炎，林彪还是疼痛难忍，在床上滚来滚去。 1938年春，鉴于林彪身体日益虚弱，伤口恶化，八路军总部决定派人护送林彪到延安休养。早春三月，桃苞绽放，柳枝爬绿。青青的嫩草，婀娜娇柔；玲珑的翠鸟，啼啾悦耳。延安城外一望无际的原野上又响起了粗犷激越的信天游。 带伤的勇士比健还的英雄更惹人爱怜，这是古今通例。毛泽东为载誉归来的林彪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劝慰他宽心养病。二十里堡，昔日一座偏僻宁静的小山村，由于林彪的到来而喧闹非凡。每天都有抗日团体或军政要人前来探望致意。其中最有特色的一次是卫立煌探病。 1938年4月，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前敌总指挥卫立煌顺道访问延安，专程前往二十里堡慰问林彪。行至半途，他突然下车，对部下说，“快搜搜荷包，看有没有钱？我今天忘记准备犒金了”。原来国民党军队素有犒赏和送礼的风气，按当时不成文的规定，一个师长受伤，礼金通常要高至数千元。众随从把口袋搜遍，也只有600元钱。 “这怎么行？太少了，太少了”，卫立煌急得直搓手，“事后再送，行不行？这失不失礼？”卫立煌的秘书说，“好像没有事后再送钱的规矩，这显得诚意不够，不如看望林彪时探询他需要什么。” “好主意。”卫立煌上车，赶到二十里堡，热情地与林彪交谈，问他是否能帮上忙。 “帮忙？”林彪摇摇头，表示感谢。 “譬如药品、食物、衣服……”卫立煌专拣边区紧缺的物资说。 “我本身没有什么需要，一切都很齐备。” “那部队有什么困难呢？”卫立煌不送点东西不甘心。 “部队缺弹药。”林彪直盯着卫立煌。 “一言为定，我就送弹药。” 第二天，卫立煌抵达西安，下令拨给八路军步枪子弹100万发、手榴弹25万枚和牛肉罐头180箱。当时的国民党后勤部副部长卢佐认为数目太大，怕蒋介石不批准，提出应仔细考虑。卫立煌闻悉后，亲自打电话与卢佐洽商获得批准。后来第二战区前敌指挥部后勤司令杲海澜也因数目庞大，不敢执行。卫立煌又打招呼说：“我是前敌总指挥，对于抗日有功的军队，都要一视同仁。照单拨出，出了问题，我卫立煌负责。” 30天后，当十余辆军车把子弹、罐头送到二十里堡时，林彪苍白的脸上露出激动的红晕，他连连说：“礼重了，礼重了。” 13、平型关战斗歼敌人数之迷 1937年10月1日，毛泽东致电在南京的博古、叶剑英以及任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的潘汉年，向他们通报平型关战役的战绩，以及全国各地祝捷的情况：“25日平型关战役，除缴获汽车82辆、大炮1门、炮弹2000余发、步枪数百支、打死敌人1000多人外，还包围了敌之高级司令部，缴获秘密文件甚多，其中有敌整个华北作战计划及标示目的之日文地图。被围残敌乘夜从晋军阵地突围而逃。是役晋军本约定二路出击，乃打至黄昏才出动，致未能全部消灭该敌。我军伤亡400余人，内有副团长、副营长二三名……” 八路军平型关首战告捷，“歼敌1000多人”的说法已为党史界公认，但也还有其他说法。有的说5000多人，有的说3000多人，差距较大。 认为平型关战斗歼敌5000多人的说法，是根据抗战的中国丛刊之四《抗战中的中国军事》（1957年版）中：“敌板垣兵团为我八路军部队包围予以歼灭之打击，毙敌在5000以上，俘虏千余。”提出的。 认为平型关战斗歼敌3000多人的说法，则是根据《辞海》（1979年版）中“平型关”条目称：“经一天激战，歼灭日军3000多人。”提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事记》也记载：“经整日激战，歼敌3000余人。” 这三种说法，到底哪一个说法比较准确呢？ 侯善才通过查阅当年平型关战役参战人员的回忆录，认为歼敌3000人的说法是确切的。理由是： 1、担任平型关战斗正面攻击的115师686团团长李天佑在《首战平型关》一文中指出：“我军沿着十多里长的山沟撤出战场。举目回望，公路上血迹斑斑，躺着3000多个血肉模糊的敌人尸体。” 2、参加战斗的115师直属独立团团长杨成武在《从东渡黄河到平型关大战》的回忆文章中说：“激战至下午3时，师首长拍来了电报，通报了平型关全歼日寇板垣师团主力3000余人的伟大胜利。” 3、参加战斗的115师685团团长杨得志在《回忆平型关大战，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一文中，3次写到歼敌数量为3000多人。如“全歼日寇精锐部队板垣师团第21旅团3000余人”。“第21旅团3000余人，果然从灵丘开来……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很快就要在这十里长沟全军覆灭，做外乡的异鬼”。“仅仅经过大半天的激烈战斗，被我包围在长沟内的3000多敌人，就遭到了彻底的毁灭”。通过以上亲临前线指挥作战的几位团长的回忆，尤其是当时师部的电报也称歼敌3000多人，这应该成为可信的确切数字。 但刘武生专门撰写的考证文章认为，“歼灭日军1000多人”的说法是比较准确的。他的根据是： 1、毛泽东1937年10月1日给博古、叶剑英、潘汉年的电报中说：“25日平型关战役，除缴获汽车82辆、大炮1门、炮弹2000余发、步枪数百支、打死敌人1000多人外，还包围了敌之高级司令部。” 2、朱德、彭德怀于同年10月3日给蒋介石、程潜、阎锡山等的电报中，也写明“毙敌千余人”。这两份电报是平型关战斗结束不久发出的，所载战绩统计数字，是比较符合实际的，也是具有权威性的。 3、从日军在战斗中被我军设伏包围的兵力来看，印证“歼敌1000多人”这个数字，也是合乎情理的。当时的敌我态势是：日军板垣师团21旅团主力于平型关正面东跑池地区与友军对垒，日军预备队1000余人和辎重队正从灵丘方向沿山沟公路开来，增援其主力部队。针对这种敌情，我115师确定以343旅两个团担任主攻，于9月25日拂晓进入小寨王到老爷庙一带阵地设伏。随后，日军汽车80余辆、马车百余辆联成一线，进入我军设伏地段。车上有敌军千余人，车后跟着少数骑兵护送车队。敌军全部进入我伏击圈时，我军将“口袋”两头堵死，居高临下，突然向敌军猛烈开火。经数小时激战，被围的1000多名日军为我军歼灭，车辆、物资为我军缴获。 目前，“歼敌1000多人”的说法已为党史界公认是比较确切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编辑的《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地图选》的文字介绍说：“这次作战……歼灭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1000多人，缴获长短枪1000多支。”《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也说：“115师在晋东北平型关附近伏击敌人，首战告捷，歼灭日军板垣师团第21旅团一部1000余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也采用了“歼敌1000多人”的说法。 14、盘点 此役，第115师以劣势装备一举歼灭日军精锐第5师团第21旅团一部1000余人，击毁汽车百余辆、马车200辆，缴获步兵炮1门、轻重机枪20余挺、步枪1000余支、军马50余匹及其他大批军用物资，牵制了日军第5师团的进攻，支援了平汉铁路和同蒲铁路线上的国民党军作战。 平型关大捷是八路军首次集中较大兵力对日军进行的一次成功的伏击战，这次战斗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沉重打击了汉奸亲日派的“抗战必败”“抗战必亡”的荒谬论调，给得了“恐日病”的人们当头一棒，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使全国人民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 这一战役由于慎重初战，战前进行了充分的准备，正确地选择了战场并利用有利地形，采取伏击手段，以及正确地部署和使用兵力，注意隐蔽行动企图，发挥了战役的突然性和近战特长，使日军飞机、大炮难于发挥威力，因而取得了首战胜利。 这一胜利，首先在政治上具有重要意义。在敌军长驱直入、国民党军败退、华北战局危急的形势下，八路军首战告捷，表现出中国人民确有战胜敌人的勇气和力量，使全国人民看到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从而极大地振奋了全国的民心士气，增强了抗战胜利信心，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望，并赢得了国际舆论的称赞与好评。 其次，在军事上有力地打击了敌之疯狂气焰，挫伤了敌之锐气，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迟滞了敌军的进攻，打乱了它的右翼迂回计划，并有效地钳制了敌之精锐第5师团，迫使其将进至浑源和保定的一部分兵力转移到平型关方向，从而有力地支援了平汉铁路和同蒲铁路线上友军的作战，同时也为开辟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次战斗从整个抗日战争的历史看，虽不是大仗，但它震动全国，其意义深远。 第一，自抗战以来国民党军一直没有取得好的战绩。当时，南线的淞沪会战一直处在胶着状态，中国军队伤亡严重。保定、石家庄等大城市和平汉、津浦路北段的大片土地迅速沦陷，阎锡山的晋军也是连续丧师失地。平型关战斗干净利索地消灭千余日军，给予侵华以来横冲直撞的日军以沉重的打击。 第二，平型关战斗打破了日军突破平型关从右翼配合日军华北主力在平汉路作战的战略企图，迟滞了日军向山西腹地深入的进攻势头，挫伤了日军的锐气，使之不敢再贸然深入。为国民党方面部署忻口会战提供了时机，从而也就有力地支援了中国正面战场的抗战。 第三，八路军以远远不如国民党军队的简陋装备，主动迎战日军精锐师团，并首战大捷，极大地提高了八路军的声望，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威信。 第四，平型关战斗增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抗日战争规律的认识。毛泽东根据平型关战斗的经验，在1937年9月29日进一步提出八路军的作战方针：“根本方针是争取群众，组织群众的游击队。在这个总方针下，实行有条件的集中作战。”不久，他把它概括为“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从而完善了我党领导抗日战争的作战指导思想。 第二战区战地动员委员会主任续范亭也曾著文深刻说明了平型关一仗对当时战局的意义。他说：“谨按平型关战役，八路军的大捷，其估价不仅在于双方死亡的惨重，而在于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提高我们的士气。在敌人方面，从南口战役以来，日寇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在平型关忽然受到惨重的打击与包围被歼，使日寇知道中国大有人在，锐气挫折，不敢像以前那样的长驱直进。忻口战役敌人未敢贸然深入，我军士气高涨，未尝不是平型关歼灭战的影响。” 1、晋察冀根据地首遭日军围攻 刚刚建立不久的晋察冀、晋西北、晋冀豫根据地全力以赴，一场“反围攻”作战先后展开了。晋察冀根据地首当其冲。 毛泽东还指示“在山西应分为晋西北、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南四区，向着进入中心城市及要道之敌人，取四面包围之姿势”。 11月12日，日军占领上海，上海市区失陷。同一天，毛泽东在延安作了题为《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会上，毛泽东再次指出：“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在江浙，国民党的战线已被击破，日寇正向南京和长江流域进攻。国民党的片面抗战已表现不能持久。”“目前是处在从片面抗战到全面抗战的过渡期中。片面抗战已经无力持久，全面抗战还没有来到。这是一个青黄不接的危机严重的过渡期。”“从片面抗战转变到全面抗战的前途是存在的。争取这个前途，是一切中国共产党党员、一切中国国民党的进步分子和一切中国人民的共同的迫切的任务。” 于是，日军开始对各抗日根据地内的八路军和游击队进行“围攻”和“讨伐”——名曰“肃正作战”。 然而，到1937年11月上旬，在整个华北地区，国民党军队的抗战均以失败告终。忻口和太原保卫战失利后不久，沿同蒲路南下之敌，已进至太谷、平遥，而沿平绥路（北京至呼和浩特）西犯之敌，早在10月中旬即占领归绥和包头。至此，国民党军已退出冀（河北）、察（察哈尔）全境和晋、绥大部及山东北部地区。 据此，日华北方面军司令寺内寿一决定：以第2军之第10师团并准备抽调第5师团夺取山东全境；以第1军主力在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协同下，对活动于晋察冀边区、晋西北和晋东南严重威胁其后方和交通线安全的八路军进行大规模围攻，企图消灭或驱逐八路军，以确保其后方特别是平汉、同蒲、平绥、正太等主要铁路交通线的安全。 据此，八路军各部迅速开赴指定地区，创建抗日根据地。 与此同时，日本侵略者为加强侵华战争的统一的战略指导，于11月17日成立了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同时，设立了大本营与政府首脑的联席会议。11月24日，大本营召开了第一次御前会议，听取和批准了参谋本部对华作战计划，确定在华北首先对“残存”于占领地区的中国军队实行“扫荡”，力求安定这些地区，并准备抽调兵力夺取山东全境，扩大淞沪地区的战果，不失时机地向南京进攻。 13日，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负责人的电报中明确指出，八路军的当前任务是：“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发动民众，收编溃军，扩大自己，自给自足，不靠别人，多打小胜仗，振奋士气，用以影响全国”，促进全面抗战的实现。 晋察冀军区部队反击日军大规模围攻。 华北方面军分兵8路对晋察冀边区实行大规模围攻，企图摧毁初创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消灭或驱逐抗日武装力量。 1927年，八路军自1937年8月下旬出师华北至太原之后，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坚决执行全面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在日军翼侧和后方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直接配合了国民党军作战，先后取得了平型关、雁门关、阳明堡和广阳等100余次战斗的胜利，歼敌1.1万余人，毁伤敌机24架，击毁敌汽车400余辆，缴获步马枪1500余支、轻重机枪76挺、骡马2000余匹及其他大批军用物资，收复了十余座县城和广大乡村，给敌以沉重的打击，挫败其夺取山西、实施右翼迂回，威胁河北国民党军侧背的企图，有力地支援了友军作战。并在集中主力对敌作战的同时，以部分兵力分散开展地方工作，发动和武装群众，为尔后广泛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实现在山西展开、创建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对于上述形势，毛泽东于11月9日在给八路军的指示中即指出：在华北正规战争业已结束、游击战争转入主要地位的形势下，日军不久即将以主力向我军所在的晋西北、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南各要点进攻。我在上述四区活动之部队，应控制一部，执行袭击敌人的任务，大部分散于各要点，组织群众武装，在统一战线基本原则下，放手发动群众，废除苛捐杂税，实行减租减息，收编溃军，购买枪支，筹办粮饷，实现自给，扩大部队，打击汉奸，发展左翼；进一步发挥独立自主精神，期于一个月内取得显著成效，以便准备充分力量对付敌向我内线的进攻。 寺内寿一，日本陆军上将，伯爵。1879年8月8日生于东京。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大学毕业。参加过日俄战争。曾任近卫第3步兵团团长、近卫师参谋长、第19步兵旅旅长、驻朝日军参谋长、第5师师长、驻台日军司令等职。1935年晋升上将。1936年任陆军大臣，对清除军部皇道派、巩固统制派的地位、使军部走上法西斯道路起了重要作用。1937年任陆军教育总监。同年8月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参加侵华战争。他在中国战场上未获得什么荣誉，然而却在1941年11月起任南方军总司令，在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地区指挥日军对英美等国盟军作战。1943年被授予元帅称号。1945年率部向盟军投降。1946年6月12日，寺内寿一病死于新加坡。这是后话。 “共军之所以顽固，在于他们依靠历来的战术，在我占领区内山岳地带及省境等地开辟了许多抗日根据地。其根据地在地形上为我军无法靠近的山西五台山脉、东南山岳地带、山东泰山山区、河北的铁路中间地带等地区。每一根据地相当于数县之广，在此集中粮食，建立小型武器修造厂，成立宣传机构，建立学校，发行纸币。根据地的县均有共产党的县政府及县长。共军以其特长训练、组织民兵，建立人民自卫团，使之投入抗日战争。这类根据地是分布在我军战区地区以内的。在作战时，共军不从正面公然进入战场，而是经常从侧面或背后进行破坏，妨碍我方交通运输，为此，牵制我不少兵力。战斗部队一来，共军即行逃去，转而袭击后面来的我方辎重部队，确属难于应付的一群对手。” 毛泽东还强调指出：为实现全面抗战，在党内，必须反对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坚持统一战线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和独立自主原则，必须反对民族对民族的投降主义，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 2、罗荣桓为115师分“家当” 年底创建根据地，是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主要工作之一。 开辟和扩大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关键。无论什么力量，如果失去了活动的基础，就如无源之水，是没有办法继续生存下去的。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军之所以在很短时间内变得十分强大，就是开辟了中央苏区，取得了当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同样，要想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使八路军的游击战得以进行下去，也必须开辟抗日根据地，赢得群众的支持。 开辟抗日根据地，不但可以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而且还可以扩大八路军和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使共产党的政策深入人心。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八路军总部确定了八路军的中心任务，应以山西为主要阵地支撑华北抗战，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并决定115师除以一部创建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外，师部率343旅创建以吕梁山脉为依托的晋西南抗日根据地。 晋察冀边区是第一个建立起来的抗日根据地。它地处恒山、五台山、燕山山脉的连接地带，是威胁敌占之平绥、同蒲、正太、平汉四条铁路及平、津等大城市和坚持华北抗战的重要战略支点。早在9月20日，毛泽东在给八路军的指示中就指出：“五台山脉应使之成为重要的游击战争区域之一，现在就宜加紧准备。”据此，八路军总部在平型关战役后，即令第115师以一部兵力开展群众工作，着手创建抗日根据地。 1937年10月下旬，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八路军第115师一分为二：林彪率陈光旅南下，驰援娘子关；聂荣臻留在五台地区，以杨成武的独立团、骑兵营、教导队以及八路军总部特务团等各一部共约3000人，开创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115师要“分家”了，别的都好办，关键是干部怎么分。思来想去，聂荣臻决定由政治部主任罗荣桓来做这个工作。 “你来分好，你公平。”聂荣臻对罗荣桓说，“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几个部门都由你来决定。哪些人走，你有决定权！我不争一个人。”聂荣臻又回头望望林彪。 此时，林彪正骑坐在一张椅子上，凝视着墙上的巨幅军用地图出神。 聂荣臻继续说：“老罗，我们三人在一起共事时间长，互相都很了解，你说咋分吧？我和老林听你的！” “这的确是件非常棘手的事，必须慎重！”罗荣桓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说道。按他的想法，他可能会将“家当”多分一点给聂荣臻。因为他认为开辟抗日根据地比在运动中寻机歼敌更为重要，更符合党的利益和全民族抗战的长远利益。这是他在阜平一月以来的切身体会。但他又不能偏向聂荣臻，因为他太了解林彪了，林彪除了极为敏感外，他的性格里还有点儿“多疑”的成分。 罗荣桓摘下眼镜擦擦，又戴上，这一刻他的头脑里已经有了主意：林彪带主力，得大股是毫无疑问的；聂荣臻另起炉灶，“家当”少而精也是应该的。这一点也符合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的指示。 “分家是好事嘛，说明第115师发展、壮大了。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有指示，独立团和骑兵营留下，再从第343旅抽两个连加强。至于机关分家，我不妨列个名单……” 聂荣臻将机关干部花名册从公文包中取出，递给罗荣桓说：“随你！” 罗荣桓从上衣口袋里取出钢笔，坐在聂荣臻让出的椅子上，笑道：“我就信手乱勾了。” 他几分钟就勾出了一串名单，看似无心，实则经过了慎重思考。 聂荣臻接过花名册，露出了笑容。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写道：“罗荣桓同志对我非常支持，他亲自挑选了一些人，留下的同志虽然人数不多，但很得力。” “嗯，我没意见，”聂荣臻将花名册递给林彪，“老林，你看吧！” 林彪站起身，活动活动酸麻的手臂，接过花名册上下扫了一眼。他发现名字旁打了勾的人都是机关各部最精明强干的。他的脸上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不悦。 “好嘛！”林彪合上花名册，故意提高声调，“老聂，你的人太少！罗主任偏心眼喽。”聂荣臻明白，林彪这话并不是说给他听的。 3、聂荣臻家底只有3000人 在115师“分家”后的第二天，聂荣臻又来到不远处的八路军总部，希望总部帮助解决干部奇缺的问题。 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同聂荣臻很熟。1925年他在黄埔军校教导团当排长、连长时，聂荣臻是黄埔军校政治部的秘书兼政治教官。1933年，左权调任红1军团参谋长，聂荣臻已是红1军团政治委员。所以，左权对自己的老上级很是支持。他提议说：“是不是把唐延杰调去当晋察冀军区参谋长，他在总部先当作战处处长，现在是副官长。” 聂荣臻说：“唐延杰我认识，他原是安源的矿工，大革命时还是我分配他去独立团当的兵，以后在红28军当参谋长，这个人可以。” 左权很快把唐延杰叫来，告诉要他担负新的任务。 唐延杰感到有些为难：“我怕胜任不了参谋长的职务吧。” “怎么胜任不了，你过去当过军参谋长，现在缺人，先干起来再说吧！”聂荣臻信任地说道。参谋长有了，聂荣臻又提出缺政治部主任。于是，他找到了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和副主任邓小平。 任弼时同邓小平商量：“是不是把舒同调去担任此职？他现在是总政治部秘书长，字写得很好，曾被毛主席誉为‘马背书法家’哪，目前正率工作团在五台、定襄一带开展工作。”然后，他又问聂荣臻：“你看怎样？” 聂荣臻满口答应。 干部问题慢慢有了眉目，聂荣臻顿感兵力太少，他的“家底”只有3000人。在这么大的区域创建根据地，这点儿“家底”是远远不够的。他同大家商议：“要创建根据地，必须首先发展武装工作。没有武装，一切都谈不上。现在我们只有用‘滚雪球’的办法来发展。你们看这3000多人‘滚雪球’怎么个滚法？” 舒同说：“9月间，我带工作团在五台、定襄一带做发动群众的工作，王逸群、洪水、罗亦经等同志在繁峙一带发动群众，看到这里的老百姓抗战热情很高，牺盟会做了很多工作，有些地方还有党的基层组织，只要有支主力部队作骨干，就可以开展游击战争。” 聂荣臻点头同意。他想了一会儿说：“赵尔陆同志不是率领八路军总部特务团直属队和部分部队留下了吗？就让他在那里开辟冀晋边界地区的工作好了。杨成武同志的独立团已经在北部地区收复了广灵、灵丘、浑源、蔚县、易县等地，可以作为一坨坨，开辟冀察边界地区的工作。罗荣桓同志告诉我，他在阜平等地活动时，阜平还成立了战地动员委员会，由王平同志任主任，这里已经有了初步基础，同样可以成为一坨坨。我们可以把这三大块先定下来，开展工作。” 他接着讲：“听左权同志说，八路军总部已派周建屏、刘道生同志率领一支小部队，到平山、寿阳一线平汉路和正太路交界地区活动，工作很有起色，将来也可能成为一坨坨。我们‘滚雪球’就先这样滚吧。” 经过反复商议，大家都同意聂荣臻的意见。 1937年11月7日，也就是太原失守的前一天，晋察冀军区在五台县石嘴的普济寺正式宣告成立。 这一天，五台县城大街小巷到处张贴出晋察冀军区成立的布告，普济寺庆祝大会的会场上涌动着花花绿绿的小纸旗。38岁的聂荣臻，风纪扣扣得紧紧的，正在用浓重的四川口音宣读中共中央军委命令：聂荣臻任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唐延杰任参谋长，舒同任政治部主任，查国桢任供给部部长，叶青山任卫生部部长。接着，他又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动员大家共同抗日。 老乡们则以热烈而又新奇的目光注视着这位高高的个儿、既威严又和蔼、被称为“聂司令员”的八路军将领，兴奋地交头接耳。 晋察冀军区成立后，各部加紧收集枪支弹药，动员群众参军，改编杂色武装工作，做得有声有色。 11月13日，经八路军总部批准，晋察冀军区以在北部、西部、南部和东部的部队和工作团为基础，分别组建第1军分区、第2军分区、第3军分区和第4军分区，各军分区主力部队均整编为支队，每个支队（相当于团）辖3个大队，每个大队（相当于营）辖3～4个中队。 第1军分区兼第1支队，辖第1、第2、第3大队，司令员杨成武，政治委员邓华。该军分区以原115师独立团为骨干组建。活动范围包括涞源、广灵、蔚县、易县、繁峙、灵丘等27个县，称为冀西北区。 第2军分区兼第2支队，辖第4、第5、第6大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赵尔陆。该军分区以八路军总部特务团为骨干组建。活动范围包括五台、代县、崞县、定襄、忻县、盂县等9个县，称为晋东北区。 第3军分区兼第3支队，辖第10、第11、第12大队，司令员陈漫远，政治委员王平。该军分区以115师骑兵营为骨干组建。活动范围包括阜平、唐县、完县、曲阳、新乐、定县、望都等7个县，称为冀西中部地区。 第4军分区兼第4支队，辖第7、第8、第9大队，司令员周建屏，政治委员刘道生。该军分区以115师第685团2营第6连为骨干组建。活动范围包括晋东北、雁北、直西和冀察边等地区。 4、抗战队伍中的“和尚连” 1938年1月10日至15日，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在阜平召开。会议决定统一边区的军事、行政、财政经济、文化教育和民运工作等各项方针政策，并以民主选举的方法产生了边区的政权机关——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 10日这天，聂荣臻作为149位代表中的一员，与各抗日党派、各抗日阶层和团体的代表、少数民族的代表以及来自五台山的和尚、喇嘛代表欢聚一堂。阜平的街上，熙熙攘攘，热闹非凡，最引人注目的当数那些身披火红袈裟的五台山僧侣。 五台山位于山西省忻州市东北部五台县境内，平均海拔1000米以上，以台城镇为中心，周围屹立着东、西、南、北、中5座山峰，称做五台。五峰之内称台内。最高峰北台海拔3058米，素称“华北屋脊”。五台山是古老的花岗岩、片麻岩构成断块上升的山地，山顶平展如台，河谷溪流不断。 五台山是驰名中外的佛教圣地，是文殊菩萨的道场。它与浙江普陀山、四川峨眉山、安徽九华山并称为中国佛教四大名山。而五台山以其建寺历史悠久和规模宏大，居于佛教的四大名山之首，其在日本、印度、斯里兰卡、缅甸、尼泊尔等国均享有盛名。 五台山寺庙始建于汉明帝。据史籍记载，汉明帝刘庄夜梦金人端坐祥云，从西天飘然而来，知是有佛感应，随即派大臣蔡暗、秦景等人向西寻访，拜求佛法。蔡、秦等人在大月氏得到佛经佛像，并巧遇正在当地传教的天竺国（今印度）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即相邀同至中国。 公元67年（永平十年），梵僧汉使以白马驮载经卷和佛像到了洛阳。汉明帝一见释迦牟尼佛像，果然和梦中所见一样，越加崇信佛教，遂下令修建了洛阳白马寺，并请摄摩腾、竺法兰在中国传播佛教。 公元68年（永平十一年），两位高僧来到清凉圣境五台山，见5座台顶围护的腹地台怀，其山形地貌与释迦牟尼佛的修行地灵鹫山分不出两样，返回洛阳后就奏请汉明帝在五台山修建寺院。于是，汉明帝颁旨，在五台山修建大孚灵鹫寺。这样，洛阳的白马寺与五台山的大孚灵鹫寺就成为中国最早创建的寺院。大孚灵鹫寺就是现今显通寺的前身。 以后，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和寺院的大规模兴建，以及僧侣人数的增多，五台山便逐渐成了佛教圣地。到了唐代，由于唐朝国威强盛，经济繁荣，在国际上声望甚高，是亚洲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国际交往扩大了，五台山又受到了印度、日本、朝鲜和斯里兰卡等国佛教徒的景仰。 清代，喇嘛教传入五台山，至抗战时期，五台山上共有300多座庙宇，这些庙宇，分为青庙和黄庙两种，和尚庙叫做青庙，喇嘛庙叫做黄庙。“喇嘛”，是藏文（bla-ma）的音译，该词最初是从梵文（gu-ru，固茹）两字意译过来的，其本意为“上师”；然而在藏文中还含有“至高无上者或至尊导师”的意义。因此，后来随着活佛制度的形成，“喇嘛”这一尊称又逐渐成为“活佛”的另一重要称谓，以表示活佛是引导信徒走向成佛之道的“导师”或“上师”。 五台山是晋察冀根据地最早的立足点。军区成立后，部队没地方住，只好住在五台山的寺庙里。据聂荣臻回忆说：“当时山上共有汉、蒙、藏、满各族僧人1700多人。对于这些和尚和喇嘛，我们很尊重他们，同他们相处得也很融洽。” 聂荣臻一直记得他第一次上五台山的情景。五台山佛教僧会会长、大法师然秀，得知聂司令要来看望出家人，特地组织了寺庙乐队欢迎。12个僧人披着袈裟，分列两行，钹箫笙笛齐鸣，皮鼓小锣轻敲，声音幽雅动人，使人犹如坠入仙境。聂荣臻高兴地说：“真想不到，在这偏僻的山乡，在这四面被敌人包围的境地，还能听到如此幽雅的音乐。” 聂荣臻亲临寺庙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和抗日救国纲领，加上八路军进驻寺庙后，非常爱护文物古迹，对僧侣们态度十分友好，众僧看在眼里，深受感动。僧侣也是中国人，也痛恨日本鬼子，大法师然秀代表五台山僧众表示：“出家人慈悲为怀。吾等出家不出国，保不住国家，佛教、寺庙何存！抗日救亡，僧众有责！” 在聂荣臻等人的感召下，五台山寺庙成立了由青年僧人组成的抗日自卫队。他们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特定环境，积极以各种形式参加抗日，想方设法营救被日军关押的八路军和群众，他们中的许多人还拿起枪，勇敢地与日军搏杀，在当时，仅菩萨顶的和尚就消灭日军30多人，当地群众称赞五台山的和尚为“革命和尚”。以后，晋察冀军区专门把这些和尚僧侣组织起来，建立了一支连队，人称“和尚连”。 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会议开始前，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双手合十接见来自佛教圣地的出家人代表。但令他始料不及的是，会议之初，审查与会代表资格的时候，对五台山僧侣的代表权问题竟然出现了分歧意见。 会上有人提出，出家人只能烧香拜佛，不必吸收他们参政。参加筹备工作的黄敬、邓拓列举五台山僧人手持刀枪放哨，为过往的抗日部队提供食宿等抗日行动，说明这些出家人不但慈悲为怀，而且忧国忧民，难能可贵，岂能轻视他们。 最后，聂荣臻表示：“和尚和喇嘛也是中国人，他们虽然出了家，但并没有出国。在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之中，我们应该和各民族各阶层紧紧地携手，共同抗日。我们不能因为和尚和喇嘛的宗教信仰，把他们排斥在抗日的门外。” 聂荣臻的一席话，说得大家口服心服，一致同意爱国僧侣作为正式代表出席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新华社还为此发了快讯，宣布佛教名山五台山寺庙的出家人也投身抗日，其响亮口号是：我们出了家，但没有出国！这一消息在全国宗教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5、毛泽东日夜关注战局发展 面对猖獗进犯的日本侵略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心里清楚，军区新组建的部队，除了一部分老的骨干力量外，大多数还没有作战经验，形势是相当严峻的。 11月23日，反围攻作战开始的前一天，聂荣臻在给“毛朱彭任周”及各军分区领导人的电文中，对敌情作了如下判断： 因敌深入我境，后方联络线延长，八路军不断地袭扰，晋察冀义军纷起，声势颇大，故敌有肃清联络线、巩固后路之必要。因此敌人可能向我晋察冀区开始进攻，在东面首先占满（城）、完（县）、唐（县）、曲（阳）、行（唐）、灵（寿）、平（山）等县，逐我进山区，离平汉路。西面有进攻五台、盂县，分为据点之企图。 根据这一判断，基于日军对地形生疏、有不少伪军参战、不敢贸然深入我腹地的弱点，聂荣臻决心把有基础、有经验的部队部署在机动位置上，相机打击敌人，以大量新组建的游击武装对敌人进行伏击、侧击、夜袭。其具体部署是：以第1军分区主力于广（灵）、灵（丘）、涞（源）之间，第2军分区主力于五台地区，第4军分区主力于上社镇、洪子店地区，第3军分区主力于阜平地区隐蔽集结，待机歼敌。 11月23日，晋察冀军区发出反围攻作战指示，要求各军分区加强侦察，迅速完成作战部署和各项准备工作，发动与组织群众实行坚壁清野和封锁消息。 11月24日，由平汉铁路沿线出动之敌第14师团分两路向西进犯。 一路日军3000余人，由保定和易县出动，在飞机掩护下向涞源进犯。其中由易县西犯之敌于12月2日进占大龙华。该敌由于沿途遭游击队袭扰，已十分疲惫，疏于戒备。据此情况，晋察冀军区第1支队，以一部于当日夜袭击大龙华，一举突入镇内，与敌展开巷战，激战一夜，歼敌200余人，残敌100余人逃回易县；由保定西犯之敌，被八路军骑兵营阻止于满城附近。 一路敌军1000余人，由定县、新乐向曲阳、行唐进犯。该敌于高门屯和豆家庄遭第4支队的有力阻击，于是企图进占曲阳之敌退回保定。由新乐出动之敌在进占行唐后，也停滞不前。至此，由平汉铁路西犯之敌遂停止向晋察冀边区腹地进犯。 由同蒲铁路东犯之敌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一部1400余人，由应县出动，在占领浑源后继续向广灵进犯。11月27日，八路军第1支队主力于浑源、广灵间之乱岭关的道路两侧高地设伏。敌军进入伏击区时，突遭猛攻。经数小时的激战，第1支队歼敌200余人，随即主动撤出战斗。敌进占广灵县城后未敢冒进。 由平绥铁路南犯之敌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3400余人，由怀来、天镇分两路南犯，并于12月4日占领蔚县后，分别向广灵、涞源进犯。5日，八路军第1支队主力一部占领蔚县南之北口村，截击由蔚县南犯之敌。当敌进入该地谷口时，第1支队居高临下，以猛烈火力袭击敌人，并乘敌混乱之际发起冲击，经半日激战，歼敌200余人，迫敌退守蔚县。 此次反围攻作战是关系八路军能不能在敌后站住脚跟的第一场严峻考验，因此毛泽东极为重视。 聂荣臻回忆说：“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直关心着我们，注视着我们。因为，这是我们党在敌后创立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 在晋察冀根据地反围攻的日子里，毛泽东常常日夜关注战局的发展，并通宵达旦地研究敌情，思考对策。11月27日，他致电八路军总部朱德、任弼时，提出反围攻要进行三方面的准备工作：加强新部队的政治教育和党的工作；加强新部队必要的军事和游击战争的训练；加强动员地方民众的工作。 12月5日，在战局发展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和回延安参加政治局会议的彭德怀又致电朱德、任弼时并转晋察冀军区，提出： 对进攻晋察冀边之敌，除上月29日电及你们来电外，请注意以下几点： 1、避免正面抵抗，袭击敌之后尾部队。 2、在敌之远近后方活动，使敌处于我包围之中。 3、同蒲、正太路必须积极活动，予以有力的配合。 4、注意在敌后方破坏伪组织、伪军。 5、加紧瓦解敌军工作。 6、在确实有利条件下，集结适当力量给敌以部分歼灭和有力打击，增加敌恐怖与困难是必要的，但须详细审慎。 同时，毛泽东还电令第120师和第129师分别在同蒲路、正太路积极活动，配合晋察冀根据地的反围攻斗争。 遵照上述指示，晋察冀军区部队积极在敌远近后方活动，抓住有利战机打击敌人。 1937年12月14日，第2支队乘代县、原平、忻口之敌第109师团一部1000余人进占繁峙后方空虚之际，夜袭原平镇，一举攻克该镇，歼敌100余人，残敌分向代县、忻口逃窜。此时进占繁峙之敌迅速回援，第2支队随即转移。 12月中旬，正太铁路之敌第5、第109师团各一部共4000人，分别向平山、盂县进犯，在八路军第3支队与群众武装的连续打击下，十分疲惫。聂荣臻及时抓住这一有利战机，令第115师344旅由五台西南之东冶镇进至平山以西之洪子店地区，协同第3支队伺机打击进犯平山之敌。 15日，日军第109师团一部1500余人，由寿阳、平定出动合击盂县。第3支队集中主力于盂县东南地区隐蔽待机，当由平定出动之敌进至清城镇时，该支队乘其立足未稳，突然发起攻击，激战至黄昏，歼敌200余人，尔后主动撤出战斗。同日，八路军第344旅以687团一部，于小寨地区设伏，击退自井陉北犯之敌，歼其100余人。 21日，井陉、平山之敌同时分途向八路军驻房山和东西回舍之部队袭击。当日黄昏，井陉之敌进到南北马冢，平山之敌进到温塘以东之娄汁岗后，既未进攻也未撤退，而在此两地驻了下来。根据情况判断，“敌人明日（22日）有进攻温塘之可能，得手后再会合向洪子店前进，把我军驱逐到洪子店西北地区”。第344旅与曾支队决心选择有利地形，伏击较弱的左路敌人而消灭它。 为了消灭入侵之敌，各参战部队均按时到达指定位置，隐蔽于西板山东南山地。21日9时，温塘东面枪声四起，南北马冢之敌全部前进，敌先头部队通过新庄时，八路军右翼部队即分多路向敌猛烈突击，通过新庄之敌即抢占沟西山地，与第5支队对峙，敌人主力被八路军击溃后压入沟中，一部占领新庄村落和以西南山地。八路军指战员英勇作战，反复冲锋，将山头上的敌人击溃。敌人将机枪、炮身均丢在沟中，大部敌人占领房屋和水沟继续顽抗。这时，敌人已经被八路军全部包围，但是不肯交枪，并以小部向平山方向退走，战斗成对峙局面。 此时，温塘东面亦发生了激烈战斗，晋察冀军区在该地区的其他部队与敌人接触1小时后即撤到温塘以西地区与敌对峙。13时左右，平山方向七八百敌人，火炮数门火速前来增援。援敌约二三百人，在炮火掩护下首先对温塘以西八路军阵地发起猛攻。 八路军冒着敌人的炮火，沉着应战，敌人攻击未果。敌人另一大部经侯家庄、台头增援新庄被围之敌。 344旅指挥所发现敌人援兵已到，而沟内被围之敌又不能迅速解决，遂命令突击部队以小部监视敌人，主力撤回西板山附近，到黄昏时再解决沟中之敌，并拾取敌人抛弃在沟中的机枪、大炮和行李、弹药等物品。 敌人增援部队接近新庄，其炮兵即向新庄以南八路军阵地进行连续轰击，沟中之敌亦乘机进行反攻，虽然敌人的反攻并不猛烈，但由于八路军部队中大多为新战士，而且干部、战士均无对付敌人炮战的经验，当敌人的炮弹打来时，到处乱跑，部队的伤亡较大，致使陈团长、刘营长牺牲在敌人的炮火中。 由于战局之发展对我不利，到16时，八路军各攻击部队接到撤退的命令，敌人亦未敢轻举妄动，战斗遂告结束。经过此战，歼敌400余人，余敌退回平山，未敢复出。 6、聂荣臻过了一个幸福年 首次反围攻作战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边区军民的斗志。八路军总部也来电赞扬：“晋察冀边区游击战发展胜利，威胁日寇后方，使日寇不得不改变占领太原后一直向风陵渡、军渡进兵的计划。现晋察冀游击战已有很多成功，局部引起日作战计划变更，保卫晋南、晋西，给友军以休整机会。”（1937年12月，八路军总部对晋察冀工作的指示） 1938年1月31日，正是农历大年初一。按照习惯，这一天大家互祝新年，在晋察冀军区司令部也显得非常热闹。 这个春节，聂荣臻过得相当愉快：一是根据地的各项工作正在逐步走上正轨；二是接待（美国军事观察员）卡尔逊来访获得了成功，通过第一个进入根据地的外国人赞赏的目光，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的方向是正确的；三是他的妻子张瑞华居然奇迹般地在除夕的前两天从延安赶到阜平，与他过了个团圆年。 聂荣臻与张瑞华是在东方之珠——香港结识并相恋成婚的。 1927年南昌起义3个月后，聂荣臻到广东省军委工作。这时，中央已经指示省委组织广州起义。聂荣臻不同意起义，他认为当时全国的革命形势正处于低潮，广州的形势也不好，对起义很不利。想利用两广军阀的内部矛盾，夺取广州，组织全国苏维埃，这是根本不可能的。虽然广州市内的兵力空虚，其中还有叶挺掌握的教导团，90%的学员和教官靠拢共产党，党员100多名；教导团训练有素，战斗力比较强，又有近3000人的工人赤卫队。但是，这些有利因素比起不利因素，还是显得弱。果然，起义胜利后又很快失败，军警满街搜捕，广州处于白色恐怖之中。 聂荣臻安排完部队撤退后，天已很晚，路上碰到商团搜身，被搜去了一支钢笔。他不会广东话，只好不吭气，好在商团没有过多纠缠。回到驻地，天还没亮，聂荣臻又不敢叫房东的门，怕人家怀疑，就坐在楼梯口打瞌睡，直到天亮房东开门，他才大大方方地上楼。房东说：“你起得这样早呀？”聂荣臻说：“是啊，不知道街上发生了什么事，出去看看。” 3天后，聂荣臻来到香港。 在香港，聂荣臻担任了广东省军委书记，一天他正在给军事训练班讲课，一个女孩子推门进来找人。双方都注意地看了一眼，没有说话。聂荣臻一下子就认出来了，这个瘦瘦小小的女孩子他见过，那是两年前他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生队见过，这个女孩子叫张瑞华。这次在香港的不期而遇，给聂荣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以后又见过几面，聂荣臻知道了张瑞华是地下交通员，经常四处送文件。在险象环生的香港，出门都要把脑袋提在手上，别说经常出门，就是像聂荣臻这样不常出门的人还几次碰上危险呢。有一次在电车上碰上叛徒，他赶快跳车逃掉了。而张瑞华居然能从从容容地应付一切，身上带着机密文件，四处奔波，每次都能胜利地完成任务。 聂荣臻开始留心起张瑞华来。他听说张瑞华18岁，原是河南信阳女子师范的学生，读过很多进步书刊，参加过爱国学生的游行活动，并且很活跃，跳到学生队伍外面带头喊口号。学校要开除她，一位亲戚告诉她武汉军校招女生。张瑞华就从家中溜出来，考取了军校。不久，她就入了党。 这一年，聂荣臻29岁。 一天，聂荣臻敲开张瑞华的房门。涨红了脸的聂荣臻鼓足勇气说：“找你谈一谈，可以吗？”张瑞华在机关经常看见聂荣臻，知道他是一位领导同志。但是，她与他没有直接的工作关系，谈什么呢？张瑞华也没有多想，说：“好吧，谈可以。不过现在没有时间，我要去九龙送文件，隔一天行不行？” “可以。”聂荣臻转身走了。 那两天，聂荣臻把要说的话想了一遍又一遍，终于到了见面的时间。偏偏29岁的聂荣臻头一次谈恋爱，一肚子话全飞了，开门见山来了句：“我想跟你好。” 一下子把张瑞华闹了个大红脸。地下工作纪律很严，没有工作关系不可以随便讲话。张瑞华以为聂荣臻代表组织找她谈什么公事，没想到是谈恋爱。她第一次听到有人想跟她好，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喃喃地说：“我……想想吧。” 过了几天，聂荣臻又来找张瑞华。 张瑞华知道这位领导是跑过外国的洋学生，而自己没见过什么世面，什么也不懂，行吗？她还是没有答应聂荣臻。 等到几天以后的第三次见面，张瑞华对这位善良机智的大哥哥点头了。 后来，周恩来去香港的军委机关办事，聂荣臻介绍了张瑞华，说他们俩结婚了。 周恩来很高兴，说：“庆祝庆祝吧！” 叫上同住的叶剑英，4个人吃了一顿便饭，算是补了个结婚仪式。 7、抗日模范根据地 晋察冀边区政府成立后，由聂荣臻领导边区政府的建设。首次反围攻胜利后，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于1938年2月，派彭真到达晋察冀，代表北方局领导晋察冀边区的工作。3月26日，中共中央决定：彭真以北方局的名义，协同聂荣臻指导晋察冀、平汉路东，以及平、津两地党的工作。 彭真曾任北方局组织部长，政策水平高，思维敏捷。由他来主持晋察冀党的工作，聂荣臻自然很高兴。同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以彭真为书记，聂荣臻、关向应、程子华为委员，组成中央晋察冀分局。以后，中央晋察冀分局改名为中央北方分局，成员没有变动。直到1941年1月彭真回延安准备参加中共“七大”，又改为晋察冀分局由聂荣臻代理分局书记。 晋察冀边区在彭真、聂荣臻、宋劭文等人的领导下，从一开始就很重视根据地的全面建设。除大力加强主力军、地方武装和民兵的建设外，还特别重视党的建设。聂荣臻和彭真都认为，要建设好根据地，首先必须要加强党的各级领导。这是根据地得以巩固扩大的根本保证。在1938年4月中共晋察冀边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聂荣臻要求无论是地方党组织还是部队党组织，都要真正起战斗堡垒作用，领导和教育群众坚决贯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项方针、政策，团结起来坚持抗日斗争。 为了建立既是抗日又是民主的根据地，边区广泛地开展了民主政治运动，进行区、村政权民主选举，逐步加强和改造了基层政权。聂荣臻经常与宋劭文等研究，确定改造原来的旧政权首先要发动群众。群众发动起来后，用各种办法检举基层政权中的不良分子，把压迫人民或不为人民办事的人都清除出去，然后选举能代表基本群众利益的人出来掌握政权。各地还实行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改革了政权机构。代表由村民大会选举产生。农民群众文盲多，投票选举颇为不便，他们就创造了在当时是极为民主的“豆选”办法。就是候选人每人背后放一只碗，选民想选谁就往谁的碗里放颗豆子，最后以豆子的多少来确定选举结果。这样选出的代表或干部，大多能真正做到为人民谋利益，得到群众的拥护。这样当家做主的民主权利，是晋察冀人民祖祖辈辈从未有过的，从而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 为了充分发动群众，党和政府领导群众贯彻减租减息政策，并将这个运动普及边区各地。1938年2月9日，边区政府即颁布了《晋察冀边区减租减息单行条例》，规定地主之土地收入，一律照原租额减收25%；债主之利息收入，一律不准超过一分（10%）。此外，额外附加一律废除，高利贷一律禁止。 1939年1月，聂荣臻在中共晋察冀分局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时又强调，要保障人民已得的利益，各地必须彻底实行减租减息政策。他明确指出，要从政治上压倒和在经济上削弱封建势力，这是根本措施。 由于党、政府和农会在群众中的工作日益深入，基本群众的阶级觉悟和政治地位大为提高，减租减息形成了广泛的自觉性的群众斗争。他们大量揭露了顽固不化的地主分子、汉奸特务分子，和违背统一战线及政府政策、法令的违法犯罪分子。 减租减息政策的贯彻，大大减轻了封建剥削对贫苦农民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人民的生活，使人民有了新的生机，从而对发动群众起了关键作用。 晋察冀边区减租减息政策的正确贯彻，使群众得到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抗日积极性大为提高。人们常常称赞晋察冀的群众发动得好，发动得成功。其实，奥秘就在于两项工作做得好：一是减租减息，使贫苦农民从经济上得到利益；二是实行民主，使他们在政治上得到自由。 晋察冀孤悬敌后，几乎得不到任何物资接济，因此聂荣臻非常重视组织军民生产。在他的倡导下，边区政府一开始就鼓励群众发展生产，植树造林，兴修水利，改良耕作方法，开垦荒地，多打粮食，支持抗日，改善生活。到1939年，又颁发了《奖励生产事业条例》和《垦修滩荒办法》，号召平原地区少种棉花，以防被敌人掠夺利用，要求各地多种粮食，发展手工业，尽量自织土布，以满足军需民用。有的地方还号召一人养只鸡，一户养头猪。 早在1938年初，边区便开始组织合作经济，建立各种合作社，群众自愿集资合股，实行民主管理。当时，合作社主要经营消费品和组织运输。1939年春，边区政府颁布了《合作社暂行规程》，使合作社经济进一步健全发展。群众性的互助合作经济，便利了农民的生产和交换，减少了奸商和高利贷的盘剥，而且有利于进行有组织的对敌经济斗争。 晋察冀边区还逐步加强了财政建设，健全了财政制度，保障了军需民用。根据地的军政费用，主要来源于“合理负担”、田赋和税收。聂荣臻说：由于我们的部队和干部，大多来自劳动人民，从朴素的阶级感情出发，一开始他们就提出，抗战的财政都要由有钱的地主、富农或工商业主负担。这样做显然不符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所以，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我们提出了合理负担的办法。怎么个合理法，都是宋劭文领导边区政府摸索研究出来的。他懂经济，又很钻研，工作很细，提出的办法得到边区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晋察冀合理负担的办法，开始时不分贫富，按每户全部收入折米计算，农户平均每人收入小米一石四斗以下的免征救国公粮，一石五斗至二石的征收3%；二石一斗至三石者征收5%；以后每加一石增1%，直增到20%为止。经营工商业的，按同样的比例缴纳现金或实物。后来，觉得免征点稍高，负担面窄了些，对统一战线不利，便降低了免征点，使负担面扩大到边区总户数的60%左右。 “救国公粮”由村政府征收、支付和保管。这样，村村有粮站，村村有仓库，可以到处取给，不误需用，还节省运输，减少了损失。部队、政府机关用粮，由政府按月按定量发给粮票，保障了供给。 采取这些措施以后，边区财政逐步走上轨道。聂荣臻曾不无自豪地说：自古以来，就有“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说法，我们在抗日战争时就不存在“粮草先行”的问题，部队基本上是走到哪里，便可以就地取得“粮草”供应。 晋察冀在发动群众进行政治、经济等各项斗争中，还大力加强了对群众组织的领导。根据地的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和儿童，都广泛地组织起来，使他们在抗日斗争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农会吸收和依靠贫雇农，并以贫雇农中的积极分子为骨干，团结广大农民，以各种方式支持抗日战争，这是八路军最可靠的群众基础。 边区青年在各条战线上是最活跃的力量，是党和军队的重要后备军。中共各级组织特别注意了对“青年抗日先锋队”的领导，通过这个半武装性的群众组织，使广大青年在对敌斗争和各项工作中发挥了有力的作用。 聂荣臻说：抗战时晋察冀的群众组织得很好，社会秩序井然，真可以说是做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程度。只要在边区，我们走到哪里都非常安全。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敌后不但站稳了脚跟，而且在强敌围攻中不断发展壮大，受到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的高度重视，并充分肯定了晋察冀边区各方面的斗争成就。 早在1938年3月29日，毛泽东在陕北公学的演讲中，就称赞过晋察冀所取得的成就：“如李白所说，‘大块假我以文章’，岂止大块地方可以做文章吗……115师副师长聂荣臻现在五台山造成一个抗日根据地，在平汉、平绥之间大唱其戏。一边喊：‘打倒王克敏’（王克敏，大汉奸，当时在北平任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委员会委员长。），一边喊：‘活捉聂荣臻’，打了好多回合，日本人打不过，便烧了老百姓好多房子。也好，烧了房子他自己也不能去，老百姓又好去当游击队。于是男女老少，全体动员，自卫军、少先队，又办学校，训练干部。几十个县城没有官了，于是建立抗日政府，且向热河打去……我们要在各地建立五台山，人山，各种根据地。”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主席团，1938年10月5日在致聂荣臻等人的慰问电中则称：你们“已经创造晋察冀边区成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这些都在华北抗战中已经和将要尽其极重大的战略作用，而且你们的经验将成为全党全国在抗战中最有价值的指南。” 8、盘点 此次反围攻作战由11月24日至12月22日，历时近1个月，共毙伤日军2000余人，缴获机枪10挺、步马枪312支、子弹5万发、马10余匹、电台1部、汽车和坦克各1辆。八路军伤亡640余人。 这次反围攻作战，是在根据地建立时间不长，主力部队少，群众抗日武装战斗经验不足等不利条件下进行的，由于晋察冀军民战前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坚决地执行了上级的指示，并在友邻部队的密切配合下英勇作战，粉碎了敌人的围攻，进一步鼓舞了边区军民的抗日斗志，锻炼了<u></u>抗日武装，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根据地，有力地打击了敌人，使晋察冀边区所辖发展到了30余县，部队发展到了2万多人，为尔后反围攻作战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战役结束后，晋察冀边区部队带着大量战利品，在父老兄弟姐妹们的欢呼声中凯旋。阜平一位年逾古稀、银须飘飘的老人兴奋得接连饮下三大碗家酿的枣酒，朗声大笑道：“聂司令员的部队，全是天兵天将，没有打不赢的仗！” 聂荣臻后来对记者谈到了首次反围攻的经验：“在一开头，我们对这样犀利的装备着现代武器如坦克、大炮及飞机的敌人，没有作战的经验。日本人以前也从来没有遇到一个像我们这样精于游击战术的敌人。为应付我们在他们后方的日渐增强中的威胁，他们用了他们传统的正面进击，借用陆地与空军的轰炸，意欲占领我们已经占领的一个据点。开始移动军队，向我们进攻。当他们占领了这地方，他们认为战争已告结束。不过我们只是撤离这一据点，以便包抄过去，进袭他们的后方。几乎时常是我们用切断他们和他们的根据地的交通线来强迫他们退走。这就是以‘土’克‘洋’。” 1、阎锡山未战先逃 120师的这些作战行动，有力地打击了敌人，配合了国民党军的作战，对敌占之大同、太原和同蒲铁路北段的交通构成严重威胁。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自强救国同志会”内的“左”倾进步人士于9月18日发起成立了“山西抗日救国同盟会”，阎锡山怕触怒日本帝国主义，更名为“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自任会长。10月下旬，阎锡山邀请共产党员薄一波主持“牺盟会”的工作。从此，中国共产党在山西同阎锡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即共产党员戴着山西帽子，参加阎锡山的官办团体，运用山西的某些进步语言，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在“牺盟会”的领导下，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太原一时成为全国抗日呼声甚高的城市，二十几个省市的数千名进步青年慕名到太原参加军政训练，为抗日战争开始后组建新军、开展武装斗争和创建抗日根据地做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准备。至此，阎锡山在拥蒋的前提下，基本上确立了联共抗日的路线。 根据八路军总部的部署，120师师长贺龙率领715团、716团、717团和718团2营，对忻县至太原之间的铁路、公路干线展开大规模的破击。仅在2月18日到27日的10天时间里，就破坏桥梁8座，拆毁铁路十余公里，连续攻占了平社车站、豆罗车站和石岭关、麻会等日军据点，歼敌400余人。同时，120师的714、719和718团主力在崞县、忻口、宁武间袭扰日军，歼敌百余人，炸毁火车3列、汽车十余辆。 在山西省西北部反击日军大规模围攻并收复失地。 拥蒋拒蒋，恐日抗日，反共联共，成了阎锡山制定各项政策需要考虑的关键问题，其中心是要打联共牌，抬高自己的地位，并增强自己的实力，以应付即将来临的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1938年1月，侵华日军为迅速打通津浦干线，自山西调出部分兵力增援东部战场。国民党第二战区为配合东线的防御，计划乘日军东调之际，反攻太原、石家庄，要求八路军予以配合。为此八路军总部决定以晋察冀部队在石家庄以北破击平汉铁路，129师破击正太铁路，120师破击同蒲铁路北段。 当时，在晋西北的国民党部队有4个军（骑兵第1、2军及第34、35军），但由于其缺乏战胜日寇的勇气，在日寇疯狂的进攻面前，有的一触即溃，有的不战而逃，不仅反攻太原的计划根本没有实现，反而把晋南重镇临汾也丢给了敌人。日寇长驱南下，直逼风陵渡，同蒲路全线沦入敌手，而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却带着一部分兵力逃之夭夭，退到陕西秋林地区。 1935年，红军在陕北建立了革命根据地，阎锡山开始了“思想防共，民众防共，政治防共，武力防共”，进而要用“九分政治一分军事来防共，七分政治三分军事来剿共”。他在山西还准备实行土地“村公有”，作为防共的根本办法；设立“防共保卫团”和“主张公道团”组训民众，“防共保乡”。 日伪军由平绥（今北京-包头）、同蒲（大同-风陵渡）铁路和太原至汾阳公路沿线各据点出动，分5路向晋西北发起围攻，企图压迫八路军第120师和国民党军晋绥军西渡黄河，并威胁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 阎锡山的反共是由来已久的。1921年，阎锡山听了侨居苏俄的山西商人的报告，便认为“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两个极端的错误，人类应谋求适中的制度”，逐召开“进山会议”。针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以“人群组织究竟怎样对？”为题展开讨论。之后，阎锡山支持蒋介石对工农红军的反革命“围剿”，曾派1个师赴江西参战。 阎锡山联共抗日，却未战先逃。由此可见，他拥护全面抗日的决心是那样的不可信。其实，阎锡山之所以采取联共抗日政策，其目的是想抬高自己的地位并增强自己的实力，以应付即将来临的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其本质仍然是反共的。 2、120师5个月扩大了3倍多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当局达成协议，将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1937年8月25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西北红军第27、第28军，独立第1、第2师和赤水警卫营及红军总部直属队一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120师，贺龙任师长，肖克任副师长，周士第任参谋长，关向应任政训处主任，甘泗淇任副主任。 120师辖第358、第359旅，教导团和骑兵营、工兵营、炮兵营、辎重营、特务营，全师共1.4万余人。 第358旅，卢冬生任旅长（未到职，张宗逊任代旅长、旅长），李井泉任副旅长，辖第715、第716团。 第359旅，陈伯钧任旅长，王震任副旅长，辖第717、第718团。 9月3日，贺龙率师部、第358、第359旅（欠第718团）及教导团等部8200余人，从陕西省富平县出发，经韩城县芝川镇东渡黄河，开赴山西省抗日前线；陈伯钧率第359旅第718团和师特务营、工兵营、炮兵营、辎重营留守陕甘宁边区，归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建制。 9月下旬，贺龙率师部和第358旅进到晋西北地区；王震率第359旅进到五台、平山地区，发动群众，创建抗日根据地。9月底，第120师以第358旅第716团第2营为基础组成雁北支队，宋时轮任支队长。该支队深入雁门关以北同蒲铁路（大同-风陵渡）以西日军占领区，开展游击战争。以师政训处和教导团700余人组成地方工作团，在关向应的率领下，分赴岚县、岢岚、静乐、兴县、五寨等地，开展地方工作。第359旅亦组成地方工作团分赴平山、井陉地区，发动群众，扩大部队，组织抗日武装。 第120师主力于9月28日在神池、八角堡地区集结后，在以第358旅开展雁门关南北、同蒲铁路北段抗日游击战争，配合正面战场国民党军保卫忻口、太原的同时，10月1日由师政治委员关向应率政治、后勤机关和教导团等，共700余人组成地方工作团，分赴晋西北地区的兴县、保德、河曲、偏关、神池、宁武、静乐、岢岚、临县等14个县。 10月6日，毛泽东电示贺龙、肖克指出：“估计敌人深入后，在后方的兵力，只能守主要的据点，企保持其交通线。”故你们目前的任务是：“开展游击运动，创造抗日根据地。”“主要的是繁殖游击队、义勇军”和“组织若干游击小组”。（《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74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11月，中共晋西北临时省委成立，马林（后赵林）任书记，统一领导晋西北、大青山两个地区的抗日斗争。接着，中共晋西北临时省委和工作团在牺盟会、战动总会的支持下，积极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动员和武装群众；组织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等各种团体的抗日救国会，建立各级战地动员会；成立了岢岚、静乐、临县、兴（县）岚（县）保（德）等县委或地委；吸收散兵游勇，扩大人民武装，发展主力部队。仅晋西北各县组织的游击队和自卫军，就发展到约1.1万人。 11月8日太原失陷后，在华北国民党军正规战争业已结束、以八路军游击战进入主要地位的形势下，第120师主力遂在晋西北全境展开，准备长期坚持游击战争。其具体部署是：以张宗逊率第358旅一部兵力，进至太原、交城、古交镇地区；以贺炳炎、廖汉生支队活动于吴城镇地区；以王震率第359旅进至崞县至忻口一线；以雁北支队进至怀仁、口泉地区；以王兆相率警6团进至偏关、右玉地区活动，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进一步发动群众，扩大主力部队，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战动总会在晋西北68县成立了县、区、村各级动委会组织。1938年1月，中共晋西北临时省委正式改为晋西北省委，主要领导人未变。 至此，偏关、右（玉）平（鲁）、大（同）怀（仁）左（云）、朔县等一批抗日民主政权建立，标志着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初步形成。 同时，新建立了5个团：学兵团，团长刘开锡，政治委员曾祥煌；忻（县）崞（县）独立团，团长顿星云，政治委员彭德大；平山独立团，团长陈宗尧；崞县独立团，团长贺庆积，政治委员陈文彬；侯马独立团，主官不详。 1938年1月，第120师进行整编：将上述新部队编入第120师，使两旅3个团扩大为每旅3个团，雁北支队扩大为5个营。以忻崞独立团改编为第358旅第714团，团长顿星云，政治委员彭德大；平山独立团改编为第359旅新的第718团（原第718团改为八路军后方留守处警备第8团），团长陈宗尧，政治委员罗章；崞县独立团改编为第359旅第719团，团长贺庆积，政治委员陈文彬；侯马独立团分别补充各团；神池、五寨地区的游击队改编为师独立第1支队，支队长杨嘉瑞，政治委员戴文彬。至此，全师由东渡黄河、出师抗日时的8227人，发展到25454人，扩大了3倍多。 其中，第358旅为9500人，第359旅为9480人，雁北支队为2960人，独立第1支队为1626人，教导团为707人，学兵团为1181人。全师共有步枪4451支、马枪559支、驳壳枪652支、手枪102支、自动步枪2支、手提式枪426支、重机枪32挺、轻机枪236挺、花机关枪4挺、迫击炮15门、手榴弹14648颗、马刀172把、刺刀444把、骡805匹、马134匹。 6月前后，在一些县游击队的基础上，组建了5个独立支队：第2支队，支队长毛少先，政治委员胡全；第3支队，支队长曾来古，政治委员陈远波；第4支队，支队长康干生；第5支队，支队长孙春荣；第6支队，支队长王宝珊，政治委员胡一新。至此，第120师发展到2.9万余人。 3、国民党军一触即溃丢7城 由于八路军在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建立和扩大根据地，对敌后方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日寇为巩固其后方，配合对晋南的进攻，于1938年2月中旬，集中1.2万人的兵力，向晋察冀根据地发动了4路围攻，同时又纠集日伪军1万余人，向晋西北根据地发动了全面进攻。 2月下旬，驻大同的日军第26师团黑田旅团8000余人，会同伪蒙军李守信部3000余人，兵分3路，从北面向晋西北根据地进犯。第1路为千田联队，由朔县出动，进占宁武、神池后，又分成两股，一股向西，于28日进占黄河渡口保德，一股经义井南下，向五寨、岢岚进攻。第2路为竹内联队，由井坪出动，先后占领偏关、河曲，并以少数兵力西渡黄河，侵占了我陕甘宁边区的府谷。第3路为伪蒙军李守信部，由绥远南犯，进占清水河后，也进入偏关县城与敌竹内联队会合。 临出发前，日寇第26师团师团长后宫狂妄地叫嚣：“本师团要一举歼灭河曲、五寨、偏关附近之反日根据地。”黑田旅团长也对其部下扬言：“这次进攻晋西北的目的，在于逼迫华北共军西渡黄河，占领晋西北各县，消灭正在发展的反日游击战争。”要求部下发扬武士道精神，“勇武竟进”，“预期1月内”占领晋西北各县。 与此同时，在太（原）汾（阳）公路集中的日军第109师团，也兵分2路向西进犯。第1路2000余人进占离石后，于26日进至黄河东岸的军渡、碛口，并隔河炮击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的河防阵地；另1路由文水、交城出动，占领岔口、古交、河口地区后，向娄烦进犯。 南北两面的日寇同时将进攻的目标指向河西，摆出一副要进犯陕甘宁边区的架势。实际上，日寇这是在搞“声东击西”，其真实意图是想围歼晋西北120师主力或逼迫120师西渡黄河，扫除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以保障其后方的安全。 日军5路进犯，此时驻守晋西北地区的国民党军有4支，即赵承绶的骑1军，驻静乐；郭宗汾的第71师，驻岚县东村；傅作义的第35军，驻临县；何柱国的骑2军，驻偏关以北。 当这4支国民党军在与日军接战时，除傅作义部的第35军，在方山、临县、娄烦地区稍行抵抗外，其余部队早已逃之夭夭。于是，晋西北的宁武、岢岚、五寨、神池、保德、河曲、偏关7城相继落入敌手。 这时，120师按八路军总部指示，为配合驻晋南的国民党军反攻太原，正战斗在破袭同蒲路崞县到阳曲段上。 毛泽东以他那锐利的眼光看清了日军的真实意图，立即电告贺龙：“敌分5路包围120师及傅作义军，企图压迫我军渡河情况已明，但每路敌力均不大，我贺师应与傅作义协力各个击破之。”“如觉王旅和张旅单独作战不能击破敌之1路，而集中则能击破1路，则以集中打1路为合宜”，“目前重点在坚决击破正向静乐、方山、五寨三点前进之敌，必须击破此3路中之1路或2路，方能破坏敌之包围计划，巩固晋西北根据地，策应其他区域之作战”。 接到毛泽东的指示后，贺龙立即召开军事会议，对当时的形势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研究。从当时日寇的兵力分布看，南面之敌只起配合作用，北面的3路敌人是日寇的主力，其中的1路千田联队，进攻矛头直指我根据地腹地，在敌“围攻”部署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对我危害最大。我如能给其有力的打击，必能给整个进犯敌军以较大震动，对粉碎敌之整个“围攻”将发生决定性作用。而且这路敌人在占领宁武、神池后，又分为两股，一股向五寨、岢岚进犯，一股向三岔堡、保德进犯，兵力比较分散，彼此难于互相支援。特别是进犯五寨、岢岚的这股日寇，已经深入我根据地腹地，远离其后方据点，战线拉长，补给困难，更显得孤立突出，并且其翼侧已完全暴露，便于我军集中兵力，聚而歼之。同时，五寨、岢岚地区的群众基础比较好，地形条件也对我军十分有利。 根据上述分析判断，贺龙当即决定集中2个旅的主力，首先打击进占五寨、岢岚之敌，收复两城，尔后向神池、宁武方向展开进攻，并将部队作了部署：第359旅第717团、第718团2营，在当地游击队的配合下围困岢岚城；第358旅第715团和第716团迅速从离石以西地区赶到岢岚以北地区，截断五寨至岢岚的交通，打敌援兵。当岢岚之敌北撤时，则集中2个旅主力相机歼灭该敌于运动中。警备第6团继续留在沿河一带，协助河防部队进行警戒，并牵制偏关、河曲、保德之敌；独立第1支队及师骑兵营，活动于神池至义井间的交通线上；第719团进至宁化堡附近，袭扰宁武之敌；第718团主力监视原平、忻口之敌；第714团在北小店及阳曲以西山地活动；雁北支队在平鲁、朔县、清水河之间地区活动。 4、贺龙向国民党军将领“求援” 贺龙下达作战命令后，120师各参战部队立即开始进行紧张的战前准备。此时，国民党晋绥军的第34军和骑兵第1军就驻扎在120师师部附近。为了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争取国民党军一起并肩作战，贺龙提出：“这次作战行动影响较大，应该集中国共两党在晋西北的全部兵力，将日军赶出去。” 不料，话音未落，有人便反对说：“国民党军队已经被日本人吓破了胆，还是我们自己打吧。”“鬼子一来，国民党军就跑，怎么能跟他们协同作战呢？” 贺龙耐心地说道：“对于友军要主动团结，他们不想打要想办法把他们推上抗日战场，这也是个统一战线问题，我主张联合国民党军一起来打，他不干，就拉起他来打。我们来把赵承绶、郭宗汾统一过来。” 随后，贺龙亲自去拜访了郭宗汾和赵承绶。 这天，郭宗汾坐在太师椅上闭目养神，忽报八路军120师贺师长到。郭宗汾听罢一怔，随即心中便有了数。 “贺将军屈驾光临，小弟倍感荣幸，不知尊意……”郭宗汾话音未落，贺龙便开门见山地说道：“我来求援了，早就听说郭军长麾下兵强马壮，眼下日本人来势凶猛，还请郭军长念民族大义，出兵……” 没等贺龙说完，郭宗汾便插了上来：“贺将军太客气了，抗日救国，责无旁贷，小弟见晋西北父老乡亲遭此苦难，也是茶饭无味。只是小弟手下兵少将微，自身尚且难保，怎敢言战？” 贺龙笑道：“郭军长不必过虑，贵军只担任一些策应、掩护任务即可以了。” “贺将军”，郭宗汾哭丧着脸说道，“你看，我的1个师连自己的1个炮兵营都不能掩护，如配合贵军，岂不误了大事。” 贺龙见郭宗汾反复推脱，便说道：“郭军长先考虑一下，日后到岚县，我们再具体商量。”贺龙离开东村镇，与关向应、甘泗淇、王震等人又来到了静乐县国民党骑兵第1军军部，商请军长赵承绶出兵参战。 一见面，赵承绶向贺龙作了两个揖说：“啊呀！贺师长，你可来了。你们再不回来，我也要走了。” 贺龙说：“赵军长，你不要走，我们一起打。有1个月的工夫，便可以恢复北边了。” 赵承绶面带难色：“贺师长，我100个骑兵，只能抽出30个人去打仗，要70个人看马。我怎么去打？” 贺龙说：“赵军长，我们都驻在晋西北。这个时候要同舟共济，不能一走了之啊！” 经过反复劝说，赵承绶答应出一个炮兵连带两门炮配合八路军作战。 当谈到战役指挥时，贺龙向赵承绶说：“你是军长，我是师长，当然应该由你来当总指挥喽！” 赵承绶难为情地说：“我这个军长的老底，你还不清楚？你当军长的时候我还是个小连长，我怎么能指挥你的部队呢？” 两人推来推去，最后决定由两人共同指挥，并由王震担任前线指挥。 3月9日，赵承绶、郭宗汾来到岚县120师师部，同贺龙、关向应、肖克等人一起开了会，订了个计划，这个计划规定：71师1个旅佯攻岢岚；120师主力位于五寨、岢岚大道以东适当地点，以一部于大道以西打五寨可能增授之敌；骑1军置于神池、五寨之线西北，打击神池、五寨间来往之敌；战动总会游击队在保德、三岔堡一带活动，归120师指挥。 然而，赵、郭皆无真实抗敌之意。战斗一打响，赵承绶派两个炮兵连带了两门山炮来配合120师，在神池、五寨以西也派了一点兵，应付差事。郭宗汾则推三推四，一兵未发。 5、成功的“围点打援”战法 贺龙同赵承绶、郭宗汾尚未谈妥，作战计划尚未制订时，贺龙便已决定了这次战役从打岢岚开始。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贺龙回到岚县后的第二天，即3月5日，王震率359旅两个团到达岢岚地区。贺龙便命令王震立即把岢岚城围困起来，加强侦察，摸清敌情。 几天以后，王震向贺龙报告，岢岚城驻有千田联队的1个大队和部分骑兵、炮兵及工兵，大约有千把人。由于侵占时间不长，防御设施尚未完备。岢岚城四面环山，城内没有水源，一切生活用水都取之于南门外的一条水沟。贺龙想：这倒是个可利用的条件，只要控制住城四周的高山，把敌人困在城内，他们断了水，便无法死守，一定得出城去。只要日军出了城，仗也就好打了。因此，他做出了先打岢岚的决定，命令359旅加紧围困，切断水源和交通，逼敌出城。 岢岚城为晋西门户，前临岚猗河，背靠岢岚山，形势险固，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也是此次日寇进犯晋西北根据地重点要夺取的城镇。日军占领该城后，即将千田联队的1个大队及骑兵、炮兵、工兵各一部，共1000余人留驻于城内，加强城防，构筑工事，作长久占领之计，企图连接宁武、朔县、大同一线，作为进犯晋西北根据地的桥头堡。 为夺回这一重要据点，根据预定作战部署，贺龙指挥359旅于3月7日迅速占领了岢岚城外四周的制高点，尔后，居高临下，不断向岢岚城发起袭扰攻击。同时，以一部兵力打击出城取水的敌人，切断城内的敌人与外界的联系。这样一来，城内守敌不仅粮食弹药无法补给，就连饮水也十分困难了。 八路军连续围城3个昼夜，不停地袭扰城内的敌人，使城内守敌极度恐慌，饥渴交加，被迫于10日午后3时许弃城向五寨方向逃去。贺龙立即命令359旅717团跟踪追击，同时命令已进至岢岚东南新家湾、寇家村地区的358旅星夜向岢岚与五寨之间急进，截击北撤之敌。 当晚，岢岚之敌逃到岢岚与五寨间的三井镇时，发现358旅正向五寨以南运动，于是不敢继续前进，在三井镇开始构筑工事，企图依托北端寨子顽抗，固守待援。但驻扎在五寨的日寇见八路军主力正在集中，也不敢贸然出城接应三井镇之敌。这时，359旅717团迅速追至三井镇附近，将逃敌再次包围起来。贺龙也连夜赶到三井镇以南前沿阵地亲自指挥作战。 此时，残敌已不足1个大队，且系惊弓之鸟，疲惫不堪。为了不给残敌以喘息机会，贺龙指挥717团一鼓作气，连夜向三井镇之敌发起猛攻，与日寇展开激烈巷战，只杀得日寇鬼哭狼嚎，四处逃散。717团乘势攻占了三井镇大部地区。 战斗中，1连2排排长杨时雨率领全排战士，冒着日寇的枪林弹雨，一举冲到了正向我射击的敌炮兵阵地，捣毁敌炮兵阵地，并缴获了1门山炮。 三井镇之敌在717团的勇猛打击下，伤亡过半，剩下300余人，龟缩到镇北端几座坚固房子里，负隅顽抗。次日拂晓，717团再次发起攻击，不料就在这时，赵承绶派来的那2门山炮，突然向三井镇盲目射击，严重妨碍了717团的最后攻击，日寇乘机突出重围，朝五寨方向拼命逃去。 听到日寇突围的消息，贺龙又气又恼：“简直是乱弹琴，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随即下令：“立即追击！”359旅717团根据贺龙师长的命令，尾追逃敌至五寨城下。就在这时，358旅也赶到五寨城郊。于是两支部队合兵一处，将五寨城团团围住。 此时，五寨之敌连同岢岚逃进之敌共1000余人，两部日寇会合后，于次日即纠集400余人，出城向120师围城部队反扑过来，妄图乘八路军立足未稳之机夺路而逃。不料刚刚走到城南5公里的河湾村附近，就被358旅的715团迎头击退。715团乘胜追击，于当夜袭取五寨城南关。于是，日寇只好退缩到城内，加强防御工事，准备作持久抵抗。 对于五寨之敌怎么打？当时出现两种意见，一种主张强攻，一种主张围困。120师师长贺龙在认真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后，冷静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五寨城墙坚固，守敌兵力较强，且有义井镇、三岔堡等据点互相策应，我军炮火不足，不利强攻。但是五寨县城处于晋西北根据地的中心地区，这个钉子不拔除，对我根据地的巩固和建设十分不利，所以必须尽快把敌人的这个钉子拔掉。 根据这种情况，贺龙决定继续运用收复岢岚的经验，采用“围点打援”的战法，即以少部兵力围困五寨城，主力集中在五寨至神池之间，相机歼灭来援或逃跑之敌。于是，3月16日，贺龙下令：359旅718团2营和当地游击队对五寨城实行围困；359旅717团集结于五寨与三岔堡之间，358旅进至神池与义井镇之间。这样就截断了五寨与其他据点的联系，将五寨守敌孤立起来。同时，贺龙还下令警备第6团继续袭扰、牵制偏关、河曲、保德之敌；独立第1支队及师骑兵营活动于利民堡、清水河之间，牵制敌人的援军。 果然不出所料，当得知五寨之敌被围之后，神池、义井镇、三岔堡的日寇纷纷出动，前往增援解围。3月17日下午，当358旅进至义井以南虎北村、山口村地区时，与由神池出动企图解五寨之围的日寇千余人突然遭遇。358旅的勇士不顾连续行军作战的疲劳，立即抢占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向援敌发起猛烈攻击。许多战士打着赤足在雪地上与日寇展开白刃格斗，激战6个小时，歼敌300余人。 日寇在358旅的猛烈打击之下，边打边退，最后窜入义井镇内，358旅亦跟踪追击到义井镇。翌日，原驻防义井镇的日寇与逃入之敌纠集拼凑了步骑兵800余人，出城向358旅猛烈反扑，再次被358旅的勇士击退，一部逃回义井，一部逃往神池。同日，三岔堡之敌也出动200余人，企图增援五寨城，不料途中又遭717团的伏击，援敌见势不好，丢下数十具尸体，狼狈逃回老窝。至此，敌各路援兵均被击退，五寨之敌已成瓮中之鳖。 与此同时，120师担任袭扰任务的部队也取得了较大的战果。雁北支队3次袭击井坪镇，攻占了威远堡，破坏了朔县至马邑之间的铁路桥；警备第6团连日袭扰河曲、偏关、保德之敌，使其无力东顾；师骑兵营及地方游击队连续破袭三岔堡、神池、朔县的交通；719团在神池、宁武间破击敌人后方交通，威胁同蒲铁路的运输，牵制守敌。这样，就使侵入晋西北根据地的各路日寇均陷入了进退维谷、朝不保夕的境地。 日寇在晋西北根据地军民的连续打击下，处境日益不利，其消灭八路军120师或压迫120师退过黄河的企图早已成为黄粱美梦。相反，日寇自己的后方却受到八路军日益严重的威胁。万般无奈，在3月20日，日寇被迫从晋西北根据地开始全线撤退。当日，偏关、河曲、保德及五寨之敌皆弃城向东撤退，八路军不战而收复4座县城。 为了扩大战果，痛击入侵之敌，贺龙又指挥120师主力在日寇撤退的道路上连连设伏。20日，保德与三岔堡之敌会合后，于21日向神池撤退，行至田家洼，遭到717团的伏击，该敌被歼一部后，窜入义井镇。这时，五寨之敌也逃入义井镇。贺龙机敏地判断，敌将继续东撤。于是，令358旅进至义井以东凤凰山设伏。 果然不出所料，3月22日夜，猬集于义井的日寇3个大队，开始向神池方向仓皇撤退，行至凤凰山附近，进入358旅的伏击圈。358旅乘敌不备，以突然动作向敌行进纵队猛冲，歼敌300余人，击毁汽车数辆。日寇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打得晕头转向，不敢恋战，连夜逃往神池。358旅一鼓作气，跟踪追至神池城下，准备协同359旅攻城。23日，城中的日寇惧歼，于当日下午弃城逃往朔县。这样，神池县城也回到了八路军手中。 收复神池之后，晋西北根据地内仅剩宁武一座孤城尚被日寇盘踞。宁武县城位于三关之中，地处同蒲路北段，南控静乐、娄烦，北连朔县、大同，是阳方口以南的一个重要车站，日寇进犯山西以来曾多次出兵争夺，均未得手。此次日寇夺占后，即以重兵防守，修筑工事，以作长久占领之计。企图以宁武县作为控制同蒲路北段及阳方口公路的桥头堡。 极富军事斗争经验的贺龙一眼就识破了日寇的伎俩。贺龙一针见血地指出：鬼子集结兵力，退守于宁武，企图依据宁武的险要地形，在我晋西北门口安下一座桥头堡。我们一定要砸烂鬼子的如意算盘，干净、彻底地把鬼子赶出晋西北！ 根据宁武敌军的守备情况，贺龙决定继续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法，完全切断宁武与外界的联系，造成关门打狗之势，迫使宁武之敌不战自乱，不攻而走，造成八路军在运动中歼敌的良好战机，一举收复宁武县城。具体部署是：358旅716团和359旅718团2营负责围困宁武县城；358旅715团进至宁武以北、同蒲路西侧的斗沟地区；359旅717团、719团进到同蒲路东侧的南庄子、前石湖、张孙沟地区，切断宁武与阳方口之间的联系。 这样，宁武之敌就落入120师四面包围之中。在120师围城部队连续的袭扰打击下，处于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宁武之敌，只好用黑豆充饥，杀战马解渴，如同热锅上的蚂蚁，连连告急求救。见此状，驻大同的敌酋只好放弃原来的打算，令其弃城突围。 为了接应宁武守军突围，31日，阳方口之敌出动步骑兵600余名，在飞机掩护下，前往宁武增援。援敌来势汹汹，大有一举突破八路军围城部署之势。然而当其行至石湖河、麻峪一带时，遭到359旅的迎头痛击，伤亡惨重，只得放弃救援企图，窜入石湖河镇进行顽抗。与此同时，宁武被围之敌见有援兵增援，像盼到了救星，千田联队长亲自率领500余名日寇杀出宁武城，向359旅侧后攻击，企图前后夹击，一举打通突围道路。358旅715团主动出击，协同359旅夹击出城之敌，激战终日，歼敌300余人，敌千田联队长也身负重伤。 同日，原平之敌也出动千余人马，前来增援。按预定部署，早已等候在神山、上阳武地区的718团奋起阻击，援敌尽管使出浑身解数，也未能前进半步。与此同时，八路军雁北支队不断袭击平鲁、吴家窑、清水河和井坪镇等地，使朔县之敌不敢轻举妄动。至此，敌我双方在宁武为中心的南北两面同时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听着方圆几十里隆隆不绝的炮声和炒豆般的枪声，贺龙禁不住开心大笑起来：“来得好哇！看来后宫这小子还真舍得下本钱呢！不过，这笔赌注可有点儿下得迟了！” 经过1天的激烈战斗，尽管日寇的南北两路援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始终未能和宁武守敌会合，黄昏时分，两路日寇见救援无望，只好拖着几百具尸体，狼狈地逃回原驻地，千田联队长也带着残兵败卒逃回宁武城内。 战斗刚刚结束，贺龙判断：由于敌寇大规模的增援计划未能得逞，宁武之敌必然孤注一掷，狗急跳墙，冒险突围。于是，下令各部队要紧缩包围圈，严加警戒，随时准备歼灭突围之敌。 正如贺龙所料，4月1日晚，宁武之敌再也忍受不住饥渴之苦，连夜冒死突围，以多路纵队沿同蒲铁路向北逃窜。贺龙立即命令部队奋起直追。358旅、359旅分别在石咀子、石湖河附近各自追歼逃敌一部。最后所剩残敌在阳方口之敌接应下逃回朔县。这样，宁武县城也收复了。 6、贺龙被人告状 八路军120师各部队，在贺龙的出色指挥下，38天收复7城和大片国土，肃清了晋西北根据地内部的敌人，扩大了八路军、共产党的政治影响，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稳定了晋西北战局。 然而，就在八路军收复晋西北7城后，阎锡山却令他的部下强行占领这些失地，并下令不准八路军在晋西北筹粮筹款。这样，在晋西北根据地就出现了国共两党力量对抗的局面。而中央1937年的“十二月会议”的“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精神，对120师中一些人却起了影响，他们幻想用迁就的办法来维护统一战线，对阎锡山进行让步。 此时，贺龙坚决不从，他说：“什么一切服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这明明是捆自己的手脚，不让八路军筹粮筹款，这不是饿死、困死自己么？”关于这个问题，贺龙于1962年回忆称： 关于统一战线的问题临汾会议有争议，而且是大争议。第二次会议，少奇同志也参加了。这时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问题，我说：咱们要把手捆起来，要缴枪了，你说我们还搞什么呢？没有主动权了嘛！说“不要挖人家的墙脚”，不要“搞政权”，不要“搞军队”，“军队不要发展党员”，那就是一系列的东西了。你看神池、宁武、偏关，一直连管涔山上、岚县、岢岚这一片我们建立的政权都交给人家，把我们县长撤走，人家的县长派进来。 120师不发展，晋西北不发展新军，去发展旧军，一系列的投降主义就来了，两次会议都有争论；第一次是洛川会议以后，第二次就是传达国际路线嘛！就是王明的那一套。搞这些东西，没有得到中央同意的，中央没有批准，糊里糊涂地把政权交了，糊里糊涂地扩大了旧军…… 我们打宁武，缴了两门炮，这是阎锡山丢的，我们从敌人手里夺回来，又发给人家，阎锡山脸皮也厚，他派人把这两门炮拉走了。在太原他发给18集团军两门炮，我们打宁武缴的两门还送给他，你看这是什么搞法……回到岚县就反我，政治部是中心，司令部我是光杆，我住的房子很冷，不会烧炉子，把焦炭整个放到炉子里烧不着。我干什么？我搞修械所。 由于贺龙在统一战线的问题上与别人有不同认识，有几个人便给中央领导写了信，告了贺龙一状，并提出应把贺龙调中央党校学习。 毛泽东就这事同关向应谈了话，批评了信上对贺龙的错误看法。毛泽东说：“2方面军谁是旗帜？是贺龙。贺龙同志有三条嘛，一、对敌斗争坚决；二、对党忠诚；三、联系群众。”事情就这样过去了，1942年延安整风时把这事提了出来，一些人还为此做了检讨。 贺龙率120师收复7城后，在晋西北就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局面：在群众团体和社会团体的力量方面，120师占优势；在军事方面，120师是骨干和模范；在政权方面阎锡山占优势；在军事政权结合上，阎锡山占优势。 7、盘点 此次战役，第120师共毙伤日军1500余人，缴枪200余支、汽车14辆、骡马100余匹，收复宁武、神池、五寨、岢岚、保德、河曲、偏关等7座县城，挫败了日军的大规模围攻，巩固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对保卫陕甘宁边区有重要意义。 120师在此次战役中伤亡数目是：358旅580人，359旅897人，宋支队47人，警6团39人，总计此战役全师伤亡1563人。717团政治委员等6名营以上干部英勇捐躯…… 晋西北军民历时38天的反敌5路围攻斗争，以八路军120师驱敌出晋西北根据地，收复7城，大获全胜而告结束。这次战役是在日寇进攻面前，国民党军队节节溃退的情况下，八路军120师独立进行的。 这一仗打得干净利落，打出了八路军的威风，削弱了日寇的锐气。这一仗不仅收复了7座县城和大片国土，肃清了晋西北内部的敌人，而且人民群众也真正看清了谁是真抗日，谁是假抗日，从而，使共产党、八路军在晋西北人民群众中的威信空前提高，晋西北根据地也从此更加巩固。 所以这次战役是对进一步贯彻党关于抗日的各项方针政策，对创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有决定意义的一个战役。这次作战的胜利也再次证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全体军民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充分发挥我人民战争的威力，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能够战胜它的。 战后，毛泽东代表党中央于4月10日致电贺龙等领导同志表示祝贺。电报指出；“努力奋战，击破敌人整个进攻，取得伟大胜利，中央诸同志闻之极为兴奋……望巩固内部团结，加紧整理训练，争取新的胜利，配合友军巩固根据地，坚持华北抗战，在抗战中完成自己的战略任务。”战役胜利的经验主要有： 1.在战役指导上，坚决贯彻了毛主席关于“主要是游击战，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以及“集中主要兵力打破敌人一路”的作战原则。保证了战役中能正确运用兵力和实施正确的组织指挥。同时，在战役部署上，正确选择战役方向。从当时敌情看，北面三路敌人是主攻，南面汾离公路之敌为辅助进攻，因此，我将战役方向选择在岢岚、五寨方向。因为岢岚、五寨之敌已深入我内地、远离后方，补给困难，战线延长，兵力分散多孤军突击，侧翼暴露，利于我集中兵力各个歼灭；地形有利，群众条件好，便于我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岢岚、五寨方向既是敌之弱点，又是它的要害，对我也是威胁最大的一路。我把战役方向选在这里，既抓住了它的弱点，又击中了要害，可收突破一点打开全局之效。 2.在战术上，集中兵力，形成拳头，抓住有利战机，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战役过程中，我以一部兵力围困敌占城镇和据点，迫敌撤退，或诱敌增援。我始终掌握两个旅的主力于机动位置，在游击队的配合下，先后在岢岚、五寨之间，五寨、神池之间；宁武、阳方口之间采用围城打援、袭击战、伏击战等战术，大量歼灭敌人。同时，我以一部兵力在外线分散活动，钳制了大量敌人，紧密配合我内线主力部队的作战，保障了战役顺利发展。 3.坚持我军独立自主的原则。在反“围攻”战役期间，晋西北虽有国民党的4个军，但它们避战观望，望风溃逃。我120师，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下，独立自主地进行作战，在寒冬季节里，连继作战40多天，付出了伤亡1500余人的重大代价，发扬了我军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英勇顽强、前仆后继、连续作战的优良的战斗作风，赢得了战役的重大胜利，同时也扩大了我军的声誉。 4.战斗中，在晋西北党的领导下，各地动员委员会、牺盟会和广大人民群众，大力支前，参加各种战勤工作，为我军传递情报，封锁消息，配合作战，在物质上给我军有力的支援，精神上也给予极大的鼓舞，为我军取得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昔日对手成朋友 彭德怀在会上作了关于东路军作战纲领的报告。 为了解除抗日军民给其侵入晋东南日军的后方补给造成的威胁，调集3万余人分9路向晋东南地区大举围攻，企图将八路军第129师等部和在这一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围歼于辽县、榆社、武乡一带。 