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出版之后，笔者收到一封来自遥远的新疆伊犁的来信，写信者名叫杨万才。他是从他的老师——上海复旦大学邵嘉陵教授的来信中，得知我写了。他理所当然关注这本书，因为正是一九五七年那场政治灾难，给他带来了无限的悲伤……
他在信中说：
“人生苦短，我已年逾六旬。古人云：朝道暮死，足矣！希望能读完后，知道那是为什么。那么寿终正寝时，也可以安然合上这双看得太多太多的双眼了。”
他给我寄来了他写的《廿九年后的回信——给许杰老师》以及许杰教授的《我与杨万才》一文。我细细读毕，不胜感叹！
杨万才先生被打成“右派分子”，可以用“莫名其妙”四字来形容，也可以用“祸从天降”来概括。
一九五七年，杨万才与徐成淼一样，也是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学生。徐成淼由于一首小诗被打成“右派分子”，而他则仅仅因为他写了一封信给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从不相识的许杰教授，被划入“右册”！
尽管杨万才的这封信与政治无关；许杰教授给他回了一封信——这封信也与政治无关。可是，后来在“反右派运动”中，许杰教授成了“大右派”，居然株连这位从未谋面的年轻学生。于是，杨万才也被打成“小右派”！
杨万才这么回忆道：
二十九年前，即一九五六年，我还是复旦大学新闻系的一名学生。九月的一天，听完蒋孔阳老师的《文艺学引论》课，回到第十宿舍二零五号寝室，同室伙伴正在争阅一大堆函件——新闻系学生交际广、投稿多，信件也特别多。杨开民举起一封信对我说：“委员（当时我是团支部组织委员），有你的信，华东师大来的。”我拆开一看，信末署名是“许杰”。同学们一下都围拢来，好奇地看着这位名作家、教授、华东师大中文系主任的亲笔信，问我怎么会认识许教授的。
其实，我并没有见过许教授。
解放初期，我还是一个十五六岁的中学生，就为上海的《亦报》、《通俗报》、《新民晚报》写过通讯报导，稍后还为《文汇报》写过杂文；爱读各种各样的书，一心想当记者、作家……我整天踯躅在老城隍庙九曲桥边的旧书摊旁，随心所欲地翻阅着五花八门的旧书，刚扔下一本看不懂的，又捡起一本《冬至集文》，其中有一篇文章说：桂林山水甲天下，可是美术家看到画面的美，音乐家听到水潺、鸟鸣、山歌美，农民着眼于田肥，而商人却盘算怎样借胜地谋利……这段议论，是十来岁的我所从未想到的，我仿佛读懂了。本能地翻到封面，看到作家“许杰”。
后来，考进了复旦大学新闻系，知识增长了，才知道那是谈的“美学”。课余，我搜集了陈望道、朱光潜、黑格尔、克罗齐、伯克、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着作，如饥似渴地读起来。其时固有所得，但更多疑难。于是我想起了“许杰”。
这时，我已从现代文学史中知道，他是一位知名作家、教授，并且还知道他是华东师大中文系主任。于是，一个毛娃娃竟然提起笔来，给许教授写了一封信，谈体会，提疑问。没想到这位大名鼎鼎的现代作家，不到一个星期就给我回了一封不短的信：肯定我的某些想法，解决我的疑难问题，介绍我读什么和如何读；末了，还告诉我、他有一篇美学论文，将发表在下一期的《学术月刊》上，如感兴趣可以找来读读……
苍劲的字体、平易的语气、渊博的知识、精深的见解，使我和全室同学倾慕不已。当然同伴们更羡慕我能得到这样一位名师的指导。
须知，杨万才收到许杰的信，是在一九五六年的九月，离开那场“反右派运动”还有九个月！
然而，随着许杰成为“大右派”，杨万才也就被称为“许杰的喽罗”：
正当我专心致志地研读着“自然美”、“人为美”、马沙尔、休漠的“美的静观性”，还未来得及给许老师寄去我的论文和复信时，一九五七年，那篇决定千万人命运的着名《社论》发表了。许老师成为上海的“头面人物”、华东师大的“第一号大右派”，我也被那些起先羡慕不已的同伴“揭”出来，成为“白专”典型、“许杰的喽罗”。大字报、批判会，迫我交出许老师的信，逼我揭发“许杰的罪行”，以此来将功赎罪，争取宽大处理。
