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右派”们受尽苦难，小“右派”们更为不幸。
笔者曾从上海专程前往四川雅安，采访命运乖戾的小“右派”李天德。
李天德被打成“右派分子”不过十九岁，大学二年级学生。他后来被打成“反革命”，以至判处死刑！
他引起我的注意，最初却是《人民日报》海外版上的一条短讯：
本报讯四川雅安地区一位名叫李天德的知识分子，一九七五年写的致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万言书——《献国策》原件，最近被中国革命博物馆作为革命文物收藏。《献国策》的核心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当时李天德因写这份万言书被“四人帮”打成现行反革命，判处死刑。后经雅安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改判为有期徒刑二十年，直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才得到平反。
我来到雅安，在中级人民法院见到了刑二庭庭长杨正全。他给我看了一份“反革命”案卷，内中存放着《献国策》。
笔写下来的，斧头也砍不掉。在和煦明媚的春日，读着在一灯如豆的寒夜中写成的万言书，我的心中充满着对作者的敬意。他超越了时代。他的许多真知灼见，即使在挣脱了“四人帮”的禁锢后的一九七八年至一九七九年，也未必为人们所接受。《献国策》的作者具有政治上的火眼金睛。
端端正正的字，写在二十二页五百字方格稿纸上。首页写着“献国策——致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
《献国策》锋芒所向，直指那场“好得很，就是好”的“文化大革命”。他指出：
关于文化大革命，我认为是完全不必要的，坏处大大超过好处。
（A）我们的许多干部受到林彪一类的迫害。
（B）我们的人民遭到前所未有的愚弄，受了坏人的唆使，像仇人一般相互厮杀。
（C）让林彪一类大小坏蛋捞了便宜。小坏蛋搞打、砸、抢、抄、抓、奸淫、烧杀；大坏蛋搞阴谋诡计、篡党、夺政、搞法西斯主义。为一切仇杀，个人报复大开绿灯。
（D）国民经济遭到建国以来仅次于“自然灾害”几年的空前大破坏。中央当然不可能知道“文革”期间全国工农业产值的真实数目。
（E）在精神道德方面，由于林彪搞的神秘主义，宗教迷信，极权崇拜，使人们变得不诚实、伪善，变得奸滑……
他还进而从“文革”上溯“三面红旗”和“反右派运动”扩大化，痛斥种种“左”的所为；
“关于三面红旗，虽然有人极力肯定，但我要否定……人民公社是‘共产’风，大破坏，乌托邦的狂热……层层干部弄虚作假，谎报成绩，欺上瞒下……大跃进的第二个年头（一九五九年）一切工农业产品减少，到了一九六零年，就变得奇缺……彭德怀的意见是对的、正确的。”
“大学生右派一律无罪释放。对治理国家大事确有独特进步见解者，可担任国家干部。”
他那犀利的笔锋，触及当时人们讳言的个人迷信，要求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功与过，尖锐地指出毛泽东晚年的严重错误。
他建议废除干部终身制，明确提出“中央主席，不得连任二十年”，“总理、‘人大’委员长和各部委，任职均不得超过十五年”。他认为“这样做，即（既）避免了形成个人专制和宗派集团，也造就了更多的国家领导人，让人民中的更多的优秀人物都有机会管理国家事务。”
他在万言书中，提出整整十二个方面的国策。
在同一案卷里，我又读到十年前——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四日雅安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的《对现行反革命李天德案审理总结》，我的心一下子收紧了。
“李犯天德曾因反革命犯罪两次判刑，不思悔改，公然流窜到首都，疯狂进行反革命活动，实属罪大恶极、屡教不改、死心塌地的反革命分子。建议判处李犯天德死刑，立即执行。”
人妖颠倒，明珠暗投，革命志士李天德险些被作为“反革命分子”押上断头台。九死一生，劫后幸存，我终于找到了依旧健在人间的李天德……
一个中等身材、瘦削的中年人，穿着一身旧的蓝色公安制服，向我走来。他就是李天德。看上去普普通通，只是眼角、嘴巴的皱纹使他显得比四十七岁更苍老一点。
“我的青春年华，是在铁窗下度过的。”他长叹一口气说：“一九五八年，我才十九岁，就被错划为‘右派’。当年被捕入狱。此后，在漫长的二十年中，我的身份一直是‘囚徒’，‘反革命’，‘现管分子’。直到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我才被摘掉‘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但是仍然给我留下了一条‘有政治错误’的尾巴。在一九八一年国庆节，我四十二岁了，这才结婚，有了小家庭。艳艳出生的时候，我已经四十三岁了。如果不是粉碎‘四人帮’，如果没有党中央领导同志对我的关心，我今天还在监狱里。尽管我一生坎坷，甚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还有人整我，但是，我从来没有动摇过对党的信念。我在监狱里的漫长日子，就是全靠坚信党才挺了过来……”