彭德怀的报告感动了与会将领们，特别是早年追随孙中山、在西安事变中又积极支持张（学良）、杨（虎城）义举的169师师长武士敏。他积极抗日，但部队旧习气很重，军民关系不好，使他十分苦恼。饭后，彭德怀到各处看望，武士敏向彭德怀倾吐心曲，长谈竟夕。以后，他对人说：“当了几十年的兵，真正懂得为国报效，是在小东岭会议上听到了彭副总司令的教诲后才认识的。从此，我才懂得怎样做一个真正的军人。”此后，武士敏学习八路军的经验，与八路军亲密合作，部队改观，在中条山坚持抗日，直至1941年5月在对日作战中壮烈殉国。 彭德怀在报告中向友军详细讲解运动战和游击战的战术，部队的政治工作、民众工作、敌军工作和建立根据地的要求等，同时向将领们提出希望。 针对国民党将领对八路军官兵同心、军民团结的钦慕，彭德怀说：“士兵与长官要风雨同舟，尤其是长官与士兵间的生活距离应尽量缩小……与士卒同艰苦，是团结部队的重要条件之一。”“对待民众有几件基本的事，就是实行买卖公平，说话和气，借物要还，损物赔偿，离开驻扎地时，实行纪律检查。我们只要做到这几项，就可以获得民众的好感与帮助，军民也就可以慢慢团结一致了。” 在详细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形势后，彭德怀要大家接受南京、太原沦陷的惨痛教训，采用新的作战原则：实行战略上的防御战，战术上的进攻战；战略上的持久战与消耗战，战术上的速决战与歼灭战；运用运动战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发展游击战以造成我基干军队在运动中大量歼敌的机会。 为反击日军大规模围攻。 1938年2月，日军从太原沿同蒲路两侧大举南下，正面战场呈瓦解之势，阎锡山、卫立煌对在同蒲路东正太路南的国土和各部队实际已无法顾及，遂将分散在这一地区的中央军、地方军和八路军129师、115师344旅，决死队的1、3纵队，划为二战区的东路军，请朱德、彭德怀分任总、副指挥。 小东岭会议是山西战场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规模最大的一次高级军事会议，也是以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思想为指导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为以后粉碎日军对晋东南的9路围攻奠定了基础。 为鼓励和帮助友军坚持山西，3月24日至28日，朱德、彭德怀在沁县以南的小东岭召开东路军将领会议。国民党将领李家钰（第47军军长）、李默庵（第14军军长）、曾万钟（第3军军长）、朱怀冰（第94师师长）、武士敏（第169师师长）、赵寿山（第17师师长）、八路军将领刘伯承、张浩、徐海东、李达、王新亭和决死队薄一波等38人从各地赶来开会。阎锡山和卫立煌的代表、蒋介石的联络参谋也赶到会所。 3月1日，彭德怀从高平前线赶回驻安泽县南山交镇的八路军总部，带回了国民党友军的情况：徐州吃紧，潼关告急，蒋介石恐华北日军南下，增加中原战场的压力，严令华北各军一兵一卒不许过黄河，全部留在山西打游击。但国民党将领从来没有打过无后方的仗，对运动战、游击战更感神秘莫测，十分惶恐，希望得到八路军的帮助。 针对一般国民党将领的封建性统御，彭德怀忠告他们：要了解、巩固、团结部队，须从实行合理统御，自觉纪律，禁止打骂，及与士兵同艰苦做起。要解释、说服、规劝、感动、以身作则去统御部下，而避免威吓、打骂、欺骗和无理由地服从，要使士兵知道为什么要守纪律，自觉地去遵守纪律。 一周前，毛泽东、任弼时曾致电朱德、彭德怀，要八路军力劝近百万友军“万万不可过河”；要八路军和友军协同坚持晋南晋西战局，转入外线，反过来攻敌之背。 2、刘伯承用兵如神 28日，是小东岭会议的最后一天，朱德介绍了当前形势和敌情后，大家对任务和方针进行了讨论。彭德怀和左权代表共方先后发了言。 左权话音刚落，一位年约40岁的中将就高声说：“报告朱将军，我发言。”朱德抬头一瞥，微笑着说：“啊，是赵寿山军长，请讲。” “刚才听了朱将军、彭将军、左将军的报告和发言，顿开茅塞，受益匪浅。”赵寿山一字一句地说，“我同意朱彭左三位将军的见解，对付敌人的9路围攻。必须采用灵活战术，尽量避免单纯呆板的阵地防御战。我军在娘子关战斗中失利的原因之一，就是战术不灵活……我们很想学习八路军的游击战术，可惜思想不统一，又没有教材。今天，八路军的游击战专家刘伯承将军来了，我提议，请刘伯承将军给我们介绍游击战经验，诸位将军意下如何？” 接着，第169师师长武士敏、第47军军长李家钰等人也提出要刘伯承介绍经验。于是，朱德对刘伯承说：“伯承，友军对游击战那么感兴趣，你就说说吧！” 刘伯承见推辞不了，就说：“承蒙诸位将军错爱，那我就说几句。” 于是，刘伯承向诸位介绍了游击战的4种游击战术：即袭击、伏击、急袭和吸打援敌。还对正确使用和掌握这4种游击战术，作了生动的解释。 刘伯承说完后，会场顿时响起一片掌声。 这时，坐在武士敏旁边的94师师长朱怀冰，一副城府很深的样子，掐灭手里的香烟，对刘伯承眨了两下眼睛，皮笑肉不笑地说：“刘将军讲得好，兄弟一直洗耳恭听。刘将军真是名副其实的游击专家，可惜的是，我们没有亲眼目睹，如果能亲眼目睹一次，那兄弟就口服心服了。”朱怀冰说到这里，抬头看看其他人的表情，察觉到自己说得有点儿不礼貌，便改口说，“刘将军对我刚才的话不必介意。我很想亲眼目睹你指挥打仗的风采，也给诸位一饱眼福，如有机会，那该多好啊。” 刘伯承知道朱怀冰是不怀好意，气得想说没说出来。心直口快的彭德怀也察觉到朱怀冰的心迹，就先开了腔，说：“朱师长想亲眼目睹刘伯承指挥打仗，这事不难，因为到处是鬼子，到处可以摆战场，不过今天已是28日了，敌人马上要9路围攻，你看能不能推迟几天？” “不必推迟。鬼子围攻还有七八天时间，能不能就在这3天之内，或者3月31日这一天，怎么样？”朱怀冰目光狡黠地望着彭德怀，“具体地点在涉县、东阳关一带，你们看怎么样？” 彭德怀觉得有点儿为难，因为马上敌人要9路围攻，还要研究反围攻作战计划，于是用征求意见的口气，对刘伯承说：“你看朱师长的要求如何，能否答应？”刘伯承和徐向前、李达交换眼色后，坚定地说：“朱师长的要求我们答应了，而且日期不变，具体地点一是要侦察，二是要保密，暂不确定，30日晚上正式通知。” “这是友军对我们的督促”，朱德对其他几位国民党将领说，“其他几位将领如有兴趣，也可同朱师长一道观战如何，我们总部人员自始至终陪同。” “好！”其他几位齐声叫好。 “诸位将军”，刘伯承说，“具体时间确定在31日早上，请诸位7时半吃过早饭进入观摩阵地，9时开始战斗，11时战斗结束，11时半就可以吃到日本人送来的午餐。” 一向沉默不语的曾万钟惊叫道：“刘将军成了诸葛孔明了，越说越玄了，由日本人送午餐？日本人从什么地方送来？” “是的，叫日本人送午餐”，刘伯承说，“这天的午餐由日本人从东京送来。” 响堂铺伏击战就这样在刘伯承的谈笑中定了下来。 3月31日上午7时半，朱德、彭德怀、左权、刘伯承带着友军观摩将领30多人，来到杨家山顶端，隐蔽在距公路只有两里路处的观摩阵地，这里不用望远镜也能看清楚公路两边的情况，他们看了好一会儿，不见动静，也看不到一个战士。朱怀冰焦急地对朱德说：“请问总司令，还有半小时就打仗了，你们部队怎么还没到呢？” “朱将军别心急”，朱德胸有成竹地微笑说，“不会唱空城计的。” 大约过了10分钟，东阳关方向隐隐约约传来汽车马达声，又过了10分钟，一辆辆汽车开过来了，朱怀冰陡然惊叫道：“哎呀不好，我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我们离鬼子太近，如果鬼子子弹打过来怎么办？飞机来丢炸弹怎么办？炮弹打过来怎么办？” “朱将军别慌，我们观战保证是有惊无险。这里距公路两里路，步枪子弹打不到这里，鬼子的炮来不及架，我们就叫他们上西天了。”刘伯承又反问道，“你们指挥打仗难道看不见鬼子，听不到枪声？” “是啊是啊”，朱怀冰边点头边颤抖着说，“听到枪声还了得啦，鬼子打到面前来不及撤退怎么办？”说到这里，指着路边说，“你看，鬼子车队前两辆小汽车停了。” 刘伯承抬头，果然见两名鬼子军官从小汽车上下来，举着望远镜四下张望了一会儿，什么也没发现，便向后面车队挥挥手，示意他们不用怕，继续前进。朱怀冰又叫嚷：“怎么不开枪呢？鬼子要溜了，再不打就没机会了。”此时，他见没人理睬他，也就不吭声了。大约过了100辆汽车，后面又来了100辆汽车。 就在这一霎，突然升起3颗红色信号弹，接着路两边冒出无数火光，迫击炮、机关枪、步枪一齐发射。又响起一阵嘹亮的冲锋号，只见从路两旁的山沟、田边，突然跃出无数伏兵，如猛虎下山般冲向公路。汽车上的鬼子有的应声倒下，有的跳下车子钻进车底下仓促应战。鬼子开始抵挡一阵子，后来渐渐不支，只有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不到两小时，大部分鬼子连枪、炮都没来得及用就丧了命，200辆汽车冒起了弥天黑烟，这段蜿蜒的公路顿时成了火龙，变成侵华日军的火葬场。 战斗结束，徐向前来到观摩阵地，向朱德报告战果：歼敌400多人，烧毁汽车180辆，缴获各种枪支400多支，俘虏3个日本兵，还有堆积如山的各种罐头。 友军将领听完战果，个个赞叹不已。曾万钟惊奇地叫道：“八路军的游击战真是名不虚传啊！”这时朱怀冰又神气起来了，厚着脸皮以事后诸葛亮的口气对朱德说：“我早就说过八路军能打仗嘛，我对刘伯承的游击战服了。前几天我讲的话，有点儿不太好听，请朱将军包涵。” 用兵如神的刘伯承就这样在谈笑间使日本鬼子“灰飞烟灭”，也使国民党友军一战皆服。 3、彭德怀的意外收获 响堂铺伏击战的战果颇丰，战斗结束后的次日飞至八路军总部的电报中这样说： 是役计毙敌森本少佐以下400余人，汽车180辆全部烧毁，缴获重机枪2挺，轻机枪10挺，迫击炮4门，步枪320支，冲锋机枪12支，短枪8支，步（枪）弹6000余发，冲锋机（枪）弹约千发，大衣、军毯各数百，望远镜9个，皮鞋40余双，皮包10余个。其余军用品，因对付敌之增援，当与汽车同烬。 电报还说：缴获有敌人的重要文件和信件，整理后即送集总。 文件和信件不久就送到了八路军总部，还附有翻译稿。显然，徐向前是把它们研究了一番的。彭德怀也对日军官兵的这些信件发生了兴趣，并有了意外收获。 在这些信件中，日军一士兵高见安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 山西的道路与河北全然不同，差不多都是山岳地带，道路也全是石头，相当受苦，并且当地抗日思想特别激烈，每日都受敌袭。 日军另一士兵清吉写给哥哥的信透出了与高见安同样的感受： 向高高的山顶推上车辆，向水泄不通的敌阵冲锋前进，整天和饥饿苦斗，要碰到中国特有的游击战，那就是前进五里又倒退五里的战斗，真是说不尽的劳苦。 日军大佐加藤正夫写给朋友的信中则是一种恐惧和厌战： 我们的四周都是朱德所率的共产军，他们利用天险在施行游击战，实在是难战之极。同时，他们又善于宣传，到处都弥漫着反抗我们的氛围，甚至连村民也群起与我们作对，所以在这种环境中，脑子里时刻得紧绷着一根弦不可，说不上什么时候就倒下了。这种环境中，人想得也是最多的，感受也最复杂。说实在话，现在虽然进行的是膺惩之圣战，但辗转数月，把好端端一个人变成狂暴性，粗鲁性，是有一种残酷的成分，加之看到战场上杀戳风景的寂寞情形时，好不被愁绪所困。 不过，最有情调的还是日军中佐代代正忠诚给妻子的信，他用了一种抒情的笔调： 波子，家乡的樱花快开了吧，想着樱花漫开的灿烂，心里是滋生了一种想象的。这种想象也是可以把人愁杀的，尤在这里的季节时候。现在，山西常常下着雨，雨不大，但绵而密，把愁绪拉得长长的。每当在雨夜或是雨后闪烁的星光下，或站着或走着，浮在脑中的总是你和孩子的影子，你的气痛好些了吧？孩子晚上还做噩梦吧？想着你们，心里就痛痛的。你是在怎样挂念着我呢…… 据说，4月上旬又将有大的攻击行动。 读了这些信，彭德怀免不得一声叹息：这些日本官兵除少数好战分子外，相当一部分还是经受不住长期征战、八路军打击、远隔重洋与亲人分离等多重苦处的！这也是八路军战胜日军的一个十分有利的条件。 不过，这些信引起彭德怀高度警觉的却是代代正忠诚的最后一句话：4月上旬又将有大的攻击行动。这是一个重要的信息！ 彭德怀立即派出了多路侦察人员，获得的情报很快证实了这一点。日军已开始调动第16、20、108、109师团及步兵第28旅团部队，外加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兵，共计十多个联队、3万多人，拟分9路向晋冀豫根据地实施围攻，企图用分进合围的手段，把八路军主力消灭在辽县、榆社、武乡一带。 4、晋冀豫军区四面开花 晋冀豫根据地基本处在同蒲铁路以东，正太铁路以南，平汉铁路以西，黄河以北；其间由太行、太岳两山脉绵延穿行，是坚持华北敌后抗战和向冀鲁豫平原发展的重要战略依托。 早在太原失守前，即1937年10月8日，八路军第129师主力进抵晋东南平定地区前，在以主力配合正面战场国民党军作战的同时，就以秦基伟、赖际发率领教导团第5连一部和少数干部，进至太谷、榆次、寿阳、阳泉、昔阳、和顺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秦赖支队依靠中共地方组织，动员和组织矿工、纱厂工人、农民、青年学生和国民党军散兵游勇，积极开展对日作战和建立县、区、村各级抗日民主政权。 与此同时，第129师骑兵营被派到冀西的元氏、赞皇、内丘地区，开展剿匪、锄奸、反霸斗争，迅速结束了“五里一霸、十里一王”的混乱局面，成立了农救会、妇救会等各种抗日群众团体，初步打开了冀西地区的抗战局面。 太原失守后，即11月10日和13日，八路军第129师先后在晋东南昔阳县武家庄、和顺县石拐镇两次召开干部会议。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和八路军总部关于依托太行、太岳山区创建晋冀豫边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和决定；刘伯承作了游击战术和进一步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动员报告：总结了全师抗战以来的工作，具体部署了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行动和任务。 11月15日，八路军第129师师部由和顺县石拐镇移驻辽县（今左权县）城后，在中共晋冀豫省委的支持下，有步骤、有计划地分散大部兵力，派出多支部队，到晋东南、冀西、冀南、豫北等地，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 师政治部副主任宋任穷、组织部长王新亭、宣传部长刘志坚，分别率工作团和一部兵力，到晋东南沁县、长治、晋城、高平、陵川、武乡、襄垣、平顺、沁源、安泽、屯留等地，在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的帮助下，开展工作。 秦基伟、赖际发领导的3支游击部队和阳泉矿工游击队，11月18日，编成了晋冀豫抗日义勇军第1纵队。27日，这支纵队改编为第129师独立支队（又称秦赖支队），司令员秦基伟，政治委员赖际发，继续活动在晋中地区。 汪乃贵支队于12月12日，以第769团1个连和一部分干部组成，司令员汪乃贵，活动在昔阳地区。 挺进支队以教导团30余名干部编成，支队长孙继先，政治委员胥光义，于12月13日，进至冀南隆平县地区活动。 1938年1月，第129师派出部分干部组建独立团，团长夏云廷，政治委员邓永耀，该团后编入新第385旅；以第772团4个连为基础组建补充团，团长韩东山，政治委员丁先国，该团后编入第386旅；28日，以教导团部分干部组建游击大队，亦称谢张大队，大队长谢家庆，政治委员张国传，活动于榆社、武乡、襄垣、黎城地区。 2月，师骑兵营扩编为骑兵团，团长王振祥，政治委员邓永耀；9日，以教导团30余名干部协同中共地方组织建立游击支队，亦称桂张支队，司令员桂干生，政治委员张贻祥，活动于晋冀边地区；10日，以教导团两个连为基础成立先遣支队，司令员张贤约，政治委员张南生，活动在辽县以东、平汉铁路邢台至磁县段以西、漳河以北的冀豫边地区。17日，以第771团一个连和教导团部分干部组成独立游击支队，亦称赵涂支队，司令员赵基梅，政治委员涂锡道，活动在白（圭）晋（城）公路以东、平汉铁路以西、漳河以南的太（行）南地区。 4月28日，以工人、农民和青年学生为基础组成晋豫边游击支队，司令员唐天际，该支队1500人，活动在同蒲铁路以东、曲（沃）高（平）公路以南、高（平）博（爱）公路以西、黄河以北的中条山地区。 八路军第129师各工作团和部队，到达活动地区后，依靠中共地方组织，大力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共产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放手发动群众，组织各种抗日团体和群众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实行合理负担政策，既扩大了部队，又在太谷、榆次、寿阳、平定、井陉、获鹿、昔阳、元氏、赞皇、高邑、临城、内丘、邢台、沙河、磁县等地，建立了一批抗日民主政权。至此，同蒲铁路以东、正太铁路以南、平汉铁路以西、黄河以北的晋冀豫边区的游击战争全面展开，抗日根据地基本形成。 4月下旬，晋冀豫军区成立，该军区对外称第129师后方司令部，师参谋长倪志亮兼司令员，政治委员黄镇，副司令员王树声，政治部主任赖际发。5月15日，按游击支队活动的地区和方向，建立5个军分区：独立支队兼第1军分区，司令员秦基伟，政治委员赖际发，政治部主任朱效成，辖区为晋中地区；游击支队兼第2军分区，司令员桂干生，政治委员张贻祥，辖区为冀晋边地区；先遣支队兼第3军分区，司令员张贤约，政治委员张南生，辖区为冀豫边地区；游击大队兼第4军分区，司令员张国传，政治委员谢家庆，并指挥太岳游击大队，辖区为浊漳河流域地区；独立游击支队兼第5军分区，司令员赵基梅，政治委员涂锡道，辖区为太（行山）南（部）地区。 晋冀豫军区的任务是：一方面组织自卫队、游击队，补充兵员，安置伤病员，积蓄武装力量；另一方面指挥基干武装部队，独立作战或配合正规部队作战。 5、日军的9路围攻部署 1938年2月中旬，日军分别从同蒲（大同——风陵渡）、平汉（今北京——汉口）、道清（道口——今博爱）铁路线向晋西、晋南地区发动进攻。中国第二战区国民党军队节节溃退。至3月上旬，日军先后侵占了临汾、汾阳、离石、风陵渡、黎城、长治等重要城镇，打通了同蒲铁路南段和邯郸至长治公路，进入晋东南和晋西吕梁山地区，并向晋西黄河各渡口进犯。为了牵制日军向晋南和晋西的进攻，八路军第129师、第115师第344旅和第5支队奉八路军总部命令，于3月上旬由正太铁路（今石家庄——太原）转移至晋东南的襄垣、武乡、辽县（今左权县）地区，一面发动和组织群众，创建抗日根据地，一面以主力捕捉战机，打击日军，在邯长公路上连续取得神头岭、响堂铺等战斗的胜利，给侵入晋东南日军的后方补给线造成严重威胁。 4月初，日军华北方面军以第108师为主，并调集第16、第20、第109师各一部，加上骑兵、炮兵、工兵和辎重兵，计十多个联队（其中8个步兵联队，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各1个至2个联队），共3万余人，在第1军司令官香月清司统一指挥下，由邯（郸）长（治）公路上的涉县、长治，临（汾）屯（留）公路上的屯留，正太路上的平定，同蒲路上的榆次、太谷、洪洞，平汉路上的邢台，以及元氏、赞皇、昔阳、祁县等地，分9路向晋东南地区发起大规模的围攻。 日寇实行所谓“广大广大地开展，压缩压缩地歼灭”的作战原则，妄图以“分进合击”的战术，速战速决，将我八路军围歼于辽县、榆社、武乡地区。这是我八路军挺进敌后以来，日寇对我抗日根据地腹地发动的首次大规模进犯。 日寇一方面进行欺骗宣传，一方面疯狂地对根据地人民实行“三光”政策。他们所到之处，烟火滚滚，尸横遍野。洪水、武乡、蟠龙等镇，在日寇过后，均化为废墟。特别是蟠龙镇，原为辽县、武乡间的大镇，平时商业颇繁盛，此次日军经过，一火焚之。日寇对根据地人民的残酷屠杀更是惨不忍睹。武乡境内的马村，被杀者60多人，妇女多是奸后再杀死，就连七八岁的幼女也不放过。 至4月中旬，持续了近一个星期的9路反围攻作战已进入了白热化。这些日子，朱德、彭德怀和左权日夜守在总部指挥所，密切关注着各路战场的每一个动向。彭德怀和左权还把铺盖卷到了指挥所里…… 指挥所悬挂的地图上，作战处参谋已把最新的敌我态势标示得清清楚楚—— 从洪洞出动的一路，是日军第20师团77联队，进入安泽、沁源地区后，被第115师344旅、决死1纵队和国民党第17军给堵住了。 从太谷、祁县出动的一路，是日军第28旅团一个联队，附以骑兵、炮兵和辎重兵各一部，拟进犯子洪口，被国民党第98军94、169两个师和当地游击队阻止在东、西团城地区。其中，第169师打得最为激烈，已与敌对抗了3日，歼敌逾千，目前战斗仍在持续中。 从太谷、榆社出动的一路，是日军第109师团两个大队，经长凝向阔郊、马坊进攻，被第129师秦赖支队和榆社游击队钳制住了。 从平定、昔阳出动的一路，是日军第16师团的一个联队，经皋落向辽县进攻，在松烟镇附近被曾国华、汪乃贵两个支队截击，伤亡惨重，进展迟缓。 从元氏、赞皇出动的一路，是日军第16师团一个大队，拟西攻浆水，被第129师游击支队、冀西游击队阻滞在九龙关以东地区。 从涉县出动的一路，是日军第16师团两个大队，拟北攻麻田，被国民党骑兵第4师、第129师补充团阻滞在洪井一带。 以上6路日军的被阻，使他们企图将八路军主力合击在辽县、榆社、武乡地区的计划落空。然而，其他3路的形势却显得严峻一些： 从平定、昔阳出动的另有一路，也是日军第16师团的一个联队，经和顺进攻辽县，由于预置的国民党军没有积极抗击，使他们顺利到达了辽县。 从长治出动的有两路，是日军第108师团的两个联队，其中第105联队为一路，经襄垣北犯辽县；第117联队为另一路，经屯留、亭进攻沁县。同样由于国民党军的消极作战，使这两路日军相继占领了沁县、武乡、辽县，并向榆社进逼。这样，根据地中心地带的形势就显得紧张起来。 这3路也确实是日军的劲旅。尤为后两路，不仅兵精人众，装备十分精良，而且配备了骑兵、炮兵、工兵各1个中队和1个辎重大队。同时，指挥这两路的旅团长苫米地是个不可小视的人物。据说，会攻临汾时，就是他抢先入城的，为此获得了日军大本营颁发的一枚勋章。之后，他更加骄横跋扈，自诩精通八路军的游击战术，并根据八路军的敌退我追的原则，发明了一种所谓的拖刀计。在作战中制造慌乱架势，假装撤退，引诱八路军尾随追击，之后突然伏击或围攻。由于不明底细，这种战法曾让一些游击队吃了亏。苫米地由此更加嚣张。这一次，他又放出风来，非要一口吃掉八路军主力不可！ 6、八路军高级将领谋划胜策 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及时在沁县小东岭召开了东路军各部队高级将领军事会议，制定了粉碎敌人围攻的作战方针，指示各部队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制定的“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方针。在日军未进入我“利害变换线”以前，采用内线作战，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当日军进入我“利害变换线”内时，则从敌间隙中转到外线作战，袭击敌之侧背，亦求集中兵力，各个击破。 为了给主力部队的行动创造条件，八路军总部还确定，以一部兵力和地方游击队积极开展游击战，并广泛发动群众，空舍清野，消耗疲惫敌人。为粉碎日军的“九路围攻”，根据地军民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做动员、开誓师大会是必不可少的；“坚决勇敢”、“多捉俘虏”等口号刷满了大街小巷的墙壁；控诉日军残暴罪行，激发军民抗战热情的各项活动将所有工作人员的日程表安排得满满的。 后来在实战中发现，有几项工作是相当有成效的。如动员群众在鬼子来村镇之前，运走和埋藏好一切粮食，赶走家畜和骡马，搬走锅碗瓢盆，拔出磨心，掩埋水井，实行彻底的“空舍清野”，使敌人来到时，没有吃的没有喝的，也没有用的。在反“九路围攻”中，正是由于“空舍清野”做得好，才使一群群窜到根据地内的日军，不得不在强行军七八十里路后，徒劳而返，从而成为129师的歼击对象。 八路军总部的方针是：以一部分兵力钳制日军其他各路，集中主力相机击破其一路。 刘伯承、徐向前则迅速将总部的方针具体化，其设想是：先发制敌，分头截击敌人，消灭日军人马资财，特别抓紧破坏敌运输线之平汉、正太、同蒲及白晋公路，以推迟其围攻，同时加紧向敌人包围圈外的游击，准备给敌人以更大打击。 具体反围攻部署是：以第129师主力（3个团）和第115师344旅的689团，于敌围攻发起后，迅速转移到敌合围圈外的涉县以北地区，隐蔽待机，待敌主力深入武乡、辽县合击我军的企图落空，并遭受削弱、疲惫之时，积极创造和把握有利战机，抓住敌之一路于运动中歼灭之；以第129师直属队和各支队，第115师344旅主力，决死第1纵队，以及配合我军作战的国民党军等部，钳制和疲惫敌人，为主力歼敌创造条件。 为钳制平汉路和同蒲路北段的敌人，策应晋东南反围攻作战，八路军总部还决定，以第120师1个旅向同蒲路北段的忻口、太原之间积极行动，并准备必要时向正太路地区行动；以晋察冀军区的一部兵力积极向石家庄以北平汉路行动，钳制平津之敌；以第129师386旅补充团和晋豫边游击支队向白（圭）晋（城）路南段的高平、晋城之间行动，钳制长治之敌。 从总部的部署来看，这次反围攻作战的主角将由刘伯承师长和邓小平政委率领的129师扮演。为了打好这一仗，唱好反敌“9路围攻”这场戏，4月6日，129师在西井召开了团以上军政干部会，讨论反围攻的具体作战方案。 会上，刘伯承师长向大家简要地介绍了情况后，大家就如何粉碎敌人的9路围攻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最后决定，先集中主力在涉（县）武（安）之间打敌一路，先发制敌，破坏敌人的围攻部署，尔后再寻机给敌以更大打击。 会后，根据军政会议确定的分工，邓小平政委和陈锡联去辽县，指挥北方各部，动员群众空舍清野，布置后方工作。刘伯承师长和徐向前副师长则率师主力向东挺进，执行涉武作战计划。 经过一番紧张的战前准备，至4月初，我八路军各部均进入指定作战地域，群众也完成了“空舍清野”的工作，在方圆几万平方公里的根据地内，我抗日军民布下了天罗地网。这也预示，日寇一旦进入我根据地，必将陷入我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遭受灭顶之灾。 7、浴血奋战长乐村 根据总部定下的决心，在反围攻开始阶段，主要进行游击战，消耗疲惫敌人。为此，八路军各部按照预定的作战部署，在地方游击队和人民群众的积极配合支援下，以灵活机动的游击战，积极进行阻击袭扰，疲惫削弱进犯之敌。因此，各路日军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 就在晋冀豫根据地军民与围攻之敌展开浴血奋战的时候，129师主力及115师的689团按照预定部署，由辽县以南地区转移到敌合击圈外的涉县以北地区，隐蔽待机。 4月10日，刘伯承在偏店、鸡鸣铺地区设好伏兵，打算在邯长大道上再给日军后方补给线一次打击，以打破日军的围攻。日军在邯长大道上连遭挫折，变得小心谨慎起来，一连几天没有派较大部队通过。 这时候，南面由长治出犯的一路日军，分由襄垣、下良进占西营，由屯留、魇亭进占沁县。北面由阳泉出犯的一路日军，分由平定经昔阳到和顺，由昔阳经皋落抵芹泉，深入到根据地腹心。其余各路，被预置于内线的八路军部队和国民党友军阻击和迟滞住了，没有能够实现敌人9路合围的计划。东面两路日军，被第129师一部和国民党骑兵第4师阻止在麻田。南面另两路日军，被第115师第343旅和国民党第17军挡在沁源。西面两路日军，被秦赖支队和国民党第98军牵制在东西团城、马坊地区。北面赞皇一路日军，被冀西游击支队袭扰后不能前进。 刘伯承见敌人围攻态势已经紊乱，决心出动主力，迂回到北路日军的左翼侧，伺机予以打击。 4月14日，南面由长治出犯的日军继续东进。右翼苫米地亲率第104旅团第105联队等部经蟠龙、墨碇进占辽县，左翼由配属苫米地指挥的第25旅团第117联队经段村攻占武乡。 刘伯承见苫米地一味孤军深入，不与友邻协调行动，根本不顾忌自己侧背暴露，判断苫米地又犯了好大喜功的老毛病，企图独占9路围攻的头功，不禁对身旁的参谋说：“苫米地这家伙，竟敢犯兵家之忌，以为我们八路军好欺侮，看他疯狂到几时？”刘伯承决定将计就计，把苫米地放到武乡、辽县之间来打。这一带地形有利，山高路险，蟠龙、墨碇一带是很好的伏击战场；群众深受日寇蹂躏，又经过发动，积极要求帮助八路军消灭日军。 当日，刘伯承与徐向前、邓小平商定了一个作战方案，上报总部：“我师与徐旅协同动作，配合曾（万钟）军围困段村，打击增援，或配合朱怀冰师，或出辽县。” 八路军总部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收电后立即复电批准这一方案。 当夜，刘伯承率部经东方山涉过浊漳河，到达段村以北的西黄岩、马牧地区，转到了第117联队的左翼侧，造成了歼灭这股日军的极为有利的态势。 第二天，侦察参谋报告：武乡日军进到榆社后，因城中经群众“空舍清野”，无法获得粮秣给养，去辽县的道路又遭严重毁坏，大部队难以通行，所以又返回来了。 刘伯承听完报告，“腾”的站了起来，高兴地说：“鸟入笼，鳖入瓮，这下可有大仗打了，先让第771团派两个连，严密监视这股敌人。” 晚10时，陈赓旅长电话报告：据监视部队报告，段村和武乡城里的敌人向东撤退，其后卫部队尚在马庄停留。 “追！”刘伯承毫不犹豫地对陈赓下令，“第689团归你指挥，同第772团为左纵队，沿浊漳河北岸追击。第771团为右纵队，沿着南岸追击。第769团为后续部队，沿武乡至襄垣大道跟进。” 追击部队火速地出发了，刘伯承率师前方指挥所在部队后面跟进。 陈赓率第772、第771团向东猛追。翌日清晨7时，第386旅追到长乐村附近，日军正行进在狭窄的河谷里，一面是浊漳河，一面是山崖。第771、第772团左右两路部队形成了极好的夹击之势。 这时，第689团和第769团因接到通知较晚还未赶来。陈赓见敌人一部已走出河谷，袭击机会稍纵即逝，当即下定进攻决心，命令第771、第772团向日军开火。 随着陈赓一声令下，长乐村急袭战打响了。指战员们高呼着“粉碎敌人的新围攻”“打胜仗与友军比赛”“坚决消灭敌人”等口号，运用各种武器狠狠地打击日军。 日军本来就处于心惊胆战之中，遭到突然猛烈的打击后更是慌作一团。八路军指战员们乘机发起了冲锋。第772团第3营从山上冲下去，到了山边发现是高3丈左右的断崖，营长雷绍康带头奋不顾身地滚了下去，干部战士一个接一个地跟着滚下去，紧接着特务连也冲了下去。 指战员们冲入敌群，左刺右砍，勇猛异常，杀得日军人仰马翻，一下子把河谷里的1500多日军截成了3段。 已经走过长乐村的日军，集中千余人掉头来解救被围部队。他们向第772团阵地左翼戴家垴进攻，企图从这里打开一个缺口，接应被围的后队。戴家垴本应有第689团防守，但该团尚未赶到战场，情况十分危急！刘伯承接到报告，命令陈赓抽调1个连守住戴家垴，坚决不让敌人突破。第772团第10连奉命开上戴家垴，同10倍于己的日军浴血奋战，顽强坚守了4个多小时，全连指战员全部壮烈牺牲，阵地终于失守。 正在这时，第689团赶上来了，他们连脚步都没有停，一个勇猛的冲锋，就把阵地夺回来了。日军组织力量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击。第689团的指战员们沉着应战，日军实施炮火准备，他们隐蔽在工事里；敌人步兵冲锋，他们用手榴弹炸；敌人冲到阵地前沿，他们端着刺刀跃出工事，高呼着“杀”声把敌人赶下去。 刘伯承通过望远镜注视着戴家垴阵地的战况，深为第689团指战员们的大无畏气概所感动，情不自禁地说：“689团打得多英勇啊！” “真是好样的”，在一旁观察的徐向前深有同感，“115师的战士有一股子顽强劲。” 长乐村口英勇的阻击战有力地保障了河谷里的歼灭战。第771、第772团和后来赶上来的第769团一部，集中力量朝分割开来的敌人反复冲杀。敌人一开始还指望前队掉头救援，抵抗比较顽强，后来发现援兵迟迟不到，便变得沮丧了。第129师的指战员们越战越勇，渐渐把敌人大部消灭了。 下午3时，师前方指挥所得到报告：从蟠龙方向来了一股援敌。这个方向本来是国民党第3军负责打援的，可是日军的援兵竟毫无阻挡地过来了。刘伯承皱起眉头：“曾万钟搞的啥子名堂嘛！”急令第772团派一支小部队以侧翼抄袭的战法扭住它。下午5时许，辽县方向又增来千余敌人，全线战况空前激烈。 刘伯承认为继续消灭援敌已无把握，巩固胜利已成必要，于是命令第769团、第689团各抽1个连，分散开来，形成游击网，从侧翼打击、迷惑日军，掩护主力撤退。 长乐村战斗结束后，各路敌军怕重蹈覆辙，纷纷回撤。由昔阳进占辽县的日寇，在苫米地率105联队回援长乐村后，处境也处于孤立。4月16日，115师第5支队和冀豫支队开始围攻辽县，同时独立支队在辽县至和顺公路上破坏交通，准备堵击逃敌。辽县之敌在八路军围攻下，弃城北逃，八路军收复辽县。19日，又乘胜收复和顺，逼近昔阳。 沁县的日寇，在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和当地游击队的不断袭扰打击下，于4月19日弃城南逃，115师344旅主力和决死第1纵队根据总部的命令，展开追击。在白家沟附近，344旅追上敌人的后卫部队，经激烈交战，歼其一部。当晚，追击部队夜袭逃入峰岩之敌，又歼其一部。20日，敌遗弃所有辎重，轻装南逃。 到4月25日，八路军相继收复榆社、武乡、沁县、沁源、襄垣、安泽、屯留、长子、平顺、壶关、潞城、黎城等十多座县城，使长治之敌处于孤立。27日，长治、高平、晋城之敌慑于八路军强大攻势，同时弃城向同蒲路南段撤退，八路军乘胜追击，又歼敌近千。至此，历时23天的反敌9路围攻战役胜利结束。 8、徐向前论述战役的胜利 长乐村战斗是粉碎日军9路围攻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战。敌人在这里遭到歼灭性打击后，其他各路纷纷回窜。八路军各部乘胜追击，又在沁源以南及沁县、沁源间，辽县、和顺间，有力地打击了敌人，先后收复了辽县、黎城、潞城、襄垣、屯留、沁县、沁源、高平、晋城，使长治之敌陷于孤立。4月下旬，长治之敌经白晋公路和曲（沃）高（平）公路向同蒲路南段撤退，又被115师344旅、决死1纵队截击，伤亡近千。至此，日军对晋冀豫根据地的9路围攻被彻底粉碎。 反9路围攻战役结束后，在辽县召开了县长、绅士及各村长座谈会。会上，徐向前报告了反9路围攻的经过及胜利的意义。 关于这次反围攻胜利的意义，徐向前在一篇文稿中归纳如下： 其一，经过半月的反围攻作战，不仅打破了敌人企图用分进合击战术驱逐或消灭八路军的计划，而且歼灭日军4000多人，收复县城18座（八路军收复12座，友军收复6座），最后反将日军赶出晋东南。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地区，基本上为八路军所控制，这就进一步奠定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基础，为游击战争的大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其二，广大人民群众更加看清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进一步密切了八路军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关系。日军此次围攻，采取大烧大杀的手段，所到之处，烧光杀尽方休。洪水、武乡、蟠龙等镇，均化为灰烬。蟠龙镇为辽、武间之大镇，平时商业颇繁盛，日军经过，一火焚之，少数房屋未着火者，门窗家具也毁坏殆尽。对人民群众的屠杀更惨不忍睹。武乡境内的马村，被杀者60多人，妇女多是奸后再杀死，连七八岁的幼女也不放过，惨景难书，敌人用血与火教育了群众。人民从屠刀下醒悟过来，“不抗日活不成”“不把日寇赶出去，大家不得安宁”。同时，也进一步看清了八路军才是真正抗日的队伍。于是，纷纷起来，协助八路军作战。在反围攻过程中，晋东南人民，空舍清野，困扰敌人，给八路军带路送信，报告敌情，运送伤员，使部队耳目灵聪，行动自如，能适时地集中兵力打击敌人。 其三，反围攻过程，对以往根据地建设的工作，是一个很好的检验。在襄垣、武乡一带，为了避免同国民党的摩擦，反围攻前撤回了八路军派出之工作人员。这样，原先建立起来的游击队多被改编，加上成分复杂，此次反围攻中，这些游击队和各村之自卫队没起多大作用。而在正太路以南、平汉路两侧之昔阳、辽县、临城、赞皇等地却相反，由于共产党坚持了确实的领导，这些地方的游击队，有力地打击和迟滞了敌人的进攻。这就说明，根据地建设必须实行独立自主的方针，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任何犹豫和动摇，哪怕是微小的，也会招致损失。 9、盘点 此役，八路军共歼日军4000余人，收复沁县、榆社、武乡、辽县、沁源、屯留、长治、黎城县等18座（其中我军收复12座，国民党军收复6座），巩固和扩大了晋冀豫边区抗日根据地。苫米地旅团，作为9路围攻的主力部队，不仅没有建立什么“功勋”，反而损失最为惨重。据八路军总部侦察队目睹，苫米地旅团长率残部由襄垣经沁源回撤时，每个联队仅剩下500余人，笨重的辎重部队早已化为乌有。苫米地旅团长也因此而受到严厉的处分。 这次战役八路军也有较大伤亡，特别是在长乐村战斗中，772团团长叶成焕身负重伤，不幸牺牲。叶成焕团长是我129师有名的一员猛将，因屡建奇功，深得上级首长的赞赏和战士们的拥护爱戴。他的牺牲，使我军失去了一位优秀的指挥员。叶成焕团长的遗体安葬时，朱德、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和陈赓等许多领导，都亲自到他下葬的合壁村凭吊。 反9路围攻战役期间，在这一地区的国民党军有十几个师，但在日军的进攻面前，除少数部队作了零星抵抗外，大部逃往豫北或中条山区。战役结束后，蒋介石给八路军总部发来了“嘉奖电”，特别是对129师在长乐村一战，大大夸奖一番，而对贻误战机的曾万钟却没给一点制裁。 因此，从这次作战中，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看清了八路军才是真正的抗日队伍，从而使我党我军的威信空前提高。从此，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地区，基本上为八路军所控制。 在此次反围攻作战中，朱德、彭德怀以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的战术，使主力军在广泛的群众游击战争的配合下，运动自如，寻机歼敌。这是红军在苏区反围剿作战经验的发展，也是毛泽东全民抗战思想的一次胜利实践。1945年，彭德怀在总结抗战近8年的经验时说：“八路军领导机关从这次反9路围攻中，直接取得了国内战争转变为民族战争的成功经验，即敌人的围攻是可以打破的。” 就连日军也不得不承认共军的威势不容轻视，他们彼此相互告诫：“华北有八路军是不能安枕的。”“山西军队以共产军第八路军为中心，由共产党大人物朱德所指挥，与土民合流，其势力实难侮也。”日本防卫厅战史室主编的《华北治安战》一书中则这样写道： 经过正太、邯长路破袭战和粉碎日军对晋东南地区的“9路围攻”，扩大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影响，增强了广大人民坚持敌后抗战的信心；同时，给日军造成极大的不安，不得不承认：“在第1军地区，有力的中国军退入山西省内的山地，会同原来盘踞该地的共军，扰乱我占领地区，其威势已不容轻视。第1军从3月中旬至4月下旬之间，在占领地区内进行肃正讨伐，虽予敌以一定的打击，但未能达到预期目的，特别是对五台山及潞安北方的共军，未能进行讨伐。” 1、冀南军民的反“扫荡”措施 就在敌人凶猛地扑来的时候，我主力部队在各地地方武装的有力配合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下，分路以袭击、阻击、伏击等手段积极地对敌人进行了打击。 1、尽快筹集大批粮食、衣物、款项，做好物资准备。 敌的第一次“扫荡”虽然被我粉碎，但敌人占领了宁晋、永年、故城、恩县、高唐、聊城，形成了从东、南、西三面对我包围的态势。这时，抗日战争已经进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者停止了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转为重点保守已占土地，采取了“先控制平原，后进攻山地”的方针，向华北地区大举增兵，妄图摧毁我敌后抗日根据地。 英勇的冀南军民和冀南的军政领导没有被困难所吓倒，提出了反“扫荡”的有力措施： 2、向冀中学习，采取多挖路沟、设路障及破坏道路、空舍清野的办法，迟滞敌人。 3、分散作战，灵活制敌。不要死守县城和村落，而是依托广大乡村，分散游击，与敌周旋，会躲会藏会打；不打则已，打则必胜，昼伏夜出，打了就走。 4、坚决镇压汉奸，警惕国民党制造摩擦，防止新编杂色武装倒戈。 在冀南抗日根据地反击日伪军大规模“扫荡”。 同年秋天，日军华北方面军根据其大本营确保占领区的命令，作出了“1939年治安肃正计划”，中心内容是：“彻底进行高度的分散部署兵力”，依靠分散的据点，对我“进行机敏神速的讨伐，由点、线的占领，扩展为面的占领”。在“以武力为中心的讨伐肃正”的同时，实行政治、经济、文化的所谓“总力战”，尤其要获得日本国内扩大生产所需重要资源，妄图消灭我军，摧毁我抗日根据地，把华北变成其“兵站基地”。 1938年11月中旬，敌以独立混成第3旅团和114师团各一部，共3700余人，分4路对我冀南抗日根据地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扫荡”。 1938年底，其在华北的兵力由13个半师团猛增至22个师团。我冀南根据地是敌人的眼中钉、肉中刺，必然地成了敌人进攻的首要目标。 为实施其第一期“治安肃正作战”计划，对华北平原地区的冀南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 为了巩固冀南抗日根据地，加强对敌斗争力量，1938年12月21日，刘伯承师长率领129师师直和386旅补充团、先遣支队三大队等，从太行山来到了冀南。刘师长的到来，极大地鼓舞了冀南军民的斗志，坚定了其在平原地区同敌斗争的信心。 1938年10月27日，日军攻占武汉。此后，一改过去其集中主要军事力量打击国民党正面军队的方针，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逐渐回师华北。 2、徐向前冀南建造“人山” 徐向前从戎十余载，多在山区转战，莲花山、大别山、大巴山、祁连山、太行山，差不多都踏遍了。对内地的作战指挥可说已纯熟自如，到了平原确有新鲜之感。冀南平原，除了孤独的尧山之外，平沙无垠，林木稀疏。这对世居这里以农为生的老百姓来说，不会感到有什么不便，而对指挥作战的将领来说，却成了大问题。更何况一支弱小的军队，要以游击的形式在这里进行持久抗战！无怪乎当时有人断言：平原地区无山地依托和隐蔽，是不可能开展游击战争的。 对于在平原坚持游击战争，徐向前开始也不是胸有成竹，但对中共中央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广泛发展游击战争的正确方针，他有坚决贯彻的决心。在进入冀南最初的日子里，他就给李聚奎出了一个题目：讲一讲开展平原游击战争的问题。用意是发动大家都来研究这个问题。他自己更是为此花费了许多精力与时间。他是个讲究实际的人，贯彻中央方针的决心与信心，不是凭热情与冲动，而是本着科学的态度，注重研究冀南的地形、民情条件，敌人的活动规律，总结斗争经验。5月21日，《群众》周刊刊出了他写的《开展河北的游击战争》。在这篇文章中，他明确提出了平原建造“人山”的思想，深刻阐述了人民战争的伟力。 他认为开展河北游击战争，在中国的持久抗战与取得抗战胜利上，是有其伟大意义的。河北游击战争的展开，可以破坏日寇在平汉、津浦两大铁路干线的交通运输，使日寇的资源掠夺、物资补充、兵力转移，陷于麻痹的状态，可以使日寇利用中国人打中国人的阴谋归于泡影；而且在扩大抗日的阵地、充实抗日的力量和在供给抗日的资源上，对全国的抗战有极大的帮助。 他对一些人提出的问题做了耐心的解释：河北的地形，除西北两面的一部分是山地外，其余都是广漠无垠的平原地，如果单从战术上的眼光看来，游击队在平原上的活动，自然没有像山地那样多的地形上的便利，相反敌人的机械化的兵种或骑兵，倒有较便利的条件了。因此或许有人会怀疑到平原地开展游击战争，会不可能，有人说游击队既无山地依托与隐蔽，自然地形上的帮助是很少的，而人的两条腿又哪能跑过机动的汽车或坦克车呢？不错，在平原地上进行游击战争，上面这些困难，确实是存在着的，但这仅仅只是困难，不能因此做出平原地无法进行游击战争的结论，否则必然会否认华北广大平原地区的游击战争。这种观念，对于开展河北的持久抗战、扩大抗战的阵地，与充实抗战的人力、物力，是非常有害的。游击队活动的依托，一方面是地形上的便利条件，如山地森林等；另一方面是与广大人民的结合。但游击队要自己能巩固和发展，并进行机敏的灵活的动作，其主要条件是取得广大人民的拥护与帮助，过去宝贵的经验，都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周恩来同志说：“军队与游击队是鱼，而人民是水。”这个比喻是最正确不过的。 他提出了著名的创建“人山”的思想：河北是人口较稠密的区域，假如我们能在河北平原地上，把广大的人民推动到抗日战线上来，把广大的人民造成游击队的“人山”，我想不管什么样的山，也没有这样的山好。 他说：人民的力量是最伟大的力量，也只有这伟大无比的活动的人的力量，才是日寇无法战胜的力量。我们要在平原地开展游击战争，就必须把广大的人民造成“人山”。但是如何能把散处的人民造成团结的“人山”呢？那就必须在人民中进行广泛的深入的教育说服和宣传组织等艰苦工作，提高人民的民族意识与政治觉悟，使人民本身的利益与抗日的利益联系起来，使每个人民认识到要想自己不受日本的蹂躏，那就只有为中华民族的自卫战争而牺牲一切，为民族的生存而奋斗到底，这是每个人民的天职，是每个人民应担负起的责任。凡是苟安贪生，把个人利益看得比国家民族利益高的观念，都是极端有害的，殊不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整个民族亡了，个人还有什么？ 他说：日寇因感到兵力的不敷分配，交通的难于维持，于是在到达之处，便收买汉奸，成立伪组织、维持会与清乡军、光复军等，企图利用汉奸的政权以实现其以华制华的毒计，而补其兵力不足之弱点；同时大杀大烧，镇压日益开展的人民抗日运动，并用阴谋诡计挑拨离间，分裂抗日军队与人民的团结，但这并没有收到好的效果，反而在中国的民族觉悟中与抗战团结之下，受到了严重的打击。日寇的奸掠烧杀，激起了中国人民仇愤的心理。 他说：无论从主观上还是从客观上来说，造成“人山”的条件都是具备的。但是必须指出，空喊是不成的，我们必须有进行这种工作的决心，一切的游击队必须有良好的纪律，具有抗日的高度积极性，在一切行动中，真正表现自己是为民族利益而斗争，真正站在保护人民利益的立场上，才能形成“人山”，这是政治上最主要的工作。 为了实现上述战略思想，徐向前还提出了一整套具体的战术要求和详尽的组织计划。其要点是： 1、利用村庄，只能作为袭击的掩护，不能作为固守的据点。 2、组织骑兵支队，但不应过大，过大即有笨重之累。 3、一般游击队的组织也不应过大，但在许多游击队中必须要有基干游击队，其周围组成若干小游击队，配合基干部队作战。 4、游击队的主力应位于可以四面周转的地区，其根据地或休整场所应多取几个。 5、组成小的脚踏车游击小组，向远距离的行程上活动。 从战略全局出发认识一个行动的意义，从具体条件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是徐向前指导工作的一条原则。在徐向前等的组织下，河北各地游击战争的火焰很快便燃烧起来了。 3、八路军收编土匪杂勇 1938年4月21日，毛泽东、洛甫、刘少奇联名致电朱德、彭德怀、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等人，指出：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应坚决采取尽量广泛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尽量发动最广大的群众走上公开的武装斗争。 4月22日，八路军总部命令第129师主力及第115师344旅一部迅速从太行山向冀南、豫北平原及各铁路沿线展开。 接到中央的指示和八路军总部的命令后，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立即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对在平原地区游击战争的展开和开辟工作做了具体的分工和规划。决定由徐向前率第689、第769两个团和曾国华支队赴冀南，陈赓率第386旅主力进至平汉路西侧的冀豫地区，王新亭率第771团两个营进至平汉路东侧的永年、肥乡、成安一带。此外，陈锡联和谢富治则率刚成立的第385旅主力继续在正太路以南、平汉路以西地区活动，并相机分兵向石家庄以东地区发展。几个月后，冀南的武装力量已发展得十分庞大了。 八路军先后收编和改编了大小数十股土匪、游杂武装和20多个县的保安队。其中较大的如段海洲的青年抗日义勇军，已改编为八路军青年游击纵队；赵辉楼的民众抗日自卫军，已改编为八路军冀豫游击支队。这样，在冀南直接受第129师领导的抗日武装已达2万多人。 随后，在邓小平和徐向前的主持下，冀南地区武装力量的改造和合编也在紧张而又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第771团、东进纵队第2团和抗日游击第2师合编为第129师独立旅。稍后，独立旅又并入青年抗日游击纵队，由段海洲任司令员，李聚奎任政治委员，徐深吉任副司令员。 东进纵队第1、第3团合编为新1团，拨归第386旅建制。 汪乃贵支队和民众抗日自卫军合编为冀豫支队，拨归第385旅建制，由赵辉楼任支队长，赵月舫任政治委员，汪乃贵任副支队长。 津浦支队、各军分区基干队、各县民团和保安团合编为东进纵队第1至8支队及独立团，仍由陈再道任司令员，宋任穷任政治委员。 与此同时，从行政上统一领导冀南全区的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亦告成立，以无党派民主人士杨秀峰为主任，宋任穷为副主任，下设5个专员公署，计辖51个县。 4、彭德怀与左权谈军机 1939年1月初，彭德怀为八路军与河北省政府鹿钟麟的合作抗日问题奔波了大半个月，刚回到八路军总部潞城北村，便收到了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自冀南发来的告急电报—— 目前冀南整个局面正处于严重关头。 甲：敌人数路进攻，有进占南宫、新河等县及邢台至临清模样，在冀南占领各县后，还有进攻肖华区的可能。 乙：鹿决心与我摩擦，高树勋亦向坏转，如肖华电，高没有合作，有迫我交出专署可能。 丁：估计敌企图扫荡我有生力量，打击我军主力，可能抽兵攻西北，使我无机会收拾残局。 这个电报，让本来就忧心忡忡的彭德怀更觉烦恼，便去找左权商量。 当彭德怀走进作战室所在的院子时，左权正绕着院子跑步，额头上已有零星的汗珠。但他微勾着头，没有注意彭德怀进来，显然在思考什么。彭德怀便亮着嗓子“喂”了一声。 左权脚步立马一停，抬头笑了：“只有你副总司令，打个招呼也像喊口令一样。” “不这样喊不醒你。怎么，老毛病又犯了？” “没事，跑一跑，动一动，出身汗就好了，能对付。” 说话间，左权甩了甩左臂，又抱肩扭动了几下。他的左侧患有轻度麻痹，每逢劳累过度或天气趋向恶化，病情必然加重，他便用跑一跑来对付。 彭德怀接着问：“冀南来的电报看了吗？” “看了，我正在琢磨这个事。从日军的态势看，是一种战略性的大行动，先割断平原与山地间的联系，扫清平原，再转向山地。冀中方面，原驻华北日伪军的第二轮扫荡已是强弩之末，估计最近几天会要告结束，但新的一轮攻势将接踵而至。日军第27师团已从武汉地区调回，加上第110师团一部，有1个多师团的兵力，可投入使用的主力部队也近1个师团，预料他们会从平大公路向东西两翼展开。目前，贺龙、关向应率第120师主力已过安国，不久可与冀中军区会合，对敌的打击力量是相当强的。重点还在冀南——” 左权打住话头，向彭德怀打了个请进的手势：“屋里谈。” 两人进作战室，在桌前坐下。左权继续说道：“伯承他们的判断是有道理的。日军是多路攻势，之后向滏阳河湾曲圈内中心区域会合，这种意图已很明确。在我第1军分区西北正面，是独立混成第8旅团一部；第2、第3军分区西正面，是第10师团主力；第4军分区东正面，是第114师团127旅团主力；第5军分区北正面是第27师团27旅团一部，东正面是第114师团127旅团一部。以此计算，日军的总兵力在两个师团以上，4万余人，加上原驻华北的伪军，共有5万人左右。先期作战主要在第1、5军分区方向，束鹿、宁晋、赵县、藁城、晋县、栾城、武邑、衡水、景县、阜城等已相继为敌所占，下一步势必是围攻南宫。” 左权一口道来，显然对日军的态势是烂熟于心。彭德怀浓眉微蹙，问：“他们在战术上有什么特征？” “很有针对性，稳打稳扎，步步为营。占领城镇后，立即留下部队守备，修筑碉堡、公路，建立伪政权。他们的最终目的是想把我军压缩在一个狭小地区消灭。” “这样的话，伯承他们的处境会比较危险，战术上也要有针对性才行。” “应该说，准备还是很充分的。中心地带20多座县城的城墙都已平毁，重要的公路、桥梁都已破坏；更重要的是，道沟已构成了四通八达的网。这样，既能限制日军机械部队的运动，又能保障我军的隐蔽和机动，战术上的意义是明显的。” “这就好。”彭德怀沉吟了一下，我考虑，前期作战还是要以阻击和迟滞日军的进攻为主，以游击战袭扰和消耗他们的有生力量，千万不要和他们硬拼。不过，集中相对的主力兵团机动是必要的，一旦发现日军孤立的部队，立即吃掉它几股！ “这和伯承他们的想法是一致的。前一段，他们有个电报来，建议将几支主力部队划分几个机动集团，结合军分区地方力量，分区域活动。我认为可行。” 彭德怀点点头：“那就电告他们，同意按方案实施。” “好。” “还有一点要提醒他们，一定要和鹿钟麟把话说明白，在这个时候，要警告他别弄出什么鹬蚌相争的事。这个鹿钟麟，也不知是吃错了什么药！在西安，我和程潜讲过这个话：他放第一枪，我可以让他；放第二枪，我还可以忍一忍；但他敢放第三枪的话，我绝不会饶过他！” 彭德怀须眉皆张，确实有了一种恼意。 5、国民党军战区司令官耍赖 1938年8月，蒋介石任命鹿钟麟为河北省政府主席。对他的上任，八路军采取了一种欢迎和合作的态度。为他的安全考虑，八路军曾派人专程护送。过山西长治时，彭德怀还和他进行了两天的会谈，议定冀南和冀的行政专区、分区人选暂照八路军任命的不变。 然而，鹿钟麟一进冀南南宫，便毁弃前约，要撤销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将八路军开辟的冀南20余县作为他的属地，由他与八路军平分秋色。与此同时，他大力收编地方武装，其国民党军残部和地方土匪武装纷集于麾下，借势向八路军挑衅。 鹿钟麟的急剧变化，出乎刘伯承的意料。刘伯承还记得，他上任经过山西长治，在彭德怀与他会谈后，刘伯承也和他进行了会谈，就他进入南宫的一些具体事宜和他进行了商量。那时节，鹿钟麟的态度还是热烈的，刘伯承对他也寄予了很大希望，为此电示徐向前等：八路军欢迎鹿主席早日到河北主持，并在各方面给予帮助。 刘伯承提到的帮助很快落到了实处。鹿钟麟到南宫后，徐向前除组织了万人欢迎大会外，还根据鹿钟麟的要求，将东进纵队到冀南后收编的邵北武和王子耀部2000余人拨给了他，并划定藁城、衡水、冀县、故城、新河等县负责对他的省府人员和部队提供物资供应。对此，鹿钟麟脸上堆满笑意，说我一无枪炮，二无军队，今后的抗战要多倚靠八路军，大家同舟共济，遇事多加商量…… 12月21日，刘伯承率第129师直属队和第386旅来到了冀南。到后的第5天——12月26日，刘伯承去了鹿钟麟在南宫的官邸。此时的鹿钟麟已今非昔比，拿着战区总司令和省主席的架子不说，动不动就是一副不耐烦的神情，且对挑衅滋事概不承认，却蛮横地强调取消冀南行政主任公署问题。这样的会谈自然无结果。 元旦过后，刘伯承又赶去冀县找鹿钟麟谈了，结果依然。 这时节，日军扫荡的意图已非常明确了，反扫荡的部署已刻不容缓，为集中各种力量共同对敌，刘伯承于1939年1月13日再一次来到了冀县鹿钟麟的战区司令部。 这一次，鹿钟麟一反前两次冷若冰霜的模样，替代的是一种浮在脸面上的热情，先请饭，饭后又邀去看戏。这种时候，刘伯承哪有心境看什么戏，但鹿钟麟连推带拉地劝道： “伯承兄，要谈不急在一时。我组的这个戏班子，生、旦、丑角都算小有名气，你看看就知道的。” 说话间，鹿钟麟诡秘地一笑。 刘伯承本来对他的变化就有些疑惑，这一下疑云就更浓了，但他不好推拒。一进小剧场，果然就发现了不对，鹿钟麟安排的剧目是《黄天霸拜山》。刘伯承的火噌的往上一窜，脸色很沉暗。显然，鹿钟麟是借黄天霸影射八路军。这种贼喊捉贼的做法，叫他如何不火？尤其在这种火烧眉毛的时节，亏他还能生出这些歪心思！ 鹿钟麟睨着刘伯承，见他雷霆将动，那种将达到目的的得意浮到了脸上，夹带的诡秘色彩更明显。忽然，他发觉刘伯承的脸色在一瞬间恢复到了如常的地步，心中不免一惊。 原来，刘伯承也从他的神情中窥到了他的不良用心，立即沉静下来。他摘下眼镜，从口袋中掏出小手帕擦了擦，不无讥讽地说： “鹿主席真是用心良苦，安排了这么一场好戏！” 鹿钟麟见刘伯承戳穿了他的西洋镜，小聪明式的得意感顿时烟消云散。他尴尬地： “哪里，哪里，纯是凑凑乐子，别无他意。” 刘伯承平静如常地把戏看完了。只有坐在他旁边的宋任穷觉察了他内心的不平静。好几次，刘伯承不自觉地捏了捏拳头。 有此作铺垫，会谈时刘伯承也就有些不客气：“鹿主席，刚来冀南时你说过，作战上要多和八路军配合。现在，日军的攻势已经发动，不知鹿主席有何打算？” “这个……我说过这种话吗？” 鹿钟麟竟当面耍赖！ 会谈没有任何结果，刘伯承愤怒地走出鹿钟麟的战区司令部。 6、东进纵队部署新“八卦阵” 日军经过11月份的第一次全面“扫荡”，未能摧毁冀南抗日根据地后，其华北派遣军于1939年1月又纠合其新由武汉战场开到的第10师团主力及第27、第110师团各一部，在原驻豫北的第14师团及原驻津浦路泰安、德州段的114师团各一部，共计3万余人，对冀南、冀中开始了所谓的“治安肃正”作战。 1月7日起，日军第10师团长筱壕义雄率部从平汉线石家庄、邢台、邯郸、临城等据点分路出动，采取稳步推进的战术，至月底先后占据了滏阳河两侧的各个县城，控制起新河至曲州滏阳河主要渡口。 1月16日，在南宫东进纵队司令部会议室里，聚集着第129师在冀南的旅以上军政负责人：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陈赓、王新亭、陈再道、宋任穷、刘志坚、李聚奎……地方区党委和冀南行政主任公署的李菁玉和杨秀峰等也在座。 会议已经进行一段时间了，室内烟雾腾腾，大家还在一个劲儿的吞云吐雾。 “……日军的胃口不小，大有一口要把我们吃掉的样子，不仅要把冀南吃掉，还要吃掉鲁西北！可惜，他们的牙口不好，未免不自量力。现在，我们就是要给他点儿颜色看看，摆个‘八卦阵’，和他们‘斗斗法’。” 刘伯承站在会议桌前，说话间不时挥动右臂。他的背后墙壁上，悬挂着一幅冀南地区的作战地图，几个巨大的蓝色箭头，如几柄利剑一样，正向南宫方向插来…… “我宣布我们的6个机动集团组成。第1集团——第385集团，直辖冀豫支队、东进纵队第2团、李林支队，由谢富治指挥，在第1军分区地域作战；第2集团——第386集团，直辖新1团、补充团、第688团、东进纵队第3团、先遣支队第3大队、程启光大队、吴作起部队，在第3军分区地域作战，由陈赓、王新亭指挥；第3集团——青年纵队集团……” “这次我们总的作战原则是先溃而后收拾。所谓先溃，就是先让出主要的县城、据点，避实就虚，完全以游击姿势，分区域活动，在保存有生力量的前提下，经常以小部队保持与敌接触，但不放弃有利时机消灭敌人。至于后收拾，就是经过一段消耗敌人的时间，再转入反攻。” 刘伯承讲完，把话题递给了邓小平。 邓小平猛吸两口烟，把剩下不长的一截吸尽，清了清嗓子说： “反扫荡的具体部署，刘师长都已明确，我不多谈。我想提醒大家的是两点：一是依靠群众。冀南的群众基础是不错的，任穷告诉我说，天主教徒到教堂做礼拜，都祷告要‘保佑抗日军、保佑八路军，抗日军打胜仗、八路军打胜仗’。一些老太婆也祷告我们打胜仗，还用白面粉做成小面人在锅里煮，说是小鬼子这么一煮，就不得好死。这很能说明问题嘛，教徒和老太婆尚且如此，其他群众的觉悟可想而知。我们要珍惜这一点，这是我们要取得反扫荡胜利最本质也是最基本的东西。二是一定要克服骄傲和盲目乐观的倾向，刚才新亭讲了一些现象，我很担心。不是一般担心，是非常担心！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在平原上还没有和日军较量……” 7、晋南平原上的“马其诺” 在粉碎敌“扫荡”中，广大人民群众积极配合我军作战，侦察敌情，抬运伤员，坚壁清野，站岗放哨，盘查敌特等。有的老太太，用白面捏成小日本鬼子，放在锅里煮或在火里烧，她们相信日本鬼子这样就会不得好死，反映出广大群众对日军的极大仇恨。 敌人在这次“扫荡”中多是乘汽车出动，有利于迅速机动、集结兵力。敌人的汽车和骑兵在广阔的原野上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而我军只能利用村落、坟头、土丘打击敌人。平原的不利地形使冀南和鲁西北的部队伤亡了几百人。 残酷的战争使我们变得更加聪明起来。在这次反“扫荡”中，有的部队和群众，利用天然的沟坑，避免了损失。于是大家考虑，如果把所有的大道都挖成沟，用以隐蔽自己，迟滞和阻击敌人之快速部队，就会保存我之有生力量，而且给我军提供打击敌人的有力战场。显然，这是一个好办法，但同时又是一个巨大的工程。 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民领导专门对此事进行了研究，为了把平原地区变成消灭敌人的有利战场，确定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大规模的破路运动。冀南行署发布的训令中规定，以大车作标准，把全部大路挖成道沟，深3尺，宽5尺。把挖出的土，堆到沟沿两边，修成高一尺五寸、宽二尺的边墙，作为人行小道；每隔数十丈又挖约四五丈的一条复道，以便走碰了头的大车可以错开。一场空前规模的群众性改换地貌的挖路沟运动开始了。 时值隆冬严寒，土地冻得像石块一样坚硬。只见到处是人山人海，有些人脱掉棉衣，汗流浃背地抡着镐头，扬起铁锹掘地挖土。有的村庄为了加快速度，在漆黑的夜里挂起灯笼，举着火把，昼夜不停地轮着班干。 投入到这一运动中的人民群众形成了一支强大的破路大军。为了战争的胜利，他们不计报酬。真正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用行动描绘了一幅宏伟壮观的画图。 据当时统计，冀南全区共挖路沟长达5万里。这些路沟如果连起来，可以从地球中心走个来回。这些纵横交错、密如蛛网的道沟，在坚持平原游击战争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进攻时可以隐蔽接敌；转移时可以隐蔽分散，迅速脱离敌人的火力射击。而敌人的装甲车部队和重武器以及汽车，只能望沟兴叹。如果敌人要填沟前进，其速度则远远不如我军的两条腿了。所以，当时有人称这一工程为平原上的“马其诺”。 8、陈再道施火攻术 1939年2月2日，津浦线之敌由德州、泊镇出动，沿途遭八路军东进抗日游击纵队及5分区部队的有力打击，毙敌数十名，曾一度收复武邑、阜城两县城。2月9日，东西两线之敌，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合击南宫、冀县、枣强等中心地区。冀南地区的所有县城遂为敌人全部占领。 日军在这次“扫荡”中，对冀南根据地人民进行了血腥的屠杀，令人目不忍睹。特别是对妇女、儿童的兽行，尤为残忍。有的妇女被轮奸后，用刺刀刺死。有的新生婴儿被杀死在肢体破碎的母亲身旁，有的被杀死在母腹之中。敌人的疯狂“扫荡”、残酷镇压，并没吓倒英勇的冀南人民，它更加激起了人民群众对日寇的仇恨，使他们更加积极地配合我军作战，不断地打击敌人。 2月24日，宁晋县之敌200余人，附炮2门，向该县之大杨庄一带“扫荡”，夜宿大杨庄。此时，陈再道司令员正率八路军东进抗日游击纵队2团，在大杨庄以南一带活动，得知这一情况后，认为敌人孤军深入，而援兵又不能很快赶到，便集中八路军东进抗日游击纵队2团、冀豫支队1、2团及地方武装一部，歼灭该敌。战斗打响后，敌人凭借房屋，顽强抵抗。我军逐屋向敌冲击，将敌人压缩在一个院子里。这时，敌人的援兵已经出动，陈司令员当即命令部队从四周将房子烧着，在熊熊的大火中，敌人被烧得到处乱窜，除少数敌人逃窜外，大部分葬身于火海之中。经过昼夜激战，消灭敌百余人，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我军仅伤亡60余人。 陈再道，1909年1月24日出生于湖北麻城县（今麻城市）乘马岗区程家冲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6年参加了麻城最早的农民运动组织——乘马岗农民协会，并成为农协敢死队队员。4月，参加麻城县农民自卫军。1927年9月，参加大别山南麓的秋收暴动，11月中旬，参加了黄麻起义，所在的麻城农民自卫军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年7月，工农革命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历任班长、排长、连长，先后参加了粉碎国民党军对鄂豫边根据地实施的“罗李会剿”“鄂豫会剿”“徐夏会剿”，以及出击平汉线的作战。 抗日战争爆发后，陈再道任八路军第129师第386旅副旅长，参与指挥了长生口战斗、两次七亘村伏击战和黄崖底伏击战，均以极小的代价而歼灭大量敌人，从而狠狠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斗志。 1937年底，第129师组成八路军东进纵队，开赴冀南创建平原抗日根据地，陈再道任纵队司令员。到冀南仅3个多月时间，就协助冀南区党委建立20多个抗日政权，并广泛团结各路抗日武装，使最初只有500人的东进纵队，迅速发展到1万余人，使我党我军在冀南平原站稳了脚跟。 1938年底，业已占领武汉的日军逐渐回师华北，开始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发起“扫荡”。陈再道先后率领冀南军民采用游击袭扰和伏击作战，粉碎了日伪军对冀南根据地的多次围攻。因此，陈再道深得冀南人民心。总参谋部原政治部主任冯征对此，在纪念陈再道的文章中说： 司令员是一位贫苦农民的儿子，从小参加黄麻起义，天不怕，地不怕，从战士升到了军长。红军时期就是一名孤胆英雄，抗日战争期间他是冀南军区司令员，却经常穿着便衣带部队出没在敌人的碉堡中间，抓鬼子，杀汉奸。他们还有声有色地讲到，一次在向伪军炮楼喊话中，他暴露了身份，伪军头目喊道：“陈司令你敢上炮楼来，我们就缴枪。”我们的陈司令竟然出人意料地从掩蔽部内跳了起来，走向敌人的吊桥，把手枪往地<u>ｈｔtｐ://ｗｗw?９9lｉb.ｎｅｔ</u>上一甩，向伪军大声喝道：“我就是陈再道，今天来搭救你们，欢迎有种的弟兄们下来和我一起打鬼子。”几十个伪军被他的正义声威和英雄行为镇住了。顷刻间炮楼上摇起了白旗，放下吊桥，乖乖地投降了。冀地人民还传说，由于他的战功，毛主席和他开玩笑时还特准他“犯了死罪也不杀头”。干部们还说到他经常不声不响地下到班排和战士们一起拉家常、打扑克……帮助基层解决这样那样的问题。战士们亲切地称他为“大老陈”和“好司令”。有关他这样那样甚至离奇的传说，表达了大家对陈再道将军的一片崇敬之情。当时，他已随刘邓大军南下大别山区，在二纵队当司令员。 9、陈赓的一次得意之作 日军的此次“扫荡”采取了东西夹击、稳步推进的战术。 西线日军于1939年1月上旬从石家庄、邢台、邯郸、大名等据点出动，开始向东平推，占领一地，烧杀一处，然后留置守备部队，建立伪政权，军事与政治手段相结合，招法凶狠毒辣。 东线日军于2月初从泊头、德州、聊城等据点向西进攻，与西线日军成夹击之势。 这期间，第129师的5个作战集团，用一些小部队袭扰、迟滞日军，取得了一定效果。但至2月9日，日军主力仍占据了冀南中心区的各个县城。 刘、徐、邓沉着地指挥部队转至外围后，认真研究了形势，一致认为，不给日军一个沉重的打击，就不能彻底粉碎敌人的“扫荡”。 1月21日，刘、徐、邓及各集团负责人在第129师师部共同商讨反“扫荡”的作战问题。早就憋不住火的陈赓建议： “鬼子在平原作战气焰非常嚣张，仗着它有汽车和机枪、小炮，一发现八路军的部队就追，特别是受袭后更是穷追不舍，我看可以利用它这个特点搞个伏击。” “这个想法很好。”刘伯承欣然赞同，“鬼子是势利的东西，这是日本法西斯狂妄独尊的必然表现。他根本看不起我们，受了袭击当然就不服气，急于报复。日军大本营不是说要利用我们退避的心理，奋勇进击，穷追而消灭吗？是可以用伏击打它一个冷不防，但关键是地形要选好。” 经过研究，大家决定把伏击地点定在威县以南的香城固。 威县是南宫以南的一个县城。日军占领威县后，继续向北进攻，威县成了日军的一个重要补给点，由第10师团40联队一部驻守。当时其周围仅有少量日军，广大乡村仍然被掌握在抗日力量的手中。以威县之敌为歼击对象非常理想。 2月4日，陈赓率部进驻香城固。副旅长韩东山和旅参谋长周希汉对香城固周围的地形进行了勘察，发现香城固西北一带的沙滩是个理想的伏击战场：一条要干涸的河道在香城固穿过，河道两边是大片的灌木、草丛，公路就修在河道里。香城固西侧不远处有一道几十米高、1000多米长的沙岗，岗边有个叫张家庄的村庄。东北1.5公里外的庄头村，地势也是隆起的，与西边的张家庄遥遥相对。不难看出，这是一个两边高、中间低的地形，是平原地带比较难得的伏击战场。 当韩、周向陈赓、王新亭汇报了敌情和香城固西北一带的地形后，陈赓连声说：“好，好！香城固西北一带的沙滩确实是一个很理想的袋形伏击阵地，而威县守敌恰好可作为我诱击之对象。”王新亭也支持陈赓的决定。 在组织各团干部秘密察看了那里的地形、地貌后，陈赓做了战斗部署：第344旅688团团长韦杰率领该团第1营在香城固担任正面阻击任务，团主力进至张家庄担任从西向东的侧击任务；补充团位于庄头村一线，担任从东向西的侧击任务；新1团以一个营钳制曲周之敌，防止其增援，团主力于马落堡地区担任切断敌之退路的任务；骑兵连为诱敌部队。 部署完这个口袋阵后，陈赓对几位团领导说：“你们各团派出一部分部队，在2月7日、8日、9日，连续3天袭击威县县城，要千方百计诱敌出城。” 2月9日晚，战斗准备开始了。第386旅的干部、战士在香城固西北老沙河西岸一带，展开了一场构筑工事的紧张战斗。附近几个村的民兵模范班和老百姓也前来助战。他们按照工事构筑方案，筑成一道2500米长的菱形战壕。壕边移栽了一丛丛红柳树，把阵地隐蔽得严严实实。天快亮时，这个口袋阵神不知、鬼不觉地筑成了。 周希汉对阵地仔细检查了一遍后，即命令部队进入阵地，迅速做好战斗准备。这时，香城固区区长郝立顺跑来报告：100多名参战群众、5个向导、7个掩护伤员的堡垒户，还有30副担架，都准备好了。真可谓万事俱备，只等着鬼子来送死了。 威县城的日军连续两天受到袭击。他们自知威县的位置非同寻常，所以开始紧闭城门，并不追击。谁知9日晚上，八路军再次架起云梯攻城，日军被搞得心烦意乱。第二天早上，又见城南草场村一带战马奔驰，尘土飞扬，他们判断八路军主力很可能就在鼻子底下，于是决计出城报复。 上午，驻威县的日军第40联队补充大队一部和安田步兵加强中队，分乘9辆汽车，拖着一门山炮，载着两门92步兵炮，组成快速部队，像饿狼一样扑了过来。八路军骑兵连且战且退，诱敌步步深入。下午2时许，骑兵连在第什营村突然集中火力进行阻击，当场击伤敌补充大队长，击毙其翻译官和向导。当敌人跳下车组织还击时，骑兵连又故意撤离阵地。敌人被激怒了，随即爬上汽车，紧追不放。骑兵连行至耿家庄时，突然隐蔽起来，不一会儿又从香城固东南1公里外的康洼村出现，同时向敌猛烈射击。日军立即指挥汽车队离开公路，直扑骑兵连。骑兵连一看牵住了敌人，迅速朝预设伏击圈——香城固大沙河一带奔去，日军紧跟着进了伏击圈。 当敌人全部进入伏击圈，到达香城固村北街口时，埋伏在那里的688团立即给敌人以迎头痛击，击毁了头一辆汽车。敌人遭此突然袭击，慌忙组织兵力反击。日军安田中队长拿起望远镜一看，发现东、西、北三面什么动静也没有，只有正南面在阻击，就命令部队继续向正南八路军阵地冲击。然而，两次冲锋都被打了回去。狡猾的安田便分出一股兵力，由东向南，企图抄八路军的后路。但这股敌人刚接近庄头村，就被埋伏在那里的补充团两个营堵了回去，并被迫西窜。安田见东、南两面都遭到突然阻击，断定中了埋伏，便想突围逃命。这时，西、南、东三面各参战部队一齐开火，猛烈堵击、侧击敌人。敌人掉头向北突围。 这一面是伏击圈的入口，地势低，无法预先构筑隐蔽工事，也无法事先设伏。因此，当时决定待战斗打响后，由隐蔽在马落堡附近的新1团抢占。然而，由于敌人突然回窜，给新1团运动到北面抢占阵地造成很大困难。 情况相当紧急。如果不马上扎住北面这个袋口，敌人就将突围出去，使伏击计划落空。在这紧急时刻，许世友带领新1团2营冲了上去。当敌人的先头部队刚刚踏上大沙滩北坡时，新1团的战士们突然从西北冲上坡岗，冒着密集的子弹，向敌人猛烈射击，截断了敌人的退路，并将其团团围在大沙滩的中心——凹形洼地。 这是个椭圆形的沙窝，日军汽车大部分陷入沙窝，开不动了。有几辆开得动的汽车也被2营用集束手榴弹炸坏。安田惊恐万状，即令部队下车，重新组织兵力向新1团阵地冲击。敌人以重火力向新1团阵地猛烈轰击，炮火压得人抬不起头来，炸起的沙尘迷得人连眼也睁不开。新1团指战员沉着应战。 新1团是个新团，从建团到参加这次战斗才6个月。这样一支新部队要在地形不利且无工事的情况下，阻击日军两个加强中队的猛扑，确实是很艰难的。周希汉不断给新1团团长丁思林打电话，询问战斗情况，并再三要他注意许副旅长的安全。激战中，许世友一直冲在前面。为了他的安全，丁思林让警卫员把他拉回了指挥所，自己带着部队继续阻击敌人。 敌人的炮火停止了，百余名日本士兵端着刺刀冲了上来。周希汉回忆说：“那时候，我们缺乏弹药，像这样的战斗，每人也只发十几发子弹，经过消耗，剩下的已不多了。但是，我们的战士硬是用手榴弹、刺刀迫使敌人丢下20多具尸体败退下去。” 从16时30分左右直到傍晚，敌人发起了4次冲锋，都未能突破“口袋”口。于是，日军朝新1团阵地投掷了毒瓦斯弹。阵地上有很多八路军中毒，但干部、战士们坚持战斗，牢牢地守住了阵地。许世友深为新1团指战员们英勇战斗的精神所感动，后来他对别人说：“新1团从团长、政委到每一个战士，个个都是好样的。”战斗结束后不久，新1团被八路军总部授予“模范朱德青年团”的光荣称号。 安田见难以突围，便发出一串串红色信号弹求援，并命令日军再次向新1团东侧阵地冲来。在那里阻敌的6连弹药已经用尽，连长徐则贵、指导员刘子模率领全连端起刺刀，与冲上来的日军展开了肉搏，打退了敌人。 夜幕徐徐降临。敌人像热锅上的蚂蚁，在口袋阵内乱蹦乱跳。 这时，陈赓和王新亭从师部赶了回来，聚歼敌人的时机成熟了。只听一阵冲锋号响，突击队和武装群众跃出阵地，端着刺刀，从四面八方冲向敌人…… 到深夜12时许，战斗进入尾声。后半夜，一辆漏网的汽车逃到第什营村时，被群众发现包围，生俘了司机，烧毁了汽车。骑兵排打扫战场时，在一个沙坡后边找到5个负伤的敌人，其中一个举刀朝排长砍去，排长翻身下马，挥刀将其拦腰砍死，其余日军全部被俘。后来从俘虏口中得知，那个被砍死的就是安田中队长。拂晓，一个侥幸逃脱的日本兵，在葛村碰上两个拾粪的老乡，两个操起粪叉同敌搏斗，将这个日本兵打死。这件事后来被编成“两把粪叉战东洋”的故事。 此战，共毙敌200余名，生俘8名，毁掉汽车9辆，缴获山炮1门、92步兵炮2门、迫击炮1门、长短枪数10支、弹药1部，八路军伤亡50人。陈赓在日记中写道：“这次战斗是我进入平原地的第一次得意之作。” 10、陈赓痛失爱妻 反扫荡胜利结束一个月后，3月8日，陈赓旅长永远失去了他心爱的妻子王根英。 陈赓初识王根英时，她还是平民夜校的学生。她的灵秀、好学和泼辣，引起了陈赓的注意。陈赓在黄埔军校就学期间，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遇刺，陈赓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几天几夜未合眼，查出了凶手。何香凝看上了陈赓的果断、勇敢与正直，有意将小女许配于他，陈赓婉言谢绝了，只因王根英已占据了他的心房。 1922年底，已是共产党员的陈赓从湖南前往上海，开展党的工作。有时，他到平民学校去教课。来听课的人大多数是工人，其中有个17岁的纱厂女工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个女工是小有名气的工人领袖，名叫王根英。在斗争中她深感自己的文化低，所以夜校一成立，就约了妹妹和十几个女伴，成为夜校的第一批学生。陈赓来自湘乡，开口闭口总爱讲点“农民理论”，可王根英却相信“工人阶级”的力量。所以开课不久，她就和陈赓争论起来，而且学员也分成了两派，一派支持陈赓，一派支持王根英。这也是缘分吧，越争，陈赓觉得眼前这个姑娘越可爱。一次争论间隙，他突发奇想，从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匆匆写了“我爱你”3个字，折好推到王根英桌前，然后若无其事地望着前方。王根英接过纸条，正眼一看，纸上竟是这样3个字，不由得满脸通红，心里咚咚乱跳，她心想，天下还有这么大胆的“老师”！又不好声张，就把纸条悄悄藏了起来。 让陈赓没有料到的是，第二天墙报上多了一份稿件，许多人都围上去，一边看一边大笑。陈赓也凑上去。这一看羞得他恨不得挖个洞钻到地底下去。原来，墙报上所贴的“稿件”，正是昨天陈赓写给王根英的三字“情书”。陈赓是个风趣多智的人，到了这种地步，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接着又给王根英写了几张纸条。王根英也是个不服输的女子，接过纸条看都不看，吐口唾沫，啪的贴在墙上。没几天，板报上贴满了“小旗子”。 这天傍晚，他们在黄浦江畔相遇了。 “陈先生，你怎么看上我这个穷纺纱工？”王根英大大方方地质问陈赓。 陈赓如实相告：“向大姐你认得吧？那天我去看望生病的蔡和森，他的夫人向警予向我介绍了你，还说你人品好，勇敢上进，她要培养你成为一名优秀的妇女干部，还说你文化不高，要我多帮助你。” “你就这样‘帮助’我？” “这只是第一步。” “下一步？” “下一步，那就‘工农结合’呗！” 1927年5月，经周恩来和邓颖超撮合，陈赓和王根英在武汉就真的结合了，两床被子搬到了一起，完了婚。 两人结婚后不久，就传来了一个坏消息：夏斗寅叛变了！没几日，汪精卫又密令何健屠杀革命者，“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个漏网”。霎时间，白色恐怖笼罩着武汉三镇。何健看中了陈赓特务营机枪连的几挺新式机枪，便派部队包围了陈赓的住处，逼他只身离开了特务营。与此同时，陈赓领导的武汉工人纠察队，也被汉口卫戍司令李品仙下令缴械。 王根英奉命回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相见时难别亦难。王根英走的那天，周恩来赶来送行。他们在新房中把最后一点米面全都做成了干粮，并给周恩来做了一盘他爱吃的红烧狮子头。周恩来对陈赓说：“你找了个好媳妇，心灵手巧，你可别忘了人家。” “忘不了的，我们相约，每晚相思一刻钟。” 王根英又被他说得脸红了。陈赓滔滔不绝地说笑着，借以掩饰他内心的难舍难分。周恩来听着，心里也泛起阵阵波纹。最后，他动情地说：“把你们撮合在一起的是我，现在要拆开你们的还是我。看着你们亲亲热热的样子，我真不忍心。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我要带陈赓走，出师讨伐蒋介石。根英，把陈赓交给我，你尽管放心……” 就这样，王根英秘密潜回上海。陈赓随周恩来去了九江，不久，南昌又爆发了八一南昌起义。一对刚刚结合的新人，天各一方，为民族的事业奋斗在生死线上。 大革命失败后，陈赓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部队南下途中，陈赓又在贺龙部任营长，作战中负伤，后秘密到上海治疗。从1928年起，陈赓在上海参与主持中共中央特科情报工作。1931年9月赴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历任红四方面军12师团长、师长等职。率部参加第3次反“围剿”作战。1932年又因负重伤秘密到上海就医。1933年3月被捕，他严正拒绝蒋介石的诱降，经上海党组织和宋庆龄等营救脱险。 陈赓在上海已不能久留，遂离开上海前去江西。这年12月，王根英也被捕了，辗转押解到了南京老虎桥“江苏第一模范监狱”，和帅孟奇、夏之栩等关在一起。她在狱中3年多，一直坚贞不屈。抗战爆发后，周恩来代表共产党和蒋介石和谈时，要求释放政治犯，并和叶剑英等到狱中看望了王根英，当场点名释放了她。后来，王根英跟着周恩来到了西安，又赶到八路军总政治部。 夫妻相逢时，陈赓在1937年8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 上午乌云密布，下午微露日意，大家喜形于色。昨日根英由西安到达云阳总政治部，小平同志加菜为我们庆贺，并另辟一室使我们能作竟夜长谈，其快乐有胜于1927年武汉新婚之夕。根英在狱中达4年，艰苦备尝，在敌人威逼利诱之下，始终坚持党的立场不动摇，使我对她更加敬佩。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夫妻二人经历了那么大的磨难、周折，终于相逢，但在北国的抗日战场，王根英却不幸牺牲了。 王根英来到八路军总政治部才半个月，便接到组织上的通知，要她到延安陕甘宁边区党校学习。 “这么快？”王根英有些伤感。但身负重任的陈赓很平静：“那也好。我们马上要开赴山西抗日前线，我这个旅长身边总带个老婆也不像话。你早点儿回来，毕业后争取回师里工作，隔三差五总能见面……” 1938年秋，王根英从党校学习结束后，调回129师工作，被分配到师里的财经干部党校任政治部指导员。此时，第386旅正朝着这一带集结。王根英很高兴，心想不久又可以见到自己的心上人了。 然而，谁也没有料到，1939年3月8日，在一次反“扫荡”中，王根英竟英勇牺牲了。牺牲前夕，她血流满面，对要背她突围的同志用低微的声音叮嘱：“不要管我，我不行了，你们快快突围！请转告陈赓，让他狠狠地消灭日寇，转告陈赓……陈赓……” 这天，陈赓正在给部队讲话，通信员送上一份电报。他一看，浑身猛然一震：王根英在掩护战友撤退时壮烈牺牲！陈赓当时就忍不住痛哭失声，猛地拔出手枪，冲着天空“砰砰砰”射出愤怒的子弹。他流着泪水，独自一人在积雪尚未融化的树林里，站了很久，沉痛地在日记里写下了20个字：“今天是我不可忘记的一天，也是我最惨痛的一天！” 11、盘点 此次战役从1938年12月下旬到1939年3月，刘伯承、邓小平挥师冀南平原，与日军作战百余次，歼敌3000余人，击毁汽车49辆。最后，日军在第129师内外线部队的不断打击下，不得不于3月底停止“扫荡”，收缩兵力，于是形成了日军占领城镇、八路军占领乡村的局面。 在此次战役期间，冀南军民以生命和鲜血保卫了新生的抗日根据地，他们以灵活多变的战术、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团结一致，共同对敌，使“扫荡”之敌遭受到了强有力的打击。 香城固战斗胜利，蒋介石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都分别致电嘉奖386旅。 蒋介石的电文是： 刘师陈旅努力杀敌，斩获颇重，殊堪嘉许，即希传谕嘉勉。 卫立煌的电文是： ×电敬悉，刘师陈旅聚歼威县南犯之敌，并多俘获，至深欢慰。 香城固战斗后，日军在寻歼冀南地区八路军的企图失败后，即以一部兵力占据冀南的各个县城，并修建公路，增设据点，建立伪军、伪政权，同时依托据点进行分区“扫荡”，企图摧毁冀南抗日根据地。为使冀南抗日游击战争坚持下去，第129师将部队分散，一面带领地方游击队袭扰日伪军，断其交通，使其不能立足；一面进一步发动与组织群众，发展群众武装，改造平原地形，为坚持冀南游击战争创造条件。 1、120师领命东进冀中 1938年4月冀中军区和八路军第三纵队成立后，情况有了很大变化，但仍有一些队伍只是名义上接受军区领导，而且游击战争和地方工作尚未充分开展，部队未经彻底整顿和严酷的战斗锻炼，当敌人残酷进攻的时候，要完成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的任务，领导上便感到力不从心了。 反击日伪军的“扫荡”。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进攻，毛泽东从容不迫，在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镇定地提出“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部署，指出，我“党的主要工作方面是在战区的敌后”，我党我军“将经过游击战争，积蓄力量，把自己造成为粉碎日本帝国主义的决定因素之一”。 120师师长贺龙、政治委员关向应、副师长肖克在延安参加了这次会议。 彭德怀还说：冀东斗争失败了。冀热察地方很大，可以很好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就用宋时轮、邓华的力量来搞。中央决定由肖克同志带一部分干部去组织冀热察挺进军，到那里创立新的根据地。带哪些部队去冀中，哪些人去冀热察，由你们讨论决定。 武汉失守后，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帝国主义把过去集中主要军事力量打击国民党的方针，改为对国民党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而逐渐回师华北，企图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我军，摧毁抗日根据地，以巩固其占领区。从1938年11月到1940年底，仅华北地区日军出动1000人以上的大规模“扫荡”就多达109次，使用兵力总计50多万人。 为此，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派120师主力到冀中完成三项任务：一、巩固冀中抗日根据地；二、帮助在冀中坚持斗争的八路军第三纵队；三、扩大自己。 针对国民党加紧与我党我军争夺河北、山东以及日寇可能回师华北、巩固其占领区的新形势，毛泽东命令八路军主力挺进河北、山东两省，协同当地军民更加深入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争，发展我党我军力量，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具体部署是： 企图在齐会地区进行“扫荡”。 115师挺进山东； 120师主力进入冀中； 六中全会闭幕以后，贺龙、关向应、肖克在延安开了两天会，专门讨论挺进冀中和组织冀热察挺进军的工作部署。11月25日，中共中央下达了《对冀热察区工作的意见》，正式决定成立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派肖克同志前往工作，并成立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军队及地方工作”。中央还决定，从延安拨出一部分干部给挺进军，“由贺、关、肖负责成立之”。 冀中，即河北省中部，位于平汉、北宁、津浦3条铁路和沧（县）石（家庄）公路之间，是华北平原的主要部分，平畴阔野，一望无际，滹沱河、子牙河、大清河、潴龙河贯穿全境。全区39个县，800余万人，村镇密布，人口众多。 会议期间，在毛泽东听取贺、关对于“巩固华北”的意见之后的一天，王稼祥、彭德怀来到贺龙、关向应、肖克的住处，向他们传达中共中央军委的决定。彭德怀说：120师贯彻中央“巩固华北”的方针是向东去，到冀中平原去。冀中那里没有八路军的主力。冀中的部队人数不少，但部队新，战斗力还不强，在敌人回师的时候，将会遇到很大困难，需要主力部队去帮助他们。120师到那里去，自己也才能得到发展，那里人多呀！ “七七”事变之后，国民党军及各级政府弃地南逃。中共保属省委在保定失陷后，发动和组织抗日武装，建立了河北游击军。1937年10月，在国民党军第53军第691团任团长的共产党员吕正操，拒绝国民党的南逃命令，于河北晋县小樵镇举义，改称人民自卫军，在中共保属省委领导下，与河北游击军一起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了冀中抗日根据地。这期间，冀中地区的抗日武装除了共产党领导的以外，还有地主豪绅、国民党流散人员及其他各式人员组织的队伍，成分比较复杂。 2、贺龙分兵 山西岚县，120师师部。 贺龙从延安回到岚县后便忙了起来。 从岚县到冀中，要越过两道铁路，无数个敌人据点，重重封锁线，困难不小，怎样才能做好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尤其是有一个重要问题需要统一认识：120师去冀中，同时还要继续坚持晋西北的抗日斗争，怎么安排？几天来，贺龙同关向应、肖克、甘泗淇、周士第反复交换意见，取得了一致的看法。 12月11日，贺龙等召开120师团以上活动分子会议，传达了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对一年来的工作进行了总结，部署和讨论了东进的任务。会议开了7天。其间，贺龙、关向应还召集旅以上干部会，着重讨论了120师主力离开以后坚持晋西北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安排。 贺龙、关向应都主张：去冀中的任务必须完成，晋西北根据地也要坚持，必须两者兼顾。贺龙说：晋西北的天下是我们打开的，晋西北根据地是我们东进的依托，不能丢给别的人。要把358旅留在晋西北，让群众知道，我们去了冀中，120师还在晋西北。 会议最后同意贺、关、肖等商定的方案：由贺龙、关向应亲率358旅716团、715团两个营（留一个营在大青山）和独立一支队执行东进冀中的任务；358旅旅长张宗逊、政治委员张平化率358旅旅部、714团、独立1团（由独立2、3两个支队合编）、独立2团（由独立4支队改称）和警6团、独立6支队留在晋西北。 会上，贺龙、关向应还决定，中共晋西北区党委书记赵林、副书记罗贵波继续以120师政治部民运部的名义，在贺、关走了以后，统一领导晋西北的地方工作。这个决定既考虑了挺进冀中的任务，又照顾了坚持晋西北根据地的需要，是有利于坚持敌后抗战全局的正确决策。后来的事实证明，358旅留在晋西北，不仅控制着华北与西北联系的枢纽，保证了中共中央同各根据地的交通，而且在阎锡山发动反共事变时，使八路军仍能处于主动地位。 当时，在晋西北的抗日武装还有以续范亭为司令，由战动总会游击队编成的保安司令部所属部队（后来改编为陆军暂编第1师）和山西工人武装自卫旅等新军部队。他们都是在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以统一战线组织的面目出现的抗日武装。战动总会武装部长程子华去冀中担任八路军第3纵队政治委员时，专程面见贺龙、关向应，详细汇报了战动总会所属武装的情况。他对贺龙说：“老总，我走了以后，这几支武装就由120师指挥了。”因此，在这次会议上，贺龙、关向应特地分析了这些武装的情况，讨论了贺、关离晋之后，晋西北区党委如何处理与他们之间的各种关系问题。 续范亭，山西崞县人，早年是同盟会会员，参加了辛亥革命，后来担任国民联军第3军第6混成旅旅长及国民联军军事政治学校校长。1935年12月因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在南京中山陵剖腹自杀，以明其志，遇救未死。“西安事变”后，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回山西积极推动抗日救亡运动，担任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主任。对于这样一位有影响的爱国进步人士，贺龙、关向应采取了全力支持的方针。他们要求晋西北区党委及358旅积极帮助战动总会的抗日武装，使其不断得到发展壮大。贺龙交代说：一定要帮助续范亭，使之成为我们与阎锡山合作的统一战线模范。 山西工人武装自卫旅是程子华帮助阎锡山的总工会负责人郭挺一组织起来的。这支部队的成员大都是太原的工人。共产党员康永和等已经在其中建立起了党的组织，秘密发展了党员。对于这样一支部队，关键在于对郭挺一采取什么政策。贺龙、关向应认为，我们的方针应当是“拥护和推动其进步，使其改变反共态度，与我们合作”。他们建议晋西北区党委积极做好团结郭挺一的工作，对其消极的一面，要进行必要的斗争。 贺龙还指出：120师留在晋西北的部队同山西新军是兄弟部队的关系，我们走了以后，要在区党委统一领导下，团结协作。在作战指挥上，可由358旅统一协调。 这些意见，完全符合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实事求是，高屋建瓴，得到了与会者的拥护。 会议结束以后，贺龙立即命令紧急进行四项准备工作：一、派师侦察连侦察忻县到阳曲之间铁路沿线的敌情，拟订通过同蒲铁路的具体计划；二、由于部队缺乏平原作战经验，由司令部编写出平原游击战争若干问题的教材，供部队在行军空隙进行教育；三、筹集、补充武器、弹药和粮食。他对120师供给部长陈希云说：“从现在起，我管供给部，你要两天给我汇报一次。”四、安置老弱病残人员，以保证东进部队精悍有力。贺龙强调，这些工作必须秘密进行，按期完成。 12月20日，贺龙、关向应、肖克发出了东进冀中的命令。22日，大雪纷飞，寒风凛冽，贺龙、关向应率师直、716团、独立1支队和教导团从岚县出发了。 3、冀中名将吕正操首见贺龙 1939年1月19日，贺龙率部到达冀中地区腹地安平县西南的东西辽城、子文镇一带。 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以极大的热情迎来了贺龙、关向应等人。 贺龙与吕正操以前从未见过面，但是对吕正操还是颇有耳闻的：1937年10月，在国民党军第53军第691团任团长的共产党员吕正操，拒绝执行国民党的南逃命令，于河北晋县小樵镇同赵承金等人举行起义，改称人民自卫军，在中共保属省委领导下，与河北游击军一起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了冀中抗日根据地。 一见面，贺龙便风趣地对吕正操说道：“你这个司令官不小啊！冀中的人口比陕甘宁还多两倍呢！” 会见中，贺龙说明了120师的任务：一是补充人员，扩大120师，因为晋西北人太少；二是帮助你们3纵队巩固部队；三是帮助冀中根据地。大家商定，120师先休息几天，然后到河间县惠伯口与冀中军区领导机关会合。 1月26日，120师师部到达惠伯口，两军会合后召开了盛大的联欢会。