我愕然，茫然。
从“揭发”文章的字里行间，从华东师大断断续续传来的消息，我知道许老师也在痛苦、费解，但不屈。
我心里明白，许老师无罪；从他的文艺作品、美学论文中，从他给一个素不相识的青年来信中，我确信许老师毕生在追求真、善、美！
严峻的现实，无情的生活，迫使我激烈地思索，要我作出抉择。
许杰，怎么会成了“大右派”呢？这连许杰自己都想不到也想不通！
许杰，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系主任，也是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华东师范大学主任委员。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许杰和傅雷等上海文学界代表一起，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听了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讲话结束后，毛泽东接见代表们。毛泽东见到许杰，握着他的手，风趣地说道：
“久仰，久仰，你原来就是那个写小说的许杰；喔，还有一位安徽籍的地理学家也叫许杰。欢迎你们民主人士给我们提意见，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嘛！”
听了毛泽东亲口说的这几句话，许杰受到莫大的鼓舞。回到学校之后，就贴出了中文系的第一张大字报……
不料，“言者无罪”后来演变为“以言定罪”，许杰成了华东师范大学“头号大右派”。
中文系徐中玉教授为许杰仗义直言，也被打成“右派分子”。
于是，许杰、施蛰存、戴家祥、徐中玉，成了华东师范大学“万炮齐轰”的目标。
杨万才虽然在复旦大学，领导上也要他“揭发”许杰。许杰是他心目中尊敬的师长，他能够违心地“揭发”什么？！
杨万才没有出卖自己的良心。他竟然因此成了“极右分子”，而且还是“顽固的极右分子”：
渐渐地我从痛苦中坚定了一个信念：
做人要“真”，不说违心话，不做违心事；为人要“善”，爱护关心别人，尽可能为别人排忧解难。
大字报、批判会……但我沉默着。
于是，我被认为是一个顽固的极右分子，被送到祖国最西陲的伊犁。吃的苦，远胜于《牧马人》、《燕归来》的主人公，遭遇比他们更惨：父亲因思念独子过度而亡，母亲因盼子归里绝望而离世。
但我不悔。我感谢许老师，他不仅传我以知识，更以行动教我如何做人。
直至一九八五年，杨万才终于写出《廿九年后的回信——给许杰老师》，发表在《伊犁教育学院学刊》上。杨万才把文章寄给了许杰。
许杰看了杨万才的文章，深为震惊，也深为感动。许杰在一九八八年第八期《文汇月刊》上发表了《我与杨万才》一文，作为回应。
许杰写道：
一九八五年，我已经八十五岁了。有一天，我收到一份刊物——从新疆寄来的伊犁教育学院的学报，其间有一篇文章，题目叫《二十九年后的回信——给许杰老师》，作者的名字叫杨万才。
我不认识这位寄信者的名字，等到看过文章之后才知道，他原是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学生。在一九五七年我被“揭发”为“右派”之前，曾经给我写过信。我当时也同对待一般青年一样，既然来信了，就一定要给他写复信。这事情当然忘记了，也不知道有这样一个青年，因为收到我的信，就被“错划”为“右派”。由于他很忠诚，不肯随便歪曲事实，假造事实，不肯跟着别人说话，交代不出他和我的关系，结果就成为顽固的“极右分子”。等到毕业的时候，就“充军”到新疆伊犁，当年林则徐充军的地方劳动改造。
