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吓破胆联盟》 有关介绍 尼禄·沃尔夫 雷克斯·斯托特塑造的侦探，水平最高的“安乐椅神探”，史上体重最大的侦探，侦探中的 “暴君”。 尼禄·沃尔夫的名字来源十大名鼎鼎的古罗马暴君，他颇以此为荣。他登场时五十六岁，身高一百八十厘米，体重一百二十三公斤；有着浓密的深褐色头发和眼睛，额头很高，头和脸异常庞大——但放在他的身体上就显得正常多了；他耳朵很小，鼻子细而长，嘴唇撅起时厚而饱满，紧绷时则又薄又长；他的脸颊不出意外地非常饱满，右颧骨上有一颗小小的黑痣，他的肩膀永远不会塌陷，站立时腰板也从不弯曲——尽管他站立的时间少得可怜。 沃尔夫的肥胖并不值得同情，因为他是个标准的享受主义者。他食不厌精，对美味的孜孜以求甚至超过了对真相的兴趣，他每天要喝掉七升啤酒，而且非常讨厌运动。 沃尔夫很少离开自己的办公桌。他依靠委托人的叙述和助手古德温的所见所闻展开推理，最终直击真相。 沃尔夫和福尔摩斯一样，是侦探文学史上不朽的人物。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尼禄·沃尔夫大奖”是当今最权威的侦探文学大奖之一，备受专业人士和全球侦探迷的推崇。 阿奇·古德温 尼禄·沃尔夫的助手、眼睛和双腿，属于令人“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搭档。 他身高一百八十三厘米，体重八十二公斤，出场时三十二岁，他身材匀称，相貌端正，从任何一个角度看都颇具模特风范——唯有那个奇形怪状的鼻子破坏了一切。 古德温身手矫健，行动能力极强——只是，他总是不能很好地使用这种能力，把扑朔迷离的案情搞得更加扑朔迷离。因此，我们经常会看到：在沃尔夫批评他自作聪明时，他总是微微俯身虚心接受——至于改正与否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尼禄·沃尔夫办公室简图 这幢纽约西部第三十五街的褐色砂岩老房子非常大。前门有一个七级台阶，进入之后迎面是一个铺着地毯的宽阔大厅。右边是一个八英尺宽的巨大的衣帽架，接着是楼梯，从楼梯再往前是通向餐厅的门。餐厅中央有一张大得足够六人吃饭的桌子。餐厅里面铺着地毯——沃尔夫不喜欢裸露的地面。大厅的远端是厨房。大厅的左边有两扇门。第一扇门后是阿奇称之为前屋的房子，第二扇门后是办公室。前屋主要被用作接待室，沃尔夫和阿奇很少待在里面。前屋相对较小，里面的家具也是胡乱组合的，没有任何特色。 办公室很大，近乎正方形。如果你从大厅进人，在你左侧远端的角落里用墙隔出了一个长方形的小小洗手间——这样沃尔夫方便时就不必多走路了。洗手间的门面对着你，转过拐角，在洗手间的另一面墙外，有一个很宽很舒服的沙发。 沃尔夫容不得任何他不爱看的东西，因此他爱看不爱看是家具能否进入这幢房子的唯一标准。地球仪直径三英尺。沃尔夫的椅子是由柠檬木制成的，而桌子却是樱桃木的，但沃尔夫喜欢。沙发上装饰着明黄色的沙发巾，地毯是十九世纪初在黑山织成的，因而有大量补丁。墙上仅有的装饰是三幅画：一幅莫奈的画，一幅柯勒乔的画的复制品，一幅达·芬奇素描的真品。椅子是各种形状、各种颜色、各种材料和各种大小的。 第一章 星期五下午，沃尔夫和我坐在办公室。平时，我们肯定早就注意到保罗·蔡平这个名字，以及他那狡诈而经济的复仇理念了，即全面出击且全身而退。可那是十一月初的下午，淫雨霏霏，加之我们已经很久都没什么赚钱的买卖，于是痛楚渐渐袭上心头。帷幕就此拉开，好戏即将出台。不过这仅仅是个楔子，还未到正题。 沃尔夫边喝啤酒边看书，书是从捷克斯洛伐克寄来的，他正欣赏书中的雪花。我在看早报，一会儿放下，一会儿又拿起来。早饭时我就看过一遍，十一点和霍斯特曼对过账后，又翻了半小时。此刻，我又在看早报。在这阴雨绵绵的下午，百无聊赖地妄想找到一两条消息活动活动脑子，免得它干涸。我也看书，但在书中，从来找不到什么金钱和美女，我总觉得书中一片死寂，无非是些陈年旧事，没什么用，还不如去坟地野餐来得痛快。沃尔夫曾问我干吗还装模作样地捧本书，我说因为文化，他说我还是别找罪受了，文化就像钱，越是不需要，越来得容易。临近傍晚，我已经把这份早报看过两遍了，而且这只是份早报，不比书好到哪儿去，我还不撒手的唯一理由，就是不让自己的眼睛闭上。 沃尔夫似乎被那些雪花迷住了。看着他，我自忖道：“他在与天地角斗。舒舒服服地坐着，看着雪花图片，他就能顶风冒雪、艰难前行。这就是艺术家，这就是想象力的优势。”我大声说道：“先生，你可别睡着了，太危险，会冻死的。” 沃尔夫翻了一页，根本不理我。我说：“加拉加斯的里夏特海运来的球茎少了十二头，据我所知，他从来不补。” 还是没反应。我说：“弗里茨跟我说送来的火鸡太老，没法烤，不先烘上两小时软不了。可你又觉得这样会失味儿。看来四十一美分一磅的火鸡真没法吃。” 沃尔夫又翻了一页。我盯了他一会儿说：“看到报上那条消息了吗？有个女人养了只猴子，那猴子睡在她的床头，尾巴缠着她的手腕，就这样睡一晚上。还有那条，一个男人在街上捡了条项链，还给失主，失主却说他从她的项链上偷了两颗珍珠，把他抓了起来。还有关于那本变态小说的案子，看了吗？律师问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书，作者在证人席上说，因为他杀人了，杀人犯都得讲讲他们的罪行，这就是他的讲述方式。真不知道这作者是什么意思。如果一本书脏，它就是脏。怎么脏的，有什么关系？律师说如果作者是想写一部有价值的文学作品，那变态点儿也没什么。照这样，你还不如说如果我想用石头砸一只马口铁罐，若是砸了你眼睛也没什么。你还不如说如果我想为我可怜的奶奶买条真丝裙子，从救世军那儿抢件夹克也没什么。你还不如说——” 我不说了，他已上钩。虽然他没抬眼，头没动，坐在桌后那张特制大安乐椅里的庞大身躯也毫无反应，但是我看到他的右手食指在微微摇摆，那是他所谓的指挥棒，我知道他上钩了。 他说：“阿奇，闭嘴。” 我一笑：“没门儿，先生。上帝啊，难道要我一直坐在这儿等死吗？要不我给平克顿侦探事务所打电话，问他们需不需要监视某个旅馆房间，或者有别的什么事可干？如果你在房子周围放桶炸药，你就得想到迟早会闹出点动静。这就是我，一桶炸药。要不我去看电影？” 沃尔夫的大脑袋向前移了十六分之一英寸——对他来说，这就是重重地点了点头。“务必去，马上去。” 我站起身，隔着半个房间把报纸扔回我的桌上，转身又坐下。“我打的比方有错吗？”我问道。 沃尔夫又翻了一页。“这么说吧，”他耐心地咕哝道，“作为模拟专家，你真是太棒了。就这么着吧。” “好吧，就这么着。我可不想跟你吵架，先生，才不是呢。我只想找到跷腿的第三种方式，想得我都要崩溃了，都想了一周了。”我突然意识到沃尔夫才不会为这个问题发愁呢，他那大象腿，不管采用何种技巧，也跷不起来，我决定不提这事儿，换个话题。“我坚持认为，一本书脏，它就是脏，哪怕作者有一长串理由，长得就像这雨天似的。昨天站在证人席上的那家伙是个疯子，对吧？你说呢？要不他就是想制造头条新闻，无论代价是什么——代价是五十美元，因为藐视法庭。作为书的广告，可够便宜的；今后五十年，他都能在《纽约时报》的文学版买上四英寸左右的版面，这可真算不上夸大其词。但我觉得那家伙是个疯子。他说他杀了人，还说杀了人就要坦白，所以他才写那本书，替换了人物和场景，这样既坦白，又不会给自己招来危险。法官很聪明，说话也挺损。他说就算那家伙是写故事的，而且身在法庭，也不必扮演宫廷小丑的角色。我敢打赌听到这话，律师们一定开怀大笑。嗯？作者却说他没开玩笑，那就是他写书？原因，书中那些变态情节不过是附带一笔，他真的杀了人。于是法官以藐视法庭罪，罚他五十美元，将他赶下证人席。我觉得他是个疯子。你说呢？ 沃尔夫那结实的胸部一起一伏，长出了口气。他夹上书签，合上书，放在桌上，向后温柔地重重地靠在椅背上。 他眨了眨眼。“然后呢？” 我走到我的桌边，拿起报纸，翻到那一页。“也许没什么大不了的。我觉得他是个疯子。他叫保罗·蔡平，写过几本书，有一本叫《魔鬼料理后事》。一九一二年毕业于哈佛。是个瘸子，这里写到他瘸着腿上了证人席，但没说是哪条腿瘸。” 沃尔夫抿着嘴唇。“会不会，”他问，“是说他走路身子斜，你却解释成瘸子？” “我不懂修辞，但在我看来，这就是瘸子的意思。” 沃尔夫又叹口气，开始酝酿起身动作。“感谢上帝，”他说，“时间到了，我不必再听什么模拟和口头语了。”墙上的挂钟指着差一分四点，他该去温室了。他站起身，拉了拉马甲边，像往常一样，还是没盖住里面皱巴巴的明黄色衬衣。他朝门口走去。 在门口他站住脚。 “阿奇。” “先生。” “给米尔热打电话，让他马上寄一本保罗·蔡平写的《魔鬼料理后事》。” “他们怕是不会寄。书已经被禁了，要等法院判决。” “胡说。跟米尔热或巴拉德说，审判一本变态书，不就为了推广文学吗？” 他朝电梯走去，我坐在桌边，拿起电话。 <hr /> 注释： 第二章 第二天是星期六，吃过早饭，我翻了翻植物记录，就去厨房给弗里茨捣乱了。 十一点以前，沃尔夫当然不会下来。这所位于西三十五街的老房子，由褐砂岩建成，沃尔夫在这里已住了二十年，我则陪着他住了七年。房顶的阁楼围以玻璃，分成多个小房间，温度、湿度各不相同，由西奥多·霍斯特曼监管，长椅和架子上，一万株兰花整齐排列。沃尔夫曾对我说这些兰花是他的群妃：木讷无知、价格昂贵、好吃懒做、喜怒无常。这些兰花初来乍到时，颜色姿态各异，沃尔夫使它们日臻完美，然后就送人，一株都没卖过。他的耐心与才智，加上霍斯特曼的忠诚，结出了累累硕果，他的屋顶芳名远播，当然那些仅对楼下办公室感兴趣的人是不知道的。不论阴晴雨雪，不论大事小情，沃尔夫每天都和霍斯特曼在屋顶上待足四小时，上午九点到十一点，下午四点到六点，雷打不动。 这个星期六上午，我终于不得不承认弗里茨的好脾气实在让我受不了。十一点，我回到办公室，假装只要肯找或许还有些事可做，但我不太擅长装假。我在想：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客户们，我不是非要什么真正的案子，只要可为之焦虑，可为之行动，还能赚钱，什么老掉牙的案子都行，只要开个张。我甚至可以为您跟踪合唱团女孩儿，或藏在卫生间，等那偷牙膏的家伙，什么行业间谍都可以，什么都…… 沃尔夫进来问了声“早安”。邮件没多久就看完了，我已为他昨天看过的两张账单写好支票。他签上字，叹口气，问我银行账户的情况，然后给了我几封短信。我把信打好，出门投进邮筒。回来时，沃尔夫向后靠在安乐椅里，已经在喝第二瓶啤酒了。我好像看到他半闭的眼里有某种神情，心想，至少他没再欣赏那些漂亮的雪花。我坐在桌边，合上打字机。 沃尔夫说：“阿奇，只要耐心等，世上任何事都是可知的。仿佛那种被动获取知识和智能的方式有一个缺陷，就是人生苦短。他坐在那儿听完《序言》第一篇第一节，就去见……就算是某位化学家吧。” “没错，先生。你是说，我们就在这儿坐着，就能学到很多东西。” “不是很多，是更多，每个世纪都多学一点儿。” “也许你行，我不行。我要是再坐两天，就成傻子了，什么都不知道。” 沃尔夫的眼睛微微一亮。“我可不想故弄玄虚，但对你来说，难道这不意味着有所提高吗？” “当然，”我咕哝了一句，“要不是你曾教导我永远不要再对你说见鬼去，我就要对你说见鬼去。” “好，”沃尔夫喝了一大口啤酒，擦擦嘴，“你生气了，也许就清醒了。我的开场白是对最近某事的评论。还记得上月吧，你走了十天，干了件极其得不偿失的事，你不在时，有两位年轻人接替了你的工作。” 我点点头，笑了笑。一位是从大都市事务所来的，做沃尔夫的保镖，另一位是米勒公司的速记员。“当然了，两个人干得快。” “的确。一天，有个男人来这儿让我改变他的命运。不是原话，大意如此。后来发现接受这项任务不太可行……” 我拉开抽屉，拿出一本活页夹，翻到我想要的那一页。“没错，先生，找到了。我看过两遍。写得有点乱，这位米勒公司的速记员可不怎么样。他拼——” “他叫希巴德。” 我点点头，扫了一眼打字稿。“安德鲁·希巴德。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讲师。那是十月二十日，星期六，距今正好两周。” “读一读好吗？” “Viva voce？” “阿奇，”沃尔夫看着我，“你在哪儿学的，在哪儿学会念的，你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你是让我把这些东西念出来吗，先生？” “我不是让你念出来，讨厌，”沃尔夫一饮而尽，靠在椅背上，十指交叉在肚前，“来吧。” “好的。首先是对希巴德先生的描述。小个儿男人，五十岁左右，尖鼻子，黑眼睛——” “行了，这些我记得住。” “是，先生。希巴德先生好像是这样开头的：您好，先生，我的名字是——” “客套话就算了。” 我往下看。“这段行吗？希巴德先生说：有个朋友建议我来找您，是谁我就不提了。我到这儿来纯粹因为害怕。是恐惧把我赶到了这里。”沃尔夫点点头。我照着打字稿念。 沃尔夫先生：好，给我讲讲。 希巴德先生：您看了我的名片，我就职于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系。既然您是专家，您可能已从我的表情和体态上看出了害怕的烙印，几近恐慌。 沃尔夫先生：我能看出您的忧虑，但无从得知那是慢性的，还是急性的。 希巴德先生：是慢性的。至少正发展成慢性的。这就是为什么我来找……找您。我无法再承受这种压力了。我的生命受到威胁，不，不是，比那还要糟——我的生命已被剥夺，我承认。 沃尔夫先生：当然，我的生命也被剥夺了！所有人都一样。 希巴德先生：胡说八道。对不起。我不是在讨论原罪。沃尔夫先生，我要死了。有人要杀我。 沃尔夫先生：真的？什么时候？怎么杀？ 沃尔夫插道：“阿奇，你可以省掉先生。” “好的。这个米勒公司的孩子真有教养，一字不漏。肯定有人教过他，对老板要每周四十四小时保持尊敬，差不多吧，酌情而定。好，接下去——” 希巴德：这我可没法告诉您，因为我不知道。还有些情况我的确知道，但我不能说。我能告诉您的是……嗯……许多年前，我曾伤害过某人，永久性伤害。不是我一人干的，还有别人，但主要责任碰巧在我。至少我这样认为。那是男孩子们的恶作剧……结局很惨。我从未原谅自己。其它相关的人也没原谅过他们自己，至少大部分人都没有。我倒没因此变得神经质，从来没有——那是二十五年前的事了——我是个心理学家，太专注于别人的神经质，对自己就没工夫了。唉，我们害了那孩子。事实上，我们毁了他。我们当然认为要为此负责，二十五年来，我们中的某些人一直想补偿他。我们也的确付诸行动了——有时候。您知道为什么，我们都很忙，大部分人都很忙。但我们从未想过扔下这包袱，总有人挑起担子。这不容易，对包——我是说，随着男孩儿长大成人，他变得越发与众不同。听说上大学前，他就已初露才华，当然大学期间也如此——这个，我是亲眼所见，受伤后他更是才华横溢。后来，或许他仍然有才，却变得扭曲了。有一天—— 沃尔夫打断了我。“等等。刚才那句，从‘这不容易，对包——’开始，你是说‘包’？” 我找到那句话。“没错，包。不明白。” “速记员也不明白。接着念。” 希巴德：…… 沃尔夫：您和他一直有联系？ 希巴德：哦，是的，我们中许多人都和他有联系。有些人和他经常见面，有一两个和他还相当密切。大约在那时，他的潜能似乎浮出了水面。他……嗯……他功成名就。受人瞩目。虽然我确信他心理变态！但我多年来为他悬着的心稍稍放下了，因为他似乎真的沉浸在功成名就的喜悦中，至少这种成就对他是种补偿。然而幻想的破灭如晴天霹雳。我们曾有次聚会，期间有人遇害了——死了——当时我们自然而然地都以为是意外，但他——就是我们伤害的那个人——在场。几天后我们每个人都收到了他寄来的邮件，声称那人是他杀的，还说我们都会步那人的后尘。他已登上复仇之舰。 沃尔夫：是这样。心理变态简直是委婉之词了。 希巴德：是呀，我们一筹莫展。 沃尔夫：既然你们证据确凿，报警应该没危险吧。 希巴德：我们没证据。 沃尔夫：邮件呢？ 希巴德：打字稿，没签名，又闪烁其词！作为证据，没什么实际用途。他连文风都改了，很聪明。那根本不是他的文风，但我们可是一眼就能看穿。每人一份，当时在场不在场的都有，所有会员。当然—— 沃尔夫：会员？ 希巴德：说走嘴了。没关系。很多年前，我们几人商量这事时，有人——当然是多愁善感的一位——提议我们自称“赎罪联盟”。这称呼不知怎么就沿袭下来了。后来也就是开玩笑时说说而已。现在我想玩笑就此打住了。我想说的是，我们当然不都住在纽约，大概只有一半的人。但住在旧金山的那位也照样收到了警告。我们住在纽约的几个人一起讨论了这事，还进行了一番调查，见了他，和他谈了谈。他否认寄出过警告，似乎还觉得挺有趣。在他那阴暗的灵魂深处，根本就是漠不关心。 沃尔夫：心理学家也说阴暗的灵魂？ 希巴德：我在周末读诗。 沃尔夫：原来如此。然后呢？ 希巴德：有段时间平安无事。三个月。然后我们中又有人被杀了。发现时已经死了。警察说是自杀，所有迹象似乎都指向自杀。但两天后，我们都收到了第二份警告，目的相同，显然也出自同一人。这份警告可谓巧舌如簧，辞藻华丽。 沃尔夫：这回，你们当然报警了。 希巴德：为什么说当然？我们还是没证据。 沃尔夫：只是因为你们会去。你们当中总有人会去报警吧。 希巴德：他们去了。我反对，但他们还是去了—— 沃尔夫：您为什么反对？ 希巴德：我觉得没用。而且……嗯……我不想卷入到报复行动中，或许会以命抵命，而我们曾伤害过这个人……您知道…… 沃尔夫：当然。首先，警察可能什么都发现不了；其次，他们可能会发现什么。 希巴德：好了。我不是在论述逻辑题。胡言乱语或许不为理智所容，却可能与冲动相契。 沃尔夫：好，说得漂亮。警察怎么样？ 希巴德：一无所获。他彻底把他们愚弄了一把。他跟我说了他们的问题和他的回答。 沃尔夫：您还和他见面？ 希巴德：当然，我们是朋友。哦，不错，警察调查了此事！询问了他，也询问了我们所有人，竭尽全力，但最后空手而归。有人，有的会员，雇了私家侦探。两周了，那是十二天前的事。我相信侦探和警察的结果一样。 沃尔夫：是这样。哪家侦探？ 希巴德：这无关紧要。关键是出事了。我可以说是出于担忧，或谨慎，或用其它什么词，这种词我知道的多了；我甚至可以用心理学术语来描绘，但简单说就是我怕得要命，受不了了。我想让您救我一命。我想雇您来保护我的性命。 沃尔夫：哦，出什么事了？ 希巴德：没什么。只对我有些影响。他来找我，说了些话，没别的。重复他的话没什么好处。说来惭愧，我承认我终于被彻底吓住了。我怕睡觉，怕起床！怕吃饭。我想让您用尽各种方式保证我的安全。我习惯求诸语言，与您理智谈话的必要性在我大脑的某一部分形成了秩序与文雅的表像，但围绕在秩序周围以及为它所掩盖的是切切实实的恐慌。妖魔困扰，却又憧憬天堂，对于人类心理这一非凡现象我已研究多年，科学也好，伪科学也罢。最终我却归结于这唯一且简单的原始忧虑：我怕死怕得要命。那位建议我来找您的朋友说，您集众家之长于一身，还说您只有一个缺陷，她用的不是贪财这个词，我忘了她的原话。我虽不是百万富翁，但除了薪水，还有足够的私产，我也不想讨价还价。 沃尔夫：我总是缺钱，不过那是我的事。我会在这位先生伤害您之前，让他走下复仇之舰。一万美元。 希巴德：让他走下复仇之舰？您做不到。您不了解他。 沃尔夫：他也不了解我。可以安排见一面。 希巴德：我不是说——唉，这可不是见一面就能解决的。您使出浑身解数恐怕也不够。跑题了。我想我没说清楚。别说一万美元，一分钱我都不会付您，若您将他——绳之以法。哈！就说是绳之以法吧。这词儿臭得都长蛆了。无论如何，我不会参与这种事，哪怕要面对死亡。我还没告诉您他的名字。我是不会说的。恐怕我已经说得太多了。我想让您保障我的安全，而不是毁灭他。 沃尔夫：如果保障一个，需要另一个为代价呢？ 希巴德：希望不会如此。我要祈祷。我能祈祷吗？不，祈祷已从我的血液中清除了。我当然不会要求您给我一个安全的承诺，但您的经验和才华——我相信凭您的经验和才华，要多少钱都不为过。 沃尔夫：胡说。我的才华为无价之宝，希巴德先生。我想您是要我保障您的安全，防备那人的恶意行径，又不能采取任何暴露或束缚他的措施，对吗？ 希巴德：是的，先生，完全正确。我还听说只要您竭尽所能去做某事，任何想要阻止您的企图都是徒劳。 沃尔夫：我没什么能力，我要么是天才，要么什么都不是。在这件事上。我什么都不是。不，希巴德先生，虽然我的确需要钱。如果您坚持做堂·吉诃德、该怎么做呢？ 首先，如果有人靠您养活，您需要丰厚的人身保险；其次，耐心地接受现实，死亡是迟早的事。当然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一样。我们与您同病相怜，只不过您现在病得较重。我的建议是不要在预防上耗费时间和金钱。如果他决定杀您，如果他具备普通人的智力——就别提您对他的溢美之词了——您就死定了。杀死同类的方法有那么多！比如做其它日常工作，比如剪枝、打谷、铺床、游泳等方法，太多了。我所见过的那些一般性谋杀，其轻而易举常令我叹为观止。想想看：猎物伸手可及，只要下定决心，拿起武器，我估计一般性谋杀，充其量只需要十到十五秒，而杀死一只苍蝇通常还得八到十分钟。至于慢性中毒，或其它类似死法，死亡所需时间当然会长些，但谋杀行为本身通常非常快。再想想：杀猪的方法不过两三种，杀人的方法却有几百种。如果您的朋友有您所赞赏的一半的才华，又不像普通杀人犯那样墨守成规，那么你们这些会员还没被干掉一半，他可能已经发展出一套形式各异且趣味十足的保留剧目了。也许他还能自创几种。还有，在我看来，您还是有希望的。毕竟，您或许不是下一个，也不是再下一个，或再下下一个；那么或许在此期间，他会算错，或倒霉；或者你们中的哪位会员不像您那么“堂·吉诃德”，没准儿愿意雇我。这样您就得救了。 我抬起头，看着沃尔夫。“太好了，先生，太棒了。这都没套住他，真是怪了。他可够难缠的。也许你说得还不够。真的，你只提到了中毒，你该再说说被勒死、流血而死、被砸扁的头颅和痉孪——” “继续。” 希巴德：我每周付您五百美元。 沃尔夫：抱歉。目前为止，我的诡辩术已使我相信我在银行里的钱都是挣来的，我挺满意，可不敢让它经受这案子的考验。 希巴德：但……您不会拒绝吧？您怎能拒绝这种事？上帝啊，您是我唯一的希望。我以前没意识到，但您真的是我唯一的希望。 沃尔夫：我就是拒绝了。我可以使那人不伤害您，消除威胁—— 希巴德：不！不！ 沃尔夫：好吧。给您个小小的建议：如果您申请入一大笔人身保险，当然不能违法诈骗，如有可能，您该作些安排，这样事到临头也不至于看起来像您要自杀。既然您事先不肯采取防备措施，那就要聪明点儿。这只是条很实际的建议，使保险不致作废，以免您的受益人蒙受损失。 希巴德：但……沃尔夫先生……您看……您不能这样做。我来这儿……跟您说这不理智—— 沃尔夫打断了我。“好了，阿奇。” 我抬起头。“还有一点儿就完了。” “我知道，太令人心痛了。我曾经拒绝了五百美元，也许是几千美元；我坚持了自己的立场，听你念我心里难受，难受也没用。别念了。后面也就是希巴德先生语无伦次的抗议和我那令人钦佩的执着。” “是的，先生，我看过了，”我扫了一眼剩下的几行，“你居然放他走了，真令人吃惊。毕竟——” 沃尔夫手放到桌上，按铃让弗里茨进来，他在椅子里略微一晃，又坐回去。“说实话，阿奇，我有个念头。” “哦，我料到了。” “但还没想出个所以然。你知道，要想让我这匹马跑起来，得轻轻拍它一下，这一下还没拍着。你当时不在，回来后，我们也还没讨论这事。奇怪的是，你竟无缘无故地成了旧话重提的因由，仅仅是巧合。” “我不明白。” 弗里茨拿着啤酒走进来。沃尔夫从抽屉里拿出起子，倒了杯酒，喝了一大口，又靠在椅背上，接着说：“拿证人席上的那人来烦我。我之所以忍受你的坏脾气，是因为快四点了。知道吗，那本书已经送来了。我昨晚看过了。” “为什么要看？” “别烦了。我看是因为那是一本书。我已经看完路易斯·阿达米克的《回乡记》，还有阿尔弗雷德·罗斯特的《人性概论》。我喜欢读书。” “哦，然后呢？” “有意思的是，保罗·蔡平，证人席上的那位，《魔鬼料理后事》的作者，正是安德鲁·希巴德讲的那个坏蛋——为了多年前的悲惨遭遇而复仇的变态狂人。” “怎么会是他！”我看了沃尔夫一眼，我知道他有时会编故事练手，“为什么是他？” 沃尔夫略微抬了抬眼皮。“你要让我解释宇宙原理吗？” “不，先生，再说一遍，你怎么知道是他？” “不是什么奇思妙想，常规思维而已。你肯定也行。” “多谢夸奖。” “应该的。只需说几个细节。希巴德先生说，‘已登上复仇之舰’，这种说法可不常见，但在《魔鬼料理后事》中出现了两次。速记员听错了，希巴德先生没说‘这不容易，对包’，这没法解释。他说的是，‘这不容易，对保罗’。他不想把名字说出去，因此一意识到就打住了。从希巴德先生所说的话来看，那人应该是位作家，比如他提到故意改变文风写那些警告。希巴德先生说五年前，那人开始取得了些补偿性成就。早上，我打了两三个电话。一九二九年，保罗·蔡平出版了成名作；一九三〇年，又一本。而且，蔡平是个瘸子，二十五年前，他在哈佛的一起事故中受伤，原因不明。如果想知道更多……” “不用了，非常感谢，我明白了。好吧，既然您已知道是谁，那就好办了。为什么会这样？您打算让谁付账？” 沃尔夫的脸颊隐隐现出两道皱纹，我知道他以为他在笑。我说：“不过，想想我们中午吃玉米片和鳀鱼酱，还有十分钟就开饭，也挺开心的。” “不，阿奇，”皱纹渐渐平了，“我说了我有个‘念头’。也许没用，也许有用。总是你，轻轻拍这一下。幸运的是，我们不用下什么本钱。有几条途径可以一试，但我想……对，给希巴德先生打电话。往哥伦比亚大学打，或打到他家里。” “好的，先生。你来说？” “对。在你的线上听，像以前一样做记录。” 我从电话簿里查到号码，打过去。先打到学校，没找到希巴德。我又拨了两三个分机，和四五个人通了话，终于发现他根本不在那儿，而且没人知道他在哪儿。我往他家里打电话，是校区号码，就在学校附近。一个傻乎乎的女人接的电话，差点把我惹恼了。她非要知道我是谁，而她自己什么都说得模棱两可。最后，她似乎终于认定希巴德先生或许不在家。沃尔夫在他的线上听到了最后这次通话。 我回头对他说：“我可以再试一次，或许这回能有个正常人接电话。” 他摇了摇头。“先吃饭。差两分钟一点了。” 我站起来伸了个懒腰，心想对玉米片，我可以作一番解构主义评论，特别是配上弗里茨做的酱。正在这时，沃尔夫的“念头”决定不等他，而是自己跑出来了。也算巧合吧，不过无所谓。我打电话时，她一定在拨我们的号码。 电话响了。我重又坐下，拿起话筒。是个女人的声音，她要找尼禄·沃尔夫。我问她贵姓，她说“伊芙林·希巴德”，我让她稍等，用手捂住话筒。 我对沃尔夫一笑。“是希巴德家的人。” 他扬了扬眉。 “一位叫伊芙林的希巴德家的女人。声音挺年轻，或许是他女儿。接吧。” 他拿起他的话筒，我把我的话筒戴在头上，准备好笔和本。沃尔夫问她有何贵干，我再次认定在我认识的人中，只有他对男人说话和对女人说话的口吻完全一样。他的语气颇多变化，但与性别无关。我一边听着话筒，一边在本上潦草地画着基本上只有我才能看懂的符号。 “我的朋友，萨拉·巴斯托小姐向我推荐了您。您记得她吧，沃尔夫先生，您调查过她父亲的死因。我能马上见您吗？如果可能的话。我现在比德韦尔，五十二街。十五分钟后就能赶到您那儿。” “对不起，希巴德小姐，我正忙着。您能两点一刻来吗？” “哦，”一声轻叹，“我以为……我是十分钟前才决定的。沃尔夫先生，这事儿很急。您能不能……” “您能说说怎么紧急吗？” “我不想在电话上说——但这太傻了。是关于我叔叔，安德鲁·希巴德，他两周前找过您，您或许还记得。他失踪了。” “真的，什么时候？” “星期二晚上。四天前。” “您没有他的消息？” “没有，”希巴德家的女人顿了一下，“什么都没有。” “是这样。”我看到沃尔夫抬眼看了看挂钟——一点零四分——又看了看通往饭厅的门，弗里茨正站在门口，准备宣布开饭。“既然已经过了九十个小时，再等一小时也无妨。两点一刻？方便吗？” “如果您不能……好吧。到时见。” 两个话筒同时挂上，弗里茨像往常一样说道：“午饭，先生。” <hr /> 注释： 第三章 对女人，我的口味比较怪。有许多女人，我并不介意与她们结婚，但没有哪个让我神魂颠倒。我不知道她们中是否有人愿意与我结婚，这是事实，因为我从未给过她们机会，以便收集足够的资料，得出理性的结论。当我结识一个女人时，无疑我会对她感兴趣，什么结局都有可能，而且就我所知，我从未回避过这个问题，但似乎也没被冲昏过头脑。比如，就拿我在生意场上遇到的这些女人来说吧，确切地说，是尼禄·沃尔夫的生意。只要那女人不是该扫地出门的那一类，我都会好好打量一番，心里还有些痒痒。我能感到血流开始加速。但接着，当然就该工作了，不论发生什么事情。我想我的问题是太敬业。我最想做的事就是干好我的工作，所以只能到此为止。 这位伊芙琳·希巴德身材娇小、肤色较黑、聪明伶俐。她的鼻子太尖，眼睫毛过于夸张，但会做生意的人是不会拿她来讨价还价的。她身着一件漂亮的灰色斜纹套装，毛皮裙，窄檐红色小偏帽。她坐得笔直，两脚平放，从脚踝到小腿肚的部分，苗条并且线条优美。 我当然是拿着本子坐在我的桌边，头两分钟，只能偶尔瞟她一眼。如果说她为她叔叔心急如焚——我想是真的——那她就是在按照沃尔夫所谓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对待感情和甜品的理论行事：冻起来，藏在肚里。她坐在我搬给她的椅子里，身板挺直，美丽的黑眼睛平视沃尔夫，只是偶尔朝我这个方向眨眨睫毛。她带着一个包裹，用褐色纸包着，放在腿上。沃尔夫靠在椅背上，下巴微收，小臂放在扶手上。饭后一小时以内，他是不会费力气把手指头放在他那中部山包上的，这是他的习惯。 她说她和她妹妹还有叔叔一起住在一百一十三街的公寓里。她们小时候，母亲就死了。父亲再婚，住在加利福尼亚。叔叔是单身。他，安德鲁叔叔，星期二晚大约九点出门，就再没回来，也没有任何消息。他是一个人出去的，走时很随便地跟露丝，就是她妹妹说，他出去透透气。 沃尔夫问：“以前从来没有过？” “以前？” “他从未做过这种事？您一点都不知道他可能在哪儿？” “不知道，但我有个想法……我想……他被杀了。” “我料到您会这样想，”沃尔夫微微睁开眼，“很自然。在电话里您提到他曾拜访我。您知道他来这儿的目的吗？” “我什么都知道。我是从我朋友萨拉·巴斯托那儿听说您的。我劝我叔叔来找您。我知道他对您说了什么，也知道您对他说了什么。我跟我叔叔说过他是个感情用事的浪漫派。他就是这样。”她停下来，紧闭双唇，以恢复镇定，我抬头看着她，“我可不是那种人，我是铁石心肠。我想我叔叔是被谋杀的，杀死他的人是保罗·蔡平，那个作家。我就是来告诉您这件事的。” 这正是沃尔夫的念头，这念头径直走进了他的办公室，坐在椅子里。但是太晚了吧？那每周五百美元出去透气去了。 沃尔夫说：“很有可能。感谢您来找我，但或许您去找警察和地方检察官，会更有用。” 她点点头。“您和萨拉·巴斯托说的一样。星期三中午，警察就来了。目前为止，他们宁愿保持低调，一直未对外公开，这是校长的要求。但警察——这就像拿我和象棋大师卡巴勃兰卡比，沃尔夫先生……”她放在包裹上的紧握的十指缠得更紧了，“您不知道，保罗·蔡平在第一份警告中所说的狡诈奸猾，他可样样其备，就是他杀死哈里森法官后寄出的那份警告。他真的是魔鬼，彻头彻尾的魔鬼，危险至极。您知道他不是人……” “好了，希巴德小姐，好了，”沃尔夫叹了口气，“根据定义，他当然是人。他真的杀了法官吗？照情形看，的确可能是他杀的。您提到了第一份警告。您有副本吗？” 她点点头。“有，”她指指包裹，“所有的警告我都有，包括……”她咽了口唾液，“最后一份。伯顿大夫把他的给我了。” “就是看似自杀的那起案子后寄出的那份。” “不。那份……今天早晨，他们又都收到了一份。我想他们都收到了。伯顿大夫通知我后，我打了两三个电话。您看，我叔叔失踪了……您看……” “我明白了。的确，危险。我是指对蔡平先生而言。他做的这种事，一旦有了一定规律之后就很危险。那么所有警告您都有。带来了吗？在包里？” “是的。此外我还有保罗·蔡平以前写给我叔叔的几捆信，还有我叔叔的日记本，还有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八年我叔叔和其它人寄给保罗·蔡平的金额记录，还有会员的名单和地址录——就是一九〇九年出事时在场的那些人。还有些别的。” “不可思议。这些都在您这儿？为什么警察没有？” 伊芙林·希巴德摇摇头。“我决定不给警察。我叔叔把这些东西保存在专门存放隐私文件的夹子里。这对他非常珍贵，现在对我非常珍贵——尽管用途不同。这些对警察没用，对您可能有用。您是不会滥用这些文件的，对吧？” 我抓住这空当，抬头看了看，沃尔夫的嘴唇撅起，收回，又撅起……我开始兴奋。我总是这样，哪怕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撅嘴。我看着他。他说：“希巴德小姐，您是说您从警察眼皮底下拿走了这些文件，藏起来，现在给了我？包括‘赎罪联盟’成员的名单和地址？太棒了。” 她盯着他。“这有什么？这些信息，他们从别人那里也能轻易得到——法雷尔先生或伯顿大夫，或德拉蒙德先生——谁都行。” “不管怎样，太棒了。”沃尔夫走到他的桌边，按铃，“来杯啤酒？我喝啤酒，不过我不会强迫您接受我的喜好。这儿有不错的波尔多葡萄酒、雪莉老酒、都柏林黑啤、马德拉酒，还有别的，特别是匈牙利的vin du pays，那可是从葡萄园的地窖直接运到我这儿的。您想要……” 她摇摇头。“谢谢。” “我能喝啤酒吗？” “请自便。” 沃尔夫没再靠回椅背上。他说：“可以打开包裹吗？我对第一份警告尤其感兴趣。” 她开始解绳子。我起身帮忙。她把包裹递给我，我将包裹放到沃尔夫的桌上拆开纸。里面是一只硬纸板大信夹，旧得已经退色，但保存完好。我递给沃尔夫。像对待所有无生命的东西一样，沃尔夫仔细、温柔而谨慎地打开了信夹。 伊芙林·希巴德说：“在M类，我叔叔不管它叫警告，叫密信。” 沃尔夫点点头。“我想是命中注定，”他把文件抽出来，“您叔叔真是个浪漫派。哦，对了，我用的是现在时。聪明人是不胡思乱想的，哪怕是令人痛苦的事，除非猜测有事实为依据。找到了。啊！‘你们理应杀了我，看最后一丝卑微的叹息。’蔡平先生是位用心狠毒的诗人吗？我可以念吗？” 她点点头。他念道： 你们理应杀了我，看最后一丝卑微的叹息。 如逃跑的奴隶，溜出我的鼻翼， 你们杀了男人气，但没有杀死。 耐心的猫、鹰隼、狞笑的猿猴， 很久很久以前，我说，相信时间。 陈词滥调，我说，不是不报，时辰未到。 我对蛇、对猿、对猫、对虫豸说： 也不够确定，不够致命。但现在它们说： 时间漫漫，让我们来吧，主人。 主人，让我们来吧。主人、靠我们吧！ 我感到它们在我体内。我看到夜晚、海洋， 岩石、漠然的繁星、嶙峋的悬崖。 我听到你们都在周围，我也听到了它们： 主人，让我们来吧。主人，靠我们吧！ 我看到有一位在那儿，好好地站在死亡边缘； 我知道我还会数两个、三个、四个…… 沃尔夫手拿纸坐在椅子里，目光从纸上挪到希巴德小姐身上。“看来是蔡平先生将法官推下了悬崖。或许他没有预谋，我想也没露破绽，既然没引起任何人的怀疑。那儿附近恰好有悬崖吗？” “有，在马萨诸塞州，马布尔黑德附近。去年六月。菲尔莫尔·科拉德家来了一帮人。哈里森法官从东部来，印第安纳州，他是来参加儿子的毕业典礼的。那天晚上，他失踪了。次日清晨在悬崖脚下波涛拍岸的乱石堆里发现了他的尸体。” “蔡平先生在场吗？” 她点点头。“在。” “可别跟我说那次聚会是为了赎罪。不是这个匪夷所思的组织的聚会吧？” “哦，不是。何况，沃尔夫先生，也没人真叫它什么联盟。就连安德鲁叔叔也没有——”她突然停下，紧闭双唇，抬起下巴，接着说，“连他那样的浪漫派也没有。就是随便聚在一起的一群人，大部分是一九一二届的，那位菲尔莫尔·科拉德从剑桥来。有七八位会员在那儿。” 沃尔夫点点头，凝视她片刻，重新摆弄起那些文件，一张张抽出来，翻翻活页纸夹，看看记事本，再翻翻那些纸，最后目光又回到希巴德小姐身上： “他们是在回家后，每人收到了这样一份半诗化的令人诧异的警告吗？” “是的，几天后。” “我明白了。要知道，如果在过去，蔡平先生花这份心思当然还值得。历史上许多最有效的警告都是用诗来写的。至于蔡平先生的大作，就算从历史角度看有些许价值，我也觉得他用词太啰唆，虚张声势，绝对佶屈聱牙。我虽不是韵律学专家，也听得出来。” 做生意时唠唠叨叨，这可不像沃尔夫，我抬头看着他，心想他要干什么。而她也那么盯着他。没工夫看了，他接着说： “而且，我怀疑，特别是第二诗节——我想他会称之为诗节——是抄袭。许多年前，我读过斯宾塞的诗，我突然想起来里面似乎有个动物列表。阿奇，请你把那本斯宾塞的诗集递给我好吗？第三个书架，门右边。不是，那边，再下一本，深蓝色，带压花的。就是那本。” 我把书拿下来递给他，他翻开书，开始浏览。 “《牧羊人日历》，我肯定，也许是《九月》。这倒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即便是找到了，这点成就也不值当为它浪费那几分钟。您会原谅我吧，希巴德小姐？‘公牛祈祷渐熄……站在粪堆上的公鸡……凶残的羊扑向猎物……’不对，显然不是。是提到了动物，但不是我想的那首。还是算了吧，不在这儿。不管怎样，能再读读斯宾塞还是很好的，哪怕是稍许浏览。”他坐在椅子里，尽量把身子往前挪，都快摔出去了，才把书递到希巴德小姐手里。“这本书的装帧堪称典范，值得赏玩一番。当然是在伦敦印的，但其实是在纽约，由一个瑞典男孩儿装订的，那孩子今年冬天恐怕要饿死了。” 出于礼貌，她勉强翻了翻书，打开看看，再看看书脊。沃尔夫又开始摆弄他抽出来的那些文件。显然，她已经看够了。我起身把书放回书架。 沃尔夫说：“希巴德小姐，我知道您想要的是行动，毫无疑问，您对我已经够有耐心了。请原谅。可以问您几个问题吗？” “当然可以。我觉得——” “当然，抱歉打断您。就两个问题。首先，您叔叔最近是否买了人身保险，您知道这事儿吗？” 她不耐烦地点点头。“但是，沃尔夫先生，这不相干——” 他打断她，替她说完：“和保罗·蔡平这个邪恶的独裁者不相干。我知道，也许不相干。这笔保险数目很大吗？” “我想是的。是的，很大一笔。” “您是他的受益人吗？” “我不知道。我想是吧。他跟我说您和他提起了保险。然后，大概一周前，他告诉我他已把保险手续都办妥了，由四家公司分担。我没太在意，我当时在想别的事。他这么做。我很生气，我想劝他……我想我妹妹露丝和我是受益人。” “不是保罗·蔡平？” 她看着他，张了张嘴，又合上。她说：“我没想过这一点。也许是他。我不知道。” 沃尔夫点点头。“是的，一个感情用事的浪漫派可能会这么做。好，第二个问题。您为什么来找我？您想让我做什么？” 她直勾勾地盯着他。“我想让您找到保罗·蔡平的罪证，让他罪有应得。我可以给您报酬。您跟我叔叔说要一万美元，我可以付给您。” “您和保罗·蔡平有什么私人恩怨吗？” “私人？”她皱了皱眉头，“除了私人恩怨，还有别的吗？我不知道。我恨保罗·蔡平，恨他许多年了，因为我爱我叔叔，我妹妹露丝也爱他，他是个敏感而慷慨的好心人，而保罗·蔡平却在毁掉他的生命，已经毁了他的生命……哦……现在……” “好了，希巴德小姐，请不要说了。您不想雇我找到您叔叔？您对此不抱希望吗？” “不抱希望。哦，如果您去找！如果您去找……我想我不抱希望了，我不敢。可是，即便您找到了他，还是要面对保罗·蔡平。” “是这样，”沃尔夫叹了口气，目光转向我，“阿奇，请替希巴德小姐将文件包好。如果我没将文件放回原处，她会原谅我的。包装纸和绳子都完好无损吧？好的。” 她抗议道：“但这些对您有用。我要留给——” “不，希巴德小姐，对不起，我不能接受您的委托。” 她愣愣地看着他。他说：“警察和地方检察官在处理此事。我的处境会很不利。恕不远送。” 她终于捋直了舌头。“胡说。你不是这个意思吧。”她大发雷霆，向前探着身子，“沃尔夫先生，这太过分了！我什么都跟您说了。您问我什么，我就答了什么。您给出的理由根本不是理由。为什么——” 他摇摇食指，虽没提高声调，单凭语气中的分量就使她说不下去了。这点总令我有些懊恼，我不明白他怎么能做到。“请不要说了，希巴德小姐，我已经说了不，我已将理由告诉您。足矣。您能从古德温先生那里接过包裹吗？当然我对您太粗暴了，每遇到这种情况，我总是遗憾不知如何才能做到优雅的无礼。我胸无城府，心直口快。” 他站起身，这已是极不寻常的让步了，尽管她不明白。她也站起来，从我手中接过包裹，气急败坏，正要拂袖而去时，却意识到与气急败坏相比，她更感到孤立无援。她请求道： “但您难道不明白，这使我……我能做什么呢？” “我只能给您一个建议。如果下星期三，您仍然无所适从，并希望我能为您效劳，警察也没什么进展的话，就来找我。” “要等整整四天呀。” “请原谅，再会，希巴德小姐。” 我替她打开门，显然她已忘了眨她的眼睫毛。 我回到办公室时，沃尔夫又坐下了，他那表情，我想安德鲁·希巴德会称之为喜悦的烙印。他下巴微抬，手指在扶手上画着小圆圈。我走到他的桌边，站在对面，对他说： “那姑娘气疯了，据我估测，快赶上我的五分之一了。” 他咕哝道：“阿奇，这会儿别打搅我。” “不会，先生，绝对不会。开玩笑也就罢了，对某些人来说，开个大玩笑简直就是生命之根本，但你现在是让我们滚泥巴，在深不可测的——等等，我查查，我想斯宾塞说过。” “阿奇，我警告你，总有一天你可以卷铺盖走人，”他略微摇晃了下身子，“你要是个女的，和我结了婚，我们俩之间就是远隔万水千山，我都无法心安。感谢上帝，此事永不会发生。我很遗憾不得不冒犯希巴德小姐，但我必须立刻把她打发走，我有许多事要做。” “好的，如果有我能帮忙的——” “有。请拿出你的笔记本，记份电报。” 我坐下，对他要干什么一无所知，这总是令我很恼火。沃尔夫念道：“考虑到最近事态的发展，以及蔡平的第三份警告，请务必出席于星期一晚九点在此地址召开的会议。签名尼禄·沃尔夫，附上地址。” “当然，”我记下，“想到谁就寄给谁？” 沃尔夫掀起桌上压板的一角，抽出一张纸，推给我。“这是名单，包括在波士顿、费城和华盛顿的那些人；住得远的，以后用信件通知。还有，再打一份名单，两份，一份放在保险柜里。还有——” 我拿起纸，一眼就明白了是什么。我盯着他，我想是我的表情让他住了嘴。他打破了自己的沉默。“留着你的不满，没人的时候再享用你那些伪道德吧。” 我说：“所以你让我去拿斯宾塞，这样她的注意力就会在我这儿。你为什么要偷？” “我是借。” “那是你这么说，我查过字典，就是这意思。你为什么不借？她会借给你的。” “也许不会，”沃尔夫叹了口气，“我可不想冒险。你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肯定会理解我不能接受她的委托，又向旁人提要求，尤其是向一群人——” “当然，我当然理解。现在我渐渐明白你那个念头了，要是我戴着帽子，就会向你脱帽致敬了。但她会给你的。而且你要想获得情报，还可以——” “好了，阿奇，”他有些不耐烦。“不管怎样，我们会考虑她的利益。看来这桩买卖又费事又费钱。没理由让希巴德小姐一人承担这些费用。过几分钟，我就上楼了，你会很忙的。首先，发电报，打印副本；然后，拿着这个，给希巴德小姐的信，签上我的名字，今晚用专递寄给她：‘我发现这张纸落在了桌上，下午未放回到您的文件夹中。希望没给您带来不便。若您仍想下星期三找我，悉听尊便。’” “好的，先生。把名单寄给她？” “当然，名单别打错了。三份。我想你知道大都市信托公司的希根先生的家庭地址吧？” 我点点头。“在萨顿——” “明天去找他，给他一份名单，让他在星期一早晨先搞到这些人的财务报告。不需要历史记录，关键是现状。外省市的那些人，发电报。我们要在星期一六点前拿到那些资料。” “这儿有希巴德的名字，也许还有其它已死之人。” “以银行的才智，他们会发现的，不会打扰他们的灵魂。