欢声、笑语，掌声、口号声此起彼伏。 作家沙汀坐在观众席里，感受这火一样的热情，他望着主席台上正在讲话的贺龙，被一种欢快的情绪所感染。这些天来，贺龙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对此，沙汀曾有一段记述： ……他在人丛中站着，挂着六轮子，军帽掀高一点，神气活像一个刚从火线上下来的久经战斗的老兵。他把我们介绍给了军区联络部长……一转身，他又把我们介绍给了政治部孙主任，其次是吕正操同志，长个子，又瘦又黑，穿着相当整洁，当我们正和新相识寒暄的时候，而他忽然又走掉了。聚餐过后，我们才在大会场中见到他，并且听了他那热情而又坚决的讲演。毫无疑问，大行军的完成，太使他高兴了。 当晚，舞台上，120师战斗剧社和冀中军区独立4支队剧团开始表演文艺节目，把联欢会推向高潮。对此，吕正操曾说：“这次会一直开到深夜才散，天气虽冷，但歌声欢呼声，把会场搞得热气腾腾，真是强将鼓舞三军志，勇师振奋万人心。” 贺龙、吕正操、关向应等人兴致勃勃地观看着演出。在冀中的一个日本人宫本幸一和刚从日军据点逃出来的一个朝鲜族妇女登台唱起了具有异乡情调的歌曲。 这时，侦察科报告：日军进犯二十里铺，有进攻惠伯口的可能。吕正操听罢有些担心，他心里很清楚，30里外就驻有日军，于是转过头来看着贺龙。 贺龙沉着地说：“不用着急，调部队掩护嘛！”说完叫来716团团长黄新廷，命令他调一个营负责掩护。布置完后，贺龙回过头来对吕正操说：“我们照常看戏嘛！看完再走不迟。” 贺龙静静地坐下来，大家见状都安下心来继续看演出。 戏一演完，贺龙悄悄地对吕正操说：“我看，还是抓紧时间行动，看样子，敌人真的进攻了。” 部队迅速转移至肃宁县东北地区。 4、宴请外国“八路” 就在贺龙沉着地让大家继续看戏的时候，日军发动了进攻。日军第27师团、第110师团和独立第8混成旅各一部共7000余人，分别从沧县、泊头、保定、定县等地出动，向潴龙河、子牙河之间地区进行对冀中区的规模空前的第3次围攻。 120师刚刚到冀中，情况不熟悉。加之，他们长期在山区活动，缺乏在大平原上作战的经验，因此，有些干部对能否在平原立足心中没有底。 面对这种形势，贺龙、吕正操等决定，以120师部队隐蔽于河间地区待机歼敌，以冀中军区部队一部在子牙河以东、潴龙河以西开展游击战争牵制敌人。120师领导认为，当前最紧要的是要打几个胜仗，用事实证明鬼子是能够打败的，以稳定冀中军民的情绪；对120师来说，才能增强平原作战的胜利信心，使自己处于主动地位。 为此，1月28日，贺龙果断决定： 一、集中兵力先打击河间、任丘方向的敌人。命令716团去河间以西待机。 二、调716团3个连及一部分干部组成120师独立3支队，到大清河北岸霸县、雄县地区，配合5分区部队作战；调师直属的两个连组成120师独立2支队，到任丘、大城、河间三角地带，配合3分区部队作战；独立1支队到滹沱河以南武强、深县、饶阳、献阳一带，配合1分区部队作战。贺龙给他们3项任务：扩大自己的部队，协助地方党组织和抗日政府开展工作。 三、命令已经从大青山到达晋察冀军区3分区的715团星夜开赴冀中。 经120师各部奋力作战，取得了这一进入冀中以来的首次作战的胜利。随后，120师师部及冀中军区、冀中区党委机关连夜转移到滹沱河以南、饶阳以东的南北齐、留班寨一带。 此时，鉴于进占饶阳的日军继续南进，到了邹村，距120师师部30公里；献县日军占了武强；安平日军向南到了王庄，离东西唐旺都很近，情况危急，120师作战部门提出，转移到沧石以南，避开这几股日军。 为此，2月9日夜里，贺龙率部向滹沱河以北肃宁县东南的东湾里、窝北村一带转移。吕正操、程子华亦率冀中军区、区党委机关移往邻近东湾里的尹家庄进行休整。 第二天，贺龙、吕正操、程子华带着十几个团营干部，一边走，一边勘察尹家庄地形。展现在眼前的是一片平坦的开阔地，贯穿南北的道路两旁是日军曾经挖下的防护沟。这样的地形，对进攻的一方是十分有利的。既便于机械化部队迅速接近展开，又便于小股部队沿沟隐蔽运动。而对防守的一方，则困难重重。 “报告！”通信员高兴地喊道：“关政委回来了！”大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集中过来。此时，关向应已从晋察冀边区来到冀中，还带来了一个外国人。贺龙一见，喜出望外地喊起来：“啊呀，这不是白求恩大夫吗？”“噢，贺师长，又见到你了！”白求恩操着生硬的汉语，和贺龙紧紧握手。 白求恩，加拿大共产党员，为了帮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不远万里，远涉重洋，来到中国。1938年，他从延安前往晋察冀边区时，路过岚县。贺龙留他住了一个礼拜，相处甚欢。这次敌后相见，别提彼此有多么高兴。白求恩告诉贺龙，他带来了一支18人的医疗队，请贺师长帮助安排。“不忙，不忙，吃完晚饭再说。”贺龙一边吩咐“加菜”庆祝，一边和白求恩一齐回到指挥部。傍晚，太阳即将落山。天地一派绛红，很是热烈。今天的饭菜要比平时丰盛多了，因为白求恩大夫来了，“来了一位外国‘八路’”。大家非常高兴。四样菜呢，除了白菜粉条，还杀了两只鸡，满满地盛了四瓷盆。这在当时，的确要算最丰盛、最隆重的招待了。厨师的手艺也说不上高明，白求恩却吃得津津有味。不等吃完饭，他又去找贺龙，要求立刻分配工作。 吕正操见他经过长途行军，路上积雪很深不好走，一定很劳累了，便说：“先休息一下，工作有的是。” 白求恩却斩钉截铁地说：“我是来工作的，不是来休息的。” 接着，他就拿出已经拟好了的到部队检查医疗情况、施行手术的计划给吕正操看。原来，他在来冀中的行军途中就把工作计划订好了。吕正操看他抢救伤员的心情这样急切，便不再劝阻。 贺龙想了想，提议18个人分成两个小队，一队跟随120师行动，另一队去冀中军区。白求恩可以两边走走。白求恩表示同意。贺龙又让120师卫生部长曾育生跟随白求恩，协助白求恩处理事务，照顾他的生活。 白求恩同志把救死扶伤看做是医生最神圣的职责。他坚决主张医生上火线，要尽可能地在当时当地给伤员施行手术，这样就能减少死亡和缩短住院时间。看到有的医生不上火线，他不能容忍，甚至会大发脾气；谁要阻止他上火线去，他就勃然大怒。他言行一致，说到做到。枪声就是命令，哪里有枪声，他就往哪里跑。 齐会战斗打响时，白求恩跟随贺龙的指挥所，在离前线5里的一个小庙里，建立了手术室。白求恩的身边不时有弹片或流弹飞过。突然，一颗炮弹打来，把小庙的外墙炸塌了。白求恩同志依然镇定从容，不肯后撤。他始终全神贯注地工作，连续3天3夜，没有离开手术室。仅这一次，他就为100多名伤员做了手术。 5、贺龙身边的好政委 120师师部领导率部由晋西北前往冀中途中，路经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部，聂荣臻向贺龙、关向应介绍了冀中的复杂情况。他对贺龙说：“到冀中扩充部队，兵员是充足的。那个地方‘司令遍天下’，杂牌武装、联庄会多得很，希望你们多带一些去。120师干部多嘛！容易把工作做好，把他们带离本乡本土，改造工作也容易些。” 贺龙在晋察冀军区住了几天后返回120师驻地灵寿县陈庄，准备越过平汉路前往冀中。关向应则因为要参加中共中央北方分局会议，留在晋察冀边区。 会议结束后，关向应也来到了冀中。关向应给贺龙带来了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关于成立冀中区军政委员会和向冀中传达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的意见。两人商定2月14日在东湾里召开冀中区党政军联席会议。 会议由程子华主持。贺龙传达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及中共中央军委赋予120师的任务。关向应传达了北方分局关于成立冀中区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冀中斗争的意见。会议根据六中全会“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精神，分析了冀中斗争的形势、冀中部队的情况，讨论了冀中当前斗争方针和统一冀中各抗日部队的指挥等问题。 关向应在会上提出了深入发动群众、加强政权建设、壮大党的力量、正确执行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等意见。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分局的意见，由贺龙、关向应、周士第、甘泗淇、吕正操、程子华、孙志远、王平、黄敬组成冀中区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冀中区党政军民工作。 为了统一军事指挥，按照八路军总部意见，成立了以贺龙为总指挥、吕正操为副总指挥、关向应为政治委员的冀中区总指挥部。会议决定，立即深入发动群众，做好基层组织的工作，加强地方武装，坚壁清野，破坏道路，抗击日寇；各级党政机关立即实行精简，精干机构，以适应游击战争的需要。 关向应是杰出的政治工作领导者，擅长于部队政治思想建设。从1932年到他逝世前的15年间，贺龙在各个部队担任司令员时，关向应始终同时担任政治委员。关向应坚强的党性、高尚的情操、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艰苦朴素的作风和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深得贺龙的敬重。贺龙曾说，他一生遇到两个好政委，一个是周逸群，一个是关向应。 关向应1902年出生于辽宁金县一个贫困的满族农家，原名关致祥。他的家乡“关东州”在日俄战争后已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从小就看到家乡父老饱受战祸滋扰和侵略者凌辱的情景，心中十分愤懑。日本侵略者强行实施的奴化教育尤其使他痛恨。他在《自传》中说：“我12岁时入日本办的专以教育中国人的普通学校（初级小学），4年毕业。后复入大连公学堂（高等小学），2年毕业。我在这6年中所受教育完全是侵略式的教育，书报都看不明白，国内的情形一点不晓得，思想完全是奴隶的。当我毕业后学堂就把我送一日本商店服务，才做了一个月，因与日本人冲突就辞了。”宁肯回家种地绝不受日本人的欺辱。他说：“做一个中国人，就要有骨气！” 他在大连公学堂读书时，常在学校发的日文课本书眉上批写“中国”“我是中国人”“精忠报国”这样的字句，画一些丑化日本侵略者的漫画，抒发他对日本殖民者的仇恨心情；他还参加了反对日本教员殴打中国学生的罢课。1923年，他在泰东日报社做工时，又率众“教训”了辱骂中国人的日本殖民者，迫使此人当众道歉。他愤怒地说：“非把日本帝国主义打走不可！” 泰东日报社是关向应接触进步书报、参加革命活动的起点。1923年，他在泰东日报社结识了以记者身份来到报社开展革命活动的共产党员李震瀛和陈为人，在这两位共产党员的帮助下，懂得了很多革命道理。 1924年秋，关向应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次年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关向应奉命回国，先后在上海、山东、湖北、河南、武汉等地从事共产党和青年团工作。1932年初前往湘鄂西苏区工作，从此结识了贺龙。 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关向应先后任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员、军委分会主席，红3军、红2军团政治委员，还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在从洪湖到湘鄂川黔苏区的极其艰苦的4年间，关向应和贺龙率部转战不息，对红2军团与根据地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关向应初到这里时，为了恢复红军中的党组织和政治机关，关向应深入连队进行细致的思想工作，亲自主持登记党员，组织党支部，成立政治部，制定部队政治工作制度。他平易近人，工作深入，几乎认识红3军的所有战士。在生活上，他和战士一样身穿破衣，脚穿草鞋，风餐露宿，同甘共苦，深得全军指战员的爱戴。 1934年10月，红3军在黔东和由任弼时率领的红6军团会师。经中央批准，红3军恢复红2军团番号。中央决定由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统一指挥红2、6军团。此后，经过一年奋斗，纠正了湘鄂西根据地在肃反、建军、建党等方面的“左”倾错误，粉碎了敌人的两次“围剿”，扩大了自己的队伍，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长征。 1935年11月，贺龙、任弼时和关向应等领导红2、6军团，从湖南桑植出发开始长征，经过种种艰难险阻，于1936年7月初同红四方面军在川康边的甘孜会师。中央决定红2、6军团和32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兼红2军团政治委员。 长征过程中，关向应等红二方面军领导同志，坚定地站在党中央一边，同朱德、刘伯承一起，和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阴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经过他们力争，并得到徐向前等四方面军许多干部战士的支持，红四、红二方面军终于共同北上，在1936年10月间先后在甘肃会宁、静宁将军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胜利结束了长征。红二方面军与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对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这场斗争中，包括关向应在内的红二方面军主要领导同志充分表现了拥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坚强党性和维护党内团结一致的原则精神。 抗日战争中，关向应任第120师政治委员和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书记，和贺龙师长共同创建了晋绥解放区，并和贺龙一起率领部队转战冀中平原和晋察冀边区根据地，战斗足迹遍及华北各地。关向应为创建晋绥抗日根据地付出了大量心血，立下了不朽功绩。 抗战初期120师刚到晋西北，关向应即受中共中央北方局委托，组建中共晋西北区党委，同时发扬我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光荣传统，一面坚持和日本侵略军作战，一面参加创建根据地工作。关向应遂亲自带领从部队抽调的700多名干部组成地方工作队，分赴晋西北各县和大青山地区开辟工作。工作队正确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各阶层群众合作抗日，建立群众组织，恢复抗日政权，发展游击队和地方武装，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打下初步基础。 1938年9月，关向应回延安出席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作了《晋西北工作报告》。其后又任晋绥军区政治委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委员、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书记，成为晋绥抗日根据地党、政、军一元化领导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并且兼负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的重任。 关向应还经常研究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战役与战术问题，认真总结经验。1939年6月28日，他在晋察冀边区阜平县易家庄，曾以《冀中战争形势和几个政策问题》为题，在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干部会议上讲话。他对冀中形势的发展趋势，以及继续巩固发展统一战线问题，冀中的民主、民生问题，都作了深刻的论述。这年8月，他又将这些论断加以发挥，写成《论坚持冀中平原游击战争》一文，对坚持冀中平原游击战争的规律、特点及困难和有利条件等，做了详细的论述。 这篇文章先后在冀中《新长城》和延安《八路军军政杂志》上发表。他在抗战初期发表的文章还有《120师在晋西北》《再谈晋西北的问题》等，对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开辟和建立抗日根据地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6、日寇王牌军开向河间 1939年4月，正是清明时节，冀中平原春光明媚。然而冀中的局势却依然是相当严峻的。120师驰援冀中以来，虽然四战四捷，和冀中的部队一起打破了敌人第3、4、5次围攻，但敌依仗其军力优势，侵占了冀中区的全部县城和主要集镇。 冀中平原上，敌据点林立，炮楼密布，各据点之间相距不过一二十公里，八路军回旋地区大大缩小。敌人到处拼凑伪政权，推行“治安肃正”，以据点为依托，经常出来抢粮食，抓民夫，胁迫群众平道沟、修马路，不时集结兵力，梳篦拉网，进行“扫荡”作战，企图在青纱帐起来之前消灭八路军，或将八路军逐出平原，以确保其占领的平、津等要地和津浦、平汉等铁路运输线的安全。其侵略气焰十分嚣张。 4月20日，日寇王牌军——第27师团第3联队的第2大队800余人，伪军数十人，根据杉山元新的指令，带两门山炮，乘50余辆汽车，气势汹汹地开往河间。 这股日寇，曾参加过进攻南京之战，因为血洗南京有功，全队上下，每人都弄到了枚“勋章”。大队长吉田以前没有尝过八路军的厉害，自恃“功勋”卓著，根本不把八路军放在眼里。4月22日，吉田大队进驻河间仅两天，就倾巢出动，企图寻找冀中八路军。 4月中下旬，贺龙师长率领第120师，在安国、博野、蠡县地区东渡潴龙河、跳出日寇的合击圈，深入到河间、任丘、大城、沧县之间敌人的心脏地区。为了加强对冀中抗日武装力量的领导，形成拳头，合力破敌，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的指示，第120师的部队与魏大光、高士一的两支冀中抗日武装进行了整编，合编为第120师独立第1旅和独立第2旅（第1旅辖第715团、第1、2、3团；第2旅辖第716团、第4、5团）。 4月22日下午，冀中根据地军民正集中在大朱村外的广场上举行庆祝合编大会。突然，侦察员送来了吉田大队东犯的情报。 正在主持会议的贺龙师长，接到情报后，立即大声说道：“同志们！乡亲们！河间的鬼子出动了，给我们送礼来了！我们要军民一心，团结起来，动员起来，再次粉碎敌人的进攻，打个大胜仗来庆祝我们的合编大会！” 会后，部队立即进入紧张的战斗准备，贺龙连夜在大朱村司令部召开作战会议，分析判断敌情，部署战斗任务。根据当时各方面情况判断，“河间的日寇尚未弄清我第120师主力所在。日寇东犯的目的，就是在河间以北地区，搜索我军主力，以期在任丘、大城、吕公堡之敌的策应下，消灭我第120师主力。”“根据最新获得的情报，日寇很可能于23日，由西、北两个方向，向我齐会村地区发动进攻。该敌孤军冒进，情况不明，周围各据点可配合其作战的日伪军数量也不多。而我第120师在这里却已集中了7个团的兵力，并有第3分区第27大队的配合，形势十分有利。因此，抓住战机，集中兵力歼敌一路，是有把握的。” 根据上述判断，120师首长决心“以少部兵力占领齐会村，利用齐会村周围的有利地形和村内房屋巷道，拖住急于寻找我主力的吉田大队，集中主力歼灭该敌”。 7、120师巧布罗网 齐会村是冀中平原上一个较大的村落，全村400多户，近2000口人，一条南北走向的大街横贯全村，两边都是高大坚固的房屋。村子四周的西、南、北三面都有树林、坟地和小丘，地势复杂，易守难攻，村东地势平坦，视野开阔，房屋坚固，也有利于防守。 为了完成师首长交给的任务，坚决拖住敌人，第716团3营的勇士，在营长王祥法的带领下，连夜赶修工事。为了灵活作战，指战员群策群力，把各家院落打通，又用长条木板和梯子架在房顶之间，使许多房屋连成一片。望着眼前即将变成一座攻不动、打不破的坚强堡垒的齐会村，王祥法营长紧张的心情渐渐平静下来，禁不住想起了参加师作战会议时的情景。 在确定由3营担任坚守齐会村，拖住敌人的任务后，贺龙师长表情严肃地对王营长说道：“这次任务可不同往常，是要你们学孙行者，钻到敌人肚子里，紧紧拖住敌人。” 客观地说，这次3营担负的任务的确不轻，对手不仅在兵力、装备上占有优势，而且还以“残暴”而著称。然而，看到全营指战员高涨的战斗热情和已准备就绪的阵地，王祥法的信心大大地增强了。 果然不出所料，23日一早，吉田大队就气势汹汹地向齐会村扑来。渡过古洋河后，于9时许，占领了南齐曹、北齐曹地区，然后用机枪、山炮暴风雨般地朝齐会村猛扫过来，随即以主力发起进攻，将齐会村团团围住。 3营的勇士们依托构筑的工事和房屋，奋起抗击，顽强坚守，一次又一次地打退了日寇的进攻，使敌伤亡惨重。吉田恼羞成怒，先是命令焚烧房屋，继而又命令向齐会村里施放毒气，最后又招来几架飞机对齐会村狂轰滥炸，企图一举消灭村里的第3营。顿时，硝烟笼罩了整个齐会村，弥漫了平原的上空。 王祥法一面指示各连注意防敌毒气，一面命令各连把队伍拉上房顶严密监视敌人，以防敌乘势攻进村来。3营在以前的作战中，也曾遇到过敌人施放毒气。经过总结经验，研究出一套防敌毒气的土办法。眼前见敌又施放毒气，有的用大蒜堵住鼻孔，有的用湿毛巾蒙住了嘴巴，继续坚持战斗。 这时，争夺村头阵地的战斗更加激烈起来。敌人利用村南石桥上的重机枪阵地和西北角上土地庙旁的炮兵阵地，构成交叉火力，切断了3营和外边的联系。 为了援助3营，120师师长贺龙急令716团的第1、2营和715团的第7连，分别由齐会东北、东南方向攻击敌侧背，配合3营夹击敌人，打通与3营的联系，拖住进攻之敌。吉田大队在716团和715团参战部队的内外夹击下，被迫退到齐会村边，依托有利地形与村边房屋进行抵抗，715团7连乘势突入村内，与716团3营会合。 这时，敌我已形成犬牙交错的态势，吉田大队的人马死伤无数，尸横遍野，既攻不下齐会村，又摆脱不掉可能被包围、全军覆没的困境，只好把希望寄托在任丘、大城和吕公堡的援军上。 然而吉田哪里知道，他的援兵早已被贺龙布置的阻援部队打得丢盔卸甲，逃回了老窝。23日，当吉田大队对齐会发起进攻时，为配合其行动，任丘之敌300余人也开始向齐会方向运动，进至麻家务附近，遭到120师独立第2旅第5团一部的顽强阻击，被迫撤回任丘；大城之敌200余人，在进至大广安地区时，也遭到了冀中第3分区部队的迎头痛击；吕公堡之敌，由于受冀中地方游击队的不断袭扰，压根儿就未敢出动。 至此，吉田大队已彻底地陷入孤立。为了防止齐会之敌待援无望，孤注一掷，乘夜逃走，贺龙决定立即包围歼灭该敌。命令独立第2旅第716团向齐会村东北及外围之敌进攻，该团3营及715团7连，由村内向外反击，内外夹击敌人；命令第4团进至齐会以西四公村设伏，第5团一部进至张庄附近设伏，准备协同追击部队歼灭可能向西撤退之敌，并向西、北两个方向警戒，阻击任丘方向可能增援之敌；命令独立第1旅第715团及第2团一部，进至刘古寺、东、西保车附近设伏，协同追击部队歼灭可能向南撤逃之敌，并向河间方向警戒，阻击可能增援之敌。 23日20时，各部队到达指定位置后，第716团即对齐会之敌发起猛烈攻击。刹那间，齐会村周围枪声、炮声和喊杀声交织在一起，震耳欲聋，划破宁静的夜空。 吉田大队依托村沿工事和部分房屋负隅顽抗，一直与八路军激战到24日拂晓。这时，吉田眼见援兵无望，只得率残兵败卒拼死向马村方向溃退。716团立即紧随其后展开追击。 当时，715团正好在东、西保车进行设伏，得悉敌人南逃的消息后，立即以一部兵力迅速抢占了马村，待敌靠近后，突然开火，打得敌人晕头转向。见南逃道路被堵，吉田又率残兵向东窜去。然而独立第1旅第3团又先敌抢占了南留路村，吉田大队东逃的道路也被堵死了。这时，第716团也尾追逃敌进至孙庄、刘庄、李赵庄地区，并于9时向敌后尾猛烈攻击。吉田急忙命一部日寇抢占找子营顽抗，掩护主力进攻南留路，企图夺路突围。 第3团的勇士依托南留路村庄英勇抗击，连续打退敌人的多次进攻。吉田见突围不成，于是又率残部逃回到南留路与找子营之间，企图依托树林、道沟，进行防守，防止被歼，以便等待时机，再谋突围良策。 找子营地区，地势比较平坦，残敌占据村中房屋和树林，八路军如白天发起攻击很难奏效，于是120师首长决定昼围夜攻，并将部队重新做了部署：独立第1旅715团自孙庄、刘庄向找子营及村东之敌实施进攻，第2团自北留路向南、第3团由南留路向西进攻；独立第2旅716团一部，占领张曹，断敌南逃退路；独立第1旅第1团在候安、小王庄地区，独立第2旅第5团在麻家务，分别阻击由大城、吕公堡、任丘方向增援之敌，保障主力歼灭被围之敌。原设伏于四公村的第4团及张庄的第5团一部，分别撤回到卧佛堂、河心庄地区待机。 8、敌枪炮之下打篮球 眼见歼灭这股日寇只是时间问题而已。贺龙师长几天来一直紧锁着的眉头终于放松下来，迈着轻松的步伐走出指挥部。这时，几个参谋、警卫和“战斗篮球队”的队员正围在一起，议论着齐会的战况。 贺龙见到后，立即高声喊道：“小伙子们，这么好的天气，怎么不抓紧时间练练球哪？呆坐在一起穷唧咕什么？”边说边摸出烟斗往地上一坐，摆出一副观战的姿态，悠然自得地抽起烟来。 师部驻地大朱村，离齐会只有3里来地，激烈的战斗就在身边。稍远的地方，时而有一二发敌人的炮弹爆炸。贺师长却神采奕奕，从容不迫地在球场边上坐了下来，一面看球，一面给队员们指点着战术和动作。 贺师长重视开展部队体育活动，这是谁都知道的。师的“战斗”篮球队随军转战，到处打球，活跃部队生活。可是，队员们却没有在这种场合下打过球，心情不免有些紧张。有的同志看着飞来的炮弹，担心地劝师长回指挥所去。 贺龙却笑眯眯地挥挥手，让大家安心打球，还风趣地对大家说：“有我们亚五、亚六（715、716团的代号）在前面，没关系嘛！打嘛！等天一黑我们就去收拾那伙小鬼子。” 同志们看到贺师长这样镇定自若，谈笑风生，个个精神大振，球打得十分活跃。 球赛结束后，贺师长把大家叫到一起，说道：“打球和打仗一样，最重要的是要充分做好调查研究和战前的准备工作。心中有数，才能战胜对手。这就叫‘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说着又浓浓地吸了口烟斗，继续说道：“打起来呢，就要有旺盛的士气和必胜的信心，勇猛顽强，敢打敢拼，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不打则已，打则必胜。” 夜幕渐渐降临，这时，几颗红色信号弹飞上宁静的夜空。总攻时刻到了！瞬时间，枪炮声、手榴弹的爆炸声连成一片，120师各部队按预定部署向敌发起全线攻击。独立第1旅715团率先冲进找子营村内，与敌逐屋逐巷争夺，将吉田大队残部一步步逼出村外，其他几个方向的攻击部队也有所进展，最后将残敌逼退到南留路西南的张家坟地。 25日3时，吉田率残部开始向张曹716团2营的阵地发起反扑，企图夺路南逃，被2营的勇士击退。拂晓，吉田又纠集残部转攻南留路第3团阵地，企图东窜，又未得逞。这时，吉田残部已被八路军压缩包围在张家坟地狭小地域内。 望着身边的人马日趋减少，吉田自知末日就要来临，于是狗急跳墙，又命令手下灭绝人性地向八路军攻击部队乱扔毒气弹和毒气罐，进行垂死挣扎。第120师的勇士早有准备，继续采用土办法对付敌人的毒气。 这时贺龙在大朱村前沿观察齐会方向的战斗情况。突然敌人的毒气弹在附近爆炸了，大量的毒气马上散播开来。贺龙及其他同志中了毒，一时头晕目眩，感到窒息。卫生人员立即赶来救护，把湿毛巾捂在贺龙嘴上。过了一刻，贺龙醒了过来，周围人员都要他迅速离开这里。贺龙艰难地站起来，说：“在这关键之时，我怎么能离开这里？”他对身边参谋说：“通知部队，要狠狠地打！” 贺龙稍事休息，又投入紧张的战斗之中。 这时，吕公堡之敌百余人，任丘之敌200余人，再次向南进犯，企图援救被围的吉田残部，但均被早已等候多时的第1、4团迎头击退。 为了保证全歼残敌，贺龙师长命令各部紧缩包围圈，准备于25日黄昏，发起最后攻击。就在这时，突然狂风骤起，尘土飞扬，战场一片昏暗。吉田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急忙率残部背风向南逃窜，第715团立即展开追击，在尾追残敌20余里时，追上逃敌，歼灭其后尾一部。最后吉田只带不足百名残敌，丧家犬似的逃回了河间城。 9、贺龙兵，来无影，去无踪 齐会歼灭战开创抗战以来平原歼灭战之首，热爱子弟兵的冀中老百姓，赶着牛马大车，拉着整猪整羊、米面鱼虾，赶来慰问。 时方圆百里的老百姓都纷纷传说： “贺龙兵，来无影，去无踪，走路飕飕一阵风！” “正月十五下大雪，玉皇大帝派来一龙一凤，搭救咱冀中老百姓来了。” “活龙带着六千飞虎兵，日行千里，夜走八百，走过的地方都不留脚印儿，子弹专找鬼子的脑壳壳钻。” “贺龙的老八路打鬼子，前边打仗，后边看戏。” 战后召开了祝捷大会，祝捷大会的当晚，120师剧团演评剧《群英会》。开演之前，贺龙按时来到剧场。指战员们见贺龙来了，立时高兴地齐声喊道：“贺老总，来得早，我们向你问声好！” 贺龙笑着挥着手说：“同志们好！” 指战员们又齐声喊道：“贺老总，笑呵呵，请你给我们唱支歌！” 贺龙手卷成个喇叭筒样，笑着对大家说：“同志们哪，我唱不好！” 一个连长站了起来，挥着手喊道：“贺胡子，来一个！” 全场指战员都随着亲切地喊起来：“贺胡子，来一个！”“贺胡子，快快唱，唱个歌儿做榜样！” 贺龙望着他喜爱的干部战士说：“同志们，我真的唱不好。我提个建议，咱们一起唱，我来指挥，好不好？” “好！”指战员们高兴地回答。 于是，贺龙挥起双臂，指挥部队唱起了《义勇军进行曲》，顿时，激昂、悲壮的歌声在这平原上空响了起来：“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明亮的汽灯照着贺龙高大的身影，全场的指战员和老百姓都注视着他们敬爱的贺老总，高声唱着抗日战歌。每个人都觉得周身的热血在奔流，都觉得自己不是在唱歌，而是随着贺龙，又冒着敌人的炮火，发起了新的冲锋！ 10、盘点 此次战役，共毙伤日军700余人，俘7人，缴获山炮1门、轻重机枪20挺、步枪200余支，及其他大批军用物资，取得了平原游击战争中以外线速决的进攻打歼灭战的经验，对推动华北平原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齐会战役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日寇围攻冀中抗日根据地的疯狂气焰，增强了冀中军民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胜利信心，对巩固冀中抗日根据地起到了积极作用。 此次战役之所以能胜利，与120师师领导的正确分析判断敌情、利用敌人弱点、迅速定下歼敌决心是分不开的。敌第5次“围攻”后，八路军虽然四面是敌，活动范围限制在三四十里狭小地区之内，但敌人兵力不足、分兵守点、力量分散、机动兵力很少、孤军深入等弱点可为我利用。而120师主力7个团则相对集中，敌分我专，这就为歼灭敌人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随后，贺龙和120师首长们正确地分析研究了敌我形势和敌人之行动规律，迅速定下歼敌决心，抓住有利战机，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实行外线速决的战术，对敌进行四面包围，使齐会之敌陷入完全孤立无援境地。同时，以主力部队运动于敌之侧后，在齐会、找子营和张家坟地区先后对敌进行3次包围和反包围，予以大量杀伤消耗，使敌始终无法突围而被歼灭。 这是120师在平原上进行的一次规模较大的成功的战役。日军大本营闻讯后惊叹：没有想到，中共军居然能打平原歼灭战！ 1939年5月26日，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以《华北新胜利与贺师长光荣负伤》为题发表社论，指出：“河间一役，我贺师长英勇杀敌，战况剧烈空前，我方斩获极众，获得极大胜利”，“消息传来，全国振奋。不但给了敌人的‘扫荡’计划以有力回击，增加在敌后活动的其他游击队胜利的信心，并以事实揭破了部分别有用心的顽固分子对八路军的造谣中伤、恶意宣传的诡计”。 社论强调：“我军贺师长更于河间战斗中，亲率全体官兵，英勇出入敌阵地，冒烈火毒焰，击溃顽敌，虽不幸中毒负伤，但这是光荣伟大的，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证明了共产党员坚定不移的奋斗意志，英勇牺牲的伟大精神，是抗日前线的民族英雄。” 中共中央书记处亦于5月3日致电贺龙说：“电讯传来，惊悉在此次河间战斗中，你亲临炮火，冲锋杀敌，致中毒负伤，其他指战员同志亦多中毒者，我们无任系念。尚望安心治疗，为革命保重。同时，请代中央向一切受伤指战员同志致亲切的慰问之意。” 齐会战役的胜利，揭穿了顽固派对八路军“游而不击”的恶意中伤，使蒋介石不得不承认八路军战功卓著。齐会战役后，蒋介石分别致电阎锡山、朱德及贺龙，表彰120师。 蒋介石致朱德电文说：“俭申电悉，贺师长杀敌致果，奋不顾身，殊堪嘉奖！除宣战绩外，希转电慰勉为要。”致贺龙的电报说：“贺师长，贵恙至深系念。兹发医疗费3000元，由总部承领转给，以资疗养，特电慰问，并祝健康。” 阎锡山、程潜及国民党军一些高级将领皆有电慰问，对贺龙深表钦佩。 1、水源义重亲自出马 反击日寇“扫荡”。 日军独立第8混成旅团旅团长水源义重自接到上司的命令后，即陷入冥思苦想之中，打算找到一个袭击陈庄的妙计。突然，手下来报：“贺龙带领八路军第120师到达陈庄附近。”水源旅团长先是大吃一惊，后又开始怀疑，命手下再去打探。 陈庄位于河北省灵寿县西北50公里处，是巍巍太行深处的一个小镇。它小得在一些地图上甚至找不到它的名字。然而就在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子，却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情：1939年9月，八路军战士在贺龙元帅的指挥下，在这里巧妙设伏，痛歼日寇1500多人。陈庄歼灭战被当时《新华日报》称之为“模范歼灭战”。 1939年3月至5月，日寇为摧毁我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后方机关与设施，侵入晋察冀根据地腹地，以奔袭合击和分区“扫荡”的方法，对我北岳区的东部、西部先后进行疯狂的“扫荡”。陈庄因驻有晋察冀边区的后方机关，而成为日寇屡次“扫荡”的重点。晋察冀边区军民团结一致，奋起抗击，连续粉碎了日寇的几次“扫荡”。 9月25日，水源旅团长带着独立第8混成旅团的第31大队及灵寿、正定、行唐、无极各县的伪警备队，共1500余人（含日军1000余人），并强征民夫200余人，大车数10辆，由灵寿气势汹汹地开始向北进犯。 日寇前几次进犯失败后，经过4个多月的准备，重新制订了“秋季大讨伐”作战计划。规定，驻石家庄及正太线的日军独立第8混成旅团，于9月下旬向北岳区南部重镇陈庄地区进犯。 当时，贺龙率领的第120师挺进敌后以来，屡战屡胜，使日寇闻风丧胆，威震整个华北。如果贺龙真的率第120师来到陈庄，对水源旅团进犯陈庄将构成多么大的威胁？这不能不令水源旅团长吃惊。 为摧毁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后方机关与设施，对北岳区东部、西部进行疯狂的“扫荡”。陈庄为日寇“扫荡”的重点。 2、贺龙设“口袋”待敌 早在4月下旬，120师在齐会地区就歼灭敌吉田大队700余人；6月下旬，在张骞寺歼灭河北民军张荫梧部3个旅共2500余人，予敌顽伪以沉重打击。7月以来，冀中阴雨连绵，河水猛涨，日寇在军事上无法消灭我军，竟灭绝人性地决堤放水，使冀中平原成为一片泽园，妄图把我军置于死地。同时，国民党也在积极准备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 120师依靠广大群众艰苦奋斗，与敌人展开了两个月的水上游击战争后，8月间，奉命返晋察冀边区整训，该师除留第2、3、4、5、6等5个支队，由第3支队长贺炳炎、政治委员余秋里统一指挥，坚持冀中斗争外，师主力独立第1旅（缺715团）、第2旅、独立第1支队等分两个梯队，于8月18日从深县之东西黄龙、南北溪村、大流、德朝等地出发向西转移，越过平汉路，9月初抵行唐西北之秦家台羊、口头镇、南北城寨，黄龙港地区集结。部队进行整编：独立第1旅之1、2团合编为2团；独立第2旅改为358旅，第4、5团合编为4团。整编后立即布置整训。 冀中根据地的这个秋天，山川沟谷里到处呈现出一派迷人的景象。咧嘴的长玉米，压弯了腰的谷穗，鲜红的大枣，挂满枝头的苹果、柿子、核桃也都快要成熟了；慈河两岸的芦花在微风中轻舞，鸟儿也在尽情歌唱，乡亲们都沉浸在这丰收的喜悦之中。就在这样一个万物收获的季节，日军为了抢夺粮食、破坏根据地的秋收，大量调动兵力，加紧准备对八路军根据地的秋季扫荡。 对于敌人的这一企图，八路军首长早有预料。9月15日，时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聂荣臻，以及八路军120师贺龙师长、关向应政委联名通知边区军民，敌人正在调动兵力，有向八路军根据地进犯的迹象。并命令358旅旅长张宗逊和政治委员张平化负责指挥120师第一梯队的部队，在北岳区军民的协助下，粉碎敌人的进攻。同时指示：各地方武装、后方机关、学校、救亡团体和人民群众做好反“扫荡”的准备。 边区军民接到命令后，便遵照军区首长的指示紧急行动起来。于9月16日下午召开了东石门会议，就保卫秋收、粉碎“扫荡”进行了部署。边区的各乡、村都作了充分的准备。从慈峪镇到陈庄镇沿途几十个村子都组织了青年基干队、抗先队协助部队挖陷阱、埋地雷；各村的妇救会也组成了担架队，准备战时抢运伤员；孩子们也成立了儿童团，平时站岗放哨，担任警戒。总之，从谭庄到岔头十多公里的慈河两岸，边区军民严阵以待，准备到时候联手降妖除魔。 果然不出贺龙师长所料，9月24日，日军独立第8混成旅团水源义重旅团长，率步兵独立第31大队，以及驻石家庄、正定、行唐、灵寿等地的日伪军2000余人，强拉200多名农夫，数十辆大车，突然集中于灵寿县城。9月25日，水源亲率日伪军2000余众，携大炮、汽车、战马和辎重等，浩浩荡荡出灵寿县城，向北进攻慈峪镇。 敌人动用了所有的大炮、掷弹筒、机枪，轻重火器一起猛烈射击，在慈峪镇周围大发淫威。八路军四分区5团警戒部队进行了顽强的阻击，但终因寡不敌众，只得撤出战斗，到中午时分日军占领了慈峪镇。水源义重得意地命令他的参谋长向日军华北总部报告：“9月25日12时，皇军攻占了灵寿中部大集镇——慈峪。” 得知敌人的行动后，贺龙师长急率师部和716团，一天一夜急行90公里，赶来参战。贺龙判断敌人的目标不会单纯仅仅是慈峪，很可能是以此为依托进攻陈庄。陈庄距灵寿县城50余公里，从县城到陈庄主要道路是经慈峪、岔头两镇的一条大路，除此之外，虽有几条绕行的小路，但都不便于敌重火器的机动。以前，敌人多次骚扰陈庄都是走的大路，所以贺龙估计，这次敌人很可能还走这条大路。因此，决定集中主要兵力部署在北谭庄至岔头一线慈河两岸的山峪上，布成口袋阵，待敌来犯。 占据北谭庄东西侧阵地上的八路军部队，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牵引着敌人向设伏地域前进，部署在谭庄乡北侧至岔头镇慈河两岸设伏的主力部队则在阵地上耐心地等待着。 但他们从中午一直等到太阳快落山了也未见敌人的影子。黄昏过后，八路军719团的侦察员报告：“日军进入北谭庄和西伍河一带，即停止前进。”是夜，八路军716团以白头山作依托几次向占领谭庄之敌发起进攻，想诱敌出战，而狡猾的敌人却只以火力还击，不肯前进一步。 3、日军占领陈庄 9月26日拂晓，日军占领慈峪后，水源义重命一部兵力越过慈河，向北谭庄第719团的阵地发起猛烈攻击，并向第719团阵地的侧后迂回包围。在遭第719团的阻击后，水源再次下令停止进攻。下午4时许，水源命令进到南谭庄、北霍营、北伍河的部队立即撤回慈峪镇。不久，水源又命将山炮、大车等大型辎重物资向灵寿撤退，摆出一副要立即回兵灵寿的架势。 “不好，水源要跑！”一直在监视敌人的第719团立即将敌寇的动态报告给师首长。为了搞清日寇的企图，师首长命令第719团以一部兵力于当晚夜袭慈峪镇。然而，敌人仍固守镇内，只以火力还击，不为所动。难道水源真的要撤退吗？还是另有什么别的打算？第120师的首长们陷入苦苦的长思之中。 其实，对于陈庄这块肥肉，水源早就垂涎三尺。肉不到口，水源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更何况进袭陈庄还是上司的命令。只是由于摸不清八路虚实，一直不好下口。眼前水源抛出的要回兵灵寿的这团迷雾，实际上正是在使用其所谓的“山地讨伐的进步战术”，又叫“牛刀子战术”。水源的打算是，先以少部兵力在北谭庄方向佯攻，诱我120师主力于该地；继则将进攻北谭庄的部队撤回慈峪镇，并将辎重物资撤回灵寿，摆出要撤兵的架势，欺骗迷惑第120师。待第120师主力被吸引到北谭庄一线后，避实就虚，他的主力却走小路轻装奔袭陈庄。 9月27日凌晨，水源义重留下500人及大部分重火器守卫慈峪镇，自己带领精锐主力1500多人，由本地汉奸谢连菜、王真妮带路，冒充“八路军”，乘夜暗偷偷经燕川、长峪小路奔袭陈庄。而八路军这时却并未发现敌人的这一新动向，还在原来的设伏阵地上等着敌人自投罗网。 敌人轻装疾行，拂晓前已经赶至了陈庄东南部地区，还有几公里路就要进村了。而陈庄这时还驻有八路军机关的一部分干部和一些未来得及撤走的群众。眼看着这些人就要被敌人包围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时，突然一声枪响！清脆的枪声划破了这黎明前的寂静，也打碎了水源偷袭陈庄的美梦。 原来一群抗大二分校的学员，此时正在陈庄东南部的山坡上进行训练，发现了这一情况后，一面立即开火阻击敌人，迟滞敌人的行动；一面火速派人通知驻陈庄的机关、团体和人民群众，马上向北部山区进行转移。 就是这样一群勇敢的抗大学员，在关键时刻挽救了八路军机关干部和许多无辜群众的生命。由于此时他们兵力单薄无法坚守，在人民群众全部安全转移后，便于上午10时左右撤出陈庄。在他们撤出后，日军随即占领了陈庄。 以为偷袭成功的水源义重高兴得马上向华北日军总部报告，报告词大意为：“我按阁下批示的新战术，找准敌方的弱点，出其不意，以大胆勇敢的精神，进行巧妙的袭击。故未经大的战斗，一举占领了晋察冀边区首府陈庄。我正在陈庄向阁下报告。”得到总部的夸奖后，他自吹自擂地对部下说：“皇军未经大的伤亡就攻占了边区首府陈庄，不能不说（我）是指挥者的天才。” 望着硝烟还未散尽的陈庄，水源旅团长得意扬扬。这天正是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水源命手下杀猪宰羊，庆祝中秋和皇军取得的“赫赫战功”。听到这一命令，日伪军犹如一群嗜血成性的野兽，用那血淋淋的双手屠杀着陈庄的鸡鸭牛羊。一时间，牲畜被宰杀时的惨叫声和日伪军的狂呼乱叫声交杂在一起，鬼哭狼嚎一般。远在北平的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部接到这一报告，敌酋们不禁喜形于色，大肆吹嘘“不经大的战斗而占领陈庄，这是指挥者的天才，新战术的胜利”。 客观地谈，水源占领陈庄是由于八路军判断有误，他们一直在慈河沿岸固守待敌，却忽视了陈庄周围的防御，使敌人钻了空子。 4、120师“关门打狗” 占领陈庄的日军自以为“新战术”获得了成功，着实高兴了一阵子。后来，在缴获的敌人文件中发现，敌大队长田中省三郎在这天的日记里写道：“……不经大的战斗而占领陈庄，这是指挥者的天才……” 可没过多久，日军就发现不大对劲。800多户人家的镇子竟见不到一个人影，驻在这里的八路军机关、学校竟都不翼而飞了。这里不过是一个既无守兵又无粮草的“空城”。现在整个陈庄就剩下满墙涂写的大标语：“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滚回去！” 见此情景，水源顿感不妙，恐怕八路军是早有埋伏。眼看着太阳快落山了，日军更是惶惶不安，因为他们最害怕八路军的夜战，一个个惶恐地听着风吹草动。 果不其然，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八路军战士就好似从地底下钻出的一样，陈庄周围到处都有。四面八方的枪声彻夜响个不停，他们哪里知道，这正是八路军的疲兵之计，故意吓唬他们。而对地形陌生的日军，此时就像无头的苍蝇一般到处乱撞，但又轻易不敢出村，只能躲在村子里盲目射击。 八路军则利用地形优势，在夜幕的掩护下放开手脚，大显神威。有一个勇敢的八路军战士竟一直摸到日军阵地前沿，用手榴弹将3个日本兵炸死，把机枪给扛跑了。在八路军不断的袭扰下，日军整夜都不得安宁。 此时，贺龙根据敌我态势，对日军奔袭陈庄的情况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他认为敌人孤军深入，无后方保障，不可能在陈庄久留，肯定会迅速撤退。因此决定将计就计，集中优势兵力造成关门打狗之势，在敌人回撤时利用陈庄地区的有利地形歼敌于运动之中。随即命令除719团、2团，继续留驻谭庄及口头镇以南，监视灵寿、行唐、曲阳的日军行动外，其余部队迅速机动到陈庄外围。 贺龙心想：这一次绝不能再让敌人从眼皮子底下溜走，因此，关键的问题是判明敌人从哪条路回窜？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交战双方智谋的较量，谁技高一筹，谁就可以掌握主动。从以往的经验看，奔袭根据地的敌人一般从哪条路来，又会沿哪条路回，八路军在敌人来的路上设伏符合敌人的行动规律。但是面对狡猾的水源，不得不重新考虑。既然来时搞了个“新战术”，那么走时也可能玩套“新花招”，敌人很可能改变过去的规律，不走来时的小路，而是顺东南的大路回逃。这样做，既可以避免像过去那样遭伏击，又能和慈峪镇留守的日军相呼应。因此，考虑再三，贺龙认为敌沿大路逃跑的可能性比较大。 针对以上判断，贺龙师长部署了下一步作战的具体方案： 第一，变以往在敌人来路上设伏的做法，令师主力358旅716团集结于陈庄以东横山岭和昙花楼附近，布成一个大的口袋阵候机待敌。 第二，令4团及特务团，各出一个营占领陈庄南侧的阵地，以防敌人从原路返回。主力部队部署在坡门西侧担负机动阻击任务。 第三，令特务团一部占领陈庄东侧七祖院村，与敌人保持接触，诱敌深入我横山岭伏击区。 第四，令4分区5团占领慈峪镇西北侧地区，随时准备阻击慈峪援敌。 第五，令719团继续占领谭庄北侧的阵地，一方面可阻击敌人回窜，另一方面可阻止慈峪之敌援助被围之敌。 就这样，八路军悄悄布好了一张使入侵之敌无路可逃的“天网”！ 5、日军走进伏击圈 攻占陈庄的日军遭八路军彻夜袭扰，已是疲惫不堪。敌首水源义重更是心惊胆战，坐卧不安。此时他觉得作战目的已经达到，能向上司交差了，再留在这里恐怕夜长梦多，不如及早撤退；但就这么走了，却又心有不甘，遂令鬼子兵开始烧房。 9月28日拂晓，陈庄上空腾起了滚滚的浓烟，顷刻之间，800多户的村庄淹没在一片火海之中。针对日军放火烧房这一行动，贺龙判断日军应该是准备回逃了。果然不出所料，在熊熊的烈火中，日军先头部队开始撤离陈庄。贺龙立即命令部队准备战斗。 8点多钟，陈庄方向传来了密集的枪声。侦察员报告，敌人出了陈庄向东沿大路撤退，在七祖院村与特务团一部打上了。这个消息令人振奋，敌人就要进入伏击圈了。可是，半小时后，一个侦察参谋报告，敌人的主力已经后撤，离开大路涉渡慈河，有沿来路逃跑的迹象。狡猾的敌人又开始耍起花招。 358旅旅长张宗逊接到报告后非常惊讶地说：“好狡猾的牛刀子专家，果真又搞新花样了。”当即向贺龙师长报告了情况。贺师长听完大家的分析和报告后，手拿烟斗，紧吸了一口烟，站起来胸有成竹地说：“我仍然肯定原来的判断，敌人并没有发现我们的设伏位置。因此，他沿小路南逃的可能性很小，这可能是水源又在弄鬼。”遂决定按原有部署不变，主力部队在预设阵地待敌。但是为慎重起见，贺师长还是令2团和特务团抽些部队赶往长峪一带，防止敌人真的从原路回逃。 一个小时以后，前去侦察的人员报告，敌主力过慈河后，又转换了方向，利用河边芦苇和树林作掩护，正沿慈河南岸的大路向东逃窜。指挥部的首长不约而同都长吁了一口气，敌人到底还是朝着给他安排好的死路来了。 眼看着敌人一步步向埋伏圈走来，八路军战士个个摩拳擦掌，翘首以待。 战斗很快打响了！刚开始的时候，日军还认为八路军又上了他“新战术”的当，把主力调至他们来时的小路上，现在遇到的只不过是一些不成气候的游击队，因而并不在意。他们一面还击，一面大摇大摆地向东撤退。当敌人快到叠谷崖北侧时，遇到了716团1营的猛烈阻击。正向长峪急进的2团主力，听到这边猛烈的枪声，也从后边追了过来。敌人这才发现势头不对，开始乱了阵脚。水源一见这阵势，差点儿从马背上摔下来，急忙指挥部队向东急速逃窜。 716团1营坚守的叠谷崖阵地，是伸向慈河的一个突出部。它像一扇闸门，死死卡住了敌人向东逃跑的道路，八路军利用这一地形大量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 水源发现这一情况后，遂以2个中队的兵力向这个阵地发起了连续进攻。日军士兵们个个都想逃命，便凭借着优势火力疯狂地猛冲。1营指战员沉着应战，放敌靠近，突然猛打，冲在前面的敌人不少都滚下山去。 就这样，1营官兵同敌人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夺战，从上午9点多一直打到下午1点多。4个小时里，先后打退了日军4次冲击，和敌人进行了3次肉搏战，阵地坚如磐石，一直牢牢地掌握在八路军的手里。 敌人被八路军压制在河沟里，成群地挤在一起，既无藏身之地，其火力优势又难以发挥，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团团乱转。这时，一部分敌人北涉慈河，企图抢占慈河北侧的268等高地。预伏在阵地上的716团2营官兵，突然以猛烈的火力进行阻击，敌人猝不及防，整批整批地倒毙在淤泥里。残余的敌人无奈，又狼狈地逃回了慈河南岸。 敌人向东、向北突围均残遭失败，于是便把南北昙花楼之间的鞍部作为突破口，企图从此突围。八路军发觉后，迅速以步枪、手榴弹阻击突围之敌，但由于八路军武器装备低劣，担任阻击任务的部队又是从冀中水灾区赶过来的，许多手榴弹受潮失效未爆。因此，敌人便趁机逃逸，一部分敌人仗着优势火力抢占了南昙花楼附近的有利地形。八路军见状急调据守北昙花楼的部队向敌人发动攻击。但由于日军居高临下，八路军发起的四五次冲击，均未成功。 最后，战士们在10连连长兼指导员张钦的带领下，进行了密集的冲锋，以排山倒海之势直入敌人阵地，与敌人展开了殊死的白刃肉搏战。敌人惊恐万状，仓皇溃退，八路军战士趁势奋勇追杀，全歼了占领南昙花楼之敌。 6、水源少将命归西天 9月29日，在昙花楼附近的日军残部见东逃无路，西窜无门，遂企图从鲁柏山西南经燕川向慈峪方向逃窜。因此，鲁柏山一带就成了陈庄歼灭战的最后一个主战场。 上午10点左右，敌人集中了剩下的全部力量，拼命地向鲁柏山爬去。鲁柏山层峦叠嶂，十分陡峭。敌人满以为爬上鲁柏山就能居高临下，抵挡一阵子八路军的攻势，从而等待外援，伺机逃脱。但没想到刚刚爬到山顶，就遭到了八路军炮火的猛烈轰击。尔后，八路军战士又从四面八方聚向鲁柏山，残敌这下真成了瓮中之鳖，可谓是四面楚歌。龟缩麇集的敌人在各种火力打击下，顾头不顾腚，许多人都摔下了山崖。此时，日军的骡马、辎重和重火器全部丢掉了，活着的也只剩下四五百人。 至此，残敌仍妄图摆脱八路军的重重包围，从西侧溜走。但他们哪里知道，八路军4分区5团，早已在万寺院一带设置了阻击阵地，堵住了他们的去路。游击队和边区群众也已将大小山沟和荒僻的小道堵了个水泄不通，真可谓是天罗地网，任小鬼子插翅也难逃！日军这时被迫又龟缩在万寺院东北侧一个方圆不过几百平方米的小山顶上，无粮无水，缺弹少药，又不时遭受八路军炮火的猛烈打击，处境更加困难。 11时许，八路军再次向被围日军发起攻击，并以迫击炮向敌群轰击。日军完全丧失了往日的威风，个个心胆俱裂，抱头鼠窜。 在战斗的收尾阶段，八路军战士在鲁柏山西南，发现一股五六十人的日军，企图向万寺院方向逃命。师首长当即命令部队进行追堵，消灭这股妄图逃窜的日军。 日军急急如丧家之犬，仓皇奔逃，八路军堵截部队迎头以密集的火力射向敌人，不少日军纷纷倒地。此时八路军的一个连长命令战士们暂停射击，准备活捉这伙日军，便带一部分战士向敌人侧后方绕去。八路军战士们暂停了射击，敌人那边的枪声也逐渐稀疏了下来。见此情形，正面堵截的八路军战士便向日军喊话：“缴枪不杀！八路军优待俘虏。” 疯狂的敌人在听到喊声后却又开始射击。就在这时候，那位连长带领的一部分战士已绕到日军侧方后方，只见一个身着黄呢军服的日本军官（水源义重）手挥战刀在大声呼喊着，正指挥火力向八路军堵截部队猛烈射击。这位连长便悄悄向身边的战士要了一颗手榴弹，轻轻地拧开盖子，猛地拽开发火线，使劲儿投向这伙负隅顽抗的敌人，“轰”的一声巨响，手榴弹在日军中炸开了。 就在这声巨响过后，那个自称“天才指挥官”的水源义重少将便魂飞烟灭，做了异乡之鬼。这位连长随即率领战士们冲了过去，只见一个受了伤的日军大佐跪到河滩边正准备切腹自绝，八路军战士一枪便结果了他。余下的日军见状四散逃窜，有的爬在大树上，有的龟缩到坞塄里，还有的逃至万寺院村，都被八路军捕获，无一漏网。 9月30日晨，彻夜的枪声停止了，火红的太阳从东方升起，万道霞光照耀着周围的群山与村落。慈河两岸、鲁柏山周围，到处横七竖八地躺着日军的尸体，足有1000多具。 至此，历时6天5夜的陈庄歼灭战胜利结束。 7、战将周士第总结陈庄战斗 参与指挥此次战斗的120师参谋长周士第，为广东乐会（今海南琼海）人。早年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五四运动中被选为琼崖学生联合会干事。1922年在广州参加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琼崖评论社”。1924年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后，参加组建孙中山的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先后任见习官、副队长、队长。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支援广宁农民运动、平定商团及军阀叛乱、援助省港大罢工、保卫广东革命政府等斗争，受到中共两广区委的高度赞扬。1925年底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独立团（叶挺独立团）第1营营长，后任该团参谋长、代理团长、团长，参加北伐战争，参与指挥汀泗桥、贺胜桥、武昌城等战役。所部敢打硬仗，屡建奇功，被誉为“铁军”。1927年8月率部参加南昌起义，任第25师师长。起义军南下广东失利后，他辗转于香港、南京、上海、西安、福建等地，曾参与策划推翻蒋介石的活动。1932年1月淞沪抗战爆发后，曾参与组建上海抗日义勇军。1933年在蔡廷锴的第19路军任师参谋处处长、团长。同年底到中央苏区首府江西瑞金，任红军大学军事教员。长征中，任军委干部团上级干部队指挥科科长、队长。到陕北后，先后任红15军团、红二方面军参谋长，参加直罗镇和东征战役。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120师参谋长，晋西北军区参谋长，晋绥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协助贺龙、关向应等创建与巩固晋西北、冀中、晋绥等抗日根据地，参与指挥齐会、陈庄、黄土岭、田家会等战斗。 周士第在陈庄战斗结束后，对战斗作了如下的总结：敌人此次进攻陈庄，采用了轻装、急袭、佯攻、避实就虚的战法和坚决的动作，这是表现了敌人在战术上的进步。 我们是怎样对付敌人这个战术，使其全军覆灭的呢？ 当敌人25、26两日以一部向北谭庄进攻企图迷惑吸引我军时，我军仅以一部应战，而主力则隐蔽于适当地区，未到决战时机（消灭敌人时机）不轻易使用，使敌人佯攻的动作，没有得到任何效果。 26日下午，北谭庄、南北五河之敌均向慈峪撤退，这又是其欺骗动作，我主力仍未暴露出来，27日拂晓前，敌突然迅速地由小路急袭陈庄。在敌人方面，虽说是巧妙，但我军方面，则抓住了消灭敌人的时机，主力就各方面出动，有了很周密的布置，迅速的动作，使敌人被迫处于包围的地位。 27日夜，我军不断袭击陈庄，陈庄之敌恐慌万状，当敌人已知陈庄不能占而决定撤走时，敌人估计我军会在其来路埋伏（陈庄南之长岩方向）。故企图以出我意表之行动，沿河东走，并以一部向大庄方面进攻，企图驱逐河北岸我军，掩护其主力沿河南岸行进，而慈峪方面之敌亦沿河北进，向南北五河白头山猛烈进攻，以相呼应，以便接出陈庄之敌，这种动作也的确是巧妙的，可使我军不易应付。但我军也就估计到敌人的这种行动的可能性最大。因此我军主力即根据这个估计为主要部署。28日拂晓，果然不出我们所料，敌人向东退走，被我全部包围于破门口冯沟里一带，而由慈峪增援之敌，被我阻于白头山一带，在这种形势之下，从陈庄退走的敌人已成瓮中之鳖。 我军原定计划是要在28日黄昏后，将敌全部消灭于冯沟里破门口附近，唯因某兵团之手榴弹大部发生障碍，致不能解决战斗，只消灭了敌人一部，使战斗延长了一天一夜。 由于冯沟里破门口之残敌，28日发现我东面主力，后又发现南边山上我军移动，其不敢再向东逃，企图找我弱处转变方向，敌于29日拂晓时以全力向破门口西南高地冲击，企图逃脱。当其占领了几个地形较好的高山时，自以为是得计了，其实，敌竟没有料到这正是向我布置好的口袋里钻去，不久，我主力从各方面突然出现于敌人面前，将敌全部包围于高山上深沟里时，素以武士道自豪且具有现代装备现代战术又“学会”了我游击战术的“皇军”，至此也不得不全部做了异乡怨鬼。 敌人的错误与我军的正确是取得胜利的关键所在。要战胜敌人就要使敌人发生错误，可是谁愿有错误呢？因此就必须在战斗前在战斗过程中造成敌人的错误。此次陈庄战役，敌人是犯着怎样的错误呢？敌人在战斗前没有侦察清楚我军主力的位置，（缴获敌人之作战标图中，只注明慈峪有我军，但多少不明，龙田沟有我军100，文城头有我军100，南北谭庄有我军600，东岔头有我军600，寺底下东柏山有我军100，南盘川有我军400，沙湾上有我军多少不明，陈庄有我军多少不明），至于我某兵团从另一地区急行军赶来参加战斗，更为敌所估计不到。敌人基本上对我军兵力不明，这是敌人战斗前的错误。 其次，敌27日由长岩进犯（应为长峪），28日由陈庄东退，29日由破门口向西南突围，这都是在战斗过程中我们造成的敌人的错误。我们为什么能造成敌人的错误呢？则由于是我军对敌人的企图有正确的估计，和我军主力隐蔽，指挥灵活机动，动作坚决勇敢，使敌人判断错误，而造成了敌人行动的错误。 敌人有了这些错误，已决定了他们的覆没命运，虽然仍企图作最后挣扎。顽强抵抗，临死前犹紧急求援（例如我缴获敌被围于鲁柏山上而发出之求援电报原稿云：“现在西侧鞍部苦战中，阁下身边忧虑，希望至急以飞机送弹药粮秣来及增派讨伐队。”）飞机虽的确应电而来，然而终无济于事。我军在6天5夜的战斗过程中，处处处于主动地位，并紧紧抓住了敌人这个错误，毫不放松。如29日到30日拂晓，慈峪方面敌人增到1000余，且占领白头山，但我军并不因此而变更消灭被围之敌的决心，始终保持主力在陈庄方面，慈峪方面仍是次要方向，以正确对付错误，胜败决矣。 战斗中各方面的配合极其重要。120师部队与军区部队的配合：在时间上从25日至30日，在空间上从慈峪方面至陈庄方面，在每个战斗部署与战斗行动上，都起了很好的配合作用，依照一个作战计划进行。特别是29日至30日拂晓，共同向鲁柏山冲锋和分途截击，直至最后解决战斗。 不但正规军的配合如此，地方游击队亦起了配合作用，如灵寿游击队在沙湾燕川方面积极活动，扰击迷惑敌人，以至消灭了零星逃出的敌人，缴获了轻机枪3挺（公安局缴到1挺），俘虏日军1名。 而且群众亦起了配合作用，成千成百的群众，勇敢地到火线上帮助抬伤兵，救护伤员，迅速地运到后方，他们紧张地在敌人火力射击下工作着，因此有刘光连、张五子、刘尚宗、郝保子等4人在火线上抬伤兵而光荣负伤，罗齐在带路时光荣负伤的故事。此外有许多群众缴到枪支军用品，并捕捉了打散的敌人。 在此次战斗中，确实表现出了八路军、地方武装和群众的配合生出的伟大力量。我们要更大的发扬这种精神和力量。 8、陈庄战斗的意义 晋察冀边区的建立与巩固，八路军和晋察冀的民众是共同地流洒了无限的鲜血，这就是说，晋察冀边区是八路军和边区群众以头颅和鲜血换来的！我们要永远保卫我们的边区，不让日本强盗来摧残蹂躏。可是日本强盗又千方百计地企图摧毁它、消灭它，因此残酷的而又神圣的斗争，就不断地在进行着，陈庄战斗就是其中光荣的一幕。 陈庄战斗给企图摧毁边区的日本强盗一个有力的回答，此次胜利无疑地会延长敌人再次对边区新的进攻的时间，使敌人将来的进攻更要考虑和谨慎。同时提高了我军民保卫边区的信心。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敌人的战略方针，在正面主要是以政治进攻为主（引诱投降，分裂统一战线，以达到灭亡中国这目的），对敌后的我抗日根据地则以军事扫荡为主，（自然不是说，在敌后敌人会放松引诱投降，挑拨离间，分裂统一战线的阴谋，相反的亦会加强）。陈庄战斗的胜利，给了敌人这个战略方针的一个严重的打击，使兵力不足的敌人更增加困难。陈庄战斗是在相持阶段中敌后的模范的歼灭战之一。 国内顽固分子正在加紧反对共产党，反对八路军新四军，制造摩擦，分裂团结，以此作为投降的准备。陈庄战斗的胜利是以几百个共产党员和英勇的八路军指战员的鲜血换来的。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共产党员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最忠诚于民族解放事业，忠诚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决抗日到底，能够得到全国抗日群众的拥护，能够提高全国民众的抗日情绪与信心的。陈庄战斗的胜利，也粉碎了国内顽固派、投降派、反共分子、托派汉奸等的无耻阴谋！事实胜过一场雄辩。 9、358旅屡获大胜 在陈庄战斗中，第358旅的参战部队，在旅长张宗逊的出色指挥下，英勇奋战，取得了战斗的胜利。358旅的这次胜利，得到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的认可，并还为此次胜利发来了贺电。然而，曾经有一次358旅取得了重大胜利，蒋介石派驻第120师的上校联络官却不相信。 抗战初期，八路军第120师第358旅，在旅长张宗逊的带领下转战晋西北、五台山地区。1938年11月，有着很多次伏击战经验的张宗逊，率领358旅所部在五台的一个叫“滑石片”的地方取得了设伏歼灭日军一个大队的重大胜利。 11月3日，张宗逊得悉：驻五台日军蚋野大队和周围据点的敌人700多人，昨晚从五台出动，正向东进犯，今晨偷袭了高洪口晋察冀军区第2军第5大队，使当地军民遭受严重损失。 张宗逊得到此情报后，立即和张平化及第716团团长黄新廷、政治委员廖汉生一起研究作战部署。把伏击地点选定在从高洪口到五台的必经之路滑石片。 张宗逊部署完毕后，率领部队顶着凛冽的寒风，踏着漫山白雪，在向导的带领下，抄捷径疾进。张宗逊率领旅部与第716团行动。各连干部在行进中跑前跑后，边行军边做政治动员。干部帮助战士扛东西，体强的帮体弱的，互相鼓励，互相竞赛，你追我赶，与敌人抢时间。旅部和第716团经过4个小时的急行军，走了50里山路，于夜晚9时到达了滑石片以西的一个高地。到了现场后，张宗逊和黄新廷等人又看了看地形，对部队做了具体部署。 358旅各部刚到各自位置展开，远处就传来了马蹄走在石子路上的嘈杂声。又过了一会儿，连日军穿的皮鞋走路声都能听清了。不一会儿，嘈杂的人马声已经进入沟内了，不时地还夹杂着牛、羊、鸡、鸭的声音，行军速度很慢。怎么这么乱？简直不像支军队。原来这些日军在高洪口抢掠一空，趁夜逃走。敌人得意扬扬，有的边走路边叼着香烟，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这么寒冷的雪夜里，在这远离人家的深山沟里，会藏着一支能致自己覆没的部队，因此，他们如入无人之境，有的还边走边打闹，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戒备了。 战士们看到这些家伙，又好气，又好笑。气的是敌人太凶残了；笑的是他们死到临头了，还不知道！ 当敌人全部进入了山沟后，张宗逊一声令下，埋伏在最前头的第3营首先发起了攻击，一阵猛烈的火力网组成了一道难以通过的火墙，堵住了敌人的去路。第1营迅速从后面包抄上来，死死地卡住了敌人的退路。两头堵住了，敌人如同在一张大网中，被网得严严实实的。埋伏在中间的第2营，居高临下，向敌人猛烈开火。敌人慌了、乱了；鸡、鸭、牛、羊惊了，乱叫、乱跑、乱飞，与敌人乱撞。人、牲畜，都为了活命，到处乱窜。敌人被压缩到陡崖下。他们毕竟是经过严格训练的军队，很快清醒过来，知道中了埋伏，立即进行垂死挣扎，枪声四起。 张宗逊看到敌人已乱了阵脚，决定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他向第716团下达了全面出击的命令。顿时，冲锋号响彻了夜空，战士们端着枪，从土丘后、从崖石旁、从草丛中、从树林里，从一切能藏人的地方钻了出来，冲入沟底、崖下，冲入敌群中，与敌展开了搏斗、厮杀。敌人防不胜防，躲不胜躲，躲过前面的，躲不开后面的，只恨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许多人叽里哇啦乱叫，为了活命的举起了手…… 拂晓前，伏击圈内的大部分敌人被解决。趁夜色逃出伏击圈的几十名日军，也遭到了第714团的迎头痛击。 滑石片伏击战，358旅歼灭了日军第109师团第135联队的蚋野大队700余人，俘虏21人，缴获火炮6门、机枪30余挺、步枪340余支、战马153匹、电台1部，还有大批的军用物品。 战斗结束后，旅长张宗逊通过晋察冀军区2分区向聂荣臻司令员报告了战斗经过，同时拍电报向贺龙师长做了汇报。 滑石片战斗的胜利，在五台、定襄、忻州等地区影响很大，大大地振奋了军心民心，群众争相传递胜利消息。晋察冀军区派记者到第358旅部队采访。部队把缴获的大批战利品让记者一一拍了照，留下了永久性的纪念。 可是，国民党派驻第120师的上校联络官陈宏模，开始不相信张宗逊的第358旅取得这么大的胜利。后来按贺龙师长嘱咐，送给他两件日军呢子大衣和一把日军军官指挥刀，又让他看了照片。在实物面前，这位联络官才哑口无言。 不久，聂荣臻司令员指示，让边区政府专门派人到第358旅慰问指战员。地方群众和部队还组织了联欢祝捷大会。 “延安参观团”的王智涛，以及《大公报》的记者和“联合国赈灾委员会”的于璞等人，也专门到第358旅慰问伤员，拨给100元大洋的慰问费。 当第358旅返回晋西北途经国民党骑兵第1军防区时，该军军长赵承绶组织他的部队，参观第358旅的战利品，并将该军的家属基地静乐县娄烦镇让第358旅驻扎。 10、盘点 此次战役，经6天5夜的激战，共计击毙水源义重少将旅团长、田中大队长、川崎、北村中队长以下1500人。俘虏16名，入侵之敌无一人漏网。缴获长短枪450余支、轻机枪19挺、重机枪7挺、掷弹筒9个、无线电台2部、战马52匹、炮弹10余箱、子弹4万余发。 陈庄战斗，是在鲁柏山区进行的一次规模较大的山地歼灭战。作战地域广阔，南起慈峪，北到口头，西达陈庄，东至上碑。这是120师在晋察冀边区进行的使日本侵略者闻风丧胆的山地歼灭战。 这次战斗，是八路军第120师和晋察冀军区部队在贺龙、聂荣臻等首长的指挥下，对毛主席在抗战初期提出的“基本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作战原则的具体运用。在这次作战中，八路军以设阵待击、节节抗击、相机袭击、机动阻击、乘势追击、向心攻击等战法，重创日军。粉碎了其向晋察冀边区北岳区的东部、西部进行“扫荡”的企图，巩固了北岳区革命根据地。它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八路军在敌后进行的一次漂亮的“模范歼灭战”。 陈庄歼灭战的胜利，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人民战争的胜利。在这场战斗中，根据地人民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支前，踊跃参战，有力地配合主力部队的作战行动。陈庄周围30多个村庄组织近3000人参加了战斗。二区区委书记范振国亲自带领600多人的担架队随军行动。漫山乡自卫队长张凤明率领40多人的砍刀队直接参战。透过这场战争可以看出“民兵是胜利之本”，八路军战士的勇敢、地方武装的配合、战地群众的支持，使凶残日军的“牛刀”折断在这巍巍的太行山麓。 为陈庄大捷，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员长蒋介石，以及程潜、卫立煌等人致电贺龙等领导人：对陈庄之战，尽歼敌人，予以重大打击，树华北抗战之楷模，振军威于冀晋，特传令嘉奖。 1、杨成武报告敌情 杨成武说：“我准备打东路的日军。” 聂荣臻不慌不忙接过电报，仔细看了一遍。情报上显示，日军准备分3路向我晋察冀分区进行“扫荡”。西路经北石佛往灰堡方向，西南路出涞源城经插箭岭奔走马驿方向。东路则由村宪吉大佐亲自率领，由一个步兵大队、一个炮兵中队和一个机枪中队组成，共500多名日军，经白石口、鼻子岭向银坊镇地区急进。聂荣臻看完后抬起头，问站在身边的杨成武：“这情报可靠吗？” 北岳地区地跨晋察冀三省边界，太行、恒山两山脉盘亘境内，为滹沱、桑乾等河的发源地。东出太行可以直下幽燕平原，威胁北平、天津两大城市，北出恒山，可以直捣漠北和松辽平原，南与太行、太岳衔接，与晋冀豫成为掎角之势，为中共领导的第18集团军由陕北去华东、华中和东北的通道，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杨成武立即回答道：“我认为，这一仗应该打。” “情报是涞源情报站根据涞源维持会和宪兵队我内线的报告，并经过与其他情报人员提供的情报核实、分析后才报到一分区司令部的。涞源这个情报站的站长崔明贵，人称‘催命鬼’，对涞源城里的一点一滴都了如指掌，他提供的情报一向都比较准确。”杨成武说道。 “报告！”随着这个洪亮的声音，一分区的杨成武走了进来。 日军华北方面军还为确保其占领区的安定，制订了1939年度的“治安肃正计划”。他们企图先集中兵力摧毁八路军抗日根据地，再分散兵力占领要地建立据点，并以此为依托，对八路军反复进行“扫荡”，以实现对抗日根据地由“点”到“面”的占领。 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不仅打乱了日军的战略部署，而且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战。这些敌后抗日根据地犹如一把尖刀抵在日军的胸口，使他们如坐针毡，片刻不宁。因此在1938年10月武汉会战结束后，日军便调整了军事战略，把打击的重点转向在其后方活动的抗日游击队，他们令主力回师华北，集中兵力对八路军根据地进行“扫荡”。 为了摧毁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北岳区而对其进行大规模“扫荡”。 北岳区根据地是晋察冀边区中最早建立的抗日敌后根据地，包括晋东北、冀西、察南、东雁北等地区。它的中心是河北省阜平县，是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晋察冀边区人民政府所在地。 看着杨成武迫不及待的样子，聂荣臻笑了笑说：“那先说说你的想法吧。” 一听这话，聂荣臻舒了舒额头，因为他了解这个崔明贵。 “什么事？”聂荣臻问道，眼睛却并没有离开桌上的地图。 聂荣臻想了想，说：“你有什么好的设想没有？” 反击日军对北岳区进行大规模“扫荡”。 “报告司令，有情况。驻张家口的敌阿部规秀中将派手下村宪吉大佐率一个支队的日军共1000多人已经进驻涞源城，妄图从北线‘扫荡’我晋察冀边区根据地。”杨成武一边说一边急忙递上刚刚接到的敌情通报。 1939年深秋，太行山麓。 杨成武指着地图说：“司令您看，从涞源到银坊这一带的地形我非常熟悉，从涞源到银坊的路上，是一片连绵险峻的大山，长城就横在涞源南面的奇峰峡谷之间。出了涞源城，进入长城的白石口，再往南到雁宿崖和银坊，这中间只有一条山路可以走，两面都是光秃陡峭的山石，这地形对于我们非常的有利，是个打伏击的好地方。我准备就在这条路上设埋伏，想办法把敌人东路的这支主力引进来，集中力量歼灭它。这样，另外两路日军由于大山的阻隔也难以及时增援，不难吃掉它一部。小鬼子既然送上门来，我们就好好地打上一仗，来一个瓮中捉鳖。”杨成武边比画边说，越说越兴奋。 听完杨成武的话，聂荣臻凑到桌上的地图前，经过一番仔细的审核后，他终于点点头：“好的，我同意你的意见！就打东路！”聂荣臻转身对通信员说：“你快去请彭真、贺龙和关向应同志过来，我们立刻召开一个紧急会议，拟订一个具体周密的作战方案。” 在晋察冀军区的司令部里，一盏昏暗的马灯下面，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正聚精会神地俯着身，研究着眼前的地图，此刻他心里琢磨着：日军的冬季“扫荡”已经全面展开，盘桓在张家口到涞源一带的日军一直对晋察冀边区虎视眈眈。涞源乃敌我必争之地，如我军控制住涞源，就能经察南回兵北上直逼日寇老巢张家口。敌人则企图用张家口至涞源一线的据点割裂根据地，阻止八路军向察南、雁北机动，进而巩固其占领区。敌人入侵冀西以来，在涞源多处置碉堡、深沟，并派重兵把守，而且以此为据点不断向根据地“扫荡”。就在两个月前，晋察冀军区一分区2团与特务营在涞源以北的石门峪一带成功地打了日寇一次伏击，切断了鬼子的交通线。为此，敌人非常恼怒，必会前来报复。聂荣臻不得不认真考虑下一阶段的作战。 1939年夏天，日军对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开始由冀中平原转向北岳山区，在对北岳山区边缘地带进行频繁骚扰的同时，日军还不时以部分兵力深入到根据地腹地，企图寻机歼灭八路军主力。 “东路可是由村宪吉大佐率领的敌人主力啊，你们有把握吗？”聂荣臻问道。 “司令员，您看这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杨成武急切地问道。 2、伏击部署 根据聂荣臻指示，第二天一大早杨成武就骑上战马，带着警卫员往回赶。他们并没有直接返回一分区司令部，而是绕了一个弯子，特意从银坊、雁宿崖、插箭岭、黄土岭一线走。虽然杨成武对这里的地形非常熟悉，但大战在即，还必须仔细地察看地形。走着看着，杨成武不禁兴奋起来——眼前这地形环境简直对我太有利了！从白石口至雁宿崖这一条路，要通过一段两侧由陡峭山崖夹着的宽约40米的干河滩。如果将部队埋伏在两侧山崖上，并以一部兵力诱敌至此，再用火力封锁住白石口，断敌退路，敌人就插翅难逃，只能葬身于卵石遍地的乱河滩中。这种地形正适合打伏击战！ 回到管头镇的一分区司令部，杨成武召开了作战会议，对作战方案再次进行了研究。 “首先是要把敌人引到我们的伏击地点，还不能让三路敌人合在一起。你们说说怎么打？” 团长、政委们纷纷各抒己见…… 最后，大家得出了统一的意见，并制订了一个初步的作战方案。杨成武随即做了兵力部署：以一部分兵力和地方游击队去牵制、截击由插箭岭、灰堡方向前进之敌，不使这两路敌人接近伏击战场；曾雍雅的第3支队和梁正中的县支队由白石口向雁宿崖佯动，充当“狼诱子”，把敌人引入雁宿崖伏击区；唐子安、黄文明率第2团，纪亭榭、袁升平率第3团，分别埋伏于雁宿崖东西两侧山崖上，消灭敌军主力；陈正湘、王道邦率第1团插至白石口南，随时准备堵击敌人的退路。 一切布置停当，杨成武要通了聂荣臻的电话：“聂司令，我们都安排好了。3个主力团对付他的一路，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您还有什么指示吗？” “你们一定要抓住战机，争取把这一路敌人都消灭！我不离开电话，你随时向我报告。”聂荣臻在电话那头关切地说道。 杨成武打完电话便紧接着召开了战前动员会，在会上他激动地说：“鬼子进行的这为期一个半月的冬季‘扫荡’，妄图消灭我们刚刚壮大起来的根据地，进一步控制华北地区。如果我们退让，那会有多少老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遭受鬼子的疯狂报复和杀戮。我们要以百分之百的战斗热情投入到战斗当中去，给这帮气焰嚣张的敌人以狠狠的打击！” 战士们一听说有仗要打，而且还适逢晋察冀军区成立两周年之际，个个摩拳擦掌，表示一定要痛歼敌人，以捷报为两周年庆典送礼。 八路军这次在主要方面上投入的兵力，一共有3个团加2个营，和一支游击支队，共计6000余人。同敌人的一路相比，兵力上占有绝对的优势。在动员大会结束以后，各部队陆续抵达指定位置，并迅速按作战部署展开了。 3、村宪吉大队的覆灭 1939年11月3日上午7时许，日军村宪吉大队一部600余人，进至三岔口时，与曾雍雅支队接触。该支队按预定计划节节抗击，将日军诱入雁宿崖地区。预先埋伏的八路军部队立即发起攻击，将日军压缩于雁宿崖峡谷内。激战至下午4时，600多日军被歼灭500多，生俘13名，并缴获各种炮6门、轻重机枪13挺、步枪210支、骡马300匹。 硝烟还未散尽，1团7连连长钟茂华，穿着一件日军将校呢大衣，十字披红地挎着一把指挥刀、一把王八盒子，笑眯眯地大步走到营部。营长宋玉琳和教导员郑三生一见，都被他这副模样逗笑了。他们看到大衣上金晃晃的军衔，知道这是个大官的军服，但不清楚有多大，翻开衣襟，见里面用金丝线绣着“村”二字。钟茂华说：“我们迂回到敌人炮兵阵地侧后时，打倒一个鬼子官儿，缴获了这套‘行头’。” 可惜，部队在打扫战场时，没找到村宪吉大佐的尸体，所以并不能确定这家伙是死是活。 杨成武命令部队连夜打扫战场，迅速转移。 下午5时左右，部队打扫完战场，押着俘虏，沿着崎岖的山路回到晋察冀军区一分区的驻地——管头镇。在一分区司令部会议室里召开了战斗总结会议，杨成武司令员主持会议，指挥员们聚精会神地听着他的讲话。他讲道：“今日一仗，歼敌500多人，是我分区抗战以来歼敌人数最多的一仗。我认为，这次作战的主要经验有三：1、情报准确；2、从三路敌人中选择打东路，决策正确；3、地形选得好，雁宿崖两侧高山，我们埋下伏兵，一头一尾扎口袋，关门打狗，打得痛快……” 杨成武司令员的话说出了大家的体会，与会的指挥员们虽然都刚下战场，军装上还沾着血污，但是那满脸红光和炯炯有神的眼睛，却透出万分的喜悦和兴奋。昏暗的油灯下不时传出大家爽朗的笑声…… “报告！”一个声音打断了大伙的笑声。 “请进！”杨成武一抬头，见是1团3营的宋玉琳营长手拿一件日军大衣，走了进来。 “宋营长，有事吗？”杨成武问。 “杨司令，您看！”宋营长递过大衣。 杨成武在油灯下仔细一看，大衣的布料相当好，胸前佩着一条金黄色的绸带，带子两边是大红色穗子，两肩分别佩有4颗闪光的星星。 “咦？”杨成武有些吃惊。 宋营长说：“司令员，还有一把金柄指挥刀呢！” “哦！”杨成武看了一眼这把军刀，目光又回到手中的大衣上。他翻开大衣，只见绿色的里子上有一个黄框，上面写着：姓名村，血型A型。他急忙问，“这件大衣是在什么地方缴获的？” “是7连连长钟茂华迂回到敌人炮兵阵地后侧，用步枪打死的一个胖军官，然后扒下他的大衣，并拿回了这把指挥刀。”顿了一下，又说，“我们不认识衣服上的这个字，”他指指字，“不过我们分析这可能是个大官，就急忙给您送来了。” “这是日军村大佐的军大衣，他的尸体在什么地方？”杨成武急忙问道。 “已经和鬼子兵的尸体一起埋了！” “不好！”杨成武站起身，在屋子里快速地来回踱步。副司令高鹏、政治部主任罗元发等也都凑在灯下，仔细翻看着这件大衣，并小声议论着。过了一会儿，杨成武突然止步，大声说：“同志们，请你们马上赶回自己的部队，并做好打大仗、打恶仗的准备，随时听候作战命令。” 听到这话，一个作战参谋瞪着眼睛惊奇地问道：“司令员，仗不是刚刚打完吗，这大仗、恶仗又从何谈起？” “日本这个民族报复心极强，他们刚死了个大佐，绝不会就这么善罢甘休的！”杨成武用肯定的口气说道：“鬼子的特点是失败越惨，报复心越强，而且是败兵刚回来，报复的人马就出发了。他们想乘我们庆祝胜利之时，打我们一个猝不及防！”各位指挥员听后，都赞同杨司令的分析，大家纷纷起身，火速赶回部队去了。 散会后，杨成武立即抓起电话，向聂荣臻报告了缴获村大衣的情况，并说明了自己的担心。 聂荣臻听完，立即对杨成武说：“部队要马上转移到银坊、司各庄一带隐蔽待命。” “是，我马上安排！” “好！”聂荣臻赞赏地说，并交代他，“你们要密切注视日军动向，有情况立即汇报。” 4、中将阿部规秀被击毙 如杨成武所预料的那样，11月4日凌晨，杨成武又接到情报：驻张家口日军出动其精锐部队独立混成第2旅团所属各部，1500多人（伪军除外），分乘90多辆卡车急驰涞源。很显然，敌人是进行报复性“扫荡”来的。 当杨成武在管头指挥部用电话把这些情况报告给聂荣臻司令员后，聂荣臻很快来了电话：“成武同志，你争取打个更大的胜仗吧！贺龙同志怕你兵力不足，决定让120师特务团从神南北上，天黑前赶到黄土岭地区，归你指挥。此外，我们让20团、26团、34团钳制满城、徐水等地的敌人。”这样，参战部队除1分区的1、2、3、25团，分区炮兵部队外，还有3分区2团和120师特务团，以及游击3支队，取胜就更有把握了。 杨成武想到，日军上次分兵3路吃了大亏，这次恐怕不会再分兵了，可能集中力量一路“进剿”，极力寻找八路军主力决战。但他并不知道，率领这支敌兵的指挥官，竟是赫赫有名的阿部规秀中将。 阿部规秀中将，在日本军界赫赫有名。他1886年生于日本青森县，1907年5月31日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9期步兵科。毕业后进入部队，历任步兵第32联队副官、第18师团参谋、陆军教导学校学生队队长、步兵大佐、联队队长等职，晋升为陆军少将后担任关东军第1师团步兵第1旅团旅团长，率部队入侵东北。1939年10月，阿部规秀晋升为中将，现任“蒙疆驻屯军”司令长官并兼任第2混成旅旅团长。 日军的旅团长一般都由少将担任，中将往往都担任师团长的职务。由于在1938年10月，原第2独立混成旅团旅团长常冈宽治少将被八路军在广灵县境内的张家湾击毙，日军于是调任阿部规秀兼任该精锐旅团旅团团长，并对其寄予厚望。 阿部规秀向来恃才傲物，蛮横不可一世，对日本天皇誓死效忠，是一名典型的法西斯军国主义者。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一直致力于对中国军队的疯狂进攻，并推出了所谓的“山地讨伐新战术”。在上司眼中他是擅长使用“新战术”专门对付八路军游击战的“俊才”和“山地战专家”。阿部规秀凭借其硬朗的指挥风格一路平步青云，在日本军界享有“名将之花”的盛誉，深受日本军方高层的器重。 阿部规秀自从率领部队入侵东北以来，一路畅通无阻，从未受过什么挫折。在担任“蒙疆驻屯军”司令官兼任第2混成旅旅团团长后，他蠢蠢欲动，迫切地想要表现自己，急于论证他那套“山地讨伐新战术”，对于打击八路军游击队是多么有效。到任后不久他就开始着手对晋察冀边区进行“扫荡”，妄图彻底肃清晋察冀边区的八路军武装力量。 这次他派出第2独立混成旅团下辖的3个大队，兵分3路对晋察冀边区进行“扫荡”。他骄傲自负，从心底看不起八路军游击队。在他眼中八路军不过是一群刚放下镰刀端起枪的乌合之众，根本不能和大日本帝国的精锐皇军相提并论。他深信在不久的将来八路军就会被彻底消灭掉，现在需要的只是时间的问题。 村宪吉大队被歼，使刚刚晋衔的阿部规秀在天皇面前丢了脸。所以，他第二天就亲率精锐之师出马“扫荡”了，准备置八路军于死地。临行前，他在一封家信中这样写道： ……爸爸从今天起去南方战斗！回来的日子是11月13日，虽然不是什么大战斗，但也将是一场相当的战斗。8时30分乘汽车向涞源出发了！我们打仗的时候是最悠闲而且最有趣的，敌人已经逐渐衰弱下去了，再使一把劲就会投降…… 11月5日，阿部规秀亲率1500多名日军从龙虎村向白石口进犯。八路军1团1营5、6连与25团一部在白石口与敌接火，忽而坚决堵击，忽而大踏步后撤，使阿部规秀既求战不能又追赶不及，气得暴跳如雷。 当晚，日军到达银坊镇，实施“三光”政策。银坊一带村庄大火冲天，彻夜不熄，好在群众都已撤离，没有受多大的损失。11月6日，日军两次扑空后，离开银坊镇，倾师东奔黄土岭。 “敌人来了！”消息传来，各团士气大振。 为了诱敌深入，以利围困聚歼，埋伏在黄土岭附近的八路军没有惊动缓缓东进的敌军。晚间，日军搭起帐篷，解开行装，在黄土岭、司各庄一带宿营了。 八路军各部队乘夜进行兵力展开。 黄土岭这个地名，听起来让人觉得这个地方是个土山，其实不是，它是太行山北部涞源、易县交界处群山中一座垭口，四周有许多深沟大谷和一条不甚宽的河滩。时已深秋，山里冷得早，树林已脱尽叶子，地上是一片枯草。 11月7日早晨，日军在密密的雨丝中拔营前进了。中午12时，日军先头部队已接近黄土岭附近的寨坨村。下午3点钟左右，日军全部人马离开了黄土岭，陆续进入狭谷中的小路。 这时，八路军第1团、25团迎头杀出，3团及3分区的2团从西南北三面合击过来，把日军团团围住，压缩在上庄子附近一条长约1.5公里、宽约100米的沟里。八路军100多挺机枪从各个山头一齐朝沟中猛扫。分区炮兵部队连续发射了数发炮弹，这条山沟立刻被弹片、碎石和浓烟所覆盖。 但到底是日军的精锐部队，稍后，日军就在将官的督促下，开始在教场东西山谷的河滩中组织兵力拼抢孤石山及山脚一线的狭窄山梁。打红了眼的日军疯狂地叫喊着，在八路军密集的火力下扑向山梁。 绝不能让敌人的垂死挣扎得逞，正在这时，1团团长陈正湘从望远镜里发现，在南山根东西两向的山梁上，有3个向北凸出的小山包，中间的那个山包上有几个挎战刀的日军军官和几个随员，正举着望远镜向793高地及上庄子方向观望；在教场小河沟南面距南山小山头100米左右的一个独立小院内，也有挎战刀的日军军官进出。 陈正湘判断，独立小院应是敌指挥所，南面小山包是敌观察所。他当即命令通信主任邱荣辉跑步下山调炮兵连迅速上山，在团指挥所左侧立即展开。当时，指挥炮兵连的是连长杨九祥。 4发炮弹呼啸着命中目标。从望远镜里观察，小山包上的敌人拖着死尸和伤员滚下山去了。独立小院的敌人跑进跑出，异常慌乱。 为了进一步歼灭敌人，炮兵连又向独立小院北面的山沟里连发数发炮弹。 陈正湘的判断是正确的，独立小院正是日军的指挥所。但是他和杨九祥谁也不知道，阿部规秀在这次炮击下毙命了。 不久，日军驻保定的第110师团、驻大同的第26师团、驻张家口的独立混成旅团余部纷纷出动，从灵丘、涞源、唐县、易县、满城等方向分多路向黄土岭合击，先头部队距黄土岭不到15公里了。敌人企图在八路军的包围圈外面对八路军形成一个更大的包围圈，把八路军参战部队一网打尽。 战局发生了变化，全部歼灭敌人之战机已失。聂荣臻得知以上情况后，立即指示部队撤出战斗。 黄土岭战斗，是晋察冀军区继雁宿崖歼灭战后又一次大胜利。这一仗共歼灭日军900多名，缴获200多辆载军用品的骡马车、5门火炮、几百支长短枪及大批弹药，还生俘了十多个日本兵。 战斗结束后的一天下午，聂荣臻突然给杨成武打来电话，他喜悦地高声说： “成武同志，好消息！延安拍来贺电，说你们打死了阿部规秀中将，我祝贺你们啊！” 杨成武又惊又喜，根本没想到这位中将旅团长竟亲自率兵进入黄土岭，并且被八路军打死了。于是，急忙给1团挂电话，转告这个喜讯，并且要他们到战场寻找阿部中将的遗物。 当天，阿部规秀的绣着两颗金星的黄呢大衣和金柄指挥刀就被送到了杨成武这里。后来，杨成武把这些东西派人送到了军区，军区又把它送到延安。 阿部规秀中将被击毙，日本朝野震动，陆军省发布了阿部规秀的阵亡公报。 《朝日新闻》以“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的通栏标题，连续刊登悼念文章。这家报纸说：“自从皇军成立以来，中将级军官的牺牲，是没有这样的例子的。”其他各报刊也频频报道阿部的生平、战功、死讯。他的骨灰送回东京时，“帝都降半旗志哀”，可谓“哀荣”至极！ 阿部规秀是八路军在华北战场第一次击毙日军中将指挥官，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上也是第一次。党中央、八路军总部和全国各地的友军、抗日团体、著名人士，纷纷拍来贺电，祝贺八路军所取得的胜利。全国各地报纸也纷纷报道黄土岭战斗经过，刊登各种祝捷诗文。蒋介石也在1939年12月发来了电报： 据敌皓日（19日）播音，敌村部队本月江日（3日）向冀西涞源进犯……支日（4日）阿部中将率部驰援，复陷我重围，阿部中将当场毙命等话语。足见我官兵杀敌英勇，殊堪奖慰。希饬将上项战斗经过及出力官兵详查具报，以凭奖赏，为要。 5、杨司令双喜临门 就在杨成武紧张地指挥雁宿崖和黄土岭战斗的时候，他的妻子为他生了一个女儿，杨成武还是在战斗结束后才知道的。 打扫完战场，杨成武便急匆匆地赶到宁家庄看望自己的妻子和女儿。这毕竟是他第一次当父亲啊！副司令员高鹏、参谋长黄寿发也吵着和他一起去看“革命的新一代”。 “志珍！”杨成武一声呼唤，使坚强的赵志珍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她哭了，哭得十分伤心。 董部长对杨成武说：“司令员，她们母女真是大难不死啊！” “给孩子起个名字吧！”赵志珍脸上挂着泪珠，却微笑着说。 高鹏一听，不假思索地说“这孩子出生于燕赵之地，易水河畔，就叫易生（后名杨毅）吧！” 杨成武说：“易生？这个名字不错。” 高鹏笑哈哈对杨成武说：“你是双喜临门啊，一是部队打了大胜仗，二是喜得千金。” 1938年11月28日。涞源县北城子村。对杨成武和赵志珍来说，这一天是永远不会忘记的——聂荣臻司令员批准他们结婚了。 司令员要结婚，房东小两口邹选和胡景凤一商量，就对管理科的同志说：“我们把新房子让给他们住吧。”——他们结婚不久，墙上的一对大红字还很新鲜，上面还写着“新婚燕尔”几个字。 管理科的同志说：“那怎么好意思？” 胡景凤说：“喜上加喜嘛！” …… 这天杨成武照样忙他的工作，直到下午四五点钟，开会的干部们准备离开的时候，他才洒脱地说：“今天都不要走，都去喝我的喜酒！” 人们惊叫起来。就在这时，纪亭榭团长兴冲冲地来报告：“报告司令员，我们刚打了一个小胜仗，特向司令员报喜！” 罗元发和方国华是主婚人。方国华亮开嗓门说：“今天，我们为这一对革命新人举行婚礼。这是个战地婚礼，成武属虎，金戈铁马大丈夫，志珍属鸡，文武刚秀晋察冀！” 主婚人的话立即招来一阵掌声。 结婚是人生的大事，传统的拜天地的程序也是不能少的，只是内容有了改变——一拜领袖！新人向毛泽东、朱德的画像三鞠躬。二拜父母！父母不在，他们分别向着杨成武老家的方向和赵志珍老家的方向三鞠躬…… 条件再艰苦，婚宴也是要有的，虽说没有山珍海味，却也很是丰盛。炊事班搞了8个菜，有猪肉、鸡蛋、豆腐、土豆等。人们高叫着喝喜酒，一拥而上。 婚礼简单而热烈，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房东的新房里，传出了战友们的笑闹声。 婚后，他们没有过什么蜜月，而是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虽然他们的驻地相隔不足一里路，他们还是按当时的规定，每周只见一次面。赵志珍周六来到新房里，周日又回到自己的岗位上。 后来为了工作，也为了给别的干部做榜样，赵志珍转到地委工作，他们相聚在一起的日子就更少了。 一年多后，他们的爱有了结晶，赵志珍怀孕了。当她想把这一消息告诉杨成武的时候，杨成武正在指挥部队和敌人进行着殊死的斗争。敌后战场的形势十分严峻，日军一年组织两次“扫荡”，妄图把这里的抗日力量彻底消灭。 此时已是1939年的初冬，反“扫荡”的准备工作正在紧张进行着，看到志珍快临产了，地委书记王国权知道杨成武根本顾不上照顾她，就对她说：“小赵，你现在就到水泉去，去找供给部董永清部长，那里的条件稍好一些。” 倔犟的赵志珍不肯，非要跟部队一起走。王国权说：“都什么时候了，还争！” 赵志珍到了水泉，董部长找来了妇产科女医生陈露辉，对赵志珍说：“陈医生是从北平同仁医院跑出来参加抗日队伍的，从今天开始，你们两个就在一起，一定要确保杨司令的孩子安全生产。” 几天后，日军的“扫荡”开始了，董部长给赵志珍和陈医生准备了两匹骡子，让她们跟着部队转移。在战火硝烟中，赵志珍颠簸跋涉了近十天，来到完县白沙村。 这天黄昏，赵志珍突然肚子疼了起来，差点儿从牲口背上栽下来。陈医生一看说，羊水破了，赶紧把赵志珍扶下来，准备找房子烧水接生。正在这时，警卫员跑来报告：“鬼子追过来了，立即转移！” 陈医生说：“小赵，没有办法，孩子不能生在这里，咱们赶快走！” 赵志珍忍着剧痛，在陈医生的搀扶下爬上牲口，一口气跑了几里路才停下来。 这时的赵志珍实在是难以坚持了。陈医生急得满头大汗——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怎么接生啊！ 不一会儿，民兵来报告说，扫荡的日军走了，他们又急急忙忙回到白沙村。 一盏小油灯下，陈医生尽自己所能为赵志珍接生。没有想到是难产，好几个小时过去了，孩子还生不下来。赵志珍已经无力再呻吟。再拖下去，大人的生命也危险了！她一横心，硬是把孩子拉到了世上！而赵志珍却大叫一声昏了过去。 天还没有亮，有消息说日军要杀“回马枪”，部队必须立即转移。陈医生真不知道如何是好了。乡亲们听说赵志珍怀里抱的是杨司令的女儿，便不顾自己的安危，卸下一块门板，抬起赵志珍娘儿俩就拼命跑。他们跋山涉水，日夜兼程，跑了十多天，经完县、唐县、曲阳、涞源、易县，翻越了百花山、神仙山、花塔北山等几座大山。每次爬山的时候，抬担架的同志怕赵志珍掉下来，只好用绳子把赵志珍捆在门板上。 转移途中，日军飞机还不时来轰炸。一天下午，正在转移的队伍被日军飞机发现了。眼看着敌机俯冲下来，已经来不及隐藏，乡亲们把门板一放，卧倒在赵志珍和孩子的周围，用身体来为这母女俩遮挡弹片。在爆炸声中，董部长从滚滚浓烟中跌跌撞撞地跑过来，边跑边喊：“志珍同志！陈大夫！”看到赵志珍母女和陈大夫都没事儿，他才松了口气。 6、日军战俘们的生活 此次反“扫荡”战役中，八路军在第一阶段作战期间击毙的阿部规秀是当时日军侵华战争中在战场上丧失的一个高级将领，也是八路军在华北战场第一次击毙日军中将指挥官，在中国人民抗战史上也是第一次。 反“扫荡”胜利结束后，一天，五回岭情报站转来日军的一封信，信是写给杨成武的，信口还插着三根鸡毛，以示“万分火急”。 杨成武拆开一看，竟是驻张家口日军警备司令小柴写的。信中写道： 中日之战是中日两国政府的事，麾下与鄙人同是人类一分子，没有私仇，参加战争仅是为了吃饭，国家的争论与我们无关，别因此影响我们的友谊，麾下之部队武运亨通，常胜不败，鄙人极为敬佩。现鄙人有两件事求教：一是请通知鄙人在黄土岭、雁宿崖被麾下部队生俘的皇军官兵数目、军职、姓名及他们的生活近况；二是战死的皇军官兵是否埋葬？埋在何处？可否准予取回骨灰，以慰英灵？ 杨成武把此信拿给同志们看，同志们会心地笑了。杨成武当即复他一信，首先驳斥他所谓“国家争论与我们无关，参加战争只是为了吃饭”之类的言论，指出他自己就是法西斯的侵略工具。我们进行的是正义的战争，正义的战争是必胜的。然后通知他，八路军一向优待俘虏，对于放下武器的敌人，一律宽大处理。俘虏们生活得很好，已开始认识自己的侵华罪行，表示反对这场侵略战争。