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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诗《劝告》使徐成淼蒙冤二十二年

作品:反右派始末 作者:叶永烈 字数: 下载本书  举报本章节错误/更新太慢

    流沙河的《草木篇》,由于遭到全国性的“挞伐”,他也就成了“名右派”。

    在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一位二年级的学生,也因一篇散文诗,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受尽折磨。只是他受到的“批判”的“级别”没有流沙河那么“高”,因此知道他的苦难遭遇的人也就不那么多。在初版本发行之后,一九九六年六月起,他从贵州给笔者多次来信,并寄来回忆文章。

    他在信中说:“我期望先生能有机会写一下那些‘无名’的学生‘右派’。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一部传记。他们的处境,实在比‘有名’的‘右派’更难。”

    他叫徐成淼。据他回忆,他的散文诗《劝告》是这么写出来的:

    复旦大学化学楼门前是一片花坛。课间,我们从有教堂风格的楼厅里出来,到太阳底下活动活动腿脚。一位名叫徐富达的同学伫立在花坛前,显得精神专注。我走过去拍拍他的肩,问:看什么哪?徐富达答非所问:这花开得有多好,可惜开不了几天就蔫了。这一问一答,竟种下祸根。

    徐成淼的散文诗《劝告》很短小,总共不过一百五十多字。全文如下:

    你无限感伤地对我说:“花刚开,又即刻谢了——好景不长呵!”让我对你说吧:没有花谢,哪能结籽呢?须知花开固然是“好景”,但收获却更是“好景”呵。

    你那么惋惜地对我说:“黄昏的景致是最美丽的,可惜立刻要代之以黑夜了!”让我对你说吧:今天的黄昏虽然过去了,可是明天,不是有一个更美丽的早晨么?

    亲爱的朋友,把你的眼睛看着前面吧!

    《劝告》写于一九五七年初,与“反右派运动”毫不相干。

    一九五七年五月九日,《劝告》发表于《复旦》校刊。

    六月,上海《文艺月报》编辑陈家骅到复旦大学组稿,从校刊上选中《劝告》。

    八月,《劝告》发表于上海《文艺月报》。

    十一月,风波骤起。当月出版的上海《文艺月报》,发表了《如此“劝告”》一文,上“纲”上“线”,称《劝告》是“鼓励右派东山再起”!

    于是,徐成淼也因此被打成“右派分子”,蒙尘二十二年!

    那篇《如此“劝告”》,一开头就气势汹汹地质问:

    首先使我模糊的是“劝告”的对象问题;劝告谁呢?左派吗?不!因为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但不“收”,而且始终在“放”。这正是通过讨论和辩论,使得“香花”“毒草”得以分辨,有“毒草”就锄掉,使香花更加艳丽夺目,焕发芳香。每一个革命者和拥护革命的人所感觉到的不是“花谢”,而是“社会主义之花”、“人民之花”到处芳香艳丽,比美争妍。既然没有“花谢”,当然也就没有谁会“无限感伤地”说“花刚开,又即刻谢了”。然而徐成淼却不是这样,他叹息“好景不长”,为“毒草”惋惜;这只能是那些“毒草”在死亡里悲哀地喊叫,企图混人耳目,污蔑党的“百花齐放”的方针。

    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社会光芒万丈,建设成就辉煌;落后的旧中国已经改变了面貌。每一个正直的人,都不会感到“黄昏美景”已过,“黑夜来临”。只有那些仇视共产党、仇视社会主义和仇视人民的右派分子,才污蔑新中国像“黑夜”一样。他们污蔑社会主义建设为“一团糟”,因此他们要“杀共产党人”,“要共产党下台”,企图打破这个所谓“黑夜”,而幻想“美丽的明天”——即妄想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但这是不可能的了。

    徐成淼的“劝告”是充满了这种“幻想”的,它是劝告右派先生们的。

    《如此“劝告”》给《劝告》定下了“毒草”之罪:

    “劝告”的内容又如何呢?作者不是“劝告”右派放下武器,不要继续反共反人民和反社会主义,弃暗投明,重新作人;相反地,作者首先说明“花谢”是为了“结籽”,希望等待比“花开”更好的“收获”,这里的“花”其实是指右派的“毒草”,所以作者劝告他们“忍受”这“黑夜”的过去,等待“明天一个更美丽的早晨”的来临。最后作者希望他的“亲爱的朋友”把“眼睛看着前面”。

    人们不禁要问,徐成淼的这篇百余字的“劝告”,是站在什么立场上来“劝告”的?用意何在?

    “劝告”虽是短短的一章散文诗,但它是含毒的“毒草”,我们必须铲除它。

    对于《劝告》的“批判”,与对于《草木篇》的“批判”,如出一辙。

    且不说把《劝告》引伸为对“右派先生们”的劝告,从政治上加以挞伐,这本身就是非常荒谬的。如前所述,《劝告》写于一九五七年初,发表于五月九日,那时还没有开始“反右派”,哪来对于“右派先生们”的“劝告”呢?!

    然而,随着《劝告》被打成“毒草”,十七八岁的作者徐成淼也就被打成“右派分子”!

    就是因为那一百五十多字的散文诗《劝告》,使徐成淼蒙受了二十二个春秋的苦难!这是中国“文字狱”的“新纪录”!

    在“文革”中,徐成淼在贵州省一个名叫贵定的小县,“城中心的街口搭起了一个高台”:“我被揪到台前,呈喷气机状;头发被紧拽着,脸上扬,迎着强烈的灯光。眼镜早被打掉……听到批判者指斥我是‘全国文艺界特大右派之一’的时候,那丝微笑不可抑制地又涌了上来;反右那阵子,我还是个学生,连文艺界的门坎都没有跨进去呢;‘大右派’,过奖了!”

    一九七零年,祸不单行,徐成淼得了重病,动大手术,刀口累计长度达二尺多,一共缝了二百多针。贫病交迫,家庭破裂,父母年迈,小女幼弱。他,跌到了人生的最低点!

    徐成淼蒙尘二十二年,得见天日之际,已经步人“不惑”之年。大好青春年华,在斥责声中,在屈辱中度过。

    如今,徐成淼已经是贵州民族学院教授。每当他回首那《劝告》小诗,回首“反右派运动”,不胜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