跟绍尔·潘策尔联系，让他星期一晚八点半来这儿，还有德金。看看戈尔和卡瑟，再找两个人——你自己挑——看看他们星期二上午能不能来。” 我笑了。“叫六十一团来怎么样？” “留着备用。发完电报，马上给希巴德小姐家打电话，找到她为止。施展你的魅力，约好今晚去拜访她。如果你见到她，就说你很遗憾我拒绝了她的委托，说我允许你为她效劳，如果她愿意。这样省时间，还能使你有机会从她那儿获取不少信息，也许还能看看那些文件，了解这些文件对希巴德先生的影响。特别留意是否有迹象表明他知道自己不会很快回来。对于某些法律意向，我们当然同意，比如法律不愿相信那人已死，仅仅因为他不在他经常出没的地方。” “好的，先生。我可以自行处理与她的业务往来吗？” “要让她有这种印象。” “我要是去见她，可以把信带给她。” “不，寄给她。”沃尔夫正试图站起来。我看着他，因为这个动作总是很有看头。在他往门口走之前，我说： “有件事我不明白或许我该了解。为什么要问她有关保险的事？” “那件事？只是因为我们有可能遇到以前从未遇到过的某种报复手段。蔡平的仇恨，从叔叔推及侄女，当然已没有那么强烈。听说她可能获得一大笔保险赔付，他在策划谋杀希巴德时，就会考虑到不要让人找到尸体，这样她就得不到赔偿。” “总有一天会得到的。” “即便是推迟对手的好运，也是小小的胜利嘛。如果你能想出这种手腕，也会小试一把的。这是一种可能。另一种可能是，如果蔡平本人是受益人，希巴德小姐断定他会杀死她叔叔，神不知鬼不觉，还能得到一大笔钱犒劳自己。这种想法让她忍无可忍，于是她亲手杀了她叔叔——反正他也要死了——处理掉尸体，没人找得到。今晚你可以和她谈谈这件事。” 我说：“你以为我不会？我会证明她不在犯罪现场。” <hr /> 注释： 第四章 星期六晚和星期日，我忙得不亦乐乎。我见了伊芙琳·希巴德，和她谈了三小时，然后给绍尔、弗雷德，还有其它几个男孩儿排好班，好好享受了一下打电话的乐趣，才终于在星期日晚联系上了希根，银行的那家伙，他刚从长岛度周末回来。收到电报的会员有五六位打来电话，反应不一，或恐惧，或恼怒，还有一位就是好奇。我打了几份名单副本，有人来电话，我就对照名单做记号。原件——希巴德的那份——上端写有日期，一九一三年二月十六日，是打字稿，有些地址用钢笔改动过，显然时常更新。有四个名字下面就没附地址，当然，我也不知道是哪几位死了。名单大致是这样写的，省掉地址，添上星期一我们从银行得到的行业或职业信息： 埃德温·罗伯特·拜伦 杂志编辑 华莱士·迈肯楠 伊利诺伊州国会议员 最后四人没有地址，我在纽约及郊区的电话簿里找不到他们的名字，也就无法要求银行提供信息。看着这些名字，我心想他们可都是哈佛毕业的，也就是说起点比一般人高，乍一看，像是有不少油水可赚。还是看银行报告吧。打电话把他们一一敲定挺有意思。 但星期日最有趣的是下午的事。有人泄露了希巴德的失踪，还登在了星期日的报纸上，虽然报导并不详细。大约三点，门铃响了，是我开的门，碰巧我没事，弗里茨正在后院忙。两只哈士奇犬并肩而站，第一眼我还以为是警察局的两名侦探，也许有人对我昨晚出现在希巴德家感到奇怪。接着，我认出了其中一位，于是笑着敞开门。 “你们好，你们好。刚从教堂回来？” 右边那位，就是右脸有道伤疤，被我认出的那位，问道：“尼禄·沃尔夫在家吗？” 我点点头。“你们要见他？进来，先生们。” 我关上门，挂上门链。他们摘下帽子，脱下外套，挂在衣帽架上，然后用手拢拢头发，向下拽拽马甲，清了清嗓子，就像初次跟踪猎物的新手一样紧张。我感到很新奇。我太熟悉沃尔夫了，对他的雄才伟略已司空见惯，所以总是忘记他对那些坚硬的职业脑壳的打击。我让他们在门廊等候，然后去办公室告诉沃尔夫，巴斯科姆侦探事务所的德尔·巴斯科姆和他的一个手下想见他。 “你有没有问他们想干什么？” “没有。” 沃尔夫点点头。我把他们带进来。巴斯科姆径直走到桌边，与沃尔夫握手。另外那位先生则声势浩大地坐在了我拉给他的椅子上，由于只顾盯着沃尔夫，差点儿坐空。我想，与其说他是被沃尔夫的声名震住了，不如说是被他的体重震住了。他此前从未见过沃尔夫。 巴斯科姆说：“我们都快两年没见面了，沃尔夫先生。记得吗？花粉热案子。我这么称呼那案子。记得那职员吗？他说他没看见那人拿走祖母绿，因为他在打喷嚏。” “记得，巴斯科姆先生。那年轻人真有创意，如此不寻常的一件事，竟用这么寻常的方法解决了。” “是呀。许多人都挺聪明，但足够聪明的寥寥无几。那案子可真不容易。要不是有您在，我还在那儿挠头皮呢。我永远都忘不了。生意还好吧，沃尔夫先生？” “不好，太糟了。” “我想也是。我们得有心理准备。有些侦探努力工作就能干得很好，我从来不行。我自己以前挺努力的。见鬼，我现在还是挺努力的。”巴斯科姆跷起腿，清了清嗓子，“最近有没有接什么新案子？” “没有。” “您没有？” “没有。” 另外那个侦探突然发出尖厉的叫声，吓得我差点跳起来。他坐在巴斯科姆和我之间，尖着嗓子说： “我听说不是这样。” “嘿，谁让你说话了？”巴斯科姆厌烦地瞪着他，“我让你来这儿下套了吗？”他转向沃尔夫，“您知道他在琢磨什么吗？挺有意思的，沃尔夫先生。关于了不起的尼禄·沃尔夫，他可是如雷贯耳。他想向您表明他没被吓住，”他转过头，又开始瞪眼，“你这个傻瓜。” 沃尔夫点点头。“是挺有意思。我欣赏勇气。您刚才要说什么，巴斯科姆先生？” “哦，我还是切入正题吧。是这样，我在办一桩案子。有五个人和我一起办。我差不多每周能挣四千美元，都四周了。结案后，我的酬金能使我一冬都高枕无忧。案子快结了，只差张包装纸和一根绳子。” “很好。” “就差这点儿。我来这儿是想让您罢手。” 沃尔夫微微一扬眉。“让我？” “罢手。”巴斯科姆向前探了探身，一副真诚的样子，“您看，沃尔夫先生，蔡平案，我已经做了四周。普拉特、卡伯特和伯顿大夫雇的我——这不是什么秘密。即便以前是，从星期一开始就不是了。普拉特是我的朋友，我帮过他一两次。昨晚他给我打电话说，如果我想保住保罗·蔡平这案子，最好有所行动，因为尼禄·沃尔夫要动手了。就这样我知道了您发电报的事。我四处打听了一下，和伯顿、卡伯特，还有另外一两个人见了面。伯顿以前从未听说过您，让我给他找份关于您的报告，但今天早晨他打电话说不必了，我想他自己打听过了，一定很有收获。” 沃尔夫咕哝道：“他们对我如此有兴趣，不胜感激。” “我信，”巴斯科姆捶了下桌子，以示强调，态度越发真诚，“沃尔夫先生，我想以专业人士的身份跟另一位专业人士谈话。说我们的职业是有尊严的职业，您一定会第一个表示赞同吧。” “不会这么直白。声称有尊严就意味着失去尊严。” “哦？也许。反正这是一种职业，像律师一样。您知道，一位律师把客户从另一位律师那儿拉走，是不合适的。他会被取消资格。有教养的律师不会有此企图。您不认为我们这项职业与律师职业一样有尊严吗？就是这个问题。明白吗？” 巴斯科姆等待着回答，两眼盯着沃尔夫的脸，也许他以为沃尔夫的面颊上渐渐显露的皱纹是一种自然现象，就像陆地在海洋隆起。终于，沃尔夫开口了：“巴斯科姆先生，您能否不这样拐弯抹角？有什么要求，请直说。” “见鬼，我没直说吗？我让您罢手。” “您是说，别插手您所说的蔡平案？对不起，我得拒绝。” “您不肯罢手？” “当然不肯。” “您觉得把客户从别人那儿拉走，无所谓？” “我不知道。我不想为我的所作所为辩护，万一站不住脚怎么办？我只说我拒绝。” “好吧。我以为您会同意，”巴斯科姆把拳头从桌上撤下，稍稍放松了点儿，“我哥哥说您以绅士自居，为这名号，您会同意。我说您也许是位绅士，但不是傻瓜。” “恐怕两者都不是。” “那好吧。既然这件事不用谈了，我们来谈谈生意。如果您要接手蔡平案，我们就出局了。” “也许，但不一定。” “哦，是的，我们就出局了。您会对他们狂轰滥炸，直到他们招架不住，去买便宜货。我知道我什么时候完蛋，我受得了，反正我也坚持不下去了。愿上帝帮助您。我倒想每周来这儿一次，看看进展如何。跟您说，这个瘸子蔡平是隐藏最深、最狡猾的逍遥法外的家伙。我说过我快结案了。听着，那是没影儿的事。一点戏都没有。我真的已经放弃了。我雇了三个人跟踪他，想在他下次作案时抓住他——上帝呀，希巴德又出事了，而我们连他的尸首都找不到。知道吗？那三位竟然不清楚星期二晚蔡平在哪儿！您能信吗？听起来很傻，但他们不傻，他们还真挺能干。所以我说，我想来这儿——” 沃尔夫插了一句：“您说谈谈生意。” “我是说了，我想卖您个便宜货。当然您有您的方法，我们都有，过去这四周，我们已经挖出了许多情报，还花了一大笔钱。这些自然都是机密，但如果您的客户和我的客户一样，也就无所谓了。您可以节省许多时间和费用，也不用到处打听。所有情报都给您，我可以随时和您谈，谈几次都可以。”巴斯科姆犹疑片刻，舔了舔嘴唇，最后说，“一千美元。” 沃尔夫轻轻摇摇头。“可是，巴斯科姆先生，您的那些情报我都能搞到。” “当然，但您知道情报是怎么回事。您知道，情报总有用吧，但是，哦，见鬼，只要您愿意，我可以让您询问我雇的那些人，这样您可能摸到些情况。加上这条。” “我怀疑其价值。” “哦，实际点儿。” “我挺实际。我可以付一百美元买您的情报。劳驾，我不讨价还价。如果我说我很忙，必须充分利用时间，请不要认为我无礼。谢谢您的造访，但我很忙。”沃尔夫指了指桌上摆在他面前的几本书，有一本夹着书签，“这是保罗·蔡平写的五本小说，昨晚我买到了前四本。我在看这些书，我同意您的看法，这案子不简单。也许，尽管希望很渺茫，也许我能在子夜前解决。” 我忍住没笑出来。沃尔夫就是喜欢“勇敢”的对手，这是他最擅长的把戏，并以此著称。 巴斯科姆盯着他。过了一会儿，他推开椅子，站起身，我旁边的那位侦探咕哝了一句也站起来。巴斯科姆说：“我不耽搁您了。我说过我们各有各的方法，现在我只能说，为此我感谢上帝。” “对。您还要那一百美元吗？” 巴斯科姆转身，点点头。“我要。我觉得您是在扔钱，您已经买了那些小说了，但是，见鬼，我要。” 我过去开门，带他们出去。 第五章 星期一晚饭时分，各项工作都已就绪，于是我们轻松愉快地美餐了一顿。每当弗里茨得知生意进展顺利时，就会兴高采烈，在饭菜上也多下些功夫。那晚，看到汤里有那么多蘑菇，我冲他抛了个媚眼；接着，尝出沙拉酱里有龙蒿的味道，我又给他来了个飞吻。他羞红了脸。沃尔夫对菜肴连连夸奖，恰如其分，可弗里茨总是羞红脸；每当我抓住时机夸他两句时，他也会羞红脸。我向上帝起誓，他这样做只是为了让我高兴，他可不想让我失望。我常怀疑沃尔夫是否注意到这些。他对饭菜如此敏感、投入，凭直觉我会说他没注意，但凭直觉来猜测沃尔夫，总要出错。 吃罢晚饭，沃尔夫立刻上楼回到自己的房间，他说了他要彩排。我在厨房和弗里茨商量了几分钟，然后上楼换衣服。我选了一件灰色细格纹西服，浅蓝色衬衣，深蓝色领带，这可是我最好的行头。我和沃尔夫住同一层，下楼前，我顺路去问他一个问题。沃尔夫坐在绒缎椅里，正在阅读灯下读保罗·蔡平的小说。我站在那儿，等他用铅笔在段落上做完标记。 我说：“如果有人带外人来，比如说律师，放他进来吗？” 他没抬眼，点点头。我下楼去办公室了。 第一位来得很早。我以为要到九点才来人，可还差二十分钟，我就听见弗里茨走过门廊去开门。随着办公室门把手的转动，弗里茨请进了第一位受害者。他该刮胡子了，穿着肥大的裤子，头也没梳，浅蓝色眼睛四处踅摸，最后停在了我身上。 “见鬼，”他说。“你不是尼禄·沃尔夫。” 我承认我不是，并告诉他我的身份。他没想和我握手。他说： “我知道我来早了。我是迈克·艾尔斯，在《论坛报》的城市版工作。我对奥吉·里德说，为了保命，今晚我得请假。我在外面喝了点儿酒，后来，我想我真他妈的傻，这儿怎么也不能没酒呀。我不是指啤酒。” 我问：“杜松子酒还是金酒？” 他笑了：“你可真行。苏格兰威士忌，不用稀释，别费那事儿。” 弗里茨和我已在早餐室的桌上备好酒，我倒了一杯，心想为哈佛，为阳光灿烂的大学生活，以及其它好事干杯。我还在想，如果他嗓门提得太高，可够烦的，但我要不迁就他的恶习，他就该跑了。银行报告我已牢记在心，我知道他在《邮报》干了四年，在《论坛报》干了三年，每周能挣九十美元。而且，不管怎么说，记者是我的软肋，我总觉得他们知道得比我多。 我又给他倒了一杯，他坐下，手拿酒杯，跷着腿。“告诉我，”他说，“尼禄·沃尔夫真的在开罗后宫里当过宦官吗？他是靠着从姑娘们那儿搜集给‘天堂’牙膏的证明信起家的吗？” 这真讨厌，有半秒钟，我生气了。“听着，”我说，“尼禄·沃尔夫真的是——”我打住，大笑起来。“的确，”我说，“不过他不是宦官，他是头骆驼。” 迈克·艾尔斯点点头。“这就对了。我是说这就证明了为什么骆驼难以穿过针眼。我从未见过尼禄·沃尔夫，但我听到的传闻很多，我也见过针。还需要别的证据吗？” 我又给他倒了杯酒，才又来了人。这回是一对，费迪南德·鲍恩，股票经纪人，还有洛林·A.伯顿大夫。为躲开迈克·艾尔斯，我到门廊去迎接他们。伯顿是个大高个儿，相貌堂堂，挺拔而不僵硬，衣冠楚楚，自有一番风流，黑发、黑眼、疲惫的双唇。鲍恩中等身材，从头到脚疲惫不堪。他身着黑白两色，如果我某天晚上想见他，估计不太可能，我得去正在首演某出戏的剧院，在走廊里等他。他的脚娇小玲珑，穿着漂亮的低跟便鞋，漂亮的女人般的手戴着漂亮的灰色小手套。他脱外套时，我不得不靠后站，以免他胳膊乱摆，划到我的眼睛。对于在狭小空间，对同性持这种态度的男人，我没什么好感，特别是不该让他们坐电梯。当然，在哪儿碰上这种人我都不会喜欢。 我对伯顿和鲍恩解释说沃尔夫很快就下来，然后带他们去办公室，见到了迈克·艾尔斯。艾尔斯称鲍恩为费迪，递给他一杯酒，称伯顿为洛尔莱。弗里茨又领进来一位，花商亚历山人德拉蒙德，整洁的小个儿男人，留着小胡子。名单上的人只有他以前来过沃尔夫的办公室，两年前，他和一群参加会议的人一起参观过沃尔夫的花草。我记得他。接着，其它人三三两两地都来了：塔慕尼协会的普拉特、阿德勒和卡伯特律师，费城的销售经理科默斯，杂志编辑埃德·罗伯特·拜伦，建筑师奥古斯都·法雷尔。还有一位从波士顿来的怪人李·米歇尔，他自称代表科拉德和银行家盖恩斯。他有盖恩斯的委托书。 这样到九点十分，共有十二位，把科拉德和盖恩斯算在内。当然，他们彼此认识，但称不上见面有多高兴，就连迈克·艾尔斯也是拿着空杯子四处走，脸拉得老长。其它人大多坐着，一副参加葬礼的神情。我走到沃尔夫的桌边，轻轻按了三下铃，通知弗里茨。两分钟后，我隐约听到电梯的嗡嗡声。 办公室的门开了，所有人都转过头。沃尔夫走进来，弗里茨在他身后拉着门。他慢慢踱到屋子中间，停下，转身，说道：“晚上好，先生们。”他走到安乐椅旁，膝盖窝顶着椅子边，握紧扶手，坐下。 迈克·艾尔斯冲我摇了摇杯子，喊道：“嘿！宦官兼骆驼！” 沃尔夫微微抬起头，以他最善意的口吻说：“您是在为蔡平先生的私家动物园作补充吗？” “嗯？哦，我是说——” 乔治·普拉特说：“闭嘴，迈克。”建筑师法雷尔则一把抓住他，把他拽到椅子上。 我已经给沃尔夫递上来宾名单，他看后抬起头说：“很高兴看到卡伯特和阿德勒先生在这儿。我想他们都是律师。他们的知识和受过训练的头脑可使我们不至于犯低级错误。我还注意到迈克·艾尔斯先生也在场，一位记者。他是你们中的一员，因此我只需说如果你们不想此事曝光——” 迈克·艾尔斯嚷道：“我不是记者，我是猎闻高手。我采访过爱因斯坦——” “您喝了多少酒？” “见鬼，我怎么知道？” 沃尔夫一扬眉：“先生们？” 法雷尔说：“迈克没问题。别理他。他没问题。” 朱利叶斯·阿德勒律师，身材犹如铅笔，看上去真像商场经理，除了眼睛和穿着。他插话道：“我同意。我们知道这是您的房子，沃尔夫先生，也知道艾尔斯喝醉了，但想必您请我们来，不是要批评我们的坏习惯吧。您要对我们说什么？” “哦，是的……” “我叫阿德勒。” “是的，阿德勒先生。您的话证明我所知道的事将成为我们谈话的主要障碍。我知道你们一开始会有敌意。你们全都怕极了，害怕的人是好斗的，这是条件反射，是一种保护。这种人怀疑一切事、一切人。我知道你们会怀疑我。” “胡说，”这是卡伯特，另一位律师，“我们不害怕，您也没什么好怀疑的。如果您有话要说，就直说吧。” 我说：“尼古拉斯·卡伯特先生。” 沃尔夫点点头。“如果您不害怕，卡伯特先生，那就没什么好谈的了。这是实话。您还不如回家去。”沃尔夫睁大眼，慢慢扫过那十一张脸，“看。先生们，我是在作出一些假设后，才请你们今晚来这儿的。如果有一条假设是错的，这会议就是浪费时间，浪费你们的时间，也浪费我的时间。第一条假设是你们相信是保罗·蔡平先生杀死了你们的两个朋友，也许是三个。第二条，你们担心如果不采取措施，他会杀了你们；第三条，我的能力足以免除你们的担心；第四条，对我的服务，你们愿意付一大笔钱。怎么样？” 他们相互看了看，迈克·艾尔斯想站起来，法雷尔把他拽回到椅子上。普拉特大声嘀咕道：“我没问题。”沃尔夫都听见了。卡伯特说： “我们相信保罗·蔡平是这个社会的危险分子。对此我们当然关心。至于您的能力……” 沃尔夫冲他摆了摆食指。“卡伯特先生，如果您乐意这么想，认为你们今晚来这儿是要保卫社会，我不会阻止您跑题。问题是，您认为这值多少钱？” 迈克·艾尔斯突然大吼一声，吓了我们一大跳。“狡猾的老魔鬼！”紧接着又嗲声嗲气地说，“亲爱的魔鬼宝贝儿……”法雷尔捅了捅他。有人咕哝道：“堵上他的嘴。”有两三个人看着卡伯特，他们的目光证明沃尔夫是正确的，对付那怪人的唯一办法就是直戳其痛处。 一个新的声音，平和而轻松。“我们是否害怕，有什么区别？”这是埃德温·罗伯特·拜伦，杂志编辑，“我可以张嘴就说我害怕——有什么区别？在我看来，关键是沃尔夫先生有什么办法？假设他的前提正确——” “假设个屁。”迈克·艾尔斯站起来，甩开法雷尔抓住他胳膊的手，朝早餐室的桌子走去，走到中途，回头直截了当地说，“你他妈的说对了，我们吓坏了。一有动静我们就跳起来，我们总是回头看，总是掉东西，你他妈的知道我们就这样。谁昨晚睡得踏踏实实，没去琢磨他是怎么抓住了安迪，对他做了什么，举起手来。你听说过我们的小社团吧？沃尔夫，你这个老骗子。‘赎罪联盟’，我们要把它改成‘吓破胆联盟’，或者叫‘白羽毛联盟’。”他倒满酒，举起杯子，我没告诉他，他拿错了，那瓶是雪利酒，“朋友们，为‘白羽毛联盟’干杯！”他豪迈地一饮而尽，“你们可以给我插鸵鸟毛。”接着，他皱起眉，脸都变了形，厌恶而愤怒。“谁他妈的往威士忌里倒马尿？” 法雷尔哄然大笑，普拉特紧随其后。花商德拉蒙德咯咯地笑。股票经纪人鲍恩要么是不耐烦了，要么是成功地做出了不耐烦的样子，掏出雪茄，切掉雪茄头，点燃。我走过去，替迈克·艾尔斯找到他想要的酒，我知道他需要把嘴里的味道冲下去。波士顿来的李·米歇尔站起身： “我能说几句吗，先生们？”他咳嗽了几声，“当然，我不是你们中的一员，但我可以代表科拉德和盖恩斯先生说他们很担心，他们同意沃尔夫先生的看法，而且想听听他的建议。” “好的。”沃尔夫的语气使众人安静下来，不再窃窃私语。他把目光转向我。“阿奇，请把纸条发给大家。” 我把纸条放在了我桌子的第一个抽屉里，共有二十张，以防万一。我拿出纸条，发给大家。沃尔夫已经叫来啤酒，正自斟自饮。喝完半杯，他说： “你们看到了，纸条上是你们的名字，后面有金额。我这儿有份备忘录，给你们读读，就明白了……在这儿吗？阿奇？” “在这儿，先生。” “谢谢。我是这样写的，也可改用法律术语，随便你们。我希望能草签这份备忘录。为了简便，我以‘会员’来指代你们，就是名单上的这些人——不论是否到场。备忘录规定： 1、我致力于使会员们不再担心，以及不再以为会受到伤害，这伤害来自： (a) 保罗·蔡平。 (b) 寄出打字稿警告诗的人或人们。 (c) 对m.R.哈里森和尤金·德雷尔之死，以及对安德鲁·希巴德的失踪负责的人或人们。 2、对事件处理是否满意由会员投票决定，遵照多数人意见。 3、事件处理所需费用由我承担，若不能令会员满意，会员不承担支付责任、也不承担任何其它责任。 4、若会员认为事件的处理令人满意，同意共同分担总金额，则需各自支付名字后所附金额，见附件。 “我认为已经挺全面了。当然，如果你们想规定一个截止日期——” 尼古拉斯·卡伯特打断了他：“荒谬至极，根本无须讨论。”朱利叶斯·阿德勒微笑着说：“我想我们得感激沃尔夫先生的秘书，把金额都算好了，使我们不至于太惊讶。六万五千九百一十五美元。哇！”他扬起眉，不再放下。从费城来的科默斯首度开口；“我对您的能力不甚了解，沃尔夫先生，但对于胆量，我可有了新认识。”其它人也七嘴八舌地说起来，他们简直要把我们挤到沟里去。 沃尔夫等了大约一分钟，举起手，手心向外，对他来说，这就是相当强烈的手势了。“好了，先生们，真没什么好争的。事情很简单：我明码标价地卖你们东西，货到付款。如果你们认为价钱太高，没人强迫你们买。不过，关于这点，我可以告诉你们，星期六，伊夫林·希巴德小姐愿为此项服务付我一万美元。你们的名单上所列金额没有一个超过一万美元，而希巴德小姐本人并未受到威胁。” 乔治·普拉特说：“是呀，您拒绝了她，好宰我们一刀。您要尽可能地多捞些，嗯？” “不管怎样，这份备忘录是彻头彻尾的无稽之谈。”尼古拉斯·卡伯特走到沃尔夫的桌前，拿起备忘录，站在那里看，“什么人或人们，饶什么舌头？我们想要的是让保罗·蔡平去他该去的地方。这种企图模棱两可——” “您让我很吃惊，卡伯特先生，”沃尔夫叹了口气，“我如此措辞，主要是因为有两位精明的律师在场，我不想让他们挑出错。目前的情况使您认定保罗·蔡平就是凶手，所以您不太冷静。给蔡平先生判个谋杀罪，并不能使我彻底免除你们的担心。因为如果我这样做，而调查结果表明他是无辜的，就会有两个问题。首先，为了拿到钱，我必须给他下套，这对他不公平，对我来说也麻烦。其次，犯下这些罪行的真正罪犯将逍遥法外，继续他的事业，而你们这些先生将继续恐惧或死亡。我希望能包括——” “胡说，”卡伯特不耐烦地把备忘录推到一边，“我们认定就是蔡平。我们知道就是他。” “我也这样想。”沃尔夫点点头——向下、向上，然后恢复常态，“是的，我认为你们应该害怕蔡平。但在准备这份备忘录时，我想最好涵盖所有可能性。作为律师，您一定会同意我的观点。毕竟，我们了解什么？非常少。比如，安德鲁·希巴德会不会懊悔过度，于是替你们的受害者报仇雪恨？‘你们理应杀了我。’会不会杀死两个人后，他觉得不堪忍受，就到什么地方自行了断？这与我们目前所知并不矛盾。或者，会不会你们中另外有人，甚至别的什么人，要报私仇，于是借蔡平的事布下迷魂阵？也许是您，卡伯特先生，或伯顿大夫，或迈克·艾尔斯……谁都有可能。您说我在胡说，我真的也这样想，但何不涵盖所有可能性呢？” 卡伯特又开始读备忘录。朱利叶斯·阿德勒起身走到桌边，和他一起看。有人在窃窃私语。迈克·艾尔斯瘫在椅子里，手插兜，双眼紧闭。朱利叶斯·阿德勒说： “最后一条假设没必要。关于共同分担总金额，我们没有分歧。” 沃尔夫脸颊上的皱纹微微现出。“我同意，阿德勒先生。我不会坚持己见的。事实上，我是故意加了这一条，以便你们把它剔出去。” 阿德勒咕哝了一声。花商德拉蒙德，还有普拉特和阿瑟·科默斯也在一起看备忘录。闻听此言，德拉蒙德又开始咯咯笑。卡伯特皱着眉，看着沃尔夫说：“不是你反应快，对吧？” “还可以。我真的不擅长讨价还价，我太坦率。这是我克服不了的性格缺陷。比如，我给你们的提议，我只能提出来然后说要么接受要么拒绝。为弥补这个缺陷，我只好把提议写得很诱人，使你们不忍拒绝。” 突然，我看到卡伯特的脸上飘过一丝笑容，我很吃惊，有那么一秒钟，我居然差点儿喜欢上他。他说：“当然。我很同情您的缺陷。” “谢谢，”沃尔夫把目光转向其它人，“怎么样，先生们？我还想再提两点。首先，在备忘录中，我没有规定你们必须与我合作，但我当然希望你们能与我合作。没有你们的帮助，我将寸步难行。我希望我可以让古德温先生和我的另一位下属在任何合理时间拜访你们，我本人也想与你们中的几位谈一谈。可以吗？” 有三四个人点了点头。和几个人一起聚在桌边的乔治，普拉特说：“我没问题。”卡伯特大大方方地一笑，嘀咕道：“别忘了您的缺陷。” “好的。第二点，关于钱。在我看来，我列出的金额够用，但并非高得离谱。如果我不能使你们满意，我将一无所获，因此我想知道，为了不再为恐惧所扰，目前盖恩斯先生是否愿意付我八千美元，伯顿大夫付我七千，迈克·艾尔斯先生付我一百八十美元？我想你们同意，我列出的金额与你们的支付能力是相匹配的。” 大家又点点头。他在把他们往他的路上引，并且快搞定了。我暗暗笑道：“老板，你真棒，没别的，你就是棒。”波士顿来的李·米歇尔又开口了： “我当然无法完全替科拉德和盖恩斯先生做主。但我想我可以这么说，或许您能把他们俩算在内。我今晚回波士顿，明天他们会给您打电话。” 卡伯特说：“您可以把埃尔克斯的名字划去。他一个子儿都不会给您。” “不会吗？” “不会。他像安迪·希巴德一样感情用事。他宁愿看到我们全被杀死，也不愿帮忙逮住保罗·蔡平。” “是这样。纵容反复无常的情感干扰头脑，真是糟透了。我们走着瞧吧，先生们。目前，有一点我想确认。坦白说，我不希望你们中任何人，在将来某个时间，说什么我的冷酷和复仇出乎你们意料，并非你们所愿。我所理解的是你们都认为保罗·蔡平是杀人犯，他以谋杀威胁你们，他应该被绳之以法，应该被揭露，被定罪，然后被处死。我会让古德温先生点名。如果你们认为我的理解是正确的，请回答‘是’。” 他冲我点点头。我拿起标有来宾的名单。还没开始点名，李·米歇尔就说：“在这一点上，我可以代表科拉德和盖恩斯先生。他们的回答是完全同意。” 人群中有些骚动，但没人说话。我念道：“费迪南德·鲍恩。” 这位经纪人嗓音嘶哑，但坚定地说：“是。” “洛林·A伯顿大夫。” 起初无人回答，接着伯顿咕哝道：“不。”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所有人都看着他。他环顾四周，咽了口唾沫，突然大声说：“胡说！是，当然！罗曼蒂克的胡言乱语。是！” 法雷尔对他说：“我本该料到。奇怪，你居然不是第一个。” 我继续念：“奥古斯都·法雷尔。” “是。” 我接着点到其它人，德拉蒙德、卡伯特、普拉特、拜伦、阿德勒、科默斯。他们都说“是”。我念道：“迈克·艾尔斯。”他仍瘫在椅子里。我又念了一遍他的名字。坐在他旁边的法雷尔戳了他一下。“迈克！嘿！说‘是’。”迈克·艾尔斯动了一下，眼睛露出道缝，嚷道：“是！”又闭上眼。 我转向沃尔夫：“都点到了，先生。” 弗里茨去门廊开门时，我通常都能听到，但这次没有。因此，看到办公室的门打开，我吃了一惊。其它人看到我往门口看，也往那边瞧。弗里茨走进来三步，等着沃尔夫对他点头示意。 “有位先生要见您，先生。他没有名片。他说是保罗·蔡平先生。” “真的，”沃尔夫没有动，“是这样。请他进来。” <hr /> 注释： 第六章 弗里茨回到门廊去迎客。我忘了赌一把——也许沃尔夫没忘，我不知道——我该留心看看客人们脸上的表情，可我只顾盯着门了。我想其它人也和我一样，除了沃尔夫。我听到保罗·蔡平的拐杖咚咚地敲打着门廊的橡胶地砖。 他一瘸一拐地进来，走几步停下了。桌边围了许多人，因此，从他那个角度看不到沃尔夫。他看了看那群人，又看了看周围坐着的人，头扬了两次，下巴抬高，活像一匹企图挣脱缰绳的紧张的马。他说：“大家好。”又往前拐了几步，直到能看到沃尔夫，但他先迅速瞥了我一眼。他距离我不到八英尺，身着晚宴服，不算高，还略微偏矮。称不上皮包骨头，但脸部骨骼轮廓清晰可见——双颊扁平，没有特色的鼻子，浅色眼睛。当他背对我，面朝沃尔夫时，我看到他的外套没能完全盖住右侧后兜，我把跷着的腿放下，脚收回，以防不测。 无人回应。他又环视一圈，目光重新落回到沃尔夫身上，微笑着说：“您是沃尔夫先生？” “是的，”沃尔夫的手指交叉在他的肚子上，“您是蔡平先生。” 保罗·蔡平点点头。“我从剧院过来，他们把我的书改编成了戏剧。然后我想，来这儿看看吧。” “哪本书？我都读过。” “您都读过了？没想到……《铁蹄》。” “哦，那本。祝贺您。” “谢谢。希望您不介意我的造访。我当然听说了此次聚会。三个朋友告诉我的。利奥·埃尔克斯、罗雷·伯顿和亚历克斯·德拉蒙德。您可别怨他们，也许除了利奥。我想利奥的用意是好的，但另外两位是要吓唬我。拿妖怪吓唬人，受害者总得知道那妖怪有什么慑人威力，才能被吓住呀。不幸的是，我没听说过您。您挺厉害，是吗？” 蔡平一开口，就盯着沃尔夫，根本不顾别人。这些人看他的表情则各不相同：波士顿来的米歇尔是好奇；鲍恩板着脸，毫无表情；卡伯特怒气冲冲、坐立不安；迈克·艾尔斯拉长着脸，一副厌恶的神情……我逐个看了一遍。突然，伯顿大夫离开椅子，大步走到桌前，一把抓住蔡平的胳膊，对他说： “保罗，看在上帝的分上，走吧！真是可怕！走吧！” 花商德拉蒙德插进来，由于过分紧张，他那受过训练的男高音变成了刺耳的尖叫。“太过分了，保罗！我们已经——我已经——你这只臭老鼠，杀人犯！” 众人的紧张情绪顿时一泻而出，七嘴八舌地说起来。沃尔夫厉声呵斥他们：“先生们！蔡平先生是我的客人！”他看着靠在拐杖上的蔡平说：“您不该站着。拿把椅子，阿奇。” “不必，谢谢。我马上就走。”蔡平微笑着环顾众人，那本该仅仅是个恬美的笑容，但他那双浅色眼睛毫无笑意。“我已经站了二十五年，靠这一只脚站着。你们当然都知道，无须再说。如果我的造访令你们不快，请原谅。我无论如何都不想搅你们的局。你们每个人对我都那么好，这一点你们很清楚。说句文绉绉、肉麻点儿的话——你们为我减轻了生活的重负。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我已经跟你们说了一千遍了。当然，既然我好像已找到自己的事业，既然我已独立——单脚立，”他再次微笑着环顾众人，“余下的旅途，我将走自己的路，不再需要你们的帮助，但感激之情会长存我心。”他转向沃尔夫，“就是这样。但我来这儿，不是为了说这些话，我是来找您的。我想您也许是位理智的明白人，是吗？” 沃尔夫看着他。我自忖道，当心，保罗·蔡平，当心他那半闭的眼睛，听我一句，闭嘴，赶快走。沃尔夫说： “我有时能到那个高度，蔡平先生。” “但愿我能信您，能到那个高度的没几个。我只想说。有人狡猾地布下迷魂阵，我的朋友们为追寻幻影，已经浪费了许多时间和金钱。跟您直说吧，沃尔夫先生，我很吃惊，他们竟然怀疑我，他们知道对他们的好心肠，我是多么感激不尽！真的，不可思议。我对您说这些，是不想让您也浪费时间和金钱。您不会傻到去追寻幻影吧？ “您放心，先生，我不好动，什么都不会追。但也许——既然您已把自己完全择出去——也许您能解释一下这些令您的朋友们忐忑不安的事？或许对我们有所帮助。” “恐怕不行，”蔡平遗憾地摇了摇头，“当然，这看起来实在像场恶作剧，但我不知道——” “谋杀不是开玩笑，蔡平先生。死亡不是玩笑。” “哦，不是？真的，不是？您肯定吗？打个比方。拿我来说吧，保罗·蔡平。您敢肯定我的死不是玩笑？” “为什么是玩笑？” “当然了。一场鬼哭狼嚎的反高潮。想想我的经历，死亡在恐惧面前还有什么可炫耀的，真是可笑至极。所以我才对我的朋友们感激不尽，感谢他们的周到，他们的关切——” 后面传来一声吼叫打断了他。那是一声痛彻心扉的吼叫，是伯顿大夫的声音：“保罗！保罗！看在上帝的分上！” 蔡平以那条好腿为轴，转过身。“什么？”他的声调丝毫没有提高，却多了份轻蔑，由浓转淡，渐行消退，“什么，罗雷？” 伯顿无言地看着他，摇摇头，目光转向别处。蔡平转身对着沃尔夫。沃尔夫说： “这么说您坚持玩笑理论。” “不是坚持，是有这种可能。沃尔夫先生，我所关心的仅仅是，我的朋友们误以为我对他们构成威胁。为此我很难过。他们竟然怕我。怕我！我很难过，真的很难过。要想造出一个比我还老实巴交的人，那可难了。我自己还害怕呢！什么都怕，这是我的天性。比如，由于我可悲的身体缺陷，我总是害怕这样或那样的袭击，我总是带着武器。您看——” 保罗·蔡平把我们都带跑了。随着他把右手背到身后，手指在晚装下摸索，人群中发出两三声惊叫，我噌地跳起来。我的动作较猛，他又是靠拐杖站着，差点被我撞翻，好在我抓住了他的右手腕，他才没摔倒。我用左手从他的后兜里掏出手枪。 “阿奇！”沃尔夫厉声对我说，“放开蔡平先生！” 我松开他的手腕。沃尔夫仍旧厉声说：“把他的——东西——还给他。” 我看着枪，三二手枪，老式的，一眼就知道没上子弹。保罗·蔡平伸出手，浅色眼睛毫无内容。我把枪放在他手里，他就那么张开手掌托着枪，好像那是一盘苹果酱。 沃尔夫说：“讨厌，阿奇。要不是你，蔡平先生就能好好表演一番了。我能理解，蔡平先生。很抱歉。我能看看那把枪吗？” 蔡平把枪交给他，他仔细审视，把弹膛拆下，又装回去，上膛，扣扳机，翻来覆去地看。他说：“丑陋的武器。我怕，枪总是令我害怕。我能拿给古德温先生看看吗？” 蔡平耸耸肩，沃尔夫把枪递给我。我把枪拿到台灯下，仔细查看；上膛，看到了沃尔夫所看到的，笑了笑。我抬头看见保罗·蔡平在看我，便收起笑容。你仍然可以说他的眼睛没有任何内容，但在他眼睛背后，有某种东西，是我不愿看到的。我把枪还给他，他又把枪装到后兜里，满不在乎地半是对我，半是对沃尔夫说： “就这东西，您看到了。心理安慰而已。从我的朋友安迪·希巴德那儿，我学到了许多心理学。” 场面有些乱。乔治·普拉特走上前，瞪着保罗？蔡平，手在身体两侧握成拳，结结巴巴地说：“你——你这条毒蛇！你要不是个臭瘸子，我早就揍瘪了你，那样你就别想害人了——” 蔡平泰然自若：“没错，乔治。我是怎么变成臭瘸子的？” 普拉特毫不让步。“有我一份，那是过去的事了。的确有我一份。那是场意外，我们都有意外，也许不像你那么严重。天哪，你就不能忘了吗？你还算个男子汉吗？你是哪根筋拧了劲儿——” “哪根都没有。男子汉？不算。”蔡平打断他，只是咧嘴冲他笑了笑，又看看众人，“你们这些人倒都是男子汉。不是吗？全都是。上帝保佑你们。说得不错，都是靠上帝保佑。试试吧。我曾试过。现在我要告辞了。”他转向沃尔夫，“再见，先生。我该走了。谢谢您的款待。我想我没太让您伤脑筋吧。” 他冲沃尔夫和我微微颔首，转身离开。沃尔夫叫住他之前，他的拐杖已在地毯上响了三次。 “蔡平先生，我差点忘了。能再耽搁您几分钟吗？就一个小——” 尼古拉斯·卡伯特插进来：“看在上帝的分上，沃尔夫，让他走吧——” “请不要说了，卡伯特先生。可以吗，先生们？帮个小忙，蔡平先生。既然您毫无恶意，而且像我们一样急切地希望您的朋友们摆脱困境，我相信您会帮我做个小试验的。我知道，这在您看来莫名其妙、毫无意义，但我还是想试试。能帮个忙吗？” 蔡平转过身。我觉得他看似很谨慎。他说：“请说吧。什么事？” “很简单。我想，您用打字机吧？” “当然。我的文稿都是自己打的。” “我们这儿有台打字机。劳驾您能否坐到古德温先生的桌边，我念，您打。” “我为什么这么做？”他犹豫了，显然很谨慎，他环顾四周，看到有十二双眼睛在盯着他，接着他笑了，若无其事地说，“这件事嘛，有什么不能做的？”他一瘸一拐走到我这儿。 我把打字机打开，上好纸，起身，把我的椅子拉给他。他摇摇头，我让到一边，他把拐杖靠在桌边，坐下，用手将那条坏腿搬到桌子下面。众人鸦雀无声。他回头看着沃尔夫说：“我打字较慢。要隔行打吗？” “不隔行，这样更像原件。准备好了吗？”沃尔夫突然提高声调，以厚重的嗓音念道，“你们理应杀了我——逗号——看最后一丝卑微的叹息——” 全场寂静，足足十秒钟。然后蔡平的手指开始动，打字机嗒嗒作响，坚定而迅速。我看着打出来的字。四个字，到第五个字时，犹豫了。打到“killed”第二个“l”时停下了，彻底停下。又是一片寂静，甚至能听到羽毛飘落的声音。打破寂静的是保罗·蔡平。他动作并不快，但很决然。他把椅子向后一撤，站起身，拿起拐杖，咚咚地走了，从我身边擦过，阿瑟·科默斯不得不给他让路。快到门口时，他停下，转过身，似乎还是那么平静，从我的角度来看，他的浅色眼睛没有任何变化。 他说：“但凡真正的试验，我都不会拒绝，可我不想被愚弄。哦，我是指智力试验，不包括低级的、一目了然的狡诈。” 他转过身。沃尔夫咕哝道：“阿奇。”我出去帮他穿上外套，打开门。 <hr /> 注释： 第七章 等我回到办公室，每个人都在唧唧喳喳。迈克·艾尔斯去餐桌那儿拿酒了，有三四个人和他同去。伯顿大夫手插兜，皱着眉在听法雷尔和普拉特说话。沃尔夫的两手已松开，一根手指蹭着鼻子，看得出心潮起伏。我走到他的桌边时，卡伯特律师正对他说： “我认为您会拿到酬劳的。我开始明白您为何如此著名了。” “我可不会为恭维话打折，先生，”沃尔夫叹口气，“在我看来，如果我拿到了酬劳，那可是物有所值。您的朋友蔡平先生可是块硬骨头。” 卡伯特点点头。“保罗·蔡平是位变态天才。” “所有天才都变态，包括我自己。不过说起变态，生命何尝不都如此。这种疯狂而无用的物质发酵体，本来是要静静地占据某个空间。但是，哎呀，我们却在这旋涡里，我们能想到的生存下去的唯一办法就是挖空心思，和它一起转。保罗·蔡平怎么就成了这种变态？我是指那起著名事故。跟我说说。我知道是在大学发生的，是欺负新生。” “对。太可怕了，”卡伯特坐在桌边，“真是太可怕了，但上帝呀，别人，战争，比如说……哦，好吧，我觉得保罗本来就变态。他是新生，我们至少都上二年级了。您知道‘场子’吗？” “场子？” “在哈佛。” “从未去过。” “哦。宿舍楼——塞耶楼。就在塞耶中门——‘地狱角’。我们在楼下开啤酒会，还有校外的一些人，所以盖恩斯和科拉德也恰巧在那儿。我们玩得很高兴，大约十点，有人进来说回不了房间了，钥匙落在了屋里，门是撞锁。我们自然都开始鼓掌。” “真伟大，忘带钥匙？” “哦，不是。我们是在为机会鼓掌。从走廊窗户，或其它屋子的窗户爬出去，沿墙外窄沿，可以通往任何一间锁着的屋子，能从窗户爬进去。这可需要技巧——为了进最高法院。我现在是不会这么干了，但我上大一时是干过的，许多人都干过。一旦哪位高年级学生忘带钥匙，就会抓个新生为他服务，哈佛的传统。这也没什么，年轻人很敏捷。就这样，当那家伙——安迪·希巴德——宣布被锁在门外后，我们自然想给新生点儿颜色看。我们四处寻摸这个倒霉蛋。有人听到走廊里有声音就向外看，看到有人路过就把他叫了进来。是蔡平。” “他是新生。” 卡伯特点点头。“保罗很有个性，那时他身上就有股劲儿。也许他已经变态了。我不是心理学家。安迪·希巴德跟我说……不过这对您没什么用。反正我们本来不想招惹他，他却碰巧落在我们手里。明白我们的意图后，他还挺冷静。他问安迪住哪一层。我们告诉他四层，要上三层楼梯。他说很抱歉，他干不了。费迪·鲍恩对他说：‘怎么，你又不是瘸子，对不对？’后来发生的事让我们记住了这句话。蔡平说他很健康。天生严肃的比尔·哈里森问他是否有恐高症。他说没有。我们拥他上了楼梯。一般来说，上楼看热闹的也不过十二个人左右，但由于蔡平对这事的反应，我们上去了三十五个人。我们没碰他。他自己上去的，因为他知道如果拒绝会发生什么。” “会发生什么？” “哦，那些事。看我们想到些什么了。您了解大学的孩子们。” “不怎么了解。” “好吧。他接着走，我永远忘不了他倒着爬出走廊窗户时的那张脸，纸一样白，还有些异样的表情，我不知道是什么。我很担心。安迪·希巴德也很担心，他跳上前让蔡平回来，他要自己去。旁边的人抓住安迪说别犯傻了。所有能挤到前面往外看的人都这么说。月色很好。还有些人跑到别的屋里，往窗外看。蔡平上了外沿，直起腰，走了几步，他的手使劲往前伸，想要抓住下一扇窗。我没看见，我没在看，他们说他突然开始哆嗦，然后就掉了下去。” 卡伯特停下来，从口袋里掏出烟盒，点燃一支烟，拿火柴的手颤颤巍巍。他吸了两口，说道：“就这些，就是这事。” 沃尔夫咕哝道：“您说有三十五个人。” “是的。是有这么多，”卡伯特又吸了口烟，“我们当然凑了些钱，尽量妥善处理。他在医院里住了两周，做了三次手术。我不知道他是从哪儿拿到了我们的名单，或许是从安迪那儿。安迪对这事儿很过意不去。不管怎样，他写了首诗以示感谢，出院那天，给我们每人一份。诗写得很有技巧。我们当中只有一个明白人看懂了这是怎样一份感谢，就是皮特尼·斯科特。” “皮特尼·斯科特是出租车司机。” 卡伯特扬起眉：“您可以写我们的班史了，沃尔夫先生。皮特是一九三〇年开始喝酒的，大萧条时期的受害者。不像迈·艾尔斯，为了烦别人，他是为了毁掉自已。我看到您打算收他五美元。我来付。” “真的？这么说你们打算接受我的提议？” “我当然接受。我们都接受。您是知道的。我们还能怎么办？我们的生命受到了威胁，这点确凿无疑。我真是不明白，如果保罗有此企图，他何必要等这么久？也许是最近的成功使他具备了这样做的信心，也许是赚的钱使他得以将计划付诸实施。不知道。我们当然接受您的提议。您知道吗？一个月前，阿德勒、普拉特和鲍恩曾认真讨论过是否雇些歹徒把他干掉。他们请我一起商量，我不干——谁都有些原则碰不得，我想那就是我的原则——他们放弃了这个想法。我们还能怎么办？警察无能为力，可以理解，不怨他们；对许多类人，他们都能对付，但对保罗·蔡平却无计可施——我承认他很有本事。一个月前，有三个人雇了侦探，还不如把童子军找来。他们花了几天时间找打出那份警告的打字机，一无所获；即便找到了，也不能认定是保罗·蔡平打的。” “是呀，”沃尔夫按铃叫弗里茨进来，“你们雇的侦探找过我，让我随意使用他们搜集到的情报——但要经你们同意。”弗里茨来了，沃尔夫点头示意要杯啤酒，“卡伯特先生，蔡平先生说你们杀死了他的男人气。什么意思？” “嗯……舞文弄墨嘛，对吧？” “也许可以这么说。那仅仅是句诗，还是他有意要说些什么？” “我不知道。”卡伯特垂下眼睛。我在一旁看着，心想他还真窘，看来，他的爱情生活也有解不开的结，嗯，帅哥？他接着说：“我说不清，估计我们当中没人能说清。您得问他的医生。” 又有人插话。朱利叶斯·阿德勒和亚历克斯·德拉蒙德几分钟前已经走过来，在一旁听着。阿德勒过来，我想是因为他是律师，律师都不信任律师，德拉蒙德过来是因为他是男高音。我还没见过哪个男高音不好奇。这时，德拉蒙德咯咯笑着，大声说： “或者他妻子。” 沃尔夫嚷道：“谁的妻子？” “嘿，保罗的。” 据我回忆，如果说这七年，我只见过沃尔夫吃惊三次，这就是第四次。他居然在安乐椅里动了动。他看着卡伯特，而不是德拉蒙德，问道：“什么鬼话？” 卡伯特点点头。“没错，蔡平有妻子。” 沃尔夫倒了杯啤酒，一口喝掉半杯，停了一秒，又一口喝掉剩下的半杯。他左右看了看找手绢，手绢掉在地上了。我从我的抽屉里拿了一块给他，他擦了擦嘴。 他说：“给我讲讲她。” “嗯……”卡伯特不知该如何措辞了，“可以说保罗·蔡平处处变态，他妻子就是其中一处。她名叫朵拉·里特。他们三年前结婚，住在佩里大街的一所公寓里。” “她是什么样的人？她是谁？” 卡伯特又不说话了，这次他不像是在琢磨如何措辞，倒像是在盘算如何脱身。终于，他说：“我不明白，我真的不明白这对您有什么用，但我估计您以后也得问这事。不过我不愿——您最好让伯顿亲口告诉您。”他转身叫道：“罗雷！到这儿来一下。” 伯顿正和桌边那群人在一起，边聊边喝着掺苏打水的威士忌。他回头看了看，对建筑师法雷尔说了几句，走到沃尔夫的桌边。卡伯特对他说： “沃尔夫先生刚才问我保罗的妻子是谁。也许我没必要这么谨慎，但我还是想让你跟他说。” 伯顿看着沃尔夫，皱着眉，又看了看卡伯特，有些愠怒地说；“你为什么不说？别人为什么不说？大家都知道。” 卡伯特笑了：“我说了也许我过于谨慎。” “我想你的确过于谨慎了，”伯顿转向沃尔夫，“朵拉·里特曾是我雇的女佣。她大约五十岁，相貌极其平平，能干但令人不舒服，像湿皮靴似的顽固。保罗·蔡平一九三一年和她结婚。” “他为什么和她结婚？” “我又不是他，怎么知道？蔡平心理变态。” “希巴德先生也这么说。她是哪种女佣？” “哪种？” “比如，她是在您办公室里干吗？” 伯顿皱着眉头。“不，她是我妻子的女佣。” “您认识她有多久？蔡平认识她有多久？——等等，”沃尔夫摇了摇食指，“请您多担待，伯顿先生。我刚受了刺激，所以语无伦次。保罗·蔡平的小说我都读过，所以想当然地以为我已经相当了解他，他的性格、脾气、思维方式、行为处事的方式。我以为他怎么也不会接受传统婚姻的，不论是出于情感原因，还是实际原因。得知他有妻子，我实在是太惊讶了，简直是绝望。我得刨根问底，把她摸清楚。” “哦，是这样，”伯顿冷冷而坚定地上下打量着他，“我还是自己说吧。不过是些家长里短，”他扫了一眼众人，“我知道，当然那些话不会传到我耳朵里。我不愿说，仅仅因为……不是什么好事。” “好的。” “的确，不是什么好事。