对于那做了日本当局炮灰、蒙受日本当局给予的灾难的死者，我们已妥为安葬，并立有石碑，以资标志。 此次战役，八路军生俘日军众多，这些俘虏们在八路军敌工科的同志们的帮助教育下，逐渐认识到自己的罪行，并表示反对这场侵略战争。 八路军对待俘虏的政策，早在八路军改编之初，中央军委颁布的“八路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就有了规定。 三大纪律包括：实行抗日救国纲领；服从上级指挥；不拿人民一点东西。 八项注意包括：进出宣传；打扫清洁；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物送还；损物赔偿；不乱屙屎；不杀敌（俘）兵。 八路军的纪律中清楚地写明了“不杀敌（俘）兵”这一条。战争过程中，八路军一直执行自己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所以在战场也经常能抓到一些日军俘虏，并且有很多日本人转而为八路军服务。 早在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与日军直接交锋之际，为了分化瓦解敌人，八路军就设立敌工科，专门负责处理战争俘虏问题，并逐步确定起优待俘虏的政策。 1937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告日本士兵宣言，将日本士兵与发动战争的日本军阀区别开来。“日本资本家、地主、军阀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把日本的工人农民，大批地强迫送到中国的战场上来，当炮灰而牺牲了。每天在中国的战场上，成千上万的日本士兵牺牲了。你们离开你们的家乡，离开你们的父母妻子，你们战死在中国的沙场上，尸首也无人收敛，这是多么悲惨的事情啊……在前线上与你们打仗的中国士兵，也是工农出身的。为着保护中国的土地，为着保护自己的家乡，为着反对日本军阀的侵略，中国的军队不得不进行神圣的正义的民族解放战争。但是中国军队绝不是反对日本的工农，他只反对日本的军阀。因此日本士兵应与中国的士兵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日本军阀。”并且，公开承诺：“中国军队绝不虐杀一个日本士兵，只要日本士兵解除武装，马上就给这种日本士兵以优待，如果他愿意回去，就送他回去，如果他愿意在中国军队内做事，就给他事情做。”（《中共中央告日本海陆空军士兵宣言》（1937年9月25日），见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版，第863、864页。） 同时，又以八路军名义致日本士兵书，公开自己的身份，希望与日本工农出身的士兵联合起来，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你们大概早听过红军这个名字吧，我们现在的第八路军就是原来的‘红军’，也就是日本报纸上所常说的‘共产军’。今天我们在战场上以血刃相见是不幸的！你们都是从日本工农出身的。被你们的军阀强迫的穿上戎装，被送到中国的战场上了，离开你们的父母妻子，离开你们的家乡。我们也都是从中国工农出身的，今天开赴前线作战，只是为了抵抗日本军阀的侵略，保卫中国的领土，保卫中国人民的利益，同时也是保卫日本工农的利益！我们绝不反对日本的工农，我们时刻在希望与日本工农携手。”“日本士兵们！到我们这边来吧，我们决不虐待你们，绝不乱杀你们。如果你们自愿的（地）到我们这边来，一样是我们自己的弟兄，中国人民的朋友。”（同前引第865～866页。） 时至1938年7月，八路军制定了更加完备的《关于对待日本俘虏的命令》： 1.严禁伤害或侮辱日本俘虏，严禁没收或损坏其私人物品。我军指战员如有违背，将受惩处。 2.对伤痛日俘应予以特别照顾和适当治疗。 3.日俘凡欲回归日本国或回归原有部队者，均给予一切可能的便利。 4.日俘如有愿留在中国或为中国军队服务者，应给予适当工作；有愿学习者，应尽量协助进入适当学校。 5.凡欲与其亲友通信者，应给予便利。 6.阵亡日军应予埋葬，并在坟前竖立石碑或木牌。 这些优待俘虏政策的执行，起到了分化瓦解日军士兵的效果。小林青回忆自己在山东战场上被俘后受到的优待情况是，虽然他曾逃跑，“但是与我接触过的八路军官兵都是既不打我，也不骂我。除了我的枪、子弹、刺刀等武器被没收以外，我身上所有的个人生活用品，一点都没动，全部由我自己保存。他们还十分热情地款待我，关心我的身体健康状况。他们不厌其烦地找机会和我聊天，启发教育我……虽然他们大都不会讲日语，却十分耐心地叫懂日语的同志做翻译来和我交谈，帮助我正确认识这场由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发动的侵略战争是不正义的，使我懂得了中日两国人民应以睦邻友好的关系相互交往，中日两国人民没有仇恨，应是朋友”。（参见小林青：《在中国的土地上——一个“日本八路”的自述》，同前引第203页） 在革命队伍供给制生活中，日本战俘享受着较一般同志高的生活待遇。“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一律按连级待遇，每月津贴费3元。在伙食供给上，中国同志以小米为主，我们则是以白面、大米为主。通常都是上午一菜一汤，下午两菜一汤。每天除各种素菜以外，几乎天天都有一点肉，每星期还能包一次饺子。”（同前引，第88页）如果学员生病了，还会享受到更好的照顾。 小林青后来不仅参加了八路军，而且还申请加入了中国国籍，将自己的后半生与中国人民的命运连成一体。 7、盘点 北岳1939年冬季反“扫荡”战役，晋察冀军区第1、第2、第3军分区及120师第715团，特务团等与日军第110师团和独立混成第2旅团各一部共两万余人进行了大小战斗108次。共毙伤日军3600多人，缴获山炮和野炮各1门、掷弹筒9具、重机枪5挺、轻机枪16挺、步马枪400多支、炮弹170发、子弹4万多发、手榴弹300多枚、战马80多匹及其他军用物资一部。八路军伤亡约2000人。 此次反“扫荡”战役，是八路军为保卫和巩固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在严峻的形势下，同日寇展开的一场时间更为持久、条件更为艰苦的作战。 此次战役胜利的原因主要有： 1.晋察冀军区各部及120师第715团、特务团在军区正确的领导与各级首长正确的指挥下，依据符合客观实际、细致周密的战斗计划，做好充分的战斗准备。 2.八路军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在地方政权和群众的热情帮助下，敌人的一举一动，我方都了解得清清楚楚。而敌人则相反，到处遭到群众的仇恨和反对。 3.地形条件对八路军有利，比较熟悉。 4.作战过程中，全体指战员英勇奋战，有坚决执行命令的自觉性。 战役取得胜利后，1939年即将过去，边区各界发来大量祝贺函电，祝贺晋察冀军区冬季反“扫荡”战役取得胜利，盛赞聂荣臻将军指挥有方，屡建奇功。聂荣臻则在《抗敌报》上复信指出，晋察冀成为敌后抗战的坚固长城，是“全边区父老和子弟兵的血肉所创造出来的”。 12月30日，毛泽东和王稼祥也给聂荣臻等发来贺电： 27日电悉，中央各同志闻之极慰，望坚持奋斗，百折不回，再接再厉，保存此全国光荣，全党光荣的根据地，祝你们健康。 1、蒋介石欲“收复失地” “摩擦”是来自“友军”的“动作”，“扫荡”是来自敌人的威胁，在关系到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在八路军正成为敌后抗战的中流砥柱时，谁又能说来自“友军”的“摩擦”不是另一种“扫荡”呢？ 向太行、冀南等抗日根据地发动进攻，企图消灭八路军一部。 华北地区的国民党地方军、中央军打日本虽本事不大，但对搞“摩擦”却个个在行。在打退了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钟麟和山西军阀阎锡山的“摩擦”之后，国民党军庞炳勋、朱怀冰、石友三等部自南而北，与日军自北而南的“扫荡”相配合，又要和八路军发生新的“摩擦”。 王子耀部则另有高招，他让部队控制住滏河上游的水，不许老百姓随便用水浇地。如果要用水浇地，每浇一亩地必须交给他们3角钱。其“刮油”手段之卑鄙，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2月12日，东进纵队2团事务员王茅南等8名同志带马1匹、步枪4支、子弹40余发、大洋64元及一部分军用品，在束鹿与日寇作战时失掉联络。在其南下归队途中，路经新河县的邢家庄时，被国民党民军第10团全部捉去。他们把我方人员的武器、财物抢光之后，一面鸣枪威吓，一面把他们全部推入河中。幸好由于水浅，这8名同志才侥幸逃了回来。 5月5日，129师某部队回民连被日寇袭击于馆陶、大名间的公路上。当该连转移到馆陶县善乐村时，被国民党河北省濮阳专员丁树本部保安第3旅偷袭，该连战士60余人被其解除武装，是为“回民连事件”。 在蒋介石的授意下，鹿钟麟、石友三、张荫梧、乔明礼、侯如墉等人各施计谋，与八路军搞“摩擦”活动。 5月15日，石友三部将八路军在清河以北所存的迫击炮2门、步枪600余支及许多炮弹、炸弹、军衣抢走。 1939年2月22日、23日和3月10日、25日，国民党河北游击总司令部所辖之津浦纵队赵云祥部分别在冀县宋家庄、广宗县刘家庄和威县枣科庄，4次共活埋八路军东进纵队五支队副官吏炳银、李化一及纵队司令部管理员康建修、2团8连政治指导员何宜昌、王伸元以下共44人。 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一种不仔细琢磨还难以理解的新的斗争——“摩擦”与“反摩擦”。所谓“摩擦”顾名思义就是没有全力以赴地去打，但又充满了敌意，既包含着挑衅，又有试探对方的意图。 八路军的力量已经使他寝食难安，再搁置下去，恐怕就养虎为患了。他已经沉不住气了，他要寻找合适的机会向共产党下手。 乔明礼部也不甘落后，在宁晋东北一带大肆搜捕八路军侦察员数次，以向张荫梧表功。这些国民党顽固派的军队，还经常假冒八路军，四处抢劫、绑票、奸污妇女，蓄意败坏八路军的声誉。他们还在大营一带贴出了伪造的“奉朱彭复电取消冀中冀南两行政主任公署”的布告；到处造谣说，“八路军不打仗，光吃小米”“八路军不是河北人，却要向河北人民要吃的；他们不会在河北久住，将来一定会逃跑”“八路军没有弹药，又没有粮食，就要垮台了，老百姓不要参加八路军游击队”等。他们还穷凶极恶地吊打了许多乡、村的农会主任，边打边喊叫说：“因为你们是共产党，所以要打！”尤其恶毒的是，他们派人在我驻地水井内投放毒药，企图大批毒害我抗日军民。 武汉、广州会战之后，中国的抗日战争从战略防御阶段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此时，挺进敌后的八路军已发展到了30万人。蒋介石没有料到把共产党放入敌后，让他们混入老百姓中间，恰如放虎归山，送龙入海。 对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实施自卫作战。 石友三与鹿钟麟、张荫梧等人互相配合，网罗地痞流氓，依托反动的土豪劣绅，疯狂地侵占八路军根据地，向人民群众横征暴敛，残酷屠杀共产党、八路军人员和家属、摧残抗日民主政权和人民团体，其罪行累累，可谓罄竹难书。 2、“摩擦”专家朱怀冰 1939年11月，国民党在五届六中全会上进一步确定以军事反共为主、政治反共为辅的方针，并发出进攻八路军、新四军的密令。12月，以阎锡山进攻晋西北地区的山西新军和八路军为标志，国民党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阎锡山之所以敢于肆无忌惮地对晋西北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是因为他已和日军偷偷地做了朋友。1939年11月阎锡山密令旧军第13集团军总司令王靖国、第6集团军总司令陈长捷各派代表1人，在临汾后村同日军进行谈判。日本人为了要阎锡山反共，答应归还阎锡山在山西的工矿企业的49%，全部归还阎锡山各将领的住宅。同时日军还答应给晋绥军提供军械弹药，帮助阎锡山剿共。 在阎锡山制造“十二月事变”硝烟未散之时，国民党中央军又在太北和冀南发起了对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抗日力量的大肆进攻。 蒋介石对河北是志在必得。国民党《异常政治设施概况》中称：“河北土肥人众，非陕北地广人稀。”“中央对共就采取之政策，令无条件交出政权。” 蒋介石将张荫梧撤职查办后，又任命国民党中央军第97军军长朱怀冰兼任冀察战区政治部主任及河北省民政厅厅长。 朱怀冰，黄冈阳逻朱棋杆湾（今属武汉新洲）人。幼时家贫，受塾师周先生启蒙和资助就读于私立湖北法政学堂，逢辛亥武昌起义，遂参加学生军。 1914年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四期步兵科，1917年毕业后随湖北同乡、晋军师长兼晋北镇守使孔庚奔走于晋、豫、黔、蜀之间，组织护国讨袁义师，参与“鄂人治鄂”、驱逐军阀王占元的斗争。 1924年入滇，就职于川军石青阳部及云南陆军讲武堂。次年赴广东，投国民革命军，任连长、营长、团长及北伐军总司令部征募处上校科长，参加北伐。1927年11月，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第二局局长。次年1月，调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10军参谋长，后该军改称第27军，仍任参谋长。9月，军队复员编遣，改任陆军第13师第38旅旅长，驻防兖州，不久升任第13师副师长。 1931年5月，第13师开拔湖北，调任武汉警备旅旅长，并进入湖北省政界，历任湖北省政府委员、省民政厅厅长。制订并颁施《湖北各县政治战斗方案》，组织地主武装，配合湘鄂川边“清乡”督办徐源泉等的正规部队，向鄂豫皖、湘鄂西等苏区和红军不断发动“围剿”，亲率部队在监利、沔阳一带进行封锁、搜查，包抄洪湖根据地。因“剿共”卖力，从1933年2月起，曾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第四厅厅长、庐山军官训练团政治教官兼办公厅主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宜昌行营陆军整理研究委员会主任、陆军第18军第94师师长等职。 七七事变后，所部奉命开赴华北抗战，改任第97军军长，兼豫北自卫军总指挥。1938年4月晋升陆军中将。次年3月，任冀察战区政治部主任，兼管河北民政，统率河北民军。朱怀冰不断制造反共摩擦，仅1939年属部张荫梧制造的冀中等县惨案，就杀害八路军干部战士400余人，时人称朱怀冰为“摩擦专家”。 3、朱怀冰“抢占”地盘 朱怀冰的第97军是蒋介石借鹿钟麟聚集原西北军的部队时，乘机调进河北的。朱怀冰自恃与蒋介石同属保定系出身，又握有装备精良的1个军，企图通过摩擦扩展地盘，自成局面。当上河北省民政厅厅长后，有了抢占河北省地盘的合法名义，朱怀冰更是忘乎所以，冀西和太行山北部还没有国民党的正规军队，这正是他扩张的大好机会。 11月下旬，朱怀冰欣然接受了躲避在冀西的鹿钟麟的要求，率兵北上。12月初，国民党第97军朱怀冰部进入冀西，抢占要点，包围、压迫八路军第129师青年纵队、冀西游击队等部，摧残抗日民主政权，反动气焰十分嚣张。 一天，朱怀冰来到八路军总部，气势汹汹地要朱德把部队撤到白晋路以东、邯长路以北去，把太岳、太（行山）南一带让给他，并说：“这是蒋介石的命令，军令、政令必须统一，八路军应执行这个命令。” 朱德笑着说：“你们抗日，我们也抗日，为什么我们建立的根据地要让给你们？委员长这个命令是行不通的。” “你不执行此命令，就休怪我们动武了！”朱怀冰似乎忘记了在跟谁说话。 “朱将军，大革命时期，我们未坚持独立自主，一味退让过，不过现在我要告诉你两件事：第一，现在我们的领袖是毛泽东，不是陈独秀了；第二，我们现在已有了八路军。你说你要打，难道我们就不会还击？” 朱怀冰灰溜溜地走后，为了团结抗日，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和第129师师长刘伯承，先后亲赴冀西，向冀察战区总司令鹿钟麟和朱怀冰再次劝说。刘伯承说： “我们已经退避三舍了，实在无地可退，你们总得让我们抗日有地！八路军一个师抵抗了10万日军、10万伪军，并非怕你，不过为了团结，不忍自相残杀，要是逼人太甚，我们是有人民作后盾的。” 冀西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它是联结太行山、冀南平原和晋察冀的中间地带，如果这一地区被朱怀冰占领，则根据地东西两边将被隔绝。 为了迫使朱怀冰撤出冀西地区，阻止国民党中央军在太北和冀南发起对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抗日力量的大肆进攻，刘伯承、邓小平决定首先歼灭乔明礼、侯如墉两部顽军。于12月底将部队做了如下部署：王近山769团北移，会合独立一团形成夹击力量；独立二团北移，接替一团防务；并电请18集团军总部通知吕正操、程子华率冀中部队在铁路东堵截敌人。 1940年1月12日双方战斗打响，范子侠率部固守，陈锡联指挥部队夹击，经过一日激战，乔、侯两军8000余人基本上被击溃，俘虏1500余人。乔明礼率残部300余人南逃，侯如墉在日军接应下逃进赞皇县城内当了内奸。 至此，所谓河北民军除进步分子王长江、张仲翰、朱程等掌握的部队改编为八路军外，坚持顽固立场者基本上被八路军消灭。 最后，刘伯承还亲自和朱怀冰进行了会面。在刘伯承义正词严的警告下，朱怀冰未敢轻举妄动，于1940年2月初退到了武涉公路以南、漳河以北地区。 4、刘伯承部署痛打朱怀冰 朱怀冰自从撤到武涉公路南边以后，并没有停止活动，而是到处构筑工事，占领高地，修建碉堡。他这些动作，并不是针对日本人采取的防御措施，而是针对八路军的敌视动作。为了打破国民党军对太行、冀南的进攻，八路军总部决定收拾朱怀冰这个“摩擦”专家。 此时，八路军打朱怀冰的条件和时机也已具备和成熟。因为，在这一带活动的国民党孙殿英部为了保存和发展实力，采取了谁也不得罪的态度。八路军打击朱怀冰的战役发起后，追歼朱怀冰的部队曾在途中遇到孙殿英部的阻拦，386旅参谋长周希汉上前说明八路军专打朱怀冰部后，孙部军官立即命令让开了道路。另一支国民党的部队庞炳勋部位于长治以南的荫城、西火地区，当时正与八路军344旅、385旅对峙，暂时还不敢北进。国民党3支主要力量中这两支比较收敛，只有朱怀冰自恃是国民党中央军的主力而常常蠢蠢欲动。 鉴于上述情况，129师师部领导开会研究了具体作战计划。会上，邓小平指示道：“朱怀冰是进攻我们的急先锋，根据目前顽军的态势，我们的作战意图应该是：集中主力歼灭朱怀冰部，监视鹿钟麟部和孙殿英部，尽可能争取他们中立。” 由于作战地区涉及磁县、武安、涉县、林县，所以这次战役又叫磁武涉林战役。 以129师为主的作战部队共有13个团，是朱怀冰部兵力的3倍左右。作战部署是：13个团分为左、中、右3个纵队，分路进攻，采取包围穿插战术，插入朱怀冰部的纵深，直捣朱部防御纵深。 作战计划形成后，刘伯承又指示说：“这次作战关键是在于迅速，叫朱怀冰来不及跑掉，其他顽军也来不及救援。这次作战的成败，关系整个华北的抗战局面。因此，各部队都在加强政治动员，讲清这次作战的重大意义，要不怕疲劳，不顾一切地坚决消灭他们！” 在这里刘伯承极有预见性地提出了“要不怕疲劳”的口号。因为他深知，要想打痛、打垮朱怀冰部，必是一场不轻松的艰苦战斗。 “擒贼先擒王”“打蛇要打在七寸处”，这些古老的谚语早已深深印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朱德、彭德怀及其他军区领导人一起研究了国民党军这次行动的“王”和“七寸”。他们认为，打垮“摩擦”专家朱怀冰，就是擒住了“王”、打在了“七寸”上。这是八路军敌后抗战以来，第一次和武器精良的中央军交锋。 当时129师同时在冀鲁豫开展讨伐石友三战役，甚感兵力不足，讨伐朱怀冰除使用太行、太岳、冀南的部队外，并请18集团军总部从晋察冀、冀中调来部分部队，共计有13个团，委派参谋长李达为讨逆总指挥。 八路军参战部队及其指挥者名单： 右冀纵队指挥：周希汉 386旅第1团 师部特务团 中央纵队指挥：李达 青年纵队：易良品 晋察冀挺进支队：陈正湘 冀中警备旅：王长江 左冀纵队指挥：王树声 先遣支队：张贤约 别动队指挥：桂干生 独立游击支队：桂干生 总指挥李达根据刘伯承、邓小平的作战意图，将部队作战任务区分如下： 一、独立支队以两个团为别动队，由桂干生指挥，经卢家寨进至观台、漳河间的漳河南岸，选择隘路险要，构筑坚固工事，堵截可能渡漳河溃逃的朱军。 二、386旅第1团一部和独立支队，师部特务团为右翼纵队，由周希汉指挥，截断朱军后方交通，由南向北兜击，协助中央纵队消灭朱军主力；于3月2日进至任村集以北一线，3月3日继续北伸到甘泉、南王庄，选择要隘，构筑工事；另派出足够兵力伸延到王家庄、两岔口兜击可能向西南逃窜之敌。 三、青年纵队、晋察冀挺进支队，冀中警备旅附炮兵两个连，组成中央纵队，为进攻军的主力，由李达统一指挥：于3月2日拂晓，通过朱怀冰的嫡系部队94师与新编24师的接合部安子岭、南坡、南庄及王金庄、刘家庄、古台，迅速歼灭朱军的94师的280团；同时突入关防、岭底、北王庄，随时东撤，兜击两岔口、花园以东的朱怀冰97军司令部及其主力94师，对新24师则采取争取方针，如顽固不化，则一并消灭之。 四、先遣支队为左翼纵队，由王树声指挥，于2月29日到达天井地区，逼近94师，积极袭扰，疲惫敌人；3月2日拂晓，即向天井西北侧击朱军280团的右侧背，配合中央纵队消灭之。 5、围歼“摩擦专家” 作战命令下达后，3月5日凌晨，李达指挥易良品青年纵队由冶陶经鞍子岭向南，王长江警备旅由石泊镇经王金庄向东南，同时进攻朱军补充团守备的庙庄、西蛟、南坡、桃花山及前后李家村、前后牧牛池阵地，激战至下午4时，连续攻拔碉堡50余座，该团残部向牧牛池南逃走。 晋察冀陈正湘挺进支队由石泊镇出击，遭到守备前后何家庄、禅房、青阳山的新24师第7团的阻拦。该师系东北军骑4师改编，派员与之联系，劝其与八路军联合抗日，谈判达5个小时，该团团长仍不允借路。 八路军为照顾与东北军统战关系，答应绕路前进。该团竟乘八路军不备，突然开火，八路军只好回军反击，该团很快放弃40多个碉堡，向关防、两岔口撤走。晚10时，中央纵队全部会师于前后牧牛池地区。 周希汉指挥的右翼纵队同时开始进攻，在峪门口将冀察游击第二纵队第四支队击溃。至5日晨，攻占南王庄和齐家岭，歼灭顽军1个营。顽军以3000余人进行3次反扑，企图夺回齐家岭，均未得逞。以后，周希汉即以主力扼守齐家岭，另一部绕过齐家岭向北王庄方向推进。 王树声指挥左翼纵队，3月4日下午由固城出发，当夜派出两个连袭扰马庄、天井一带的94师，主力则进至张尔庄东南山地，阻止该师向东南逃走，并监视彭城、峰峰、和村等据点的日军。 桂干生指挥别动支队两个团，也于3月4日下午由任村集向南北阳城前进，由于在南坡一带遭到鹿钟麟部队的阻击，因而未完成破坏浮桥任务。 朱怀冰部队遭受攻击后，迅速龟缩到南北两岔口、东西花园、南北贾璧一带。朱怀冰认为该军阵地前有孙殿英新编第5军2个师和几个游击支队作屏障，可以固守待援，未料到孙军经打入该军的中共党员副军长邢兆棠和副师长靖任秋等说以利害后，竟对朱怀冰军和八路军摩擦持中立态度，允许八路军借道通过孙军防区围歼朱怀冰军。 3月6日晨，李达指挥中央纵队主力向朱怀冰的97军发起进攻；王树声指挥左翼纵队向张尔庄、南北贾璧、淘泉等地包抄。拂晓，两纵队接近97军后，迅速发起猛攻。 朱怀冰未料到八路军超越孙殿英军防地直捣他的指挥机关，措手不及，经李达、王树声率军南北夹击，很快丢下后方机关和全部辎重向南逃窜。刘伯承、邓小平在任村集指挥所，捕捉战机，立即命令各部不顾疲劳，进行穷追猛打，坚决将朱怀冰消灭在林县、科泉以北地区。 为了阻止朱怀冰部渡过漳河后逃脱，刘伯承、邓小平命令周希汉率右纵队由邰家口、小王村渡过漳河，连夜轻装向南疾进。7日上午9时，先头团飞奔至卢家寨、东西岗地区，咬住了97军的后尾。朱怀冰被迫返回应战，仓皇将部队展开，分守附近几座山头。8日拂晓，陈正湘、刘道生指挥挺进支队和冀中警备旅赶到姚村一带，经过7小时激战，击溃97军3000余人。易良品青年纵队也消灭97军1个营。然后李达指挥各军由姚村东边的南北卷一带，由西向东席卷围攻顽军。 当时在晋察冀被赶出来的金宪章新编第2师和游杂武装黄宇宙等部，也均麇集在这一带，和朱怀冰、鹿钟麟两部交混在一起反对八路军。刘伯承、邓小平为消除后患，遂指挥大军一并对之围攻。除陈希平94师有一定战斗力外，其他各顽均系乌合之众，经八路军围攻，即大部被歼，剩余3000余人漏网，经横水、科泉南逃。但这些顽军逃到临淇地区，又被桂干生率领的别动支队伏击，最后鹿钟麟、朱怀冰等仅剩下2000余人逃向修武境内。 3月9日，129师师部接到了集总的指示：卫立煌出面请求我军停止进攻，表示愿意同我军谈判。八路军为了再一次表示诚意，向卫立煌做出最后的让步：一、撤退高部峰头村、东王庄、东西石门、西坪罗之线以南的八路军；二、我唐天际部主力撤到陵川，仅留小部掩护高、阳、垣线兵站；三、临、汾、屯公路以南，长乐、高平公路以西之八路军撤至公路以东、以北，该公路以东、以北之各友军同时撤至该公路以南、以西；四、请卫立煌保证我高、阳、垣、曲兵站一线及我来往人员之安全，并令各军互相尊重，取消对八路军的敌视态度；五、如卫立煌同意以上条件，八路车当即遵照春季部署坚决打击敌人。 遵照集总的这一指示精神，并为了表示我军不愿扩大武装冲突的诚意，129师对俘虏进行了教育之后，分批交还给了鹿钟麟、朱怀冰等部。其家眷们，也派人送了回去。3月16日，部队北撤。从此，邯长公路以南，临淇、西坪罗以北地区，便被八路军所控制。 6、朱德与卫立煌的友谊 磁武涉林战役后期，国民党第1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出面，向朱德总司令求情，要求八路军停止追击。八路军总部以抗日大局为重，同意了卫立煌的要求。 打垮朱怀冰，击退了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极大地改善了华北抗战的局面。对此，八路军总部没有声张。朱德说：“他们不做声，我们也不做声。他们打了败仗不做声，我们胜利了，何必那样来宣传呢！” 在胜利面前保持这样的“平常心”是一种策略，是一种高超的斗争技巧。 朱德与卫立煌第一次会面是在两年前的1938年1月中旬的洛阳会议期间。 当时在山西战场相对平静的情况下，蒋介石在河南洛阳召开第1、第2战区将领会议，八路军方面由朱德、彭德怀和3位师长参加。 朱德一行先到临汾，再在1月13日乘火车南行经风陵渡过黄河到洛阳。在临汾，朱德同卫立煌第一次会面。 卫立煌行伍出身，早年曾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后来成为蒋介石的一员得力将领，曾参加过对中央苏区和鄂豫皖苏区的军事“围剿”。但是，他出身贫寒，为人正直，有爱国思想。 抗日开始后，卫立煌看到华北前线这么多中国军队都吃败仗，只有八路军打胜仗，内心非常佩服。他对朱德仰慕已久，朱德也很赞赏他积极抗日的态度。在忻口会战中，他们指挥部队协同作战，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军，彼此对对方都有很深的印象，却一直没有见过面。 这次同车去洛阳，给他们提供了一次长谈的机会。两个人谈得很投契。朱德平易朴素的外表、诚挚谦逊的态度、从旧军队高级将领变成红军总司令的不平凡经历以及所讲的抗日救国道理，给卫立煌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朱德对卫立煌的印象也很好。从此，这两个有着类似出身而走过截然不同道路的中国军人之间的友谊开始发展起来。 洛阳会议上决定要反攻太原。按照这个计划，八路军担负着截断同蒲铁路北段及正太铁路、切断日军后方交通的任务。但反攻太原的计划没有实行。洛阳会议结束后，彭德怀到武汉去了一次，蒋介石问他八路军是否可以在青纱帐起时派队伍袭击津浦铁路，声援徐州会战。彭德怀回来同朱德研究后，他们认为可以策应徐州会战，并向东发展，决定“派出得力支队出平汉线以东向津浦线袭扰”。（朱、彭关于策应第5战区作战命令，1938年2月5日） 为了加强对平汉铁路和津浦铁路袭扰的力量，卫立煌从他的部下抽调6个团交给朱德指挥。朱德把其中2个团配属给120师，4个团配属给129师。（朱、任就卫立煌抽6个团归八路军指挥事致毛泽东等电，1938年1月26日） 朱德命令129师在这4个团到达指定地点后，由宋任穷率领1个支队，乘平汉路、津浦路敌军空虚的机会，深入到冀南活动。这个支队的任务除配合徐州会战外，还要在这个平原地区“发动民众抗日斗争，组织武装游击队”，为今后建立抗日根据地做准备。 朱德再三嘱咐刘伯承等，要正确地使用拨归129师指挥的友军部队，给他们以必要的照顾和帮助，不要使他们受到敌人的意外袭击，也不要把他们使用在过分艰苦的境域和过分复杂的环境，要求各部做到以热烈、虚心、诚恳的态度对待友军，切忌骄傲自大，看不起友军；另一方面，也提醒要防止友军中有些人以吃喝、金钱等来引诱八路军指战员走上邪路。 1938年1月31日是阴历春节。这一天，卫立煌同他属下的第14军军长李默庵、第9军军长郭寄峤到八路军总部驻地马牧村向朱德等人拜年。 这一天风和日丽，马牧村的土墙上贴满了“欢迎劳苦功高的卫总司令”等标语，在村口还挂上横幅。欢迎会上，朱德高度评价了卫立煌及其部下在忻口战役中的表现和功绩。 卫立煌在讲话中也表示很钦佩八路军的英勇善战。他说：“我知道八路军确实是抗日的，是复兴民族的最精锐的部队，尤其是抗日的方法和经验都非常丰富，希望以后不要忘掉责任，不要忘掉自己是中国最精锐军队的一部分，去和日本作战。”（任天马、袁勃：《西线上的一个盛会》，《群众》第1卷，第9期，1938年2月）卫立煌还要求朱德介绍一些人到他部队里去工作，当时在西北战地服务团当记者的赵荣声（任天马）被卫要去当他的秘书。（赵荣声：《回忆卫立煌先生》，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1月版，第54～60页） 这以后，朱德和卫立煌的友谊日益发展。每次见面，两人总是促膝长谈，有时关着门密谈，甚至接连几天长谈。康克清说：“朱老总说过，卫立煌这人可靠。表面看来朱老总与卫立煌的关系不同一般，无话不谈。六中全会前，朱老总路过卫立煌处，卫送给他一支钢笔和一块手表。朱老总对这两样礼物很爱惜，直到后来不能使用了，还专门交代要留下保存好。”（访问康克清记录，1988年7月2日） 朱德也经常送进步书刊给卫立煌。卫立煌以后在抗日战争中始终坚持进步，坚持团结，坚持抗战，同朱德的友谊也日益加深。因此，当这次战役的后期，卫立煌向朱老总提出停止追击的要求后，朱老总在考虑抗日大局的同时，也充分照顾到了与卫立煌的友谊。 7、盘点 磁武涉林之战，共歼灭国民党第97军及其他游杂武装1万余人。朱怀冰部第94师参谋长蒋希文、鹿钟麟部的参谋长王斌、蓝衣社的雷鸣远、武安自卫军军长胡象乾，均成了八路军的俘虏。此外，还有1个俘虏是个德国牧师，是所谓“十字军”的军长。在被八路军抓获的俘虏中，还有军官太太150多人，其中就有朱怀冰的一位太太。 此次战役，八路军成功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采取又联合又斗争政策的胜利。 对于反摩擦战斗的打法，党中央和毛泽东指示：“一、在日寇挑拨与国民党反共的政策下，局部武装冲突不仅可能，而且屡见不鲜。应当估计这种冲突还有加多的趋势。二、我党我军对于局部武装冲突的立场，是明确的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样，才可以一方面不给分裂者以借口，影响统战；另一方面在自卫的立场上给向我进攻的行动者以应有的坚决的打击与教训。三、在武装冲突中，我党我军在政治上必须占到上风，有正大严正的态度；在军事上则必须提高警党性，免遭袭击，不随便给中级干部以武装冲突的权限。” 刘伯承在讲到摩擦与反摩擦问题时，说：“统一战线是阶级的联合，因此，摩擦就是阶级斗争的表现。目前我们每一个干部要学会反摩擦，叫做‘硬不破裂统一战线，软不失去政治立场’。对疯狂反共的顽固派，我们的办法是所谓‘必要的摩擦不可无，不必要的摩擦不可有’。具体做法呢？10个字：争取、说服、瓦解、孤立、打击。” 磁武涉林战役便是贯彻刘伯承所说的10个字打法的最好例证。朱怀冰自恃系中央军嫡系，平日骄横跋扈，对其他军队任意欺凌，故18集团军总部决定集中兵力打朱怀冰军的94师，对孙殿英西北军、张东凯等东北军采取争取中立的方针，便利八路军通过孙军防地抄袭了朱怀冰的司令部，打乱朱军的指挥系统。蒋介石在太行地区的庞炳勋第40军虽盘据在长治以南荫城一带，但被黄克诚的115师344旅和陈锡联的129师385旅所牵制，不敢离开防地东援，遂使朱怀冰军孤军作战，被歼1万余人。 1、“娃娃司令”领兵挺进冀鲁边 1938年8月，肖华任八路军东进抗日推进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部挺进冀鲁边。 肖华点点头。 “冀鲁边和那里可不一样。漳州是南方，经济比较发达。而冀鲁边却在北方，在黄河口，盐碱地很多，老百姓生活很贫困。你看过《水浒》，林冲发配，火烧山神庙的那个沧州，就在那里。冀鲁边虽然荒凉，但地理位置很重要。它北面是天津，南面是黄河，威胁着津浦铁路。日寇将会拼命同我们争夺这个地区。”他深情地看看这位14岁就在自己身边工作，现在也才22岁的“娃娃司令”，接着说：“你已经几次带部队当开路先锋了。可这次不同。你到的地方已经远离主力，是敌后的敌后。你要作好充分思想准备，准备打游击，过艰苦的生活。” 肖华，1916年生于江西省兴国城区。1928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任共青团兴国县委书记。1930年3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军军委青年委员、连和特务营政治委员、第10师30团政治委员、红1军团政治部青年部部长、红军总政治部青年部部长、少共国际师政治委员、红1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陕甘支队第一大队政治委员、红1军团第2师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 鹿钟麟见势不妙，立即收买民团孙仲文进攻肖华。肖华把握战机，沉着应战，盐山一仗定乾坤，将其痛歼，斩断了鹿钟麟伸向边区的魔爪。边区的其他民团和草莽，无不望风归附。一年后，肖华麾下的抗战武装达两万多人，建立了纵横15个县的抗日根据地。 9月27日，肖华一行到达山东乐陵县，组成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永兴支队编为第5支队，当地抗日武装编为第6支队。津浦支队调往鲁西北，后来他们又经泰西转到鲁南地区。 长征途中，新战士吴宗汉去给肖华当警卫员，第一次见面时，由于胆小不敢抬头。肖华问：“多大了？”“二十。”“嘿！比我还大一岁咧！”吴宗汉抬头一看，眼前的首长果然年轻，不禁心想：他这么小就当首长啦！ 冀鲁边北邻天津，南靠济南，均驻有日寇重兵。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和河北省主席鹿钟麟，均对冀鲁边虎视眈眈。为站住脚跟，肖华决定采取“和沈打鹿”的策略。 肖华亲自赴惠民县城，与沈鸿烈谈判。沈鸿烈曾任奉军舰队司令和青岛市长，是个老奸巨猾的反共顽固派。他听说肖华不过是个22岁的“娃娃司令”，十分轻视。肖华离城30里，沈鸿烈就派兵列阵示威，企图吓跑肖华。肖华进城后，他又避而不见，打算气走肖华。肖华胸有成竹，不见“长官”见群众，进城后立即散发《给惠民各界慰问信》，进医院慰问伤兵，到学校讲演，“娃娃司令”的风采令惠民各界倾倒。沈鸿烈慌忙安排会见，一番唇枪舌剑后，达成了抗日协议。沈鸿烈也不得不对肖华连称钦佩。 鲁南，是群山连绵、地势复杂的山区。从地理条件看，这里便于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但是，这个地区的敌、伪、顽、匪和反动封建势力盘根错节，在罗荣桓和陈光率领的115师部队进入鲁南之前，在鲁南坚持斗争的共产党抗日武装，处于极为困难的境地。 肖华临行前，罗荣桓把他请到师部，对他说：“你已经看了地图了。那是老黄河以北、天津以南的沿海地区。你上次到海边还是在漳州吧？” 分路“扫荡”抱犊崮山区，企图消灭第115师主力，摧毁鲁南抗日根据地。 早在1938年，日本侵略军就控制了鲁南山区西边的津浦铁路和南边的陇海铁路，侵占了东边的临沂、郯城，西边的邹县、滕县，南边的枣庄、峄县、台儿庄，北边的曲阜、泗水、费县等县城。对鲁南山区形成了四面包围的形势。在层峦叠嶂的山区内，日伪军、国民党部队和封建地主武装，犬牙交错，各霸一方。日伪军在几个大的集镇上安了据点，国民党派驻鲁南的东北军112师，驻扎在地处鲁南山区中心的费县关阳司和石河官庄一带。国民党的山东第三专署专员张里元，从临沂撤出后，也在费县一带活动。鲁南各县的实权，大多操在当地的反动地主豪绅手中，如滕县有恶霸地主申宪武；郯城有反动县长阎丽天；费县有所谓临、郯、费、峄四县剿匪司令孙鹤龄；还有臭名昭著、在鲁南妇孺皆知的大土匪刘黑七（刘桂堂），也于1939年冬回到费县一带，他当过日伪军的“司令”，又当了国民党的师长，专门残害老百姓，对付共产党。 对日伪军“扫荡”进行反击。 2、六字方针开创新局面 为了迅速发展山东地区的游击战争，毛泽东在1938年9～11月间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派兵去山东”。 11月25日，毛泽东、王稼祥、滕代远致电彭德怀，提出：“陈、罗率师部及陈旅主力（两主力团）全部在山东、淮北为适宜……陈罗东开时，拟分布于新老黄河间广大地区，包括津浦（路）东西、胶济（路）南北在内。尚昆、小平认为可行。”电报中还提出，留第343旅补充团在晋西南坚持抗日战争。 据此，12月19日，陈光、罗荣桓率第115师师部和第686团从晋西灵石县苇沟和双池镇一带出发东进，1939年8月至10月全部进入费县南部的抱犊崮山区，与我党发动和领导的鲁南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会师。从此，打开了发展鲁南抗日根据地的新局面。 115师进入鲁南后，首先开辟了临费峄滕边地区，建立抱犊崮山区根据地。9月，部队向这些地区进发，拔除了费县南伸向抱犊崮山区的白山、上下石河等日伪据点，打垮了几支封建武装，攻克了滕县的山亭、卞庄等地，巩固了以大炉为中心的根据地，打开了抱犊崮山区的局面。 到1939年底，以抱犊崮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已扩大到南至郯码、东至苍山、西至邹滕边、北至费县西部梁邱和费西北大平邑一带。先后建立了6个县民主政权，各地建立了抗日自卫团的武装，鲁南根据地初具规模。 抱犊崮山区的“崮”，指的是四周陡峭而顶部比较平坦的山头。在山东胶济铁路以南的大片山区据说有72崮，如孟良崮、岱崮，抱犊崮亦为其中之一。它的顶部颇平，据说可以种庄稼。然而上去却很难。人可以顺着凿出来的一个个石窝攀登而上，但耕牛却赶不上去。相传古时候有个王老汉抱了一头小牛犊上去，喂大后用以耕地。抱犊崮因此而得名。 1923年，土匪孙美瑶在临城车站劫火车，绑架了几十名外国人，关押在抱犊崮山麓的巢云观，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临城劫车案。孙美瑶所以将抱犊崮作为扣留人质的场所，是因为这里地势险峻，交通不便。 正因为有临城劫车案，抱犊崮才远近闻名。于是，在抱犊崮周围的峄县、临沂、费县、滕县之间的鲁南山区，又称抱犊崮山区。 当第115师进入这个山区时，这里的大部分村寨都控制在地主武装手中。他们的人数少则三十五十、多则成百上千，队伍不管大小，头目都称司令。传说这一带的司令和崮一样，也有72个之多。他们大都接受了国民党政府的委任状，有的还明里暗里同敌伪勾结。除滕县的孔昭同、大炉的万春圃外，他们对八路军或因不了解而心存疑虑，或因立场反动而采取敌视态度。八路军路过他们控制的村寨时，就紧闭寨门。指战员们要喝水，他们就把水罐从寨墙上吊下来，就是不让八路军进村，不让老百姓同八路军来往。 在罗荣桓赴湖西期间，第115师在鲁南采取了两个作战行动。 第一个行动是派部队以东进支队名义向大炉东南方向的郯（城）码（头）平原进军。郯码平原是苏鲁边界上的富庶地区。1939年11月18日，第115师参谋处长王秉璋、政治部副主任黄励率领东进支队，攻占码头，不仅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还筹款20万元。指战员们在码头都换上了棉衣。 八路军来到码头后，在郯码地区出现了轰轰烈烈的抗日局面。抗日群众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1940年元旦，在码头成立了由共产党领导的郯城县人民政府。罗荣桓将原苏鲁豫支队第4大队调到这一地区，改称东进支队第2大队。他们在地方武装的密切配合下，开展游击战争，巩固了抱犊崮山区东南的外围阵地。在东进支队南下时，罗荣桓喜得一女，即取名南下。 第115师实施的第二个作战行动是打孔庄。孔庄位于大炉南面十来里。大地主杜若堂是当地的土皇帝，掌握着装备有机枪的武装，官府也奈何他不得。更早的时候不说，至少从清朝末年起，他家就不向官府完税纳粮。第115师曾争取他抗日，他非但拒绝，而且还从枣庄引来100多名日军袭击八路军。12月初，八路军攻克孔庄，击毙杜若堂。 攻克孔庄的胜利，震撼了大炉周围各村的地主。以往，他们闭门锁寨，拒八路军于门外，这时，有的转向中立，有的向八路军靠拢。八路军在鲁南的影响逐渐扩大了。 然而，在抱犊崮山区内，日伪、国民党顽固派、东北军、当地地主武装和八路军犬牙交错的状况基本未变。在这一复杂形势下，如何打开局面，乃是罗荣桓必须面对的问题。他提出，要在鲁南建立由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办法就是后来他在桃峪会议上提出的六字方针，即：插、争、挤、打、统、反。插，就是插入日伪军的空隙地带，隐蔽地由边缘伸入到腹地。争，就是广泛发动群众，争取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挤，就是挤掉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的顽固势力。打，就是打击日军和汉奸武装。统，就是同继续抗日的国民党军队，特别是驻在鲁南的东北军疏通团结，保持统一战线。反，就是反“扫荡”，反摩擦。 罗荣桓提出的这六字方针是毛泽东关于“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同鲁南的实践相结合的产物。1940年，罗荣桓娴熟自如地运用这六字方针，终于在敌、顽、友、我各种矛盾云谲波诡的复杂形势下，开创了鲁南抱犊崮山区的新局面。 3、统战工作的成功 在创建和发展鲁南根据地的斗争中，罗荣桓熟练地运用着军事斗争和统一战线这两个基本的武器。团结万春圃、争取孔昭同，是开展统一战线的重大成果。开明绅士万春圃是抱犊崮山区最先联合八路军的“司令”。因为他的长子万国华、管家杨春茂、管武装的刘清如都是共产党员。万春圃，人称万三爷，早年行走江湖，因行侠仗义而闻名，在这一带享有极高的声誉。抗战爆发后，山东第三区专员张里元要他恢复临沂、费县、峄县、滕县四县边区联庄会。万春圃的武装有几百条步枪，还有几挺机枪和3门迫击炮，在这一带算是大股。不过，他的武装是靠共产党组织帮助建立起来的。他对八路军有好感，但并不十分了解。 罗荣桓和陈光一到鲁南便受到热情款待。万春圃的夫人亲自下厨做了远近闻名的全羊席。3人谈得十分投机，都说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多酒。万春圃力邀二人住下来，把师部设在他家。万宅房多院大，做师部是再好不过了。 陈光整天骑马巡视部队，罗荣桓坐镇师部掌握全盘。万春圃亲眼目睹八路军的所作所为感慨不已。八路军官兵平等，亲如兄弟。罗荣桓经常教士兵认字、写字，亲自同马夫一起喂马。一个统率千军万马的高级将领居然穿着一身褪成白色的衣服，被褥满是补丁，吃的是咸菜和高粱饼，整天跟士兵在一起唱歌。 有一次，万春圃吩咐夫人做了一个辣子鸡丁，让勤务兵端给罗荣桓。勤务兵知道罗荣桓的脾气，不敢收。万春圃说：“这是我的一点心意，罗政委说你，由我‘兜着’。” 勤务员只好斗胆收下，诚惶诚恐地端进师部。罗荣桓拿起筷子，问：“小王，改善伙食了吗？谁通知的呀？” “是万三爷送的，他说是他的一点心意。”勤务员生怕挨批，连忙解释道，“我没办法才收下的，万三爷说你要是批我，由他兜着。” 罗荣桓放下筷子，取出刚发的津贴费，交给小王，“你去买点东西酬谢万家，告诉他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我军的规矩，千万别让人家产生误会。” 万春圃十分感动，和夫人一起去拜访罗荣桓，正好看到罗荣桓坐在门槛上给警卫员挑泡、擦药。 “这样的官长，这样的军队世间罕有，真是王者之师，仁义之师啊！”万春圃感叹道。 1940年3月22日，万春圃的四县边区联庄会正式编入八路军四县边联支队。与此同时，另一位开明绅士孔昭同也参加了八路军，被任命为八路军115师曲、泗、邹、滕、费5县游击司令。 孔昭同是滕县人，是孔子的后裔，曾在北洋军中当过中将师长和福建泉（州）兴（化）永（定）镇守使。北伐战争后，他解甲回乡，开药店，办学堂，济世育人。 1938年初，日军占领济南后继续南下，占领泰安、兖州，滕县告急。滕县城中土豪劣绅怂恿他出面组织亲日的维持会，他却说：“咱扛把子（指刀枪剑戟）上街卖拳、要饭去，也不能当汉奸！” 当年1月底，孔昭同与曾经当过阎锡山军长的杨士元组织了鲁南民众抗日自卫军，杨任司令，孔任副司令。 3月，日军进攻滕县，孔昭同的儿子孔宪尧和孔宪纲遭日军飞机轰炸而遇难。不久，抗日自卫军也遭到日军的袭击而溃散。失败反而更加坚定了孔昭同的抗日决心，他变卖家产，重组军队，身披写着“上尽国忠，下报家仇”的黄缎带，在滕县山区为组织武装而奔走呼号，队伍又稍稍恢复。1938年夏，国民党第10集团军司令石友三驻扎在山东，孔昭同是石友三的结拜兄弟，便接受了石部的暂编第6师的番号，活动于抱犊崮西北的滕县、邹县、泗水和费县之间。 1938年底，石友三部调往河北。孔昭同拒绝北上，坚持在家乡抗战。1939年3月22日，孔部在滕县龙岭山下同100余日军遭遇。孔昭同当时已年近花甲，但老而益坚，脱掉皮袍，光着膀子，面对日军，奋臂高呼：“尧纲两儿，魂若有灵，助父杀敌，雪耻报仇！”随即带领部下冲向敌人，日军丢下十几具尸体，狼狈逃窜。 孔昭同部中最早与115师建立联系的是第2旅。这个旅原是共产党领导的鲁南人民抗日义勇队的一部分，旅长董尧卿是共产党员。1938年8月作战失利，与党失去联系后编入孔部，成为该部主力。115师进驻鲁南后，董尧卿即派人联络，恢复了党的关系，115师给他派去了参谋长。孔昭同闻讯后，便请山东教育界知名人士彭畏三（曾任山东省教育厅督学），帮他与115师建立联系。 彭畏三到大炉后，罗荣桓按照当地的习惯，摆了“十大碗”宴席盛情款待。席间，罗荣桓向彭畏三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当时，于学忠和张里元都在拉拢孔昭同。孔昭同对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行为很反感，对共产党坚决抗日很钦佩。但是，他多少还有一点后顾之忧。为了解除孔昭同的顾虑，罗荣桓请彭畏三转告，八路军与孔部合作抗日，孔部可保持原来的番号，继续在原地活动，双方要加强联系，增进了解。彭畏三提出，孔昭同希望八路军派一位政工干部去作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当即将在座作陪的特务营教导员黄玉昆介绍给他。 第二天一早，黄玉昆就与彭畏三一起离开了115师。行前，罗荣桓握着彭畏三的手说：“以后希望随时通报敌情，加强联系，孔师长在供给上有什么困难，我们可以帮助解决。” 黄玉昆到孔昭同的部队以后，按照罗荣桓的指示，宣传八路军的抗日主张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八路军的优良传统，帮助孔昭同整顿部队，克服旧军队的恶习，改善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为后来共产党改造这支部队打下了基础。 1939年12月，蒋介石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滕县活动的国民党顽固派申宪武（申从周）蠢蠢欲动，企图进攻孔昭同部。孔昭同部的第1旅旅长刘昭汉，也与国民党进行勾结，脱离了孔昭同的控制。为了帮助孔昭同，罗荣桓和陈光决定，打击申宪武，杀一杀顽固派的嚣张气焰。经过几次作战，申宪武狼狈逃命，他的两个团被消灭。战后，董尧卿旅即归还八路军建制，编入115师第686团。后来，686团改称鲁南支队，686团团长张仁初任支队长，董尧卿任副支队长。接着，孔昭同也毅然决定，与国民党割断联系，接受共产党和八路军的领导。一天晚上，他选派了10名身强力壮的保镖，护送黄玉昆连夜回到115师，向罗荣桓和陈光报告了他的这一决心。 随即，115师与上级取得了联系，经上级批准后，115师正式任命孔昭同为八路军115师曲、泗、邹、滕、费五县游击司令。孔昭同亲率人马，到115师驻地接受改编。115师召开了隆重的欢迎会，宴请孔昭同和他的部属。罗荣桓在欢迎会上讲话，热情称赞孔昭同坚持团结、坚持抗战的精神。罗荣桓和陈光检阅了孔昭同的部队，给指战员颁发了八路军臂章，还给孔昭同的部队补充了弹药和衣服。 1940年秋，孔昭同得了重病，在弥留之际，他对自己的儿子孔宪绍说：“共产党、八路军不歧视我们，不撤换我们，也不编散我们的部队。共产党一定会胜利，你一定要跟着共产党走。” 1940年11月，孔昭同因病逝世。罗荣桓、陈光和肖华联名送了挽联，颂扬孔昭同热爱真理，为民族、为国家英勇奋斗的高尚品德。 115师在鲁南还团结了许多在当地有一定声望的爱国人士，使他们在发展地方武装，开展敌占区贸易，瓦解日伪军方面，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4、反复激烈的白彦争夺战 1940年初，115师又向北发展，与敌人展开了争夺费西重镇白彦的激烈战斗。 白彦，地处抱犊崮与天宝山区的中间，又是费县与滕县之间的交通枢纽。盘踞白彦的大地主孙鹤龄，是当地一霸。115师到鲁南后，罗荣桓曾派人去孙鹤龄那里联络，想争取他一道抗日，但孙顽固透顶，与日伪勾结，强迫周围几十个村庄组织反动民团，断我交通，破坏我抗日根据地的民主建设，白彦成为我军向北面的天宝山区发展以及与沂蒙山区打通联系的巨大障碍。 1940年春节前夕，115师师部驻地大炉的抗日军民，正在欢欢喜喜地迎接这个传统佳节的时候，罗荣桓和陈光却正在紧张地进行着夺取白彦的战斗部署。686团团长张仁初来到师部领受战斗任务。罗荣桓叮嘱道：“拔掉白彦这个钉子是要费周折的，敌人绝不会轻易放弃这个咽喉之地，你们思想上要准备与敌人作反复争夺。”他还向张仁初交代：攻下白彦后，要立即彻底平毁敌人留下的一切防御设施，加紧现场练兵，迅速把群众发动起来。他特别强调，群众能不能发动起来，关系着我们能不能夺取和巩固白彦。 为了增强张仁初的必胜信心，罗荣桓告诉张仁初：“师部已经命令在郯城、码头一带的梁兴初部队牵制南面的敌人，解除你们的后顾之忧。苏鲁豫支队的胡（炳云）田（维扬）大队也从陇海路以南调过来了，他们和特务团、苏鲁支队配合你们作战，我们的兵力是占绝对优势的。” 大年初六（2月12日），罗荣桓与陈光率领师部离开大炉向白彦进发。这天恰好下大雪，大地一片白茫茫，给部队行军增加了困难。罗荣桓与大家一起，在雪地上行军，第一天走了50多里，经高桥、杨泉到达白龙湾。第二天部队出发时，大雪已经停了，但是地上又是雪又是冰，比雪地还难走。罗荣桓不肯骑马，一路坚持步行。部队行军60余里，从徐庄北上，经良子口到达白彦西南面的柴胡。这里距白彦不过20华里。 2月14日，由团长张仁初和政治委员刘西元指挥的686团，在特务团和苏鲁支队等兄弟部队的配合下，集中力量，对白彦之敌发起了猛烈攻击，摧毁了白彦及其周围的据点，端掉了孙鹤龄的老窝。 2月15日，罗荣桓与陈光移住距白彦仅10华里的哨里，把师指挥所设在这个村内，在这里指挥了持续1个月的白彦争夺战。 686团攻占白彦后，根据罗荣桓的指示，抽调了大批干部，协同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在原来伪镇公所门前，挂起了“白彦区抗日民主政府”的牌子。打开孙鹤龄的粮仓，救济贫苦农民。原来听信敌人欺骗宣传逃走的群众，纷纷返回家乡。一个星期之后，农救会、妇救会、儿童团都相继组织起来了。部队利用休整时间，抓紧进行了投弹、刺杀、射击训练，准备迎击敌人的反扑。 孙鹤龄经营了几十年的防御工事非常坚固，根据罗荣桓战前的交代，我军将防御设施全部拆除。开始有些指战员想不通：既然白彦是战略要地，为什么不利用敌人留下的工事坚守呢？ 3月4日，罗荣桓来到白彦，检阅部队的训练成果。他告诉大家说：“我们占了白彦，切断了敌人的联系，就像掐住了他的脖子，敌人喘不过气来了。”短短几句话，把大家说得眉开眼笑。他接着说明，敌人是不会甘心的，现在他们已经准备好了兵力，争夺白彦的战斗马上就会开始。我们不能在这里和敌人死打硬拼，要准备撤出白彦，让敌人竹篮打水一场空。经过反复争夺后，白彦会重新回到我们手里的。 果然，不过3天，驻白彦西边城后据点的日军100多人，就在3月7日向白彦凶猛地扑来。由团长吴世安、政治委员王根培指挥的师特务团，打了一个埋伏，敌人连白彦的边也没沾上，就夹着尾巴逃回去了。 3月12日，日军纠集了城后、费县西北的大平邑和费县西南的梁丘等据点的1000余人，在汉奸孙鹤龄残部的配合下，兵分3路，向白彦发起了第二次进攻。妄图采取分兵合击的战术，置我军于死地。 根据师部预先的部署，我军掩护群众主动撤离白彦，师特务团、686团和苏鲁支队凭借白彦周围山地有利地形，在白彦外围40里地带与敌人展开激烈战斗。日伪军以猛烈的炮火掩护，向我阵地连续攻击。我军沉着应战，利用白彦两侧山地的有利地形阻击敌人，发起冲锋达5次之多，给敌人以重大杀伤。城后之敌被686团阻击于白彦西南的柴山，被歼大部。大平邑南犯之敌，在白彦以北也遭到我军痛击。为了更有力地歼灭敌人，我军采取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主动放弃了白彦。敌人乘我转移之际，于下午4时许，像一群恶狼钻进了白彦。 孙鹤龄建造的最坚固的中心堡垒，已经成了一片瓦砾，没有一点工事可以防守。要抓夫整修又找不到人，粮食更是搜寻不到，井也被封起来了，人、畜没有水喝，敌人急得一点儿办法也没有。 当晚12点，686团一部趁敌立足未稳，又勇猛地袭入白彦，与敌逐屋争夺，奋勇厮杀。守敌无坚可守，拼命挣扎后于13日拂晓向西北方向逃窜。特务团和686团1个连跟踪追击，歼敌一部。敌在我追击下，施放毒气，并乘机钻入南径。我军当即将南径团团围住。下午4时许，城后之敌200余人乘坐汽车多辆赶来增援，又被我军击溃。战至黄昏，残敌在大平邑援军掩护下狼狈逃走，在血泊中丢下了200多具尸体。 我军获此大捷后，鲁南各处的日军、汉奸惶惶不安，纷纷求援于滕、峄、费等县之敌。不甘心失败的敌人妄图挽回败局，又再度纠集了2500多人，向白彦发动了第三次进攻。 3月19日，686团在白彦西北的官庄，首先迎击了从大平邑来犯之敌，双方正在激战时，我苏鲁豫支队第1支队迂回到敌人背后，给敌以沉重打击，打乱了敌人的部署。特务团则在太皇崮截住另一股敌人。苏鲁支队在柴山前抗击了从桑村来犯之敌，解除了敌人对我军侧后方的威胁。经过1天激战，黄昏后敌人被迫撤出战斗。第2天，敌人又调集了2000余人继续向我进攻。 21日清晨，敌人进占白彦。在前线指挥战斗的陈光和罗荣桓，及时召集各部队指挥员，做出了重新夺回白彦的部署。当天晚上，686团占领了白彦西北的一片树林，特务团占领了白彦东南的高地，苏鲁豫支队1大队占领了白彦南面的青山，对白彦形成包围后，各部队指战员在朦胧的月色下，隐蔽地向白彦运动。686团1连首先摸进大街，悄悄地进入孙鹤龄的一个大院内，日伪军仓皇应战。这时，西北角、东南角都打响了。我军在街巷中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白刃肉搏，敌人的森川大队长被我击伤。22日拂晓，由官庄赶来增援之敌，被我军击退后，困守白彦之敌不敢继续坚守而狼狈逃窜。在连续14昼夜的3次争夺战中，我军歼敌800余人，缴获长短枪300余支，粉碎了日军占据白彦的企图。 白彦战斗的胜利，给鲁南山区军民以极大的鼓舞。战斗一结束，周围的老百姓就赶来慰问我军。白彦有位开明绅士，找到686团张团长说：“开始我见你们拆毁工事，准备撤出白彦，还认为你们不敢和日本鬼子打，现在才知道，这是好计谋啊！” 5、敌营阵里牵洋马 八路军的胜利发展，给驻在鲁南地区的日伪军造成严重威胁，特别是白彦被八路军115师攻占后，日伪军更是恼羞成怒。4月中旬，敌人集中了第12集团军第32、第21师和独立混成第6、第10旅各一部及部分伪军近8000人的兵力，分别从邹县、滕县、枣庄、峄县、临沂、费县等据点，分十几路出动，向抱犊崮山区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春季“扫荡”，企图乘青纱帐未起来的时候消灭115师。 日军在这次“扫荡”中更加阴险狡猾。进攻部队采取宽大正面和梯次配备，并于夜间行动，先以伪装八路军游击队的小部队为先导，主力则避开大路，隐蔽前进。各路敌人互相策应，步步为营，首先在边沿区“扫荡”了一个星期，从21日起，向大炉中心区形成了大的合围。 这时，罗荣桓正在主持召开全师政治工作会议。敌人“扫荡”的消息传来，有的同志建议会议停止进行，罗荣桓冷静地分析了敌情，决定继续把会议开完。敌人采取的是分进合击的战术，大有鲸吞我根据地之势。罗荣桓与陈光确定的对策是，尽量使集中之敌分散，以粉碎敌人的合击。除师直机关率特务团2个营，配合鲁南地方武装坚持内线与敌周旋外，其他主力部队均置于外线，从背后拖敌人的腿。 罗荣桓把潘振武叫来，要他带着峄县县大队，打着东进支队的旗号，大张旗鼓地到郯城码头一带去，沿途都用东进支队司令部、政治部的名义号房子，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过去。潘振武走后，政工会议在罗荣桓主持下继续进行。4月21日，他在吴家沟作了政工会议的总结报告。 面对8000多敌人的“扫荡”，罗荣桓异常沉着镇定。留在山区内的机关多，战斗部队少，为了缩小目标，便于机动，师司令部、政治部和鲁南三地委都分散活动。罗荣桓率领师政治部机关，只有1个特务连掩护，单独与敌人周旋。 有一天，峄县支队王六生带的一个连队，和康矛召带的另一个连队与大队失去联络，在路上相遇。他们听说罗政委身边只有1个连队，就在附近活动，马上派人送去一封信，说明有2个战斗连队就在这里，愿意不避任何艰险，保卫首长和领导机关。在四面敌情异常严重，而又缺乏警卫部队的时候，他们以为罗政委接到信后一定很高兴地把他们留下。但是，罗荣桓考虑的是战略全局，而不是个人安危，他立即写了回信，说明他不需要警卫部队，叫王六生、康矛召赶快到外线去，执行原定的任务。 罗荣桓把政治部的干部、宣传队的宣传员和机关勤杂人员，分别组成战斗班，有的担任警戒，有的外出侦察敌情。有一次，罗荣桓派组织干事周之同和一个油印员换了便衣出去侦察。他们没有侦察经验。罗荣桓耐心地教给他们如何分辨敌人的马蹄印、炮车印，如何监视敌人和如何及时报告。罗荣桓准确地掌握着当前的敌情，有时在几路敌人中间穿隙插空；有时尾随一路敌人，不即不离，与敌人捉迷藏。 罗荣桓率师政治部转移到核桃峪后，有一天拂晓，人们还没有起床，警卫班的哨兵突然发现北面有敌情。这时，特务3连也离开政治部去执行任务了，掩护罗荣桓和政治部机关的只剩下1个警卫排和1个警卫班。罗荣桓命令警卫排的一个班掩护政治部机关向南转移，他带另外两个班和警卫班，爬上核桃峪村旁的一个山头，监视敌人的行动。 这时，在东北角和西北角两面都发现了敌人，正面的敌人被山挡着看不清楚，只见山下有几匹敌人的洋马，罗荣桓对警卫班长罗贵明说：“你们派几个人下去看看，把洋马牵来。” 警卫班3个战士绕到山下一看，原来敌人的大队人马都隐蔽在山沟里。他们急忙回来报告。罗荣桓听了不慌不忙地说：“不要着急，山下的敌人还没有发现我们，再等一等。” 罗荣桓的判断非常准确，正面山下的敌人虽近在咫尺，却没有发现他们。两翼的敌人虽然直线距离很近，但是山路崎岖，一时还过不来。罗荣桓举起望远镜，沉着地观察着。敌人越来越近了，500米、400米、300米……当罗荣桓预计政治部已转移到安全地带，敌人相距已不到200米时，他才转移。 罗荣桓面临强敌如此镇定沉着，泰然自若，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政治部的同志都说：跟着罗政委最安全，用不着担心。在反“扫荡”中，机关随时会和敌人遭遇，在紧张的行军和作战间隙，罗荣桓要求大家：“该出报的出报，该开会的开会。”机关日常工作一直没有停顿。 罗荣桓与师直属队坚持在内线迂回穿插，与敌周旋，弄得敌人晕头转向。686团和苏鲁支队等部队，以机动灵活的战术，在外线狠狠打击敌人，有力地牵制了“扫荡”我中心区的敌军。 6、铁道游击队建奇功 活动在薛城至徐州段的津浦铁路沿线的著名的铁道游击队，根据我军的统一的作战部署，在这次春季反“扫荡”中加紧在铁路沿线进行破坏活动。 有一天，由赵墩开往临城的混合列车，快到四孔桥时，隐蔽在路旁的铁道游击队队长洪振海，“嗖”的一个箭步，跳上了车头脚踏板，他和另1名队员老曹，神不知鬼不觉地干掉了车头上的敌人。当列车接近四孔桥时，从路两旁又陆续跳上来几名游击队员，他们以果断的行动，迅速消灭了押车的敌人，把火车停了下来，缴获了车上的军用物资，并向旅客宣传了我党的抗日主张，然后掩护群众安全转移。 这一胜利消息迅速传遍了铁路沿线，使敌人大为震惊。驻在徐州、济南、枣庄等地的敌人都加强了戒备，一部分进山“扫荡”的敌人，也慌慌忙忙地撤了回去。 我鲁南抗日根据地军民，经过前后1个月的英勇战斗，粉碎了敌人企图歼灭我军主力部队的阴谋，保卫了以抱犊崮为中心的鲁南抗日根据地。 “奶奶个熊，干它一场热闹的！”洪振海一拍大腿，“陈师长、罗政委这么大的官都看得起咱，谁当缩头乌龟简直不是人！” “当缩头乌龟不是人！”几支乌黑的大手一齐拍胸赌咒。 杜季伟望着这伙个个身怀绝技的传奇人物，笑道：“你们都是英雄虎胆，何必赌咒？大家议一下，看怎么干才能配合山里大部队反扫荡。” “搞火车碰头，怎么样？” “火车碰头热闹是热闹，不过作用不是太大，敌人有的是车头，碰掉两个不管用，再说鬼子大部队进山不靠车头，那里连铁路都没有哇！” “扒铁路呢？铁路不通，火车头再多也不管用。” “我们人少能扒几段？敌人很快就能修通的。” “娘的，干脆打兵车！” “打兵车过瘾倒是过瘾，不过呢凭咱们这几十号人十几条破枪恐怕打不过人家哟！再说兵车行动时间摸不清，也不好办啦。” “哎呀！我有妙计，截混合列车！” “咦，这主意不错，混合列车时间准，有票车，乘客五湖四海，搞一下能扩大宣传，就说咱们是山里来的八路军。鬼子在山里抓不住主力正犯嘀咕，我们一动作，东洋佬儿便想怪不得扑空，八路跑到铁路上去了，狡猾狡猾的，说不定就撤回来啦！” “老杜，我看就截混合列车算啦，除了票车还有货车，押车的鬼子还有枪，一举多得！”队长洪振海望着杜季伟。 杜季伟点头：“好！就这么定了。” 铁道游击队员大多是“吃两条线”（铁路）长大的，从小在铁路边晃荡，捡煤渣，扫煤灰，年龄稍大点，就大着胆子爬车去偷，渐渐学会了飞车的本领。个个天不怕，地不怕，才十几岁就视死如归。年龄大些的人被日本人抓住，捆在电线杆上要挖心。年龄小的照样提着脑袋干。日本人把刀架在脖子上说“死了死了的！”面不改色心不跳，“死了死了没关系！”有的人一个月蹲过7次警察局，第8次局子里的人便说：“又是这小子，到监狱里混饭吃来啦，揍一顿叫他滚！” 队长洪振海是个远近闻名的神秘人物，双眉入鬓，眼睛特别有神，褂子上密密麻麻钉着一排布扣，头戴一顶有大绒球的线帽，活像戏里演的梁山好汉石秀。上次进山挑着两个麻袋，是他飞身登车揪下来的，十几条崭新的三八大盖，两挺歪把子机枪，乐得正愁武器缺乏的苏鲁支队政治部李主任眉飞色舞。李主任说部队过冬没衣服，洪振海回去又从火车上翻下1200匹布、600套军服派人送到山里。八路军三打白彦，伤员很多，缺少药品，洪振海带人劫持一节车皮，几百公斤药品又送进山里。 杜季伟是山里派来的，原任苏鲁支队1营副教导员。 赵墩开往临城的混合列车拖着滚滚浓烟，轰隆轰隆地开来了，洪振海和司机出身的老曹嗖嗖两下蹿上了车头的脚踏板。日本司机的后脑勺挨了重重一击，软成了一摊稀泥，两个中国司炉吓得连忙遵命互相捆绑。 列车驶近四孔桥，一声长鸣的汽笛震撼山谷，路两旁不断有人飞身上车。与此同时，押车的日本兵被化装成乘客的游击队员打得落花流水。 老曹紧急刹车，车厢里一片大乱，被惯性摔倒的人纷纷压在日本鬼子身上，游击队员趁机捅刀子。鬼子在血泊里挣扎惨号。 列车慢慢停在四孔桥附近，惊慌失措的乘客提着行李跳车。洪振海朝天鸣了一枪，大声喊道：“同胞们！老乡们！我们是从山里出来的八路军……” 洪振海洪亮的声音迅速盖住了乘客的惊叫声，惊慌的人群渐渐安静下来。在游击队员的引导下，乘客提着行李有秩序地走下火车，集结在桥洞下或田埂上。杜季伟和游击队员按事先计划好的，给乘客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劝他们赶快离开。 两个小时后，日军闻讯赶来，旅客早已散去，货车上的军用物资洗劫一空，票车上狼藉满地，躺着一具具日军的尸体。 八路军袭击铁路线的消息传遍了山东各大城市，枣庄宣布戒严。其他据点因遭到八路军主力部队的袭击纷纷向山里的日军求救。日军不得不回头自救，对抱犊崮山区的扫荡草草收场了。 7、罗荣桓的儿女情 在此次反“扫荡”战役前，罗荣桓的女儿出生了，因为当时部队正从抱犊崮山区向南面的郯马（郯城马头）地区进军，这女儿就叫南下。 5月反“扫荡”战役中，有一天夜行军，在过封锁线以前，躺在挑筐里的小南下，忽然哇哇地哭起来。在静寂的夜空里小孩的哭声显得格外刺耳，很可能被敌人听到影响部队转移。 平时很少发脾气的罗荣桓，这时却恼火了。他严厉地对妻子说，一定要制止小南下啼哭！以免暴露目标。 妻子林月琴抱起女儿，把她哄睡了，部队才继续前进，顺利地通过封锁线。 小南下是罗荣桓的第二个孩子，第一个孩子罗东进是在1938年部队向山东进军的路上出生的。罗荣桓与林月琴是于抗战爆发前结婚的。 1937年的罗荣桓时年35岁，已然身经百战，就任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 这年春天的一天黄昏，刚吃过晚饭，罗荣桓便骑上一匹大白马向延河奔去，警卫员急忙跑步跟上。罗荣桓笑嘻嘻地回过头对警卫员说：“我要到河边练骑马，你不用跟了。”警卫员和很多人一样感到很纳闷：罗荣桓是从井冈山下来的，他难道还不会骑马？ 其实，罗荣桓会骑马，他每天之所以要“练骑马”是为了与心爱的人约会。 西安事变后，红大学员陆续分配工作。1937年1月，“红大”随中共中央迁至延安，罗荣桓任红军后方政训处主任。 此时，内战已经基本停止。延安各个机关相继实行了星期天休息的制度。分布在各个单位的罗荣桓的战友，比如罗瑞卿、张爱萍、冯文彬、莫文骅、许建国等，每逢星期天，常常到后方政治部来找罗荣桓。他们或是围着火炉摆龙门阵，或是到延河边散散步。 这些红军干部此时都已30岁左右，战争已推迟了他们的恋爱、婚姻。当时，延安抗大和党校都已经有了一些未婚的女同志，她们很自然地成为未婚男同志追求的目标，一些捷足先登者陆续办了他们的“终身大事”。 春节期间，许建国和在党校学习的刘桂兰结了婚。许向刘桂兰谈起，他有许多老战友，包括罗荣桓主任，都没有结婚。刘桂兰感到罗荣桓老练忠厚，和自己的同学林月琴倒是非常合适的一对。他们商量了一下，便向罗荣桓提出。罗荣桓感到抹不开面子。冯文彬自告奋勇陪同罗荣桓去见面。大家考虑到，女同志脸皮薄，决定先不向林月琴挑明。于是，刘桂兰便邀请林月琴星期天到自己家做客。 林月琴去时，只见满窑洞的客人，其中最活跃的是冯文彬。他主动同林月琴搭话，询问林的家庭情况、个人经历、脾气爱好等。林月琴以为他是组织部的，休息时间也没有忘记了解干部情况，便很大方地一一作答。她也注意到席间有一位戴着眼镜的30多岁的干部，很拘束地坐在一旁，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嗨嗨地笑。 以后，林月琴每次去许建国家，发现客人尽管经常有变动，而那位戴眼镜的同志却总在座。林月琴也知道了，他就是后方政治部主任。 延河解冻了，风吹到脸上不感到扎人了。两岸的山岭尽管还是光秃秃的，可春天已经悄悄来到延安。刘桂兰感到向林月琴挑明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其实，此时林月琴已经模模糊糊有了预感。当她了解到罗荣桓是一位大学生，又经过井冈山斗争的严酷考验，已经脱尽小资产阶级的习气时，当她看到罗荣桓虽然沉默寡言、十分憨厚，却深受周围同志爱戴时，进一步互相了解的条件就具备了。冯文彬等人纷纷告退，罗荣桓和林月琴单独相处的时候越来越多了。 那时，党校设在小卞沟的一所教堂里，和后方政治部中间隔着一条延河，春天延河涨水，徒涉已比较困难，成了他们见面的障碍。有同志就开玩笑地把延河说成是银河，把罗荣桓和林月琴说成是牛郎织女。 牛郎织女相会需要鹊桥，可延河这一段却什么桥也没有，过河如果不浮水的话，就得靠牲口。罗荣桓有一匹大白马，每天晚饭后他都要骑骑马。警卫员、马夫从首长的安全考虑，要跟着，罗荣桓每次都是笑嘻嘻地把他们支回去。政治部的干事们问警卫员：“罗主任呢？” 警卫员回答：“练骑马去了。” 大家纳闷：“罗主任是从井冈山下来的，他难道还不会骑马？” 对此知道得最清楚的自然是林月琴。她只要看到那匹大白马过了河，便悄悄走出学校。于是，宝塔山下，延河岸边，到处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在交谈中，罗荣桓详细谈了自己的家庭状况和经历，同时也了解到林月琴虽然比自己小12岁，但已经有了8年的斗争历史。在长征中，她是红四方面军供给部的妇女工兵营营长。罗荣桓还通过他的老战友何长工了解到，在红四方面军转战川陕、三过草地时，林月琴带领一批童养媳和丫环出身的女战士抬担架，运送粮食弹药，缝制军衣……什么活都干，养成了忠实积极、吃苦耐劳、艰苦朴素、严守纪律的好作风。能有这样的女同志作为终身伴侣，罗荣桓感到十分欣慰。 5月间，崖畔上的山丹丹开花了，在朝阳的映照下，红得像是从天而降的朵朵彩云。在这大好春光里，罗荣桓准备办喜事了。林月琴利用一个星期天把罗荣桓的狗皮褥子拿出来翻晒，又将他那床毯子用碱水好生地洗了一洗，再加上两人的床单和被子，这就是他们仅有的铺盖。两张铺板一拼，这就是床。再加上老乡家里的1张黑色的桌子、1把老式的木椅和1个脸盆，新房里也就别无他物了。 1937年5月16日，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闭幕了，这一天正好是星期天，于是便被定为大喜的日子。战友们早早都来帮忙，远在西安的宋裕和捎来半袋面粉，罗荣桓请伙房帮助擀面条。炊事员在院子里安了锅灶，支起了案板。有的在烧水，有的在揉面，忙个不停。 这时，警卫员来报告，有一位客人来到。罗荣桓出来一看，原来是红29军政治委员甘渭汉。他长征初期任8军团组织部部长，同罗荣桓几乎每天都在一起。 这次甘渭汉从定边来到延安出席全国党的代表会议，会后便来看望老首长。两人兴奋地握手问候。 甘渭汉看到炊事员们正在院里忙个不停，禁不住奇怪地问道：“今天又不是过节，和这么多面干什么？” 罗荣桓笑眯眯地回答：“下面条，欢迎你。” 甘渭汉诧异地问：“你怎么知道我要来？” 罗荣桓答：“我有情报嘛！” 甘渭汉怀疑地摇摇头，随后进屋一看。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两块铺板拼成很宽的床铺。上面铺的毯子刚刚拆洗过，散发着阳光晒过后淡淡的清香。甘渭汉按照过去的习惯，吩咐警卫员把自己的马褡子搬到屋里来。 警卫员扛着马褡子，刚到门口，罗荣桓指着隔壁一间屋子说：“放到那里去，打扫一下，搭个门板。” “怎么？”甘渭汉心想，罗主任可有点儿变了。他纳闷地问道：“不让我跟你住在一起啊？” 罗荣桓笑道：“隔壁不是蛮好嘛！” “好久不见了，有些工作上的问题正要向你汇报，住在一起好谈啊！” “有话明天再说。马上就要开饭了，面条管饱。” “咦？”甘渭汉还是摸不着头脑。战友们推门进来听到他们的对话，不禁哈哈大笑。有的便开甘渭汉的玩笑：“人家结婚，你把行李搬进去，算是唱的哪一出？”甘渭汉这才恍然大悟，指着罗荣桓说：“哦，是这么回事啊！” 罗荣桓佯装生气地说：“小孩子，不要乱说！” 随后，甘渭汉便同战友们一起，津津有味地吃开了面条。面条里油放得很少，只放了一点白菜、萝卜，但大家仍然吃得很香。 8、盘点 此次战役，115师师部率特务团两个营配合地方武装，坚持内线作战，主力转移到外线伏击、侧击敌人。经1个月苦战，鲁南军民与日伪军共进行了大小战斗30余次，毙伤俘日伪军2200余人，保卫了以抱犊崮为中心的鲁南抗日根据地。 此次反“扫荡”，鲁南抗日根据地军民，经过前后一个月的英勇战斗，终于粉碎了敌人企图歼灭我主力部队的阴谋，保卫了鲁南根据地。5月间，我军继续执行向北发展、开辟天宝山区的战斗计划，严厉打击了在天宝山一带活动的刘桂堂匪部，使以抱犊崮为中心的根据地进一步扩展：向北与蒙山山脉相连接，控制了津浦铁路东侧的曲、泗、邹、滕、费大片山区；向南控制了郯码平原，直逼陇海铁路。从西北到东南，长达200余里，开创了鲁南抗日根据地的新局面。 根据地的军民对打败日本侵略者充满了胜利的信心，经常能听到这样的歌声： 1、大破袭计划的提出 彭德怀说：“自敌人回师华北以来，总的趋势是对我们越来越不利，我们手中的县城去年还有上百个，今年就没有几个了。过去我们说，敌人只控制点和线，也就是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现在看来，已发展到了‘面’了，再这样下去，我们手中就只有几个被敌人团团围住的山头了。” ——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129师，破袭沧石路以南，平汉路之石（家庄）磁（县）段，北宁路北段； 在晋察豫边区，敌人主要加紧对平汉铁路、邯（郸）长（治）公路，白（圭）晋（城）铁路以及武（安）沙（河）公路的控制。为打破敌之企图，八路军第129师首长，号召本区军民面向交通线，实行主力军、地方军和广大民兵群众相结合，开展广泛的交通破击战，以打破敌对抗日根据地实行分割、封锁的“囚笼”政策。 “那我们就来个总破袭，四面八方一起打！” 1939年冬，日军加紧对交通线的控制，在交通线上及其两侧地区建立据点，并依托这些据点，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分割、封锁，以实现其由“点、线”占领扩展到“面”的占领的计划。 为了撕破巨网，1940年3月下旬的一天，八路军总部急忙召集会议，商讨对策。 朱德、彭德怀向中央和毛泽东作了报告。 ——贺龙、关向应领导的120师，破袭同蒲北段； 于是，在反总摩擦战役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后，八路军总部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于4月1日发布命令：要求各部紧密配合，从4月10日开始动作，对日军的交通线发动一次总破袭。具体部署： 在第129师的统一指挥下，晋察冀边区军民从1939年冬至1940年6月，先后进行了邯长公路、平汉铁路、白晋铁路、武沙公路4次破击战。 “问题很严重，绝不能让敌人修成，否则将造成极端困难的局面，甚至无法坚持下去。” 1940年初的一段时间里，八路军总部及各个师的作战室里所挂的地图上最引人注目的是一道道黑色的粗线、细线。粗线代表着铁路，细线代表着公路。粗线与细线密密麻麻，经纬相连，像一张巨大的网覆盖在地图上。在军用地图上，交通网络占有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往往用醒目的黑色来标识。现在这些醒目的黑线所编织成的巨网，像是正等待着猎物，给人以十分压抑的感觉。 不将这张网撕碎，八路军就没办法活动，就会最终成为网中之鱼。 1940年后，日军要依靠铁路、公路逐步蚕食抗日根据地，展开在交通线上的斗争就显得日益激烈、复杂。 这是日军在“织网”，华北即将被“巨网”覆盖。 由于在军力对比上八路军居于劣势，因而避实击虚，打击日军软腹部的战法也就应运而生。日军的软中之软是交通线。日寇敢于以少量的兵力去占领广大的区域，以不足的兵力去对付打不尽、杀不绝的敌后武装，是因为有了公路和铁路，交通线是日军的命脉。在华北敌后围绕交通线进行的斗争，构成了华北抗战的主旋律。 日军仍然在修路，但已不是一般的路了，它是一条条“钢铁封锁线”。这种路“比地面高出5尺，两旁沟深8尺到1丈，沟底宽6尺”。日军在这种路上相隔不远就建一个碉堡。在整个华北，日军修筑了5000余公里的铁路、3万余公里的公路、3000余个据点。 “敌人封锁很严，机动性很强，这里打他一下，四面八方的敌人就会像蝗虫一样扑来。” 向华北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粉碎日本侵略者的“囚笼政策”，争取华北战局更有利的发展，并影响全国的抗战局势。 在八路军的不断打击下，日军又想出了新的招术。 从此，八路军总部的作战室里多了一张正太铁路地形图。 ——徐向前、朱瑞领导的山东军区对付胶济路及津浦南段。 在华北地区加紧推行“治安肃正”计划，和“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企图摧毁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巩固其占领区，使中国成为其“南进”的后方基地。 “说得对！总破袭，让龟儿子顾此失彼，到处挨打！” ——聂荣臻所部晋察冀军区，破击沧石路以北的津浦、平汉及正太路； 2、多田骏欲织“囚笼”网 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多田骏是个中国通。 “九一八”事变后的1932年，多田骏出任伪满最高军事顾问。1935年多田骏又出任华北驻屯军司令官。之后不久改任第11师团中将师团长。1937年任参谋本部次长。 日军为了适应将来对苏、对华作战的需要，统一在华的政策和战略指导，统一指挥在华的军队，支持即将成立的汪伪政权，于1939年9月成立了在华的陆军最高指挥机关——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由于华北派遣军的主要任务已经不是作战，而是以维持治安为主，让熟悉中国民情、曾经担任过华北驻屯军司令的多田骏出任司令官则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多田骏来华北上任之前，他的前任杉山元针对八路军的势力在华北逐渐强大、对华北威胁越来越大的情况，在1939年实施了三期“肃正”计划，“肃正”不仅包括军事上的行动，而且包含对政治、经济，甚至还有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进攻。 多田骏和杉山元的观点正好相反，他认为，“肃正”的重点应在于剿灭共军。为此要善于利用国共的相互倾轧，在日军势力暂时不能控制的地区，应默许那些不主动求战的杂牌军的存在，必要时，甚至可以引导他们占据真空地带以防止八路军侵入。 由此可见，多田骏不仅是个中国通，而且还是个以华制华的专家。 上任后的多田骏开始大力整顿交通，欲建立联系紧密的“囚笼”交通网，使村村有公路，路路有炮楼，以公路、铁路为纽带，欲将整个华北结成一张坚韧的网。 多田骏修路的方法也与以往有很大的不同。他采用了4种修筑道路的方法： 一种是环状汽车公路，即以城墙为中心，围绕城外修筑一条环形路，将大量的村庄都纳入环状公路内，甚至将八路军的根据地也包括了进去。汽车一天到晚不停地巡逻，使八路军不能接近，从而使八路军的根据地逐渐萎缩。 一种是平行汽车公路，即在两地间，据点与据点间，一城与一城间，修筑几条平行的公路。出动时，可以随意地选择一条，这种方法主要是对付让日本人吃尽了苦头的八路军的伏击战术。 再有一种是放射线公路，即从中心向外修筑多条公路。 最后一种是路旁挖沟法，将路基修高，在路的两侧挖掘深沟，它既像炮楼，又像城墙。 多田骏正在织网，他要用他的网将八路军和根据地全部罩起来，慢慢勒死。 但令多田骏苦恼的是，华北的重要性没有完全被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认识。多田骏身处华北，他已经意识到华北的斗争将在看不见的战线上进行，华北的广大地区正在逐渐被共产党赤化。 就在多田骏要求加强华北的军事力量，以彻底改变华北形势的时候，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不仅没有满足他的要求，反而要求华北方面军派出部分兵力支援华中作战，同时派出部分兵力进行牵制作战。无奈之下，宜昌会战开始后，多田骏只能借助交通网的威力来对付八路军了。 3、破袭计划被搁置 1940年初，中国正处于空前投降危险和空前抗战困难的极端严重的形势，日本加紧对蒋介石集团诱降，国民党军降将如毛。八路军深入敌后坚持抗战，力量不断壮大，成了日本帝国主义实现“灭亡中国”、作亚洲和太平洋地区霸主计划的重要障碍。 为清除这个“障碍”，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在占领武汉、广州后，调整侵华方针，向华北增派兵力，决心要“确保华北和蒙疆”地区的安定，制订所谓“肃正作战”计划，到百团大战发起前日军华北方面军的兵力部署情况是： 方面军司令部，驻北平，辖3个军： 第1军，司令部驻太原，辖3个师团和4个独立混成旅团：第36师团，驻山西长治；第37师团，驻运城；第41师团，驻临汾；独立混成第3旅团，驻崞县；独立混成第4旅团，驻阳泉；独立混成第9旅团，驻太原；独立混成第16旅团，驻汾阳。 第12军，司令部驻济南，辖2个师团和3个独立混成旅团：第21师团，驻徐州；第32师团，驻兖州；独立混成第5旅团，驻青岛；独立混成第6旅团，驻莒县；独立混成第10旅团，驻泰安。 驻蒙军，司令部驻张家口，辖1个师团、1个独立混成旅团和1个骑兵集团（欠第4旅团）：第26师团，驻大同；独立混成第2旅团，驻张家口；骑兵集团（欠第4旅团），驻包头。 方面军直辖第27师团，驻天津；第35师团，驻河南开封；第110师团，驻石家庄；独立混成第1旅团，驻河北邯郸；独立混成第7旅团，驻山东惠民；独立混成第8旅团，驻石家庄；独立混成第15旅团，驻北平；骑兵第4旅团，驻商丘。 以上日军华北方面军，共9个师团、12个步兵独立混成旅团、1个骑兵集团，计25万人，平均每平方公里为0.36人。仅第12军，就分驻在山东和苏北的800余个据点上，平均相隔18公里的1个据点上，驻有20人。另华北有伪军约15万人。 与此同时，华北抗日根据地处境艰险，国民党顽固派在华北地区不断制造“摩擦”事件，妄图从八路军手中“收复”失地，掀起第一次反共浪潮。 华北八路军正处于虎狼夹击的岁月。一面是抗战阵营内部“友军”不断进攻，欲置共产党军队于死地；另一面是侵略者步步威逼的“囚笼”战略，近乎疯狂的筑路挖沟，新旧铁路线、公路线交织连贯，像一张巨网正向各根据地合拢。 3月末，八路军总部提出大破袭计划后，正紧锣密鼓地付诸实施时，朱德、彭德怀却收到了从延安发来的两份电报，一份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目前华北华中军事方针指示》，一份是毛泽东、王稼祥关于八路军派兵增援新四军问题给朱德、彭德怀并告刘少奇的急电。 这两份电报讲的是同一件事。中央告诉朱德、彭德怀，华中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疯狂进攻新四军，形势非常严重，中央要华北八路军谨守防线，避免与国民党军队发生军事冲突，使山西、河北两省归于平静局面；从八路军中分期抽调足够力量南下华中增援新四军，打退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进攻，消灭投降反共势力，建立新的抗日根据地。电报说：“目前局势相当严重，蒋介石似已下了决心，即是挂抗日的招牌，做剿共的实际。目前对我最威胁的是绥德、皖东两点。”电报指示彭德怀、贺龙要以主力对付威胁延安的国民党第90军，要求彭德怀除344旅外，再抽兵力南下华中，打通与新四军陈毅部的联系，以解皖东之围。 中央的意思与朱德、彭德怀意见并不一致，但朱德、彭德怀必须服从中央。于是，朱、彭的破袭计划暂时搁置，但并没有放弃。4月2日，毛泽东电示，希望朱德早日动身前往洛阳，与同共产党友好的卫立煌谈判停止国共摩擦问题，然后秘密返回延安，参加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 在这种僵持状态中，八路军的处境越来越艰难。彭德怀忧心忡忡地说，这是前门打虎，后门进狼。虽然国民党反共“摩擦专家”朱怀冰已被打垮，但日本人的野心越来越大。彭德怀最后决定，虽然集中各兵团对日军交通实施总破袭的战役暂时无法组织，但由于日军为执行“囚笼政策”正加紧拼命筑路，因而以兵团为单位的破袭战必须实施。 4月25日，彭德怀按照他与朱德总司令事前多次商讨的意见，签发了以朱德和他的名义致各兵团首长的指示电： 日寇现正在拼命修筑道路（据各地报告统计之多殊为惊人），此种阴谋如不积极求得阻止与粉碎，待其完成，将给予我坚持敌后之抗战以极大困难和不利。各兵团首长应就当前实际情况，确谋有效之对策，予以破坏。 4、彭德怀的犹豫 1940年8月7日深夜，八路军总部。 彭德怀在打坐，双腿微盘，背微勾，一盏马灯照着满炕的文电……他的腿膝间，摆着一份左权起草的标示着“战役行动命令”的电文，已有两个多小时了。他不时用手中的铅笔敲打着电文纸，“彭德怀”3个字却始终没有签下去。 不好签啊，一签地球都会摇几摇的。 自左权去第129师师部那时起，至今已有3个多月了，4月间烂漫的山花已换成了千里平原茂密的青纱帐，正是八路军大显身手的黄金季节。自那时起，各种方案讨论了又讨论，各项工作准备了又准备，各师、军区及北方局领导人的意见也统一了，战役预备命令也在十多天前就下达了，所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可事到临头，简简单单几个字还是不好签。一支铅笔宛若千钧…… 彭德怀在思考着：进行这次战役，除从军事上打破日军的“囚笼”政策外，于政治上也越来越必要。进入夏季以来，国际和国内形势都是风云险恶。在欧洲，法国政府向德国法西斯投降。希特勒在席卷半个欧洲之后，正大举向英伦海峡进军。在亚洲，英国和法国屈服于日本的压力，相继关闭了中国的西南国际交通线滇越和滇缅公路，使本来阴云密布的中国抗战形势更加沉暗。在这种背景下，日军积极准备实行推进政策，在各个战场集结兵力，企图用军事压迫和政治诱降的双重手段，促使国民党政府投降，以便抽出兵力加入太平洋战场作战。6月15日，日军在攻占扼长江入川门户宜昌重镇之后，又扬言要进攻西安，切断西北国际交通线。 据重庆国民党政府和八路军各部情报，关外日军大批入关，津浦沿线日军向陇海线集中，太原日军亦沿同蒲路南下，有进窥潼关和洛阳之意。与此同时，日机狂炸重庆，一时造成大后方强震，各式各样的反应都有。相配合的是，日军通过所谓“谋略工作”秘密向蒋介石展开“和谈”活动，并利用已降日的汪精卫集团在国民党阵营内进行宣传和策反。蒋介石政府在这种挑逗下，摇摆难定，妥协投降的妖雾弥漫。与此呼应的还有对八路军的攻击，说什么“八路军游而不击”“专打友军，不打日本”等。那么，这种情形下进行一个大规模的战役，其胜利对于兴奋全国军民的情绪，影响正在变化中的时局，正视偏见者对八路军的认识及从全面打击日军，都将会有深远的意义。 然而，作为一个全面把握华北大局的军事指挥员来说，彭德怀不能不考虑到军事上的不利因素和可能出现的不利后果。这是在敌后组织一个牵扯巨广的大战役，各种特殊的困难是显然的：脱离大后方的支援，没有固定的作战线，四面受敌的环境，武器弹药和粮草的缺乏，人员的疲惫，各部队间的组织与沟通……这些无一不是影响战役进行的重要因素。再者，即使胜利之后，也还得考虑因此带来的影响。几年来，八路军是在一种困难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且日军日益把八路军作为主要作战对象，这一动，势必是把大树立在高山上招风，今后的生存和发展恐怕会要困难得多。 还有，延安的反应呢？主席和老总是怎样一个态度？赞成还是反对？7月22日的战役预备命令是用“十万火急”发往延安的，至今未有明确的指示。是默许还是另有想法？ 彭德怀也不得不想到这个问题。 可是，这个战役计划从萌芽至今，已经是一个足够长的过程了。其中还包含着朱老总的一份功劳。日军最初疯狂筑路挖沟的日子里，朱老总、左权和自己都十分焦虑，3人经常在作战室里看情报，研究至夜深。作战室的墙壁上，华北地形图整整占满一壁，新旧铁路线和公路线特意勾勒了一下，密密麻麻连贯交织，如一张巨网罩向抗日根据地。或许，伯承的说法更形象一些：是囚笼。那时节，朱老总就提醒说：日军的筑路行动含有战略和战术上的重要企图，一定要从总体上认识和对付它。朱老总走之前还说：交通斗争将是一个时期的中心，时机成熟了就狠狠干它一家伙。现在，时机是成熟了，计划也缜密了，几乎集八路军所有领导人的合理建议于大成。左权、聂荣臻、贺龙、关向应、刘伯承、邓小平等对此都是持十分积极的态度。准备工作也是紧锣密鼓…… 想到这里，彭德怀还是感觉手中的这支笔重若千钧！ 彭德怀知道，这种踌躇不是他的风格；他也知道，机器既已启动，还能遏止吗？ 彭德怀不禁摇头笑了笑，终于提笔挥写了“彭德怀”3个字。 这时，墙上的时钟的时针已经指向了5，天色已有些蒙蒙亮。 5、毛泽东赞成打这一仗 8月8日下午，彭德怀签署的“战役行动命令”“十万火急”地飞往了延安。 这一天，毛泽东正在窑洞里坐在藤椅上抽着烟，两眼望着桌上刚送过来的文电…… 突然，窑洞外传来了朱德问警卫员的声音：“主席起床了吗？” 声音不大，毛泽东还是听到了，冲着窗子喊：“老总呀，进来吧。” 随后，朱德从门口进来了。毛泽东欠了欠身子，示意坐，之后关注地问：“中午休息了一下吗？” “睡不着。刚躺下不久，老彭的‘十万火急’就来了，躺在床上想了一会儿。”说完，朱德把手中的电报递给毛泽东。 毛泽东不自主地“哦”了一声，接过电报看了起来—— 一、情况任务与战役组织见7月22日辰命令。 二、战役部署及作战地域区分： 1.聂集团主力约10个团，破坏平定（平定县不含）东至石家庄段正太线。破坏重点应在娘子关平定段。对北宁线、德州以北之津浦线、德石路、沧石路、沧保路、特别是对元氏以北至卢沟桥段之平汉线，应同时分派足够部队宽正面的破坏袭击之，阻止可能向正太线增援之敌，相机收复某些据点，对西北两面之敌以适当兵力监视之，另以有力部队向盂县南北敌据点积极活动，相机克复某些据点。 2.刘、邓集团以主力8个团附总部炮兵团1个营，破击平定（含）至榆次段正太线。破坏重点，阳泉张净镇段。对元氏以南至安阳段平汉线、德石路、邯大路、榆次至临汾段、同蒲线平遥至壶关段、白晋线、临屯公路，应同时分派足够部队宽正面的破袭之，阻敌向正太路增援，相机收复沿线某些据点。另以1个团之主力位于潞城襄垣间地区。 3.贺、关集团应破袭平遥以北同蒲线及汾离公路。破坏同蒲线部署，应以重兵置于阳曲南北，阻敌向正太线增援。该集团原拟1个团在阳曲以南配合作战部队，应力求以约两个团之兵力进至榆次南北地区，直接加入刘、邓集团作战，并归刘、邓直接指挥之。对晋西北腹地内各个敌之据点与交通路，应分派部队积极破袭，相机收复若干据点。 4.总部特务团主力集结于下良、西营地区。 三、上列各集团及总部特务团统由总部直接指挥之。 四、限8月20号开始战斗。 五、各集团战役准备侦察具体部署即告。 读完电报，毛泽东点燃了一支烟，陷入了思考当中。朱德见状，说：“这个战役，我在时就和老彭商议过好多次，准备在4月中旬动作的，也发了命令。就在这个时候，我们接到了主席的电报，说老蒋挂抗日的牌，行剿共的实，特别对绥德、皖东形成了严重威胁，要我们派第344旅和其他部分主力南下华中，沟通与新四军的联系，这个总计划便搁置了，未形成统一部署。当然喽，那个时机并不很成熟，尤其是季节，青纱帐还没起来……” 毛泽东听朱德说完后，从藤椅上站起说：“这一动，地动山摇。” 说了这一句，毛泽东吸了一口烟，喷吐着烟雾，掸了掸烟灰，接着说：“接了老彭的预备令，我是有些顾虑的。谁重谁轻？” 毛泽东在窗前踱了几步，似乎仍在思考。少顷，他又对朱德说：“当然喽，发动这个战役的积极意义是无可否置的，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政治上，产生的影响都是十分深远的，尤其在这种险恶消沉的大背景下。可是，事物总是辩证的，有利总有弊，我反复考虑的是战役以后的东西。八路军在华北敌后牵制着日军数10万人，处境堪为危难。国民党很抠，要枪不发枪，要钱不给钱，我们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很不容易。现在几十万人马一动，算是全盘登台露相，今后的日子怕要难过得多喽！日军势必疯狂报复，此其一；招致他人记恨，此其二。蒋介石这个人心眼不大，剿了10年没有把我们剿掉，心里挽了一个死结，当时迫于形势和民众的压力和我们合作，怕只是一种权宜，到时候还会和我们翻脸的，我们不可不防。因为有此考虑，我是有一些担忧……” 毛泽东这么一分析，朱德便露出他的敦厚天性：“主席考虑的这些问题，我们也有所考虑，但不及主席深远。这个战役计划的出台，我是始作俑者，主要是考虑对付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交通封锁……” “老总呀，你误会我的意思喽！我是赞成打这一役的，利弊相衡取其重，衡量来衡量去，打是必要的。之所以说这些，是后者。再说……箭在弦上，焉能不发？这不是老彭的性格。” 6、大战前的准备与兵力部署 1940年8月8日，八路军总部发布了《战役行动命令》，决定于8月20日开始战斗。 接到上述命令后，聂荣臻、贺龙、关向应、刘伯承、邓小平等人按照预定方案分别检查了所属部队各项准备工作落实情况，对战役部署作了相应的调整。 河北阜平，晋察冀军区司令部。 司令部设在一个不显眼的小山村里。只有走进院落，穿过几株高大的槐树，望见从屋脊上隐蔽地伸出的天线和电话线，才会明白这里是军事指挥部。 聂荣臻主持召开主攻兵团首长会议，研究确定具体战役部署。 会上，聂荣臻首先发言道：“同志们，八路军前方总部发布了战役命令，晋察冀军区将与冀鲁豫军区、晋绥军区一起，对全华北敌人占领的交通线及其沿线城镇据点，发动大规模的破袭战。我们晋察冀军区的任务是：负责破袭正太路石家庄至平定段，破袭重点为娘子关至井陉煤矿段及其两侧地区，并且对平汉路、北宁路、津浦路、德石路、沧石路等铁路和公路线段进行广泛破袭，以阻止敌人向正太路增援！” “好哇！”到会的各军分区的领导都惊喜地欢呼起来，这可是抗战以来，八路军发起的一次最大规模的破袭战役啊。 “下面，由聂鹤亭参谋长讲一下具体部署。”聂荣臻以手示意，让各分区领导安静下来。 聂鹤亭是位老红军，在南昌起义时就是排长了。他对司令部工作很有经验。他和聂荣臻一起拟订的作战计划，已经得到了八路军总部的批准。他说道：经研究决定，我们军区这次拟抽调8个步兵团、1个骑兵团又2个骑兵营、3个炮兵连、1个工兵连和5个游击支队，共约10个团，分别组成3个纵队：右纵队由郭天民、刘道生指挥，破击娘子关至乱柳段；左纵队由熊伯涛指挥，破击上安到微水段；中央纵队由杨成武指挥，担负微水至娘子关段破击任务，并为主要攻击方向，另外还有1个总预备队。其余部队对平汉、北宁、津浦、沧石等铁路、公路进行破击。 聂荣臻接着说：“这次破袭战，是在很长的战线上进行的广泛攻坚战。