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初，我认识袁晓晨，在冬天的北京，在公共场所，在西北风也吹不动的阴郁的惨雾愁云之下，我们的关系简单干净，一如原始人，那是一种纯度高得惊人的性关系事实上，在床扩建与棉被那么一个狭小柔软的空间内也很难建立起别的关系那种关系不是不是叫人记住什么，而是相反，烦恼与恐惧，希望与受挫，一切都被暂时地悬置然而，那种靠情欲悬置起来的生活却是短暂的