我想您不知道我们这些人中——我们这群人——只有我上大学前就认识了保罗·蔡平。我们是同乡，一个镇的，可以说，我和他一起长大。他爱上了一个女孩儿。我认识她——只是我认识的女孩儿中的一个，没别的。他迷上了她，在他的不懈追求下，他上大学前，终于和她有了进展。然后就出事了，他瘸了，全完了。在我看来，他们俩分手是迟早的事，不管有没有那起事故。我放假没回家，利用暑假找些活儿干。从医学院毕业后，我才回去看了看。我发现那女孩儿已经出落得……就是……我和她结婚了。” 他回头看了看卡伯特律师递来的烟盒，摇摇头，又转向沃尔夫，接着说：“我们到了纽约。在事业上，我挺走运。我对病人态度好，又擅长洞察人心，特别是女人。我挣了很多钱。我想是在一九二三年吧，我妻子雇了朵拉·里特——没错，她和我们在一起有八年了。她的才干犹如黑鬼耳垂上的珠宝——” “黑人。” “嗯，就是黑鬼。有一天，保罗来找我，说要和我妻子的女佣结婚。所以我说不是什么好事。他把这事儿闹得很不愉快。” 沃尔夫略一点头。“我能想象，他会说这决定改编自古老的陪读习俗。” 伯顿大夫吓了一跳，猛地一抬头，盯着他。“您是怎么知道的？” “他真这么说了？” “他说了，他用了‘改编’一词。” “我猜他会想到这个词。”沃尔夫挠挠耳朵，我知道他颇为得意，“我读过他的小说，对他的思维模式和所偏爱的典故不陌生。好吧，他们结婚了。当然，她身上只闪耀着一颗珠宝，其它都是渣子，不堪一提。我应该不算挑剔吧？他们在一起幸福吗？您又见过她吗？” “不常见，”伯顿犹豫片刻，接着说，“我很少见到她。她每周来一两次给我妻子做头发，有时还做些针线活儿。我通常不在家。” 沃尔夫咕哝道：“有点才，就会干上瘾。” 伯顿点点头：“我也这么想。我妻子也离不了她。朵拉是个一流女巫。” “好，”沃尔夫喝了口酒，“谢谢，大夫。人常说，再差劲的人也有人爱。蔡平先生的感情生活不再让我闹心了，和我的假设相符。哦，或许这还澄清了另一件事。对不起——阿奇，你能把法雷尔先生请到这儿来吗？” 我找到法雷尔，带他过来。他情绪挺高，威士忌给他注入了活力。他友善地看了沃尔夫一眼。 “法雷尔先生，今晚早些时候，您对伯顿大夫说奇怪他居然不是第一个。我想您是说他不是蔡平先生的第一个受害者吧。那句话有什么特别含义吗？” 法雷尔看上去很不安。“我说过吗？” “说过。” “我忘了。我想我当时是开玩笑吧，不知道。” 沃尔夫耐心地说：“伯顿大夫刚刚给我讲了蔡平先生的婚姻状况以及他妻子婚前的职业。我想也许——” “哦，他已经说了，”法雷尔扫了伯顿一眼，“那您还问我？” “肝火别那么旺，法雷尔先生，还是让我在平和的气氛中救您一命吧。您那句话是这意思吗？” “当然。但这和罗雷·伯顿的私生活扯得上吗？和我的私生活，和别人的私生活扯得上吗？我想我们付您钱，是要让您阻止——” 他突然停下，看看众人，脸红了。他以一种完全不同的口吻结束了对沃尔夫的讲话：“请原谅，我一时忘了。” “忘了什么？” “没什么。就是不关我的事。一共五万多美元，您只要我付十美元。您的消息来源更新很及时。您知道这四年建筑师的处境吗？包括好的建筑师。我在一九二八年设计了巴尔的摩的新市政厅，现在却不能——您不想建些什么吗，沃尔夫先生？电话亭、狗窝，什么都行，我很乐意为您设计——哦，去他的。我在这儿只是挂个名，吃白食。来吧，罗雷，喝干你的酒。你该回家睡觉了，你比我还憔悴。”他挽住伯顿的胳膊。 刚走几步，听到沃尔夫说话，又停下了。“法雷尔先生，您的十美元和科拉德先生的九千美元，对我来说，同样重要。如果您有什么话——” “见鬼，没有，我什么话都没有。我也不想贡献我那十美元——我要用它买威士忌。” 乔治·普拉特对卡伯特说：“来，尼克，来点点心。”他们俩跟着法雷尔和伯顿一起走开了。只有亚历克斯·德拉蒙德还和沃尔夫待在墙角的桌边，他刚要和大家一起走，突然又转回来，闪闪发光的小眼睛看着沃尔夫。他凑上前，压低声音说： “呃，沃尔夫先生，您的消息来源很不错呀。” 沃尔夫看也没看他就说：“最棒的。” “我想也是。格斯·法雷尔这两个月来还真没赚什么钱，不过我知道您已经发现了。呃，我是想，您能不能给我说说名单上的另一位。好奇而已。” “我没必要满足您的好奇心。” “是没必要。我只是在想，您为什么要盖恩斯付八千美元，伯顿七千美元，等等。鲍恩只要一千二？他可是在华尔街干——我是说来头不小啊。不是吗？加尔布雷斯-鲍恩公司……”德拉蒙德把声音压得更低了，“坦白说，不仅仅是好奇……我在他那儿有些投资……” 沃尔夫看了看他，目光转向一边。我当时以为他根本不会回答这个问题，但我错了，他闭着眼说：“用不着贬低您的投资，这不会影响我对您的要价，金额已算好，记录在案。至于您的问题，我的消息来源也许是最棒的，但并非不会出错。如果鲍恩先生抗议我小瞧了他，我会重新考虑。” “当然，”德拉蒙德附和道，“但要是您能私下告诉我——” “请原谅。”沃尔夫睁开眼，抬起下巴，稍稍提高声调说，“先生们，先生们？能跟你们说句话吗？” 有三四位离开书架边的角落，还有几位喝高了的离开了早餐桌，大家陆续走到他的桌边。有两三个人仍坐在椅子里。德拉蒙德脸皮太厚，经过沃尔夫的打磨，也没磨出半点红色，快步走到最远处。迈克·艾尔斯砰的一声倒在椅子上，叉着双腿，不管不顾地打了个大哈欠，突然又紧闭双唇，像是吓了一跳，气愤而警惕。我有个念头，想过去把他打发走，但又一想，他是不会走的。不过，沃尔夫开始彬彬有礼地下逐客令了： “时间太晚了，我不想再耽搁你们。我想我们已达成一致——” 阿瑟·科默斯打断了他。“我马上就得走，赶去费城的子夜车。您想让我在那东西上签字吗？” “谢谢，先生。现在不必。我要删掉一句话。我会请卡伯特先生明天上午去他的办公室帮我做些副本，好发给大家。”他看了律师一眼，卡伯特点点头，“谢谢。还有件事与此相关，法雷尔先生，我想给您个建议。您破产了，但您有张聪明人的脸。破产并不丢人，只是一场灾难。我需要您帮忙。比如，把备忘录的副本带给或寄给今天没到场的那些人，使他们合作。我付您每天二十美元。还会有些别的杂事。” 建筑师盯着他。“您可真够意思，沃尔夫先生。上帝呀，难道不是吗？但我不是侦探。” “我不会要求太多，也不指望您英勇无畏。” “好的，”法雷尔笑了，“二十美元挺不错。” “好。明天十一点到这儿来。伯顿大夫，您与保罗·蔡平打小就认识，所以对我来说，您地位特殊。明晚能共进晚餐吗？” 伯顿毫不犹豫地摇了摇头。“对不起，没时间。” “晚饭后，您能来找我吗？请原谅我没问是否可以去拜访您。我实在不愿离开家。” 但伯顿又摇了摇头。“对不起，沃尔夫先生，我来不了。”他犹豫片刻，接着说，“坦白说，我不愿来。我心软，虽然不像安迪·希巴德和利奥·埃尔克斯那么心软。今晚，对您问的那个问题，我回答说是，尽管您的措辞露骨至极。当然您是有意为之。我说了是，我会付我那份钱，但到此为止。我不会参与商讨如何揭露保罗·蔡平的罪行，给他定罪、处死。哦，别误会，我并非要装什么君子，我很清楚仅仅是性格偏见使然。要说护着保罗，使他免遭报应，我连一根手指头都不会动。事实上。就他和我之间的个人恩怨而言，我也可以像他一样，诉诸暴力以击败他。” “您可以吗？”沃尔夫睁大了眼睛看着他，“您是说您已经准备好了？” “没什么特殊准备，”伯顿看上去有些恼怒，“反正也没关系。涉及保罗·蔡平，我总是说得太多。我多么希望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人。在这点上，当然我们都一样。我只是想……好吧，在我书房的抽屉里，有一把自动手枪，放在那儿许多年了。上周某天晚上，保罗来找我。当然，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欢迎他来我家，尽管他很少来。这一次，由于最近发生的事，我跟管家说让他在会客厅等。去会客厅之前，我先从抽屉里拿出枪，放在衣兜里。这就是我要说的。如有必要，我完全可能自己用暴力解决。” 沃尔夫叹了口气。“对您的软心肠，我很遗憾，伯顿大夫。但您能否告诉我们蔡平先生是在哪天晚上找您的，他要做什么？” “这对您没用，”伯顿直截了当地说，“是私事——不过是些神经质的胡说八道。” “有人也这样评价拿破仑的帝国梦。好吧，先生，不管怎样，系好您那残存的人性破布条，在这方面，一丝不挂的人已经够多了。我得想法干我的事，还不能把您剥个精光。我想问一句，先生们，你们中谁和希巴德先生的关系最好？” 他们彼此看了看。乔治·普拉特说：“我们和安迪的交情都一般。”朱利叶斯·阿德勒插嘴说：“要我说，我们当中罗兰·厄斯金是他最好的朋友。我敢说其次就是我。” “演员厄斯金？”沃尔夫看了看时钟，“我以为他会在散场后来找我们，现在还没来。想必他在工作。” 德拉蒙德说：“他参加了《铁蹄》的演出，他是主角。” “那他可无法正点吃饭了，”沃尔夫看了看朱利叶斯·阿德勒，“您明天下午两点能到这儿来吗？带厄斯金先生一起来？” “也许吧，”律师看来有点烦，“我想能办到。您就不能到我办公室来吗？” “对不起，先生。相信我，真的很抱歉，但我知道我自己的习惯，看来实在是不可能。如果您能带厄斯金先生来——” “好吧。我看着办吧。” “谢谢。您得赶快走了，科默斯先生，要误车了。这也是我为什么待在家里，这是最好的理由。先生们，生意上的事就这些。刚才对科默斯先生说那些话时，我突然想到，不论是在印刷术发明之前还是之后，没有哪篇神学论文、政治或科学条款像铁路运输时刻表那样刻板教条、偏颇武断、令人不悦。如果你们中有人愿意多留半小时，帮我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整晚都一言不发的杂志编辑拜伦，这时突然来了精神。他站起身，脑袋挤过两个肩膀，好看到沃尔夫。“要知道，这个观点可以扩充为一篇一流的小文章。六七百字。‘轮子的独裁’，可以起这个名，旁边配上彩色高速行驶的火车、飞机和洋轮图片。当然，洋轮没轮子，但您可以写点这类的东西——如果我能说服您，沃尔夫先生——” “恐怕您只能令我发蒙，拜伦先生。” 卡伯特律师笑了。“我还没见过比您更难蒙的人，哪怕是艾迪·拜伦。晚安，沃尔夫先生。”他拿起备忘录，折好，放进兜里，“明天上午寄给您。” 他们准备走了。普拉特和法雷尔把迈克·艾尔斯拽起来，拍了拍他的脸。拜伦又想要劝沃尔夫，被阿德勒拽走了。科默斯已经走了。其它人都陆续走到门廊，我走出去站在一旁，等他们戴上帽子，穿好外套。鲍恩和伯顿一起来，现在又一起走了。我拉着门，好让普拉特和法雷尔把迈克·艾尔斯拽出去，他们是最后一批。 关上门，插好，我去厨房拿罐牛奶。弗里茨坐在那儿看法文报纸，尽管他喜欢饭后换拖鞋，但现在还穿着管家鞋，为了记住刚才那场混战在他的脚趾、脚背上留下的印迹。他说：“我可以帮你拿牛奶，阿奇，跟我说一声就行。”我说：“我只要能喝牛奶，就能来拿牛奶。”每次我来拿牛奶，我们都会说这几句套话。 办公室里，沃尔夫闭目而坐。我把牛奶放到我的桌上，倒了一杯，小口喝着。房间里充斥着烟味和各种酒气，椅子杂乱无章，地毯上落满雪茄和香烟灰，看得人心烦，我起身打开一扇窗。沃尔夫说：“关上。”我再次起身关上窗，又倒了杯奶。 我说：“这个怪人蔡平简直是个疯子，早就过半夜了，我真是困死了。” 沃尔夫闭着眼，根本不答理我。我说：“你有没有想到我们只要让保罗·蔡平出个小小的意外，就可以挣到那笔钱，还省了许多麻烦？萧条时期，出一起那样的事故，也就是少了五十美元。该省就省。” 沃尔夫咕哝道：“谢谢，阿奇。等我黔驴技穷时，我就知道该去找谁了。做记录。” 我拉开抽屉，拿出笔和本。 “九点钟给卡伯特先生的办公室打电话，确保十一点以前收到备忘录，好让法雷尔先生送出去。问问巴斯科姆事务所的报告在哪儿，拿到手。我们的人八点到？” “是的，先生。” “派个人去取报告。三人跟踪保罗·蔡平，先办这件事。他的一切活动，我们都要详细记录，有什么风吹草动，马上打电话。” “德金、吉姆斯和戈尔？” “你来定。但要让绍尔·潘策尔去打听安德鲁·希巴德最后一次出现在哪里。让他十一点半给我打电话。” “好的，先生。” “让卡瑟去调查蔡平的过去，特别是最近两年，不要问我们的客户。越全面越好，或许他能和朵拉·里特谈得来。” “或许我可以自己干。她没准是个靓女。” “我想那是有魅力的俗称。如果她有魅力，暂时遏制一下你的欲望。你专门负责调查哈里森和德雷尔的死因。行动前先读巴斯科姆的报告。凡是报告最初所作的推测，过了这么多天仍无法排除的，就去调查。必要时再支使别人，别浪费。法雷尔没见到这些客户前，不要去找他们。就这些。很晚了。” 沃尔夫睁开眼，眨了眨，又闭上，但我注意到他的手指尖在扶手上画着圆圈。我笑了： “或许我们已经把明后两天的事都安排妥了，或许你现在和我一样，为同一件事困惑。为什么蔡平先生要在后兜里装一把内战时期的手枪，还把击锤拿掉，这和玩具枪有什么区别？” “我没感到困惑，阿奇，”但他的手指没停，“我在想睡觉前再来瓶啤酒是不是很爽。” “你晚饭后喝六瓶了。” “七瓶，在楼上还喝了一瓶。” “那看在上帝的分上，别再喝了。说起蔡平的武器，你还记得那个吸毒的女人吗？她把一盒面粉丸装在袜子里，一般都藏那儿，当那盒面粉丸被搜出来后，他们还以为都搜光了，可她把真正的毒品藏在了裙边里。当然，我不是说蔡平肯定还有一把枪，我只是说，从心理学角度……” “天哪，”沃尔夫把椅子一撤，不是很用力，但很坚定，“阿奇，你要明白，作为一个实干者，你还可以让我忍受，甚至挺有才。但你要充当心理学家，我可一分钟都没法和你待。我睡觉去了。” <hr /> 注释： 第八章 关于谋杀，我听到沃尔夫发表奇谈怪论，可不是一次两次了。他曾说过，像蓄意谋杀这么复杂的事，没人能做得天衣无缝。他还说，只有见机行事，才能在杀人后不靠运气而逍遥法外，任凭怎样足智多谋，都抓不住他；等待时机！时刻准备，一旦机会来临就出击；他还补充说只有那些碰巧不那么急着杀人的人，才会有这样的好福气。 到星期二晚上，关于这位印第安那波利斯的联邦法官，m.R.哈里森之死，有一点我已经能确定：如果真是谋杀，一定是见机行事，未经谋划。在此，我还想说，我知道什么不是我的专长，我的能力有限。星期一晚，保罗·蔡平在沃尔夫的办公室里待了仅三分钟，我就明白我根本看不懂他；要让我去查清他，他的日子可就好过了。那些胸有城府、高深莫测的人总会把我搞糊涂。如果是幅画，那就不同了。再七零八落的画，从星期日到现在，我也能有四十种方法把各部分拼起来。星期二，我花了六小时琢磨哈里森法官之死这幅画——读巴斯科姆的报告，跟六个人谈话，包括给菲尔莫尔·科拉德打了三十分钟的长途，午饭、晚饭都是就着这事儿吃的——我已经能认定三件事：第一，如果是谋杀，就是见机行事；第二，如果是他杀，就是被保罗·蔡平杀了；第三，证明这件事的概率相当于证明诚实无往不胜。 这事已过去将近五个月了，但那首打字机打出来的诗以及随后发生的事，使他们对此事一直记忆犹新。保罗·蔡平是和利奥波德·埃尔克斯，那位外科医生一起开车去哈佛的，因为后者有个儿子要毕业了。哈里森法官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从印第安那波利斯赶来。德拉蒙德已经在那儿了。埃尔克斯对我说，因为德拉蒙德年年都怀疑他是否真的毕业于一所著名大学，所以每年六月他都回去确认一次。埃尔克斯喜欢德拉蒙德，就像出租车司机喜欢交警。卡伯特和西德尼·朗在纽约有公事，鲍恩住在西奥多·盖恩斯家，他们好像有什么财务上的交易。不管怎样，菲尔莫尔·科拉德联系上了他的老同学们，邀请他们周末到他家去，在马布尔黑德附近。来参加聚会的人真不少，有十好几个。 星期六晚餐后，他们去野外散步，天擦黑时，走到了一座百尺高的悬崖旁，下面乱石杂堆，海浪翻滚。有四个人没去，在房里打桥牌，包括卡伯特和埃尔克斯。保罗·蔡平拐着腿跟着那些人去散步。后来，散步的人分开了，有几个和科拉德去马厩看一匹病马，有几个回了别墅，还有一两个留在后面。过了大概一小时，或更长一些，他们发现找不到哈里森了。到半夜，他们是真的开始担心了。天刚亮，潮水还未完全退去，他们就在悬崖脚下找到了夹在乱石间的满是伤痕的尸体。 一起悲惨的事故，一场被搅乱的聚会。人们本没有多想，直到上个星期三，每人都收到了那首打出来的诗。谁都没有怀疑过诗的意图，由此足可以看出保罗·蔡平的人品。卡伯特说，他们之所以没有其它猜测，就在于哈里森的死亡方式和若干年前蔡平所经历的那起事故太相似了——从高处掉下。他们聚到一起商量，想回忆起那天发生的事。住在波士顿的迈耶说，星期六晚，他离开哈里森时，后者正坐在悬崖边上，他还对哈里森开玩笑说，准备好打开降落伞，当时周围没人。然后他们开始回忆蔡平的行踪。有两人肯定地说，蔡平一瘸一拐地跟在那群人后面往回走，上了走廊，进屋了。鲍恩认为他在马厩看到了他。西德尼·朗说那群人回来后没多久，他就看到蔡平在看书，而且至少一小时没动地方。 现在，所有会员都卷了进来，他们都收到了警告，都是一筹莫展。有两三个人打算置之一笑。利奥波德·埃尔克斯认为蔡平是无辜的，连警告都不是他写的，建议另寻凶手。有些人，起初还不少，打算报警，但以希巴德、伯顿和埃尔克斯为首的几人说服他们打消了这个念头。科拉德和盖恩斯从波士顿赶来，试图回想那晚发生的事，确定蔡平的行踪，因不能达成一致，最终放弃。最后，他们委托伯顿、卡伯特和明去拜访蔡平。 蔡平笑眯眯地接待了他们。在他们的要求下，蔡平描述了他在星期六晚的行踪，清晰而详细地帮他们回忆：他是到悬崖时赶上他们的，在长椅上稍事休息，然后和那群人一起回了别墅，他没注意哈里森坐在悬崖边。他不会打桥牌，就拿本书坐在椅子上看，直到大家开始乱哄哄地说哈里森失踪了——那时已近半夜。他微笑着讲完了他的故事。他没生气，只是隐隐有些伤心，他最好的朋友们竟以为他会对他们心存恶意，他们是知道的呀，在他心中，只有一事令他困扰，即他是更该爱他们，还是更该感激他们。微笑，但伤心。至于他们收到的警告，那是另外一回事。他说，他们竟然怀疑他不仅使用了暴力，更以暴力相威胁，他为此难过，但更为愤怒，他们竟用这样一首蹩脚的诗来指责他。他对那首诗的批评细致而有力度——作为威胁也就罢了，他没什么可说的，作为诗，可真够臭的。他当然没想到他最好的朋友们会指责他，认为是他写了那破东西。说到此，他不说话了，他意识到自己必须原谅他们，且毫无保留地彻底原谅他们，显然他们是吓坏了，所以不赖他们。 是谁发出的警告，如果不是他？他毫无头绪。当然，凡是知道多年前那起事故，又听说了最近这起事故的人都有可能。怎么猜都行，除非有所发现，能证实他们的怀疑。邮戳也许是条线索，或者信封、信纸，甚至打字稿，或许他们最好去找找那台打字机。 这个三人委员会是去佩里大街蔡平的住所拜访他的，他们就和他坐在那间被当做书房的小屋里。蔡平提出这条建设性建议后，就站起身，一瘸一拐地走到他的打字机前，拍了拍，微笑着对他们说： “我肯定那破玩意儿不是在这台打字机上打的，除非你们当中有人趁我不注意溜进来，用了这台打字机。” 尼古拉斯·卡伯特够强硬，他走过去，卷上一页纸，打了几行，把纸装进兜里带走了。后经比照，证明蔡平非常正确。委员会作了汇报，接着讨论。几周过去了，事情渐渐平息。绝大多数人为自己感到有些羞愧，认定是有人搞的恶作剧，下定决心要和蔡平保持友好关系。就和我谈话的这六位所知，没人再对蔡平提这事。 星期二晚，我把这些都扼要汇报给了沃尔夫。他的评论是：“这么说，这位哈里森法官，这位心高气傲，非要做出欣赏混沌这种可怕之举的人，他的死纯属偶然，不论是命运的捉弄，还是保罗·蔡平的杰作。多想无益，忘是忘不掉，但不要让这事把我们的脑子搅糊涂。如果蔡平先生能满足于法官之死，克制自己吹牛的冲动，他也许可以认为自己已经复仇成功，而且很安全。但他的虚荣毁了他，他写了那首恐吓诗，大肆宣扬。这就危险了。” “你肯定吗？” “肯定——” “他寄的恐吓诗？” “我不是说了吗？” “对，原谅我还活着。” “这事我可不想管，我原谅自己还忙不过来呢。哈里森法官的事就到这儿吧，不论他现在处在什么样的混沌状态，让我们祝福他下次欣赏美景时要聪明点儿、谦虚点儿。我要跟你谈谈希巴德先生。我是说，关于他我什么都说不出来，因为没什么可说的。他的侄女，伊芙琳·希巴德小姐，今天来找我了。” “哦，她来了。我以为她会星期三来。” “她听说了昨晚的聚会，就提前来了。” “她透露了什么新情况吗？” “还是星期六晚她告诉你的那些情况，没什么可补充的。在她妹妹的帮助下，她又彻底检查了一遍住所，什么都没少。希巴德先生要么没料到自己会失踪，要么就是个极其聪明而固执的人。有两只烟斗是他最喜欢的，换着抽，其中一只还在老地方。他没从账户上特别提取什么款项，不过他经常随身带许多现金。” “我给你说了烟斗的事吗？” “好像说过。绍尔·潘策尔忙了一整天，总得汇报点儿什么。在一百二十六街和百老汇卖报纸的一个小贩说上星期二晚九、十点钟，看到希巴德进了地铁站。这个小贩认识希巴德许多年了，虽然没说过话。” “绍尔就打听出点这个？” 沃尔夫点点头，一边探身去按铃。“这个警察也知道，也就这些，尽管希巴德先生已失踪整整一周。上午，我给克拉默探长和地方检察官莫利先生的办公室各打了个电话。你知道的，他们卖情报的价钱高得简直是在抢，可我看出来了他们连猜都无从猜起。” “莫利不定什么时候就多发你一张牌。” “也许吧，但没牌他可发不出来。我给了绍尔·潘策尔条建议。他照做了，但希望渺茫。他想单枪匹马钓条大鱼，没戏。如果蔡平先生和希巴德散步时，把他从桥上推下东河，我们可别指望绍尔能跳下水把尸体捞了来。警察和巴斯科姆的那些人已经按惯例考虑到了这种可能性，并采取措施，还在继续。至于蔡平先生，没必要问他，他已经跟巴斯科姆和警察说了，上星期二晚，他在家，他妻子能证明。附近也没人记得看到他出去。” “你给了绍尔条建议？” “给他找点事儿而已，”沃尔夫倒了杯啤酒，“不过眼前最紧要的事，我们已大功告成。法雷尔先生已联系到二十人签署备忘录——纽约市只有埃尔克斯没签；外地的，也打电话通知了，只有一人不同意，皮特尼·斯科特先生，出租车司机，未统计在内。没必要追着他不放，不过有机会注意他一下，我对他有些好奇，在别的方面。备忘录副本都送出去了，只等收回。法雷尔先生也在收集那些警告，除了警察手里的，都要收齐。最好——” 电话响了。就为接电话，我差点把杯里的奶洒了。办案时，我总是这个样子，恐怕这辈子也改不了了：哪怕我刚刚将十位著名杀人犯送进大牢，正心满意足地追踪一个往投币机里扔假币的家伙，听到门铃响，弗里茨去开门，我也会吓一哆嗦。 我听了几秒钟，冲沃尔夫点点头。“是法雷尔。”沃尔夫拿起他的电话，我仍拿着话筒贴在耳朵上。他们只说了一两分钟。 挂机后，我说：“什么什么？法雷尔请人去哈佛俱乐部吃午饭？你花钱简直像个醉酒的水手。” 沃尔夫蹭了蹭鼻子。“不是我在花钱，是法雷尔先生。出于礼貌，当然得我来付。我让法雷尔先生安排和奥格尔索普先生见个面，我可没要请他吃饭。事已至此，没办法了。奥格尔索普先生在出版蔡平小说的那家出版社供职，法雷尔先生和他有点儿交情。” 我笑了。“啊，你没辙了。我想你是要让他发表你那篇论文《轮子的独裁》吧。写得怎么样了？” 沃尔夫没理会我的小聪明。他说：“今天上午，我在楼上琢磨了二十分钟。为了不被查出来，保罗·蔡平会选择去哪儿打字呢？巴斯科姆的报告推测，蔡平还有一套铅字连动杆，必要时就换上。我觉得这种想法很幼稚。连动杆不好换，又费事又烦琐，何况还得找地方藏这连动杆，很危险。不，不是那回事。还有一个老办法，去打字机行，使用他们准备售出的打宇机。但像保罗·蔡平这种身体有残疾的人，很容易被记住，而且三份警告都是在一台打字机上打的，这就更不可能了。我也考虑了其它几种可能性，包括巴斯科姆调查过的几种，有一种似乎还有点儿希望。蔡平或许会去他的出版商的办公室，要求使用打字机修改文稿，或者就说想写封信。我就指望法雷尔先生找出那台打字机了，也许奥格尔索普先生能让他在蔡平用过的打字机上留个样本——如果不知道是哪台，就在那儿所有的打字机上都留个样本。” 我点点头。“这主意不坏。法雷尔居然还能支付他在哈佛俱乐部的会费。” “有一种人，当他被迫大量紧缩开支时，他会首先抛弃家庭，然后不再穿衣服，最后放弃俱乐部。我想起来了，今天下午，我给了法雷尔先生二十美元，记上。你还可以在名单上勾出来谁在备忘录上签了字，再把那些副本整理整理。还有，我们又多了位客户，伊芙琳·希巴德小姐。今天上午我和她谈妥了。三千美元。”他叹了口气，“情况变了，我的要价可比星期六她提出的一万美元低多了。” 我就知道会有这件事，或类似的事发生。我在账本上记下给法雷尔的这笔钱，但没去拿名单。我想清清嗓了，但我知道没用，就咽了口唾沫。我收好账本，转向沃尔夫： “先生，你知道我可不想指责你耍什么手腕，我明白你就是忘了。” 他睁大眼睛看着我。“阿奇，你又让我猜闷儿，这次是为什么？” “不，先生，这回我可是实话实说。你忘了伊芙琳·希巴德小姐是我的客户。是你让我星期六去找她的，你顾不上她，因为你还想着别的计划。记得吗，先生？因此，她所作的任何与此事相关的决定都应经过我建议和认可。” 沃尔夫就那样大睁着眼睛，嘀嘀咕咕地说：“胡说。耍这种把戏，真是孩子气。你不会坚持这种立场吧。” 我叹口气，尽量学他叹气的样子。“我讨厌这么做，先生，是真的，但诚信于我就意味着保护客户。你当然明白这是职业道德。我没必要解释——” 他打断了我。“不错，你可别解释。你建议你的客户付多少钱？” “一千美元。” “荒谬，想想她最初要给——” “好吧，我不喜欢讨价还价。各让一半，两千美元。一口价，绝不再涨。” 沃尔夫闭上眼。“成交，你真讨厌。记上。现在拿出你的记事本。明天早晨……” 第九章 星期三一大早，我坐在厨房里，《时代周刊》摊开在面前，我却没心思看，盘算着那天要做的事。第二杯咖啡快见底时，弗里茨从大门口回来，说弗雷德·德金要见我。我很讨厌早晨喝完最后两口有益身心的咖啡前，有人打搅我，于是我点点头，继续细品慢啜。我到办公室时，弗雷德正坐在椅上，对着地上的帽子怒目而视，他想把他的帽子扔到我的椅背上，帽子却在地板上着陆。他总是扔不准。我把帽子捡起来，递给他： “赌一块钱，十次全不中。” 他摇了摇他的爱尔兰人脑袋。“没时间。我可没闲着，我是在等你剔牙。我能见沃尔夫吗？” “不行，这你还不知道。十一点前，尼禄·沃尔夫先生是园艺师。” “嗯嗯，特殊情况。” “没特殊到那地步。对总管说吧。那瘸子往你眼里扬了沙子？为什么不跟踪他？” “九点约翰尼才走。我会去替他。”德金抓住帽檐，眯眼瞄准，又向我的椅背扔去，差了十万八千里。他不满地咕哝了一声。“听着，阿奇，彻底完蛋了。” “怎么了？” “唉，你派我们三人二十四小时跟踪他。沃尔夫如此下血本，说明这事很重要。他是真想知道这怪人的行踪。你还跟我们说只要需要，尽可以打车，等等。唉，彻底完蛋了。蔡平住在佩里大街二〇三号，六层高的楼，带电梯。他住五层。这楼有个很大的后院，院里种了几棵树，几丛灌木，春天开满了郁金香。开电梯的男孩儿告诉我有三千株郁金香。问题是院里另有一幢楼，对着十一街，楼主是同一个人，这又怎样？只要愿意，谁都可以不走前门，而从佩里大街这幢楼的后面出去。高兴了，当然还可以这样回来。所以我把车停在佩里大街对面的烟店，盯着二〇三楼，感觉就像守在扬基体育馆的隧道出口一端，寻找戴黑帽的女人。我倒不是非要反对这样做，只是良心上过不去。我就是想见沃尔夫，问问他，他在雇我做什么。” “你可以昨晚给他打电话。” “不行，我昨晚都乐晕了。一个月呀，总算有活儿干了。” “还有钱花吗？” “还够花一两天。我已经学会了节制。” “好的，”我捡起他的帽子，放在桌上，“你们那儿还真麻烦，的确不妙。看来只能在十一街再安插三个人，没别的法子。这下可好，六个眼线跟踪一个瘸子——” “等等，”弗雷德冲我摆摆手，“还没完呢。还有个麻烦，街角的交警想把我们抓到局里去，因为堵塞交通。我们人太多了，都因为那瘸子。有个市局的家伙，我猜是‘谋杀组’的，不认识。还有个小个子，棕帽，粉领带，肯定是巴斯科姆的人，我也不认识。想想看，比如昨天下午，有辆出租车停在了二〇三楼前，一分钟后钟，蔡平一瘸一拐地从楼里出来，进了出租车。你该看看那通乱。就跟星期日一点钟，第五大道圣帕特里克大教堂门口似的，只不过佩里大街要窄些。又来了辆出租车，我猛地一蹿，抢在了市局侦探的前面。跑了半个街区，才又找到辆车。巴斯科姆的人也上了车，似乎他是在等那辆车。我真想对蔡平大喊一声，等等，等我们排好队。但不可能啊。还好，他的司机开得挺慢，我们谁都没跟丢。他去了哈佛俱乐部，待了一两个小时，然后在麦迪逊大道二四八号下车，随后回家，我们就一直跟着。向上帝保证，阿奇，三个人，不过我排第一。” “好，听起来不错。” “当然了。我不断回头看他们是否还跟着。我在想——我是开车时想到的——我们干吗不交个朋友？你再派个人，他和巴斯科姆的人，还有那侦探就能盯着十一街，我们在佩里大街的这些人也能安静会儿。我想他们是十二小时监视，或许也有人替他们，不知道。这主意怎么样？” “馊主意，”我起身递给他帽子，“一点儿也不好，弗雷德。不予考虑。沃尔夫不会用二手的跟踪材料。我会从‘大都市’再找三个人，监视十一街。真丢脸，我跟你说过，沃尔夫希望严密监视蔡平。滴水不漏。回去干活儿，别让他溜了。你所说的交通堵塞，听起来可够惨的，尽力而为吧。我会和巴斯科姆联系，也许他能把他的人撤了。没想到他还有钱花。快去吧。我还有事儿，你不明白的。” “到九点才轮到我。” “你就快走吧——哦，好吧。扔一次，就扔一次。二十五分对一角。” 他点点头，在椅子里挪了挪，调整好角度，扔出。就差一点儿，帽子在椅背边上挂了十分之一秒，然后落地。德金从兜里掏出一角钱交给我，走了。 起初我想上楼征得沃尔夫的许可，监视十一街，可才八点二十，我讨厌看到他盖着黑缎被，躺在床上喝巧克力的样子，更何况他一定会大发雷霆，因此我直接打电话给大都市事务所。我只要了六美元的眼线，不过是盯一下。我认为蔡平没理由耍这种把戏，非走后门。我坐着琢磨了一分钟，到底是谁在为巴斯科姆工作，我想给他打个电话，也许他会告诉我，可没人接。我的计划已经被这些事耽搁了一会儿，于是我赶快抓起帽子和外套，去车库开车。 昨天我四处奔波，已打听到一些德雷尔的事。尤金·德雷尔，艺术品经纪人，在五十六街附近的麦迪逊大道开了一间画廊。三名警察于九月二十日星期二早上，发现他死在了画廊办公室里。其中一位副队长，在接到命令后破门而入。那时，他已经死亡约十二小时，硝化甘油中毒。经过调查，警察宣布为自杀，这也与问询相符。但下星期一，第二份警告到了，每人一份。沃尔夫的办公室里有几份，是这样写的： 上无现成的悬崖，下无守候的岩石。 将灵魂磨出，没有现成的海浪， 它们找到了致命油膏，气味甜香，狡猾地 找到时机，安全送入他的喉咙， 一个，两个，间隔八十个漫漫昼夜。 耐心等待，我不着急，坚定不移。 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 沃尔夫说这一首比上一首好，简短些，有两行写得不错。我相信。 此诗一到，就炸了锅。他们把恶作剧一说抛在脑后，到警察局和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大吵大闹，要他们回来逮捕他——肯定不是自杀。得知这首小诗所引发的连锁反应后，我倾向于迈克·艾尔斯的意见，“赎罪联盟”应改名为“吓破胆联盟”或者“白羽毛联盟”。只有两人没发作急性膝盖颤抖——伯顿大夫和外科大夫利奥波德·埃尔克斯。希巴德像别人一样害怕，或许比他们更害怕，但他还是反对报警。显然他已准备好心惊胆战地上床，也准备好成为牺牲品。埃尔克斯当然也已准备停当，我马上会提到他。 我和埃尔克斯约在星期三上午九点半，但我走得很早，想先去五十六街德雷尔的画廊，也就是出事地点看看。我九点以前到了那儿，画廊已变成书店。一位耳前长着肉赘的中年妇女友善地对我说，我当然可以四处看看，但没什么好看的了，一切都变了。右边的小房间，某星期三晚曾有人在那儿开会，次日就在那里发现了尸体，如今它仍是办公室，备有桌子、打字机，还添置了许多书架，显然都是新的。我把那女人叫进来，指着后墙的门问她： “请问，那里是不是尤金·德雷尔存放调酒配料的壁橱？” 她一脸迷惑。“德雷尔先生……哦……就是那个……” “那个在这间屋里自杀的人，是的，夫人。我想您大概不了解。” “嗯，的确……”她似乎很吃惊，“我没意识到就是在这间小屋里……当然我听说了……” 我说：“谢谢，夫人。”我回到街上，上了车。我很烦那些从去年圣诞节起就放弃活着的人，而且自己还没意识到。对这种人，我就只剩下礼貌了，还没剩多少。 利奥波德·埃尔克斯可没放弃活着，我一进他的私人房间，就看出来了，但他很忧伤。他中等身材，大头、大手，具有穿透力的黑眼睛总是从你身上游离开，不是向旁边看，也不是向上或向下，而是退到后脑深处。他请我落座，用友善而柔和的嗓音说： “您要明白，古德温先生，我见您只是出于对朋友们的尊重，既然他们有此要求。我已经跟法雷尔先生说了，我不支持您的老板这样做，也不会提供任何帮助。” “好的，”我对他笑了笑，“我不是来拌嘴的，埃尔克斯大夫，我只想问问九月十九日那天发生的事，就是尤金·德雷尔死的那天，只问事实。” “您可能问到的任何问题，我都已回答过了。对警察说了好几次，还有那位蠢得要命的侦探……” “不错，对此我们没有分歧。但仅仅是出于对朋友们的尊重，有什么理由不再回答一次呢？没有吧？与警察和德尔·巴斯科姆谈，却在尼禄·沃尔夫和我这儿划道界线……嗯，这就像……” 他露出一丝苦笑。“吞只骆驼，却对蚊子推三阻四？”上帝呀，他的确忧伤。 “是的，就是这意思。不过您要是见过尼禄·沃尔夫，是不会称他为蚊子的。是这样，埃尔克斯大夫，我知道您是不会帮忙抓保罗·蔡平的把柄的，但在德雷尔这件事上，您是我唯一的第一手信息来源，我只能找您。我知道另外那位，那位艺术品专家，已经回意大利了。” 他点点头。“桑蒂尼先生走了段时间了。” “那就只有您了。问您那些刁钻的问题没意义。您为什么不直接跟我说说？” 他又是一丝苦笑。“您大概知道有两三个朋友怀疑我撒谎护着保罗·蔡平？” “知道。您是这样吗？” “不是。我只说事实，既不护着他，也不害他。事情是这样的，古德温先生。您当然知道尤金·德雷尔是我的老朋友、大学同学了。大萧条前，他的画廊办得很好。有时我从他那儿买些东西。我继承了大笔遗产，所以对成功从来没什么迫切追求。我认为每个人的内心和外表都有问题，成为外科大夫，不过是这一信念的副产品。碰巧我有双稳健而灵巧的手。” 我看了看他放在腿上交叉在一起的大手，冲着他的黑眼睛点了点头，那目光又飘回到后脑深处。他接着说： “六年前，我从尤金·德雷尔那儿试订了三幅曼坦那的画——两幅小的，一幅大的。十六万美元。那三幅画当时在法国。保罗·蔡平恰巧在欧洲，我就给他写信，让他看看。看完他的介绍，我订了那些画。要知道，十年来保罗·蔡平一直想当画家。从他的作品看，他很敏感，但线条飘忽不定，形状也没感觉。虽然画得不好，但挺有意思。听说他搞文学去了——我不读小说的。 “到货时，我正忙于工作，没时间好好检查，就收下并付了钱。我对那些画从来就不是很满意。起初，我还时常兴高采烈地去看看，看了许多次，但总是厌恶地离开，那些画粗枝大叶，还有些生硬，令我难堪而愤怒。我一开始没想到那些画可能是假的，我还以为只是不太适应。但几位专家的评论终于引起了我的怀疑。九月份，将近两个月前，恩里科·桑蒂尼来到了美国，他了解曼坦那就像我了解内脏一样。我请他看看我的曼坦那，他说是假画，还说他知道是谁作的假，是巴黎的一位很有才华的骗子，有声誉的画商是不会故意做这种买卖的。 “那些画让我难受了五年，我想也就是出于这个原因，我才那样对待德雷尔。通常，我不那么确信，也就没那么无情，但在这件事上，我没有丝毫犹豫。我对尤金说我要退货，马上拿回钱。他说他没钱。我知道他没有，这一年，我借给他许多钱来接济他。可我坚持对他说要么马上筹到钱，要么后果自负。我觉得到最后我还会像往常一样软下来，怎样都行，但不幸的是有时我会耍耍怪脾气，越是容易动摇，越要显示出最大的决心。更不幸的是，桑蒂尼就要回意大利去了。尤金要求会会他，这当然是虚张声势。 “我们约好星期三下午五点，我和桑蒂尼先生还有保罗·蔡平一起来找他。把保罗拉上，是因为他在巴黎时检查过这些画。我还以为尤金是想要保罗支持他，但后来看，或许我错了。我们到了。尤金的温文尔雅——” 我打断了他：“等等，大夫，保罗·蔡平比您先到画廊吗？” “不，我们是一起到的。我开车去哈佛俱乐部接他。” “此前，当天下午他有没有到过画廊？” “亲爱的先生……”埃尔克斯忧伤地看着我。 “好吧。您不可能知道。反正画廊的女孩儿说他没有。” “我想也是。我是说尤金的温文尔雅掩饰不住他的紧张，这真令人难过。他给我们调威士忌，哆哆嗦嗦的，没给他自己调。我很难堪，所以说话也很唐突。我让桑蒂尼先生发表声明，他照做了。声明是他早就写好的。尤金不同意他的观点，他们吵起来。尤金有些激动，但桑蒂尼先生很冷静。最后，尤金征求保罗的意见，显然是希望得到支持。保罗笑着环视我们，简短而平静地说，他检查完那些画三个月后，即运到纽约后一个月，就确定那些画是瓦修特于一九二四年画的，他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假画画家。就是桑蒂尼先生说的那个人。保罗还说他之所以保持沉默，是因为他实在是太爱尤金和我了，我们俩他都不能伤害。 “我担心尤金要崩溃了。显然，他的惊讶丝毫不亚于他所受到的伤害。我当然难堪极了，只能沉默不语。我现在也不知道尤金是因为穷疯了才骗我，还是他自己也上当受骗了。我随桑蒂尼先生站起身告辞走了。保罗·蔡平是和我们一起走的。次日中午我才听说尤金喝硝化甘油自杀了——显然也就是在我们走后几分钟顶多一小时。警察到我办公室来问我，我才知道了这事。” 我点点头，坐着看了他一会儿，然后挺直身子突然向他发起进攻。“您怎么知道是自杀？” “行了，古德温先生，”他看着我，面带微笑，却从未如此忧伤，“难道所有的侦探都一样？您非常清楚我为什么认为是自杀。警察这样认为，当时的情形也指向自杀。” “是我错了，”我笑了笑，“我说过不问刁钻问题，对吧？如果您还愿意承认侦探也还有点儿脑子，您就知道我的脑子是什么样了。保罗·蔡平是否有机会把硝化甘油片放在德雷尔的威士忌里？那位愚蠢侦探，以及所有那些聪明警察似乎都认为您不这样想。” 埃尔克斯先生点点头。“我是故意留给他们这种印象的。您当然知道桑蒂尼先生同意我的看法。我们非常肯定保罗没有这种机会。他和我一起去的画廊，我们同时进的办公室。保罗坐在我的左边，靠近门，距离尤金至少有六英尺远。他只碰过他自己的杯子。是尤金调的酒，拿给大家。我们只喝了一杯。离开时，保罗走在我前面，桑蒂尼先生在最前面。” “对，记录上是这样写的。但当时那么乱，大家的情绪如此激动，总会有些走动、起身、坐下、走过来、走过去……” “根本不是那样。我们并不激动，也许除了尤金。只有他离开过自己的椅子。” “你们到那儿后，他有没有换衣服，或又穿件衣服什么的？” “没有。他穿着常礼服，一直没脱。” “含有硝化甘油的酒没喝完，酒瓶还在他的衣兜里。” “我知道。” 我靠在椅背上，再次看着他。为了搞清他是否在说谎，我宁愿放弃我的车，外加两副备胎。他和保罗·蔡平一样都不是我能搞明白的人。看得出来我是套不住他的。我说： “您明天中午一点能与尼禄·沃尔夫先生共进午餐吗？” “对不起，我很忙。” “星期五？” 他摇摇头。“不行，哪天都不行。您把我看错了，古德温先生，我不是一个能解开的结，或能砸开的胡桃。不要以为我和大多数人一样好骗人。我这人很简单，表里如一。也不要妄想把尤金·德雷尔的死推到保罗·蔡平身上。不现实。我知道不是他杀的，我在场。” “您星期六有时间吗？” 他摇摇头，笑了，还是很忧伤。我站起身，拿起帽子，向他道谢。往门口走之前，我说； “顺便问一句，您看过保罗·蔡平——管他呢，反正是某人——写的第二份警告。硝化甘油是油乎乎的，还有熏香味吗？” “我是外科大夫，不是药理学家。” “那就猜猜吧。” 他笑了。“硝化甘油当然是油乎乎的，据说有股熏香的味道。我没试过。” 我再次向他道谢，出门走到街上，上车，启动。我边开车边想，利奥波德·埃尔克斯大夫就是那种把生活搅得很郁闷的人。对付那种彻头彻尾的骗子，我从未感到很棘手，就是这种可能说实话的人能整得人不折不扣地头疼。哈里森事件的进展，再加上这个，我开始模模糊糊预见到沃尔夫炮制的备忘录将成为废纸一张，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吧，除非我们能彻底搞清埃尔克斯在说什么。 我本想再去五十六街的画廊看看，听完埃尔克斯的一番话，我决定不去了，反正那里已面目全非。我继续开车，径直回家了。当时我想到的能赌一把的最佳人选就是桑蒂尼先生。警察只问过他一次，因为他星期四晚就要回意大利，那时当然还没收到第二份警告，警察也没什么怀疑。沃尔夫和欧洲的几个城市有联系，有一个住在罗马的聪明人，在惠特莫尔债券上赚了不少钱。我们可以给他发电报，让他去找桑蒂尼，也许能打开缺口。跨洋电报要花大概九十九美元呢，我得劝劝沃尔夫这笔钱值得。 我到家时是差一刻十一点。办公室的电话响个不停，我戴着帽子，穿着外套就进去了。我知道沃尔夫最终会在楼上接电话，但还是我来吧。是绍尔·潘策尔。我问他有什么事，他说他要汇报。我问他汇报什么，他说没什么，就是汇报。反正我那时看什么都不顺眼，不如挖苦他。我说如果他找不到希巴德，不论是死的还是活的，或许他可以去找个笨蛋来帮忙。我说我刚在这案子的别的方面碰了钉子，如果他比我好不到哪儿去，最好自己到办公室来赌一把。我挂了电话，就这一下，连修女都会被激怒。 我花了五分钟才从文件里找出那罗马探子的地址。沃尔夫准时下楼，十一点整。他说上午好，闻闻空气的味道，坐在他的桌边。我很着急，但我知道我必须等他看完邮件，整理好花瓶里的兰花，试试钢笔还能不能写，要瓶啤酒。一切就绪后，他才对我咕哝了一句： “该有所行动了，想到了吗？” “我八点半就溜出去了，刚刚回来。绍尔刚才打来电话。钱又白花了。如果你想发脾气，这儿有根硬骨头让你啃。” 弗里茨送来他的啤酒，他倒了一杯。我把我和埃尔克斯的话原原本本、一字不落地告诉他，连硝化甘油有熏香味儿都说了。我想如果我能把埃尔克斯的话都告诉他，也许他能有什么主意。接着我对他讲了关于那罗马人的想法。如我所料，他顿时烦躁起来。眨眨眼，又喝了几口啤酒。他说： “为某个事实，或什么东西，你可以发电报到四千英里远的地方，但这么一件捉摸不定的事，电报可不成。作为最后一招，你或者绍尔·潘策尔可以打电话给佛罗伦萨的桑蒂尼先生，或许最终还值得得一试。” 我力图说服他，因为我不知道还能怎么做。好像没什么效果，反正我就是坚持己见，我的主要论点是不过一百美元嘛，我还得告诉他我从大都市事务所又雇了三人监视十一街。我开始犯倔。 门铃响了，弗里茨走过门廊去开门，打断了我的进程。我没再接着说，只想知道来者是谁。 弗里茨走进办公室，关上门。他说有位女士要见沃尔夫，没有名片。 “她叫什么？” 弗里茨摇摇头，通常他不会犯这种错误。他似乎很犹豫。 “请她进来，弗里茨。” 看到她，我也犹豫了。没见过比她再难看的了。她走进来，就那么站着，直勾勾地盯着沃尔夫，像在琢磨怎么痛揍他一顿。其实，她的样子并不难看，我是说，她并不可怕。第二天，沃尔夫很到位地描述了她一番：比起单纯的难看，还有些微妙之处；看到她会令你绝望，以为再也看不到漂亮女人了。她有一双灰色的小眼睛，一旦盯住某个地方，就好像再也动不了。她身着一件深灰色羊毛外套，脖子围着一条巨大的毛围巾。我拉给她一把椅子，她坐下，声音洪亮地说： “我是好不容易才到这儿来的，我想我要晕了。” 沃尔夫说：“但愿不会。来点白兰地？” “不，”她轻吸了口气，“不，谢谢。”她抬手去够围巾，好像要去摸围巾下的脖子。“我受伤了，在后面。我想您最好看看。” 沃尔夫瞟了我一眼，我走过去。她从前面解开围巾，我帮她摘下，自己也倒吸了口气。倒不是说我在别的场合没见过血，只是一般见不到流那么多血。而且实在是出乎意料。围巾后面、内侧全被浸透了，领子也浸透了，可真够瞧的。血还在涌出，源源不断地从她脖子后面的伤口涌出。我看不清那些伤口有多深。她一动，血就喷出来。我把围巾丢在地板上，对她说： “看在上帝的分上，别动。头别动。”我看着沃尔夫说，“有人想把她的头砍掉。我不知道砍得有多深。” 她对沃尔夫说：“是我丈夫。