遵照八路军总部的规定，大家一定要注意：一是要特别重视侦察工作，立即派出人员，侦察敌情、地形，只有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二是部队开进和一切行动要秘密、迅速，请政治部通知各级政府密切配合部队的行动；三是尽可能争取时间，组织部队进行爆破铁路、桥梁、敌人据点等的训练；四是战役发起时间统一于8月20日22时，到时一齐动作，大家一定要切实执行，这点暂时只有到会的人知道，不准下达。” 会议结束后，聂荣臻立即率一个精干的指挥班子赶赴前线，抵近敌人进行侦察。 晋察冀军区司令部侦察科平时对正太路、平汉路、同蒲路沿线的敌情都是了解得比较清楚的，但是对这次正太战役进攻重点之一的井陉煤矿，却了解甚少。聂鹤亭、罗文坊等人全部化装成当地老百姓，接近矿区的外围，然后由罗文坊带上几名侦察员，在矿区地下党的接应下进入矿区侦察，对守矿的日军、伪军和矿警的兵力分布与活动规律等情况，都基本摸清了。 1940年8月20日下午4时，杨成武率部到达距井陉煤矿只有约5公里的山野里。他带上前方指挥所人员和3个团的团、营干部，深入到煤矿近处侦察，选择突破口。 山西和顺县石拐镇，第129师前方指挥所。 刘伯承和邓小平在战役发起前，做了大量细致的准备工作。刘伯承专门对司令部的人员做了交代： 这次本师遂行的是大规模破袭战役，敌在沿线城镇、车站、桥梁、隧道附近，筑有坚固的防御工事；在铁路两侧10至15公里地区，还设有外围据点。在此情况下，我军必须先攻占敌据点，尔后才能实施破路。因此，大破袭首先是对据点的战斗，不可避免地要进行强袭和攻坚，应把困难想得多一点，把准备工作考虑得更周到一些。准备工作要突出侦察、防谍和技术战术3个方面。 按照刘伯承的指示，第129师迅即掀起练兵爆破热潮。尤其对侦察工作，上下都非常重视，领导和参谋人员都出动侦察。385旅旅长陈锡联回忆说：“我们这些旅干部，当时都化装去铁路沿线侦察了地形。”侦察人员还深入虎穴，在群众的掩护下，在敌人的交通线两侧村庄、大小据点实地侦察。有的还乘上正太路的列车，把沿线情况一览无余。 战役发起前两天，即1940年8月18日晚，刘伯承、邓小平召开作战会议，向参战部队指挥员布置作战任务。 刘伯承首先传达八路军总部的指示，接着说明战役部署：“我们这次战役的纲领：第一，主要是对正太路阳泉至榆次段的铁路和建筑物，进行连日的，彻底的破毁，特别对于桑掌至晓庄和马首至芦家庄两段铁路的技术工物，要着重破毁。第二，各破击队为了保障铁路确实被破毁，应兼用专门的便衣队或有力部队，突然潜入铁路线上的必要据点，破毁其要害，烧夷其建筑物。对于路侧远伸的据点，只用少数部队监视，不要强攻，也不要被其抑留。第三，当片山部队由阳泉、平辽公路向我右侧背迂回时，就将其各个消灭之，保障我破路顺利进行，造成收复辽县、榆社的基本条件。对榆次方面来援之敌则进行牵制。” 然后，刘伯承又对战役作出具体部署：战役由陈赓、陈锡联、谢富治统一指挥，部队分为左、中、右3个纵队： 右翼纵队由范子侠、赖际发率2个团，担负阳泉、寿阳间的破袭任务，先集中兵力攻下坡头和张净车站，得手后，再向西扩大战果。 中央纵队由陈赓、陈锡联、谢富治率4个团，主力隐蔽集结，为师的总预备队；以一部兵力攻占敌冶两据点，牵制平定之敌，另以一部兵力占领阳泉西南狮垴山，阻击阳泉可能出援之敌。 左翼纵队由周希汉率3个团，担负寿阳至榆次间的破袭任务，先集中兵力攻下芦家庄、上湖、马首等车站，得手后，视情况向北、向西扩大战果。 平和支队由汪乃贵率1个团结合地方武装，分途破毁平定至和顺公路，牵制平辽公路之敌。 最后，邓小平强调了这次战役的有利条件和应注意的事项。他特别告诫大家：参战的地方武装很多，要派得力干部去组织带领，关心他们的生活和安全，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会议之后，刘伯承、邓小平率师前方指挥所，进至广阳以南的明水头，设前方联络所于上龙泉以南的马鞍桥。 7、正太路上火焰飞腾 8月20日20时许，正太铁路沿线突然枪炮声大作，火光冲天，八路军向日寇的“钢铁封锁线”发起了总攻，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由此拉开了帷幕。 根据八路军总部的战役部署，晋察冀军区以18个步兵团、1个骑兵团及2个骑兵营、3个炮兵连、1个工兵连、5个游击支队，分别组成了左、中、右纵队、钳制部队和总预备队，在聂荣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组织指挥下，向正太铁路东段日军的车站和据点发起猛烈攻击。 22时，右纵队的第5、第19团等部向娘子关至乱流间日军据点发起攻击。娘子关是晋、冀两省交界的要隘和正太铁路的咽喉地区。日军依托该地峭壁悬崖、易守难攻的有利地势，在原有工事的基础上，又增修了4个大堡垒群，周围密布以明暗火力点。此外，在娘子关下村庄还驻有伪军。我担负主攻任务的第5团，首先潜入娘子关村，歼灭了村内伪军，然后依托村庄，向娘子关日军展开强攻。 在日军浓密火力封锁下，攻击部队前仆后继，向娘子关仰攻。架起的云梯被炮火打断了，就搭人梯上，用绑腿带连接在一起搭上悬崖攀登。但日军凭借有利的地形和优势的装备，拼死抵抗，攻击部队伤亡较大，正面攻击一时没能得手。 就在这紧要关头，日军堡垒群侧后突然响起激烈的枪声和爆炸声，原来这是第5团由娘子关侧后迁回的部队，从翼侧向日军展开了攻击。日军受到这突如其来的攻击，顿时阵脚大乱，慌忙组织反扑，经激烈的肉搏拼杀，日寇被歼一部。 正面攻击部队乘势以手榴弹、手雷及缴获的爆破筒对敌人的碉堡实施爆破，随着几声轰隆轰隆的巨响，敌堡一个个被炸成废墟。经3个小时的反复冲杀，我第5团的抗日勇士终于夺取了敌人的堡垒群，攻上了娘子关山头。黎明时分，娘子关日军大部被我军歼灭，八路军胜利的红旗插上了被日寇盘踞3年之久的天险娘子关。 在日寇铁蹄蹂躏下的娘子关地区的同胞，兴奋得流出了热泪，敲锣打鼓地给八路军部队送鸡蛋、猪肉等慰问品。 攻占娘子关后，5团的勇士乘胜破坏了娘子关东面的铁路桥，并收割了敌人的大批电线。与此同时，右纵队的第19团对移粮、巨城、乱流和上、下盘石等日军据点发起猛烈的攻击，歼灭了大量的敌人。 这一天，根据八路军总部的部署，129师担负对正太铁路西段的破击任务。 天一落黑，正太路全线突击部队在夜暗的掩护下，潜到了敌人的鼻子底下。 20时，总破击时间到了。刹那间，数颗红色信号弹划破了情况夜空，灿红的光焰把夜空布染得绚烂多彩。总攻令一出，各突击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朝正太路日军的车站和据点猛扑过去…… 第129师左翼攻击芦家庄车站的是第16团5个连。芦家庄位于榆次以东约15公里的地方，是一个有50多户人家的村庄，村南有一条东西流向的小河，雨季时河水湍急。村东就是火车站，日军在周围修筑了4个碉堡，并没有外壕和铁丝网。在这里驻守的日军是原田大队的一个中队，共40余人，另有20余名伪军。总攻击发动后，第16团以两个连抢渡小河，迅速占领了芦家庄，攻占了车站以北的敌碉堡，并立即由西向东攻击车站；另3个连也攻占了车站以南一里处的两个碉堡，由东向西朝车站攻击。两支部队夹击着朝车站猛攻猛打，手榴弹如雨点一样飞过去。车站日军不敌，放弃车站向西逃窜，被攻击芦家庄的部队迎头一阵痛击；日军连忙回头东窜，又被向西攻来的3个连劈面一阵狠揍。日军前后失措，混乱中退至几间破平房中顽抗。攻击部队连忙对其实施火攻。在烟火翻滚中，日军仓皇退守火药库。攻击部队复用炮火轰击，仓库中弹起火，日军就像无头苍蝇乱飞乱撞，最后窜入学校一间独立的课堂中固守，但仅坚持了一个多小时，最终被全歼。 第16团在芦家沟激战时，左翼纵队第25团1营则在马首车站与敌激战。攻打两侧碉堡的第1、3连经一个多小时的激战，分别攻克了两翼的4个碉堡，但攻击车站的第2连却遇到猛烈的火力阻击，车站日军凭借坚固的房屋，用几挺机枪封锁了房屋前的开阔地，与第2连对峙到拂晓。这种情况下，第1、3连同时加入战斗，在强大的火力支援下，第2连一个战士抱着炸药包冲了上去，炸塌了房屋一角。趁这机会，3个连同时发动冲锋，攻克了这个堡垒，毙敌24名。日军残部朝寿阳方向逃去。 同样的，第38团也攻克了上湖车站，并俘虏了日军军站站长。 拂晓时分，左翼纵队基本肃清了破袭路段内敌据点和车站。至此，周希汉立即下令转入破路，除留部分兵力担负警戒外，其余的部队和游击队、地方武装、民兵、民工、当地群众、铁路员工等一齐向铁路开战。这便是一种奇观：成千上万人的炸桥梁、毁隧道、拆铁轨、烧枕木、平路基、砍电杆、收电线，忙得不亦乐乎。但拆下来的铁轨需抬到远处埋藏起来，颇令人烦恼。后来，不知谁发现把枕木架成井字型，把铁轨放在上面焚烧，既能烧掉枕木，又能烧坏铁轨。于是，这一经验广泛推广，正太路上便是火焰飞腾，远远望去，如一条飞舞的火龙…… 8、破毁日军钢铁封锁线 在左、右翼破击队向正太铁路展开攻击时，总预备队进至平定以西的天华池、韦池村地区。为了防止日寇对破击队右侧背的攻击，根据师首长的指示，总预备队的第14团占领了阳泉西南正太铁路上的咽喉要地——狮垴山。 果然不出所料，日军遭到沉重打击后，立即组织反扑。驻阳泉的日军独立第4混成旅团长片山省太郎纠集其一切可能调动的力量，并武装了阳泉的日侨，自8月21日起，向第14团防守的狮垴山阵地发起猛烈的进攻。日军在大批飞机轮番轰炸扫射的支援下，连续向狮垴山进攻，并不断增强兵力，由开始的数百人增至1500余人。 守卫狮垴山的我14团的全体指战员发扬勇敢战斗的作风，凭险阻击，打退了日寇一次又一次的疯狂进攻，给敌人以重大杀伤，仅21日，就毙伤敌百余人。 翌日，日军数百人又向狮垴山东北高地猛攻，激战终日，仍无进展。眼见伤亡不断增加，而狮垴山阵地却久攻不下，片山旅团长恼羞成怒，于是以优势的空中和地面炮火对阵地狂轰滥炸，并大量施放毒剂，然而狮垴山阵地仍是岿然不动。 就这样，狮垴山争夺战持续了6昼夜，日军使出其全身解数猖狂进攻，不仅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反而伤亡400余人，使“赫赫皇军”威风扫地。 在14团的掩护下，各路破击部队经数日连续战斗，又陆续攻克了上湖、燕子沟、坡头、狼峪、张净等日军据点及车站多处；同时，还攻克了冶西、落摩寺等外围据点数处。到26日，日寇又纠集了数百人向狮垴山展开猛攻，我坚守狮垴山阵地的14团，在坚持7小时后，为避免同敌人决战，主动撤离了狮垴山阵地。 8月31日、9月1日，左翼破击队在高坪、道平、红凹、卷峪沟等地区，对由榆次、寿阳出犯的日军予以连续的打击，特别是卷峪沟进行的长达15小时的阻击战，打退了日军十余次的进攻，毙伤日军3000余人，粉碎了日军合击安丰、马坊的企图，争取了主动，掩护了八路军总部、129师直属队、右翼破击队的安全转移。9月6日，我386旅和决死第1纵队于榆社西北的双峰地区，将由太谷出犯的日军第36师团永野大队包围，经一昼夜激战，歼其400余人，敌大队长永野命归黄泉。 担负破击正太铁路任务的我晋察冀军区和129师的部队，经过连日激战，将正太铁路沿线日军的据点和车站一个又一个地拔除，基本控制了正太线。随后，参战部队、游击队、民兵和人民群众，在“不留一条铁轨，不留一根枕木，不留一座桥梁”的战斗口号下，冒着敌机的低空扫射，对铁路、公路及一切附属建筑物展开了大规模的破击。车站、水塔、桥梁、路基都被拆毁或炸掉。拆下的铁轨，来得及时就运到后方兵工厂作原料，或抬到数十里外埋掉，来不及就把铁轨放到枕木上烧坏。就这样，仅十几天的时间，蜿蜒200余公里的日军所谓的“钢铁封锁线”，就被我八路军、游击队、民兵和人民群众破毁2/3以上。 9、彭德怀提出“百团大战” 1940年8月20日晚22时整，各兵团统一发起攻击。天明时分，各部捷报不断传来：129师左冀破击队陈赓旅攻占寿阳西之芦家庄，连克碉堡4座，全歼守敌，完全占领寿阳西南的芦家庄车站，将车站西10里内的铁道、桥梁全部破坏。缴获轻机枪6挺、步枪60余支。115师杨成武部连克乏驴岭、北峪、北都等据点，歼守敌200多名，据点段内铁路、桥梁、碉堡、电线悉被破坏，万余民众参加了破击。中央纵队已完全占领有名的井陉煤矿，歼守敌上百人，矿井机器全部炸毁；右纵队郭天民部正猛攻天险娘子关；冀南军区徐绍恩团破坏平汉路邯郸至磁县段铁路5里。 贺龙指挥120师在阳曲、忻县、朔县、宁武段同蒲铁路，全线出击，到傍晚致电总部：张宗逊旅聚歼静乐东康家会守敌，毙敌200多人，俘日兵十余名，缴获甚多…… 彭德怀在总部一直耐心地等待着，不断收到的捷报使他感到兴奋和欣慰。 从21日晚到22日，八路军总部工作人员更加忙碌，刘伯承、聂荣臻接连数次继续报告正太路各个出击兵团的破袭战况，贺龙、陈再道、吕正操和冀察热挺进军司令员肖克以及其他配合正太路破击战役的部队领导人，也都纷纷来电，报告他们的破击战果。 战况发展顺利，捷报频传，正太、同蒲、白晋、平汉、平绥、津浦、北宁各铁路及各公路干线，敌人的大动脉很快变得“千疮百孔”。 22日午饭后，彭德怀、左权在作战室听作战科长王政柱汇报战况。当彭德怀问到八路军实际参战兵力时，王政柱嗓音响亮地回答道： “正太线30个团，平汉线卢沟桥到邯郸段15个团，同蒲线大同至洪洞段12个团，津浦线天津至德州4个团……参战兵力共计105个团。” 王政柱话音未落，左权参谋长抢先说：“好！这是百团大战，作战科要仔细把数字查对一下。” 彭德怀定性地说：“不管一百零几个团，这次战役，就叫做百团大战好了。” 当天下午给各兵团，并报中央军委的电报中，最先使用了“百团大战”这一名称： “正太战役我使用兵力约百个团，于20日晚已开始战斗。序战胜利已经取得。这次战役定名为‘百团大战’，这是华北抗战以来积极主动大规模向敌进攻之前战役，应加紧扩大宣传。此间除有专电发重庆转蒋何陈徐、发西安转办公厅，并发延安外，每日还有战况及论文广播，希注意接收，以便统一扩大宣传。” 延安收电译文直送各领导人：毛泽东、王稼祥、朱德…… 10、百团大战未按时结束 “百团大战”第一阶段宣布胜利结束、各参战部队转入休整的当天，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央关于时局趋向的指示》和《中央关于“击敌和友”的军事行动总方针的指示》两个重要文件，要求八路军“应扩大百团大战战役行动”，并且提出扩大的方向和任务是“到那些尚未遭受打击的敌人方面去用以缩小占领区，扩大根据地，打破封锁线，提高战斗力”。彭德怀、左权根据中央指示精神，着手制订第二阶段的破袭计划。 还在对正太路破击正酣的时候，彭德怀、左权等就按照毛泽东来电提出的“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组织一两次”的希望，开始考虑“在正太不能继续坚持作战或已彻底完成正太战役任务之情况下，我之行动方针”问题，曾提出：“乘胜开展正太路两侧之战斗，去收复敌深入各该根据地内之某些据点”的设想。 中央9月10日发出新的指示后，彭德怀、左权进一步分析敌情我情，经过一连数日的运筹谋划，于9月16日发出了以朱、彭、左署名的百团大战第二阶段作战命令。命令指出：第二阶段的作战基本方针是：继续破坏敌寇交通，克复深入我基本根据地内之某些据点，作战于9月20日开始，具体部署是： ——120师以截断同蒲路北段交通为目的，集结主力破击宁武、轩岗段同蒲路而彻底毁灭之。——晋察冀军区以开展边区西北方面工作为目的，应集结主力破坏涞源、灵丘之公路并夺取该城（主要是涞源），并以有力部队在同蒲路东侧积极配合120师之作战。 ——129师以收复榆社、辽县为目的，开展榆辽地区斗争，并以一部分兵力不断破击白晋路北段。 ——晋察冀与129师原留正太路沿线行动之部队不变，并积极阻挠敌我之修复铁路。 命令还就冀中、冀南、挺进军等部队的作战部署提出了具体要求。 第二阶段作战，八路军各部主要进行了涞灵战役、榆辽战役、同蒲路宁武南北段破袭战役、任（丘）河（间）大（城）肃（宁）战役，破袭德石路、邯济路战役等。 第二阶段作战结束时，彭德怀、左权、罗瑞卿、陆定一等八路军总部和野战政治部领导人，曾计划再组织一次大规模的进攻，以便继续扩张胜利，巩固华北抗日根据地，进一步吸引敌人，争取全国时局的好转。他们在10月2日的电报中向各兵团提出了这一任务，并要求各兵团做好相应的准备。 可是，八路军总部的具体部署还没有做出，新的大规模进攻的命令还没有下达，敌情却发生了重大变化。10月6日，遭受沉重打击的日本华北方面军，在修复好被八路军突袭的铁路后，穷凶极恶地开始了“报复”，集中兵力向华北山地和平原抗日根据地进行多路残酷的报复性“扫荡”，疯狂地向各战略区反扑，对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见人即杀，见屋就烧，见粮就抢。 日军的残酷报复使八路军“百团大战”在第一、二阶段之后再组织一次大规模进攻的计划已无法实现，彭德怀等八路军总部领导人遂果断放弃10月2日提出的“于近期内在一个命令下再作大规模的进攻”的设想，彭德怀遂命令部队停止休整，转入第三阶段的反扫荡作战。 10月19日，彭德怀、左权发出《百团大战后反“扫荡”计划》，就“百团大战”结束后日军“扫荡”的动向和各兵团反“扫荡”的作战任务，作了明确指示。 “百团大战”虽然于10月10日随着第二阶段的结束而结束，但八路军总部、野战军政治部当时发布的文告、指令、战报、战绩以及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报纸、广播的宣传报道，并没有公开宣布“百团大战”结束，反而把10月11日开始的连续55天的反“扫荡”作战又列为“百团大战”的第三阶段。这是为什么呢？ 这实际上是策略上的需要。 “百团大战”进行期间，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建议内阁制定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施策纲领，积极研究南进作战计划，并派兵占领了法属印支北部。9月27日，日本正式与德国、意大利结成法西斯军事同盟。英、美企图利用中国抗战来遏制日本南进，遂将它们牺牲中国利益的“东方慕尼黑”政策转变为积极支持中国抗战，而德、意为了利用日本在亚洲钳制英、美，则极力促日本南进，并极力劝蒋介石对日妥协和加入德意日军事同盟。蒋介石在日本诱降、德国劝降和英、美开始积极支持中国抗战的新的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下，虽然一时下不了投降的决心，但在国内亲日派阴谋家和内战挑拨者的包围压迫下，也根本不打算政变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路线，正暗中策划新的反共高潮，企图借日军南进，调集重兵“扫荡”八路军、新四军以巩固其占领区之机，与日军配合，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和抗日根据地。 针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对日妥协、消极抗日，积极准备发动新的反共高潮的阴谋，中共中央提出了“稳健地对付国民党的进攻，军事上采取防卫立场”“政治上强调团结抗日”的对策，全党中心的任务是反投降与反内战。一方面，动员党内外一切积极分子，运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向政府当局、向国民党、向军队、向各党各派各界，诚恳地说明：剿共就会亡党亡国，投降必使全国人民陷入牛马奴隶的境地，争取蒋介石；另一方面，要求八路军、新四军的一切抗日根据地，必须坚持长期的独立自主与自力更生的抗日战争。同时必须准备应付任何严重的反共战争，必须充分地准备着去粉碎日本与亲日派联合夹击的阴谋。 正是由于这种全局斗争的需要，已在全国民众中造成巨大声威，使国民党顽固派、亲日派不寒而栗的“百团大战”，没有按实际结束的时间宣布结束。直到这年的12月22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还从延安给彭德怀发来这样的电报： “百团大战对外不要宣布结束，蒋介石正发动反共高潮，我们当尚须利用百团大战的声势去反对他。” 这再次说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对“百团大战”的肯定，同时也回答了“百团大战”为什么没有按实际结束时间宣布结束的原因。 11、彭德怀向刘伯承发火 第三阶段作战，八路军与日军进入“扫荡”与“反扫荡”状态。 10月下旬，日军独立混成第4旅团，也就是在八路军破袭战中遭打击最惨重的旅团，派岗崎大队600人进犯八路军总部的水腰兵工厂，进行“扫荡”。 水腰地处太行山脊黎城县的黄崖洞岩谷中，四面险峰环抱，只有南面绝壁有一天然裂缝，可以容人出入，所以起名叫“瓮屹廊”。一年前，朱德、彭德怀八路军领导人亲自察看地形，把总部的军械所迁移至此。为建设自己的军事工业，朱德、彭德怀等人对这个兵工厂，不知倾注了多少心血。 为对付敌人扫荡，彭德怀派总部特务兵坚守，以一个连的兵力把守瓮屹廊。得知岗崎大队竟不费吹灰之力进入我这个军事重地，彭德怀勃然大怒，亲自追查原因，下令以军法处决了未经抵抗擅自撤守的连长，并命令部队准备作战。他要亲自惩罚这股敌人。 29日下午，从黎城回武乡的彭德怀，看到一路上被日军“三光”后血淋淋、空荡荡的村落，一面骑马飞走，一面咆哮： “……杀人放火，还了得！坚决消灭之一路敌人！” 此时，敌人就在蟠龙、关家垴附近宿营，而129师的陈赓旅、薄一波的决死1纵队一部也在关家垴附近集结。彭德怀当天晚发令歼敌： ——刘伯承、邓小平指挥386旅、10旅各一部； ——陈赓指挥386旅一部，决死1纵队25团、38团各一部； ——彭德怀亲自指挥山炮连。 30日晚，日军突然以一个中队攻占了关家垴西南之凤垴顶高地。第二天晨，总攻开始，激烈的战斗同时在关家垴和凤垴顶展开。在关家垴，129师冒着敌机的轮番轰炸扫射，迅速突破日军防御阵地，经多次白刃搏斗，将日军大部歼灭；凤垴顶的敌人组织猛烈的侧射火力，严重威胁着关家垴的攻击部队，129师被迫增兵猛攻凤垴顶，一天连续10次猛攻，未能奏效。又有2000多日军赶来增援。 就在这时，彭德怀与刘伯承、陈赓之间，由于在如何打敌问题上产生分歧而发生争执。陈赓建议用八路军擅长的伏击战术来歼敌，以减少部队的伤亡，彭德怀没有采纳，并派人前去说服陈赓，要敢于啃硬骨头。刘伯承则打电话给彭德怀，建议暂时撤围，另觅战机。彭德怀确实对日军有些恼怒，他一定要亲眼看着部队拿下关家垴，便对着电话，朝他一向十分尊重的战友咆哮：“拿不下关家垴，就撤掉你129师的番号！” 按照老百姓的说法，这时血性方刚、性格暴躁的彭老总确实打红了眼。他的咆哮，使一向宽怀大度的刘伯承大为震惊，也十分气恼。 彭德怀说罢，把话筒扔在一边。 在刘、邓的指挥所里，刘伯承也把话筒一扔，生气地说：“这个彭老总，真拿他没办法！” 邓小平问：“下一步怎么办！” 刘伯承干脆答道：“服从命令！” 邓小平说：“我认为，该打这一仗！” 刘伯承不解地望着他的搭档。 邓小平解释说：“不打这一仗，政治上损失太大了！打仗嘛，说到底，是打政治仗！有些仗，看起来有便宜可讨，但政治上不利，有便宜也不能打！有些仗，明知道很难打，伤亡大，甚至要吃亏，但政治上需要打，那也非打不可！我看关家垴这一仗就属于这一类。” 刘伯承听着邓小平的“高论”，火气渐渐消了。 与此同时，在彭德怀前线指挥所里，左权也严肃地指出彭德怀对刘伯承的态度不好，彭德怀听了，心服口服，后悔不迭，说：“打完这一仗，我向刘老总赔礼道歉，他如果不原谅我，我就学廉颇去给他负荆请罪。” 这时，彭德怀接到情报，辽县、黎城几千日军援兵就要到了，如果日军援兵一到，后果不堪设想。彭德怀再次命令：必须在下午4时，向日军发起总攻。 部队再次组织对日军的进攻，血战至30日深夜，八路军终于顶住有飞机和大炮支援的日军，完全占领了关家垴高地的山顶，数十名残余日军，退缩到最后几个窑洞里。 第3天，为了解救关家垴残余日军，驻辽县、黎城、武乡等地日军三四千人分5路出动驰援，还有飞机十余架助战，结果又付出重大代价，才抢出一部分残兵和伤员。为了避免决战，部队在彭德怀的命令下撤出战斗。 战后彭德怀向刘伯承坦诚道歉，双方尽释前嫌。 12、百团大战战果累累 八路军连续两个阶段的破击战、攻坚战，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发展之迅猛，是抗战以来所未曾有过的，也大大超出了日军的意料之外。 日军华北方面军在遭到八路军的沉重打击后，从10月6日起，对八路军及其华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疯狂进行报复“扫荡”。 10月19日，朱德、彭德怀和左权，签发了反击日军报复“扫荡”的作战命令： 1.敌人对我采取空前毁灭政策，我党政军民密切配合，深入战争动员，进行空室清野； 2.军队应集结适当位置，休整准备坚决歼灭一至二路，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敌人，分散部队； 3.为了保持长期不断战争，注意兵员补充； 4.各部应有粉碎敌人“扫荡”而配合作战互相策应共收战争胜利之功。 在八路军总部统一指挥下，晋察冀军区，第120、第129师，依靠自卫队、民兵和广大人民群众，发扬不怕牺牲和连续作战的作风，展开了反“扫荡”作战。 至12月5日，历时3个半月、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因华北军民的反“扫荡”作战结束而降下帷幕。 百团大战作战地区包括着冀察全境、晋绥之绝大部分领域、热南地区。按交通线说，则包括彰德以北之平汉路、德州以北之津浦路、临汾以北之同蒲正太全线、平绥路归绥以东段、北宁全线、平古全线、沧石路德石路全线、邯济路邯郸聊城段，以及全部公路线。若加上配合作战之部队作战地区，则又包括鲁省全境，皖东、豫东、苏北广大地区，和津浦全线、胶济全线、自开封以东之陇海路东段，以及这些地域中之公路马路等。 在百团大战中，先后参加与八路军作战的敌人，计有第110师团及25师团全部，26师团、36师团、41师团各2个联队，37师团及35师团各1个联队，第1、第2、第3、第4、第5、第7、第9混成旅团全部，第15、第6等独立混成旅团各一部，此外还有伪治安军、伪蒙军、伪满洲军、伪警备队、伪警察、伪宪兵及日寇特务机关和所有移民等。其中遭八路军打击最大的是第4混成旅团，消灭殆尽，第2、第3混成旅团消灭过半，第36师团及110师团、27师团均遭严重损失，第8、第9、第16等混成旅团均各损失1个大队，及第5、第10等混成旅团全部。 在整个大战过程中，除配合作战部队外，总计进行了大小战斗1824次，八路军虽付出了不少代价，不少优秀的八路军决死队的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战斗员，不少的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牺盟会会员，流尽了他们的最后一滴血或英勇地负了伤、中了毒，但八路军获得的战果亦极为惊人。下面是第18集团军总司令部野战政治部于1940年12月10日公布的八路军几次主要战果总计大概（配合作战兵团之战果概不在内）。 一、消灭敌伪之有生力量，计毙伤日军20645人（内有大队长以上之军官18人），毙伤伪军5155人，毙伤敌伪骡马1922匹。 二、俘虏日军281人（内有副大队长山西绥清、中队长田木石野和小队长木岛等8人）；俘虏伪军18407人，俘日寇武装移民56人，俘骡马1510匹、军犬29条、军用鸽57只。 三、消灭了敌伪据点共2993个，其中最大最险要者，计有正太路上之娘子关、磨河滩、莒家庄、马首、狼峪、乏驴岭、北峪乱柳；晋东南之榆社、箭头、石岭，平西北之龙门所，冀东之蓟县、官屯，晋察冀边区之上社、拘兴、西烟、东团堡、三甲村，冀中之于乐镇、白洋桥、东西安，晋西北之杨方口、塑口镇、轩岗、康家会，冀南之隆平、大城村等。这些据点虽有若干据点得而复失，但最多数仍在我军控制之中，并缩小了敌占区，扩大了我占区。 四、缴获了大批武器计：步马枪5437支，手枪281支，轻机枪179挺，重机枪45挺，重炮（八八式野炮）3门（其中两门被捣毁），大炮16门，平射炮8门，迫击炮26门，信号枪41支，军刀191把，瓦斯筒234个，各种炮弹816枚，机枪弹367005粒，手榴弹4934颗，掷弹筒弹3073发，焚毁飞机6架，毁装甲汽车13辆，毁坦克车5辆。 五、缴获与破坏交通器材计：汽车98辆，大车1148辆，自行车591辆，火车34列，火车头34个，车厢449节，无线电台30架，袖珍无线电台7架，无线电话8架，有线电话机246架，收音机2架，探照灯1架，降落伞29个，木船61只，汽艇25只。 六、破坏交通的成绩计：破坏铁路948里（其中以正太路被我军毁灭为最厉害，直到现在已3月有余，仍未修复），公路3004里（内中以冀中冀南区为最厉害），桥梁213座，火车站37个，隧道1个，铁轨217040根，枕木1549177根，电线杆109002根，收电话线849923斤。 七、缴获大批军用品计：防毒面具1051个，工作器具11944件，地雷992个，军毯15900床，大衣5700件，皮鞋9831双，皮靴29双，军帽5801顶，钢盔2157顶，军用地图53幅，日伪军旗250面，文件百余箱，军用粮秣及其他食品无算。 八、破坏煤矿5所，其中以井陉新矿为最厉害，据最后调查，该矿损失一万万日元，破坏仓库11所。 九、伪军反正者计14次，共1845人，日军自动携械来投诚者47人。 十、解放煤矿工友10120人，铁路工友2055人，被迫修路同胞673人。 13、彭德怀作检讨 百团大战一结束，就引起争论：这个战争是不是应该打？还有人指责，正是由于百团大战，才会有两年后的敌人对华北加倍进行残酷进攻。到1945年延安整风、华北座谈会、中共七大时，人们批判彭德怀达到了一个小高潮。 面对这些指责，彭德怀反复作了多次检讨。在检讨中，彭德怀既充分肯定百团大战的积极意义，又十分勇敢地从个人方面认真核对其不足。彭德怀说：这次破袭战，相当严重地破坏了敌人的交通运输，消灭了相当多的伪军和伪组织，摧毁了敌伪军在我根据地内为数不少的堡垒，收复了不少县城，缴获了大量物资，是抗日战争中缴获最多的一次。 这次战役大大提高了华北人民群众敌后抗日的胜利信心，对日寇当时的诱降政策以及东方慕尼黑阴谋以很大打击，给蒋管区人民以很大兴奋。此役也给了投降派又一次打击，提高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的声威，打击了国民党制造所谓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谣言。蒋军有后方接济、国际援助，八路军深处敌后，毫无援助，为照顾大局，还能进行百团大战，把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引为己任。让全国人民去评断，去教育自己。在对日大规模破袭战中，我军也取得了一部分攻坚经验，更利于以后我们开展敌后武工队的活动。在华北伪军、伪组织中的瓦解工作也迅速开展。大片解放区的恢复，改变了两面负担的局面，减轻了人民痛苦。 此役胜利的消息传到延安，毛主席立即给我来电说，“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组织一两次？”所以这次战役是取得了不少胜利的。 但是，我在这个问题上是有错误的。这个错误主要表现在我对日军向我进攻的方向估计得不对。本来敌人准备进攻中原及打通粤汉路和湘桂路，而我以为（据我们情报工作者的报告）是要进攻西安，怕敌人进占西安后，截断中央（延安）同西南地区的联系（实际上这种顾虑是不必要的）；更没有估计到日本法西斯打通粤汉路，是为了便利进行太平洋战争。如果当时看破了敌人这样的战略企图，那就再熬上半年时间，或者等敌人进攻长沙、衡阳、桂林以后，兵力更加分散时，我军再举行这次大规模的破袭战役，其战果可能要大得多，其意义也要大得多。然而，是过早举行了那次战役。虽然在战役上取得了胜利，但是却推迟了日军打通粤汉路和湘桂路的时间（约一个月时间），而减轻了当时日军对蒋介石的压力。在客观上是起了援助蒋介石的作用。由于进行了这次破袭战役迫使日军从华东、华中调回一个师团的兵力，加强了对我华北根据地之进攻。特别是太行山区，在敌人的“三光”政策下（这个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是在1939年夏就提出的），人民遭受了一些可以避免的损失。再者，破袭战役后期，我也有些蛮干地指挥。此役在太行山区破袭时间搞的太长了一些，连续搞了1个月，没有争取时间休整，敌伪军即行扫荡。在敌军扫荡时，日军一般的一个加强营附以伪军为一路。我总想寻机歼灭敌军一路，使敌下次扫荡不敢以营为一路，以使其扫荡的时间间隔扩大，有利于我军民机动。我这一想法是不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因部队太疲劳，使战斗力减弱了，使129师伤亡多了一些。 上面这些后果的责任，是应当由我来负的。但是我认为，对于这次战役的估价，不能离开当时我们所处的环境和当时担负的任务。如果抛开这些，而侧重于从另一方面来说“就是为了维护蒋介石的统治”“就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战略方针”，我认为这样来分析和推论一次战役行动，是有点过分，因为当时战役的胜利，实际上比损失要大得多…… 我认为百团大战在军事上是打得好的，特别是在打了反摩擦战役之后，必须打反日的百团大战，表示我们是为了抗日才反摩擦的。这才能争取广大的中间势力。在当时，只有抓住敌后的敌后空虚，给以突然猛袭，才能有力地调动敌人，给予打击，恢复大片抗日根据地。在敌后碉堡密布的情况下，组织这样统一有计划的破袭，是不容易的。百团大战的胜利，对于揭露日、蒋各项欺骗宣传是有利和有力的，对于积蓄力量是非常必要的。如果当时还不给敌伪以必须和可能的打击，根据地就会变为游击区；我们就不会有近百万正规军、二百万基干民兵，和广阔的解放区作为解放战争的战场，给进犯的蒋军以适时的打击。 抗日时期，人民战争有了发展，比红军时期进了一步。如大规模的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等多种多样的战法，各种各样的武器都加以利用了。武装编组也是多种多样的。如普通民兵、基干民兵；村乡有小组、区有区干队、县有独立团、营或支队。在百团大战后，发展了武装工作队（武工队），它是党、政、军、民统一的组织形式，他们的一般政策水平比较高，善于分析具体情况；他们对每一个斗争对象非常灵活机动，处处为人民利益着想，把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结合得特别巧妙。这些都是在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指引下，逐步成长起来的，可惜的是还没有系统地整理起来。 14、日本战俘的告白 抗战初期，八路军作战部队对抓日军俘虏感到棘手。 日本士兵多数很顽固，他们内心深藏着对八路军的恐惧。越是这样，教育改造日军俘虏的意义也就越大。刘伯承师长曾经说：“抓俘虏是件好事，如果我们能把他们教育好，感化过来，那么他们就会回去替我们宣传，有句古话叫做虽鞭之长，不及马腹，这种宣传是我们力所不及的。我们应该有这个信心，共产党的力量足以使他们改造成新人。” 日军士兵只要肯放下武器，就是我们的兄弟。这句话被八路军晋东南军区敌工科科长张香山翻译成日语后，几乎打动了所有的日军俘虏，他们不断地用日语重复：兄弟！兄弟！ 一名在“百团大战”中被八路军第120师俘虏的日本伤兵回忆：我们中队全部被歼灭，剩下我们几个当了俘虏，我担心八路军不知用什么残酷的方法把我杀死。可是在医院里，和我住在一起的八路军伤员对我很好，晚上我小便，还要叫起他，他是有求必应。 “我从日本出发时，同妈妈、哥哥告别时都没有流泪，可是这次同他分手时，我不禁热泪盈眶。” 1940年8月，在“百团大战”中被八路军俘虏的下士香川孝志等人由讲一口流利的日语的八路军干部张香山接待。张香山很熟悉日军内部的情况，替俘虏们想得十分周到： “如果你们的部队知道你们当了八路军的俘虏，那么，你们在日本国内的家属也一定会遭难的。所以你们应该马上考虑另起一个名字，来代替原名。”于是，香川孝志就变成了梅田照文。 被俘之后，一眨眼就过了100天。日军中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只要过了100天，即便是归队也要被送交军法处理。因此，在张香山提出把他们送往延安时，他们都没有反对。 护送他们的八路军战士，丝毫没有把他们当俘虏虐待的意思，在战斗中保护他们，在生活上关心他们，宁可自己吃粗粮也给他们做可口的饭菜，每到宿营地就为他们烧热水泡脚。 梅田照文一行沿途上了一堂生动的教育课，他们亲身感受到了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武装力量，也亲眼看到自己同胞在“王道乐土”上的烧杀奸淫，看到中国老百姓与八路军之间的鱼水之情。 如果说1940年离开山西麻田时，他们还抱着俘虏兵的抵触情绪，那么1941年6月到了延安之后，他们已经不知不觉把自己看做抗日洪流中的一分子。所有被送往延安的日军俘虏都经历了梅田照文一行的心路历程。 百团大战中的正太路破击战时，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八路军后方机关的同志，带着两个日本俘虏隐藏在一个山洞里。当日军搜山的脚步声临近山洞时，其中一个俘虏由于害怕而动摇，企图跑出去给日军通风报信，立功赎罪。 同来的另一个俘虏拽住他，小声问他：“八路军哪点儿对不起你，你这样干还有良心吗？”这家伙看事情败露，就拼命挣扎，故意弄出声响。 洞外日军越来越近，那个俘虏冲上去用手狠狠地掐住了他的脖子…… 敌人走远了，八路军同志脱离了危险。企图通风报信的日本俘虏也被他的同伴活活掐死了。后来这个故事在八路军机关传开了，大家都十分感动。 总之，日人反战组织的对敌政治攻势，动摇着日军军心，严重破坏了日军的战斗力和组织力，造成日军内部政治危机的激化，厌战自杀事件层出不穷，集体自杀和长官自杀事件激增，引起了日本军部的极大恐慌。日本军部甚至把反战组织这支充其量仅几百人最多时仅千余人的力量看成等于几个师团的兵力。尽管日本军部采取了种种破坏活动，但在中国抗日军民的支持下，日人反战组织进行强有力的反击，使得日本军部只好发出“八路军瓦解皇军的手段，最厉害的就是优待和释放俘虏”“反战同盟随时随地对日本士兵进行宣传，无法防备”“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的反战斗争，动摇了邦人的必胜信念，更策动了在若干官兵之间的反对目的”等哀鸣。 15、盘点 百团大战从8月20日开始至12月5日止，历时3个半月，先后进行了两个阶段，尔后进行了反“扫荡”作战。 百团大战创造了极其辉煌的结果。先后共进行大小战斗1824次，毙伤日、伪军2.5万余人（内有日军大队长以上军官18人）；俘虏日军281人、伪军1.8万余人；日军投降桥梁47座、火车站37个、隧道11个和大量铁轨、枕木。缴获各种枪支共5800余支（挺），各种炮53门，各种炮弹37万余发。此外还破坏和缴获大批军用物资。 在百团大战中，八路军也付出了极大代价，共计伤亡1.7万余人。 百团大战的重大胜利，不仅大大增强和鼓舞了全中国人民夺取抗战胜利的坚强信心，稳定了中国的战局，而且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军急于早日“结束”中日战争，以便抽出陷于中国战场的日军主力，北对苏联、南攻英美的战略计划，为争取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有利局势，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它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侵略野心和嚣张气焰。正如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在《扩张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 “它牵制了敌人进攻我大西北后方及进攻西南的企图……打破了敌人对付我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严重地打击了敌人的‘以战养战’的阴谋……” 彭德怀副总司令在对《新华日报》记者谈话中也指出： “这一次百团大战的胜利，不仅打击了敌寇军事上的正面进攻、窥视西北，尚且打击了敌寇政治上的阴谋诱降，使敌‘解决中国事变’的企图，在我铁拳打击之下受到严重困难，因此敌国内的矛盾将继续激化起来……这些情形也将使敌寇实行南进政策时遇到更多的困难。” 就连日本侵略者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他们遭到了惨重打击，说： “共军乘其势力的显著增强，突然发动的‘百团大战’，给了华北方面军以极大打击。遭受共军‘百团攻势’的日军，从各地的兵团直到各军、方面军，均由痛苦的经验中取得了宝贵的教训，改变了对共产党的认识。” 百团大战的胜利，在国际上也引起了震动。苏联《红星报》评论说： “华北之中国军队，目前正在山西省进行主动性之作战。第八路军正展开大规模之攻势。游击战在山东省与北平附近亦正趋于激化，中国人民……始终表现高度之民气，对自身力量具有信念。中国人民为自由独立，争取最后胜利而战，依然表现最大之决心而不能动摇。” 美国合众社等驻北平记者冲破日军的严密封锁，向国际上连续报道了百团大战的消息。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对百团大战作了如下的描述： “整个华北地区，从晋北山区到东海岸，从南面的黄河到北面的长城，都成了战场，战斗日以继夜，一连厮杀了5个月。一百团人打击了敌人的整个经济、交通线和封锁网，战斗是炽烈而无情的。敌人占有的煤矿、电厂、铁路、桥梁、公路、车辆和电讯都遭到破坏。”对于这次战役战略决策、战术打法，朱德、刘伯承、聂荣臻都曾有过十分客观而全面的评价：在中共七大上，朱德、刘伯承对百团大战就有评价。朱德说： “华北抗战一般地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战略方针……至于百团大战，在战术上是有成绩的，部队打仗也打得好。问题在于当时我们的力量还不足以单独战胜敌人。在敌人进攻，我们防御以至退却的时候，却用我们的力量去阻止敌人的进攻，成了攻势防御，这一点是错了。另外，在百团大战中有几个比较小的战斗带有攻坚性质或正面防御性质，这也是不该打的。” 刘伯承则总结了军事上的教训，他认为作战中轻视了日军的技术——铁路技术和技术装备，表现在战术指导上，较多地采用阵地战甚至是阵地防御战的形式，脱离了八路军当时的条件，招致了不必要的损失。他说，这一个教训是应该记取的。这种善意的军事家式的批评只能有助于多打胜仗。 聂荣臻则在他的回忆录中说： “当然，这个大规模的战役，事后看也是有教训的。这些年来，对这个战役的评价，曾出现过不同的意见。我的看法是，战果是巨大的，总的来说是应该肯定的。但是，胜利之中也有比较大的欠缺和问题。”“震惊中外的这场大规模战役，距今已过去40多年了。今天，从它在抗日战争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来估量，我认为，这次大战是不应该否定的。当然，在肯定的前提下，也有教训。辉煌的胜利和存在的问题，这两个方面，都不应该被我们所遗忘。” 1、冈村宁次上任 晋察冀军区军民，采取内外线结合、广泛开展游击战的方针，反击日伪军的“扫荡”。 第二天，冈村宁次踌躇满志地踏上了返华旅程。作为第6任华北方面军的司令官，他的首要任务是消灭华北的八路军，“我就任时的形势是，对辖区内重庆系军队的作战已大致结束，但周围几乎到处都有共军活动”。（转引自李德福：《冈村宁次》）这是多田骏留给他的烂摊子。 1941年8月的北平。 1884年5月15日，冈村宁次出生在日本东京的一个武士之家。1905年4月，他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参加了侵略朝鲜的战争，两年后，又返回陆军士官学校担任教官，当时中国的蒋介石、阎锡山、孙传芳、汤恩伯、何应钦、胡宗南等都曾在该校就读。1914年日德战争爆发后，他指挥日军部队，在攻占青岛的战斗中立下过汗马功劳，由少佐晋升为中佐。1923年担任日本驻上海武官后，他专门收集关于中国的政治、军事情报。 1925年，中国军阀混战，冈村宁次被军阀孙传芳聘请担任军事顾问。在此期间，他利用职务之便，窃取了中国的绝密军用地图。日军大本营得到这张中国军用地图后，给了冈村宁次一笔巨额赏金。随后，日军大本营立即将这份地图翻印10万份，作为日军侵华使用的官方地图。 7月5日，日本天皇亲自召见冈村宁次。冈村宁次受此殊荣，心情自然起伏澎湃。当7月7日在东京举行任命仪式之后，他更是夜不能寐。在四谷坂町私邸中，他忽然在半夜里叫专属副官铃木去邀请住对门的邻居片山严来下几盘围棋，以排遣心中兴奋不安的情绪。后来，片山严专门写了一篇《对弈记》发表在报纸上，文中追述道： 1941年7月7日，多田骏刚刚发布展开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的命令，就突然接到大本营的通知，授予他陆军大将军衔。两天以后，大本营来电通知他立即回国，转任军事参议官。多田骏这个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给中国人民带来无数灾难的日本刽子手，从这天起，其军事生涯实际上画了个句号。回国以后，他过起了几乎与外界隔绝的淡泊生活，直到1948年病死。日本人也似乎忘掉了这位曾显赫一时的人物。 （转引自李德福：《冈村宁次》） 此时，这里的主人刚刚更换。 与此同时，另一位恶名昭著的日军将领冈村宁次来到了北平，接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继1941年3月俊六大将取代西尾寿造成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之后，冈村宁次的任职是日本方面更换在华将领的又一重要举措。 在这一系列举措中，日本内阁首相兼陆军大臣东条英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东条英机如此器重和信任冈村宁次，是因为冈村宁次有着不平凡的经历。 前几日还在这里耀武扬威的多田骏中将现已黯然回国。1939年11月“名将之花”阿部规秀被击毙和1940年下半年日军在百团大战中的惨重损失，成为多田骏的两大著名败绩。虽然他在1941年5月发起中条山战役，以3万余人的兵力，打垮了卫立煌指挥的20个师十万余人的国民党部队，本想将功补过，可这一战绩不仅未获赞赏，反受指责。因为他把部分主力抽去打国民党，结果又让共产党的武装钻了空隙、趁机渗透，致使1941年3月底推行的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收效甚微。 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北岳、平西区进行大规模“扫荡”，企图消灭晋察冀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摧毁抗日根据地。 7月7日晚，突有对门冈村将军宅内差使来称，今夜想试作乌鹭（喻围棋黑、白子）之战。近一周来，将军宅内军靴声响，进出频繁，使人觉得有些异样，或许接受了某种大的使命，正在猜测之中，今见遣使来邀对弈，似乎完全非我所料，于是欣然应诺，遣人回复即去迎战。将军像往常一样穿着朴素的和服，见我只“喂”了一声，立即走向棋盘。前次对弈我以二子惨败，今天定要捞回三子。于是我暗自鼓足勇气，极力拼杀。不料一再失利，每局都遭到惨败，终于三战皆北。夏夜渐深，将军提出再战一局，我予以拜辞。于是，将军稍微欠身，一面收拾棋子，一面微笑着说：“这次拜受华北最高指挥官之重任，将要再次踏上征途，后天就起程。舍下请多关照。”我说：“衷心恭贺受此殊荣，对您再度出征，感激之辞一时不知从何说起。行前繁忙时节，我如此久坐，实在抱歉。”将军笑道：“不，确实准备就绪了，所以今夜要和你较量一番。”此时确有邻居远行的那种惜别之情。他谦恭和蔼地把我送到大门，我步出门外，还觉得将军站在背后目送我离去。将军在出征前的棋战中大获全胜，这真是吉祥之兆，我忘掉了输棋的沮丧，心中满怀喜悦。第三天，我到东京车站给将军送行。东条陆相和其他陆、海军将领以下达官显贵竟有数百人之多参加送行。将军身着陆军大将戎装，胸佩彩绶，率众幕僚，俨然屹立在嘹望车的外廊上，英姿凛然，和对弈时的将军判若两人。这凛凛威风正是皇军永不败退决心的象征…… 正是由于冈村宁次的丰富经历和卓越战功，日军大本营方面才对他非常重视。1941年7月3日上午，他正在宜昌指挥第11军的8个师团与国民党军作战，突然接到陆军部要他回国的紧急电报。他怀着忐忑的心情登上飞机，次日上午刚到东京，就被东条英机直接从机场接到了陆军部。在那里，东条英机简单地谈了谈召他回国的意图，随后向他交代了值此重要关头的对华作战任务。 2、日寇的“百万大战” 到北平翠明庄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后，冈村宁次没有急于展开新的攻势，而是集中时间分析前任失误的原因。他命令旅团长以上军官，都要到北平向他汇报八路军的编制、作战特点等情况。 整整用了20天的时间，冈村宁次把共产党八路军在敌后发展壮大的原因，列为11个专题分别进行分析研究。这11个专题是：共产党的组织、八路军的政治工作、根据地建设、共产党组织的扩充、军事工作及战略战术、军队体制及地方武装的发展、共产党的经济工作、除奸工作、军工生产和后勤保障、八路军的情报工作及方法、百团大战的起因及双方得失。 后来，冈村宁次在《中共根据地》的调查报告中谈到了他的分析研究结论：“皇军在华北地区局面打不开的症结，并非国民党政府，而是中共。中共靠根据地为坚石，向皇军进攻。根据地是由党、政、军三位一体组成的组织，三者关系非常密切，党是核心，军和政是党的双臂。党挥动双臂以推动民众革命。军是党以武力推动革命的组织，政是党掌握政权的领导、以推动民众革命的组织。皇军要消灭八路军，必须首先从解决根据地入手。八路军搞党、政、军三位一体根据地，皇军要针锋相对，在每县、每乡推行军、政、会、民四位一体的治安强化运动。”因此，日军施策的目标，应是采取主动进攻的有计划的措施，要划分地域，限定时间，巩固治安地区，隐蔽准治安地区的兵力，有计划地进入治安地区，并以剩余的兵力向未治安地区挺进，使之向准治安区发展。最终目标是把华北1亿民众拉到日方这面来。按照这样的步骤去做，既不宜急于求成，也不可坐失时机，必须要有针对性的战法。 经过细致的研究和周密的策划，1941年8月14日，冈村宁次下令开始他上任以来的第一次“晋察冀边区肃正作战”，意在“击溃晋察冀边区共军及消灭根据地的同时，结合封锁，破坏其自给自足，进而消耗、困死该地区的共产势力”。（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华北治安战》（上）） 在命令发布会上，冈村宁次的作战部部长稻村详细地介绍了作战计划： “此次作战，必须改变以往‘扫荡’作战目标大、兵力不集中的做法，集中10万兵力首先‘扫荡’河北、山西东北部的晋察冀根据地。这块根据地建立最早，而且处在北平、天津、保定、张垣之间，对皇军危害极大，这次要给予毁灭性的打击。具体战术是：第一步以10万大军‘铁壁合围’，捕捉共军主力；第二步再采用梳篦式‘清剿’，2个师团和3个旅团从长城开始向南搜索，2个师团和3个旅团从石家庄、井陉、阳泉一线向北搜索，南北两路对进时采取鱼鳞式的包围阵，一面前进，一面筑碉堡。我们要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装备和器械，包括飞机、坦克、汽车、毒气弹、毒气瓶等，以确保此战的胜利。” “是的。”冈村宁次接口道，“这次作战任务，从8月14日开始，到10月15日止，分为两期进行。8月14日至9月3日为第一期，主要任务是歼灭晋察冀军区主力；9月4日至10月15日为第二期，主要任务是在占领区内进行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作战时，力求捕获敌军党的首脑聂荣臻等，破坏敌军党组织的中枢，使其组织力量陷于混乱。”（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华北治安战》（上）） 正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冈村宁次的第一把火就想烧出个辉煌战绩来。他动用了华北方面军直属的第27、第35、第110师团整部和第26、第36、第37、第41师团各一部，以及一部分独立混成旅团，再加上伪军和配署部队，共计约10万人。冈村宁次狂妄地将此次扫荡称为“百万大战”。 为了进一步鼓舞士气，他还“不辞辛苦”地亲临前线，慰问作战部队。1941年8月18日，他飞到石家庄，对第110师团进行了视察；19日，乘装甲车去晋县对第35师团进行视察；20日，对保定的第27师团又进行了巡视。 在他的亲自部署下，日军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大扫荡”，有如一片无边的乌云，沉甸甸地压向晋察冀边区，直指八路军聂荣臻部，其攻击重点正是边区的中心——北岳区，企图将北岳区八路军主力和边区军政首脑机关聚歼于内、外长城两侧。 3、聂荣臻制定反扫荡方针 晋察冀为中共建立最早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依托恒山、太行两山盘亘的北岳地区为中心，而以物产丰富、人口众多的冀中、冀东平原为棉粮、兵员的基地，直接威胁着侵华、侵苏日军的大后方满洲；而且群众发动深入，军力强大，当时被公认为模范抗日根据地。敌日军为巩固其后方，每年必于春秋两季对晋察冀进行一次“扫荡”。但在几年中无论杉山元的“分进合击”，还是多田骏的“囚笼政策”，均以失败而告终。及至1941年秋，日军大本营确定发动所谓“大东亚圣战”，为巩固其兵站基地，遂于7月7日撤换多田骏，委所谓“中国通”在华中对我国军队作战有经验的冈村宁次为华北方面军司令官。 在多田骏任内，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安达二十三即已着手制订对晋察冀北岳区秋季“扫荡”作战计划。冈村到任后总结杉山和多田“扫荡”作战失败的教训，除了在政治上加强治安强化运动，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对沦陷区人民进行威胁、欺骗外，为消灭我晋察冀的八路军，在战术上则采“铁壁合围”“梳篦式清剿”“马蹄形堡垒线”“鱼雷式包围阵”等战法，分3个步骤“扫荡”北岳区，妄图达到消灭八路军主力和捕捉边区党政军首脑机关的目的。 日军参战兵力及其主官姓名如下： 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参谋长安达二十三。 一、进攻兵团，第21师团长（丙）田中久一、第110师团步兵第133旅团长井田武美、第33师团长（丙）樱井省三。 二、封锁兵团：第110师团第108旅团长、第26师团长（丙）柴四兼四郎、独立混成第1旅团长铃木真次、独立混成第2旅团长真野五郎、独立混成第3旅团长毛利末广、独立混成第4旅团长片山省太郎、独立混成第8旅团长吉田峰太、独立混成第15旅团长田中勤。 晋察冀军区领导机关对于日军“扫荡”已积累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于1941年7月上旬就发现了日军大“扫荡”的征候。 这次冈村宁次调集5个师团、6个旅团的大部加上部分伪军共7万余人，对北岳区进行空前规模的“扫荡”，并制订了比中条山战役更为严密的以“铁壁合围”为核心，以所谓“梳篦式清剿”“马蹄形堡垒线”“鱼鳞式包围阵”等各种“扫荡”形式相配合的战役计划。他并且规定，要对根据地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这个双手沾满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满以为这么一来，就可以一举“歼灭五台山的共产军”，解除后顾之忧，使华北成为日军发动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掠夺当地的人力物力资源，为其北上侵略苏联或南下发动太平洋战争服务。由于动用了空前的兵力来进行“扫荡”，冈村宁次把这次行动称为“百万大战”，意在报复八路军的“百团大战”。（《聂荣臻军事文件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第158页） 7月10日聂荣臻向军区部队通报：日军强行在冀晋边地区修筑公路和碉堡，逐步进逼，意在分割封锁我军。对此要组织部队主动向敌运输线和修路筑堡部队进攻，以挫败其阴谋。7月14日，他明确向总部报告，发现日军2个师团沿平汉线北调，一部沿德石路西调，并反复“扫荡”平汉路两侧地区，估计不久将对北岳区进行大规模“扫荡”，以求华北“明朗化”，军区正积极做各种准备。 聂荣臻为这次反“扫荡”制定的作战方针是：“积蓄基干兵团，扩大游击活动，相机拔除敌深入我内线之据点，彻底破坏其公路，平毁其封锁沟，增加敌‘扫荡’的困难，奠定我反‘扫荡’的胜利基础。”7月22日，他发布了军区关于准备秋季反“扫荡”的作战训令。训令指出：这次敌人“扫荡”，兵力必大，时间必长，可能用“步步推进，分区清剿”的办法，斗争将特别残酷。接着又接连发布了反“扫荡”政治工作指示，侦察、通信、供给、坚壁清野等具体指示。命冀中加强“青纱帐”攻势，以分散敌兵力。各分区组织武装宣传队，加强反“扫荡”宣传，严格盘查可疑分子，打击敌特活动。 晋察冀军区参战兵力及主官姓名如下： 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 北岳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兼） 第1军分区司令员：杨成武政治委员：罗元发 第2军分区司令员：郭天民政治委员：赵尔陆 第3军分区司令员：黄永胜政治委员：王平 第4军分区司令员：熊伯涛政治委员：刘道生 平西挺进军司令员：肖克政治委员：伍晋南 与此同时，还指示动员群众破路挖沟、坚壁清野外，并将缺乏作战能力的机关、学校进行疏散，战斗部队则向外线转移，待敌人撤退时予以截击，解救被掳干部和群众，摧毁敌伪政权，恢复根据地。 4、聂荣臻音信皆无 1941年8月底，毛泽东正密切地关注着日军的此次规模空前的“扫荡”行动，作战部的李涛不断地送来前方的电报。 “从今年春天开始，日本侵华军34个半师团中，已有18个被投入到了华北。这样算来，日军在华北的兵力已达到其侵华总兵力的52%左右了。”毛泽东背着双手，慢慢地踱着步。 一旁的周恩来关心地看着毛泽东，接过话头说道：“是呀，现在的华北，可以说是我们中华民族抗战的重心所在了。” 毛泽东点了点头：“的确是重心了。根据前方情报判断，日军这次‘扫荡’晋察冀地区共出动了80个大队。他们在华北的全部力量，也就170个大队左右。80个大队，比历次对国民党军正规作战的力量要大得多。” “是大得多呀！”周恩来道，“到现在为止，日军对国民党军队共有6次大的战役。1939年3月的南昌会战，日军出动了33个大队；5月的随枣会战，出动了30个大队；同年9月的长沙会战，也是出动了30个大队；1939年底至1940年初的南宁战役，日军最多时也就出动了36个大队；1940年5月至6月的宜昌战役，最多出动45个大队；刚刚于今年5月至6月进行的中条山战役，也是出动了45个大队。” 毛泽东还是慢慢地踱着步子：“也就是说，日本对国民党军队的这几次大型战役，最多时只出动了45个大队。可这次对八路军的大‘扫荡’，一下子就拉出了80个大队。来者不善呀。” 说着，毛泽东将一份电报递给周恩来：“这是李涛刚才拿来的，日本国内的新闻说，聂荣臻的司令部已被消灭。” 周恩来急忙接了过来，低头细看，只见电报中写道： 《朝日新闻》特稿：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奉天皇之命，最近率部扫荡共匪聂荣臻司令部。昨经多方侦测，发现该部司令部在阜平附近，当即合围扫荡，已将聂匪司令部彻底歼灭…… “延安同晋察冀的联络已中断了3天。”毛泽东皱了皱眉说，“八路军总部、第120师也跟聂荣臻联络不上了。恩来，你对这份电报怎么看？” “晋察冀军区建立4年多了，已经历过无数的风风雨雨，聂荣臻可不是那么容易被消灭的。”周恩来沉思了一下，“这个消息空洞得很，没有具体内容，更没有具体战绩，一定是敌人伪造的。” 毛泽东赞同地点了点头：“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不过，这几天，一直没有聂荣臻的消息，说明他一定遇到了麻烦，得想办法和他取得联系。”说罢，他低吟片刻，“这样吧，我立即分别给彭德怀、刘伯承、贺龙发报，要他们全力联系聂荣臻，一有消息即向延安回电。” “好的。”周恩来答道。 电报发出去了。 一时间，屋内陷入了沉默，毛泽东还在踱着步子，周恩来若有所思。他们都在焦急地等待着有关聂荣臻的消息。 就在这个时候，第1军分区杨成武所部与晋察冀军区也失掉了联系。 这是怎么回事，八路军总部的首长们忧心如焚，以为晋察冀军区出了问题，派出专人前去寻找、联系。 5、军区司令部里的“叛徒” 8月13日至9月7日，是此次秋季反“扫荡”的第一阶段。8月13日，日军华北方面军分别以甲、乙、丙兵团，“扫荡”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平北区的古北口、密云和冀中的深泽、安平、饶阳地区；以封锁兵团2万余人，沿晋冀两省边界北起上寨、下关，经高洪口、柏兰、上社，南至娘子关，实行封锁。从此，开始了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北岳、平西区的“铁壁合围”大“扫荡”。 根据日伪军动向，晋察冀军区于8月21日发出作战命令，指出：敌主力将转向北岳区和平西区，要求各部队继续完成反“扫荡”的准备工作，严密侦察，防敌突然进攻。 8月23日，日军华北方面军果然将“扫荡”的重点转向北岳、平西地区。甲兵团第21师团、独立混成第15旅团各一部，共3000余人，由红煤厂、涿县、涞水，分3路纵队合击平西房山十渡地区；乙兵团第110师团等部8000余人，由定兴、方顺分3路纵队，围攻北岳娄山、水泉地区；丙兵团第33师团、独立混成第8旅团两部主力，共1.5万余人，由新乐、正定、井陉分3路纵队，由东南向西北包围压缩驻平山县陈家院、六亩园和灵寿县陈家庄地区的晋察冀边区党政军机关；并以封锁兵团第41师团、独立混成第3和第4旅团，共5000余人，配合丙兵团作战。 为了粉碎日伪军“扫荡”，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决定：主力按地区以营为单位，适时转至平汉、正太铁路沿线等敌侧后地区，在外线积极向封锁线和据点展开活动；主力一部则配合地方部队，在内线开展广泛的游击战，进行阻击和侧击，以迟滞、疲惫和消耗敌人，并掩护机关和群众转移。内外线部队和人民群众遂分头行动，在东城子、南城寨和五台城以北等地，速战速决，予日伪军很大杀伤。仅平山县的200余民兵，在米汤崖一带，就消灭日伪军60余名。 日伪军合围扑空后，从8月29日起，集重兵对以阜平为中心的沙河两岸地区和以蓬头、小峰口为中心的平西地区进行大合围。留在内线唐县娘子神地区指挥作战的晋察冀军区领导机关于27日转移至阜平东北六公里处的马驹石。在南线、东线和东北线三面敌人逼近的情况下，于31日黄昏由马驹石经阜平南越沙河，跳至外线马兰地区，恰与中共晋察冀分局、北岳区党委机关相遇。当时，沙河以南日伪军重兵设防，边区党政军机关7000余人遂于9月1日转至沙河以北雷堡地区。结果，仍然陷入一个东西约25公里、南北约30公里的狭小圈子里。而且，敌数架飞机轮番轰炸，包围圈越来越小，处境十分不利。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等军区首长感到迷惑不解，为什么敌人对自己的行踪掌握得这么清楚？于是，聂荣臻立即召开作战会议，发动大家分析原因。 大家刚坐好，一名侦察员跑来报告，说南面4000多敌人到了马棚、温塘，离这里只有6公里。聂荣臻摊开地图，目光刚落在马棚的名处，又有侦察员报告，北面3000敌人已到段家庄，离这里只有7.5公里；东面柏崖方向也有5000多敌人正朝雷堡方向赶来；西面安子岭方向还有5000多敌人，潮水似的向这里涌来。 政治部主任舒同推推眼镜，皱着眉，迷惑不解：“今天好像有鬼了，天一亮敌机就来轰炸，我们走到哪儿，飞机就跟到哪儿。我们的一举一动，敌人怎么会知道得这么清楚呢？” 参谋长唐延杰说：“现在来不及分析了，聂司令，我们已被敌人四面包围，当务之急是火速从敌人的包围间隙突出去，迟了怕突不出去了。” “不行！”聂荣臻摇头说，“为什么敌人对我们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这个原因找不到，我们永远冲不出敌人的包围圈。” “聂司令，会不会我们内部有叛徒？”不知谁提了一句。 “不会。”聂荣臻分析说，“如果我们队伍中有叛徒，等到他把情况送到冈村宁次手中，冈村宁次再派队伍来对付我们，不会那么快。” 这时旁边与各军区保持联系的电台忽然“滴滴答答”地响起来。 “叛徒就是它！”聂荣臻手指着电台恍然大悟。他双眼发光，拍拍桌面，肯定地说：“问题就出在我们的电台上。敌人有测向机，不仅能测以方向，还能收到我们同延安联络的呼号。只要我们一开机同延安和八路军总部联络，敌人马上就会知道我们的位置，马上派飞机轰炸，派地面部队包围。” 聂荣臻一提测向机，大家纷纷点头，同意这个结论。 6、将计就计 “那我们就来个将计就计！”聂荣臻说，“这个任务可能要罗文坊多辛苦啦。” 罗文坊是司令部侦察科的科长，当一个警卫匆匆跑来说聂司令员请他去一趟的时候，罗文坊立刻意识到一定是有重要任务。 聂荣臻开门见山，对罗文坊交代：“敌人很可能通过无线电测向，找到了我们的位置。我们就给它来一个将计就计，帮助敌人坚定合击的决心。先暂停军区电台的对外联系，由你带一个小分队、一部电台，到雷堡东边的台峪，把电台架起来，仍用军区的呼号，不断和各方面联系。” 罗文坊立时明白了聂荣臻的意图：“给敌人继续留个空中目标，造成错觉，要他们向我们几十个人合击，继续把他们拖住。” 聂荣臻点了点头：“正是这样。这是个很艰巨的任务。你们一定要做到：既要使敌人向你们合击，又要叫他们的合击扑空；既要使敌人跟着你们走，又不能叫他们追上你们。” 聂荣臻停了一下，说：“如果现在咱们这支部队全是战斗部队，应付当前的困难不大；如果这里只是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和行政机关，那也比较容易处置。可是，现在此地有晋察冀分区、边区政府、北岳区党委、军区等机关及其所属各部门；有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将近1万人的庞大队伍，而且带有许多的辎重、马匹，打不好打，走不好走。一旦受到日军的合击，后果真是难以设想。所以只好如此行事。你一定要多加小心，漂漂亮亮地完成任务。” “司令员放心，一定完成任务！”罗文坊敬了个军礼，随即率领50人组成的小分队，带着电台到台峪去了。 入夜，晋察冀边区各领导机关在聂荣臻的指挥下，擦着段庄的南山脚，从离日军不足500米的空隙中，神不知、鬼不觉地向西而去。罗文坊带领小分队同时向着相反的方向出发，不到两个钟头便赶到了数公里外的台峪。 到了台峪，得悉最近的日军驻在大石门，小分队一边迅速向四围派出警戒，控制了道路和山口；一边把电台在台峪附近一个叫井儿沟的小庄里架起来，立即开始工作，用这个“空中目标”先拢住日军。 然后，罗文坊带领着其余的人，向大石门后面的一座大山奔去，登上山顶一看，果然，山下的河滩上，日军煮饭燃起的野火，足有数公里长。侦察队的刘文明副队长，一见日军如此嚣张，便对罗文坊说：“科长，让我带几个人去干他们一家伙，杀杀他们的凶气！” 罗文坊觉得这个主意好，就点了点头：“你带一部分人下去袭扰敌人，可以分头行动，要给他们造成一种企图突围的架势。只要日军火力一展开，就立即撤回来。” 刘文明带着几个小组转眼便消逝在黑暗里。不一会儿，燃烧着野火的河滩上，同时从几个地方响起了一阵密集的手榴弹爆炸声、枪声和喊杀声。顷刻间，只见密密麻麻的火堆旁人影乱窜，接着还传来日军惊慌失措的喊叫。一阵混乱过后，日军的轻重机枪、步枪，一齐扫射过来。刘文明等人立刻装做突围不成的样子，迅速撤了回来。这一下，日军把八路军的“空中目标”和“地面目标”都找到了。 天亮的时候，已是1941年9月2日。好几架敌机果然出现在台峪上空，轮番轰炸、扫射。与此同时，日军的炮弹也纷纷向台峪飞来。一时间，台峪和周围的大小山头、山沟、隘口，到处黑烟滚滚，炮声隆隆。小分队这时已转移到台峪东北面一个险要的山嘴子上，炸弹和炮弹不断在战士们身旁爆炸。 罗文坊一面督促大家注意隐蔽，一面却在想：为什么还不见日军的步兵呢？莫不是日军嗅出什么味道来了？难道他们已经识破了我们的意图？ 太阳刚刚偏西，罗文坊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日军的步兵也出现了。他们一直磨蹭了好几个小时，才开始向台峪逼近。大概是他们担心八路军主力部队会乘隙突围，所以谁也不敢贸然进占台峪。 这时候，一个问题忽然进入罗文坊的脑子里：“我们把合击的敌人引向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但如果我们一枪不发地让敌人攻占台峪，就有可能使他们很快清醒过来，不如在敌人未彻底清醒之前，再迎头给他一棍，让他们继续懵下去。” 于是，他让刘文明立即带领一部分人迅速插到台峪，给抢先的日军一个突然打击。等刘文明他们完成任务返回来，罗文坊便乘着日军惊魂未定之机，离开台峪，向东开进。 罗文坊向东走，日军主力一部果然也跟上了他们。为了继续迷惑日军，罗文坊还故意沿途使用不同的番号贴路标、刷口号。 7、聂荣臻“阵亡” 在罗文坊小分队迷惑敌人的时候，聂荣臻带着真正的晋察冀军区机关大部队一夜插出40公里路，到达了阜平西北方的丁家庄，在那儿休息吃饭。在丁家庄，奉命来保卫边区党政军首脑机关转移的一分区一团也赶到了。 聂荣臻后来回忆说：“在那里我们打电话，敌人也在打电话。两下里只隔着一个山头。”“那一次我7天7夜没有合眼。” 身经百战的聂荣臻，这是头一回面临如此险恶的斗争局面。此时，他考虑的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如何保护边区的党政军首脑机关，保护这许许多多忠于人民、坚决抗日的男女老少。他让1团采取加强保护的措施。1团政治委员陈海涵、副团长宋玉琳、团参谋长晨光立即将团部侦察连、特务连和炮兵连合编为1个营，与原先的3个营分别在前后左右保护突围队伍。正在军区养病的原1团团长陈正湘富有实战经验，协助唐延杰进行指挥。鉴于情况危急、任务特殊，他对1团下了死命令：“前卫不管碰到什么情况，什么敌人，坚决打，杀开一条血路！后卫不管碰到什么情况，什么敌人，坚决顶住，死也不能让敌人靠近突围队伍！” 侦察员报告，日军从涞源、倒马关下来，正向聂荣臻带领的突围队伍扑来，军区司令部作战参谋也向宋玉琳证实了这个情况。宋玉琳当即命令红军时期就在1军团以作战勇敢著称而深受聂荣臻赞赏的1营营长李德才，带人跑步堵住北面之敌。所幸的是1营没有与敌人接触，使大部队的行动得以继续隐蔽行进。宋玉琳自己则寸步不离聂荣臻，护卫聂荣臻乘夜色转移。 9月2日清晨，突围队伍进入一条狭长隐蔽的山沟，到达一个叫常家渠的小山村。这个村有二三十户人家，七八十口人。村民们以为是来了日军，都逃到山里去躲藏。直到中午时分，他们发现整个沟谷都住满了八路军和地方抗日干部，这才返回各家的小草房里，为子弟兵和党政干部们送水送饭。 队伍在常家渠一带的山沟里隐蔽了3天，连续几天几夜没合眼的聂荣臻在一间草房里好不容易才睡了一会儿觉。日军虽然暂时未进常家渠山沟，但是飞机却时常飞临上空侦察。只要山头上的防空哨兵一吹哨子，所有的人就都隐蔽不动，所以日军仍然毫无察觉。山下的日军窜来窜去，有时他们派出的小股搜索部队就在山沟外头，离1团前卫营派出的尖兵距离很近，随时都可能发生战斗，那情形是相当惊险的。突围队伍里很多人又累又饿又病，连聂荣臻身边的作战科八九个人也病得只剩下3个人尚能带病坚持值班。 经过与有关领导人慎重研究，聂荣臻决定：为使今后的行动轻便灵活，部队进一步轻装，跳出包围圈以后，除分局、边区政府与北岳区党委等主要领导人随军区指挥机关一起行动外，其余人员向几个不同的方向分散行动。军区机关仍按原来的计划，转向四分区西部滹沱河两岸地区机动。 9月5日下午，侦察员报告，沟外大路上的敌人空出了一个口子。黄昏时分，聂荣臻下令立即突围。他穿着缴获来的灰黄色日本风衣，拄着枣木棍子，在军区警卫排的簇拥下，徒步走在一团前卫部队后面。不料，他们只走了五六里路，便发现由阜平来的日军正顺着大道向西开进，为避免与日军遭遇，聂荣臻马上命令部队返回常家渠，继续隐蔽。 9月6日黄昏，聂荣臻率队再度出发。眼看着就要突围出去了，侦察员匆匆赶来，向聂荣臻报告说，由阜平向西运动的敌人不走了，都宿营在大道上的安子岭、东西下关、大教场一线的村庄，把准备穿插过去的突围路线堵住了。聂荣臻说：“队伍停下，叫陈正湘上来。” 走在后面的陈正湘快步赶了上来，聂荣臻有些忧虑地征求意见说：“你看怎么办？敌人又堵住了。” 陈正湘回答说：“没关系，我们还回去，回去再说。” 回到常家渠，聂荣臻让秘书科把那个干电池收音机送来，打算了解一下这几天的新闻。刚打开收音机，就听到日伪军的电台正在得意扬扬地广播一则有关他及军区机关的消息： “聂总部”的电台，已被“英武皇空军”的勇士炸毁了。今天已是第三天听不到“聂总部”的电台出现了。聂荣臻已阵亡…… 听到这里，聂荣臻轻蔑地一笑！ 一轮明月挂在夜空，时不时地被满天的云彩遮住，使得山野沟谷里一片朦胧。乘着夜色，聂荣臻率领突围队伍第三次向常家渠西南边的口子运动。在这之前，他得到报告：通往龙泉关方向有一个小小的口子，敌人白天来，晚上就撤了。他决定在敌人的合击圈未完全合拢之前，冒险跳出去。 这是9月7日的晚上，一个胜利和失败，生存与死亡都可能出现的月夜。聂荣臻从前两次突围失败的教训中，总结出了一条相当重要的经验教训：“在敌人合击的时候，跳出合击圈的时机要恰到好处，不能早，也不能迟。过早了，敌人会改变计划向我们新的活动地域合击，等于没有摆脱敌人的合围。过迟了，会被敌人包围住，脱不了身。一般情况是，选择敌人合击圈已经形成而又未合拢的时机，才能恰好跳出去。这时，敌人改变部署已经来不及，我们却能插向敌后，袭扰敌人的交通线，重新展开攻势。” 俗话说，无三不成礼。想不到，聂荣臻的突围竟应了这句话。第三次突围成功了！在朦胧的月光中，上万人从那个令人难忘的口子逐一闪过，跳出了日军在阜平至五台一线苦心设置的大包围圈，分散向各个方向转移了。 8、日军暴行 8月23日，敌人从东北两面向我晋察冀军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合围。早就有所准备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和主力部队及时转移并跳到了战役外线的敌后，而处在敌人合围之内的老百姓也都有组织有秩序地朝狼牙山撤离疏散。当日军扑向南北娄山准备合击时，不仅没见到八路军，就连老百姓的踪影也没发现。 此后，日伪军以1/3的兵力，留在抗日根据地内，实行分区“清剿”。或化装成八路军和群众，长途奔袭、多股继续寻歼主力部队、分散部队和机关及地方组织；或抓捕、屠杀人民群众及耕畜，抢粮、抢物、烧屋等。敌人采取活埋、刀砍、破肚、剥皮、喂狗、点灯、毒熏等手段，大肆残害抗日群众。 日军仅在平山黄泥、通家口、冷泉和曲阳县沟里村，就惨杀600余人。许多村庄化为灰烬。针对敌人的暴行，晋察冀军区于9月7日、15日，先后发出第二阶段反“扫荡”的指示，要求：各军分区部队一方面适当集中主力一部，打击敌“清剿”部队；另一方面，以一部兵力，开展更为分散的游击战争，打击伪政权，恢复社会秩序；各地区队和区、县游击队，协助群众进行秋收。 9月上旬，敌人又将进攻的目标转向了狼牙山方向。 狼牙山虽然称不上最高、最险，但它却以它的神秘错综、沟壑延伸多次掩护过我抗日军民并帮助他们脱离险境，可是，这次日寇发动的“百万大战”的规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都凶，易县、金坡、满城、徐水、大王店据点及保定守敌也纷纷出动拉开了一张巨大的网，把整个狼牙山都严严实实地兜住了。而隐蔽在山上的除了晋察冀第1军分区，还有易县、定兴、徐水和满城4个游击支队以及4个县党政机关人员和狼牙山周围村庄的群众，共计约4万人。目标之大，既不便隐蔽，又难于突围，情况十分危急。 9月23日凌晨，敌封锁兵团突然来到了狼牙山脚下，把南淇村、北淇村包围起来，开始施行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他们把村民全部赶出村庄，用绳子把他们绑成一串，往村口押去。顷刻间，祖祖辈辈生活的家园便淹没在一片火海之中。谁也没想到，日寇竟把绑在一起的男人押到村口一口水井边，逼着他们一个个往下跳。百姓不从或反抗，便遭来日寇一顿毒打。他们用铁蹄和枪托强行往井里踢、踹、打，最后是连推带扔硬给一个个塞入井里。为了防止上边的爬出来，鬼子又四处找来大石块压在上面，水井填满后，剩下的百姓一个也不放过，被敌人用机枪扫死。 这一灭绝人性的惨状和孩子、妇女的哭喊，老人的惨叫，青壮年人的怒骂声，都映入潜伏在狼牙山上的第1军分区指战员的耳目里，一种难以名状的刻骨铭心的仇恨火焰旋即在他们胸中升腾、燃烧，热血直往上涌，他们真想立即冲下山去解救百姓，消灭那帮畜生。可是，如果轻举妄动，山上近4万人的生命也会难保，那样敌人就会达到把我们一网打尽的企图。 据后来了解到，南、北淇村的村民“除少数乡亲在民兵的掩护下逃出敌人的魔掌外，大部分男女老幼都惨死在日军的屠刀下。敌人除了惯用的残忍手段外，又增加了开膛破肚、刀铡、大卸八块、剜心挖眼、活剥皮、喂洋狗、点天灯、滚水汤、毒气熏、逼乡亲跳井等，尤其对妇女和儿童用尽一切野蛮手段，甚至用带钉的皮鞋踩烂婴儿的脑瓜，再顺手撕开两条细腿，扔到其母亲的面前……” 9、狼牙山五壮士 南、北淇村发生大惨案的消息，很快传到了距狼牙山不远的第1军分区的司令部。 杨成武强按住心中的怒火，告诉大家：“各部队要多加小心，日军近期肯定还要在狼牙山地区有所行动。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抓住时机，为乡亲们报仇！” 果然不出杨成武所料，塘湖日军的先头部队刚刚占领南、北淇村，主力就紧跟着倾巢而出了。由于有熟悉当地地形和情况的伪军带路，日军开进速度极快。 杨成武立即布置全军分区的反“扫荡”工作，然后，带领机关主力从周庄经上、下隘刹向西转移。在转移途中，杨成武得知：敌人已经拉上一张巨网，把整座狼牙山包围了。 9月24日中午，司令部转移到了离狼牙山两日路程之外的张家庄。一到张家庄，杨成武立即架线向被包围在狼牙山上的1团团长邱蔚了解情况。 邱蔚在电话里焦急地说：“司令员，我们和敌人已展开战斗，从早晨打到现在，敌机轮番轰炸、扫射。山上被围的除了我们1团外，还有易县、定兴、徐水和满城4个游击支队和4个县的党政机关人员，以及狼牙山周围村庄的群众，合计约4万人。现在突围的难度很大，我们正在想办法。” 杨成武吃了一惊，原先他以为易县、定兴、徐水和满城等4个游击支队边打边退，是会撤进狼牙山的，一些地方干部和群众也会在反“扫荡”中进入狼牙山隐蔽，但没想到人数竟多达几万。他想了想对邱蔚说：“现在4个游击支队归你统一指挥，无论如何，要把敌人顶住，绝不能让群众受到损失。你要随时报告情况。我们立即开会研究方案，尽快给你们解围。” 放下电话，杨成武立即找来高鹏、黄寿发、罗元发等军分区领导。几人一商量，首先要尽快摸清敌人此次进攻的情况，然后再根据实际情况寻求解围方案。 时间不长，各情报站纷纷汇报了有关情况：1941年9月24日清晨，3500多名日军带领少数伪军兵分9路，同时进攻狼牙山。他们在日本侵略军山地指挥官高见的率领下，堵住了山口，在所有进出道路上都布置了重兵，有飞机、大炮的掩护。狼牙山的形势越来越危急了。 “敌人来势凶猛！强行突围可能效果不佳。”杨成武对高鹏等人说道，“我们现在最好的方法是引开一部分敌人，留下一道口子，再让邱蔚趁机下山。” “这样可以。”众人表示赞同。 杨成武想了想，拿起电话，接通了邱蔚：“现在整个情况已经明了。我们决定调集3团和20团的全部兵力，从上、下隘刹和岭西打出去，猛攻管头、娄山、松山和周庄一线的敌人，让敌人误认出我们的主力要同他决战，从而把九莲山和碾子台那一路的敌人吸引过来。这样就会空开数公里长的一个口子，你们要时刻关注这一路的情况，一有机会，尽快下山。” 情况正如杨成武所料，3团和20团的进攻刚刚开始，九莲山和碾子台一带的敌人就立即扑了过去。一个口子张开了。 此时正是深夜，秋风呼啸。 邱蔚匆匆将1团7连留在狼牙山上担负掩护任务，自己则带着各游击支队、机关干部和群众开始转移。他们沿着秘密的盘陀路，悄悄地向口子走去。 杨成武焦急地等待着邱蔚的消息。过了很长时间，他终于接到了邱蔚的电话：“司令部吗？我们全部都跳出了日军的包围圈。至今敌人还没有发现我们。” “好！”杨成武立即命令3团和20团，“撤退！” 被困在狼牙山的大部队和群众顺利脱险了。 担任后方掩护的第1团第7连第2排完成任务后，已来不及摆脱敌人。其第6班班长马宝玉、副班长葛振林和宋学义、胡福才、胡德林，奉连长之命，为了掩护排主力撤退，毅然把敌人引向了棋盘坨。他们连续打垮了敌人4次冲击，歼敌90余人。经12小时激战，直至把地雷炸完，子弹打光，把最后一颗手榴弹投向敌群，把枪支摔断后，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高呼完口号后，一齐跳下深谷。马宝玉、胡福才、胡德林殉国，葛振林、宋学义被山腰树丛托住，由群众抢救脱险。这就是人们广为传颂的“狼牙山五壮士”。 “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事迹很快传遍了第1军分区，传遍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聂荣臻在晋察冀军区的一次会议上，高度评价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行为。他说：“在他们身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优秀品质，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我们要继续下去，发扬光大。” 日军华北方面军在晋察冀及其邻区晋西北、太行、太岳、冀鲁豫抗日军民的打击下，被迫于9月24日下令撤退。26日，“扫荡”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日伪军，部分撤退到方代口、灵山、定县等地。但其并不甘心“扫荡”的失败，采取边撤退、边合击的办法。 为此，晋察冀军区决定：集中主力在地方部队和人民群众的配合下，大量杀伤日伪军有生力量，迅速逼其撤退。各部队分别在完县山阳庄，盂县赵家岔、七里河，井陉黑水坪、米汤崖，平山、黑山等地袭击、伏击敌人。至10月17日，“扫荡”的日伪军基本撤退。 10、对日展开心理战 1941年12月中旬，根据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政治部的指示，聂荣臻发布了开展对敌政治攻势的训令。各部按训令要求，派出30多个武装宣传队，在人民群众的密切配合下，深入敌占区，历时40天，散发宣传品130多万件，召开伪军和伪组织座谈会250多次，产生了重要影响。1月寨北村高干会议后的3月间，他又发布了第二期政治攻势的训令。 训令要求各部像上次宣传攻势那样，派出武装工作队，深入日军占领区，散发宣传品，召开群众大会，还可以继续利用关系，召开伪军、伪政权组织人员及其家属的座谈会，宣传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陷于孤立必败的境地，晓以中华民族不屈不挠抵抗外侵的历史传统，以动员敌占区人民，和被胁从的伪军政人员，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同仇敌忾，帮助边区军民的对敌斗争。 这两次政治攻势，声势浩大，拉开了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序幕。各部先后派出由几十名到上百名武装人员组成的武装工作队60多支，在人民群众的帮助掩护下，顺利越过敌人的封锁线，携带数以百万计的宣传品，针对不同对象进行工作。如对日军的宣传品，都是由“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晋察冀支部（由日军被俘人员中的进步分子组成）”“华北朝鲜独立同盟边区分盟”“朝鲜义勇军”的成员设计拟制的。 他们深知日军内情，宣传品内容丰富多彩，针对性强。如传单先说一些贺年、祝贺樱花节的话，然后再说别的道理；慰问袋除宣传品以外，还装有日本国内的招生广告、“通行证”、边区产的土特产品等。宣传品是用日文写的，日军都看得懂。 他们有的还成功地在堡垒附近与日军进行了樱花节联欢会。所有这些，都程度不同地引起了日军士兵及一些下层军官的思乡厌战情绪。对伪军政人员，武工队通过关系，召开多种形式的座谈会，或用喊话筒对伪军据点喊话，告诉宣传品放在什么地方，要他们去取。大部分伪军政人员不敢反抗，有的伪军还与工作队员对话对歌，叫今后多告诉他们一些好消息。 在火线喊话方面，反战组织协助八路军、新四军的敌工部门展开政治喊话攻势。 下面便是两次成功的政治喊话： 一次是一天夜里，八路军武工队包围了大城至任丘公路上的吕公堡据点，里面驻着日军的1个班和伪军1个连。 反战同盟成员松山把电话线接到了据点的电话线上，开始与据点内的日军军曹通话： “佐佐木先生吗，我是你的朋友松山，现在是反战同盟的战士”。听着电话中传来的流利日语，据点内的佐佐木军曹有些不知所措：“你不是日本人吧？听说八路军恨死了日本人，战场上抓住活的就杀掉。日本军人怎么会替八路军来打日本皇军？你为什么不割腹自杀？” “我原是一名日本军人，在战斗中被八路军俘虏。八路军没有杀害我，相反还受到了他们的尊重。经过他们的教育，我现在觉醒了，参加了反战同盟。” “原来你已经参加了八路军，是敌人。” 佐佐木惊恐之下，摔掉了电话。隔了一会儿，电话又摇响了。佐佐木有些犹豫。有心不接，万一不是反战同盟呢？况且由于不接电话而被反战同盟割断电话线的情况也早有耳闻，于是硬着头皮又拿起电话。 “不要惊慌，不要害怕，请安心听我讲，我不是你们的敌人，是朋友，我有很多家乡的消息告诉你们……” “你不要讲了，我们不听，我们马上出发与你们作战。”据点打出了1发红色和1发绿色信号弹，这是和其他据点联系的信号。接着，据点内的歪把子机枪也盲目叫了起来。 “喂喂，佐佐木先生，不要枉费心机，别的据点和你们一样，统统被八路军包围了。要打恐怕你不是对手，八路军的一个团已经把你们和其他据点包围了，请算一算你有多少兵力，你非打不可，就请先摸一摸自己的脑袋。今天我们是和你们谈心的，是向你们报告国内消息的，是来和你们交朋友的，是给你们送慰问袋来的。我们保证不攻击你们，请安静地听我讲吧……” 第二天，佐佐木果然派人在指定地点取走了慰问袋的宣传品。 还有一次是日本人觉醒联盟冀鲁豫支部前线工作队对日军的军官分遣队开展的政治宣传战。9月的一天夜晚，工作队在八路军343旅政治部李仁主任指挥的4500多名八路军的警戒下，在晚9点多钟从李家庄出发。淡淡的月光映照在黝黑色的田地和路旁的柳叶上。部队走了5公里，进了游击区，离目的地只有两公里了。部队决定在前一站玉村村口休息。由于八路军的到来，村公所立刻热闹了。李仁把觉醒联盟冀鲁豫支部的主要成员水野靖夫领到村公所休息室，他说：“水野同志，在这休息一会儿，让村干部给我们介绍一下最近的情况。侦察员刚刚派出去。” 村长知道工作队的工作后十分高兴，他拿出花生和地瓜招待他们，同时仔细地向他们介绍敌情。碉堡里的兵力有清水少尉等25人，已知有重机枪1挺、轻机枪两挺。在这之前，工作队给清水少尉写过信，向他介绍了日本人觉醒联盟和八路军的性质。休息时，李主任与干部研究了时间，联系方法和敌情等，又把写有“告日本士兵书”“到日本人觉醒联盟这里来！”和印有流行歌曲的传单和小旗5种百十多份分发给战士，还决定把写有口号的3块牌立在田地里。一切准备就绪。 出发了，八路军韩排长率领的轻机枪两个分队25人担任直接警戒跟着工作队。各连警戒周围随时准备战斗。前哨连已进入村子，他们负责控制碉堡正面。工作队利用洼地接近敌前30米处，可以见到碉堡的火光。月光下还能看清树叶往地下落。 “喂，陈家村分遣队的各位同胞，我们是日本人觉醒联盟。”木村的第一句话，消失在寂寞的村子里。于是听到从眼前的碉堡中出来上屋顶的军鞋声，一会儿又见到哨兵影子。 “什么，什么？你是谁？” “我们是日本人觉醒联盟！” “……” “大家都在吧？对不起，这么晚来，打扰了。我们向附近的老乡打听你们的生活情况，很想念你们，今晚来说说话。” “什么觉醒联盟，是日本人吗？” “是的，我叫水野，听清楚了吗？请你叫一下清水少尉先生。” “好，明白了，水野君，你稍等一下！” 碉堡里立刻吵嚷起来，对工作队的突然出现好似很惊慌。 “喂！陈家村分遣队的各位战友，对不起，打扰你们了。今天我们不是来打仗的，我们是来跟大家谈话的。” 不一会儿，碉堡上面的人影满满的，工作队在警惕他们开枪。 “清水少尉先生，我们是前些天在信上约好的日本人觉醒联盟盟员，绝不会向你们开枪的。我们静下来互相交流些消息不好吗？八路军也来了不少，宣传队他们也来了。” “水野君，我懂了。要不开枪就放心了。我是清水少尉。村里的老乡已把前几天的那封信交给我了，谢谢。今晚你又辛苦了。信写得相当好，令人感动啊！可你们为什么到八路军那边去了？” “我是丸山部队的河上上等兵。在半年前的寒村战斗中，部队被八路军包围，我右肩左腿负了贯穿枪伤，流了很多血跑不动了，让部队给丢弃了。最后在神志不清时当了八路军的俘虏，我被送到野战医院，经过3个月的治疗已经痊愈，现在参加了觉醒联盟。” 正在这时，另一个人问了一句：“我是山口槽长，你们的家是哪里的？” “静下。”森下回答说。 “各位，我叫森下，你们每天警备够辛苦的啊！能外出吗？” “外出……这儿是前线。每天总是关在碉堡里，实在可怜哟，我们这些士兵……” 又是清水少尉的声音：“只要战争不结束，就没有自由。有什么为难的事常来商量商量吧！” “谢谢，不过没有什么。” “偶尔能见到姑娘吗？” “不，一个也见不到。听说中队长那家伙在城里每天讨便宜，抱女人。你们怎么样？”回答的是刚才那个叫山口槽长的声音，随着他的声音，可以听到士兵们的笑声和喊叫声。 “水野君，你们那里有中国姑娘吧。也给我们弄几个，求求你了！” “不，中国姑娘有倒是有，不过都是我们的好朋友。大家都是作为朋友相互照顾的。你们到解放区来看一看，好吗！” “谢谢，那里也许搞得不错吧！” 因为有清水少尉在身边，士兵们谁也不说了。 “这次来的时候，带来姑娘们的情书了。就是给你们各位的。” “啊！真的吗？”这次好像是士兵的声音。 水野靖夫转换话题，谈起自己的生活情况。 “我们同八路军生活在一起，八路军把我们当做兄弟，对我们非常亲。日军长官说什么八路军是野蛮人。而他们却把俘虏扒光砍头，在鼻子上穿孔，通一根铁丝，当动物耍弄，等等。他们抢夺粮食和金钱，强奸妇女，过着奢侈的生活。你们总要留着最后一发子弹，为了自杀用的是吧。他们在胡说八道，我们可以证明，八路军没有把我们当做俘虏，而是当做兄弟，当做国际友人看待。他们的行动确实令人感动啊！” “我们的生活是真正自由的，每天的安排都由大家商量决定，有时写传单、出报纸，有时举办时事研究会。我们有许多日文书，可以自由地学习。还能同八路军战士一起娱乐、打棒球等。衣服和伙食都享受连长一级的待遇。” 这时，清水少尉打断水野的话：“那么，大家不想念家乡吗？以后不打算回日本吗？” 水野靖夫回答说：“我们和你们一样，家里都有父母妻子，兄弟姐妹们也都在盼望着我们的归来。没有这场战争，一家人完全可以享受天伦之乐，可……有人骂我们是卖国贼，可我们是日本人，我们爱家乡，热爱祖国，所以才反对战争的。我们并没有把日本人当做敌人。尽早回日本，好让家里人更放心，难道不是这样吗？” “……” “各位，为了早日返回日本，同我们携起手来，反对日本军部发动的侵略战争吧！” 碉堡里无人回答。水野靖夫感到话说得有点儿生硬，于是就改变了话题。 “各位，时间不早了，今天就谈到这儿吧，唱唱歌好不好！” “好，同意。” “大家都听过最近的流行歌曲吧。我们不怕你们笑话，给你们唱一个。实际上，我们是井底之蛙，什么也不懂啊！” “哈哈……行啊！请唱一支吧。你们觉醒联盟的人还真有两下子！” “不，我们不行啊！” “别客气，就请吧！”士兵们鼓起掌来。 木村说：“那么，就献丑了。” 在陌生的他乡小镇上流浪流浪！ “嘿！唱得好，再来一个！胜太郎也要相形见绌了！” “可这回该你们了呀！” 碉堡里唱了起来： 接着木村吹起了口琴，双方都在鼓掌。水野靖夫也唱了一支歌： 回到双亲孩子的身旁。（旅笠旅行赞歌） “清水少尉先生，八路军的宣传队还有一个合唱哪！” “八路军的宣传队？欢迎欢迎，是哪支歌？” “开始唱《跟着中国共产党》，这是现在军队和群众中流行的歌曲。然后是一首日本歌曲。” “真的吗？还能唱日本歌曲？” 4个宣传队员在木村的口琴伴奏下唱了起来： 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黑暗。 你是舵手，掌握着航行的方向。 碉堡里鸦雀无声地听着。 不一会儿，唱起了日本歌曲《过山冈》： “过山冈噢，晴朗清澈的天空……” “好，唱得好！” “是你们教的吗？唱得真好啊……” 水野靖夫说：“各位，八路军的李主任有话跟大家说，可以吗？” “想说什么？请讲吧。” 水野靖夫当翻译，老李用汉语讲起来。 “日本兄弟们，我代表八路军讲几句话。对今晚愉快的歌咏赛，我从心眼里感到高兴。我们的敌人不是你们大家，而是日本的军阀和财阀。衷心希望与大家携起手来，为着中日两国人民幸福一天的到来，结束这场战争。祝愿你们能尽早安全无恙地返回日本。怎么样？有什么不方便的事情可以给我们写信，让附近的老乡捎来。” 话讲完了，附近的田地和通向日军中队本部的公路两旁立了不少传单小旗，在碉堡的前方也立了标语牌，上面写着“家里正等待你们回去哪！” 工作队与八路军正要撤离，清水少尉说：“你们撤离后，我们要扫射机枪，请你们谅解。” 这是为了明天向中队本部报告“击败了敌人的袭击”。 “下一次再早一点来，我们想听一听国际新闻！” “各位，谢谢了。祝大家晚安！” 就这样，工作队最后离开了。这时表已指到了凌晨1点钟。在他们撤离后，很远处传来一阵机枪声。 11、盘点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北岳、平西军民，在晋西北和晋冀鲁豫区部队的配合下，历时两个多月，共作战800余次，歼日伪军5500余人；仅北岳区民兵，毙伤日伪军485人、俘其30人。八路军伤亡2000余人。华北敌酋冈村宁次大将10月20日在北平不得不对记者承认：“华北治安的恢复困难，要想很快消灭共匪是不容易的。”“共匪像老鼠，皇军犹如狮子，狮子虽然大，但不能捕鼠，要找猫来才行，这猫即是民众。”（《聂荣臻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第162页） “他所谓的‘猫’即是汉奸组织，以华制华那一套。”在反“扫荡”总结会上，聂荣臻针锋相对地说，“但我们说他找的不是猫而是狗——汉奸走狗。狗是永远不能捕捉老鼠的！” 此次秋季大“扫荡”，虽然北岳、平西根据地这两块硬骨头冈村宁次没有能啃下来，但在极力破坏根据地方面，在增修新的堡垒、封锁沟、封锁墙方面，他却是取得了一定成绩的。也就是说，通过“扫荡”，日军在推行“治安强化运动”方面取得了进展。这给晋察冀军区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困难。 