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仁炳作为“章罗联盟”在上海的“首要分子”，理所当然被划入“极右分子”之列。
陈教授告诉我，自从他被打成“右派分子”之后，经历了“七斗八斗”，便被送入上海社会主义学院学习。
内中，在一九五八年九月至年底，上海“名右派”四十八人，被送往郊区上海县的颛桥“集中学习”。这四十八人之中，有三名女右派，其中一个就是号称“亚洲第一老太婆”的电影演员吴茵——因为吴茵以演老太婆维妙维肖而着称。
陈仁炳记得，这四十八人分为三个小组，第一组组长为陆诒，他属第一组，第二组组长为徐铸成，第三组组长为沈志远。
他们住在农村，上午在田间劳动，下午写交代。十二个人睡一个房间。除了右派外，还有监督人员，生怕有人自杀。
每人都睡帆布床。刚下乡时，蚊子极多，夜不能安眠。
他们这些人，平常家中有保姆做家务。到了乡下，要自己烧饭。陈仁炳烧饭时，满屋是烟，真是双眼泪汪汪！那位李康年，也跟他一样，呛得泪水直流。
下雨天，一位姓吴的右派去河边淘米，一滑脚，连人带米滑进了小河里……
陈仁炳在下乡劳动的日子里，得了细菌性亚急性心内膜炎，经上海市第四人民医院抢救，这才保住了性命。从此，他的心脏二尖瓣关闭不善。医嘱不可感冒，每感冒一次，病情就加重一分。
也就在一九五八年，他和他的前妻离婚了。
总算盼到摘帽。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上海《解放日报》发表报导，他和王若望同时摘掉右派帽子。不过，摘了帽子，他还是“摘帽右派”。
总算盼到回学校。一九六二年，陈仁炳总算回到复旦大学，教英国史，教美国史，教世界史。
他太沉闷了，就在家里举办舞会，约老朋友沈志远等等前来跳舞。不料，“四清”运动来了，有人揭发他在家里开“地下舞会”——因为柯庆施在上海明令不得开舞会。这下子他又挨整了，何况他又是“摘帽右派”，为了这事他差一点被打成坏分子。
一九六四年初，他和陈蕴辉女士结婚，总算又有了一个家。
他还没有过几天太平的日子，“文革”来了。
他又遭殃。堂堂教授、博士的他，居然“监督劳动”，干了九年木工。反正锯木头、扛木头，他做下手。他的工资，一度被减至五十七元七角——当时，他的房租要四十元，只剩下十七元七角生活费。
不得已，他只好放弃原本在上海市中心淮海中路妇女用品商店楼上的宽敞住房，迁居到上海普陀区两间八平方米的小屋。
从一九七二年起，他患肺炎，又患心肌炎，实在干不动体力劳动。
一九七四年，六十五岁的陈仁炳，总算获准退休，从此他再也不必去做木工了。
好不容易盼来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众多的“右派”冤案得以平反，可是，陈仁炳却因毛泽东多次点过他的名，竟无法得以“改正”。
陈仁炳不得不于一九八一年给中共上海市委写信，要求解决他的问题。不久，他得到答复：
一、“右派”不予改正；
二、恢复教授待遇，工资、住房、医疗均按教授待遇；
三、解放前和解放后，陈仁炳先生曾为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应予肯定。
这样，陈仁炳迁往上海体育馆附近的高层大厦，生活条件得以改善。一九八六年，我正是在那里采访了他。那时，他正患慢性心衰。
后来，我又来到他的另一新居，比上海体育馆附近的住房更宽敞。据告，按陈仁炳的级别，尚够不上乔迁那新居的条件。考虑到他多年蒙受苦难，当时的上海市市长江泽民亲自批给了他。
陈仁炳的一生多坎坷：一九五七年的沉重打击，“文革”十年的苦难生活，此后又因成了“禁区”而闷闷终日。
步入晚年的他，用英文写回忆录，写了三百多页。
我结识一位美国女教师，她叫JEANNEttRF tAGAMI，她的中文名字叫傅珍宁。她为陈仁炳博士写传记，在美国出版。
陈仁炳晚年多病，他在一九八八年就说过不了那个冬天。所幸他的病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市委向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作了反映，尽量在医疗上给予照顾。让他住进了干部病房。即便是出院回家，还派特别护士给他打针、护理。
一九九零年十二月九日，陈仁炳在吃早饭时吐了，额上沁出冷汗，脸呈猪肝色。夫人陈蕴辉急忙打电话给特别护士。护士赶来了，给陈仁炳打针、抢救。
上午九时半，陈仁炳的手垂下来了，心脏停止了跳动。他死于心力衰竭。
十三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陈仁炳遗体告别仪式举行》，全文如下：
本报讯民盟中央参议委员会委员、民盟上海市委顾问、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知名人士陈仁炳先生因长期患病，医治无效，于十二月九日上午不幸逝世，享年八十一岁。
陈仁炳先生遗体告别仪式昨天上午在龙华殡仪馆大厅举行。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市委统战部部长毛经权，民盟市委副主委赵超构以及本市有关方面人士、陈仁炳先生生前好友出席了遗体告别仪式。中共中央统战部、民盟中央、上海市政协、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市教卫办、复旦大学，有关方面领导楚图南、费孝通、钱伟长、苏步清、吴邦国、谢希德、谈家祯等送了花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