他想杀了我。” 沃尔夫半眯着眼，看着她。“这么说您是朵拉·里特？” 她摇摇头，血又喷出来，我让她别动。她说；“我是朵拉·蔡平。我已结婚三年了。” <hr /> 注释： 第十章 沃尔夫默不做声。我守在她身后，万一她昏厥往前栽，得及时扶住她，也不知道她的伤口有多深。沃尔夫纹丝不动地坐着，眯眼看着她，嘴唇撅起，放下，撅起又放下。 她说：“他又犯病了，很冷血的那种。” 沃尔夫彬彬有礼地说：“我不知道蔡平先生还会犯病。测测她的脉搏。” 我伸出手，手指放在她的手腕上。我在数脉搏时，她说： “他并不是真的犯病，而是他那种眼神。我一直就怕他，每当我看到那种眼神，我就会感到恐怖。他以前从没对我做过什么。今天早晨，看到他那眼神，我说了些不该说的话……看这儿。” 她把手从我手中抽出去，伸进她的大皮手袋，掏出一个用报纸裹着的东西。打开报纸，她举起了一把菜刀，上面有湿乎乎的鲜红色的血迹。 “他手里拿着这个，我不知道。他一定是在厨房就准备好了要砍我。” 我从她手中拿过菜刀，放到桌上，下面垫着报纸。我对沃尔夫说： “她的脉搏微微有些快，但还好。” 沃尔夫双手撑着扶手站起来，说：“请别动，蔡平夫人。”他绕到她身后，看了看她的脖子，弯下腰，凑近了些。我至少有一个月没见他这么活跃了。他盯着那些伤口说：“请微微低头，就一点儿，再伸直。”她照他的话做，血又流出来，差点喷到他身上。 沃尔夫站直身。“真是。叫大夫来，阿奇。” 她要转身看他，被我拦住了。她抗议道：“我不需要大夫。我能来这儿，就能回家。我只想让您看看，让您——” “好的，夫人。目前必须听我的……请您……” 我去打电话，拨通号码。有人接了电话，我说找福尔莫大夫。她说他不在，刚走，要是急事，她可以马上去前面追他。我刚要让她去追，又一想，或许我自己去还快些，就挂了电话，一路小跑出去。弗里茨正在门廊擦灰，我让他在那儿等着。冲下台阶，我注意到路边有辆出租车——我们的客人当然是坐这辆车来的。往东大概二百英尺远的地方，停着福尔莫大夫的蓝色小轿车，他正在上车。我大喊一声，向他冲过去。他听见了，待我赶到时，他已回到便道上。我跟他讲了我们碰上的倒霉事，他从车里拿出包，跟着我一起回来。 有样东西，您可千万别落在办公室抽屉里，那就是好奇心。我工作中已经几百次印证了这一点。进房门前，我又看了一眼停在那儿的出租车，那司机盯着我，挤了下眼。有一秒钟，我差点失控。 我和大夫进了房门。弗里茨在门廊，他说沃尔夫去厨房了，等大夫忙完他再回去。我告诉弗里茨千万别让他吃东西，然后领福尔莫进了办公室。朵拉·蔡平仍坐在椅子里。介绍完毕，福尔莫大夫把包放在桌上，查看她的伤口。他左右摸了摸，说恐怕得缝针，还说如果把伤口洗净，他能看得更清楚。我带他去盥洗室，指给他绷带、碘酒等，然后说： “我叫弗里茨来帮您。我有事要去大门口，需要的话就去那儿找我。” 他说好的。我到门廊告诉弗里茨他的新任务，然后出门走到便道上。 出租车还在那儿。司机不挤眼了，就那么看着我。我说：“你好。” 他说：“我很少说那么多话。” “说多少？” “说您好，我从不问候。” “我不怪你。我能看看里面吗？” 我拉开门，头伸进去，看到玻璃上贴着的卡片，有司机的照片和姓名。我只是凭空乱猜，但万一猜对了，就能节省时间。我把头缩回来，脚踩在踏板上，对他一笑： “我知道你是位不赖的工程师。” 他看起来很滑稽，接着大笑起来：“那是我演滑稽剧的时候，现在我只演正剧。该死，别笑了，我头疼。” 我收起笑容。“我路过时，你为什么对我挤眼睛？” “为什么不挤眼睛？” “不知道。见鬼，别阴阳怪气的。我不过是友好地问你个问题。为什么挤眼睛？” 他摇摇头。“我可是个怪人。没跟你说我头疼吗？让我们看看能不能给你找个凉快地儿待着。你是尼禄·沃尔夫吗？” “不是，但你是皮特尼·斯科特。我的名单上有你，你要付五美元。” “我听说了那张名单。” “是吗？谁告诉你的？” “哦……某人。你可以把我的名字画掉。上周我挣了十八美元二十美分。” “你知道为什么要列这张名单。” 他点点头。“知道。你们想救我一命。听着，朋友，救我一命要付五美元，真够黑的。相信我，太过分了，十足的暴利，”他大笑起来，“我想这种事是有底线的，只有数学才有负数。你不知道这么想能让人多踏实，多心安。你们房里有喝的吗？” “两美元怎样？就两美元。” “还是太高。” “那就一元整。” “您可真抬举我。听着，”十一月本不应这么冷，狂风呼啸，他没戴手套，手冻得通红，都皴裂了，他把冻僵的手指伸进兜里，带出来些鸡饲料，掏出五分钱推给我，“我现在就付，一了百了。现在我不欠你的了，有什么喝的吗？” “你想要哪种口味？” “我……如果有上等的黑麦威士忌……”他靠近我，带着某种奇怪的眼神，又突然缩回去。他的声音很生硬，一点儿都不友好。“开玩笑都听不懂？我开车时不喝酒。那女人伤得重吗？” “我想不太重，头还没掉。大夫会处理的。你经常为她开车吗？或者她丈夫？” 他还是那么生硬。“她叫我时我就给她开车，她丈夫也一样。我是出租车司机。保罗·蔡平先生，他们俩总是尽量照顾我的生意，老交情了嘛。有一两次，他们俩让我在他们家喝酒，我都喝醉了。保罗喜欢看我喝醉，他给我供酒，”他大笑，生硬感顿失，“要知道，你从各个方面想想这事，再没有比这更好笑的了。我得保持清醒，这样才不会有所遗漏。我冲你挤眼睛是因为你现在也卷进来了，你会像其它人一样可笑。” “这我不担心，我总是挺可笑的。蔡平先生和你一起喝吗？” “他不喝酒。他说喝酒会让他腿疼。” “你知道找到安德兽·希巴德能得到五千美元奖金吗？” “不知道。” “不论是死是活。” 我觉得我这一通乱扎，好像真扎到了些东西。他的表情变了，挺吃惊的样子，似乎突然想起了什么。他说：“嗯，他挺值钱，这些钱不算多，而且，安迪这家伙不错。谁出的奖金？” “他侄女。明天就见报。” “好样的，上帝保佑她，”他大笑，“没得说，五千美元比起五分钱，当然多了去了。你怎么解释？我想抽根烟。” 我掏出烟盒，给我们俩都点上烟。他的手指可一点儿都不稳，我开始替他难过，于是我说：“想想看，希巴德住在大学高地。如果你在市中心开车——就算是佩里大街附近吧，我也不确切——从那儿到一百一十六街，通常你能挣多少钱？算算——二十八英里——大概一点五美元。但如果往城北走时，你碰巧和你的老同学安德鲁·希巴德在一起，或者仅仅是和他的尸体在一起，甚至只是尸体的一部分，比如头或胳膊，那你拿到的可就不是一点五美元了，而是五千。瞧，就看你带什么货了。”为了能看清他，我从嘴角吐出烟。当然，诱惑一个特想喝酒又不肯喝的人，其难度就像把瘸子拄的拐杖打掉。但我无须提醒自己，在情场和生意场上，一切都是公平的。有些人天生就知道这类公理，有些人就是不明白。 对我的诱惑，他有足够的自制力，他沉默不语，久久地盯着自己颤抖的夹着香烟的手指，连我最后都不得不看他的手指了。终于，他把手落在膝盖上，看着我大笑起来，问道：“我不是说了吗，你开始变得好笑了，”他的声音又变得生硬了，“听着，你，走吧。快点儿，马上，走吧。回房去，不然你会感冒的。” 我说：“好吧，还要酒吗？” 他不说话了。我轻轻戳了戳他，他一言不发，极其冷漠。我想给他拿些黑麦威士忌，让他闻闻，又觉得那只会让他的嘴更紧。我自忖道，再说吧，放弃。 回房前，我先绕到车后，记下车牌号。 我去了厨房。沃尔夫还在，坐在带扶手的木椅里，他总是在那儿给弗里茨下命令，休息时则在那儿吃东西。 我说：“皮特尼·斯科特在大门外。那个出租车司机。他送她过来的。他付了我五美分，算他那份钱，他说就值这么多。关于安德鲁·希巴德。他知道些情况。” “什么？” “你是问他知道什么吗？我怎么知道？我跟他讲了希巴德小姐，我的客户，提供的奖金，他的表情像在说，小子，我可是门儿清。他很害羞，需要诱导。我猜他并不确切知道希巴德在哪儿，或他的尸体藏在哪个地窖里，但他认为或许他能猜出来。他是那种犹豫七个月左右，才会去看粉颜色的蛇和鳄鱼的人。我想请他进来喝杯酒，这他也拒绝了。他不肯进来。目前也许还不适合从他下手，但我想建议你出去见见他。” “出去？”沃尔夫抬头看着我，“出去，下台阶？” “是的，就去便道，不用上马路，他就在那儿。” 沃尔夫闭上眼。“我不懂，阿奇，我不懂你为什么要烦我，非要我出去乱打一通。丢掉这念头吧，不实际。你是说他真的给了你五分钱？” “是啊，为这五分钱，莫名其妙地跟个酗酒的出租司机周旋，有什么用？即便他去过哈佛。老实说，先生，有时你实在太过分了。” “行了，够了。去看看蔡平夫人能见人了吗？” 我离开厨房。福尔莫大夫已在盥洗室里收拾好了他的病人，她又坐在了办公室的椅子里，颈上缠着绷带，只能直直地待着，想乱动也不行了。他正在跟她说注意事项，弗单茨在收拾盥洗室，把脸盆、布等都拿走。我等大夫处理完毕，带他去厨房。 “这种袭击可真新鲜，沃尔夫先生。极具创造性，从后面这样砍她。他砍伤了她脖后的一条颈外静脉，我只好剃掉她一些头发。” “他？” 大夫点点头。“她说是她丈夫，和她结婚三年的丈夫刻的这几刀。我让她千万小心，几天后就没事了。我给她缝了十四针。她丈夫一定是个非同寻常、有创意的人。她也绝非等闲之辈，以她自己的方式：斯巴达式。我给她缝针时，她连拳头都没握，手指非常放松。” “真的。您需要她的名字和地址做记录吧。” “我有了，谢谢。她写的。” “谢谢，大夫。” 福尔莫走了。沃尔夫站起身，拉了拉马甲，还是没遮住紧紧裹住他的突出中段、露出一道边的淡黄色衬衣。我尾随他出了厨房，顺路告诉弗里茨尽量把皮围巾洗干净。 我到办公室时，沃尔夫又坐在了他的椅子里，在她对面。他正对她说： “很高兴您伤得不算太重，蔡平夫人。大夫已跟您说了千万小心，这几天可别把缝的线抻开了。哦，诊疗费——您付他钱了吗？” “付过了，五美元。” “好的，我得说这价钱不贵。古德温先生说您的出租车在等您。跟司机说开慢点儿，颠簸是很烦人的，对您这种情况，甚至很危险。我们就不再耽搁您了。” 她又直勾勾地盯着他，虽然已洗干净，包扎好，她也没变漂亮。她用鼻子深深地吸了口气，吐出来，好让你能听见。 终于，她说：“您不想听我说说是怎么回事吗？我想跟您讲讲他做了什么。” 沃尔夫的头向左转，再向右转。“不必了，蔡平夫人，您该回家休息了。我会去报警的。我能理解您的顾虑。毕竟，自己的丈夫，都结婚三年了……交给我吧。” “我不想报警，”那女人的眼睛盯得还真死，“您以为我想让警察把我丈夫抓起来吗？他的地位……他的名望……您以为我想让他被抓吗？这就是为什么我来找您……我想告诉您。” “但是，蔡平夫人，”沃尔夫冲她摆了摆食指，“您看，您来错地方了。很不幸，您来找的这个人，全纽约只有这个人，全世界只有这个人，一眼就能看明白今天早晨在您家里到底发生什么。这也没办法，您想骗的就是这个人，就是我本人。糟糕的是，这是从您的角度来说，我实在是太讨厌上当受骗了。就这么算了吧。您如此紧张急躁，而且失血过多，真该好好休息，安静一下。回家吧。” 我当然又落水了，我在后面拼命游，想追上那条船，以前也发生过几次。我一度以为她起身要走了。可她刚要离开，又转回来，看着他说： “我是位受过教育的女人，沃尔夫先生。虽然做过女佣，我并不以为耻，我是受过教育的。您这样说话，是为了把我搞糊涂，但我很明白。” “好，那就没必要——” 她突然厉声喝断他：“你这个肥傻瓜！” 沃尔夫摇摇头。“肥，显而易见，尽管我更喜欢‘巨大’这种说法。傻瓜，只是符合最广义的解释，即人类特性之一。蔡平夫人，您这样直言不讳地当面指出我的富态可不够大度，我可只是蜻蜓点水般提及您的愚蠢，还克制自己不要点明。现在我就不客气了。”他动动一根手指，算是指了指桌上垫着报纸的那把刀，“阿奇，你能把那不起眼的凶器洗干净吗？” 我不知该怎么做，或许他是在吓唬她。我拿刀站在那儿，看看她，又看看他。“把证据洗掉？” “劳驾了。” 我把刀拿到盥洗室，打开水龙头，用纱布把血蹭掉，擦净。门虽然开着，但我什么也听不到。我回到办公室。 “现在，”沃尔夫对我说，“右手紧握刀把。到桌子这儿来，让蔡平夫人能看清楚。转过身，就这样，举起胳膊，用刀划过你的脖子。千万用刀背，别演得过火。你还记得蔡平夫人伤口的长度和位置吗？比照着在你身上划出来。对，对，非常好。这一刀稍微高点儿。再来一刀，低一点儿。讨厌，小心点儿。就这样。您看，蔡平夫人，他做得很利落，不是吗？我并不想暗示说，您这样选择伤口位置是为了让我们以为不可能是自残，我不想侮辱您的智力。很可能，您这样选择纯粹出于谨慎，您知道前面，喉内静脉附近……” 他打住了，因为除了我没人在听。我作完演示，转过身时，她已站起身，直直地挺着脖子，双唇紧闭。她一句话都没说，无神的灰色小眼睛看都不看他一眼，起来就走。他毫不在意，继续他的演讲，直到她打开办公室门，走出去。我发现她把刀落下了，又一想还是收在我们那些零七碎八的东西里吧。突然，我跳起来冲向门廊。 “嘿，夫人，等等！您的皮围巾！” 我从弗里茨手里接过围巾，在大门口追上她，帮她围上。皮特尼·斯科特下车过来帮她，我便回去了。 沃尔夫正在看一封赫恩公司的来信，是和早上的邮件一起到的。看完，他把信压在镇纸下而——一块坚硬的，曾把人的脑壳敲裂的木头。他说： “女人的想法真是难以置信。我在匈牙利时，认识一个女人，她丈夫经常头疼。她常用冷压布帮他缓解头疼。一天，她突然想到在润湿压布的水里加入一种渗透性毒药，那毒药是她自己从草药中提取的。她对结果挺满意。供她做这项实验的人正是我自己。那女人——” 他说这些，只是不想让我用公事来烦他。我打断他：“对，我知道。那女人是女巫，骑着猪尾巴到处转，被你抓住了。不管那些，我该在这案子上补补课了。你可以帮我一把，用艰深的语汇说说你是怎么知道朵拉·里特是自己修理自己的。” 沃尔夫摇摇头。“这可不是帮一把的事，阿奇，这得用尽九牛二虎之力，持之以恒地推下去。我可不干。我只想提醒你，保罗·蔡平的小说我都读过，其中有两部写到了朵拉·蔡平；他自己，当然是每部小说里都出现；和伯顿大人结婚的那女人，保罗·蔡平可望不可即的偶像，大概在五部小说里出现了四次；在最后这部小说里，我没找到她。去读那些小说吧，或许我还愿意谈谈我都得出了什么结论。即便如此，我当然也不会把我的眼睛所发现的事，一目了然地摆在你眼前。上帝创造我和你时，在某些方面就是不公平的，想去干涉他的安排是徒劳。” 弗里茨来到门口说午饭已备好。 第十一章 我有时觉得沃尔夫和我能共处一室，简直是奇迹。我们俩之间的某些分歧，在餐桌上要比其它地方表现得更为明显。他是细品慢尝，我是狼吞虎咽。我并非分不出好坏，被弗里茨的烹调熏陶了七年，我连妙与佳的区别都常常分得出来。但毋庸置疑，当美食在咽部时，对沃尔夫来说，其最大魅力便是美食与味蕾间的缠绵悱恻，而对我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食物的目的地——肚子。为避免误会，我该补充一句，沃尔夫从不会为尝过美味后该怎么处理食物而烦心。他能妥善安置。我曾见他休息时，干掉整整十磅烧鹅，从八点干到午夜，而我正拿着火腿三明治和牛奶待在角落里，暗自祈祷噎死他。那时候，他通常是在厨房大快朵颐。 办案也一样。千百次，我都想踢他一脚，看着他慢悠悠走向电梯，去楼上摆弄那些花草，或是读本书，细细品味每个字，或是和弗里茨讨论干草的最仕储存地，我却像只无头苍蝇似的乱撞，喊破喉咙，希望他能告诉我该钻哪个洞。我承认他很了不起。他以天才自居，他有理由这么说，不管是真心还是假意。我承认，就是这么和稀泥。他也没让我们赌输过。可我仅仅是个普通的人，我无法因为他是天才，就遏制自己想踢他一脚的愿望。有时他会说：“耐心，阿奇，如果苹果还没熟你就吃，那就等着肚子疼吧。”他说这种话时，有几次我差点就忍无可忍了。 唉，星期三下午，吃过午饭，我烦得要命。他不理我，还和我作对。他不肯给罗马的那家伙发电报，跟桑蒂尼联系。他说这没用，让我相信他。他也不肯帮我设个套，把利奥波德·埃尔克斯引到办公室来。在他看来，这也没用。我这里苦口婆心，他却埋头读书。他说在这个案子上，他只想和两个人谈：安德鲁·希巴德和保罗·蔡平。他没准备好和蔡平谈，他又不知道希巴德在哪儿，是死还是活。我知道绍尔·潘策尔每天都去停尸房看那些僵尸，除此以外，我不知道他还在做什么。我还知道沃尔夫今天上午和克拉默探长通过电话，但这也没什么好激动的。一周前，克拉默就放弃保罗·蔡平了，他之所以还能睁着眼，完全是靠呼吸惯性。 中午，绍尔打来电话，沃尔夫是在厨房接的，我正在外面和皮特尼·斯科特周旋。两点刚过，弗雷德·德金打来电话，说保罗·蔡平去了理发店和杂货店，市局的侦探和那个戴棕帽子、打粉领带的家伙还跟着，他在考虑成立个俱乐部。沃尔夫继续读书。差一刻三点，奥里耶·卡瑟打来电话说他搞到了些东西想给我们看，能不能过来，他在十四街的地铁站。我说可以。就在奥里耶来之前，又来了电话，这回沃尔夫放下了书。是建筑师法雷尔，沃尔夫和他通了电话。他说他和奥格尔索普美餐了一顿，争执良久，但最终他说服了奥格尔索普。他此时正在这位出版商的办公室。保罗·蔡平曾有几次图方便，用这里的打字机，至于是哪一台或哪几台，不能确定，因此他要在这儿的十几台打字机上都留个样本。沃尔夫告诉他样本上一定要有出厂编号。 我们挂了电话。我说：“好，干得不错。但就算你能证明警告诗是他写的，也不过刚刚开始。哈里森之死已撂在一边，怎么也理不清。跟你说德雷尔也一样，除非你能把利奥波德·埃尔克斯弄到这儿来，好好挖挖他。你得找出他故事里的漏洞，然后顺藤摸瓜，要不我们就完了。见鬼，我们还等什么？你倒无所谓，反正挺忙，有书看——你到底在看什么？” 我站起来瞟了眼那本书，深灰色封皮金字：《头脑断层》，安德鲁·希巴德著。我咕哝道：“哼，或许他在那儿，没准儿掉里头了。” “早掉里了，”沃尔夫叹道，“可怜的希巴德，连书名都免不了诗情画意，就像蔡平写的故事，免不了野性。” 我跌坐在椅子里。“听着，老板，”我知道他最讨厌我叫他老板了，“我开始明白了。大概伯顿大夫也写书吧，还有拜伦，或许德雷尔也写，当然还有迈克·艾尔斯。我这就开车去派克郡打野鸭、等你看完了，给我发份电报，由克利弗·斯特吉斯转交，我再慢慢开回来，然后我们就处理这杀人案。别着急，慢慢看。你要是等苹果熟过头了再吃，你会食物中毒，中丹毒什么的，至少我希望如此。”我瞪着他也没用，他只消闭眼不看我，就能让我感觉自己像个傻瓜，我站起来，没用也要瞪着他。“该死，我不过是想让你稍稍配合点儿！给罗马的那个意大利佬发份电报！我问你，难道非得让我发脾气吗——见鬼，你要干什么？” 最后一句是对弗里茨说的。他已经到门口，皱着眉头看我。他一向不喜欢听到我对沃尔夫大喊大叫，我也冲他皱着眉。然后我看到了他身后的那个人，收起怒容说： “请进，奥里耶。有什么收获？”我转向沃尔夫，以平和的语调，怀着敬意说：“他刚才打过电话，说有东西要给我们看。我跟您说过了，您正专心看书。” 奥里耶·卡瑟带的东西有小箱子那么大，报纸裹着，捆着粗绳子。 我说：“希望是书。” 他摇摇头：“书没这么轻。”他把东西放在桌上四处看看，我拉过来一把椅子。 “是什么？” “我怎么知道？我是想拿到这儿来再打开。也许就是堆破烂，但我有种预感。” 我掏出小刀，沃尔夫摇摇头。他对奥里耶说：“接着说。” 奥里耶笑了笑。“我说过，也许就是堆破烂。不过我可真受够了，跑了一天半，什么都没发现，也就是知道那瘸子去哪儿买东西，经常擦鞋，因此碰到看似突破口的东西，我想我有些激动。我是在按您的指令做——” “行了，说说这包裹的事。” “好。今天早晨，我去了格林威治书店。我和店主聊天，说他们的流通图书馆里应该有保罗·蔡平的书吧，他说当然有，我说我想看看，他给我拿来一本，我看了看——” 真让人受不了，我哼了一声吓了奥里耶一跳，沃尔夫把目光转向我。我坐下。 “然后我说蔡平这人一定挺有意思，问他见过他没有。他说当然见过，蔡平就住在附近，经常去那儿买书。他指给我看蔡平的照片，带签名的，和另外几人的照片一起贴在墙上。我们的对话提醒了坐在后面桌边的一位黑发女子，她冲店主喊道，蔡平先生两周前放在这儿的包裹还没取走呢，圣诞节的货就要到了，那包裹会碍事的，他最好给蔡平先生打个电话让他来取。他说晚些时候吧，蔡平先生还没起床呢。我交了一美元押金，拿起书，到街上找地方吃午饭，边喝咖啡边考虑这事。” 沃尔夫点点头，以示同情。奥里耶怀疑地看着他，接着说：“我是这样想的。两周前，就是警察开始调查蔡平的时候，他会不会听到了风声，知道他们要搜查他，而他家里有些东西是他不想让外人看的？他可以采取很多措施，包括包好送到书店的朋友那儿，让他们替他保管。那儿挺安全。不管怎样，我想我和蔡平够交情，我就帮他看看他的包裹吧。我从文具店买了信封和一张纸，去一家房地产办公室，求他们让我用用打字机。我给书店写了张措辞委婉的便条，我留心看了照片上蔡平的签名，模仿得很像。但我又不敢寄了，刚刚在书店听说了包裹的事，时间太短。我决定等到下午。刚才，我找了个小男孩儿把信送到书店，跟您说很管用，他们把包裹给了他。”奥里耶冲桌子点点头，“就这个。” 我起身又拿出刀子。沃尔夫说：“不，解开。”我开始解绳子。奥里耶用手擦了擦额头说：“上帝呀，如果只是些钓鱼用具，或电灯泡什么的，您可得给我点儿酒喝。我就有这点儿进展。” 我说：“也许我们能在这里找到一副打字机连动杆，或者洛林·A.伯顿夫人的情书，嗯？解不开。他不想让我解开，不想让任何人解开。即便解开，我也无法照原样系回去。”我又拿出刀，看着沃尔夫。他点点头，我割断了绳子。 我拆开报纸，好儿层呢。不是箱子，是只浅棕色小牛皮制成的长方形盒子，真皮，可不是仿的，别致而精美，边上印有漂亮的压花，真是独一无二。奥里耶咕哝道： “天哪，我可能会被抓起来的，重大盗窃他人财产罪。” 沃尔夫说：“继续。”他没站起来，只是看着。 “不行，锁着呢。” “嗯。” 我去保险箱里取了两串钥匙，试着开锁。锁很普通，几分钟就打开了。我放下钥匙，掀起盖子。奥里耶站起来和我一起往里看。我们俩一时语塞，对视着。我从未见他这么扫兴。 沃尔夫问：“空的？” “不，先生。我们得让奥里耶喝一杯了。不是他的，是她的。我是说是朵拉·蔡平的。是她的手足用品盒，手套、袜子，没准儿还有其他女士用品。” “真的。”我没想到沃尔夫会感兴趣。他的嘴唇撅起，又放下。他甚至要站起来了。他真站起来了，我把盒子推过去。 “真的。我怀疑——是的，一定是这么回事。阿奇，请你把这些东西拿出来，摊在桌上。来，我来帮你。不，奥里耶，除非你先洗手。哈，还真有更私人的用品！但主要是袜子和手套。轻点儿，阿奇，女性渴望尊严，要尊重她们，我们在这桌上展示的是一个男人的灵魂。看得出，系出名门。比如，你们注意到了吗，这些手套，颜色质地各不相同，却是同一尺寸？至少二十副，无一例外。还有比这更忠诚、更专一的吗？‘啊，但愿我是那一只手上的手套……’对罗密欧来说，修辞而已；对保罗·蔡平来说，这手套却是真正的财富，除此之外，再无希望，不论是甜蜜还是苦涩。还是干正事吧。一叶障目也是种歪曲。就拿这事来说吧，我们可别忘了这些物品的材质和做工都很昂贵，伯顿大夫至少得花三百美元，他当然有理由希望使用率更高些。有些简直就是新的。为公平起见——” 奥里耶坐下来，呆呆地看着沃尔夫。打断他的却是我：“关伯顿什么事儿？我在说英语。” 沃尔夫又摸了摸那些手套，拿起一只袜子，对着光看了看。看他像内行似的把玩那些女性用品，我对他的虚伪有了新的认识。他又拿起一只袜子，轻轻地放在桌上，然后从兜里掏出手绢仔细擦手，手指、手心，之后坐下。 “读读你那些盎格鲁-撒克逊诗歌，阿奇。罗密欧就是英国人，尽管他在剧中的国籍不是。我不是要把你搞晕，我只是遵循传统。” “好吧，关伯顿什么事？” “我说过了，他付钱。他出钱买，他妻子穿，朵拉·里特，就是后来的朵拉·蔡平偷走，然后保罗·蔡平珍藏。” “这些您怎么知道？” “我怎能不知道？保罗·蔡平把这些用过的东西锁在如此精美的容器里，一有危险，就挪到安全地方，以免被心存恶意的好奇之人打扰。你见过朵拉·蔡平的手有多大，再看看这些手套——显然不是她的。星期一晚，你听到了蔡平是如何着迷于伯顿大夫的现任妻子。要知道，朵拉·蔡平，那时是朵拉·里特，是伯顿夫人多年的贴身女佣，而且仍为她服务，帮她做头发，至少一周一次。知道这些，在我看来，只有最不可救药的笨蛋——” “好的，先生，就算是笨蛋吧，但为什么一定是朵拉拿的这些东西？或许是蔡平自己拿的。” “也许是他，但可能性极小。他当然不能把袜子从她腿上扒下来，我也怀疑他会那么熟悉她的更衣室。忠心耿耿的朵拉——” “对谁忠心？伯顿夫人？偷她的衣物？” “但是，阿奇，你见过朵拉，难道你不承认她很特别吗？什么人都可能效忠雇主，几百万人天天如此，这是最愚蠢最庸俗的一种忠诚。至于说，当朵拉看到那个浪漫瘸子内心饱尝痛楚时，同情心如何在她胸中激起第一道涟漪，即便可以这样猜，我们也没必要这样想。我宁愿相信这是一桩诚实体面的交易，保罗·蔡平提出付她钱，他也的确付了钱，让她拿给他一副梦中情人戴过的手套，但恐怕不是这样。见到朵拉本人，我怀疑她是心甘情愿为浪漫爱情效劳。这就是她的忠心。这甚至能说明为什么在她结婚后，无须再当女佣时，却仍然去找伯顿夫人。毋庸置疑，她得常常拿回些新物件。蔡平真是太幸运了！他所爱恋的气味，曾与他所倾慕之人的皮肤亲密接触的织物，只要他想要，就能送到他手中。还有那手指，一小时前曾摆弄过他的爱人的头发的手指，现在给他递来晚餐咖啡。他每天都能享受种种与他所爱恋之人相关的微妙联想，还能彻底摆脱那些被迫的平庸接触，后一种接触所带来的乐趣颇堪怀疑。好处就说这么多，所谓的个人情感饥渴。是呀，把手套、袜子珍藏在盒中，人类是无法靠这种方式传宗接代的，生理问题是另一回事。” 奥里耶·卡瑟说：“我认识一个当兵的，他睡觉前总要掏出姑娘的手绢亲一亲。有一天，我们几人偷偷从他的衬衣兜里掏出手绢，在上面洒了些东西，当晚他使劲耸着鼻子闻手绢，动静大极了。他把手绢烧了。后来他躺下大哭一场——就这么个人。” 我说：“想出这种招来，可真够费脑子的。”沃尔夫看着奥里耶，闭眼待了几秒钟，又睁开。他说： “这盒子里没有最常见的手绢。蔡平先生可真讲究。阿奇，把盒子装好，别那么无所谓，锁上，包好，放到橱柜里。奥里耶，你可以回去工作了，你知道该干什么。你还没给我们找到破解这案子的方法，但我们正在搜查的这座大厦的另一间屋的门帘，被你撩开了。按照惯例，六点零五分打电话。” 奥里耶吹着口哨走出了门廊。 <hr /> 注释： 第十二章 我也有只很好的皮具，没有保罗·蔡平的珍宝盒那么大，但更漂亮。星期三下午五点，我坐在桌前等着刚才打电话的人，为了消磨时光，我把我的皮夹从胸前内兜掏出来欣赏。这皮夹到我手不过两周，褐色，鸵鸟皮，外面压满了金色图案，一面压的是细致的横纹，间隔半英寸，有花朵间杂其中，是兰花；做工非常精细，你甚至可以说沃尔夫一定是给了那家伙一棵卡特米兰做样本；另一面的花纹是科尔特自动手枪，五十二把完美的金色小手枪都瞄准中心。里面印有金字：N..赠与A.G.。沃尔夫是在十月二十三日吃饭时送我的，我都不知道他还知道我的生日是哪天。我把我的警证、持枪证，还有驾照都装在里面。这夹子太宝贵了，要我出让，得给我整座纽约城，外加两个不错的郊区。 弗里茨进来说克拉默探长来了，我把皮夹放回衣兜。 我请克拉默落座，接着上楼去温室。沃尔夫正和霍斯特曼在放花盆的长凳那儿摆干紫萁根，时而弯腰闻一闻。在他的肘旁是十几盆长疯了的齿舌兰。我就站在一旁等，他的目光离开那些花时，我嗓子都干了。 “什么事？” 我咽了口唾沫。“克拉默在楼下，那个鲁莽探长。” “他来干什么？你听到我和他通过电话了。” “你看，”我说，“这点希望你能明白。我之所以上来，只是因为我想或许你改变主意了，想见见他。行或不行就够了。如果你要为这事儿冲我嚷嚷，纯属孩子气。你知道我怎么想。” 沃尔夫稍稍睁大眼睛，冲我挤了挤左眼，两次，又转向放花盆的长凳。我只能看到他宽阔的背部。他对霍斯特曼说： “这样就行了。拿木炭来，我想，不要水藓了。” 我下楼回到办公室对克拉默说：“沃尔夫先生不能下楼，他的身子骨太弱了。” 探长大笑。“我没想着他会下来。我认识尼禄·沃尔夫的时间比你长，小子。你不会以为我打算从他那儿套出什么秘密吧？他能告诉我的已经都告诉了你。我能抽烟斗吗？” “烦人，沃尔夫讨厌烟斗。去他的吧。” “你们这是在给我演哪一出啊？”克拉默装好烟斗，用火柴点着，吸了一口，“你们没……必要。沃尔夫告诉你……我在电话里对他说了些什么吗？” “我听到了，”我拍了拍我的笔记本，“都记下了。” “你还真都记了？好吧，我不想让乔治·普拉特烦我，我太老了，不想玩儿这个。前天晚上这儿发生了什么？” 我笑了。“就是沃尔夫跟你说的那些。没别的，签个合同而已。” “他真的骗了普拉特四千美元吗？” “他谁都没骗。他卖东西，他们下订单。” “好，”他吐了口烟，“你知道普拉特吧？他觉得这太好笑了，这座城市有那么好的警队，那么多有勇有谋的人在查处这种事，他却得付给私家侦探钱。他用的就是‘查处’这个词。我在场，他是在和副局长谈话。” “还真是，”我咬住嘴唇，当我发现我在学沃尔夫时，总觉得自己像个傻瓜，“也许他指的是卫生部。我才意识到，警察查处。” 克拉默咕哝了一声，向后一靠，看着盛兰花的花瓶，吸着他的烟斗。很快，他说： “今天下午，我碰到件怪事。有个女人打电话说她想让我们把尼禄·沃尔夫抓起来，因为他企图割断她的喉咙。他们让她来找我，他们知道我为了这案子在关注沃尔夫。我说我会派人去调查的，她告诉我她的姓氏和地址。听到她自报家门，你用根橡皮筋就能把我抽晕了。” 我说：“这可够刺激的，很想知道是哪位。” “你当然想知道。我敢打赌你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两小时后，有人来找我，是我请来的，一位出租车司机。他说不论他的话和我所听到的有多少出入，他可不愿因作伪证替他人坐牢。他说她在佩里大街上了他的出租车，他看到她身上有血。我刚才打电话给沃尔夫也想说说这事，但我的脑子里总是浮现出他割一位女士的脖子的画面，太生动了，挥之不去。”他喷了口烟，点燃火柴，烟丝又着了，他的声音越发激昂刺耳，“听着，古德温，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蔡平的女人我都审了三次了，她的嘴太紧，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说，嘴巴一闭就走了。沃尔夫星期一晚才介入这案了，瞧瞧现在，星期三上午，她就跑到他的办公室办展览去了。他到底是怎么了，把他们惹成这样？” 我笑了。“因为他与生俱来的同情心，探长。” “哦，是谁割了她的脖子？” “我怎么知道？她跟您说是沃尔夫。叫他来问问。” “是蔡平吗？” 我摇摇头。“就算我知道，也只能埋这儿。”我拍了拍胸脯。 “非常感谢。好，听我说，我可是认真的。够坦率了吧？” “绝对坦率。” “是吗？” “问什么问，你当然清楚。” “好吧。那我跟你说，我不是到这儿来显摆的。蔡平我已经调查了六周，从德雷尔死就开始了，关于他我查出了什么？一无所获。哈里森也许是他杀的，德雷尔我肯定是他杀的，希巴德看来也落在了他手里。我搞不懂他。他就像湿马路一样滑。他当庭承认杀了人，法官却以藐视法庭罪罚了他五十美元！后来我得知他此前还和出版商说过这事儿，以便炒作他的书！大肆宣扬。够滑头吧？” 我点点头承认：“的确滑头。” “是啊，唉，我试了各种办法。有件事，我算搞明白了，他妻子对他又恨又怕，也许从她那儿我们能搞到些情报，如果能撬开她的嘴。听说她跑到这儿来见沃尔夫，我自然以为他会有所收获。我想说的是，如果你不愿意，可以什么都不跟我说。我不是要插一杠子，但是不论你们从蔡平的女人那儿得到了些什么，如果和我搞到的东西对照一下，或许会更有用，我很愿意——” “但是，探长，等一等，如果您认为她来这儿是怀着友好的目的来送情报，又怎么解释她打电话让你们抓沃尔夫？” “好了，小子，”克拉默犀利的眼睛冲我眨了眨，“我不是说了吗，我认识尼禄·沃尔夫的时间比你长。如果他想让我以为她没对他吐露什么秘密，他恰恰会让她这么做。” 我大笑，突然想到如果克拉默继续持这种想法，也没什么坏处，于是又多笑了会儿。我说：“也许，他的确可能这么做，但他没有。她为什么要打电话让您抓他——等着我有机会告诉沃尔夫——她为什么这么做，因为她心理变态。她丈夫也是。他们俩都心理变态。疯子的公园大道。” 克拉默点点头。“我听说过这个词。我们有个部门——哦，唉……” “您肯定是他杀了德雷尔？” 他又点点头。“我想德雷尔是被保罗·蔡平和利奥波德·埃尔克斯杀的。” “不会吧！”我看着他，“这个想法没准还真靠谱。埃尔克斯，嗯？” “是呀。你和沃尔夫不肯说。想听我说说吗？” “很乐意。” 他又装了一锅烟丝。“你知道德雷尔是怎么死的，但你知道是谁买的硝化甘油片吗？德雷尔，当然是他。就在他死前一周，埃尔克斯打电话告诉他是假画，想把钱要回来，就是那时买的。也许他想到了自杀，也许没有，我认为没有，少量硝化甘油有很多用途。” 他深吸了口烟。“好，那么蔡平那天是怎么从瓶子里拿出药片的呢？很简单，他没拿。这些药片德雷尔已经买了一周了，而蔡平经常出入画廊。星期一下午，他在那儿待了两小时，也许是谈埃尔克斯的画的事。那时他就可能拿到了药片，然后等待时机。星期三下午，机会来了——等我说完，我知道埃尔克斯是怎么说的——星期四上午，侦探也询问了桑蒂尼，那位意大利专家，没有矛盾，但那时还没看出什么蹊跷，例行公事罢了。后来我就向意大利方面提出请求，他们在佛罗伦萨找到桑蒂尼和他长谈了一次。他说的和他第一次跟警察说的差不多，就是忘了提他们一起离开办公室后，埃尔克斯又回去了一趟，在那儿待了大约半分钟。会不会是德雷尔杯子里的酒还没喝完，埃尔克斯先从蔡平那里拿到药片，然后放到了酒里？” “为什么这么做？就为整人玩儿？” “我没说为什么。那是我们现在要搞清楚的事。比如，如果德雷尔卖给埃尔克斯的画是真的——那是六年前了——埃尔克斯把画收起来，以假替真，然后要把钱拿回来？我们正在调查。一但我有任何证据证明他的动机，我就给埃尔克斯和蔡平准备免费食宿。” “您还没有证据？” “没有。” 我笑了。“不管怎样，这么多有趣的谜团够您解的。我得告诉沃尔夫，但愿不会令他感到乏味。您为什么就不能相信归根结底就是自杀，然后完事大吉？” “不行呀，特别是在希巴德失踪后。即便我想这样了结，乔治·普拉特那帮人也不同意呀。他们收到了警告。我不怪他们。那些警告听起来像是真的，虽然写得花里胡哨。我想你都读过了吧。” 我点点头。他把手杵进胸前的衣兜，掏出几张纸来看。他说：“我真是个傻瓜，随身带着这些警告，因为我总有种预感，这里藏着线索，某种线索，如果我能找到的话。听听这份警告，他上星期五寄出的，就在希巴德失踪后三天： 他那血淋淋的头，他的苦难，他的眼睛 已死，只剩下恐惧和可怜兮兮的希望， 希望这最后一击，致命一击不会落下。 他那乞求怜悯的呻吟，绝望的呼吸 透过汩汩涌出的鲜血拼命吸吮空气。 我还听到，我内心幸福的节奏， 我的灵魂幸福而骄傲地昂首阔步。 “我问你，这听起来像真的吗？”克拉默把纸叠好，“你有没有见过头部遭到猛击，脑浆迸裂的人？你注意过吗？好吧，听一听：‘透过汩汩涌出的鲜血拼命吸吮空气。’是这副景象吧？我认为是。写这句话的人正看着这景象。跟你说他正看着呢。所以关于安德鲁·希巴德，我只对他的尸体有兴趣。蔡平干掉了希巴德，这是铁定的，唯一的问题就是他把残骸放在哪儿了。还有，他也杀死了德雷尔，只是这一次埃尔克斯帮了他。” 探长停下吸了两口烟。此事办完，冲我努了努鼻子，问道：“你为什么认为是自杀？” “见鬼，没有。我认为是蔡平杀了他。也许他还杀了哈里森，也许还有希巴德。我只是在等着看您，还有沃尔夫，还有那些会员证明是他杀的。而且，我还挺烦埃尔克斯。埃尔克斯的事你要是搞错了，那可就有麻烦了。” “哦哦，”克拉默又努了努鼻子，“你不想让我查埃尔克斯？我不知道尼禄·沃尔夫是否喜欢这主意。我可不想找麻烦。真的。我想你知道埃尔克斯在派人跟踪保罗·蔡平。他怀疑什么？” 我微微扬了下眉，希望只有这点动作。“不，我不知道。” “瞎说，你会不知道？” “不知道。当然你派了一个人，我们有……”我想起来我还没问德尔·巴斯科姆那个戴棕帽子、打粉领带的探子呢，“我还以为在那儿陪着那帮男孩儿的矬子是巴斯科姆的某位专家呢。” “你当然会这么想。你不知道从昨天上午开始，巴斯科姆已经不办这案子了。和那矬子谈谈。昨晚我和他谈了两小时。他说他有他妈的权利保持他妈的沉默。他就这么说的，真有风度。最后我只能让他滚，我要查一查他在为谁办事。” “你刚才说是埃尔克斯。” “我是这么想的。还能是谁？你知道吗？” 我摇摇头。“鬼才知道。” “好吧，你就是知道也别告诉我，我想猜猜。你当然看出来了我可不是傻瓜。你要是看不出来，尼禄·沃尔夫也看出来了。我抓过人，后来他还被定了罪，所以我才被提拔为探长。我知道沃尔夫想破了这蔡平案，好好赚一笔，因此如果我指望他把手里的牌分我几张。那我就真是个傻瓜了。但跟你交个底儿，过去这六周，我查出了蔡平不少事，可没有一件事是我不喜欢的，其实我真想活剥了他。何况，他们让我四处奔波，脚底板都要磨出泡了，日子不好过。我想知道两件事。第一，沃尔夫进展如何？当然，我知道他是天才，没问题，但他是否已掌握了足够的材料阻止那瘸子？” 我说：“他所掌握的材料足以阻止任何挑起事端的人。”我也的确这么想。 “什么时候？若是那样，我不会为他要骗普拉特四千元而睡不着觉的。你能告诉我什么时候吗？有什么可效劳的吗？” 我摇摇头。“都不行。但他会采取行动的。” “好吧。那我就接着打听。另一件事，或许你能告诉我，我发誓你不会后悔。今天上午，朵拉·蔡平在这儿时，她有没有告诉沃尔夫九月十一日到九月十九日之间，她曾在她丈夫的兜里看到过硝化甘油片？” 我冲他笑了笑。“我可以给您两种回答，探长。一种回答是，如果她说了，我会尽量模棱两可地回答您，让您无从判断她是否说了。另一种回答是我要给您的：我们没问她这个问题，她也什么都没说。她来这儿就是为了让人割她脖子。” “哦哦，”克拉默站起身，“而且沃尔夫是从背后袭击了她。他会这么做的。他就是那种该千刀万剐、背后下黑手的家伙……好吧，再会。改天再谢。替我给沃尔夫喝个倒彩，跟他说在我看来，他会拿到钱，还会得到蔡平案相关人员的掌声，越快越好。我想干别的。” “我会转告，来杯啤酒吗？” 他说不用，随即告辞了。既然他是探长，我走到门廊帮他穿好外套，为他打开门。路边停着辆警车，是那种大凯迪拉克，还带司机。看看，我想，这才像侦探呢。 我回到办公室。屋里阴暗沉闷。快六点了，半小时前，天色就暗下来，我才开了一盏灯。沃尔夫还在楼上摆弄花草，还有七分钟才会下来。我不想坐在这儿看他喝啤洒，也没有理由认为他会说些什么与案子相关的事，因此我决定出去找块地刨上三尺，看看下面有什么。我打开两扇窗，散散克拉默留下的烟味儿，习惯性地从抽屉里拿出我的科尔特手枪，放在兜里，去门廊戴好帽子，穿上外套，出了大门。 <hr /> 注释： 第十三章 我对佩里大街不太熟。车停在半街区以外，我走在二〇三号楼街对面，不禁暗暗吃惊。这房子够可以的，灰泥抹墙，看似西班牙风格，门口是黑色铁灯架，没有紧急出口。街道两侧都是旧砖房，路边停着几辆车，包括两辆出租车。我这边路旁是一排破旧的店铺：文具店、洗衣店、熟食店、烟店，等等。我边走边往里看，在熟食店停下，走了进去。里面有两只位顾客，弗雷德·德金靠在柜台一端，拿着一块奶酪三汽明治和一瓶啤酒。我转身出去，回到我停车的地方，上了车。两分钟后，弗雷德过来，钻进车里，坐在我旁边。他还在嚼，舌头打扫着边边角角。他问我出了什么事。我说没事，就是来聊聊。我问他： “‘俱乐部’其它人呢？” 他笑了。“哦，他们就在附近。市局的家伙可能在洗衣店，我觉得他喜欢那儿的味道。‘粉子’，我估计是在下个街角的咖啡馆里。这时候，他通常离岗去吃饭。” “ 你叫他‘粉子’？” “哦，叫他什么都行。叫他‘粉子’是因为他的领带。你想让我叫他什么？” 我看着他：“喝多了吧，想什么呢？” “我发誓没喝多。阿奇，我就是见到你太高兴了。在这儿待着实在是孤单。” “你和这个‘粉子’聊天吗？” “没有。他不爱说话，总是躲在一边想问题。” “好吧。回去吃你的饭吧。如果你看见孩子们在我的车上乱画，教训教训他们。” 弗雷德下车走了。一分钟后，我也下了车，朝下个街角走，即使是瞎子，也能闻出来那里就是咖啡馆。我进了咖啡馆，墙边有二张小桌子，柜台那儿有六七位顾客。“粉子”还真在这儿，一个人坐在小桌边喝汤，正要把勺子从嘴里拿出来。他戴着棕色帽子，遮住了一只耳朵。我走到他的桌旁，低声对他说： “哦，你在这儿。” 他抬起头。我说：“老板现在要见你。我坐这儿等会儿，快点儿。” 他盯了我两秒钟，突然尖声叫道：“你这个该死的臭骗子。”我差点跳起来。 小矬子！我真想弯腰把他的金牙拽下来。我用脚勾过来一把椅子，坐下，胳膊肘支在桌上看着他。“我说，老板要见你。” “哦，是吗？”他张着嘴冲我哼了一声，露出镀金门牙，“你是不会骗人的，对吧，先生？天哪，我可以对他妈的全世界说你不骗人。我刚才在和他妈的谁打电话？” 我笑了。“是我。听我说，我看得出你不好对付。想找个美差吗？” “想，所以我找了个美差。如果你能把你那堆他妈的臭肉从我的桌边挪开……” “好吧，我会的。接着喝你的汤，别想耍脾气吓唬人。我没准儿会把你的右耳割下来，放左边，然后把左耳挂在你的腰带上备用。接着吃。” 他把勺子放在汤碗里，用手背抹了抹嘴。“见鬼，你到底想干什么？” “嗯，”我说，“今天上午，我和我的朋友克拉默探长一起喝茶，他说他昨晚和你谈得很投机，我也想见见你。这是一种说法。另一种说法是某人，名字就不必说了，某人认为你出卖了他，我得查清楚，我想最快捷的方式就是问你。你在给多少人干？” “妈的，那么好打听！”他用舌头从牙缝里剔出些东西，“昨晚是那个讨厌的探长，现在是你。见鬼，我的汤都凉了。” 他起身端起汤碗，走了十英尺，到最后一张桌了那儿，然后又回来取面包、黄油、水。等他全搬完，我站起来，走到最后一张桌边，坐在他对面。我很生气，漂亮的开场白搞砸了。柜台的服务员和顾客们在看我们，就为消磨时光。我从兜里掏出一沓钞票，抽出两张二十元的。 “你看，”我说，“只消一两天我就能把你查个底朝天，但那样又费钱又费时，还不如把钱给你。这是四十美元，一半的钱，如果你告诉我是谁在指使你，等我证实后，再给你四十。反正我也查得出来，这样省时间。” 该死，他居然又拿起汤碗，回到第一张桌子。两三位顾客笑起来，服务员喊道：“嘿，让人家喝汤吧，也许他就是不喜欢你。”我气得真想揍谁的鼻子，可我知道没什么好处，于是我咽下怒气，摆出笑容，拿起那矬子的面包、黄油和水，走过去，摆在他面前，然后走到柜台前，扔出一角钱说：“给他来碗热汤，加些毒药。”走出了咖啡馆。 我慢慢走回车边。路过烟店时，我看到弗雷德·德金在里面。我本想跟他说让他盯着他的朋友“粉子”，留心他给谁打电话什么的，但我知道他如何用脑，想想还是让他把注意力放在主要工作上吧。我上了车，往城北开去。 对这矬子，我什么都看不透。一个长他那样儿的探子会那么老实吗？谁付他那么多钱？四十元在他眼里就跟肥皂包装纸似的。是谁那么刻意不让别人知道他在跟踪保罗·蔡平？我觉得探长的看法不合理，即便那天利奥波德·埃尔克斯真的帮忙在德雷尔的威士忌里下了毒。当然，这有可能，但我的习惯是别费脑子琢磨，除非已经不仅仅是可能。如果不是埃尔克斯，又会是谁？那帮人谁都可能出于恐惧，非要自己去监视瘸子的一举一动，哪怕有了沃尔夫的备忘录也不踏实。但如果是这样，又何必搞得神秘兮兮？我边往城北开，边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名单，还是没头绪。 我把车开进车库，走回家。到家时，已临近晚饭时分。沃尔夫在办公室，坐在他的桌边在干些什么。啤酒托盘推到了一旁，他弯腰拿着放大镜，打开强光对着一张纸仔细查看。他抬头冲我点点头，又接着看。镇纸下还压着一小摞相似的纸。是一份打字稿，开头是：你们理应杀了我，看最后一丝卑微的叹息。是第一份警告。 很快，他再次抬头，眨眨眼，把放大镜放在桌上。我问：“是法雷尔的样本？” “对。法雷尔先生十分钟前送来的。他在奥格尔索普先生办公室的每台打字机上都留了样本。我查了两份，都不是红铅笔标出的那两份，”他叹口气，“你知道，阿奇，这个季节，白天越来越短，天黑得越来越早，这种变化似乎拉长了午饭与晚饭的间隔，真是神奇。我觉得我以前说过这话。” “不常说，先生，一天也就说一两次。” “真的，应该多说几次。