反“扫荡”胜利后，聂荣臻一面感到高兴，一面忧心地交代唐延杰：军区对这次反“扫荡”，已经有了个初步总结，也已经有了部队伤亡的统计数字，但要尽快统计各方面遭受的损失，还要发动大家进一步总结经验教训。 经过近两个月搜集的统计资料，唐延杰报告的数字是惊人的：北岳区人民群众死伤4500多人，青壮年被抓走2万多人，房屋被烧毁15万间以上，损失粮食近5800万斤，大片庄稼被毁，被抢走和毁坏的农具23万余件，抢走牲畜家禽8万多头（只）；敌人新修碉堡113个、公路530多公里，挖封锁沟158公里；在冀晋边界地区制造了大片无人区；北岳、平西根据地的面积缩小了4000多平方公里。 1、畑俊六亲自出马 俊六哈哈大笑：“少壮派威风扫地啦，土桥君，继续下棋！” 为推行其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摧毁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对沂蒙山区进行“铁壁合围”的大“扫荡”。 土桥一次道：“山东共军目前主要有两部分，一部分是第115师，拥有6个教导旅和1个鲁南军区共9万人；另一部分是山东纵队，也发展到5个旅和鲁中、胶东、清河、滨海4个军区共8万人。加起来足足17万人，在数量上已超过第12军。” 木乡少将忍无可忍，终于鼓起勇气几步跨到棋盘前：“总司令官阁下，我想向您介绍敌我双方态势和沂蒙地区中共军情况。” 木乡义夫被俊六训得冷汗直冒，这位狂妄的年轻将领半年来根本没对他的中国对手正眼瞧过一眼，他与东京的少壮派军官勾结密切，眼睛一直盯在动荡不安的日本政坛上。 在军界，俊六是日本陆军的中坚，主张集中力量先进攻小国，解决小国问题以后再进一步向全世界扩张。但由于侵华日军在各地抗日军民的节节抵抗下，迟迟达不到计划中的扩张目的，只好由他亲自出马担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 听到此话，土桥一次的脸上立即浮出了感激之情。俊六接着侃侃而谈：“你的兵力再加上第1军的部分兵力，我们可以调动4个师团、7个独立混成旅团，再加上马寿彭的剿共军第11军，总兵力在10万人左右。但是共军有多少？我们这次不是‘扫荡’整个山东，而只是沂蒙地区，以共军第115师师部和山东纵队指挥部为中心目标。在这个区域里，共军只有第115师的教导第5旅以及山东纵队的第1旅和第2旅，兵力总计不超过25000人，敌我对比1：4，我方占有绝对优势。” 时间不久，一架飞机出现在机场上空，随后带着尖厉的啸声俯冲下来，跑道上尘土飞扬，迅速遮掩了两侧的仪仗队形。 “近年来，我们一直全力剿共，可是由于共军日渐强大，所以成效甚微。”土桥一次有些诚惶诚恐。 “嗨！”木乡义夫深鞠一躬，转身离去。 “这个，你不用担心，我自有安排。”俊六摆了摆手，“现在冈村宁次已结束对太行区的‘扫荡’，我专门要求他派第1军的部分兵力前来协助山东作战。” 俊六看了他一眼：“据你的掌握，现在山东共军实力如何？” 木乡义夫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起来：“沂蒙地区之共军以徐向前为总司令，以山东纵队主力第1、第2旅和第115师部队为基干，兵力约3万人。山东纵队的司令官名叫张经武，其司令部驻在张铁谷，徐向前的司令部在张铁谷东北约40公里的孙祖，第115师的指挥官名叫陈光，其指挥部游移不定，据估计目前也在沂蒙。上述共军在沂州、蒙阴、沂水的三角地带之沂河流域发展势力，进行赤化工作……” 俊六对木乡义夫这位激进派的所作所为是有所耳闻的，因而借机一顿猛训：“不尽忠职守的军官应予严厉制裁！本司令官念你曾立军功，暂免处罚，望以此为戒深刻反省。”随后挥手，“退下，混蛋！” 1941年11月，临沂机场警戒森严，全副武装的日本宪兵十步一岗，五步一哨，整齐地排列在飞机跑道两侧。 “此次作战目的是要剿灭沂蒙，也就是沂州、沂水、蒙阴一带的共军，消灭其根据地。”俊六对第12军司令官土桥一次说。 俊六正在低头沉思，猛然听到如此高亢的声音不禁愣住了，他慢慢抬起头，目光流露出明显的不悦。 俊六和土桥一次来到第17师团部，茶水未沾就先换上和服，下起棋来。17师团长平林盛人中将也在一旁兴致勃勃地观战。唯有木乡义夫烦躁不安地来回踱步，山东战场空前规模的大战已经拉开了序幕，木乡想象得到在他的军司令部里收发报的吵闹声足可掀翻整座大楼，而在这里司令官们悠闲得令人难以忍受。几个小时过去了，不见一位军官前来报告军情，只有3位身着和服的老头悄无声息地悠坐着，仿佛整个世界都不存在了，偶尔发出一声棋子敲打棋盘的脆响，然后又陷入了漫长的死亡般的寂静。 反击日军大规模“扫荡”。 俊六没有立即答话，而是若有所思地沉默了一下，然后才缓缓说道：“待大功告成，我们再举杯同庆吧。现在你必须抓紧时间部署兵力，11月5日，正式展开作战。我要与你共赴汤头镇，亲眼目睹共军的覆灭！” 土桥一次摇头苦笑：“大将，这盘棋算我输了。” 畑俊六现年60岁出头。他曾担任过日本驻台湾军队总司令官，因推行殖民化有功，1937年被起用为日本陆军教育总监，1938年又被派往上海，任日本派遣军上海方面指挥官。俊六官运亨通，1939年担任日本阿部内阁陆军大臣，1940年又连任米内内阁陆军大臣。他还担任过天皇侍从教育长，与日本宫廷有着相当亲密的联系。 俊六挺直身子，用冷冷的目光将木乡义夫打量了一番：“木乡君，愿闻高见。” 任职后，他先于1941年8月派冈村宁次到南京同汪精卫进行了会谈，又于9月亲临华北视察军情。由于冈村宁次在晋察冀、太行等地区大举展开“扫荡”作战，俊六顿觉山东地区“剿共”不力，于是亲临现场，指挥驻在这里的第12军展开新一轮大规模“扫荡”。 “司令官对敌我情况掌握得如此详细，下属佩服！”土桥一次道。 2、侵华日军的战斗序列 1940年8月至12月，八路军在华北敌后战场发动了“百团大战”。这一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使日军受到极大震动。因而，日军在1939年增兵华北的基础上，1941年继续向华北增兵。与此同时，日本陆军中央部着手发动太平洋战争。为了适应中国战场和发动太平洋战争的需要，大本营在1941年对侵华日军做了如下调整： 2月14日，下令将第11军的第33师团、第13军的第17师团调往华北。根据上述命令，第11军之第33师团除留下第33步兵联队荒木支队（第33联队长荒木正二指挥步兵第215联队、山炮兵1个大队为基干）在安义地区外，其余部队于4月上旬到达华北，配属第1军作战；第17师团于4月间配属第12军，担负苏北、皖北地区的警备。 7月25日，下令撤销华南方面军的战斗序列，编组第23军。同时，将近卫师团调归第25军。 8月12日，将第23军编入中国派遣军战斗序列（建制转移时间为8月15日零时）。 8月15日，将第23军主力第48师团（驻福州）编入台湾军司令官属下。11月6日，又将该师团调归第14军战斗序列。 9月7日，大本营计划调第3飞行集团参加南方（南洋）作战，11月8日下令另编第1飞行团担负中国战场的作战任务，11月15日令第3飞行集团加入南方军。 9月18日，将关东军属下的第51师团调归第23军战斗序列。 11月6日，将大本营直属的第5师团、第23军所属的第18师团调归第25军战斗序列；将第12军所属的第21师团调归南方军战斗序列；将第11军所属的第33师团调归第15军战斗序列。 11月8日，将第11军所属的第4师团改为大本营直属。 经过上述调整，到12月8日侵华日军的战斗序列如下： 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俊六大将（1941年3月任职），总参谋长后宫淳中将，司令部驻南京。下辖华北方面军，第11、13、23军，第1飞行团。 一、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参谋长：安达二十三中将，司令部设北平。下辖第1、12军，驻蒙军，第27、35、110师团和独立混成第1、7、8、15旅团。 第1军司令官：岩松义雄中将，参谋长：花谷正少将，司令部设太原。下辖第36、37、41师团和独立混成第3、4、9、16旅团。 第36师团师团长：井关仞中将，参谋长：今村新太郎大佐 第37师团师团长：长野佑一郎中将，参谋长：滨田弘大佐 第41师团师团长：清水规矩中将，参谋长：田岛彦太郎大佐 独立混成第3旅团旅团长：毛利末广少将 独立混成第4旅团旅团长：津田美武少将 独立混成第9旅团旅团长：池之上贤吉少将 独立混成第16旅团旅团长：若松平治少将 第12军司令官：土桥一次中将，参谋长：河野悦次郎少将，司令部设济南，下辖第32师团，独立混成第5、6、10旅团。另有第13军之第17师团从1941月3月14日配属第12军担负苏北、皖北的警备任务，1942年1月1日归还第13军建制。 第32师团师团长：井出铁藏中将，参谋长：吉田荣治郎大佐 独立混成第5旅团旅团长：内田银之助少将 独立混成第6旅团旅团长：盘井虎次郎少将 独立混成第10旅团旅团长：河田追太郎少将 驻蒙军司令官：甘粕重太郎中将，参谋长：稻村丰二郎少将，司令部设张家口，下辖第26师团、独立混成第2旅团、骑兵集团。 第26师团师团长：矢野音三郎少将 独立混成第2旅团旅团长：真野五郎少将 骑兵集团集团长：西原一策中将 方面军直辖兵团： 第27师团师团长：富永信政中将 第35师团师团长：原田雄吉中将，参谋长：白泷理四郎大佐 第110师团师团长：饭沼守中将 独立混成第1旅团旅团长：铃木贞次少将 独立混成第7旅团旅团长：林芳太郎少将 独立混成第8旅团旅团长：吉田丰太郎少将 独立混成第15旅团旅团长：田中勤少将 二、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几中将，参谋长：木下勇少将。司令部设汉口，下辖第3、6、13、34、39、40师团，独立混成第14、第18旅团。 第3师团师团长：丰岛房太郎中将，参谋长：山本清卫大佐 第6师团师团长：神田正种中将，参谋长：山之内一郎大佐 第13师团师团长：内山英太卯中将，参谋长：秋永力大佐 第34师团师团长：大贺茂中将，参谋长：志村文雄大佐 第39师团师团长：澄田铼四郎中将，参谋长：山崎正男大佐 第40师团师团长：青木成一中将，参谋长：久保满雄大佐 独立混成第14旅团旅团长：中山亨少将 独立混成第18旅团旅团长：堤不夹贵少将 三、第13军司令官：泽田茂中将，参谋长：唐川安夫少将，司令部设上海。下辖第15、17、22、116师团，独立混成第11、12、13、17、20旅团。 第15师团师团长：酒井直次中将，参谋长：川久保镇马少将 第17师团师团长：平林盛人中将，该师团4月间配属第12军，1942年1月归建 第22师团师团长：太田胜海中将，参谋长：山胁正男少将 第116师团师团长：武内俊二郎中将，参谋长：山田卓尔大佐 独立混成第11旅团旅团长：堤三树南少将 独立混成第12旅团旅团长：南部襄吉少将 独立混成第13旅团旅团长：山村治雄少将 独立混成第17旅团旅团长：谷川正宪少将 独立混成第20旅团旅团长：池田直三少将 四、第23军司令官：酒井隆中将，参谋长：栗林忠道少将，司令部设广州。下辖第38、51、104师团，独立混成第19旅团，第1独立步兵队，第1炮兵队。 第38师团师团长：佐野忠义中将 第51师团师团长：中野英光少将 第104师团师团长：菰田康一中将 独立混成第19旅团 第1独立步兵队 第1炮兵队队长：北岛骥子雄中将 五、第1飞行团团长：秋山丰次少将，1941年11月8日编成。 上述部队中，参加此次1941年11月对沂蒙山进行大“扫荡”战役的，主要有第12军第17师团、第21师团、第32师团、第36师团、第5混成旅团、第6混成旅团、第7混成旅团、第10混成旅团；第1军第3混成旅团（部分部队）、第4混成旅团（部分部队）、第9混成旅团（部分部队），共约10万人。 3、向敌大本营前进 从1941年起，日军在华北开始野蛮推行“治安强化运动”。他们将华北各地划分为“治安区”（即日伪占区）、“准治安区”（即抗日游击区）和“未治安区”（即抗日根据地），妄图实行逐步变“准治安区”为“治安区”，“未治安区”为“准治安区”的目标。三四月间，山东日军推行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首先在日伪占区内强化伪组织，二次“治安强化运动”，对鲁南、鲁中、清河等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秋天，日伪军将“扫荡”的重点转向沂蒙山区。 在这严酷的斗争环境中，为了解决统一山东军政领导和作战指挥问题，8月1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军委决定：“（甲）分局、第115师师部及山纵指挥部靠拢，以便经常开会，以分局会议为统一山东党政军民的领导机关，山东分局暂时由朱瑞、罗荣桓、黎玉、陈光同志组成，朱瑞为书记。（乙）山东纵队归第115师首长指挥，配合作战。（丙）将山纵及第115师两军政委员会合组为山东军政委员会。决定罗荣桓、黎玉、陈光、肖华、陈士榘、罗舜初、江华7人为委员，罗荣桓为书记。”山东分局随即按照中央这一决定，确定分局委员的分工：朱瑞主持党的组织工作，罗荣桓主持军事工作，黎玉主持政府工作，陈光主持财委会工作。 10月2日，罗荣桓率师部到达临沂青驼寺，主持召开了山东军政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研究了第115师和山东纵队建立统一指挥的问题，并对秋季反“扫荡”进行了部署。会后，中共山东分局、山东军政委员会、第115师和山东纵队分别发出粉碎日伪军“扫荡”的指示。 第115师的指示指出：在敌人大“扫荡”时，要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小部队要树立独立自主作战的精神，不要在遭受敌人第一次合击后陷于被动，应当适时跳出合击圈。在情况查明以前，先以敌为轴心转动，不宜跳得过远，免遭新的合击。要切实掩护群众，防止敌人杀害群众和抓走壮丁。连排干部要熟悉地形，做到60里以内不用请向导。 随后，陈光、罗荣桓又组织参谋人员到各要地查看地形、道路，布置情报通信网，组织游击小组，为反“扫荡”进行具体的准备。 11月5日清晨，沂水青驼寺一带，忽然响起阵阵枪炮声和隆隆的坦克声。日伪军的“大扫荡”正式开始了。他们仍然以惯用的多路、多梯队“铁壁合围”的方法，一点点缩小包围圈。渐渐地，他们把包围圈核心定在青驼寺东北的留田一带。 这里正是刚刚搬过来的第115师师部所在地。 第115师师部和山东分局、山东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的机关一起，共有2000多人，此刻正聚集在留田东南一个叫做牛家沟的小村庄里。可是，能够参加战斗的部队却只有第115师的1个特务营和山东分局的1个特务连。 担任警戒任务的第115师特务营副营长黄国忠，已经分派几个连把守在了留田周围的山头、隘口。 敌人越来越近，到下午的时候，近的已离留田三四公里远，远的也不超过5公里。黄国忠无法再看下去了，忙飞马奔往牛家沟。 紧急军事会议正在牛家沟的一间茅草屋中进行，黄国忠冲进去的时候，罗荣桓、朱瑞、陈光、肖华和陈士榘，还有司令部、政治部各部门的负责人都在。大家正热烈地讨论着突围的方向。 主持会议的罗荣桓正坐在炕上，面对着一幅军用地图埋头思考。 “情况紧急啦！”这是黄国忠进门的第一句话，“敌人分成11路正在紧缩包围圈，各路人马离我们这里都在5公里以内。现在，外面的大路、山路、山谷、田野到处是日本兵，还有坦克。” “先坐下，正好一起讨论一下。”罗荣桓平静地说，“形势的确非常严峻，我们现在已讨论了个把钟头了。必须赶快决定，因为敌人正在逼近。总结一下刚才大家的意见，一共有三种：一是向东，过沂河、沭河，进入滨海根据地；二是向北，同山东纵队会合；三是向西，进入蒙山。” “那么你们为什么没有人主张向南呢？”罗荣桓问道，“我知道，这是因为南面是临沂，是敌人的大本营。有报告说，俊六就在那里坐镇，指挥着这次‘大扫荡’。” 他又看了看地图，抬起头来，斩钉截铁地说：“但我的意见，就是向南！” 罗荣桓话音未落，立即引起一片争论声。 “大家先静一下，让罗政委继续说。”陈光出面阻止了大家的争论。 “为什么要向临沂方向突围呢？”罗荣桓道，“大家稍微聚拢一下，来看地图。” 罗荣桓从地上捡起一段干柳树枝，指着地图说：“东面，沂河、沭河被敌人严密封锁，敌人预料到我们可能要到滨海，如果我们东去，很可能钻进敌人布下的口袋。北面，敌人正疯狂南压，而沂蒙区北部被控制在东北军第51军手中。1941年8月间蒋介石将沈鸿烈调走，而任命第51军军长牟中珩为山东省主席后，于学忠和蒋介石的矛盾有所缓和，东北军同八路军的关系便逐渐恶化。此时第51军正在北沂蒙一带同山东纵队搞摩擦。我们如果北上，很可能被夹击。西面，临沂至蒙阴的公路已成为敌人戒备森严的封锁线，即使能越过此线进入蒙山，那里也是敌人合击的目标。南面呢？虽然是敌人的大本营，但是敌人估计我们不敢向其大本营前进，而其兵力又都向北集中到沂蒙山区，后方必定空虚。” 说到这里，一部分人开始点起头来。罗荣桓趁热打铁：“所以，我主张，先向南突围，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后转而向西，进入蒙山和鲁南的接合部，这个位置比较机动。” 解释清楚了。大家细一琢磨，越琢磨越觉得这个判断合情合理。很快，有人先站出来表示同意了，接着第二个，第三个……最终，大家一致赞同。 于是，罗荣桓具体安排了行军路线：从留田向南经张庄、高里，折而向西南，越过沂蒙公路到汪沟一带宿营。等大家把路线记清以后，罗荣桓又详细交代了经过每个地方的注意事项。 4、在敌人鼻子底下宿营 太阳落山了，河滩上飘荡着雾霭。夜幕悄悄地垂下。守卫在留田周围山头上的战士们可以看到敌人的一堆堆篝火。人喊马嘶，此伏彼起。看来敌人颇为扬扬得意，以为“铁壁合围”已经大功告成，只待天明发起总攻了。哪里知道，到头来，等待他们的只是一场空。 此时，司令部等机关人员在留田东面的河滩上已集合完毕，前卫1连要出发了。罗荣桓大步走了过来，问道：“你们连哪个班担任尖兵班？” “还是1班。”宋连长和王指导员回答。 “哪一位是班长？”罗荣桓走到1班跟前。 “报告首长，我是1班班长回景和！”一班长出列报告。 “你们班担任尖兵任务多，有经验。” 战士们听到政委表扬，心里都美滋滋的。 “不过，今晚的任务特别艰巨。这么多机关干部能不能安全跳出包围圈，就要看你们了。” 罗荣桓的话音一落，宋连长便立即回答：“1连坚决完成任务！” 接着，罗荣桓又检查准备情况。当他知道战士小贾正在发烧时，便让警卫员小郭把他的日本军用水壶取来递给回班长说：“你们班里有病号，把它灌上水，路上好用。” 罗荣桓的这把水壶是部队从战场缴获的日军军用品。以后，回景和在战争年代经历过多次轻装，这把水壶却一直保存着。虽然油漆已经剥落，壶身也磕碰得坑坑洼洼，但是他仍视若拱璧。 罗荣桓带着作战科和侦察科的几位干部随前卫连出发了。一开始他没有骑马，而是很安详地走着，不时同队伍中的指战员们打着招呼。他不像是带着几千人去突围，仿佛是去参加一次会议，甚至像是去散步。大家看着他那从容不迫的神态，紧张的心情顿时平静下来。 侦察科副科长周云带着侦察员走在最前面。他不时派人回来向罗荣桓报告前面的敌情。走到政治部驻地张庄，守候在路边的政治部的队伍也参加了进来。敌人的封锁线到了。两股敌人之间的距离只有一公里半。罗荣桓吩咐往后面传令：“成三路纵队快速前进。” 队伍在敌人的缝隙中宛如一条游龙，腾挪闪避，迂回穿插，一连越过3条大路，几次听到敌军的车马喧嚣，然而都悄悄避开了。 到了高里，已是敌人后方，这里果然是守备空虚。罗荣桓令部队尽快折而向西，到护山庄去宿营。那里紧靠临沂至蒙阴的公路，离临沂城只有25公里。 到护山庄时，天已经亮了。在村边不用望远镜就可以看到，敌人的后续部队、辎重队正源源北上。就在敌人鼻子底下，罗荣桓命令派出警戒，就地宿营。 当大家和衣躺在草铺上时，远方传来了隆隆炮声，对于劳累了一天的指战员们来说，这无疑是一首绝妙的催眠曲。 这次突围，八路军未费一枪一弹，未损一兵一卒，便安全地跳出了敌人的重重包围。 5、突围行列里的外国人 在突围的行列中，有一个外国人，穿着八路军的制服，在夜间看不出他同大家有什么差别。可天亮后，因为他深目高鼻，长相不同，就成为老乡们围观的对象。 他叫汉斯·希伯，是德国的进步记者，曾到过陕北、皖南和苏北，访问过毛泽东、朱德、叶挺、陈毅等人。1941年9月，希伯由苏北过陇海路来到山东根据地，罗荣桓热情地接见了他，第115师为他举行了欢迎会。留田突围前，罗荣桓打算让他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希伯不干，他激动地说：“我要和战士们在一起，向全世界报道山东战场的情况。” 希伯生于克拉科夫（现属波兰），后到德国上大学并加入德国共产党。通晓英、德、俄、波兰和中国5国文字。 希伯不是他的原名，来到中国后，新四军卫生部长沈其震给他改名为汉斯·希伯。 希伯对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有着深厚的感情，曾几次来到中国，曾编辑英文刊物并撰写过大量政论文章。1932年秋天，希伯和夫人秋迪一起又从德国来到上海，发起成立国际马列主义学习小组，成员有史沫特莱、马德海、路易·艾黎等。此后的5年间，他在上海广泛活动，呼吁建立世界反法西斯联合阵线。他在美国《太平洋事务》《亚细亚杂志》和德国《世界舞台》等多种报刊上，发表了大量关于中国和远东问题的文章，成为世界著名的反法西斯政论家。 1938年春，希伯到了延安，受到毛泽东的亲切会见。1939年，他以美国太平洋学会《太平洋事务》月刊记者的身份，来到新四军军部驻地皖南泾县云岭，会见了周恩来、叶挺、刘少奇、陈毅等领导人。在苏北，他完成了一本8万字的书稿——《中国团结抗战中的八路军和新四军》。 1941年9月，为了向世界人民报道八路军和山东敌后英勇抗战的事迹，希伯决定到山东抗日根据地采访。新四军首长告诉他，敌人对山东的“大扫荡”马上就要开始，很危险，劝他暂时不要去。 希伯说：“正因为这样，我才更应该去！那里从没有外国记者去过，更需要我！许多问题我到了那里才能找到答案。” 希伯到达山东滨海区（今临沂市莒南县）后，不知疲倦地采访、写作。人们常见他肩背装有地图、望远镜、搪瓷杯、毛巾的牛皮囊，活动在部队、村民中间。他不仅采访党政军领导人，采访战士和农民，采访日本战俘，参加各种集会，而且还参加夜袭战斗，实地观察战士们如何打击敌人。很快，他就写出了通讯《在日寇占领区的旅行》《八路军在山东》和《为收复山东而斗争》等长篇报道。 在《在日寇占领区的旅行》一文中，希伯写道：“日本帝国主义宣布‘占领’了山东，但是，我——一个反法西斯的新闻记者，却在这个‘日本占领区’自由自在地旅行，却在这个地区遇到了千千万万武装的抗日战士和人民，却在这个地区到处瞥见日本‘皇军’的破盔烂甲和破裂的‘太阳旗’。我亲身经历的这些事情，很多外国人是难以想象的，如果有人不相信这些事实的话，到了中国人民在某一天全部光复了自己的土地的时候，那些人会感到惊讶。” 希伯白天采访，晚上写作，人们时常听到他的打字机响到深夜，有时通宵达旦。夫人秋迪回忆说：“别人吃药（安眠药）是为了睡觉，希伯吃药（提神药）是为了夜以继日地工作。” 1941年11月初的日军大“扫荡”前夕，山东分局决定让希伯夫妇暂回上海躲避。而希伯坚决不干：“让秋迪回去我同意，但我绝不离开山东。一个有作为的记者，是从来不畏惧枪炮子弹的！” 度过留田突围惊险的一夜后，汉斯·希伯高兴得像个孩子，兴奋地对负责接待他的山东分局秘书处处长谷牧说：“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夜晚，比在西方参加过的任何一次最愉快的晚会，都更有意义，更值得留念。我一定要把这奇妙的经历写出来，告诉全世界人民。” 说写就写。希伯的文章经译出后被套红刊登在第115师的《战士报》第1版上，题目叫做《无声的战斗》。文章中说： 这次突围的指挥是神奇的！阴险毒辣的日军，四面布网，想在留田合击消灭我们。而我们却自由从容地在敌人的缝隙之间钻了出去，住到了敌人的隔壁。这是一场无声的战斗，我们一枪未发，就突破了敌人3道防线！敌人在封锁线上布置了巡逻兵，但是八路军的战士是那样神勇，致使敌人的巡逻兵在刚要喊叫和射击的一刹那间就被匕首消灭了……俊六司令官这时候一定正在大发雷霆，训斥他的那些不争气的“饭桶”将军们：八路军主力一夜之间哪里去了？我们的赫赫战果在哪里呢？那些日本军官们重重包围、数万枪炮所指的，却原来是一堆堆黑色的岩石！这些“饭桶”将军们今天吃饭的时候，每人都应给他们吃一道美味的菜——大鸭蛋！ （转引自谷牧：《深切怀念汉斯·希伯同志》） 11月29日晚，雪骤风急。希伯随后方机关3000多人转移时，身陷日军重兵合围。希伯的翻译和几名警卫员为掩护他全部牺牲。希伯奋起持枪与敌人血拼，在大青山五道沟下的獾沟子附近一连击毙几名日军后，血染沙场，时年44岁。 徐向前、聂荣臻元帅分别为希伯题词： 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希伯同志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 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中国人民的亲密战友汉斯·希伯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后来，罗荣桓、黎玉、肖华也联名为他题词： 6、八路军战士跟着敌人走 留田突围之后，罗荣桓才获悉山东纵队在沂水县以西的马牧池遭敌人袭击的事情。 日伪军对山东纵队机关的合围是从11月2日子夜开始的。由于山东纵队机关的麻痹大意，他们对敌人的袭击丝毫没有防备。3日晚，当合围完成之后，一支400余人的日军大队从蒙阴秘密出动，不走大路，不经村庄，诡诈地穿越原野、丘陵，于4日拂晓偷偷逼近马牧池。 站岗的哨兵在被敌人袭击的一瞬间，机智地扣动了步枪扳机。报警的枪声突然打破幽静的黎明，但已经晚了，日军开始向村子里施放毒气，刺鼻的芥子气当即就毒倒了一批人。这时，山东纵队机关的警戒指挥员已清醒过来，命令大家用帽子捂住口、鼻，顶风突围。在警卫连的掩护下，机关人员七零八落地从村里分散冲出，突围到了南墙峪一带。 6日，日军又追踪到了南墙峪，第二次对山东纵队机关进行合击。在与日军顽强的搏斗中，山东纵队机关再次突出包围圈。 此时，刚刚从留田突围出来的罗荣桓已与山东纵队机关取得了联系，立即命令他们向天宝山一带转移，冲到外线后，再向泰安、泗水、宁阳地区前进。同时，罗荣桓还调动第115师的一个营去接应他们，直到山东纵队机关安全到达泰泗宁地区的石莱，转危为安。可是，此时的山东纵队机关已遭到了很大损失。 山东纵队机关已经安全了，第115师师部往哪里去？ 罗荣桓找来朱瑞、陈光等人，几人经认真研究和深入讨论后认为，如果第115师离开沂蒙山区，转移到外线去，虽然自身比较安全，但根据地内部已无主力坚持反“扫荡”斗争，必定会遭到敌人的严重破坏。因此，眼下的最佳选择是回师沂蒙山区，坚持反“扫荡”斗争。 于是，罗荣桓等又率师部并调驻在滨海区的山东纵队2旅一个营挺进东蒙山，重新返回旧日熟悉的沂蒙根据地。 但这些根据地，经过日军“扫荡”的洗劫，如今已面目全非，被敌人的“三光政策”搞得满目疮痍。据统计，人民群众3000余人惨遭杀害，被抓壮丁1万余人，妇女被凌辱者难以计数。根据地房屋被烧毁者达1/4，八路军常驻村庄几乎都成赤地。老百姓的牲口、家禽、粮食被掳掠殆尽，生活用品被破坏无遗。部队的炊事班找不到锅，只好用提水的瓦罐做饭。 “我们回来对啦，我们不能丢下这里不管呀。”罗荣桓自叹道，“八路军如不重返沂蒙山区，这一地区就会沦陷，胶济路以南各根据地都将更难坚持。” 针对这一情况，罗荣桓提出，要“打掉日军宣抚班，制止伪化活动，鼓舞群众情绪”。于是，他将机关和抗大一分校的人员分为若干工作组，分赴各地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打击汉奸。 罗荣桓率部在沂蒙山区由西向东，从南到北，同日伪军兜圈子。他经常“以敌为轴心转动”，同一路日伪军保持不即不离的状态。有时，日伪军刚刚从东面出村，他就带着队伍从西面悄悄地进了村，日伪军烧的开水还是热腾腾的。这样做的好处是对这一路日伪军的行动了如指掌，而日伪军却料想不到他们日夜寻找的八路军就在他们的屁股后面。因此，他认为在反“扫荡”中，跟着敌人走往往比较主动，而被敌人追着走，往往陷入被动。但是，由于敌强我弱，在敌人“扫荡”时，有时也会出现被敌人追击甚至合击的被动情况。他认为在这时最重要的是尽快摆脱敌人。 一天，在指挥所附近又发现了敌情。罗荣桓立即率部向马牧池方向转移，途中遇到一条河，河上架有一座只容一人通过的独木桥。队伍要过桥，只能改为一路纵队，行军速度大大减慢了。按这个速度，不等队伍过完，敌人就可能追上来。罗荣桓来到河边，看看那哗哗的流水，再看看独木桥，然后把作战参谋侯向之叫到身边说：“这样过不行，要动一动脑筋。你沿着桥从河里过去，看看水有多深。” 侯向之脱掉棉裤，一下水，感到像刀子一样扎人。他咬着牙，一步一步过了河。水不过齐腰深。此时已过立冬，水虽然很凉，但人完全可以过。罗荣桓立即下令，全部徒涉。于是，一路纵队改为横队，部队很快就过了河。 过河后，有的参谋建议把桥拆掉，以免被日军利用。罗荣桓下令：留着它。同时派人把河两岸的脚印都扫掉，消除涉水的痕迹。 罗荣桓身边的参谋人员都明白了他的用意，高高兴兴地去执行命令了。日军惯于按条令机械办事。有这样一座桥，他们便会顺着桥走。如果没有了桥，倒反而会逼着他们加快徒涉。显然，让敌人从桥上慢慢通过对八路军更为有利。 在反“清剿”期间，罗荣桓指挥部队在旧寨、三角山、绿云山等地反击日军“清剿”部队，歼灭日伪军数百人。但是，11月29日，师部和分局机关部分人员在转移过程中，于大青山遭敌合击。在突围中，山东省战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陈明、第115师敌工部副部长王立人和国际友人希伯壮烈牺牲。朱瑞的夫人、中共山东分局妇委委员陈若克和她刚出生的孩子不幸被俘。陈在敌人面前，英勇不屈。12月26日，她紧紧抱着自己的孩子，双双惨死在日军的刺刀下。 7、“扫荡”计划半途而废之谜 此次反扫荡战役，共击毙日军近千人。12月8日这天黄昏，日军在临沂城举行了对阵亡日军的“慰悼”大典。土桥一次中将身着和服，头缠白布亲自领着数百名军官跪拜祭灵。日军阵亡者的尸体被架在木柴堆上，一桶桶刺鼻的汽油浇泼其上。土桥一次念完祭文，赤足绕场一周，然后手持火把投向柴堆。“轰”然一声巨响，炽烈的大火蹿上空中，一股浓郁的肉体焚烧的臭味迅速弥漫开来。 武士们的哭声响彻云霄。 此时，第12军参谋大桥武夫匆匆走向土桥一次身旁，朝他耳语了几句。土桥正跪在地上恸哭零涕，忽然脸色大变，起身朝远处树林边的汽车走去，连鞋也顾不上穿了，一双赤脚踏着冰凉的冻土，发出噼噼啪啪的脆响。 汽车载着土桥中将风驰电掣般朝临沂机场冲去。 俊六大将一身戎装站在飞机旁不断抬腕看表。土桥的汽车急驰而至，车后扬起的尘土迅速遮住了机场指挥塔的轮廓。 土桥急匆匆地钻出汽车，他的那身和服和头上缠绕的白布条使俊六心中大为不快。 “你是为我送行的，还是送葬的？妈的！”俊六暗暗骂了一句。 “阁下，为何匆匆辞别？”土桥一次吃惊地问，“我们还没摧垮沂蒙中共军的主力呐！” “第11军的兵力将用于新的战场，你们第12军的主力必须尽快撤出沂蒙山区，听候调遣。”俊六转身准备登机。 “阁下，请问这是为什么？为扫荡沂蒙支那军我们筹备了半年，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怎么可以半途而废呢？” “东条这个混蛋跟美国人开战啦！”俊六大声嚷道，“海军联合舰队今日清晨袭击了珍珠港，山本五十六成了新的东乡平八郎，整个东京都在发疯！从妓女到大臣都在庆祝海军的赫赫战功！” “阁下，我们没有时间巩固华北了是吗？” “陆军当然不甘示弱，东条命我抽调兵力攻打南洋。我的全盘计划全部被这伙激进分子打乱了！”俊六怒气冲冲地说，“你的这身丧服是为谁穿的？为沂蒙阵亡者吗？不！你是为整个皇军为大日本帝国穿的！” 土桥吓得大惊失色，连忙扒掉头上的白布条。俊六纵声大笑地登上了飞机，那笑声似笑非笑，似哭非哭，令人毛骨悚然。 飞机在巨大的轰鸣声中冲上跑道，箭一般射向黄昏的天际。滴血的太阳缓缓沉入西山，土桥痴望着那快要溶化在晚霞中的机身，俊六恐怖的笑声仍在耳边回荡，他不禁想起东京神社里送葬时的钟声。 8、盘点 此次反“扫荡”战役持续了50余天，共毙伤日军1225人、伪军968人，俘日军1人、伪军125人，挫败了日伪军“铁壁合围”的计划，保存了有生力量，坚持了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但抗日军民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部队伤亡1400余人，群众被害和抓走的达1.4万余人，被抢走粮食60万斤。 反“扫荡”战役虽然取得了胜利，打击了日伪军，恢复了沂蒙抗日根据地。但是，根据地也蒙受了重大损失。对此，罗荣桓十分痛心。1942年1月22日，罗荣桓以陈光、罗荣桓、陈士榘的名义致电集总、军委，总结了这次反“扫荡”的经验教训。 罗荣桓等认为，这次反“扫荡”所以蒙受严重损失，是“由于我们对敌后战争具体形势及其发展斗争的长期性、残酷性、严重性认识不够”，为“1941年上半年较和平环境所麻痹，致在‘扫荡’未到来前，未抓紧接受其他地区反‘扫荡’经验教训及（贯彻）中央、集总、军委各种指示，作反‘扫荡’全盘的、充分的动员和准备，致‘扫荡’到来时表现手忙脚乱，无法掌握”。 电报中所说“其他地区”指的是冀鲁豫、冀中等抗日根据地。这几处在1941年春季和夏季先后经历了日军残酷的“扫荡”。当地抗日军民在反“扫荡”中取得丰富经验，如清舍空野、藏粮、疏散干部及有计划地派出大批干部加强对群众武装和反“扫荡”的领导等。但是，在山东，没有注意介绍和推广这些经验。 罗荣桓等还指出：这次反“扫荡”也反映了“对山东已存在的特殊性认识不够。山东是敌顽我三种势力三角斗争地区。想一下谁消灭谁都是不可能的”。“未正确掌握中央军委反顽有理有利有节的自卫立场原则”，在进行反顽斗争时，“放弃对主要敌人‘扫荡’（的）准备工作”。 “在此次沂蒙反‘扫荡’中，完全证实中央军委指出敌后抗日根据地敌我斗争已进入新的更加激烈的阶段。我们的斗争方针应该是长期的分散游击战争，采取一切斗争方式与敌周旋，节省保存自己的实力，加强民兵及全部武装地方化，准备迎接配合战略反攻是万分正确的。同时证实不采取灵活游击战争而守村守寨单纯防御挨打办法和一切依靠主力打天下，想先将敌顽一齐消灭，打开局面后再进行工作等都是不正确的。” 这次反“扫荡”暴露了“机关庞大、周转不灵”，工作作风“不切实、不深入、铺张场面、形式主义”和首长脱离机关便不能工作、机关工作脱离战争等问题。他们认为，这些现象“是工作开展最大的障碍”。 在这封电报中，罗荣桓等还研究和总结了日军在这次“扫荡”中行动的新特点，即“敌在战术上为避免我发觉，多于下午机动，黄昏时进入隔我二三十里处集结，于下半夜出动，拂晓前控制我驻地附近山头隘路，拂晓攻击我军”“沿途保守秘密，未打响前绝不张旗，并不轻易放枪”“多采用正面牵制，大胆地两翼包围，对山地战似有专门研究，善于利用地形地物”，等等。 1、起义“小军阀”开辟冀中根据地 1928年初，张学良派他到沈阳担任高级军政人员文娱活动场所同泽俱乐部干事。这期间，吕正操开始接受共产党的影响。同年，皇姑屯事件发生，张作霖被日军炸死，张学良主政东北，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于次年春派吕正操到16旅任中校参谋处长。1933年3月，决心收复热河、与日决战的张学良亲自委派吕正操接任第647团团长。就在吕正操赶到热河前线的第二天，蒋介石逼迫张学良“下野”的号外就出来了。吕正操只得带647团移驻河北易县一带。次年春天，移驻北平，担任城防。 反击日伪军大规模“扫荡”。 此时的吕正操，与中共北方局53军工委成员刘澜波、孙志远等开始直接接触，在国内积极组织进步活动，在社会上支持青年学生，并在北平城防中严对日军的挑衅。1936年10月，张学良调吕正操到西安张公馆服务。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扣押蒋介石，通电全国，呼吁共同抗日。 在此关系重大的事件中间，吕正操担任张公馆的内勤工作，和应邀来西安共商大计的中共代表接触。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送蒋介石去南京，吕正操回河北徐水掌握部队。就在吕正操到达徐水团部的当天，孙志远赶来通知他，他已被中共北方局同意接纳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7年10月，吕正操在冀中率部脱离国民党53军，被任命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司令员兼冀中军区司令员，创建了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 冀中区位于平汉、津浦、北宁、德石4条铁路中间，为拥有安国、任丘、河间、雄县等30余县抗日政权的敌后根据地。地势平坦，子牙、滏阳、滹沱河、潴龙等河流灌境内，不仅物产丰富，人口众多，为晋察冀中心区北岳山区的粮源、兵源基地，而且人民文化素质高，很少受封建会道门愚弄，民族自尊心强。当时，这里只有吕正操领导的少量武装和刚由游击武装改编的八路军第3纵队，战斗力较弱。为此，中央军委在决定115师挺进山东的同时，决定120师主力进军冀中。 1938年11月25日，120师师长贺龙在延安当面接受任务时，毛泽东提出，120师进军冀中，要完成巩固冀中、帮助第3纵队和发展自己三大任务。 对于120师的到来，吕正操开始心里有顾虑，认为自己是参加八路军不久的旧军人，是个“小军阀”，又势单力薄，担心以后关系不好处。贺龙看透了他的心思，就和他同吃同住交心做朋友，并鼓励他说：你怕什么嘛！你说你是“小军阀”，那我还是“大军阀”哩。过去的事一脚踢开，今后坚决跟共产党走，经常注意改造自己，没什么可怕的。在贺龙的帮助下，吕正操放下包袱，主动配合，两个人从此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 为使中国华北地区成为其“兵站基地”，加紧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所谓“治安肃正”作战，并把冀中作为重点地区。 2、日军“扫荡”计划 日军华北方面军为搞掉直接威胁其后方安全的冀中抗日根据地。从1941年起，伴随其“治安肃正”，使整个冀中地区除深县、武强、饶阳、安平、深泽、束鹿等中心地区外，其余各县重要村镇日军均设置了据点，并修建了四通八达的公路线和敌伪军据点：在交通线两侧修建隔断壕3900公里、碉堡工事1300座。 为截断与冀西山区的联系，加强对北岳根据地的经济封锁，敌伪在平汉路西太行山脚下以高约2米、厚约1米的石头墙连以碉堡筑成数百公里的封锁线。再加上冈村宁次接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后，又连续推行两次所谓“治安强化”运动，通过威胁、欺骗手段，迫使大批不坚定的分子变节，在其据点周围建立起傀儡政权和警备队、自卫团等汉奸武装。这样就大大缩小了抗日武装活动区域，使冀中军民进入抗战最艰难的阶段。 随后，日军又对冀中地区的人口、面积、道路、河流、农产品品种，八路军的兵力及活动情况，进行了大量调查，加紧进行大“扫荡”的准备工作。认为5至6月间，河水“水量缺乏时，即不成障碍”。到5月下旬，像高粱、玉米等高秆作物，“对射击虽然有些妨碍，但部队的望和通行并无不便。” 通过调查，认为冀中抗日根据地的特点是：第一，“尽管我方武装扫荡目标指向敌方基干部，但在广泛地区分散存在的小股兵力是很难捕捉的。”因此，“必须隐蔽作战意图，予以突然急袭。”第二，“我方剿灭的对象虽为此等武装，但由于他们之中大部分与生产完全结合在一起，致使匪民难分，而且由于其依靠动员民众成立的联防组织，使我方难以进行过错距离的包围奇袭。”第三，“在邻接的非治安区中间，隔有治安地带，其中村民或中国方面的团体在表面上作出协助我方的态度，暗地里却进行资敌工作，致使我方人员、物资的移动以及切断敌人的联络都很困难。”（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下册，第147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根据上述调查，1942年2月，冈村宁次召开华北方面军参谋长会议。会上，他野心勃勃地说：“1942年肃正作战计划即将实行。关于肃正作战计划的实施要领，要点是：由方面军直接指挥，消灭本年度肃正重点地区河北省北部的中共平原根据地，一举将该区建设成为治安区。”（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华北治安战》（下）） “5月开始，我们将开始两项大的作战，一个是作为重点的冀中地区的作战，即3号作战，将由方面军直属的第41师团和独立混成第9旅团的主力以及第27师团和第110师团的部分兵力参加。另一个则是晋冀豫边区肃正作战，即C号作战，将由第1军执行。”冈村宁次补充说。 会上，华北方面军情报主任参谋横山幸雄少佐还具体介绍了为什么将冀中地区作为主要的作战目标：“冀中地区是河北省中部的粮仓地带，在战略上、经济上居于重要地位，中共势力已经在此根深蒂固。由于该地区已成为对缺乏农产品的太行山区中共根据地供应、培养战斗力的基地，因此，可以认为，只要扼杀该基地，就会收到很大成效。”（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华北治安战》（下） 4月，冈村宁次到达石家庄，重申了此次“扫荡”作战的方针：“对以吕正操为司令的冀中地区的共军主力，进行突然袭击、包围作战，摧毁其根据地，同时在政治、经济、思想上采取各种措施，以便将该地区一举变为治安地区。”（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华北治安战》（下）） 为了实现这次突然袭击，冈村宁次还发动了一系列小规模的佯攻：于4月25、26两日以其驻平汉线的第110师团的白泷里四郎旅团，对北岳杨成武第1军分区发动了进攻；4月29日，又以驻津浦、德石两线的林芳太郎、吉田峰太郎两个独立混成旅团，发动对武城以北地区的宋任穷冀南军区党、政、军机关的突然袭击，用以迷惑八路军，达其隐蔽即将对冀中进行“铁壁合围”的作战意图。 下面是1942年4月中旬制订的作战实施计划（节录）： 一、作战方针 对以吕正操为司令的冀中地区的共产军主力，进行突然袭击的包围作战，摧毁其根据地，同时在政治、经济、思想上采取各种措施，以便将该地区一举变为治安地区…… 二、略。 三、作战指导要点 作战第一期（自5月1日开始约10天） 白泷部队在滹沱河北岸地区，小川部队在河间、肃宁地区，独立混成第9旅团在石德路南侧地区进行“扫荡”战，要估计到大规模作战会有困难，同时要将敌人压缩在滹沱河、滏阳河与石德路所构的三角地带阻止敌人从该地带逃出。在此期间，第41师团利用铁路运输从山西向邯郸、顺德地区进行佯动，然后在石德沿线地区展开。 作战第二期（自5月11日开始约5天） 第41师团（配属独立混成第9旅团）从石德路沿线向北挺进，白泷部队从滹沱河北岸地区向南进发，小川部队则从河间、肃宁向饶阳推进，分别发起突然袭击，将敌人包围在三角地带予以歼灭。 作战第三期（自5月16日前后开始约25天） 前一阶段（约10天）划出作战地区，反复进行扫荡，以消灭敌人及其根据地设施。 后一阶段（约15天）继续剿灭敌人残余势力，同时大力推进各项建设工作。第41师团则转入新作战地区的警备态势，进而正式开展治安肃正工作。 4月28日，冈村宁次在召开的兵团长会议上，正式下达了“五一”对冀中大“扫荡”的作战命令。 3、吕正操司令“雷打不动” 冈村宁次的小规模佯动，没有迷惑到冀中军区的领导们。吕正操、沙克等很快便根据谍报人员送来的情报，作出了粉碎敌人“铁壁合围”的部署。 为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更残酷的反“扫荡”作战，八路军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中共冀中区党委书记黄敬于4月下旬，召集军区负责干部沙克、卓雄、张学思等开会，策定如下作战方案：主力部队突破敌人的合击圈，由内线转到外线，转到山区去，转到敌人后方去，同敌人换防。地区部队留下来跟敌人转，力求分散隐蔽，相机打击敌人。同时大量精简党政军领导机关人员，将他们分散下去和群众一起坚持反“扫荡”。为保护领导机关，下令第7军分区将擅长坚守阵地的17团调军区，由吕正操和正副参谋长沙克、张学思指挥，掩护军区，区党委和行政公署机关人员安全转移，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5月1日，日军第110师团、第27师团及独立混成第15旅团等1.5万名日军，伙同各色伪军1万人，共计2.5万人的庞大兵力，分路向冀中地区发起进攻。 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政治委员程子华得知消息后，立即对反“扫荡”部署作了周密安排：马本斋率领回民支队，向冀鲁豫边区转移；6分区过德石路南下；7分区向沙河转移；8分区向交河转移；9分区转向白洋淀；10分区向大清河转移；军区机关留在饶阳县张保村一带与敌周旋。在动员会上，吕正操不失风趣地说：“听说将有10万鬼子兵‘扫荡’冀中区。敌人对我们进行闪击战，我们要对敌人进行‘脚丫子闪击战’……” 各分区开始行动后，吕正操仍坚守在张保村。 5月1日，冀中区党委和冀中总工会在村边的枣树林子里召开直属机关干部纪念国际劳动节大会。 会上，区党委书记黄敬向干部们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号召机关干部分散到群众中去，发动群众坚壁清野，坚持斗争。然后，他请吕正操讲话。吕正操微笑着走上主席台刚欲讲话，突然“叭叭叭”响起了几声清脆的枪声，这是防空警报。不一会儿，张保村上空就响起了飞机的轰鸣声。 黄敬立即低声对吕正操说：“吕司令，敌机来了，大家到地道里去避一避吧？” 吕正操抬头看看盘旋的5架敌机说：“没事，这是敌人的侦察机。”然后，他微笑着对大家说：“同志们，不要惊慌！冈村宁次坐飞机来看望大家了，大家把坐姿摆正，给他一个好印象。”吕正操的幽默，把大家都逗笑了，一起抬头看着5架飞机，像看空中表演似的。10分钟后，敌机又昂起头飞走了。 吃晚饭时，侦察员气喘吁吁跑来向吕正操报告：“西面敌人已过安国、伍仁桥、深泽、束鹿；南面敌人到了辛集、磨头、衡水一带；东面敌人经平大公路南下，已到河间、献县、小范、武邑；北面敌人也到了肃宁、博野、蠡县、安国一线。” 站在一旁的黄敬听说有敌情，对吕正操说：“敌情如此严重，预定的晚上演出就取消吧？” 吕正操不假思索地说：“雷打不动。” “这……”黄敬本想再说几句，见吕正操态度坚决，便点点头，转身走了。 这天晚上，冀中军区文工团在张保村演出了话剧。几十盏汽灯照得周围几里地一片通明。演出一直进行到半夜。 演出完毕，吕正操立即率领机关和直属队1000多人，向西大踏步行进约15公里；到了饶阳邹村后，他又下令轻装前进。大家扔掉棉衣和暂时不用的东西，继续西行，然后折向东南，辗转向太行区走去。 冈村宁次在冀中抗日根据地腹心地区“扫荡”未能收到预期战果，又于5月4日到石家庄设立战斗司令部，亲临前线指挥，并从山西调来清水第41师团。驻守北宁和津浦北段的日军第27师团长原田熊吉判断第3纵队主力集结在子牙河、任丘、河间地区，曾向冈村建议将清水师团由山西车运天津，由北向南张网捕捉冀中部队。 但冈村却认为八路军在沙河、木道沟河沿岸安平、深县、饶阳这块三角地带经营多年，交通壕、地道建筑非常普遍，群众政治觉悟高，男女老幼均能持枪战斗，不会轻易放弃，因此仍坚持执行原作战方案。除命令原田增派兵力援助小川大队长扼守滹沱河及小范镇以北滏阳河各渡口外，并调山崎武田骑兵第13联队，迅速集结到束鹿，于8日清晨开始行动，控制小范镇、衡水至滏阳河一线：命令清水第41师团经石家庄转邯郸，设战斗指挥所于深县，于10日夜利用德石路将部队展开于束鹿、衡水。 为了统一指挥作战，冈村将参加这次进攻作战的白泷、池上、坂本、小川、山崎等部日军划归清水师团长统一指挥。为阻止冀中部队突围，冈村再次命令驻守冀中周围的饭召守第110师团、原田熊吉第27师团、田中勤独立混成第15旅团严密对平汉、津浦、北宁等铁路线的封锁。冈村认为这样冀中部队就再难以脱出他的包围圈了。 5月11日拂晓，冈村宁次乘坐飞机在空中亲自指挥清水、白泷、池上、山崎等几股日军3万余人，以“张网捕鱼”战术由德石路沿线出动，向冀中6、7、8分区杀来。第41师团奥村半二步兵团长率6个步兵大队，连续进攻深县东南方、安平西南方及深县、安平以东地区的八路军。 池上贤吉亦率其独立混成第9旅团出动配合作战。12、13两日，两部对武强通安平大道东北地区进行“扫荡”。14、15两日，清水又对奥村、池上两部划分区域，分别对深县东北和安平地区进行反复“扫荡”。同时小川、山崎两部日军对转移到滹沱河北岸的八路军追击搜索，至15日结束冈村规定的第二期作战。 4、大战前夜聊“孙子” 兵学先知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率军打仗的将领都明白，战争是瞬息万变、你死我活的竞斗，两军对垒如若没有十分把握，也要有八九分胜算才能一搏，否则对方反扑，敌强我弱，后果不堪设想。只有为数不多、智勇双全的将领，才能把握战机运筹，险中取胜。 吕正操深谙孙子兵法的核心是以智谋取胜，对其“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用兵战略，尤其是在恶劣环境怎样善用“权诈之兵”，更是得心应手，自出机杼。 对此，时任冀中军区参谋、后为炮兵司令的李健将军印象甚深。他不仅聆听过吕正操细致分析用兵要略，而且还在实战中成功运用过这些战略战术。 李健清楚地记得，那是日军发动“五一大扫荡”前的一个夜晚，他在作战室值班，吕正操来了解完情况后，与他聊起孙子兵法，问他“权诈之兵”的精髓。 李健回答说：“权诈之兵”的精髓，在于“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吕正操随即又问，为什么要“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如何去实现这个目的。李健一时不知怎么回答。 吕正操对他说：这个问题很重要。它包含着古代兵法和毛主席的军事思想，作为参谋，要懂得并联系实际运用。接着，他又进一步解释说，“权诈之兵”，多见于奇袭，实质是要“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不意，就是要在敌人意想不到的时间、地点，突然打击敌人；不备，就是要在敌人思想上、部署上、工事上，甚至战役战术手段上都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进攻，比如，东晋的淝水之战。这不仅要善于利用敌人思想上的麻痹、指挥上的错误、决心上的犹豫失误等，更重要的是要善于制造敌人的错觉。 李健听得津津有味，一一记在心上。 吕正操还举例说：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说的“八公山上，草木皆兵”“声东击西”的方法，都是出其不意而制胜的范例。甚至主张，有时可以在“光天化日下”越过封锁线，这样反而会更安全些。不过，运用时要灵活机动，视具体情况而定。 吕正操运用军事辩证法的智慧，把握先发制人与后发制人的时机，指挥冀中部队以多种战术与敌人周旋较量，反“蚕食”，或对敌人猛然袭击，使之束手无策；或避敌锐气，蓄盈待竭，使之入我彀中。在游击战、运动战的原则下，衍生出地雷战、地道战、开门战、麻雀战、交通战……兵民合璧，打得出神入化，雁翎队的水上战，还有效地阻击了敌人的水上运输。当年雁翎队的“黑泥鳅”孙革说：那时候，在白洋淀端炮楼、打敌人包运船，水里来冰里去，还护送过吕司令过淀。 5、平原村落战斗典范 5月14日后，日军华北方面军集重兵，凭借优势的兵力，分多路，利用快速交通工具。连续在晋县、深泽、安平、肃宁、河间、深县、束鹿地区追歼第3纵队兼冀中军区向外突围的部队。或利用骑兵、自行车队，穿树林、趟麦田，搜剿隐蔽在野外的干部和群众。同时，留出机动部队，隐蔽在主要点线，待第3纵队兼冀中军区主力回到中心区后，实行“压倒战”。 冀中军民艰苦奋战，顽强斗争。有的部队一次次被敌人冲散，又一次一次地集合起来；几个被冲散的单位，立即组成一个新的战斗集体；上一级指挥员伤亡了，下一级就主动指挥。 在反“扫荡”斗争十分紧张的时候，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华北军分会于5月20日指出：“冀中大规模‘扫荡’正在急剧发展，日益达到‘扫荡’的高潮”“必然是空前艰苦与严重的。”同时，“由于冀中区有5年来抗日平原游击战争的基础与经验，有广大群众斗争的发展，我们相信冀中区是有力量与有把握来粉碎敌人任何残酷的‘扫荡’。但这种空前艰苦与空前严重的情况下，就要求冀中全区的党政军民学加强密切的团结，以最大的顽强性与毅力坚持斗争到底。” 第3纵队兼冀中军区的警备旅兼第6军分区、第8军分区机关及主力各一部，先后于23日、24日，分别在深县南部和河（间）肃（宁）公路以南西道口地区，遭日伪军合围，展开浴血苦战。分散在中心区的党政军人员，带领群众和民兵游击小组，顽强地同日伪军周旋，隐蔽物资，收容失散人员，掩护战斗部队转移，坚持斗争。 为配合中心区的斗争，转至外线的第7军分区第17、第22团，在民兵的配合下，以班、排为单位，分散活动在深泽、无极、新乐、定县地区，或依托村落，或利用地道，或隐蔽在路旁，伏击、袭击、迎击、阻击日伪军。 6月初起，日军华北方面军一方面以1/2的兵力，控制平汉、津浦、德石铁路和沧石公路等冀中周围的主要交通干线，利用机动位置和稠密的点线，实行封锁、阻拦和围追堵截，反复奔袭我主力部队和领导机关；一方面，以1/2的兵力，加紧在抗日根据地中心区，捕捉我军留下的武装、地方干部、失散人员，破坏党政民组织，并利用“新民会”“宣抚班”等汉奸组织，欺骗群众，逐村逐户搜查，疯狂进行“清剿”。 当时，冀中我军处在高度分散的状态中。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和晋察冀军区于6月10日指出：今后冀中环境，已不可能有过去一样大块地区，而是在敌之严重封锁分割下，变成多数小块，今后我们在这些小块地区互相配合，互相联系，坚持平原的小块的游击战争，这是冀中今后游击战争的新特点。因此，必须用大力加强外翼工作与东部工作，作为我们的基点与今后恢复中心区的据点，并在中心地区与外翼环境日益严重地区，改变组织形式与斗争形式，使之适合于新的斗争环境。中共冀中区党委、冀中军区先后于6月4日、11日和21日，多次作出决定和发出指示：主力部队继续向外转移，基干团和地区队也可相机外转，自拟路线、自定时间；补充的新战士，要随走随收；留下的工作人员，要广泛运用革命的两面政策，坚持小型隐蔽的武装斗争。 遵照上述指示精神，各军分区机关率主力，分多路选择敌之兵力薄弱的地区，采用避实就虚、灵活穿插的作战方式，先后向外线转移，进行了宋庄和掌史村等战斗。 6月8日，左叶、梁达三率22团的几个连，转战到了深泽县北约8公里处的宋庄。途中先后遇到了第6军分区的1个连和民兵第15、第16大队，几路人合在一起，一共300余人。这时，他们突然发现周围日军各据点都增加了兵力，敌人有要出兵“扫荡”的迹象。于是，左叶等人立即查看地形，部署兵力，边组织村民转移，边迅速地投入紧张的工事构筑。他们把街口堵死，把院落打通，从村外到村内，由屋下到屋上，紧密地筑起3道工事。经过数小时的工作，一个村庄内外、房屋上下、家家连接、层层相通的有着火力联系的防御体系便形成了。 9日7点多钟，果然有一队日军大约200人向宋庄走来。左叶立即命令各部队进入阵地，准备战斗。当敌人距阵地只有30余米时，一声：“打！”顿时轻、重机枪齐响，只见烟尘起处，人仰马翻，日军当即倒了一片。当敌人明白遭到伏击后，立即转入反攻，可连冲了四五次，却毫无战果。 这时，敌人不再冲锋了，而是从四面把宋庄包围了起来，静待援兵。 时间不长，附近的敌人渐渐地聚拢来，到10时左右，深泽、无极、定县、饶阳、旧城、安平等各大据点增援来的敌人，兵力总数已达1700余名。敌人对宋庄包围得更紧了。 约11时，由深泽、无极方向来增援的敌人，开始了猛烈地进攻，其余方向的敌人闻听枪声，也发起了攻势。22团的战士们立即利用阵地优势大举还击，几名特等射手此时大展身手。李清斋用跪射的姿势瞄准由北往南运动着的敌人，一连打倒了7个；庾治国举枪射击，接连将村西庙台上敌人的1个机枪射手和1个弹药手打倒了……一些战士在高层枪眼里故意晃动手巾，以吸引敌人向其射击；而特等射手们则利用低层枪眼瞄准，静中射动，枪枪命中。成班成排的敌人快冲到墙根时，战士们就从工事里跳出来，把一排排手榴弹投向敌群。敌人的多次冲锋就这样被打垮了。 但敌人的进攻也越来越猛了。前沿工事，经敌人炮火七八个小时的轰击，大部已残破或倒塌，更使人心焦的是，战士们的弹药越来越少了，但敌人却越来越多。左叶决定，大家再坚持几个小时，天黑后突围。目前可先放敌人再靠近一点，这样既可以减轻敌人重兵器的杀伤力，又可以发挥自己近战的特长。 战斗继续进行。敌人见村中的火力有所减弱，立即冲过来，可一冲进村子，就立即遭到猛烈的打击。至晚上18时，敌人共冲锋了30余次，结果除了丢下无数的尸体，没有冲进村中半步。 当夜幕笼罩大地的时候，敌军停止了进攻，在阵地上点起了一堆堆大火，心惊胆战的敌军以火光壮胆、助威。此时，左叶令所有部队分成小分队，趁敌人沉睡时，绕过哨兵，从敌人火堆的间隙悄悄摸过敌人的阵地，在兵不血刃、一弹不发的情况下安然转移。 10日拂晓，敌人用大炮轰击了1个小时后，小心翼翼地进入村中时，八路军部队早已不知去向。 在这一战中，敌人总兵力最高时达到3500人以上，八路军共击毙敌人600余人，其中包括日军真渤特区司令官坂本少将，击伤300余人，而自己仅伤亡73人。宋庄战斗成为抗战史上平原村落战的模范战例。（贺明：《宋庄之战》） 6、重围中的零伤亡 6月20日，由司令员吕正操、区党委书记黄敬带领的冀中军区机关和27团，在威县以北的掌史村遭到敌人包围。当时，天色初亮，敌军300余人数度对吕正操部展开攻击。到了中午，附近的敌人据点纷纷增援，人数超过500人。 吕正操临危不乱，指挥部队连续打退敌人的进攻。下午15时30分，敌人人数已增至700余人。急得黄敬直对吕正操喊：“司令员，快想办法突围吧，不然就没机会啦！” 吕正操安然答道：“现在突围，我们必然损失惨重。” “那我们也不能坐以待毙呀！”黄敬说道。 吕正操说：“这不是坐以待毙。敌人700人，不会再增了，据我观察和推算，这是邻近所有敌人据点的最大出兵数。只要我们再坚持几个小时，天一黑，天下就是我们的了。” 事实果然如此，到晚上6时，吕正操部又连续打退敌人的5次进攻。晚9时，乘着夜幕，吕正操率部队掩护领导机关从掌史村正东出村，开始突围。 这天晚上天黑地暗，伸手不见五指，敌人的步、机枪子弹在他们脚下穿梭，险象丛生。当他们冲到敌人跟前时，恰好敌人打了两发照明弹，敌人见到这样大规模的队伍冲杀过来，都惊呆了。眼看着敌人端着刺刀不敢动，部队借着敌人的照明弹，胜利突出了重围。掌史村一战，共毙敌300余人。 吕正操后来回忆道：“我预计那次我们至少损失一半人，结果，在突围中我军无一伤亡，只伤了1匹马，却缴了敌人1辆自行车。”（吕正操：《冀中回忆录》） 突围之后，吕正操和黄敬率部队顺利走到冀鲁豫军区驻地，受到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苏振华的热情接待。8月底，他们向太行区转移，到涉县时，刘伯承、邓小平亲自迎接，彭德怀也来看望、慰问。 而冀中地区，由于敌人的蚕食、清剿和分割，八路军主力部队活动起来非常困难。7月4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发出《对目前冀中工作的指示》，指出：“今后冀中总的方针，仍然是保持平原群众抗日游击战争而不变，但目前的工作方针，则应是隐蔽地掌握乡政权，建立与开展城市工作，加强交通点、线区域的广泛统一战线工作。斗争的方式，以隐蔽的武装斗争为主，但必须有公开的小型的往来不定的武装斗争与之配合，以便欺骗敌人，掩护隐蔽武装之存在。同时，须善于利用各种公开合法的斗争方式，保护群众日常利益，以保持力量，保持党与群众之联系。”（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八路军·文献》） 此后，冀中地区的地道战、地雷战、敌后武工队纷纷发展起来。八路军以一种更新、更灵活的形式，仍然在不断地抗击着日本侵略者。 7、惨绝人寰的“三光”作战 日军的此次冀中五一大“扫荡”，是冈村宁次作为“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在中国华北施行惨无人道的“三光”作战中规模最大的一次。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七七”事变，侵华战争开始。冈村宁次被任命为日本侵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官，成为日寇屠杀中国人民最大的刽子手之一。由于他在中国作战有功，1941年，被晋升为日军最高军衔大将，并被委任为日本“华北派遣军”最高司令官。 为了对付华北的共产党八路军和抗日武装及民众，冈村宁次真可谓绞尽了脑汁，他回忆说：“共军的确长于谍报，而且足智多谋，经常出现我小部队被全歼的惨状。为此，我命令参谋部编撰一本叫做《剿共指南》的小册子，列举了这方面的实例以防遭难，并根据经验讲述讨伐共军的要领。小册子分交各部队供作战参考。这本书起到了很大作用，甚至对共军作战堪称我等先辈的国民党军，停战后也立即把这本书译成中文加以运用。” 对于共产党八路军领导敌后居民开展的这种神出鬼没的抗日游击战，冈村宁次恨之入骨，又由于这种抗日游击战，是动员千千万万的民众进行的一场人民战争，得到了中国农民的绝对拥护与支持。因此，冈村宁次想尽办法割断我抗日军民之间的鱼水联系。诡计多端的冈村宁次终于想出了一种残酷的整治办法，他称之为“治安肃正”运动。即把华北沦陷区划为三种类型：一是“治安区”（即敌占区），二是“准治安区”（即敌我争夺的游击区），三是非治安区（即被八路军和抗日武装解放建立敌后政权的解放区）。日军对这三类地区实行了不同的残暴政策。 对“治安区”以“清乡”为主，强化保甲制度，用圈林的办法实行大编乡，加强汉奸特务活动，进行欺骗怀柔政策奴化人民。 对“准治安区”以“蚕食”为主，恐怖政策与怀柔政策并用，实行所谓“绝缘政策”，把游击区的人民群众赶进敌占区，毁掉原有村庄，残酷地制造“无人区”，妄图割断共产党八路军与人民之间的联系。 对“非治安区”，冈村宁次采取以“扫荡”为主，实行“烬灭作战”。 冈村宁次的“烬灭作战”即“三光”作战。就是猝然袭击与八路军合作的农村，杀其居民，夺其粮食，烧光其房屋。日军把这种作战叫做讨伐，其部队叫讨伐队。讨伐队要把“非治安区”的居民一个不剩地杀光，一间房不留地烧光，一点儿东西也不剩地抢光。1941年和1942分别以75%和63%的侵华兵力，对八路军根据地进行连续地残酷地“扫荡”，其中千人以上的就达174次，共使用了近百万大军。 1942年5月1日，冈村宁次又一次在华北冀中地区进行了大规模“扫荡”。为了这次大“扫荡”能取得胜利，冈村宁次不惜老本，指挥日伪军在冀中平原8000个村庄、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修筑了1500个据点和1万里网状公路。冈村宁次又创造了“纵横合击”“对角清剿”“张网捕鱼”等战术。 这次扫荡，冈村宁次亲自到冀南枣南县思察镇据点坐镇督战，因冀中军区党政机关已转移，冈村宁次扑了个空，于是气急败坏地指挥部队用飞机扫射和地面快速部队围追堵截，把枣南东部数十个庄的大批男青壮年，驱赶到王均村，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他们在该村6天，设了4处杀人场。把大批的无辜群众或一串串地捆绑起来，或用铁丝穿着锁子骨连成一排，在刺刀的威逼下关押起来，然后施用各种残暴手段，分批将他们残害。 第一个杀人场，他们把捆住双脚的群众拴在马后，策马急驰，把人拖得血泥遍身，肢体分解，直到惨死为止。 第二个杀人场在一个水坑旁，他们向被驱赶到这儿的群众追问八路军的去向，群众怒目而视，于是日军就一批一批的将人身上坠上石头等重物投进水坑，有人浮上来后日军就开枪将他打死。 第三个杀人场在一个猪圈旁，圈内积存满满的粪水，臭气漫天，日军将几名群众投进猪圈，拿砖头向他们猛砸，有的人头部被砸得鲜血直流，痛苦难忍，发出阵阵惨叫声，有的人被活活砸死。日军却在一旁狞笑。其他群众见状，不顾一切地向四处乱跑，日军当即将他们射杀，并把尸体投进猪圈，堆上柴草，放火焚尸。 第四个杀人场在一个打谷场上，他们先是把谷草垛拉开摆成一个大圈，放起大火，将用绳子捆绑和铁丝串连着的群众一串串地往火里推，活活烧死。接着架起几口铡刀，把群众一个个按到铡刀下，铡掉脑袋，其中一口铡刀一口气铡死了二十几人。顿时，尸体横躺竖卧，人头滚落，鲜血成河。 之后，他们又抬来许多檩条和木器家具，将他们抓到的群众一个个按倒，一层木头一层人地混合垒起来。受害群众与日军厮打着，但终因日军人多，又有刀枪相逼，这些被绳索捆绑、被铁丝穿着锁骨的群众无法挣脱，人和木头混合垒成的大垛，比两间屋的面积还大，有一人多高，一次就垒进去100余人。日军在上面泼上煤油，点着了火，打谷场上烈焰腾空，浓烟滚滚，噼噼啪啪的火爆声和群众的惨叫声交混在一起，叫人心碎，令人震怒。 大屠杀后，冈村宁次的部队又放火烧毁民房，奸淫妇女，凡没有逃掉的妇女，上至60多岁的老太婆，下至11岁的幼女，无一幸免，都被日军强奸、轮奸，所有的牲畜都被日军抢来吃光，财物不是抢走就是烧毁。 在这次惨案中，日军共杀害无辜群众200多人。日军撤退后，一个充满生气的村庄，顿时变成了一座悲惨的墓地。 8、盘点 此次战役从5月1日到6月底，冀中军民共作战272次，击毙日伪军坂本联队长以下官兵3981名，击伤日伪军加岛大队以下官兵7521名。缴轻机枪4挺、步枪233支、手枪8支、掷弹筒4具、刺刀14把、子弹1.3万余发、手榴弹200余枚、战马23匹等。冀中部队亦阵亡八分区司令员常德善，政治委员王远音，以及伤亡其他指挥员4671名。 “夫兵形像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在此次反“扫荡”作战中，吕正操和政治委员程子华迅速将内线部队化整为零，以排、连为单位与民兵、群众相结合，组建成武工队，以隐蔽的行动和敌人周旋，突破敌人铁桶式的层层封锁，保存了冀中抗日的有生力量，并寻机打击敌人，消耗敌人有生力量。大“扫荡”的两个月中，大战272次，小仗则日达数次。对此，吕正操说：“在冀中，没有一个没作过战的地方，没有一个不愿做奴隶的人民没有直接或间接参加战争的。那时候，行军、宿营，随时随地都会遇到敌人，随时随地都有仗打。” 此次作战，粉碎了日军华北方面军消灭中共冀中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的企图，有的主力部队不仅得到了保存，而且有了发展。冀中地方游击队和抗日两面政权，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仍在继续坚持平原抗日斗争。 然而，部队和抗日根据地的损失也是严重的。第3纵队兼冀中军区部队减员达46.8%，地方干部被捕、牺牲很多，群众伤亡和被抓共5万余人。日伪军据点增到1635个，公路增到6000余公里，封锁沟墙增到3000余公里，把冀中抗日根据地分割成2670余块，大部变为敌占区，部分成为游击区，出现了“抬头见岗楼，迈步上公路，无村不带孝，处处闻哭声”的悲惨景象。 1、刘伯承作分兵部署 接到八路军总部的指示后，刘伯承和邓小平很快召开了林南战役的部署大会。 这一天，滕代远接到了第129师的报告：一切准备完毕，即将发起林（县）南战役。 命令下达后，各部队纷纷行动。 彭德怀点了点头，说：“现在庞炳勋有了日军支持，所以他才敢这么猖狂。咱们可以两处出击，在林县发起进攻时，让冀鲁豫军区在卫河以南也发起进攻，让敌人无法兼顾。” 东兵团，以1团、10团、13团、34团、警备2团和711团，另附1个工兵排组成，由抗大第6分校校长徐深吉为司令员，太行军区第7军分区司令员皮定均为副司令员。其任务是：以南北陵阳、蒋里、东西夏城和曲山等地为第一步攻击目标，迅速消灭上述之敌。以警备2团监视姚村、何家之伪独立旅，并以13团一部伸到林县至安阳间公路上的横水附近，阻击可能由水冶、安阳来援的日、伪军，保障在林县县城及其周围作战部队的安全，该团主力攻击歼灭林县城东蒋里之伪军。东兵团在完成上述任务后，主力迅速向林县以南之东姚、合涧方向推进，扩大战果。然后，以一部向北消灭姚村、何家伪军杨振兰独立旅。 “林南是我们的进攻重点，同时，冀鲁豫军区在卫河以南也要展开卫南战役，以配合我们进攻林南的作战。”邓小平补充道。 4月25日，第129师曾发出指示，部署、组织南援游击支队与随军地方工作团南下，寻找机会展开群众工作，打击日军。此后，其又派出一个主力团南下豫北地区，一个主力团南下陵川地区。 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将展开卫南战役、配合林南作战的任务交给了第4军分区。军分区司令员赵承金、政治委员张国华随即部署任务。决定以所辖16团、21团、新编第4路、卫河支队、骑兵团一部及滑县、卫南两个县大队，大约4000人的兵力，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的办法，一口一口地吃掉敌人。 对此，第129师决定主动出击，在林县以南发起反攻，挫灭伪第24集团军的嚣张气焰。 彭德怀看了一遍第129师的作战计划，说道： 为恢复和巩固抗日根据地，向日伪军发动进攻。 接到这个报告后，滕代远连忙找彭德怀商议。 “师里已决定”，刘伯承接过来说，由师参谋长李达担任林南战役的前线总指挥。要以优势兵力，首先分割包围、各个歼灭林县县城刘月亭的前敌指挥部及其周围的桑园、南北陵阳、东西夏城、曲山等地之伪军和伪第5军主力牛瑞亭第4师师部及其10团，以震撼其全局。然后，相机向林县县城以南地区发展，扩大战果，消灭东姚、合涧、临淇和平罗等地之伪军。对日军据点，则以少数兵力围困，切断其与伪军之间的联系。对可能出援的日军，要以阻击、侧击的手段予以抑制、迟滞，在有利条件下则消灭之。为此，参战部队分为东、西两个兵团。西兵团以2团、3团、20团、32团、警备32团和769团，另附属两个工兵排组成，由太行军区第3军分区司令员黄新友、政治委员何柱成指挥。其任务是：以林县县城及城西北之桑园、城东北之大小菜园等地为第一步攻击目标，以神速动作消灭上述地区之伪军；对南关槐树池据点之日军，以少数兵力围困，切断其与伪军的联系，如果该敌出援，则予以打击，并相机消灭之。第一步任务完成后，迅速向南扩大战果。 麻田八路军总部。自左权牺牲后，八路军总部参谋长与副参谋长的职位重新调整，参谋长的职务已由滕代远担任。 滕代远表示同意，补充说：“我们这一仗，争取大胜。重在初战嘛！第一次主动反攻，要给其他地区的部队开个好头，做个榜样出来。所以打起来，还是慎重一些。” “我看行，庞炳勋、杜淑、刘月亭这几个人，我们已盯他们很久了。现在我们的主力比较集中，困难时期基本上过去了，战士们士气也很高，该主动打几仗，壮壮我们的军威了。” 7月10日，盘踞在平汉路以东的伪军暂编第27军杜淑部及浚县、滑县地区的伪独立第1、2旅计8000余人，向八路军冀鲁豫军区卫（河）南地区大举进犯。与此同时，盘踞在平汉路以西的伪军第5军、第7军和太行保安队等部，也在其前敌总指挥刘月亭的率领下，分别从辉县、临淇、水冶出发，进犯并侵占了林县县城及周围地区。 刘伯承一边在地图上指点，一边接着说：“另外，太行军区第5军分区参谋长李景良和平汉义勇军参谋长李少清指挥一部分兵力，向水冶、观台一线活动，阻击可能由安阳出援之敌；抗大第6分校第1、4大队组成林南游击支队，在东姚、临淇、原康地区，袭扰敌人；太行军区第4、5军分区部队和冀鲁豫军区、太岳军区的部队，同时向平汉线、白晋线的日伪军，尤其是平汉线上的伪军第24集团军所属部队进行有力进攻，以配合林南战役。” 刘伯承开门见山：“这次我们要以太行军区、冀南军区主力各一部，晋察冀军区之警备旅及地方武装部队共计15个团，另有抗大第6分校等部队，共同展开这次重要作战。” “这样好。我去起草个作战命令，争取尽快发出去。”滕代远说。 庞炳勋、孙殿英投降日军后，部署在太行山南麓，企图配合日军向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发动进攻。 2、各个击破庞炳勋伪军 为了各个击破庞炳勋所率的各部伪军，18集团军总部以冀鲁豫军区赵承金第4军分区的16团、21团、新4路、卫河支队、骑兵团等在赵承金、张国华指挥下首先发起卫南战役。 7月30日凌晨，敌主力2000余人向新4路驻地作试探性攻击。赵承金即命新4路坚守阵地，从正面吸引敌人，另以16团、21团等大部兵力由两翼向敌侧后包围。结果一仗就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无力招架，共毙伤伪军240余人，俘虏伪团长以下840余人，缴获步枪1000余支和部分弹药。 首战告捷，八路军指战员的士气为之大振。稍事休整后，他们即长途奔袭，直插伪第46师师部驻地焦虎集，于7月31日夜，突然将敌包围起来。 焦虎集是个比较大的村庄，四周有围墙，墙外有道壕沟。敌人自从进了卫南，就先失去了七分胆，到了黑夜更加惊恐万分，离着很远就听见围墙上敌哨兵一惊一乍地喊：“谁？口令！” 进攻部队开始以为被敌人发觉了，过了一会儿见敌人还是扯着喉咙喊，才明白敌哨兵是在替自己壮胆，便悄悄地涉过外壕，迅速登上围墙。当敌人发觉时，为时已晚。 八路军的轻重机枪、迫击炮齐响，掩护冲锋部队迅速占领围墙，冲进了焦虎集。村内敌人从睡梦中被枪炮声惊醒，不知所措，慌乱抵抗。一股伪军窜到围墙西门，误把占领西门的八路军部队当做自己人，糊里糊涂地被缴了械。 冲进村内的部队发挥八路军善于打夜战、近战、巷战的特长，以神速动作，大胆穿插分割，用猛烈火力杀伤顽抗之敌。天发亮时，八路军的骑兵团一部也参战了，他们从南门打到东门，又从东门打到西门，和其他部队一起，很快全歼守敌，消灭伪第46师800多人。 接着，部队凭着两战两胜的锐气，于8月2日夜又突然强袭了驻在瓦岗集的伪独立1旅。至次日下午3时，八路军将敌全部歼灭，毙伤伪军600余人，俘伪旅长以下1000余人。 几战连胜之后，4分区决定暂时休整，消化战果。 很快，半个月的休整结束了，4分区的部队决定下一步攻打袁庄。袁庄和大范庄正是伪第27军杜淑残部的集中据点。 袁庄和大范庄是两个较大的村子，相距2公里左右。袁庄四周有3米多高的围墙环绕，围墙外有护城河，水深1米多。东、西有2个大寨门，为出入村寨之要道，敌防守严密，火力较强；南面有1个小门，北面没有门，敌配置兵力较少。村内共驻有伪第46师残部和伪独立2旅的2300余人。为首的是伪第46师师长李旭东。大范庄驻有杜淑的军部。 赵承金决定：打袁庄，要避开东、西两个寨门，从其防御比较薄弱的南、北两面攻击。16团、21团担任主攻，16团攻打南门，21团攻打北面，新4路、卫河支队和2个县大队在袁庄西2公里处负责打援和阻击逃敌，骑兵团在东、西门佯攻。16团攻占围墙后，再派出1个连阻击大范庄增援之敌。分区指挥所设在袁庄北1公里的一个小村里。 8月17日，4分区在驻地高平镇召开了誓师动员大会，政治委员张国华作了战前动员。随后，各部队于8月18日夜开进预定作战位置。 19日凌晨2时，16团团长常仲连分兵两路，摸向袁庄。他身先士卒，静悄悄地过齐胸深的护墙河，架起梯子登上了围墙。 夜色漆黑一团，常仲连在围墙上走了几十步，突然碰到一个伪军哨兵。那哨兵头也不抬地问：“干什么的？” 常仲连急中生智，装着敌长官的腔调：“我是司令部的，来检查你们的防备。”随后，他又问起了这一段的兵力、火力情况。伪军哨兵信以为真，规规矩矩地做了回答。说话间，常仲连发现不远处有一伙伪军正在注意他们，急忙大声说：“你们要守好这段，别的地方不用管，我去检查。”说完，他急忙脱身返回，布置战士们登城。 不一会儿，八路军的队伍上来了很多，敌人已经有所察觉，只听远处一个伪军说：“刚才和我们说话的口音不对，是八路军上来了！”紧接着，他“啪”的开了一枪，子弹打中了常仲连的腹部。 听到枪声，登上围墙的八路军部队立即展开猛烈攻击。两名战士将常仲连背下城墙，抬往后方。16团其余的战士冲上城墙，迅速占领重要地段，冲向庄内。 这时，21团的几个战士在火力掩护下，也用木梯在护城河上搭成了便桥，并冲到围墙下，迅速挖了一个2米多宽的墙洞，把装满炸药的推车推到墙洞里，拉响导火索。“轰”的一声巨响，围墙被炸开一个大缺口。趁敌人惊慌失措之际，21团冲锋部队沿着突破口也冲入庄内，和16团一起，与敌展开了激烈的巷战。 在袁庄东、西门担任佯攻的骑兵团见此情景，也摆出真进攻的架势，吹响冲锋号，子弹像雨点般朝围墙上的敌人射去。袁庄四面八方的枪声、手榴弹声响成一片，打得伪军不知八路军来了多少部队，很快就退缩到庄内一个三层楼的师部里和一个两层楼的旅部里。 守在2公里外大范庄里的杜淑，闻听战报，忙集中大范庄附近全部伪军，亲自指挥向袁庄增援。八路军打援部队马上投入战斗，庄内的战士也改变策略，以少数兵力封锁袁庄内突围的伪军，集中大部兵力向其援兵反击。 19日10时左右，袁庄内外的八路军与伪军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善于打硬仗的八路军英勇无比，气势夺人，先后击退了敌援兵7次冲锋。敌多次进攻未能奏效，锐气已减。八路军抓住时机开始猛烈反击，增援的伪军溃败而逃。八路军骑兵团一部又在后面追杀一阵，增援的伪军逃到大范庄再也不敢出来了。 此时，袁庄内被围伪军在绝望中已大部投降。赵承金要求集中兵力歼灭最后2个大楼里的残余伪军。在八路军猛烈的打击下，楼内的伪军已军心涣散，混乱一片。伪师长李旭东枪毙了2个伪军，也稳不住军心。总攻时间一到，只听几声巨响，八路军战士用迫击炮轰击、炸药爆破，将楼墙炸开几处。守楼伪军纷纷举手缴枪。李旭东趁着混乱，越过围墙，涉水而逃。 袁庄战斗于19日下午3时结束，伪军2200余人被歼灭。 4分区趁热打铁，在当天晚上又向伪军军部驻地大范庄发动攻击。败将杜淑及残余伪军形同惊弓之鸟，闻风丧胆，未开几枪即向卫河以西狼狈逃窜。（赵承金：《忆卫南战役》） 整个卫南战役，八路军共歼灭伪军5600余人，收复和开辟了卫河以南地区。 3、毛泽东请赵承金吃午饭 冀鲁豫军区第4军分区司令员赵承金，号品三，满族。1901年4月生。辽宁省海城市牛庄镇人。1917年参加东北军，历任营长、副团长。1931年毕业于东北讲武堂。1937年2月在吕正操的影响下，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并于同年10月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冀中人民自卫军，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冀中人民自卫军第一团团长、八路军冀中军区第1军分区司令员、冀鲁豫军区第4军分区司令员兼南进支队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一旅副旅长等职。参加卫东、冀中军区反“扫荡”、百团大战、卫南等战役，为创建冀中抗日根据地作出了贡献。 卫南战役结束后，1944年1月，中央军委给冀鲁豫军区发来电报，命令杨得志司令员带领一部分部队奔赴延安。军委在电报中，还批准赵承金也一同到延安去。冀鲁豫军区这次调往陕甘宁边区的部队是：11团、16团、19团、32团和回民支队等6个团。部队穿过太行区、太岳区，经过两个多月的连续行军，于4月上旬到达延安。 根据军委的部署，冀鲁豫军区来的部队编为联防军教导第1旅，由杨得志任旅长，赵承金任副旅长。整编后，部队开进到甘泉县清泉沟一带驻防。战士们自己动手伐木、烧石灰、打窑洞，部队很快就安顿下来，然后迅速掀起了练兵和生产热潮。清泉沟原来是一片原始森林，部队到来之后，昔日荒凉寂寞的山沟立刻变得生气勃勃。白天，战士们的歌声、劳动号子声、练兵喊杀声，在山谷间回荡；夜晚，层层窑洞的灯光与天上的群星互相辉映，十分壮观。 参加革命以后，赵承金的心里就产生了两个愿望：一个是想见见毛泽东，一个是想到中央党校系统地学习一些马克思主义思想。刚到边区时，起早贪黑地忙于带领部队搞营建，这些事情也顾不上多想，部队安顿下来后，赵承金的这两个愿望就又冒了出来。一次和杨得志旅长谈话时，赵承金说出了自己的愿望。杨旅长笑着说：“这是好事嘛，我去向上级反映！” 8月24日，赵承金正在旅部开会，忽然接到联防军参谋长张经武同志打来的电话。张参谋长在电话里高声说：“老赵吗，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毛主席要在26日接见你！贺老总已经安排了汽车，后天早晨去接你。” 听到自己蕴藏心中已久的愿望就要实现时，赵承金却又有点儿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一下子愣住了，直到张参谋长又重复了一遍，赵承金才敢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原来，杨得志同志把赵承金的愿望分别告诉了张经武同志和中央党校副校长彭真同志。他们又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马上就答应见赵承金。 8月26日早晨，太阳刚刚从东方升起，贺老总派来的汽车就开到了赵承金家门口。全家人和许多老战友都来为赵承金送行，嘱托赵承金代他们向毛主席问好。赵承金的二女儿年儿听说爸爸要去见毛泽东，叫着跳着也要去。赵承金怕耽误时间，就带她一起上了汽车。 清泉沟距延安将近200里路，汽车在山间大道上疾驰。在当时的陕甘宁边区，汽车是最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了，赵承金却嫌汽车跑得太慢，恨不得一下子飞到毛主席身边，路旁美丽的景致也根本无心观赏。但一想起就要见到毛主席了，自己该说点什么好呢？赵承金的心里不由得又有几分紧张。 汽车开到了枣园毛泽东住处，早已等候在门前的工作人员看见赵承金来了，立刻返身进去向毛泽东报告。赵承金刚刚从汽车上下来，毛泽东就走出了窑洞，满面笑容地向赵承金伸出手，问道：“你是赵承金同志吧？” 毛泽东拉着年儿的手把赵承金一行人让进窑洞。刚刚坐下，警卫员就给赵承金倒来一杯热茶，然后又给年儿端来一盘点心。毛泽东从衣袋里掏出一盒纸烟让赵承金吸，赵承金回答说不会，毛泽东自己点着了一支，然后便问赵承金是哪里人、多大年纪、有几个小孩？ 赵承金回答了毛泽东的问话后，又向毛泽东汇报了1937年9月东北军691团起义的经过。毛泽东听得十分认真，他说：“你们从旧军队里出来，站到革命一边，党欢迎你们，人民也欢迎你们。” 毛泽东还详细询问了吕正操和其他一些同志的情况，赵承金都一一做了回答。 接着，赵承金又向毛泽东汇报了起义后部队的情况，当讲到起义时赵承金带的1个营现在已发展成了9个团时，毛泽东高兴地说：“我们的军队就是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发展起来的。你们在敌后的情况我听说了一些，仗打得不错。” 赵承金回答说：“我们能取得一些成绩，都是党培养教育的结果。党对我们这支起义部队很关心，先后派了谭冠三、旷伏兆、何善远、张国华等同志来担任政治委员，这些同志对我的帮助都很大。可是自己进步不快，心里非常惭愧。” 毛泽东安慰赵承金说：“一个人的思想改造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既要抓紧，又不能着急。”趁着这个机会，赵承金说出了自己想到中央党校去学习的想法。毛泽东解释说：“现在我们的工作十分紧张，还不可能抽出更多的干部去住校学习。这支部队你带过多年，目前还是留在那里工作好，你可以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嘛！可以自己找些马克思主义的书来看看。平时多看文件，多看报纸，也是一种学习。”毛泽东还说，除了要学习政治，树立无产阶级人生观，还要学习无产阶级的战术思想。现在敌人的力量还很强大，我们在战略上要以少胜多，在战术上要以多胜少。接着，毛泽东又一句一句地给赵承金讲解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中间还穿插一些战例，讲得深入浅出，精辟而又生动，赵承金听得入了迷。 时间不知不觉地到了中午，赵承金站起身来向毛泽东告辞。毛泽东说：“你不要走，一定要在这里吃午饭。” 赵承金说：“那太麻烦主席了。” 毛泽东说：“我自己种了点菜，你也来尝尝。” 不一会儿，炊事员就端上来6盘炒菜，有韭菜、青椒、西红柿…… 午饭后，毛泽东不顾休息，继续和赵承金谈了起来，问赵承金整编后干部的思想情况怎么样，嘱咐赵承金要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搞好军事训练，不断提高战斗力，还要努力搞好生产，减轻人民的负担。 赵承金回到部队以后，在军人大会上介绍了见到毛泽东的情景，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全旅干部战士都受到了很大鼓舞。 4、伪军遭歼灭性打击 在袁庄、大范庄战斗激烈之时，林南战役也已全面展开。 在卫南战役结束前夕，八路军第129师决心乘胜集中太行军区、冀南军区一部，在冀中军区警备旅和太岳军区的配合下，发起林南战役，消灭盘踞在平汉铁路以西太行山南部地区的伪第24集团军庞炳勋、孙殿英部主力。 根据伪军庞炳勋、孙殿英部指挥不统一、部署分散、士气低落，且与周围日军有矛盾等情况，八路军第129师决定首先分割围歼林县地区伪军主力，然后扩张战果，消灭合涧、东姚、临淇等地伪军，同时，以少数兵力阻击、侧击可能出援之日军。 林南战役的部署是：东集团由太行军区第13团、冀南军区第771团全部，太行军区第1、第10、第34团，冀中军区警备旅第2团各一部和太行军区第5军分区工兵排组成，进攻林县城附近的姚村、横水、东姚等地伪军；西集团由太行军区第2、第3、第32、第769团和冀中军区警备旅第20、第32团及太行军区第3、第4军分区的工兵排组成，进攻林县城及其西南的合涧、原康等地伪军，重点摧毁伪第24集团军庞炳勋、孙殿英部指挥机关；以第129师师部特务营和太行军区第5军分区及地方部队各一部，组成汤安支队，在水冶、观台一线阻击安阳可能出援之日伪军；以抗大第6分校学员组成武工队，在人民群众配合下，牵制和袭扰日伪军。同时，太行地区3000余民兵参战，太岳军区部队出击白晋铁路线上日伪军，策应作战。 8月16日夜，林南战役的参战部队分别由平顺、壶关和涉县等地出发，急行军至林县西、北地区隐蔽集结。17日上午，东、西兵团的先遣分队开始向敌前哨据点逼近，实施佯攻，下午又突然后撤，借以麻痹敌人。 黄昏后，正式进攻开始了。八路军东、西兵团主力分别从集结地出发，对林县县城及周围之敌进行远距离奔袭。 这天晚上比较凉爽，月光不太亮，东兵团主力部队深一脚浅一脚地行进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经过半夜的跋涉，部队避开伪军的前哨据点，从东、西两面包围了林县东产的南北陵阳、东西夏城和蒋里等伪军据点，以吸引敌人的注意力，配合西兵团攻打林县县城的作战行动。 西兵团在完成对敌包围后，于18日零时30分，即集中兵力和兵器，强攻林县县城的敌指挥中枢。769团率先对城西北附近的伪军据点展开攻击。20团趁机由城西、3团由城东同时发起强攻，一举攻入城内，但到天明以后，伪军经过数次反扑，又夺占了南门和西南角，妄图以火力封锁八路军的前进道路。 18日午时，20团和3团同时对刘月亭的前敌指挥部发起猛攻。这次战斗异常艰苦，一直打到18时，才将刘月亭的指挥部和伪保安司令部解决。刘月亭负伤逃跑，其参谋长何光弟被击毙。与此同时，八路军警备32团一部全歼了刘月亭的警备营，769团一部也攻克了城西桑园、郝家庄的伪军据点。 此时，林县县城内还有部分日军，顽固踞守，拒不投降。18时，警备32团击溃了城外马圈的伪军后，于24时，与20团全部、769团1个营一起对城内头道营被围的日军发起进攻。 日军见势不妙，乘夜突围，逃至南关，林县再次陷入八路军的包围之中。至19日，除了这部分日军外，林县县城及附近的伪军全部被肃清。日军为了解救这部分被困人员，调动了数架飞机向进攻的八路军轮番轰炸、扫射，直到有1架被击落后，才悻悻离去。 八路军西兵团见日军火力强硬，便留下部分围困部队，主力则挥师南下，击溃林县以南合涧、原康的伪军，飞速进击临淇。 21日24时，八路军32团与警备32团在临淇外围全歼伪独立旅1营。但刚进入临淇时，即遭到驰援而至的辉县日军的攻击，为避免日、伪夹击，八路军撤出了战斗。 23日，西兵团开始向辉县以北之东西平罗的伪军第8纵队进击。当日21时，八路军2团和警备32团开始攻击西平罗，20团、32团等部攻击东平罗。但西平罗一仗打得十分激烈残酷。八路军一度攻入村内，大量地杀伤了敌人，后因弹药消耗太多也未能将敌全歼，自己伤亡也不小，只好撤出战斗，转移至原康地区待机。东平罗的伪军在八路军的连日猛攻之下，被迫于26日弃村南逃，该地区遂为八路军32团占领。 这个时候，八路军东兵团也取得了很大的战绩。18日零时30分，东兵团除以警备2团一部监视敌正面前哨据点姚村、何家的伪军杨振兰独立旅外，其他各部先后向各自当面的伪军据点展开了攻击。 771团及10团一部直杀向北、南陵阳的伪第5军第4师牛瑞亭部主力10团。敌人凭借砖石结构的房屋负隅顽抗，八路军战士们奋起冲击，激战至13时，将守敌全部歼灭。14时，皮定均指挥1团和34团也攻克了东西夏城。 接着，太行军区7分区副司令员兼1团团长方升普率团从西、34团团长蒋克诚率团从东，一齐向曲山发起进攻。曲山正是伪第5军第4师师部所在地，经两个小时的战斗，敌人溃败，伪师长牛瑞亭南逃。至19日晚，蒋里、姚村、何家的伪军也全部被消灭。 至此，林县附近只剩下了被围在南关的日军。 伪军庞炳勋、孙殿英因连遭歼灭性打击，计划向东逃窜。为此，八路军决定乘日军援兵尚未完全到达之际，以西兵团主力继续向盘踞辉县以北的伪军进击，以东兵团主力由东姚地区经盘石头南下，截击可能由淇河东窜的伪军。伪军在八路军的猛烈打击下，一路狂奔，于24日逃到了平汉线一带，八路军已没有再追击的必要。 同在24日，日军援助林县南部被困部队的分队已经进入林县地区，其中安阳出援的日军1000余人甚至到了林县，辉县出援的日军400余人也进至临淇。八路军西兵团的769团沿途阻击，另外2个团则飞速靠近。日军唯恐被包围聚歼，乘着黑夜抢渡淇河退往林县县城方向。当时，正值连日大雨，山洪暴发。在八路军的追击下，仓皇渡河的日军被淹没、冲走100余人。 由于渡河困难，八路军停止追击，林南战役至此胜利结束。 林南战役从1943年8月18日零时30分开始，到26日结束，历时9天，共歼灭日伪军7000余人，攻克敌据点80多处，解放人口40多万。（徐深吉：《林南大捷》） 5、盘点 此两次作战，共歼灭日伪军1.26万余人，缴枪5118支、轻机枪118挺、迫击炮20门、山炮1门，击落敌机1架。八路军伤亡1100余人。庞炳勋、孙殿英两部伪军受到歼灭性打击，被迫退缩到铁路附近据点，依附日军苟延残喘，从此再不敢向抗日根据地窜扰。 卫南、林南战役，是1943年八路军对敌发动的规模较大的进攻战役。由于正确地判断了敌情，周密地部署了兵力，充分利用日、伪军的内部矛盾，成功地运用奇袭、强攻和大胆穿插、分割包围等战术，发扬我军英勇顽强和连续作战的作风，因而取得了歼灭日、伪军共1.26万余人的重大胜利，开辟了卫南、豫北广大地区，扩大了解放区，以林县、汤阴、淇县、汲县、新乡、辉县、获嘉划为太行第7军分区，以皮定均为司令员，高阳为政治委员；划陵川、晋城、博爱、修武、沁阳为太行第8军分区，以黄新发为司令员，刘毅为政治委员。赵紫阳任书记的冀鲁豫第四地委扩展到黄河北、卫河东广阔地区，为晋冀鲁豫八路军进军中原扫清了道路。 1、日军“一号作战”计划 此时，日军将领正在作战室进行“一号作战”的兵棋演练。方面军参谋长大城户三治中将担任导演，对“优、中、劣”三种情况下的三套方案进行了沙盘对抗演练，结果均为“皇军大获全胜，蒋军一败涂地”。大城在众将的掌声中红着脸，不断鞠躬致谢。 驻山东日伪军连遭八路军的打击后，为报复调集万余人兵力，由临沂、莒县、日照、赣榆等地出动，分13路对滨海地区进行“扫荡”，企图寻歼山东军区指挥机关，破坏山东军区的反攻准备。 天皇担心地说：“如此规模的大战，兵力充足吗？” 两个月后，3月22日，北平景山东侧的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对“1号作战”计划进行了兵棋演练。 杉山回答：“作战期间，共党势力可能趁机扩张，我相信作战期间大体能维持治安。华北的兵力目前不太充足，正拟从本土抽调两个预备大队前往加强。” 1944年1月19日，日军大本营参谋总长杉山元大将乘坐一辆小汽车奔向皇宫，去参加裕仁天皇召集的御前会议。在会议上，杉山从公文夹中取出大本营正在制定的“一号作战”方略，躬身呈递天皇。天皇戴着一副黑框眼镜，微蹙浓眉，顺手翻揭起来。 山东军区抓住日伪军兵力不足、顾此失彼的弱点，并按照中央要求为反攻做准备的指示，对山东境内的日伪军发起攻势，并力求歼其一部。 这天，华北方面军司令部警戒森严，戴着白色袖章的宪兵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巡逻队的摩托车往来穿梭。一辆辆各种型号的小卧车自大院门口鱼贯而入。 “陛下，此次计划是4年来我们在大陆规模最大的一次攻势。作战目的是打通平汉、粤汉和湘桂铁路，形成一条纵贯大陆的交通线，以弥补和替代日益危急的海上交通线。同时击败蒋系军队主力，摧毁敌空军主要基地，制止敌军空袭帝国本土以及破坏海上交通等企图，打击重庆政权继续抗战的意志。计划在4月下旬进行平汉作战，由华北方面军为主力，力歼蒋系在河南的第1战区兵力。6月初转入湘桂作战，以第11军、第23军、第13军、派遣军直辖部队为主力，击溃粤汉、湘桂沿线附近蒋军，确保铁路畅通。” 伪军头目挤在一间会议室里恭候冈村的召见。他们都是最近两年叛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虽然当了臭名远扬的汉奸，仍免不了钩心斗角，就在这段空闲时间里还演出了不少狗咬狗的闹剧。冈村宁次得知后曾十分感慨地说：“窝里斗是支那人与生俱来的本性，此话一点儿不假啊！” 冈村宁次手持教鞭站在那幅华北态势图前，朗声道：“进行‘一号作战’必须有强大的野战兵力实施机动作战。而我们的兵力被我的前任蹩脚的战略肢解了。你们看，皇军在华北修筑了总数达1万的据点和10万个堡垒，而皇军在华北的兵力不足18万，分散在10万个点上，陷入共产军的包围中。我们能维持现状到今天，是因为共产军方面缺乏重武器，但是，他们的力量在增强，一旦形成优势便会发动攻势。皇军分散配置无法进行大兵团机动作战训练，我敢肯定他们的野战能力大大削弱了，因此必须紧缩战线，放弃不重要的据点，集中兵力实施机动作战。放弃的地区由皇协军接防，他们正在会议室等候我的命令……” 天皇听了杉山的话仍然忧心忡忡，站在一旁的东条英机故技重演，拼命给天皇打气。在战争狂人东条的鼓动下，天皇勉强地点了点头，命人取出玉玺在“1号作战”计划上盖上了大印。 杉山待天皇看完计划，走到巨幅挂图前，开始讲解： 杉山满有把握地说：“美军在太平洋占了上风，我们在那里需要加强兵力。我看大陆方面能够以现有兵力完成计划。大本营拟从华北方面军调2个师团增援太平洋和东南亚，再从关东军抽调1个师团参加‘一号作战’……” 天皇仍不放心，又询问：“抽调这么多兵力进行作战，对华北的治安有无妨碍？据说那里治安不好，赤化严重，作战或可取胜，但是治安会不会因此更坏？” 2、1944年侵华日军战斗序列 裕仁天皇之所以有“兵力是否充足”的担忧，是因为自1943年下半年以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德军在斯大林格勒遭到惨败后，被迫收缩战线，苏军转入反攻。