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和不同，以极其冷峻的叙述展示了人们在特殊年代异样的生存，具有真实的艺术效果。在较长的时期内，孙家所有的成员都生存在极度的愚昧和冷漠之中，他们天生不具备“爱”的能力，彼此之间相互仇视、相互伤害；他们的内心深处极度荒芜，没有任何美好的因子，只有自私和贪婪、欲望和渴求。他们的存在，反映了人类生存的一种丑陋和绝望。目睹他们荒凉的内心世界，人们会感到不寒而栗。更是表现了一种极端苦难的生存状态，即人们的生存总是要和苦难、死亡，恐惧、悲伤等纠缠在一起，从肉体到精神经历种种致命的打击。富贵老人的一生是忍辱负重、历尽艰辛的一生，他经历了人类所能遭遇的一切苦难和绝望，他的生命历程囊括了人类在终极意义上的一切灾难，但他却在经历了一连串令人窒息的事件之后变得更加坚强、更加坦然了。这一形象，体现了作者对人类的终极关怀，显示了人类在本体意义上的生存，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同时，作品通过富贵老人的一生，表现了人类与生俱来的坚韧和耐性，具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它给人们的启示是明显的，即泣血的生存只能破坏人类生活的物质条件，而不能摧毁人类的意志，人类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能够战胜一切灾难，而像一个真正的人那样活着。《城的灯》是一部理念的偏执狂热与形象的生动丰满相互交织、彼此融合的作品，其中的人物如冯家昌、刘汉香等的生存也呈现了一种极端的状态，他们或卑劣、或圣洁，都有悖于人类生存的常态而使人难以言说。总之，这一类带有后现代意味的作品以家族生活作为支点，多方位地展示了人类的极端生存状态极其精神特质，它们与当时的文化诗学相呼应，显示了文本书写的多种可能性，体现了当代文坛，尤其是家族小说对多种艺术手法和风格的积极探索。
这一类作品有：、、、、《城的灯》等。生存是人类的第一要务。由不同的民间理性和生活苦难造就的生存更是五彩缤纷、各具特色。众所周知，文学是人学，必须以展示人类生存为基本要素。人类的生存空间虽然博大宏阔，但家族生活无疑是蕴涵生存状态的最好场所，因为在家族的环境中，人们的生存样态最自然、也最真实。所以，作家们将人类的本真生存放置到了家族的环境当中，对其进行了全方位的临摹。但这几部作品却以揭示人类的极端生存状态而呈现了自己的特色。这种极端状态的描摹分两个向度：第一，通过虚构的历史场景，放置由欲望构成的人类的生存；第二，以苦难为底色，放置由苦难构成的人类的生存。前者的代表作为和，后者的代表作为和。这些文本的贡献在于，在重新表述历史的过程中体现了作家以新的认识和体验对权威历史话语的质疑和拆解；体现了以全新的文论观念对新的历史话语的确立；体现了作家用新的文学话语重构历史价值和审美秩序的巨大努力。以“马村”为背景，截取了中国近、现当代最有代表性的几个历史时期，展示了中华民族劣质的文化积淀和这种文化状态所滋养的病态的国民性格。整个马村的历史就是一部权利争斗史，时代的变迁与位移对这种人们司空见惯的厮杀没有任何影响，人们感受到的只是一场场为了争夺村长宝座而发生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闹剧和乡村民众因政治斗争而焕发的极大热情，以及从中折射出的人性的丑陋与残酷。这是作者眼中的历史，是反叛具有鲜明意识形态性、具有权威特性的“正史”的民间史。通过对一系列荒诞不经的历史碎片的连缀，作者以对抗“深度模式”的写作姿态为读者奉献了如下主题：“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4］历史具有极大的盲动性；各种偶然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历史的逆转；人的一生，会被无形的命运之手操纵陷入可悲境地。应该说，深得“新历史主义”之精髓，用讽喻调侃的笔触给读者展示了一种全新的具有陌生化效果的历史观。