他叙述他在复旦读书时一天收到我的复信，同宿舍的同学，如何的羡慕他和我的通信。可是不久，我在报刊上被批判，同学们也就要他揭发和我这个“大右派”的关系。可是他却没有见过我，他也说他不认识我，没有和我见过面。他在信中说到他在二十九年来所受的不人道的待遇，和艰苦的生活。说他现在也是人民教师，二十年来，也受学生的尊敬，所以想起了我。二十九年以后，仍旧给我回信。
读了这封《廿九年后的回信》，许杰感触良多。他写道：
我读了这封信之后，我的内心，的确是很感动的。我读着他谈到在新疆劳动受苦的情形，特别是读到他的父母因为他远在新疆劳动改造，以致于父母死去，家破人亡的情形，我真不知要说什么才好。我当时立即回了他的信。我说，我读了你的来信，我很激动。我好像觉得，他的受苦，只是和我通过一封信的关系。也因为和我通过信，所以“充军”到伊犁。吃苦劳动，父母死去，家破人亡。但是，事实上，我们却没有见过面，也根本不认识。他的受苦，以及家破人亡却又同我没有关系。我当时，抱着这种心理回他一封信，这总算把我们的通信关系接上了。这以后，他又给我来了信。详细叙述他的父亲的死，和母亲的死的情形。原来，他的父亲是黄包车夫，后来学会了开汽车，是运输工人。母亲是家庭妇女。他们都是劳动人民，都不识字，是受苦人。他们把儿子培养到大学读书，原来就希望他大学毕业以后，振兴家业，光耀门庭，使他的父母双亲享点后福。哪里知道，他却遭受这样的命运。
正因为这样，年已花甲的杨万才，居然还发出不明白自己为什么遭受厄运的感叹！杨万才先生在一九九六年七月十四日给笔者又一次来信：
一书已收到了几天，未能立即函告并致谢，是因为收到书后迫不及待地阅读起来。我想函告时顺便谈谈读后感受，岂不更好？
读完厚厚的全书（有些章节还多次重读），感慨万千，简而言之：
在读的过程中，我仿佛又回到近四十年前的那个时代：我一夜之间，从一个支部组织委员、优等生（所有考试科目都是五分）、威信极高的调干生，成为被孤立的右派分子。这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我忆起了那一年前前后后的往事，这是尘封近四十年的“过去”，不愿想而又时时袭来心头的痛苦经历。
“读史使人明智”，读了，心里清楚了好多，这是一场原本可以避免而在当时的中国又实在无法避免的劫难。
感谢你，不仅是寄赠书给我，更感谢的是你花费大量精力时间，收集、采访那么多的资料和当时人，为那场灾难留下了一部记录。
书写得客观翔实，评论不多，但事实种种又都是最好的评论。
来龙去脉说得很清楚明白，连我这样当时被稀里糊涂打成右派的人，不读此书，也感模糊不清，遑论后来的年轻人和当时的“局外人”了。
它与后来长达十年的浩劫，都说明亿万人听从一个人意志的体制是万恶之源。
四十年过去了。当时的“大右派、名右派”大多已离开人间，就连我这样的“小右派”也年逾六旬，满头白发了。幸运的是我还顽强地活着，亲眼目睹了这四十年的巨变，也还能读到，能在晚年来临时好好想一想，不久当我也告别这既留恋又憎恶的人世时，终算没有成为一个糊涂鬼。
我还想再多活几年，且看看这地球如何转动，这人间如何变化，因为还有许许多多的问题仍在密封之中。
谢谢——你寄来的书和你所写的大量的文字。
书钱遵嘱不寄去了，寄去我全家专门去照的一张近影，留作纪念，算是中国东西两极有这么一个印象吧。
人生易老，尚祈上苍保佑先生健康、平安，能有更多的时间，写出更多的作品。
凝视着杨万才在新疆奎屯市拍的照片，全家三代含笑坐在喷泉前，一片欢愉。只是他那一头白发，记录了岁月的沧桑。
如果当年杨万才没有给许杰教授写信？如果许杰教授当年没有给这位年轻的大学生回信？如果许杰教授没有被打成“右派分子”？……
如果说，与许杰教授之间的通信只是杨万才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偶然因素，那么，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在“反右派斗争”中遭劫受难，则是怎么也无法“如果”的必然结果——不是杨万才受批判，就是张万才挨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