意大利于9月8日宣布无条件投降，极大地削弱了法西斯的侵略势力。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中途岛作战、瓜岛作战以及东南太平洋方面的岛屿作战，均归失败。法西斯战线开始崩溃。 为了应付这种局势，9月25日，日军大本营和政府召开了联席会议，对世界形势、战略方策、对外方策等进行了研究。并于9月30日公开御前会议决定，扩大航空兵，使1944年飞机数额达到5.5万架；加强海洋正面和缅甸方面的地面兵力；对华兵力保持在1943年的程度，但由于国力所限，对华军备的装备水平将忍痛降低。 御前会议以后，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又接连失败，至年底日军在战略上已完全处于守势，盟国军队进入了大规模反攻阶段。此时，大本营和日本政府已预感到其海上交通有完全被切断的可能。 为了在海上交通被切断时，能保持日本本土与东南亚的联系，并摧毁美军在中国的空军基地，1944年1月，大本营决定在中国进行打通大陆交通线（平汉、粤汉、湘桂等铁路）的作战。因此，1944年围绕着增援太平洋战争和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的任务，侵华日军的兵力进行了调整。其具体变化如下： 1月下旬，将华北方面军之第32、35师团调往南太平洋战场。 2月上旬，组建了第1至第14独立步兵旅团和第1、第2、第4、第5、第9、第10、第11、第12等8个野战补充队，分别置于华北和华中，用以接替调出部队的守备任务；同时将关东军所属的第27师团调入华中。 2月10日，将第3飞行师团司令部改编为第5航空军司令部。 5月31日，将华北方面军第12军所属之第37师团调归中国派遣军直辖，8月26日，又将第37师团编入第11军战斗序列。 7月4日，将华北方面军所辖之第26、第62师团调归大本营直属，15日，将第26师团编入第14军（驻菲律宾）战斗序列。7月24日，将第62师团编入台湾军战斗序列。 7月10日，将独立步兵第3、第4、第9旅团改编成第114、第115、第117、第118师团。 7月17日，将第114师团编入第1军；将第115、117师团编入第12军；将118师团编入驻蒙军。同日，大本营决定成立第34军（又称武汉防卫军），用以接替参加打通湘桂线作战的第11军的警备任务。 8月26日，大本营下令成立第6方面军，统一指挥打通湘桂线的作战。 9月28日，将关东军第20军司令部调为中国派遣军第6方面军。10月19日，大本营下达第20军的战斗序列。 12月11日，中国派遣军命令第23军司令官兼任香港占领地总督，同时，大本营命令将香港总督部、防卫队编入第6方面军战斗序列，并配属给第23军。 经过上述调整，到1944年12月止，中国派遣军的战斗序列如下： 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原司令官俊六大将于1944年11月22日调任教育总监，冈村宁次于12月2日由武汉抵南京任）。总参谋长松井太久郎中将（1945年1月31日由小林浅三赴郎中将接任），副总参谋长佐藤贤了少将（原副总参谋长启川安夫少将于1944午12月14日调任第6方面军参谋长），司令部设南京。下辖华北方面军、第6方面军、第13军、第5航空军。共计25个师团、1个战车师团、10个独立混成旅团、11个独立步兵旅团、8个野战补充队、1个骑兵旅团、1个特别警备队、1个防卫队。其具体变化情况如下： 1、华北方面军 1944年初，日军为支援其在太平洋战场的作战，于1月下旬决定将华北方面军第12军之第32、第35师团调往南方。并于3月10日将第35师团编入第31军，4月4日将第32师团编入第14军。 2月间，华北方面军为了抽调兵力参加打通大陆交通作战时，确保其占领地的警备任务，先后组成第1、2、3、4、9、10、14等7个独立步兵旅团及第12野战补充队。并分别将第3、10、14独立步兵旅团编入第1军；第1、4、9独立步兵旅团编入第12军，第2独立步兵旅团及第12野战补充队编入方面军直辖。 3月31日，大本营陆军部下令将华北方面军直辖的第110师团、驻蒙军战车第3师团、第1军第37、52师团编入第12军战斗序列。隶属指挥转移时间为4月5日零时。 5月31日，第12军之第37师团调归中国派遣军直辖，该师团于7月初进驻信阳，8月26日，编入第6方面军第11军战斗序列。 7月4日，日军将驻蒙军第26师团及第12军第62师团调归大本营直属。15日，大本营将第26师团编入第14军战斗序列。该师团于19日从大同出发，8月8日由釜山乘船开往菲律宾。7月24日，大本营将第62师团编入台湾军之第32军战斗序列。该师团所担负的鲁山、襄城附近的警备任务移交给战车第3师团，8月16日由吴淞港乘船开往冲绳。 日军为补充其在华北兵力的不足，于7月10日下令将独立混成第7旅团、独立步兵第3、4、9旅团改编为第115、114、117、118师团。并于7月17日将第114师团编入第1军；第115、117师团编入第12军；第118师团编入驻蒙军战斗序列。上述各师团均为丙种师团，编制定员为13045人。 到1944年12月止，华北方面军的战斗序列如下：司令官下村定中将（8月25日前由冈村宁次大将任，11月25日前由冈部直三郎大将任），参谋长高桥坦中将（10月14日前由大城户三治中将任），副参谋长冈田重一少将（8月1日前由德永鹿之助少将任），司令部设北平，下辖第1军（辖第69、114师团，独立混成第3旅团，独立步兵第10、14旅团）、第12军（辖第110、115、117师团、战车第3师团，骑兵第4旅团）、驻蒙军（辖第118师团、独立混成第2旅团、第12野战补充队）、方面军直辖第59、63师团、独立混成第1、5、8、9旅团、独立步兵第1、2旅团。共计8个师团，6个独立混成旅团，4个独立步兵旅团，1个战车师团，1个骑兵旅团，1个野战补充队，1个特别警备队。 2、第6方面军。 1944年初，日军在准备抽调第11、23军的主要兵力参加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时，为补充其占领地兵力的不足，于2月间先后下令编成独立步兵第5、7、8、11、12、13旅团、第1、2、5、9、10野战补充队。并分别将独立步兵第5、7、11、12旅团、第1、2、5、9、10野战补充队编入第11军，将独立步兵第8、13旅团编入第23军战斗序列。 2月1日，大本营下令将第13军之第116师团调归第11军；第22师团调归第23军。同日，将关东军第27师团调归第11军（该师团在由锦州地区向华中行进期间，在华北方面军指挥下，参加了京汉线作战，5月到达武汉，归第11军战斗序列）。3月31日，将第13军之第64师团调归中国派遣军直辖（该师团在第11军指挥下作战，7月25日编入第11军战斗序列）。 7月17日，大本营下令编成第34军（武汉防卫军），接替第11军担负武汉地区的管备。同时将该军编入中国派遣军战斗序列。 为了统一指挥打通湘桂线的作战，中国派遣军向大本营提出在湖南方面设立一个方面军的意见。此意见为大本营所采纳，决定在湖南成立第6方面军。8月26日，大本营下达第6方面军的战斗序列，任命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为第6方面军司令官（11月22日冈村宁次任中国派遣军司令官后，第6方面军司令官由冈部直三郎接任），宫崎周一少将任参谋长（宫崎周一不久晋升为中将，而于12月14日调任参谋本部第一部长，其参谋长之职由唐川安夫少将接任）。下辖第11军（第3、13、34、37、58、116师团）、第23军（第22、104师团，独立混成第19、22、23旅团，独立步兵第8、13旅团）、第34军（第39师团，独立混成第17旅团，独立步兵第6、7、11、12旅团，第5、9、10野战补充队），方面军直辖第27、40、64、68师团。 1944年9月，第11军主力进入广西省境内作战，对其留在湖南的部队指挥感到困难。为此，第6方面军提出增设一个军司令部的设想，得到大本营的同意。9月28日，大本营下令将关东军第20军司令部调归第6方面军属下。10月19日，大本营下达第20军战斗序列，任命坂西一良中将为该军司令官，下辖第27、64、68、116师团，第1、2野战补充队。11月8日，又将岩本支队（由第13军第11野战补充队一部为基干编成，7月底在第11军指挥下）编入该军。 到1944年12月止，第6方面军的战斗序列如下：司令官冈部直三郎大将，参谋长唐川安夫少将，副参谋长天野正一少将，司令部设汉口。下辖第11、34、20、23军，共计13个师团、4个独立混成旅团、6个独立步兵旅团、5个野战补充队。 3、第25军（兼香港占领地总督部）。 司令官田中久一中将（兼香港总督），参谋长鹈泽尚信少将（兼香港总督部参谋长）。该军于1944年2月1日新编成独立步兵第8旅团；2月15日新编成独立步兵第13旅团，2月1日，大本营将第13军第22师团编入该军战斗序列（第22师团原属第13军）；8月26日第6方面军成立后，该军被编入第6方面军战斗序列。11月14日，该军司令部移至广西来宾县，参加了攻占南宁的作战。攻占南宁后，根据大本营的命令，第22师团留在广西，归第11军司令官指挥，其余部队于12月上旬均撤回广东。12月11日，根据大本营的命令，军司令官兼香港总督，军参谋长兼香港总督部参谋长。同日，大本营命令香港防卫队编入第6方面军战斗序列，并配属第23军。 经过上述变动，至1944年12月，第25军辖第22、104师团，独立混成第19、22、23旅团，独立步兵第8、第13旅团，香港防卫队（配属）。 4、第13军。 第13军自编成以来一直在江苏、浙江、安徽等省担负警备任务。为进行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大本营于1944年2月将该军所辖的第116师团调归第11军；将第22师团调归第23军。3月31日，大本营又将第64师团调归中国派遣军直辖（第64师团于7月25日正式编入第11军战斗序列）。为了弥补第13军兵力的不足，大本营于1月下旬和2月下旬先后将新编成的独立步兵第6旅团，第4、第11野战补充队编入第13军战斗序列。5月下旬，第11野战补充队派出大部兵力组成岩本支队参加打通湘桂线作战，并归第11军指挥，第11野战补充队仅余1个大队的兵力。到1944年12月止，第13军战斗序列如下： 司令官永津佐比重中将（原司令官下村定于1944年3月调任西部军司令官，11月又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参谋长山本敏少将（1944年11月22日任职）。司令部设上海，下辖第60、61、65、70师团，独立步兵第6旅团，第4、11野战补充队。 5、第5航空军的编成。 1944午3月10日大本营命令将第3飞行师团司令部改编为第5航空军司令部。15日，大本营下达第5航空军司令部战斗序列，并将其编入中国派遣军属下。按照这次编成的命令，第5航空军司令官下山琢磨中将、参谋长桥本秀信少将。下辖第1飞行团团长小林孝知大佐、第2飞行团团长林三郎大佐。为增加中国战场的空军力量，1944年6月26日，大本营又将第8飞行团司令部从新几内亚调入中国。8月17日，又从国内增派飞行第22、60战队，从台湾派飞行第29战队等进驻中国。至1945年3月，第5航空军的战斗序列如下： 第5航空军司令官下山琢磨中将，参谋长中西良介少将（原参谋长桥本秀信少将于1944年10月2日调任南方军第9师团长），司令部设南京。 3、投降的国民党军将领 3月22日，华北方面军司令部。 在日军将领在作战室里研究作战计划的同时，在另一间会议室等候冈村宁次接见的伪军将领们，却在会议室里清算起老账来，吵骂声不绝于耳，甚至有人动起了拳脚。负责接待工作的日军第三课课长片山二良大佐控制不了局面，只得匆匆闯入作战室向冈村宁次报告。 当威风凛凛的冈村宁次出现在会议室门口时，伪军将领始才肃静。冈村宁次扫视着木桩般满屋散布的皇协军高级军官，不禁纵声大笑： “真是一盘绝妙的残局！我曾下过国际象棋，就是你们现在这个样子！” 片山大佐望着冈村，不知该不该翻译给他们听。 冈村宁次双手叉腰，对片山说：“片山君快介绍一下，我的这些尊贵的客人！” 片山开始依次介绍：“第24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将军、暂编第5军军长孙殿英将军、第2方面军总司令孙良诚将军、第2集团军总司令张岚峰将军、暂编第6军军长杜淑将军、蒙古军总司令李守信将军、第3方面军总司令吴化文将军、苏豫边绥靖军总司令胡毓坤将军、暂编第10军军长荣子恒将军、鲁东剿共军司令厉文礼将军……” 自抗日战争爆发以来，国民党党政要员、高级将领投降于日本的共计128人，其中党政要员为66人（其中国民党副总裁及中委以上者达20人），高级将领为62人。另外，投降日本的国民党军人数为50余万人。 下面是1939年至1944年国民党高级将领投日一览表： <td>与总指挥杨伟相互倾轧失宠于戴笠在苏南率部5万人投敌</td></tr><td>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上海区区长</td></tr><td>淞沪会战后避居香港数年后投敌</td></tr><td>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中将)</td></tr></tr></tr><td>安徽省第六区行政督察兼保安司令</td><td>随陈济棠反蒋失败后避居香港不久投敌</td></tr><td>中央军校西安分校总队长(少将)</td><td>鲁苏战区游击纵队第一支队司令</td><td>鲁苏战区游击纵队第二支队司令</td><td>鲁苏战区游击纵队第六支队司令</td><td>鲁苏战区游击纵队第七支队司令</td><td>鲁苏战区游击纵队第十一支队司令</td><td>第七路军游击司令兼鲁西警备司令</td></tr><td>在鲁西率六十九军暂三旅特务旅全部投敌</td></tr></tr><td>江苏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保安司令</td><td>军事委员会炮兵总指挥部副总指挥</td><td>冀察战区副司令兼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td><td>第二十四集团军第一○六师师长</td><td>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南京潜伏站站长(少将)</td> 本表以《从七七到八一五》一书资料为基础，参考了《抗战以来敌寇诱降与国民党反动派妥协投降活动的一笔总账》一书，（华东新华书店1949年4月出版）并做了个别订正。 听完片山大佐的介绍，冈村宁次挥手示意全体坐下，他微笑着说：“皇军正在调动兵力，诸位一定很想了解真相。让我告诉你们，皇军即将进行河南作战，旨在打通平汉铁路，消灭第1战区蒋军主力。希望诸位鼎力协助。” 庞炳勋等人听完翻译，议论纷纷。冈村指示片山让他们单独发言。 吴化文首先站起来朝冈村深鞠一躬：“司令官阁下，我们不是叛国投敌的人，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叛逆，我们是想和皇军一起消灭他们。我们至今仍在接受重庆国民政府的军饷。如果皇军要与中央军作战，我们不能协助。望司令官阁下谅解。”随后庞炳勋、李守信等发言，均表示不能对中央军作战。 冈村宁次听完发言，起身朝伪军将领鞠了一躬。吴化文等莫名其妙，不知所措。 “你们虽然对蒋不够忠诚，但是对你们的国家和民族是忠诚的，”冈村宁次微笑道，“本人对诸位深表钦佩。共产党是我们共同的敌人，希望诸位协助皇军维持后方治安。皇军撤离的地区交由诸位接管。” 听到这里，各位伪军将领均表示了同意。 4、细川中康极为恐慌 日伪军将领猬集在一起研究作战计划时，中共中央的领导人和八路军的将领们也在忙碌地准备着进行最后反攻。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指出：“现在的任务是要准备担负比较过去更为重大的责任。我们要准备不论在何种情况下把日寇打出中国去。为使我党能够担负这种责任，就要使我党我军和我们的根据地更加发展和巩固起来，就要注意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要把城市工作和根据地工作提到同等重要的地位。” 7月1日，又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整训军队的指示》，指出：全军目前47万人，欲以此在反攻前坚持与发展根据地是够用的，但欲以此在反攻中夺取大城市与交通要道，最后驱逐日寇出中国，并对付国民党方面来的可能的国内突然事变，则是不够的。要担负最后驱逐日寇出中国，并对付可能的突然事变，非有一倍至数倍于现有的军事力量不能胜任。 于是，共产党不但在为最后反攻做准备，而且也开始为应付战后的不测事件做准备。 共产党、八路军不但在政策方针和兵力部署上为反攻做准备，而且在作战方法上也在进行准备，这就是从“游击战”发展为有条件的“运动战”。 在接到中央要求为反攻做准备的指示之前，山东的八路军已经开始行动了。他们在罗荣桓的领导下，制定了总的战略部署，其内容是：完全控制沂鲁山区，扩大诸日莒山区根据地，夺取深入解放区的孤立的日伪军据点，扩大解放区，使胶济路南的3个战略区完全连成一片；向胶济路东段两侧地区发展，以打通和加强胶济路老山前线各战略区的联系；在胶济路北，彻底改变渤海区被敌封锁分割的局面，变游击区为根据地；进一步肃清胶东心腹地区的日伪势力，创造更有利的局面。 根据上述原则，山东军区从1944年初开始，连续实施了一系列攻势行动。首先于1月21日，在日（照）莒（县）公路的石沟崖歼灭了汉奸朱信斋部。接着，鲁南、胶东、渤海3个军区的部队，先后袭占和逼撤了一批日伪军据点，并歼灭日伪军一部。 1944年初，罗荣桓关注的重点是鲁中军区第3三次讨伐吴化文部。 在讨伐吴化文战役结束后，为进一步扩大胜利成果，配合正面战场作战，保卫夏收，罗荣桓又指挥各军区，发动了大规模的夏季攻势。到1944年8月，山东战场的形势发生了更大变化，对八路军更为有利。 然而，八路军春、夏两季攻势使坐镇济南的日军司令官细川中康中将极为恐慌，各地告急的电报雪片般飞来。细川拿起放大镜伏在一张1/15的军用地图上，他的管区里没有一处是平安的，到处战火纷飞。他想集结兵力去扑灭这些骤然而起的战火，却不知从何处下手。他的前任有足够的兵力实施大规模的“拉网式”的扫荡。今非昔比，日军的精锐大多调往了南洋，新编成的旅团兵员老化，缺乏训练，已经丧失了大战初开时的锐气。相反，中共军队却经过六七年的战争锤炼，越战越强，他们没有重武器，便能攻下像沂水那样设防坚固的城市，一次能打垮拥有上万兵力的吴化文。 细川放下放大镜，困兽般来回踱步，墙上挂着那柄天皇亲赐的军刀，还有一面冈村宁次赠送的太阳旗。 4个月前，华北方面军全体将官齐集北平参加“一号作战”的兵棋演练。冈村宁次不知出于何种动机，向每位将官赠旗一面，并亲书“武运长久”四字。细川抬头见旗上的字迹好像淡了许多，他担心哪一天那4个字会突然消失。 最近，的确武运不佳，参加“一号作战”的将领们战果辉煌，都获得了天皇颁发的勋章。他的师团留守山东，被分散在多如繁星的据点上陷于共军游击战的汪洋大海中，偏偏共军借皇军兵力空虚之机四面出击，面对遍布山东全境的战火，细川中康司令官不知所措。要想大规模“扫荡”却心有余而力不足；集结兵力“扫荡”一地，又有顾此失彼之虞。对此，细川焦虑万分。 5、日军“扫荡”基地的丧失 伪军吴化文被打跑后，鲁中根据地面积扩大了1000多平方公里，使沂、鲁、泰、蒙四大山区连成了一片。随后，山东军区司令部为完成逐步向北扩展任务，由参谋处长李作鹏提出了夏季攻势计划：“鲁南军区拟于7月中旬配合湖西部队和新四军攻击周侗、申从周两股伪军，控制湖东地区，打通鲁南与湖西的联系。渤海军区正在加紧策动丰城伪军王道部起义，并拟于8月中旬攻克利津城。滨海军区拟于7月下旬攻击伪军李永平部。鲁中军区拟于8月下旬攻克沂水县城。” 罗荣桓接着说：“夏天攻势的重点是攻克沂水城，告诉王建安他们要严密组织，精心部署，我军首次攻打设防坚固的城市要多动脑筋，总的方针是以小的代价，夺取大的胜利。” 1944年的夏天雨水很大，沂河里的水一天天涨起来，巨浪翻滚，涛声惊岸。 为了进一步靠近沂水城，鲁中军区的八路军在这个多雨的夏季发起了新的攻势，于1944年6月11日，先在临朐南部地区攻克了大关、小关、蒋峪3个日、伪据点，切断了敌临朐至沂水公路的交通线。12日以后，八路军又在蒙阴南部、费县以北地区作战，消灭了伪第3方面军1旅的王立庆部1100余人，摧毁了日伪环绕蒙山的封锁线。接着，在沂水城南，八路军部队攻克了大虎头、孟家围子、袁家城子3个日、伪据点，切断了敌沂水至临沂的公路。这样，沂水城的北、南、西三面均暴露在八路军的威胁之下，城中守敌立即陷入了孤立状态。 沂水城是鲁中地区的重镇，也是沂蒙山区的腹地。它东靠苍松翠柏的山岭，西临咆哮奔腾的沂水河。这里交通方便，是沂水至青州、沂水至临沂、沂水至博山、沂水至蒙阴、沂水至莒县5条公路的连接点，东达黄海之滨，西通沂蒙山区，南抵鲁南重镇临沂，北接胶济铁路上的青州市，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 自1939年日军侵占沂水城以来，他们为了控制和巩固这一战略要地，苦心经营，构筑工事，修建飞机场，加固了城防设施。城内守敌，为伪县长牛先元部的8个中队，共1000余人。城的南关，则由1个日军中队据守，建有3米高的坚固围墙，围墙内的东北、西北、东南、西南角和中心都建有碉堡，高高矗立。沂水城四周，也安置了小据点，西有黄山铺、崖庄、龙山，南有斜午，西北有武家洼，东北有凤凰头，东南有满堂坡、四十里铺等。每个据点都有伪军把守，和沂水城中之敌遥相呼应，形成了一个牢固完整的防御体系。从此，沂水城就成了日军在鲁中发动“扫荡”的基地。日军的军事指挥机关、特务机关，都设在城里，每次对鲁中地区进行“扫荡”，几乎都在这里策划和调动兵马。 如今，八路军已经兵临城下。罗荣桓适时地向鲁中军区发来命令：认真准备，力争一举拿下沂水城。 鲁中军区司令员王建安、政治委员罗舜初、区党委副书记高克亭、参谋处处长胡奇才等多次开会研讨攻城计划，并几次召集各军分区和各团的负责人，讲明攻打沂水城的重要意义，研究兵力部署及任务区分。 经商讨，最后决定：参战部队由鲁中军区的1团、2团、4团、11团、军区特务营和部分地方武装及民兵构成。4团1、2营负责攻坚，主攻日军炮楼据点；3营在沂莒公路阻击莒县增援之敌；1团为主、11团配合负责攻城，歼灭城里伪军；2团一部在蒙阴城以东，准备打击蒙阴出援之敌；军区特务营负责攻歼城南斜午伪军；地方武装围攻外围据点。由于王建安要去山东军区开会，这次攻城作战由罗舜初、高克亭负责指挥，胡奇才予以协助。此次攻城，在战术上要步兵与爆破相结合、攻城与打援相结合，要隐蔽突然，奔袭包围，速战速决，一定要在敌援兵赶到之前结束战斗。 任务确定后，各部队马上行动，侦察敌情，熟悉地形，准备炸药，细化任务。 8月15日晚，罗舜初命令4团发起对沂水城东南炮楼据点的进攻。信号弹乘着夜色飞入沂水上空。顿时，枪声大作，弹飞如雨，火光闪闪，响声冲天。 对东南炮楼据点的进攻也是各路部队发起总攻的信号。4团的枪声一响，所有部队全部启动原定作战计划。攻城部队如猛虎下山，排山倒海似的向沂水城冲去。 至17日6时，攻打沂水城的战斗全部结束。被日伪统治6年之久的沂水城，获得了新生。八路军解放沂水城的消息，像浩荡的东风，吹遍了沂河两岸。群众欣喜若狂，奔走相告。在通往沂水城的大道上，人群拥挤，热闹异常。欢乐的歌声，愉快的笑声，叮叮当当的锣鼓声，响遍山岭上下，沂河两岸。 这一战，历经一天两夜，鲁中八路军全歼沂水城守敌，打死日军83人，俘20余人，毙伤伪军200人，俘伪县长牛先元以下800余人。沂水城的解放，拔除了日、伪占领的据点，扩大了解放区，缩小了敌占区，不仅使鲁中区内部连成了一片，同时也使鲁中和滨海两个战略区更加紧密地连在了一起。 6、罗荣桓与敌人“捉迷藏” 山东八路军发动春季和夏季攻势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后，日伪军于8月开始，频繁调动部队，准备进行报复。罗荣桓不断接到各地情报站的报告，说敌人正在集中，其中有日军一个大队、伪军吴化文残部及荣子恒部等共1万余人，集结于莒县、临沂、青口、海洲等地。日照有敌600余人已经北进。敌人扬言，要向日照以北地区“扫荡”。 罗荣桓获悉上述情况后，进行了冷静的判断：一股敌人北上，只是佯动，他们的真实意图，是合击驻在莒县南部的山东军区和滨海军区的领导机关。 这时，罗荣桓在山东已待了五六年，对日军的脾气和惯用战法已摸得八九不离十。当时我军住得比较分散，情报站遍布各地，每天都接到大量情报，其中有些情报是相互矛盾的，如果不对总的情况进行认真的分析，就会产生错误的认识。事实上，这次他又判断得十分准确。 当“扫荡”的敌人进入根据地后，遇上了倾盆大雨，道路泥泞，又怕踩上八路军埋设的地雷，因此前进的速度并不快。加上敌人每路人马均在千人左右，而粮食都是由济南、兖州等地抓来的民夫挑运的。因此，罗荣桓估计敌人“扫荡”时间不会太长，便准备沉着应战。他命令胶东和渤海军区，当敌人集中兵力“扫荡”滨海之际，寻机打击守备薄弱之敌，以策应滨海区的反“扫荡”。 罗荣桓做了上述部署以后，于8月21日晚10时率领当时正在出席军区召开的军事会议的干部和军区机关，从莒县西南的洼子埠迅速南下。他知道两省的敌人建制不同，山东属华北日伪军辖区，而江苏则为华中日伪军辖区，两区之敌难以密切协同，其间肯定有机可乘，于是他按照敌进我进的“翻边战术”原则，回旋穿插于江苏、山东两省的边缘地带，在莒县南部、赣榆、郯城以北地区跳来跳去，同敌人“捉迷藏”。 一次，罗荣桓及其随从人员在沐河东岸一个村子里宿营。参谋肖剑飞正在同各个情报站通电话，了解各地敌情。突然，有人插话进来，在电话中大讲“大东亚共荣圈”的好处，还对八路军进行谩骂。肖剑飞马上意识到这是敌人，他便宣传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大好形势，痛斥日军和伪军的罪行，做起了敌人的“思想工作”。由于当时电话的质量不高，肖剑飞的声音很大，吵醒了隔壁的罗荣桓。 罗荣桓命令肖剑飞立即停止与敌人的通话，然后命令机关马上转移。以往八路军的转移大都是在黄昏以后，而这次却定在上午，机关的很多参谋都感到这样做容易暴露目标。 罗荣桓认为，上午转移存在危险，如果等到黄昏再转移，危险就更大。因为敌人可能已经测出与其通话的一方是领导机关，并大体了解具体方位和相互之间的距离，如不及时转移，十有八九要遭敌人合击。于是，连做好的早饭都没有吃，罗荣桓便带着机关，同特务团兵分两路，进行转移。罗荣桓带着机关钻进一片杂树林。有些参谋问他：“万一碰到敌人怎么办？”罗荣桓说：“那就进行战斗。但今天这种情况必须转移。” 走出20公里，罗荣桓看到已经摆脱了敌人，才命令部队休息，埋锅造饭。饭还没有做好，侦察员就来报告说，早晨住的那个村子已遭到敌人合击。罗荣桓听后微微一笑说：“等敌人明白追过来，我们可又转移了。” 就这样，罗荣桓靠其对情况的准确判断和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挽救了机关，并赢得了广大参谋人员和手下干部的尊敬。山东八路军逐渐摆脱了困境，从被动到主动，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7、一系列秋季攻势作战 山东八路军的秋季攻势作战，是结合粉碎敌人对滨海区的万人大“扫荡”进行的。敌人对山东八路军的连续胜利，企图进行报复性“扫荡”，以打击八路军指挥机关，毁灭后方，控制沿海地区，破坏反攻准备。从8月15日开始，敌59师团合击鲁山地区，第5旅团合击滨北地区，第1旅团合击鲁南地区。8月20日，这3股敌人突然一齐转向滨海中心区。他们集结了日伪军达1万余人，在日军第59师团长细川中康统一指挥下分13路从临沂、莒县、日照、赣榆等地出动，企图合击山东军区和滨海军区指挥机关。 罗荣桓从情报部门获得敌人的文件中了解到，这次敌人“扫荡”，不但来势凶猛，而且在战役的组织上，也非常迅速、隐蔽。在这种形势下，指挥员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指挥机关部队安全地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再伺机打击敌人。 罗荣桓在作战室里对参谋人员说：“这时的关键问题，在于摆脱我们的被动，争取自己的主动。”可是向哪个方向转移呢？当时的情况非常严重，莒县、日照、临沂、青口、海州敌人都已增兵和集结完毕；日照还增敌600余向北行动，并扬言要向北“扫荡”。 罗荣桓注视着地图上标示的敌情说：“日照敌人北去是佯动，企图迷惑我们，实际是隐蔽集结。”接着他举起双手，沿着地图由北向南画了两个弧形，又说：“敌人主要由北、西、东合击我们，临沂方向的敌人则进行配合。” 说完当即果断地决定，组织指挥机关包括这时正在参加军事工作会议的人员迅速南下，回旋于山东、江苏两省及边界各县的边缘地带。因为罗荣桓摸透了敌人的脾性，知道两省的敌人建制不同，山东属日伪华北地区，而江苏则为华中日军与汪精卫伪政权的辖区。两区之敌难以密切协同配合，我军有机可乘。这是罗荣桓在军事上的又一次正确决策。 这时，驻滨海区的山东军区与滨海军区、鲁中军区之间，都已架设了长途电话。罗荣桓吩咐参谋人员通过电话向鲁中、滨海军区的领导互相通报了情况，并告诉他们，敌人进入我区后，遇上倾盆大雨，道路泥泞；加之进入我腹地后，又怕踩地雷，这就影响了敌人前进的速度。另外，敌人每路人马均在千人左右，得不到补给，粮食都是从济南、兖州等地捕捉大批民夫挑来的。因此，估计敌人“扫荡”的时间不会持久，要各军区沉着冷静地对付敌人“扫荡”。 为了慎重起见，罗荣桓又反复叮嘱情报处长邝任农，要他继续注意敌情。他说：“现在已经暴露的敌情好办，问题是隐蔽的敌情不好办，你要特别注意日照方面的敌情。”罗荣桓把各方面情况搞清楚和安排好以后，询问了滨海军区的部署和行动；接着又部署了胶东和渤海军区乘敌集中兵力“扫荡”滨海之际，寻歼薄弱的敌人，以策应滨海军区反“扫荡”，然后他才于8月21日晚10时率领机关从莒县西南的洼子埠开始转移。 日军的这次大“扫荡”，曾先后合击滨海根据地中心地区的十字路、三界首、坪上（均在莒县东南）、碑廓（日照西南）、黑林（赣榆西北）各要点，但都扑了空，便只好对滨海根据地实行“清剿”，破坏我后方建设，掠夺物资、牲畜和捕捉壮丁。 为了挫败敌人的“清剿”，山东军区主力兵团除在外线积极打击敌人外，并适时派出一部分精干部队挺进内线，分别在莒县、日照边境地区、临沭东部地区及日照、赣榆沿海地区，各以约1个团的兵力，在民兵配合下打击敌人，保卫根据地。这样，日军在连续遭到打击后，便于27日开始分路后撤。 山东军区机关部队跳出合围圈，没有受到什么损失，但敌人却抢走了大批的牲畜和粮食，仅牲口就被抢走3000头以上。罗荣桓得到这一报告后，立即命令鲁中、滨海、鲁南军区派出部队打击“扫荡”撤退的敌人，截击被抢走的物资和牲口。民兵也在沂河、沭河地区，加紧布置地雷战。 与此同时，胶东、渤海、鲁南军区也各自在根据地对进犯的日伪军发起攻势。 胶东军区在8月24日攻克牟平南部突入我军的日伪军据点水道，并向蓬莱、掖县地区展开攻势。又于8月31日收复了文登县城，9月2日收复荣成县城，光复国土2万余平方里。 渤海军区自8月19日发起攻势，继攻克利津后，又收复乐陵、临邑、南皮等县城，解放沾化除县城以外的全境。共歼敌伪军5000余人，光复国土45500平方里，解放同胞达400多万，打通和扩大了各分区的联系。过去被敌严重封锁、分割的地区，已变成了大片根据地。1943年是渤海区最艰苦的一年，时隔一年，没想到形势变化这么快，真是令人鼓舞！ 鲁南军区在这次秋季攻势中，曾一度将滋（阳）临（沂）路、临（沂）枣（庄）路彻底破坏，断敌运输，严重地威胁了“扫荡”滨海区的敌人，扩大了各分区的联系。他们在秋季攻势中收复国土2万平方里，解放人民140余万。 8、葛庄设伏拼刺刀 细川中康在莒县、日照、赣榆等地来回奔袭，像一头盲目的熊瞎子频频扑击，结果次次落空。此时八路军在胶东、渤海、鲁南等地区发起了更大规模的攻势，蓬莱、掖县、文登、荣城、乐陵、临邑、南皮、沾化等县城受到猛烈攻击，100多个据点相继失守。细川中康极为恐慌，不得不结束对滨海的“扫荡”，下令各路日伪军迅速回防。 8月27日，罗荣桓命令鲁中、滨海、鲁南军区派出部队打击回撤之敌，截击敌人自抗日根据地掠夺的物资。当时，军区机要科和情报处经过长期研究，已经摸索出了敌伪军的一些电报规律，并能破译部分电报密码。 情报处将破译出的情报整理分析后送呈参谋处长李作鹏。其中一份情报引起了李作鹏的重视。有一路日伪军共2300余人，将从莒县出发，沿沂博公路北返淄博，途经鲁中军区控制的一段险峻地形，这是设伏的好机会。他当即将此情报向罗荣桓作了汇报，并转发给鲁中军区司令部。 9月2日，鲁中军区作战会议在埠前村召开，一幅十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铺在一张农家方桌上，军区政治委员罗舜初首先介绍敌情： “据山东军区提供的情报和我们的侦察结果，北返淄博的敌人分为左、右两路。右路为日军第59师团第43大队450人和滨县伪警备队300人，伪第47师200人，共计近千人，指挥官是大队长草野清中佐。左路为吴化文部第47师4个营和独立第1旅一部，共1200人，指挥官为旅长陈三坎。草野清部沿沂博公路回窜，陈三坎部由沂水城西渡沂河北撤，两路敌人孤军深入抗日根据地腹地，且沿途峰峦叠嶂，遍地青纱帐，像是专门送上门来的两块肥肉，我们决定把它吃掉！” 参谋处长胡奇才手持红蓝铅笔，指着地图说： “我们准备在葛庄设一个伏击圈，那里有一条1.5公里长的狭长洼地，四面环山，地形险要，如果敌人进入伏击圈就很难活着出去啦！1团埋伏在葛庄以东跋山一带，2团埋伏于葛庄以西乔山坡，4团1个营和4分区警卫连隐蔽于葛庄西南无儿崮和河套村，4团另一个营和军区特务营隐蔽于沂河南岸陶沟一带，4分区12团隐蔽于峭山坡一带。日军带有两门山炮，一定要夺过来！下一步攻城拔点任务多，有了山炮就解决大问题了……” 9月3日上午8时，右路敌军在草野清的率领下出现在沂博公路上。4匹马牵引的山炮走在最前面，随后是1个小队的骑兵，步兵呈4路纵队走在中间。后面是赶集一般的伪军，肩上背着大包小包，枪上挑着扑扇着翅膀的鸡鸭，驱赶着牛羊前吆后喝地往葛庄而来。 太阳当顶，日伪军钻进葛庄开始埋锅造饭。突然，四面枪声大作，手榴弹的爆炸声震撼着山谷，伪军吓得东奔西窜。草野清举起望远镜朝四周观察，西面山势险峻，自料难以逾越，于是下令调头东返。 岗田健率第5中队在炮火掩护下朝镢头岭攻击，刚到岭下的南阳河滩正好与1团1营1连迎面相遇。100多把刺刀对100多把刺刀，只一个回合，十几名日军便惨叫着倒下去了，而八路军却无一伤亡。岗田健大尉气得嗷嗷叫，挥舞军刀带头拼杀。日军的战斗力大不如前，崇尚武士道精神的日军向以擅长刺杀而闻名，在大战初开之时，3名日军背靠背，几十人都休想拢身。经过7年战争，日军的精锐大多钝化，以致连刺杀这种看家本领也丢掉了。 仅20分钟，已有50多名日军倒在血泊之中，岗田健恼羞成怒，挥刀疾进，陷入重围被3把刺刀高高挑起，重重摔在河滩上当场毙命，剩下的日军不敢恋战，掉头溃逃。一名小个子吓得腿肚子发软，眼看着被追上，索性转过身来右手举到帽檐不停地行礼，左手放下步枪，接着解下身上的子弹盒、刺刀鞘和背包，点头哈腰地说：“统统的给你，统统的给你……” 这是葛庄战斗中的第一个俘虏。 草野清中佐见第5中队败下阵来，严厉督促第1、4中队再次扑向镢头岭。两门山炮和两门迫击炮集中火力向镢头岭阵地轰击，山头上土石纷飞，烟云直冲霄汉。 日军对镢头岭的冲锋接连受挫，草野清见天近黄昏，到了晚上他的炮火便失去了目标，不得不退向葛庄西北的水母娘娘庙，抢修工事负隅顽抗。 9、八路军“弃阵逃散” 左路伪军陈三坎部见右路被袭，于是沿沂河西侧前进，企图策应右路日军，行至陶沟附近，遭到鲁中4团和特务营的伏击。陈三坎指挥伪军先后4次突围，均未成功。战至次日中午，陈三坎被击毙，伪军大部投降，仅200余人逃散。 水母娘娘庙建在一个不高的土丘上，原有大殿、后殿和厢房十几间，日军曾一度在此设据点，将后殿拆除，四周砌上围墙。日军被逼退后，民兵平毁了围墙。草野清败退至此，下令抢修工事，构筑掩体。 夜幕初降，舟状的月牙在云海中游荡。罗舜初和胡奇才策马来到前线，孙继先迎了上去。“上级来电，说莒县的敌人没有前来增援的迹象，不要急，慢慢打！”罗舜初翻身下马察看了一下娘娘庙的地形，“不好攻嘛，要动动脑筋。” 胡奇才沉思片刻，说，“敌人缺粮断水，不能持久，干脆在四周构筑工事，火力封锁，迫敌突围。” “好主意，”孙继先补充道，“南边网开一面，诱敌向沂河突围，我们在河两岸设伏，将其逼下河，打死也好，淹死也好，都是一个目的——消灭敌人。” 晚9点30分，后续部队进入阵地，开始火力攻击，轻重机枪一齐开火，娘娘庙大殿东南角燃起熊熊大火，日军在火光里乱喊乱窜。一阵扫射之后，几名日军中弹倒下，其余的吓得躲在石碑、断墙之后不敢动弹。 到了子夜，月牙消逝了，天空漆黑一团。此时庙里一阵骚动，日军的大炮吼叫起来，随后机枪也嘎嘎响起。双方火力对峙了一夜，直至拂晓枪炮声才沉寂了。 草野清熬过了一个恐怖的夜晚，太阳一出，他的胆也壮了，决定凭借优势火力杀出一条血路。他观察了一阵，发现南面是八路军的薄弱环节，便下令一个小队向北佯攻，大部向南突围。 上午8时，日军炮火向北面阵地轰击。孙继先的心猛地一沉，难道鬼子要向北突围？他正在担心，突然发现30多名日军虚张声势地朝北冲锋，队形拉得很开。 “声东击西！好得很。”孙继先猛捶大腿，“打！把敌人打回去。” 日军冲了一阵，见火力太猛，仓皇回撤。草野清命令调转炮火向南狂轰滥炸，日军倾巢而出，向南边阵地拥去。八路军且战且退，最后“抵挡”不住，弃阵“逃散”了。日军冲向河滩，开始渡河，炮车、辎重和战马拥挤在狭长的河滩上，混乱不堪。 此时，预伏在沂河两岸的部队突然杀出，日军陷入重重包围，成片成片地倒下，河水顿成血色。草野清自知陷入绝境，拼命顽抗，率部顺河且战且退。两岸八路军平行追击，战至下午6时，日伪军大部被歼，草野清带残部向无儿崮方向拼死冲击。 防守无儿崮的是4分区警卫连，可该连见沂河滩上杀得热闹，擅自参战，只留一个排防守阵地。由于兵力薄弱，被草野清突破了阵地。 黄昏时分，草野清登上无儿崮险峰，清点人数，日军只剩45人，伪军剩126人。 9月6日，莒县守敌田坂旅团长率1700余人，在13架飞机掩护下赶来增援，草野清残部始才获救。 此战共毙日军300余人，俘日军31人，毙伪军1300余人，俘367人；缴获山炮两门（1门毁坏，另1门参加过解放战争，至今陈列在上海博物馆），缴获60迫击炮两门和大批辎重。 10、盘点 山东军区部队秋季攻势作战，8月19日至9月23日，胶东军区以第13团、第14与第16团各一部、特务营及4个军分区独立团在民兵配合下，采取分区作战、交错进行的方式，对胶东日伪军发起进攻，收复文登、荣成两座县城，攻占古岘、旧店、水道、龙口等据点130余处，歼日伪军5000余人，使胶东4个军分区连成一片。8月24日，渤海军区直属团、特务营，在地方武装、民兵配合下，发起以解放沾（化）、利（津）、滨（县）边地区为主的全区性攻势，至10月底，共歼日伪军5000余人，攻克乐陵、临邑、南皮3座县城，解放了沾化、青城（今高青县）两县除县城以外的地区，打通了各军分区的联系。9月3至6日，鲁中军区集中4个团的兵力，乘“扫荡”滨海区的日伪军回撤之机，在沂水城西北葛庄地区设伏，歼日军300余人，伪军1300余人。 1944年8月28日，延安《解放日报》曾发表题为《山东捷报》的社论，对山东军民发动攻势作战，向敌展开局部反攻以来的胜利，进行了评述。社论指出，这一连串的胜利，说明我军已由反“扫荡”为重点的防御作战转为主动的进攻作战，不仅能攻破敌人设防坚固的据点，而且开始攻入和收复敌占县城。但敌强我弱的基本形势尚未改变，因此，不能骄傲自满，应当不断研究敌人，要有效地打击敌人，争取新的胜利。 1、日军大本营在垂死挣扎 然而，由于日军在中国的占领区急剧缩小，资源开发遭受严重破坏，以及英美盟军的轰炸和海上封锁，致使日本国内资源枯竭，储备告罄，粮食进口断绝。至1945年3月，日本的石油储备仅有40余万吨，钢材储备量只有26万吨，国内产米仅有300万吨，人民处于饥饿状态。工人罢工，农民抗交粮税，士兵逃亡、自杀等事件不断发生。日本统治集团哀叹：“战败虽属遗憾，但已无可避免。” 日本本土已乱成一团，侵占中国大陆的日军主官也频频更换。中国派遣军总司令俊六被调回国内担任教育总监，冈村宁次在一片萧瑟中成为俊六的替代者。日军大本营在看不到前途、找不到出路的痛苦中，疯狂地不断出台各类紧急措施。 但即便到了这个地步，日军大本营仍要孤注一掷，准备在其本土和中国占领区内进行最后的决战。4月18日，日军大本营指令中国派遣军收缩华南兵力以加强华北和华中的重要地区。6月，中国派遣军确定了新的作战计划，决定以主力控制华中、华北地区，同时挫败进犯沿海重要地区的美军，以策应本土作战。根据这一计划，侵华日军第6方面军及第23军先后由广西、湖南和江西向华中、华北撤退兵力，以加强华中、华北重要地区，特别是沿海地区美军可能登陆地段的防务。 晋察冀军区部队为消灭日伪军、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在战区内进行的战略性攻势作战。 1945年1月出台的《帝国陆海军作战计划大纲》中，日军已决定“以南千岛、小笠原群岛、冲绳本岛以南的各岛、台湾以及上海附近为进行纵深作战的前缘”，同时改变了主要作战对象，“将中国大陆的作战，转变为以美军为主要敌人的作战。以上海和华南地区为准备重点。”（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史编译组：《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 在此期间，美军先后夺取菲律宾，攻陷硫磺岛，又与中、英军一起收复缅甸。日本的“南防卫圈”全线崩溃，战火正向日本本土烧来。 日军大本营判断，美军将于6月以后，在日本的九州、四国等地登陆，初秋以后会在本州岛的关东地区登陆。因而日本必须在此之前，以关东和九州地区为重点，完成本土作战的准备：扩充本土兵力（明令规定凡属15岁至60岁的男子和17岁至40岁的女子均为国民义勇战斗队队员），加修重点地区的工事，竭力提高军需生产；力争在7月前，使本土总兵力达到250万，飞机7000架。 2、日军在华兵力再作调整 为了作最后的挣扎，1945年初，日军大本营拟定了1945年上半年的战争指导方针，这一指导方针的基本思想是：继续进行与盟国军队决战的准备，加紧完成日本本土及在中国占领区的防御部署，使日本本土和中国占领区成为决战的基地，主要是加强中国东南沿海地区长江下游和上海周围地区以及海南岛的兵力和战备，以便在盟军进攻时，能发挥最大的战斗力，与之决战。 中国派遣军根据大本营提出的方针和任务，于1945年1月29日下达转入新的作战准备的命令。 将第23军由第6方面军抽出改归中国派遣军直辖，并令其在3月底以前完成在中国东南沿海对盟军作战的准备；令第13军于夏初完成在长江下游地区对盟军作战的准备；令华北方面军于夏初完成在青岛方面对盟军作战的准备，同时确保华北占领区；令第5航空军以主力加强在中国沿海方面对盟军作战的准备。此外，还命令第6方面军确保粤汉、湘桂铁路沿线占领区，并作为同中国军队作战的主力。为实现上述战略部署，大本营对兵力进行了如下调整： 6个师团的增编：2月28日，在杭州编成第133师团，并编入第6军战斗序列。4月12日，编成第161师团，并编入第13军战斗序列。同日，编成第129、130师团，并编入第23军战斗序列。4月20日，在广东韶关编成第131师团，并编入第23军战斗序列。4月29日，在湖北当阳编成第132师团，并编入第6方面军战斗序列。 13个独立混成旅团的增编：2月10日，以第12野战补充队为基干编成独立混成第92旅团，并编入第12军战斗序列。2月20日，以第4野战补充队在扬州编成独立混成第90旅团，并编入第13军战斗序列。2月25日，以乙支队在福州编成独立混成第62旅团，以甲支队在温州编成独立混成第89旅团；以第11野战补充队一部为基干编成独立混成第91旅团。上述各旅团均编入第6军战斗序列。 3月10日，以第5、9、10野战补充队分别编成独立混成第83、84、85旅团，并编入第34军战斗序列；3月10日，以第1、2野战补充队编成独立混成第81、82旅团，并编入第20军战斗序列。3月30日，在湖南宝庆编成独立混成第86旅团，并编入第20军战斗序列。 4月20日，在衡阳编成独立混成第87旅团，并编入第20军战斗序列。4月29日，在广西全县编成独立混成第88旅团，并纳入第11军战斗序列。 13个独立警备队（相当于旅团）的增编：2月28日，在南京编成第1独立警备队，并编入第13军战斗序列。 3月9日，在北平编成第3独立警备队，并纳入华北方面军直辖；在大同编成第4独立警备队，并编入驻蒙军战斗序列；在山西运城编成第5独立警备队，并编入第1军战斗序列；在郑州编成第6独立警备队，并编入第12军战斗序列；在北平编成独立第7警备队，并编入华北方面军直辖。4月，编成第2、9、10、11、12、13、14独立警备队。其中将第10、13、14独立警备队编入第12军战斗序列，将第9、11、12独立警备队编入第43军战斗序列，将第3独立警备队编入第20军战斗序列。 为了加强中国东北和朝鲜方面的兵力，1945年5月30日，大本营将第34军之第39师团、华北方面军之第59、63、117师团编入关东军战斗序列。上述各师团于6、7月间移驻中国东北。 此外，根据大本营1944年11月1日的命令，1945年1月至3月间，将第47师团由日本国内调到湖南省南部，并编入第6方面军战斗序列。 根据大本营1944年12月的命令，1945年1月间将第11军之第37师团调往越南，编入第38军战斗序列。1945年1月13日，大本营下令将属第11军指挥的第22师团调归南方军，编入第18方面军战斗序列。 1945年1月25日，大本营下令将关东军第6军司令部调归中国派遣军属下。 1945年3月22日，在山东地区编成第34军，并编入华北方面军战斗序列。 1945年6月17日，大本营下令将第34军司令部调归关东军，其所属部队编入第6方面军战斗序列。 经过上述调整，至1945年8月15日大本营宣布无条件投降时，侵华日军（中国派遣军）以冈村宁次大将为总司令官，小林浅三郎中将为总参谋长。下辖华北方面军（辖第1、12军，驻蒙军、第43军、方面军直辖兵团）、第6方面军（辖第11、20、13、6、23军），以及航空部队。以上共计26个师团、1个战车师团、22个独立混成旅团，11个独立步兵旅团、1个骑兵旅团、13个独立警备队、1个特别警备队。 3、老总胸宽量大 陕北的8月，烈日炎炎。 聂荣臻离开晋察冀军区整整1年了，他人虽在延安，仍然心系那片他曾经战斗的土地。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央下达了为战略反攻做准备的号召，中国抗日战争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晋察冀军区将有许多工作等着他去做。他也恨不得迅速返回晋察冀，指挥全区军民的抗战。 晋察冀军区是聂荣臻一手创建起来的，它的发展和壮大应该说与聂荣臻是分不开的。但是在延安整风中，仍有人对聂荣臻为晋察冀所做的工作提出了种种批评意见。 1943年8月，聂荣臻到达延安之后就参加了整风。 1944年1月上旬，他3次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汇报了晋察冀的工作。据此，由任弼时、王若飞起草经毛泽东修改，发布了《中央对晋察冀分局干部扩大会议的指示》。指出：“六年来，分局同志及晋察冀全体干部党员和在边区的八路军指战员，与人民群众相结合，创造和坚持了晋察冀民主抗日根据地，是执行了中央的路线和所给予的任务，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同时指出，在坚持持久抗战，准备与敌人熬时间方面，“还有若干不够的地方，需要我们加以去充实与改进”。“我们在思想上，还要有在最困难局面下和敌人熬时间的准备。这就需要我们避免轻敌速胜观念，要更加依靠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 在上述指示中，可以看出中央对6年来晋察冀的工作是肯定的，但是也提出了种种批评意见。主要是批评聂荣臻有“轻敌速胜观念”。 聂荣臻1981年回忆说，当时，我强调过这样的意思：战争不会拖得很久了，胜利的曙光就在前头。这个说法，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历史上大规模的战争，一般都超不过4年。一场战争要牵扯到各个方面的条件，不会拖得太久。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到1943年整整6年了。从华北战场看，它已明显地显露出衰败的迹象。它还能再拖几年呢？1943年初，我们宣传过一个口号，叫做：“迅速打败希特勒，1943年打败日本。”当然，这个口号先是根据中共中央1942年“七·七宣言”的精神提出来的。后来由于欧美迟迟不开辟第二战场，打败希特勒的时间推迟了，中央也改变了这个口号。 但从华北的实际情况看，提出这样的口号，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不单单是为了鼓劲，还有一个准备下一步的问题。胜利了怎么办？不能措手不及呀！有的同志批评说这是“轻敌速胜观念”。什么“轻敌速胜观念”，6个多年头的战争，已经是相当持久了，哪里还谈得上“速胜”！ 无独有偶，在延安发布了《中央对晋察冀分局干部扩大会议的指示》后，在远离延安的晋察冀，也召开了长达80多天的晋察冀分局高干会议。这个会议全面研究总结了晋察冀过去的各项工作，还是有成绩有收获的。但是会议开着开着，发展到针对聂荣臻进行点名批评，提出了诸如“试行志愿义务兵役制不对”“演出《跟着聂司令员前进》是搞个人突出”“晋察冀的军事路线有问题，有轻敌速胜观念”等批评。 聂荣臻得知后，有着儒将风度的他平静地说道：“晋察冀的工作，我的工作，并不是没有缺点和问题的，应该允许人家提出批评。即使有些意见提得不够准确，供我们参考也是很好的。同志之间意见不一致，可以通过讨论来解决，应该讲究方式方法。意见实在统一不了，可以让实践来证明谁是谁非。” 发扬民主对领导人提意见，无可非议，但后来历史的发展，证明聂荣臻是正确的。 “聂老总胸怀很宽广，度量大。”当时任4分区35团政治委员的傅崇碧后来说，“他从延安回来后，对那些提过他意见的人依然如故，仍然重用。”后来，错误批判过聂荣臻的人，有的也深刻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4、晋察冀军区整编 聂荣臻很想回到他战斗和生活了6年的晋察冀军区，但是在延安，他同样也有很重要的工作要做，离不开身。而且中央仍然让他担任晋察冀根据地的组织领导工作，继续任晋察冀分区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每有重大决策问题，毛泽东还时常征询一下他的意见。 大反攻即将来临，晋察冀的工作，特别是军事工作需要加强，这让聂荣臻非常焦急，派谁去呢？ 突然，他想起几天前贺龙和他说：耿飚找过他，说要上抗日前线。 对于耿飚，聂荣臻太熟悉了，可以说是看着他成长起来的，是一员猛将。想到这，聂荣臻马上让警卫员把耿飚找来。 一见面，聂荣臻开门见山地说：“你去晋察冀军区如何？” 耿飚正想上前线，一听说要去晋察冀就高兴地满口答应。 接着聂荣臻说：“你先去当一段副参谋长吧，熟悉一下情况，由你来主持全区的作战工作。”耿飚来到晋察冀后不久，晋察冀军区部队进行了整编。冀晋、冀中、冀察、冀热辽4个军区相继成立。 编后编制序列如下： 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副司令员：肖克；副政治委员：程子华、刘澜涛；参谋长：唐延杰；副参谋长：耿飚；政治部主任：舒同；政治部副主任：朱良才。 晋察冀军区下辖4个军区，第1至第18共18个军分区。 司令员：赵尔陆；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王平；副司令员：陈正湘；副政治委员：刘秀峰；参谋长：唐子安。下辖第2、第3、第4、第5军分区。 第2军分区司令员：曾美；政治委员：张连奎。 第3军分区司令员：李湘；政治委员：黄文明。 第4军分区司令员：马龙；政治委员：丁莱夫。 第5军分区司令员：陈仿仁；政治委员：刘达。 司令员：郭天民；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刘道生；副司令员：韩伟；参谋长：易耀彩。军区下辖第1、第11、第12、第13军分区。 第1军分区司令员：肖应棠；政治委员：杨世杰。 第11军分区司令员：肖文玖；政治委员：杜存。 第12军分区司令员：詹大南；政治委员：段苏权。 第13军分区司令员：熊奎；政治委员：武光。 司令员：杨成武；政治委员：林铁；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志民；参谋长：沙克。军区下辖第6、第7、第8、第9、第10军分区。 第6军分区司令员：王先臣；政治委员：魏震。 第7军分区司令员：于权伸；政治委员：张庆春。 第8军分区司令员：贾士珍；政治委员：周彪。 第9军分区司令员：魏洪亮；政治委员：陈鹏。 第10军分区司令员：刘秉彦；政治委员：旷伏兆。 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李运昌；副司令员：詹才芳；副政治委员：李楚离；参谋长：彭寿龙；政治部主任：李中权。辖第14、第15、第16、第17、第18军分区。 第14军分区司令员：舒行；政治委员：李子光。 第15军分区司令员：赵文进；政治委员：杨文翰。 第16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政治委员：徐志。 第17军分区司令员：李雪瑞；政治委员：李文。 第18军分区司令员：何能彬；政治委员：焦若愚。 至此，晋察冀军区共辖4个军区、18个军分区，边区面积达2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2000万。新的战略区形成后，各区军队立即投入攻势作战和反“扫荡”作战中。 5、周恩来交代的任务 耿飚，湖南醴陵严家冲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9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时期，任红1军团第3军9师参谋、师干部教导队队长、作战教育科科长、红1军团第2师4团团长、红1师参谋长、红四方面军第4军参谋长。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耿飚任八路军第385旅参谋长、副旅长兼副政治委员。后到抗大学习。1944年9月任晋察冀军区副参谋长。 1944年9月，耿飚奉命离开延安去晋察冀。 行前，周恩来对他交代了一项任务：顺便把一个美军观察组护送到晋察冀去。这个美军观察组共11人，由马振武、韩叙、董越千同志当翻译。 当耿飚来到叶剑英驻地接人时，还没等翻译介绍，观察组一个身着制服、佩戴上尉军衔的胖子便冲耿飚迈出一步，“啪”的举手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用生硬的中国话说： “将军阁下，很高兴见到你。” 韩叙介绍说：“这是盟军观察组组长德穆克上尉。”寒暄之后，德穆克向他的部下歪了一下头，另一个美国人便拿着3支卡宾枪走过来，看来他们早已准备好了。 德穆克嘟噜了一句美国话。韩叙同志翻译说：“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这是送给你的一份小小的礼物，将军阁下。” “谢谢！”面对这些烤蓝锃亮的卡宾枪，耿飚当然“不介意”。警卫员胡大方喜得合不拢嘴，过来抱起了枪。 美军观察组是继中外记者参观团之后，于7月22日到达延安的又一批外国客人。他们的总“头儿”是长期担任驻华武官的包瑞德上校。观察组的成员，大部分是史迪威将军的部下。 然而这些美国人架子大得要命。一上路，他们就耍开了大少爷脾气。当时，为了保证安全，上级派了一个警卫排随行。这些美国人把警卫当做他们的勤务兵，一会儿埋怨这里照顾不好，一会儿指责那里照顾不周，而且一定要吃西餐。不会骑马，甚至从哪边上马都不知道，一上路，就接二连三地从马背上掉下来好几个。于是他们便撒野，暴躁地抽打牲口。 耿飚便让翻译告诉他们：在这里骑马不比美国西部大草原，沟沟坎坎多，得悠着点儿骑。 这些美国人听着善意的劝说，更加气急败坏，一个个挥着拳头朝耿飚大声嚷嚷。 耿飚问韩叙：“盟军讲什么？” “他们说：‘抗议给我们使用这样的马，将军阁下。’” 耿飚憋了一肚子气，决定每两个战士保护一个美国人，并帮他们学骑马，给他们示范，以便让他们尽快适应在黄土高原上骑马。两天后，他们的骑术大有长进，每当宿营下马后，还亲切地拍拍马脖子，吻一吻马脸，竖起大拇指夸这些马“顶好”。真是又可气又可笑。 接下来的问题是他们太散漫。路上过一辆牛车，他们也要停下来围观、拍照，嘴里发出“噢！”“噢！”的惊奇声。甚至妇女为什么不搽口红，老太太脚是怎样“变”小的等，都成了他们的问题，一天到晚围着耿飚“将军阁下”地问个不停。 接近黄河时，天空开始出现日军飞机。对八路军来说，行军路上遇到空袭，只要指挥员一声令下，几分钟内就会疏散隐蔽完毕。可是这些美国人却不行，一听见飞机声就乱了营，先是指着飞机大喊“在那边”，然后就策马乱窜，把他们的大衣、行囊扔得遍地都是。战士们解释“那是侦察机”，可他们哪里听得懂？ 几分钟的骚乱，常常得用个把钟头才能收拢。有的骑马跑出好远，有的钻到灌木丛里、庄稼地里，找都找不出来，失去骑手的空马跑得四面八方都是。警卫排的战士们还得到处去找他们丢失的零星物品，大到电台部件，小到项链、十字架。 耿飚犯起愁来，照这样下去怎能通过敌占区？怎能突破封锁线？ 战士们也有意见，都气呼呼地不搭理他们，美国人很敏感，对战士们的态度大惑不解。德穆克上尉便小心翼翼地来问耿飚：“将军阁下……” 此时耿飚正窝着火，便冒出一句：“什么‘将军阁下’，别叫了！” 德穆克惊愣地瞪大了蓝眼睛，两手一摊，肩膀一耸，愣住了。 耿飚仍不理他，只管催马前进。德穆克也不做声了，安静地跟在行列里。途中休息的时候，他们聚在一起，叽里咕噜地开了一阵会，其中一个便大声喊警卫员胡大方：“胡！你过来。” 胡大方是个很活泼的小鬼，心灵手巧，把马匹打扮得既又干净又漂亮。美军观察组的人都喜欢他。把他叫去，是为了询问耿飚发火的原因。 小胡通过翻译告诉他们：“你们太稀拉！” “噢！” “不能向我们的人耍态度！” “噢！” 恍然大悟地“噢”一声。德穆克又问到耿飚说的“什么将军阁下，不要叫了”的原因。胡大方知道他误会这个称呼出了问题，但又不便实说是因为他们太散漫而引起耿飚发火，便飞快地找出一个理由：“一般来说，我们八路军是不这样称呼的。” 这小鬼还真有点儿“外交头脑”。美国人顿开茅塞，纷纷用生硬的中国话说：“同志？” “首长？” “先生？” 胡大方笑起来，对他们说：“你们叫他‘领导’好了。” 美国人大惑不解。翻译告诉他们：这个词的意思是：带领、引导。这倒很适合耿飚对他们的责任。 当晚在黄河边宿营，军区发来电报告诉耿飚：陈正湘、曾美同志已经带个营来接应你们了。由于马上要进入敌占区，耿飚便把美军观察组集中起来，给他们讲讲注意事项。耿飚的讲话常常被他们的问题打断。他们共同担心的问题是：“能不能安全通过敌占区？”“万一和敌人遭遇了怎么办？”“你们只有1个排，有能力掩护我们吗？” 耿飚一一解除了他们的顾虑。最后让他们换上便衣。谁知这一下乱套了，他们穿上陕北老乡的服装，你看我，我看你，突然笑得前仰后合，又打滚又蹦跳，直喊上帝。 过了黄河，队伍便开始夜行晓宿。敌占区的各级游击队和抗日政权早已接到通知，千方百计地安排好食宿条件，在日寇岗楼林立、路沟纵横的封锁线上，开辟出一条条安全“走廊”。每当队伍潜伏在出发线上等待游击队通知的时刻，在夜色里不时传来埋伏在敌伪内部的“关系”用暗语报告“平安无事”的时候，或者在日寇装甲巡逻车探照灯的“盲区”里闪电式地跃过铁路的时候，这些美国人总是又担心又激动，在他们的脸上、眼中和动作中充满了冒险的神情。 德穆克问耿飚：“领导，耿。我们该怎样评价这次伟大的冒险？” 耿飚想起在延安学习时常用的一句话：彻底的唯物主义是无所畏惧的。便对他说：“无所畏惧。” 德穆克向他的同志转达了这个词，引起一阵低低的“噢！”“OK！” 从此，他们便把这次行军称做“无所畏惧的行动”，把耿飚叫做“无所畏惧的领导”。 6、贯彻向北发展的方针 耿飚一到任便协助程子华指挥了1944年的秋冬季攻势。 这次攻势的重点仍是以摧毁敌铁路线、公路线为主要目标，其中冀东区的主要任务是反“扫荡”作战，其他区的任务是积极配合冀东区反“扫荡”，同时向敌薄弱的地区推进。至年底，全区军民奋勇战斗，攻克和逼退敌据点碉堡1000余处，收复了广大地区，为尔后转入反攻创造了条件。 1944年12月初，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国各解放区发出了“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的号召。 为指导各战略区作战，在此之前，毛泽东于11月24日致电晋察冀分局： 为了准备全部夺取平绥铁路，防止国民党在反攻时，乘此空隙东下威胁平津，为了在敌后之敌后开展工作，以减少坚持根据地之困难，分局目前须派一批得力干部与适当兵力，发动与组织平绥线两侧群众，争取伪军、伪警、伪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游击战争，使平绥线两侧逐渐变为我之游击地区…… 在进行步骤上，首先应加强大同以东桑乾河两岸工作，组织几个短小精干的武工队配合雁北北线党政军民原有工作基地逐步推进平西，则应用最大努力争取实行“察南全为我有”。详细计划，望讨论后电告。 12月18日，毛泽东致电晋察冀军区代司令员程子华，要求他们进一步贯彻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电报指出：“1.敌对蒋仍是一打一拉，目前又到了拉的时候，但将来还可能打。2.蒋对我党不愿作任何原则上让步，我党应坚持联合政府，在此种立场上不关闭谈判之门，其他不应再谈，结果仍是拖。3.沦陷区扩大，如我党能执行正确政策，便可使现有军队获得巩固，并可在新发展地方扩大军队。4.豫湘粤浙四省明年可能大发展，陕甘宁边区已抽出六千军队及干部分赴豫湘。5.河南发展，胡宗南、汤恩伯两部又南调十余师，此间已不敢威胁，不须再增兵。6.希望你们努力向雁北、绥东、察哈尔、热河及冀东敌占区发展，扩大解放区。同时努力从事城市工作。”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12月20日，中共晋察冀分局作出了“关于全国开展平绥路工作的决定”。为贯彻中共中央指示，1945年2月中旬，中共晋察冀分局和军区召开了各区党委和二级军区干部会议。会议由分局代书记程子华主持。会议讨论制定了“1945年扩大解放区方案”。 在会上，程子华说：“1945年扩大解放区要坚持向北发展的方针，以解放平绥铁路两侧地区和锦（州）承（德）公路以南地区为主要目标，开辟雁北、察南、绥东、热河、子牙河东、大清河和津浦路东等地区。除主要发展方向外，尽可能逼退敌伪军深入内地及边缘地区的据点和碉堡，缩小敌占区，扩大解放区，把挤敌人的工作形成群众运动。” “为此，各地区要一方面组织武工队向敌占区伸展，一方面利用有利时机，以主力部队配合武工队，组织较大规模的游击战，进行开辟新解放区的工作。各地扩大解放区的攻势，预定5月份开始行动。” “冀晋军区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收复平绥路以南（雁北）和以北（绥东）广大敌占区。这个地区包括东至阳高，西至大同、集宁、红格尔图。” 此外会议还强调要扩充部队，加强各级指挥机关，提高军事技术，加强军队内部和外部的团结，加强政治工作和后勤工作，准备干部，发动群众，组织武装等，积极做好扩大解放区的一切准备工作，以便按计划进行攻势作战。 根据这一方案，晋察冀边区军民在分局和军区的统一指挥下，于1945年1月至7月间，向日伪军展开了大规模的春夏季攻势作战。 1945年4月18日，毛泽东再电中共晋察冀分局，明确指出：晋察冀边区扩大解放区的主要发展方向，应放在热、辽和雁北地区，以便开辟察北和东北。 7、围攻辛中驿 根据晋察冀军区指示，冀中军区司令员杨成武、政治委员林铁与军区其他领导研究后决定春季攻势的总方针是：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贯彻毛主席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思想，以军事打击与政治攻势、经济封锁相结合，先由西而东，从白洋淀指向渤海边；尔后由南向北，席卷平南、津西，歼灭盘踞之敌；进而穿过永定河、子牙河、津浦路，协同冀东、冀察我军夹击平、津。 整个战役以攻克北平大名公路上敌人的坚固据点辛中驿拉开序幕。 对此，在《星火燎原》中收录的李健的回忆文章有精彩的描述。 辛中驿，地处北平至大名公路，位于任丘到河间之间，是连接两地的重要枢纽，地位十分重要。该据点工事坚固，有高达十丈多的主碉2个，还有副碉、暗堡。在据点周围建有外壕、铁丝网，在外壕和铁丝网周围，埋有两层地雷、集束手榴弹。守敌也比较多，驻有伪任丘县警备第2大队，人数150余人，配有机枪、小炮。附近大城有日军的山田大队，任丘有日军加藤中队。 伪大队长田文明，原是国民党军的营长，投降日本后，为非作歹，无恶不作。两年前正是他一手策划了石门桥惨案，杀害抗日群众40余人。有一位小学教员一家6口，被他投入井中，然后填进石块活活砸死。他的兽性发作时，还经常在碉堡上向镇上瞄准开枪，说是打“活靶子”。 对此，当地群众恨之入骨，老百姓还编了一段歌谣，控诉田文明的罪恶： 人民恨，敌人就爱，日军头目对田文明大加赞赏，说：“有田文明防守辛中驿，皇军可无挂虑。”经过研究，冀中第9分区首长决定拔掉这个钉子，铲除汉奸田文明。 鉴于辛中驿敌军防御较严，附近又有日军增援。为攻取辛中驿，分区决定先打山田大队，给他以教训，使其不敢轻易出城。 不久，山田率队到任丘一带抢粮。分区抓住这个机会，以第38区队、任丘支队和文新支队在金桥设伏。 4月13日下午，山田抢粮归来，八路军发起攻击，把500余鬼子压在西洋河的河槽里，抬不起头。 一直到晚上，日军才重新拼凑起来，利用夜暗，扔掉所有重装备，逃走了。 这一仗，歼灭敌军60多人，缴获大车百余辆。鬼子从老百姓手里抢的东西，被夺了下来。 打这以后，山田老实多了。 分区接到伏击胜利的喜讯后，当即决定部队出发，围攻辛中驿。当晚，部队就把辛中驿包围起来。 之后，八路军向守城伪军喊话，让他们投降。田文明死硬，不肯投降，还打电话让山田增援。山田刚挨了一顿打，险些丢了命，惊魂落魄，不肯出援。说：“我刚虎口逃生，实属侥幸，这回仰仗田队长自救吧！” 田文明放下电话，把山田臭骂一通，之后下令死守。 敌人不投降，就消灭他。分区首长命令，开始攻击。 但攻了一次，部队未能通过外壕，梯子也被炸断了。 田文明以为八路军是吓唬他，没想到夜半时八路军真的把梯子架了过来，要不是梯子被炸断，八路军一定已冲进镇来。怕八路军再攻，田文明让人摆了一口大锅，里面盛满油，装上灯芯点燃，顿时四下里亮了起来。田文明还觉不放心，又让守城头的兵不时往外打枪，他自己则把上衣脱掉，抄起一柄大刀，在碉堡里吼道：“咱是中央军，前十年老子就是中央军的营长，对付你们这些土八路办法有的是。你们别想在我这里找便宜。” 长官喊，下面的兵也跟着吆喝：“鸡叫啦，你们快跑吧，明天皇军要来，小心你们的脑袋。” 死到临头，这伙家伙还拿鬼子吓八路军。 由于八路军缺乏重火器，要打下辛中驿并非易事。攻击部队决定先行围困，暂不攻击，研究战术。 一天，分区参谋长李健正与分区副政治委员王道邦总结攻击受挫的原因，第42区队政治委员李惠芹急冲冲地跑来说：“李参谋长，刚才任丘区小队有人提了个办法，说可以挖地道去炸碉堡，我们看这个办法不错。”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依靠群众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李健一听喜上眉梢，转身问王道邦：“这办法很好，任丘3、7小队挖地道最有经验，挖挖试试看怎么样？” 王道邦高兴地说：“这个建议我们应该马上采纳，这说明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我们第一次进攻失败，就是因为没有发动群众想更多的办法。我们必须把群众中一切积极的力量都发挥出来，才能取得胜利。” 最后李惠芹走时，王道邦又反复叮嘱道：“要广泛发动群众来做好这些工作。我们把坑道爆破、政治瓦解、夜间强攻三者结合起来，一定可以打下辛中驿。” 一发动群众，群众的热情更高了。他们说：“同志们，只要能给咱除了这个祸根，你们需要什么，我们就支援什么。” 挖地道的民兵和老乡们喊着“埋头苦干，不怕流汗，挖通坑道，碉堡上西天”的号子拼命地挖着，他们决定要让土八路的土办法发挥巨大的威力。 田文明见八路军设下重重包围，就是不撤，有些害怕了，他连连向周围的日军求援。八路军也估计到敌人这一手，于是以2/3的兵力打援，1/3的兵力围点。周围的日军惧怕，不敢出援，只是南面河间县出来了百余日伪骑兵试探了一下，和第34区队打了一个照面就缩了回去。大城、任丘、高阳的敌人一直没敢动。 一天，哨兵抓了一个形迹可疑的人，从他身上搜出一封信。原来是伪任丘县长宋达民送给田文明的。信中说： ……我如增援出城，定受伏击，有全部被歼危险，县城亦将难保。我尽力促加藤中队长率日军援你，而加藤指令云：辛中驿可放弃，任丘不能出动…… 当天，李健又得知，任丘日军加藤中队的一个小队长，由于害怕八路军的攻势，感到末日临头，武运不能长久，剖腹自杀了。 李健和王道邦立即让人把这些消息用箭射入据点，并用小喇叭向敌人广播，瓦解敌军。守据点伪军更是惶惶不可终日。 围到第5天时，伪军中出现了骚动。但田文明仍很顽固。而这当口，八路军挖的坑道在迫近敌外壕时，竟被敌人发现，伪军用横沟和埋集束手榴弹爆破的方法把坑道给破坏了。这回，田文明更横了，他把一个动摇的伪军士兵的头砍下来给八路军看，还站在碉堡上吼叫：“你们别穷叫唤了，看看这就是听你们叫唤的下场！” 战士们气愤到了极点，42区队特等神射手李小陆举枪便打，只听“叭”的一声，田文明的帽子被打飞了，吓得田文明一激灵，再也不敢把头探出来了。 政治争取和坑道作业均未成功，李健和王道邦决定强攻。 他们深知，这一仗是响应毛泽东提出的“扩大解放区”的第一战，也是执行军区整个作战计划的第一炮，只能打胜，不能打败。 为此，地委再次开会研究，批准了强攻计划，并决定由李健到前沿具体指挥。 19日夜，月黑星稀。 一阵急促的冲锋号撕破了沉寂的夜空。 指战员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冲向敌碉堡。李健和42区队长万振西站在敌外壕边上的一个小院内，看得真切，后来李健回忆道： 由于我们没有重火器，轻武器的弹药也很缺；几年来打伏击、奇袭、化装袭击是有了一套，而对攻坚确实存在着困难。我亲眼看着战士们猛虎似的向上冲，但敌人在外壕内沿反斜面里筑有荫蔽掩体，一个劲地掷手榴弹；田贼带着特务亲自督战，把我们进攻道路封得死死的。部队连冲几次，都被敌人的密集火力阻止在壕沟外边了。目睹当前这种情况，恨不得上去一拳把所有的敌人统统砸死。 李健此时的心态是平常人所想象不出来的，这是一种愤怒和悲痛交织在一起的复杂心态。 李健在沉思：难道攻辛中驿真的是“条件不成熟”和“不可能攻克”吗？不，我们一定还要再作努力，绝不动摇。 李健铺开作战草图与大家研究起来，大家提出，刚才冲锋时看出敌人有个弱点，就是敌人把火力都集中到我们主攻方向。东南、东面火力很弱，是个空隙。 李健立即决定多点佯攻，并从坑道里运动部队隐蔽接敌，这样一定可以打上去。大家听罢连声说：“好，就这么干！” 短暂部署调整后，新的攻击发起了。这时鸡快叫了，远方已透出鱼肚白。这正是敌开始麻痹和疲惫之时。 攻击部队从多路攻了上来，敌人一时慌了手脚，火力也分散了。而这时，几里以内的男女群众纷纷鸣锣擂鼓，和着战士们的喊杀声此起彼伏，奏起了一曲威震敌胆的交响乐。 在“为冀中人民报仇的时刻到了”的口号声中，战士冒着敌人密集的枪弹，前赴后继，跳过深沟，登上云梯，突进敌碉。这时从地道里隐蔽钻出的战士和民兵，也突入碉内与敌展开白刃格斗。 20日拂晓，辛中驿之敌被全歼。战斗结束后，李健看到2个俘虏用门板抬着一个人走过，押解的战士报告说：“这就是田文明。” 说完，战士把盖在田文明头上的毛巾揭下来，李健定睛一看，田文明满脸是血，已气息奄奄，他对战士说：“把这个罪恶滔天的畜生抬下去，他会受到人民的严厉惩罚的。” 收复辛中驿后，冀中军区司令员杨成武、政治委员林铁，表扬了参战部队，他们说：“这一战斗已取得了运用坑道爆破和强攻坚固据点的初步经验。揭开了冀中地区对敌反攻的序幕。”随后在杨成武和林铁的指挥下，冀中部队3个月内连续发动任丘、河间、文安，新镇，安平、饶阳，子牙河东，大清河北5次进攻战役，正如杨成武后来说的：“这5个战役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极为紧凑而又有节奏地向前发展。” 在冀中军区发起春季攻势的同时，其他战略区亦取得重大战果。 冀晋军区。1945年春，向根据地内部和边沿地区进攻，先后攻占了平山、繁峙和山阴县城，歼日伪军100余人。3月30日，再克敌雁北重镇灵丘县城，敌军慑于被歼，被迫放弃33处据点、碉堡。与此同时，冀晋军区拔除了平山、灵寿地区敌伪军据点24处，光复村庄52个，人口2.7万余人。突破了日伪军在大营至灵丘之间建立的所谓“确保蒙疆区”的第一道封锁线。 冀察军区。在春节攻势中，根据军区指示，冀察部队向根据地边沿地带敌伪据点发起了春季攻势。所属第1分区攻入徐水南关和北关、保定东关，逼退涞源城敌军。第11军分区部队解放了日军在平西的重要据点斋堂和紫荆关，并逼进北平郊区，攻克栗园据点。第12军分区部队曾攻入崇礼城，歼敌百余人。第13军分区活动于察南的部队，经3个月激战，解放了平绥路南、张家口西南地区，解放327个村庄，8万余人口。 冀热辽边区。自1月起，冀热辽军区连续实施了4个多月的反“扫荡”战役，粉碎了敌军4万余人的进攻。 这些攻势和反“扫荡”，为开展夏季攻势创造了条件。 8、夏季攻势作战决策 春季攻势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为进一步贯彻中央的指示精神，4月12日，晋察冀军区首长正在运筹发起夏季攻势。 程子华看着地图说：“目前扩大解放区的主要发展方向应当放在热辽和雁北地区，这对将来配合苏联对日作战有重大意义。因此，冀晋和冀察两区，应当开辟平绥路两侧工作，大力解决新开辟地区所需的干部和武器。” 唐延杰说：“5月10日前后就到了青纱帐时期，应该抓紧时间把干部和部队补齐，齐装满员地进行训练，解决物资上的困难。” 耿飚说：“两个军区可同时行动，以取得配合。这次攻势一旦成功，不仅两区解放区将扩大，而且会使两区连成一片，为大反攻创造极为有利的条件。” 朱良才说：“政治工作也不能放松，要趁日伪军的失望心理，大力加强政治工作。” 程子华说：“应当立即给各军区下达积极配合苏联作战的指示。” 当日，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向各战略区下达了关于积极准备配合苏联作战的工作的指示。指示指出： ……分局2月高干会议确定的扩大解放区方案，把主要发展方向，放在热辽与雁北地区，对于配合苏联对日作战，有重大意义。各区党委应用更大力量积极完成这一任务。冀晋、冀察区党委，应加强开辟平绥两侧工作，用大力解决开辟地区所需要的干部与武器问题。冀热辽区党委对开辟热河工作，在热河建立根据地站稳脚跟，应下最大的决心。开辟热河不仅对巩固冀东有很大作用，而且应把热河作为进一步开辟东北，直接配合苏联作战的前进阵地。在5月10日以前，各地应把青纱帐期开辟工作的干部和部队抽调齐全，进行干部与部队的训练，切实解决物质上的一切困难。必须使干部深刻认识，今年扩大解放区的计划，能否按期完成，对于我们今后配合苏联收复东北、巩固边区，均有重大的影响。 5月1日，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又发布了“关于开辟新区扩大解放区的政治训令”。 接到分局和军区的指示后，冀晋军区立即组织落实。 副司令员陈正湘说：“春季攻势结束后，我军区第2、第3、第4分区已逼进至各条铁路沿线，敌被迫龟缩在平山、灵寿、行唐、完县等几个孤立据点里，剩下的少数据点的伪军大多也被我军控制。目前时机非常有利，我们可以组织发起雁北战役了。” 参谋长唐子安走到地图前说：“目前整个雁北地区，敌有87个据点，日军3600余人，伪军4000多人，加上大同矿警400多人，再把从归绥地区开来的伪蒙军500多人算上，近万人。敌军兵力不少，但分散部署在山阴、应县、浑源、广灵和桑干河沿岸的两道所谓‘蒙疆确保区’的封锁线上，兵力空虚分散，是我歼敌的有利时机。” 王平说：“对，我看这次雁北战役的主要目的可以定为解放浑源、应县、山阴地区和桑干河两岸，以及平绥路大路至阳高两侧地区，打破敌两道封锁线，把这一地区建成巩固的抗日根据地。” 赵尔陆点点头，补充道：“待青纱帐起后再进一步向绥东发展。” 最后确定：集中6个团、6个县支队和三蚌武工队。以第3分区第2团、第4分区第30团进入雁北，协同已在雁北的第6团、第35团等部作战；以第2分区第4团和第43团一部进入代县、崞县、五台以北地区作战；以冀西和正太路、同蒲路等方向的部队歼灭当面之敌，配合主力作战。 为便于作战，将雁北的部队编为3个纵队。第5军分区第6团和大同、阳高支队组成第1纵队，作战地区是广灵线以北，桑干河西岸。第5军分区第2团、第30团、第35团和应县、灵丘、浑源支队以及山阴武工队组成第2纵队，由第5分区司令员陈仿仁、副参谋长刘苏指挥，作战地区是广灵南村以西到山阴地区，重点在浑源和应县境内，打开浑应川。第2军分区第4团、第43团一部及崞代支队、五台支队等组成第3纵队，由第2分区司令员曾美指挥，围攻沙河、繁峙、代县、崞县、五台地区之敌。 部署完毕，王平强调说：“由于敌我兵力对比情况，我们尚没有力量实施运动作战，这次作战仍采取游击战争性质的作战。” 由于政治委员王平兼区党委书记，还要指挥南线作战，故分工由司令员赵尔陆组成指挥部，进至灵丘东河南开设指挥部，王平以后适当时机再去。 9、进军雁北，决战察南，挺进热辽 5月20日，冀晋、冀察两区的夏季攻势同时发起。 至此，雁北战役拉开了帷幕。 按照统一部署，冀晋军区各主力团和支队分别从桑干河南岸、浑源、应县南山等地出击，向同蒲路北段、岱岳至怀仁间，平绥路大同至阳高间，应县到浑源间，浑源到大同、广灵间、应怀间展开。在武工队和民兵的配合下，展开破击战。 第5军分区司令员陈仿仁、政治委员马天水、副参谋长刘苏指挥第2纵队向广灵南村以西到山阴城地区出击，迅速攻克了南岸大王、大宰堡、大关、老册等据点。 第4军分区部队首先向浑源、应县间进攻，之后向敌应县、山阴间守备薄弱的地区挺进，接连攻克东安峪、胡峪口等据点，突破了应县以南日军的封锁线。敌军惧歼，口前、水峪、大营等据点之敌纷纷逃窜。 第2军分区司令员曾美率领第4团、第43团一部和繁峙、崞代支队、五台支队，围攻沙河、繁峙、代县、崞县、五台地区之敌，之后攻克义兴、二十里铺、峪口等据点，迫使临近据点之敌撤退。 与此同时，冀晋南线部队为配合北线部队的攻势作战，实施出击作战。第2军分区第19团歼日伪军百余人。第3军分区在定县和阳曲之间的公路上消灭日伪军百余人。 至7月初，雁北战役胜利结束。是役，冀晋部队攻克和逼退日伪据点40余处，歼日伪军近千人，解放雁北9县、783个村镇，扩大解放区5000多平方公里，解放40万人，为下一步开辟平绥路以北和绥东地区创造了条件。 在冀晋军区发起雁北战役的同时，冀察军区为开辟察南和察北新区，将冀晋、冀察新解放区连成一片，决定集中使用第1、第11、第13军分区共6个团及部分县支队，发起察南战役。 5月12日夜，各部队按预定部署发起攻击。 第13分区以突然动作，攻克怀安县城及其外围据点16处，之后逼近张家口近郊。 第1军分区分兵两路，主力在县支队等配合下，攻克涞源、马圈子等据点3处。同时以一部兵力攻克广灵外围据点16处，使广灵城守敌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第11分区部队，攻克岔道、石门等据点，对涿鹿城形成威逼之势。 至27日，察南战役胜利结束。 是役，歼敌六七百人，攻克并收复怀安、涞源两城，攻克和逼退敌据点43处，并攻入宣化南关，冀察军区八路军逼近张家口市郊。 察南战役刚结束，雁北战役尚在进行之中，为开辟热河和辽西地区，进而夺取进军东北的前进阵地，冀热辽军区于6月中旬兵分3路发起热辽战役。 部署是：西路挺进支队由第14军分区部队一部及武工队编成，向热河西部进军；中路挺进支队由第15军分区主力及武工队编成，向热西进军；东路挺进支队由第16分区部队及武工队编成，向热东和辽西进军。 6月27日，西路挺进支队由古北口附近出长城，经8天战斗，在围场以西、阁镇以东、御道口以南、凤西以北地区开辟了新区。 与此同时，中路挺进支队由喜峰口等处出关，经数天战斗，一部进至兴隆之驴儿叫地区；另一部进至平泉以东、凌源以南和赤峰附近地区。 东路挺进支队由义院口等处出长城，向热东和辽西之绥中、朝阳方向挺进，一部进至绥中以西地区；另一部进至叶柏寿以南地区。 冀热辽军区3路挺进热河、辽西，令日军极度恐慌。7月中旬日军调集北宁路、锦承路沿线日军共3万余人，从南北两个方向夹击中路和东路挺进支队。 至7月底，中路和东路挺进支队返回长城附近地区。 与雁北、察南、热辽战役的同时，冀中军区于6月7日发起子牙河战役。历时1个月，作战123次，攻克献县、大城两座县城，歼灭敌伪3000人，伪军投诚590人，挺进到渤海边。 7月3日，冀中军区乘胜发起大清河北战役，歼日伪军1300人，俘伪军2200余人，收复交河县城，拔除据点70多个，解放国土千余平方公里、人口75万人，逼近到平津市郊。 在整个夏季攻势中，晋察冀军区共歼日伪军万余人。到1945年7月底，晋察冀军区春夏季攻势胜利结束。 10、盘点 晋察冀军区1945年春夏季攻势，共作战2700多次，歼日伪军2.8万余人，拔除据点、碉堡据点、碉堡790余处，收复县城15座，解放人口500多万，解放区人口增至2500万余人，扩大解放军面积21万多平方公里，主力部队发展至11万多人，民兵达75万余人，为战略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春夏季两次攻势中，晋察冀八路军席卷了雁北、察北、热河、辽西，兵锋直逼平津张，将敌人进一步压缩在铁路沿线的狭窄区域和少数城镇。打破了敌军分区封锁的企图，获得了战略主动权，为转入大反攻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1、日军兵力部署 上述日军建制单位大多是1944年上半年新组建的，老兵骨干少，战斗力较弱。 第12军所辖： 下面是上述兵力编制情况： 第1军所辖： 独立步兵第3旅团旅团长柳川真一少将（后由服部直臣少将接任），司令部设石家庄。该旅团1944年2月编成，接替第110师团担负真定地区22个县和渤海地区5个县的警备，3月30日调归第63师团指挥，担负井径煤矿及平汉线、石太线、石德线警备及确保棉产区。下辖独立步兵第195、196、197、198大队。 方面军直辖： 独立混成第1旅团旅团长小松崎力雄少将，司令部设邯郸。该旅团自1943年8月开始担任顺德地区14个县、河南彰德以东附近和沿平汉线向南60公里一带地区以及临律县的警备。1944年8月以一部担负平汉路沿线及重要事业场（邯郸西南约32公里的磁县纸房、发电厂和邯郸西南约50公里的六河沟煤矿）的警备。下辖：独立步兵第72、73、74、75、76大队。 这样，日军用于这一地区的兵力数量显著减少，战斗力大大削弱。 为了粉碎日军的抢粮计划，收复失地。 第117师团师团长铃木启久中将，参谋长江口浩平大佐。1944年7月以独立步兵第4旅团为基干在河南新乡地区编成，司令部设新乡，担负郑州附近黄河沿岸地区的警备。下辖：步兵第87旅团旅团长吉武秀人少将（司令部设开封）：独立步兵第203、204、205、206大队。步兵第88旅团旅团长鹈饲芳男少将（司令部设郑州）：独立步兵第388、389、390、391大队。 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展的同时，华北敌后抗日战争出现了空前有利的局面。1944年初，日本侵略者为挽救其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失利，援助它侵入南洋的孤军，决定摧毁美军在华中的空军基地，并从河南开始向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平汉、粤汉和湘桂铁路沿线发动新的进攻，意在打通从中国的东北直到越南的大陆交通线，以便以中国大陆作为它垂死挣扎的基地。 独立步兵第1旅团旅团长浅见敏彦少将，司令部设山东兖州。该旅团1944年2月在兖州编成，担负兖州、济宁曹州、沂州地区的警备。下辖独立步兵191、192、193、194大队。 第69师团师团长三浦忠次郎中将，参谋长山本良一大佐。司令部设山西运城。该师团原负担临汾地区的警备，1944年3月移驻运城地区，接替第37师团的防务，临汾地区的防务由独立步兵第3旅团接替。5月，师团长三浦中将曾率师团主力从佰曲附近渡过黄河，策应第12军进行打通京汉线的作战，6月返回运城，但步兵第59旅团仍留河南陕县。下辖：步兵第59旅团旅团长伊黑倩吾大佐（前任为松崎直人少将）：独立步兵第82、83、84、85大队。步兵第60旅团旅团长国司宪太郎少将（司令部设山西运城）：独立步兵第86、118、119、120大队。 独立步兵第14旅团旅团长吉川喜芳少将。该旅团1944年3月在山西潞安编成，司令部设潞安，担负潞安地区的警备任务。下辖独立步兵第243、245、246大队。 为加紧实施伪山东省长公署下达的实质是抢夺夏粮的所谓“夏季政治攻势计划”，发起大规模抢粮活动。 第114师团师团长三浦三郎中将、参谋长高津康雄大佐，1944年7月以独立步兵第3旅团为基干编成，8月编成完结。担负临汾附近沿同蒲铁路25个县的警备任务。下辖：步兵第83旅团旅团长大井川八郎少将（司令部设平遥）：独立步兵第199、200、201、202大队。步兵第84旅团旅团长松之尾胜明少将（前任为菱田元四郎少将，司令部设新绛）：独立步兵第381、382、383、384大队。工兵队、通信队、野战医院。 进入1944年，国际国内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苏联红军在取得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重大胜利之后，开始战略大反攻，并把战线推向德国及其占领国的领土。随着苏军的胜利，英美于1944年6月在法国诺曼底登陆，开辟欧洲第二战场。这时，德国法西斯已处于崩溃之中。 独立步兵第10旅团旅团长板津直俊少将，该旅团于1944年2月以关东军第28步兵团司令部为基干编成，2月底接替第62师团担任石太路沿线的警备任务。5月，旅团司令部移驻太原。下辖独立步兵第227、228、229、230大队。 1944年底，在晋冀鲁豫边区周围，共驻有日军华北方面军第59、第69、第114、第117等4个师团，4个独立步兵旅团及1个独立混成旅团。 在太平洋战场，美国军队根据《开罗宣言》中所提出的任务，于1944年继续进行海上反攻，并把战线推进到距日本国本土更近的海域。这时，日本法西斯的末日即将来临。 2、冀南八路军的“化学武器” 在晋冀鲁豫根据地的抗战中，边区政府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充分发挥了游击战争的威力。抗战过程中，游击队和广大民兵、群众，利用土生土长、人熟地熟的有利条件，人自为战，村自为战，以地雷战、地道战、破袭战、麻雀战等多种游击战法，出其不意地袭扰和打击敌人，有力地配合了主力部队的作战行动。 地雷战早在1940年的春季反“扫荡”斗争中就已经开始。当时，安国东赵、西寇两村的民兵，把手榴弹埋在大道上，用线拉火，炸死了两个伪军。随后各地民兵竞相仿效，用各种土办法制造地雷。有的用废炮弹、废手榴弹、破铁壶、玻璃瓶子、罐子作壳，里面装上炸药；有的自制硫黄炸药，自己翻砂铸地雷外壳。这种土造地雷，成为了民兵用以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 冀南民兵最初使用的地雷，最常见的是装黑火药的“铁西瓜”，实际上就是个大鞭炮，主要靠混在爆炸物里的铁片、石子伤人。这种地雷威力不够，炸不死日军。这便成了八路军抗战中的一个不小的问题。 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就是改进装药，这活计上级就交给了孙光瑞。 孙光瑞，河北人，是当地抗战的领导人之一。孙光瑞原来是学纺织的，这一行和化学完全没有关系。然而，这种赶鸭子上架的活计由不得他推托，因为八路军里有文化的人太少了。 孙光瑞是个武书生，夜黑风高，杀敌放火是他的本色，要他回到书本上搞学问那可费劲了。更要命的是，威力不够指的是民兵使用的黑火药地雷，当地鞭炮手艺人的功夫。就算他能想出新的配方他们学起来也难——因为没有几个民兵能分得清硝和苯是什么玩意儿。 不过，孙光瑞想来想去，还真想出了办法。 一天，孙光瑞带着几个手下进邯郸城了，一番活动后，出城回到驻地。随后他把这次进城所获分成大小口袋，交给了各村的民兵，让他们掺到地雷的火药里面去。 从此，邯郸的鬼子苦日子就来了。 出城扫荡踩上地雷，威力依然是同以前一样，“鬼子突然变成个黑不溜秋、浑身冒青烟的灶王爷，怪叫着又蹦又跳。”但是，这之后事情可就不一样了。伤，是不重，但受伤的地方很快不是大面积溃烂，就是奇痒难熬，发黑、坏死。不但军医束手无策，而且伤员极为痛苦，竟有日军用刺刀给自己截肢的事情发生。 日军方面百般研究，始终弄不清八路军的地雷里放了什么。敌伪方面纷纷传言八路军的地雷现在是“神秘武器”，伪军称为“一沾死”。 八路军的地雷里到底放了什么东西呢？ 其实一点儿也不神秘。 原来，孙光瑞年少的时候好读杂书，知道宋史里有一段，说唐家给皇帝献过“毒火球”，就是古代火药武器里面掺杂毒药的武器。于是他灵机一动，这东西现在不也一样能用嘛。于是，他进城直奔几个大药铺，挑选了一些狼毒、巴豆、砒霜等药材。 就这样，八路军在地雷里加了这些“佐料”，使用后发现很有效果。于是就发动群众上山去采，大量地制造起“中药地雷”。 日本军医根本不知道地雷里有狼毒、巴豆、砒霜等药材，自然也就不知道如何对症下药了。地雷没有长眼，不但炸日本人，也炸中国人。不久，就有一个给日军做翻译的特务被地雷给炸了，尽管日本军医尽力诊治，依然两条腿很快就开始烂，每日哀号不已，要死要活。 这个特务是本地人。其家人辗转托人找到了八路军敌工部，求八路军给“解药”，并且表示，如果治好，一定弃暗投明，暗中为八路军做事，违者天诛地灭。 敌工部斟酌之后，认为这是个好机会，难得能在日军心脏里面安一颗钉子，就来找孙光瑞商量。孙光瑞听了以后，翻着眼皮想了想，说你去问问吧，他挨的雷要是八月十五以前埋的，我还有办法，要是八月十五以后埋的，那就…… 原来，民兵们被孙光瑞的创举调动了积极性，也开阔了思路：有民兵在地雷里加入了晒干的人畜粪便，结果发现效果奇好。从八月十五以后，这种东西就成了当地地雷的标准装药。要是原来的“中药地雷”，孙光瑞还可以说出个子午寅卯，中医还有办法，加上这个东西，他就爱莫能助了。 敌工部人员便问这个特务，不幸的是他挨了八月十五以后的雷，无药可救。敌工部只好把这条线掐了。不久，这名特务便死去了。 八路军的这种“中药武器”，要在今天，也该算是“化学武器”了。 3、冀鲁豫军区战斗序列 冀鲁豫边区广大军民经过1941年到1943年的反“扫荡”、反“清剿”、反“蚕食”的艰苦奋斗，根据地已得到初步恢复、巩固和发展。 整风运动的进行，提高了党员的政治思想水平；生产救灾运动的发展，克服了经济生活的严重困难，改善了支援抗日游击战争的物质基础；民主民生运动的广泛开展，调动了广大军民群众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这些都显著地改善了冀鲁豫边区对敌斗争的条件。 但是，这时冀南区同冀鲁豫区相比，冀南区敌情要严重得多。为适应这种形势，统一和增强对敌斗争力量，1943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冀鲁豫分局（通称平原分局），统一领导冀南、冀鲁豫两区工作。黄敬、宋任穷、李菁玉、苏振华、杨勇等为分局委员，黄敬任分局书记，宋任穷任组织部长，李菁玉任宣传部长，张霖之任民运部长兼组织部副部长，张玺任秘书长。 1944年5月11日，为更进一步实现两区统一，两区党委一致建议并经中区中央北方局批准，撤销两个区党委机构，由冀鲁豫中央分局直接领导各地委。分局直属北方局领导，下设冀鲁豫和冀南两个工作委员会，作为研究、督促、检查两地工作的分局派出机构。冀鲁豫工作委员以张霖之、杨勇、黄敬、徐达本组成，张霖之任书记；冀南工作委员会以宋任穷、张策、朱光、王宏坤组成，张策任书记。同时，成立冀鲁豫边区军政党委员会，以宋任穷、王宏坤、杨勇、苏振华、黄敬、阎揆要、朱光等7人组成，宋任穷任书记。 冀鲁豫和冀南两区合并后，新的冀鲁豫军区随之成立。宋任穷任军区司令员，王宏坤、杨勇任副司令员，黄敬兼任政治委员，苏振华任副政治委员，曹里怀任参谋长，朱光任政治部主任，傅家选任后勤部长，刘德海任后勤部政治委员。新的冀鲁豫军区直属八路军总部领导。此后，又成立了冀南指挥部和豫东指挥部，王宏坤和王秉璋分别任指挥部司令员，以加强对两区的作战指挥。 冀鲁豫边区组织机构及战斗序列： 1.冀鲁豫边区： 中共冀鲁豫区党委：（1944年5月并入平原分局） 书记：黄敬（1943年6月去延安） 代理书记：宋任穷 中共冀鲁豫分局：（1944年5月成立，又叫平原分局） 书记：黄敬 代理书记：宋任穷 副书记：李菁玉 冀鲁豫行政公署： 主任：晁哲甫、（后）孟夫唐 副主任：徐达本贾心斋 2.冀鲁豫军区 （1944年5月11日，“冀南军区”与“鲁豫军区”合并，仍保留冀南军区名义） 司令员：宋任穷、（后）杨勇 政治委员：黄敬 代理政治委员：宋任穷（兼） 副司令员：王宏坤、杨勇 副政治委员：苏振华 参谋长：阎揆要、（后）曹里怀 政治部主任：苏振华（兼） 副参谋长：王蕴瑞 政治部副主任：朱光 后勤部部长：傅家选 政治委员：韩明 第1军分区：司令员：刘志远；政治委员：邓存伦 第2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杜义德，政治委员：（后）姚克裕 第3军分区：副司令员：高厚良；政治委员：王幼平 第4军分区：司令员：雷绍康；政治委员：乔晓光，（后）赵紫阳 第5军分区：司令员：牟海秀；政治委员：陈登昆 第6军分区：司令员：周发田；政治委员：赵一民 第7军分区：司令员：赵健民；政治委员：许梦侠 第8军分区：司令员：曾思玉；政治委员：段君毅 第9军分区：司令员：张维翰；政治委员：张国华 第10军分区：司令员：赵基梅；政治委员：刘星 第11军分区：司令员：王秉璋；政治委员：潘复生 水东军分区：（第12分区）司令员：余克勤；政治委员：袁振 水西军分区：副司令员：汪家道；副政治委员：李士才 4、4分钟突入敌人外壕 1944年，冀鲁豫军区部队和地方武装，经过一系列的战役和战斗，积极主动进攻日伪军，取得重大胜利，使一些小块游击区扩展为大块根据地。总计一年来，全区共作战3604次，攻克据点、碉堡395处，毙伤日伪军16073人，俘日军27人，俘伪军32929人（含冀南区）。解放区较1943年扩大一倍以上，时全区计20余万平方里，解放同胞500万余人。新收复清丰、内黄、朝城、莘县、寿张、丘县、濮阳7座县城，连同过去已有的濮县、范县、观城3县，共有10个完整县。除水东地区外，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已基本连成一片。 