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六年一月十三日，笔者刚刚采访了沙文汉夫人陈修良，翌日，家里响起了门铃声。开门一看，是一位素昧平生的不速之客。他消瘦，一头白发，说是已经把一书看了两遍，打听到我的地址，所以前来寻访。
我请他在客厅坐下。他说自己当年是“右派分子”，吃了二十年的苦，现在看了一书，才恍然大悟。
他说，书中引述了一九五七年九月四日中共中央《关于在工人、农民中不划右派分子的通知》全文。他还是头一回看到这个《通知》。他是一个工人，按照中共中央这一文件的规定，在工人中是不划“右派分子”的。可是，他却在这一文件下达后的一年零二十五天——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被划为“右派分子”！
他长叹一口气，如果在当时他看到这一《通知》，那就不会吃那么多年的苦头了！
他说自己在中国的“右派分子”之中，占有两个“最”：
一是最小的“右派分子”——因为他是一个工人；
二是最晚被划为“右派分子”——因为是在一九五八年六月底，“反右派运动”已经宣布结束，连“反右派补课”都已经“补”过了，已经开始进入“大跃进”运动了。他却在一九五八年九月被打成“右派分子”！
我对他说，你所说的两个“最”，也只是相对而言。比你更“小”、比你更“晚”的“右派分子”，一定还会有。
他说，看了一书，书中写的绝大多数都是“大右派”，他跟“大右派”们相比，本来不足为道。但是，由于他沾了两个“最”的光，所以可否在一书修订再版时，把他这位“最小最晚”的“右派分子”也写上一笔？
我同意了。我拿出录音机，请他细细道来……
他叫陈忠兴，一九二六年生于上海漕河泾农村，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他在农村长大，后来在邮电部上海通讯设备厂当工人。他在技术上很钻研，所以在一九五六年被评为七级工，工资为一百零五元四角人民币，当时他只三十岁，这样的工资在同龄人中算是很高的了。
在一九五七年的“大鸣大放”和后来的“反右派运动”之中，他都太平无事。因为在他看来，那都是知识分子们的事，跟他这个工人无关。
他出事是在一九五八年春夏之间。那时，中共中央下达《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工厂里也就开展这“双反运动”。厂里开展写大字报“竞赛”。这样，许多工人在白天上班时间里写大字报，晚上还要吃碗阳春面，留下来写大字报，回到家里还得吃饭。陈忠兴见了，以为这样做既浪费了时间，而吃两顿晚饭又浪费粮食，也就写了大字报说：“在反浪费中造成了新的浪费！”
于是，他被视为对运动“不满”。他遭到大字报的围攻。
这时，有人给陈忠兴贴大字报，标题为《什么话？》，揭发了陈忠兴的“惊人问题”，说他“污蔑领袖毛泽东”、“污蔑中国人民解放军”！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那是在一九五三年，上海的《新民报》（《新民晚报》的前身）登了一篇《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故事。小学文化程度的他，在那时的工人中算是有点文化了，担任学习小组里的读报员。他读了《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故事之后，发表感想道：
“孙悟空在花果山上，率领猴子们反抗玉皇大帝派来的天兵天将，真了不起。毛主席率领解放军，打败了蒋介石的百万大军，也真了不起。”
大字报《什么话？》批判陈忠兴，说他把伟大领袖毛主席比作孙悟空，而孙悟空是妖精，岂不是“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把中国人民解放军比作猴子，岂不是“污蔑中国人民解放军”？！
这下子，陈忠兴的问题变得“非常严重”。
那时，正在进行“反右派补课”。因为在他们工厂里，还没有“揪”出过“右派分子”，被视为“领导思想右倾”。所以，工厂的领导正在厂里“寻找”“右派分子”。他们以为陈忠兴有着“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反动言论”，正好成为“反右派补课”的一课。所以，陈忠兴已经被内定为“右派分子”，而陈忠兴本人还蒙在鼓里。
从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六日起，陈忠兴被调到工具车间监督劳动。当时，他还以为，划成“右派”的都是知识分子和干部，他这个小工人不会被划为“右派分子”，只是他被贴了大字报，所以也就“劳动、劳动”。
终于，在九月二十九日，陈忠兴在厂里的食堂门口见到贴了两张布告，上面的一张布告是宣布一个技术员由于“反党反社会主义”，定为“右派分子”；下面的一张布告则宣布陈忠兴为“右派分子”，从七级工降为三级工。布告下方是厂长、副厂长具名。