一九三九年，李天德出生在四川荣县李子乡，父亲李佛海靠染布为生。他才二岁，父亲被日本飞机炸死。母亲是文盲、在他十一岁时死去。靠着大哥的照料，他才艰难地念完小学，中学。他十二岁入队，十五岁入团。高中毕业后，做了一年中学代课教师，终于在一九五六年九月戴上了重庆大学校徽。
虽然他念的是冶金系，却酷爱文学。他担任了系学生会宣传部副部长，写过诗，演过京剧《捉放曹》中的陈宫……他，沿着“红领巾——共青团——布尔什维克”的道路前进。他，向往的英雄是卓娅、马特罗索夫、邱少云、黄继光、吴运铎。他，读了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他，是五十年代纯真向上的大学生中的一员。
然而，一九五八年三月，他的书桌上，他的宿舍里，被贴了许许多多触目惊心的标语：“警告你，狡猾的孤狸李天德！”“反党分子李天德必须低头认罪！”……
他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保留学籍，劳动考察。我从一九七九年二月十四日中共重庆大学核心办公室所发的一份平反文件上，查到如下的话：
“在一九五七年反右中，李天德对当时个别班的反右斗争提了意见，写了三张大字报和一些诗，根据中央一九七八年五十五号文件和中央一九五七年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六条标准》衡量，不是右派言论。原划李天德为右派骨干分子实属错划，应予以改正，恢复政治名誉。”然而，这份平反文件发到李天德手中时，他已步入不惑之年了！
祸不单行，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在重庆南桐矿区下放劳动的李天德，正在吃力地背着铁矿石。突然，他被叫到操场上开会。重庆市公安局派人出席大会，当众宣布逮捕四名反革命小集团骨干分子。李天德刚听见念到自己的名字，双手就被冰凉的手铐反铐起来。从此，手铐脚镣如同家常便饭。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七日，他被判处五年徒刑。罪名相当可怕——“妄图偷越国境”！原来，他被判为“右派”之后，跟几个“右派”学生一起劳动。其中一个云南籍的“右派”学生说他的家乡土地肥沃，气候温暖，大家不如上那混口饭吃，起码比“监督劳动”要自由自在些。不料，打算去云南被说成“妄图偷越国境”，打成了“反革命小集团”。
逆境中冰水般的生活，没有使他那颗火热的心变冷。别的犯人觉得狱中的时间格外漫长，度日如年，无处打发那无穷无尽的时光；他却深感光阴似箭，分分秒秒一去不返。白天，他给犯人们上机械制图课，为制造小火车而设计夹具，搞工艺；夜晚，他把时间花费在苦读上。他读了《毛泽东选集》，读了《资本论》，反反复复研究了《共产党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还读了黑格尔、亚里士多德、费尔巴哈、康德、尼采等哲学名着，写下数十万字的读书笔记。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五日，李天德终于刑满。但是，他的头上依旧戴着“反革命分子”帽子，留厂管制就业。
一九六五年底，他写了五幕九场话剧剧本《和平里的战争》，投寄给《人民文学》和《剧本》两杂志。剧本以他亲身经历的重庆大学“五七风云”为背景。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四日，四川石棉县人民法院判处他六年徒刑。判决书上这样写着：
“李犯天德借写剧本为名，大肆散布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反动言论，污蔑、攻击党的各项政策，污蔑‘五反’、‘肃反’搞糟了，妄图反革命复辟……”
在法庭上，李天德面不改色，从容自若。因为他早已听惯这类“大批判”词句，他坚信：真理绝不是权势的儿子。“一时强弱在于力，千秋胜负在于理！”
就这样，他在一九七五年，又写出了《献国策》……
李天德是一个受尽磨难的小“右派”。可是，正是在多年的磨难中，他的思想之剑越磨越锋利。
他的冤案终于在雨过天晴时得以平反。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李天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