你没洗手。” “没有，先生。” “晚餐有两只野鸡，别让它们久等。” 我上楼了。 吃过晚饭，我们一起检查法雷尔的样本，共有十六份。他不擅长打字，漏掉不少，但对我们来说没关系。我从温室带下来一个放大镜，沃尔夫继续用他自己的。参照哪份原件都没关系，不是副本就行，因为我们有十足的把握，所有警告都是在同一台打字机上打的。我们查得很彻底，两人都查过。沃尔夫喜欢这种活儿，每分钟都很享受。检查样本时，如果发现这个“a”没歪，或那个“n”没斜，他就会满意地咕哝一声。至于我，只有查出些名堂，才会满意。随着那摞纸越来越薄，所有查过的纸都做了红色标记，我可是一点儿也没高兴起来。 大约十点，我站起来把最后一份递给他，然后去厨房取了罐牛奶。弗里茨在那儿看法文报，冲我咯咯地笑。“瞧你那副样子，喝牛奶，奶都会变质。”我冲他一吐舌头，回办公室了。沃尔夫用夹子把样本夹好，把原件装回信封。 我说：“唉，今晚很有收获嘛，对吧？”我喝口牛奶，舔了舔嘴唇。 沃尔夫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叉，咪着眼。终于，他开口了：“这一晚献给蔡平先生的妙计，向他致敬。这也证明他没在他的出版商的办公室里打这些警告，但一定是他打的，而且还准备再打下一份，因此打字机一定存在，而且能被找到。我已经替法雷尔先生又想了个主意——有些复杂，但值得一试。” “或许我能出个主意。让他去利奥波德·埃尔克斯的办公室里取样。” 沃尔夫扬起眉。“为什么一定是埃尔克斯的办公室？” “是这样，首先克拉默探长想到跟意大利方面联系，让他们去找桑蒂尼。笨主意，当然，但他就是这么想的。桑蒂尼说他记得他们离开办公室后，埃尔克斯回去拿什么东西，单独在那儿待了约莫半分钟，有充足的时间往威士忌里放些药片。” “但没时间从德雷尔先生的兜里偷出瓶子，再搁回去，更别提还得提防不被发现。” “没错。事先蔡平自己偷了药品，也许是在上周，然后交给埃尔克斯。” “真的？新闻里说的？” “是在克拉默的脑袋里。也许最近就会进他包里。如果事情果真如此，却先成了他的囊中之物，我们就得找面镜子反省反省。还有，埃尔克斯派人跟踪蔡平。” “这也是克拉默脑袋里的东西？” “是的，也是，但有个探子——” “阿奇，”沃尔夫冲我摇摇食指，“我认为应该调整一下你看问题的角度。不能因为这案子蹊跷，你就被折磨成了傻瓜。比如说，克拉默探长，他是很棒。九成的谋杀案，他都比我有优势。简单列几点，我的工作时间固定，如果不能随时喝到冰镇啤酒，我的表现连凑合都称不上，我还跑不快。如果我被迫从事纯体力工作，比如杀蛇，我几天都得饿肚子。但对于这件案子和其它我们感兴趣的案子，考虑克拉默先生脑袋里的货色，可以说毫无用处。我还以为跟我干了这七年，你已经看清了这一点。” “当然，不说他的脑袋了，”我摆摆手，“但他的事实呢？比如埃尔克斯独自回到了办公室？” 沃尔夫摇摇头。“你看，阿奇，你已经被蔡平先生狡猾的复仇之轮转晕了，偏离了正题。想想备忘录里规定我们该做什么——使我们的客户们不再害怕保罗·蔡平的计谋。即便有可能证明是埃尔克斯先生给德雷尔的酒里下了毒——对此我非常怀疑——他的目的何在呢？不，我们还是专注干我们自己的需求和目的所限定的范围吧。克拉默探长也许有一天能替我们找出什么事实，谁都有可能，无须否认，但在这件事上，他还是自便吧。这些不在我们的工作范围之内。” “我还是不明白。你看，假如是埃尔克斯给德雷尔了的毒，蔡平当然也脱不了干系，看看第二份警告就知道了。你如果不能证明埃尔克斯也牵涉其中，又怎能证明蔡平应为德雷尔之死负责？” 沃尔夫点点头。“你的逻辑无懈可击，但你的前提荒谬透顶。我根本不想证明蔡平应为德雷尔之死负责。” “那到底——” 说到这儿，我突然意识到了他到底在说些什么，愣愣地看着他。沃尔夫接着说： “不能指望你像我一样了解保罗·蔡平，你没看他的书，也就没有我们俩之间这种额外的亲密关系。他是着了魔，精辟的煽情老话。同样的含义也可用现代科学术语来表达，可那就没意思了，味道也差了。他着了魔，但在一定范围内，他又是个非常机敏的人。在情感方面，他很幼稚——当最初的目标不可企及时，他竟会选择代理，而不选择替代。他选择朵拉·望特做她的女主人的代理人。不过他的智力水平相当高，如果他不想被发现，是否能找到事实证据，证明他做了某事还真成问题。” 他停下喝了口啤酒。我说：“如果你的意思是放弃，就是在挥霍时间和金钱。如果你是要等他杀下一个，以便跟踪他目击他下手，而他又如你所说的那么聪明……” 我喝了口牛奶。沃尔夫擦擦嘴，接着说：“当然，我们仍具备我们一贯的优势，即我们是主动出击，既是出击当然要戳软肋，这点不言而喻。既然蔡平先生讨厌事实证据，他的智力又足以消除事实证据，我们就放弃斗智，专往他的软肋上戳。他的情感。我现在告诉你的这个决定是上星期日作出的。目前我们在尽量攒足弹药。事实自然不可小瞧，我还得再找两条或三条事实，才有足够的信心说服蔡平先生坦白。” 沃尔夫一饮而尽。我说：“坦白，嗯？那个瘸子？” 他点点头。“应该挺容易的，我相信。” “哪三条事实？” “第一，找到希巴德先生，他的肉和骨头；没有生命之光也行，如果它已经去了别的地方。不过这主要是为了让我们的客户满意，以及兑现备忘录的条款，对说服蔡平先生没什么用。这种事实不会令他动容。第二，找到他写警告诗的打字机，必须找到，才能说服他。第三，有没有可能查清他是否吻过他妻子。也许这条没必要。有了前两条，或许就不用等第三条了。” “有了这些，你就能让他坦白？” “我想是的。我认为他别无出路。” “你只需要这些？” “看起来足够了。” 我看着他。有时我想我能看出来他在多大程度上是想入非非，有时我看不出来。我喃喃道：“那我还是把弗雷德、比尔、奥里耶和其它人都叫过来查这些事儿吧。” “千万别。蔡平先生自己会带我们去找打字机，或者去找希巴德先生的肉和骨头。” “我也挺有用嘛，照你的要求来看。但如果你星期日晚就认定无法掌握他的罪证，为什么还为我昨天和今天烧的汽油埋单？看来我不过是件古董家具或只纯种狗，是奢侈品。你是把我当花瓶。你知道我怎么想吗？我认为你说这些就是要委婉地告诉我，在德雷尔这件事上，你认为我一败涂地，还是干点儿别的吧。好吧，干什么？” 沃尔夫脸颊上微微现出了皱纹。“真的，阿奇，你真是咄咄逼人啊，就像喀尔巴阡山的奔流汹涌澎湃。要是你能找到希巴德先生就好了。” “我想到了。不管德雷尔了？” “让他安息吧。至少明天。” “一千名侦探和一万五千名警察找希巴德先生都找了八天了。我要是找到他，把他带到哪儿？” “活着，带这儿来。死了，我和他一样无所谓，但我想他侄女很在意。带给她。” “您会告诉我去哪儿找吗？” “我们的小地球。” “好吧。” 我上楼了，烦躁不安。每次办案，沃尔夫都会变得神秘兮兮的，我想他永远都改不了。我习惯了，也想到了，但还是很烦。费尔蒙特-艾弗里案，他故意等了二十四小时，直到将皮特·艾弗里彻底装进瓮，才收网，就为了欣赏我和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的迪克·莫利，陪着那个连耳膜都找不到的老傻子玩“狐狸与鹅”的游戏。我想他那令人肃然起敬的骄傲正是推动他走向成功的一只轮子，但我的心可是为两个人悬着，一点儿也不好玩。星期三晚上我差点把我的牙釉刷下来，似乎那可怜的牙釉代表着沃尔夫的骄傲。 第二天是星期四，吃过早饭，我八点钟就坐在了办公室里，又好好看了看伊芙琳·希巴德给我们的她叔叔的照片。绍尔·潘策尔打来电话，我告诉他八点半在麦卡尔平大厅等我。我尽量把照片印在脑子里，然后分别给伊芙琳·希巴德和克拉默探长打了个电话。克拉默挺友好。他说在希巴德这件事上，他的网已经撒得够大了。如果有尸体被冲到蒙托克角的沙滩上，或在斯克兰顿的煤矿里被发现，或在乡村公寓的管道里发了臭，或在泽西岛从萝卜坑里刨出来，十分钟他就能得到消息，问出详情。这个答复令我挺满意，这样我就不必浪费时间和皮鞋找死的希巴德了——我还是集中精力看能不能找到活人吧。 我去麦卡尔平见绍尔·潘策尔。他长着一张皱巴巴的小脸，乍一看没人认为他帅，尽管也许他真的挺帅——他浅浅地坐在一张织锦椅上，抽着一支漂亮的浅棕色大雪茄，那味道令人想起早春人们撒在草地上的东西。他向我汇报进展。显然，从绍尔得到的指令看，沃尔夫要么得出了和我相同的结论，即如果希巴德遇害，找到他的最好最快捷的方式是警察的常规举措；要么沃尔夫就是认为希巴德还活着。绍尔已经挖出了近五年来纽约市及周边地区所有和希巴德有关系的、沾亲带故的人——男人、女人、孩子——然后给他们打电话。希巴德在一所大学里教课，又好交际，所以绍尔的工作才刚刚开始。我猜沃尔夫或许认为蔡平的第二份警告没准儿是假的，希巴德是吓坏了，找个地方藏了起来。如果是这样，他总得和他认识的人联系。 我对此并不以为然。在我看来，那瘸子的话、第三份警告，还有别的都是真的。首先，沃尔夫没有肯定地说他不信；其次，我见过沃尔夫出错，不常错，但也不止一次了。当事实证明他错了时，看他如何应对是件很开心的事。他晃食指的速度会比往常稍快稍猛，双目微睁，看着我说：“阿奇，我喜欢犯错，只有这样我才心安。我并非无所不知，没理由背这包袱。” 尽管我信那瘸子，尽管希巴德不再消耗空气这想法令我感觉非常踏实，但是我实在想不出除了在他曾经生活的地方闻一闻，还有别的什么事可做。那些一般都能想到的人——邻居、朋友、学生和其它人——我都留给了绍尔，给自己分配了“白羽毛联盟”的会员。 《论坛报》办公室距此只有七个街区，我先去了那儿，迈克·艾尔斯不在。然后我去了公园大道。德拉蒙德的花店，这个小胖子男高音太想找人聊聊了。有许多事他都想知道，我希望他能相信我的话，不过他可没有任何有用的情报作为交换。离开花店，我回到三十九街，去找埃德温·罗伯特·拜伦，那位编辑，也无功而返。半个多小时，他只是在抓起电话时才有时间说句“抱歉”。看着他反反复复地接电话，我想万一他丢了编辑这个饭碗，倒可以随便找份女接线员的活儿干。 在外面跑时，我还得在十一点给沃尔夫打电话，问问有什么最新指示，那时他刚从温室下来。离开埃德温·罗伯特·拜伦的办公室时，马上就十一点了，我决定不打电话，干脆回家，反正离我下一个要拜访的地方也就两个街区远。 沃尔夫还没下楼。我去厨房问弗里茨有没有人把一具尸体给我们留在门门，他说没有。听到电梯响，我回到办公室。 沃尔夫又陷入了唉声叹气的情绪。他问候我时叹口气，坐下又叹口气。也许就是因为有株小兰花招了虫子，也许是一次严重的旧病复发，都有可能。我在等他按部就班地处理杂事，好跟他说句话。 他在看早上送来的邮件，从一个信封里抽出了几张纸。从我这个角度看那些纸比较眼熟。 我问：“是什么？法雷尔的第二批样本？” 他递给我一张纸，和别的纸尺寸不同。我念道： 这两张样本我上次落下了，是在另一个兜里发现的。我突然接到通知去费城，有项工程。我把样本寄过去，好让您一早就能收到。 沃尔夫已经拿起放大镜查看样本了。我感到血液直往脑子里涌，这意味着我有种预感。我告诫自己要沉着，没必要对这两份另眼相看，寄予过高期望，何况只有两次机会。我站在那儿看着沃尔夫。过了一会儿，他将纸推到一边，摇摇头，拿起另一张。 还有一次机会，我想。如果是这份，他就找到他需要的一条事实了。他检查样本时，我留心看着他的表情，其实没这必要。他挪动着放大镜，很专注，但速度较快，我不得不怀疑他也有种预感。最后，他看着我，叹了口气。 “不是。” 我问：“你是说不是我们要找的？” “不是，我想不是，不是。” “让我看看那该死的样本。” 他把纸推过来，我拿起放大镜对着样本。不必太认真，昨晚已练习多次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着了魔似的恼怒。干侦探这行，最重要的莫过于经常发现你的预感是准确的。如果你的预感不灵了，还不如卷铺盖走人，去警察局的谋杀组找份差事，更何况沃尔夫还说过那台打字机是他需要的两条事实之一。 他说：“很遗憾法雷尔先生抛下我们了。我不知道我的下一条建议能否等得到他回来，哦，他没说要回来。”他拿起法雷尔的信，看着信说，“我想，阿奇，你最好先暂时放弃找希巴德——” 他突然停下，用另一种语气说： “古德温先生，把放大镜给我。” 我把放大镜递给他。我们俩单独在一起时，他如此正式地称呼我，意味着他已激动得难以自持，但我一点儿也不明白为什么。接着我明白了他要放大镜干什么了。他在用放大镜看法雷尔的信！我盯着他，他还在看。我什么都没说，但脑子里渐渐有了个美妙的猜测，永远不要忽视预感。 终于，沃尔夫说：“真的。” 我伸出手，他把信和放大镜给我。我一眼就看明白了，但还得看，看着“a”偏行了，有点靠左，看着“n”歪了，还有其它特征，实在是件很惬意的事。我把信放在桌上，冲沃尔夫一笑。 “老鹰眼。我怎么就没发现呢？” 他说：“脱掉你的外套和帽子，阿奇，给费城的什么人打电话，才能问出去哪儿找位想接某项工程的建筑师？” <hr /> 注释： 第十四章 我正要去门廊脱下外套和帽子，没到门口，又转身回来。 “你看，”我说，“我们的车需要活动活动。我们要是打一下午的电话，也许毫无进展。为什么不这样：你在这儿给法雷尔的朋友们打电话，看能不能联系上他。我开车去费城，到那儿就给你来电话。如果你什么都没查出来，我就在当地找他。两点半我就能到费城。” “好极了，”沃尔夫同意了，“不过，中午的火车两点钟就到费城。” “对，我知道，但是——” “阿奇，就这么定了吧，坐火车。” “好吧，我想，就这样吧。” 去宾夕法尼亚火车站，走路只需五分钟，因此我们可以先好好讨论讨论有哪几种可能性。我搭乘中午的火车，在餐车上用过午饭，两点零二分，我从布洛阿特车站给沃尔夫打了电话。 他收获不大，只是查出了法雷尔在费城的几位朋友和熟人的名字。我给能联系上的人都打了电话，东跑西颠一下午，美术俱乐部、建筑杂志，还有几家报社，想从他们那里打听有没有人想建什么工程等。我开始寻思我在火车上想到的会不会还真有可能。法雷尔也许是和蔡平一伙儿的，出于某种原因，他故意用那台打字机打那封信，也许就是为了被发现，然后逃走？有没有可能他根本就没来费城，而是去了别的地方，甚至是在一艘大西洋洋轮上？ 六点左右，我竟然找到了他。我给建筑师们打电话，找了三十几位后，终于有人跟我说有位艾伦比先生发了财，还变得多愁善感起来，要给密苏里的一个小镇建图书馆，这座小镇幸运地生了他，又丢掉了他。我此前没听说过这项工程。我给艾伦比打电话，他说他邀请了法雷尔先生七点钟到他家吃晚饭。 我胡乱揣了两块三明治，就赶到那儿，等他吃完饭。 法雷尔在艾伦比先生的书房见到我，当然不明白我怎么会到那儿去。我给了他十秒钟表达吃惊等情绪，然后问：“昨晚您给尼禄·沃尔夫写了张便条。您用的那台打字机在哪儿？” 他像一位被搞糊涂的绅士似的笑了。他说：“我想就在我用的地方。我没拿走。” “好吧，在哪儿？很抱歉我如此唐突。我找您已经找了五个小时了，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您的便条和保罗·蔡平的诗是在同一台打字机上打的。就这么回事。” “不！”他瞪着我，大笑起来，“天哪，太好了。您肯定？费那么大劲儿打样本，然后打了那张便条——这可真要命。” “对，什么时候您言归——” “当然。我用的是哈佛俱乐部的打字机。” “哦，是吗？” “没错，这可真要命。” “是呀。这台打字机他们放哪儿？” “嘿，每位会员都能用。昨晚，我收到艾伦比先生的电报时恰巧在那儿，我就用那台打字机打了两三张便条。就是吸烟室外的那个小房间，跟个壁橱似的。有许多人经常用那台打字机。” “哦，是这样，”我坐下，“好，很好，太好了，好得令人作呕。谁都能用，几千人都用过这台打字机。” “没有几千，但也不少——” “几十个就够了。您见过保罗·蔡平用吗？” “不好说。不过，我相信——是的，就坐在那张小椅子里，那条瘸腿塞在桌了下面——我肯定见过。” “您那些朋友里还有人见过吗？” “这我可真说不好。” “他们当中许多人都是那家俱乐部的吗？” “哦，是的，几乎全是。迈克·艾尔斯不是，我想利奥·埃尔克斯几年前退会了……” “我明白了。壁橱里还有别的打字机吗？” “还有一台，是公共速记员用的。据我所知，是一位会员捐赠的，本来放在阅览室，但有些只会用一个指头打字的专家太吵了。” “好的，”我站起身，“您可以想想我的感受，大老远跑到费城来迎头挨这一棒。我可以告诉沃尔夫您几时回去吗？万一他要找您呢？” 他说也许明天，他要给艾伦比先生准备好图纸。虽然没收获，我还是向他道了谢，然后出去透气，坐上街车去北费城。 乘火车回纽约，我坐的是吸烟车厢，车厢里充斥着各式各样上百对肺的排出物，这可不是能令我高兴起来的环境。不论想什么脑子都不清醒，可又睡不着。到宾夕法尼亚车站时已是半夜，我走回了家。 办公室漆黑一片，沃尔夫已经睡了。桌上没有留给我的便条，这么说没什么特别的事。我从冰箱里拿出一罐牛奶，上楼去。沃尔夫的房间和我的在同一层，我的房间面对三十五街，他的在后面。我想也许他还没睡着，想听听这个好消息，就转到走廊后面，想看看他的门下是否有亮光——不能走得太近，他睡觉时，会打开一个机关，只要有人走到距离他的门八英尺的地方，或有人碰了他的窗户，我的房间里就会轰的一声巨响，能把人震瘫了。下面的门缝黑黑的，我拿着牛奶走了，边喝边洗漱准备睡觉。 星期五早晨，吃过早饭，八点半了我还坐在办公室。我之所以坐在那儿，首先是因为搜寻希巴德令我很烦，其次我要等到九点，沃尔夫一去温室我就得见他。但是八点半，内线电话响了，我拿起电话，是沃尔夫从他的房间打来的。他问我旅行是否愉快。我告诉他要是有朵拉·蔡平做伴，那就完美了。他问法雷尔先生是否记得他用的是哪台打字机。 我说：“是哈佛俱乐部的打字机，吸烟室外的小房间。看来那些会员只要心情好，都能在上面弹上一曲。不过至少范围缩小了，说明不是耶魯的或别的无赖干的。看得出蔡平希望把事情弄得尽量简单些。” 耳边沃尔夫低声咕哝道：“好极了。” “是呀，找到你要的一条事实了。太棒了。” “不，阿奇。我是认真的。这就很好。跟你说，这案子不需要证据，有事实对我们来说就够了。但我们必须搞到确凿无疑的事实。请你从哈佛俱乐部找个能帮忙的人，别找现在的客户，也许艾伯特·赖特愿意帮忙；他要不行，就找别人。让他把你作为客人带进去用那台打字机打个样本——不，不能那么做，不能留任何漏洞让蔡平溜走，也许他比我想象中的还难对付。虽然他身体不好，还是有可能带台打字机的。这么办：找到人帮忙后，买台新打字机——多好的都行，你看着办——带到俱乐部去。新的放下，旧的带走；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和服务员商量，或变戏法，随你。当然，帮你的人得明白他需要随时合作，证明你拿走的是哪台机器。把打字机带到这儿来。” “一台新打字机要花一百美元。” “我知道，不用说。” “好吧。” 我挂上电话，拿起电话本。 就这样，星期五上午十点，我和东电力公司的副总裁艾伯特·赖特，坐在哈佛俱乐部的吸烟室里，喝着苦艾酒，脚边放着一台打字机，罩着亮闪闪的橡胶罩。赖特非常愿意帮忙，理所应当，他的妻子、他的家都是沃尔夫救的，一起典型的勒索案……不提了。没错，他的确付了沃尔夫酬金，而且挺慷慨，但凭我的了解，我相信钱是买不到妻子和家庭的；妻子和家庭要么是无价之宝，要么正相反，一文不值。不管怎样，赖特挺帮忙。我说： “就这事，就是那台打字机，我给您看了批号，还让您在下面画了一道。这是沃尔夫先生的意思。” 赖特扬起眉。我接着说： “您对为什么这么做当然并不关心，但如果您想知道，也许他哪天会告诉您。真正的原因是他热爱文化，不希望看到这么好的一家俱乐部的成员用那台垃圾。我已买了台全新的打字机，”我用脚趾碰碰它又说，“刚买的，新型的。我把这台打字机带来留在这儿，把那台垃圾拿走。就这事。如果被看到，我也不在乎，玩玩儿而已。俱乐部得到它需要的，沃尔夫先生得到他想要的。” 赖特微笑着咂了口苦艾酒。“我之所以犹豫，主要是因为您让我在那台垃圾上做记号。为尼禄·沃尔夫，我几乎什么事都可以做，但我不喜欢卷入麻烦，没准儿还把俱乐部也拖了进去。我想对于这一点，您无法作出任何保证吧？” 我摇摇头。“保证不了，但我知道沃尔夫先生在如何布局，所以我有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把握。” 赖特坐在那儿看着我，一分钟后再次微笑着说：“好吧，我得回办公室了。您就玩儿吧，我在这儿等您。” 没什么了不起的。我拿起打字机，走进小房间，放在桌上。公共速记员就在十英尺外擦他的机器，我摆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看都不看他一眼。我把那台垃圾拉到一旁，套上那个亮闪闪的罩子，把新的放好，端起那垃圾打字机就出去了。赖特起身和我一起向电梯走去。 在入口处，赖特站在便道上握了握我的手，但没有微笑。看他的表情，我想他的思绪已飞回到了四年前，我们上次握手时。他说：“替我向尼禄·沃尔夫表达最诚挚的敬意，告诉他，即便我因协助偷窃打字机而被踢出哈佛俱乐部，我对他的敬意也丝毫不减。” 我笑了。“还是把我的眼睛偷走吧，把新打字机留在那儿，我的心都要碎了。” 我带着战利品回到四十五街我停车的地方，把打字机放在旁边的车座上，向城里开去。有打字机在，我感觉我们有了方向。虽然我不知道朝哪儿走，但沃尔夫知道，或自以为知道。对沃尔夫的算计我通常不怎么挑剔；我担心——没错，而且如果我觉得他漏了什么可能会让我们摔跤的东西，我也会坐立不安，但在我心底，几乎总是相信他所漏掉的最终一定是我们所不需要的。对这件案子，我没那么肯定，都是因为那该死的瘸子。人们对他的议论，星期一晚上他的表情和所作所为，还有那些警告的语气，所有这些似乎有什么迹象让我忐忑不安——或许这一次，沃尔夫把人看扁了。这不像他，因为通常对那些命运与他相关的人，他会高看一眼。我在想，或许在这件案子上，他错就错在读了蔡平的书。对文学水平，他观点鲜明，或许他认为那些书写得不怎么样，也就小瞧了写书的人。如果他小瞧蔡平，我则持完全相反的看法。比如，我旁边的这台打字机，蔡平用这台打字机打了那些警告，三份都是，毋庸置疑，保罗·蔡平可以很方便地经常使用这台打字机，但要想证明他曾用过，一点儿法子都没有。更何况，绝大多数与此案相关的人都可以使用这台打字机。不，我想，从警告这事儿看，关于蔡平得出的任何论断几乎都低估了他。 回到家时，还不到十一点。我把打字机拿到门廊，放到架子上，脱掉帽子和外套。那儿还有一顶帽子和一件外套。我看了看，不是法雷尔的，不知道是谁的。我去厨房问弗里茨谁来了，他不在，兴许在楼上，于是我回到门廊，拿起打字机去办公室。进门走了不到六英尺我就站住了。拐杖靠在扶手上，正坐着翻书的人恰是保罗·蔡平。 我突然张口结舌了，我可不常这样，也许是因为我腋下夹的正是他用来写诗的打字机，尽管有包装——他当然不可能认出来——但他能看出来是台打字机。我站在那儿呆呆地看着他。他抬眼很有礼貌地跟我说： “我在等沃尔夫先生。” 他又翻了一页，我看到是《魔鬼料理后事》，沃尔夫在书里做了标记。我说： “他知道您在这儿吗？” “哦，知道。他的仆人告诉他好一会儿了，我在这儿，”他看了下手腕，“半小时了。”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注意到了我拿的东西。我走过去，把打字机放在我的桌上，推到后面，然后走到沃尔夫的桌前，翻看早晨的邮件，我的眼角告诉我蔡平看书看得挺带劲儿。我碰掉了沃尔夫的记事本，转着他的钢笔。我开始烦躁不安，因为我意识到我不想回到我的桌边，那样我就得背对保罗·蔡平。我还是回去坐在了自己的椅子里，从抽屉里拿出植物记录册来看。这种经历可真滑稽，我不知道那瘸子身上到底有什么令我如此不安，也许是他有磁性。为了不回头看他，我真的不得不紧咬牙关，我想对此一笑了之，脑子里却不停地闪现各种念头，比如他是否带着枪，如果带着枪，是不是那把击锤掉了的。保罗·蔡平在我身后，我却如此强烈地感觉到了他的存在，而对许多就在我眼皮底下，甚至在我手底下的人，我都没有这么强烈的感觉。 我翻着记录本，直到沃尔夫进来才转过身。 沃尔夫在有客人等候时走进办公室，这种场景我见得多了。我看着他，看他是否会受这瘸子的影响，改变他的老习惯。没有。他进来后停下脚步说：“你好，阿奇。”然后转向蔡平，以一种猛犸象似的优雅，身躯和头部由垂直状态向前弯曲了一点五英寸。“您好，先生。”他走到他的桌旁，整理花瓶中的兰花，坐下，翻阅邮件，按铃叫弗里茨，拿出钢笔在便条本上画了画。弗里茨进来后，他点点头要啤酒。他看着我说： “你见到赖特先生了？差事办完了？” “办完了，先生，在包里。” “好的。请帮蔡平先生搬把椅子过来。可以吗，先生？不论是友好还是仇视，我们都离得太远了。请过来些。”他打开一瓶啤酒。 蔡平起身拿起拐杖，一瘸一拐地走到桌边。他没看我给他搬的椅子，也没看我，而是靠着拐站在那儿，扁平的脸颊毫无血色，嘴唇微颤，如赛马在障碍物前颤抖，浅色眼睛既无生气，也无死气——没有生命的灵动，也没有死亡的凝滞。我回到我的桌边，把笔记本藏在一堆纸里，准备做笔记，还要假装在干别的。沃尔夫对我摇了摇头。“谢谢，阿奇，不用。” 瘸子说：“不必友好，也不必仇视，我是来拿我的盒子的。” “啊！当然。我早该想到，”沃尔夫操起宽和仁爱的语调，“如您不介意，蔡平先生，我可以问问您是怎么知道盒子在我这儿的吗？” “您可以问，”蔡平笑了，“谁都需要满足一下虚荣心，是不是，沃尔夫先生？我去我存放盒子的地方问过了，他们说盒子不在。得知是怎么被偷走后，我想了想，显然最有可能做贼的就是您。相信我，这可不是恭维您，我真是第一个来找您的。” “谢谢，真的很感谢，”沃尔夫喝干了一杯啤酒，向后一靠，舒舒服服地坐着，“我在想——您不会觉得无聊，因为语言是您谋生的手段——我在想所有词汇都词不达意，这既有趣又可悲。比如，您是如何拿到盒子里的东西的，我是如何既拿到了盒子，也拿到了里面的东西；我们俩的行为，照定义来看都是‘偷窃’，我们都是‘贼’。这两个词意味着谴责和蔑视，但我们都不会承认这两个词适合自己。词汇问题就说这么多。这些您当然明白，您是专业人士。” “盒子里的东西？您没打开盒子吧？” “我亲爱的先生！难道潘朵拉能抗拒这样的诱惑吗？” “您把锁撬坏了。” “没有，锁是完好的。很简单，很容易打开。” “那……您打开了盒子。您也许……”声音越来越小，但我看不出他的脸上有任何表情，连仇恨都没有。他没说下去，默然而立。接着，他说：“如果是这样……我不想要了。我不想看到那盒子。可这么说太蠢了。我当然想要。我必须拿回去。” 沃尔夫半眯着眼看着他，一动不动，一言不发，就这样持续了几秒钟。突然，蔡平又发问了，嗓子忽然哑了。 “该死，盒子在哪儿？” 沃尔夫冲他摆了摆食指：“蔡平先生，请坐。” “不。” “好吧。您不能把盒子拿回去。我打算留下。” 那瘸子的脸上仍然没有任何变化。我不喜欢他，但我钦佩他。他那浅色眼睛一直盯着沃尔夫的眼睛，但现在移开了。他看了一眼旁边我拿给他的椅子，手牢牢抓住拐杖弯处，拐了三步，坐下，又看着沃尔夫说： “二十年了，我是靠怜悯活着。我不知道您是否是个敏感的人，不知道您是否能想象这是怎样一种食物。我瞧不起它，但我靠它活着，饥不择食。然后我找到了另外一种能让我活下去的东西：对成就的自豪。我吃我自己挣来的面包，扔掉支撑我行走的拐杖，那根别人给我的拐杖，买了自己的新拐杖。沃尔夫先生，我受够了怜悯。我忍气吞声已到了忍无可忍。我曾下定决心，愚蠢也好，绝望也罢，不论我的同类对我做出何种姿态，绝对不能又是怜悯。” 他不说了。沃尔夫喃喃道：“不能下决心，不能，除非有赴死之心。” “对，今天我算学到了。我对死亡似乎有了一种新的难以遏制的反感。” “至于怜悯……” “我需要。我请您怜悯我。一小时前我发现您拿了我的盒子，心里就一直在盘算各种方法手段。除了向您请求，我找不出别的办法。武力——”他微笑了一下，但眼睛没有一丝笑意，“不可行。诉诸法律，在目前情况下，当然不予考虑。计谋——我只对文字有计谋。除了求您怜悯，别无他法。我是在求您怜悯我。盒子是我买的，里面的东西是我……以牺牲换来的。也可以说是买来的，虽然不花钱。请您还给我。” “好吧，您以什么来请求？” “以我的需要，最真切的需要，还有您的无所谓。” “您错了，蔡平先生。我也需要。” “不，是您错了，对您来说一文不值。” “但是，我亲爱的先生，”沃尔夫摆了摆食指，“如果我允许您对自己的需要作出判断，您也得允许我这样做。还有别的吗？” “没有。跟您说，我接受您的怜悯。” “我不会怜悯您。蔡平先生，我们还是有话直说吧。有一种请求您可以做，会很有效的——等等，听我说完。我知道您没做好准备，还没有，我也没准备好要求您这样做。您的盒子保存在安全的地方，完好无损。我得先留下这盒子，这样当我准备好时，我能肯定您会来找我。目前我还没准备好。一旦时机成熟，您不会仅仅因为我拿着您的盒子，而给我我想要的，以及我打算得到的。我在为您作准备。您说您对死亡有了一种新的难以遏制的反感。那您还得为我作准备，因为在您来拿盒子那天，我能给您的最多不过是在两种死亡之间做抉择。就说到这儿吧，尽管听起来云山雾罩。您或许明白了我的意思，但您千万不能要求我提前给您。阿奇，为了让蔡平先生确信我们没骗人，请把盒子拿来。” 我过去把柜门打开，从架子上拿下盒子，放到沃尔夫的桌上。星期三后，我就没看过这盒子，都忘了它有多漂亮了。它真是美丽绝伦。我小心翼翼地放下盒子，我觉得那瘸子的目光是在我身上，而不是在盒子上。我有种念头，看到我这样拿盒子，他不定有多高兴呢。我用手来回抚摸盒盖，纯属小人所为。沃尔夫让我坐下。 蔡平双手抓住椅子扶手，似乎要站起来。他说：“我能打开吗？” “不行。” 他站起身，没拿拐杖，一只手撑在桌上。“我就……举一举。” “不行。抱歉，蔡平先生。您不能动盒子。” 瘸子靠在那儿，身体前倾，盯着沃尔夫的眼睛，下巴向上翘起。突然，他大笑起来。这笑声如此恐怖，我觉得他会噎住。他继续狂笑，笑声渐息后，转过身，拿起拐杖。在我看来，他快歇斯底里了。我已准备好扑上去，以防万一他耍起孩子脾气，用拐杖敲沃尔夫的头，但我又估计错了。他恢复了常态，向右侧靠着，头微向左歪，以取得平衡，浅色眼睛又盯上了沃尔夫，那种眼神，你绝想不到他有任何情感。 沃尔夫说：“蔡平先生，下次来您可以把盒子带走。” 蔡平摇摇头，以一种不同以往的尖锐口吻说：“我想不会。您错了。您忘了这二十年来，我一直在练习放弃。” 沃尔夫摇摇头。“哦，不，恰恰相反，我正是指望您的放弃。问题就在于您将放弃两者中的哪一个。如果我了解您——我想我是了解您的——我知道您会作何选择。” “我现在就选。”我盯着瘸子的笑容，难以置信；我自忖要攻破他的防线，沃尔夫得先把那笑容抹掉，可我还没听说过什么可行的方法。笑容仍在，似乎凝住了。蔡平左手放在桌上撑住身体，右手举起拐杖，如一把剑挡在胸前，然后轻轻将杖尖放在桌面，慢慢滑动，直到碰到盒子一侧，接着一推，动作不快，但沉稳。盒子开始移动，到了桌边，继续移动，直到掉到地上，弹了一下，滚向我的脚边。 蔡平收起拐杖，重新撑住身体。他没看盒子，而是对着沃尔夫微笑。“跟您说过，先生，我学会了靠怜悯活着。现在我要学着不靠它。” 他仰起头，两次，像一匹勒紧了缰绳的马，转身，一瘸一拐地走到门口，出去了。我呆坐在那里看着他，没去门廊帮忙。我们听到他在外面窸窸窣窣地保持平衡，穿上外套，接着门开了，又关上。 沃尔夫叹口气。“捡起来，阿奇，收好。令人震惊，一点文学成就、财富成功就能对病态精神产生如此大的影响。” 他按铃又要了啤酒。 <hr /> 注释： 第十五章 那天上午我没再出去。沃尔夫喋喋不休。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叉在肚前，眼睛基本没睁开，他就这样无休无止、轻声慢语地为我办了场演讲专场，这回的主题是他所谓的心灵勇气。他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勇气：一种意在打动外界观众，另一种则指向内心那唯一的听众。后者即为心灵勇气。这是某种自我因素和其它因素合作上演的主打戏，诸如此类。尽管如此，一点钟前，我终于在哈佛那台破打字机上打出了第一份警告的样本，经放大镜仔细查看，就是它。蔡平就是在这台打字机上谱写他的友谊颂的。 吃过午饭，我开车出去找希巴德。男孩子们像往常一样作了汇报，包括绍尔·潘策尔：一无所获。弗雷德·德金差一刻一点打来电话，絮絮叨叨地说他和他的同僚们如何排好队追踪保罗·蔡平到了尼禄·沃尔夫家，然后拐到第十大道，等着沃尔夫遇害的消息，随后又跟着蔡平回了他家。 我认为找到希巴德就和收到格丽泰·嘉宝的情书一样希望渺茫，但我还得四处打探。我当然和他侄女伊芙琳保持着电话联系，每天两次，倒不是指望能得到什么消息，一有消息，她自然会告诉我们，但她是我的客户，得经常提醒你的客户你在工作。电话里，她听上去垂头丧气，我也没心思给她打气，敷衍了事而已。 星期五下午，我还去了股票经纪人费迪南德·鲍恩的办公室，也没什么收获。希巴德在加尔布雷斯-鲍恩公司有账户，经常买卖证券，没多少保证金。既然找鲍恩比较容易，我反正也打算把所有会员都找遍，或许在这儿找到线索的机会还比别的地方大些。走进华尔街某大楼二十层的办公室，我自言自语道，最好建议沃尔夫在鲍恩这儿做些投资，不必管银行报告怎么说。这儿的租金他们显然是付了，仅此项就是许多贪婪之人想都不敢想的了。整整一层，其布局让你觉得能在这儿当速记员的女孩儿至少也得是位公爵夫人。 我被领进鲍恩的私人办公室。这间办公室大如舞厅，华美的地毯，让你真想绕着走。鲍恩坐在一张漂亮的深棕色桌子后面，桌上只有一份《华尔街日报》和一只烟灰缸。一只小手夹着根又长又胖的香烟，烟雾袅袅升起。我不喜欢那家伙。如果让我选择把谋杀罪扣在他头上还是保罗·蔡平头上，我可得抛枚硬币。 他咕哝了一句让我坐下，自以为很得体。如果他是个真男人，我还能忍受，但这么个怪人，把自己当做约翰·D.洛克菲勒和切斯特菲尔德伯爵的完美结合体，其实这两种成分他没有一星半点儿。这种人真让我如坐针毡。我把对别人说的话对他重复了一遍，我想知道他最后一次见到安德鲁·希巴德是什么时候以及所有细节。他得想想。他断定最后一次见到希巴德至少在他失踪前一周，十月二十日左右，在剧院。他们有次聚会，希巴德带着他侄女，他带着他妻子。没说什么特别的，鲍恩声称没说什么有可能导致目前这种局面的话。他记得他们没提保罗·蔡平，或许因为鲍恩雇用了巴斯科姆侦探三人中的一个，而希巴德不同意，他们不想因争执毁了整个晚上。 我问他：“希巴德在您的公司有账户？” 他点点头。“很久了，十多年了。买卖不多，主要是债券交易。” “对。他的文件夹中的声明能证明。您看，希巴德星期二晚出去时，会不会想到他可能不会再回来。如果能搞清这点就好了，但我查不出任何迹象，还在找。比如在他失踪前几天，有没有对他在这儿的账户作什么特别安排，或给什么特别指令？” 鲍恩摇了摇他以前用来长头发的圆东西。“没有。他们会跟我说的……我来确认一下。”他从后面墙的架子上拿下电话，讲了几句，等了一会儿，又讲了几句。他放回电话，转向我说：“没有，和我想的一样。安迪的账户已经有两周多没交易了，他也没给过任何指令。” 我告辞了。 那天我对安德鲁·希巴德的搜寻所取得的稳步进展，可以以此次拜访为典型代表，收获真不小。另外六人给我的信息与我从费迪南德·鲍恩这里得到的一样多，因此我兴高采烈、一阵风似的在晚饭时间回到了家，没提我把车停在九十街，去见伯顿大夫时，有个讨厌的乡巴佬把车后挡泥板划花了。我对什么都没兴趣，连沃尔夫迷人的晚餐闲话都不想听——吃饭时，他拒绝想这世上还有谋杀——我很高兴那晚他打开了收音机。 用过晚餐，我们去了办公室。为发泄不满和找碴儿，我开始跟他讲那天下午我的跑垒经历，他却让我给他拿来地图册，看起地图来。每当他该想正事时，总会找出各种各样的玩具，最糟糕的就是地图册。地图册一到他手，我就放弃了。我胡乱翻了翻植物记录和账本，决定收工。我走到他的桌边，想知道他在干什么。他竟然在看中国地图！那可是一张目前能找到的最棒的地图，有必要把中国画那么详细吗？他把叠着的地图打开，一手拿铅笔，一手拿放大镜，完全沉浸在东方世界中。我没跟他说晚安，知道他不会理我，我拿起他的《魔鬼料理后事》，上楼回房，顺道去厨房拿了罐牛奶。 我换上睡衣、拖鞋，坐在最舒服的椅子里，打开台灯，把牛奶放在小瓷面桌上，开始读保罗·蔡平的书。我认为该是追上沃尔夫的时候了。我翻了翻，发现有许多地方他都做了标记——有的仅仅是一个词组，有的是一整句，还有的长及两三段。我决定重点看这些，随便挑吧，跳着看： ……不是因为他的愿望太强烈，仅仅由于天生的行动冲动；去做吧，无须在意那许多苍白的顾虑…… 艾伦别无选择，他知道靠语言发泄愤怒不过是傻瓜喃喃自语，与现实无关。 我看了十几段，打个哈欠，喝些牛奶，接着看： 她说：“这就是为什么我欣赏你……我不喜欢那种神经质的男人，连自己的肉都割。” ……而且蔑视所有那些无病呻吟的废话，哀叹战争残忍又野蛮；反对战争的真正原因并非它使多少鲜血浸透了草丛和饥渴的土壤，并非它压碎了多少骨骼，并非它撕裂了多少皮肉，并非它把多少热乎乎的营养丰富的内脏暴露给了饥饿的无辜鸟兽。这些自有它们的美丽之处，可补偿这个或那个人的短暂痛楚。战争的问题在于它那高贵的、令人战栗的激动超出了我们脆弱的神经系统的能力，我们没有足够的气概来面对它。崇高的牺牲，理应要求英雄的鲜血和骨肉，我们能给它什么？这个胆小如鼠的矬子，还是那个哭鼻子的胖子，所有这些形如蝼蚁的胆小鬼…… 后面还很长。看完这段我接着读，又读了几段，有些枯燥的就跳过去。有些地方看起来挺有趣，有些对话，还有一个很长的片段，三个女孩在苹果园里，可沃尔夫什么标记都没做。快到一半时，他几乎标出了整整一章，讲的是一个男的用斧子砍死了另外两个男的，还加了很多心理阐释。我认为这章写得相当好。后来我又读到这样几段，比如： 崇尚暴力无用，施行暴力才算数。不要什么躁动而复杂的情绪，要的是行动。是什么杀死了阿特·比灵斯和科利·斯蒂芬？仇恨？不。愤怒？不。嫉妒、复仇、恐惧、敌意？不，都不是。他们是被一把斧子杀死的，他的手指握着的斧子，他的胳膊上的肌肉挥动的斧子…… 十一点，我放弃了。牛奶已喝光，就是读个通宵，我看也抓不住沃尔夫自以为读出来的那些东西。我似乎隐隐看出该书作者有些嗜血，但对这一点我早就有所怀疑了。我把书扔在桌上，伸个懒腰，打个大哈欠，打开窗户，站在窗前看大街，直到刺骨的寒风吹得我想找毯子，才赶快跳上床去。 星期六早晨我又上路了。对我来说，这就像块过期面包，活儿干得可真臭：如果那些人有谁藏了什么或许有用的信息，我这么打听，也不太可能撬开口。我找了埃尔克斯、朗、迈克·艾尔斯、阿德勒、卡伯特和普拉特。十一点我给沃尔夫打电话，他没什么要说的。我决定试试皮特尼·斯科特，那位出租车司机。没准儿那天我瞎猜的倒是对的，他有可能知道些安德鲁·希巴德的事。但我找不到他。我给他所在的出租车公司打电话，他们说他要到四点才会过来，还告诉我他的活动半径通常是十四街到五十九街，但他哪儿都可能去。我去佩里大街看了看，不在。差一刻一点，我又给沃尔夫打电话，希望他能请我回去吃午饭，他却给了我个美差，让我随便在哪儿吃点儿，然后替他去米尼奥拉那儿跑一趟。迪特森打来电话说他刚刚收到从英国运来的新的金蝶兰种球茎，有十二块，如果沃尔夫派人来取，他可以给他两块。 我们在办案，沃尔夫却叫我跑去取兰花。每当这时，我是真想加入共产党。我觉得自己实在是太傻了。这次倒不像以往那么糟，反正我手头的事看来也没什么结果。那个星期六下午，天气阴冷而潮湿，总觉得要下雪，我却大开着两扇车窗，尽情享受新鲜空气，不过长岛的交通可没什么好享受的。 回到三十五街时大约是三点半，我把球茎拿到办公室给沃尔夫看。他抚摩着球茎，仔细检查，让我拿到楼上给霍斯特曼，告诉他不要把根剪断。我上楼去了。回到办公室时，我本打算只停留一分钟，把球茎记下，然后就再出去找皮特尼·斯科特，但沃尔夫坐在椅子里叫住了我： “阿奇。” 听他的语气，我知道他要演讲了，就回去坐下。他接着说： “有时我觉得你怀疑我忽略了案子的某个细节。通常是你错了，理应如此。无论面对什么迷宫，我们都必须选择最有希望的路径。如果我们打算同时走遍所有路，就会寸步难行。在任何艺术领域——我绝对是位艺术家——达到佳境的最大奥秘就是鉴别削减。当然，这点不证自明。” “是的，先生。” “对。就拿写作来说吧。我，比如说，我要描写我的主人公如何跑去欢迎刚刚踏入森林的恋人：他从刚才坐着的木头上跳起来，左脚向前；与此同时，一条裤腿正好放下，另一条裤腿还皱在膝盖处。他开始向她跑去，先是右脚，然后是左脚，然后又是右脚，然后左脚，右、左、右、左、右……你看，有些细节显然可以省掉，是的，必须省掉，如果他要在这一章完成拥抱的话。因此艺术家省掉的要比他写下的多，他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不要把重要细节丢掉。” “是的，先生。” “听我说，我可以向你保证我刚才所说的这件必须要做的事，正是办案时我经常考虑的问题。当你怀疑我忽略细节时，在某种意义上，你是对的，我的确忽略了许多事实和联系，而这些在另一个人看来——就不具体说是谁了——对我们破案很重要。但如果我忽略了某个事实，而后来证明该事实确有意义，我会认为自己是个蹩脚的匠人。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向我自己道歉，公开道歉，你可以作证。” 我点点头。“我在听。因为什么道歉？” “因为蹩脚。也许并非灾难性的，没准儿最终证明本来也不重要。但今天下午坐在这儿畅想我的荣耀，剔除我的罪愆时，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得问你。也许你还记得，星期三晚上，六十五个小时之前，你跟我说了克拉默探长的想法。” 我笑了。“是的。” “你跟我说他认为埃尔克斯大夫派人跟踪蔡平先生。” “没错。” “然后你说，我想你是这么说的，‘但有一个探子’——差不多。我不够耐心，打断了你。我不该那么做。我认为那是无稽之谈，就一时冲动犯了错。我应该让你说完。请你现在说吧。” 我点点头。“是的，我记得。但既然你已经把德雷尔的事扔进垃圾筐，又有什么必要听埃尔克斯——” “阿奇，讨厌，我一点也不关心埃尔克斯，我是想听你说说那探子。什么探子？他在哪儿？” “我没说吗？跟踪保罗·蔡平。” “是克拉默先生的人？” 我摇摇头。“克拉默也在那儿派了人。我们在那儿有德金、戈尔和吉姆斯，八小时一换。再加上那怪人。克拉默想知道是谁派他来的，和他谈了谈，但他不好对付，除了骂人就没说别的。我曾以为他是巴斯科姆的人，可他不是。” “你见过他吗？” “见过。我去找过他。他在喝汤，他对饭菜的态度就和你一样——公事放一边。我为他服务了一阵，帮他拿面包、黄油什么的，然后就回家了。” “他什么样子？” “嗯……不太养眼。体重得有一百三十五磅，身高五点七英尺，棕帽子，粉领带。脸就像被猫挠了一把似的，没洗干净。褐色眼睛，尖鼻子，大嘴巴，薄嘴唇，但不是很紧绷的那种。肤色白晳健康。” “头发？” “他一直戴着帽子。” 沃尔夫叹了口气。我注意到他的指尖在扶手上画着圈。他说： “六十五个小时。找到他，马上把他带到这儿来。” 我站起身。“好的。要活的要死的？” “如果可能就说服他，当然稍微动些武力，但要把他带来。” “现在是差五分四点，你要去温室了。” “那又怎样？这房子挺舒服。看住他。” 我从我的抽屉里拿了样东西，塞进兜，出了门。 <hr /> 注释： 第十六章 如果对我的智力进行审判，不论是蔡平案还是别的案子，我在被告席上还从未显得如此愚钝。出门上车时，尽管我脑子里对怎么看住他已有各种解释，却丝毫猜不出沃尔夫通过反省他的罪愆到底得出了什么莫名其妙的结论。自打离开办公室，我就不猜了。经反复考虑，我认定他是个傻瓜——我都跟他说了克拉默找那探子谈过——但管他是不是傻瓜，别跑题了。 开车到了佩里大街，我把车停在距咖啡馆五十英尺的地方。我早想好该怎么办了。鉴于我已知道那“粉子”对外交途径的反应，采用劝说的方法是不实际的，是浪费时间。我走进咖啡馆，瞟了一眼。