陈忠兴本来就够不上什么“右派分子”，何况即便在当时，中共中央也早在一年前就已经规定“在工人农民中不划右派分子”。但是，他竟然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
从此，陈忠兴被推入泥坑。喝足苦水。
陈忠兴处处遭人白眼，处处矮人一截，低人一等，成了“监督劳动”的对象，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专政对象”。虽说在当时的上海，“师傅”是对年纪稍长的人的很普通的称呼，而陈忠兴是正儿八经的师傅，厂里却再也不许年轻人喊他“陈师傅”——因为“右派分子”是不能称“师傅”的。当然，更不能称“陈忠兴同志”了。
陈忠兴的工资从每月一百零五元四角的七级工，一下子降为五十七元五角的三级工。他上有双亲，下有三子一女，生活在“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原本是家中的顶梁柱，如今这顶梁柱倒了。
他的妻子是女工，在一九五六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已经被列为中共发展入党对象。自从他被打成“右派分子”，妻子也就无法入党了。家庭重担压到了妻子肩上，妻子的头发过早地白了，成了“白毛女”。
在百般无奈之中，陈忠兴把女儿送给了别人。
陈忠兴本来就够不上“右派分子”，所以在摘“右派分子”的帽子时，他完全可以列入第一批“摘帽名单”。可是，他却没有“摘帽”的“荣幸”，反而被送往上海青浦农场劳动教养。
内中的原因，是他在一九五九年批判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时，又挨了一棒。
那是在“大跃进”高潮中，厂里的青年工人“敢想敢干”，提出要制造“思想车床”。所谓“思想车床”，就是你的脑子里怎么想，车床就“自动”地怎么做。作为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工人，陈忠兴自然对这种“思想车床”摇头。于是，他被扣上“对技术革命泼冷水”的罪名。他本来就是“右派分子”，在批判“右倾机会主义”时，他又被作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加以批判……
陈忠兴被送到上海青浦县青东农场劳动教养达两年之久。
陈忠兴想不通。他在极度孤独、苦闷之中，精神失常。他甚至几度想自杀。
一九六三年四月十六日，陈忠兴终于结束了劳动教养生活，摘去“右派分子”帽子，回到厂里。可是，他的工资竟被降为每月三十九元——据告，他从农场回到厂里，算是新工人，而新工人的工资是每月三十九元！
他在一份旧报纸上看到“反右派运动”的总结报告，上面提到在工人之中是不划“右派分子”的。他据此写信向上申诉，却被说成是“右派翻案”。
不久，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毛泽东的《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发表。毛泽东在诗中写道：
陈忠兴又一起找到“理论依据”，因为毛泽东歌颂孙大圣，这表明他在一九五三年读报时所说的那些话没有错。
可是，陈忠兴的这些“学习体会”，又有什么用呢？
在“文革”中，陈忠兴又吃足苦头，因为是“摘帽右派”而遭批斗、抄家。
他的双亲在“文革”中含冤而逝，他却连追悼会都没有资格主持，只得请他的妹夫出面，因为他的妹夫是中共党员。
他在工作中一直认真、苦干，从未听见过一句表扬。但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在一九七七年，他破天荒在全厂大会上受到表扬，称他“同志”，使他激动万分。他感到“天要亮了”！
也就在一九七七年，他的每月工资加了五元，年轻人也叫他“陈师傅”了。他的心情变得舒畅。
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党支部书记对陈忠兴说：“恭喜！恭喜！”他以为一定是他的“右派”冤案得以平反，而党支部书记却告诉他，恭喜他被提升为技师。厂里给他贴了红榜，这是从未有过的。
终于在当年十二月十五日，厂里开大会，宣布为陈忠兴平反“右派”冤案，恢复原工资。
陈忠兴在欣喜之余，不由得长叹：从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九日到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五日，二十个春秋，人生的黄金岁月，在“右派”的阴影中度过！
如今，许多年轻人不知道什么叫“反右派运动”。陈忠兴说，一定要让年轻人们知道一九五七年“左”的劫难。他一再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今后，再也不应该发生像“反右派运动”这样的苦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