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群上了年岁的灰蒙蒙的楼房之中，矗立着一幢新的教授楼。一九九零年夏日，我来到那里。叩门之后，许久才发现有人慢吞吞地前来开门。站在我面前的步履蹒跚、满头飞霜的长者，正是葛佩琦。虽然他视力不佳，却也认出我来了，紧紧拉着我的手，领我进屋。
他告诉我，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他离开了那住了十年的陋室。他的新居是两间平房，二十九平方米，算是改善了些。
如今，他住进新盖的教授楼——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迁入。虽然他依然独自一人，却有四十二平方米的宽敞住房。
从山西的监牢，到北京八平方米小屋，到二十九平方米平房，直至今日四十二平方米教授新居，这十分形象地勾画出葛佩琦的境遇的逐步改善。
葛佩琦拿出一大叠手稿给我看。
“这是我的回忆录，书名暂定为《艰苦奋斗六十年》。”葛佩琦对我说，“自从你的报告文学发表之后，我的许多老朋友都知道我的冤案得以彻底平反，纷纷劝我写一写回忆录。本来，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值得写的。在朋友们的鼓励下，开始着手写，写了十万字……”
葛佩琦说，他的回忆录主要是写史实，几乎不加个人的评论。他以为，他只做了“小小的事”。写下他的所见所闻，为后人留下一点史料。
我翻阅着他的回忆录，内中有关于“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回忆。当年——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他是北京大学学生会负责人，是“一二·九”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他过去的历史是红色的。他早在一九三八年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三八式”的革命老干部。
正因为他是红色的布尔什维克，所以他能够写出回忆自己革命经历的《艰苦奋斗六十年》。虽然内中也写及“历史的误会”，但是他着眼于希望后人从中汲取教训，希望今后不要再发生这类冤案
在去看望葛佩琦之前，我来到一幢陈旧的灰色的大楼，探望他原先的妻子朱秀玲。五年前，在那里我曾与朱秀玲作过详细交谈，知道她的苦难的身世。她长年卧床，重病在身。这一回，她的房门紧锁，邻居告诉我，她住院了。很遗憾，不能请她谈谈近况。
我深为这对患难夫妻之间的感情误会而遗憾。这是因为在一九八七年我曾发表了报告文学《离人泪》，写了他们之间的感情误会，许多读者来信希望他们复婚。我一次又一次把热忱的读者来信，转寄给葛佩琦。他说感谢读者的关心，但是否复婚还要考虑。我知道，他的脾气有点“倔”，感情的转弯需要时间。
这一回，我见到葛佩琦，又提及了朱秀玲。
“我们没有复婚。”葛佩琦对我说道，“不过，她常来看我，我也常去看她。我们都已上了年纪，她又长期患病。现在，我雇了一个保姆，上午照料我，下午就到医院照料她，给她弄吃的，洗洗刷刷……”
听了他的答复，我心中的担忧消散了。尽管他与她没有正式办理复婚手续，但是感情的疙瘩毕竟已经消除。
朱秀玲在五十年代已是数学副教授，受葛佩琦牵累，三十多年未加过工资。葛佩琦告诉我，最近组织上已给她加上了两级工资。她住的旧房，没有卫生设备，组织上也准备给她分配新房子。她已七十六岁，心脏病日益严重，腿脚麻木，不得不长期住院。
葛佩琦在狱中患青光眼、白内障，视力很差，甚至在明媚的阳光下对面看不见人。如今经过治疗，已能看清公共汽车上的牌号。戴着一千六百度的眼镜，再拿着放大镜，可以看报纸。他是在极其艰难之中，亲笔写下回忆录的。从去年开始，心脏不适，常有憋气之感。七十九岁的他，已垂垂老矣！
我问起他的子女近况。他脸上浮现了笑容。曾经受他株连，子女吃尽苦头，但是个个学习认真，成绩优良。如今，两个女儿在日本，都已获得硕士学位；儿子和儿媳都在加拿大……
葛佩琦终于苦尽甘来，他的家庭也从“离人泪”变为“合家欢”。
一九九三年一月十三日，葛佩琦在北京病逝，终年八十二岁。他的悼词，给他戴上了三顶红色的“帽子”：“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新华社为葛佩琦的去世，发了电讯，对他的一生作了高度评价：
“葛佩琦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刚直不阿，心胸豁达，坚韧顽强，忍辱负重，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思国忧民，坚信真理，对革命的信念始终没有动摇过，在冤案平反之后，他以新的姿态投入四化建设，抱病着述，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为人民贡献一生。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从不以老革命的身份自居，始终保持一个革命者的本色。”
一九九三年一月三十日，《人民日报》还刊载了报导《“一二·九”老战士聚会京城深切悼念老战友葛佩琦》。
在葛佩琦去世之后，笔者收到葛佩琦夫人朱秀玲寄赠的新出的《葛佩琦回忆录》一书。在葛佩琦生前，他给我看过这本回忆录的原稿。葛佩琦在回忆录中提及，“一九八五年六月，上海《文汇月刊》发表了叶永烈同志写的《离人泪——葛佩琦传》。有些报刊曾摘登载了这篇访问记的内容……我感谢报导我的事迹的同志们对我的关怀和鼓励。”书中收录了葛佩琦的入党介绍信、原劳动人事部顾问刘子久，在一九八四年六月为祝贺葛佩琦冤案彻底平反写的一首诗，可以说概括了葛佩琦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