“粉子”不在，当然，距离他的喝汤时间还有将近两小时。我回到街上，四处张望，走了整整一街区，到了下一个拐角，既没看见“粉子”，也没看见弗雷德·德金，或任何貌似市局侦探的人。我走回来，径直进了咖啡馆，跟刚才一样。这可不太妙，我寻思道，空无一人意味着这些猛兽出去追踪猎物了，这猎物也许会在外面吃饭，看场演出，半夜才回家。我在这儿替弗雷德吃熟食三明治，沃尔夫在家等着看他的结论正确与否，很不错嘛。 我开车围着街区转，重新找个更有利于观察的位置，坐在车里等。天快黑了，天黑了，我还在等。 快六点时，开来一辆出租车，停在二〇三楼前。我想看看司机是不是皮特尼·斯科特，结果不是。从车里出来的，竟是那瘸子。他付了车钱，一瘸一拐地进了楼，出租车开走了。我朝四周看了看——街道，便道。 很快，我就看到弗雷德·德金从拐角处走来。他和另一个人在一起。我下车，站在路灯旁，他们从我身边走过，我又回到车里。两分钟后，弗雷德走过来，我挪了挪给他腾地方。 我说：“如果你和市局的那个探子想打一辆车省钱，没关系，只要不出什么事儿，否则叫你吃不了兜着走。” 德金笑了。“啊，算了吧，整个部署不过是个笑话。我要不是需要钱——” “好吧。你拿钱，我来笑。‘粉子’在哪儿？” “哦？别跟我说你又在找那矬子！” “他在哪儿？” “就在附近。刚才他跟在我们后面——他在那儿，瞧，去咖啡馆了。他一定去了十一街，想碰碰运气。现在他该填肚子了。” 看到他走进去，我说：“好吧，听着，给你的笑话再添点儿作料。你和那市局的探子是朋友吧。” “嗯，一般。” “去找他。街角那个小铺卖啤酒吗？好，带他去那儿解解渴。给你报销。我的车离开咖啡馆之前，缠住他。我要带‘粉子’兜兜风。” “不，我要遭报应的。把他的领带留给我。” “好的。动起来，走吧。” 他下车走了，我坐在车里等。没多久，我看到他和那探子出了洗衣店，朝另一个方向走去。我踩油门，换挡，开车走了。这次我就停在咖啡馆前，下车走了进去。周围没警察。 “粉子”在，同一张桌子，似乎还是同一碗汤。我瞟了一眼别的顾客，坐在凳子上的人，没什么好怕的。我走到“粉子”的旁边停下。他抬头说：“哦，他妈的！” 再次见到他，我想，没准儿沃尔夫是对的。我说：“走，克拉默探长要见你。”我从一个兜里掏出手铐，从另一个兜里掏出我的自动手枪。 一定是我眼神里的某种东西让他产生了怀疑，我得承认这矬子还真有种。他说：“我不信，他妈的，给我看你的警徽。” 我可没工夫跟他废话。我抓住他的领子，揪他起来，铐上手铐，一点遮掩都没有。我对他说：“走。”我听到柜台那儿有人嘀咕了几声，但我没回头。“粉子”说：“我的外套。”我从衣钩上一把拽下外套，搭在我的胳膊上，拉他走了出去。他没反抗，没像一般人那样藏手铐，而是把手放在胸前。 唯一的风险就是碰上位乐于助人的警察，我的车可不是警车，但我只看到了好奇的老百姓。我把他带到车边，打开门，推他进去，随即也上了车。车的发动机一直开着，以防需要马上离开。我开车直行，到第七大道向北转。 我说：“现在听好，有两件事要告诉你。第一，放心，我是带你去三十五街，拜访尼禄·沃尔夫先生；第二，你就是嚷嚷，也得去那儿，只不过更快，而且没意识。” “我不想嚷——” “闭嘴。”我心里笑了，他的声音听起来不一样了，换了角色。 晚高峰已到，车排起了长龙，到西三十五街用了很长时间。我把车停在房子前面，让我的乘客坐好，下车，转过去给他开门，放他出来。我尾随他上了台阶，用我的钥匙打开门。点头示意他进去。我摘帽子、脱外套时，他也要摘帽子，被我制止了。我带他进了办公室。 沃尔夫手拿空啤酒杯坐在安乐椅里，看着泡沫干后留下的印记。我关上办公室门，停住脚步，矬子却接着往前走，直奔桌子。沃尔夫看着他，微微点点头，又看了看他。突然，他对我说： “阿奇，摘下希巴德先生的帽子，取下手铐，给他搬把椅子。” 我照做了。看来这位先生即是沃尔夫所需的第二条事实，很高兴为他服务。他伸手让我替他取下手铐，似乎有些勉强。我看了一眼他的眼睛，他的眼神告诉我他觉得这并不重要。我把椅子搬到他身后，他突然坐下，用手捂住脸，就那么待着。沃尔夫和我看着他，如果他看到我们，也许会认为沃尔夫和我理应对他表现出更多的同情。对我来说，他就是一块我找了好几个月的最棒的火腿肉。 沃尔夫冲我点点头，我去橱柜前倒了杯烈酒，拿给他。我说： “来，喝点儿这个。” 他终于抬起头：“是什么？” “一杯他妈的黑麦威士忌。” 他边摇头边伸手去接那杯酒。我知道他喝了些汤，没什么大事。他喝下半杯，咂咂嘴，又喝了半杯。我对沃尔夫说： “我让他戴着帽子进来，好让您看到他是什么样子。反正，我只是见过他的照片，而且都说他已经死了。我想跟您说，能逮住他，这很好，但现在以及今后任何时候都无须评论什么。” 沃尔夫没理我，对矬子说：“希巴德先生，您知道新英格兰的旧俗吧，将怀疑是女巫的人扔进河里，如果她淹死了，她就是无辜的。我个人认为一大杯烈性威士忌恰恰是个相反的实验：能喝下去，证明您什么都敢干。古德温先生没真的对您动手吧？” 希巴德看着我眨眨眼，又看着沃尔夫眨眨眼，清了清嗓子，两次，轻松地说： “其实我不是个喜欢冒险的人。这十一天，我的压力大极了。以后——以后还会有压力。” “希望不会这样。” 希巴德摇摇头。“会的，上帝啊，帮帮我，一定会的。” “您现在向上帝祈祷了？” “修辞而已。作为一种依靠，我从未离他这么遥远。”他看着我，“能再来点儿威士忌吗？” 我给他拿来威士忌。这次他小口啜着酒，咂咂嘴说：“这是种解脱。威士忌也是，当然。不过我是特指这种重新开口说话的机会。我距离平流层中的任何神祇都更加遥远了，但距离我的同类更近了。我要坦白，沃尔夫先生，对您坦白与对别人坦白都一样。这十一天，我装成无赖所学到的要比我有生以来，这四十三年所学到的都多——” “哈伦·拉希德——” “不，抱歉，他是找乐，我是保命。起初，我只想保住自己的命，后来我明白了很多。比如，如果您现在对我说三周前的那些话，即您想毁掉保罗·蔡平，以使我不再怕他，我会说：‘当然，务必去做，我该付您多少钱？’我现在明白了，我以前之所以会持那种态度，完全是出于一种比惧怕死亡更甚的恐惧，即惧怕为保住我的性命而承担责任。您不介意我这么絮叨吧？上帝呀，我太想说话了！” 沃尔夫咕哝道：“这房间经受得住。”他按铃要啤酒。 “谢谢。这十一天我认识到，要说心理学是门严谨的科学，纯属诳语。所有笔下及付梓的文字，除聊解乏味外，均为无稽之谈。我曾亲手给一个将要饿死的孩子喂饭；曾看到两个男人恶拳相向，直到鲜血横流；曾见过男孩子勾引女孩子；曾听到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讲——在公开场合而且是现身说法——那些我觉得只有读过哈夫洛克·艾利斯的书的学者才知道的事；曾观察饥饿的工人在咖啡馆里吃饭；曾看到街上的小混混从排水沟里捡起一朵凋谢的水仙。跟您说，人们率性而为的那些事，真令人啧啧称奇。我都当了十七年的心理学讲师了！该死！能再来点儿威士忌吗？ 不知道沃尔夫是否需要他保持清醒，反正没看到他做任何警告手势，我过去又给他斟满酒。这一次，还给他倒了些碳酸饮料，他先喝了口饮料。 沃尔夫说：“希巴德先生，对您的教育，我很着迷，一定要从头听到尾，但我能不能先插一两个问题？首先，我得反驳您，我注意到在您的十一天教育开始之前，您的教养足以使您将自己乔装改扮，简单而有效，很好地隐藏了自己的身份，尽管所有警力——以及另外一两人——都在找您。干得真漂亮。” 饮料气冲到了心理学家的鼻腔，他捏住鼻子。“哦不，凭感觉而已。最重要的准则当然是化装如同未化装。我最得意的是领带和脸上的抓痕。脏话，恐怕我说得不太好，不该学这个。最大的失误就是牙齿，真不该在牙上贴金片，除了牛奶和汤，几乎什么都吃不了。当然，一旦出场，只能继续。这身行头，我很得意。” “的确，行头，”沃尔夫上下打量着他，“太棒了，从哪儿搞的？” “格兰德街的一家二手货店。我在地铁站的卫生间换了衣服，这样去下西城租房时，我就有符合身份的行头了。” “您把您的第二只烟斗落在了家里。太有才了，钦佩，希巴德先生。” “我是绝望了。” “绝望的傻子还是傻子。绝望的您打算怎么办？您的冒险是否想达到什么理性目的？” 希巴德得想想。他喝了口威士忌，用饮料冲下去，又灌一口威士忌。终于，他说：“所以帮帮我，我不知道。我是说我现在不知道。当我离开家时，当我开始此次历险时，我觉得驱动我的就是恐惧。说起那出惨剧，二十五年前的那出惨剧对我的影响，话可就长了，而且听起来是那么不可思议。在某些方面，我过于敏感，我想我现在还那样，有合适的场景，一定会表现出来。我开始倾向于环境学派了——听说过这词吗？返祖现象！不管怎样，我为恐惧所笼罩，只能感觉到一个愿望，就是靠近保罗·蔡平，将他置于我的眼皮底下。此外别无他策。我想盯着他。我知道不论我告诉谁——甚至伊芙琳——都有可能使他找到我，所以我做得很绝。但最近这几天，我开始怀疑在我的某道脑沟里，在我深藏的潜意识里，有一种要杀死他的愿望。当然，是愿望就有意图，不论这意图多么模糊不清。我相信我是想杀死他。我相信我在朝那个方向走，现在还在走。我不知道与您这样谈话会对我产生什么影响，也不知道为什么您要对我产生某种影响。” “我想您会明白的，”沃尔夫喝干了他的酒，“想必您还不知道蔡平先生给您的朋友们寄了首诗吧，诗中明确说他敲碎了您的脑袋，把您杀了。” “哦，是的，我知道。” “您怎么会知道？谁告诉您的？” “皮特。皮特尼·斯科特。” 我咬牙切齿，恨不得咬自己一口。又一个机会没抓住，就因为我轻信了那瘸子写的警告。这时沃尔夫说： “这么说，您还是留了座桥的。” “不，是他自己搭的桥。我到那儿的第三天，就迎面撞上了他，运气不好，他当然认出了我，”希巴德突然停下，脸色有些苍白，“天哪——哈，又一场幻梦——我以为皮特……” “您没看错，希巴德先生，继续做您的梦，斯科特先生什么都没对我们说，是古德温先生的好眼力，加之我的敏感，把您挖了出来。请您接着说，如果您知道蔡平先生寄了那首诗，满纸谎言地夸耀杀了您，您又怎能将他视为刺客，如此看重他？如果您知道他的这次谋杀，最后这次，不过是说大话……” 希巴德点点头。“您的逻辑的确很清晰，但逻辑与此无关。我不是要写什么科学论文。这后面有二十五年……还有比尔·哈里森，尤金·德雷尔……还有那天保罗在法庭上……我当时在场，为他的小说的心理学价值作证。就是皮特·斯科特给我看那首诗的那天，说我如何透过我的血拼命吸吮空气，就是那天，我发觉我想杀死保罗，如果我想这样做，我就有这意图，否则我在那儿到底要干什么？” 沃尔夫叹了口气：“真遗憾。那些不太仁慈的情感躲在后面指手画脚，总让我怀疑人在义愤填膺时，理智是否已完全放弃支配权，更别提那些狂乱的毫无意义的摇摆了。希巴德先生，雇我将蔡平先生绳之以法，这念头在三周前还令您深恶痛绝，如今您却决定亲手杀死他。您确有此意图？” “我想是的，”这位矬子心理学家将威士忌酒杯放在桌上，“这并不意味着我会这么做。我不知道。我有此意图。” “您装备好了？有武器吗？” “没有。我……没有。” “您什么？” “没有。说白了，他在身体方面，是弱者。” “是呀，”沃尔夫脸上的明暗有所变化，脸颊上的皱纹开始显露，“您可以空手把他撕成两半，撕成颤抖的血淋淋的碎片——” “也许我会，”希巴德打断了他，“我不知道您这样嘲笑我是出于无知，还是有什么企图。您该知道绝望就是绝望，尽管有理性监视它、控制它，使它不至于歇斯底里。我的身体条件不足挂齿，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我的心智也已经颓丧，竟会嘲笑滋养它的血液，但尽管有诸多不宜，我仍可以杀死保罗·蔡平。我想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能以我的本来面目说话是种解脱，为此我得感谢您。我想我需要把我的决心用语言表达出来。能够听到这些话，对我有好处。现在我希望您能让我离开，当然，只有得到您的许可，我才可以继续我的计划。您干扰了我，坦率地说，我很感激，但没理由——” “希巴德先生，”沃尔夫冲他摆了摆食指，“对不起，最委婉的拒绝方式就是不让别人提出请求。不要提——请等一等。有些事您要么不知道，要么没想到。比如，您知道我和您的朋友们达成了协议吗？” “知道。皮特·斯科特告诉我了。我不感兴趣——” “但我有兴趣。事实上，目前除了这件事，我对别的没有丝毫兴趣，对您最近养成的暴力倾向当然也没兴趣。而且，您知道吗，在那儿，在古德温先生的桌上，正是蔡平先生写那些血淋淋的诗句的打字机。不错，就是哈佛俱乐部的打字机。我们做了笔交易，您知道吗？我已准备将蔡平先生的辩辞查个底朝天，尽管他不乏病态的勇气。您知道吗？二十四小时之内，我就准备向您和您的朋友们提交蔡平先生对自己所犯罪孽的自白书，使你们不再焦虑，心满意足。” 希巴德盯着他，喝干一直拿在手中的半杯威士忌，放在桌上，又盯着他。“我不信。” “您当然信。您只是不想相信。很抱歉，希巴德先生，您得重新适应语言的世界、妥协的世界和良好举止的世界。我很乐意——什么？” 他停下来，看着出现在门口的弗里茨。沃尔夫看了一眼表，七点二十五分。他说：“对不起，弗里茨，我们三人吃饭，八点，可以吗？” “好的，先生。” “好。我刚才说到，希巴德先生，我很乐意帮助您，使您的适应过程尽量愉快，这也是给我自己方便。我所对您说的都是事实，不过要做到最后一点，还需您的帮助。我提到了二十四小时。希望在此期间您能在我这里做客。可以吗？” 希巴德摇摇头，很坚决地说：“我不信。也许您搞到了打字机，但您不像我那样了解保罗·蔡平。我不信您能让他坦白，这辈子他都不会。” “我向您保证，我能做到。不过还是让事实证明吧。您能在这儿待到明晚吗，而且不和任何人联系？亲爱的先生，跟您讨讨价吧。您刚才要向我提请求，现在我来提我的。尽管我肯定二十四小时就够了，但以防万一，我们定为四十八小时。如果您同意在这个屋檐下待到星期一晚上，断绝外界联系，我保证，如果到那时我没有兑现承诺，给蔡平案画上句号，您尽管重新踏上古怪难测的冒险之路，不必担心我们会出卖您。是否需要我写份备忘录，注明我们的决定和谅解？” 沃尔夫话音刚落，希巴德莫名其妙地一阵狂笑。一个矬子发出这样的笑声可不简单，这笑声比他的嗓音要低沉，男中音，但要细些。笑够了，他说：“我在想您的浴缸是否够用？” “够用。” “但跟我说说——我还在学习——如果我拒绝，如果我现在走出去，您会怎么做？” “嗯……您看，希巴德先生，时机不到，不能披露已经找到您，这对我的计划相当重要。得给蔡平先生留些惊喜，时机还得合适。想留住心仪的客人的途径很多，最温和的是说服他接受邀请，另一条就是把他锁起来。” 希巴德点点头。“看到了吧？我刚才跟您说什么了？您看到人们如何率性而为了吧？不可思议！” “的确。去洗澡吧，如果我们还想在八点钟吃饭。阿奇，请你带希巴德先生去朝南的那间房，就在我的房间上面……” 我站起来。“那间房太潮，很久没用，他可以住我的——” “不必，弗里茨已给房间通了风，暖气也开着呢。房间已准备停当，连花瓶里的布劳绍卡特莱丽亚兰花都准备好了。” “哦，”我笑了，“您已准备好了。” “当然。希巴德先生，收拾好您就下楼吧。我得提醒您，我打算证明《头脑断层》第八、九章纯属神秘兮兮的胡言乱语。我已成竹在胸，您要反驳我，就带着脑子到饭桌来。” 我和希巴德一起向外走，沃尔夫又发话了，我们转过身。“您清楚我们的安排吧，先生，任何人您都不能联系。卸了装，您肯定特想让您侄女放心，简直是难以遏制吧？” “我会遏制的。” 得上两层楼，于是我带他乘沃尔夫的电梯。南屋的门开着，房间舒适温暖。我环视四周：床已铺好，梳子、刷子和指甲刀在梳妆台上，兰花在花瓶里，摆在桌上，卫生间里有新毛巾。对于一个纯男性家庭来说，收拾得不错。我往外走，但希巴德堵住了门。 “劳驾，您有深棕色领带吗？” 我笑了，从我的房间给他拿来一条雅致的纯色领带。 回到办公室，沃尔夫正闭目而坐。我走到我的桌边，郁闷至极，耳畔仍回响着沃尔夫说“六十五小时”时的语气。尽管我知道他是自责而非怪我，无须别人踹我腿肚子，我也明白自己简直是只无头苍蝇。我坐下，从大方向到细节，思量我的不当之处。最后我脱口而出，貌似自言自语，并不看他： “我再也不信瘸子了，就因为我信了那封该死的警告。要不是安德鲁·希巴德已死这念头在我心里根深蒂固，对任何可疑之处我都会警觉。我想克拉默探长也一样，这意味着我和他同属一类。若是这样——” “阿奇，”我一直斜眼看着沃尔夫，直到他睁开眼，他接着说，“如果你说这些是要在我面前为自己辩护，没必要。如果你只是想强调你的虚荣，以使自己不那么郁闷，以后再干。还有十八分钟才吃晚饭，我们还是抓紧时间吧。就差最后润色了，每到这时，我心里就痒痒，急不可耐。拿出你的笔记本。” 我拿出本和铅笔。 “要三份，原件打在高级硬面纸上。日期写明天，十一月十一日——哈，停战日！再恰当不过了。标题大写：保罗·蔡平之自白，关于威廉·R.哈里森和尤金·德雷尔之死，以及一些警告及威胁诗句的创作和寄送。称那些为诗句真是高抬它们了，不过我们总得在某些地方慷慨些，就它吧。后面分几部分。隔行写，加小标题，小标题也大写。第一个小标题是：威廉·R.哈里森之死。然后，这样写——” 我打断了他。“用哈佛俱乐部的打字机来打不是很合适吗？当然，这样比较卑鄙，但也是一种诗意的姿态……” “诗意？哦，有时是。阿奇，你的想法让我联想起蜂鸟。好吧，你可以这么做。开始吧。”沃尔夫给我念文件时，开头一般较慢，越念越快。他说道：“我，保罗·蔡平，住在佩里大街二〇三号，纽约市，在此坦白——” 电话响了。 我放下本子接电话。我接电话的口吻一般是简洁而友好的。“您好，尼禄·沃尔夫办公室。”但这次，我刚说了三个字，就被耳边激动的声音打断了。那声音激动而低沉，几乎是耳语，语速快而扼要。 “阿奇，听着，快，快听我说，也许会禁止我打电话。尽快赶到这儿来——伯顿大夫家，九十街。伯顿死了。那残废朝他开枪，打了个正着。他们把他抓起来了，我跟着他——” 噪声，听不到说话。我又等了会儿，然后挂上电话，转身看着沃尔夫。我想我的表情不太平静，他却面不改色地看着我。我说：“是弗雷德·德金。保罗·蔡平刚刚向伯顿开枪，杀了他。在十九街，他的寓所。他们将他当场抓获。弗雷德请我去看这出好戏。” 沃尔夫叹口气，咕哝道：“胡说。” “见鬼，什么胡说。弗雷德不是天才，但我从未见他把打牌当谋杀。他的眼力不错。看来跟踪蔡平还真不是个馊主意，弗雷德赶到现场了。我们让他——” “阿奇，闭嘴。”沃尔夫的嘴唇一起一伏，从未动得这么快，十秒钟后，他说，“动动脑子。德金的话被打断了？” “是的，有人不让他打电话。” “当然是警察。警察认为蔡平杀死了伯顿；他会被判刑、处死，我们怎么办？我们的承诺怎么办？我们完了。” 我瞪着他。“上帝呀。该死的瘸子——” “别咒他。保住他，为了我们要保住他。车停在前面吗？好，马上赶到那儿，要快。你知道该做什么，打听清楚，把一切都打听清楚。我需要场景、每分每秒的场景、所涉及的人——我需要事实。我需要足够的事实来救保罗·蔡平。去，搞清楚。” 我跳起来。 <hr /> 注释： 中许多故事取材于这位最睿智、最著名的哈里发。</a> 第十七章 我一直在西城开，直到八十六街，然后横插过去，穿过公园大道。我仅开到最高限速，我可不想被拦下。我感觉相当好，也相当糟。缺口已大开，我正赶往现场，这令人感觉轻松愉悦；另一方面，弗雷德对事件的描述，经沃尔夫一润色，看来是黑云压顶，大事不妙。我向左转到第五大道，只差五个街区了。 我把车停在九十街，离伯顿家不远处，熄了火，跳到便道上。两边都是高公寓楼的遮阳棚和大门。我向东走，快到我要去的大门时，看到了弗雷德·德金。他不知从什么地方朝我小跑过来。我停下脚步，他回头朝西跑去，我跟着他，直到第五大道的拐角，又转过去走了几英尺。 我说：“我是毒药吗？快吐出来。” 他说：“我不想让门口的那家伙看到你和我在一起。我给你打电话时，被他们撞到，把我踢了出去。” “太差劲了，我会去总局投诉的。情况如何？” “唉，他们抓住了他，就这些。我们——市局的侦探和我——跟他到了这儿，到这儿时是七点半。‘粉子’不在，真是又舒服，又隐秘。我们当然知道谁住在这儿，于是我们商量要不要打电话，又想了想还是不打了。我们决定到大厅去，门房变得不太友善，墨菲——就是市局的侦探——亮出他的警徽，让他闭了嘴。人们进进出出。有两部电梯。一部电梯的门突然砰的一声开了，一个女人冲出来，瞪着眼睛喊‘福斯特大夫在哪儿，叫福斯特大夫来’。门房说刚看见他出去，那女人跑到大街上喊福斯特大夫。墨菲一把抓住她的胳膊，问为什么不找伯顿大夫，她奇怪地看着他说伯顿大夫挨了枪子儿。他松开她，跳进电梯，到了五层才发现我和他在一起。他说——” “快点儿，老天呀。” “好的。伯顿家的门开着。大家都在我们进去的第一间屋。有两个女人在那儿，一个像条病狗似的哼唧，晃着电话；另一个跪在地上，旁边躺着一个男人。那残废坐在椅子里，好像在理发店里等着理发一样。我们忙活起来。那男的死了。墨菲打电话，我四处看。地上有一把枪，科尔特自动手枪，在一条椅子腿旁，就是屋子中间的那张桌子旁边的椅子。我过去搜了蔡平全身，看他是否还带着别的武器。跪在尸体旁的女人要站起来，我过去扶她，把她带到一旁。进来两个男人，一个大夫，一个男佣。墨菲打完电话，过来给蔡平戴上手铐。我和那女人在一起，两名负责该区的警察慢悠悠地走进来，我带那女人出了房间。去找福斯特大夫的女人回来了，急匆匆地跑过来把我身边的女人拉走，带到别处去。我到了另一间屋，有书、书桌和电话，就给你打了电话。有个警察正四处查看，听到我在打电话，我只好挂了。他把我带到楼下，让我透透气。” “还有什么人来了？” “还有两个电台的人，然后又来了几个该区的警察。” “克拉默，或者地方检察官的人来了吗？” “还没来。见鬼，他们没必要来，全齐了，直接打包寄走吧。” “是呀。你去三十五街让弗里茨给你弄点儿吃的。沃尔夫一吃完饭，就告诉他发生的事。他也许会让你去找绍尔和奥里耶，他会告诉你的。” “我得给我老婆打电话——” “有硬币吗？去吧。” 他朝八十九街走，去市区了。我拐过街角，又朝东走去，又来到大门口。虽然我谁也不认识，但我觉得没理由进不去。我刚站在遮阳棚下，一辆豪华汽车开过来，猛地停下，下来两个人。我看了一眼，拦住其中一位，对他一笑： “克拉默探长！真巧。”我跟着他往里走。 他停下脚步。“哦，你？没你的事，走开。” 我想跟他说句话，他却声色俱厉地说：“走开，古德温，要是有什么需要你做的，我会给你留着。没你的事。” 我朝后退。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已经聚了一群，有位警察在疏导人群。这么乱糟糟的，我肯定他没听到克拉默和我之间的对话。我悄悄溜走，回到停车的地方，打开后备箱，取出一只黑包，里面的东西是以备不时之需的。现在看来这些东西不仅合适，而且相当棒。我回到大门口，警察正在那边忙着，我闯过警戒线，进了门。里面是门房和另一位警察。我走到他们面前说：“尸检，哪个房间？”警察上下打量我，带我到电梯前对开电梯的男孩儿说：“带这位先生到五层。”进了电梯，开始往上升时，我拍了拍我的黑包。 我迅速溜进房间。正如德金所说，大家都聚在那儿，进门后的第一间屋，一个大接待厅。乱哄哄的一群人，主要是警察和侦探，百无聊赖地站着。克拉默探长站在桌旁。正在听一位侦探讲话。我走到他身边，叫他的名字。 他转过头，吃了一惊：“啊，看在——” “听着，探长，就一秒钟。算了吧，我可不是要把犯人、证据或什么东西偷走。您太清楚了，我有好奇的权利，也只想满足我的好奇心。有点同情心吧，上帝呀，人心可是肉长的。” “你那包里有什么？” “衬衣和袜子。我是靠这个才上来的。真希望您的手下能替我拿下去放到我车里。” 他咕哝道：“放桌上，如果你碍事——” “不会的。非常感谢。” 为了不撞到人，我退到一边靠墙而立。我仔细观察房间，大概是十七乘二十，差不多是个正方形。一边几乎全是窗户，挂着窗帘，另一边是大门。略长的这面墙，就是我背靠的这面墙上挂着几幅画，墙边有两个架子，上面摆着花瓶。对面墙，靠近角落处是一扇室内门，关着，显然通往其它房间。其余大约十英尺都挂着帘子，与这边的窗帘相匹配，但后面一定不是窗户，估计是放外套的衣柜。灯光从天花板射下来，不是直射，开关在室内门和大门上。地板中央铺着一张大地毯，上摆一张大桌子，我旁边是电话架和一把椅子。 屋里总共只有四把椅子。桌子一端，保罗·蔡平坐着一把。我看不到他的脸，他背对着我。桌子的另一端，伯顿大夫倒在地板上。他只是貌似死了，因为他显得很舒服。他要么是直挺挺倒下的，要么是有人把他摆成这个样子：胳膊很整齐地放在身体两侧，头的角度很奇怪，但通常都这样，如果没人把头扶正的话。看着他，我自忖道，沃尔夫可是要让他付七千美元呢，现在他再也不必为此烦恼了，一了百了。从我站的地方，看不到太多的血。 自我到达后，又有些事发生。他们打了几个电话。有位侦探出去了，几分钟后和尸检官助理一起回来，显然刚才楼下有些麻烦。希望他走时不会错拿了我的包。他们在周围絮絮叨叨。克拉默探长已从室内门走了，想必是去找那几个女人了。一位年轻女子从外面进来，大喊大叫，但总的来说她表现还可以，因为死者看来是她父亲。她刚才不在家，为此很难过。我常常发现与尸体打交道时，真正棘手的是那些活人。你能看出来那女孩儿在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但你知道她遭到了重创，她是那种让你喉头哽咽的人。看到侦探带她去找她母亲，我很高兴。 我一点点挪动脚步，希望能看到那瘸子。我绕过桌子，来到他面前。他看着我，似乎素昧平生。拐杖放在旁边的桌上，还有他的帽子。他身穿一件棕色外套，没系扣，戴一副褐色手套。他弯着腰，双手放在那条好腿的膝盖上，戴着手铐，什么表情都没有，更像是位地铁乘客。他的浅色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我寻思道，这可是我第一次见尼禄·沃尔夫交上这百分之百的霉运。不错，他也有失利的时候，但这可不是失利，这是崩溃。 这时，我想起我是来干什么的了。我对自己说，这两天我一直在假装找安德鲁·希巴德，自始至终就认定毫无希望，而希巴德此时正吃着扇贝和沃尔夫讨论心理学。只要沃尔夫没说结案，不管怎么结，就仍有希望。该我挖出点儿希望了。 我又靠墙站好，观察战场。尸检官已走。不知道克拉默要和那些女人待多久，不过，除非她们的说法比摆在眼前的复杂得多，否则应该不会太久。等他回来就会马上把尸体和那瘸子带走，那就没什么东西能吸引人留下了。克拉默不会只顾自己走而把我落下，他会让我和他一起走。或许他会留一个侦探在客厅，楼下兴许再留一个，防止家人被骚扰，我看不出他还有什么理由把别人留下。 看来是这样。我不能这么回去见沃尔夫，只向他哭诉一个关于可怜的瘸子、死人和伤心欲绝的女儿的故事。我又开始转悠，来到桌子的另一边，挂着帘子的对面墙那儿，背靠帘子站好。这时我看到了桌上我的包。这不行，我过去拿起包，若无其事地又退回到帘子前。我估计我成功的可能性只有五十分之一，但最惨不过是被护送到电梯。我漫不经心地看着周围那些侦探和警察，用脚探探身后，帘子后面很平坦，没有台阶。如果后面是衣柜，应该是嵌在墙里的，我不知道有多深，也不知道里面有什么。我得盯紧了，瞅准大家把头都转过去的空当，至少等没人正看着我的时候。我在等待，机会来了，真就等着了。电话响了，对面墙边架子上的电话。没别的事可做，他们都不自觉地转过头去。我的手已在后面准备好，拉帘，进去，放下，到了帘后。 我是低头进去的，以防后面有衣帽架，一般高度的就得撞上，结果架子离得还挺远，衣柜进深足有三英尺，我的空间很富裕。我屏住呼吸几秒钟，没听到那些侦探嚷嚷。我轻轻把黑包放在墙角，钻到一件似乎是女式毛大衣的后面。有件事我可无能为力——瘸子看到我了。我钻到后边时，他那浅色眼睛正盯着我。如果他决定开口说话，希望他能说点儿别的。 我站在黑暗里，没多久，我就琢磨要是带氧气筒来就好了。外面那些侦探的声音倒可权作消遣，但声音太小，听不太清。有人进来了，是个女人，一会儿又进来一个男人。又过了足足半小时，克拉默才进来。我听到室内门被打开，就在我的帘子旁，接着克拉默开始下命令。他说得很快，似乎挺满意。一位哑嗓子的侦探让就站在我前面的另一位侦探拿蔡平的拐杖，他扶着蔡平走。他们要把他带走了。喧哗声中，克拉默下令把尸体抬走。两分钟后，沉重的脚步声，尸体抬走了。我希望克拉默或别的什么人可不要恰巧把衣服挂在我的衣柜里，但不太可能，桌上堆着三四件衣服呢。我听到有个声音让另一个人去拿块毯子盖住被搞脏的地方，就是伯顿刚才躺的地方，克拉默同其它人一起走了。那个拿毯子的人回来后，好像只有两人在这儿，他们在拿一个姑娘开玩笑。我开始担心克拉默出于某种原因让他们俩留下了，但很快我听到他们向门口走去，门开了，又关上。 对我的肺来说。我在衣柜里待的时间已经够长了，但我想也许还有人在主卧，我又等了五分钟，默默数着。然后我掀起一点帘子边，往外瞥了一眼，接着拉开帘子，走到外面。空无一人，都走了。室内门关着。我过去转动把手，推开门，走进去。这个房间大约是接待厅的五倍，灯光昏暗，装修精致。对面有扇门，旁边墙中间大开一个拱顶。我听到什么地方有说话声。我往里走，叫道： “您好！伯顿夫人！” 说话声没了，传来了脚步声。一个男人出现在拱顶下，尽量显得重担在肩的样子。我暗自好笑。他不过是个孩子，约莫二十二岁，干净英俊，衣着鲜亮。他说：“我们以为你们都走了。” “是的，除了我。我得见伯顿夫人。” “但他说……探长说不能打搅她。” “对不起，我得见她。” “她躺下了。” “告诉她就几个问题。” 他张了张嘴，又闭上，好像觉得他得做些什么，然后转身走了。一分钟后，他回来冲我招招手，示意我过去。我随他往前走。 我们穿过一间屋，然后像是走廊，又进到另一间屋。这间屋没那么大，但灯光挺亮，也没装修得很过分。一位穿制服的女佣端着托盘从另一扇门出去了。一个女人坐在沙发里，还有一个坐在椅子里，我在接待厅见过的那个女儿站在沙发后面。我走了过去。 我想那晚洛林·A.伯顿夫人并不在最佳状态，但即便这样，她的智力仍然绰绰有余，一眼就能看出她可不简单。她的鼻子瘦而挺直，嘴唇丰满，黑眼睛十分漂亮。头发编成辫子，向后盘起，刚好露出太阳穴和额头。她的额头或许最为她添色，还有她举首低眉的仪态。她的脖子颇得艺术家之机巧，我曾见许多电影明星想学那种机巧却没怎么学到，她却是骨子里带着的。 她抬着头，我能看出来，虽然丈夫死了，她也不至于慌乱无措到由她女儿作决定的地步，我决定不理别人。我跟她说我想问她些私密问题，希望能和她单独谈。坐在椅子里的女人咕哝了些残忍、没必要等话。女儿红着眼睛盯着我。伯顿夫人问： “关于谁的私密问题？” “关于保罗·蔡平。我不想……”我环视四周。 她也环视四周。我看出来了，那孩子才不是什么儿子或继承人呢，他的兴趣所在是这家的女儿，也许已经定了。伯顿夫人说：“有什么关系？去我的房间——你不介意吧，艾丽斯？” 坐在椅里的女人说不介意，站起身。那孩子挽着女孩的胳膊，扶她出去。天哪，他可不能让她摔着，伤了自己。他们出了房门。 伯顿夫人说：“好了？” 我说：“私密问题其实是关于我的。您知道尼禄·沃尔夫是谁吗？” “尼禄·沃尔夫？知道。” “伯顿大夫和他的朋友们签署了一项协议——” 她打断了我。“我都知道。我丈夫……”她停下，紧握双手，努力使自己的嘴唇不致颤抖，但几乎失控，这我可没想到。她很快克制住自己的情绪。“我丈夫都告诉我了。” 我点点头。“那就省事了。我不是市局的侦探，我是私家侦探，为尼禄·沃尔夫工作，我叫古德温。如果您要问我来这儿做什么，我可以用很多方式回答您，但您得帮我挑一种合适的。这取决于您的感觉。”我做出一副真诚的样子，直率的眼睛，语速很快，“您当然感觉很糟，但不管眼下您内心有多痛苦，您都会继续活下去。我现在得替尼禄·沃尔夫问几个问题，无法顾及礼节，等上一周，您的神经就会有机会又变得坚韧。我必须现在问，否则永远不问。我就在您面前，您告诉我，我的事就了了。您看到保罗·蔡平向您丈夫开枪了吗？” “没有。但我已经——” “当然。让我问完。有别人看到他开枪吗？” “没有。” 我松了口气。这么说，至少我们还没死定。我说：“好。那现在就看您的感觉了。比如，保罗·蔡平根本没向您丈夫开枪。您对此什么感觉？” 她盯着我。“您什么意思——我看到他——” “您没看到他开枪。我是这样想的，伯顿夫人。我知道您丈夫并不恨保罗·蔡平。我知道他替他难过，他之所以愿意从众，是因为他无能为力。那您呢？您恨他吗？不考虑今晚发生的事，您有多恨他？” 有一秒钟，我想她在跟着我的思路走，然后我看到她的眼里有某种变化，双唇渐渐紧闭。她要把我从她眼前抹掉。我赶紧插进来： “听着，伯顿夫人，我可不是一只专爱在人家后院闻来闻去的聪明小狗。这件事的前前后后我真的全知道，也许比您知道的还多一些。此时此刻，在尼禄·沃尔夫的办公室的柜子里，有只皮盒子。是我放那儿的。有这么大。漂亮的棕色牛皮，精致的金色印花，上了锁，里面装着您的手套和袜子，都快满了。有些是您穿戴过的。哦，等等，让我说完。是保罗·蔡平的。朵拉·里特偷走后交到他手里。那是他的宝贝。尼禄·沃尔夫说他的灵魂在那盒子里。这我不知道，我对灵魂没研究。我只想把这事告诉您。我之所以想知道您是否恨蔡平，哪怕他杀了您丈夫，原因是如果他没杀他呢？您是否无论如何都想看到他们归咎于他？” 她看着我，暂时不想把我从她眼前抹掉了。她说：“我不知道您要干什么。我看到他死了。我不知道您是什么意思。” “我也不知道。我来这儿就是要把这事搞清楚。我想让您明白，我并非仅仅出于好奇才在这儿烦您，我有正事。我的事，也许也是您的事。我感兴趣的是看到保罗·蔡平得到他应得的。我想，目前您对什么都没兴趣。您刚受到惊吓，一般女人都会崩溃，您却没有，不过您还是坐好，跟我说说，不要多想。我希望能坐在这儿问您几件事。如果您要昏厥，我会叫您的家人来，然后拔腿走人。” 她松开手，说道：“我不会昏厥，您可以坐下。” “好的，”我坐在艾丽斯刚才坐的椅子里，“现在告诉我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枪击。谁在家？” “我丈夫和我，厨师和女佣。还有个女佣出去了。” “没别人了吗？那个您称做艾丽斯的女人呢？” “她是我最老的朋友了。她来……刚来。没别人了。” “然后呢？” “我在我的房间梳妆，我们要出去吃饭，我女儿已经出门了。我丈夫到我的房间里拿香烟，他总是……他从来记不住自己备好，他的房间和我的房间的门都开着。女佣过来说保罗·蔡平来了。我丈夫去门厅见他，他没直接去，而是先去了他的房间和书房。我能这么说是因为我就站在那儿听。保罗上次来的时候，我丈夫对女佣说让他在门厅等，他去见他之前先去书房，从抽屉里拿了把手枪。我当时认为这种举动很幼稚。这一次，我注意听他是否又去拿枪，他去了，我听到抽屉打开了。然后他叫我，叫我的名字，我问什么事，他回答说没事，没什么，等他把客人打发走再告诉我。那是他最后的……那是我听到的他的遗言。我听见他走过房间——我在听，也许是因为我想知道保罗要干什么——然后我听到噪声，不太大，门厅离我的房间太远——接着是枪声。我跑过去。女佣从餐厅出来跟着我。我们跑到门厅。那里很黑，客厅里的光线也很昏暗，什么都看不见。我听到一个声音，有人摔倒了，保罗在叫我的名字。我打开灯，保罗跪在地上，正要起来。他又喊我的名字，他说他是要跳过去开灯。这时我看到了罗雷，倒在地板上。我跑过去，看到他，我就让女佣去找福斯特大夫，他就住楼下。我不知道那时保罗在做什么，我没注意他，我注意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很多人过来——” “好，就到这儿吧。” 她停下来。我看了她一分钟，看她情况如何。她又握紧手，呼吸加快，但不那么明显。我不再为她担心了。我拿出记事本和铅笔说：“这件事，您对这件事的描述，有许多需要琢磨的地方。最糟的当然是灯关了。这显然太傻了。等等，我不过是在说沃尔夫所谓的对现象的感觉。我正想好好感受一下。让我们从头开始。您丈夫去见保罗·蔡平之前，在书房喊您，然后又说没什么。您是否猜得出他想说什么？” “猜不出，我怎么——” “好吧，您是说他打开抽屉后喊您。是这样吧？” 她点点头。“我肯定是在我听到抽屉打开之后。我一直在听。” “好的。然后您听到他向门厅走去，然后是噪声。什么样的噪声？” “不知道，就是噪声，窸窸窣窣的。离得远，门又关着，听不清。” “说话声？” “不是。我没听到什么说话声。” “您听到您丈夫到门厅后关门的声音吗？” “没有。如果不是把门撞上，我是听不到的。” “那我们来这样试试。既然您在听他的脚步声，即便他到客厅后您就听不到了，您也能大概感觉出来他什么时候到了门厅。您懂我的意思吧，感觉到他在那儿了。当我说‘开始’，就意味着他刚到门厅，然后您感觉一下时间过了多久。尽量感觉得和当时的时间一样，该响第一枪时，您就说‘开始’。明白了吗？开始。” 我看着手表秒针，从三十开始慢慢爬。她说：“开始。” 我盯着她。“天哪，才六秒钟。” 她点点头。“就这么快，我肯定。” “那么……好吧。然后您跑到门厅，灯关着。这点您当然不会搞错。” “不会。灯关着。” “接着您打开灯，看到蔡平跪在地上，正要起来。他手里有枪吗？” “没有。他穿着外套，戴着手套。我没看到枪……哪儿都没有。” “克拉默探长跟您提到了枪吗？” 她点点头。“是我丈夫的手枪。他开了……枪被开了四次。他们在地板上找到的。” “克拉默给您看了吗？” “看了。” “是书房抽屉里的那把枪？” “当然是。” “您开灯时，蔡平在说什么？” “他在叫我的名字。灯亮后他说——我能告诉您他的原话——‘安妮，黑暗里的瘸子，我亲爱的安妮，我正要跳过去开灯。’他刚刚摔倒了。” “是的，当然，”我在记事本上写完，抬眼看着她，她僵僵地坐着，“我们再往前倒。您一下午都在家吗？” “不是。我去画廊看图片展，然后去喝茶，大约六点回到家。” “您回来时，您丈夫在吗？” “在。他回来得挺早……星期六都回来得早。他在书房和费迪南德·鲍恩在一起。我进去打了个招呼。我们总是……要打个招呼的，不管是谁来了。” “这么说鲍恩先生在这儿。您知道他来干什么吗？” “不知道。是……不知道。” “好了，伯顿夫人。这些您都忍了，很了不起，就都说了吧。鲍恩来干什么？” “他是来寻求帮助的。我就知道这些。” “经济上的帮助？” “我想是的。” “得到了吗？” “没有。但和这没关系……别再提了。” “好吧，鲍恩是什么时候走的？” “我回来后没多久，我想是六点一刻，也许是二十。大概是朵拉来之前十分钟，她总是六点半准时到。” “不会吧，”我看着她，“您是说朵拉·蔡平？” “是的。” “她来给您做头发？” “是的。” “该死。对不起。尼禄·沃尔夫不许我在女士面前说脏字。朵拉·蔡平是六点半到这儿的。好吧。她什么时候走的？” “她通常要花四十五分钟，所以她是七点一刻走的，”她停下来想了想，“是的，一定是。也许晚几分钟。我想我花了十五分钟穿戴好。” “这么说朵拉·蔡平七点二十离开，保罗·蔡平七点半到。有意思，他们差点儿碰上。六点后还有谁在这儿？” “没别人了。就这些。我女儿大约六点半出去的，就在朵拉来之前一会儿。当然我不明白——什么事，艾丽斯？” 我身后的门开了，我转过头。是那女人，她的老朋友。她说： “尼克·卡伯特打来电话——他们通知了他——问您是否想和他谈谈。” 伯顿夫人的黑眼睛朝旁边闪了一下，看了看我。我把头转向她，让她看清楚。她对她朋友说：“不，没什么可谈的，我不和任何人谈。你们有吃的吧？” “我们会照顾自己的。真的，安，我想——” “好了，艾丽斯，好了——” 稍停片刻，门又关上了。我暗自笑了，有些得意。我说：“您刚才说有些事您不明白……” 她没接着说，坐在那儿看着我，眼里有些责备之意，但额头依旧光洁白晳。她站起身，走到桌旁，从盒里掏出一根烟，点燃，拿起一只烟灰缸，回到沙发旁坐下，抽了几口；然后，她看着烟，似乎在琢磨这烟是从哪儿来的；接着把烟在烟灰缸里按灭，坐直身子，似乎刚想起来我在看着她。她突然问： “您说您叫什么？” “阿奇·古德温。” “谢谢。我该知道您的名字。会有些不一般的事发生，对吧？您为什么不让我和卡伯特先生通话？” “没什么特别原因。目前，除我以外，我不希望您和任何人谈。” 她点点头。“我正是这么做的。古德温先生。您的年龄也就比我的一半多一点，我以前从未见过您。您似乎挺聪明。我想您看出来了，目睹我丈夫死去，被打死，对我的打击有多大。对我来说，我现在所做的非同寻常。除了表面文章，我通常不说这么多。从儿时起，我只和两个人这样说过话。我丈夫，我亲爱的丈夫，还有保罗·蔡平。但我们不是要谈我丈夫，没什么可说的了。他死了，他死了……我必须对自己说许多次……他死了。他想继续活在我的心里，也许是我想他这样。我想——我真正要说的是——我想我也希望保罗能活着——哦，不可能！”她猛地站起来，再次紧握双手，“真是荒谬，竟然想谈这种事，还是对一位陌生人——罗雷死了，荒谬……” 我说：“也许不谈才是荒谬。您就敞开一次心扉，都吐出来吧。” 她摇摇头。“没什么好敞开的。我为什么想谈这件事？没理由，但我真的想说。否则，我干吗允许您问我问题？我从未像今晚这样对我的内心认识得如此深刻。不是看到我丈夫死去时，不是独自站在我的房间里，看他的照片，意识到他已死去时，而是和那位探长坐在这里时，他告诉我一级谋杀是不接受认罪恳请的。他告诉我，我必须和地方检察官代表谈，必须出庭作证以使保罗·蔡平受到审判和惩罚。我不想让他受到惩罚。我丈夫死了。这还不够吗？如果我不想让他受到刑罚，我又该持怎样一种心态？怜悯吗？我从未怜悯过他。我对生活相当轻慢，但我的轻慢还不足以怜悯保罗·蔡平。您跟我说他有只盒子，装满了朵拉为他偷走的我的手套和袜子，尼禄·沃尔夫说那盒子装着他的灵魂。也许我的灵魂也被装在了一只盒子里，我竟不知道……” 她站起身，很突然。烟灰缸从沙发滑到地板上。她弯下腰，手指没有丝毫颤抖，坚定地捡起烧黑的火柴和烟头放回烟灰缸。我没动，没去帮她。她把烟灰缸拿到桌上，回来又坐在沙发里。她说： “我一直不喜欢保罗·蔡平。我曾经，在我十八岁的时候，答应嫁给他。当我听说他出事了，落下终身残疾时，我很高兴，因为我不必遵守诺言了。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一点，但后来我意识到了。我从未怜悯过他。这没什么新鲜的，我想从来没有哪个女人怜悯他，只有男人才怜悯他。女人不喜欢他，包括那些暂时被他迷住的女人。我对他厌恶至极。这一点我想过，我分析过，是他的扭曲令人无法忍受，不是身体上的扭曲，而是神经系统的扭曲，头脑的扭曲。您听说过女人的狡猾吧，但您不像保罗那样了解，因为他就具备这种狡猾。男人若是这样就令人生厌了。有些女人曾为此着迷，但被俘获的那两三个——不包括我，即便在我十八岁时——得到的回报仅仅是轻蔑。” “他和朵拉·里特结婚了。她是女人吧？” “哦，是的，朵拉是女人，可她献身于对女性气质的否认。我喜欢她，理解她。她知道什么是美，她的眼睛能发现美。很久以前，正是这一点逼迫她去否认女性气质，她坚强的意志使她得以坚持。保罗也理解她。他娶她，以示对我的轻蔑，他是这样告诉我的。他能在朵拉身上赌一把，因为他可以信任朵拉，只有一种要求令他感到屈辱，而朵拉是不会以此让他难堪的。至于朵拉，她恨他，但她可以为他去死。尽管她否认，她却强烈地、暗暗地希望得到婚姻的尊严。真是个奇迹，保罗同意结婚的唯一条件恰恰是她可以接受婚姻的条件。哦，他们相互理解。” 我说：“她恨他，还嫁给他。” “是的，朵拉做得出来。” “她今天会到这儿来，我很吃惊。我知道星期三早晨，她出了一起严重意外。我见到她了。看来她还真有个性。” “可以这么说。朵拉是个疯子。以法律定义来衡量，我想她不算，可她就是疯了。保罗跟我说过许多次。她也跟我说过，就跟谈论天气的口吻一样。有两种想法是她无法容忍的：一是有哪个女人怀疑她也有柔情，二是有哪个男人竟会把她当做女人。她的个性来自对一切都漠不关心，除了保罗·蔡平。” “她向尼禄·沃尔夫炫耀说她结婚了。” “当然。这样她就退出了战场。哦，怎么可能嘲笑她，又怎么可能怜悯她超过怜悯保罗。或许猴子还怜悯我呢，因为我没有尾巴。” 我说：“您刚才在说您的灵魂。” “是吗？