新时期三十年的文学发展中，许多作家对家族小说情钟并非偶然现象，这与中国家庭在社会中的特殊形态、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家族观念、家族对传统文化积淀深厚等方面的原因都有关系。在当代的诸多文学思潮中，家族小说是一个不能忽略的存在。无论是主题揭示，还是人物塑造，它都给中国当代文坛提供了极其有价值的艺术经验。因此，家族小说可以作为透视文学发展、表现民族精神的很好对象。本章节意在通过对家族小说主题内涵、艺术追求、审美意蕴的论述，从另一个方面论述三十年文学的发展和对民族灵魂的深切表达。
《第二十幕》叙述了具有家族工业特性的尚吉利丝织业在二十世纪中国动荡变迁历程中的兴衰史。作品通过浸湮着的浓烈的男权文化与祸兮福兮的文化内涵、通过饱含着复杂人性的摇曳多姿的情节和细节、通过“中庸”色彩鲜明的叙述格调，完成了尚家五代人物的命运描画，展示了颇具中国内陆色彩的工商世家既雄心勃勃又相当脆弱的社会特征。尚达志为了振兴家族企业一生历尽沧桑，最终也没有获得想要的幸福；盛云纬在男权文化的挤压下漂泊无依；草绒随着身份的变换尝尽人间酸甜----要言之，他们的人生都是由苦难与痛楚连缀而成的，每个人都依照自己的信仰与追求在命运的牵引下画就了鲜明的轨迹。《旧址》所描画的人生境况更是独特的。它通过南方小镇盐城的两个家族的历史变迁，反思了具有理性的人类所“创造”的非理性的历史的残酷与荒诞。由于几乎所有的人物都在非理性的舞台上被挤压、撞击和杀戮，因而人物的命运就具有了震撼人心的悲剧格调。无论是殚精竭虑、力挽狂澜的家族长辈李乃敬，还是自毁容貌、牺牲青春的贞烈女子李紫痕，都没能逃脱非理性历史所预设的种种陷阱，在毕生追求惨遭失败后失去了生命。《旧址》虽然贴近历史，但它的人物由于不具备《红旗谱》中人物的身份，他们的肉体和灵魂不但没有被历史吸纳与融合，反而被无情的历史决绝地裹进了毁灭的深渊，这就使得《旧址》弥漫了一片浓重的悲凉。
2、以家族为载体，展示传统文化的深刻存在
也是一部书写民间历史的作品。他以纯粹的民间姿态揭示了山东高密乡的一种生存现实，给读者贡献了一个感性的、直觉的文本世界，一个由生命本能和欲望所构成的生存意义上的民间社会。作品呈现出了没有明显的价值判断的民间理性的特征，反映了作者对存在和生存的深刻理解。文本虽然意在展示山东高密东北乡的百年历史，但历史的出场只是为了更好地展示人类生存状态的纷乱复杂和丰富多彩，从义和拳运动到当前社会，上官一家几代人都在一种非理性或者说是混沌状态下凭借直觉感受完成着自己的人生，他们的人生观念、生命方式、生活态度等全部来源于自己的生理欲求和直接体验，他们对待爱情、亲情、战争、党派等都有着自己的是非标准，历史的进步与否不在他们的关注之列，他们是在以一种非真实的、充满魔幻色彩的行为挥洒着自己的生命、展示着自己痛苦的人生。与所不同的是，前者虽然“寓社会的宏观把握于乡土的微观描绘，缩历史的巨大身影于小小的村史演义”［5］但它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一种“新的历史”，反映了一定的文化语境对文学的影响，能通过生动的描写给人深刻的启迪，而却深受市场经济的影响，热衷于满足市井人类阅读的渴求，在主观臆造的历史中无所顾忌地展示着人类无尽的欲望和贪婪。虽然历史线索比较明晰，但其所描画的人生却是诡谲怪异、低俗不堪的。作者似乎要通过山东高密东北乡上官家族自抗战以来的漂泊不定展现人民所受的苦难，以及由此造成的昂扬的生命力，但其中泛滥成灾的欲望描述早以冲淡了这一主题，读者读到的只是“乳房的盛宴和性变态者的呓语”而无任何“担道义、济苍生”的精英意识，后现代的消解精神得到了极大展现。从这一格调不高的文本中我们获得了以下启示：作品的主题须建立在严谨的结构和高远的立意之中，建立在准确的语言和真实的形象之中，否则只能缠绕于低级趣味的泥淖而最终被其淹没殆尽。同样是展示主观虚构的历史，展示一种似静还动、在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的表层下面凝滞不变的生活状态，同样是揭示人类的丑陋与残忍，同样是由单色历史向多彩故事的一种过度，能使人感受到一种解读历史的新颖别致，却只能使人感受到真实性和道德情怀的缺失。在此，历史视野与道德关怀的存在与否成了衡量文本价值大小的最佳标尺。总之，色彩的绚烂遮掩不住精神的虚无，神秘的传奇无法抵挡欲望的泛滥，所揭示的非社会现实的历史是经不起推敲的，它在世纪末的出现说明了“商品拜物教”的巨大力量，展示了文学在商品大潮的冲击下对其应有的道德价值的极度漠视。