进入1945年，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势如破竹，纳粹德国已经面临总崩溃的命运，日本军国主义也走上穷途末路。在1944年中国敌后抗日根据地不断巩固和胜利发展的基础上，12月15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发表《一九四五年的任务》的重要演说，提出1945年党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所面临的15项任务，号召根据地军民“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把一切守备薄弱，在我现有条件下可能攻克的沦陷区，全部化为解放区”。根据这一指示，冀鲁豫分局和军区决定于1945年春，对边区日伪军盘踞的城镇和据点继续发动攻势作战，进一步扩大解放区。 自清丰、濮阳、朝城解放，冀鲁豫边区中心区与沙区连成一片之后，南乐县城及其周围据点便突出于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之内。 南乐位于我冀鲁豫边区腹心地区，是日伪军在豫北的一个重要而强固的战略据点。此时，城内驻有伪东亚同盟自治军杨法贤的第3旅旅部和该旅第2团及警备队约2000余人，另有日军北支派遣军第2965部队树田中队30余人。南乐城的南清店驻有伪军郭乐亭部400余人；城西之楚旺镇驻有伪军陈静斋部及程道会师第6团及日军30余人；城西之元村集驻有杨法贤旅第4团一部；城北王庙驻有伪军200余人，日军10人。 这些日伪军，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冀鲁豫边区的人民群众纷纷要求我军乘胜进军，早日打下南乐城，拔掉日伪据点，武装保卫麦收。 豫北大地正是麦收前夕，一望无际的麦田，碧浪千顷，扬花吐穗，丰收在望。 随着小麦的成熟，一年一度的小麦争夺战也随之到来。日伪军正在紧张地策划抢粮。 绝不能让敌人得逞！ 冀鲁豫军区杨勇副司令员审时度势，于4月21日下达了南乐战役（第3号）作战命令。决定以第3、7、8、9等军分区主力及地方武装一部，发起南乐战役，攻下南乐城及其周围据点，歼灭日伪军有生力量。 军区命令：第8军分区7团及地方武装一部攻打南乐城，由该军分区司令员曾思玉和政治委员段君毅负责指挥，4月24日打响战斗。第9军分区卫河支队、高陵县（今划入河南省浚县、内黄、汤阴3县）基干大队、滑县独立团在浚县迷惑敌人，第16团、骑兵团、新4路为左纵队，由该军分区政治委员张国华、副司令员赵东寰指挥，其任务是以一部兵力消灭南清店守敌，主要是打击可能来自大名方向之援敌。第3军区23团及一部地方武装24日晚开始动作，消灭杨桥海及郭德会部，吸引大名、魏县之敌。军区前指带特务团4个步兵连进至南乐城东北约2公里之王寨，特务团为军区预备队。 南乐城敌人的防御工事比较坚固。日军盘踞的城南大街西大院四周筑有围墙，围墙外是十余米深、数米宽的壕沟，东北、西南、西北角各有3个炮楼，敌人拆除了炮楼周围的民房，扫清了射界。伪军杨法贤旅的旅部及其特务团第2、3、4、5、6连驻守在城西，防区内有4个城楼。特务团团部驻守在城东北角。伪军第2团6连和第4团3、7连分别守卫4个城楼。警察所驻守城西北角。全城计有炮楼15个。炮楼高低不一，最高的十余米，且暗堡密布。城墙高达十余米，4个城门两侧筑有岗楼，并设有拒马、铁丝网。城墙外的护城河，设置有鹿砦和木栅栏，重要地段设有铁丝网。 城外李屯、吴屯、三里庄、袁庄、左宁寺、前后陈庄等伪军据点，均筑有防御工事。据点周围挖有一道三四米宽、四五米深的壕沟，并设置有吊桥及鹿砦、木栅栏等。各据点守敌多则上百人，少则数十人。 不难看出，敌人工事坚固，布防严密，互相支援，相当难打。 负责攻城的8分区召开作战会议，研究打法。根据敌人的城防工事和兵力部署，会议确定，以军分区炮兵连、特务连、公安连及南乐、昆尚县（今划入东平县和阳谷县）基干大队配属7团为攻城部队，由团长温先星、政治委员杨俊生指挥。打法是，攻克城垣后，即穿插分割敌人，先歼灭伪军，后歼灭日军。濮县、清丰县基干大队分别包围城外伪军据点，以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相结合的办法克敌制胜。 4月24日，战斗打响，第8军分区第7团第1营第3连进抵南乐县城西北角，并于深夜23时，在炮火的掩护下，仅用4分钟即突入敌人外壕，在南乐城西南角打开了突破口，后续部队迅速攻进城内，将伪军特务营营部及伪警察所全部解决。同时，第7团第2营解决了城隍庙伪军特务营第3连等170多人，控制全城的制高点天主教堂。25日拂晓，我军攻入城内之部队猛烈冲杀，将伪东亚司盟自治军第3旅杨法贤部歼灭大半。26日，第7团第3营在连续打垮伪军的反扑后，炸毁伪旅部主炮楼，城内除由日军驻守的一座炮楼外，其余伪军全部被歼灭。 这时，第8军分区（运西）濮县县大队攻克五花营据点。第9军分区第16及新4路等部将元村据点伪军大部歼灭。第9军分区（直南豫北）的卫河支队等部攻克南清店和近德固据点。第2军分区（冀南）第23团攻克海子据点。第7军分区（鲁西北）部队攻入大名、南乐间的重镇龙王庙，围困该据点日军一个小队，歼灭伪军一个中队，并烧毁卫河木桥。此外，其他军分区地方武装还包围了南乐、大名、广平等地的外围据点、碉堡26处。 27日凌晨3时，攻城部队再次炮击城内仅存的日军炮楼，部分指战员随后冲进炮楼，与日军展开肉搏战。到6时30分，该炮楼日军全部被消灭。南乐战役至此胜利结束。 这次战役的胜利，使卫西与卫东解放区连成一片，十几万人民得以重见天日。5月5日，军区在清丰县马村召开了3万军民参加的祝捷大会。 杨勇副司令员兴致勃勃地登上主席台，他高度评价了这次战役，并表彰了战功卓著的单位和个人。地方政府赠给部队一面写着“人民救星”的锦旗。 5、杨勇英勇无畏 南乐一战，旗开得胜。杨勇决定：乘胜出击，再克东平。 东平，位于泰安、肥城西南，东平湖东畔，是鲁西较为富庶的地区之一。这里盛产小麦，流传着“收一收，吃九秋”的民谣。 自1938年沦陷后，东平成为侵华日军的一个粮源点。到1945年春天，已陷入灭顶之灾的侵华日军，仍没有放弃对东平的占领和掠夺。驻守在县城的日军第9独立警备队的1个小队和伪山东省警备队第1大队冯寿鹏等部，经常进犯根据地，掠夺财物和粮食。 为了固守东平城，敌人加固了20米高的古城墙上的防御工事，加强了4个城门楼和城墙角的碉堡、炮楼以及城周围的二十里铺、北大桥、孟楼、三官庙、大安山等据点的兵力。入春以来，他们加紧实施伪山东省省长公署下达的实质是抢夺夏粮的所谓“夏季政治攻势计划”，准备发起大规模的抢粮活动。 为了粉碎敌人的抢粮计划，收复失地，5月9日，冀鲁豫军区发布了役字第4号命令，决心以第1、第8、第11军分区的主力和第9军分区骑兵团及一部分地方武装，组织东平战役，主要攻占东平，相机夺取东阿，乘势扫除盘踞于嘉祥、济宁、金乡、鱼台地区的伪军及国民党顽军。 杨勇决定：第1军分区为左纵队，攻打东阿县城；11军分区及9军分区骑兵团为右纵队，歼灭金乡至济南公路以西之敌；8军分区为中央纵队，攻占东平县城，打击济宁、汶上出援之敌。确定攻击开始时间为5月17日22时，要求战役必须于20日拂晓前结束。 整个战役，由冀鲁豫军区杨勇副司令员、曹里怀参谋长携电台随中央纵队进至东平附近统一指挥。 以7团、军分区特务连、公安连、炮兵连及9军分区山炮连组成第1梯队，统一由7团温先星团长和杨俊生政委指挥，攻克东平城，歼灭日伪军。 5月15日，各部队进至集结城域后，马上投入了紧张的战前准备工作。 杨勇的性格是，每逢战斗，哪里是主攻点他就去哪里，哪个单位是主攻单位，他就首先到这个单位检查情况，鼓舞士气。这次，他又亲临7团驻地——龙王庄、小吴村视察指导。 为保证战斗动作的突然性，各部队事先都派出侦察分队。他们在民兵的配合下，封锁了部队驻地的消息，无通行证，任何人不得出入。 17日黄昏前，在夜幕的掩护下，各参战部队从集结地域出发，向各自作战目标快速前进。17日22时，7团按规定准时在东平城南接近城垣。1营埋伏在南城楼至东南城角炮台间的护城河南岸，2营在城西南，待命行事。 事先，东平县敌工部的同志已争取了驻南门城楼伪军中队长解广运，答应为我攻城部队打开城门。 23时许，7团副参谋长徐仲禹、副主任惠毅然、东平县敌工部长郭刚等，在特务连1个排的掩护下，接近南门，用暗号与内线联络，但联络不上。 原来解广运突然变卦，内线已被破坏。伪军诡称道： “你们讲话听不清，靠近一点。” 就在徐副参谋长等上前与之对话时，伪军突然从城墙上扔下几颗手榴弹，惠副主任和郭部长躲闪不及被炸伤。 见此情况，徐仲禹怒从心头起：“等老子打进城，非把你们这伙汉奸严办不可！”说完，就跑到2营阵地，命令炮火支援，实施强攻。 担负突击任务的1营1连，从南门西侧，以勇猛、机智、神速的动作，抵近城墙，架起云梯，一举偷袭登城成功。守城伪军被突如其来的突击队打得一时乱了营，不知所措。突击队迅速乘胜向南门城楼发起攻击。 与此同时，1营2连越过护城河，在南门城楼东侧600米处偷袭登城奏效，登上城楼的突击队员和城墙下的同志一起向西边的南门城楼进击，并以火力封锁了城楼东侧的马道，切断了城楼守敌唯一的退路。城楼守敌在我左右夹击下，大部被歼。 残敌走投无路，顺墙坠下，落荒而逃。 1连连长李如田和指导员立即派人打开南门，接应后续部队入城。 6、让日军残敌坐“飞机” 入城部队按照任务区分，迅速对敌进行穿插、分割和包围。1营1连沿城墙向东进击，夺占了城东南角炮台后，又顺城墙内侧向北，毙伪军30余人，拿下东门，直捣伪省警备大队。2、3连从西、南两侧分别包围了伪省警备大队。 2营入城后，顺南北大街向纵深进击，迅速包围了伪县政府、伪县警备大队和新民会。拂晓前，3营在兰玉良副营长和李廉泉政委带领下，入城后直插城东北角，首先歼灭了日军围寨西侧文庙内的伪军，继而将日军围寨包围起来。 被围之敌没料到我军进展如此迅速，一时惊恐万状，盲目地用迫击炮、掷弹筒向我部队袭击。 东平城在一片喊杀声、枪炮声、爆炸声与火光闪烁之中迎来了黎明的曙光。 此时，7团指挥所进至城内。根据敌我态势，团领导决定，以步、炮、爆（破）密切协同的动作，对敌人进行各个击破。接着，1、2营对所围之敌发起了攻击。 至19日上午，东平城之伪军已基本被解决，只剩下围寨里负隅顽抗的30多名日军。我攻城部队除留下3营及炮兵连攻歼这股日军外，其余部队相继撤至城外集结待命。 日军盘踞的围寨位于东平城东大门里，原来是一个姓王的地主的一所宅院。敌人在宅院四周修筑了围墙，围墙四周各有1个炮楼，中间有座房子，加高了一层，成了中心炮楼，炮楼下面设有暗堡。工事坚固，易守难攻。围墙外是3米宽、三四米深的壕沟，沟外是民房。 18日至19日下午，3营及炮兵连展开了紧张的强攻准备工作：组织分队袭扰日军，掩护部队突击进行土工近迫作业。 我军经过紧张的作业，很快挖成了多方向的交通沟掩体，接近了围寨。炮兵阵地设在壕沟外边的一座破瓦房里，炮手把房墙挖个大洞做射击孔。主攻连7连的突击队隐蔽于壕沟边的几幢民房里。靠近壕边正好有一道旧屋残墙，突击队把残墙铲得很薄，以便发起攻击时推倒冲锋。温团长、徐副参谋长等团的领导分别到各连阵地，检查落实强攻准备情况。 攻击前，徐仲禹和兰玉良在团指挥所，向曾思玉报告了强攻的部署和准备情况，曾思玉向他们交代了注意事项。当时的兵力部署是，7连为主攻连，2排担任突击，1、3排为第2梯队，并组织火力掩护。突破口选在围寨西北角偏南处。9连为第2梯队，并以1个排在围墙西南佯攻。8连在围寨以东佯攻。 19日17时，夕阳西下时分，我军的攻击开始了。9军分区的山炮首发击中西北角敌炮楼。接着，我军山炮、迫击炮连续轰击，敌炮楼很快就出现了好几个大洞。 随着团首长一声令下，各连的冲锋号声马上响彻天空，我主攻连和佯攻连同时在火力掩护下发起攻击。处于枪炮声、呐喊声和硝烟包围之中的日军，弄不清我军虚实，一时惊慌失措，四处胡乱打枪。 隐蔽在壕边残墙后的7连突击队，推倒残墙，越过壕沟，冲至围墙下。7连王万仙副连长指挥梯子组迅速架起了云梯，突击班长温元汝等率先登上围墙。连文化干事牟金光在登上围墙的一刹那被敌机枪打中牺牲。接着，又有四五个突击队员相继中弹掉下梯子。 带伤坚持战斗的指导员石玉昌左右一看，发现梯子还竖在敌两座炮楼中间的围墙垛口上，正冲着敌炮楼的射击孔，即令把梯子移至右边，避开敌人的火力。突击排和2梯队（1、3排）大部越过围寨后，石玉昌命令1个班在围墙上捅个洞，保障后续部队及时跟上。 就在部队向敌人冲击的时候，兰玉良副营长不幸中弹牺牲。当时3营没有营长，跟随7连的徐仲禹副参谋长和营政治委员李廉泉即指挥全营作战。 战斗至深夜，围寨四周的炮楼及寨里房屋全部被我军攻占，敌人大部被歼，只剩下十多名日军在中心炮楼作困兽之斗。 7团领导一边让军分区敌工干事用日语向敌喊话，进行政治攻势，一边组织部队做强攻准备。残敌拒不投降。我军每喊一次话，日军都要向我射击投弹一阵。如此相持了两三个小时。神枪手马清章气火了，举起步枪，“叭叭”两枪，接连打死两名敌军，敌人才老实了一会儿。 最后，团营领导决定消灭这伙法西斯匪徒。为了减少不必要的伤亡，决定用炸药包爆破，让残敌坐“飞机”去见他们的“天皇”。 7连虽在南乐让伪军杨法贤的旅部坐过“飞机”，可是让日军坐“飞机”还是第一次，而且地形条件远不如南乐有利。关键是如何把炸药包放到炮楼上。在1排的“诸葛亮”会上，3班的耿流章和孙保常，自告奋勇担任这一艰巨而光荣的任务。他俩表示：“只要不死，就一定完成任务！” 接着，他俩在火力掩护下，从黑暗处隐蔽向前跃进，很快来到炮楼下，把炸药包放到炮楼门口的一边。但是，由于导火索和雷管衔接不好，第一次爆破失败了。 正当7连组织第2次爆破时，忽听炮楼里传出一片声嘶力竭的号叫声，接着是一声巨响。而后从炮楼里窜出1个捂着肚子的日军。这才知道顽敌在绝望之下集体自杀了。那个跑出来的日本兵，原来是编在日军里的一个朝鲜人，他自称是被迫参战的。 5月20日，我军分区部队又拔除了东平城外最后一个伪军据点——二十里铺。 至此，沦陷7年之久的东平城遂告解放。 东平战役的胜利，极大地威慑了梁山、汶上和宁阳之敌。有些据点的伪军感到危在旦夕，在东平城被克之日便闻风而逃。 这次战役，收复失地725平方公里，使冀鲁豫根据地直抵津浦路，将东部的泰（山）西、运（河）东、运（河）西、湖（微山湖）西连成一片，扩大和巩固了鲁西抗日根据地。 东平战役胜利结束后，冀鲁豫军区乘胜在南、北两线大战果。 在冀鲁豫边区南线，6月18日至27日，第11军分区（湖西）部队和金（乡）单（县）公路沿线之日伪军进攻，摧毁芳桂集、鸡黍集两据点，并将单县出援之敌聚歼于童庙，进而围困单县城。7月3日，攻克丰县，继又将丰（县）砀（山）公路上的蔡楼、黄杏园、刘堤湾、卫湾、陈腰楼、黄井，邑信屯、陆湾、大张寨、赵园等据点，一扫而光，单县伪军在我军攻克丰县城的震撼下，弃城而逃，单县解放。7月8日，伪淮海省省长兼和平救国军司令郝鹏举部3000余人，向我湖西抗日根据地进攻，被我10团、沛（县）铜（山）县大队和湖边支队击溃，毙伤敌200余人，俘郝部1师师长乜廷宾以下300余人。在边区北线，第1军分区部队于5月下旬攻克阳谷城东朱庄、古柳树两据点。7月10日，第7军分区部队袭入堂邑县城，俘伪军104人。11日，我军收复冠县。至此，阳谷县城除向北可与聊城联系外，其余均已处于我军三面威胁之下。 这时，阳谷县城由伪绥靖军第4集团军第9团团部率两个营及伪阳谷县警备大队驻守，伪寿张县警备大队、朝城县警备大队及莘县伪军残部等共3000多人，亦龟缩在阳谷城内。该城工事坚固，1944年日军撤退后，伪绥靖军即大量囤积粮秣，加修工事，做长期固守准备。为了拔掉这个楔入我中心区的孤立据点，军区决定于1945年7月20日以第8军分区（运西）部队为主，第7军分区（鲁西北）部队担任阻击打援，发起阳谷战役。 战斗开始前，根据地中心区各县、区的广大群众，在当地县委书记和县长，区委书记和区长亲自带领下，赶着车辆抬着担架前来支援。20日深夜，第8军分区（运西）主力第7团秘密运动至阳谷城下，做好攻城准备。7月21日2时，我军发起攻城。26日，我集中军分区特务连及第6、7团各一部，向其发起猛烈攻击，伪团长张育焕绝望自杀。至此，阳谷解放。 策应阳谷作战的第7军分区部队，于7月20日再次强攻堂邑县城，至21日全歼守敌，俘伪县长刘玉南以下380余人，占领堂邑。在我军攻势威慑下，巨鹿、广宗、馆陶县之敌纷纷撤逃，我军即收复了以上县城。至此，冀鲁豫边区第1、4、7、8分区间，除聊城至临清一线尚为日伪军盘踞外，其余广大地区已连成一片。 7、盘点 此次夏季攻势作战由5月17日战至8月初结束。5月17日至24日，冀鲁豫军区进行东平战役，解放了东平城。在东平战役中，冀鲁豫军区部队，歼日军1个小队，俘日本顾问1名，日兵3人投降，歼伪军1000余人，缴获迫击炮1门、掷弹筒11个、轻重机枪35挺、步枪2000余支、汽车1辆、战马30余匹、粮食数百万斤。 5月下旬至6月上旬，冀鲁豫军区同时还在成安、临漳、安阳地区发动进攻，歼灭日伪军7000余人，击溃伪军900余人，争取反正、投诚和俘虏日伪军2500余人，攻克日伪据点100余处。 7月中旬，冀鲁豫军区发动阳谷战役，在临清至阳谷间展开进攻，下旬攻克阳谷城，共毙伤伪军300余人、俘其2000余人，缴获迫击炮2门、轻重机枪40多挺、长短枪3000余支、战马100余匹。 此次夏季攻势作战主要特点是规模大，攻势猛，行动统一，指挥集中，战役的持续性与战斗的连续性增强；地方武装、民兵等大规模的参战，人民群众担负起战场勤务，成为战役攻势有力的组成部分。在我区军民的猛烈攻势下，伪军投降、反正者日益增多，日军士兵也有的向我军投诚。 在此次近3个月的局部反攻中，冀鲁豫边区军民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方针，主力军、地方武装在广大民兵及人民群众的密切配合下，大量歼灭日伪军，解放了东平、安阳、阳谷等重要县城和村镇，迫使日军龟缩于少数孤立据点与城市中不敢轻易出犯。勾结日伪军、骚扰我抗日根据地的顽杂武装被逐至边沿地带。我抗日根据地更加扩大，人力物力增强，边区军民抗战胜利信心倍增，这一切为进一步实施边区战略大反攻，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1、毛泽东、朱德发出总攻令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政府发表《波茨坦公告》，勒令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但是，日本政府拒绝接受公告。 8月8日，苏联遂正式对日宣战，提前出兵中国东北。随后，苏联派出后贝加尔方面军、远东第1和第2方面军，分别由马林诺夫斯基元帅、麦列茨科夫元帅和普尔卡耶夫大将率领，分兵3路从西、东、北3个方向向中国东北纵深实施了向心突击。 8月9日，中共中央紧急召开了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讨论苏联参战后的形势和党的任务。毛泽东首先说：“中共中央准备发表一个关于苏联对日宣战问题的声明。”他接着说： “苏联参战，使抗日战争进入最后阶段。我们的任务有四项：即配合作战，制止内战，集中统一，国共谈判。配合作战是同苏联红军配合，具体的配合还要等战争的展开。对日军我们应广泛发展进攻，这与制止内战有关。对日本军队放手进攻，这不会犯冒险主义，要学习较大规模的作战。如果在战略上今天还不放手，就会犯错误，当然战役上要谨慎，可能攻开的就攻。日本交防给蒋介石，这种接防一般地是难于阻止的，中间是蒋的，我们的文章就在左右两翼做。”他若有所思地停了一下，特意点出：“美国靠蒋介石是一定的，故我与美、蒋是一个长期的麻烦，内战的危险将随着日本垮台而增加。”（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5年8月9日。） 同日，毛泽东向全国发出了一篇重要声明——《对日寇的最后一战》。这一声明中说： 8月8日，苏联政府宣布时日作战，中国人民表示热烈的欢迎。由于苏联这一行动，对日战争的时间将大大缩短。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器和资财，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必须放手组织武装工作队，成百队成千队地深入敌后之敌后，组织人民，破击敌人的交通线，配合正规军作战。必须放手发动沦陷区的千百万群众，立即组织地下军，准备武装起义，配合从外部进攻的军队，消灭敌人。解放区的巩固工作仍应注意。今冬明春，应在现有一万万人民和一切新解放区的人民中，普遍地实行减租减息，发展生产，组织人民政权和人民武装，加强民兵工作，加强军队的纪律，坚持各界人民的统一战线，防止浪费人力物力。凡此一切，都是为着加强我军对敌人的进攻。全国人民必须注意制止内战危险，努力促成民主联合政府的建立。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新阶段已经到来了，全国人民应该加强团结，为夺取最后胜利而斗争。 根据毛泽东的这一声明，朱德总司令于8月10日发布了抗日大反攻第一号命令： 令各解放区抗日武装部队依据波茨坦宣言规定，向附近日伪军送出通牒，限于一定时间交出全部武器，如遇日伪军拒绝投降缴械，即应予以坚决消灭。 11日，延安总部又连续发出第二至第七号命令，令各路反攻大军向预定作战地区进发。 2、罗荣桓着手大整编 8月份的齐鲁大地，灼热逼人。 8月10日，莒南县大店村。 夜色低垂，一所普通民房烛光闪闪。罗荣桓正襟危坐，在阅读毛泽东的文章。边读边思考，不时地在文章上做着注记。 作为山东根据地的最高领导，罗荣桓确实感到担子不轻。两日来，他几乎昼夜不眠地思考着如何贯彻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在山东地区开展大反攻，打好最后一战。 正在这时，机要科的同志送来了一份加急电报。罗荣桓展开电文，借着烛光看到： 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同盟国在波茨坦宣言基础上将会商受降办法。因此，我特向各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发布命令： 一、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均得依据波茨坦宣言规定，向其附近各城镇交通要道之敌人军队及其指挥机关送出通牒，限其于一定时间向我作战部队缴出全部武装，在缴械后，我军当依优待俘虏条例给以生命安全之保护。 二、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均得向其附近之一切伪军、伪政权送出通牒，限其于敌寇投降签字前，率部反正，听候编遣，过期即须全部缴出武装。 三、各解放区所有抗日武装部队，如遇敌伪武装部队拒绝投降缴械，即应予以坚决消灭。 四、我军对任何敌伪所占城镇交通要道，都有全权派兵接受，进入占领，实行军事管制，维持秩序，并委任专员负责管理该地区之一切行政事宜，如有任何破坏或反抗事件发生，均须以汉奸论罪。 看罢，罗荣桓拍掌而起，兴奋地在房间里急促地踱着步子。边踱边说：“好消息！好消息啊！” 随后，罗荣桓连夜召集会议研究对策。山东分局、省行政委员会和山东军区在家的领导同志全部参加。大家在极度的亢奋中畅谈了时势，对未来充满信心。 就在这时，罗荣桓又收到中共中央的电报，电文如下： 山东军区有占领德州、济南、徐州、青岛、连云港及其他大小城市交通要道之任务，但着重徐州、济南之占领及其他可能为我军占领的城市…… 阅后，罗荣桓将电报递给分局、行委和军区的主要领导传看。军区副政治委员黎玉看后，建议道：“我看应该立即召集有关人员开个会，研究贯彻党中央的部署。” 罗荣桓把大手一挥说：“对，这是历史机遇，应该好好研究研究。但是，目前各战略区的领导有的相距较远，不能立即开会研究，再说开会需时间。目前，时间紧迫，很多问题等开会决定，恐来不及。因此，咱们一方面立即通知有关人员，今晚在分局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另一方面，现在就立即发出一些紧急指示和通知，以使准备工作立即展开。” 11日，罗荣桓与黎玉、肖华等领导边商定边草拟电文，先后发出了《关于调集干部确保城市及交通要道之占领的紧急指示》《紧急动员全体军民保证抗战最后胜利》《对日本驻军的通牒》和《对伪军伪警及一切伪组织的紧急通告》等4个公告。 当晚，罗荣桓又在中共山东分局的简陋会议室，召集分局、省行委和军区的高级干部开会，宣布中共中央指示，研究贯彻落实措施和组织大反攻的行动方略。 会议开始后，罗荣桓首先宣布了中共中央的10日来电。会场顿时群情激昂，大家小声议论着，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等大家静下来，罗荣桓接着说：“目前日本帝国主义即将投降，形势对我们非常有利。党中央指示我们迅速占领徐州、济南、青岛等大中城市，准备接受敌伪军投降，朱总司令还向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发布了7道进军命令。我们必须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指示，迅速把全区党政军民发动起来，准备并实施大反攻。” 罗荣桓停了停，用目光扫视会场，之后说：“为此，我们要迅速整编部队，向铁路线和大城市进军，迫使敌人向我军缴械投降。” 罗荣桓喝了一口水，接着说，“敌人乞降了，还不等于放下武器，蒋介石也一定会千方百计阻挠我们收复失地，因此，我们绝不能认为一切万事大吉，必须迅速行动起来，争取最后胜利。” 这一次会开得时间不长，但从任务到部署都很圆满，针对日伪军可能采取的行动和国民党军的可能行动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并提出了对策。 为实现大反攻任务，山东军区根据中共中央军委指示对全区各战略部队进行了整编。 整编后，山东军区将所属第一线部队整编为8个师、12个警备旅、1个滨海支队及1个海军支队。按照中央军委关于旅至排均采三三制的原则，每师辖3个甲种团，每团2500人以上，主要担任机动作战、夺取大城市的任务。每个警备旅辖2个团，主要担任次要方向的作战任务。 滨海军区部队编为山东第1、第2师，山东警备第10、第11旅。 鲁中军区部队编为山东第3、第4师，山东警备第1、第2、第3旅，不久又编组了第4旅。 胶东军区部队编为第5、第6师，山东警备第4、第5旅。 渤海军区部队编为第7师，山东警备第6、第7旅。 鲁南军区部队编为第8师、山东警备第8、第9旅。 滨海支队隶属胶东军区，准备进军东北。 第1师师长：梁兴初，政治委员：梁必业。 第2师师长：罗华生，政治委员：刘兴元。 第3师师长：王建安（兼），政治委员：周赤萍。 第4师师长：廖容标，政治委员：王一平。 第5师师长：吴克华，政治委员：彭嘉庆。 第6师代师长：聂风智，政治委员：李丙令。 第7师师长：杨国夫（兼），政治委员：周贯五。 第8师师长（兼）政治委员：王麓水。 警备第1旅旅长：陈奇，政治委员：李伯秋（兼）。 警备第2旅旅长：吴瑞林（兼），政治委员：孔繁彬。 警备第3旅旅长：钱钧（兼），政治委员：熊飞。 警备第4旅（鲁中军区的）旅长：孙继先（兼），政治委员：李耀文（兼）。 警备第4旅（胶东军区的）旅长：刘涌，政治委员：仲曦东（兼）。 警备第5旅旅长：贾若瑜（兼），政治委员：廖海光。 警备第6旅旅长：刘贤权（兼），政治委员：陈德。 警备第7旅旅长：赵寄舟，政治委员：李曼村（兼）。 警备第8旅旅长：贺健（兼），政治委员：杨士法（兼）。 警备第9旅旅长：胡大荣（兼）。 警备第10旅旅长：赵捷（兼），政治委员：田海山（兼）。 警备第11旅旅长：覃士冕（兼）。 滨海支队支队长：万毅，政治委员：王维平。 按照中央指示，山东军区在对全区第一线部队进行整编的同时，还大力编扩建第二线部队，动员全区民众积极参加八路军。为适应斗争的需要，各县区的地方武装在升级为主力部队后，立即得到了补充，使山东区的八路军总数达到27万余人。9月初，达到30万人，另有民兵60万人。 3、蒋介石作出紧急部署 山东军区一线部队整编后，山东省政府即与山东分局、山东军区一道组织调集了有城市工作经验的人员随部队行动，准备接收城市。与此同时，解放区人民掀起气势磅礴的支前热潮。仅几天工夫，便动员了10万余人的支前大军组成数十支“子弟兵团”，配合主力作战。 为敦促区内日军迅速投降，17日，山东军区向日军第43军司令官细川中康下达最后通牒，命令其“立即命令所属部队及机关停止一切抵抗，并在原地点不得调动，听候处理。”并限其5日内无条件投降。同时，还向驻山东各地的伪军下达了通牒，勒令其迅速投降。 然而，就在八路军风风火火准备大反攻的时候，国民党军也没闲着，躲在峨眉山的蒋介石，见日本行将投降，急忙下山“摘桃子”，抢夺8年抗战的胜利果实。 8月10日夜，日本政府向中、美、英、苏四大盟国乞降的电讯传至昆明，各报纷纷发表号外，群情振奋。驻在昆明之美军组成游行车队与市民共祝胜利。人们自发庆祝胜利的鞭炮声响彻通宵。 11日晨，中国陆军总部（简称“陆总”）即收到蒋介石的“未灰亥令一亨”电，大意是： 1.日本政府广播，已向我呼吁，接受《波茨坦公告》，向中、美、英、苏四盟国无条件投降； 2.授予该总司令的新任务：办理全面受降事宜； 3.警告各战区、辖区以内敌军不得向我指定之军事长官以外之任何人投降、缴械；应策动各战区伪军反正，令其先期包围集中之敌，并控制敌军撤离后之要点、要线，以待国军到达…… 4.该总司令对敌后各要点、要线之占领及令敌军分区集结、监视缴械办法，仰即日拟具详细计划呈核。 “陆总”收电后，十分兴奋，立即转电正在前线指挥作战之何应钦总司令。何应钦当时正在南宁之“陆总”前进指挥所，指挥第二方面军张发奎部队反攻雷州半岛。当日本投降电讯传到南宁时，南宁也组织军民热烈庆祝。何应钦于8月11日参加了第二方面军司令部组织的“庆祝抗战胜利大会”。 12日，何应钦飞返昆明，当天邀请驻昆明之美军作战司令麦克鲁中将，初步交换处理接受日本投降之意见。晚间，何应钦召集“陆总”各军事幕僚座谈，听取了幕僚们关于全面受降和如何贯彻蒋委员长“未灰亥令一亨”电的指令。 席间“陆总”参谋长肖毅肃在座谈会上提出：“本总部乃是由4个方面军组成的最高野战军指挥部，现在转变为全国性、包括各战区在内的受降总司令部，职权增大，任务繁重，这是一项史无前例的光荣使命。委座令我们总部拟具一个详细计划呈核，由于这不是单纯的战场上的军事受降、缴械的问题，尚涉及党、政、经各方面的许多问题。沦陷区如此辽阔，特别是在共军占据的地方如何受降、缴械及对敌占各城镇、交通线路、敌伪政权等之接管一系列问题，非‘陆总’这一野战指挥机关所能解决。关于拟制详细计划问题，必须与中央各部门共同制定，其中事关最高统帅的权力处甚多，必须请示或由委座亲自决定。” 何应钦根据肖毅肃的建议于8月13日由昆明飞往重庆。当日上午9时，正赶上重庆例行的“中美最高幕僚会议”。会议上听取了“中美联席参谋会议”对中国战区的受降计划意见。午后，何应钦向蒋介石电话报告，已从南宁前线返渝，要求当面汇报及请示种种机宜。当日，蒋在重庆南岸黄山官邸召见了何。 8月15日，日本政府的正式投降照会，由瑞士驻华大使馆转致中国政府，原文如下： 一、关于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之各项规定事，天皇陛下已颁布敕令。 二、天皇陛下准备授权并将保证日本政府及日本大本营签订实行《波茨坦公告》各项规定之必须条件。天皇陛下并准备对日本所有陆海空军当局及在各地受其管辖之所有部队，停止积极行动，交出军械，并颁发盟军统帅部所需执行之上述条件的各项命令。 国民党外交部接获日本上项“投降照会”后，蒋介石即于当日立电驻南京的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大将，指示其投降应遵守的原则。原电大意如下： 南京日军驻华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将军： 一、日本政府已宣布无条件投降。 二、该指挥官应即通令所属日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并派代表至玉山（指江西玉山机场）接受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将军之命令。 三、军事行动停止后，日军可暂保有其武装及装备，保持其现有态势，并维持其所在地之秩序及交通，听候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将军之命令。 四、所有之飞机及船舰应停留现在地点，但长江内之舰船，应集中宜昌、沙市。 五、不得破坏任何设备及物资。 六、以上各项命令之执行，该指挥官所属官员均应负个人之责任，并迅速答复为要！ 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特级上将蒋中正 4、山东大地铁流勇进 日军即将投降，在蒋介石授意下，山东国民党省政府主席何思源，匆匆赶到济南。到达济南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命令山东各地日伪军坚守城镇，待国民党军赶到向其投降。第二件事就是收编伪军。于是这伙日军的走狗，残害自己同胞、为虎作伥的家伙，摇身一变成为“中央军”。 在国民党军的怂恿和支援下，山东的日伪军拒绝向八路军投降。 针对这一新情况，8月13日，山东分局和军区向所属各区发出了《决心彻底消灭日伪军》和《夺取大城市的部署》。 8月15日，军区发出《部队作战方向的规定》。规定： 鲁中军区夺取济南，并围攻益都、安丘、泰安、临沂等地之敌。 渤海军区以主力配合鲁中军区夺取济南，以一部收复津浦铁路沧（县）德（县）段沿线各要点及寿光、潍县等地。 胶东军区主力进军青岛，一部收复潍县以东之胶济铁路沿线及沿海各城市。 鲁南军区主力夺取徐州，一部向滋阳及其以南津浦铁路沿线之敌进攻。 滨海军区一部配合胶东军区夺取青岛，一部收复沿海地区，进占连云港等，并沿陇海铁路西进，策应鲁南军区夺取徐州。 命令中同时规定，以上5路大军首先应当扫清各自任务区的中小城市，之后再向山东铁路沿线地区和敌占大城市进军。 接到山东军区命令后，各军区迅速编组部队，展开行动。 这5路大军在罗荣桓和黎玉、肖华的指挥下，浩浩荡荡，冒着酷暑，跋山涉水，日夜兼程，分别奔赴各重要城市和交通要道。 第一路大军在前线指挥王建安、政治委员罗舜初的率领下，主力第3师、第4师向胶济路西段和济南方向疾进。8月11日到16日，我军即扫除据点23个，19日解放临朐，22日攻克博山。当日晚，经数日急行军的第一路八路军主力部队，以闪电之势楔入胶济路中段，包围了益都县城。经过激战，歼灭伪军2000余人；随后，于23日解放莱芜县城，25日攻下淄川，全歼日、伪军1800余人。此后，第4师越过胶济路，协同第7师于26日解放章邱。至此，第一路大军共歼日伪军5000余人，切断了胶济路西段，从东南方向逼近济南城郊。 8月17日，第一路大军回师临沂，与第二路大军和军区特务团一起发动了临沂战役。临沂北屏蒙山，东傍沂河，是联系胶济、陇海两铁路的交通枢纽，陇海路北的军事重地。经日伪长期经营，它一直是楔入到八路军鲁中、鲁南、滨海三战区中心的堡垒和“扫荡”解放区的军事集结地。临沂守军伙同从费县窜来的伪军，妄图凭借高墙深壕、明堡暗碉和日军留下的大批武器弹药及粮食，据守待援，拒绝投降。罗荣桓决心铲除这个反动堡垒，于是令第2师4团、警2旅11团、山东军区特务团和沐水独立营，运动包围临沂。另有3000民兵担任前线勤务和运输。 8月17日黄昏，各战斗部队开始对临沂发起攻击。20日至22日，八路军两次向城内发起强攻，皆未奏效。罗荣桓急电临沂前线：“此次临沂之久攻不下，主要由于军事上迟缓犹疑而失时机！”他要求前线指挥员认真研究作战方案，做好准备后再发进攻。9月10日晨，经过充分准备的八路军再次发起攻势，预先埋好的2000公斤炸药，在坑道里“轰”的一声巨响，砖飞石舞，尘烟翻滚，城墙立即被崩开了一个约30米宽的大豁口。八路军各攻击部队乘势冲击。但伪军在“督战队”的胁迫下，拼死封锁缺口。八路军的两次冲锋受阻后，又于10日黄昏从三面同时发起总攻，连续击退敌军的8次反扑，终于冲入城中。八路军汹涌入城，勇猛冲杀。敌人5次施放毒气，也没能挽救其覆灭的厄运。守敌除被八路军毙伤600余人外，2000余人被俘。 战斗结束后，罗荣桓、黎玉、肖华特别在9月14日发出嘉奖令，向参战部队致以热烈的祝贺与深切的慰问。临沂城的解放，使鲁南、鲁中、滨海3个地区完全连成一片。随后，山东省政府、山东军区机关即迁驻临沂。 第二路大军在前线指挥陈士榘、政治委员唐亮的率领下，北向胶济路东段，南向陇海赂东段挺进。 向北进军的第1师及滨海支队，8月中旬于诸城地区出发，迅速越过崎岖的五莲山区。当八路军抵胶县城南30余公里处时，伪军张洪飞将所部调集于胶县及附近地区，企图凭借城垣及坚固工事顽抗。陈士榘当即命令有关部队跟踪压缩，并于19日将其包围。当日晚上，月明夜静。第1师1团派出一个连的突击队，仅用10分钟即登上城墙，其他部队随后也冲入城中，战至次日下午，一举夺下胶县，俘获伪军2000名，并切断了胶济路东段，保障了向青岛方向进军的第三路大军侧翼的安全。同日，八路军又占领了莒县，控制了与青岛隔海相望的薛家岛。此时，从南线向赣榆、临沂地区及陇海路进发的第2师，一路顺利，进展迅速，先后攻取了海尖、石臼所等地。8月21日，八路军收复赣榆、青口等沿海城镇后，继续南进，切断了陇海路东段，逼近海州和连云港。 1945年9月2日，第1师从胶县一带突然进逼诸城。诸城位于胶济路东段南侧，系数条公路的交叉点，是日军控制山东半岛的一大堡垒。城里聚集着张步云所属伪第1、2、3师以及诸城伪警备旅等4000余人。张步云是个心狠手毒、罪积如山的刽子手，日本投降后，他被蒋介石委任为“胶南边防司令”，拒绝八路军的通牒，发誓“就是杀老百姓吃，也要死守诸城”，并掩护600余名日军逃离当地。此敌不除，民众何以安生？9月5日晚，第1师的1、2团冒着大雨，连夜占领了诸城外的东、西关，并于6日晚开始总攻。师长梁兴初指挥各部八路军英勇冲锋，分路堵击。战斗于当晚结束，除张步云率少数残敌逃脱外，计俘伪第1集团军秘书长以下2100余人，毙300余人。是夜，诸城万家空室，群众提着红灯笼，拥上街头高呼：“欢迎八路军！”“欢迎救命人！”在八路军的威逼下，日照城守敌于9月8日也弃城逃窜。整个滨海区一步步地全部被解放。 第三路大军在前线指挥许世友、政治委员林浩的率领下，分南、北两线向胶济路东段和沿海各城市的日伪军发起进攻。 8月17日，八路军解放威海。8月24日，占领烟台和刘公岛。26日攻克即墨。至8月底，第三路大军共毙日伪军1700余人，俘日伪军4400余人，另有伪军1500余人投诚。 至此，地处胶东腹地的平度，成了胶东仅剩的反动堡垒。城内盘踞着王铁相部以及从莱阳、掖县、招远等地逃窜来的伪军共6000余人，日军600余人。由于蒋介石刚刚封王铁相为第9军军长，王铁相立即打起“中央军”旗号，自恃人多枪好，工事坚固，扬言要在平度“二十里内外杀得人烟不留”。对此，八路军打出“打进平度城，活捉王铁相”的标语。许世友亲临前线，指挥第5师13团等部于9月7日晚发起平度之战，各路部队旋风般地勇猛直进，分别从平度城的西、东、南门冲进街巷，同敌短兵相接，巷战竟夜。王铁相被打得无力再战，慌忙逃向居民区，很快也被八路军战士活捉。这一仗，八路军共生俘伪军官兵5700余人，毙伤700余人。 第四路大军在前线指挥杨国夫、政治委员景晓村的率领下，兵分3路，向津浦路济南至沧州段及胶济路西段沿线的日、伪军进攻：8月17日，解放寿光；19日克临邑；20日攻下高苑、桓台、博兴；21日解放广饶；22日占领阳信、吴桥；23日又克胶济路上的临淄及辛店、淄河等车站；22日克齐东；30日解放惠民；31日拂晓，八路军猛攻邹平，15分钟即突入城内，全歼拒降伪军，生俘1200余人；同日，又解放了青城。至此，第四路大军共歼日伪军7800余人，切断了胶济路中段，从东北方向朝济南城郊挺进，与第一路大军形成钳击济南之势。 随后，第四路大军乘势出击，于9月4日解放济阳，9日解放盐山，10日解放宁津。这时渤海区内大股伪军尚有：伪保安第6旅张子良部盘踞在无棣；伪师长田敬堂等部聚集在商河；伪军成建基等几个“司令”，纠集残余部队，散踞于惠民、滨县、青城、阳信等网县边区。杨国夫决定要先“拉网”扫清“四县边区”的残伪，然后再攻取无棣和商河。 参加“拉网战”的八路军部队在民兵的配合下，于9月10日在“四县边区”构成一个周长80公里的大包围圈，然后逐渐拉紧“网绳”，将残伪压挤到徒骇河畔。紧接着，八路军从四面八方同时发起攻击，伪军除成建基等少数漏网外，大部被围歼，2000余人被生俘。 与此同时，八路军的部分主力、各县独立营和3000多名民兵，已先将无棣城围困起来。无棣城墙高城坚，四野开阔，四关外围有宽25米、深四五米的护城壕，壕内灌满水，插遍竹签。张子良气焰嚣张，自吹无棣是“金汤城池”，攻打不破，八路军已兵临城下，他竟然召人唱大戏。9月12日开始，八路军在城外挖掘了3道总长40多公里的封锁壕，使无棣城守敌成为瓮中之蟹。杨国夫、景晓村命令主力部队于9月16日晚开始攻击。战至17日晚，八路军全歼守敌，击毙张子良，俘敌5400余人，毙伤伪军400余人。 此时，商河城内守敌也已成为另一瓮中之鳖。八路军部队和民兵于9月10日即包围了该城，并围着城外挖掘了周长20公里，深、宽各4米的封锁沟。当无棣解放，八路军主力部队移师商河之时，城内的伪军早已军心慌乱。9月26日，八路军发起总攻，迅速打开了东城门。伪师长田敬堂吓得慌忙率部投降。这一战，又有伪军官兵300余人被击毙，4500余人被生俘。至此，渤海区腹地全获解放。自10月16日至12月31日，渤海军区部队还发动了平原、禹城战役，歼日军大队长以下200余人，伪军近1000人。 第五路大军由前线指挥张光中和政治委员王麓水率领，向津浦路徐州到兖州段及徐州东北地区进攻。8月11日，这一路大军攻进阎村，歼敌2400余人。8月18日，罗荣桓、黎玉电令张光中、王麓水：“迅速挺进，夺取徐州。”当日，第五路大军就解放了兖州以南的官庄车站，切断了津浦路。泗水守敌见八路军来势汹涌，慌忙逃往兖州。19日，八路军顺利解放泗水和曲阜；23日，夺下台儿庄；随后，将进攻目标转为峄县。 峄县县城是枣庄煤矿南郊的屏障。守城伪军依仗日军支持，拒绝向八路军投降。9月1日，罗荣桓、黎玉电示张光中、王麓水：“你们的作战重点，应放在峄、枣两点。我如能首先夺取峄县，则可造成枣庄完全陷入我紧缩包围中。”在王麓水的指挥下，八路军主力第8师于9月7日23时展开了峄县战役。在夜幕和炮火的掩护下，八路军突击队迅猛越过城墙，从东门、北门等处同时突入城内。北门伪军在八路军的猛烈打击下，首先缴械。于是，八路军迅速向南、向西压缩，攻击伪县政府及城防指挥部。至凌晨2时，八路军即占领全城，全歼守城伪军，俘敌1400余人。 在这同时，鲁南铁道游击队也大显神通，于9月8日夜在津浦路预设手雷，炸毁日军铁甲车1辆，尾随其后的运兵车也翻车出轨。临城日军铁甲车闻讯来援，又被预设的手雷炸毁。不久，从南面开来的日军一列兵车，因不明情况，同刚翻车的日军互相射击，致使日军死400余，伤300余，毁坦克1辆、车头两个。（黎玉、林浩等：《横扫日伪军的最后一战》） 罗荣桓的五路大军如五道巨流，不断围城攻坚，席卷山东大地。 5、攻打临沂受挫 5路大军合力作战半个月，战果辉煌。至8月下旬，山东的日伪军已被压缩至铁路沿线和解放区内少数孤立的城市里，惶惶不可终日。 在这些攻势作战中，打得最惨烈，持续时间最长的是临沂战役。 日本政府宣布投降后，驻山东日军纷纷向城市集中。驻守临沂的日军不久逃往枣庄，临沂周围的伪军亦大部随日军逃走。但也有横的。这就是伪军临沂保安大队长许兰生。日军和临沂伪军主力撤走后，有人劝他走，许兰生把大眼珠子一瞪：“我就不信八路军是三头六臂，我就要守在临沂。” 许兰生下决心守，并不是他多么无畏，实际上他是想向蒋介石献媚。好等国民党军主力打回来，弄个“开国功臣”。他也深知自己势单力薄，临沂难守。于是他与伪费县保安大队邵子厚商定，两部集中共同防守临沂城。为增强实力，两个人又与位于临沂以北、汪沟西南的伪军王洪久取得联系，商定3人协同守卫临沂。这样3股敌人总兵力已近5000人。部署是许兰生和邵子厚两部依托日军多年经营的临沂城坚固工事固守，王洪久率部防守建有筑垒工事的汪沟西工事。两点互为依托，相互策应。 白沙埠战役后，鲁中军区决定对临沂大沙河以北的王洪久部暂取守势，集中兵力收复临沂。 为迅速拔除山东区内敌伪军这个坚固的堡垒，山东军区决定以滨海第4团、鲁中第11团等部组成攻城集团。 8月15日，先期到达临沂的鲁中军区第2军分区第11团，在团长陈宏、政治委员董超的率领下，向临沂城发起攻击。工兵携带炸药，实施抵近爆破，以伤亡70人的代价，将城北门楼的3道古城门炸开了两道。正在部队进攻最后一道城门时，滨海军区2分区攻城指挥所赶来，命令11团撤出战斗，攻城任务由滨海军区2分区执行。 11团指战员眼巴巴望着已被打开的两道城门，无奈地撤出战斗。 不久，鲁中2分区司令员吴瑞林赶到，11团团长陈宏向他汇报了刚才攻城的情况，吴瑞林后来不无遗憾地写道： 我在攻克白沙埠后，向临沂城进发到11团团部时，才得知这一情况。两支兄弟部队在各自执行任务的具体作战行动中出现的这一小小的插曲，虽是由于战事变化急剧和山东军区新部署来不及下达所致，但终于丢失了一次不应丢的破城战机；否则，如两支兄弟部队协同破城，则结局就很有可能是另一个样子了。 8月17日，经过两天准备，滨海2分区决定改从临沂城南关发动进攻。战斗发起后，攻城部队利用美教会医院楼房这一制高点，组织火力掩护突击队登梯攀墙而入。虽然指战员打得异常英勇。并两次突上城墙，终因敌火力较猛，两次被击退，部队伤亡达300余人。攻城战斗受挫。罗荣桓得知这一情况后，非常焦急，急令军区参谋处长李作鹏为前线指挥。率山东军区特务团、教导团参加战斗。 18日，李作鹏来到滨海2分区指挥所在听取了攻城指挥所的汇报后，传达了罗荣桓的指示。之后决定，以山东军区特务团、原教导2旅4团和鲁中军区2分区11团3个团协同攻城。为确保攻城成功，李作鹏带领攻城部队团以上领导用两天时间勘察地形。之后，李作鹏召集担任攻城任务的3个团的营以上干部召开会议研究打法。 会议开始后，李作鹏简要地讲了这次会议的主要议程，之后请大家发言。多数人认为，攻城时间以夜间发起为好。爆破时间最好选在黄昏。 大家发言时，李作鹏没有插话，静静地听着，当大家把意见说完后，李作鹏站起来，宣布了他的攻城决定：“8月20日夜间3时攻城部队从东、西两面发起攻击，东面首攻，西面后攻。东西两面均由11团3营组织连续爆破，之后，攻城第一梯队特务团、4团3营和11团3营发起突击。其余部队为第二梯队。” 8月20日，经过短暂准备，攻城部队再次发起攻城战斗。虽然部队连续组织了4次爆破，终因城墙太厚，炸药包威力小，未获成功。 爆破失利，攻城部队仍于5时按时发起冲击，特务团、4团3营和11团3营两次架梯登城，均被守城之敌击退，被压在城墙外的护城河内。 至此，攻击临沂的战斗两次受挫。 6、吴瑞林突发奇想 罗荣桓了解到临沂攻城受挫的情况后，拿起电话，要通临沂前线鲁中2分区指挥所。 连续攻城受挫，指战员别提多窝火了，纷纷表示不拿下临沂城誓不收兵。这一天吴瑞林和几名团营干部正在研究情况，电话铃响了。吴瑞林起身接电话，对面传来罗荣桓的声音：“是2分区吗，攻城情况怎样了？” “我是吴瑞林。”接着吴瑞林将攻城情况如实地汇报了一番。 随后，罗荣桓又让特务团团长程宗美、副团长黄团忠和4团3营营长姚克接电话，听取了他们的汇报。 罗荣桓沉吟片刻后对吴瑞林说：“城攻得不好，不要气馁，要准备再战。你们第一，要坚决围攻敌人，你们谁都不能离开战场半步，要掩护护城河里的2000余名指战员安全撤出；第二，部队士气受挫，要加以整顿，指挥要改变，各部要在鲁中2分区的指挥下统一思想，加强团结，协同作战；第三，要组织干部仔细察看地形和工事，发动广大指战员献计献策。” 罗荣桓一口气说完，之后对吴瑞林说：“你要尽快拿出方案报来，”说到这，罗荣桓停顿了一下，又问，“你们要多长时间才能攻下临沂城？” 吴瑞林略为思索一下说：“按现在的情况看，最快也要15天。” “好，你要先拿出作战方案。同时要从思想上、战术上和物资上做好攻城的一切准备，愈快愈好呀！” 受领任务后，吴瑞林即带领4个团的团营干部再次察看地形，同时通过城内内线人员调查敌军。他们了解到，临沂城墙厚达12米，高15米，是用三合土筑成的。同时敌城墙上修筑了许多明碉暗堡，并调选了1000多名亡命徒组成“敢死队”。了解情况后，吴瑞林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从外部用爆破的方法或架梯攀墙的方法是很难攻取的，甚至是不可能的。怎么办，难道城就真的攻不下来了吗？ 大家远远地望着坚固的临沂城墙，犯起难来，有的搓着双手，有的急得直跺脚，愣是把脚踩的地方跺出一个小坑。这时不知是谁说了一句：“恨不得从地下钻进去消灭掉这帮坏蛋！” 这句话给了吴瑞林启发，第二天当他来到城西北角再次勘察地形时，突发奇想：“我们可以从地下钻进去打呀。”于是他把想法告诉大家，急得没有着落的团营干部们听到后顿时活跃起来。 吴瑞林接着说：“我们可以从这里挖坑道，一直挖到城墙底下，搞内部爆破，这里的城墙上又建有全城最大的炮楼，内部爆破不但可以炸开城墙，而且还可以将这个炮楼炸它个底朝天！这不就是从地下钻进去打吗？” 大家听后不住地点头。 吴瑞林接着把他的想法和盘托出：“以前我曾两次见过挖地道，但都没有成功，一是因为地下大量渗水，二是因为敌人援军赶到。现在这里的条件我看不错，土质适合于挖地道，采取内部爆破手段可能成功。但我们要先利用这里的一个小高地修个地堡，架起两挺重机枪和两挺轻机枪，掩护部队在护城河上架一座桥，到对岸再修几个小地堡，也架起机枪，然后在护城河边挖一小通道，在炮楼下仔细测量距离，查看土质，再决定从何处挖坑道。” 团营的干部听了司令员的详细计划后，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最后决定由11团挖坑道。 23日，李作鹏召集攻城部队有关指挥员开会，研究下一步攻城方案。吴瑞林将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刚好与滨海军区领导的想法不谋而合。于是会议初步确定了攻城的具体方案。会议结束时，李作鹏告诉大家，会后他即赴军区向罗荣桓汇报攻城情况和下一步攻城初步方案。 罗荣桓听取后，当即批准了这一方案。并让李作鹏尽快返回临沂前线，迅速攻下该城。 回到临沂前线后，李作鹏于8月29日召开作战会议，下达了战役命令。 自此，坑道作业全面展开了。在护城河两岸火力的掩护下，攻城各部队组织人力昼夜挖坑道。11团3营挖得很火，第一个白天就挖了15米。 吴瑞林经过计算，认为如昼夜不停地挖，300米长的坑道十一二天即可挖成，于是他报告罗荣桓，9月10日即可发起攻击。 罗荣桓当即批准，并指示吴瑞林：“要好好发挥参与攻城的几个团各自的特长，加以统一部署，务必夺取战役的胜利。” 为确保攻城成功，除先期参加攻城的4个团和1个警卫营外，又增调了周边3个军区的四五个独立团及县区武装，这样攻城兵力已近两万人。 7、攻坚战的最后胜利 经过10昼夜的苦干，一条310米的坑道终于挖成了。之后部队又用一天时间，将从山东军区和鲁中军区运来的1500公斤黑色炸药和150公斤黄色炸药安装好。 一切准备就绪，李作鹏将部署上报罗荣桓批准。 部署是：以原教导2旅4团担任第一突击部队，一部在城西北角实施突击，主力位于城南待机；以鲁中2分区11团和警卫营担任第二突击部队，主攻西北角，特务团配置在城东待机；其余部队为预备队。同时派王全珍率两个步兵连和两个民兵连负责运送弹药。鲁中2分区政治部主任孔繁彬负责救护伤员。 为便于靠前指挥，攻城部队将突击部队各团指挥所在距爆炸洞口约300米处开设。吴瑞林把鲁中2分区指挥所设在距突破口350米处。 10日夜，一阵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划破静寂的夜空。硝烟和尘埃散尽之后，120米长的大缺口裸露在指战员眼前，爆破成功了。 教导2旅4团1个营按计划率先向爆破口冲去，然而两次攻击均受阻。 “第二突击队的第一、二两个梯队上！”吴瑞林果断地下达了命令。 话音刚落，11团1营在营长彭玉龙率领下冲上西北角城墙，控制了西北角，之后，由突破口向东侧卷击。 警卫营营长董至相率该营1连紧随其后进入突破口，之后向突破口西侧卷击。突破得手后，为防止敌反击重新封闭突破口，吴瑞林命令担任第三梯队的11团3营迅速巩固突破口，第11团2营和教导2旅4团的1个营为预备队，随时准备加入战斗。 部署完毕，吴瑞林把指挥所转移到突破口西城墙上的一个用麻袋包临时搭起的掩体里，指挥纵深战斗。 尽管遭到敌拼命抵抗，部队仍进展迅速，当向两翼攻击的部队进至距北门和西门楼200米左右的距离时，吴瑞林令第三、四梯队和教导2旅4团的1个营，除以部分兵力巩固突破口外，主力加入纵深战斗。 西北角被突破后，敌军慌忙从东面和南面调集兵力，企图实施反击，恢复防御。见敌东、南两面兵力空虚，吴瑞林遂令特务团和教导2旅4团两个营从东、南两面架云梯攻城。两部登上城后，迅速向纵深挺进。 战斗进行得相当惨烈。这是较劲的时候绝不能后退，吴瑞林与团的指挥员商量后，决定将特别预备队投入交战。这支预备队由30名经过认真挑选的大汉组成，他们每人配有1把匣子枪、100发子弹和一柄7尺长带钩的长矛，用以专门对付敌四五尺长的关公式大刀，同时杀死敌人后还可以把敌尸体拖过来。就这样攻城部队与敌一个堡一个堡地争，一条街一条街地夺，经过十余个小时的枪战和肉搏，终于全歼皇协军主力敢死队，并包围了北门城楼和西门城楼。城楼上的敌军见大势已去，纷纷缴械投降。 与此同时，11团3营攻占了城内天主教堂。至此4个城门均为攻城部队控制，胜利在即，吴瑞林接通电话，向罗荣桓汇报了攻城进展情况。 “好啊，打得好呵，祝贺全体攻城指战员同志们取得的胜利，祝他们继续奋勇前进，彻底消灭一切顽抗的敌人！”罗荣桓高兴地说。之后罗荣桓又严肃地说，“同时，所有攻城部队都不得伤害城内人民，不允许对城内商店和资本家有任何侵犯行为，违者要按纪律论处！” 放下电话后，吴瑞林命令道：“立即把罗司令员的命令传达到每一个指战员。” 5路大军攻入城后，经过十余个小时的激战，于9月11日全歼守敌。活捉汉奸许兰生和邵子厚。临沂城解放了。 战后，攻城部队举行了盛大的入城式。鸣礼炮10响。 至此历时近一个月的临沂战斗胜利结束，为了这一胜利，英勇的八路军付出了3000人的伤亡代价。 临沂解放后不久，山东分局、山东省政府和山东军区指挥机关于8月20日进城，后来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也进驻该城。 临沂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在山东乃至华中地区的指挥中心。 8、盘点 经过一个多月的大反攻，山东5路大军共解放县城46座，攻克烟台、威海等6个重要港口，占领火车站35处，歼灭了据守这些地方负隅顽抗的日伪军6万余人，切断了津浦、胶济、陇海3条铁路，使济南、青岛、徐州、连云港像孤岛一样处于解放区汪洋大海的包围之中。 山东大反攻的胜利，直接增加了共产党在国共谈判中的地位。1945年9月15日，周恩来在重庆同国民党代表谈判时指出：“山东解放区迄今收复80余县，均已实行民选县长，治理民政，只等中央承认加委……”19日，周恩来又提出山东应作为由中共方面推荐省长的四省之一。 山东，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向北，它是进军东北的出发阵地；向南，它是支持华中的可靠后方。八路军控制了这一战略基地，大大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在战后的地位，无论前途是战还是和，都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1、“731部队”的罪恶 东北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是全国抗日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正如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所说的那样：“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这个战争，还是在1931年就开始了。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占领沈阳，几个月内，就把东三省占领了。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但是东三省的人民，东三省的一部分爱国军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协助之下，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组成了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从事英勇的游击战争。” 由此，我们可以说中国抗日战争首先是从东北开始的。这样算来，到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东北地区的抗日战争共进行了14年。在这14年中，我东北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为抗击日军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牺牲。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这之后的8年中，日军在我东北对我抗日联军及东北人民犯下了种种滔天罪行，其中最为丧心病狂的是：公然违反国际法准则，先后在哈尔滨平房镇、长春孟家屯设立代号为“731部队”和“满洲100部队”等细菌研究机构。“731部队”还在海拉尔、林口、孙吴和牡丹江等地设支所，惨无人道地用抗联被俘人员和群众进行细菌试验，致使数千人惨遭杀害。 731部队的前身是1933年日军在东北五常县三岔口的背荫河畔建立的所谓“加茂部队”，部队长官是石井四郎军医少佐。 石井四郎生于日本千叶县山武郡千代田村加茂的地主家庭，以陆军派遣学生的资格在京都大学医学部毕业，当了军医。他是一个性情执拗、富于机诈、野心十足而无半点良心的人。他曾对军医学校学生叫嚣过：“跟我一道干的有没有？能为我死的有没有？”以此来搜罗给自己当爪牙的部下。 1934年夏季，“加茂部队”迁移到哈尔滨市郊南岗庙。这一年还制造了细菌武器最重要的工具，大量生产培养罐，更以夺取松风滤水机制造公司的特许专卖权为基础，造出了细菌战必不可少的“卫生滤水机”。不久，又设计了放毒工作中的必需器材——“毒性测量机”。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入中国的关内。这时，日本军部的法西斯分子越发感到侵略中苏两国必须以细菌武器为有力武器的必要。于是，石井就强占以平房车站迤北约4公里正黄旗屯为中心的2平方公里的耕地为建造兵营的工地，把正黄旗村的180户、800人撵到西方去住。在关东军军需部的指导下，奴役几千名中国劳动人民，大规模地修建了“细菌制造厂”。 外围工程在1937年完成，1938年进入内部工程的阶段。 石井为防止部队秘密外泄，特使他的同乡亲戚土木建筑业者铃木茂包办一切，所用的500多名服务人员，也是从故乡千叶县招募而来的。以活人作实验的“第七栋”“第八栋”包括有大约120间独身监房，还有特殊试验室（冻伤研究室和供研究航空卫生用的减压试验室）、实验室、尸体解剖室、标本室以及种种杀人设备，“第三栋”“第五栋”是培育细菌室，“第四栋”“第六栋”是细菌孵化室。以上工程及设备陆续建成。 1938年6月到1939年3月，全部迁到平房来。在所谓“南栋”（哈尔滨南岗）那里，只留下部队的“第三部”和“诊疗部”的基干，即检查病源、测验毒性、检查水质的各班和细菌制造班，滤过管制造班以及诊疗传染病的部分。 在平房的这个部队，是拥有月产霍乱、伤寒等肠内细菌各500公斤、鼠疫菌250公斤、炭疽菌200公斤能力的皮带传送式生产设备和包含监狱的杀人实验所和研究初步细菌战争的机关以及研究细菌的使用方法的机关等的综合组织体。 1939年5月，日本帝国主义因侵犯哈桑湖边界，挑起哈桑湖事件。原想进窥苏联领土，不料遭到英勇还击，打了败仗。当时的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曾派司令部第一课的参谋（竹田东宫）借查看的名义来到731部队，协商怎样进行细菌战以挽救战局。 石井就派碇中佐率领“碇部队”开往哈桑湖前线，将约有22.5公斤的伤寒、霍乱、副伤寒、赤痢菌撒布到哈尔哈河及其他水源、地上。当时虽然在日本侵略军中早做出预防的外置，尚且发生大量病人，至于在苏联、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军队里，在附近的居民中，有多少人受害，这是不难想象的事情。这次散播细菌，是731部队初次大规模的活动。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不讲人道的细菌战争，就是这样开始出现的。 731部队从1939年哈桑湖事件到1942年之间，所生产的都是供细菌战争之用的。主要是对中国大陆散布。其数量见下面表格： 以上这些细菌的散布方法是：从培养基上将大量培植的肠内细菌（即霍乱、伤寒、副伤寒、赤痢）刮下，加肉汁和丙三醇各少许，制成菌液，放入飞机的“降雨器”内，由空中散布。鼠疫菌、炭疽菌为干燥细菌，能污染空气，使人得肺鼠疫和肺炭疽玻干燥细菌是将培养的细菌，用“干冰”（雪状碳酸）凝冻使之干燥的，归第四部第二课军医少佐三谷幸雄负责。炭疽菌、鼻疽菌和瓦斯坏疽菌因对外界环境条件变化有强大抵抗力，所以用它制造细菌弹。带鼠疫菌蚤则不用加工即可用飞机散布或用鼠疫弹散布。鼠疫菌蚤由田中技术中佐为首的田中班负责大量生产。 关于实施的具体地点、时间以及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损害详情，无确实可靠的材料，我们所知道的，仅有下记的事项：1940年夏，在浙江省宁波曾空投过鼠疫菌；1941年12月，石井四郎曾在湖南省常德亲自投下过鼠疫弹；1942年曾用伤寒菌祸害过华中地区。总之，曾多次散播传染病菌杀害过很多无辜的善良人民。 石井四郎从背荫河时代，就开始利用炭疽菌的剧毒、炭疽菌芽胞的强大抵抗力，特别是利用它的耐热性，制造了细菌炮弹和细菌炸弹。在这些实验中，夺去不知多少中国爱国烈士的生命。 731部队还以活人实验各种细菌和使用各种细菌作战的方法。以1944年冬的一事为例：某一天，把五六名戴着手铐脚镣的爱国人士从卡车上拖下来，倒背双手，绑在20公尺距离的木桩上，从低空飞行中将炭疽弹投向目标，借炸裂使吸入微沫而感染肺炭疽，或由于炸弹破片使感染皮肤炭疽，然后在部队的实验室里，诊查得病情况，最后则是在各种“治疗”之下进行残酷杀害，尸体则在解剖室供病理解剖。 石井特别重视传染力最强的鼠疫，曾三令五申对此作种种研究。1942年，为检定疫苗的抵抗力和实验鼠疫菌的毒性，第四部第一课课长铃木启之军医少佐曾和宇野澄技师、田村良雄雇员把关在“特别班”——秘密监狱的中国人5名，注射鼠疫的各种疫苗，尔后便在“测验免疫能”的名目下，采取大量血液，最后注射鼠疫菌使之感染，结果使二人丧了命。 1943年2月，铃木、宇野、田村为检定鼠疫的毒性，又用鼠疫苗杀害了中国的抗日救国烈士。1944年秋，因生产鼠疫细菌武器，致在第一部高桥班（高桥正彦军医少佐）内，有4名做“鼠疫毒化蚤”工作的技术员感染了鼠疫。（“毒化”就是把含有猛毒的鼠疫菌注射老鼠，再把这只鼠喂跳蚤吃，以培育在唾液腺内潜有鼠疫菌的毒蚤。）石井怕部下死于鼠疫，会影响全体队员的“士气”，下令必须彻底医救。高桥少佐在诊疗部长永山太郎军医大佐的指导下，大量制造鼠疫的免疫血清。即把鼠疫菌注射到中国人的身体使之感染，然后把全身血液取光使之丧命。用这样方法制出大量免疫血清，来医治受传染的队员。为救一个杀人魔鬼的性命，至少须有4个爱国烈士丢掉宝贵的生命。 在这些爱国志士的痛苦挣扎中，日本侵略者逐步造成细菌武器，更把它投到中国大陆上屠杀更多的中国人。 以上所记，只是731部队滔天罪行中的一鳞半爪而已。 2、配合全国进行抗战 东北抗日武装不断地发展和壮大，引起了日伪军的极度恐慌，于是他们不断加紧对东北地区抗日武装的镇压。 为了团结更多的抗日力量，有效地抗击侵略军，扩大抗日游击战争的局面，1935年6月3日，中共东北党组织收到了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从莫斯科发来的中共中央的“六三指示信”。 信中，中央作出了这样的指示：“现在东北各种反日队伍，一般的都有建立反日统一战线的必要与可能，我们不应机械地背诵过去的4种游击队的公式，而现在要普遍与各种反日武装队伍，建立下层与上层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反日武装共同抗日。我们现在要巩固和扩大建立抗日联军（或抗日救国同盟军）总司令部一类的组织……号召东北各种反日武装团结一致……我们要加紧各地的群众工作，准备召集全东北义勇军代表会议，建立全东北的军事领导机关，如东北抗日联军（或抗日救国同盟军）总司令部的名称——统一游击队的领导和指挥……” 据此，1936年2月20日，以当时在东北最著名的几个抗日领袖杨靖宇、王德泰、赵尚志、李延禄、周保中、谢文东等人和汤原、海伦游击队的名义联名签发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 宣言发表后，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东北人民革命军为主体，联合一切反日爱国武装力量组成的东北抗日联军的各个部队便陆续成立起来了，东北的武装抗日斗争也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卢沟桥事变后，东北抗日战争变成了全国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国抗战形势的鼓舞下，东北各族人民抗日热情更加高涨。 8月，东北抗日救国会发出紧急通知，要求抗日军民联合行动，号召伪军哗变共同对敌。抗日联军第1路军总司令部发表告满军同胞书，号召：“凡是中国人都联合起来！打倒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铲除民族败类——卖国贼！推翻傀儡政府‘满洲国’！” 东北抗日联军和各族人民，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和各种抗日斗争。在此形势下，伪军警也开始分化，出现成批的携械反正。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局面。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联军和各族人民的浴血奋战下，日军的侵略计划也不断遭到失败。日本帝国主义为改变这一不利的局面，将关东军的兵力增至4个师团、2个独立混成旅团、3个骑兵旅团、5个守备队（相当于旅团），共达十万余人。同时，大力扩充伪军，使伪军总兵力达26个旅，约10万人。并加紧推行“三年（1936～1939）治安肃正计划”，加强军事“讨伐”和殖民统治，且将其“讨伐”重点指向北满，由南向北、由西向东，逐步压缩，妄图将抗日联军大部消灭于松花江下游，黑龙江与乌苏里江之间的“三江”平原。 因此，一场更为严峻艰苦的斗争，摆在抗日联军和东北各族人民的面前。 在强敌进攻的新形势下，活动于北满的抗日联军部队，至1938年6月，与日军连续作战达500余次，歼日军数千人，抗日联军本身也伤亡很大，有的部队减员过半。 1938年下半年，日军为彻底消灭东北抗联，巩固其殖民统治，以及准备对苏作战，将关东军兵力增至7个师团，并加紧对抗联的军事“讨伐”和经济封锁。 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由此开始进入极端艰苦的斗争阶段。到1939年底，关东军增至9个师团。同年，敌调集重兵，以抗联第1路军为重点，连续地进行“讨伐”，使抗联部队得不到休整机会；并提出“匪民”分离等口号，加紧招抚诱降，企图分化瓦解抗联队伍，致使抗联中一些不坚定的分子先后叛变投敌。同时，实行所谓“米谷管理法”，以及控制布匹、鞋帽、油盐、医药等物资，以断绝抗联生活必需品的来源。 由于日伪军疯狂的军事“讨伐”、严密的经济封锁，抗联活动地区日渐缩小，部队大部被迫转移到深山密林，战斗在冰天雪地之中，粮食断绝，常以树皮和野果充饥，备受艰难困苦。然而，抗联在几经辗转得到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和六中全会给东北抗联、东北人民致敬电的鼓舞下，在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一书的思想指导下，尽管斗争形势日趋恶化，处境日益艰险，但绝大多数部队仍不屈不挠地坚持东北抗日游击战争。 3、“三省联合大讨伐” 1937年7月开始，根据日伪制订的“三年肃正计划”，日伪当局调集5万余兵力，对三江地区进行长达一年半的“大讨伐”。与此同时，日伪仍在伪通化省及间岛省大部、吉林省东部，继续进行“治安肃正”工作。仍有约两万余兵力，分布在伪通化、间岛、吉林等省各地，对抗日军民进行“讨伐”。 1939年春，敌又在日军和伪军中分别组成挺进队，在伪警察中组成特别工作队，专门对东北抗联第1路军的领导人及所带领的部队进行“讨伐”与捕杀，并通过组织“特别工作队”、特搜班、特务班等打入抗日武装内部进行政治诱降和思想瓦解。 三江地区的“大讨伐”结束后，日伪当局又把“治安肃正”的重点转到了东南部的伪通化、吉林、间岛三省，于当年10月至1941年3月，进行长达一年半的“三省联合大讨伐”，也称“东南部治安肃正”或“野副大讨伐”。 在这次大“讨伐”前，日伪进行了一些准备工作。1939年5月，在吉林市组成了以关东军第2独立守备队司令官野副昌德少将为首的“讨伐司令部”。“讨伐司令部”内设参谋部、宪兵部、警察部和伪满军、伪满铁路警护队、伪法院、伪协和会、伪行政联络部等。其中核心机构是参谋部与警察部。 在参谋部内还编有3个工作队，专门进行政治诱降等工作：第一工作队下设特设游击队和宪兵工作班；第二工作队下设潆江班、桦甸班与辉南班；第三工作队下设安图班、汪清班、延吉班和敦化班。警察部下设伪通化、吉林、间岛等警察大队，内部还设有特务搜查班、指纹班等机构。1939年5月，还在通化新成立了伪军第8军管区，管辖伪通化、安东两省军事，专门用来“讨伐”在东边道一带活动的抗联第1路军。同年9月，又制订了1939年10月至1941年3月的《东边道治安肃正计划》。随后调兵遣将，于1939年10月，开始了“三省联合大讨伐”。 这次大“讨伐”以东北抗联第1路军为主攻目标，“讨伐”地区有伪间岛省、通化省全部、伪吉林省东部的磐石、桦甸、敦化、蛟河、舒兰等县和伪牡丹江省的宁安县。 参加这次“讨伐”的日伪军警计有6万余人，其中日军有关东军独立守备队第5、9、21、7、8、4等6个大队，后又增加19、20两个大队，另有20个无线电分队。各大队还分别有由宪兵部配备的日本宪兵多名。总计日军兵力为6400余人。 参加“讨伐”的伪军有：第2军管区的步兵第2旅、骑兵第2旅、第2教导队，第8军管区的第1、第2、第3混成旅、第8教导队，第6军管区的1个旅，第7军管区的1个旅，第1军管区的步兵第5团，以及通信部队与汽车队等，总计有兵力2.5万余人。 参加“讨伐”的伪警察队有：通化省警察队（分10个“讨伐”队）、间岛省警察队（分5个讨伐队）、吉林省警察队（分14个讨伐队）、牡丹江省警察队、间岛特设队以及伪通化省全部9县、伪间岛省全部5县，伪吉林省的磐石、桦甸、敦化、蛟河、舒兰等县和伪牡丹江省宁安县的警察队。还有伪通化、间岛、吉林三省及下属各县由警察组织的特别搜查队。此外，还有东南部地区的各伪森林警察队、伪新京警察学校的学兵队、伪营口海上警察队的两架飞机，以及伪锦州、奉天、滨江等省的警察增援队，共计有警察队约3万余人。 这次“三省联合大讨伐”，日伪仍然采取“治标”与“治本”和“思想工作”相结合的办法进行。在“治标”方面，以日军为主，伪军则受日军部队长直接指挥，同时又利用各省的大批伪警察队参加军事“讨伐”。 在“讨伐”中，将被“讨伐”的区划分为东、南、西、北、东北5个地区。其中“南地区”包括伪通化省全部，“西地区”包括伪吉林省东部（即吉林地区），都是抗联第1军活动的区域。各“讨伐”区都以日本独立守备队某大队为首，指挥伪军、伪警察队等兵力，分别以东北抗联第1路军在该地区活动的部队为主要目标进行疯狂“讨伐”。在“讨伐”中采取分兵包围、轮番扫荡、来回拉网、尾追到底的战术，逼迫抗日武装与之频繁交战，不得休整，妄图把抗联第1路军等各部队分割吃掉。 这次“三省联合大讨伐”原来计划分为3个阶段。1939年10月至1940年4月为第一阶段，“讨伐”的重点为伪通化省各县和伪吉林省的桦甸县。主要目标是东北抗联第1路军司令部、警卫旅及第1方面军。1940年4月至9月为第二阶段，日伪军进行了“春夏季讨伐”，“讨伐”的重点分别为伪间岛省的安图、和龙、汪清，伪牡丹江省的宁安、东宁，伪吉林省的舒兰、伪滨江省的五常等地，主要目标分别为东北抗联第1路军第2方面军、总司令部、警卫旅和第3方面军。1940年9月至1941年3月为第三阶段，在第一、二阶段“讨伐”的基础上，积极追击抗联1路军3个方面军剩余部队，破坏其越冬准备工作，以分区“讨伐”消灭抗日部队，巩固地区治安。 除了疯狂的军事“讨伐”之外，日伪还在这次“三省联合大讨伐”期间，在“讨伐”地区加紧进行一系列所谓“治本”和“思想工作”，实施一系列反动政策和措施。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加紧推行所谓“匪民分离”政策。一是进一步强化保甲连坐制度，如发现一人“通匪”，则全家斩首，邻里之人也均要被处以罚金。为了鼓励邻里之间互相监视，又规定如果事先告发与抗日联军有联系的人，则可以减免罚金。二是进一步强化“集团部落”政策，继续在伪通化、吉林、间岛等省增建“集团部落”，加强其防卫设施。此外，日伪还于1939年6月，由伪治安部派出50余名指纹管理技术人员到“讨伐”地区，协助办理发放按有指纹的居民证，以便在“讨伐”中随时检查民众，防止抗日武装人员藏匿在民众之中。 第二，对抗日联军加紧经济封锁，断绝粮道。日伪除在全伪满对粮食供应实行统制，不准交易外，在“讨伐”区内，还对粮食与生活必需品实行专卖配给制，每次配给居民的粮食等物，仅够居民用两三天的，以此来防止抗联人员从民众中得到粮食和生活用品。1939年和1940年两年间，每年从8月中旬至10月初，都强迫“讨伐”区的农民不等庄稼成熟就提前收割，然后把收割完的庄稼，集中运到指定地点由军警看守，以防止粮食流入到抗联人员手中。 第三，加紧整修警备道路、警备通信设施。在一年半大“讨伐”期间，日伪当局在伪通化、吉林、间岛三省新增修警备道路20余条，其中伪吉林省修筑了十余条，新修警备道路70公里，补修警备道路260公里，新架警备电话线100公里，修理电线500公里。伪通化省延长警备道路312公里。 第四，不准民众在铁路、公路两旁种植高粱等作物，不准农民在山坡谷地开荒种地。还砍伐掉铁路、公路两侧50米以内的树木。如在伪吉林省，砍伐道路两侧50米以内的树木即达200公里。同时铁路警护队加紧在铁路沿线和火车上对旅客及行人进行盘查。 第五，烧毁抗联部队栖身的山寨、房屋。据资料记载，自1939年10月至1940年末，日伪军警在“三省联合大讨伐”中，共捣毁山寨2085个。1939年10月至1940年4月，伪吉林省“讨伐”队在敦化、桦甸、蛟河、安图、漾江等5县共烧毁山间房屋230栋。 第六，利用宪兵工作班、警察特搜班等组织，在“讨伐”区域大肆搜集情报，进行诱降活动。其诱降方法除直接对抗联人员进行政治诱降、思想瓦解外，还威胁利诱抗联人员中的变节投降分子，或通过抗联人员的亲属进行劝降活动。对已降敌的人员，则被编成警察队、特设队、特别工作班，利用他们对抗联熟悉的特点，讨伐抗联部队，破坏抗联的密营、山寨，捕杀抗联领导骨干。 第七，进行所谓的“思想讨伐”和“文化讨伐”。从1940年3月开始，野副讨伐司令部每隔半个月，都要在吉林市召开一次会议，有讨伐司令部参谋、宪兵、警察等部部长参加，专门研究从文化思想方面如何镇压东北抗联的措施。还派出大批伪协和会人员和伪行政人员，在“讨伐”地区各地组成“宣抚班”，构成“宣抚网”，对抗日军民大肆进行“宣抚活动”。同时还向“讨伐”区域大量散发反共传单和色情照片、淫秽书刊，以期对抗联人员进行思想腐蚀和精神打击。为了策动抗联内部的分化，捕杀抗联高级将领，1939年4月伪治安部还制定了捕杀抗联及抗日军高中级干部的赏金规定，其中规定杀害抗联军长者赏金1万元，杀害师长赏金5000元，杀害团长、参谋长赏金2000元，其他人赏金1000元或酌情给以奖励。 4、化整为零，分散游击 为坚持吉林、辽宁两省东部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粉碎敌之重点“讨伐”，1939年春节前夕，抗日联军第1路军一部在杨靖宇的率领下，袭击吉林省桦甸县木箕河林场，全歼伪森林警察队，缴获步枪近百支、轻机枪3挺、军用物资一部。4月初，又袭击了敦化大蒲柴河日军野战仓库，解除了伪警察200余人的武装。尔后，第2军继续在桦甸一带活动，第1军向东部山区转移。 在敌人的围攻中，第1路军第1方面军艰苦转战，牺牲较大。第2、第3方面军虽受到一些损失，但仍给日本伪军以很大打击。6月上旬，第2方面军在安图红旗河附近闭门屯设伏，歼敌50余人。尔后袭击敦化大蒲柴河，全歼日军助川“讨伐”队；破袭延吉地区天宝山铜矿，迫其停产1年。 8月23日和24日，第3方面军在第1路军副总司令魏拯民的指挥下，采取“攻城打援”战术，以一部兵力攻克安图县城，消灭伪警察署，以另一部兵力于安图以北大沙河伏击由明月沟出援之敌。这次战斗，全歼日军宫本队长以下100余人，缴获步枪近百支、轻机枪2挺，毁汽车7辆。25日，又在大沙河以北柳树河子附近设伏，毙敌“讨伐”队近百人，毁敌汽车5辆。9月20日，该部又于敦化以南寒葱岭伏击敌军，毁敌汽车12辆。 1939年夏季，东北抗日联军第1军积极开展游击战，给日伪军以不断打击。 但1939年下半年以来，把治安肃正重点已转向东南满地区的日伪当局，加紧了对抗联第1路军的军事“讨伐”和政治镇压，使活动在东南满地区的抗联第1路军的斗争环境更加恶化。为了断绝抗联第1路军的粮食来源，日伪当局强迫东南满地区的农民提前秋收，然后把粮食集中到指定地方，由日伪军警严加监管。 针对这种情况，杨靖宇曾分别派出警卫旅政治委员韩仁和率少年铁血队一部到漾江的头道、二道、三道花园一带，派第1方面军政治部主任伊俊山率少年铁血队另一部到金川、辉南县的榆树岔、龙泉镇、韩家街一带，派第1路军总部参谋李兴绍率警卫旅一部到辉南县马屁股山一带筹集粮食，为部队过冬做准备。 9月30日，杨靖宇率队来到桦甸县头道溜河，与中共南满省委书记魏拯民、南满省委宣传部长全光、第1路军警卫旅旅长方振声及所率部队会合。会合后，杨靖宇、魏拯民决定于10月1日至5日，召开中共南满省委与抗联第1路军主要领导人会议，史称第一次头道溜河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韩仁和、全光、方振声、徐哲、黄海峰等。会议分析了当时的严重形势，研究了对敌策略，为保存实力，避免遭受歼灭性打击，决定对抗联第1路军各部实行“化整为零，分散游击”的方针，以小股部队分散游击的方式与敌人周旋，以粉碎敌人的“讨伐”。 会后，抗联第1路军各部，便以小股部队分散在长白山区的漾江、抚松、金川、辉南、桦甸、敦化、和龙、临江、辑安等地，开展游击活动，艰苦作战。此时，抗联第1路军的抗日游击斗争已进入极端艰苦时期。 抗联战士缺衣少食，经常十天半月吃不到粮食，常常是渴了抓把雪，饿了吃些树皮、野菜、草根。没有鞋穿，就用破布或麻袋片把脚包起来在雪地上行军，常常是空腹与敌军搏斗。部队每次从敌人手中夺取粮食和给养，都要经过激烈的战斗，几乎都要付出鲜血和生命的沉重代价。长白山地冻天寒，气温常常是零下三四十度，不少战士冻掉了手指和脚趾，很多战士在雪地宿营时，躺下后就被冻得站不起来，被严寒夺去了生命。部队缺医少药，许多战士因负伤或冻伤得不到及时治疗而伤残甚至牺牲。正像抗联老战士回忆时所说的那样，抗联部队的生活是：天大的房子，地大的炕，火是生命，森林是家乡，野菜野兽是食粮。 在这种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抗联第1路军广大指战员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继续与日伪军不断进行英勇卓绝的搏斗。 据日伪资料记载，仅在1939年6月至12月的7个月里，抗联第1军各部就与日伪军作战276次，其中第1路军总司令部49次，第1方面军23次，第2方面军41次，第3方面军55次，“归属不明者”108次。这些战斗表明，抗联第1路军的广大指战员抗日意志是十分坚强的，对敌人的打击也是相当沉重的。然而，由于频繁残酷的战斗和饥寒交迫的恶劣环境，也造成了抗联第1路军的大量减员，到1939年末，抗联第1路军的兵力已不足千人。 5、“专对杨靖宇的部队” 到了1940年后，抗联第1路军各部的战斗环境更加恶化，与日伪军的交战也更加频繁。特别是总司令杨靖宇所率领的队伍，更是敌人集中兵力“围剿”的重点。 1940年1月1日，杨靖宇率队在临江县大阳岔东方与日军大原部队和申、曲伪警察大队交战。1月4日，在临江县三岔子东1285高地与日军有马部队及唐、梁伪警察大队交战。1月6日，在江南方10公里处与日军小滨、渡边部队及伪军交战。1月9日，又在江县青江岗北方西岗地区与日军小滨部队及程、崔伪警察大队交战。 1月6日至8日，伪通化省警务厅长岸谷隆一郎在漾江县公署主持召开“讨伐杨靖宇讨论会”，调兵遣将，准备围歼杨靖宇部队。在这种极其严峻的形势下，杨靖宇决定将所部再次分兵活动，由警卫旅政治委员韩仁和与警卫旅第1团团长黄海峰率警卫旅60人佯作主力北上，以转移敌人视线，而他自己则率机枪连一排、特卫排和警卫旅第1团第4连及少年铁血队共200余人在西岗地区，准备与第1路军军需处长全光会合，研究解决部队给养问题。 1月11日，韩仁和、黄海峰率队诱敌北上，杨靖宇率部在西岗地区隐蔽下来。等了多日，不见全光前来。1月18日，因派出下山筹粮的小部队暴露了目标，敌人派出重兵前来追剿，杨靖宇指挥部队与敌连日展开激战。 1月21日，警卫旅第1团参谋丁守龙在江县马架子战斗中负伤被捕叛变，供出了杨靖宇在青江岗北方西岗地区的行动等机密。敌人则调集大原、有马、渡边、小滨、有政等日军和伪军第1旅第3团及程斌、崔胄峰、唐振东、桑文海、范文谕、申麟书等9个伪警察大队、1个伪森林警察队计4万余人，在飞机的配合下，由伪通化省警务厅长岸谷隆一郎坐镇指挥，向杨靖宇及抗联第1路军总司令部展开了疯狂的“围剿”。 今天，当我们翻开当年伪通化省的1940年治安肃正计划时，就可以发现，他们成立了4支“专对杨靖宇的部队”： 甲、富森工作队。富森工作队是专门从事捕杀杨靖宇匪首的，富森警备科长以全面的指挥，督励统辖程、唐挺进队及地方工作班。 乙、程斌挺进队。程斌工作队全面地继承富森工作队各种工作，并更为加强与扩大实施该特别工作，且与唐挺进队及地方工作班经常地保持密切不离的关系，和他们呼应合作，以实施特别工作。 丙、唐（振东）挺进队。唐挺进队与程挺进队及地方工作班经常保持不离的关系，和他们呼应合作，实施特别工作。 “丁、地方工作班。地方工作班经常地和两挺进队进行呼应合作从事归顺工作，破坏工作及其他等。” 除了上述“工作班”“挺进队”外，还有一个“崔胄峰挺进队”也是专门用来对付杨靖宇的。为了抓住杨靖宇，这些“工作班”和“挺进队”个个都使出了自己看家的本事。他们先是按区域在飞机的配合下，采取“陆空呼应”“踩踏战法”进行联合“围剿”；继而则是破区域界限，只要一发现杨靖宇的部队，便穷追不舍，以所谓“狗蝇子战术”死死盯住，越区追赶。与此同时，他们还一改过去那种对抗联被俘人员一律处死的做法，而是千方百计地对其进行“宣抚”，招降纳叛，以图动摇瓦解抗联队伍。 6、杨靖宇壮烈殉国 为了抓住杨靖宇，敌人还对杨靖宇所部采取了“梳篦式讨伐”和“狗蝇子战术”。先是满山遍野地搜查，杨靖宇率队甩掉一股则又遇上一股，很难摆脱。敌人发现杨靖宇部队踪迹后则死死盯住，穷追不舍。杨靖宇指挥部队在漾江西部、辉南东部山区连日与敌作战，不得休整，有时甚至一日数战。 1月28日，杨靖宇率队转移到辉南县四方顶子西坡马屁股山，但敌人“讨伐队”又紧紧追了上来。29日晨，杨靖宇率队与范、桑、申、曲等伪警察大队激战，突围出去，但部队损失较大，伤亡约70人。这时杨靖宇身边只剩下特卫排、机枪连一排和少年铁血队60余人了。 2月1日，特卫排排长张秀峰携带现金9960元、手枪4支及机密文件多件，向五斤顶子伪森林警察队投降，进一步暴露了杨靖宇及第1路军总司令部的行踪。2月2日杨靖宇率队在江县那尔轰北方、西方和大西北岔北方先后与程、范、申等伪警察大队3次交战，部队再次受到严重损失。到2月4日，杨靖宇所部尚有16人，2月10日减少到12人，2月12日，只有7人。此后，杨靖宇又让警卫员黄生发、司务长刘福泰等4名伤员转移，最后他身边只有朱文范、聂东华两名战士。 2月15日晨，敌人在江县五斤顶子西北方发现了杨靖宇的足迹，立即纠集崔、程、唐等伪警察大队及五斤顶子伪森林警察队共600余人跟踪追击。这时，朱文范、聂东华正在外边寻找粮食，杨靖宇只身一人与敌人且战且退。到下午3时许，敌人追得越来越近了，杨靖宇便利用距敌300米的一个有利地势，向敌人猛烈射击，打得敌人趴在地上不敢起身。 这时，敌“讨伐队”副队长伊藤（日本人）向杨靖宇高喊：你跑不了啦，快投降吧！ 杨靖宇将计就计，答道：“别开枪，你过来一下，我有话说。”在伊藤刚站起来的一瞬间，杨靖宇举枪击中他的胸部。伊藤被打倒后，敌大队长也气急败坏地站起来向杨靖宇追来，结果被打伤了大腿。 这次战斗，杨靖宇毙敌1人，伤敌6人，他的左手也被敌人击伤。这时，杨靖宇乘敌人混乱之机，迅速进入森林，甩掉了敌人。敌人穷追不舍，继续追寻，这天夜里，整整追了一夜。敌人被拖得疲惫不堪，不断有人掉队，最后600人的“讨伐队”，只剩下50人。到2月16日凌晨3时半，敌人在江县大北山东方3公里处失掉了追踪的线索。 这时，杨靖宇已转移到朝（朝阳镇）抚（抚松）公路南侧七个顶子附近，按事先约定的地点去等候买食物的朱、聂两名警卫员。 2月18日，朱文范和聂东华在江县大东沟购买食物时，被敌人发现。敌大东沟警防队和特搜班立即出击，朱文范、聂东华与敌人激战半个小时后牺牲。敌人从他们身上搜出手枪、现金、表、钢笔、口琴和杨靖宇的印鉴，断定杨靖宇就在附近。于是，敌人进一步缩小了包围圈，切断粮源，封锁交通，并向附近村民发出通告：“进山砍柴绝对不许携带午饭。” 在规定时间内，杨靖宇未见朱文范、聂东华回来，估计他们遇到了危险，于是只身向三道江附近走去。这时杨靖宇已数日未进食，并身患重感冒，衣服和棉鞋也已破烂不堪，辗转于江县山林中。 2月23日，杨靖宇来到江县保安村西南的三道崴子，遇见了伪排长赵廷喜等4个打柴人。杨靖宇见他们都是农民，便委托他们代为购买粮食和棉鞋，并表示可以多给一些钱。这几个人对他说：“你还是投降吧，如今满洲国不会对投降者杀头的。” 杨靖宇坚定地回答说：“我是中国人，绝不能向日寇投降的，良心不允许我这样做，这样做也对不起广大人民。” 最后，这几个人答应了杨靖宇的要求。但是赵廷喜在返回的路上遇到了日本特务李正新，他们便把这一情况报告了伪村公所。伪警察队本部接到这一情报后，断定此人就是杨靖宇，便马上派“讨伐队”出击。并从附近调来更多兵力急赴三道崴子。但是，当赵廷喜带领敌人来到约定地点时，却不见人影。 原来杨靖宇为防止意外，已经离开约定地点。接着，敌人顺着雪地上的脚印搜寻，在三道崴子103高地附近发现了杨靖宇，战斗随之展开。这时的杨靖宇，饥寒交迫，病魔缠身，身体极度虚弱，但他仍顽强抵抗，打一枪转一处，巧妙地与敌人周旋。 最后，敌人在490高地附近的三道漾江江边将杨靖宇重重包围，并不断迫近。在距杨靖宇50米时，敌人再次高喊：“怎么抵抗也没用了，快投降吧！” 杨靖宇大义凛然，视死如归，仍然向敌人猛射。敌人见生擒无望，于是下达了“打死他”的命令。又交战20分钟左右，到下午4时半，杨靖宇被敌弹击中胸膛，壮烈殉国。杨靖宇牺牲后，敌人残忍地割下他的头颅，剖开他的遗体，发现他的胃里一粒粮食都没有，只有草根、树皮和棉絮。敌人震惊了，不得不承认杨靖宇不愧是个英雄。 杨靖宇，原名马尚德。1905年2月13日生于河南省确山县古城乡李湾村。读书期间受到革命思想影响，积极参加当地学生的“五四”“五卅”等爱国运动。1926年秋加入中国共青团。当年冬受党派遣到确山县从事农运。1927年2月任确山县农民协会执委会委员长兼县农协自卫军总指挥。4月，带领两万农军攻下县城，建立了人民政权——确山县临时治安委员会，被选为常务委员会代主席，主持县政，一直坚持到7月。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1月带领农军在刘店暴动成功，任农军总指挥，并率农军转战豫南，开辟了以刘店为中心的方圆百余里的游击区。 杨靖宇先后5次被捕，直至“九一八”事变后，经组织营救才得出狱。出狱后先后任中共哈尔滨市道外区委书记、哈尔滨市委书记等职，同时还任东北反日总会党团书记。1932年4月兼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1933年6月调到南满工作。当年9月18日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独立师，杨靖宇任师长兼政治委员。第1军独立师发展很快，于1934年11月正式扩编成军，杨靖宇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军长兼政治委员，积极联合其他抗日武装，开创联合作战的新局面。1936年7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改编成东北抗日联军第1军，杨靖宇任军长兼政治委员。随后第1军与第2军合编成东北抗联第1路军，杨靖宇任第1路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同时任中共南满省委委员。 从任独立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到第1路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期间，他带领抗联指战员战斗在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最前线，曾率部全歼伪军邵本良部，威震南满；为打通与关内红军的联系，两次组织西征；指挥袭击通缉铁路隧道工程现场以及蚊子沟之战、埋财沟之战、岔沟突围战、木箕河林场之战、大蒲柴河之战等，沉重地打击与威胁了日伪统治。“七七”事变后，又率领抗联第1路军英勇征战，主动出击，牵制日军入关，有力地支援了全国抗战。1938年冬之后，又根据形势的恶化及时改编部队，调整战略战术，带领抗联将士克服重重困难，在长白山区艰苦奋战，直至1940年2月23日在漾江县牺牲。 7、警卫员眼中的司令 杨靖宇的一生是为中华民族解放而奋斗的一生，特别是到东北后，为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发展，为抗联第1军和第1路军的成长壮大，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不愧为中华民族的抗日英雄。 日军于1939年秋发起的“三省联合大讨伐”，很快便使杨靖宇率领的抗联第1路军陷入了弹尽粮绝的困境。在困境中，杨靖宇的伟大人格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王伟圣（当年杨靖宇的警卫员、解放后曾任哈尔滨市木材公司副经理）回忆说： “杨靖宇率抗联战士在江一带牵制日军一两万人，当时每天都有敌人飞机擦着树梢侦察轰炸，撒传单诱降。几乎天天和敌人打仗。这时抗联的生活极其艰苦，一次我去找徐哲（时任第1路军总部军医处长，后为朝鲜人民军大将）同志建议说，目前敌人这么多，围剿又这么紧，是否大队长（杨担任过游击队大队长，在当时同志们都这么叫他）抽出二十几个同志暂时离开这里，隐蔽起来。徐哲把我的话转给杨司令后，结果叫杨司令把我好一顿批评。杨司令说：‘叫我离开这里，这是动摇；在这个时候这里我走能行吗？离开这里就是逃跑。我们要战斗在一起。’” 黄生发（杨靖宇的警卫员，解放后曾任吉林省二轻局副局长）回忆说： “杨靖宇将军在生活上从来不搞特殊化，和战士们一样过着清苦的生活。当时，由于敌人追踪很紧，封锁很严，杨靖宇同志经常饿着肚子行军打仗。没有粮食吃，他和战士一样吃树皮、草根。有一天杨靖宇同志对周围的几个战士说：今天我们改善一下生活，你们去牵几匹马来，要注意，牵马屁股上有烙字的，这是敌人的马，千万不要牵老百姓的马。战士们当天夜里就牵了几匹带字的马，杀了吃马肉。由于长时间吃马肉，不少战士拉肚子，杨靖宇同志也发高烧。事务长老龚同志，打扫一下面袋子，烙了两张小饼，让我送去。杨靖宇同志便问：‘这是哪里来的？’我见瞒不过去，就如实说了。杨靖宇又问：战士们都有吗？我说：‘就剩下这么点面了，照顾一下你的身体。’杨靖宇同志沉思片刻，语重心长地说：‘同志，在困难的时候，最重要的是想着大家，好好照顾同志们，他们行军打仗，流血负伤，太辛苦了。我不能和他们吃两样饭。’说完就让我把饼送给伤员，伤员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肯吃。最后，杨靖宇同志用小刀把饼切成条，放到锅里煮上，让同志们都能吃上一点。” 8、盘点 1939年，日军在东北增兵达70万，其中40万用来“讨伐”东北抗日联军，战事达到空前频繁与残酷阶段。根据形势需要，东北抗日联军改变斗争方式，化整为零，进行潜伏活动，分区作战，相机打击敌人。秋冬季反“讨伐”期间，东北抗日联军共进行战斗318次，毙伤俘日伪军3186人，挫败了日伪军的“讨伐”计划。仅9月份，第1路军第3方面军在寒葱岭就伏击日军军车12辆，击毙日军少将司令松岛以下270多人，缴获重机枪2挺、轻机枪4挺、迫击炮1门、步枪150多支、子弹70多箱及大量军服、粮食等。 东北抗日联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与东北人民的支援下，高举抗日救国的旗帜，长期坚持东北抗战，同敌人进行了殊死的斗争，表现了中华民族抵御外侮、坚强无侵的革命精神。在全国抗战爆发后，抗联钳制与消灭了日本关东军大量兵力，对全国抗战起到了战略上的配合作用，支援了苏联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在长期残酷的抗日斗争中，抗联受到很大损失。客观上是敌强我弱，特别是1938年以后敌我力量更为悬殊，而东北铁路、公路交通发达，便于敌军机动，并且自然环境比较艰苦，抗联活动地区大部人烟稀少，冬季严寒长达半年；加之敌人实行“归村并屯”，建立“集团部落”，切断抗联与人民的联系，迫使抗联退居深山，风餐露宿。主观上，长期得不到中共中央的领导，独立奋战的局面；特别是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王明、康生决定撤销中共满洲省委，使东北抗日斗争失去统一领导，形成各自为战，缺乏战略上的有机配合，给敌人各个击破以可乘之机。 抗联的斗争实践表明，要坚持长期的敌后游击战争，就要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打破敌人的“讨伐”；在军事上反“讨伐”的同时，还必须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同敌人进行顽强的斗争；要坚持长期的敌后游击战争，还必须建立根据地；坚持长期敌后游击战争的部队，还要加强党的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才能战胜，应付尖锐复杂的斗争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