对，是对您说了，古德温先生。我无法对我的朋友谈及此事，艾丽斯，我试过，没反应。我刚才不是说我不想让保罗·蔡平受到惩罚吗？也许我错了，也许我的确想让他受到惩罚，但不要那么粗暴地杀死他。我的脑子在想什么？我的内心又是何感受？天晓得。您刚才说了些什么，我就开始回答问题了，关于他的惩罚什么的——” 我点点头。“我说他只应得其所应得。当然对您来说，这就如一开一关，明摆着的事，那些警察显然也这么想。您听到枪声，跑到门厅，就在那儿摆着，一个活人、一个死人、一把枪。克拉默探长当然已经做好周密部署，诸如动机分析，等等，已经整装待发，更别提他早想和蔡平算账了，蔡平可给他找了不少麻烦。但正如尼禄·沃尔夫所说，把婴儿抛在脑后，推着辆空童车在公园里转的护士，纯属无的放矢。也许我四处看看，还能把婴儿找出来。比如，朵拉·蔡平离开时是七点二十分。十分钟后，蔡平七点半到了。她会不会在外面大厅里等着，然后和他一起回来？也许不行，因为是女佣给他开的门。他也许会趁女佣通报伯顿大夫时，自己给她开门。她也许会从伯顿的衣兜里抢到枪，射击，在您赶到之前逃跑。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没开灯。她在开大门时把灯关了，这样万一外面走廊有人路过，也看不到她。您说她恨蔡平。也许他完全没想到，一点儿也不明白她要干什么——” 她在摇头。“我不信。有可能，但我不信。” “您说过她疯了。” “不，如果说朵拉还能喜欢某个男人，那就是罗雷。她不会那么做。” “不是为了给蔡平预订电椅？” 伯顿夫人看着我，打了个冷战。她说：“这也不比——那样好。太恐怖了。” “当然恐怖。不论我们从这袋子里掏出了什么，对任何相关之人都不会是什么惊喜，也许除了蔡平。我该说说另一种可能性。伯顿大夫是自杀。他关了灯，这样蔡平就看不到他在做什么，就不会大喊大叫，泄露天机。也很恐怖，但很有可能。” 她没有像听到第一个猜想时那么不安，只是平静地说；“不，古德温先生，实在难以想象罗雷有什么理由自杀而我不知道，还想把罪名安在保罗或其它什么人身上，不，根本不可能。” “好吧，伯顿夫人，刚才您还亲口说，会有些不一般的事发生。不过就这案子来看，谁都有可能作案——任何能进入门厅、知道蔡平在那儿而伯顿大夫一会儿就到的人都有可能。顺便问一句，今晚不在的那位女佣有可能吗？她有钥匙吗？她是什么样的人？” “是的，她有一把钥匙。她五十六岁了，跟了我们九年，自称管家。问她，您是浪费时间。” “我还是对她的钥匙感兴趣。” “她早晨来时会带着钥匙。如果您愿意，到时候可以见见她。” “谢谢。再来说另一位女佣。我现在能见她吗？” 她起身走到桌边按铃，又拿起一根烟点燃。我注意到她的背影，你会以为她只有二十岁，除了头发。但她有些委靡不振，站立时肩膀下垂。她挺直腰，转身回到沙发坐下。门开了，全班人马上台：厨师、女佣、朋友艾丽斯、女儿和男朋友。厨师拿着一只托盘。伯顿夫人说： “谢谢，亨利，现在不要。别再送了，请你别再送了，我真的吃不下。其它人，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我们想和罗斯谈几分钟。只有罗斯。” “但是，妈妈，真的——” “不，亲爱的，请出去，就几分钟。约翰尼，太好了，我非常感激。到这儿来，罗斯。” 男孩儿脸红了。“啊，没关系，伯顿夫人。” 他们从门口退出去。女佣过来站在我们面前，想咽口唾液，似乎没成功。她的表情很古怪，想表现出同情，可又太震惊、太恐惧，不过平时她的表情也会相当古怪——宽大扁平的鼻子，攒在一起的眉毛。伯顿夫人对她说我想问她几个问题，她看着我，就好像得知我要把她沿河卖到南方去。接着她看到了我膝盖上的笔记本，那样子就更惨了，我说： “罗斯，我很清楚你在想什么。你在想那个男人已经记下你对他的问题的回答，现在我又要记，然后我们会比较，如发现不一致，就把你带到帝国大厦顶上扔下去。忘了这些愚蠢的念头。来吧，忘了它。哦，”我转向伯顿夫人，“朵拉·蔡平有房门钥匙吗？” “没有。” “好，罗斯，今晚朵拉·蔡平来时，是你去开的门吗？” “是的，先生。” “你请她进来时，她是一个人？” “是的，先生。” “她离开时，是你去送她吗？” “不，先生，我从不送人。库尔茨夫人也没去。是她自己走的。” “她离开时，你在哪儿？” “我在餐厅。我在那儿待了很久。还没开始备饭，我在那儿擦杯子。” “我想鲍恩先生走时，你也没去送吧，是那位——” “是的，先生，我知道鲍恩先生。没有，我没送他，不过他早就走了。” “我知道。好吧，你没送任何人出门。我们还是回到迎接的话题上吧。蔡平先生到时，是你去开的门吗？” “是的，先生。” “他是一个人吗？” “是的，先生。” “你打开门，他进来，然后又关上门。” “是的，先生。” “好，看看你是否还记得这点，记不住也没关系，也许你还记得蔡平先生对你说了什么？” 她看着我，又斜眼看看伯顿夫人，然后低头看地板。起初，我以为她在编谎话，后来我明白了，我抛给她的这个问题实在太复杂，不能以是或不是来回答，她被搞糊涂了。我说：“说呀，罗斯。你看，蔡平先生进来，你帮他拿帽子和外套，然后他说——” 她抬起头。“我没帮他拿帽子和外套。他穿着外套，戴着手套。他让我告诉伯顿大夫他到了。” “他就站在那儿，还是走到椅子前坐下？” “我不知道。我想他会坐下的。我想他跟在我后面，但走得很慢，我回房间通知伯顿大夫。” “你离开门厅时，灯开着吗？” “是的，先生，当然。” “你通知伯顿大夫后，去哪儿了？” “我回餐厅了。” “厨师在哪儿？” “在厨房。她一直在那儿。” “伯顿夫人在哪儿？” “她在她房间换衣服——对吧，夫人？” 我笑了。“当然。我只是想搞清你们的位置。伯顿大夫马上就去了门厅吗？” 她点点头。“嗯……也许不是马上，但很快就去了。我在餐厅，听到他开门走过去。” “好，”我站起来，“现在我要让你做件事。我想我不该跟你说这很重要，但的确重要。你去餐厅，把杯子拿下来，反正就是做你通知伯顿大夫后做的事。我会从餐厅门去门厅。伯顿大夫走得快还是慢？” 她摇摇头，嘴唇开始颤抖。“他就那么走。” “好吧，我就那么走。你听我走过去，然后估算过多久听到第一声枪响，然后大喊‘开始’，要让我在门厅能听到。明白吗？首先你最好告诉——” 我停下来是因为她的嘴唇，她的嘴唇越来越高。我拦住她。“别那样。看看伯顿夫人，学学该如何表现。你是为她这么做。来吧。” 她紧闭双唇，就这样咽了两口唾液，然后张嘴说： “枪声是一起响的。” “好吧，就算是。时间到就喊‘开始’。你最好先告诉别人你要大叫一声，否则他们都会跑到这儿来——” 伯顿夫人插了一句：“我去说。罗斯，带古德温先生去书房，告诉他怎样走。” 这位伯顿夫人可真不是一般人，我越来越喜欢她了。也许她的灵魂在某处的盒子里，但她体内的其它东西，我是说胆量，都在它们该在的地方。如果我喜欢收藏，我也不会介意收藏她的一副手套。 罗斯和我走出房间。她显然是避开卧室，带我沿边墙走，直接到了书房。她指给我怎样从另一扇门走，就离开了。我环视四周：书、皮椅、收音机、烟台、窗边一张方桌。桌子带抽屉，当然，枪就放在那儿。我走过去，拉开抽屉又关上。然后从另一扇门出去，照罗斯说的路线走。我的步速中等，经过餐厅门，穿过中厅，走过一间大房间，然后过客厅。我看着表，打开通往门厅的门，进去，关上门—— 还好已提醒了别人，为了让我听见，罗斯这声声嘶力竭的“开始”，让远在门厅的我都觉得简直是审判日的最后一声惨叫。回来时我加快了脚步，以免她再喊一声。她已回到伯顿夫人待的房间。我进去时，她站在沙发旁，脸色如纸般惨白，像是晕船了。伯顿夫人拍了拍她的胳膊。我走过去坐下。 我说：“我差点儿没赶到。最多两秒钟。当然她估算得快了，但也说明时间很短。好吧，罗斯，我不会再让你喊了。你是个勇敢的好姑娘。就问两个问题。你听到枪声，就和伯顿夫人一起跑到了门厅。对吗？” “是的，先生。” “你到那儿看见了什么？” “什么都没看见。那儿很黑。” “听见了什么？” “我听见地板上有声音，接着听到蔡平先生叫伯顿夫人的名字，这时灯亮了，我看到了他。” “他在做什么？” “他要起来。” “他手里有枪吗？” “没有，先生，我肯定他手里没枪，他两手扶地，想要站起来。” “然后你看到了伯顿大夫？” “是的，先生，”她咽了口唾液，“伯顿夫人走到他身边，然后我看到了他。” “然后你做了什么？” “嗯……我想我就站在那儿，然后伯顿夫人让我找福斯特大夫，我跑下楼，他们告诉我福斯特大夫刚出去，我跑到电梯——” “好，就到这儿。” 我看了一遍笔记。伯顿夫人又在拍罗斯的胳膊，罗斯看着她，要撇嘴。我的表指示差五分十一点，我在这房间里待了近两小时。有件事我还没问，也许没必要问，不管怎样，可以等等再说。这些已足够让我睡个好觉了。我翻着笔记，突然想到还有一点我得搞清楚。我把笔记本和铅笔装进衣兜，看着伯顿夫人： “没罗斯的事了。我的事也完了，除非您能让罗斯——” 她抬头看着女佣，冲她点点头。“去睡吧，罗斯，晚安。” “哦，伯顿夫人——” “好了，你听到古德温先生说了，你是个勇敢的姑娘。去睡吧。” 女佣看了我一眼，可不那么友好，又看了看她的女主人，转身出去了。门一在她身后关上，我就站起来。 我说：“我这就走，但还有件事，想请您帮忙。您要相信我，在这件案子上，尼禄·沃尔夫和您的愿望是一样的。我跟您直说，您不想让保罗·蔡平因杀死您丈夫坐上电倚，他也不想。我不知道他下一步要怎么走，由他定，但他也许需要某种身份，比如，如果他跟克拉默探长说让他看看那把枪，他不能说就因为好奇，总得给个更好的理由。我认为保罗·蔡平不会雇他，您怎样？如果我们说是受您委托，事情就好办多了。当然，没有任何委托费，即便我们所做的正是您所希望的。我可以写下来，如果您希望我这么做。” 我看着她。她的头仍然挺得很直，但眼睛和嘴角有些疲惫。我对她说：“我这就走，不会赖在这儿拿这事儿烦您，就说可以或不可以。如果您不愿躺下休息，就发泄出来，那也是一种放松。怎么样？” 她摇摇头。我以为她是在说不，对我说不，但和刚才的摇头不同，这回倒不像是冲我来的了，她说：“我爱我丈夫，古德温先生，是的，我爱他。有时我不同意他的做法。他更是常常不同意我的做法——尽管他很少说出来。他会不同意我现在这么做——我想他不同意。他会说，听天由命吧。他常这样说——很有风度——关于保罗·蔡平他也常这么说。他死了……哦，是的，他死了……但就当他活着，让他说去吧。我也活着，也要说我常说的话，只要我认为是我的事，我就不会罢手。他不会想让我对他，死去的他，再作什么让步。”她猛地站起身，突然又加了一句，“即便他想让我作出让步，我不知道我是否会那么做。晚安，古德温先生。”她伸出手。 握住她的手，我说：“也许我听懂了您的意思，但我喜欢简单明了。尼禄·沃尔夫可以说是受您委托，对吧？” 她点点头。我转身走出房间。 在门厅，我从桌上拿起帽子和外套，同时又向四周看了一眼。我从衣柜里拿出黑包。开门时，我查看了一下锁，是这种阶层的人家里常用的那种锁，门边有反撞按钮，使栓不至于落下。我试了试，管用。听到走廊里有声音，我走出去，门关在身后。椅子里坐着一个人，不想站起来，只是扭着脖子上的皮，看是谁在摆弄门。不出我所料，是克拉默留下的探子，保护家人不受骚扰。 我戴上手套，简明友好地对他说：“谢谢，朋友，请相信，我们真的非常感谢您的所作所为。”然后向电梯走去。 第十八章 当晚两点——也就是星期日凌晨——我坐在办公室我的桌边，哈欠连天。沃尔夫坐在桌子后面，正在看我给他打出来的时间表。我自己也有一份。此时正值汇报间歇，他之所以叫暂停，是要在脑子里梳理一下事件的前前后后。那份时间表是这样的： 六点零五分 伯顿夫人到家。家里在场的人：伯顿、女儿、鲍恩、 女佣、厨师 六点二十分 鲍恩离开 六点二十五分 女儿离开 六点三十分 朵拉·蔡平到 七点二十分 朵拉离开 七点三十分 保罗·蔡平到 七点三十三分 伯顿遭枪击 七点五十分 弗雷德·德金打电话 我看着我的那份，打着哈欠。弗里茨给我热的炖松鼠肉早已下肚，我还喝了两杯黑麦威士忌。弗里茨做炖松鼠肉用的黑糊糊的调味汁，使牛奶喝起来就像放坏的橄榄汁。我向沃尔夫汇报了几点重要细节，没说是怎么搞到的。沃尔夫向希巴德解释说，侦探和魔术师一样，首要的任务且需常记在心的就是保持职业神秘感，于是希巴德上床睡觉去了。那个电话引发的进展已经改变了当时正在洗澡的希巴德的世界。他没怎么吃好，尽管不必照顾牙齿上贴的金叶。他曾执意要给五六十个人打电话，首先是他侄女，靠着那些关于承诺之尊严的高谈阔论才遏制住了他的冲动。这事还不算完，沃尔夫让弗里茨切断了希巴德屋内的电话线。现在他在楼上，也许睡了，也许在围着承诺之尊严绕他的心理学圈圈。我继续向沃尔夫汇报，连个面包渣都没漏掉。还作了些讨论。 我把我的那份时间表扔在桌上，又打了个哈欠。终于，沃尔夫说： “你要明白，阿奇，我想我们大可不必费周折查找杀害伯顿大夫的凶手，只管继续我们的工作。我认为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只要人们在作决定前，先理智地想一想。唉，这世上像我们这样的明白人只有三四个，我们还宁愿袖手旁观。我们的劣势在于成功不取决于事实，而取决于我们的客户举手表决。光是干出名堂还不行，还要让我们的客户举手表决认定我们的确干出了名堂。既然这种安排不可变更，我们也就必须弄清楚是谁杀了伯顿大夫，这样当无法靠晓之以理影响表决时，就可动之以情。你明白吧？” 我说：“我很困。当我要等到半夜才能吃晚饭，又是吃炖松鼠肉时……” 沃尔夫点点头。“是的，我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我比疯子好不了多少。还有件事。从我们的立场来看，伯顿案最糟糕的就是对蔡平的影响。他不能来这儿取他的盒子或者为其它目的到这儿来了。这就有必要通过莫利先生去见他了。他们会把他关在哪个监狱？” “我想是在中央大街。有三四处可以关他，最有可能的是‘墓地’。” 沃尔夫叹了口气。“讨厌的喧哗。得有两英里多，将近三英里的路程吧。我最后一次离开这房子是在九月初，因为有幸与艾伯特·爱因斯坦同桌共进晚餐，回家时就赶上了雨。记得吧？” “记得。我怎么会忘呢？雨下得那么大，路都湿了。” “嘲笑我。讨厌……啊，好吧，既是职责所在，我不会假装善心大发，也不会事到临头还抱怨不已。既然被控谋杀者不能保释，既然我必须和蔡平先生谈一谈，去中央大街走一遭看来在所难免，但我们要先搞清楚是谁杀了伯顿大夫。” “还有别忘了，也许天亮之前，那瘸子就会向克拉默承认是他干的，把一切都倒出来。” “阿奇，”沃尔夫对我晃了晃食指，“如果你坚持……算了。克努特国王说过这话。我不过是学舌，扯淡，我还没对你说清吗？现在流行说一切皆有可能。其实，可能的事很少，少得可怜。蔡平先生杀死了伯顿大夫就不在其中。我们是在做一个项目。我不指望你能清除脑子里所有的谬论，这些熟悉的小虫子会爬进你的脑室，但我真的希望你不要让它们干扰我们必须采取的行动。很晚了，两点多了，该睡了。我已经说明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晚安，睡个好觉。” 我站起身，打个哈欠，困得都没脾气了，只是机械地说：“好的，老板。”就上楼睡觉了。 星期日早晨，我起得挺晚。那天我被派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早起也没用，所以我两次醒来看了看表，又接着睡了。终于，九点半左右我滚下床，洗个澡，擦把脸。系衬衫扣子时，我发觉我在吹口哨，便停下来想为什么这么高兴，也许是因为保罗·蔡平被关在了铁栅后，看不到街对面房前的阳光，我却尽收眼底，甚是得意。不吹了。我是要为这个人的自由而战，怎么能有此念头。 这是十一月的星期日早晨，我朝楼下喊，告诉弗里茨我已经洗好澡，一探头我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他在沙锅里抹了黄油，加四勺奶油、三只生鸡蛋、四根兰伯特香肠、盐、辣椒、辣椒粉、香葱，放到炉里。去厨房前，我先去了趟办公室。安德鲁·希巴德在那儿看早报。他说他没怎么睡，已经吃过早饭，还说真希望能穿自己的衣服。我告诉他沃尔夫在顶楼陪他的兰花，如果他想看兰花，欢迎前往。他决定去看看。我打电话给中央大街，他们说克拉默探长还没到，也不能肯定他什么时候能到。于是我去厨房，慢慢享受沙锅及其附属品。当然，两份报纸都在头版报导了伯顿大夫遇害的消息。我仔细读着报导，很惬意。 然后我去车库取车，朝市中心开去。 我到时，克拉默在办公室，没让我等。他在抽一支大雪茄，心满意足的样子。我坐下，听他和两名侦探讨论如何说服哈勒姆的某位市民不要在杂货店收银员的脑壳上做解剖实验。那两名侦探走后，我冲他笑了笑。他没对我笑，猛然把椅子转过来，问我想干什么。我告诉他我什么都不想干，只想谢谢他昨晚让我在伯顿大夫家旁观。 他说：“是呀，我出来时你已经走了。觉得很无聊吗？” “的确无聊，什么线索都找不到。” “是呀，”但他还是没笑，“这种案子很棘手，什么都对不上。我们只有杀人犯、枪和两个证人。好了，你想干什么？” 我对他说：“我想要的很多。您也能提供，探长。好吧，您可以慷慨一把。我想知道您是否在那把枪上找到了指纹。我想知道蔡平是否解释了他为什么要把谋杀策划得如此业余，他可是专业人士。但我真正想做的是和蔡平聊聊。如果您能为我安排——” 克拉默笑了。他说：“我还想和蔡平聊聊呢。” “好，很高兴为您传话。” 他抽了口雪茄，再把它从嘴里拿出来，直截了当地说：“告诉你吧，古德温，我倒真想坐在这儿和你闲聊，但今天是星期日，我很忙。所以，听好。首先，即便我让你见蔡平，你也得不到什么。这瘸子倔得像头驴。昨晚我在他身上花了四个小时，我向上帝保证，他连年龄都不愿告诉我。他不说话，除了他妻子，他不和任何人说话。他说他不想要律师，事实上，我们问他想让谁来，他什么都不说。他妻子来看了他两次，他们俩的话谁也听不到。你知道我在润滑舌头方画还是有点经验的，可他绝对是牙关紧咬。” “是呀。您掐他了吗？我不外传。” 他摇摇头。“没碰他。听着，昨晚和尼禄·沃尔夫通过电话后——我想你听到了我们的谈话——我就料到你们会想见他。我决定不作为。他就是说得天花乱坠，也没门儿。想想我们是怎么抓住他的，我不明白你们怎么还会对这个感兴趣。见鬼，沃尔夫这辈子就不能处在下风一回吗？等等，你不必提醒我沃尔夫对我可不薄，有一两笔人情债我还欠着他。等我找到合适的人情，会还他的，但不论这瘸子在我面前如何守口如瓶，我还是小心点儿吧。” “好吧，不过是再多费点儿周折罢了。沃尔夫会通过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安排的。” “让他去。他要这么做，我不会插一杠子。依我看，只有两个人能见蔡平，他妻子和他的律师。他没有律师，要让我说，也没什么妻子。听着，既然我已拒绝帮你，帮帮我怎样？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见他？嗯？” 我笑了。“您绝对想不到。我是要问问他，在他有机会亲自处理之前，他希望我们如何处置安德鲁·希巴德的残骸。” 克拉默盯着我，哼了一声：“开玩笑。” “做梦也不敢呀。当然如果他不开口，也许他不会告诉我该怎么做，但我或许能找到什么方法打开他的话匣子。您看，探长，您总该有些人性吧。今天是我生日，让我见见他。” “没门儿。” 我站起来。“他什么都没说，这多大可信度？” “这可是实话实说。我们什么也探不出来。” 我说对他的善意我万分感激，然后告辞。 我上车向北开去。我并没垂头丧气。虽然没什么成果，可我本来也没什么奢望。想想昨晚保罗·蔡平坐在伯顿家门厅里的样子，我可是看到他那张面具似的脸了。克拉默发现他不健谈，这我丝毫不感意外，即便我见到了他，估计也听不到什么。 我把车停在第十四街，去烟店给沃尔夫打电话。“又说对了，他们得问他妻子，他是喜欢白肉还是红肉，他连这都不说。他对律师不感兴趣。克拉默不让我见他。” 沃尔夫说：“好极了。去找伯顿夫人。” 我回到车里，继续向北开。 我在楼下大厅等着，他们打电话通知伯顿家，古德温先生来了。希望她这一夜没有胡思乱想。沃尔夫曾说、最指望不上女人的，就是信守诺言。但她没改主意，我被请上了电梯。上得楼去，一位我没见过的女佣又请我去了昨晚那个房间——我估计她是管家库尔茨夫人。她很不友好而且顽固。我很高兴，关于钥匙等问题，用不着问她。 伯顿夫人坐在窗边的椅子里，脸色苍白。如果刚才有人陪着她，也被她打发走了。我对她说我就不坐了，只想替尼禄·沃尔夫问她几个问题。我开始念记事本上的第一个问题： “除了您已经告诉我的，昨晚保罗·蔡平是否还对您说过些什么？如果是，他说了什么？” 她说：“没有，什么都没有。” “克拉默探长给您看了打死您丈夫的那把枪。您在多大程度上能肯定那是您丈夫的枪，是他放在抽屉里的那把枪？” 她说：“很肯定。枪上有他的名字缩写，是朋友送的。” “昨晚，朵拉在房间里待了五十分钟，这期间她是否去了或者有机会去书房？如果是，当时书房里是否有别人？” 她说：“没有。”突然，一片阴影飘进她眼里，“等等——是的，她去了。她刚来，我就让她去书房取本书。我想当时那儿没别人。我丈夫在他的房间换衣服。” “最后一个问题。鲍恩先生是否有机会单独在书房？这您清楚吗？” 她说：“是的，有机会。我丈夫到我房间里来问我一个问题。” 我把记事本装进兜，对她说：“您能否告诉我是什么问题？” “不能，古德温先生，我想不能。” “也许很重要，不会见报的。” 她的眼里又飘过一片阴影，但只是片刻犹豫。“好吧。他问我，我是否很喜欢埃斯特尔·鲍恩——她是鲍恩先生的妻子——甘愿为她作出很大牺牲。我说不是。” “他跟您解释他是什么意思了吗？” “没有。” “好吧，就这些。您一夜没睡？” “没有。” 通常只要有时间，我就会说个不停，但对于当时的情况，实在没什么好介绍的了。我说了谢谢，她点了点头，但实际上头没动，这听起来不太可能，但我发誓她就是这么做的，然后我就告辞了。穿过门厅时，我稍作停留，留心几个细节，比如室内门旁开关的位置。 去市中心的路上，我又给沃尔夫打了个电话，告诉他我从伯顿夫人那里得到的信息，他说他在和安德鲁·希巴德玩纸牌。 我到佩里大街时是十二点二十分。因为是星期日，没什么人，便道上很空，整个街区只停着两辆车，二〇三楼前停着辆出租车。我把车停在对面的马路上，下了车。我注意到了出租车的车牌号，也看到了驾驶座上的司机。我转过去走过人行道，他的头歪靠在车窗框上，闭着眼。我一只脚踩在踏板上，探身进去说： “早上好，斯科特先生。” 他吓了一跳，看着我，眨了眨眼。“哦，”他说，“是小尼禄·沃尔夫。” 我点点头。“名字无所谓，不过我叫阿奇·古德温。生意还好？” “亲爱的朋友，”他的嗓子里发出些噪声，朝左边便道上吐了一口，“生意很好。我上次见到你是什么时候，星期三？才四天。你很忙吧？” “还行，”我又往前探了探，“听着，皮特尼·斯科特，我不是来找你的，但碰到你很高兴。尼碌·沃尔夫听说你一周前就认出了安德鲁·希巴德，却不要五千美元的悬赏，他说你的幽默感真令人钦佩。要知道，为了把那五千美元搞到手，找个借口可太容易了。我不会像他那么说话。不过沃尔夫没恶意，只是古怪而己。既然看到你，我想该告诉你，你的朋友希巴德正在我们那儿做客。昨天我带他去那儿吃晚饭。如果对你没什么影响，他想再躲两天，直到我们把事情都搞定。如果你突然变得贪财了，保持你的幽默感不会让你损失什么。” 他咕哝道：“这么说你们找到安迪了。你们只需两天时间就能把事情搞定。我还以为所有的侦探都很笨呢。” “是啊，我们是够笨的。我笨得连你昨晚是不是送朵拉·蔡平去了九十街，又把她送回来都不知道，正要问你。” “好吧，问吧。我会说不是我。”他的嗓子又发出噪声，吐了一口——一个总想喝一杯的人再次向喉咙里想象中的拥堵物发起无用的进攻。他看着我，接着说：“要知道，兄弟——原谅我这么随便——你们找到了安迪，我挺窝火，但也很佩服，你们还算聪明。无论如何，罗雷·伯顿是个相当好的人。他死了，保罗·蔡平又进了大狱，不好玩儿了，再也不好玩儿了，连我都觉得不好玩儿了。关于我的幽默感，尼禄·沃尔夫说得没错，的确令人钦佩。我是个人物，喜欢挖苦人，”他又吐了一口，“不过去他妈的吧，昨晚我没送蔡平夫人去伯顿家，她自己开车去的。” “哦，她自己开车。” “当然。夏天，她和她丈夫去郊外野餐。这事儿现在看起来真是好笑，我想他们不会再去了。我不知道她今天干吗用我，除非是她不想把车停在‘墓地’前——她来了。” 我下了踏板，后退一步。朵拉·蔡平出了二〇三楼门口，朝出租车走过来。她换了一件外套和围巾，但脸还是一样，小灰眼睛也一样。她拿着一只长方形鞋盒大小的盒子，我想里面是为她丈夫准备的星期日盛宴。她似乎没看到我，更别提认出了我；她一脚踩上踏板，突然回头直勾勾地盯着我，我第一次在她眼里看到一种我能叫出名字的眼神，可不是喜悦。你可以说是邀请，如果你能接着说出来她要邀请我做什么。管他呢，我走上前说： “蔡平夫人，能与您同行吗？我想告诉您——” 她上了车，砰的一声关上门。皮特尼·斯科特一踩离合器，挂上挡，开走了。我站在那儿，看着出租车远去，情绪不太高，因为我就是来找她的。 我走到街角，打电话告诉沃尔夫我不回去吃午饭了。我并不很介意，反正我还没想好拿十点钟买的鸡蛋、奶油和香肠怎么办。我买了份《纽约时报》，回车里舒舒服服地待着。除非她有什么克拉默探长所不知道的吸引力，否则他们不会让她在“墓地”待很久。 就这样，我等了将近一个半小时。快两点了，我正在想要不要去弗雷德·德金这周经常光顾的熟食店看看，当第八十次听到汽车声抬起头时，我看到出租车缓缓减速。我已想好了怎么做。朵拉的眼睛如此虎虎有生机，我琢磨着要想在楼下和她见面，然后一起上楼，估计得不偿失；我要等她进楼，再劝皮特尼·斯科特带我上去。有他在旁边，她或许会让我进去。又没机会了。皮特尼·斯科特没把车停在门门，而是又往前开了几码，然后他们俩一起下车，进了楼。我盯着他们，骂了几句，决定不再等。我下车，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进了二〇三楼。我上了电梯，对电梯工说五层。他对我略微有些怀疑，很正常，但没问什么。我在五层下电梯，按“5C”的门铃。 对那天下午在保罗·蔡平家发生的事，我无法装出很自豪的样子。这事儿的结局不比蔡平案好多少，并非我的错，“不过你对此事的看法完全取决于你的角度”。沃尔夫后来对此作的那一两句评论似乎暗示我很傻，但要让我真心实意地承认可不成。废话少说，事情是这样的： 朵拉·蔡平来开门，我跨了进去。她问我要干什么，我说我要问皮特尼·斯科特点儿事。她说他过半小时就下去，我可以在楼下等，接着就要关门，都碰到我的脚了。我说： “听着，蔡平夫人，我还想问您些事。您以为我是您丈夫的敌人，但我不是。我是要帮他。这是实话。他没剩几个朋友了，无论如何，听我说说对您总没什么损害吧。我有话要说，我可以对警察说，而不是对您，但相信我，您不会喜欢我那么做的。让我进去。皮特尼·斯科特在这儿。” 她把门敞开说：“进来。” 也许她的态度转变应让我有所怀疑，但我没有。我只是以为我吓住她了，而且更加确信如果她丈夫没杀伯顿大夫，就是她杀的。我进屋，关上门，跟着她穿过门廊、客厅和餐厅，到了厨房。房间挺大，家具齐备，看来日子挺红火。坐在厨房一张釉面桌旁的是皮特尼·斯科特，正在吃一块焦黄的炸鸡，盘里还有四五块。我对朵拉·蔡平说： “我们要不让斯科特先生独自享受他的美味？” 她冲一把椅子点点头，指着鸡说：“还有好多呢。”然后转向斯科特：“我给你倒杯酒。” 他摇摇头，嚼嚼，咽下去。“我都十天没喝酒了，蔡平夫人，不开玩笑，真的。咖啡煮好，我想来一杯。来——你说你叫古德温，对吧——帮我一起吃。蔡平夫人说她吃过了。” 我饿了，我得承认鸡肉看起来不错，这意味着我应该一起吃。更别提沙拉了，里面加了青椒。我坐下，斯科特递来盘子。朵拉·蔡平走到炉边，把咖啡壶下的火关掉。她的脖子后面还有不少绷带，剃掉头发的地方挺难看。那天在办公室我没觉得她有这么高——相当高大。她去餐厅拿东西，我咬了两口鸡肉，吃得更欢了，跟斯科特攀谈起来。过了一会儿，朵拉·蔡平回来了，拿着咖啡杯和一碗糖。 肯定就在咖啡里，也许她直接放进了咖啡壶，可我没尝出味道有什么异常。咖啡挺浓，挺好喝。不过，她一定是把能找到的所有安眠药片还有别的什么东西都放里面了，天晓得，劲儿真大。我给斯科特递烟时，开始有所感觉，同时我也看到了他脸上的表情。他比我要早几秒钟。朵拉·蔡平又出去了。斯科特看着她出去的那扇门，想从椅子里站起来，却不能够。我真正记住的最后一个场景就是这个，他想从椅子里站起来，虽然此后，我一定又做了什么，因为我醒来时，身在餐厅，距离通往客厅的门还有一半路程。 待我苏醒过来，天已黑了。这是我意识到的第一件事，有好一阵，我只知道这件事，因为我动不了。我努力睁开眼。我可以看到在我右边，似乎很远的地方有两片昏暗的光，长方形，面积挺大，我努力思索那是什么，猛然意识到那是窗户。我所在的房间很黑，而街灯已经亮了。接着我努力思索我在哪个房间。 我的意识恢复了，但乱成一团。我还是不知身在何处，尽管已经绞尽脑汁。我在地板上翻了个身，手碰到一个金属东西，挺尖，我把手缩回来，跪在地上，开始爬。我撞到一张桌子，一两把椅子，终于撞到了墙。我沿着墙爬，肩膀抵着墙，绕过家具，爬两步，就停下来摸索一番，终于摸到了门。我想站起来，但不行，只好摸摸我的上方，找到开关，按下，灯亮了。地板上有东西，我爬过去，伸展额头和太阳穴的肌肉，以使眼睛睁开，刚才吓了我一跳的金属东西是我的钥匙串。我的钱包也在地上，记事本、铅笔、折刀、钢笔、手绢——都是我兜里的东西。 我抓到一把椅子，想撑起来，但动不了。我试了试，摔倒在地。我想找部电话，屋里没有，我爬到客厅，摸到门边的开关，打开灯。电话在对面墙边的架子上，看似遥不可及，我真想躺下，就此放弃。这个愿望如此之强烈，我有心大喊永不言弃，以鼓励自己，却喊不出声。终于我爬到架子旁，靠着架子坐在地板上。我够到电话，拿起话筒，放到耳边。我听到了一个男人的声音，很微弱。我告诉他沃尔夫的电话号码，听到他说他听不清，于是我大喊一遍，这回气够足了。过了一会儿，我听到另一个声音，我喊道： “我找尼禄·沃尔夫！” 另一个声音含含糊糊，我告诉他大点声，问他是谁，然后明白了是弗里茨。我让他叫沃尔夫接电话，他说沃尔夫不在，我说他疯了，他含含糊糊地说了许多，我让他再说一遍，大点声，慢点说。“我是说，阿奇，沃尔夫先生不在家。他去找你了。有人来找他，他跟我说他去找你。阿奇，你在哪儿？沃尔夫先生说——” 电话拿不住了，掉在地上，全完了，我的头掉到手心里，闭上眼，我想人们将我的行为称做哭泣。 第十九章 在地板上坐了多久，我一点概念都没有。我就这样手托头，努力想使自己清醒，好再拿起电话。也许是一分钟，也许是一小时。问题是我本该专心于电话，脑子里却总是闪过沃尔夫已走这个念头。我的头抬不起来。终于，我听到了什么声音，声音持续不断，越来越响。我好不容易才渐渐意识到有人似乎想把门撞开。我抓住电话架顶端，挣扎着站起身。我想只要扶着墙，我就能立着。然后我沿墙转到通往门廊的门，再沿墙走到大门口，声音就是从那儿发出的。我手扶门，开锁，转动把手，门呼地打开，我又倒在地上。进来的两个人踩到了我，然后就站在那看着我，我听到他们在说什么烂醉如泥，电话都没挂上。 那时，我的舌头利索多了，已经能说明白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于是，一个人出去找大夫，另一个扶我起来，朝厨房走。他打开灯。斯科特从椅子上摔下来，在地板上蜷成一团。我的椅子侧倒在一旁。我感到阵阵冷风，那人说了些窗户什么的，我看看窗户，玻璃碎了，有个大洞。我一直也没搞明白，我把什么扔到了窗外，也许是盛鸡的盘子。不管怎样，楼下的人不够好奇，没理会。那人弯腰晃了晃斯科特，他毫无知觉。我再次扶着墙和家具回到餐厅，坐在地上，收拾我的东西，放回兜里。我有些着急，因为我觉得少了什么，可我想不出来是什么，突然我意识到丢的是沃尔夫送我的皮夹，一面印着手枪，一面印着兰花。我的警证和持枪证也在里面。天哪，我又哭起来。正哭着，出去的那人和大夫一起回来了。我边哭边使劲儿用指关节顶着太阳穴，好让我的脑子去想朵拉·蔡平为什么给我下药，搜我的身，而且什么都不要，偏偏拿走那只皮夹。 我和大夫起了争执。他坚持说给我用药前必须知道我吃了什么。他去卫生间查那些瓶瓶罐罐，我跟在他后面真想暴打他一顿。我开始有了各种念头，这些念头渐渐要把我的脑子胀破了。快走到卫生间时，我把大夫的事抛到了九霄云外，因为我突然想起来斯科特蜷在地板上的样子有些不对劲儿。我转身向厨房走，因为太自信自己的恢复能力，所以又摔倒在地，我爬起来，接着走。看着斯科特，我明白了：他穿着衬衣，出租车司机的灰夹克没了。我正琢磨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大夫拿着一杯棕色东西进来。他说了些什么，递给我杯子，看着我喝下去，然后走到斯科特身边跪下。 那东西很苦。我把空杯子放在桌上，抓住去叫大夫的那个人——这时我认出来了，他是电梯工——我让他下楼把蔡平家的电话接进来，然后出去看看斯科特的出租车是否还停在街边。我又一次走过餐厅，走到客厅，坐在电话架旁的椅子上，接通了接线员，告诉她电话号码。 是弗里茨接的电话。我说：“我是阿奇。你刚才说沃尔夫先生怎么了？” “怎么了……沃尔夫先生走了。”我的听力好些了，我听得出来他在努力使自己的声音不要颤抖，“他跟我说他去找你，还说他怀疑你想威胁他增加工资。他去——” “等等，弗里茨，慢点儿说。现在几点？我的表是差一刻七点。” “没错，对的。沃尔夫先生已走了将近四个小时了。阿奇，你在哪儿？” “去他妈的我在哪儿。出了什么事儿？有人找他？” “是的，我去开的门，有个男人递给我一个信封。” “是出租车司机吗？” “是的，我想是。我把信封交给沃尔夫先生，很快他就到厨房来跟我说他要出去。希巴德先生帮他穿的外套，棕色大领子的那件，我帮他拿来帽子、拐杖和手套——” “你看见出租车了吗？” “看见了，我和沃尔夫先生一起出去的，帮他开的车门。阿奇，看在上帝的分上，告诉我，我能做什么——” “你什么也做不了。让希巴德先生接电话。” “但是阿奇，我很担心——” “我也很担心。稳住，弗里茨，别乱，让希巴德接电话。” 我等着，一会儿就听希巴德说“您好”。我对他说： “我是阿奇·古德温，希巴德先生。听着，我不能说太多。等尼禄·沃尔夫回家时，希望我们能告诉他您是守信的。您答应了他，星期一晚之前不与外界联系。明白吗？” 希巴德听起来很烦躁。“我当然明白，古德温先生，但我觉得——” “看在上帝的分上，别去管您觉得怎么样。您要么遵守诺言，要么不遵守。” “嗯……我遵守。” “好。跟弗里茨说有事我再打电话。” 我挂上电话。大夫给我的棕色东西看来有效，虽然效果不是很明显，我的脑袋里像是有把地狱之锤在猛砸。电梯工回来了，站在那儿。我看着他，他说斯科特的出租车不在了。我又拿起电话，克拉默不在办公室，附近也找不到他。我从兜里掏出钱包，耐心地找出电话号码单，给克拉默家里打电话。起初他们说他不在，但我说服他们改变了主意，终于克拉默接了电话。我从未料到警察的声音在我耳里听起来会如此美妙。我告诉他我在哪儿，以及发生了什么事，还说我正努力回想那天他是怎么说的，要还尼禄·沃尔夫一个人情。他说不论他怎么说的，他都是认真的。我告诉他： “好，您有机会了。那个恶毒的蔡平疯女人偷了辆出租车，把尼禄·沃尔夫带走了。我不知道去了哪儿，就算我脑子清醒了我也不知道。她是在四小时前搞到他的，可以把他带到奥尔巴尼或其它什么地方。不管她是怎么骗的他，我以后再和她算账。听着，探长，看在上帝的分上，派个管事的去查辆棕色出租车，一辆施托伊弗桑特，MO29-6342。记下了吗？再说一遍。您能让电台播出吗？能把消息传到威斯特切斯特、长岛和泽西吗？听着，从我得到的信息看是她杀了伯顿大夫。天哪，我要是抓住了她——什么？我没激动。好的，好的，探长，谢谢。” 我挂上电话。有人来了，站在一旁。我抬起头，是名警察一脸傻笑地看着我。他问了我几句话，我让他脱鞋歇歇脑子。他还想耍耍嘴皮子。我把头搁在电话架上，瞄准，在木头上梆梆磕了几下，没用。电梯工对警察说了些什么，警察去厨房了。 我站起身去开窗，又差点儿栽下去。空气冰冷刺骨。我当时觉得只能确定两件事：第一，我的头继续这样下去就会爆炸。第二，沃尔夫死了。很显然，那女人把他弄进出租车后，除了杀死他，还能干什么？我站在窗前，向外看着佩里大街，尽力使我的脑袋不致爆炸。我觉得整个纽约都在我面前，在我和对面房子中间——炮台公园、河滨、中央公园、弗拉特布什、哈勒姆、公园大道，尽收眼底——沃尔夫就在某个地方，我不知道在哪儿。我想起件事，抓住窗框，探身看楼下。车还在，就在我停的地方，挡泥板反射着路灯光。我有个念头，如果能下楼将车启动，我就能开走。 就这么办，但离开窗户前，我得想好去哪儿。一个人，一辆车，即便他肩膀上的脑袋还能使，找到那辆出租车也非易事，根本就是无望。但我觉得有件重要的事我可以做，有个重要的地方我可以去，我只是想不起来是哪儿。突然我意识到我想去的地方是家。我想见弗里茨，想在房间里找找，亲眼证实沃尔夫不在，看看那些东西…… 我不再犹豫，松开窗框，穿过房间，刚到门廊，电话就响了。我跌跌撞撞地回到电话架旁，拿起话筒说“喂”。有个声音说： “切尔西―2―3―9―2―4？请转蔡平公寓。” 我差点把话筒掉了，四肢僵硬。我问：“是哪位？”那声音说：“是想给蔡平家打电话的人。我没说清楚吗？” 我把话筒放下，抵住我的一根肋骨，待了一会儿，我可不想出丑。然后我重新对着话筒说：“恕我冒昧，听声音像尼禄·沃尔夫。你在哪儿？” “啊，阿奇！听完蔡平夫人的一席话，我真想不到会听见你在公寓楼当接线员。这我就放心了。你怎么样？” “好极了，太棒了。你怎么样？” “还行。蔡平夫人总是急刹车，这鬼车又那么颠——啊，好了，阿奇，我可站着呢，我不喜欢站着打电话。我也不想再上那辆出租车了。你要是方便，就开我那辆轿车来接我。我在布朗克斯河旅店，伍德朗火车站附近。认识吗？” “认识。我这就去。” “别着急。我在这儿还算舒服。” “好的。” 耳边响起他挂机的咔嗒声。我挂了电话坐下。 我很生气。当然不是对沃尔夫，甚至也不是对我自己，就是生气。生气因为我打电话向克拉默求助，生气因为沃尔夫远在格兰广场另一头，我真的不知道他会是什么样子；生气因为我得去那儿，而我是什么样子我很清楚。我觉得我的眼睛要闭上了，于是猛地仰起头。我决定下次见到朵拉·蔡平，不论何时何地，我都要用我的折刀把她的脑袋割掉，彻底割掉算了。我想去厨房让大夫再给我点棕色东西，但我看不出那对我有什么好处。 我打电话给第十大道的车库，让他们给轿车加满袖，开到路边，然后我起身准备溜走。我可真不想走路，让我干什么都可以，除了爬。我走到门廊，开门，出去，到了电梯前。这时我要面对两个新问题：电梯就在那儿，门大敞着，可我没戴帽子，没穿外套。我不想回厨房去叫电梯工，首先太远，其次，如果警察发现我要走，他也许想把我留下，做笔录。要是那样，我不知道我会做何举动。我真的回到了门廊，反正门开着，拿了帽子和外套，又回到电梯，进去，想办法关门，拉杆，居然碰到了下行键。电梯开始往下走，我靠在了墙上。 我以为我及时地松开了拉杆，没想到电梯跟一吨砖头似的砸到底层，震得我倒在墙边。我站起来打开门，头顶两英尺的地方是一个黑糊糊的走廊。我爬上去，站起身，是地下室。我向右转，好像是对的，总算转了运，蒙着了。我走到一扇门前，穿过去，又过了一扇大门，到了户外，我和便道之间只隔着几层坚实的台阶。我上了台阶，过马路，找到车，坐进去。 我现在都无法相信，我居然开着那辆车离开佩里大街，到了三十六街，又到了车库。我大概是连碰带撞地开着车，从街道一侧的楼前弹回，再从另一侧弹回。但这种理论有个问题，就是第二天，车上没有一道划痕。如果有人在记录奇迹，可为我记上一笔。到车库了，我没下车，鸣笛，史蒂夫走出来。我大致向他描述了我的情况，跟他说希望有人能帮他照看车库，因为他得开那辆轿车，送我去布朗克斯。他问我要不要喝一杯，我冲他大吼大叫。他笑了，走回车库。我上了停在路边的轿车。很快，他又走出来，穿着一件外套，上车开走了。我告诉他去哪儿，头靠在车角的垫子上，但不敢闭眼。我使劲睁大眼睛，每次眨眼都要努力睁开。我这边的车窗玻璃摇了下去，冷风打着我的脸，我们似乎是以每分钟一百万英里的速度绕着圈，转得我上气不接下气。 史蒂夫说：“到了，先生。” 我咕哝了一句，抬起头，再次睁大眼。车停了。到了，布朗克斯河旅店。我感觉是旅店找到了我们，而不是我们找到了它。史蒂夫问：“你能走吗？” “当然。”我再次咬紧牙关，打开门，下了车。我走过便道，刚想穿过一扇栅栏门，又咬咬牙，绕了过去。我穿过门廊，冰冷的几张空桌子，没有人。我打开门，走进主厅。几张桌上放着衣服，几位客人三三两两地坐着。我要找的那位客人坐在远处的角落里，我朝他走去。尼禄·沃尔夫就在眼前，毫发未伤，坐在一把砍掉一半也还宽敞的大椅子里。他的棕色大衣搭在旁边的椅子上，桌子对面，我看到了朵拉·蔡平脖后的绷带。她面对他，背对着我。我走了过去。 沃尔夫冲我点点头。“晚上好，阿奇。这样我就放心了。给你打完电话，我想或许你的身体状况不容许你穿过这复杂的迷宫。太好了。你见过蔡平夫人了。请坐。你好像站着不太舒服。” 他举起啤酒杯，喝了两口。我看到他的盘了里还有些残渣，朵拉·蔡平的盘子已经空了。我把他的帽子、拐杖从椅上拿开，坐下。他问我是否想来杯牛奶，我摇摇头。他说： “我承认这有点儿让人不好意思，我本来是出去救你，最后却让你来救我。如果那是斯科特先生的出租车，他也该换换弹簧了。如果你能把我安全送回家——你肯定行——这可不是你今天唯一的成就。你使我和蔡平夫人在这种奇特的境况下相遇，虽不是有意为之，却已经为我们的问题找到了解决方案。我迫不及待地要告诉你，因为我知道这对你来说可是好消息。蔡平夫人太好了，已接受我的保证——” 这是我听到的最后一句话。我还能记住的就是我的两个太阳穴之间紧绷的一根弦突然断了。沃尔夫后来跟我说，我晕倒时，他要扶却没来得及，结果我的脑袋重重地撞在桌上，响声雷动。 第二十章 星期一早晨，我醒来时还在床上。这话听起来好像有什么弦外之音，但事实确是如此。当我足够清醒，意识到我身在何方时，我觉得我像在大斋节期间睡下的，而现在已是圣诞节。这时我看到福尔莫大夫站在我的床边。 我对他笑了笑。“您好，大夫，您成了这儿的家庭医生吗？” 他也对我一笑。“我是顺路过来看看昨晚打到你身体里的东西，今天效果如何。显然——” “什么？哦，对了，天哪，”我突然发觉一室光明，“几点了？” “差一刻十二点。” “不！”我扭动身子想要看表，“真要命！”我腾地坐起来，有人把一千个碎冰锥扎进了我的脑壳，“啊，天哪。”我用手扶住头，想慢慢挪动。我问福尔莫：“这是什么——我的头吗？” 他大笑。“会好的。” “是呀，可你没说什么时候。哇哦！沃尔夫先生在楼下办公室吗？” 他点点头。“我上楼前跟他聊了聊。” “都中午了，”我慢慢站起来，“小心，我会撞到你。”我朝卫生间走去。 我开始打香皂，他走到卫生间门口说关于我的早饭，他已给了弗里茨医嘱。我说我不想要什么探嘱，我想要火腿和鸡蛋。他又大笑，走了。听到他笑，我很高兴，因为如果我的脑袋里真的有碎冰锥，他，作为一名医生，应该把冰锥取出来，而不是取笑我。 我尽快使自己清醒过来，洗澡，换衣服，下楼，精神还不错，就是得扶着栏杆。 沃尔夫坐在他的椅子里，抬头说早上好，问我感觉如何。我说我感觉就像两只孪生小马驹，然后走到我的桌边。他说： “但是，阿奇，说真的，你不该卧床休息吗？” “不，不仅该起床，而且早该起了。你了解我，我是好动的人。” 他的脸颊现出皱纹。“而我，当然是个超级好坐者。这种角色对换真是有意思。昨晚你从布朗克斯河旅店坐车回家时，有十多英里，脑袋一直枕着我的腿。” 我点点头。“很有意思。我早就跟你说过，沃尔夫先生，你付我工资，一半是让我干活，一半是让我听你夸夸其谈。” “你的确说过。如果我当时没答复你，现在就给你个回答——算了，我们另找时间增进感情吧，该干正事了。你能先记笔记吗，午饭再吃东西？好，我今天上午和莫利先生，还有地方检察官本人通了电话。