这一类作品包括《红旗谱》、《三家巷》、《创业史》、《红高粱》、《缱绻与决绝》、《第二十幕》、《旧址》、、《纪实与虚构》、、《家族》、等。当然，用“命运”二字来涵盖以上诸多文本，确有太过简单之嫌，其实，这些作品所所展示的内容和主题是纷繁复杂和多向度的。如革命战争的波澜壮阔；文化风俗的奇崛瑰丽；社会主义改造的艰难曲折；高粱地里的爱恨情仇；鲁地农民的土地情缘；南方小镇的恐怖血腥；异族土司的生活场景；远古大地的金戈铁马；家族成员的革命激情；山西票号的传奇故事等等。但是，透过这些融苦难、奋争、倾轧、背叛、挣扎、毁灭为一体的色彩斑斓的历史画面，我们读到的是一条条极其清晰的“命运”的红线，是人们在无形的命运主宰和支配下的多彩人生。也就是说，无论这类家族小说蕴涵了多少关于历史、人性、生存的经验和秘密，它的人物都不能逃脱命运之绳的捆绑，最终在这条锁链上终结一切。但是，由于作者主观意图的不同、文本地域色彩的相异、对“正史”的靠近和疏离、文化内涵的丰富与稀薄，每部作品中人物的命运曲线又有了不同的走向。同时，由于它们所塑造的人物或处于家族复仇和政治斗争的暴风骤雨之中，或处于生命个体在现实存在中追求与失落的永恒矛盾之下，或处于自我性格完善与裂变的冲突之中，或处于历史急流的无情冲刷之时，他们的绝大多数也就带上了鲜明的悲剧色彩。具有“成长小说”和“田园诗”双重美誉的《红旗谱》描写的是朱、严两个生存在冀中平原上的家族的命运。他们一开始也背负着生活的苦难与艰辛，胸怀着复仇的冲动与焦灼，生活在不平和压抑之中，但是，他们在摸索之中找到了强大的精神支撑，找到了自身解放所需的最有力的力量，他们的行为就从自发变成了自觉，最终以英勇顽强、百折不挠的精神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也使自身的命运有了不同以往的样态。他们的命运是坎坷悲凉的，同时又是光明美好的。他们命运的曲线因为与革命斗争的联系而涂上了昂扬向上的色彩，同时也具有了解读“正史”密码的意义。除此之外，它还在揭示命运主题的同时给我们提供了书写“革命历史”的新颖范式。
新时期的家族小说不仅继承了五四文学对国民性的审视表现，还在全球化文化文学的背景上，相伴当代文学思潮的发展呈现出主题内涵方面多元化的新探索，对民族精神的发露呈现出文化、人性、社会等多方面的深思。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表现特点：
前文已经叙及，在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文坛出现了波及面广、挖掘深刻的“文化热”，人们从不同的文学思潮出发，将笔触指向了传统文化，对其中的优劣进行了探讨和检视。家族影响具有浓重的传统文化色彩，家族个体生命由血脉流传口耳相传中渗透了许多传统文化的积淀，因此他们的思想精神状态也必然有某些民族性遗传的共同之处。当代家族小说作为其中的一股力量，也显示了鲜明的写作实绩。
《红高梁》所描绘的历史是真正的民间历史，它虽然也有着中国革命的比较清晰的时代背景，但它描写的重心是民间文化与民间精神，无论是“我爷爷”，还是“我奶奶”，身上都潜藏着无比顽强的生命力，他们敢爱敢恨，敢做敢当，充分地显示了人性的复杂与多样。他们以自己的喜好和选择书写着自己家族的历史，书写着中华民族民间的历史。他们与中革命的关系是明朗的，即革命的跌宕更能衬托他们生命的美丽。他们不一定理解革命，但他们不反对革命，在时代需要的时候，他们能够挺身而出，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对抗异族的侵略，保卫自己的家园。他们的牺牲具有悲剧色彩，但更多的是崇高。“我爷爷”和“我奶奶”虽然没有朱老忠的阶级觉悟，但他们与侵略者英勇斗争的精神却是共同的。他们的家族命运与中国的历史紧紧地纠缠在一起，历史的每一次转折，都会使他们的家族产生激变，因而影响到每一个人物的命运转折，这种转折，既成就了“我奶奶”辉煌的爱情和瑰丽的人生，也折射了“我爷爷”以男子汉情怀打造的自身的命运。
1、以宏阔的社会历史变革为背景，展示不同家族的不同命运