都安排妥了，今天下午两点半我可以去‘墓地’看望蔡平先生。你还记得吧，星期六晚，我正要向你口述保罗·蔡平的自白书，就被弗雷德·德金的电话打断了，这事就耽搁下来。请你翻到那一页，我们继续。两点之前必须打好。” 结果我不仅没吃到我所渴望的火腿和鸡蛋，甚至没能与沃尔夫和希巴德一起共进午餐。快一点钟，他才念完，然后我还得打出来。不过当我的胃由空变为真空——反正就是比空还要空时，我让弗里茨把热鸡蛋三明治、牛奶和咖啡摆到了我的桌上。这份文件能打正确就不错了，这份保罗·蔡平要在上面签字的文件。我的脑袋已意识不到拼写和标点的重要，只能慢慢来，仔细打。我还浪费了三分钟时间打电话给车库，让他们把轿车开过来。我当然以为我得为沃尔夫开车，可他们说已接到沃尔夫的指令，包括配一名司机。我想或许我该为此而生气，但决定就这么算了。 沃尔夫的午饭吃得挺快——当然是对他而言。差一刻两点他来到办公室时，我刚刚打好文件，正要把三份副本装进棕色文件夹。他拿了副本装在兜里，让我拿出笔记本，记录下午我要做的事。他解释说他从车库要了一位司机，因为我得忙着干别的。还说以防有客人来，他已让希巴德保证整个下午都待在他自己的房间里，直到吃晚饭。希巴德吃过午饭就回房了。 弗里茨来到门口说轿车已到，沃尔夫告诉他几分钟就好。 我对沃尔夫的沉着果敢有了新的认识，他已经安排当晚九点在办公室召集“白羽毛联盟”成员，一切基本就绪。可他还没见到蔡平呢！当然也许朵拉已对他说了些什么，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自白书里提到的两点细节，但要在虚线上签名的不是朵拉，而是她那身材矮小、长着浅色眼睛的瘸丈夫。还好沃尔夫没把这差事交给我，尽管这意味着他在两天之内出门两次，这可是从未有过的。他已付诸行动，星期六晚我们回家后，他就给波士顿、费城和华盛顿打了电话，今天一大早，在他自己的房间里又接着打电话，会议在筹备中。我要立即办的就是继续联系其它人，最好电话联系，尽量让他们都参加。 临出门，他又给了我项更急的活儿，让我马上去见伯顿夫人，问她两个问题。我建议打电话，他说不行，如果能见到女儿和女佣就更好了。弗里茨站在门口，拿着他的外套。沃尔夫说： “差点儿忘了，我们的客人会口渴的。弗里茨，放下外套到这儿来，让我们看看都需要什么。阿奇，如果不介意，你快出发吧，三点之前得回来。我们商量一下，弗里茨，上周我注意到卡伯特先生喜欢埃尔默苏打——” 我走了，到车库取车，冰冷的空气在我的肺里熠熠生辉。我把车开出去，仔细检查一番，找不到一道划痕，就是那时，我开始思考奇迹问题。我又上了车，向城里开去。 我为沃尔夫捏着一把汗。我觉得他把事情安排得如此仓促紧凑是不理智的。不错，安德鲁·希巴德的承诺当晚就到期了，但也许能说服他延长，何况是否把他作为噱头在会上推出显然不是什么至关重要的事。不过沃尔夫就是这样，他可等不及自白书稳落袋中。那种姿态，那种对运气嗤之以鼻的姿态的确是他性格的一面，或许还是很重要的一面。关于沃尔夫，还有许多事情我都无法装明白。不管怎样，没有哪项法令禁止人们担心，可想想如果保罗·蔡平犯了倔，那晚的会议将如何收场，对我的脑袋也真没什么好处。去九十街的路上，我一直在盘算这些事。 沃尔夫说了我要问伯顿夫人的这两个问题都很重要。第一个问题很简单：伯顿大夫是否在星期六晚六点五十分到七点之间给保罗·蔡平打电话让他来见他？ 第二个问题要复杂些：星期六晚六点三十分，有一双灰色手套放在伯顿家门厅的桌上，靠近室内门那一端。从那时起到七点二十分，房里是否有人挪动了手套？ 我挺幸运，所有人都在。管家让我在客厅等，伯顿夫人来这儿见我。她满脸病容，一袭灰衣，衬得脸色更难看了，但她的脊柱依然挺直。第一个问题用了大约九秒，答案是没有，绝对没有。星期六晚六点三十分以后，伯顿大夫没有打过任何电话。第二个问题就要多费些时间了。不可能是库尔茨夫人，因为那时她不在。女儿是在六点三十分离开的，似乎也不可能，但我还是让伯顿夫人把她叫过来，以便确证。她来了，她说没把手套放在门厅桌上，也没在桌上看到什么手套。伯顿夫人大约六点回来，直到七点三十三分听到枪声，才又跑到门厅。她说她没把手套放在桌上，也没动过什么手套。她叫罗斯来。罗斯来后，我问她，星期六晚六点三十分到七点二十分是否从门厅桌上拿走了一副手套。 罗斯不看我，却看着伯顿夫人。她犹豫片刻后说：“没有，夫人，我没拿那副手套，但蔡平夫人——” 她停下来。我问道：“你在那儿看到手套了？” “是的，先生。” “什么时候？” “我去给蔡平夫人开门时。” “蔡平夫人拿走了那副手套吗？” “没有，先生，她把手套拿了起来，我就是那时注意到手套的。她把手套拿起来，又放下了。” “你后来没回去拿手套？” “没有，先生，我没有。” 第二个问题就是这样了。我谢过伯顿夫人，告辞了。我本想告诉她次日中午之前我们就能给她确切消息，或许她会感觉好些，又一想，沃尔夫已经替我们公司作了许多预测，我还是省省吧。 回到办公室已经三点多了，我赶快打电话。我这儿有八个名字，都是沃尔夫没联系到的。他给我讲明了方案，在把账单寄给我们的客户之前——就是在备忘录上签名的那些人——我们得把他们召集到一起，解释清楚，征得他们的同意。这再次说明了沃尔夫的沉着果敢。我们的客户清楚得很，是警察以谋杀伯顿罪逮捕了蔡平，我们与此事的关系就和图书馆前的狮子一样。但我同意这方案不错，反正目的就是把他们叫到办公室来。 联系工作进展顺利，刚刚半小时，我就搞定了八人中的五位。差一刻四点，我正要在电话簿里查“演员俱乐部”的电话，好找到罗兰·厄斯金，电话响了。我拿起话筒，是沃尔夫。一听到他的声音，我就想，哼哼，看看，聚会没戏了。但好像不是这样。他对我说： “阿奇，伯顿夫人那儿运气如何？” “都是否定的。伯顿没打电话，也没人拿走什么手套。” “但也许女佣看到手套了？” “哦，这你也知道。她看到了，她看到蔡平夫人拿起手套，然后又放下。” “好极了。我打电话是因为我刚许下诺言，想立即兑现。把蔡平先生的盒子从柜子里拿出来，仔细包好，送到他的寓所，交给蔡平夫人。你回来时，我应该也到家了。” “好的。你有什么消息吗？” “没什么惊人的。” “我可没指望听到什么惊人消息。我就直截了当地问吧：自白书签了还是没签？” “签了。” “真的签了？” “真的。我差点儿忘了，把蔡平先生的盒子包起来之前，你先拿出一副手套，灰色皮手套，保存好。请你立即把盒子送给蔡平夫人。” “好的。” 我挂上电话。这肥佬干成了。真不知道他从朵拉·蔡平那里搞到了什么灵丹妙药，当然蔡平已经在“墓地”了，面临一级谋杀的指控，这对沃尔夫有利，但我还是很佩服他。我得说那瘸子是我见过的最难对付的家伙，除了新罗谢尔的那位香水推销员，他以前常把小猫淹死在浴缸里，有一天，错把他妻子淹死了。我真想看到沃尔夫是怎么对付蔡平的。 沃尔夫说了“立即”，因此我先把那三位受害者放在一边，包好盒子，开车到了佩里大街，之前已遵命拿出一副手套放在我的抽屉里。我把车停在二〇三楼对面，下了车。我已想好了如何投递这个包裹。我进楼找到电梯工，对他说： “把这个包裹送给五层的蔡平夫人，回来后我给你二十五美分。” 他接过包裹说：“昨天那警察发现你走了，气得暴跳如雷。你感觉怎么样？” “好极了。快去吧，先生。” 他走了，回来后我给了他二十五美分。我问他：“我没弄坏电梯上的什么东西吧？拉杆不灵了。” 他给出了十六分之一英寸的笑容。“拉杆当然不灵。不，你没弄坏。” 就这样我替沃尔夫兑现了承诺，送了包裹，也没让自己冒不必要的风险，比如被请进去喝茶什么的。才花了二十五美分，太便宜了。 我到家时，沃尔夫已经回来了。我在门廊就知道了，他的帽子和外套都在。四点多，他肯定在楼上和那些植物在一起。他这么满世界地乱跑，搞得我很紧张。去办公室之前，我先上了三楼。快一周了，对这些兰花，我顶多是瞥一眼。沃尔夫在热带室，正在查看有无蚜虫，从他的表情来看，他肯定是发现了一些蚜虫。我站在那儿等，很快他转身看到了我，那眼神仿佛我就是一只蚜虫，或者我的身上爬满了蚜虫。没什么好说的。我下楼接着打电话。 剩下三位我只能找到其中两人，哪儿都找不到罗兰·厄斯金。就是这样，我们也干得相当不错了。波士顿发来电报，说科拉德和盖恩斯能出席，莫利森正从纽黑文赶过来。我怀疑即便我当时没躺在床上，沃尔夫也会自己打这些长途电话的。 和往常不同，沃尔夫没从温室直接到办公室，他显然先回房了。当他在六点半重新出现时，拉着一大摞书，我看清了都是保罗·蔡平的小说。他把书放在他的桌上，坐下，按铃要啤酒。 我告诉他蔡平夫人已经收到盒子，然后给他念我下午在伯顿夫人那儿做的记录。他告诉我晚上要做的事，我都一一记下。他喜欢把什么都写下来。接着他开起玩笑来，说了许多不着边际的话，我一直彬彬有礼地听着。晚饭在即，我想也该听听门厅桌上的那副手套有何神秘之处了。令我惊讶的是他居然同意了。 他说：“这多亏了蔡平夫人。她还提供了一些其它信息，但这条是最有意思的。你知道，她到伯顿家时是六点半。那位叫罗斯的女佣给她开的门。她经过门厅时，看到桌上有副手套，就停下脚步拿起来。她说她是要拿进去给伯顿夫人，但我猜她是想给她丈夫重新整个珍宝盒，这不算冤枉她。她把手套又放回桌上，她所说的原因证明了我的猜测。她给出了两点原因：女佣回来了正看着她，而且这副手套似乎比她见到的伯顿夫人戴过的手套都沉一点。反正她把手套就放那儿了。但当她再次走过门厅要出去时，手套不见了。那时她是一个人，她本想再看一眼那副手套，以证实到底是不是伯顿夫人的，她还往周围看了看，但手套没有了。” “我明白了。这证明她没杀伯顿。” “的确如此。而且还证明了谁是凶手。虽然看起来没必要，但如果要用事实证据来还蔡平夫人一个清白，那么七点半时，她在公园大道和第五十街的路口因闯红灯被警察拦下了，何况门房和门童都可能看到她在事发前离开大楼。不过这些应该都没什么必要。” “嗯。我想你是以兰花换取了她的信任吧。” “没有。不过我的确答应送她几盆。记下来，明天就送。我是以真相换取了她的信任。我告诉她如果她丈夫被判谋杀罪，我将损失几千美元。你看，结果如何——几点了？好。她本以为——蔡平本人也这样想——她以为蔡平落到这份田地都是因为我。蔡平不知道我和他的朋友到底达成了什么协议，还以为是我给他下的套。他见过我的形象，当然不会认为我会亲自去门厅表演杂技。你知道是谁干的吗？你。没错，人是你杀的，我只是幕后策划。蔡平夫人就是这样想的，所以她才抓住时机，趁你和皮特尼·斯科特睡得正香，翻了你的衣兜，拿走他的帽子和夹克，坐下写张便条，然后把出租车开到这儿来。她在门口把信封交给弗里茨，就回到了车里。便条简洁明了，我可以照原话背出来：‘如果你不上我的出租车，跟我走，阿奇·古德温两小时后就归天。’她在便条上签了名：朵拉·蔡平。直率，令人佩服。我之所以决定得有所行动，是因为看到了信封里的那只皮夹，你好像很喜欢那只皮夹。” 他停下来喝啤酒。我咕哝了几声，我觉得得说些什么，但我能想到的就是：“对，我喜欢。你还留着吗？” 他点点头，接着说：“这段插曲最惨的就在于蔡平夫人关于何为遥远隐秘的浪漫想象。反正我也同意跟她走，中央公园角落里的一片小树林对她来说就够了，这个疯狂的笨女人却一路颠簸，把车开到城外。我后来得知，她是想把车开到长岛海湾边一片偏僻的树林，她和她丈夫去年夏天曾去那儿野餐。我再也受不了了，摇下隔着我们的玻璃，冲她的耳后大声喊，如果她不在三分钟内停车，我就要向路过的每一辆车和遇到的每一个人求救。她被说服了，把车拐到支路上，没多久，就停在了一片树林里。 “有意思的是，她居然带着武器。一把菜刀！哦对了，她上星期三向我们展示的刀法是她自己的主意，她丈夫不同意。那时，这场游戏还是要让他的朋友们以为蔡平先生是个危险人物、是杀人犯，还不能让他们找到证据给他安什么罪名。他已经怀疑我可能会发现真相，他妻子血淋淋的脖子就是个障眼法，不过这是她的主意。唉，她不会真的以为用一把刀就能杀了我吧，不够长，砍不到要害。我想她没枪，也许是因为她像我一样对枪不信任，也许她只想逼我认罪，当然她还可以利用我对你的安危的担心。不管怎样，她的目的是要逼我说出如何耍阴谋诡计给她丈夫下套。我还得写下来，她带着纸笔呢。如此留意细节，我开始喜欢她了。” “好。然后呢？” 他喝了口啤酒。“没什么了。你知道我是个话痨，这可是个绝好的机会。她自始至终都很平静，她和我有许多共同之处，比如，都不喜欢被打扰。如果那天能看到她是如何在脖后用刀的就好了，我敢担保是像割牛排那样。向她解释清楚后，我们讨论了一番。那时，似乎没必要在那个冰冷而阴森恐怖的地方继续我们的谈话了。我已经了解到你的情况。她似乎很难确定往你的咖啡里加了什么作料，我想最好马上打个电话，不能再耽搁了。啊！希巴德先生，这漫长的午后还能忍受吧。” 希巴德走进来，看上去有点头晕眼花，还打着我的棕色领带。后面跟着弗里茨，宣布开饭。 <hr /> 注释： 第二十一章 他们来得挺早。九点，已经有十位到场，我在名单上画上钩，还得招待客人。有四位我以前没见过：波士顿来的科拉德和盖恩斯、费城来的欧文、耶鲁大学的莫利森教授。迈克·艾尔斯刚到时清醒得像块石头，帮我倒酒。九点整，利奥波德·埃尔克斯加入进来。真不知道沃尔夫跟他说了些什么，能使他大驾光临，反正他来了，他只想喝杯波尔多葡萄酒，我差点儿忍不住要对他说酒里没有硝化甘油。他认出了我，表现得挺有风度。又来人了，包括奥古斯都·法雷尔，星期六他打来电话说从费城回来了，艾伦比先生的图书馆已经搞定。沃尔夫猜他打电话的真正用意是星期三的二十美元薪水，就让我寄了张支票给他。 他们看起来不像一周前那么垂头丧气了，对酒的兴趣更浓，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聊天，有两三位甚至到我面前来抱怨等得太久。科拉德，波士顿的纺织厂主，哈里森法官摔下去的悬崖就是他的产业，他跟我说他想看歌剧的最后一幕。我说很抱歉，不过我自己早就放弃这种奢望了。我偶然听到埃尔克斯对费迪南德·鲍恩说，看来尼禄·沃尔夫已发展到自大狂的高级阶段，他想听听鲍恩的意见却没听到。 九点一刻时已到场十五位，沃尔夫事先已告诉我他会在此时登场。 入场式很不错，他可是派头十足。我在等着看他，生怕错过。他来了，走三步，停下，直到所有人都转身看着他，不再聊天。他微微颔首，声音洪亮地说：“晚上好，先生们。”然后他脸冲门，对站在门口的弗里茨点点头。弗里茨闪到一边，安德鲁·希巴德出场。 第一次轰动。普拉特和迈克·艾尔斯反应最快。他们俩同时喊道：“安迪！”跳着跑过去。其它人紧随其后。他们围着他，又喊又叫，抓着他的手，捶着他的背，把他围得水泄不通。我什么也看不到，也无从观察他目前是怎样的心理状态。听他们这么吵吵，再看他们那样子，可以想见他们是真的喜欢他。或许连德拉蒙德和鲍恩都喜欢他。人世沉浮，泰然处之吧。 沃尔夫绕过人群，走到自己的桌边，坐在椅子里。弗里茨给他拿来了啤酒。沃尔夫见我看着他，挤了挤眼，我对他报以一笑，他接着喝啤酒。很庆幸我在看着他，他不是常有心情冲我挤眼睛，我可不想错过。 骚乱持续了一段时间。迈克·艾尔斯走到沃尔夫的桌边说了些什么，太嘈杂，我听不到。沃尔夫点点头，回了他几句。迈克·艾尔斯回去让大家落座，卡伯特和法雷尔帮他一起安排。人群渐渐散开。普拉特挽着希巴德的胳膊，拉他坐在一张大扶手椅里，自己坐在旁边，掏出手绢擦眼睛。 沃尔夫首先发话了。他身板挺得笔直，小臂搭在扶手上，微收下巴，眼观众人。 “先生们，感谢今晚光临寒舍。尽管我们稍后会有分歧，但我肯定，这场序幕无疑令我们均感欣悦。我们都很高兴希巴德先生能和我们在一起。能在希巴德先生扮演利文斯通时，充当斯坦利的角色，古德温先生和我对此非常满意。至于希巴德先生选择了哪片黑大陆去探险，我们又如何找到了他，这些细节必须留待以后再讲，现在我们有更要紧的事去做。我认为目前只说希巴德先生的失踪是他自己策划的冒险，是为寻求知识而去游历就足够了。对吧，希巴德先生？” 他们都看着希巴德。他点点头说：“对。” 沃尔夫从他的抽屉里拿出几张纸，铺开，抽出一张。“先生们，我这儿有一份我们达成的备忘录的副本。这里规定我的一项任务是使你们不再担心受到造成安德鲁·希巴德失踪的那个人的伤害。我想这项任务已经完成了吧？你们对希巴德先生本人没什么好怕的吧？好的，这项就解决了。”他稍停片刻，目光扫过每一张脸，接着说：“至于别的，我得给你们读份文件。”他把备忘录放下，拿起一份放在棕色卷宗纸袋里的文件。“先生们，这份文件的签署日期是十一月十二日，也就是今天。保罗·蔡平签署的文件。标题为：保罗·蔡平之自白，关于威廉·R.哈里森和尤金·德雷尔之死，以及一些警告及威胁诗句的创作和寄送。自白书是这样写的——” 律师卡伯特插话了，这像他的风格。他说：“沃尔夫先生，这当然很有趣，但考虑到已发生的事，您认为还有这个必要吗？” “很有必要。”沃尔夫没抬头，“请允许我念下去——” 我，保罗·蔡平。家住佩里大街二〇三号楼，纽约，在此坦白我与法官威廉·R.哈里森之死毫无关系。据我所知，我也相信他的死亡纯属意外。 我也坦白我与尤金·德雷尔之死毫无关系。据我所知，我也相信他的死亡为自杀。 迈克·艾尔斯哼了一声，如轰雷骤响，其它人则嘀嘀咕咕。空气中响起朱利叶斯·阿德勒略显刻薄的声音：“胡说，蔡平自始至终都坚持——” 沃尔夫打断了他，示意大家安静。“先生们，请安静。希望你们有些耐心，等我念完再作评论。” 德拉蒙德尖声细气地说：“让他念完。”我心里暗暗记下多给他一杯酒。沃尔夫继续念道： 我也坦白某些人在三种不同情况下收到的三首诗是我写的、我打的、我寄的。这些诗的目的是要暗示是我杀了哈里森、德雷尔和希巴德，还要杀死其它人。我是用哈佛俱乐部吸烟室外室的打字机打这些诗的，尼禄·沃尔夫发现了这一点。下面是应尼禄·沃尔夫之要求作出的解释。 我最初想到写诗，是在哈里森死后，起初这只是一个惯于创造之人的异想天开。诗是我写的。写得不错，至少能达到某一目的，我决定把诗寄出去。我留意到了每个细节，纸、信封、如何打字才能不暴露诗是我寄的。效果相当好，出乎我的意料。 三个月后，德雷尔死了，当时的状况使我又有了机会，无法抗拒。这次要比第一次风险大，因为那天下午我就在画廊，但经过仔细考虑，我认为真正的危险并不存在。我打出第二首诗，寄了出去。这首居然比上一首更成功。我无须形容我是多么心满意足，能让这些傲慢的心灵惊慌失措、恐惧万分，而这么多年来，这些心灵只是充斥着对我的怜悯。他们自称为“赎罪联盟”。哦，是的，我知道，终于，赎罪真的开始了。 为增强效果，只要有机会，且不会被发现，我就对几个朋友亲口表述相似的意思。这对希巴德最有效。他被吓跑了。我不知道他在哪儿，很可能自杀了。我一听说他失踪了，就寻思着要利用这个机会。当然只要他一出现，游戏就结束了，但我也没指望能无休止地干这买卖，机不可失呀。我寄出了第三首诗。结果棒极了，简直是太棒了。我从未听说过尼禄·沃尔夫。那天晚上我到他办公室去，是为了见见我的朋友们，也是要会会他。我看出来，他机智且直觉敏锐，也许我的消遣要结束了。我妻子企图误导沃尔夫，但未得逞。 也许还应再多说几点，但我想那些都用不着解释。只想提一句，关于我为什么要写小说《魔鬼料理后事》，我自认为我在证人席上所做的证词真是妙不可言，尼禄·沃尔夫也同意我的观点。 我要补充的是对此文件的文学性我概不负责。此文由尼禄·沃尔夫起草。 沃尔夫念完，把自白书扔在桌上，向后一靠。“现在，先生们，请发表高见。” 嗡嗡声一片。股票经纪人费迪南德·鲍恩开口了：“我想阿德勒已替我们所有人作出了评论。胡说。” 沃尔夫点点头。“这种观点我能理解。其实，考虑到目前的情况，这种观点我认为是不可避免的，但让我说说我的看法，我认为我已完成了备忘录所规定的职责，该付钱了。” “我亲爱的先生！”是尼古拉斯·卡伯特，“一派胡言。” “我认为不是。我的任务是使你们不再害怕保罗·蔡平。以我们掌握的事实来看，我做到了。那么，至于安德鲁·希巴德，他就在这儿。至于哈里森和德雷尔的死，一开始你们就该很清楚与蔡平无关。他上大学后，你们就认识了，而我只读过他的书。上星期一晚，诸位都在这儿，当时我就意识到蔡平不可能策划谋杀，甚至不可能见机行事，置人于死地，除非突然精神失常。而您，希巴德先生，一位心理学家，您读过蔡平的书吗？为什么他要写那么多谋杀以及谋杀带来的快感？为什么每一页都在讴歌暴力以及暴行的残酷美？或者，我们换个人，为什么尼采说：‘去找女人吗？别忘了带鞭子。’因为他没胆量，哪怕是用鹅毛尖碰碰女人。保罗·蔡平的确杀了哈里森、德雷尔和你们所有人。他杀了你们，无疑还会再次下手，在他的书里。随他去吧，先生们，你们可以继续呼吸。 “不，哈里森、德雷尔和希巴德不算在内。看看备忘录。现在就只剩下警告这件事了。蔡平承认是他寄的，而且说了如何、为什么以及在哪里。三份警告寄出，没有续集了，即便有，我想你们也不必惊恐。如果他还想用同一台打字机，那他得到这间办公室来，因为打字机就在古德温先生的桌上。” 他们的目光全都投过来，我让到一边，好让他们都能看到。沃尔夫喝了口啤酒，擦擦嘴： “当然，我知道问题在哪里。保罗·蔡平现在‘墓地’监狱，面临谋杀伯顿大夫的指控。如果没这事，如果伯顿大夫今晚能平安健康地和我们在一起，我想你们无疑都会同意我的看法：我已完成我所承诺的工作。但你们还糊涂着。你们之所以糊涂，是因为以前你们因保罗·蔡平的阴谋毫无安全感，而现在的情况已超出你们所需。我给了你们我答应给你们的安全，你们却不再有兴趣，因为你们得到的也不错：保罗·蔡平将坐上电椅，再也无法谋杀你们，哪怕是在书里。卡伯特先生，我想问您，作为律师您认为我对情况的分析是否正确？您怎么想？” “我想……”卡伯特撅起嘴，稍停，接着说，“我想这可真是有创意的垃圾。” 沃尔夫点点头。“我料到您会这样想。我想，先生们，卡伯特先生的观点大致能代表所有人吧。是吗？那我就有必要再提一点，就是，蔡平没有杀死伯顿大夫，我能证明他的清白，如果审判，他会被无罪释放。” 第二次轰动。起初是一片窃窃私语，难以置信、震惊。是利奥波德·埃尔克斯最先吵吵起来。他从椅子上跳起来，绕过沃尔夫的桌子，抓住他的手，用力摇了又摇，似乎很激动，他对着沃尔夫大喊什么公正、感谢以及沃尔夫如何如何杰出伟大。我没听到他提什么自大狂之类的话。其它人只顾自己七嘴八舌，根本没注意他。迈克·艾尔斯高声大笑，起来走到桌边去拿酒。我也站起身，我觉得或许我该把埃尔克斯从沃尔夫身边拉走，但他终于又回到人群里，比比画画，一边还不停地说。沃尔夫举手示意众人： “先生们，请安静。我似乎让你们吃了一惊。我想，警察和地方检察官也会吃惊的，尽管他们不该吃惊。你们当然希望我能给出证据，但如果我那么做，就得要求你们公正些，此刻我在你们脸上看不到我要的公正。你们不能偏袒一方，同时又充当法官，至少不应假装能做到。 “我列几点。第一点，星期六晚差几分钟七点时，保罗·蔡平在他的寓所里接了一个电话，是伯顿大夫，他让蔡平尽快去找他。过了一会儿，蔡平离家去九十街，七点半到。但那个电话有些问题，伯顿大夫并没有打过电话。他妻子的话可以作证，她说她丈夫星期六晚七点左右没打过任何电话。因此，似乎有第三个人在什么地方充当了命运之神的角色——我知道，阿德勒先生。我想我也看到了，鲍恩先生，您的表情和阿德勒的差不多。你们想问我是不是太轻信，居然会相信蔡平先生的话。我并不轻信，但我相信他。他跟他妻子提了这个电话，她又告诉了我，而且蔡平住的公寓楼有接线员。 “第二点。考虑一下人们想象中在伯顿家门厅所发生的细节。伯顿大夫从桌子里拿出手枪去门厅。蔡平在那儿等他，从他身上夺过枪，连开四次，关灯，枪扔到地板上，然后四肢着地在黑暗中摸索。这是怎样一个场景！据伯顿夫人和女佣讲，开枪时，伯顿大夫在门厅也就顶多待了六秒钟，也许更短。伯顿仪表堂堂，强壮有力。蔡平身材矮小，有严重残疾，没有拐杖，他走都走不了。好，我现在给你们数六秒。一……二……三……四……五……六。六秒。在这段时间，甚至更短的时间内，瘸子蔡平要从伯顿的衣兜里抢过枪，天知道怎么抢，朝他开枪，丢掉，一瘸一拐地到开关那儿关灯，再一瘸一拐地回到桌边摔到地上。公正地想一想，先生们，你们觉得怎么样？” 利奥波德·埃尔克斯站起来。他的黑眼睛现在可没飘回后脑，他在用它们瞪眼。他让那群人都看到他在瞪眼，他左右环顾，清晰而响亮地说：“要是有谁相信这种事，和愚侏症患者也就差不多了。”他转头看着沃尔夫说：“等这个幼儿园解散了，我会向您道歉的，先生。”他坐下来。 “谢谢，埃尔克斯先生。第三点：蔡平为什么要关灯？我就不等你们猜了，耽误时间，反正猜完还得把那些念头都抛开，我就是这么做的。要是觉得好玩，有时间时可以自己去琢磨。我只想说任何行为，哪怕是杀人犯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可解释的。认为蔡平枪杀了伯顿，然后拐着腿到墙边去关灯，简直是信口雌黄。我想你们没人信。对吗？” 他们面面相觑，好像自己没了主意，得借助旁人。有两三个人摇了摇头。乔治·普拉特说：“我来告诉你我相信什么，沃尔夫，我相信我们雇你是要你给保罗·蔡平找麻烦，而不是帮他解决麻烦。”德拉蒙德咯咯笑起来，迈克·艾尔斯放声大笑。尼古拉斯·卡伯特问道： “蔡平怎么说？他开了枪还是没开？他关了灯还是没关？关于那六秒钟所发生的事，他怎么说？” 沃尔夫摇摇头，脸颊上皱纹微现。“哦，不，卡伯特先生，蔡平先生会在证人席上陈词，为自己辩护。您可不能指望我事先透露给那些可能以蔡平为敌的人。” “见鬼，反正也没人信他，”费迪南德·鲍恩憋不住了，“他当然会编一套谎言。” 沃尔夫把目光转向鲍恩，我的目光也到了他那儿。我想看看他是否会接受这个挑战，我想不会，但他接受了，目光直直地盯着沃尔夫。 沃尔夫叹了口气。“唉，先生们，我已作了陈述，不过还可以再提几点供你们考虑，比如，如果蔡平打算一见到伯顿大夫就下手，他应该去时就带着武器。而且，蔡平生来就无法采取任何暴力，我是通过读他的小说发现这一点的。你们通过他的为人，当然更加了解。还有一些证据我现在不能告诉你们，否则对他不公平，但如果要审判，这些证据肯定会派上用场。当然，当然我已给出你们足够的证据表明，如果你们不再害怕受到蔡平的伤害，不是因为有位警察发现他坐在伯顿大夫家的门厅里，被眼前他无法预料的事吓呆了，而是因为我已把蔡平的暴力企图的纯文学性展示给了大家。问题是，我的工作是否令你们满意？我想是的。但这要由你们决定，投票表决。我请你们投赞成票。阿奇。请你来点名。” 他们开始议论。鲍恩小声对他旁边来自波士顿的盖恩斯说：“狡猾得很，但他要以为我们会上当，可就太傻了。”埃尔克斯盯着他。我留心观察众人。卡伯特对沃尔夫说：“我投反对票。如果蔡平被无罪释放。而证据表明——” 沃尔夫冲他点点头。“我知道，卡伯特先生，这次投票并非命运之绝响。您会看到的，如果我输了的话。”他冲我点点头。我按字母顺序念名单。 “朱利叶斯·阿德勒。” “反对。我想说——” 沃尔夫打断了他。“反对就够了。继续，阿奇。” “迈克·艾尔斯。” “赞成！”他说得斩钉截铁。我想，好样的，两周工资有了。 “费迪南德·鲍恩。” “反对。” “埃德温·罗伯特·拜伦。” “赞成。”平局。 “尼古拉斯·卡伯特。” “反对。” “菲尔莫尔·科拉德。” “赞成。”哇哦，九千美元。我稍停片刻，得好好看看他。 “亚历山大·德拉蒙德。” “反对。”意料之中，这讨厌的金丝雀。 “利奥波德·埃尔克斯。” “赞成！”又平了，四比四。 “奥古斯都·法雷尔。” “赞成。” “西奥多·盖恩斯。” “反对。” “L.M.欧文。” “反对。” “亚瑟·科默斯。” “反对。”三位都从外地赶来，三位全反对，希望沃尔夫为他的长途电话感到骄傲。 “西德尼·朗。” “赞成。” “阿奇波德·莫利森。” “赞成。” 又平了，七比七，还差一位，但我还没点名，就知道结果了，是乔治·普拉特，塔慕尼的家伙，为了他那四千美元去找克拉默探长。我说： “乔治·R.普拉特。” “反对。” 我数了数，以免出错，然后对沃尔夫说： “七票赞成，八票反对。” 他没看我。他们都开始议论。沃尔夫一早就按铃又要了瓶啤酒，现在他打开瓶盖，倒了一杯，看着泡沫落下，喝了一口。我把标有投票情况的名单放在他面前，他没看，又喝了几口啤酒，像往常一样仔细擦擦嘴，然后靠在椅背上，闭上眼。他们都在七嘴八舌地说着，有两三人问他问题或对他说话，他也不理，就那样闭着眼。利奥波德·埃尔克斯走到桌边，站在那儿看着他，一分钟后，又走了回去。他们的声音越来越大，争吵越发激烈。 终于，沃尔夫醒了。他睁开眼，看到又一瓶啤酒摆在面前，是我要的，他打开酒瓶，喝了几口，然后拿起一块镇纸，敲了敲桌子。众人四处看看，接着说。他又敲了敲，渐渐安静下来。 他说：“先生们，请你们务必再耐心些——” 卡伯特自高自大起来，毫不客气地打断了他。“我们已投过票。根据备忘录，就这么定了。” 沃尔夫也不客气了。“这次投票是定了，先生，但人类的命运并没有定。如果您想离开我们，当然可以，没有您，我们的人数也够。好的。我想提两个请求。首先，对那投反对票的八个人，请注意听我说，我请你们每一位，所有人——要知道，是每一个人——把你们的决定改为赞成。我有一个特别理由，使我相信你们中有一人会改的。好吗，先生们？我给你们一分钟的时间。” 他们摇摇头。有一两个人说了些什么，但大多数都保持沉默，盯着沃尔夫。他的语气有些不同了。他已拿出表，眼睛盯着表盘。一分钟后，他把表放回兜里，抬起头。 他叹了口气。“那我就要提第二个请求了。这次，鲍恩先生，是对您一个人的请求。我请您投赞成票。您当然知道为什么。您会投赞成吗？” 大家都注视着这位股票经纪人，包括我。他再次接受了挑战，但没刚才那么好，几乎是结结巴巴地冲沃尔夫发起反攻，我只能说还算凑合。“当然不。我为什么要改？”他的嘴没合上，似乎觉得该再多说一些，再一想，又觉得不该说。 沃尔夫又叹了口气。“鲍恩先生，您真蠢。先生们，我要解释一下为什么我没早点儿做我现在要做的事。有两点原因：不关我事，我不喜欢介入，还因为我得付出高昂代价。确切地说，我得花一千二百美元，即备忘录规定的鲍恩先生需支付的金额。而且，正如我所说，此事与我无关。如果有人给我足够的钱让我去抓犯罪嫌疑人，我会去做。我是干这行的。我明白有些人愿意免费抓坏蛋特别是杀人犯。我想，他们是觉得有意思，想想我们人类中的各色人等如何喜欢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对此就不会惊讶了。我有其它解闷儿的法子，但这个是我脱贫的唯一途径。只要给我足够的钱，我就会穷追不舍，管他是谁。但没人说抓住杀死伯顿大夫的凶手就付我钱。而揭发他，将他绳之以法，我将失去一千二百美元，不过我肯定会拿到更大一笔钱。现在，法雷尔先生，您能否坐另一张椅子？如果您愿意。你，阿奇，去坐法雷尔先生空出来的椅子，鲍恩先生旁边。” 我挪了过去。自从沃尔夫让鲍恩投赞成票，我的目光就没离开过鲍恩，而现在，所有的眼睛都盯着他。没人说话。这位股票经纪人起身抗议。就这么旁敲侧击、含沙射影，却不直接指控，一拖再拖，沃尔夫真是把他搞糊涂了。其它人都盯着他，一点儿忙也不肯帮。我想他在考虑是否应该跳起来，开始诅咒一切。我在他旁边坐下，他没看我，他在看沃尔夫。 沃尔夫在拨电话，和往常一样，不紧不慢，尽管拨了三次才找到他要找的人，但终于找到人了。他在打电话，坐在椅子里的众人都纹丝不动。 “克拉默探长？我是尼禄·沃尔夫。对。晚上好，先生，我想请您帮个忙。我有些客人在办公室，现在没时间跟您详加解释。我相信您知道我所下的结论有多大可信度。嗯。您能派人到我办公室来一趟吗——派两位也许比较好——来抓杀害洛林·A.伯顿大夫的凶手？凶手在我这儿。不，不，真的，求您了，以后再解释。当然，证据，没证据怎么确定？那当然好，如果您想亲自过来。当然。” 他把电话挂好，鲍恩跳了起来。他的膝盖在颤抖，两只女人似的小手也在颤抖，我则盯着他的手，以防他突然袭击。他站起来在身后摸枪，我趁机按住他，我的手吓了他一跳。他忘了要对沃尔夫说些什么，转向我，天哪，他竟然挣脱了我的手，踢我的小腿。我站起身，抓住他，把他按回到椅子里，盯着他说： “如果你再来一次这种亲密举动，我就揍扁了你。” 坐在鲍恩另一边的德拉蒙德走开了，有几人站起来。沃尔夫说： “请坐，先生们，我恳请你们不要慌乱，没必要。阿奇，请你把鲍恩先生带过来，我希望和他说话时能更好地看清他。如有必要推他过来，请便。” 我站起身，让那股票经纪人起来。他没动，也没抬头，他的手在腿上绞成一个结，脸和脖子变换着各种颜色。我惊讶地发现竟然没有黄色。我说：“动弹动弹，要不我来帮你。”我听到身后乔治·普拉特的声音： “你没必要证明你有多厉害。看看这可怜的家伙。” “是吗？”我没回头，因为我不想让目光离开鲍恩，“是你的小腿挨踢了吗？没跟你说话少插嘴。” 我抓住鲍恩的领子一拽，他乖乖地站了起来。我承认他是挺可怜的。他站了一秒钟，环视四周，尽量使自己的声音不颤抖：“兄弟们，你们明白为什么……如果我现在不……这可笑的……说些什么……” 反正他也说不下去，我把他拽走了。我搬来把椅子，让他坐下，我则坐在沃尔夫的桌边，好面对他。有两三个人起身向我们走过来。沃尔夫转身对着股票经纪人： “鲍恩先生，在朋友们面前，延长您的难堪，对我没什么乐趣，但我们必须等警察把您带走。刚才您用了‘可笑’一词，我能否借用一下？您是我见过的最可笑的杀人犯。我对您不够了解，因此无从判断是因为您傻到极点，还是因为漫不经心。不管怎样，策划这种风险极大的犯罪，您就像在策划一场无关痛痒的客厅游戏。 “我不仅仅是在嘲笑您，我还要剥夺您最后一线希望和最后一丝勇气，好将您彻底击垮。通过伯顿大夫在您的公司开的账户，您偷走了他一大笔钱。我不知道您是怎么偷的，等地方检察官核查您的账务时就能水落石出。您意识到伯顿大夫已经发觉被窃，或已怀疑被窃，于是星期六去他家向他求情，不过一旦求情不成，您已准备好备用方案。您和伯顿在他的书房，他中间离开去他妻子的房间问她是否非常喜欢埃斯特尔·鲍恩，愿意为她作出很大牺牲，他妻子说不。伯顿回到书房后，您得到了答复，不过您趁他不在时，已从他的抽屉里拿出自动手枪放进自己的衣兜。既然您是他的密友，恐怕早就知道他在抽屉里搁了把枪。如果您以前不知道，那么一周前的今晚就在这个房间里，您也听到伯顿说保罗·蔡平上次拜访他时，在去门厅见蔡平之前，他先从抽屉里拿了把枪。您想喝一杯吗？” 鲍恩不作答，也不动。迈克·艾尔斯走到桌边倒了一杯黑麦威士忌，走到鲍恩身边递给他，但鲍恩毫不理会。迈克·艾尔斯耸耸肩，自己喝了。沃尔夫接着说： “您很快就告辞了，六点二十分。没人送您到门厅，或者即便伯顿去了，您出去时按下门边的按钮，门就不会锁上，过一会儿可以再回来。反正您是独自一人在门厅，而伯顿家的人以为您已经走了。您仔细听着，听到没什么动静了，就走到电话机旁。您戴着手套，但为了打电话方便，您把手套放在桌上。电话还没接通，您就听到客厅里有人朝这边走。您吓了一跳，赶紧躲到事先想好的藏身处：电灯开关和室内门旁挂着帘子的衣柜。您及时躲到了帘子后面。紧接着，伯顿小姐，这家的女儿，走过去，离开了寓所。 “您意识到您把手套落在了桌上，这可让您犯了难，因为您开枪时需要戴手套以免留下指纹——哦，对了，您没想到电话上也会有指纹吗？要么您就是把指纹擦掉了？没关系。不过您没有立刻冲出去拿手套，被这女儿吓了一跳，您需要点儿时间恢复平静。您等待着，或许 还挺庆幸多等了会儿，因为几乎是同时，您听到室内门又响了，脚步声，大门打开的声音。是朵拉？蔡平到了，来给伯顿夫人做头发。 “保罗·蔡平先生星期六下午出去了，挺晚才回来。今天上午，佩里大街二零三楼的接线员在电话里告诉我，蔡平先生回家前十五到二十分钟，有电话找他。这样看来，您是在六点四十分从藏身处出来，拿了手套，又打了一遍电话，但蔡平家没人接。您回到衣柜，十五分钟后又打了一遍。当然您不知道您打最后一个电话时，就是差五分七点时，蔡平先生恰好刚进入佩里大街二零三楼的大厅。接线员叫住了他，他就在交换台接的电话，因此接线员听到了。显然您模仿伯顿大夫的嗓音还挺像，蔡平先生上当了。他上楼回到自己的房间，几分钟后，下楼打车去了九十街。 “给蔡平打过电话，您又回到衣柜静候，我想当时您的脉搏加速了吧，还突然需要更多的肾上腺素。事实上，您的肾上腺素都用光了吧。我能想象似乎过了很久蔡平才到，您后来吃惊地发现距您打电话才过了三十五分钟。无论如何，他来了，女佣给他开了门，他坐下。您在衣柜里支着耳朵听他是否背对您坐着。您已戴上手套，右手拿枪，准备行动。您一直支着耳朵，注意听伯顿大夫何时来。您听到他走过客厅的脚步声，当您听到他的手握住门把手时，就立刻开始行动。在此，我得承认，您身手敏捷而精确。您用左臂掀开帘子，手指摸到开关按下，门厅漆黑一片，只有伯顿大夫打开门后，从客厅透过来的昏暗光线。灯一灭，您就从衣柜里跳出来，摸到椅子里的蔡平，将他推倒在地——推倒一个瘸子不难，对吧，鲍恩先生？那时，伯顿大夫己经离这片混乱很近了，您向他开枪时非常近，客厅透过来的光线也足以使您看清他的腹部在哪儿。您扣动扳机，连发四枪，然后把枪扔在地上，关上室内门后就离开了。到了走廊，您跑下楼梯，只有四层，还有一层通往地下室，有一小段走廊通向雇员门。您盘算着即便碰上什么人，也不会有危险，因为显而易见，保罗？蔡平是凶手，人们不会询问房间外的人。 “您看，鲍恩先生，您犯了许多错误，但最愚蠢的莫过于您完全指望保罗·蔡平是明显的凶手，其它错误都源于此。您出去时为什么就不能把灯再打开？为什么您不能等蔡平和伯顿先聊上一两分钟？这不会影响您的计划。另一个不可饶恕的大意之处，就是您把手套落在了桌上。我知道，您非常肯定他们一定会认为蔡平是凶手，所以您觉得别的都不重要。您还不如个新手，真是蠢驴。跟您说，先生，把您揪出来谁的功劳都算不上，更算不上我的。啐！” 沃尔夫突然打住，转身按铃叫弗里茨送啤酒来。刚才鲍恩的手指一会儿卷起来，一会儿放开，现在不动了，紧紧握在一起。他浑身颤抖，就那样坐在椅子里颤抖，什么勇气，什么精明，都没了，什么都没了，就是一堆吓坏了的肉。 利奥波德·埃尔克斯走过来，站在距离鲍恩三英尺的地方，盯着他。我觉得他想把他撕开，看看里面是什么货色。迈克·艾尔斯又拿来一杯酒，不过这回不是给鲍恩的，而是给我。我接过来，把酒喝掉。安德鲁·希巴德走到我的桌边，拿起电话，告诉接线员他家的号码。德拉蒙德正唧唧喳喳地和乔治·普拉特说些什么。尼古拉斯·卡伯特绕过鲍恩的椅子，走到沃尔夫面前对他说，声音不算小，我都听到了： “我得走了，沃尔夫先生，我有个约会。我想说的是，您没理由不拿鲍恩的一千二百美元，这是合法的。如果您想让我帮您拿到钱，很高兴为您效劳，免费。需要就跟我说。” 那律师可够横的。 <hr /> 注释： （Stanley and Livingstone， 1939）中的角色。美国记者斯坦利奉命前往非洲，寻找失踪已久的苏格兰传教士利文斯通博士，却发现博士在非洲生活得很幸福，给当地人发放药品，传播宗教信仰。</a> 第二十二章 三天后，星期四，大约中午时分，有客人到访。我刚从银行回来，把一大笔，也是一大堆钱存进账户，此时正坐在我的桌边，琢磨是否下午看场电影，稍稍放松一下。沃尔夫坐在他的椅子里，也许是在考虑午饭的菜够不够。 弗里茨来到门口说：“有人找您，先生，保罗·蔡平先生。” 沃尔夫微微睁开眼，点点头。我噌地把椅子转过来，站起身。 瘸子拐着腿走进来。外面阳光明媚，耀眼的阳光从窗户射进来，使我比以前能更好地看清他。我看到他的眼睛颜色并不像我先前以为的那样浅，差不多是暗铅色，肤色也没那么苍白，更像是退色的皮子，看起来很糙。拐杖重重地敲在地板上，他走到沃尔夫的桌边，只是很快地瞟了我一眼。我给他搬来把椅子。 “您好，蔡平先生，”沃尔夫几乎睁开了眼，“您不想坐？我恳请您……谢谢。看到别人站着，我真的很不舒服。您气色不错，请允许我为此向您贺喜。我要是像您似的，在‘墓地’监狱待上三天，那得成什么鬼模样，一副空壳而已。饭菜如何？我想，没法儿说吧。” 瘸子耸耸肩，又放下。从他的坐姿来看，他并不想聊天。他坐在我给他搬来的椅子边上，拐杖直直地立在面前，双手握住拐杖头，铅色眼睛流露出的眼神和铅通常流露出的一样。他说： “我坐下是出于礼节。为了使您不难受，我只坐一会儿。我是来拿您从我的盒子里取出的那副手套的。” “啊！”沃尔夫的眼睛全睁开了，“这么说您的宝贝是有数的。真是这样！” 蔡平点点头。“万幸。我能拿走吗？” “我又失望了，”沃尔夫叹了口气，“我以为您大老远地过来是要感谢我使您免收电椅之刑。您，当然，心存感激喽？” 蔡平的嘴唇扭曲了。“您希望我多感激，我就有多感激，因此我们不必在这上浪费时间。我能拿走手套吗？” “可以。阿奇，请你去拿手套，给我。” 我从我的抽屉里拿出手套，递给沃尔夫。他在椅子里，向前探了探身，好把手套放在他面前的桌上，两只手套整齐地叠放在一起，很平整。蔡平死死地盯着手套。沃尔夫靠在椅背上，又叹口气。 “要知道，蔡平先生，我根本就没用上这副手套。我从您的盒子里取出来，是想在星期一晚表明鲍恩先生几乎能戴上这副手套，以此来证明我的一个观点，解释朵拉·蔡平——您妻子——有可能把鲍恩先生的手套误认为是伯顿夫人的，但他就像烂了根的石斛兰似的凋萎了，没派上用场。好了，”沃尔夫摇了摇食指，“我想您不会相信，但我的确想到了您对盒子里的宝贝了如指掌，少了什么都会发现，因此我故意没还您手套。我留下了，因为我想见您。” 保罗·蔡平一言不发，一只手松开拐杖去拿手套。沃尔夫摇摇头，把手套往回拉了拉。瘸子仰起头。 “少安毋躁，蔡平先生。我想见您，是因为我要向您道歉。请原谅我模仿了您的签名。” 蔡平扬起眉。沃尔夫转向我说： “自白书的副本。阿奇。” 我走到保险箱旁，拿出自白书交给他。他打开自白书，递给瘸子。我坐下，对沃尔夫一笑，但他假装没看见。他向后靠，双目微合，十指交叉在肚子上，叹了口气。 蔡平读了两遍自白书。第一遍只是毫不在乎地浮光掠影，很快就看完，然后他斜眼看了看沃尔夫，嘴唇微微扭曲，又读了遍自白书，这次要慢些。 他把自白书扔到桌上。“太棒了，”他宣称，“写得平实而直白，真是太棒了。不是吗？” 沃尔夫点点头。“我突然想到，蔡平先生，为了少之又少的一点儿效果，您可真是不辞劳苦。当然，您明白我要这份文件是为了打动您的朋友们，我知道我无法说服您签名，因此只好我来执笔。我就是想为此道歉。您的手套，先生。我想这意味着您已接受了我的歉意。” 瘸子拿起手套，摸了摸，放在胸前的内兜里，抓住椅子扶手，把自己撑起来，靠拐站着。 “您知道我不会在这样的文件上签名？您是怎么知道的？” “因为我读过您的书。我见过您。我熟悉您的——就算是坚韧不屈的精神吧。” “有别的说法吗？” “多着呢。您可怕而幼稚的倔犟。为此您瘸了一条腿，为此您娶了位太太，为此您还差点儿得到两千伏电流。” 蔡平笑了。“您还真是读了我的书。接着读下一本吧。我要把您写进去——主角。” “当然了，”沃尔夫睁开眼，“而且我肯定死得很惨。我警告您，蔡平先生，我讨厌那样，非常讨厌。我对任何形式的暴力都深恶痛绝。我要尽我所能劝您——” 他没了听众，至少，只是在对着瘸子的背影唠叨——他正一瘸一拐地朝门口走去。 到门口后，蔡平转过身，这一刻长得足以使我们看到他在笑，听到他说：“您死定了，先生，而且是以这个可怕而幼稚的脑袋所能想到的最恐怖的方式。我保证。” 他走了。 沃尔夫靠在椅背上，合上眼。我坐下。过了一会儿，想到沃尔夫即将经历的多 命运，我才微微笑了，但我的思绪很快回到了星期一下午，仔细回想各个事件的细节。我记得我去见伯顿夫人时，他正在和弗里茨讨论苏打水，我回来时他已经走了，车也不在了。但他没法去“墓地”见保罗·蔡平，他就没离开过这房子。轿车又回了车库，沃尔夫拿着外套、帽子、拐杖和手套，回自己房间了，在他的安乐椅里喝啤酒。差一刻四点，他是在他房间里给我打电话，让我把盒子送给蔡平夫人，他好有机会假装是从外面回来。当然弗里茨也参与了，他也骗了我。而希巴德被赶到三层，消磨整个下午… 好啊，他们把我当猴耍了。 我对沃尔夫说：“我本想午饭后去看场电影，但现在我去不了了，我有事要做。我得给保罗·蔡平的下本书提些建议。我满脑子都是主意。” “真的？”沃尔夫魁梧的身躯向前探了探，以便能按到铃要啤酒，“阿奇，”他很严肃地冲我点点头，“你满脑子都是主意？这可真罕见，太让人高兴了，这样即便我暴毙身亡，又算什么？”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