3、以家族为描写中心，展示人类极端的生存状态
所展示的家族文化的力量要比《古船》强大、复杂的多。它既对儒家思想的进步方面进行了发自内心的赞美，也对它吃人的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它以白鹿两家的历史命运、恩怨纠葛为主线，揭示了家族文化的强大力量。它所展示的家族文化分有形与无形两个方面，有形的方面包括奉养子嗣、供养父母及祭祀祖先等“孝道”，它使得白家形成了“父慈、子孝、兄良、夫义、妇听、长惠、幼顺”的家庭伦理秩序，成了白鹿原的活教材；无形的方面指祖上留下来的“耕读传家”、勤俭节约、节制家产等精神财富，它使得白家几代家业兴旺、受人尊敬。当然，所传达出的主题意义还有许多，如人性的复杂、中国革命的曲折艰难等。但是，彰显家族文化的长久生命力、揭示它在中华民族深层心理结构中的顽强存在以及在现实中的巨大作用是其最重要的主题。如果说《古船》中的儒家思想只影响了隋抱朴一个人的话，那中的儒家思想就成了控制许多人的精神枷锁，影响着许多人的行为举止。白嘉轩是具有代表性的，他的精神蕴涵了整个白鹿村，他的言行有着极大的威慑力，他作为一个文化符号，一种文化象征，展示了中国革命的复杂性与曲折性。其他人物如朱先生、冷先生亦是如此。在他们身上，体现着鲜明的“圣贤文化崇拜”，呈现了一种理想主义的文化人格。以鲜明的传统文化意识的自觉和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精神命脉的揭示，使家族小说的叙事再次由“文化的探微”转到了“文化的仰止”，它所显示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意义更深刻、更具表现力。
《羊的门》从当下的现实生活出发，描述了一个平原小村庄呼家堡的家族生存样态。他们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家族意识和家族文化为行为准则，维护着严格的等级秩序，依族而居、和睦相处。但是，这个表面看来平静祥和、与世无争的小村庄，却是用严酷的宗法文化控制着的，人们的一切言行举止，都与封建家族文化的要求相符合，人们自主意识的缺失和对权利的顶礼膜拜已经达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呼家堡的领路人呼天成看似处处为群众着想，带领大家过上了相对富裕的生活，但实际的情况是，在内心深处，他一直视民众为草芥，用极其高超的手段压抑着他们的精神、统治着他们的思想。他的“仁政德治”使许多群众感激涕零，对他产生了深深的敬仰，而同时他们也变成了愚昧、盲从的一群，不知不觉中，他们的自我意识全部丧失，成了匍匐在权利与欲望前面的麻木封闭、自私怯懦的行尸走肉。作品将笔触伸向当下的民众生活，深刻地批判了儒家思想中禁锢人类灵魂的残酷和落后的方面，揭示了当今社会国民性的极大缺陷，有着相当巨大的警示意义。
民间性生存是家族小说重要的表达立场，这类作品多侧重表现普通百姓的民间艰难贫苦生存状态，通过对这种状态中的人物表现，关照最普遍民众同样贫瘠无我的真实精神状态，这无疑使民族灵魂的重铸面临巨大的难题和现实。
这一类作品有《古船》、、《活动变人形》《羊的门》、等。这些文本与第一类作品的不同之处在于，虽然它们也在书写家族命运，但侧重点在于深入挖掘传统文化在中华民族心理结构中的深层存在、它与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以及对现实世界中的人们精神的影响和钳制。《古船》虽然反映了历史变革中洼狸镇上三个家族的不同命运，涵盖了相当丰富的历史及现实的内容，但其审视儒道文化在人物心理结构中的深层存在、对人们的现实行为正在产生巨大影响的写作维度还是相当明显的。而且，它着重挖掘了道家文化的精神内涵及人生智慧，阅后使人如沐春风，豁然开朗。隋家作为洼狸镇上的造丝大户，从民国时期到改革开放，经历了数次的大起大落，家族中的每一个成员也都在这些风雨飘摇中演绎着不同的人生轨迹。到了隋抱朴这一代，他因为自身的精神痛苦而开始了对自己家族的反思。他的反思力量既来自儒家文化中的内敛、忍让、悲悯等人道主义情怀，更来自道家的“盈满则亏、物极必反、知足长乐。”这种深刻的反思，使他对自身、时代、人生等都有了一种全新的认识和感悟。他最终改变了自己也改变了洼狸镇。作品通过隋抱朴、张王氏、赵炳等人物形象和富有地域色彩的生活画面透射出了作者对道家精神的吸纳和接受，展示了一种文化的巨大力量。诚如富有见地的论者所指出的，隋抱朴的所作所为，“象征着一种内圣式的自我敛悟之力，它要实现的是一种内向性价值，即自觉的道德内省和人格的自我完善，以及带有原罪意味的自我受洗。”［3］他的这种“道德人”的完美与其弟隋见素的人生追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显示了作者欲以道家的“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等观念纠正市场经济带来的价值观的失落和权欲、物欲的过度膨胀的明显意图。虽然作者极力推崇的人生信仰在洼狸镇暂时取得了胜利，但它却忽视了在现代社会人们个体价值实现的重要性，因而也就影响了其主题的深化。可以肯定的是，隋家家族文化中所信奉的人道主义在新的历史时期必定要经受巨大的考验。总之，《古船》的出现显示了当代家族小说的叙事模式已经从“英雄主义”转向了“人道主义”及“文化探微”，在一定程度上更显示出了道家文化的巨大魅力。
以对鲜为人知的藏族土司生活的文学想象揭示了不同人物的不同命运。虽然作者在细致的描画中也隐约闪现了“汉人”的出场与退场，但其人物与其家族命运紧密相连。每个人物的人生轨迹都有其内在规定性，所谓家兴我兴、家亡我亡。既可以道家“盛极必衰、物极必反”的义理观之，也可以历史潮流不可抗拒为其做结。《纪实与虚构》是王安忆数量不多的具有实验性质的论说体家族小说。它以虚实相间、真假相生的艺术手法，描述了“茹姓”家族祖先及后代的历史命运。作为对照，它以祖先精神的勇猛顽强以及金戈铁马的生活场景反衬了今人生活色彩的苍白、单调与贫乏，试图从虚构的历史中汲取生命存在所必须的强健与野性，使今天的生活富有激情与活力，以此来冲淡当下生活的琐屑与无意义。其中的人物命运以纵横交错的形式展开，画出了符合他们历史本质和生存方式的合理曲线。是“作家以其小说家的眼光和手段，对一种伟大的金融传统的复活与惋叹。”［1］在曲折的故事和复杂的人物的展现过程中，作者奇迹般地复活了逸出中华文化常规的另一种极其复杂、庞大、神秘、精微的工商文明传统。由于其中的人物“在文化精神上充满了矛盾，开拓与保守，开放与守旧，开阔与狭隘像梦魇般的纠缠在一起，于是出现了行为上的超前性，民主性，与观念上的极大保守性、封建性的交错”，［2］这一切使他们的命运涂抹上了一层极其鲜明的悲剧色彩。
《活动变人形》更是开辟了一个揭示传统文化的极其新颖的视角。它从中西文化的碰撞出发，检视了儒家文化的落后与残酷以及在抵抗冲击过程中各个人物的精神痛苦。它的笔触虽然没有直接指向儒家文化，却借助激烈的矛盾冲突彰显了背负着这一文化要义生活的人们的悲惨境遇。静宜作为一个深谙传统文化宗旨的女性，牺牲了一生的幸福快乐却不自知；静珍虔诚地为封建伦理守灵，却不清楚是什么让自己跌入了生活的深渊。而由她们组成的守护传统文化的方阵又无情地扼杀着一个渴望呼吸新鲜空气、渴望生命质量与生存自由的倪吾诚的生命。在这种“杀”与“被杀”的循环往复中，所有的人都陷入了绝望、挣扎之中不能自拔。需要说明的是，《活动变人形》与《羊的门》一样，是从批判的视角介入传统文化的内核并对其进行剥离与暴光的，它使得传统文化又一次如冰山一角浮出水面，接受现代理性的审视与检阅。也从另一角度为90年代的文化探询提供了具有相当深度的思想资源。从《古船》到、《羊的门》再到《活动变人形》，我们明显地捕捉到了文化因素内在变化的轨迹，即从“英雄的凯歌”到“文化的探微”，再到“文化的仰止”和“文化的批判”。这种逐步深入的主题嬗变既显示了文化的巨大魅力，更显示了当代家族小说的时代特征。
这类作品通过家族人物命运坎坷波折的表现，思考了民众生存与命运背后那起着重要作用的社会因素。人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在某种意义上，民族精神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具体的社会状态中，呈现不同的嬗变和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